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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我再给你找几篇长的 正规的给你发到邮箱海南近日出现首例所谓的"辩护人妨害作证"案--因证据不足，被控诱导作伪证的律师，一审被宣判无罪。关于律师执业风险，应该说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此案本身及结果似已不再重要，但这种律师涉法案件鲜活地出现却不能不引起我们些许的思索。 律师虽然是法律服务的提供者，但律师并非手持权柄如公检法司人员一样的执法者，而是当事人私人权益的维护者。正是这种"私权"的代表性质，加之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有偿性而带来的商人特性，致使律师长期扮演着类似于"个体户"般的社会角色。而这"个体户"却又不得不与代表"公权"的公检法司进行着法律与智慧的博弈。同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我们步履蹒跚地构建法治社会的进程中，"个体户"与把持着司法话语权的公检法司相比处于事实上的弱势地位。 事实上，律师进行法律博弈的背后往往是互相对立的利益归属的较量，这种较量在律师高度专业化的法律技能光鲜外表之下尤显其激烈对抗性。如果这种激烈对抗不能完成进入程序和实体公正、公平、公开的既定轨道，譬如正义的天平一旦向夹杂着个人膨胀私欲的非理性因素倾斜，而无论这种非理性因素是来自于代表"公权"的司法者，还是代表"私权"的律师，这种博弈的受伤者更多时候会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律师。所以，必须无奈地承认，"个体户"的职业属性和社会角色是产生律师执业风险的重要原因。 退而言之，即使这种博弈并未夹杂着个人膨胀私欲等非理性因素，在案件进行过程中代表"公权"的司法者和代表"私权"的律师，均依法依程序公正为之，但利益最终的承受者--双方当事人，是事实上案件进程的最密切关注者。通常并不通晓法律的当事人最为关注的是案件的输赢和自身利益的享用程度，而不是法律程序的严格遵照和社会正义的广泛宣扬。基于这种偏好，实践中并不鲜见当事人在律师为其案件奔走呼号的不备间隙暗施伎俩，隐瞒、歪曲、虚构一些对其有利的事实或证据，而并不是任何时候律师都能凭借其智慧和经验将其去伪存真，即使是一个崇尚正义坚守人格的律师。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在事实上的广泛存在，律师不知所以而当事人暗中为之的伎俩往往也难以及时为公检法司明察秋毫，加上公检法司天然的职业质疑特性以及与律师对抗地位的客观存在，再有当事人预设的推卸，律师无端地被冠之以妨害、伪证等罪名在实践中也并非罕见。近年频见于各种媒体的律师涉法事件足以说明这一点。律师职业风险虽涉及民事、行政和刑事各领域，但实践中律师身陷的罪名就有伪证罪、包庇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之多。无怪乎刑法第306条（以及刑事诉讼法第38条）被称之为悬在中国律师特别是刑事辩护律师头上的"达摩克斯利剑"。当然，有些执业律师职业道德低下，为牟取非法利益以身试法自不在此论。 无论是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律师法（简称旧法）还是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律师法（简称新法），都明确规定"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法明确规定律师提供服务的对象是"当事人"，而代之以旧法那样泛泛规定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在此基础上，新法更是明确提出了律师"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社会责任。换言之，新法在内涵上要求律师要妥善处理好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间的关系，即律师追求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必须弘扬社会公平正义等理念。 可见，新法对律师的职责要求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这种层次的提高意味着律师将承担更多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又直接或间接地增大了律师执业风险。因此，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建立事先预测和评估风险的机制，提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严格规范执业行为，把执业行为控制在规范化的轨道之内，最大限度地规避和杜绝执业风险，恐怕是执业律师应当慎重思考的必修之课了。 作者简介 魏雁飞，男，1978年生，中共党员，湖北襄樊人。硕士，毕业于厦门大学法学院，现供职于海南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科员。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兼任政府公职律师。近年在正义网、中国法院网、海南日报、今日海南、海南经贸、大律师网等各类媒体发表法律文章20余篇。
我给你发过去，要是满意给分，我不喜欢墨迹请看好我的名字。
当今律师和公证员是怎样的身份？ 今天，业务不仅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复杂。如果我们从原则上考虑，即公证员是一个真正的法律创造者，而非作为第三者对已起草完毕的文件进行简单的认证，我们很难想象他如何能够同时从事第二份职业。虽然现在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但一个正常人的每日工作量不应该超过10个到12个小时。在深入讨论我们的话题前，我们先来看一种很务实的说法“一个人，一份职业”。我的观点是有事实依据的。如果他们不考虑历史传统的影响，今天就没有人会提出建立这样混合身份的行业的想法。 请允许我用一个在德国的例子来说服你们：德国统一后，没有一个来自该国东部的洲选择这样的混合体制。 另外，比如在瑞士的一些洲里，现在很少看到有能力的人同时，交替从事不同行业。人的个性，性格的投合及品位很快会使得天平盘不再保持平衡：人们更愿意做公证员——坐在办公室里思考的人；或者相反，做律师——注重战略和人际交往的活动家。 虽然事实如此，现在还是让我们从法律角度看以下分别是什么原因导致律师和公证员行业的联合及分离。 相同之处 这两个行业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点是为获得文凭所需要接受大学课程教育。两者都要求接受高等法律教学，获得法律专业大学文凭。 律师和公证员必须是真正的法学家，非常专业的人员。 两者都要求经过较长时间的实习，通常是2-4年，甚至更长，期间还有国家统一的严格的考试。 其他的共同之处：律师，如同拉丁体系的公证员一样，是企业家：独立自由，他必须会组织和管理他的办公室，招募和使用人员，支付其所有开支，但不得使用客户的资金。 我该对你们说我找不到其他的共同点了。现在，请允许我向你们解释一下两者的不同点。 不同之处 公证员从国家那里接受这一权利：国家本身授权给他一部分的职权即法律规定——一个人或多个人在国家公职人员面前所做的单边、双边或多边的声明通过法律要式，经过公证生效。 律师则除了获准执业外，没有从国家获得任何特权，只是代表当事人出庭。 作为国家权利的代表，公证员自然要受到国家的监督：在行政上他隶属于司法部，但我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对公证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另一方面，对律师的监督，我觉得“只是”属于司法权。在纪律方面，律师受到司法等级中的司法官员的监督，例如最高法院或者上诉法院的法官。对律师的监督具有镇压和威慑力的作用：没有第三方的投诉，就没有监督！ 然而，对公证员的监督同时包括非常重要的学术方面的监督。事实上，对公证员的监督不仅仅针对投诉，还有，从某种角度说，自发的、定期的公证处的检查，比如每年一次或两年一次。这些检查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当然是检出各种职业过错，同时，也是为了改善专业的工作方法，从而实现公证实践的某种协调。 最近一次拉丁公证联盟的大会于2004年10月在墨西哥城举行。第一学术主题为《公证员的中立性——合同秩序的保障》。各国的公证界代表通过对律师和公证员之间的比较，做了精彩的阐述。要知道，最基本的一点是，现代公证是建立在三个支柱上：职业秘密、独立性及中立性。我就不再停留在前两点上了，否则又回到了这两个行业的共同点上了。律师也要求保守职业秘密，这是这个行业最基本的要求。通常律师也是一个独立的行业，即使现在一些规模庞大的律师事务所与拥有工薪人员的企业越来越相似。 现在，我们回到他们的不同之处。最有意义的一点，是中立的原则。大家通常会要求律师客观的看待问题，因为他们在法庭前，行使的是职业中公共方面的权力，并在这个意义上被认为是维护司法公正的辅助手段。因为，他有与司法行政部门合作的义务。但是律师其定义是代表一方与另一方对抗。而公证员并不代表其客户。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些有着各自不同利益，甚至是相反利益的人来到公证员面前时，公证员有义务中立的，不带任何偏见的为他们提供咨询。 我想说，要做一个优秀的律师，他就不应该是中立的！如果他维护司法公正，他在法官面前对法律或判例的诠释对其当事人可能是不利的。律师应该尽他的全力去展示那些对改善其当事人处境的法律条款。律师唯一受到禁止的是诱使司法犯错。 公证员是多么高尚地从事其工作（请在座的律师原谅我这么说），因为我们不是常说“公证员书写的是法律”吗？ 全世界所有的公证法都规定公证员有义务为当事人提供咨询，使当事人弄明白，并向当事人解释法律和专业术语，涉及各方利益的时候要保持中立的立场等等，根据所使用的专业用语。 这些很清楚地反映了国家并不希望公证员照顾某个客户的利益。人们期望公证员通过起草合同来实现文书当事人的利益和法律条款两者间完美的和谐。 这种和谐，通过其预防纠纷的租用，成为社会安定的原动力。现代公证由此而成为不需要通过私了纠纷就能畅通法院的强有力的工具。 采用普通法体制的英美法系的国家在法律制度方面，可怕地偏离了航道。普通法本身是一个无可厚非的法律制度。她实际上提供无与伦比的灵活性，并为法律舞台上的演员们提供了相当大的想象空间。这个制度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它为创造一种真正的法律商业，即如同其他产业一样的经济市场推波助澜。演员们惟利是图的态度引起的纠纷的激增，造成了法院工作的堵塞，之后，合乎逻辑的后果，便是纠纷的私了。我所设想的公证员的介入并不是这样。在并不与调解的现代发展相抵制，公证员在这样的制度中自然而然感到惬意，我首先考虑的是公证员带着更多的高雅和高尚来发挥他的作用。公证员通过他们中立的立场，预防纠纷，他们是真正的天主。最理想的是，法院由于没有看到材料中的公证书，而不应知道公证书是什么。
一、社会保险法与劳动法的关系 （一）黄越钦教授关于劳动法与社会法关系的分析 已故黄越钦教授系我国台湾地区著名法学家，他对推动台湾地区劳工法、社会法进步发挥了继上世纪史尚宽教授之后承上启下的作用。黄程贯教授、郭明政教授等皆是其学生，先行教育，之后任大法官。黄教授留学于奥地利，对于奥地利、德国法制有着精深研究，他所处的时代已是社会法大有发展的年代。在他的鼓动之下，黄程贯教授、郭明政教授赴德学习、研究劳动法和社会法，后两位在我国台湾地区劳动法与社会法研究及立法中所发挥的作用为学界公认。黄越钦教授专门研究劳动法，对于社会法亦有相当研究。其在大陆地区发行的《劳动法新论》对于推动大陆地区劳动法进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黄越钦教授对于劳动法与社会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对社会法的关注几乎全部集中于社会保险法。其中观点如下： 1．劳动法与社会法的并存关系。所列事例为劳工保险中职业灾害保险医疗给付与全民健康保险给付。失业保险给付与资遣费的给付都呈现并存状态。 2．社会法取代劳动法的关系。他认为：“所谓取代关系指，原属劳动法范围之内容，由社会法取代，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在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的社会安全最低基准公约，将劳资冲突中的重要内容改以保险之方式替代……”，[1]尤其是人民年金取代退休金制度。[2] 3．社会法优先于劳动法的关系。职业灾害保险责任优先于雇主责任。 4．劳动法与社会法的互补关系。他认为：“不论失业或退休，均对劳动者之经济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为维持劳动者之基本生活水准，遂有令雇主支付资遣费及退休金之制度。惟或因要件不符或因雇无资力，并非所有劳动者均能受惠，而开办失业保险以补其不足。”[3] 5．劳动法与社会法的竞合关系。劳保职灾医疗给付与健保医疗给付，可选择适用。 6.劳动法向社会法的过渡关系。退休金、劳保老年给付、人民年金将逐步过渡。[4] 黄越钦教授所指社会法系德国法中的社会法，一般包含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与社会补偿制度，台湾地区袭用德国法概念，与中国大陆地区社会保障法概念略同。事实上，社会法与劳动法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关系上。 （二）中国大陆的实践 1．实在法体现。中国大陆地区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劳动法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土壤。即便是改革开放初期，劳动法亦仅仅是名词而已。但是，企业劳动关系的变迁，使消失多年的劳动法概念逐渐成为实在法。自上世纪80年代后众多劳动法规的颁布到1994年劳动法的出台，中国劳动法逐渐增多和成熟。1986年颁布实施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第四章“在职和待业期间的待遇”和第五章“退休养老期间的待遇”已经涉及到了社会保险概念和制度建构思路。该行政法规中已经使用了“社会保险专门机构”概念。《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的实施应当是劳动力市场化的里程碑，亦是中国劳动法制恢复的起点。劳动合同是雇佣劳动的法律形式，劳动合同制度的建立与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几乎同时起步，中国特色非常鲜明。可以说，劳动法律规范和社会保险法律规范杂揉在一体中，更准确地说，当时的社会保险实质上是针对劳工保险。1994年7月5日，《劳动法》颁布，该法第十章“社会保险”就社会保险的种类、基本内容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在《劳动法》中规定社会保险专章。笔者推测，当初人们对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之间到底关系如何并不清晰，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以保护劳动者利益为出发点。 本世纪以来，“社会保障”概念逐渐成型，之前的“劳动法”渐成“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在越来越多的实在法颁布后已经开始逐步分离，尤其是2007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2010年《社会保险法》的颁布，使得过去将“社会保险”规范认定为劳动法律规范的认识逐渐得到矫正，更多的人感知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差异与区别。 2．学界状态。在我国，社会保障概念至1998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成立后偶有提及，但大学课堂上尚无“社会保障法”课程。而讲授劳动法的教师大部分也将“社会保险”作为劳动法课程的内容。劳动法学领域研究，不仅落后于雇佣劳动实践，亦落后于立法展开，当初讲授劳动法课程时将社会保险作为内容几乎没有异议。 2006年之后，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成立，该研究会主要以高校劳动法和社会保障师资为班底，已经出现了侧重，即有的老师相对专注于劳动法，有的老师则专注于社会保障法。但是，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学者队伍并未分野。不像有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学界，该领域的学者队伍已经在分列而立，彼此有联系但相对独立。目前，大部分学者已经意识到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差异。不过，系统性地阐释两类不同法律规范异同的研究成果几乎未见。 （三）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异同点与未来趋势 1.一般来讲，先有劳动法，后有社会保险法。从时间节点上看，劳动法应当是历史两百年以上的法律制度，而社会保险法历史不过百余年。劳动法的产生是调整劳资关系的需要和结果，或者说，劳动法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在劳资之间进行平衡，因劳资关系之强弱变更而由不同力度之劳动法调整。社会保险法的产生是在劳资关系调整遇到僵局之后的结果，劳资关系的调整在劳资关系不能维系或劳资关系中断后陷入了僵局。例如劳动者年老、疾病、职业伤害、生育等情况下劳资关系终止后，劳动法已经难以“再”发挥作用。换言之，当劳动者不再是劳动者的时候，当事人已经不成其为劳动法上的当事人。这些退出工作岗位的劳动者需要有另外法律制度的庇护。 2．劳动法的给付为私法上的给付，而社会保险法为公法上的给付。在不少学者的认知中，劳动法属于私法，或者说是私法的特别法，这种认知是从给付的当事人角度的判断，即雇主对于雇员的工资给付，属于私法上的给付。不过，我们认为劳动法并非完整意义上的私法，它仅从给付角度具备上述性质，大量的劳动基准，尤其是职业安全卫生制度大部分属于公法规范。社会保险法的给付全部为公法上的给付，保险人为公法上的主体，保险给付对象—被保险人为自然人。自然人一般先覆盖劳工阶层，之后覆盖其他社会群体。 3.皆属于社会政策导向的产物，皆针对劳工问题，皆属于社会立法的范畴。“劳动法与社会法为20世纪以来所成长的两大法域，其发达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刻画出意识形态对法制的深远影响。”[5]劳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常常被称作是劳动关系，而劳动关系的形成集中体现在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产业雇佣劳动，形成于劳资对立统一的展开，并成为社会问题中心点的劳动问题。“劳动问题是工业革命后所形成的新课题，也是近两百年来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社会问题。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作为生产动力之后，劳动者原来是生产工具的主人，现在变成了工具的附庸，有钱的资本家可以买工具建工厂大量生产坐在家里发财，无钱的劳动者只好受雇于开工厂的资本家每日赚取微薄的工资以维持生活，从此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分离，资本家与劳动者的阶级对立，利益难以协调，问题日益严重。此一问题，随着工业化的扩展，由英国扩及欧洲、美洲、澳洲，乃至于亚非拉丁美洲，成为世界性的社会问题。”[6]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体现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劳资关系永恒不变的话题，任何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无一例外地演绎着社会存在与法律建构的整体，即劳动关系的生成与调整劳动关系的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而这一进程深刻反映了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导向，如同其他法律门类必然存在相应的政策一样，劳工政策是重要的社会政策。劳动立法亦是重要的社会立法之一。社会保险法产生之初即以保劳工之险为使命，至今，社会保险中相当部分仍以职业人群为保险对象，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劳工政策的动向，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政策动向。可以这样讲，社会保险法制较为完备的国家和地区，其社会主义特征突出、整体或团体主义色彩鲜明；而社会保险法制建构不够齐整的国家和地区，其资本主义特征突出，自由主义或个体主义色彩鲜明。该法同样深刻地反映了当地劳工政策和社会政策动向。 4．两类法律的未来。劳动法产生两百多年来，人类在该领域的耕耘与拓展已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劳动契约制度，劳动基准，例如工作时间、职业安全卫生、团体协议与团体交涉，乃至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等领域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积累。一些人类争取的目标早已实现，例如缩短工作时间与降低劳动强度皆已成为事实，在欧美国家，劳动法已经转战于“体面劳动”。所以，学界对于劳动法与社会法一直存在此消彼长的判断。可以这样讲，劳动法领域的问题越来越“传统”，新出现的问题或非常态性问题则成为学界的热点，成为法制的关切。例如，近年来以劳动派遣为代表的非典型雇佣成为劳动法研究的新宠。未来，随着科技进步和信息技术、智能科技的推展，人类劳动方式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劳动法的式微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当然，劳动法所扮演的角色将逐步走向“高端”，更多的“白领”成为工厂法时代的劳工，不待时日，教科文卫体人员将逐渐成为“劳工”。毫无疑问，未来的法律属于社会法，社会保险法制是其中典型，换言之，未来社会，劳动人群的缩减，社会闲杂的增长；生产性人员的缩减，服务与娱乐性人员的增长将是发展趋势，可能他（她）不创造财富，但是，他（她）创造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中，“吃闲饭”者的增长将是长期趋势，而创造“吃闲饭”的法律制度中，社会保险法制即是其一。曾经，老年年金保险法制专为职业人群而设，没有工作便没有年金，没有工作便没有退休金；如今，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职业人群社会保险逐步完善的基础上，拓展了国民年金制度，即没有工作的人同样可以参加老年年金保险，这些人当达到相应的法定要件之后一样可以申领类似“退休金”性的养老金。 社会保险法制产生仅百余年时间，加上各国国家和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该领域的起点和状态亦相差悬殊。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险法制当然处于初级阶段，更准确地说，该领域法制尚处于萌芽阶段。我国社会保险法的未来肯定是发展的未来。 二、社会保险法与其他门类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保险法与宪法的关系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一般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国家组织架构和国家安全事务。人民基本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因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所差异有所侧重，在封建压迫的年代，追求自由与解放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和动力，自由权、平等权自然而然成为宪法所确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社会发展至自由得到保障，机会平等大致实现，亦即平等权、自由权得到保障的情形后，结果的不平等导致社会扭曲而产生出弱势族群时，因其国民身份而产生的生存权利成为宪法关注的热点。我国学界已经开始探讨社会权利，开始使用“社会保险权”概念。[7]但是，这样的抽象权利究竟是否是定型的基本权利并未有共同的认知。德国社会法的法制建构堪为楷模，其宪法确立了“社会法治国”原则，旨在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但是，“德国基本法、联邦宪法法院以及学说文献向来否定人民依据宪法享有向国家请求给付的社会基本权，基本法即明确放弃魏玛宪法具体罗列社会权的规范方式，而以‘社会法治国’（sozialer rechtsstaat）的概念作抽象规范，学者均认为其所表彰的社会国原则属于‘国家目标设定’（ Staatszielbestimmung ），其具体落实完全交由立法者因应社会条件的变迁以及新兴社会问题的兴起随时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社会政策的弹性调整空间”[8]。上述分析表明，即便是德国这样社会法治国原则得以确立的国家，社会保险权亦不可直接成为向国家和社会申请给付的积极权利，社会保险所生的各类给付请求权须以社会经济条件为基础所创制的具体法律制度为依据而展开。尽管不承认社会基本权的存在，但德国宪法所确立社会法治国原则的推行，对于德国社会法的完善，尤其是社会法的实施形成了强力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从上述我国《宪法》规定来分析，“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亦如德国“社会法治国”原则或理念一样，该权利不可能成为具体、积极的请求权利，《宪法》所规定的上述权利须结合《宪法》第45条后款规定的具体内容和制度，即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医疗卫生、军人抚恤残疾人劳动与生活、教育保障等制度建构，推演而成具体法律制度中的具体权利和积极权利。“社会保险”制度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我国社会保险法的开启与构建须依据《宪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宪法与社会保险法之间的关系，如同宪法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没有宪法便没有社会保险法，没有宪法的规定便无从展开社会保险制度创制。随着我国宪法的实施呼声日高，宪法渐人人心，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累积的社会发展红利，人们不可能忘却《宪法》第45条。当然，从近10年来我国城乡养老、医疗、社会救助（低保）制度的生动实践，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原则性”规定一样会丰富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内涵，人民生存生活的基本保障终将成为积极权利。社会保险法上的权利至为复杂，因其所处的不同保险种类而产生不同的权利，例如在老年年金保险制度中，凡是达到法定要件的当事人即可请领老年年金，换言之，在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逐渐生成法律制度之后，尤其是宪法保障此等制度运行之后，当事人即可主张退休金请求权（退休人员）。利益的存在在于权利的维护，而权利的存在必依法律创制权利为前提。尽管现阶段我国《宪法》第45条所规定的权利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虚幻”，并且，我国宪法解释在宪法的实施环节上存在相当短板，但是，必须相信，没有宪法所确立的权利，社会保险法将无从展开。况且，我国本就是缺乏法治传统和法治基因的国度，如果不依赖宪法对社会保险制度固本，那么，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法治化则有可能反复；不依赖宪法所确立制度的源流，社会保险制度永远属于“改革”中的制度，永远停留在政策的层面。因此，宪法关于社会保险制度等社会基本权利的创制，“就是企图将既有宪法自由权的‘给付权’功能扩大，或是将与社会安全相关的条款纳人基本权利规范之中，而使其能够具有‘受益权’的功能。如此一来，人民不仅在社会基本权遭受侵害时得以提起救济，甚至在政府怠于立法或行政作为时，也可据以要求公权力采取一定的积极作为”[9]。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事业的逐步推进，随着人民生活期待值和获得感逐渐成为政府的工作重点，社会基本权利的创制，以及宪法权利将更加明晰。 （二）社会保险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社会保险法具有社会行政法属性，属于公法范畴。但是，社会保险法亦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制度实施体系，近年来，学界存在“统一公法”的探讨，[10]但这种“统一”的方法、路径尚不清晰。笔者认为，医学分科越分越细说明医疗事业在进步，如停留在中医或西医的简单分类，医生为万能医生时，其能力肯定有所限制。法学如同医学，分门别类越细，立法才能越科学，法律实施才能更加人性而非任性。社会保险法尽管属于社会行政法，其所反映的乃是法律属性，而法律制度则与行政法有相当不同。从我国法律制度的分门，以及参照其他国家法律制度分门的经验，社会保险法归入社会法序列。社会保险法的行政法属性旨在与私法分开。“德国联邦社会法院前任院长Georg Wannagat将社会保险定义为：‘由国家依据自治行政原则所组织的公法上的强制保险，保护劳动大众在遭遇因工作能力丧失、失业及死亡时所可能带来的危害’，这一定义明确地描述社会保险的特性，并且划分其与一般私法保险的异同。”[11]一个国家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构须依据自身条件而展开，换言之，社会保险存在不同险种与项目，哪些能够展开，哪些应该展开，须依据法律规定。“德国联邦社会法典第一篇第四条赋予社会法确立健康保险、看护保险、失业保险、意外灾害保险及退休金保险的责任，并藉由必要的措施来保护、维持、改善及重建人民的健康及工作能力，并提供在疾病、怀孕、丧失工作能力及老年的经济保障。”[12]德国社会法不仅编纂了社会法典，而且创制了社会法院体系，以保障人民相关权利的实现。当然，在德国，亦有学者对于社会法院、税法法院等专业行政法院的负面学说，但是，社会法院的存在便是社会法不同于一般行政法的最有力佐证，而德国法院体制中，行政法院则是完整体系的司法体制，亦说明了社会法与行政法的差异。 依据我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我国目前开办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生育保险等五个种类的社会保险项目，这些保险项目的开办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经办社会保险业务的范围。社会保险法之所以为行政给付法，关键在于其保险人的特殊性上，“国家于社会保险中与依据社会法而产生的作为义务，率皆由公法上的行政组织予以实现，例如：社会保险人根据德国社会法典第四篇（社会保险通则）第二十九条第一项为具有公法上义务的公法人”[13]。我国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法律制度上尚未“正名”，尚属于归类性、定义性的名称，并非人格性名称，未来社会保险法制完善之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直接称呼为“某省某市社会保险局”或“某省某市医疗保险局”，并且，该机构将独立起草完整的组织法，负有相应的法律职责，承担相应的权能。而且，现今所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皆定性为“事业单位”，并非政府授权组织或法律授权的专业行政组织。以笔者观点，该机构应当为专业性、独立性、服务性行政组织，而不应是什么事业单位。从现实法律实践看，目前唯一展开的社会保险司法实践，就是工伤认定行政诉讼，工伤认定工作在地方实践中，就是行政机关（认定机构）和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一体两面，两者往往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于此，人民法院受理、审理工伤认定诉讼案件亦列入行政诉讼案件。 从工伤保险司法展开的实践看，“统一公法学”思维并非有效，甚至出现了“业余”现象。毕竟行政事务包罗万象，而行政行为当然亦分一般行政行为与专业行政行为。对部分专业行政行为必然有其程序上的特殊要求。最近，我国成立了知识产权法院。其实早年在北京等地就存在独立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就是因应知识产权的专业性。从德国社会法院建构经验看，我国庞杂的社会事务，几乎大部分业务将其托付于各级信访部门，这不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体现。我国现实生活中，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补偿、社会福利等各类请求尚未形成法律上的请求权，单单一项社会保险法制，列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如果皆能畅通诉讼渠道，目前的行政诉讼即将瘫痪。[14]于此，专业性的社会行政法庭建构和专业性的法官将因应此等社会难题，亦是我国法院和法官在社会保险法领域不再“业余”，社会治理不再脱离法治的核心所在。因此，社会保险法属于社会行政法，但是社会保险法绝非一般行政法，以一般的行政行为的当与不当来判解此等社会难题，只能说中国法制尚且幼稚。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法的调整方法与一般行政法调整方法无异，皆为行政复议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是否证实了社会保险法就是行政法门类中一个分支？我们认为，法律的调整方法肯定有趋同或竞合可能，但由此判断社会保险法就是行政法的构成显然过于简单。如果说德国社会法院法所形成的社会法领域的独特司法体制乃是因应事物规律的模板，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处理社会保障争议的程序设计中，多有特殊的、反映该领域专业的专门程序前置。我国台湾地区就劳工保险争议专门颁布“劳工保险争议事项审议办法”，并设置争议审议委员会。日本处理社会保险争议时，专门设置社会保险审查官和社会保险审查会制度，[15]专业性地处理社会保险争议。从我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的实践看，法院目前展开的社会保险争议诉讼，以工伤保险争议为例，几乎全部集中于工伤认定诉讼上，保险缴费争议、保险给付争议尚未达至诉讼。因此，社会保险法系行政给付法，具有行政法属性，但其法律门类划分上属于社会法或社会保障法。 （三）社会保险法与民法、商法的关系 不同的法律门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民法，亦称私法，侧重于保护“私人”利益或“个体”利益，相对而言，法律价值偏斜于自由与个体权利的维护。“私法”的理解大概是从个体权利保护视角的一种法律价值观。不过，法律制度从来不是属于私人的，法律制度的构建总体上都是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即使是民法，一样也是“大家”的法律，其社会公平公正一样需要考量，毕竟公平是两端的，没有绝对的“私法”存在。“民法传统上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对于组织团体、社会等任何集体及其利益均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强调人人生来平等，享有平等的能力和自由……它在微观经济领域内有很大的激励、动员作用，能够调动个人暨个体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保护社会个体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但是对于国民经济整体和运行的全过程而言，个人权利本位却有着相当的局限性。”[16]社会保险法系通过引进保险技术、保障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成员生存权利的法律制度，属于二次分配的法律再造，一定程度上存在“劫富济贫”的因素，客观上存在不生病的人为生病的人“埋单”的事实，自然存在着所谓的社会本位倾向，存在着以整体利益偏斜的法律价值。因此，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自然考量整体利益和整体秩序的要素大于私法。曾经一度存在着私法向社会法过渡的提法，亦曾有夸大社会法功能，认定民法属于“传统”法律的观念，但是都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应当说，民法所确立的是物权、债权、人身权、亲属权、人格权等一系列权利保障的法律制度，该法律制度过去是主干法律制度，今后亦是主干法律制度。而社会法所确立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补偿、社会福利等法律制度系人类发明的新型法律制度，该类法律制度19世纪中期前不曾存在，20世纪逐渐发展，未来肯定属于大有作为的法律制度，随着科技进步、社会生产越来越发达，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闲人”将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分配进程中，社会法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保险法与民法之间不存在法律制度的新旧与替代之说，他们都是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成分。 社会保险法与民法上的相关制度具有密切的联系，法律制度之间不可能出现完全隔绝的法律门类，止痛药不仅能够止胃痛，而且可以止牙痛。民法上的主体制度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有着天然的联系，比如，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将身份证号码与社会保障号码达成一致，我国即将实施这一浩大工程。民法上的亲属制度、婚姻制度（配偶制度）、继承制度对于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实施乃是基础性保障，比如，工伤保险工亡职工的“供养亲属”、遗属津贴中的遗属范围、养老金分割中配偶的相关请求权，[17]民法上的相关制度对于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具有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另，社会保险权利的实现离不开相关义务的履行，其中，当事人个人身份信息的采集乃是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运行的保障，然而，如何在个人信息采集过程中保护当事人个人信息不被泄露，如何保护隐私权，这些问题都是一体中的问题。当然，社会保险法制完善的国家和地区，私权保护才能切实到位，社会才会安定，人们才能追求“恒产”，如果贫富过于悬殊，社会弱势族群整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民法上的权利，尤其是基础性的物权是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的。 社会保险法与属于商法门类的商业保险法除去法律技术上的趋同之外，亦有功能上的互补，都属于“补救”类型的法律。社会保险法与商法上的商事登记制度密切联系，一个没有良好商事登记的国度不可能有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运作。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法上出现了“非法用工单位”，该类雇主是无法参保，而且是逃避参保的，从商法视角，所谓的“非法用工单位”亦是非法经营单位，也是不经商事登记的单位。换言之，没有商事登记，便没有社会保险登记。此外，公司是现代型经营主体，它的许多制度，例如财务制度、工资制度都与社会保险制度密不可分，没有公司财务便没有社会保险财务。任何法律门类不可能独立存在，它都与其他法律制度密不可分。
过劳死工伤论文。过劳死与工伤的论文题目可以起做过劳死工伤论文，让人一眼就能知道论文描述的是什么。工伤范围是工伤认定的前提。
Abstract:Along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our economy, a variety of industrial accidents become more and more, has become a social problem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Because of the present of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system has gradually revealed a number of shortcomings, such as the identification of work injury compensation complex, cumbersome procedures, standard of compensation, compensation implementation difficulties, low rate system is not scientific, relevant legal laws and regulations is diseased wait for a problem. Now, the new"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regulations" and" social insurance law" come on stage in succession, also caused the wide attention of social all circles,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China's migrant workers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system existence question and the reason, and seek to improve migrant workers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system countermeasures.
去学校图书馆（网上）的期刊论文数据库里检索吧，比如检索：公务员一大堆的论文可供参考，还愁“不知从何下手”吗？
公务员制度的基本特点是：1，不搞“政治中立”。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是建立中国公务员制度的根本指导原则。建立公务员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为贯彻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提供制度保证。2，坚持党管干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公务员制度是党的干部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公务员的管理上，强调要坚持党的组织领导，贯彻党的组织路线，保持党对政府重要领导人选的推荐权。3，不搞“两官分途”。我国公务员制度没有“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划分。4，坚持服务于民的宗旨。做人民公仆，为人民办事，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是中国公务员最根本的行为准则。中国公务员没有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特权。5，我国公务员制度强调德才兼备，西方文官制度缺乏统一的，全面的用人标准。国家公务员在录用中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对思想政治方面要求严格。在晋升中注重思想政治表现和工作实绩。因此坚持德才兼备标准是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特色。
最主要的就是党管干部原则，这是西方没有的
1.我国公务员制度坚持和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而西方文官制度则标榜"政治中立"。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总则中，明确规定"国家公务员制度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说明我国公务员制度是党的组织路线，而西方文官不得参加党派活动，不得带有政治倾向。2.我国公务员制度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而西方文官制度要求公务员与"党派脱钩"。我国公务员制度根据党的组织人事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坚持党对人事工作的领导。各级政府组成人员的国家公务员是由各级常委及其组织部门负责考察，依法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决定任免。西方文官制度对公务员的管理强调"与党派脱钩"，公务员职务晋升不受政党干预。3.我国公务员制度强调德才兼备，西方文官制度缺乏统一的，全面的用人标准。国家公务员在录用中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对思想政治方面要求严格。在晋升中注重思想政治表现和工作实绩。因此坚持德才兼备标准是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特色。4.我国公务员制度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国家公务员不是一个独立利益集团，而西方文官是一个单独的利益集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国公务员的考核、奖惩、晋升等都要考察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西方文官制度中的公务员，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会等组织同政府谈判，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利益。
案例分析题 1．小王系某国有公司工作人员。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准备派其到国外深造。2002年7月，小王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举行的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考试，其所在单位也为其争取到了赴关公派留学的指标。小王与公司签订了《出国留学协议书》，其所在单位上报了相关申请材料。其后，小王接到有关部门通知，要求其必须将《出国留学协议书》办理公证，方可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小王认为，办理公证是公民个人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手续麻烦，遂认为是有关部门故意刁难自己。问：根据《公证暂行条例》规定分析有关部门的要求是否正确? 答：(1)有关部门的要求是正确的。(2)“自愿公证与法定公证相结合的原则”是《公证暂行条例》规定的公证制度的基本原则。(3)当事人申请办理公证是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任何机关、组织无权干涉。(4)但对于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规定必须办理公证的事项，当事人必须办理，该事项方为有效。(5)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教育部和司法部)的规定，《出国留学协议》必须办理公证手续，否则无效。2．王公证员与江律师系夫妻关系，公民吴的财产继承一案委托江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同时向王公证员所在的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公证。问：王公证员依法应否办理该项公证事务?为什么? 答：王公证员依法不应办理该项公证事务，应自行回避。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4条的规定：公证员与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正确办证，应当予以回避。在此案中，王与江是夫妻，江律师又是吴的代理人，因江与王的特殊关系使得王与吴之间产生了利害关系，可能会影响正确办证，故王应予以回避。3．李某家住A市。2001年3月21日，李某到A市公证处申请办理遗嘱公证。遗嘱中写道：其死后，愿将其在B市的五间房屋的其中二间的产权转让给其女婿王某。A市公证处经审查核实后，依法制作并出具了公证书。问：A市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是否有效?为什么? 答：A市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有效。根据《公证法》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委托、声明、赠与、遗嘱的公证，可以向其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公证机构提出。案例中，不动产(即二间房屋)虽然在B市，但李某申请办理的是遗嘱公证，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范围，因此，A市公证处依法制作并出具的公证书有效。4．案例：居住于A市的李某有一子居住于8市，李某想在退休后能和儿子一家生活在同一城市，以便相互照顾。现李某看中了B市的一套公开销售的商品房，欲购买并打算对该房屋的买卖合同进行公证。问：(1)李某应向哪个城市的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2)李某可否委托其子代为办理该公证手续?(3)李某应提供哪些证明材料? 答：(1)李某应向8市的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我国《公证法》规定，涉及不动产的公证业务，应当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受理。(2)可以。我国《公证法》第26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公证，但遗嘱、生存、收养关系等应当由本人办理公证的除外。”本题中的公证是对房屋买卖合同的公证，故李某可以委托其子代为办理公证手续。(3)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房屋买卖合同等。5．赵某出生于南京市，大学就读于上海，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公司工作，目前被公司派往加拿大工作，现因办理移民手续，需要提供出生公证。问：(1)赵某应向哪个城市的公证机构申请公证?(2)赵某应提供哪些证件和材料? 答：(1)上海。(2)申请人的身份证件。接生医院签发的出生证，或申请人住所地居委(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信。6．某公证处办公室设在某一幢公寓楼内，甲某向该公证处申办提存公证，提存标的物为现金100万元，验收完毕时，银行马上要下班关门，公证处的会计认为时间来不及，遂将此提存物放入保险柜内。当夜，因住在楼内的其他房客不慎引发火灾，导致提存物灭失。问：这100万人民币的损失应由谁来负责? 答：应有公证处来负责。依据《提存公证规则》第27条第2款规定：“提存期间，提存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责任由提存受领人负担，但因公证处过错造成毁损、灭失的，公证处负有赔偿责任。”对于大额现金，公证处不得留存，而应存入银行。公证处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7．李某是B公司总经理，在与C公司洽谈一笔贸易业务时，C公司要求其提供B公司流动资金不低于100万元，且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的证明，而此时B公司实际已没有流动资金，出现亏损。李某为做成这笔生意以便获得价值百万元的货物后再转手赚钱，遂找到其在A公证处任公证员的好朋友王某，王某在为李某出具公证书时，轻信了李某的介绍，未严格审查材料，就为其出具了法人资信公证，证明B公司流动资金不低于100万元，且公司经营状况良好。C公司依据该公证书与B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发生了业务往来。但B公司收到货物并转卖变现后就被法院强制执行归还了拖欠已久的银行贷款，由于资不抵债，B公司破产，导致C公司的货款无法收回。问：对于C公司的损失，A公证处是否有赔偿责任?请说明理由。答：有赔偿责任。公证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公证员有过错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公证事项利害关系人有损害后果发生；公证员的过错与利害关系人损害后果有必然联系。8．2000年8月5日，周某同意将一台电脑转让给吴某，吴某支付4000元人民币，双方订立了买卖合同并进行了公证。后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纠纷。公证处根据双方的申请，对其纠纷进行调解，经调解后，周某与吴某订立了新的买卖合同，合同中约定：周某在2001年5月1日以前向吴某交付电脑，吴某交付价款3500元人民币。公证处对新的买卖合同予以公证。其后吴某按约履行义务，而周某直至2001年5月30日仍未向吴某支付电脑，吴某持新公证书向公证处申请强制执行。问：本案中吴某能否持新公证书向公证处申请强制执行?理由是什么? 答：吴某不能持新公证书向公证处申请强制执行。本案经过公证调解后，周某与吴某订立的新的买卖合同虽然属于给付一定物品的债权文书，但合同中并未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应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同时，公证调解不同于人民法院的调解，公证调解的结果不具有当然的强制执行效力。因此．吴某不能申请强制执行。另外，对于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人可以据此公证书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本案吴某向公证处申请强制执行显然是不正确的。9．丁某出生于南京，大学毕业后在无锡工作了2年，户口在无锡，后从无锡移居美国多年，目前欲在美国与他人结婚，需要提供未婚公证文件。问：(1)丁某是否可以委托国内亲友代为办理该公证?(2)丁某应该向哪里的公证机构申请办理该公证? 答：(1)不可以。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11条的规定，遗嘱、遗赠扶养协议、赠与、认领亲子、收养关系、解除收养关系、生存状况、委托、声明、保证及其他与自然人人身有密切关系的公证证明事项应当由当事人或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亲自申请办理，不能委托他人代理。故未婚公证应由丁某自己办理。(2)丁某应向无锡的公证机构申请办理该公证。10．孙甲到公证处声称：“我和孙乙是同父异母的姐弟关系，我弟弟在10个月前死亡，并且丧事全是我料理的。他留有存款2万元，请帮我办理继承权公证。”陪同孙甲一起来的居委会干部证实了该情况。经查，孙乙是其父之妾王某所生，孙乙3岁时生母死亡，由其父和陈某(其父之妻)共同抚养并供其上学直至工作。其父于1986年死亡，陈某仍然健在，居住在S城市。孙乙生前未婚，也没有其他亲属。问：如果你是本案的公证员，如何办理此项公证? 答：(1)根据《继承法》规定，配偶、子女、父母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为第2顺序继承人。有第一顺序继承人时，第二顺序继承人不发生继承。(2)虽然陈某不是孙乙的生母，但是她与孙父共同抚养孙乙直至参加工作，已经形成收养关系。(3)根据最高院解释，在旧社会形成的一夫多妻家庭中，子女与生母以外的父亲的其他配偶之间形成抚养关系的，互有继承权。因此，陈某享有继承权。应当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4)公证申请人孙甲，是第二顺序继承人，陈某健在，则不发生继承；公证员应告知孙甲撤回公证申请，或拒绝为其公证；通知陈某申办继承权公证，继承孙乙的遗产。11．A省某市食品公司与8省某市金银花制造厂签订买卖金银花10吨的合同。次日，双方到公证处申请对该合同予以公证。问：公证处办理此项公证应重点审查哪些内容? 答：公证处应重点审查以下内容：(1)审查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民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2)审查买卖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自愿、一致；(3)审查买卖合同的内容是否真实、合法，合同条款是否明确、完善等；(4)审查买卖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履约能力，即合同中约定的H{卖方的货源、买受方的付款资金是否已经落实。12．张某于2002年4月出具借据向吕某借款15万元用于经营活动，借款期限为3个月，双方商定若张某不能按期归还借款，需按借款额的20％向吕某支付违约金。2002年7月，临近还款日前，吕某向张某询问是否能按时归还借款，张某遂提出是否能宽限几天，吕某坚持拒绝，声明必须按期归还。还款到期日当天，吕某在得知张某已筹集了款项可归还自己欠款的消息后，切断所有联系方式，意图造成张某未按期还款的事实，从而达到让张某依约承担违约金的目的。问：张某为避免承担违约金，可依法采取何种公证方式?该公证的效力如何? 答：(1)张某可向吕某住所地的公证机构申请提存公证。(2)提存公证的效力：从提存之H起，视为债务人履行了给付义务，引起债务清偿的法律后果。13．南京某罐头加工厂与烟台某干鲜果品公司签订购买200箱红富士苹果的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双方在履行合同中如发生纠纷，则将纠纷提交某市仲裁委员会裁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南京某罐头加工厂以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为由，拒付货款，为此产生纠纷。烟台某干鲜果品公司法定代表人来到律师事务所，要求该所律师钱某担任代理人，代为提出仲裁申请。问：(1)钱律师是否可以接受委托?(2)钱律师如接受委托，应审查哪些内容?(3)钱律师在仲裁前，应做好哪些准备工作? 答：(1)可以。这是一起合同纠纷，属于律师业务范围。应由律师事务所与烟台某干鲜果品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但应当尽量满足当事人对律师的指明要求。(2)应审查委托人的资格、有无仲裁协议、仲裁请求事项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仲裁时效等。(3)①调查取证，制作证据清单；②起草仲裁申请书；③考虑是否需要申请财产、证据保全；④帮助委托人确定仲裁员。14．犯罪嫌疑人池某因涉嫌抢劫罪而被公安机关逮捕，池某遂委托他的同学李某出面，委托××律师事务所的赵律师为池某担任辩护人。赵律师在会见池某时，询问其是否参加了涉嫌的抢劫行动，池某不承认自己有犯罪行为。赵律师又询问了池某在被逮捕后人身权利是否受到侵犯。同时，池某也向赵律师咨询了侦查人员王某是被害人的表哥，是否可以申请其回避；侦查人员讯问一些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他是否有权拒绝回答等问题。临走时，赵律师对池某说：“你放心，律师担任辩护人的责任就是根据被告人的陈述，维护其合法权益，只要你对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一定能为你成功辩护。”而且赵律师还告诉池某，自己的姐夫就在某检察院工作，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适当照顾一下。问题：(1)池某是否可以委托其同学代为委托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2)赵律师在会见池某时向其询问的内容是否合法?(3)池某是否有权向赵律师进行法律咨询?其咨询的内容是否合法?(4)赵律师是否可以根据被告人的陈述来维护其合法权益?(5)如何看待赵律师向池某宣传自己的姐夫在检察院工作的做法? 答：(1)可以。律师事务所可以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人的委托。(2)合法。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可以向其了解是否参与以及怎样参与所涉嫌的案件，并允许其作无罪辩解，同时可了解其人身权利是否受到侵犯。(3)有权；合法。律师可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有关侦查人员的回避；对侦查人员提出的无关问题拒绝回答的法律咨询。(4)赵律师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而非当事人的陈述，来维护其合法权益。(5)其行为违反了律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规范，律师不应向当事人宣传自己与有管辖权的执法机关及有关执法人员有亲朋关系，也不能利用这种关系。15．现年32岁的李某因盗窃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李某未委托辩护人，于是便指定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某担任李某的辩护人。李某也表示同意律师张某担任其辩护人，并办理了委托手续。问：(1)检察机关是否有权指定辩护人?(2)作为犯罪嫌疑人李某的辩护律师张某在起诉阶段应做的工作有哪些?(3)需要指定辩护人的情形有哪些?本案中，在何种情形之下，才能为李某指定辩护人? 答：(1)检察机关无权指定辩护人，律师接受指定担任辩护律师只能发生在审判阶段，只能由国家审判机关即人民法院进行指定。(2)应做的工作有：①查阅、摘抄、复制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②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③调查取证；④提出辩护意见；⑤如果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做不起诉处理的，被不起诉人李某不服，可代理其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3)需要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的情况有三种：①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②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③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案中，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在审查案卷过程中发现李某确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而人民检察院出庭公诉时，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16．丁律师受聘担任A公司和B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为期一年，签有合同。在合同履行期内，A公司与B公司发生争议，经丁律师再三调解未果。诉至法院，；公司均要求丁律师作为本方代理人参加诉讼，丁律师皆予拒绝。后A公司败诉，认为是丁律师拒不代理此案，才导致该公司败诉，没有尽到法律顾问的职责，违反了《法律顾问聘用合同》，应承担法律责任，遂诉至法院，要求丁律师退还法律顾问费，赔偿败诉的经济损失。问：如果你是丁律师，应如何应诉? 答：(1)丁律师不是本案被告，法律顾问聘用合同的一方主体是律师事务所，而不是顾问律师；即使应承担赔偿责任，也应由律师事务所承担。(2)丁律师拒绝担任代理人，符合《律师法》第34条和司法部有关规章的规定，不应承担法律责任。(3)法律和规章的效力高于合同的规定，不能以此确定违约。(4)A公司败诉是其自身行为所致，后果由A公司自身承担。17．张某是某中级人民法院的前院长，2004年离任后，受聘于某律师事务所。2005年张某代理了钱某杀人案中犯罪嫌疑人钱某的辩护律师。为保障案件的胜算率，张某利用其原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身份，私下会见了该案的主审法官林某，要求林某在审理该案时对其当事人给予额外照顾。林某口头答应，但在审判过程中仍依法审判没有偏私。试分析该案件。答：(1)张某在离任两年之内担任犯罪嫌疑人钱某的刑事辩护律师，违反了曾经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离任后两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人的义务。法官或检察官在离开法院或检察院后，作为执业律师，往往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利用原来的工作和人事关系影响办案，本案张某就属于这种情形。(2)我国的诉讼法、仲裁法以及相关规则都规定，不允许有关司法人员和仲裁院私下与当事人或者其代理律师会见，张某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利用其原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身份，私下会见该案的主审法官林某，该行为违反了律师不得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的义务。(3)我国法律规定，律师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时，对方当事人即可以此为理由申请该司法(仲裁)人员回避。因此，本案钱某杀人案中的被害人可以申请本案法官林某回避，以维护自己的权利。本案林某在审判过程中依法审判没有偏私不影响被害人申请回避的权利。18．在一起经济纠纷案件中，某律师担任被告方的诉讼代理人。在阅卷时，当他看到对方担保方的资产评估机构关于某机械设备的评估证明时，认为该价过低，对自己的委托人极为不利，趁无人注意之机，将该估价证明从卷宗上撕下毁弃。然后通过熟人关系找到有关部门对该机械设备重新进行估价，并依原证明纸样样式、规格重新制作了估价证明，趁再一次去法院阅卷之机，将重新制作的估价证明贴于原处。后被某审判人员发现。该律师为掩盖真相，指使委托人向该审判人员送去1000元，被该审判人拒绝。该律师又托熟人找法院院长说情，并送去名贵烟酒价值2000余元，同样遭到拒绝，为逃避惩处，该律师与委托人解除了委托关系，并准备调离律师队伍。问：(1)该律师的做法违反了《律师法》中的哪些规定?(2)按照《律师法》的规定，该律师应受到什么处分? 答：(1)①《律师法》要求律师在办案中不得采用歪曲事实、曲解法律、伪造证据等手段妨碍或干扰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理。该案中，该律师毁弃证据、伪造证据的做法违反了《律师法》。②《律师法》要求律师不得向审判人员行贿或指使、诱导委托人行贿。该案中，律师先是指使委托人行贿，后又托人说情，并亲自行贿，此做法违法反了《律师法》。(2)按照《律师法》第45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对该律师应吊销律师执业证书。
自考的科目基本差不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英语（二）法律文书写作*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概论*合同法*公司法*劳动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知识产权法婚姻家庭法金融法任选三门税法票据法保险法公证与律师制度房地产法毕业论文(法律)1、法律、经济法学、行政法学、律师专业专科毕业生报考本专业不需加考；监所管理专业需加考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或民事诉讼法学一门课程；其他专业需加考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四门课程。2、考生可免考英语，但需加考三门选考课专科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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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金饭碗哭穷 加大社会矛盾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现状：我国公务员制度，是新时代条件下的时代要求，回顾我国公务员的发展历程，对我国公务员制度进行反思是非常必要的。这一篇论文对中国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西方文官制度的比较是不足的，杯水车薪，只是了一心愿罢了。中国公务员制度必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的反思对于整个公务员制度的完善于发展，将会被证明是有用的。公务员制度（system of civil servant):根据法律和规章，对政府中行使行政权利、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进行科学管理的制度。国家公务员一般分政务类公务员和业务类公务员。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国家公务员制度（社会学名词）
在我国，国家公务员指的是依法在国家行政机关内行使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在编人员，法院、检察院、各种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系统的从业人员一律不是国家公务员。而公务员制度是指国家对公务员的管理制度，有关国家公务员管理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即是指根据法律和规章对公务员进行科学管理的人事制度。它是人事行政的一种科学管理制度，包括对公务员的录用、任免、考核、晋升、奖励、纪律、工资、福利待遇和离职退休等一系列法规形式的规定。它与现代社会行政管理专业化、规范化、法制化和人才竞争的需要相适应。1993年十月一号《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它是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自我发展与完善的产物。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意味着中国特色的法制化的国家机关人事管理制度的确立，这对于贯彻与实现党的基本路线，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使我国政府机关的人事制度，由计划经济下的管理模式转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轨道上来。改革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大一统”的干部管理体制，使行使国家行政权力、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政府工作人员，从干部队伍中分离出来，形成符合政府机关特点的管理制度，有利于用人与治事更好地结合起来;改革了单靠“推荐”、“领导考察”等“伯乐相马”的传统选拔人才方式，建立起符合与市场经济要求，体现公开、平等、竞争、法规原则的用人环境和人员能进能出的管理机制，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和作用的充分发挥，从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进一步促进和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宪法规定:“人民依照国家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行公务员制度，有利于消除原人事制度所形成的干部、工人及不同所有制单位人员身份上的界限，打破不利于人才成长的各种束缚，让各类人才凭着自己的德才素质，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从而为公民平等行使宪法赋予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提供更多形式和途径，保证宪法的规定能更好地贯彻落实。 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为反对腐败、搞好政府机关的廉政勤政建设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反对腐败，加强政府的廉政建设，是各国政府面临的课题。我国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能从多方面促进廉政建设:一是通过开展权利义务、纪律教育和人员培训等多方面措施，提高人员素质，抵制腐败因素的影响;二是通过建立系统的法规体系，堵塞管理上各种漏洞;三是通过考核、回避等制度和公开化管理，形成有效的内外监督制约机制，创造廉洁行政的良好环境;四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积极改善公务员的生活待遇，提高机关工作人员抗御腐败的能力。现如今我国新建的公务员制度吸收借鉴了古今中外人事管理的经验和方法，体现了现阶段国情，同时又改革了传统的人事制度的弊端，保持了中国特色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我国公务员制度坚持和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总则中，明确规定“国家公务员制度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因此它既不同于西方文官制度，也不同于我国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
中国国家公务员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行使国家行政权利、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国家公务员分为政务和业务两类。政务类公务员，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组织法进行管理，实行任期制，并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业务类公务员按照国公务员法进行管理，实行常任制，国家公务员执行宪法、组织法和国家公务员法以及国家公务员条例规定的职责。它不包括党组织的领导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国家权利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也不抱括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不属于公务员的这部分人，除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和企业外，都参照公务员管理，待遇都是一样的。其中党群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称机关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