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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陕西省歌舞剧院创作并演出的大型古典宫廷乐舞《仿唐乐舞》和《唐.长安乐舞》展现了唐代舞蹈辉煌、古朴、典雅的艺术风格，编舞和配乐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赢得了国内外广大观众和专家学者的赞誉，已连演上万场，长盛不衰，成为陕西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眉户眉户在陕西关中地区最为流行，也为外省如甘肃、宁夏、青海、河南、山西等地群众所喜欢，它是由民歌脱胎发展而来的。盛行于华阴、华县地区的称东路眉户，西路眉户最早盛行于眉县及户县，唱腔委婉细腻优美动听。眉户的唱腔音乐有50多个曲牌，可以表现人物在舞台上丰富的情感和曲折的剧情。皮影戏皮影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道具戏之一，通过灯光把雕刻精巧的皮影戏映照在屏幕上，由艺人们在幕后操动影人，伴以音乐和歌唱，是一种深受人民欢迎的古老而又奇特的戏曲艺术。皮影萌芽于汉，发展于唐，兴盛在宋朝。陕西皮影不仅唱腔种类繁多，表演技术高超，而且影人的雕刻技艺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传统剧目有《会阵招亲》《游西湖》等。秦腔也称为“乱弹”是陕西地方戏的主要剧种，也是我国现存戏曲艺术中最古老的剧种，是京剧、豫剧、川剧、河北邦子等剧种的鼻祖，其唱腔、道白、脸谱、身段、角色、门类和演技均自成体系。它发祥与陕西关中，流传于西北地区。碗碗腔碗碗腔，陕西地方戏曲之一，曾名华剧。原为流行于陕西东部、陕北、陕南及晋西南的皮影戏，因以小铜碗为主要击节领奏乐器而得名。它的音乐属板腔体，分苦音、花音两类。音乐细腻幽雅，旋律缠绵优美。主要伴奏乐器有月琴、硬弦、板胡，并配以二弦、胡琴、边鼓、梆子、马锣和唢呐等。碗碗腔剧目丰富，现存200多种，较著名的有《春秋配》、《蝴蝶媒》、《金碗钗》、《白玉钿》等传统戏和《芦荡火种》、《红色娘子军》等现代戏。民间艺术 编辑本段凤翔彩绘泥塑凤翔彩绘泥塑以造型优美、色彩艳丽、生动逼真而享誉海内外。传说明代朱元璋的军队驻扎此地，士兵大都是江西老表，会制陶手艺。落户为农后，他们在农闲时做些玩具和礼物，久而久之，发展成为今天的彩绘泥塑。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这朵古老的民间艺术之花更加繁盛，成为陕西重要的旅游纪念品。面花面花的制作盛行于陕西关中和陕北，当地人称为花馍。每逢婚丧嫁娶，年节庆典，乡亲们制做出各种各样的花馍，造型别致，形态逼真，或摆茶陈列，或馈赠亲朋，即可食用，又是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艺术品。制作花馍，和面、蒸馍的火候都有讲究，只有那些技术高超的人才能蒸出形状好、不变形的花馍。陕北剪纸剪纸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艺术形式，为中华各民族人民所喜爱，其中陕北剪纸犹为引人注目。陕北剪纸包含秦、汉之风，风格既纤细秀美，又粗犷大方，粗中见巧工，土中观美感，曾连续数年分别在西安、北京等地展出，获得好评。近年来，陕北剪纸艺人多次出访外国献艺，引起轰动。陕西农民画陕西农民画原于民间，所画内容多取材于人物、动物、花鸟等，构图简洁美观，注重色彩数量，追求强烈的直观效果，乡土风情浓厚，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国内外游客和专家的好评。陕西农民画主要分布在关中的户县，陕北的安塞和洛川。户县被誉为“农民画之乡”已拥有2000多名土生土长的农民画家，许多优秀作品被国内外艺术馆收藏
人口迁移。陕南从地理因素来看，商洛兼有东接中原之利，丹江东南出秦岭与汉江交汇，可南下湖广，因此两地人口之间迁移，将文化进行混合形成了陕南民间文化。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成果。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 春联的种类比较多，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影壁中。
云南民俗文化市场化研究论述论文
[论文关键词]云南；民俗文化；研究状况；综述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三)余论
民俗文化要获得长久发展，必然要走市场化之路，而民俗文化在市场化的冲击下，自身又可能会发生异变和失真，如何在获得市场化发展的同时保护好民俗文化的原真性，是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王吉传》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礼记·王制》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王者巡守之礼,就是国君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太师是掌管音乐及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吏,他把民间传承的民歌(国风)呈递给国君.国君通过这些民歌,“观风俗,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古代各民族之间流传的民歌.这些民歌,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包含着大量的古代民俗事象,对研究我国古民俗具有重大价值。 研究民俗事象和理论的学科称为民俗学。“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如考古学要借助民俗学揭开古代社会神秘的面纱,民俗学要借助考古学提供古代传承文化的实证。编辑本段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近几年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以往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少疑义，不是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民俗学界或民间文化界一直在使用“民俗”、“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概念。现在突然出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名称，而且这一名词变得十分时髦，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改名，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有的提出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等。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换汤不换药，贴时髦的标签。如同前些年，人类学热起来，许多学科紧跟形势，在学科前冠以人类学，如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是什么学科呢？究竟是社会学、民族学、还是民俗学，有必要加人类学壮其门面吗。说到底我们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有点心虚，缺乏自信，不敢承认民俗学或民间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我们以往熟悉和研究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文化”的概念是可以互相置换的。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瑶族文化的传承论文
瑶族人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应不断与时俱进,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么，瑶族文化接下来要如何更好的传承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瑶族文化的传承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一、前言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在中华民族这一个大家庭中,我们56个民族的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演绎着自己灿烂的文明史和发展史,瑶族文化也是如此。地处粤北地区的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位于粤北南岭山脉南麓,是瑶族同胞的集中地,瑶族人口在当地占52.6%,在这一带,到处分布的是瑶寨,因此连南被称为“百里瑶山”。这里有极具原始风貌的自然风光和深厚历史的瑶族人文景和其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在这里瑶族历史文化悠久,瑶族风情独特,瑶山风光迷人。
二、连南瑶族文化的特点
民族文化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它全面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历史来源、社会制度、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哲学思想和审美观念等,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瑶族人也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1.建筑文化,种植文化。
独具风情的瑶家山寨,充分展现了瑶族同胞的智慧和勇气,他们一代接一代地开山辟岭,在明清时代修建的寨门、寨墙、石拱桥、石板道和青砖瓦房等,房屋排列整齐,村庄供水设施完善,并且他们千年瑶寨还是一处大“碉堡”。山寨建在易守难攻的半山腰,四处设防,壁垒森严,据说历史上曾多次抵挡住敌方的进攻,同时,他们开垦耕地,营造出一片又一片的梯田和森林,在崇山峻岭中构筑了一幅自给自足的山水田园风光的原始生活图景,令人向往和心旷神怡。
2.传统音乐、舞蹈。
瑶族歌谣其文化艺术源远流长，形式多样，有讲述天地万物起源的创世歌；有记述民族历史的古歌；有狩猎歌和农事季节歌、爱情歌；祭祀歌、革命斗争歌，有“香哩”、“离惯”、“刮架”、“贵金钟”等数十种不同称谓的瑶族传统民歌等等。在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中，瑶族崇拜盘古，把盘古看作是开天辟地的人类始祖。其中《盘王歌》是经典歌谣，是瑶族人民的伟大艺术珍品。此外，还有史诗般优美的.传说、故事、谜语、谚语等，充分展示了瑶族人民的思想文化、道德观念和社会生活，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瑶族舞蹈与其民间歌谣一样，是瑶族同胞的生活组成部分。其着名舞蹈如长鼓舞、铜鼓舞，系祭祀盘王、密洛陀的大型舞蹈。民间盛行的舞蹈还有25狮舞、草龙舞、花棍舞、上香舞、求师舞等数十种。现在，瑶族的长鼓舞和铜鼓舞已搬上了舞台，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清远瑶族耍歌堂、瑶族长鼓舞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还有舞马鹿、凤舞、闹花灯、瑶族小长鼓舞、豆腐节、舞被狮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歌舞所用的牛角、铜锣、唢呐、芒笛、五月箫、长笛等民族民间乐器，有很强的民族艺术风格和很高的艺术价值。
3.传统民族节日。
瑶寨是歌舞之乡，节庆活动丰富多彩，瑶家有三月三的开耕节，六月六的尝新节，七月七的开唱节，十月十六的盘王节以及耍歌堂等盛大节日。其中，“耍歌堂”已成为连南瑶族自治县传统的民间盛会，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农历十月十六日举行的“耍歌堂”是瑶族最隆重最大规模的传统节日。“耍歌堂”也是瑶族人民传播历史知识和喜庆一年辛勤劳动获得丰收的传统节日。耍歌堂是连南排瑶纪念祖先、追忆历史、喜庆丰收、崇拜英雄、传播知识的隆重活动，同时也是男女青年谈情说爱和人们会亲结友的民间盛会，耍歌堂传诵的瑶经具有很高的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的历史研究价值。
4.语言、服饰、宗教、婚俗等生活习俗文化。
瑶族的语言、服饰、婚姻和生活习俗等方面有各自典型的民族文化。如服饰,女着长裙,男着对襟服,皆有头饰、生活用品以及各种装饰品,都有式样多种、精致美观的图案花纹。传统工艺如挑花、织锦、编织、刺绣和蜡染。瑶族男女老幼都能出口成歌,而且歌词精练押韵性强,时逢喜庆佳节歌声遍野,令人神往。很多走出故乡的瑶胞都尽力保存着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在婚俗上,茶山瑶是传统的男婚女嫁,提倡计划生育;而盘瑶则是“男嫁女招”,提倡多生,注重男女平等;花蓝瑶婚俗更为独特。另外瑶族也保留自己的祖图族谱、碑刻铭文、宗教经书、歌书信歌、医方炙语、契约账据。
三、瑶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策略
如何将瑶族传统文化和其瑶区独特的地理环境结合起来,建设特色的民族经济,这是连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1.树立正确的民族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
“民族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指实现民族可持续发展目的的行动计划和纲领。民族可持续发展涉及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它的发展战略就是要使民族同与其相关的各方面的发展目标，尤其是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及自然生态环境的目标相协调。因此，应始终坚持以瑶族文化保护和瑶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双赢”为目的，瑶族传统文化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策略实施的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策略的最重要策略。
2.开发与保护相结合。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少数民族的节日礼仪、风俗习惯、宗教仪式等属精神文化因素。我们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时，必须要做到保存原文化的内在精神时，以防止传统文化形式的内含价值受到扭曲削弱。瑶胞都尽力保存着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些既是由民族感情决定的，也是由瑶族民间文化艺术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决定的。同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异彩纷程所在，瑶族人民的语言、服饰、婚姻和生活习俗等方面有各自典型的文化特征。比如在服饰上，瑶族服饰极具特色，在婚俗方面，提倡计划生育，注重男女平等，我们都要极力推崇，另外民间工艺历史悠久，如挑花、织锦、编织、刺绣和蜡染传统工艺，式样多种、精致美观的图案花纹，又如服饰、建筑、生活用品以及各种装饰品，都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保留并遗传下来。在开发过程中，还包括瑶族农村的文化既包括村落的规划、各类建筑、历史遗址；也包括各类民俗、民族语言、生活民居、民间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武术、医药和各种传统技艺等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要加以很好的保护。同时，瑶族传统文化只要是有益于社会和人类事业进步的，都应积极的奉献于其他民族和外界，这也是瑶族人民本来就具有的传统美德。我们知道任何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对自己和对外界的宣传。一是尊重、保存、运用瑶族人民在长期社会劳动实践中的优秀成果；二是向外宣传，有利于吸引和增加其他民族对瑶族人民了解的欲望和关注，加强联系，吸收、利用其他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以利于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促进瑶族的经济建设。
3.民族性与创造性相结合。
民族性是建造瑶族文化博物馆，依据瑶族传统的文化和传统民居建筑特点而设计的，描述了瑶族悠久的历史、自然资源、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民族服饰、文化艺术、传统体育等部分。这样，该馆不仅可以成为保护瑶族文化的重要场所，并且可以成为清远重要的民族旅游景点。创造性是指人们利用现有的文明成果进行改进创新，使其更加科学、合理的造化。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前瑶民过着迁徙不定的游耕生活。但是瑶族人民勤劳勇敢，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每迁徙到新处都能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劳动果实生存下来，具有优秀的民族气节。瑶族人民不但适应环境，更应改变环境。特别是要有创造性地学习运用科学文化知识，尽快适应改革开放的新环境，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既要谋求生存，更要谋求发展。
4.融合性与时代性相结合。
瑶族人民由于居住地理环境所限，发展不快，不注重吸收和运用其他民族和外界的优秀文化和科学技术，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但是，瑶族人民热情好客，内部团结、互助性强，中华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往来中不断吸收外来文明成果，瑶族人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应不断与时俱进，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让他们不断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和发展，使其吸收各种民族的长处和优点，不断完善和进步，与汉族、其他民族不断融合和发展，使瑶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得以巩固和提高。
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王吉传》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礼记·王制》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王者巡守之礼,就是国君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太师是掌管音乐及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吏,他把民间传承的民歌(国风)呈递给国君.国君通过这些民歌,“观风俗,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古代各民族之间流传的民歌.这些民歌,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包含着大量的古代民俗事象,对研究我国古民俗具有重大价值。 研究民俗事象和理论的学科称为民俗学。“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如考古学要借助民俗学揭开古代社会神秘的面纱,民俗学要借助考古学提供古代传承文化的实证。编辑本段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近几年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以往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少疑义，不是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民俗学界或民间文化界一直在使用“民俗”、“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概念。现在突然出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名称，而且这一名词变得十分时髦，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改名，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有的提出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等。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换汤不换药，贴时髦的标签。如同前些年，人类学热起来，许多学科紧跟形势，在学科前冠以人类学，如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是什么学科呢？究竟是社会学、民族学、还是民俗学，有必要加人类学壮其门面吗。说到底我们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有点心虚，缺乏自信，不敢承认民俗学或民间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我们以往熟悉和研究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文化”的概念是可以互相置换的。
陕西地处中国腹地，贯连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这里既有黄土高原的粗放，又有鱼米之乡的秀丽，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其餐饮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为底蕴，无声润物，在这块土地上形成了极富特色的“秦食文化”。历史——厚重典雅 博大精深 在春秋战国时代，陕西为秦国治地，故简称“秦”，在此基础上发祥和成长起来的古老而又年轻的饮食风味与历史文化结合称之为“秦食文化”，它以陕西为中心，地理位置可以拓展到整个西北地区。历史上，因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的发展，陕西，尤其是西安，形成众多名胜，内外交流相当频繁，这也带来了陕西膳食饮馔的进步发展。 具有代表性的“秦食文化”菜谱主要由衙门菜、商贾菜、市肆菜、民间菜和清真菜等组成。衙门菜，又称官府菜，历史悠久，典雅厚实，如“带把肘子”、“箸头春”等。商贾菜则以名贵取胜，如“金钱发菜”、“佛手鱼翅”等。市肆菜以西安等重镇中心的名楼、名店的肴馔为主，招徕顾客，竞争激烈，如“明四喜”、“奶汤锅子鱼”、“煨鱿鱼丝”、“烩肉三鲜”等。民间菜经济实惠、富有乡土气息，如“光头肉片”、“肉丝烧茄子”、“葫芦头”等。清真菜历经明清发展，规模初具，如“羊肉泡馍”、“全羊席”，闻名遐迩。 陕西餐饮和饮食文化葆有周、秦、汉、唐等十多个王朝遗风，特色精绝，美不胜收。借历史与古都优势，陕西餐饮博采精华，兼收各民族珍馐风味，集内外之荟萃，挖掘继承历代宫廷之技艺，以品种繁多、花色奇异、民族特色浓厚、地方风味各异、古色古香古韵而著称。 但陕西餐饮业在其前期整体上发展比较缓慢，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陇海铁路通车和抗战兴起，陕西成为中国的大后方，各地迁移至西安的人口急剧增加，各种风味饮食也先后入驻西安，陕西餐饮业得以兴盛。后来，从上世纪80年代西安逐渐成为旅游胜地，国内外的交往日益频繁与密切，促使陕西的餐饮业一日千里，跨越发展。伴随着“饺子宴”、“小吃宴”、“仿唐宴”、“宫廷宴”等经典餐宴的挖掘面世，还出现了一批符合各地游客需要的创新菜，进一步提高了陕西餐饮的知名度。现状——争流竞胜 异彩纷呈 早在唐代，西安（古称长安）就是全国最大最开放的城市，是全国餐饮和饮食文化的中心。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寄胡麻饼与杨万州》：“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 一诗。其实，诗中的“胡麻饼”就是我们今天吃的芝麻烧饼。 三秦大地烨烨华章，名品饮食千古蕴藏。流传于陕西的各式小吃，不论是宫廷的、民间的，数量庞大，做工精细，深受中外人士的欢迎。陕西人在挖掘、整理、保留这些传统餐饮的同时，又给它增添了新的内涵。如把传统的各式各样的饺子和小吃组成使人眼界大开的饺子宴、小吃宴、仿唐宴、宫廷宴。在这里，人们吃的不仅仅是几碟菜肴，而是在品味文化与传统，感受历史脉络和民族风情。 清真菜在中国的菜系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陕西以牛羊肉泡馍为代表的清真餐饮近年来更是独领风骚，西安的老孙家、同盛祥等，则是闻名遐迩的美食店，成为各地游客的口福之地。 餐饮业是一个多面发光的镜子，打理顺畅，不仅能带来最直接的消费，而且对拉动农业、食品加工业以及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大力发展餐饮业，弘扬“秦食文化”，业已成为陕西经济发展和促进旅游业的一大亮点与特色。
做为老西安，我来跟您简单的描述一下西安饮食和文化的形成我一直很坚持，没有饮食的地方就没有文化，同样，什么样的饮食都来源于什么样的文化影响：西安的文化是沉积的厚重的，是需要剥离其上的尘埃的西安的文化又是积极的，包容多元的，热情接纳的外人的眼 里看见了一座土城却不知道黄天厚土下，西安人的承载和哲学的思维加之前上所述的其他文化特性造就了丰满浑厚热辣浓烈，并兼具中国最具哲理和思想智慧的人文所以西安的小吃特色也无外如此：应该这么说，仅仅从文化界的陕军东征就能看出西安饮食同样具有的优秀的哲理和睿智的思维，同时又兼收并蓄的多样性风格比如： 《白鹿原》=锅盔 《废都》=稠酒 《最后一个匈奴》=羊肉泡 《热爱命运》=酸汤鱼鱼 1、品种还可能更多，西安引进消化的外地小吃品种在20年内，大约增加了30以上的品种，并且都做过改良，最典型的是新疆的烤肉，这个食品现在在西安很普及，我尝过多家原产地的小烤肉和馕坑肉，味道真的不如西安的。引进-消化-改良，是西安的特色。 2、制作工艺北方讲力，南方讲巧，所以最典型的就是北方的水饺，南方的云吞。 北方多面食，制作起来大多要大力量的揉制原料，所以北方面食是南方人下辈子难以企及的。而在讲精细，这是南方的精髓，北方人可能几辈子也学不来的。 3、整合和包装还是不要了： 我在成都生活4年，我最初来成都是10年前。10年前成都的小吃比西安还有名气 。如今：赖汤圆，钟水饺，马肺片，唐肥肠等等等等都已经找不到了10年前堪称成都超一流的陈麻婆，现在几个店都不死不活（我家门口一个遇到大火，几个月了也没精力重建）10年后的今天，钟水饺和赖汤圆我吃的最多的是速冻的，商场里5块钱一大包那种了。什么愿意？就是整合，这些以前都是国营，本来各自为战，承包经营都活的好好的。后来划归成都饮食公司统一经营了，不到10年，全死光光。所以，即使的国营的，也各有各的特色会比较好，把鸡蛋都放到饮食公司等等整合者的手里，那是不安全的，也是没效率的。在包装上，西安的馆子您是去的少了。 春发生：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理念识别） 贾家包子：名人效应（视觉识别） 柏树林泡馍（不开了）：每天只卖200碗（行为识别） 其他还有： 回民馆子的吆喝：几位里头座，楼上！2位-招呼！ 各大馆子的不同特色服务流程：进门带座，碗上夹票（类似麦当劳的备餐牌） 噱头表演：肉夹馍的甩杆仗，茶汤的一臂8碗，快板式报菜 西安的馆子，各有各的特色，即使是国营的。唯一都一样的，就是好馆子的服务人员的积极态度都一样。不好的馆子，一个个都懒懒散散，细节上已经输给人人家好馆子了。 4、关于地图：这个应该有，政府忽略了，其实西安也可以同时搞起来类似北京的到胡同去的项目，西安应该叫到巷子去。 包括一些深度的文化项目的开发-比如西安的很多地名都是千年的流传。象西安的未央区，知道什么是未央-长乐未央啊这些深度的文化项目要是都开发出来，那能吸引很多人的中国北方的很多文化，中国9个省的方言和饮食习惯，都可以找到几千年前发自长安的印记还应该开发一些-到农村去的项目西安的农民知礼，40岁以上的农民大多能跟你讲很多的哲理这点北京的侃爷差远了去了，那叫吓侃你到西安的农村去，红白喜事啊，过年过节啊走什么程序，什么礼仪，什么人扮演什么角色那严谨程度绝对不亚于英国女王加冕！这就是礼仪之邦的精髓啊！ 你到北京去，除了京片子-你丫 CAO 谁谁啊。再就多点八旗故事和八旗思维别的，别跟我谈了，讲文化礼仪，北京人差远了！我给你叫个45岁左右的长安县农民，保证侃的10个京油子一脸景仰，什么是文化，这就是文化！
可以去参考社会科学前沿或者食品与营养科学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民族神话与民间文学的相互关系民间文学 广大劳动人民的语言艺术——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包括神话、民间传说（见中国民间传说）、民间故事（见中国民间故事）、歌谣、民间叙事诗、说唱文学（如平话）、谚语、谜语等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 民间文学的特征 ①口头性。用口头语言创作和传播是民间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广大劳动人民不能使用文字，他们只能用口头语言去构思、表现和传播。现在，大多数人已经认识文字，但不少的场合，他们仍然要用口头语言歌咏或讲述广大人民熟悉的、千百年来民间传承的文学形式，如故事、歌谣等。 ②集体性。民间文学作品，是群众的集体创作。所谓集体创作，既包括作品内容的思想、感情和想象，形式和艺术表现以及作品的所有权等诸方面，更包括整个创作和流传的过程。有些作品，在不断传唱或讲述的过程中，受到无数唱述者的加工、琢磨。所以，民间文学作品一般无法署名。有一些民间文学作品，经群众中具有优秀才能和丰富经验的歌唱者、说故事人的加工，具有一定的个性，但其个性是能够与广大群众口头创作的集体性融和在一起的。 ③变异性。由于口头语言的不稳定性，民间文学作品在流传和讲唱的过程中，常常因时间、地域、民族的不同，以及传播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和听众的情绪变化等因素，而有所变异。这种特征是上文所述的口头性、集体性所产生和自然的果实。 ④ 传承性 。民间文学同风俗习惯一样，一般都靠行动、语言传播和继承。这种群众集体传承的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德国16世纪的民间故事《约翰·浮士德博士的一生》不仅在当时深为人们所喜爱)，后来也一直在民间流传，成为后世作家（如歌德）创作取材的源泉。 ⑤直接的人民性。在衡量文学的价值时，往往提出“人民性”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人民的口头创作有它的巨大优越性。民间文学的作者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它的见证人。具有优越的人民性的民间文学，内容相当广阔，它蕴藏和放射着人民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乐观主义、人道主义和献身精神等崇高思想和美德。民间文学不仅表现了人民的痛苦和希望，也表现了他们的典范人格和崇高品质。 ⑥优越的艺术性。民间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一种用语言以及兼用表演的艺术。它必然在某些方面具有艺术的特点。散文故事、叙事诗等大都有人物、情节，长诗、短谣以及部分谚语、谜语，大都有一定的句式和韵律，小戏有故事情节与对唱形式等。但仅仅这些还不能完全证明它的艺术性。许多民间文学作品还有独自的和优越的艺术特点。中国近年陆续发现的兄弟民族史诗，其艺术成就使世人惊异。至于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情歌和抒情歌谣，在表现欢乐和痛苦的情思上 ，往往超越作家的同类作品 。而那些短小的故事 、谚语、歇后语，真正使思想、经验、智慧凝缩得像 5个指头捏紧的拳头 。从风格上说，朴素、简练 ，是一般民间文学的特点。总之，民间文学的艺术特色和优点是多方面的，有的还是不可企及的。 民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 民间文学是广大人民长期社会生活的产物。它凭他们社会生活的需要产生和流传，它反映了他们各方面的生活和有关的思想、感情，它直接或间接地为他们的生活服务——给以知识 、教诲 、鼓舞和希望，其中有些本身就是生活的构成部分。与一般专业作家文学相比，在这一点上，民间文学有其独特性。由于它的作者人数众多和生活在底层，他们能够更广泛、深切和精确地反映社会生活。它的社会功用，也和书面文学颇有不同的地方。许多民间谚语就是劳动人民生活和劳作的教科书。不少劳动歌，是他们在各种劳作中调整呼吸、动作和鼓舞情绪的不可缺少的东西。许多世代相传的古老神话和传说，不但传述了一定的历史知识，还培养着国家民族团结的感情。许多保卫乡土、保卫祖国的英雄传说，永远给予广大人民以鼓舞力量。 民间文学与作家书面文学 民间文学与专业作家的书面文学在内容与形式方面有很大歧异。但这两种文学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从来源说，它们的共同根源是原始文学。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文学的一些种类——神话、歌谣、传说大抵已经产生，这是氏族和部落大众共有的文学。阶级社会形成后，替上层阶级服务的文艺专职人员以及史官、诗人和宗教执行者产生了，文学日益书面化。与原始文学的传统距离远了 。但是 ，广大的下层人民因为被剥夺了文字的使用权，基本上仍沿用着原始文学的传统，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前进加以变化。这两种本来同一发源的文学的性质和面貌，在长期的阶级社会里呈现出极大的不同，形成对抗或对立的状态。 另一方面，这两种文学又互相影响。不但有不少民间文学作品被记录下来成为书面文学；而且，不少书面文学的诗歌、故事、传奇、小说等体裁，往往也是由民间文学发展而成的。至于书面文学取材民间文学或用它作“词藻”的，就更多了。同时作家的书面文学，在思想、想象和语词等方面也多少对民间文学起过一定的影响。到了现代，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的生活、思想等的剧变，两种文学互相影响的地方就更加增多。 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影响 民间文学是多民族的民间文学，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存在着相互交流、影响的明显现象。不同民族在文化上互相影响和互相促进。在中国，汉族的民间文学，与各民族民间文学交错着、联接着。特别是那些民族间接触较早或居住交错、比邻的民族所产生影响或承受影响的痕迹更为显著。 各民族之间民间文学的接受影响，大都是以自己民族的生活和文化为基础，对它进行选择、取舍、改造、加工。他们尽力使它民族化。这是民族间文化交流影响的自然法则。 民间文学的世界关系 民间文学的某些体裁，如民间故事，在国境以外，甚至在地理上相隔较远的地区，民族的民间故事 、传说和谚语等 ，不仅有许多构思 、表现手法相似，有的故事连基本的人物、情节都相同或相似。像灰姑娘型故事、天鹅处女型故事等"世界大扩布"的民间叙事作品，就属这一类。此外，像故事或叙事诗里，某些构思或部分情节相似的，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别的民族影响的结果。如中国与邻国印度、朝鲜、日本等，就有长久的文化上的交往。因此，中国的民间文学与那些国家的同种类作品的关系相当密切。从民间文学的互相交流、影响现象看，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及文化的交流是源远流长的。 民间文学的研究 民间文学是国家、民族中广大物质财富生产者所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它不但有自己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也有它独特的表演过程和传播方式。对民间文学进行研究的学科称为民间文艺学。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各类民间文学作品进行的探索和阐明，或对它的历史进行清理和论述。近年来，学术界把民间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重要部分给予科学的探索和确当的叙述，给予民间文学以应有的地位。 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与文化史以及文化学的关系，同样是密切的。文化史和文化学的探究、叙述应该以世界的或民族的整个文化为对象。要叙述一个国家的文化史或文化学，决不能抛掉民间文学这种重要的精神文化产物，否则，不仅概括不周全，还可能影响到对整个文化现象评价和叙述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