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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治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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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治论文参考文献

“中国之治”是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探索,逐步形成、不断改革创新、不断完善和巩固发展起来的科学制度体系。是适合中国国情和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是符合中国实际、并经过时间验证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论古代户籍制度与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摘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HJ1.1mm〗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中国之治”可以从四个方面去理解:

1、“中国之治”根源于政党之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担当是“中国之治”的最基本保证。一方面,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领导核心,没有成功的党的建设,也不可能有成功的国家建设,所谓“中国速度”其动力就在于党的引领。

我们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忧患意识,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保证党始终带领全国人民走在复兴之路上。可以说,党的自我建设与中国的治理成功密切相关。

2、“中国之治”体现在大国之治。《决定》提到,中国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之治”正是实现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腾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实现良好的治理,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确性的最佳证明。

3、“中国之治”本质是人民之治。“中国之治”的一大优势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一方面,“中国之治”是以人为本的治理,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与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人民是“中国之治”的参与者、贡献者,“中国之治”在于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可以说,“中国之治”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治理。

4、“中国之治”承载着文明之治。“中国之治”不仅是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更意味着对一个文明的治理。“中国之治”实际上承载着一个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命题,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次革命性飞跃,这种革新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延绵数千年的秘密所在。

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吹响了“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当代政治文明话语体系建设的号角。中国的治理模式激励着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自己的治理模式,也启迪西方社会走出治理困境,为人类文明演进贡献中国智慧。

扩展资料:

“中国之治”是大历史的有机统一。“中国之治”首先是立足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的有机统一。在旧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建立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树立了有强大凝聚力、号召力的政治权威,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完整的工业体系,提高了医疗与教育水平,而这些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激发市场与社会的活力,协调各方面力量,推动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的同时,提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推动了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的进一步提升。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之治”新方向

“中国之治”可以从四个方面去理解:

1、“中国之治”根源于政党之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担当是“中国之治”的最基本保证。一方面,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领导核心,没有成功的党的建设,也不可能有成功的国家建设,所谓“中国速度”其动力就在于党的引领。

2、“中国之治”体现在大国之治。《决定》提到,中国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之治”正是实现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腾飞。

3、“中国之治”本质是人民之治。“中国之治”的一大优势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一方面,“中国之治”是以人为本的治理,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与利益。

4、“中国之治”承载着文明之治。“中国之治”不仅是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更意味着对一个文明的治理。“中国之治”实际上承载着一个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命题,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次革命性飞跃,这种革新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延绵数千年的秘密所在。

中国之治解释:

“中国之治”是大历史的有机统一。“中国之治”首先是立足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的有机统一。在旧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建立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树立了有强大凝聚力、号召力的政治权威,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完整的工业体系,提高了医疗与教育水平,而这些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激发市场与社会的活力,协调各方面力量,推动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的同时,提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推动了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的进一步提升。

形势与政策论文参考文献中国之治

2022形势与政策参考文献如下:

1、王日庠:《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第119页、16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2、宫力:《中美关系热点透视》,第286页~287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

3、《2009形势与政策论文》,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4、《周边安全形势与中国安全战略选择》,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5、《09中国周边形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6、《论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形势与政策:

形势与政策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建设的慕课,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于2016春夏在智慧树网首次开课,该课程的授课教师为王海军、钟国兴、燕继荣、冯玉军、刘长军、周良书、洪向华。

据2022年8月智慧树网官网显示,该课程已开课15学期,累计学校811所。形势与政策课程共八章,包括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践行“双碳”战略 推动绿色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抗疫中的中国贡献等内容。

“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具有意识形态的一贯性、现实生活的变动性和施教育人的指向性相统一的特点。“形势与政策”课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也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希望大家喜欢!

《当代大学生应加强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道德涵盖的内容都会发生质的变化,但无论如何变迁,爱国主义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中永恒不变的主题。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对高校大学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作用。文章分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及在高校加强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并从多个方面提出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途径。

关键词:爱国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民族精神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之魂。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是高校学生树立报效祖国的精神动力。学生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必须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感。

一、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

爱国主义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对国家的一种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极大地促进人民团结一致,抵御外来侵略。在当今,爱国主义教育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爱国主义教育是指引导人们尤其是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理想、信念,与充满对祖国的热爱与树立报效祖国的理念,这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的基础性工程。

二、加强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

加强高校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条件。这对当前我国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巨集伟目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作用与意义。

在高校开展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让大学生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培养爱国情感。这是鼓舞大学生立志成才、开拓进取的精神动力要求,也是时代赋予大学生的历史使命。以民族精神为核心就是指高校培养的人才具有中华民族情结,即这种人才能在祖国和世界任何地方想到为祖国做贡献。他们应具有胸怀天下、报效祖国的伟大胸襟。

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阵地,同时担负著培养学生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与情操的重任。由于高校学生作为思维最为敏感、前卫的青年群体,他们在当今深刻变化的形势中,较之以往,承受的学业、心理、就业等方面的压力骤然加大,他们就会将这一切不如意归结为国家、民族与时代,从而发生反叛精神,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中,就会极易出现发展不和谐的音符。而高校能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是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因素,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这样,在高校学生中进行民族精神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势在必行的重要任务。

三、高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途径

1.高校爱国主义教育要体现民族性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独立自强、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在高校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凝聚和激励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具有重要的意义。胡 *** 指出,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引导大学生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报效祖国理念。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财富源泉,它显示了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与动力。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也表现为民族精神等精神力量的竞争。因此,对高校而言,开展对大学生进行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要增强学生的国家与民族意识,增强其国家认同感,从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巨集伟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2.加强高校爱国主义宣传基地的建设

高校要建立爱国主义宣传基地,形成以革命人物、事迹等爱国主义宣传基地。一个爱国主义宣传基地就是一段历史、一部教材、一处课堂,它是一座蕴藏着真善美和创造精神的思想宝库。通过对爱国主义宣传基地的参观,可以引导他们从中接受教育,激发爱国主义情感,从而积极投入到建设中国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去。因此,一方面,高校要充分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加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另一方面,要组织大学生到爱国主义宣传基地参观学习,以增强大学生具有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情操。由此可见,加强爱国主义宣传基地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

3.开展中华历史知识教育及中国革命传统教育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中国人民在历史上始终贯穿着中华民族不畏 *** 、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爱国主义情怀。近代中国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历史,就是中国民族崇高的民族品格和伟大精神的真实写照。高校在爱国主义教育中让广大学生接受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就是让他们深刻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树立国家与民族意识,能在国家危难的情况下挺身而出,为国分忧,承担起历史责任。同时,更要加强中国革命的传统教育,让学生深刻认识和了解中国 *** 领导中国人民为建立与建设新中国而表现出来的革命气概与民族气节。这样,学生就会认识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性进步和光明前途,从而树立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与崇高抱负。

综上,爱国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它总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历史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内容,向人民提出新的要求。但毫无疑问的是,它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凝聚人民的重要思想基础和不断追求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肖春雷.新疆高校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研究[D].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3

[2]张敏.爱国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永恒主题[J].湘潮:下半月理论.2009,05:130.

[3]周学军.思想政治工作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基础[J].科学大众.2008,02:158.

[4]杜雪梅.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再谈中小学的爱国主义教育[J].内蒙古教育.2008,02:41.

[5]廖运华.关于当前高校爱国主义教育途径问题的探讨[J].南华大学学报.2000,04

[6]熊坤新,王文东.民族问题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5: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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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社会交往不断发展的产物,是社会交往不断趋于规模化、标准化、程序化、清晰化、精确化和条 文化 的结果。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 一、论文格式必须包含如下六大要素: 论文标题、论文作者署名及其单位、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论文正文,最后是论文的参考文献。这是论文格式的六大要素,是任何论文都必须要包含的内容。 此外,在不同学术领域,其论文还有其他一些内容,比如论文致谢、论文封面以及 毕业 论文要写明指导老师等。 最后,不同的学术研究或者编辑出版机构,对论文格式也有自己的一些要求。 二、论文内容必须按照论文格式要求进行编辑排版: 论文除了要包含如上六大要素之外,还有按论文格式要求对论文内容进行编辑排版,比如纸张大小、标题居中、段落缩进、列表编号、字体字号等。在信息化时代,这个要求更为迫切。 论文格式化之后,内容条例清晰,结构一目了然。 政治论文参考文献 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在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交往和处理国内事务首要主体的条件下,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切身利益和福祉。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维护政治安全,保持政治稳定,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安全及其影响因素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国家主权、领土疆界、民族尊严、意识形态、价值文化、国家制度和权力体制等方面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自主,并免受各种干扰、侵袭、威胁和危害的能力和状态。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只有当政治安全获得保证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谋求和维护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安全。一般认为,政治安全的内涵主要包括国家主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政治秩序安全等四个要素。对于中国来说,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实现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政治安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领域的安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组成部分),对政治安全产生着尤为重要的影响。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出了问题,政治也会出问题。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看,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由天灾导致的饥荒和民不聊生,往往会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从西汉末年直至清朝中后期,历史一直围绕着经济领域的治乱循环为轴心旋转着。即使是现代社会也难以逃出这条铁律的规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陷入困境,引发政治危机,导致统治印尼32年的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倒台。同样,南美的庇隆、皮诺切特、藤森等政权兴衰乃至苏东剧变,其动因也都在于经济领域的危机。有鉴于此,邓小平在 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对于保持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的决定性影响。当然,另一方面,政治安全问题也可能反作用于经济安全领域,这在苏东剧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的泰国、菲律宾以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反面例证。总之,在思考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时,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投射。 意识形态既是政治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政权,除了依靠国家机器和经济利益两手来维系,统治阶级倡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能否为多数民众接受和尊奉,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清代学者龚自珍有句 名言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就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政治安全的重要影响。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每一个执政党或执政阶级而言,能够产生立竿见影功效的是暴力工具和直接与民众自身相关的经济利益要素,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可能是最不容易引起足够重视的政治安全要素,因为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源投入和对政治文化、社会舆论前沿的跟踪和引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执政集团丧失政权是始于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或公信力。 二、人民利益与政治安全 决定一国政治安全的根本因素,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那么,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如何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说到底,就在于它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和福祉。如果能带来利益,人民就拥护,政权就巩固;如果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反对,政权就不稳固。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加深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国内政局不稳、战乱不止,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颠沛流离。摆脱任人宰割的屈辱地位,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谁能带领人民实现这个任务,谁就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国家统一、政局安定以后,就要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但由于受特殊的国际环境影响,加上极“左”思想在党内泛滥,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能得到有效贯彻。运动接连不断,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稳定快速发展,国家政治安全,从根本上讲,还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 在人民富裕起来的同时,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在中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使人民富起来的历史使命,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富起来以后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等问题,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也是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创新发展。 如何在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起来以后,让社会更公平、更和谐,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这已经成为了全党上下的共识。 通过上述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一条贯穿其间的红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以人民利益为最根本出发点,是党始终没有动摇过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可能克服那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确保社会主义政治的人民性本质的前提下,不断夯实政治安全的基础。 三、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两大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包括西方敌对势力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颠覆势力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可以分为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显然,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使矛盾和问题在短期内集聚。应该说,这些矛盾绝大多数是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引起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导致的,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这些矛盾是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并及时予以化解,就有可能不断积累甚至激化,同样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影响中国的政治安全。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一项根本任务。 而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政治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根本上讲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但在具体单位、具体问题上干群矛盾、党群问题是存在的。关键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要善于体察民情,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努力做好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及时化解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情绪。只要党和政府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也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 为了防止党夺取政权后蜕化变质,重蹈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进行了探索。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窑洞谈话。黄炎培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衰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保证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民主。毛泽东在窑洞谈话中提出民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人人起来负责。就是要真正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也是真正的民主的含义。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七大 报告 也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第二,人民监督政府。现代国家,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除了在基层和一定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在整个国家层面,主要还是实行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即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将权力交给选出来的政党和民意代表,由政党组成政府,来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任何国家要发展、要稳定,都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公共权力。但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腐化变质,损害人民的利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英国学者阿克顿提出:权力导致腐败,失去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腐败和暴政的根源,也是影响政治安全的根源。让人民监督政府,用权利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腐化变质,危害人民利益,进而影响政治安全的最有效办法。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中国的现实看,权力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是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并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安全。遏制腐败,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说到底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解决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又服务于人民的问题,解决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问题。一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愿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 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制约权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强调政权内部的分权制衡;另一方面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用人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为此,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更要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保证。这里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从历史和现实看,在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情况看,要保持政局稳定,更需要一个有权威、有力量的政党来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二是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中,是否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是衡量党的领导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在党的领导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现实路径,也是确保政治安全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看了“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的人还看: 1.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2. 参考文献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3.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模板 4.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国家标准 5. 2017届高校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6. 参考文献格式学术论文

标题是文章的眉目。各类文章的标题,样式繁多,但无论是何种形式,总要以全部或不同的侧面体现作者的写作意图、文章的主旨。毕业论文的标题一般分为总标题、副标题、分标题几种。(一)总标题总标题是文章总体内容的体现。常见的写法有:①揭示课题的实质。这种形式的标题,高度概括全文内容,往往就是文章的中心论点。它具有高度的明确性,便于读者把握全文内容的核心。诸如此类的标题很多,也很普遍。如《关于经济体制的模式问题》、《经济中心论》、《县级行政机构改革之我见》等。②提问式。这类标题用设问句的方式,隐去要回答的内容,实际上作者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只不过语意婉转,需要读者加以思考罢了。这种形式的标题因其观点含蓄,容易激起读者的注意。如《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单干吗?》、《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吗?》等。②交代内容范围。这种形式的标题,从其本身的角度看,看不出作者所指的观点,只是对文章内容的范围做出限定。拟定这种标题,一方面是文章的主要论点难以用一句简短的话加以归纳;另一方面,交代文章内容的范围,可引起同仁读者的注意,以求引起共鸣。这种形式的标题也较普遍。如《试论我国农村的双层经营体制》、《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条条与块块的关系》、《战后西方贸易自由化剖析》等。④用判断句式。这种形式的标题给予全文内容的限定,可伸可缩,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文章研究对象是具体的,面较小,但引申的思想又须有很强的概括性,面较宽。这种从小处着眼,大处着手的标题,有利于科学思维和科学研究的拓展。如《从乡镇企业的兴起看中国农村的希望之光》、《科技进步与农业经济》、《从“劳动创造了美”看美的本质》等。⑤用形象化的语句。如《激励人心的管理体制》、《科技史上的曙光》、《普照之光的理论》等。标题的样式还有多种,作者可以在实践中大胆创新。(二)副标题和分标题为了点明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对总标题加以补充、解说,有的论文还可以加副标题。特别是一些商榷性的论文,一般都有一个副标题,如在总标题下方,添上“与××商榷”之类的副标题。另外,为了强调论文所研究的某个侧重面,也可以加副标题。如《如何看待现阶段劳动报酬的差别——也谈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开发蛋白质资源,提高蛋白质利用效率——探讨解决吃饭问题的一种发展战略》等。设置分标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清晰地显示文章的层次。有的用文字,一般都把本层次的

中国政治制度论文参考文献

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第二版)2005年3月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李治安、杜家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楼劲、刘光华:《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周良宵:《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徐连达、朱子彦:《中国皇帝制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刘泽华:《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91年。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阎步克:《职位与品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人民出版社 1996年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6月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8年3月左言东: 《中国古代官制》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5月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 1999年张晋藩:《中国政治制度史》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1987年张创新:《中国政治制度史》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

政治是社会交往不断发展的产物,是社会交往不断趋于规模化、标准化、程序化、清晰化、精确化和条 文化 的结果。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 一、论文格式必须包含如下六大要素: 论文标题、论文作者署名及其单位、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论文正文,最后是论文的参考文献。这是论文格式的六大要素,是任何论文都必须要包含的内容。 此外,在不同学术领域,其论文还有其他一些内容,比如论文致谢、论文封面以及 毕业 论文要写明指导老师等。 最后,不同的学术研究或者编辑出版机构,对论文格式也有自己的一些要求。 二、论文内容必须按照论文格式要求进行编辑排版: 论文除了要包含如上六大要素之外,还有按论文格式要求对论文内容进行编辑排版,比如纸张大小、标题居中、段落缩进、列表编号、字体字号等。在信息化时代,这个要求更为迫切。 论文格式化之后,内容条例清晰,结构一目了然。 政治论文参考文献 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在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交往和处理国内事务首要主体的条件下,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切身利益和福祉。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维护政治安全,保持政治稳定,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安全及其影响因素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国家主权、领土疆界、民族尊严、意识形态、价值文化、国家制度和权力体制等方面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自主,并免受各种干扰、侵袭、威胁和危害的能力和状态。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只有当政治安全获得保证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谋求和维护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安全。一般认为,政治安全的内涵主要包括国家主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政治秩序安全等四个要素。对于中国来说,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实现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政治安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领域的安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组成部分),对政治安全产生着尤为重要的影响。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出了问题,政治也会出问题。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看,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由天灾导致的饥荒和民不聊生,往往会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从西汉末年直至清朝中后期,历史一直围绕着经济领域的治乱循环为轴心旋转着。即使是现代社会也难以逃出这条铁律的规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陷入困境,引发政治危机,导致统治印尼32年的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倒台。同样,南美的庇隆、皮诺切特、藤森等政权兴衰乃至苏东剧变,其动因也都在于经济领域的危机。有鉴于此,邓小平在 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对于保持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的决定性影响。当然,另一方面,政治安全问题也可能反作用于经济安全领域,这在苏东剧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的泰国、菲律宾以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反面例证。总之,在思考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时,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投射。 意识形态既是政治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政权,除了依靠国家机器和经济利益两手来维系,统治阶级倡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能否为多数民众接受和尊奉,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清代学者龚自珍有句 名言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就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政治安全的重要影响。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每一个执政党或执政阶级而言,能够产生立竿见影功效的是暴力工具和直接与民众自身相关的经济利益要素,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可能是最不容易引起足够重视的政治安全要素,因为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源投入和对政治文化、社会舆论前沿的跟踪和引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执政集团丧失政权是始于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或公信力。 二、人民利益与政治安全 决定一国政治安全的根本因素,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那么,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如何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说到底,就在于它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和福祉。如果能带来利益,人民就拥护,政权就巩固;如果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反对,政权就不稳固。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加深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国内政局不稳、战乱不止,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颠沛流离。摆脱任人宰割的屈辱地位,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谁能带领人民实现这个任务,谁就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国家统一、政局安定以后,就要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但由于受特殊的国际环境影响,加上极“左”思想在党内泛滥,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能得到有效贯彻。运动接连不断,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稳定快速发展,国家政治安全,从根本上讲,还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 在人民富裕起来的同时,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在中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使人民富起来的历史使命,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富起来以后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等问题,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也是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创新发展。 如何在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起来以后,让社会更公平、更和谐,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这已经成为了全党上下的共识。 通过上述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一条贯穿其间的红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以人民利益为最根本出发点,是党始终没有动摇过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可能克服那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确保社会主义政治的人民性本质的前提下,不断夯实政治安全的基础。 三、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两大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包括西方敌对势力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颠覆势力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可以分为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显然,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使矛盾和问题在短期内集聚。应该说,这些矛盾绝大多数是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引起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导致的,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这些矛盾是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并及时予以化解,就有可能不断积累甚至激化,同样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影响中国的政治安全。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一项根本任务。 而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政治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根本上讲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但在具体单位、具体问题上干群矛盾、党群问题是存在的。关键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要善于体察民情,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努力做好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及时化解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情绪。只要党和政府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也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 为了防止党夺取政权后蜕化变质,重蹈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进行了探索。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窑洞谈话。黄炎培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衰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保证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民主。毛泽东在窑洞谈话中提出民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人人起来负责。就是要真正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也是真正的民主的含义。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七大 报告 也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第二,人民监督政府。现代国家,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除了在基层和一定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在整个国家层面,主要还是实行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即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将权力交给选出来的政党和民意代表,由政党组成政府,来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任何国家要发展、要稳定,都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公共权力。但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腐化变质,损害人民的利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英国学者阿克顿提出:权力导致腐败,失去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腐败和暴政的根源,也是影响政治安全的根源。让人民监督政府,用权利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腐化变质,危害人民利益,进而影响政治安全的最有效办法。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中国的现实看,权力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是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并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安全。遏制腐败,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说到底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解决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又服务于人民的问题,解决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问题。一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愿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 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制约权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强调政权内部的分权制衡;另一方面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用人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为此,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更要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保证。这里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从历史和现实看,在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情况看,要保持政局稳定,更需要一个有权威、有力量的政党来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二是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中,是否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是衡量党的领导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在党的领导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现实路径,也是确保政治安全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看了“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的人还看: 1.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2. 参考文献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3.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模板 4.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国家标准 5. 2017届高校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6. 参考文献格式学术论文

秦王朝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全国实行郡县制, 将权力收归中央, 皇帝成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 结束了以前的分封割据局面。可以这样说秦汉时期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形成时期。隋唐宋时期, 从隋开始, 中央开始确立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中央政权机构, 到唐宋时进一步完善, 成为日后中国封建社会中央政府的基本政治结构。 三省指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隋时为内史省)。其中尚书省负责国家政务的执行, 门下省、中书省掌决策 (中书出令, 门下封驳)。 三省同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尚书省之下, 设具体分管国家政务的六部:吏、户(隋为民)、礼、兵、刑、工。 六部执掌国家具体政令。元代为少数民族第一次大规模对全国进行统治。 其政治制度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 主要是吸收沿用了历代汉王朝行之有效的制度和保留了自己民族的一些统治形式, 如专制集权, 民族分治等。忽必烈进入中原后, 为加强对地方控制, 便以中书省分驻地方,称行中书省, 简称行省或省, 不久行省遂成为固定行政区。行省代表中央主管一省的军国大事和监察, 权力极大。 它的建立, 有效地防止了分裂。 所以从它问世后, 就一直成为了中国地方行政的一级机构。明清两代是封建社会的晚期。 两朝统治者反思了历代的成败得失, 对沿袭下来的各种制度进行了权衡取舍, 建了一些新制度, 健全了一些旧制度。 因此, 明清的政治制度明显凸现出高度成熟化的特点, 使传统政治制度发展到了它的顶端。 无论是明代设立的内阁, 还是清代设立南书房、军机处, 虽然有时很有实权, 犹如以前的中书门下省或尚书省, 内阁首辅或首席军机大臣有时俨然以前的宰相, 但从制度上说, 内阁和军机处等都不是正式的行政机构, 而是办事部门和咨询机构。 他们虽能涉猎国家机密, 但仅为顾问和传达,无处置权(如果有处置权的话, 那反而是非正常状态下的事情), 所有大权完全集中于皇帝手中, 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参考文献:陈祥英,制度建构:现代国家建构的关键因素——基于西方大国崛起和我国传统政治制度变迁的分析。2008.

关于贞观之治论文的参考文献

评价唐太宗议论文800字悠悠中华五千年,美利坚合众国二百五十载弹指一挥间。秦皇汉武开疆拓土,各国元首独领风骚;马克思创共产主义学说;列宁创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李世民创大唐帝国,“贞观之治”名满天下。有勇有谋,越挫越勇的昂扬锐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政风范;厚德载物,道济天下的广阔胸襟。注定出身贵族的李世民将有一番大作为。在隋王朝不得人心、瓦解之际,以远见的卓识和善察时变发动反抗隋朝的起义,隋炀帝的暴虐和不行德政早已不得人心,李氏父子的起义顺着时代更替的规律,以关中为根据地,建立了唐朝。后因兄弟间争夺太子之位,李世民又逼父亲退位,发动政变手刃兄弟,终于争得皇位继承权,年号贞观。虽然在这一辉煌成就背后是血腥故事,但你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才能在大权在握后的竭尽发挥:政治清明,国立增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帮隋炀帝“收拾”烂摊子的同时,在人民所形成的海洋上乘舟随流,无疑,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总是听到人们抱怨竞争激烈,工作难找,在这人才日益渐多的社会,除了发牢骚,你有没有像李世民一样去用现代的方法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有没有做好接受一份机遇的准备,李世民从小就接受军事文化的教育,骑马练武,玩弓读兵法,虽然他没有预料到自己今后会有所成就,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做准备。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要想有一点值得骄傲的成绩,必须用“十年功”做基础。“秦恶闻其过而亡,汉好谋能听而兴”。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不仅要有过人的才识,还要有一颗虚心纳谏的心。“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唐太宗的“三镜”。是在追怀魏征时说的话。由于魏征的直言强谏,有时退朝后唐太宗气得牙哆嗦,有时还说:“这个乡巴佬,朕非杀了你不可”但魏征的死,又让他很痛心,因为他纠正了唐太宗不少错误,使得“贞观之治”达到鼎盛时期。因为像魏征这样直言不讳的人在朝中无几个。一个听惯阿谀奉承的皇帝会是一个好皇帝吗?“非我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陷谀我者,吾贼也”。可见想修养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应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如果别人的意见有道理,而自己的没有道理,就要放弃自己的意见而采纳别人的意见;如果别人做得对,自己做的不对,就要承认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别人的言行有错误,自己也要警惕,防止自己犯同样的错误。以别人的言行作为参考,检验自己的言行是否正确。太宗纳谏政清明,魏征直言知得失。贞观长歌唱不休,一曲作罢又一曲。

求一篇关于评论某历史人物或某历史事件的议论文,要500字以上。只要是历史,议论文,500字以上就行了,谢谢啊,一定要帮我一下哦~~~...展开有奖励写回答共2个回答咏恒堃聊聊关注成为第7位粉丝唐太宗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有功也有过,其赫赫功业已携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其缺点过错也永存于历史的长河中,如何用一句话来评价他,那就是“功大于过”。唐太宗一生的功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武功,二是贞观年间的文治。本文主要讨论后者。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杰出的,进步的历史人物,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时代因素。首先,唐太宗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隋末农民起义是针对隋炀帝的暴政而发生的,人民反对横征暴敛,要求轻徭薄赋;人民反对生杀任刑,要求赏善惩恶;人民反对穷兵黩武,要求偃武修文,休养生息。唐太宗李世民看到了这些,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时刻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居安思危,不敢懈怠。他的努力适应了历史的潮流,这正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因素。二是唐太宗君臣关系和谐,形成了良好的政治风气。贞观之初。唐太宗君臣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来正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一个荣辱与共的整体。君主的纳谏如流;臣下直言相谏,君主选贤任能,臣下间竭尽职守;君主执法严明,臣下克已奉法。人人奋发,见贤思齐,这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和宽松的政治环境,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官员的积极性,充分显示了国家机器有序运作的活力,从而为贞观治世的出现提供了保障。再次,唐太宗本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各种政策的制定上,唐太宗能够审时度势,洞察全局,尽量避免政策的失误。在人才的任用上,唐太宗对臣下的品德优劣和才能高下乃至性格特征,都了如指掌,所以能扬长避短,人尽其才。对古今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唐太宗都能很好地吸取和继承,在处理军国在事之时,常常引经据典,运用自如;对自己和国家政策中存在的弊端和疏漏,也都能及时纠正。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唐太宗在贞观群体中地位和作用无人能取代的。他那高人一筹的思想见解,是贞观治世不可缺少的营养素。但是唐太宗并非白壁无瑕。他虽然英明,也有其昏庸的一面。他的一生不乏光辉灿烂的闪光点,也有他黑暗的一面。特别是贞观后期他骄傲了,他沉湎于成功的观庆之中,沉醉于歌功颂德的喜悦之中。他由纳谏如流变得听不进不同意见,由宽大仁厚变得偏执猜忌,他身上的英明灵光渐渐被昏庸取代。一代明君变得老态龙钟、毫无生机。这种变化的原因和教训是深刻的。一方面,封建体制自身是唐太宗发生蜕化的温床。在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下,皇权独尊,至高无上。尽管唐太宗是一位明君,但他不是神,他自身也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这种不足是不可能得以完全纠正的,相反却会日益增大,并最终成为国家机器有序运转的障碍。另一方面,骄傲自满是唐太宗蜕化的催化剂。贞观前期,唐太宗经比较谦虚谨慎,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和政权的巩固,到贞观中期,在他的思想里滋长了骄傲自满的因素,这种骄傲思想越到后来越严重,成为他蜕化的催化剂。再一方面,太子事件的打击严重影响了唐太宗的情绪,使他日益变得猜疑和偏执。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太宗前后变化,贞观前后期的政治有明显的不同,但不能说前期绝对地好,后期绝对坏。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的言行有一定的多面性,有时自身也就是一个矛盾体。虽然他晚年犯有一些错误,但仍不失为我国历史上一位出的封建帝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执政的贞观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盛世,也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辉煌的一页。编辑于 2010-08-09TA的回答是否帮助到你了?能够帮助到你是知道答主们最快乐的事啦!有帮助,为TA点赞无帮助,看其他答案查看全部2个回答网购就上拼多多,击穿底价!拼多多限时折扣,全场包邮!品质好物一折起,畅想底价1元抢!一折起,不用9块9,一元也包邮,新颖拼团模式打破价格壁垒!lp.pinduoduo.com广告 孩子上课老是走神该怎么办,真相竟然另有隐情!值得一看的走神相关信息推荐孩子上课老是走神该怎么办,发呆走神不认真听讲,不是孩子不想改掉,而是...惊天内情独门揭晓!快来围观jyg.nblmjy.cn广告 3条评论暗月殇SHINE赞谢咯哈查看全部3条评论— 你看完啦,以下内容更有趣 —写一篇对于某一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的观后感.500多字。电影:我的1919读后感 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震动了世界,影片《我的1919》正是以此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外交才子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一员参加巴黎和会的经历。 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这是怎样屈辱得像虫子一样走过的一百年?中国人,在近代史上,能算得上是“人”吗?我们咬紧牙关,我们忍辱偷生,四万万中国人,锻炼出了多少中华之魂,磨砺出了多少华夏脊梁? 电影《我的1919》通过中国外交使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凡尔赛和约”的历史事件,生动展示出80年前中国外交风云,讴歌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和蓬勃高涨的爱国激情,同时也揭示了”弱国无外交”这样一条真理。影片着重表现和描写;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维护国家尊严、保卫中华民族权益。拒签“凡尔赛”条约的光辉伟绩和肖克俭为国为民请命、抗争帝国主义列强的感人肺腑的历史故事,真实地再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 影片充分表现了作为“弱国”的中国,在列强的国际社会中讨回正义,讨回平等是何等的艰难。但是,中国终于挺起胸膛,第一次面对列强说:不!从此开始了中国上世纪新的篇章,是中国人民觉醒而奋起的出彩华章! “弱国无外交”,又一次被提到了案上,这是饱含悲痛的五个字,这是深刻烙印在从近代开始所有中国人心上的字。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一刻不忘,世世代代都要铭记! 因为,我们为了这五个字,失掉了多少领土,失掉了多少白银,失掉了多少自尊,失掉多少中华好儿女……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我们不能也不要重蹈覆辙,悲剧性的历史,就坚决地让它永远留在昨天吧! “弱国无外交”,告诉我们国强才有说话的权利,说话才能有被听见的权利。当时的中国从官到民,从内到外,从陆征祥这样的高官到顾维钧这样的青年外交家,从肖克俭这样的热血青年到梅这样的巾帼志士,有如此众多的仁人志士,为什么中国还是如此任人宰割?就是因为当年的中国,是一个谁也可以来分一杯羹。谁也可以随意践踏一脚的国家。 那么,即使有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如何精彩地运用他特有的机智,幽默,巧取,以一块怀表怒嘲日本代表,如何以他的个人才华和人格舌战群敌;以及肖克俭如何如何奔走呼号,声嘶力竭,如何壮酬国、慷慨赴死……在世界强权政治的大环境下,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绝对优势前提下,通通都显得苍白无力了。 一颗再尖锐的沙砾,又怎么能敌得过一块坚固而巨大的石头呢? 请13亿的中国人牢牢记住吧:弱国无外交!在这个和平年代,我们更需要这句话常响耳畔。须知未雨绸缪,须知居安思危,或许是卧薪尝胆。1赞·766浏览历史作业:写一篇描写历史人物的议论文500字这种文体一般是先指出对方错误的实质,或直接批驳(驳论点),或间接批驳(驳论据、驳论证);继而,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论证。驳论是跟立论紧密联系着的,因为反驳对方的错误论点,往往要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正确论点,以便彻底驳倒错误论点。 侧重于驳论的议论文是驳论文.驳论文往往破中有立,边破边立,即在反驳对方错误论点的同时,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正确观点. 批驳错误论点的方法有三种:1.驳论点2.驳论据3.驳论证. 但归根结底是为了驳论点。 驳论文是议论文常见的论证文体,在对一些社会丑陋现象的批判与揭露上价值尤为突出,但学生在写作中往往感到不知从何驳起,无从下笔。其实,这类文章写作有一个思路,那就是:1、列现象,2、示弊端,3、探根源,4、指出路。本文适宜高中课文,鲁迅先生的名篇《拿来主义》为例,对驳论文的这一特征予以探析。 列现象 对现实中不合道德、有碍社会健康发展的现象进行列举。事例选取的典型性,以求警醒人们;罗列的丰富性,以求引起读者共鸣;修辞的多样性,以求彰显行文文采,增强气势。例: 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 示弊端 每一种(类)丑陋的现象都会或多或少造成社会的损失。有些损失是明显的,人们不齿、唾弃;但一些损失在较长的时间段后才会出现,许多人看不到这种想象的危害,那就要揭示,这要求写作者既具有深邃的目光,透过现象看本质,又具有先知先觉的本领。 (这种一味的送去,造成物质的枯竭。)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探根源 运用哲学的观点去看问题,从理论的高度看问题,显示思维的深度和思维的广度。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来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找出路 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为读者指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思路。多从教育、政府规范和引导、法律严惩几个角度谈起。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又如:“莫使‘英雄’泪满襟”这一主题,可以写出以下提纲。 第一层:自己不做,阻止、限制他人;看到荣誉,嫉妒、中伤他人:这是使‘英雄’泪满襟者的典型表现。 第二层:伤及他人,使英雄心如死灰;危及社会,使社会正气低迷。是使‘英雄’泪满襟者的产生出格举动的危害。 第三层:个人欲望强烈,嫉妒心强,心胸狭窄,信奉“人人为我”,是使‘英雄’泪满襟者的产生出格举动的根源。 第四层:不怕闲言碎语,反对嫉贤妒能,是我们对待这一出格行为的正确态度;加强道德教育,保护英雄权益,是我们对待这一出格行为的正确措施。 以上为笔者对驳论文的写作指出的思路,希望广大考生积极借鉴,在考场上表现出深邃长远的目光,高瞻远瞩的见解,决胜于考场。389浏览求一篇300字读书笔记 关于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 )在位23年(627-649)民族英雄,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卓越的政治家,著名的理论家,书法家和诗人,千古一帝,中国最有作为的皇帝,并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国力最强大的大唐帝国。他少年英雄,初出茅庐救隋帝,匹马单刀斩老生! 唐太宗是晋阳反隋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和直接的行动者!他天资地质,李密为之倾倒!南征北战结束了数十年的中华分裂割据状态,一统华夏!他五骑会蛮主,四年灭突厥。他成功的消灭了隋以来的中华最大的边患,并将其融入了中华的怀抱! 唐太宗是世界历史上真正的民本思想皇帝,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着三权分立的雏形!他是天可汗,他开创了夷汉一家的时代。这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真正民族融合团结的时代。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他和他国家的先进,开放,使他的国土和朝堂成为世界各大文明羡慕向往的地方!他和他国家的胸怀和实力,让他无可争议的成为维护东亚政治秩序的领袖! 唐太宗发展了读书人最好的考试制度,他给了士人最高的礼待--尊重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他重视人道,更重视法律,他让他的首要功臣来负责法律的修缮!并完成了历史上最好的法律贞观律!他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他的部下名臣数量之多是任何一个皇帝都不能比的!太宗皇帝在唐朝建立中出生入死,运筹帷幄,在李卫公答对中对其军事思想给予了详细介绍。 唐太宗即位后,统一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同时执行夷汉一家的政策,是历史上民族关系最为良好的时期,在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在位期间国泰民安,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繁荣,军事力量强大。后人称他在贞观年间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唐太宗的飞草非常著名,开创了行书写碑!太宗诗歌在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太宗编写了著名的秦王破阵乐。在帝范和唐会要等书籍中,对太宗的政治理论有相当多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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