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八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逝。民间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宝太监下西洋。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 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郑和在公元1414年（永乐十二年）由非洲带来长颈鹿。沈度《瑞应麒麟颂》的附图，由明宫廷画师所绘。 下‘西洋’的定义：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第一次下西洋】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从南京龙江港启航，经太仓出海，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 第一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800人 【第二次下西洋】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出发，到达文莱、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地，在锡兰山迎请佛牙，随船带回，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 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第三次下西洋】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从太仓刘家港启航，姚广孝、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到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地，回国途中访锡兰山，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 【第四次下西洋】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出发，随行有通译马欢，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东非麻林迪，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 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 【第五次下西洋】 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随行有蒲寿庚的后代蒲日和，途经泉州，到占城、爪哇，最远到达东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家，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 【第六次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发，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第七次下西洋】 宝船从龙江关出水 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4、开拓海洋事业，铺平亚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占据着地球表面积70.8%，拥有着丰富的资源。自古以来，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盛衰休戚相关。我们的祖先早期创造了龙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纪初，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是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郑和下西洋在海洋事业上还有许多贡献。郑和的功绩是辉煌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从30多岁开始，前后28年献身海洋，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已经60岁了，为了中外文化交往和航海事业，他毅然率领船队出使，这次他再没有回来，病逝在印度的古里，时年62岁，永远的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的道路上。 在群星璀璨的中华英杰中，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觉得人们关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层面，恐怕是郑和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 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着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优秀品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推进人类的文明。 ★ 关于郑和下西洋几个问题的争议 缘起：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媒体上刊发了一系列文章，有些问题引起了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即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郑和船队是否发现了新大陆？郑和下西洋是否“推动”明王朝走上闭关锁国之路？ 观点：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种观点：一是“寻找建文帝”说；二是牵制之说；三是“收罗张士诚、方国珍水师余部”说；四是“彰显国力”说；五是“招徕贡使”说；六是“开展海外贸易”说。这些说法虽各有支持其说成立的事实依据，从某一方面解释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动因，但又都不能独自全面地解释郑和七下西洋的目的，或许只有把这些观点综合来看，才能得出一个较为全面的结论。 关于郑和是否发现了新大陆的问题。英国退休潜艇指挥官、业余航海史学家加文·孟菲斯的《1421：中国发现了世界》一书在中国正式出版。在书中，他提出，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环绕地球航行的队伍，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比达伽马早了92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了116年。论据是他在意大利的威尼斯搜查资料时发现的一幅日期注为1459年的投影图，上面绘有非洲南部和好望角。当然还有其他文字论据。孟菲斯认为，中国人通过15世纪的一系列航海活动，绘制了大致正确的世界地图，而西方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是在使用了15世纪、16世纪初绘制的世界地图的前提下，由葡萄牙人完成了“发现新大陆”的壮举。但国内大部分史学家坚持认为，在中国历史中目前还没有找到这样的记载。根据明朝祝允明所撰《前闻记》记载：郑和最远到达了红海和非洲东海岸，即今天的索马里、肯尼亚等地。关于郑和下西洋是否“推动”了明王朝走上闭关锁国之路的问题。对此，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导致了中国的闭关锁国。有人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随着郑和多次大规模下西洋就出现了一种客观效应，即启示着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因此，郑和下西洋没有“推动”闭关锁国，相反促进了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 这些年来，西方国家对郑和航海的历史意义越来越关注。在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五百年的时候，西方许多学者想起了郑和航海。《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专文探讨郑和航海，再次提出问题：如果中国持续发展了郑和时代的开放政策和航海探险，那么，今天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评论：当年中国统治者没有根据郑和海洋思想和实践继续推进中国的海洋事业，没有将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转变为商业化、外交化的贸易和知识国家，留下了蜗居、孤立状态的历史遗憾，然而现在中国的发展完全有可能弥补这个缺陷。 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实再一次鲜明地告诉我们：时代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合作、融合和影响将日益重要。开放与包容、锐意探索与和平奋斗，铸造了民族的国运昌盛之道。相反，自我封闭、夜郎自大，则会断送民族的生机。而中华文化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是世界文化领域中的一员主干将，对传播世界先进文化，加强世界范围内文化的交流都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马袖强在吉隆坡说，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证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不是威胁，而是可以促进其他国家发展的正面契机。自 1974年马来西亚率先在东盟国家中与中国建交以来，马中双边经贸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现已成为马重要的贸易出口国，这对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郑和长期被误解忽视 长期以来，郑和下西洋的意义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郑和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影响不大；相较于西方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人事迹的广为流传，郑和更伟大的7次远航，也未得到民间的足够认识。 澳门基金会主席吴志良博士认为，应该将郑和研究放到更宏观的角度考虑，特别是与西方航海史著作系统的比较研究。目前，郑和研究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定论。对于外国专家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军事远征，吴志良说，船队的2.7万多人大多是官兵，但基本是为了保护船队的安全，“为了和平而动武”不同于“为了征服而动武”。 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吴京呼吁，郑和远航有其丰富科技的一面，应集合人文、科技学者共同探讨，如集合历史学家与造船专家共同探讨郑和的宝船，与海洋学家及航海专家共同探讨郑和的航线，而招募及训练出海大军，建立商务团队，以及庞大船队在海上之统御与补给，都是非凡的管理成就，可与管理专家共同探讨中国古代的管理科学。 北京大学的孔远志教授和杨康善教授通过对东南亚沿海国家与地区的长期实地调查发现，郑和在这些地区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四多，即：郑和寺庙多，郑和遗迹与传说多，用当地语言出版的郑和著作多，纪念郑和的活动和研究郑和的机构也逐渐增多。但在这些影响的后面，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们大多对郑和存在着很多的误解。在大多数华人眼中，郑和是祈福的神；在广大原住民的心目中，郑和只是传说中的“三保公”，他们对历史上的郑和及其伟大功绩了解很少。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 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郑和在公元1414年（永乐十二年）由非洲带来长颈鹿。沈度《瑞应麒麟颂》的附图，由明宫廷画师所绘。 下‘西洋’的定义：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第一次下西洋】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从南京龙江港启航，经太仓出海，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 第一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800人 【第二次下西洋】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出发，到达文莱、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地，在锡兰山迎请佛牙，随船带回，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 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第三次下西洋】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从太仓刘家港启航，姚广孝、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到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地，回国途中访锡兰山，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 【第四次下西洋】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出发，随行有通译马欢，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东非麻林迪，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 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 【第五次下西洋】 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随行有蒲寿庚的后代蒲日和，途经泉州，到占城、爪哇，最远到达东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家，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 【第六次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发，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第七次下西洋】 宝船从龙江关出水 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船队编制】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1、人数众多,组织严密 郑和下西洋船队,是根据海上航行和担负的任务,采用军事组织形式组建的. 首先,人数多 郑和下西洋的人数,史料上有明确记载的有4次. 第一次:27800人 第二次:27000人 第四次:27670人 第七次:27550人 我们可以初步判断:郑和每次下西洋人数在27000人以上.约明朝军队5个卫,每个卫5000-5500人;从现在看到的《武职簿》,主要是来自沿海卫所.当时西方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的人数:分别在90-1500人之间;170多;265人.我这里不是单纯地谈数量,而是说明一个科学道理,航海人数的多少,反映了一种实力,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它需要各方面物质保障,很不容易. 其次,船队编制. 根据我们海军专业人员多年研究,郑和船队由舟师、两栖部队、仪仗队三个序列编成.舟师就是现在的舰艇部队,基本单位战船,它们被组成编队,叫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两栖部队用于登陆行动;仪仗队担任近卫和对外交往时的礼仪,庄严威武. 按照下西洋的任务,郑和船队人员主要有五个部分:指挥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贸易部分、后勤保障部分、军事护航部分.指挥部分:整个船队的中枢,对航行、外交、贸易、作战等进行指挥决策.郑和职务是钦差正使总兵太监;航海部分:航海业务、修船的、预测天气的等;外交贸易部分:外交礼仪的、进行贸易的、联络翻译的;后勤保障部分:管理财务的、后勤供应的、起草文书的、医务人员等;军事护航部分:负责航行安全和军事行动的. 从对郑和船队人员组成研究,编制是完善的、严密的,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丰富航海经验,确保郑和下西洋的实现. 3、《郑和航海图》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80几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 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还有有许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郑和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简介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原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七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逝。民间故事《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保太监下西洋。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 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下‘西洋’的定义：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第一次下西洋】 永乐四年(一四0六年)六月，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顺风南下，到达爪哇岛上的麻喏八歇国。爪哇古名?婆，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为南洋要冲，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商业发达。 当时，这个国家的东王、西王正在打内战。东王战败，其属地被西王的军队占领。郑和船队的人员上岸到集市上做生意，被占领军误认为是来援助东王的，被西王麻喏八歇王误杀，计一百七十人。郑和部下的军官纷纷请战，说将士的血不能白流，急于向麻喏八歇国进行宣战，给以报复。 “爪哇事件”发生后，西王十分惧怕，派使者谢罪，要赔偿六万两黄金以赎罪。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出师不利，而且又无辜损失了一百七十名将士，按常情必然会引发一场大规模战斗。然而，郑和得知这是一场误杀，又鉴于西王诚惶诚恐，请罪受罚，于是禀明皇朝，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处理这一事件。明王朝决定放弃对麻喏八歇国的赔偿要求，西王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感动，两国从此和睦相处。 爪哇岛三宝垄纪念郑和六百周年活动组委会成员向记者谈及此事，都十分敬佩，说郑和对各国不论强弱亲疏，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即时两国发生冲突，仍能保持极大的克制，委曲求全，以理服人，表现出对邻国的和平共处，睦邻友好，使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我们定居在这里也感到脸上有光，我们以郑和为骄傲。 印尼的学者认为，郑和舰队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特混舰队，是一支无敌舰队。而郑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战争仅有锡兰(今斯里兰卡)一次，而且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的防卫性作战。郑和在处理“爪哇事件”中，不但不动用武力，而且不要赔偿，充分体现了郑和是传播和平的使者，他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礼仪，以及“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 【第二次下西洋】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 1407年10月13日 。郑和回国后,立即进行第二次远航准备,主要是送外国使节回国。这次出访所到国家有占城、渤尼 今文莱 、暹罗 今泰国 真腊 今柬埔寨 、爪哇、满刺加、锡兰、柯枝、古里等。到锡兰时郑和船队向有关佛寺布施了金、银、丝绢、香油等。永乐七年二月初一 1409年2月15日 ,郑和、王景弘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记述了所施之物。此碑现存科伦坡博物馆。郑和船队于永乐七年夏 1409年 回国。 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多人。 【第三次下西洋】 永乐七年九月 1409年10月 船队从太仓刘家港启航,11月到福建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同年12月从福建五虎门出洋,顺风经过十昼夜到达占城,后派出一支船队从占城直接驶向暹罗。郑和船队离开占城又到真腊,然后顺风到了爪哇、淡马锡（今新加坡、满刺加）。郑和在满刺加建造仓库,下西洋所需的钱粮货物,都存放在这些仓库里,以备使用。郑和船队去各国的船只,返航时都在这里聚集,装点货物,等候南风开航回国。郑和船队从满刺加开航,经阿鲁、苏门答刺、南巫里到锡兰。在锡兰,郑和又另派出一支船队到加异勒 今印度半岛南端东岸 、阿拔巴丹和甘巴里。郑和亲率船队去小葛兰、柯枝,最后抵古里,于永乐九年六月十六日 1411年7月6日 回到了祖国。 【第四次下西洋】 永乐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1412年12月18日 朝廷令郑和进行规模更大的一次远航。永乐十一年 1413年 冬开航。首先到达占城,后率大船队驶往爪哇、旧港、满刺加、阿鲁、苏门答刺。从这里郑和又派分船队到溜山 今马尔代夫群岛 。而大船队从苏门答刺驶向锡兰。在锡兰郑和再次派分船队到加异勒,而大船队驶向古里,再由古里直航忽鲁谟斯 今伊朗波斯湾口阿巴斯港格什姆岛 。这里是东西方之间进行商业往来的重要都会。郑和船队由此启航回国,途经溜山国。后来郑和船队把溜山国作为横渡印度洋前往东非的中途停靠点。郑和船队于永乐十三年七月八日 1415年8月12日 回国。这次航行郑和船队跨越印度洋到达了波斯湾。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多人。 【第五次下西洋】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十日 1416年12月28日 朝廷命郑和送“十九国”使臣回国。郑和船队于永乐十五年五月 1417年 冬远航,首先到达占城,然后到爪哇、彭亨、旧港、满刺加、苏门答刺、南巫里、锡兰、沙里湾尼 今印度半岛南端东海岸 、柯枝、古里。船队到达锡兰时郑和派一支船队驶向溜山,然后由溜山西行到达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 今索马里摩加迪沙 、不刺哇 今索马里境内 、麻林 今肯尼亚马林迪 。大船队到古里后又分成两支,一支船队驶向阿拉伯半岛的祖法儿、阿丹和刺撒 今也门民主共和国境内 ,一支船队直达忽鲁谟斯。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日 1419年8月8日 郑和船队回国。 【第六次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 1421年3月3日 ,明成祖命令郑和送十六国使臣回国。为赶东北季风,郑和率船队很快出发,到达国家及地区有占城、暹罗、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竹步 今索马里朱巴河 、麻林、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巫里、苏门答刺、阿鲁、满刺加、甘巴里、幔八萨 今肯尼亚的蒙巴萨 。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日 1422年9月3日 郑和船队回国,随船来访的有暹罗、苏门答刺和阿丹等国使节。 【第七次下西洋】 宝船从龙江关出水宣德五年六月九日 1430年6月29日 ,明宣宗朱瞻基命郑和再次出使西洋。同年闰十二月初六,船队从龙湾 今南京下关 启航,2月3日集结于刘家港。在刘家港,郑和等立《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绩碑》。船队到达福建长乐太平港,在南山三峰塔寺立《天妃灵应之记》石碑。两碑都记下了他们六次出航的历程。宣德六年十二月九日船队从五虎门出洋。这次远航经占城、爪哇的苏鲁马益、苏门答刺、古里、竹步,再向南到达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然后返航。当船队航行到古里附近时,郑和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于宣德八年 1433年 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逝世。郑和船队由正使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经苏门答刺、满刺加等地,回到太仓刘家港。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郑和船队到达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第1次下西洋 第2次下西洋 第3次下西洋 第4次下西洋 第5次下西洋 第6次下西洋 第7次下西洋 (一四0六年)六月 1407年10月13日 1409年10月 1412年12月18日 1416年12月28日 1421年3月3日 1430年6月29日 船队编制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1、人数众多,组织严密 郑和下西洋船队,是根据海上航行和担负的任务,采用军事组织形式组建的. 首先,人数多 郑和下西洋的人数,史料上有明确记载的有4次. 我们可以初步判断:郑和每次下西洋人数在27000人以上.约明朝军队5个卫,每个卫5000-5500人;从现在看到的《武职簿》,主要是来自沿海卫所.当时西方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的人数:分别在90-150人之间;170多;265人.我这里不是单纯地谈数量,而是说明一个科学道理,航海人数的多少,反映了一种实力,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它需要各方面物质保障,很不容易. 其次,船队编制. 根据我们海军专业人员多年研究,郑和船队由舟师、两栖部队、仪仗队三个序列编成.舟师就是现在的舰艇部队,基本单位战船,它们被组成编队,叫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两栖部队用于登陆行动;仪仗队担任近卫和对外交往时的礼仪,庄严威武. 按照下西洋的任务,郑和船队人员主要有六个部分:指挥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贸易部分、后勤保障部分、军事护航部分.指挥部分:整个船队的中枢,对航行、外交、贸易、作战等进行指挥决策.郑和职务是钦差正使总兵太监;航海部分:航海业务、修船的、预测天气的等;外交贸易部分:外交礼仪的、进行贸易的、联络翻译的;后勤保障部分:管理财务的、后勤供应的、起草文书的、医务人员等;军事护航部分:负责航行安全和军事行动的. 从对郑和船队人员组成研究,编制是完善的、严密的,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丰富航海经验,确保郑和下西洋的实现.
七下西洋的时间永乐三年（1405年）五月己卯，“中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五年（1407年）九月壬子，“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还，械至海贼陈祖义等”。永乐五年回加不久复受命出使西洋，永乐七年（1409年）回国。 第三次奉命出使，至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乙巳，“内官郑和使西洋诸国还，献所俘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并真家属”。第四次，据《明成祖实录》卷86载，永乐10年（1412年）“十一月丙申，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赐满刺加、爪哇……诸国锦绮纱罗彩绢等物有差。”实际上该年郑和并未成行，而是驻军长乐县十洋街，并奏建长乐南山行宫以为官军祈报之所。第二年（1413年），又重修长乐南山三峰塔寺；4月，“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回语可佐通信者，乃得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哈三。”直至这一年冬天，郑和才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永乐十三年（1415年）七月癸卯，“郑和等第四次奉使西洋等国还。九月壬一寅，郑和献所获苏门答刺贼首苏干刺等于行在。”第五次，永乐15年（1417年）五月十六日，郑和在泉州伊斯兰教灵山圣墓行香并勒石纪念，不久即统帅舟师下西洋；永乐十七年（1419年）七月戊午，“官军自西洋还”，受到成祖的赏劳。第六次，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癸巳，“郑和等第六次奉使西洋诸国”；永乐二十年（1422年）八月壬寅，“中官郑和等使诸蕃国还，暹罗、苏门答刺、阿丹等国悉遣使随和贡方物。”第七次，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戊寅，“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这时，郑和已所届花甲。宣宗诏谕下达后，郑和并未立即成行。第二年（1431年）正月，他在太仓刘家港天妃宫刊勒《通番事迹碑》；十一月，又在长乐南山寺刊立《天妃之神灵应碑》，并“驻泊兹港，等候朔风开洋”。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九日，他才率船队出五虎门，正式起航。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奉使历忽鲁谟斯第十七国而还”。不久，约在宣德十年（1435年），他默默地在南京辞世，终年65岁。郑和墓在南京市南郊牛首山南麓，当地群众俗称“马回回墓”。其后裔自明清以来世代相沿，定期来这里祭扫，从未间断过。明朝祝允明记载的第七次下西洋航程明朝祝允明所撰《前闻记》(1525年刻)详细记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行程日期及各地停留之日期，可供参考：人数：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史、事、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木艌、搭材等匠，水手、民稍人等，共27550员名。里程：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1431年1月19日)龙湾开舡，十日到徐山，二十日出附子门，二十一日到刘家港，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到长乐港。十一月十二日(1431年12月16日)到福斗山。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门，二十四日到占城。(注：自福建五虎门至占城共行船16日。)七年正月十一日开舡，二月六日到爪哇。(注：自占城至爪哇共行船25日。)六月十六日开舡，二十七日到旧港。(注：自爪哇至旧港共行船11日。)七月一日开舡，八日到满剌加。(注：自旧港至满剌加共行船7日。)八月八日开舡，十八日到苏门答剌。(注：自满剌加至苏门答剌共行船8日。)十月十日开舡，十一月六日到锡兰山。(注：自苏门答剌至锡兰山共行船36日。)十日开舡，十八日到古里国。(注：自锡兰山至古里国共行船9日。)二十二日开船，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忽鲁谟斯。(注：自古里国至忽鲁谟斯共行船35日。)八年二月十八日(1433年3月9日)开船回洋。三月十一日到古里。(注：自忽鲁谟斯至古里国共行船23日。)二十日大综船队回洋，四月六日到苏门答剌。(注：自古里国至苏门答剌共行船17日。)十二日开船，二十日到满剌加。(共行船9日。)五月十日回到昆仑洋，二十三日到赤坎，二十六到占城。六月一日开舡，三日到外罗山。(共行船2日。)九日见南澳山。十日晚，望见望郎回山，六月十四日到碕头洋。十五日到碗碟屿。二十日过大小赤。二十一日进太仓。七月六日到京。二十一日关赐奖衣宝钞。船号：如清和、惠康、长宁、安济、远之类，又有数序一二等号。船名：大八橹、二八橹之类。备注：郑和第七次大航海于1431年1月19日离开南京龙湾港，于1432年1月12日离开福建五虎门，途径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山、古里国，于1433年1月17日到达忽鲁谟斯(位于今伊朗东南米纳布附近，临霍尔木兹海峡。)，共用两年时间到达目的地忽鲁谟斯。1433年3月9日，离开忽鲁谟斯，1433年7月22日回到南京，回程共用了4个月时间。七下西洋所经过的国家和地区据《明史·郑和传》记载共有36个：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刺加、勃泥、办门答刺、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苏禄、加异勒、阿丹、南巫里、甘巴里、兰山、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儿、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儿、沙里湾尼（今印度半岛南端）、不刺哇（今索马里境内）。郑和大航海所涉及中外地名解释1、西域 在古代，狭义的西域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地区；广义的西域指越过狭义的西域向西所能到达的地主，包括中亚、西亚、印度半岛，直至欧洲东部、非洲东北部。“其西域之西”中的“西域”指狭义西域，若与下文“迄北”对应，似可作“西部疆域”解；“西域忽鲁谟斯国”中的“西域”指广义西域。2、西洋 元、明时的西洋，指南海以西(约东经110以西)，相当于今文莱达鲁萨兰国以西的海洋和沿海各地，远至印度半岛、波斯湾及红海沿岸、非洲东北部一带。3、占城国 亦称占婆，古国名，在今越南的中南部。中国史籍上曾称之为林邑、环王。当地盛产稻谷，称“占城稻”，为稻谷良种之一，宋时传入我国；郑和下西洋后，占城稻在我国长江、珠江、闽江流域大面积引种、推广。福建省福州长乐一带称此稻为“占谷”或“黄占”，直至三十年前，都是当地高杆晚稻的一个优良品种。4、爪哇国 亦即麻口若巴歇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Java Island)。唐代以来的史籍称其地为“诃陵”“ 婆”。该岛北临爪哇海，南滨印度洋，面积12.6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亿，是印尼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主要城市有雅加达(首都)、万隆、三宝垄、泗水苏拉卡尔塔)、泗水为华裔长乐人聚居地。5、三佛齐国 亦即室利佛逝国，梵文Srivijaya的音译，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上的古国，当时都约在今日的巨港(巴邻旁，Balenbang)，位于苏门答腊东南部慕西河畔。6、暹罗国 泰国(Thailand)的旧称，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中部。十四世纪中叶，由暹国与逻国合并而成，南临暹罗湾。现首都为曼谷，泰国的华侨 与华裔人数居世南亚首位。7、南天竺 天竺为古印度别称，古籍又称天竺为身毒。天竺分北、中、南三部分，南天竺指印度半岛的南部地区。8、锡兰山国 亦即锡兰(Ceylan)，或称狮子国，今称斯里兰卡(Srilangka)为亚洲南部岛国，隔保克海峡与印度东南部相望，面积6.5万平方公里，为佛教古国之一，主要民族为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首都科伧坡(Colombo)，位于该岛西南。9、古里国 又称“古里佛”，故地约在今印度半岛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Koxhikode)一带，为海上交通要冲。明永乐五年(1407)郑和二次下西洋时曾到此访问并立碑纪念。10、柯枝国 亦译作“国贞”，故地在今印度西南部的柯钦(Cochin)一带，是航道要冲和重要港口。十五世纪初与我国有友好往来。11、忽鲁谟斯国 即霍乐木兹(Hormuz)，又译作和尔木斯，地在今伊朗东南米纳布(Minab)附近，临霍尔木兹海峡，废址在霍尔木兹岛北岸，扼波斯湾出口处，为古代交通贸易要冲，今为对岸阿巴斯港所取代。12、木骨都束国 今译作摩加迪沙(Mogadiscio)是被称为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共和国首都，位于索马里东南，临印度洋。13世纪以前建有古城。郑和下西洋曾两度访此。13、南京龙江 明初设“龙江船厂”于此。故址在今南京下关三汊河附近的中保村一带；水道旧称龙江，出龙江关通长江，龙江船厂曾为郑和下西洋造“宝船”，故又称“宝船厂”，造船的船坞叫“船作”，遗址犹存，宛如一口口巨大的水塘。1957年此地出土一根大舵杆，长1107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舵杆之长，足证郑和宝船规模之大。据《龙江船厂志》载，1411年(永乐九年)该船厂“改、造海船247只，备使西洋诸国”。龙江之滨原有天妃宫，已圮。14、长乐南山 因位于福建省长乐县县治之南而得名，今长乐县城区街道环绕此山。海拔仅约四十余米，又称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有塔，称三峰塔(圣寿宝塔)；有寺称三峰寺或三峰塔寺；寺旁有“天妃行宫”，祀妈祖，《天妃灵应之记》碑即立此宫内；宫旁有郑和所建“三清宝殿”，殿内“钟鼓供仪，靡不俱备”，钟即“郑和铜钟”，原件抗战期间移南平市。以上寺、宫 、殿均已圯，塔巍然存，近年加固整修，更为壮观。1935年，在原寺、宫、殿废址上建有郑和史迹陈列馆，《天妃灵应之记》碑系该主馆主要陈列文物，南山(三峰山)同年辟为“郑和公园”。15、兹港 指长乐太平港通闽江。位于长乐县南山西麓以西、以北，狭义指靠近长乐县城吴航头一带的下洞江水域；广义泛指整个下洞江水域，该港原来江面宽阔，水深可泊巨舟，有“无风万里磨平玉，有月千波漾碎金”之说；港东北、东南屏峙首石、六平诸山，可蔽阻台风袭击，为避风良港。《长乐县志》《长乐六里志》均载有；三宝太监郑和通西洋，驻舟师造巨舶于此，奏改名为太平港等句。由于沦桑变化，今仅余一狭长水道，通小汽轮，原水道大部分成为沃野良田，部分辟为新居民区，该居民区主干道路称“太平港”路，与郑和路垂接。16、苏门答腊国 又译作苏木都剌(Samud'ra)、苏文答剌、苏文达那。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Sumatra Island)北部洛克肖马韦附近，今为全岛总称，该岛北临马六甲海峡，南濒印度洋，赤道横贯中部，为印尼西部大岛，面积43.4万平方公里，首府棉兰。17、满刺加国 旧译亦作麻六甲，今译作马六甲(Malacca)14－16世纪马来亚半岛上的封建王国，位于今马来西亚、马六甲洲一带，居马六甲海峡要冲，1411年(永乐九年)，该国国王拜里迷苏剌(Parmesvara)曾率妻子、大臣等540人来中国访问；郑和船队屡经其处，现马六甲州居民半数为华裔，其首府马六甲市居民四分之三为华裔；市内有三保庙、三保井、三保城等古迹。18、阿丹国 Aden，古国名，今译作亚丁，故地在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扼红海和印度洋出入口，为海陆交通要冲。古时为宝石珍珠集散地，十五世纪前期便与中国互通使节、贸易。今之亚丁市位于亚丁湾一个突出的小半岛上。为也门民主队民共和国(南也门)首都。1990年5月，南、北也门合并为也门共和国，亚丁成为该国的“经济首都”。19、卜剌哇国 故地在今索马里共和国布拉瓦(Brava)一带；十五世纪前期与中国友好往来，互通使节，郑和船队曾到此访问，布拉瓦东临印度洋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世称三保太监，十五世纪初叶著名的航海家。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郑和率众七次远航。第一次从永乐三年六月到永乐五年九月，自苏州刘家港出发，经历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西海岸的柯钦以至古里(今科泽科德)。第二次从永乐五年十一月到永乐七年七月，沿同样的路径至古里。第三次从永乐七年九月到永乐九年六月，以东印度洋为中心，从爪哇、苏门答腊往锡兰，又北上印度东海岸，抵孟加拉湾，然后折回马六甲海峡，在马六甲修筑城塞后返国。第四次从永乐十一年十月到永乐十三年七月，又经东印度海岸折往波斯湾，到达霍尔木兹。也有认为这次远航到达东非沿海的。第五次从永乐十五年秋到永乐十七年七月，与前次航线相同，抵波斯湾，又另分一支船队经由阿拉伯南岸远航到东非沿海的摩加迪沙、布腊瓦、马林迪等地。第六次从永乐十九年春到永乐二十年八月，除驶入波斯湾外，另有分队绕东非沿海诸港口航行。第七次从宣德六年元月到宣德八年七月，进行了经由印度西海岸入波斯湾的最后一次航行。这次，郑和的部下到达了阿拉伯的麦加。据《明史》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所率部众就有二万七千多人，船舶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就有六十二艘，规模之大，史所未有。前后七次所经国家凡三十余国。这样的空前壮举，较之葡萄牙的达·伽马由伊斯兰教徒导航横渡阿拉伯到达科泽科德早八十多年，也加深了中国和所到各地贸易和文化交流。而郑和远航对东南亚地区的开发，贡献尤大。 郑和的航海笔录 郑和船队到达旧港（今苏门答腊岛的巨港）的时候，突然遭到海盗的拦截袭击。这群海盗的头子叫陈祖义。陈祖义本是广东人，洪武年间跑到现在的南洋，召集一伙人占领了旧港，常常打劫路经此地的商船，许多国家的商人都深受其害。这一次，陈祖义见郑和船队船多兵众，不敢贸然下手，就假意向郑和投降，暗地里却准备打劫船队。郑和及时发现了陈祖义的阴谋，立即部署对策。等陈祖义率众人来抢劫时，他指挥将士们把海盗打败，杀死了五千多人，烧毁了海盗船只十艘，俘获七艘，还活捉了陈祖义。 在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赠送了许多礼物给明朝，表示两国修好。哪知贪心不足的亚烈苦奈儿见郑和船队装载了大量金银，就假意请郑和到他的宫殿。盛宴招待之后，他再次向郑和索取金币，暗地里却发兵去劫夺郑和的船队。郑和沉着冷静，了解到锡兰山的大部分兵力已派去攻打船队，都城空虚，就火速传令，调来了两千多将士，出其不意地攻打了锡兰山的都城，生擒了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领兵打劫船队的将领听说明军回攻都城，赶忙下令撤兵回救。郑和的军队乘胜杀了个回马枪，又把敌兵打地溃不成军。他们只得向明军投降了。郑和当场释放了投降的将士兵卒，只把亚烈苦奈儿和几个重要官属扣留在船上，然后继续访问其他地区。 当郑和的船队到达木古都束时。国王亲自去迎欢，并且设宴款待。郑和向国王和王妃赠送了丝织品陶器和茶叶。国王送给明朝皇帝一只珍贵动物，叫做“麒麟”，也就是非洲长颈鹿。回来的时候，不仅带回来了十七国的使节，和他们同来中国访问的，其中有的是王子，有的是王叔王弟，都同明朝建立了邦交。郑和还带回来了忽鲁谟斯的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的麒麟、长角马哈兽；木古都束的花福禄和狮子；卜刺哇的千里骆驼和驼鸟。 郑和在国内休整了一年多时间后，永乐十年十一日，成祖又令他第三次远航西洋诸国。这次正好赶上了东北季风时节，郑和的船队顺风而行，不久就到达苏门答刺（今印尼苏门答腊岛）。 苏门答刺刚刚经过一场大的事变，使郑和的访问遇上麻烦。原来，苏门答刺的西面有个那孤儿国。1408年（明乐永六年），那孤儿国和苏门答刺打了一仗，苏门答刺国王中箭身亡。王子年龄尚小，不能替父王报仇。王后却复仇心切，她晓谕全国：谁能领兵打败那孤儿国，替先王报仇，我就嫁给他，并请他当国王。一个有本领的渔夫奋勇领兵打败那孤儿国的军队，杀了他们的国王。渔夫娶了王后，当上了苏门答刺国王。老国王的儿子长大以后很不甘心。他培植了一伙心腹勇士，乘机杀死了渔夫，自己登上王位。郑和到达苏门答刺后，向新国王赠送了许多礼品。 渔夫有个儿子苏干刺，想替父亲报仇，发兵攻打苏门答刺，企图争夺王位。没想到反被新国王打败了。他只得逃到一个叫邻山的地方，自立一寨。他听说郑和赠送给苏门答刺新国王许多礼物，却没有送礼给自己，心中有忌又恨就带领几万兵众，袭击郑和的船队。在苏门答刺的配合下，郑和指挥将士英勇还击，把苏干刺的兵众打得大败，乘胜追击到一个叫南渤利的地方，活捉了苏干刺和他的妻子、儿子。到永乐十三年回国后，永乐帝下令把苏干刺杀了。 1430年（宣德五年六月），明代的第五个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又一次派遣郑和、王景弘率领船队，访问了忽鲁谟斯等二十来个国家。因为这次访问的国家多，地域广，路程远，因而时间也就很长，到1433年才启程回国。不料船队返航至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之科泽科德）时，六十三岁的郑因积劳成疾，不幸辞世。王景弘命人把郑和的遗体妥为装殓，准备回国安葬。当时已进入夏季，热带气候酷热，船队航进爪哇（今印尼爪哇岛）时，眼见郑和的遗体难于保存，已不可能运回国内安葬，王景弘只好决定埋葬在当地。 七下西洋欲何求 朱棣夺得皇位时，明朝已经建立了二十多年，农业与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这场政变的影响。这时，中国广州等沿海的大都市发展得十分繁荣。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逼切的事。另一方面，朱棣也想利用对外的活动，展示自己的势力，并建立自己的声望。因此，远航的活动就势在必行了。 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三十一年得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了。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治、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国的丝织品、瓷器以至一些欧洲国家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尤其是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罗盘针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以及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明初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的要求。于是，明成祖朱棣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前往“西洋”诸国。 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和目的，也是明成祖朱棣派遣他出使“西洋”的动机和目的。明朝初年，正是国势向上发展的时期。这时在北方，蒙古的势力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统治已十分巩固，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势日趋强盛，这就有可能使它向海外发展。朱棣自认为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供主”，要海外各国都来朝贡。和历代功利主义的封建帝王一样，朱棣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也要宣扬国威，向外示富。 到了永乐年间，由于国力强盛，朱棣要建立一个天朝大国的思想就更加强烈。明成祖的个性好大喜功，常常向异域显示中国的富强，对明朝初期对海外的消极政策深表不满，故朝廷对外政策为之一变，即位后便派宦官出国，召各国来朝，此举无疑可以提高明成祖的威望。郑和下西洋便可以在国外显耀兵力，向海外各国夸示中国的富强，宣扬明朝的威德。同时他还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国内一部分人对他武力夺取皇位的不满。 他还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一部分的人对他武力夺取地位的不满。有些书上说的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找寻建文帝朱允文的下落。据说，“靖难之役”以后，朱允文出走，不知所终。祖的皇位是发动靖难之变后，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的。这在猜忌心很重的朱棣看来，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明成祖怀疑他逃到海外避难，恐怕他将来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派郑和下西洋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 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 他出使的任务之一，就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郑和所到各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宣传朱棣的皇帝诏书。向各国宣谕：明朝皇帝奉天乘命的上邦大国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来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说的去做，各国之间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来朝贡，则礼尚往来，一律从优赏赐。 第二件事便是赠送礼物。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和其他礼物，表示愿意和那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的关系。 第三件事是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使各国为中国的精美、完好的手工业品所吸引，从而愿意来中国称臣纳贡，进行贸易活动。中国出口的丝织品和瓷器等，早就在亚非各国享有盛誉。亚非的很多国家早就想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只是由于朱元璋“海进政策”，才限制了这种贸易的发展。朱棣取消“海进政策”派遣郑和出使，表明中国恢复了同海外各国的正常贸易。海外各国同时也认为，跟中国纳贡称臣，进行贸易，建立友好关系，是有利可图的事。
流传早而广的说法是：郑和下西洋为了寻找建文帝的踪迹。建文帝，名朱允炆，又称惠帝，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孙。建文帝登位伊始，曾决心削藩，1399年6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大兴“靖难”之师，公开反叛建文帝。1402年，朱棣率军攻下南京城。南京陷落时，“宫中起火，帝(建文)不知所终”。有的说“建文帝为僧遁去”。《明史·郑和传》则直截了当地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后来，不少人附和其说，许立群在《中国史话·三宝太监下西洋》一节中写道：“永乐皇帝派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寻找建文帝，因为永乐篡了建文帝的帝位后，建文帝失踪了，永乐怕他逃到国外，将来回来复辟，所以派人去找他。”其他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吴晗的《明初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等也认为，郑和下西洋除了经济方面因素以外，还带着皇上的秘密使命，这秘密使命就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有些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寻找建文帝之说难免牵强。建文帝其人忠厚赢弱，被朱棣从帝位上赶下台，即使逃到国外还会有什么能耐？这些情况朱棣也应当明白，因此他不会几次三番派人去探寻朱允炆的下落。再说建文帝是否逃出南京城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不少迹象表明，建文帝在南京城陷落前已死于大火。建文帝既死，寻找建文帝之说更无法成立。另外还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耀兵异域”，“教化异族”，使海外诸国“宾服中国”，同时还担负着沟通中国同海外经济贸易的任务。 近年来，探索郑和下西洋原因的角度有所改变，有些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使命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郑和第一次出使是为了安抚临近小国，减轻异族异国对中国的侵扰，以后几次主要是为了通商，以及向未知的世界前进，开阔新的航道等。 也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政治目的。朱晨光在《郑和下西洋目的辨析》(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一)一文中持这种观点。他首先否定“耀兵异域说”，他说郑和在海外两次动用武力制服异域王都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自卫反击。郑和所奉行的外交方针是以“怀柔”为主的，以友好和平为前提的。说郑和下西洋是经济因素是一叶障目之见，考察明代有关文献，未见过郑和屯兵异域，进行经济上的巧取豪夺。郑和出使带回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经商，永乐皇帝下令不要征税，他说：“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 朱晨光认为，郑和出使西洋是为了打开封闭、僵化的外交大门。明王朝刚建立，临近的小国常来朝贡，当时的朝贡实质上是交换物产，番国入贡，明王朝恩赐，赐常大于贡。明初经济拮据，明太祖下令限制进贡，由一岁一贡改为三岁一贡，有些国家如日本等限为十年一贡，于是明朝与海外关系几乎断绝，经济贸易几乎停顿。于是，走私活动非常猖厥，武装走私成风，同时明王朝的声势日下。永乐皇帝上台后决定改变这种政治局面，他每次派郑和下西洋都是以颁“正朔”，恢复和发展明朝政府与海外国家的外交关系为首要任务的。郑和第一次出使西洋，就将长期盘踞在三佛齐剽掠的海盗陈祖义一伙捕捉归案，为沟通海道扫清了道路，提高了永乐政府的声誉。 由于明成祖外交方针的成功，结果“太宗皇帝德泽洋溢于天下，施至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视，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但是，这项外交政策给明朝初期社会经济所造成的耗费“也不赀”，故明成祖一死，郑和下西洋一事就遭到激烈反对。 学者们热衷于郑和下西洋使命的研究，令人遗憾的是，在1983年第一次郑和研究讨论会和1985年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的讨论会上，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个人感觉是第二种促进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宣扬国威比较合理。望采纳.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1、宣扬明朝国威（政治目的）；
2、扩展海外贸易（经济目的）；
3、还有一说法是明成祖为了寻找可能流亡海外的建文帝。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1、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的海军纵横西洋，万国朝贡，盛世追迹汉唐；
2、加强了中国明朝政府与海外各国的联系，给南洋，西洋各国带来了经济实惠；
3、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件世界性的盛举，从此，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4、由于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全部的开支都依赖明朝强大的国力来支撑，没有对中国带来什么经济实惠，于是，明朝全盛时期过后，再也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这项庞大的工程了，下西洋随之停止。
扩展资料：
郑和是我国明朝初期伟大的航海家，他从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年至1433年)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克服了重重困难，七下西洋(现在南洋一带)，遍访亚洲、非洲30余国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部和红海沿岸，比欧洲航海家远洋航行早半个世纪。
针对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流传早而广的说法是郑和下西洋为了寻找建文帝的踪迹。建文帝，名朱允炆，又称惠帝，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孙。建文帝登位伊始，曾决心削藩，1399年6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大兴“靖难”之师，公开反叛建文帝。
1402年，朱棣率军攻下南京城。南京陷落时，“宫中起火，帝(建文)不知所终”。有的说“建文帝为僧遁去”。《明史·郑和传》则直截了当地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
后来，不少人附和其说，许立群在《中国史话·三宝太监下西洋》一节中写道：“永乐皇帝派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寻找建文帝，因为永乐篡了建文帝的帝位后，建文帝失踪了，永乐怕他逃到国外，将来回来复辟，所以派人去找他。”
其他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吴晗的《明初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等也认为，郑和下西洋除了经济方面因素以外，还带着皇上的秘密使命，这秘密使命就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有些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寻找建文帝之说难免牵强。建文帝其人忠厚赢弱，被朱棣从帝位上赶下台，即使逃到国外还会有什么能耐，这些情况朱棣也应当明白，因此他不会几次三番派人去探寻朱允炆的下落。
近年来，探索郑和下西洋原因的角度有所改变，有些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使命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郑和第一次出使是为了安抚临近小国，减轻异族异国对中国的侵扰，以后几次主要是为了通商，以及向未知的世界前进，开阔新的航道等。
也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政治目的。朱晨光在《郑和下西洋目的辨析》(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一)一文中持这种观点。他首先否定“耀兵异域说”，他说郑和在海外两次动用武力制服异域王都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自卫反击。郑和所奉行的外交方针是以“怀柔”为主的，以友好和平为前提的。
说郑和下西洋是经济因素是一叶障目之见，考察明代有关文献，未见过郑和屯兵异域，进行经济上的巧取豪夺。郑和出使带回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经商，永乐皇帝下令不要征税，他说：“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
郑和出使西洋是为了打开封闭、僵化的外交大门。明王朝刚建立，临近的小国常来朝贡，当时的朝贡实质上是交换物产，番国入贡，明王朝恩赐，赐常大于贡。
明初经济拮据，明太祖下令限制进贡，由一岁一贡改为三岁一贡，有些国家如日本等限为十年一贡，于是明朝与海外关系几乎断绝，经济贸易几乎停顿。
于是，走私活动非常猖厥，武装走私成风，同时明王朝的声势日下。永乐皇帝上台后决定改变这种政治局面，他每次派郑和下西洋都是以颁“正朔”，恢复和发展明朝政府与海外国家的外交关系为首要任务的。
参考资料：
中国网 郑和屡下西洋到底为何?
一，写当时的时代背景。 二，当时的造船技术于郑和船队主舰宝船的结构及性能。 三，写当时到过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到当地发生的一些事情。 四，郑和下西洋的实质。 五，分析他下西洋有无必要。
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著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 一 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曾3次(第4、6和7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年)③ 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年)④ 等人作了节译。曾经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 Gaillard)⑥ 和布尔斯坦(Daniel Boorstin)⑦ 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著《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1906—1908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创刊于1890年，伯氏于1925—1935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 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 等著名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便是其《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 全书共分4部分。其中第1部分对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其第2部分对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其第3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第4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第5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 伯希和的论著已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伯希和此著，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著作。 二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著《启蒙之龙》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著。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余国。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5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著作也都作过记述。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外国或番邦的使节、官吏和国王，不断地涌向南京和北京。虽然瘸子帖木儿(Tamerlan)曾囚禁过中国皇帝的使节，并且在撒马尔罕当着卡斯蒂利亚人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国使节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友好接待。俞士吉于1402年出使朝鲜。明王朝还派出了许多使节出使外国及其番部——乌思藏、女真、蒙古、吐鲁番、哈密等。日本的统治者也向明朝进表称臣，而日本本来是一个唯恐失去其主权独立的傲慢国家。1403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请求对黎朝册封。许多非常遥远的地区，诸如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古里(Calicut)、科罗曼德尔群岛海岸上的“西洋琐里”(Chola)等，都遣使恭贺朱棣登基，继承大统。曾被伯希和考证为“琐里国王”的“西洋”国王，早在洪武年间(1370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礼，成祖曾颁即位诏于西洋琐里。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遣闻良辅和宁善使西洋琐里，他们同时还于1403年出使爪哇国，于1404年出使苏门答刺。在1403年，成祖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西洋琐里国王亦遣使南京作答。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爪哇、苏门答刺、西洋琐里和古里)的使节，都是乘中国帆船前往南京的。例如，当明使Sun Xuan自浡林邦(Palembang)归国时，便携当地国王的儿子同行。明王朝还曾向暹罗遣使。1403年，满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一个使团与琉球的一个使团到达中国。1405年，由忽鲁谟厮的“锁鲁檀”(Ezz-ud-din，君主)遣某一位马拉子出使中国。这一切都使永乐皇帝名扬四海。明王朝以在南京接待浡泥(Bornéo，婆罗洲)国王而圆满结束了这些外交使团的努力，而洪武帝却从未能最终说服该国王向明王朝纳贡。浡泥王决定放弃满者伯夷并不再向该国纳贡了。浡泥王是第一位入华朝天子的外国国王。尽管浡泥王为一小邦王子，在中国却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当浡泥王子于1408年在中国暴卒时，又由明政府在南京隆重安葬。 所以，在郑和之前，便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也有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这应该是郑和远航的必要条件和历史背景。 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下西洋，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冒险。在近30年间(1405—1433年)，共有近3万军人，乘长达100多米的大帆船，他们先后到达印度海岸、南阿拉伯沿海和东非海岸。 作者根据南京刘家港和福建海岸发现的两通天妃宫石刻，而详细列举了郑和7次下西洋的时间、所到地点和成果。作者对于郑和和宝船的大小、人员、编组方式作了详细研究。他认为郑和船队与当时和稍后的欧洲船队，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要先进得多。葡萄牙人的远征最早使用的是小驳船，与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于1434年为绕过博哈多尔角而乘的船属于同一类型。葡船不及30吨的登记吨位，拥有双桅，区区20—30米长。其帆一般为三角形，由于鼓风的原因而被称为“圆帆”。其甲板也仅仅能供人行走，并用于保护商品不受海水损坏而已。那些固定在船头和船尾的帆布可以保护20多名船组人员。除了某些在港口操作的桨之外，船上一般不配备任何桨手座。驶过博哈多尔角之后，葡萄牙古帆船(barinel)和驳船(barca)成了葡国官方史学家苏拉拉(Zurara)经常提到的出洋船舶，而直到1440年前后，轻快帆船(caravelle)才被人广泛接受。古帆船是配桨的，肯定比小驳船稍微先进一些，更善于在航途中前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入河湾，以对河流沿岸进行考察。其吨位不超过50吨。郑和的船应该比这些葡船更先进许多，尽管其时代更早。 对于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一说，作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即使建文帝隐匿下来了，中国也没有必要派遣如此庞大的船队，以如此之多的人马，航行如此之远的路程，访问如此之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从事秘密调查、派遣间谍或请求当地那些忠于明王朝的统治者给予协助。明王朝的特务机构很发达，当时已初具朝贡网络系统。因为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即使建文帝尚在人间的话，也只会隐匿得更严密，逃亡得更遥远。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最多也是一种借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原因。 反击倭寇，也不是郑和海上远征的主要原因。倭寇于永乐初年非常猖狂，不断对中国沿海发动袭击，但以宝船在海上远征，是不适宜完成抗倭使命的。况且，中国沿海有专门设备和防御工事来抗倭，根本用不着派宝船出洋抗倭。 至于发动征服或吞并土地，那也绝不是郑和船队的目的。郑和宝船中确有骑兵、火药、弓弩和当时最“现代化”的甲胄，但郑和只在出于外交或治安需要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他从不动用这一切以强行占地夺产。 郑和远航也根本谈不到传播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传播宗教的问题。因为中国当时并不追求使“西洋”居民接受某种宗教的归化，或者是接受某种哲学的支配。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释道信徒们陪同他。船队中的官吏们，大多数都是受儒教培育出来的。郑和出访的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国家，但他所宣扬的应为儒家文化。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既不是入侵，也不是宗教归化，更不是劫财夺宝，夺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贸易，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当时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是受禁的，至少也是严加管制的。永乐所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外国人不信任的态度。外国人受中国官府的严密监视，而且中国商人也接受对其货物和人员的仔细清查。永乐还严禁中国人乘船私自出海。但这些条例从未被严格执行过。朝廷对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垄断了整个贸易的权力，同样也垄断了某些重点出口商品，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和金属。国家同样也垄断了马匹和明显的战略物质的进口。这些垄断的宽松程度，根据不同时代而各有所异。中国政府介入了从生产经过运输而到分配的整个过程。总而言之，郑和远航具有除了贸易之外的另一种目的——加强朝贡贸易制度。 对于郑和远航中的朝贡与外交的关系，作者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华帝国的天子自认为身居大地中央。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与皇帝对大地的统治权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中华帝国和其他胡人或蛮夷人、藩部和遥远的朝贡国。中国历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粮仓和产业)的吸引，不断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辽阔领土。但中国中原王朝仍以其统一国家和以定居民为主体的政权来对抗胡人的侵边，以谷物和稻米食物来对抗奶肉食品，以社会等级稳定的制度来对抗动乱与战争。所谓“藩部”，即中国周边的汉文化近邻——安南、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均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开放、与中国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中国变成了东亚的一种文化标识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腊和罗马在西方的地位一样。明王朝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们向天朝定期纳贡，取消了这些国家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总而言之，区区一点国际贸易，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中国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一部分外国向它纳贡，它又作为礼物而赏赐其他国家。明初在一段时间内，又回归到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国际贸易行为是滋生动乱的策源因素，商人与经商是动摇祖宗业绩的祸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许多使团，去向亚洲国宣布他开国登基的喜讯。虽然也有许多外使到达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来了。永乐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但仍将朝贡政策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框架。永乐依照中国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哲学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负责维持社会的和谐。中国对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义务：维持所有人之间的“太平”。中国皇帝让那些小国跻身于文明国家大家庭之列，提高这些国王们于其国内的威望，使他们能真正接触中国文化，从而为他们打开了与中华帝国从事贸易的大门。由于这些原因，遥远的古里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这种“藩属”地位，他们不用中国发出要求便会非常乐意地向中国皇帝纳贡，甚至还会催促天朝政府接受交纳贡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纳贡是对天子尊重的证据。但它事实上也是一种贸易，因为中国皇帝必须以重礼相赏，甚至还赏赐银票。
郑和下西洋为我们现在的旅游发展提供了好的借鉴，能更好的促进个国之间的交流
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创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既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全人类的自豪。 ——郑和下西洋，推动我国古代航海事业达到顶峰，成为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郑和下西洋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时间早、规模大、技术先进、活动范围广的洲际航海活动，比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的航行早了87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行早了92年，比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早了114年。郑和下西洋时的船舶建造、天文航海、地文航海、季风运用和航海气象预测等方面的技术和航海知识，在当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顶峰，也是世界航海业发展的里程碑。 ——郑和下西洋，促进海外贸易扩大，带动了中外经济交流与发展。郑和下西洋期间，通过多种形式与当地开展双边贸易，平等互利，互通有无，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麝香、金属制品和书籍等运往国外，换回当地的香料、药材、动植物、珠宝及生产瓷器所需原料等多种货物。这种贸易活动，推动了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和共同进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郑和下西洋，向海外传播科学文化、典章制度、文教礼仪、宗教艺术等中华文明，将中国在建筑、绘画、雕刻、服饰、医学等领域的精湛技术带入亚非国家，向当地人民传授凿井、筑路、捕鱼技术，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作物栽培方法，推行货币、历法、度量衡等。同时，亚非国家的文明成果也传入中国。郑和七下西洋，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郑和下西洋，推行亲仁善邻，巩固和发展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明朝中期的中国，是一个综合实力走在世界前列的强国。但中国人没有恃强凌弱，郑和下西洋是世界上公认的和平之旅；28年间，郑和船队始终奉行“共享太平之福”的对外政策，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在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进一步树立了中国的和平友好形象。 ——郑和下西洋，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和开放进取、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600年前，面对人类还知之不多的广阔无垠的海洋，面对险象环生的长途远航和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郑和与他的船队没有退缩，以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继汉、唐、宋、元各代与世界各国人民陆上交往的不断扩大，又开辟了中华民族从海上走向世界的新纪元，将中外交流提高到新的水平。 ——郑和下西洋，发扬了中华民族重视海洋、探索海洋的科学精神，为振兴我国海洋事业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是一个既有陆域又有海域的国家，中华民族为探索海洋奥妙、发展海洋事业，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勇于探索海洋、经略海洋的生动写照，激励我们不断增强海洋意识，加倍努力，振兴中国的海洋事业。
那些都是狗屁，只有建文未死，朱棣何安？
郑和下西洋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名垂青史的人，都要对社会的进步或者文化的交流作出一定的贡献，或者说第一个敢于尝试的人总比别人多些功名成就的机会！
人类从海洋中获得了许多好处，然而，这些好处不是无限的，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正处于危急之中。在气候变化中，首当其冲的是沿海社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因此，遏止红树林、盐沼和海草等沿海生态系统的衰退，在有助于减轻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的同时，也为亿万人民提供了大量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由于海洋是我们未来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需要保持海洋的生产力以及一切至关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的功能。海洋和气候变化相互作用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海洋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方面，海洋是全球气候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通过与大气的能量物质交换和水循环等作用，吸收大气中大量的二氧化碳，在调节和稳定气候上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被称为地球气候的“调节器”；另一方面，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也对海洋产生巨大影响，造成海平面和海水温度上升、海水酸化、珊瑚礁死亡、小岛屿被淹没、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遭破坏等问题。去年，总部设在英国剑桥的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发布的一份名为《南极气候变化与环境》的研究报告称，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本世纪末海平面上升1．4米，如果按着个幅度来算，马尔代夫等岛国将被完全淹没，而纽约等全球一些沿海大城市将必须耗费巨资修筑防水设施。国家海洋局去年发布的一份中国海洋环境质量状况报告也显示，由于气候变化等原因，中国海岸带及近岸海域生态系统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脆弱区，海岸带高脆弱区和中脆弱区占全国岸线总长度的36．5％。从海洋局发布的2009年中国海洋灾害公报来看，2009年中国沿海海平面处于近30年来的高位，比2008年高出8毫米，中国海平面上升的速度超过了全球平均速度。去年我国累计发生132次风暴潮、海浪和赤潮过程，其中33次造成灾害，各类海洋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亿元，死亡和失踪人数达到95人。“沿海地区是社会和经济发展最快、最活跃的区域，但同时也是导致海洋环境恶化、生态系统衰退最严重的地区，已影响到人类健康和社会进步。因此，制定综合的政策措施、健全严格的法律法规、开展科学的空间规划、加强合理的环境整治、实施有效的生态修复，对于沿海城市发展至关重要。”过度捕捞对海洋的伤害很大，应停止过度捕捞，大力推广禁渔期的方法。同时，还要尽量减少围填海项目，如果实在有需要，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的论证后，才能实施，将危害尽量减到最低。此外，大气对海洋也是有影响的，应减少化肥用量，尤其是沿海城市。针对沿海城市所面临的挑战，《北京宣言》特别呼吁，沿海城市的管理，需要用长期的眼光来看，确保把科学、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因素都纳入进来，这是至关重要的。面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沿海地区可以采取风险和脆弱性评估、健全的发展规划、紧急响应计划来减低风险。以下资料，仅供参考：1近岸海域主要生态环境问题1.1陆源性污染压力大，海域污染严重1.1.1江浙海域接纳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入海污染负荷浙江省近岸海域背靠长江三角洲，沿海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使浙江沿海7大城市和浙江北部、上海市排入海洋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日益增多。浙江省7大水系和北侧长江流域所携带的内陆污水源源不断地注入海洋，成为海域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据调查，这些入海河流携带的污染物其负荷占90%以上。有关资料显示，长江中含有大量污染物的河水和上海市的工业、生活污水如果有一半流入浙江海域，加上浙江本身的入海河水和污水，将达到5千亿方，占全国的近1/3，入海的污染负荷也达近1/3，也就是说，浙江海域接纳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入海水量和入海污染负荷，而其中85%以上的入海水量和近60%的污染负荷来自长江和上海市。同时，沿海地区农村生活污水、畜禽饲养排泄物、农田化肥农药流失等形成农村面污染源，经小河小溪排入海洋，其污染物质的数量也甚为可观。而日益发展的海水养殖业所产生的残留饵料和排泄物对近岸局部海域，特别是象山港、三门湾、乐清湾这样的半封闭性港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污染源。1.1.2海水高度富营养化由陆地排入海洋的污水中富含氮、磷等营养物质，使近岸海域的海水高度富营养化。浙江近岸海域海水中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的含量严重超标，2003年有91.2%的水样无机氮超过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其中44.3%超过四类水质标准，实测最高值超过一类海水标准12.9倍；有91.8%的水样活性磷酸盐超过一类海水标准，其中18.6%水样超过四类海水标准，实测最高浓度超过一类海水标准5.3倍。浙江北部近岸海域的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含量和超标率明显高于浙江南部。根据1997和1998年国家环保总局组织开展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近岸海域环境综合调查结果，浙江省近岸海域的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含量水平居全国沿海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前列。据对海水进行富营养化程度评价，2003年浙江近岸海域海水的富营养化指数（E值）为4.1，远大于富营养化标准值（E＝1）。“九五”以来的E值变化见图1，由图可见浙江近岸海域海水的富营养化程度1998年以前逐年上升，1998年后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需要说明的是，陆源性入海污染物质的数量随入海径流量的大小而有较大变化，干旱年份入海径流量小，污染物入海量相对较少，故而海水中陆源性污染物质含量水平较低。1.1.3海水存在一定程度的有机污染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有机污染物的产生数量增加、种类变多，最终归入海洋。浙江近岸海域海水中化学需氧量（有机污染综合指标）的超标率在“九五”期间有所增加，近几年维持在10%左右,2003年超标区域出现在杭州湾、舟山海区和浙南海区。反映有机污染程度的另一个指标是细菌总数（D值），2003年D值平均为2120，属中等污染水平，从“九五”以来的变化趋势来看，海水有机污染的程度在加重。成份复杂的有机物质对海洋生物尤其是幼体所带来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如果一旦生物种群在发育过程中受阻，对整个群落所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1.1.4海水水质不能满足功能需要受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等指标的超标影响，2003年浙江省近岸海域水质超四类海水占43.9%，四类海水占26.8%，三类海水占9.8%，19.5%为二类海水。其中杭州湾100%为超四类水质，浙南海区水质相对较好，二类水质占83.3%。而近岸海域绝大部分区域是渔业水域，水质要求为一类海水，经水质达标分析，全省2003年仅2.32%的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到目标要求。据对“九五”以来浙江近岸海域水质类别构成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图3），超四类和四类水质所占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而一类和二类水质所占比例则呈下降趋势，总体上水质状况趋于下降。1.1.5部分沿岸海域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含有大量有机污染物和病原菌及病毒的污水排放入海，严重地污染了沿岸水域，使局部潮间带生态环境趋于恶化。潮间带系指海水落潮最低点至涨潮最高点之间的区域，陆源的各类入海排污口直接面向潮间带。监测结果显示，浙江北部海域潮间带水质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超标严重，局部区域化学需氧量、石油类、铅、汞等指标超标，水体条件致病菌及粪大肠菌含量较高；表层沉积物主要受到重金属铜、铅、锌等影响，个别区域还受DDT的污染；潮间带生物种类极度贫乏，部分生物体内污染物的残留量较高。总体上，历年来潮间带海水中主要污染指标上升明显，生态环境质量逐年恶化。1.2海域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脆弱化海域生物种类越丰富，种类组成越复杂，其多样性就越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越好，反之生态系统就越脆弱。监测结果表明，浙江近岸海域海水中异养菌和粪大肠菌数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浮游生物及底栖生物的种类数减少。浮游生物种类的优势度和单纯度增加，而丰富度却日益下降；底栖生物种类及群落改变较为明显，主要的经济鱼类及甲壳类种类相当单一，生物量的两极分化现象明显。由此可见，浙江近岸海域的生态环境已相当脆弱。“九五”以来浙江近岸海域生物多样性指数变化情况见图4，可以看出总体上呈下降趋势。造成生物多样性指数降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连续的超强度的海洋捕捞和海底沉积物的污染是底栖生物种类及群落改变的主要原因。同时，进入海洋的有机污染物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多，造成生物种群在发育过程中受阻，使生态系统趋于脆弱。1.3赤潮灾害严重，威胁加大海水的富营养化为赤潮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条件，一旦其它条件适宜，就有可能引发赤潮。资料表明，浙江海域是我国赤潮发生频率最高的海域，并且从南到北整个海域均有赤潮发生，而舟山海域发生较为集中。2003年在浙江海域发现赤潮46起，累计面积达7000km2。2000年5月发生在浙江中部海域的一次赤潮，总面积近7000平方千米，持续时间长达1个月，是历年来我国发生的面积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属世界罕见，该次赤潮造成的海水养殖直接经济损失近1800万元。从近几年的赤潮发生状况分析，赤潮发生的频率有加快趋势，发生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赤潮生物发生的主要种类由原来的硅藻占绝对主导地位逐渐向原生动物及甲藻转变，同时，由于很多甲藻具毒性，对生物资源和渔业生产及人类健康的威胁也在逐步加大。1.4沿海湿地逐年减少，湿地生态系统失去平衡浙江省面积在百公顷以上的近海与沿岸湿地总面积达57.43万hm2，其中海岸湿地占近一半。沿海湿地中的庵东沼泽区湿地、灵昆岛东滩湿地、南麂列岛自然保护区湿地被列入中国重要湿地名录。浙江海岸湿地虽然总体上是淤涨的，但建国后围涂建设发展较快，至1999年底，全省共围涂16.28万hm2，一些现有滩涂已围涂2～3次，而岸滩的自然淤涨速度跟不上围涂建设发展速度，使现有滩涂的地面高程大都较低。围涂可以增加陆地面积，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围涂速度过快，岸滩的自然淤涨速度跟不上围涂建设发展的速度，势必使得海岸湿地面积特别是滩涂面积连年减少，湿地植被、自然景观遭到破坏，湿地生物失去家园，湿地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同时也造成了可围面积正逐年减少，围垦成本增大。优良的沿海滩涂资源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将会彻底改变这些滩涂的自然生态结构，一些在生态学上、遗传基因上及生物进化史上具有重要保护意义的珍贵物种将会消失，自然的沿岸生态景观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1.5油品储运量日增，溢油事故威胁加大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原油和成品油的需求量日益增大。浙江近岸海域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资源，为油品储运业提供了条件。目前，我省沿海散装油品吞吐量达到8000万吨，全国5个原油战略储备库中我省占2个。主要的油码头和储运基地集中在宁波、舟山港，仅舟山港每年进出港的油船达4000多艘次。油品储运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溢油事故给海域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海上石油泄漏事故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1987～2002年，船舶和码头共发生大小溢油事故1984起，共溢油14188吨，其中溢油不足10吨的1918起，溢油量10～50吨的26起，溢油量50吨以上的大事故有40起，其中4起发生在浙江海域。2000年10月，东海平湖天然气海底输油管道在位于我省的岱山登陆点KP2.46公里处断裂，造成约300立方米（约230吨）的原油泄漏；2002年7月，浙普渔油98号在舟山港沉没，造成200多吨柴油泄漏。这些溢油事故给当地海域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影响。2对策建议随着全球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优美的生态环境成为人类最为稀缺的资源之一。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浙江省近岸海域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科学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同样需要各方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2.1加强领导，深化管理，全民参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一项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复杂而特殊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工作任务重，必须加强领导，协调行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保护和改善本行政区域近岸海域的生态环境是沿海地方人民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因此，省、市、县三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实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行政首长负责制，将其工作任务作为考核内容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浙江省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的规定，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环保部门的“指导、协调、监督”下，由环保、海洋、海事、渔业和军队等五大部门分工负责。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多部门管海的必然性，但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对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加强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协调、监督”，将其落到实处，显得尤为重要。环境保护行为涉及每个人，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组织机构宣传海洋生态环境知识，深入开展海洋环境的国情、国策和省情教育，切实提高社会各界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形成人人参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2.2加强区域合作，开展流域（尤其是长江流域）综合整治浙江近岸海域的污染物质主要来自陆源径流，尤以长江为甚，上海市的污染物入海也有相当影响。因此要改善近岸海域的生态环境状况，一方面要加强对陆源直排污染源和各类海上污染源的管理；另一方面须开展沿海各大流域，特别是长江的综合治理；同时应联合上海和江苏，共同开展长三角近岸海洋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开展流域的综合整治，要在加大工业污染源治理力度，提高城市生活污水的氮、磷处理程度的同时，加强水土保持工作，控制农村生活污水和畜禽养殖污水的无组织排放，以逐步减轻进入海域的污染负荷。对于长江流域的综合整治，必须由国家牵头，建立切实有效的区域性共同防治污染的合作机制。开展长三角近海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一体化管理体系建设，建立国家协调、地方政府组织的长江三角洲近岸海域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行动机构，联合协作，统一调控。要建立健全海岸带管理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制度；建立区域性海上统一执法机制，逐步完善多职能海上监察执法队伍，实施统一监督与执法；联合建立长三角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现场监测网络体系、生态环境遥感动态监测系统和海洋灾害防治预测预报系统。2.3完善投资保障机制，增加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投入保护近岸海域生态环境是沿海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责，各级政府应将开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建设所需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确保投入与增长比例。把海洋生态环境建设重点工程项目优先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扩大开放公共服务领域和延长项目经营期限等政策，采取拍卖、租赁、承包等多种形式，鼓励各类投资主体参与开发治理海岸滩涂、浅海和岛屿。要在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实行机制创新，对海洋旅游、码头运输、油气开发等建设工程建立海洋生态环境建设补偿资金制度。2.4启动《浙江省碧海行动计划》，全面开展海域污染控制和生态保护与恢复工作《浙江省碧海行动计划》是一项未来十多年我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综合性分阶段实施计划。该行动计划以恢复、改善近岸海域生态环境和加强污染事故应急防备为立足点，以调整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途径，陆海兼顾、河海统筹，以控制入海污染物和海洋环境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为重点，遏制海域环境的恶化，促进海域环境质量的改善，增强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从而保障浙江省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浙江省碧海行动计划》结合《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确定了2020年前分阶段行动目标，明确了针对我省近岸海域生态环境问题的行动策略，列出了各行动阶段对沿海和流域内各类污染源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具体措施任务以及近岸海域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项目，提出了各阶段海域重大污染事故应急行动计划。《浙江省碧海行动计划》批准实施后，各涉海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责，加强监管，沿海各地人民政府应认真组织落实。2.5进行优势整合，提高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监测能力环境监测是是环境管理的技术保障，也是环境管理执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性强，投入要求高，不宜遍地开花建立专业监测站。目前，我省的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力量在全国来说是比较强的，舟山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站规模较大，技术力量雄厚，是全国近岸海域环境监测的中心。根据浙江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特点，以该站为主，辅以其它部门和沿海环境保护部门的监测力量，完全可以实施对全省近岸海域的生态环境监测。因此，应充分利用舟山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站这支监测力量，并在现有基础上加大投入，进一步提高其监测能力。同时，还应加强沿海环境保护监测部门的业务指导，使其能承担起本行政区内沿岸海域的环境监测任务。对于赤潮灾害和溢油等海域污损事故的监视监测，应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监视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报监测体系，提高其准确性和及时性，为决策部门提供科学依据。2.6深入开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基础技术研究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需要强大的科技支撑，涉及的社会、自然学科门类众多，很多领域在技术上还不成熟，因此必须加强基础技术的研究工作。这些技术包括：海洋生态环境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应用技术；重点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技术；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技术；典型海域污染防治和海岸带生态修复应用技术；赤潮和海域污损灾害监测预测及防治技术等。同时还应积极探索近岸海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管理机制，研究制订地方性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标准。
近年来，各国科学家竞相进行太空探索。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人类在热衷研究其他星球的同时，对地球本身仍缺乏足够的认识。比如，对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上的海洋来说，正如一位美国海洋生物学家所说，“我们关于海底的知识还不如对火星的多”。星际探索短期内可能不会给人类带来实质性的好处，而深海中蕴藏的丰富资源却有望在不久的将来为人类造福。日本在海洋探索方面走在了各国的前列。比如“海沟”号无人驾驶深海探测器，曾在1995年潜入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潜深达到10911米。但不幸的是，“海沟”号最终却在日本沿海失踪了。“海沟”号的生命历程1986年，日本海洋科技中心开始研制“海沟”号无人驾驶潜艇，于1990年完成设计并开始制造。“海沟”号长3米，重5.6吨，耗资1500万美元。它是缆控式水下机器人，上面装备有复杂的摄像机、声呐和一对采集海底样品的机械手，是世界上惟一下潜深度达到7000米的探测器。2003年5月29日，日本科学家利用“海沟”号在日本高知县东南大约130公里左右的海域进行海底调查作业，当时“海沟”号的下潜深度为4673米。由于当年的4号台风已经开始接近这一海域，操作人员当天下午1时29分提前结束调查作业。但是在回收“海沟”号时，工作人员发现不知何原因“海沟”号已无法回到母船的发射架中。1分钟后，海面控制船与“海沟”号的光缆通信和高达3000伏的电力供应突然中断，控制船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当天下午4时17分，控制船的卷扬机只回收到了“海沟”号的母船发射架，“海沟”号则因电缆断裂而不知去向。操作人员大吃一惊，连续用方位测定器向“海沟”号发射了3次信号，但控制船没有接收到“海沟”号的任何信号。“海沟”号上搭载的电波发射器可以连续工作240小时，而电波发射器的发射范围仅在4公里左右。当时由于台风已经接近该海域，控制船上的操作人员推测认为，“海沟”号没有反应，可能是它受海浪冲击与控制船距离已经超过了4公里的范围。此后，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决心找回“海沟”号，并进行了一个月的搜索，但一无所获。直至当年6月30日，日本方面才向外界公布了“海沟”号失踪的消息。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于当年7月4日开会研究后认为，在大片海域中即使动用声呐仪也不可能找到久已失去联系的“海沟”号，于是宣告搜索结束。“海沟”号失踪使不少科学家痛心不已。对日本的深海科研来说，这次的损失无法估量。一些科学家甚至将“海沟”号比作航天界的“哥伦比亚”号。他们认为，这个价值5000万美元的探测器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失踪对科学研究是一个重大损失。到深海去看看大海正以自己特有的魅力召唤着人类。“海沟”号的失踪并不能阻止人类进行深海探测，正像“哥伦比亚”号失事不能阻止人类的航天事业一样。今天的人类正面临着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随着各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世界人口的不断增加，人类消耗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多，陆地上的资源正日益减少。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必须寻找新的物质来源，海洋应当是首选。因此一些科学家认为，深海给人类带来的利益要比那些耗资庞大的太空计划实惠得多。此外，深海生物新物种的发现，在探索生命起源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深海探测中的技术问题在短期内，人类乘坐潜水器潜入深海还不太现实。因为在海洋中，每下潜100米就增加10个大气压，几毫米厚的钢板在1万米洋底就像大气中的鸡蛋壳一样易碎。为了克服这些障碍，从事深海探测的大部分科学家都已从有人驾驶潜水器转向机器人潜水器的研究。现在，称为“遥控潜水器”(ROV)的有绳潜水探测器和小型的计算机控制蓄电池驱动潜水器(AUV)可以由任何合适的船只操纵。此外，它们的造价也比较便宜，而且不会给操纵它的人带来任何危险。另一种可能解决的方案是开发出能取代适于海洋最深处压力的船壳。美国海军已成功试验过利用新型的陶瓷材料制成有浮力的深潜船壳，这类船壳具有人乘坐时所需的安全可靠性。目前这种陶瓷材料的数据资料已经解密，此举必然会促进其商用开发。而对于潜水器的浮力材料，不仅要求它能承受住巨大的压力，而且要求它的渗水率极低，以保证其密度不变，否则机器人就会沉入海底。在高压环境下，耐高水压的动态密封结构和技术也是水下机器人的一项关键技术。机器人上任何一个密封的电气设备、连接缆线和插件都不能有丝毫渗漏，否则会导致整个部件甚至整个电控系统的毁灭。由于无线电波在水中的衰减太快，所以在水中不能使用无线电通信、无线电导航及无线电定位系统。“海沟”号与控制船之间就是利用光缆进行通信的。由控制船发出的信号以及由“海沟”摄像机拍摄到的实时图像信号均可通过光缆传输，操作人员可观察监视器上的图像，在控制船上对“海沟”号进行操作。这些技术问题如能得到彻底的解决，海底这块最后未开发的“处女地”必将得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届时，人类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也可有望迎刃而解。我们企盼着这一天的到来。（曲笑）大洋探秘从海洋中探索生命的奥秘记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 曲国斌海洋被称为地球上最后一个未开拓的疆域，她不仅可以为人类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而且还是人类探索生命奥秘的绝好窗口。位于日本横须贺市海滨的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就是一所专门从事这一科研活动的规模最大的机构。从开发资源到进一步了解地球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成立于1971年，30年来它走过了3个发展阶段。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设立这所科研机构的目的在于开发海洋大陆架资源。它通过实施“海洋计划”开发出了可在300米的深海的高水压、黑暗和低温等严峻条件下进行作业的技术以及潜水技术和潜水系统等。80年代，为展开对深海及海洋微生物的研究，它研制了有人潜水考察船“深海2000”号、海中作业实验船“海洋”号、3000米级无人潜水器“海豚3K”号等。到90年代，它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对海洋的全面考察和研究，为此建造了6500米级潜水考察船“深海6500”号、深海考察船“海岭”号、万米级无人潜水器“海沟”号、海洋地球考察船“未来”号、深海巡航探测器“浦岛”号，最新研制的工具是远程航行型自律无人潜水器“AUV”等。1998年，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制定了新的“海洋开发长期计划”，提出“进一步了解地球”的目标，并设定了五大研究领域：揭示海洋和气候的变化机制、调查海洋海底的动态、探索海洋生态系、解析地球系统及研究新的海洋开发技术等。其中提出，21世纪的重要研究目标之一就是“探索地球生命的起源”。为此，海洋科学技术中心还启动了“深海生态环境”和“深海地球钻探计划”两个研究项目。发现地下生物圈1977年，美国的“阿尔宾”号潜水考察船最早在太平洋上的加拉帕戈斯岛附近25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热水（温度高达90℃）喷出孔周围存在着“热水喷出孔生物群落”。以此为契机，1984年，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使用“深海2000”号在距东京不远的相模滩1200米海底深处也发现了热水喷出孔生物群落，其中有在壳质形成的栖管内生活的虫类以及蜗牛、贝纲、甲壳纲、多毛纲、海葵目等的多种生物。据研究，这些动物不依赖光合作用，而把从地球内部喷出的硫化氢和甲烷等还原性低分子化合物作为初级能源，依靠由以硫酸化细菌、甲烷化细菌等为主的化学合成细菌构成的食物网供应能源。不仅如此，在相模滩及日本列岛附近的日本海沟及南海海沟等处，还发现了“冷水涌出带生物群落”。它们同样是通过化学合成而诞生的生物群落。到目前为止，在日本列岛周围海底，已经发现了18处冷水涌出带生物群落和13处热水喷出孔生物群落。自从发现了存在于海底的热水喷出孔生物群落之后，各国科学家竞相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等海域寻找深海生物。结果发现，这种热水喷出孔生物大多生存在地质构造上是活动着的海岭的两侧。而且，它们之间还有某种共同之处。在考虑到海底扩大的不连贯性和海底扩大的历史过程等因素的基础上，科学家对热水喷出孔生物群落的生物地理学特征进行了比较，结果提出如下假说：“生活在大西洋的热水喷出孔生物群落里的生物是从东太平洋派生出来的，而最有可能的传播路线可能就是东南印度洋海岭和西南印度洋海岭。”1996年，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使用无人探测器“海沟”号又在世界最深的海域———马里亚纳海沟查林杰海渊深度约1.1万米处采到了海底泥沙的标本，从中分离出来大约3000株微生物，并发现了新的微生物种类，如在1000个大气压下能够生存的超喜压性细菌、超好热性细菌、可制造有用酶的蛋白质分解酶及新的糖质分解酶的微生物等。2000年8月，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使用深海考察船“海岭”号又在印度洋的中央海岭、东南海岭和西南海岭的交接处（南纬25°19′10〃、东经70°2′24〃，水深2420米）发现了热水喷出孔生物群落，共有20多种生物，其中许多都是第一次发现。这表明，即使在深海海底那样的极限环境里，也存在着多样性的生物世界。科学家们设想：地球诞生初期的微生物有可能不受外界干扰而照原样生存下来；既然海底地壳下这样严酷的环境中还有生物生存，那么，在火星等星球上也会有生命存在；如果热水喷出孔生物是适应地球诞生初期高温环境的生物的话，那么，这就有可能使我们解开地球生命起源的奥秘。进一步探索地球生命的起源海底堆积着各种各样的物质层，保存着有关地球的各种历史资料，由此也可以了解地球气候的变化过程。根据迄今为止的研究，80万年来，地球上曾经有过多次超过现在的高温（40℃）和寒冷（－40℃）的时代。而从1万年前开始到现在，地球在气温上处于“异常的稳定期”。更有意义的是，上述谈到的“地下生物圈”，正是探索生命起源的绝好场所。把它与地球外行星上的生命现象进行比较，将加深人类对生命、对自身的了解。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为此进行超临界水中的氨基酸聚合观察实验、微生物在超临界水中的溶解实验、压力生理学实验等。科学家们发现，色氨酸能够使酵母菌在高压环境（250个大气压～300个大气压）下安然无恙地生存、发育，高等生物细胞（HeLa细胞）在400个大气压下会大大改变其骨骼形态等。为了进一步探索地球生命的起源，日本将从2003年起，与美国联合实施“统一国际深海地球勘探计划（IODP）”。为此，日本建造了“地球”号地球深部勘探船，并于今年1月在三井造船公司冈山公司厂举行了“进水式”。这条船长210米，宽38米，高116米，深16.2米，吃水9.6米，排水量约6万吨，船员150名，能够从海底向下钻探达到5公里～7公里（这是地壳到地幔的最短距离）处的地幔。为了实施这一国际性研究活动，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设立了“深海生物风险中心”，开发了“深海微生物实验系统”，其中包括地壳岩芯标本的防止微生物污染技术、地壳岩芯及岩石标本的微生物解析法、微生物分离法和培养法等技术。人们对这个计划寄予了极大期望，期待着能够在揭开生命起源之谜等方面获得进展。
温室气体排放过量，导至全球温度升高过度开采破坏生态，导致沙土化土地速度加快
中国城市低碳经济网是最权威专业的低碳官方第一站。独家拥有483个会员城市市长、100位著名专家、学者等高端资源，独家拥有中、英、日三语频道，资讯及时迅达全球，目前已经成为低碳类网媒搜索引擎收录最多的权威资讯平台。主要致力于为城市市长决策层提供重要信息参考咨询，是各级政府制定低碳发展决策的最佳学术工作助手；同时为关注气候变化、城市低碳发展的中外高端人士、城市研究管理者、城市规划设计者、集团企业总裁等提供翔实专业的低碳参考，更是服务于城市建筑、城市交通、城市发展、城市品牌、城市投资、城市规划等领域机构展示低碳成果的最佳发布平台。 刘国光，1923年11月出生，男，汉族，江苏南京人,中共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名誉理事长。1946年西南联大经济系本科毕业，1955年莫斯科经济学院研究生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十二届、十三届候补委员,全国人大第八届常务委员;兼任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委会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学术专长为经济学。1988年波兰科学院推选为外籍院士;2000年俄罗斯科学院授予荣誉博士; 2005年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张卓元，1933年7月出生，男，汉族，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中共党员。1954 年7月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毕业，大学学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成本研究会会长、中国价格协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秘书长。学术专长为政治经济学、价格学。1990年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程津培，男，汉族，1948年6月出生，籍贯江苏灌云。化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科院院士、有机化学家。1989年5月加入中国致公党，现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致公党天津市委名誉主委，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此外，还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科教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高等学校化学学报》编委等职。潘家华教授现为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1985年获硕士学位，1992年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经济学)。1993年回国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环境经济学与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1997/98年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代表处资深项目官员和能源与环境顾问。1998-2001，赴荷兰参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社会、经济、技术综合评估报告的协调、组织、写作和统纂工作。2001年10月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2005年10月，任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应聘为浙江省等生态省建设活动顾问。同时担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保护母亲河顾问团成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欧洲气候论坛理事。研究领域为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城市化、全球变化与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发表学术(会议)论文200余篇，撰写专著4部，译著1部。主编大型国际综合评估报告和论文集3部。分别有一篇论文和一部专著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参与撰写的一套丛书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郑新立，经济学硕士，研究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在计划和投资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发展政策等领域，都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见解。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计)划的起草工作。2009年4月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范恒山，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学系，分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8年进入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要从事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方案的研究设计和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后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2006年6月任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学术研究领域广泛，尤其是在经济改革与发展理论研究方面造诣很深，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重要文稿的撰写，提出了许多重要政策建议。杨朝飞，男，汉族，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1951年9月出生，河北定州人，1968年12月参加工作，197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汉大学法学院环境法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环境法学会副会长。2010年11月任环境保护部核安全总工程师。陈淮，国家级有特殊贡献专家，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现为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出版有《工业化-中国面临的挑战》等专著十余部，公开发表论文数百篇；主要研究领域：工业化理论、产业结构理论、区域经济理论。工业化理论与房地产经济研究者。周天勇，1958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系，1984年毕业留校，1989年考取东北财经大学汪祥春教授博士研究生，1992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东北财经大学期间，经济理论方面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东欧经济学各流派、西方经济学；并学习了货币银行、财政税收、会计、统计、工业经济等部门经济学。1994年调入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小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科技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价格咨询专家；浙江资本与企业发展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徐嵩龄，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文化和自然遗产经济学研究工作。2009年5月16日国务院续聘徐嵩龄为国务院参事。刘迎秋，男，北京市人。1950年8月出生河北深泽。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3年起评为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6年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突出贡献专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兼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及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朱铁臻，江苏省南京市人（祖籍镇江）。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东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城市生态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会长。1992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城市发展与城市生态经济理论研究、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刘树成，1945年10月出生于上海，男，汉族，中共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1967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198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毕业，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经济研究》主编，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顾问。学术专长为宏观经济学。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杨圣明，山东金乡人，1939年7月13日生，从1966年至今的35年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财贸所和研究生院工作，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经贸与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顾问。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财贸经济》杂志主编。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价格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成本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等。1992年10月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任博士生导师，至今已培养20名博士和2名博士后。1994年获国家人事部颁发的《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2003年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陈栋生，男，1935年10月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市，著名区域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咨公司总经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副盟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10余个市（地）政府经济顾问和深圳大学等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武汉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特聘专家。云南财贸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兼职教授。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第二届（2005）中国发展百人奖。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赵人伟,1933年3月出生于浙江金华。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57—1985年，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90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赵人伟研究员还曾担任过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经济研究》杂志主编等职务。他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且因为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研究而获得198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因为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而分别获得1986年和199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自1995年以来，曾被列入美国的世界名人录（Marquis Who's Who in the World）。张平，现任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经济所副所长，江南信托首席经济学家，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曾任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资本理论研究室主任，所长助理。高培勇，1959年1月出生，男，汉族，天津市人，中共党员。1978年至1985年，在天津财经学院财政学系获经济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学位。1991年至199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年，在英国卡迪夫大学商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陈耀，经济学博士，汉族，195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研究员，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管理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专业研究领域：区域经济、产业空间组织和政府政策。研究重点：国家区域政策、区域规划、产业集群与区域竞争力、开发区定位、资源型城市转型、大都市圈经济、西部开发战略、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以及县域经济。董志凯,女,1944年生于上海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曾多次主持国家重点项目研究，如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常务副主编、国家重点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第二卷主编等。曹建海，河北省永年县人，1967年12月28日生，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魏杰，1952年9月生于西安。曾先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导，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兼任全国十三个省市的经济顾问，十五家企业经济顾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等5家学会的副会长。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自1979年起至今，20余年共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本。吕斌，男，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和区域规划系主任、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中心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肖灼基，广东汕头人。195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大三时因品学兼优被推荐攻读研究生。现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常委兼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特聘顾问。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诸多奖项。1992年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治经济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周一星，教授，江苏常州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胡兆量，教授，男，1938年出生，浙江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兼任中国经济地理研究会理事长，主要贡献：完成宁夏南部山区、温州等国土与城市规划工作，获教委和省级一等奖，对地理学基本理论、中国发展规律、北京城市发展、中国钢铁工业布局等有系统论著，讲授经济地理学导论和中国经济地理等课程。卫兴华，山西五台县阳白乡善文村人。中共党员一级教授。于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分会主席、《中国人民人学学报》总编辑等职；曾任第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科规划小组成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综合性大学《资本论》研究会会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何伟，1926年11月12日生，河北赵县人。曾任教研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主编，国家几个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及企业的顾问和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为进行学术交流曾到日本九州大学讲学。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私营企业研究会理事、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等职。
近几年来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内涵、我国现阶段计划经济的特点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一、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质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计划经济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李震中等同志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里，产生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有必要也有可能有计划地调节社会生产。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越高，国民经济计划的程度也就越高。相反，如果公有制遭到损害，经济发展的计划性也必然会受到破坏。计划经济也离不开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的、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社会经济制度。 第二种意见，计划经济是一种管理经济的方法。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同意把计划经济看成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其理由是：社会经济制度较之计划经济所含的内容要广泛得多；如果把计划经济说成社会经济制度，那么，“计划经济为主”，是否意味着社会经济制度也有主辅之分？ 有人认为，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经济制度，就有可能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类根本性的社会经济制度相混淆。还有人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计划对于管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基本的方法，而且计划是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经济就是通过制订和组织执行统一的经济计划进行管理的国民经济。对资本主义来说，计划不是基本的管理方法，而且计划本身也只是预测性的。 第三种意见，计划经济既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和管理形式。王积业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对计划经济的理解，应该包括三层意思。首先，计划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其次，计划经济也是一种经济活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整个经济运动过程，都是有计划进行的。再次，计划经济又是一种管理形式。生产和流通的主体，是由国家通过统一计划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从计划管理的这个特点来看，由国家作计划进行安排的经济活动就是计划经济。 二、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征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的特征表现为计划的整体性、直接性和目的性三个方面。整体性是说计划经济不是指个别经济单位或个别生产部门的计划性，而是指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只有个别企业、个别部门的计划性，而没有整个社会生产的计划性，这是市场经济的特征。直接性，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实现的，也就是社会的用统一的经济计划来调节社会总劳动时间在各个生产部门间的分配比例，求得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达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目的性，是说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有计划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另一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的特征表现为“自觉”、“事先”、“稳妥”三个方面。“自觉”，是指计划的科学性，就是计划一定要在已经被认识了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并按照它的要求妥善地制定出来。计划的内容要符合实际，实事求是。“事先”，是指计划的时间性，就是计划一定要在行动之前下达，否则，对行动将不能起指导作用，不能称其为计划。计划的制定和下达要及时、准确。“稳妥”，是指计划的应变性，就是计划的制定和贯彻既要有一定的可靠性，也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在计划执行过程中，要根据因种种原因发生的变化对计划进行修订，计划的实现要确有保证。以上三点，是计划经济的三根支撑点，缺一不可。 再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微观上表现为作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的生产单位，服从国家的计划调节、指导与管理；在宏观上表现为整个国民经济按照体现社会意志与全社会利益的统一计划，持续地长期地保持平衡地发展。因此，经济发展的有计划性、有组织性、按比例性和无危机性，乃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鲜明特征。 三、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大体有三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实行指令性计划制度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重要体现。李震中等同志认为，计划经济要求通过经济计划去调节社会再生产的比例，而国民经济计划是调动千军万马为实现经济发展战略任务的行动纲领。如果没有指令性指标，那还叫什么计划经济？ 吕律平、郑新立认为，实行指令性计划是关系到坚持计划经济的原则问题。坚持指令性计划，才能划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界限。 另一种看法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计划调节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重要体现。刘宗时认为，计划经济就是计划调节的经济。计划经济指的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计划调节指的是社会生产的调节形式，同时也是把社会主义经济称为计划经济的依据。所以，计划经济与计划调节的范围是一致的。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计划调节的范围不能只是某个局部，而必须是它的全局。 再一种看法是，对宏观经济进行计划控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重要体现。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同意上述两种意见。蒋一苇认为，所谓计划管理，包含两个职能，一是计划，二是控制。宏观控制不等于计划调节，更不等于指令性计划。控制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全过程，控制的方法包括行政的方法，经济的方法，或者两者结合，并非单靠一纸计划所能解决。 赵人伟、荣敬本也认为，需要澄清没有指令就等于没有计划的观念。宏观对微观如何进行控制的问题，是计划采用什么方式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计划的问题。既然我们承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不同的模式，那么也就应该承认下达指令仅仅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种（或几种）模式的特征，而不是全部模式的特征。 四、关于我国现阶段计划经济的特点讨论中一般都认为，我国已经具备了实行计划经济的基本前提条件。而且在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计划经济已经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同时，不少人又认为，我国现阶段的计划经济，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占有，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相比，还有很大差别。至于如何认识这些差别，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王积业认为，我国现阶段的计划经济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计划经济有三个主要区别。第一，实行计划经济的广度和深度不同。我国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和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都低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我们只能对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要产品的生产和需要以及集体所有制的某些产品实行计划安排。第二，实行计划经济的形式不同。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由于还存在着商品和货币，因而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就不仅适用于个人消费品的生产和分配，同样也适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分配，而且又是采取货币（价值）形态实现的。第三，实行计划经济的物质力量不同。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人口又多，国家难以拥有充裕的物质储备。 阎革认为，我国现阶段计划经济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必须同市场机制相结合。社会主义计划调节必须借助于商品货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是同公有制相联系、受有计划发展规律支配的市场，是受国家计划的控制和调节的市场，因而是有计划的市场。这种有计划的市场，正是社会主义计划调节发挥作用的重要场所。 张路雄认为，我国现阶段的计划经济是由商品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时期的不完全的计划经济。完全的计划经济是实行直接调节，它的计划是指令性计划；而不完全的计划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就不应是指令性计划，而应是指导性计划。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实行完全计划经济的条件。一方面，由于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不可能在全社会实行单一的计划调节，另一方面，目前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水平还只能汇集和处理部分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实行不完全的计划经济，如果完全靠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来直接指挥生产，必然有许多内容是脱离实际的。 五、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经济规律纪维国早在五、六十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就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在近几年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中，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1．如何理解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不是客观经济规律。何伟认为，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概念本身就不确切，按比例是客观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有计划是人为的主观因素，不是客观经济规律。 刘克鉴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绝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而是人们利用经济规律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它只是表明由于公有制的建立，给人们提供了自觉地利用经济规律，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可能性。要使可能变为现实，还必须加上人们严格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样一个条件。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遵循在社会主义阶段起作用的各种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综合性的成果，而决不是只遵循一两个经济规律的结果。因此，决不能把所谓“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作为我们制订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依据。 卓炯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是产品经济的产物，现在既然产品经济不能成立，大家都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那么有计划按比例的要求应该由价值规律来承担，作为反映产品经济的有计划发展规律就不能成立。 第二种意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客观经济规律，但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而是高度社会化大生产共有的规律。廖季立认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高度生产社会化的规律。现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懂得运用这个规律，而且运用起来效果也比较显著，不过受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制，仍然摆脱不了市场的影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自觉地运用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来指导经济的发展。所以，有计划按比例并非社会主义经济特有的规律。 第三种意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胡乃武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赖以产生和发生作用的经济条件有两个：一是生产的社会化，二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生产社会化要求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而生产资料公有制则能够实现这一要求。所以，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 也有人认为，“有计划”不是指人们主观制定的计划，而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一定要由社会计划来调节这样一种客观必然性。在任何社会化大生产中，客观上都要求把社会劳动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到各生产部门去。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经常是在盲目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中通过经济动荡和经济危机才得到强制纠正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统一的计划来组织和管理全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合理地安排人力、物力和财力，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正是由于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阶段才第一次具有客观可能性和客观必然性，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认为，有计划发展规律是指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有计划发展，而不是指个别企业、个别部门的经济计划。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计划，但不能做到整个社会的有计划发展。 在讨论中，许多人对斯大林提出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表述进行了补充和修正。薛暮桥认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产生了人们用计划来调节生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是这要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才能实现。社会不能自发地产生一个计划，也不能自发地来执行一个计划。因此，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应表述为社会主义存在着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来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于光远认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要有一定的比例，是一切社会化大生产都发生作用的规律；不是社会主义生产特有的规律，而整个国民经济要有计划发展，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才发生作用的政治经济学的规律。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在“有计划”，而不在“按比例”，因为“有计划”本身就包含了要“按比例”的意思。所以，“按比例”这几个字在这里是不必要的，应该把这个规律表述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 周永刚认为，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比例规律是两个规律，不是一个规律，不能把两个规律作为一个规律来表述。有计划发展规律是以社会化大生产、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前提和基础的，是人们进行自觉的有意识的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客观依据。按比例规律则是以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作为前提和基础的，它和反映它的要求的综合平衡活动只是计划工作的依据之一，是计划工作的一部分。有计划发展规律是比按比例规律程度更高的经济规律。这两个经济规律产生的条件、所起的作用不同，作用的程度、范围也不同。因此，这两个规律是不能等同的。 黄振奇认为，斯大林把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比例规律作为一个规律来表述，称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这与他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有关。现在我们既然发现了调节社会主义生产比例的，除了有计划发展规律外，还有价值规律，我们在理论上就应当把按比例规律与有计划规律分开来表述。如果仍把这两个规律作为一个规律来说明，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似乎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的实现，只是有计划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而与价值规律的作用无关。 2．怎样认识各种经济规律在计划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计划管理必须运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价值规律和其它经济规律。但对各种经济规律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在计划经济中的作用，却有不同的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多种经济规律的“合力论”。项启源、孙大德等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多种经济规律。我们要充分考虑多种经济规律同时存在、同时发挥作用的客观实际；把整个经济规律体系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把各个经济规律看作它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发挥各个经济规律的综合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对于能否真正做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带有关键性。 刘方棫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体系中，各个经济规律都以各自特定的方式和过程运动着，形成有各种不同机制和不同作用的“力”的运动。同时，各个经济规律又彼此联系着、补充着、制约着，每一种力又最终形成为统一的“合力”的有机部分。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对经济规律作逐个的考察，而对他们的“合力”缺少研究，势必影响我们对经济规律的整体的认识，就不可能对整个经济规律体系的质态和运动特点有入骨的了解，从而我们在对规律的认识与运用问题上也难于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 另一种观点，是基本经济规律的“主导论”。李震中等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有许多规律发生作用，起主导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决定着国民经济计划的出发点和归宿，决定着各个时期的基本任务，也决定着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变动方向。 有人还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的关系。这里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同时起制约作用。方恭温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与价值规律一起起作用的，它们在许多方面是融合在一起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没有主次之分。社会需要的目标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规定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提出的目标，规定各部门、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则是根据这个比例关系分配社会劳动。而且，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既是价值规律调节的内容，也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重要内容。社会在安排社会总劳动的分配比例时，必须同时遵循这两个规律的要求。 李震中等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制约着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这两个规律又共同对价值规律起制约作用。 薛暮桥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同价值规律共同起作用的。不同的是，在这种场合，前一个规律起主导作用，后一个规律起辅助作用。在另一个场合，情况与此相反。总的来说，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起主导作用，价值规律是起辅助作用。 再一种看法是价值规律的“首位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的分配起着决定的和支配的作用。 孙冶方认为，价值规律就是时间节约规律，即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规律。它是最基本的规律，是程度极高的规律。对整个社会主义生产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毕竟是“时间节约”意义上的价值规律。 卓炯认为，价值规律就是价值决定的规律，是按比例规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人们把发展生产、满足需要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其实，价值规律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满足社会需要，并在满足需要的基础上分配适当比例的劳动量。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也是立足于价值规律之上的，是自觉利用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的一个派生的规律
你的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希望我的答案可以帮助到你~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时间定于10月26日至29日召开。在这个会议上，最核心的议题是制定“十四五规划”。这里的“十四五”是指2021-20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