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期刊点评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作者不同意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而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作者认为，就连戊戌变法这场由社会上层演出的历史剧当中，“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始终环绕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 作者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时指出，拜上帝会的创立“并不是基督教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取得了一个新颖的形式。”尽管宗教迷信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但这在当时对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是起了作用的。本书列举史实说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并未因为外国侵略者与自己共同信仰一个上帝，就放弃了爱国主义的立场或麻痹了斗志，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对外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严禁鸦片，最后，“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对义和团运动，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而大张挞伐，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 本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救国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评价。作者认为，戊戌维新基本上是一场爱国主义的运动，尽管维新派敌视农民革命，只主张改良，但当时面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他们对国势危急的大声疾呼，对改革主张的有力的宣传，“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本书还给予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及其同志们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他们提出的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又专门叙述了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并指出在当时条件下，“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正是打击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作者在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作者着墨不多，笔锋上凝聚着的鲜明的爱憎，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壮地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严肃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救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用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说明：农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种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所作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拜访”完仰慕已久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感慨不已唏嘘良久，真不愧是世界级的世界名著呵。托克维尔犹如一位饱经世故饱读史书的老人讲故事拉家常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既生动有趣又别开生面。更奇特的是，我似乎是在读一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感觉非常亲切。不仅一般道理相同，就是许多“故事情节”也极其类似。有些章节只需把其中的“法国”换成“中国”即可了。究竟是否如此，请允许我从大处和细节两个方面来论证。.1. 新与旧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横空出世，而是在旧制度母体中孕育成熟的。许多所谓的革命成果不过是移花接木旧瓶装新酒罢了。我们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而言，它不单单是共产党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自从中国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后，为图自强须学西方已成大势。先学西方的技术，再学其体制、文化，各个告败之后最终不得不抓最后一根稻草了——意识形态。而当时各种思潮尘烟并起，立宪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主张都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再拿我们最引以为耻的文革来“说事”。它究竟是历史的逆流畸形，还是革命的继续？我们应从其爆发的原因说起。无论其客观原因（国内左倾，国外“修正”）还是毛泽东的主观原因（打倒官僚主义、建设更加高尚的社会主义）都是大势所定，都是革命进程的因素“作怪”。毛泽东不过是煽风点火（也决非一时头脑发热）,四人帮等不过是添油加醋而已。可见，历史洪流总是逐波推进一浪接一浪，我们切不可割裂了片面来看。2. 农民被抛弃托克维尔叹道：“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接着他分析其原因是农民被各阶级遗弃了，命运更加悲惨且无法自己改善。只能通过改变国家的命运来改善自己的命运。中国农民亦是如此，近代以来，官员致仕不再还乡，农民中有文化有钱财有志向的都纷纷涌向城市。农村里只剩下一些货真价实的土豪劣绅。除了几个戴眼镜的乡村建设者和国家征税征兵时会想到他们外，大多数农民也被抛弃了。政治似乎与他们无关，这尤其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得最明显，鲁迅作品中有着鲜活的纪录。而且因为战争频频，灾祸连连，农民的处境自然也大不如从前了。所以他们才会成为中国革命最后的主力军。3. 文人的作用托克维尔又称：在18世纪中，文人成为法国首要的政治家，指导思想启蒙了大革命。中国近代文人的位置虽然没有这么显赫，但其作用也不容小视，尤其是在建国以前。从林魏到康梁、严章，再到陈李等五四导师乃至以后的各色文人，是他们引进了新思想，开启了新风气，启蒙了心智，唤醒了人民，可以说，没有他们打开窗户放声呐喊，就不会有雄狮的觉醒怒吼。4.宗教特征中国革命虽然不能完全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完全称之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但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通过预言布道深入人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追溯到普遍性,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更相似的是非宗教倾向也在当时中国人身上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并且同样作家们首先拿儒教开刀.因为"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是他们进攻的庞大建筑中最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当宗教离弃灵魂时,它并不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让灵魂空虚软弱.灵魂一时充满了感情和思想.'"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使人们摆脱了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从一开始就揭示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忠诚的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这是非宗教倾向有利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非宗教倾向也会造成巨大的公害：“因为与其说宗教倾向使人堕落或风尚破坏，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时的人们采取如此极端行为。”“在宗教法规被废除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不犹豫拖延。”中国的革命者似乎也是这个种族的一部分呵。5.自由与平等本书还有一个重大观点，就是法国人民为了平等，宁愿舍弃自由。“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能看出我们如此熟悉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在他们眼中，私人权利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公益。”“将政治自由引入与之格格不入或截然对立的制度和思想，这个意图60年来产生了多少次自由政府的徒然尝试，直到最后对这些徒劳无功的努力感到心灰意冷，终于抛开他们的第二个目的，回到第一个目的。于是他们归结到这样的思想：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毕竟还能尝到一个甜头。”托克维尔说得好：“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中国革命也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中央集权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通过以上分析，似乎应该能证明我前面所言非虚了吧。当然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但是人们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必须承认，所以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套用此话，“必须承认，所有这些相似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中国的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一样伟大、激烈的中国革命自然也有自身的原因和特征，不能完全搬用该书来解释比拟，但如果我们想深刻地描述透析中国这场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应该是少不了的楷模和参考

近代中国的报刊业发展始于十九世纪初，即清朝的嘉庆年间。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近代中国的第一份中文报刊的创始人竟然是外国人。1815年8月5日（嘉庆二十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考》（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这份月刊以介绍基督教的教义和宣扬基督教为目的，当然其中也有少量的介绍历史、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内容。它是近代以来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它揭开了中国期刊史的序幕，在中文报刊史上它的出现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而且它的地位也是非常之高的。在《察世俗每月统计考》出版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人也开始了自办报刊，但国人办的报刊却一直未曾出现在国人的眼前，相反在华外报一直是中国报刊业的主角。自《察世俗》之后，像《天下新闻》、《万国公报》、《依湿杂说》、《各国消息》、《新闻报》等等的外报一直占据着中国报刊业的市场。作为早期的华文报刊，它们为后来中国人自办报刊提供了范例，但庆幸的是它们并未影响到未来中国报刊业的走势。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外报中不乏好的期刊，比如众所周知的《申报》就是在华外报的杰出代表，由于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申报》被誉为中国现代报纸的开端和标志。至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直到19世纪60年代它们才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最早的几份国人自办的报刊都出现在香港。要说中国人最早创办的报纸当属《中外新报》，它的前身是1857年11月创办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大约在1865年初改名为《中外新报》。作为国人创办的近代第一份报纸，《中外新报》算是发行比较长的报纸，直到1919年才停刊。在《中外新报》出版后的第七年，即1872年4月，香港又出现了一家华人主办的报纸----《华文日报》，这份由陈霭亭先生创办的报纸以向国人灌输世界新知识、让侨胞了解国内政俗为目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该报成为香港众所周知的大报。此后的1874年2月，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该报以政论见长，十九世纪末，更形成了争论报刊主流。它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宣传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报纸，因而《循环日报》成为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出版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报纸之一。除香港外，国人在内地也创办了一批报纸，诸如广州的《羊城采新实录》（1872年创刊）、《西国近事汇编》（1873年创刊）、汉口的《昭文新报》（1873年创刊）、上海的《汇报》（1874年6月16日由容闳创办）、《述报》（1884年创刊）、《广报》（1886年创刊）等等的一系列报纸，其中的《西国近事汇编》是清末最早的官办近代报刊。在随后的维新运动中近代中国报刊创办更是达到了第一个高潮。由于报刊对于扩大维新变法的思想、推动改良运动的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在1894年至1898年间，在北京、天津、上海、长沙、香港等许多城市出现了百余种报刊，而属于改良派和支持改良运动的报纸就达70多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中外纪闻》、《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新报》《湘报》、《国闻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在维新运动之后的革命与运动中，也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报刊，这些报刊的出现极大的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增长了人们的见识，这也为之后各个革命的成功和抗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舆论基础。1900年到1910年间，《选报》、《外交报》、《东方杂志》、《时报》、《政论》等等的报刊层出不穷；1911年到1920年间，以《中华民国公报》《新青年》《晨报》《每周评论》《新潮》《银行周刊》等等报刊较为著名，影响较大；1920年到1930年间，《政治周报》《楚光日报》《热血日报》《汉口民国日报》《中央日报》《中国青年》《世界日报》等等报纸闻名遐迩。这一系列的报刊杂志，成为了中国近代舆论界的主力军，指引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到大革命时期，我国的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也基本定型，中国的新闻界的发展也逐渐步入了正轨。在后期的抗战中，我国舆论界的发展日臻完善并在鼓舞抗日将士的士气，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也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新闻舆论界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此我国的新闻舆论的发展朝着实时、真实、准确的方向发展，而且慢慢的步入了世界报刊业的行列，让国人更好地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让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融入到了世界这个大的交流圈，促进了我国的全面发展。求采纳，答案我私信发给你了

“落后就要挨打。”在我看来，这个道理贯穿着整个历史。回顾过去，无论是鸦片战争还是日寇侵华，无一不在印证着：昔日的中国因为懦弱而受尽欺凌。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变得强大，也也逐步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但却不能轻易忘记这些灾难深重的屈辱史，在这段时间里，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以号称当时的首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在1840年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起点的，战败后，清政府还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和外国协定关税，外国取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在通商口岸传教等特权。这些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野蛮和屈辱。 后来，英法在1856年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抵抗失败后被迫和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此后又陆续有英法俄的《北京条约》、1885年中法的《中法新约》、1894年中日的《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等等。 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如果没有这些侵略战争，我想，中国的现状可能要好得多。大批的不平等条约不知道让我们中国人倒退了多少年。但是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建国以后的发展十分迅速，我们几十年里就完成了别的国家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就像我们从制造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只用了七年的时间，但美国却要花去200年。虽然我们现在和美国、英国等国还有一些差距，但要考虑到两国不同的历史背景。 其实，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有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自清政府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发的。像林则徐、关天培、左宝贵、丁汝昌等批爱国将领的涌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广州三元里民众的自发的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给帝国主义主义势力造成沉重的打击，社会各阶层的团结一致，让人民看到了希望。 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维护国家主权，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波及全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所以，不必去盲目崇拜美国、日本，我们应该崇拜我们中国人自己。 还记得，小时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是《社会主义好》，歌词的最后那一句“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相信所有的中国人也都听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并不是凭空编造的，它们的存在是有依据的。 提到中国，又会忍不住想到让我们全体中国人自豪的“红军长征”。长征的年代已离我们远去，但“长征精神”却代代相传，就像是保存精神火种一样。 长征途中许多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常常在我们的心中荡漾，那种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永雄气概，那种互帮互助、亲密团结的合作精神，那种严守纪律、全心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都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前进。但在无数的光环下，还有许许多多同样出色的战士，他们或许没有令人们为之称赞的英勇事迹，但“长征精神”在他们身上，同样是熠熠生辉。 在这里叙述一个长征故事——“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 这是发生在红军过草地途中的一个感人故事。有一位普通的红军叫做谢益先，过草地时，他分到了四斤干粮。在行军过程中，战士们看到了饿慌了的母子三人，小谢就瞒着队友，把自己的干粮袋给了他们，而他自己每天就吃些野菜、凉水充饥，最终，因体力不支，就这样走了。直到那母子三人来还这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时，部队的同志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看了这个故事，心中感到无比沉重！谢益先明明知道，在茫茫草地上，哪怕是一小袋粮食，都是救命的“宝贝”，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把自己的粮食给了那位母亲；每天，自己在饥饿中煎熬，也不愿连累队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询问那母子三人的情况，在得知“他们很好”的回答后，嘴角才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对战友的深厚情谊，都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了那世世代代都令我们铭记在心中的“长征精神”。 二万五千里，在中国的土地上走了一圈，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走了一圈。我们红军历尽艰难，突破重围，翻雪山，过草地，渡赤水，还要飞夺泸定桥。从 1934年秋开始到1936年10月，这段历程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胜利树立起了一座无与伦比的里程碑。 长征，对于我们新世纪的一代，或许已经太遥远了。我们未曾经历过这样的艰难困苦、这样的惊心动魄，但这段历史，还是带给我们无数的深思。种种永垂不朽的“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去揣摩，去学习。当然，在新世纪，在我们学生中，这些“长征精神”，需要在学习中发扬，在校园中发扬，在做人处事中发扬，在一点一滴的成长道路上发扬，在为祖国的建设中发扬。我们要将这些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让这些瑰宝，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者。 历史，给我的带来震撼的不仅仅是长征，还有辛亥革命，百万雄师过长江，五四运动等等。在此就不一一叙述它们给我带来的是如何的感受了。 知史可以明得失。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大多可以从历史上找到经验或教训，这对于我们今后的为人处世是非常有意义的。 学史使人明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的。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矣

●《上海公报》 Sino-US Joint Communique 28 February 1972 中美联合公报 1972年2月28日 《申报》（Shun Pao）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原先全称《申江新报》，创刊于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创办人为英商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防务后，因为《申报》为中国国民党党产而宣布停刊。前后总计经营了78年，共出版25600期。 《新华日报》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1938年1月11日－1947年2月28日）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型机关报，它是由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并一直持续至1947年2月28日。《新华日报》于1949年4月在南京复刊，1952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机关报北京晚报是北京市最早主办的市级报纸之一， 于1958年3月15日正式创刊，1964年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报头。新闻报》（1893～1949）《新闻报》创刊于清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一（1893年2月17日）。《亚东时报》（1898～1900）《亚东时报》于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七（1898年6月25日）创刊,册报。封面有日、清两方的纪年，署“明治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七日”。《上海新报》（1861～1872）《上海新报》（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 Advertiser）创刊于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七日（1861年11月19日），由北华捷报馆创办，字林洋行发行,是上海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张中文报纸。历任主编先后为美国传教士詹美生、华美德、英国牧师傅兰雅和最后一任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字林沪报·晚报》（1895）《字林沪报·晚报》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1895年5月10日）创刊，由字林沪报馆出版发行，创办人蔡云松。该报是上海由中国人最早创办的中文晚报。该报创办时正逢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社会各界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意识增强，商业行情也朝夕不同，因此该报的出现，受到部分市民的欢迎。但该报发行时间不长，原因是当时上海还未兴夜市，商店和洋行一般都在下午5时下班，晚报不能及时送达。报馆虽曾允诺“雇专人递送，五点前准到”，但很难实现，不久停办。具体时间不详。《上海晚报》（1898～?）《上海晚报》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1898年8月2日）创刊，由时务日报馆和游戏报馆联合发行。创办此报的背景是，当时上海发生法租界扩界酿成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时务日报》揭露法领事馆的阴谋，支持甬人起而斗争，触怒了法总领事，禁止《时务日报》在法租界发行。时务日报馆的叶瀚（浩吾）、汪诒年（仲阁）等联合《游戏报》主编李宝嘉（伯元），创办《上海晚报》，以便更换报名渗入法租界地区。半月后，《时务日报》改名《中外日报》出版，该报曾随《中外日报》附送一天，所载内容就是“演说四明公所全案”。《上海晚报》在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平息后仍继续出版，每天下午五时送报。内容注重上海当地的社会新闻，有《论茶楼》、《论酒馆》、《论公家花园》、《论总会》、《论礼拜堂》等有关上海十里洋场的生活话题，还附载有《滑震笔记》（即福尔摩斯探案）流行性小说。戊戌政变后不久，《上海晚报》停办，原因不详。《通信晚报》（1910～?）《通信晚报》于清宣统二年十月（1910年11月）由沪宁车站附近的进行社创办,宗旨为“捷便靠实，补各日报所不及，并以集各日报之精萃，可省时节力，作茶前酒后之谈笑资料”。该报是专摘各日刊可读性材料的综合性文摘报，没有自己的评论和消息，每天下午出版，专供火车旅客在旅途中阅读消遣。在此之前，进行社曾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间出版过《旅客》周刊，内容有社说、选录、记事、小说等,但刊期较长，对经常乘火车来往于淞沪之间的短途旅客来说，缺少新鲜感，因此增出《通信晚报》,很受旅客欢迎。后来《旅客》周刊停办，进行社集中力量出版《通信晚报》。《通信晚报》同时也在茶肆酒楼和娱乐休闲场所叫卖零售。主笔郭步陶，后成为《新闻报》著名记者。《通信晚报》何时停刊不详。中国教会新报》——《万国公报》（1868～1907）《中国教会新报》（The News of Churches）创办于清同治七年七月十九日（1868年9月5日），由《中华新报》主笔、英国传教士林乐知出资创办，创办初期目的只为传教。年出50本，聘请两名“秉笔华士”作助手。该报为册报,每期4张,共8页,约7000字,印《圣经》图画。《字林沪报》（1882～1899）《字林沪报》创办于清光绪八年四月初二（1882年5月18日）,日刊。总主笔由《字林西报》总主笔巴尔福兼任，另聘戴谱生、蔡尔康为华人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