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哲学为主题的论文

参考一下：关于马哲的论文：寻找生活中的快乐哲学作者：严晓婷 寻找生活中的快乐哲学 ——读《罗素论幸福》有感 内容摘要：罗素作为生活的哲人，把快乐作为人生重要的追求。用平实的语言深刻论述人在生活中为什么不快乐，并根据这些不快乐的的因素提出了怎样才能快乐。读了《罗素论幸福》让我受益匪浅，哲学不是学者专门的研究，哲学是生活的体验。关键词：快乐 竞争 厌烦 刺激 社会 罗素，20世纪的哲学巨匠。他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领略过黄昏时分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晚霞，品味过铁窗风味和失去自由的苦楚，也曾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奔走呼号。我个人是很喜欢罗素的作品，他的哲学亲切而娓娓道来，许多观点与论述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甚至妙语连珠。正如爱因斯坦说的：“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哲学的理论如果艰涩难懂、枯燥乏味那么它只能是那些学者的哲学，但是哲学的目的不正是让人更好的生活吗？在我看来，哲学应该是生活的哲学，它不应该专属于某一小部分的人，而应该是大众的。同时哲学要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才能实现其理论的价值。罗素的哲学智慧就在于此，让大众都能读懂哲学的意义。 文豪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似乎也可以反过来说：“不幸的人都是相似的，幸福的人页各有各的幸福。”于是各人也就有了各人的“幸福之路”。罗素告诉我们的，就是这种路：“希望那些遭遇不幸而并未享受幸福的众多男女，能够诊断出自己的症状，并找出摆脱的方法。” 自由与幸福，是罗素认定的人类的两大基本生存价值，我们若能在生活中寻找到幸福的“指南”和“导向”，也许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快乐哲人。一个幸福的人，以客观的态度安身立命，他具有坦荡宽容的情爱，和丰富广泛的兴趣，凭借这些情爱与兴趣，他便成为许多别人的情爱与兴趣的对象，他便获得了幸福。这是罗素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渴望生存的愉悦，追求生命的快乐，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权利。但是一个人生活在大千世界，难免遭受种种忧虑、烦恼和痛楚。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日益面临经济胁迫，生存竞争，观念冲突和社会变动等严重挤压，无论你处于何种社会地位获思想境界，这都不是不得不面对的。那些不快乐的因素来自哪里呢？一部分源自于外在社会环境，一部分来源于内在个人心理。而个人心理因素造成的不快乐，在相当程度上源于错误的世界观，伦理观念和习惯，从而使自己毁掉了对一般事物的热忱和嗜好。毕竟事物是内因和外因共同做作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内在源泉。在通常情况下，个人改变社会环境是无能为力的，但自己是可以改善个人人心理素质的，如观念，习惯这些东西，在个人的权利范围内，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加以改变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我们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为我们更好的服务。 竞争，在这个当今社会流串于社会每一个角落的词语，它可以是天使亦可以是魔鬼。我们都知道事物总是有两个方面的，我们要用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因此竞争也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一个从事某项事业的人，不是真心期望成功，、追求成功，那么他是可怜的。成功的体验使人领会到人生之乐，也不否认成功可以带来相应的报酬，而这报酬也就是所谓的金钱，在某种程度上很能增进人生的快乐，但是超过了那个程度就不然了。如果他在生活中过于重视竞争的成功，把它当作人生快乐的主要源泉，这便是烦恼的病根。成功不能为造成人生快乐的唯一因素，倘若牺牲其他一切因素去赢得成功，那代价似乎太高了。当然，在竞争也和特定的领域和特定的环境有关。例如，有高深才学的人是受人尊敬的；除了少数的小国以外，海路军人又是受到尊敬的人。虽然无论干什么事业都有一种取得成功的竞争，但同时，使人尊敬的并非只是成功的本身，而是成功赖以实现的那种特性。一个科学家可能挣钱也可能不挣钱，他挣钱时受到的尊敬并不会比他不挣钱时更受尊敬。发现一个优秀的将军或海军大将并不富有是没有人会惊奇的。的确，在某种情况下的贫穷，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令人尊敬的原因。而在美国情况就会大大不同。人们常常从生活水准来推测他人的收入，再用收入来判断他人的才学优劣。在整个富有阶级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消除那种为金钱上的成功而进行的偏狭而赤裸的争斗。可见竞争这个病根不仅仅潜伏在个人身上，所以无法单独克服这种现象。太过于重视就竞争的结果，这种人生观太过于注重培养意志，而牺牲了感觉和理智。可以说这种做法是一种因果倒置。因此，竞争是必要的。不过不要把它视为人生的主要内容或视为人生的基础。遵循一种保持生活平衡的观念，领受心智健全而恬静的享受吧。 在罗素看来，厌烦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因素，是人类特有的激情。动物被拘捕固然会无精打采，踱来踱去，躁动不安，但在自然的情态中，他不信它们有类似厌烦的经验。罗素这样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而动物则是自然的产物，因此人类比动物多了一个属性——社会属性。而厌烦这种情绪来自于客观社会的，不是自然界。罗素说：“一种快乐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是恬静淡泊的，因为唯有在一种恬静淡泊的氛围中，真正的欢乐才能常在。”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都能够引起我们的一种情绪——厌烦。厌烦大体来说有两个。第一：面对着眼前的现状，心里却想着另一些令人愉快的情形，两者之间有一种鲜明的冲突；第二：一个人的官能没有充分调动起来，专注于一事物。厌烦在本质上是一种渴望发生某种事件的期待，所渴望的并不一定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只要一些事情，能使厌烦的牺牲者觉得这一天和凌厉天有所不同就行。厌烦的对立面不是快乐而是刺激。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厌烦并非一个人生命本质的部分，而是可以避免的，而避免的方法便是相当强烈的去追求刺激。当我们在社会阶梯上越往上爬时，刺激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越是昨夜玩的快乐的人，早晨起来越是显得无聊。凡是有能力追求刺激的人，永远马不停蹄的到处奔波着，随时寻欢作乐，跳舞饮酒。把一个人的生命资源像经济资源那样消费是不明智的。一个用惯了麻醉剂的人在缺乏麻醉剂时所感到的厌烦，认为只有时间来消除。从某种意义上讲，各种各样的刺激也和服用药品进行麻醉剂一样。刺激过度的生活乃是使人精疲力竭的生活，一个惯于过度刺激的人，正如一个有胡椒瘾的人一样，谁都忍不住的胡椒力量，对她来说似乎连味道都没有尝到。可见，厌烦的要素之一是和逃避过度的刺激不仅损害健康，而且自己的官能对一切的快乐都变得麻木，只要皮肉刺激不求心灵的满足，活络代替了智慧，表面的惊奇代替了真实的美感。当然在相当程度上的刺激是有益的，几乎像所有的东西一样，分量对于利弊有极大的关系。量变是质变的基础，要把握好度。现代都市的民众所感到的厌烦和脱离自然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不要让自己身上少了自然属性，应该偶尔回归自然，放下生活的种种包袱。 我们是整个社会发展潮流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像台球般的一个独立的个体，除了撞击之外，和其他个人无关系。一切快乐都出自于某种对立，或缺乏一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缺乏相互的联系，就会促成自我分裂。没有客观的兴趣和情感之力的维系，自我与社会之间就会缺少一致性。快乐的人不会遭受这种分裂的任何一种所带来的痛苦。他的人格既不分裂出来于自己对抗，也不会分裂出来和世界对抗。这样的人觉得自己是宇宙的公民，自由自在的享受着世界所赐予的美好和换了，设置不会因想到死亡而感到忧愁，因为他感到自己并未真和后来人分离，一个人若能将个人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激流深刻地交融在一起，便能欢畅地享受人生至高无上的快乐。 那么如何获得真正的快乐你饿？罗素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在于：一：合理的理想信念，即对理想生活的希望、追求与肯定。怀疑一切、思想无依托的人，人生是难以快乐的，我们应在生活中经过自我选择，确立对生活的合理的思想信念。二：对人对物的友善兴趣，人生根本的快乐，最重要的是依赖于人对物有一种友善的兴趣。一个人感兴趣的事情越多，快乐的机会就越多，而受命运摆布的可能性就越小。凡是无害于他人的兴趣，均是有价值的。因为兴趣可以丰富人生。三：爱的情感，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恶习。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太强的自我是一座牢狱，倘若你想在这个世界上充分的享受人生，就得从牢狱中逃出来，而能够真心的爱，便表明一个人已逃出了自我的牢狱。当然，单单得到爱是不够的，得到爱时，应当释放出你所要给予的爱，唯有得到爱和给予爱平等时，才有可能达到最好的结果。四：建设性的工作。工作是人生的快乐取之不尽的最要源泉，工作的益处在于排除生活的烦闷，给予人成功机会和满足意志的条件。建设性的工作工作完成时，看了令人高兴，并且这工作是永无上境的过程。五：闲情逸趣。它能够帮助人保持平衡的意识，对世界有真实、生动的整体感，体验与欣赏多样的人生。六：学会忍受。一个快乐的人，应当既懂得为一个崇高的目标努力，又善于忍受生活中的平凡、单调和不如意。许多人为每一件稍不如意的小事而烦恼或善怒，以致浪费了许多可用于更有益处的精力，这是很不值得的。

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当前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到讨论中，诸如哲学与时代、哲学与生活世界、哲学与现实、哲学与人的生存等话题，其实都是这一讨论的部分。然而，任何讨论都必须首先确立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所讨论的问题应当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真问题，否则，就是无病呻吟或胡言乱语。那么，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否是一个真问题？为什么它现在成了问题？是追逐西方哲学谈论回归生活世界的“时髦”？ 是在哲学被边缘化之后，学者们不甘寂寞，试图重新回到社会关注的中心，使哲学成为像“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样的“显学”？是学者们不愿清贫，试图通过关注现实，充当“工业的宦官”，勾引消费者皇帝的最下流的欲念、迎合皇帝们的最肮脏的欲望，然后从他们的口袋里套钱？是出于某种“民族主义的心理”，即对中国至今尚未产生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哲学家的忧虑？还是哲学与生活的关系真的出了问题：哲学远离了生活？ 其实，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一个永恒话题。一方面，哲学的历史就是一个愈来愈贴近人的现实生活的过程。古代哲学关注的是客体、对象世界，近代哲学以人的认识为对象，现代哲学讨论的是科学的发展和人对生活的体验、感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越来越生活化、哲学的地位越来越“平民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生活之树常青，生活的生成性必然使前一个时代的哲学与后一个时代的生活发生断裂，这时就要求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所以，每当时代发生变迁，既有哲学的解释力无法包容生活或者说生活越出了哲学的解释框架时，就会产生哲学回归生活的呼声。而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状况正是哲学与生活之间出现了断裂。 从“论坛哲学”的角度（按照高清海教授的说法，现今马哲在国内有三种存在状态：讲坛哲学——存在于讲话、官方文件报告、公共政治课讲坛上的哲学，论坛哲学——学者们讨论的哲学，应用哲学——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哲学），马克思哲学在新中国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实践唯物主义（1978年前），实践唯物主义（1978-1990年）和后实践唯物主义（1990年后）（这里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广义的，即指所有主张凸显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观念，而不是仅指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冠之以“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观点）。改革开放前，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当然也是扭曲的，那时哲学作为无所不能的指导者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哲学的地位、作用以及与生活的关系并未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也没有成为问题，因为那时哲学与生活是同步的，从真理标准问题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再到主体性问题，最后到实践唯物主义问题，所有这些讨论都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并且首先是作为现实问题粉墨登场的。比如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针对的是“两个凡是”的极“左”路线；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肆意践踏人、侵犯人的反动；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是为了给市场经济的发展清除障碍，等等。可以这样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时期，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时期，哲学不仅见证了这一过程，而且是这次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和生力军。也是由于哲学问题与现实息息相关，所以，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是乐观的、朝气蓬勃的，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哲学家们并没有被边缘化和失落之感。而到90年代后，恰如在西方19世纪上半叶的哲学与科学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一样，哲学与生活的姻亲关系解体了。事实上，在90年代末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就已有解体的趋向。因为实践唯物主义要求体系化，试图建构取代旧教科书体系的新体系，这样一种学术上的诉求就蕴含着脱离现实的种子。有的学者曾用“学术凸显，思想淡出”来概括9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状况，这一概括虽然不是十分贴切，但也反映了部分真实。的确，90年后，一部分学者专注于学术，甚至以纯学术自居，沉迷于史的挖掘，耻于谈论现实，把学术性和现实性对立起来。这当然与建国后马克思哲学与政治过于紧密、与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不强、与90年后学术界日渐浓重的商业气息有关，是对它们的反拨，是对学者的自身操守或职业意识和具有学术底蕴的学术研究的呼唤。但是，对于哲学、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史”的研究并不能以“论”的牺牲为代价，对学术性的强调不应排斥对现实的关注。另有一部分学者转向庸俗，学术的崇高感、神圣感、使命感荡然无存，学术研究成为挣钱的工具、谋生的手段，写文章是为了评职称、挣稿费。对于这部分人而言，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258页）诚然，上述两种倾向是90年后学术界的两种极端现象，并不代表学术界的全部，但这两种倾向的存在却真切表明，90年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时代感和生活气息，成为象牙塔里的学问，成为学者们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学问，哲学与生活的关联断裂了。这正是哲学贫困化或思想淡出的原因，也是哲学被边缘化的原因。

有一个弟子问师傅：“世界上真的有佛祖吗？”师傅说“有的。”弟子问：“可是我为什么看不见呢？”于是师傅带着弟子到了一个漆黑的密室，师傅对弟子说：“你看那边墙角里有一把斧子，你看见吗？”弟子张大了眼睛，可是密室太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于是说：“没有啊。”师傅点亮了蜡烛，在密室的墙角确确实实放着一把斧子。你看不见的就一定没有吗？她讲完故事后说道：“同学们，我不想灌输任何东西给你们，请记住，在任何事情没有被证明之前，请千万不要相信；在任何事情没有被证伪之前，也请不要不相信。一切的一切最终都需要你自己找到那根蜡烛，点燃自己的智慧之光。否则你的人生就永远重复着自己的昨天，抑或是重复着别人的昨天。是啊，我在听了那些话之后真的很激动，我忽然发现，我一直是这个社会的奴隶，听着别人的话，唱着别人的歌，咀嚼着别人的思想，咽下别人的唾沫。面对社会上那么多不公平的现象，我的心灵被污浊，我痛苦的反省自己的罪恶，却无能无力。在后来这位出色的哲学老师的带领下，我进入了奇妙的哲学世界，其实说起来真正开始看哲学书，还是因为刘墉的一篇文章，那时的我处在成长的躁动期，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会往极端想，于是有很多“有没有意义”的问题，“写那么多作业有没有意义，背那么多公式有没有意义，每天都要吃饭有没有意义，人反正是要死的，活着又有什么意义，这个世界存在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消沉的时候，忽然看到刘墉说，“其实你问那么多有无意义的问题前，早已经有了答案了，其实你只是在用那些问题不断打击自己而已。”我震惊了，不错，我就是这样，我只是因为无能无力，因为觉得没有意义，觉得没有信心，觉得没有能力，觉得没办法证明自己，所以在为自己找借口而已，只是在用这些“有没有意义”的问题慰藉自己而已。但是在这个社会面前，我没有勇气承认，因为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我必须保护自己，必须寻找自己的面具。但是，我痛恨自己，痛恨自己的虚伪，痛恨自己的罪恶，痛恨自己的无知。那些陌生的名字在那些空虚的夜里一遍一遍地游荡在眼前，从叔本华到尼采，从加缪到萨特，从胡塞儿到海德格尔，从弗洛伊德到拉康。我的注意力却无意识地集中到了形而上之的悲观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上。记得第一个让我感动的是休谟，当时翻开书本看到的就是他的学说，他认为人只能停留在知觉的王国，知觉以外的实体是否存在，无法知道。他说：“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因为任何一种个别的动作或活动重复了多次之后，便会产生一种倾向，使我们并不凭借任何推理或理解过程，就重新进行同样的动作或活动。我们经常说，这种倾向就是习惯的结果”。我于是怀疑自己的认知，怀疑我的思想，怀疑一切可以怀疑的存在，我会这样思考完全是因为后天的习惯势力，怎么办，我已经不是纯粹的“我”了，我属于“我们”，我只是那么多我们中的渺小的一个而已。我又一次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 我是一个人，我真的是一个人吗？我渴望我活着只是为了我是一个人，而不是别的什么。在这五光十色的尘世，我很难保持自己，很难保持自己不受外界的诱惑，而我只要不由自主地睁开眼睛，即使是最高尚的诱惑，我也会立即成为“我们”之中的一个。我已经不属于自己。当我发现这点时，我觉得很生气，因为我被社会，被这个假装文明的社会，我的周围的虚伪的人只是在用他们的假慈悲在灌输他们的自以为仁义、道德的观念给我。于是我想改变点什么，虽然我也知道结果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是总该做些什么。当然我不是那种偏激的人，因为我还做不到那么绝对，毕竟我承认了自己的社会性。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但我至少还可以拒绝，对，我可以拒绝我所不认同的东西，当我刚想雀跃时，忽然有一个声音沉重的打击了我，那是柏格森。我没有看过他的什么书，他写过什么《形而上学导言》，在《评述》里记了他关于认识论的理论，从近代以来，西方认识论一直高扬理性或理智，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所相信的东西都是理性。实体或实在性只能为理性所把握，形而上学是理性的产物。但是，柏格森反对西方哲学的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反对在哲学研究中应用理智，主张只有直觉才能达到形而上学，才能把握具有形而上学实在性的“生命冲动”和“绵延”。我对他的“生命冲动”、“绵延”不很理解，但我明确了一点：理性也是有缺陷的。既然如此，我又有什么理由去评判，别人的对与错呢？那么我的拒绝又有什么意义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似乎陷入了绝望的循环，也就是那个时候接触到了叔本华。这个名字像中国人的悲观主义哲学家，让我很着迷。不管他说什么，或许我无法理解，但是我却有共鸣，我想每个人对于共鸣的东西总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而像某些干瘪的说教只有讨厌。叔本华是一个悲观主义哲学家。他认为，世界既然被意志所驱策，那么，这世界就注定是一个痛苦的世界。而人生活于这样的世界里，他的一生只能是对痛苦的一种体验。人生之所以注定要痛苦，这是由人的本质决定的，人是世界意志客体化的最高等级。所谓最高，就是说在这个阶段，生命意志中分化出自身的对立面——理智。理智的出现本来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生命意志，让人活得更好。但是，理智一出现，就发现人原来注定要死亡。死亡是威胁人类的最大灾祸；人生的最大恐惧来自对死亡的忧虑。那些达官巨贾们可以居则琼楼玉字，宴则通宵达旦，但毕竟也难免一死，在注定要到来的死亡面前，珠玉，珍宝、舞会、盛宴，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样，叔本华比喻说，人生好像在吹肥皂泡，明知迟早要破，可还是在吹。不但吹，还要比谁吹得大，吹得五光十色、富丽堂皇。为此，就免不了要挖空心思、费尽心力，然而心下却明白地知道这个肥皂泡迟早要破。人生如斯，岂不痛苦。（叔本华：《作为意志初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