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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务实的职业外交官。故而不管是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或是蒋介石等政治强人，都可以容忍并接纳他。顾维钧在中国近代史上纵横驰骋55年，称其为中国近代史政坛第一不倒翁，一点都不为过。
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在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当中，一共只有两个半外交家， 一个是李鸿章，还有一个是周恩来，剩下半个是顾维钧。"这种说法显然有些主观，有些片面，但是这种说法的存在至少证明了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外交历史当中，顾维钧先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的一些头衔： √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的缔造者之一 √中国驻法、英、美等国大使 √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和副院长 √世界著名的外交家和国际法学家 这都是我们的历史书本对他头衔的一些界定。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头衔，一个非书面化的头衔，他是民国三大绝世美男之一。在中华民国时期有三大绝世美男，分别叫顾维钧、梅兰芳、汪精卫。此三人颜值爆表。 顾维钧的祖上顾氏家族，曾经是江南一带的名门望族，在江南一带特别有实力，声名显赫。但是在晚清时期，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江南一带饱经了几年的兵火战乱之苦。在此期间，顾氏家族又因经历了好几次重大变故而家道中落。 直到顾维钧的父亲这一代甚至可以用家境贫寒还形容。顾维钧的父亲叫顾溶，在顾溶十三四岁的时候，因为家贫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进入社会靠打工谋生。不过顾溶生性聪敏机警，并且踏实肯干，最早在一家小公司里面做学徒， 期间得到老板的赏识，提拔他做了总账房，大概就相当于今天一家公司的财务总监。收入上也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家境相对改善，之后就成家立业，娶妻生子。 婚后顾溶夫妻先后生育了两子一女，一共三个孩子，于1888年，顾溶妻子怀上了第四个孩子，就是顾维钧。这次怀孕并没有让两夫妻觉得特别兴奋，因为收入不足以养活全家老小，生活压力巨大。所以两夫妻商量后打算不要这第四个孩子。他们尝试两三次拿掉这个孩子，但是均告失败。最终这第四个孩子还是生了下来，取名字就叫顾维钧。 顾维钧几乎从自己一出生，就彰显了他自己生命力的强大。而且还特别旺他的父亲，他的年出生几乎成为了他父亲一生事业的重大转折点，顾溶从此开始平步青云，步步高升。 就在顾维钧出生的那一年，顾溶离开了原来供职的小公司，进入了当时著名的洋务企业“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进入之后，顾溶负责海运业务，并做出了很好地业绩，得到了当时大名鼎鼎的盛宣怀的赏识。盛宣怀，李鸿章的左膀右臂之一，中国著名的官商，红顶商人，洋务派的实际领袖之一，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并且是上海轮船招商局当时的实际负责人，直接提拔顾溶为招商局的高层管理人员。 顾溶的独特的具有天赋的理财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工作做得特别出色。他又进一步得到了当时上海道台袁树勋的赏识。“上海道台”相当于是上海的最高行政长官。直接将顾溶从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调出来掌管上海钱庄，并且一路提拔，最终坐到了当时上海交通银行第三任总经办，说通俗一点，就是交通银行总行第三任行长。算是他人生的事业巅峰，从此进入上流社会。 家庭条件的优渥，使得顾维钧从小就能接受到非常优质的教育资源。1904年，十六岁的顾维钧自费去了美国留学，在美国完成预科班学习后，顺利的进入了当时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大学阶段的学业。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独特的超乎常人的一些天赋，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彰显和发挥。首先是他卓越的社交能力，那个年代美国人对留辫子的中国人总是存在一些看法和排挤，当时他们对顾维钧却不是这样，他似乎特别能融入那些美国同学的圈子，特别受同学们喜欢，搞什么活动都喜欢邀请他一起来参加。比如说，他是大学赛艇会的舵手，是辩论赛的辩手。并且在一次全校范围内的学生会的选举当中，他以高票当选了当时哥大九人学生会的成员。可见他当时是多么受他同学们的欢迎。相比他的社交能力，更耀眼的应该是他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彼时的哥大，可以说是名师云集，像宪法学、国际法学、经济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几乎每一科都有一些国际顶尖的大学教授在这里讲学。顾维钧又特别感兴趣，特别好学，所以一口气把这所有的专业学科全给报了，并且每一科的成绩都考得非常的不错，特别受这些教授的喜欢。 这些大教授们经常喜欢把顾维钧邀请到自己家里来，一起搞学术研究，开party，搞茶会，对这个学生特别的认可。 外人眼中的学霸人设，人生巅峰。当时顾维钧却有着自己的忧虑。他一直忧虑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自己该往哪里去的问题；到底应该深入的学习哪个专业的问题，或者说是毕生追求方向的问题。不过幸运的是，就在他人生最纠结、最犹豫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对他人生影响非常大的老师，就是当时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外交家穆尔教授。 穆尔教授不仅仅是个大学者，还是个实干派，曾经担任过美国的代理国务卿，在政治上政绩斐然，在学术上著作等身，在当时美国政治界和法学界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力。 穆尔教授特别赏识顾维钧，有一次跟顾维钧的对话过程中，听出了顾维钧心中的忧虑，他于是说了一段话开导启发这个学生，大致意思是：我们在进行专业选择和职业方向选择的时候，比较低层次的选择是根据兴趣和爱好进行选择。但是对于一些特别有天赋、特别有才干的人来讲，如果也按照兴趣爱好去选择，可能经其一生会荒废埋没他的很多天赋和才干，所以应该做出一种更高层次的选择，那就是根据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需要去进行选择。比如说，你所处国家医学不够昌明，你就可以选择去学医，在医学领域有所突破，改善民生。比如说你的国家军事武器比较落后，你就可以去研究国防、军事，甚至去研究物理、核导弹，以增强国家军事能力。比如说，你的国家国际社会没有地位，不能很好融入国际社会，缺一些出色的外交官和国际法学家，你就应该去研究国际法、外交学，然后更好的帮助你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活动，去融入世界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 听了这段话，顾维钧深受启发，他认为当时中国缺的就是精通国际法的外交家。所以他拜入到穆尔教授的门下，来学习国际法学和外交学。他的这段求学生涯，为他整个后面人生的外交实践奠下了非常深厚的理论基础。 顾维钧刚来美国时，当时的中国还是晚清时期，清朝朝廷还在。读了几年书之后，大清亡了，中国已经是中华民国时期了。1912年12月，当时顾维钧正在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按照他的计划，他打算将自己博士论文分上下两卷共十九章来研究外国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一封来自中华民国驻华盛顿使领馆来信。为何民国会给自己寄信，阅信之后，他才知道，原来是中华民国政府想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这是天大的好事，是一个很高的从政起点，也正是顾维钧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他又陷入了极度纠结的状态，一边是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另一边近在眼前的博士学位。选一边就要放弃另一边，于是他决定去找穆尔导师去商量，把自己的纠结阐述一遍，穆尔教授听完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你怎么能放弃这样的机会呢？难道你在美国学习这么长时间，攻读博士学位，不就是在等这一天吗？-----穆尔 当顾维钧收拾好行囊准备启程回国的时候，穆尔教授送给了他一份厚礼，穆尔张罗了美国几个法学界的专家，组成了一个答辩委员会，准备给顾维钧做提前答辩。而且此次答辩几乎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答辩会上提出问题分别是： √穆尔：承认一个新政府的标准？ √古德诺：美国宪法哪些特点适合中国？ √彼尔德：既然赞成共和制，理由何在？在中国，接受程度如何？ 这些问题都是顾维钧回国以后亟待去思考，亟待去解决的问题。两小时的答辩会，导师们给予了顾维钧满满的认可和期待。因此顾维钧提前获得了博士学位。为他的留学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巨句号，收拾行囊，启程回国，从此掀开了他波澜壮阔的后半生。未完待续
中共中央的新华社1948年12月25日发出的《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的电讯，（这位神秘的“陕北权威人士”其实是毛泽东。）早已一一开列，广为人知：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成、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
顾维钧是中华民国外交家，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历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国民政府驻法国等，被誉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下面是我跟大家分享的顾维钧主要 事迹 ，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顾维钧人物生平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嘉定区)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中华民国高级外交官员。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初入旧式私塾，后于1899年考入上海英华书院，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1904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博士学位。 1912年回国后，任总统秘书、内阁秘书、外务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1915年起历任北洋政府驻墨西哥、美国、古巴、英国公使。 1919和1921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 辩论 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 1922～1926年先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等职，其间，于1924年5 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1932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 1945年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 1956～1967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等职。退休后定居美国，以十七年时间完成口述回忆录，记述了五十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 1985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逝世。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顾维钧的遗体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Ferncliff Cemetery)。 顾维钧晚年口述了计13卷，6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顾维钧人物轶事 立志报国，求学海外 顾维钧生在鸦片战争后，此时的中国正一步步陷入列强的侵略包围之中，而上海又是一个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顾维钧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也因此从小就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一次，少年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剪辫易服，远渡重洋， 留学 美国。他选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 经验 ，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顾维钧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曾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刊《瞭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名留学生是非常难得的。在校的学习，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到邀请，回国效力 顾维钧在美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马上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时，他立刻想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那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 学业尚未完成，令顾维钧感到为难，他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却不同意他的选择。约翰穆尔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于是他让顾维钧把《序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告诉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写得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导师时说：约翰穆尔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8年前，顾维钧赴美留学时，还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而8年后他回到中国时，已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同名幸事，携女殿堂 1912年，顾维钧在哥伦比亚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归国，顾维钧回国不久，就由他的岳父张衡山介绍，北上去见唐绍仪。唐绍仪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以留美博士的资格，在唐手下当了一个外交部三等秘书。他少年翩翩，公余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娱乐场所北京饭店舞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唐宝没有出过洋，对外洋向往已久，所以她平时非留学生不交。顾维钧的美貌，更打动了她的芳心。自此以后，二人形影不离。有了这层关系，顾维钧开始步步高升，简直像乘直升飞机一样。每提出一项要求，唐宝就死缠着唐绍仪，不怕她老子不答应。顾在北京两年，官已至外交部情报司长了。远在上海的张衡山高兴得很，以为得此乘龙快婿，证明他的看相功夫已到了家。于是函电顾维钧回上海举行婚礼。顾置之不复，后来张衡山终于得知他和唐小姐的一段情史，把老脸都气黄了，并写了一封信给唐绍仪痛责顾维钧，请唐将顾送回上海。唐绍仪阅信后，勃然大怒，当即把顾叫来训斥了一顿，令他立即返沪。顾虽然不愿离开北京，但受不住良心的责备和亲友的劝导，只得收拾行李，预备南下。事情马上被唐女知道了，哭哭啼啼地跑在父亲面前道：“孩儿若不能和维钧结合，一定削发为尼!”一定要父亲出面干预此事。其时，唐绍仪已晋升为国务，总觉得不该凭着自己的权势，去强夺人家的女婿，没有答应。唐小姐仍不罢休，为了示威与恐吓，跑到了北京郊外的白云庵，并叫人通知她父亲说：已择期落发，唐绍仪仍未理睬。女公子见此计不成，再生一计，她又回到城里，使人通知她父亲，说再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只好到八大胡同(旧时北京娼妓集中区)去做生意，并且挂上现任国务小姐玫瑰的金字招牌。这一记闷棍，果然把唐绍仪打昏了。他立刻请回了自己的女儿，宣布“无条件投降”。 以的权势，干预这样一件区区小事，何须费力?他打了一个电报，给淞沪护军使(警备总司令)何丰林，叫他负责顾维钧退婚一事。何丰林原是一个老粗，奉到国务的命令如何敢怠慢?于是亲自带了百名士兵，跑进张公馆，找到张衡山，逼他立刻写退婚书。衡山向来不畏强暴，愤然地对何丰林说：“顾维钧不是东西，我当然不要他做女婿，退婚可以，但我不能受你的威逼，你带了大兵包围我的住宅，太侮辱我了。”何丰林拍桌子大声地直嚷：“你不退婚，我公事上怎么交代?我官做不成，和你拼命!”此时，衡山的女儿，顾维钧的未婚妻，突然勇敢起来，跑出来对父亲说：“爸爸退了婚，我们认错了吧。”何丰林兴高采烈地把退婚书拿走了。衡山长叹一声：“我只会看相，不会看心。”不久便抑郁而死。张润娥万念俱灰长斋念佛，在陆家观音堂落了发。张某落了发，唐某自然可以不当尼姑了。在何丰林把退婚书专人送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于1913年顾维钧与唐宝便在北京饭店举行规模宏大的婚礼。郎貌女势羡煞了多少青年男女!从此，顾维钧在北洋政府中的政治地位，又更稳了一层。不久便被派往伦敦，充任中国驻英公使去了。1933年，顾维钧再度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上海知悉张润娥生活清苦，特地写了一封忏悔信，附送一笔5万元的款子，派人送到陆家观音堂。张某把款子和信原封退还，她修行20多年，已到了不动凡心的地步。此是后话。 据说岳丈唐绍仪字少川，顾维钧也是字少川，翁婿同名，因此也曾在民国时期传为佳话。顾维钧和唐宝婚后感情笃深。1915年，顾维钧出任美国公使，夫人唐宝一同前往，同年他们的长子顾德昌在美国降生。 投身外交，崭露头角 顾维钧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日渐显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俄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也使日本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11月，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 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然而，顾维钧感到此时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于是， 其它 国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对日本构成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看到对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于中国，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 文化 ，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 那一年，顾维钧才27岁，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这位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内忧外患，矛盾重重 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1岁。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它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虽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雄辩巴黎，声名远扬 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正廷出席。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 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妙语应答，立场坚定 顾维钧巴黎声明 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国在巴黎讨论中国山东问题。 战败西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 中国代表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周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 牧野先生你说对吗?” 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 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 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样!(China can not missshandong as same as the west world can not miss Jerusalem)”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 断然拒签，名留史册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案子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33岁的顾维钧。 坚守底线，捍卫台海 1954年12月2日，台湾当局与美国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美之间围绕《共同防御条约》的交涉由此进入递交各自立法机构批准的最后阶段。此时人民解放军对在台湾当局控制下的大陈诸岛发起进攻，沿海岛屿遂成为台美批准条约过程中的一个焦点。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台美之间展开了新一轮交涉。顾维钧作为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以及谈判《共同防御条约》的两个全权代表之一(另一名为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自始至终参与了台湾与美国间关于条约交涉的整个过程。在整个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为叶公超的副手出现的。但由于其资深的经历、丰富的经验和对美国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从与美方会谈过程看，叶公超较为强硬，常正面表达台湾方面的立场，而顾维钧则相对灵活，多对台湾的立场进行解释说明。在会谈陷入僵持时，总是由顾维钧出面转圜或另提办法，如1月31日会谈中对金门、马祖在声明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虽然由于长期职业外交官经历形成的灵活应对寻求妥协的习惯，在台湾发表声明的措词这样的问题上与蒋介石十分强硬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在防范由沿海岛屿问题导致“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无论是顾维钧还是叶公超，都与蒋介石一样十分警觉，这就为台美之间最后达成关于沿海岛屿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严氏理家，顾氏最爱 顾先生的最后一位夫人是严幼韵女士。严女士是一位出身上海富商家庭的大家闺秀，早年为复旦大学的“校花”，也是上海交际场中的名流。她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留美时，也曾任《中国留学生月刊》的主编，只不过比顾维钧先生晚10年。回国后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那时的杨光泩与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接触较多，彼此交谊颇深。因此，夫人严幼韵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顾维钧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杨光泩出任驻菲律宾总领事。不久，日军占领了马尼拉，杨光泩先生以身殉职。严幼韵女士与杨结婚后生有三个女孩。严幼韵女士小顾维钧20岁。婚后，严夫人对顾先生关爱有加。在顾先生看来，在他的四位夫人中，他最喜欢的是严幼韵女士。严幼韵与杨光泩的三个孩子后来自然也成了顾维钧先生的三个继女，他们早年丧父，顾维钧视他们为己出，三个女儿对顾先生如同亲生的父亲一般。长女杨蕾孟，资深编辑，曾任美国著名的双日出版社的总编，并亲自编辑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回忆记录就出自她之手。次女杨雪兰是有成就的企业家，现任美国通用公司的副总裁。通用公司在上海投资生产的别克轿车项目就是由她促成的。三女杨葸恩，在房产开发中成绩卓越。 严幼韵是位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顾、严作为继父、继母，对双方各自子女来探拜，一律欢迎，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对故旧亲朋的造访，殷勤款待，礼数周致。婚后的严幼韵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琐屑上。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乐。牌局的定率出入甚微，顾维钧视它为“统战”。他打牌从不算牌，不扣牌，十必九输。有人表示礼貌，让他当赢家，他绝不接受，总把钱塞在输家的手中。 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眠晏起的习惯，考虑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时不吃东西，怕影响他的健康，每日凌晨3时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温馨地督促，呵护有加，百分百地充当了“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顾维钧在九十六岁高龄时，还完成一万一千页的口述回忆录，历时十七年，是与严幼韵的精心照护息息相关的。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指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 总结 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退而不休，永著青史 顾维钧退休后先打算做三件事：疗养度假，以消除长期紧张工作 带来的疲劳;写作和研究;开设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解决生计问题。 他尚未着手做这三件事，台北便通知他，希望他竞选一个新的职位：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早年学习国际法，对此颇有兴趣，精力和履历都足以胜任。经过一番竞选，获得任命，于是走马上任到了荷兰，一干又是10年，1964年当选为副院长。直至1966年，他才正式告退。越到晚年，他越思念故国家园。他每天的晚餐必吃中餐，特别想吃家乡上海嘉定的塌棵菜和罗汉菜。只要有上海来客，他都要问去过嘉定否。1983年，他的女儿顾菊珍回国观光，顾维钧再三嘱咐女儿一定要到家乡看看，并将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义士侯峒曾、黄淳耀的墨迹带回，献给国家。 女儿回到美国后，把家乡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顾维钧激动不已，把画册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后来每逢思乡心切，便要翻看画册。他还给家乡写了一封信，感谢家乡对他的关心厚爱，盛赞故土发生的巨变。 晚年的顾维钧身居海外多年，可他一直没有入美国籍，这是由于他一直心系大陆。女儿顾菊珍对父亲的这一份不绝如缕的故土深情看在眼里。为了了却父亲的这份心愿，顾菊珍每次回大陆时，都要代替父亲回到嘉定故园去看看家乡的亲人，转达父亲对家乡父老的深切问候，然后，再把家乡而今的深刻变化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以宽缓父亲对故乡的思念。 顾维钧的退休生活过得非常有规律。他上午9时许起床，早餐时间约一小时，一面饮食，一面阅读。每天看的英文报纸是《纽约时报》，中文报纸是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和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 每天下午，顾维钧都要拄着拐杖，外出散步。这是他的健身之道。他虽住在纽约这个大都市的中心，但公园大道离著名的中央公园只有一箭之遥，那里森林繁茂，绿草如茵，是闹中取静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只是六七十年代纽约的治安状况太差，他在散步时曾被抢劫三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失固有的幽默感，每次散步总要带些钱，说是不能让抢劫者空手而归。不过，被抢劫几次后，出于安全的考虑，就只能到大街上散步了。除了散步外，他还喜欢 游泳 。90多岁时，他还能游泳，并站在跳板上跳水。 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 麻将 。严幼韵操心最多的也是为他作好安排。顾维钧打麻将，思路敏捷，出牌极快。有人问他牌运如何，他答曰：“十九必输。这不是我的技术不如人，实因这是一种‘统战’，花样繁多，有时我的精力不能顾到全局，因此牌运对我不甚客气。”对于输赢，他认为，“这原来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输赢可不在乎。 晚年的另一消遣是画画。60年代末，顾维钧专程赴香港拜师学习作 国画 ，并认真研读画谱。他的画题材固定，大都是梅、兰、竹、菊，颇得传统文人画的神韵，也是他处世立身之道的一种写照。他也画过工笔牡丹，那是赠送给夫人严幼韵的。 97岁那年，他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张嘉定县城的地图，图中央是家乡高耸的古塔，下面写“孔庙”两字，又画东西大街，西端写“西门”两字，那就是他美丽的家乡，一个典型的江南古镇。他说着，画着，思绪如潮，不能自已。当前嘉定博物馆中，保存着顾维钧于1984年亲笔书赠的杜甫诗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他退休后，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参加“中国口述历史计划” 而完成的长达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已成为历史学家的案头必备。 顾维钧晚年的另一乐事，是看到儿女孙辈欢聚一堂。顾维钧共有三子一女。 对顾维钧的人物评价 20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从1912年到1967年，五六十年间，顾维钧担任过无数的外交职务，驻美大使、驻法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外交总长、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等。到了晚年，他又以十七年心血完成了长达十三卷，600万字的巨著《顾维钧回忆录》。 顾维钧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本身传记，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他一生坚毅果敢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他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之一，改变中国屈辱的对外关系、维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尊严是他投身外交界时抱定的目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位爱国外交家以自己的智慧、修养和爱国热忱，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中国人民服务的一人，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毛主席也十分佩服他的外交才华和为人。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认为顾维钧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半个。 看了“顾维钧主要事迹 ”的人还看了： 1. 顾维钧智辩护国权 2. 建党伟业观后心得1500字3篇 3. 巴黎和会上顾维钧的智辩 4. 电影我的1919观后感 3篇
科技 教育 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创新能力是人们一生中最大的财富。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科技教育教学类论文 范文 ，希望大家喜欢!
《中学语文课堂中渗透科技教育的有效教学策略》
摘要: 为了补充和完善中学语文教学体系,努力实现“ 语文学习 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的目标,引导中学生将学习语文的视野引向更加广泛的空间,本文作者就“中学语文课堂中如何渗透科技教育”的论题,提出几点有效教学策略,已期达到抛砖引玉的功效。
关键词: 中学语文教学科技教育渗透
中学语文教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态,有着养成学生基本的现代语文能力与习惯的要求。现在的语文学科对学生渗透科学教育是比较薄弱的。将科技内容渗透到听说读写的训练中,不仅能提高语文的应用能力,而且能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为学生积累大量素材,为提高应用写作能力做好铺垫和准备。其更进一步的意义是使得语文学习变得更加生动起来,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再作为知识的接受者被动地听教师的指令,而是带着各自的兴趣、需要和观点直接与客观世界对话,在教师的指导下分享学习的乐趣,使得学习成为师生共同探索新知识的发展过程。至于“如何将科技教育渗透到中学语文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则是见仁见智,笔者结合自己工作五年以来的 经验 ,作 总结 如下,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功效。
1.创设良好的心理环境
教师应努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心理环境,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让他们敢于表达,大胆争辩,甚至达到“无所顾忌”的地步。这是语文课堂上渗透科技教育的一个大前提。试想一下:学生不敢发言、不敢参与的语文课堂必定不会很成功。
如教授《雅舍》一文时,教师可设计“现实生活中雅舍的‘雅’在何处”问题,让学生自由发言,激发参与的兴趣,之后教师便可引入对课文中“雅舍”外部特征的学习,让学生在这种鲜明的比较中感受到名教授的“雅”旨在何处,引导学生畅所欲言。教师可出示本文的写作背景,及时表扬所有能品味到“生活情趣”、“审美情趣”的学生,营造良好的心理教学环境。
2.创设合理的情境
所谓情境是指教师在正式讲授教学内容之前,创设相关的问题情景,以引发学生的好奇与思考,激发他们探究学习语文的兴趣。其具体的操作程序可设计为:教师设疑→学生探究→学生深思→学生尝试→师生解决。
例如:在教授《口语交际――即席发言的技巧》这节说话课时,笔者在揭示课题时精心准备了一个小问题:“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令人害怕,一个是原子弹,谁知道另一个是什么?”在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之后,笔者充分发挥多媒体课件的科技教育渗透的优势作用,投影展示《__妙解“沾老子光”》、《先生选婿》的经典画面,同时播放录音,启发学生大胆作出“即席发言”的尝试。接着,笔者又介绍《顾维钧的 故事 》,让学生试着总结即席发言的技巧,形成一定的共识。在这些共识被逐步揭示出来以后,笔者设计了一些学生中常见的矛盾场合,让学生尝试着运用这些共识来解决生活中的小难题,做到活学活用。这些情境,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渗透了自我探索的意识,体现了科技教育的精神所在。
3.创设信息交流的平台
中学生对信息的储备与收集的量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是匮乏的。而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这是本该避免的。语文作为信息的载体,其内涵应该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各门科学知识和人类思想的结晶。如果我们的语文教学脱离生活着的社会 文化 环境,只局限在学科所属的社会科学范畴,不仅会使语文缩小它载体的功能,而且会使学生的知识结构片面单一,思路狭窄,缺乏文理贯通的能力。创设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正是“语文学科渗透科技教育因素”的一种实践和研究。
4.创设课外模拟
课外模拟就是模仿课外的生活实际。教师在教学中根据科技渗透的需要,组织相应的活动,积极鼓励让学生担任相关角色,模拟情景,以强化学生的科技体验与语文学习意识。其基本过程是:视频播放→规则公布→情境模拟→角色扮演→活动中再认识。
结合语文学科与课外的活动实践,笔者认为语文教师可试着从以下方面作尝试。
(1)应用文体的活用。
语文学科的性质和 语文教材 的功能决定了教师在语文学科中渗透科学教育必须结合语文学科自身固有的特点,必须在结合具体语言材料的训练中进行,尤其在实用文体的阅读与写作教学中更应如此。教师可给学生播放精心准备的人才招聘会的现场实况录像或关于演讲的影像资料,让学生先有一个视听上的感触,充分发挥科技教育的巨大魅力。接着,教师可给学生公布相关文体的规则,给学生一定的理论依据,然后设置相关的情境,鼓励学生去模仿、去实践,让学生在角色扮演中既收获才艺又收获求职、应聘、倡议、演讲等应用文体的知识,可谓一举多得。
(2) 辩论 赛的精心准备。
有经验的语文教师大多有这样的感触:一场成功的辩论赛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很深远的影响。教师可安排以下环节:精选辩论选手、观看经典的辩论影像、精讲辩论的规则与要点、小范围的辩论尝试与分析整改、全班的正式辩论汇演,最后全面总结得失。
5.创设开放的写作训练课题
众所周知,语文的写作训练是锻炼中学生科技思维的有效 方法 之一。教师要根据不同年级与时代特点确定适合学生实际的写作主题,让学生得到科学合理的科技思维锻炼。
中学生对科学知识的了解比较全面和深入,而且写作水平较高,教师可引导他们进行科幻小说的写作。例如1999年全国高考语文 作文 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正是写作训练中渗透科技教育的经典体现。又如职教语文教材第四册的写作训练中就有明确的“引申与联想”的阅读要求。在一些命题作文中,如《科技进步带来的难题》、《未来之旅》、《科技的利与弊》、《科技信息》、《科技与生活》、《与“神七”对话》等,既可调动学生的科技思维,又可妥善地协调科技教育与语文学科的关系。
6.结语
随着语文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语文学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具学科。它除了发挥自身的学科功能外,还将成为各种教育渗透的重要载体。同时,语文是集“基础性”、“综合性”、“知识性”三者于一体的特殊学科,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也是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的基础,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语文学科中渗透科技教育的因素”,就是要不失时机地辅之以现代化教学手段,运用优化课堂教学的方法策略,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实现由兴趣向志趣的转变,以便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当然,中学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如果还能考虑到引导学生做到以下几点:在科学态度上,树立怀疑、严谨、求实的态度;在科学思想上,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逐步养成“一分为二”的思想方法;在科学方法上,养成有计划性,善于自我总结 学习方法 等,那么在中学语文课堂中同步实施科技教育的策略就越发具有可行性了。
参考文献:
[1]孟庆欣,王晓秋.语文学科也要注重渗透科学教育.
[2]林燕华.“语文学科渗透科技教育因素”的实验与思考.
[3]黄春梅.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的美育作用摭谈.
[4]于漪.于漪语文教育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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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在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当中，一共只有两个半外交家， 一个是李鸿章，还有一个是周恩来，剩下半个是顾维钧。"这种说法显然有些主观，有些片面，但是这种说法的存在至少证明了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外交历史当中，顾维钧先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的一些头衔： √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的缔造者之一 √中国驻法、英、美等国大使 √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和副院长 √世界著名的外交家和国际法学家 这都是我们的历史书本对他头衔的一些界定。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头衔，一个非书面化的头衔，他是民国三大绝世美男之一。在中华民国时期有三大绝世美男，分别叫顾维钧、梅兰芳、汪精卫。此三人颜值爆表。 顾维钧的祖上顾氏家族，曾经是江南一带的名门望族，在江南一带特别有实力，声名显赫。但是在晚清时期，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江南一带饱经了几年的兵火战乱之苦。在此期间，顾氏家族又因经历了好几次重大变故而家道中落。 直到顾维钧的父亲这一代甚至可以用家境贫寒还形容。顾维钧的父亲叫顾溶，在顾溶十三四岁的时候，因为家贫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进入社会靠打工谋生。不过顾溶生性聪敏机警，并且踏实肯干，最早在一家小公司里面做学徒， 期间得到老板的赏识，提拔他做了总账房，大概就相当于今天一家公司的财务总监。收入上也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家境相对改善，之后就成家立业，娶妻生子。 婚后顾溶夫妻先后生育了两子一女，一共三个孩子，于1888年，顾溶妻子怀上了第四个孩子，就是顾维钧。这次怀孕并没有让两夫妻觉得特别兴奋，因为收入不足以养活全家老小，生活压力巨大。所以两夫妻商量后打算不要这第四个孩子。他们尝试两三次拿掉这个孩子，但是均告失败。最终这第四个孩子还是生了下来，取名字就叫顾维钧。 顾维钧几乎从自己一出生，就彰显了他自己生命力的强大。而且还特别旺他的父亲，他的年出生几乎成为了他父亲一生事业的重大转折点，顾溶从此开始平步青云，步步高升。 就在顾维钧出生的那一年，顾溶离开了原来供职的小公司，进入了当时著名的洋务企业“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进入之后，顾溶负责海运业务，并做出了很好地业绩，得到了当时大名鼎鼎的盛宣怀的赏识。盛宣怀，李鸿章的左膀右臂之一，中国著名的官商，红顶商人，洋务派的实际领袖之一，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并且是上海轮船招商局当时的实际负责人，直接提拔顾溶为招商局的高层管理人员。 顾溶的独特的具有天赋的理财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工作做得特别出色。他又进一步得到了当时上海道台袁树勋的赏识。“上海道台”相当于是上海的最高行政长官。直接将顾溶从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调出来掌管上海钱庄，并且一路提拔，最终坐到了当时上海交通银行第三任总经办，说通俗一点，就是交通银行总行第三任行长。算是他人生的事业巅峰，从此进入上流社会。 家庭条件的优渥，使得顾维钧从小就能接受到非常优质的教育资源。1904年，十六岁的顾维钧自费去了美国留学，在美国完成预科班学习后，顺利的进入了当时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大学阶段的学业。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独特的超乎常人的一些天赋，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彰显和发挥。首先是他卓越的社交能力，那个年代美国人对留辫子的中国人总是存在一些看法和排挤，当时他们对顾维钧却不是这样，他似乎特别能融入那些美国同学的圈子，特别受同学们喜欢，搞什么活动都喜欢邀请他一起来参加。比如说，他是大学赛艇会的舵手，是辩论赛的辩手。并且在一次全校范围内的学生会的选举当中，他以高票当选了当时哥大九人学生会的成员。可见他当时是多么受他同学们的欢迎。相比他的社交能力，更耀眼的应该是他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彼时的哥大，可以说是名师云集，像宪法学、国际法学、经济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几乎每一科都有一些国际顶尖的大学教授在这里讲学。顾维钧又特别感兴趣，特别好学，所以一口气把这所有的专业学科全给报了，并且每一科的成绩都考得非常的不错，特别受这些教授的喜欢。 这些大教授们经常喜欢把顾维钧邀请到自己家里来，一起搞学术研究，开party，搞茶会，对这个学生特别的认可。 外人眼中的学霸人设，人生巅峰。当时顾维钧却有着自己的忧虑。他一直忧虑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自己该往哪里去的问题；到底应该深入的学习哪个专业的问题，或者说是毕生追求方向的问题。不过幸运的是，就在他人生最纠结、最犹豫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对他人生影响非常大的老师，就是当时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外交家穆尔教授。 穆尔教授不仅仅是个大学者，还是个实干派，曾经担任过美国的代理国务卿，在政治上政绩斐然，在学术上著作等身，在当时美国政治界和法学界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力。 穆尔教授特别赏识顾维钧，有一次跟顾维钧的对话过程中，听出了顾维钧心中的忧虑，他于是说了一段话开导启发这个学生，大致意思是：我们在进行专业选择和职业方向选择的时候，比较低层次的选择是根据兴趣和爱好进行选择。但是对于一些特别有天赋、特别有才干的人来讲，如果也按照兴趣爱好去选择，可能经其一生会荒废埋没他的很多天赋和才干，所以应该做出一种更高层次的选择，那就是根据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需要去进行选择。比如说，你所处国家医学不够昌明，你就可以选择去学医，在医学领域有所突破，改善民生。比如说你的国家军事武器比较落后，你就可以去研究国防、军事，甚至去研究物理、核导弹，以增强国家军事能力。比如说，你的国家国际社会没有地位，不能很好融入国际社会，缺一些出色的外交官和国际法学家，你就应该去研究国际法、外交学，然后更好的帮助你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活动，去融入世界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 听了这段话，顾维钧深受启发，他认为当时中国缺的就是精通国际法的外交家。所以他拜入到穆尔教授的门下，来学习国际法学和外交学。他的这段求学生涯，为他整个后面人生的外交实践奠下了非常深厚的理论基础。 顾维钧刚来美国时，当时的中国还是晚清时期，清朝朝廷还在。读了几年书之后，大清亡了，中国已经是中华民国时期了。1912年12月，当时顾维钧正在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按照他的计划，他打算将自己博士论文分上下两卷共十九章来研究外国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一封来自中华民国驻华盛顿使领馆来信。为何民国会给自己寄信，阅信之后，他才知道，原来是中华民国政府想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这是天大的好事，是一个很高的从政起点，也正是顾维钧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他又陷入了极度纠结的状态，一边是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另一边近在眼前的博士学位。选一边就要放弃另一边，于是他决定去找穆尔导师去商量，把自己的纠结阐述一遍，穆尔教授听完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你怎么能放弃这样的机会呢？难道你在美国学习这么长时间，攻读博士学位，不就是在等这一天吗？-----穆尔 当顾维钧收拾好行囊准备启程回国的时候，穆尔教授送给了他一份厚礼，穆尔张罗了美国几个法学界的专家，组成了一个答辩委员会，准备给顾维钧做提前答辩。而且此次答辩几乎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答辩会上提出问题分别是： √穆尔：承认一个新政府的标准？ √古德诺：美国宪法哪些特点适合中国？ √彼尔德：既然赞成共和制，理由何在？在中国，接受程度如何？ 这些问题都是顾维钧回国以后亟待去思考，亟待去解决的问题。两小时的答辩会，导师们给予了顾维钧满满的认可和期待。因此顾维钧提前获得了博士学位。为他的留学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巨句号，收拾行囊，启程回国，从此掀开了他波澜壮阔的后半生。未完待续
唐太宗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有功也有过，其赫赫功业已携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其缺点过错也永存于历史的长河中，如何用一句话来评价他，那就是“功大于过”。唐太宗一生的功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武功，二是贞观年间的文治。本文主要讨论后者。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杰出的，进步的历史人物，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时代因素。首先，唐太宗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隋末农民起义是针对隋炀帝的暴政而发生的，人民反对横征暴敛，要求轻徭薄赋；人民反对生杀任刑，要求赏善惩恶；人民反对穷兵黩武，要求偃武修文，休养生息。唐太宗李世民看到了这些，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时刻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居安思危，不敢懈怠。他的努力适应了历史的潮流，这正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因素。二是唐太宗君臣关系和谐，形成了良好的政治风气。贞观之初。唐太宗君臣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来正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一个荣辱与共的整体。君主的纳谏如流；臣下直言相谏，君主选贤任能，臣下间竭尽职守；君主执法严明，臣下克已奉法。人人奋发，见贤思齐，这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和宽松的政治环境，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官员的积极性，充分显示了国家机器有序运作的活力，从而为贞观治世的出现提供了保障。再次，唐太宗本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各种政策的制定上，唐太宗能够审时度势，洞察全局，尽量避免政策的失误。在人才的任用上，唐太宗对臣下的品德优劣和才能高下乃至性格特征，都了如指掌，所以能扬长避短，人尽其才。对古今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唐太宗都能很好地吸取和继承，在处理军国在事之时，常常引经据典，运用自如；对自己和国家政策中存在的弊端和疏漏，也都能及时纠正。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唐太宗在贞观群体中地位和作用无人能取代的。他那高人一筹的思想见解，是贞观治世不可缺少的营养素。但是唐太宗并非白壁无瑕。他虽然英明，也有其昏庸的一面。他的一生不乏光辉灿烂的闪光点，也有他黑暗的一面。特别是贞观后期他骄傲了，他沉湎于成功的观庆之中，沉醉于歌功颂德的喜悦之中。他由纳谏如流变得听不进不同意见，由宽大仁厚变得偏执猜忌，他身上的英明灵光渐渐被昏庸取代。一代明君变得老态龙钟、毫无生机。这种变化的原因和教训是深刻的。一方面，封建体制自身是唐太宗发生蜕化的温床。在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下，皇权独尊，至高无上。尽管唐太宗是一位明君，但他不是神，他自身也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这种不足是不可能得以完全纠正的，相反却会日益增大，并最终成为国家机器有序运转的障碍。另一方面，骄傲自满是唐太宗蜕化的催化剂。贞观前期，唐太宗经比较谦虚谨慎，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和政权的巩固，到贞观中期，在他的思想里滋长了骄傲自满的因素，这种骄傲思想越到后来越严重，成为他蜕化的催化剂。再一方面，太子事件的打击严重影响了唐太宗的情绪，使他日益变得猜疑和偏执。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太宗前后变化，贞观前后期的政治有明显的不同，但不能说前期绝对地好，后期绝对坏。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的言行有一定的多面性，有时自身也就是一个矛盾体。虽然他晚年犯有一些错误，但仍不失为我国历史上一位出的封建帝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执政的贞观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盛世，也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您好李鸿章历史定位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从曾国藩看为人处世之道 摘要： 曾国藩，晚清时期“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出生于一个平凡的农耕家庭，但却成就了一代大将之才，文通程朱理学，武能制太平天国起义。从他的一生，我们可以学到许多的为人处事的大道理。本篇论文从他的生平简介开始，通过查阅各种文献资料，详述了三件对我影响最深刻的事。从对这位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大重要人物的人物剖析开始，渐渐的了解那个时局动荡的时代。并通过他的一生，看到了我们普世价值中对于人生起伏的“坐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随意，望天空云卷云舒”般释然。 人物简介：曾国藩，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五岁启蒙，次年入家塾“利见斋”。早年多次应试不中，道光十八年（1838年），参加会试，终于中试，此后仕途平坦，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授礼部右侍郎。不久署兵部右侍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道光三十一年（1852年）生母去世，丁忧回籍。此时太平军已攻入湖南，气势正盛。咸丰二年底（1853年1月），曾国藩接到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离家前往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事宜。一月后，太平军攻占江宁且定都于此，改称天京。曾国藩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仿效已经成军的楚勇，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并整合湖南各地武装，称湘军。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曾国藩获准在衡州练兵，“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咸丰四年（1854年），发布《讨粤匪檄》，率师出征，不久在靖港水战中被太平军石贞祥部击败，投水自尽，被部下所救。休整后，重整旗鼓，当年攻占岳州、武昌。咸丰六年（1856年）坐困南昌。9月2日，洪杨内讧，史称天京事变，南昌解围。两年后，湘军攻占九江，气势颇盛。十年（1860年），湘军围安庆。同治三年（1864年）7月，湘军破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8月，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命其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深知当时中国远非西方列强对手，因此主张对外让步。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总督府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南京两江总督府病逝。朝廷追赠太傅，谥文正。【3】 三件事：一、买书（知识改变命运）道光十三年，曾国藩在参加了七次小试后，终于童试过关，成为父亲的县学同学，并于当年取妻成了家。次年，曾国藩首赴乡试，竟一举中试成为第三十六名举人，并于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入都，准备第二年的会试。曾家几百年才出了这么个举人，可称是破天荒，曾国藩的祖父和父亲自然大喜过望，期待着他实现多年来曾家入官为仕的愿望。道光十五年的会试，曾国藩不售，由于昔年还要举办恩科，未免于往来奔波，曾国藩遂留住京师的长沙会馆读书一年。然而道光十六年的恩科，曾国藩再次名落孙山。于是，会试报罢，他由运河南下，经清江、扬州，自江宁（今南京）溯江而上，回转湖南。在金陵时，他在书肆见到一部《二十三史》，爱不释手，冲动之下，遂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豪阔之事，把借来的钱全用在了购书上，钱不足则以衣裘抵价。两考不中，还借那么一大笔钱买书，曾国藩以一个初入社会的农家子，居然肯，也居然敢借百金购一套《二十三史》，绝对是个异数。但就是他的这股子对于书的热诚，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使得他在将来的风起云涌的人生中，有着坚定不移、宠辱不惊的精神指导。二、靖港之耻（败不馁）咸丰四年四月，太平军大部据于靖港，别部据于宁乡、湘潭。当时有人半夜来向曾国藩说：“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防备）我，可驱而走也。团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贼，已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1】于是曾国藩出兵靖港。有王闿运所著《湘军志。曾军篇》记载当时情景：庚午（四月二日），平旦至，水急风利，炮船径逼寇屯，寇炮陆军至者合团丁攻寇。寇出，团丁遂反奔，官军亦退，争浮桥，桥以门扉、床板（搭成），人多桥坏，死者百余人。国藩仗剑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过旗者斩。”士皆绕从旗旁过，遂大奔。眼见自己编练的湘勇如此不中用，曾国藩一时激愤，竟欲投水自尽，被悄悄跟随其后的章寿麟发现救起。出师不利的曾国藩痛心疾首，上请罪折归纳失利之因：一、纪纲不密，维系不固，以致溃散；二、轻进求胜，对事出意外的退败没有准备；三、明知水勇训练不足，陆军临阵经验不足，贸然出战，责任在自己心存侥幸。为此，他实行了一贯的精兵原则，毅然裁撤了靖港的溃勇，只保留了在湘潭经受住战火考验的水师五营、陆师三营与驻守平江的湘勇，总计四千余人，比出征时精简了一半以上。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个人的一生亦是如此，有了失败才会将成功衬托得更加耀眼。靖港之挫后，曾国藩深刻反思，重整旗鼓，为将来荡平贼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进退之智（胜不骄）在战胜了太平军后，曾国藩没有因此的骄傲，反而感到危机四伏。多年的官场打磨，他知道那些眼红他的功绩的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攻击他的机会。这样一支30万人的军队，只听令于他一人，只要他想反，定是一呼百应，这就是那些反湘军派的造谣的借口。再者，他深知“功高震主”的人，威胁到皇权的人，绝不会被皇帝轻易放过，因为他皇帝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定要对那些潜在威胁斩草除根。于是，他没有等皇帝与反湘军派出手，于同治三年（1864年），大破天京的同年8月，上奏裁军。见好就收，不贪名图利，是只有一个人真正的心止如水，内心的格局达到一定的境界才有的行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历史的河流冲刷过中华五千年的朝代更替，但在此期间不因自己的功劳而恃骄的，在急流中勇退的人物，只怕也是屈指可数。而曾国藩能做到此点，“中兴四大名臣”的称号，也是应得的。 启示和反思：曾国藩一生，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建功立业，仕途亨通，十年七迁，官至二品，乃至封侯，“生晋太傅，死谥文正”，史称“千古第一完人”。【2】但是，在这些光鲜的颂词下，并没有提到他成就自己时的艰辛：一兵一卒的创练湘军，在兵败的耻辱后再次艰难站立，荣誉加身后的受宠不惊、韬光养晦……从曾国藩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其之所以受到后世称赞的优秀品德。胜不骄败不馁，以平淡的心情去看待兵家之胜败，只为心中忠君报国的理想而奋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我一直信奉的，曾国藩对于书籍的热忱也正鼓舞着我，从书籍中去探索内心的世界，从心灵开始强大起来。而对于生活里的挫折，更重要的，我们也是应该试着去走出它的阴影，这个过程是痛苦而漫长的，但你一旦走到了阳光下，世界就会突然地明朗起来，以前所痛苦的事情旋即成为浮云。在我们的起起落落中，最能锤炼我们的心态，处乱不惊，宠辱不惊。而曾国藩在成就一番功业后，毅然决定上奏皇帝，裁剪军队规制，也是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支所向披靡而又只听命于他一人的军队对于帝王始终是个威胁，见好就收才是长久之计。对比于历史上那些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开国功臣、封疆大吏来说，这也就是他的聪明之处。一个人的一生并不是生来就是完美的，我们总是一点一滴的学着去剔除自己不好的部分，学会成长，学会承担。就算是名人，也是在必经的磨练中，锻造更强大的自己。人生有起有伏，即使只是在学生时代，也会有心情的落差，比如成绩的起伏，学生会职位的升降，人与人关系的好坏等等。很多事情我们也会身不由己，但是，当我们想到那些伟人时，总会给我们带来曙光。看他们的行事，学他们的经验，就会忽然间的豁然开朗。感谢那些大师们曾存在于我们最艰难日子里的思维里，给我们启迪方向，教会我们人类从不屈服的思想，让我们洞悉中华民族在那个时局动荡，风雨飘摇的年代里，那些贯穿古今的精神价值。在通过中国近现代史中的这一位重要人物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使得我有一个更加平淡的心态来面对生活：为最初的理想而奋斗，起伏不惊，去留无意，随心中所想，忠于心中之事。 参考文献：【1】刘忆江. 曾国藩评传.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 .【2】李烈钧. 从曾国藩身上可借鉴些什么. 体坛报，20012，（01）【3】维基百科【4】冯毅. 曾国藩军事伦理思想研究. 重庆：西南大学，2010【5】肖高华. 曾国藩文化思想与中国近代化.长沙：中南大学，2004
常言道：“话三国，必谈诸葛亮”。的确，诸 葛亮在《三国演义》中，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罗贯中在他身上花了不少笔墨。如果说《三国演义》缺少了诸葛亮这一角色，恐怕其篇幅将会折半，其影响也不会那么广泛。罗贯中正是通过活灵活现地塑造诸葛亮这一人物形象，通过“诸葛效应”，才能使其作品更广泛流传至今。诸葛亮虽然不是小说一开头就出场的人物，但自第三十六回“无直走马荐诸葛”后，一直到第一百零四回“将星陨落，诸葛合归西天”，几乎回回都出现诸葛亮的身影，并在其间扮演重要角色。诸葛亮无疑是一个奇才，他才高八斗，智慧过人，而且清淡傲世，不畏强权，更可贵的是———自从他出山助刘备后，一直为汉室出谋献策，出生入死，鞠躬尽瘁，可谓一代忠臣。首先，诸葛亮才高八斗。虽然他隐居南阳，但年少时博览全书，上知天文，下晓地下，无所不能，司马微荐诸葛亮时说道：“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可见其才。而在第四十三回的“舌战群儒”中，更显出诸葛亮广博而精深的才学。为达到吴蜀联合抗魏，诸葛亮以吊丧为由孤身前往东吴，而东吴的各名士对初出茅庐的诸葛亮根本不放在眼里，在交谈中专挑诸葛亮的难，而诸葛亮凭借自己的才能与东吴名士大战一场，最后东吴名士各个都拜倒在了诸葛亮的口舌之下。还有，“赤壁之战”前，周瑜为害诸葛亮，便限他三天造十万枚箭，这明显是不可能的，但诸葛亮偏偏想到了“草船射箭”，到期时得了十万余枝箭，这与他能识天文，预知有大雾分不开的。总之，《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怀有大才，并且这是他拥用智慧和傲世的资本。其次，诸葛亮智慧过人，无所能比，诸葛亮就是凭借他智慧过人的优势，在他一生的指挥作战中几乎百战百胜，为刘备创了基业。对于诸葛亮的智，小说描述得可谓淋漓尽致，最先体现诸葛亮智慧，也是诸葛亮帮助刘备成就大业的关键的，就是著名的“隆中对”。诸葛亮隐居南阳，而对于天下事却能了如指掌。他对当时的天下形势向刘备作出分析，预测和决策，并以此作为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方针，扭转危机，由弱变强，与魏吴分庭抗礼终成三分天下。诸葛亮“隆中对”的种种预测也都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通过自己的智慧考虑，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诸葛亮在隆中分析天下形式后，便出山效忠刘备，在他为刘备争天下的过程中，体现其超凡的智慧。从“博望 城火攻李典”，“火烧新野拒曹军”，到“智激周瑜”，“智处华容”，“智取汉中”再到稳定汉中，出师南征和两次出师伐魏。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南征中“七擒孟获”和第二次北伐“造木流马”更是其智慧最集中的体现。徐庶赞叹诸葛亮时说：“此人有经 天纬地之才，出神鬼没守计”，而诸葛亮在今早已成为智慧原化身，聪明的代名词。第三，诸葛亮不畏权势，有胆识，先主刘备去逝后，诸葛亮便辅佐后主。就在刘备刚去世，后主即位之时，魏国调五路大军来攻汉中，后主及文武百官，无不惊慌，而诸葛亮却托病不出朝。百官来临相府，他都不愿出，直至后主亲往，他才讲了自己的退兵之策，这难说他是高慢 。在我看来，这是他冒极大的危险向后主表示：自己是国父，凡事不能都召唤了事，要像先主当年一样不拘下士。如果说以上体现诸葛亮不畏强权，那么他敢于让关、张、赵等立军今状去取城，就体验他的胆识。第四，诸葛亮清淡傲世，胸容天下，气吞山河。诸葛亮隐居南阳时，的确显出一幅傲世的态度，他曾为自己写诗“专待春雷惊梦回，一声长啸安天下”，“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得天时”……，而且当刘备第三次来顾草庐时，他却高卧不起，总带有几分傲气，这或许是隐士特有的气势。诸葛亮一生从未有过享受荣华富贵之时，永远是保持那种飘然清淡的神仙之气。“清静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一句诗就挂在他的大门之上，可见其清淡之气。除此之外，诸葛亮气量很大，体现天当他初出草庐用兵时，关、张对他不信任，而他毫无在乎，最后以事实来服关、张两将。第五，诸葛亮忠心耿耿，乃是一代忠臣也。在这一点上，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自他答应刘备为他将效力刘之日起，他就一直是为蜀国效力，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之下，他的忠心永远稳如泰山，不可动摇。第四十四回中，周瑜请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劝他归顺乐吴，总比屈身子刘备之下强。不料，诸葛亮心已铁心跟刘备。他反倒说：“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义也。弟与兄皆汉人。今刘皇叔乃汉室之胃，兄若能去东吴，而弟……倒不如兄与弟共效忠刘皇叔。”诸葛瑾见如此，只得辞去。诸葛亮的忠耿集中表现在辅佐后主上。先主一去，后主登基，而后主毫无一点治国之能，整个蜀国的社稷都压在诸葛亮的身上，而他也无怨无悔。为恢复中原，他两次上表后主，决心出师伐魏，其言可谓感人肺腑。正如后人所言：“读完《出师表》不哭者不是忠臣也！”纵观诸葛亮的一生，赞叹其功业时也透出几分感慨和叹惜。他前半生的丰功伟业定会流芳百世，不过他误用马谡以至第一次出师战败，寓居汉中，这也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思考。还有当他第二次出师大获全胜时，将星失位，危在旦夕；他想让星延寿，但天意已定，最终还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工，英雄泪满襟”。实在令人感叹。综上所述，《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集才、智、胆、忠于一身，是小说中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最后，可引一古风再对诸葛亮做一次总结：风之为物，生于无形；飘忽不定，无孔不入。或柔入怀，消署送爽；或冷冽劲急，透骨生寒。可高举于天，横空万里；可俯掠于地，细致入微。可掀惊涛以击浪，可助火势以燎原；可送风帆于江海，可挟冰霜于长天。倏然而起，倏然而灭，有鬼神莫测之机。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篇一 《近现代中国救国道路探索》 摘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的儿女们为救国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在这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 总结 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 方法 ，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 关键字：中国历史 中国近代史 中国出路 历史必然性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群众为救国图存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伟大而艰苦的斗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我们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各条路线的主力军，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认识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艰辛历史进程及其简略的发展规律。越是了解国史、国情，我们越是深刻体会到历史和人民是在怎么是困境下经过怎么样的波折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国人探索救国道路的历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以此为开端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引起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改变。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一对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本国封建压迫以外，还遭到来自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着在中国人的心头。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强成了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渴望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都是围绕两大历史任务而展开的。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间，中国各个不同阶级对于国家的出路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1.1农民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随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1851年初开始，爆发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但是，太平天国起义必定是会失败的，不过它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根基。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继续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它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因此，太平天国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然而，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太平天国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其本质只不过是以往朝代更替的老路，不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同时，太平天国起义表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具有革命性，却不具备先进性，是一支拥有巨大潜力的革命力量，是一支对历史产生巨大改变的力量。 1.2地主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的运动洋务运动。洋务派想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试图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洋务运动从中央到主要的地方发展洋务。通过办实业、建海军、创学堂来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 不过，与太平天国起义一样，洋务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注定是要失败的。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究其根源是：一是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本身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而兴起的，这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充分地发展起来。二是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是不可能让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变强的。三是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清政府的腐败官僚的作风的普遍性连洋务企业也不能避免。 综上所述，可知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弱小找到出路。 1.3资产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应当推翻;清政府的一些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一些物质条件;新式学堂的勃兴和 留学 教育 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不断传播;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清政府“新政”的破产，爆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进行了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抗争。中国人民从反抗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必先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清王朝是中国反动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扫除这个障碍，要获得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 但是，从历史看，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首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妥协性：一是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第二章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探索救国道路的新变化及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在对中国探索救国道路的历史长河中活跃着三种政治力量，推动着中国朝着三条道路的徘徊。 1.1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长时间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地主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方案是祸国殃民,毁国害民的方案,它最终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并且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 1.2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使再过过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基本国情从客观上决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当时的中国工业极度落后，农村自然经济占主体，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限于沿海和河口发达地区。而从主观上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不够彻底，软弱妥协性，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属于小资产阶级也注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同时，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1.3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主要依靠。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且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一成立就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章 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1.1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历史背景 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驱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近代中国，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1927年前主要是北洋军阀，1927年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以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柱，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战争后，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人民建设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饥饿和死亡，迫使他们奋起团结自救。所以中国人民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1.2中国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客观决定的，也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第四章 结论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总结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本人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本人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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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具有代表性，去百度搜，关于他的正反面评价多的是，好吧还是我帮你搜一篇吧。以下内容为百度知道网友回答: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 史学家们大都会同意，在大清帝国袁世凯是个颇为前卫的人物。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大清王朝最后10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袁世凯和张之洞。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他的精明之处还表现在吸取过往改革受制于原有官吏而失败的教训，非常重视“开官智”，把现有官吏的重新培训摆在突出地位。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这是他努力推行的地方自治运动的成果之一。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训练三千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在经济领域，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项目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颂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一位美籍华人史家说：“它（京张铁路）是由袁发起、提出和取得的惊人成就。” 以往史学家认为袁世凯是被政治错误埋葬的。但即使在政治领域，也有许多事件是值得推敲的。一是袁世凯的称帝问题。他的称帝是君主立宪，是有别于封建的帝制的。他是参考了当时比较强大的英日等国的国体。二是签订21条。随着日本等国一些档案的解密和观看袁世凯签订21条的手迹及签订21条前后他的言行，袁世凯在此事件中是没有大错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唯一能作的，也就是用艰苦的谈判，来换取一些对自己国家有利的条件。在当时，即使换了别的势力，别的人当政，也只能这样了。所以最后21条被迫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5.9国家定为国耻纪念日，说是奇耻大辱，这确实是的。不过在签字之前的5.8日，袁世凯就向全国通报，说不得已，只有签了，这实际上是奇耻大辱。在国人说这是奇耻大辱之前，他都承认这是奇耻大辱。在签订以后，袁世凯又下了一道手令:不经政府批准，有租让给外国一寸土地者，以国贼论处。当时的这种谈判，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没有办法。当时中国留学海外的精英胡适就说：这个谈判应该说在之前中国的历史当中，是没有过的，该柔的时候柔，该刚的时候刚，争取到了对自己最大的退让。王芸生在30年代初编辑的《60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时候也说，在回顾整个谈判，袁世凯的指挥和领导，应该说是没有大错的。当年的一些历史学家也都肯定了当时21条的交涉。所以说他拱手卖国，是没有历史依据的，陈伯达给他的窃国大盗的“谥号”也是偏颇的。至于出卖戊戌变法和暗杀宋教人，更是缺乏确凿证据。 除此之外，在政治领域反而有一些是应该肯定的： 首先，执政第一年就制定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初召开了国会。 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 再次，他推行军民分治，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也是完全正确的。 总的看来，他在制度层面的施政有可取之处，不能一概抹煞。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周树人，“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者，中国翻译文学的开拓者。毛泽东曾评价他：“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他的文学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则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他与同时期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同时，也在关注着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长干行(李白)
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论文——李鸿章 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 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 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 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 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 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 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 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 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参考文献：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世纪大讲堂——翁飞：李鸿章 雷颐——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 姜明——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