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论文模板

从三点回答：1.就是金庸的武侠文化的“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雅”怎样共存！2.金庸对中国武侠文化甚至传统文化的影响（从金庸武侠在香港掀起热潮说起）3.金庸个人在文化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的贡献

金庸曾把所创作的小说名称的首字联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见《鹿鼎记•后记》和“金庸作品集序”）现在已经广为流传并多次被香港和中国内地拍成电视剧与电影，也是“金迷”的必读书目（括号内为该书开始创作年份）：飞—《飞狐外传》(1960—1961年)雪—《雪山飞狐》(1959年)连—《连城诀》(1963年)天—《天龙八部》(1963—1966年) ：金庸最顶峰之作，代表了金庸的最高成就。射—《射雕英雄传》(1957—1959年)：金庸“射雕三部曲”之第一部曲，也是其成名作。白—《白马啸西风》(1961年)：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中篇小说 。鹿—《鹿鼎记》(1969—1972年) 金庸封笔之作。笑—《笑傲江湖》(1967年)书—《书剑恩仇录》(1955年)－－第一部小说神—《神雕侠侣》(1959—1961年)－－金庸“射雕三部曲”之第二部曲 金庸作品集侠—《侠客行》(1965年)倚—《倚天屠龙记》(1961年)－－金庸“射雕三部曲”之第三部曲碧—《碧血剑》(1956年)鸳—《鸳鸯刀》(1961年)－－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中篇小说《越女剑》(1970年)－－附在《侠客行》之后的短篇小说。金庸本意为“三十三剑客图”各写一篇短篇小说，最后只完成了头一篇《越女剑》，亦没有包含在对联之中。简单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经历三个版本：旧版、新版和新修版。1955年至1972年的稿件称为旧版，主要刊在报刊上，也有不少没有版权的单行本，现在恐已散佚。1970年起，金庸著手修订所有作品，至1980年全部修订完毕，是为新版，冠以《金庸作品集》之名。到了1999年，金庸重新开始修订工作，正名为新修版（或世纪新修版），至今所有新修版本均已完成，并结集出版。每一次修订，情节都有所改动。新修版的故事细节和结局也略有改变，引来不少回响。目前两岸三地的出版分别授权于广州的广州出版社、花城出版社（于2002年11月开始出版，代替原来的三联书店）、台湾的远流出版社、香港的明河出版社。外文翻译版本《书剑恩仇录》是金庸写于一九五五年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其英文版的书名为《The Book & The Sword》（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文版为两卷本，英文版节译成一卷，译者Graham Earnshaw为英文杂志的主编，他花了十年时间翻译此书，最后由知名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夫妇加以审订。香港传媒在报道这则消息时，对审订者不予闻问，是一大缺失，因为这才是本书质量最大保证的关键。闵福德曾与他的老师霍克斯（David Hawks）一起翻译过全套一百二十四回《红楼梦》，被视为有关《红楼梦》英译的最佳版本。闵福德早年也曾与霍克斯合译过《鹿鼎记》两个章节（为配合查先生一九九四年赴澳洲参加作家节而出版的），其后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学翻译学系教授兼翻译研究中文主任。在这期间，他组织翻译三卷本的英译本《鹿鼎记》（中文版为五卷本，英译本是缩译本），于一九九九年出版第一卷，二〇〇二年出齐。现下，金庸武侠小说的英译本不多，较早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一九九三年出版的《雪山飞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Mountain）。武侠小说与东方文化较接近，所以在韩、日及东南亚特别受到欢迎。西方读者对武侠小说有一个接受过程。但是，近年金庸小说已逐渐为西方读者所接受。金庸的法译本《射雕英雄传》于去年在巴黎出版，基本是全译本，出版者为友丰书店。书店老板潘立辉先生大约在十年前他已表示要出版一部规范的法文版金庸武侠小说。他早年在金边读到过法文版金庸武侠小说（因柬埔寨曾长期被法国统治，柬人懂法文很多），译文粗鄙不堪，多不合语法。五年前潘先生特地跑来香港，要我介绍认识金庸先生，并且亲自向金庸表达把其作品译成法文的决心。由于法国人对金庸武侠小说认识不多，潘先生不敢贸然造次，他特地向法国文教部预先申请了一笔出版基金，然后请法国翻译家翻译，其间大抵花了五年时间，终于成功出版法文版《射雕英雄传》，书出版后，很快地获得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法国文教部颁给的嘉奖状，据说希拉克及法国政府的官员在拜读后，无不称许。东南亚读者，则远在七十年代已为金庸作品所吸引，这个地区已先后出版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马来文等文字，一九九五年出版了星、马简体字本，其余文种均是盗译，流传广泛。韩文版的金庸武侠小说在八十年代末已大行其道，共有十二家韩国出版社盗译了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直到去年，金庸才正式授权韩国出版社出版他的外文版作品。金庸小说日文版则是由日本最具规模的德间出版社出版。我于一九九六年四月陪金庸先生到日本签合约。德间出版社的老板德间康快先生拥有包括电影、出版、报纸等综合大企业。他们当时决定斥巨资出版《金庸全集》，组织了日本一批汉学家进行翻译。第一部《书剑恩仇录》日文文库版是于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其后陆续出版了金庸小说的日文版全集，并且已多次再版了。以色列的汉学家夏维明，在一九九八年台北「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表示，自从以色列文版的金庸作品出版后，以色列的大学生都是很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的。毋庸置疑，金庸武侠小说正走向世界，愈来愈受到外国读者的欢迎。日文版：《书剑恩仇录》（全4卷、原名：书剑恩仇录、译：冈崎由美）《碧血剣》（全3卷、原名：碧血剑、监修：冈崎由美、译：小岛早依）《秘曲 笑傲江湖》（全7卷、原名：笑傲江湖、监修：冈崎由美、译：小岛瑞纪）《雪山飞狐》（全1卷、原名：雪山飞狐、监修：冈崎由美、译：林久之）《射雕英雄伝》（全5卷、原名：射雕英雄传、监修：冈崎由美、译：金海南）《连城诀》（全2卷、原名：连城诀、监修：冈崎由美、译：阿部敦子）《神雕剑侠》（全5卷、原名：神雕侠侣、訳：冈崎由美・松田京子）《倚天屠龙记》（全5卷、原名：倚天屠龙记、监修：冈崎由美、译：林久之・阿部敦子）《越女剑》（全1卷、原名：白马啸西风、鸳鸯刀、越女剑、监修：冈崎由美、译：林久之・伊藤未央）《飞狐外伝》（全3卷、原名：飞狐外传、监修：冈崎由美、译：阿部敦子）《天龙八部》（全8卷、原名：天龙八部、监修：冈崎由美、译：土屋文子）最近金庸先生对天龙八部作了修改.《鹿鼎记》（全8卷、原名：鹿鼎记、译：冈崎由美・小岛瑞纪）英文版：The Book and the Sword（《书剑恩仇录》，全一册）牛津大学出版社，译：恩沙（Graham Earnshaw）；监修：闵福德（John Minford）、Rachel May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鹿鼎记》，3册））牛津大学出版社，译：闵福德（John Minford）The Legend of the Condor Heroes（《射雕英雄传》）已停止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雪山飞狐》，全一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译：莫锦屏（Olivia Mok）被他人抄袭20世纪80年代时，曾有人以“镛公”为笔名著书《射雕前传》、《神雕前传》之类的作品，无论包装和印制都与金庸的作品集极为相似。在香港部分租售旧小说的书店中仍然存在。在中国大陆，也有类似的抄袭的作品，不但书名类似，而且署名作者也和金庸很类似，如“全庸”、“金康”、“金庸新”“高庸”等。[编辑本段]【其他作品】《三剑楼随笔》（与梁羽生、百剑堂主合著）《袁崇焕评传》（文化普及性作品，非学术性著作，收录在《碧血剑》中）《三十三剑客图》（又名《卅三剑客图》）《金庸散文集》《月云》（略带有自传性质的短篇小说）约两万篇社论，如《宁要裤子，不要核弹》、《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对上梧桐山》、《巨大的痛苦和不幸》、《自来皇帝不喜太子》等，在大陆未结集出版。是《香港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另外，还有《韦小宝这小家伙》、《一国两制和自由人权》等诸多文学评论、散文、及由他人整理的演讲稿。[编辑本段]【金学研究】由于金庸小说深受欢迎，不少文字工作者都提笔撰写感想、书评，于是就有了“金学”一词。不过金庸本身对这名称有点抗拒，认为有高攀钻研红楼梦的红学之嫌。现在大多统称“金庸小说研究”。而最先研究金庸小说，倪匡第一人。当台湾“远景”取得金庸小说版权后，出版一系列由沈登恩主编的「金学研究丛书」，由旗下著名作家分别评论金庸小说，分别有五集《诸子百家看金庸》（三毛、董千里、罗龙治、林燕妮、翁灵文、杜南发等）、杨兴安的《漫谈金庸笔下世界》及《续谈金庸笔下世界》、温瑞安的《谈笑傲江湖》、《析雪山飞狐与鸳鸯刀》及《天龙八部欣赏举隅》、《情之探索与神雕侠侣》（陈沛然）、《读金庸偶得》（舒国治）、《金庸的武侠世界》（苏墱基）、《话说金庸》（潘国森）及《通宵达旦读金庸》（薛兴国）等，其中倪匡写的《我看金庸小说》大受欢迎，一看再看直到五看才告一段落。期间「博益」及「明窗」亦出版了一系列名人谈金庸的丛书，当时任职《明报》督印人的吴霭仪亦写了《金庸小说的男子》、《金庸小说看人生》、《金庸小说的女子》及《金庸小说的情》，杨兴安的《金庸笔下世界》。当金庸小说在内地正式授权出版后，「金庸小说研究」更为热闹，除小说内容、人物、历史背景以至武功招式及饮食菜谱等，不一而足。其中比较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更是研究的重点。现时只有陈墨和潘国森依然经常评论金庸小说。金庸金学研究书目/篇目学术类：严家炎 《金庸小说论稿》陈平原 《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冯其庸 《读金庸》朱宁嘉 《金庸武侠小说对文化传承的创意》普及类：孔庆东 《笑书神侠》、《醉眼看金庸》、《金庸侠语》、《孔庆东品读金庸侠语》倪匡 《我看金庸小说》《再看金庸小说》《三看金庸小说》《四看金庸小说》《五看金庸小说》（下半部为陈沛然所著）《文学金庸》《人论金庸》吴霭仪 《金庸小说的男子》、《金庸小说看人生》、《金庸小说的女子》、《金庸小说的情》杨兴安 《金庸笔下世界》、《金庸小说十谈》项庄 《金庸小说评弹》合著 《诸子百家看金庸》（五辑）闫大卫 《班门弄斧-给金庸小说挑点毛病》林燕妮/倪匡/蔡澜 《金庸笔下的男女》《金庸笔下的人生》陈墨 《金庸小说情爱论》《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赏析》等系列施爱东 《点评金庸》王海鸿/张晓燕 《破译金庸寓言》曹正文 《金庸小说人物谱》第一本金庸传记冷夏（香港） 《金庸传》，95年内地出版时改名为《文坛侠圣-金庸传》

金庸的出现,无疑对中国主流文学界构成了严峻挑战.然而,无论是接纳还是拒绝金庸,研究者们都很难跳出雅与俗、精英与大众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即使是接纳金庸的学者也是把收编金庸作为自己的使命.以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衡定金庸雅俗兼具、模糊二值判断的武侠小说无疑是削足适履的.金庸小说事实上已对20世纪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念体系提出了挑战,那么,如何跳出这种二元思维设定的框架与模式,调谐接收金庸作品的文学研究频道?本文试图依托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及社会资本联动的文化研究理论,探寻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创意经营.一、文化资本:在当代思想给养中运作中国传统文化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通常以三种状态存在:具体的状态、客观的状态和体制的状态.文化资本的积累集中体现在我们所称的文化、教育、修养之中,文化资本的经营是对累积的文化资本的现实运用与转化,这一过程表现为投资者的辛苦劳作,显现为经营者各个时期劳动力的变化,这种文化资本的自觉经营,为“文化资本”整合其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获取高额回报提供基础核心,并且在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金庸成长过程和小说显现的人的教养、德行、人性,经由创办报纸、撰写时评与创造小说,表现为一种努力摆脱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对个体精神羁绊的努力,尤其是撰写时评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政治学出身的文化经营者那份“超目的的合目的性”追求,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经营空间.在小说创作中则体现为他自觉地以更多的时间投入以剖析人性与体悟生命.金庸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对待创作的认真态度,是他的文化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金庸以严肃认真的艺术态度对待武侠小说创作,精心建构武侠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高度自觉地承传中华文化的价值,是金庸自觉经营文化资本并以此为核心整合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起点.让传统文化运行于当代思想提供的给养中,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最好保存.沉淀于历史长河中的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被从历史深处打捞起来,集聚在与当代文化共同运行的思考之中,这种深入到历史深处的思考,不是要复活传统文化曾有的样子,而是要使曾经鲜活的传统文化精神气韵在当代文化土壤滋养下,依然保持它曾经存有的鲜活.金庸成功地融会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精神,将武侠小说提升到新的境界,其创作一方面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大量的营养,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智慧、灵感、想象和才情综合运用传统文化资源,从而构成他小说的独特的文化资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或许是良莠兼具,但在社会的特定发展时期,金庸小说文化资本运营,为社会开辟了一个广泛的市场,为不同的读者群提供了各取所需的文化资源.中华文化精神也在文化资源的现实转化中,着陆生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对金庸如何在小说中充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元素有效地转化为小说的文学性资源,许多研究者都有精彩而充分的展开,不再作添足之论.本文重点旨在论述金庸的文化资本经营在当下语境中的功能与意义.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着眼,形式上借助武侠小说这种传统文化体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适合最广大华夏子孙的再创造.金庸利用的是传统的武侠小说形式,在承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赋予小说以现代的思想,即以当代的文化滋养中华的传统文化,让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一道运思,创造出有别于传统的新武侠小说.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但由于缺乏好的创意和再造能力,致使传统文化资源不是闲置浪费,就是大量流失,或为外国文化所利用.众所周知,《花木兰》和《宝莲灯》这两个在我国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美国好莱坞把它们拿去加以文化与技术的改造,拍成动画片,通过全球的销售网络广泛传播,从而创造了惊人的票房和影响,这就是好莱坞对传统中华文化的改造,我们除了焦虑却无所作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仅仅倡议“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号,对民族文化的国际化推进并没有什么切实的作用与意义.我们可以蔑视好莱坞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将目光仅仅投放在最没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功夫”上,也尽可以蔑视好莱坞的中国面孔拼贴的仅仅是中国文化的边角余料.但是,如何遏止好莱坞的文化影响和意识渗透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大,这才是中国人自己的使命,如果忽略这一点,那才是最可悲的了.

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你好，请 登录 或 注册 孔庆东看武侠小说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不是，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我觉得关于这个课题的范围就要先找到他俩的共同点。那么只有在小说中去挖掘其中的中国文化了。比如一些诗词、歌赋、乐曲、戏剧、经书等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演变出所谓小说的合理推想。形势就是你自己对于其中的理解和切入的角度，可褒可贬。比如读金庸小说可以对中国的传统有不同的看法或是读金庸的小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有偏视和误导的作用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