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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提到了王冕这个人，王冕还是个勤奋好学，自学成才，孝敬母亲的人。
太不厚道了!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余秋雨！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胡适《吴敬梓评传》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 一句话说来，就是对清朝落后的科举制和腐朽的八股取士的无情鞭挞和强烈批判谢谢
主旨：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辛辣的笔触对社会现状和儒士命运进行批判揭露的讽刺小说。小说形象地刻画了在科举制度下，知识阶层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腐朽糜烂的现状。它透过人生百态揭示了士人功名利禄的观念、官僚制度、人伦关系和整个社会风气。
作者从揭露科举制度以及在这个制度奴役下的士人丑恶的灵魂入手，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卑劣，以及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和人民灵魂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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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儒林外史》以现实主义作为底色，以讽刺作为自己的美学追求。与稍后出现的《红楼梦》一起，构成我国古代小说的又一高峰，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部作品不仅以讽刺作为主要的艺术手段，而且在结构上与通常的长篇小说以中心人物、中心事件来结构故事的方式不同，以连缀的故事、相互衔接的人物，既独立又前后呼应地结成艺术整体。它奠定了我国讽刺小说的基石，对后来的文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文学应对世道人心有所补益，以批判姿态直面现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核心。乐府承接了这一传统，而吴敬梓则把这一传统注入到小说艺术中，并以极大的勇气用讽刺鞭挞的手法来加以表现。他所开创的文学传统在清末文坛被广为推崇，对重要文学流派谴责小说产生明显的影响。
以《儒林外史》为发端的一大批谴责小说出现，如《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形成了一股批判封建社会的潮流，这股潮流一直影响到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儒林外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吴敬梓
《儒林外史》以写“儒林”为中心，旁及当时的官僚政治和社会风尚。抨击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从而揭示封建末世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严重危机，乃是全书的主要内容。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一部杰出的现实义义长篇讽刺小说，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原本为五十五回，现在通行的刻本是五十六回。 《儒林外史》的批判矛头主要是针对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作品塑了一群热中科兴、追求“功名富贵”的读书人的形象，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在当时是有其重大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它的语言是准确、生动、洗练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栩栩如生、讽刺手法高超绝妙，艺术上达到了较高水平。鲁迅先生认为《儒林外史》的出现， “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吴敬梓，字敏杆 ，安徽全椒人。他看透了当时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通过写作《儒林外史》，对丑恶现实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有力批判，显示出民主主义思想色彩。
儒林外史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
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小说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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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封建社会的腐朽。
统治者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采用大兴文字狱，考八股、开科举，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以牢笼士人，吴敬梓反对八股文、科举制，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儒林外史》里，以讽刺的手法，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
后世影响
《儒林外史》的问世，在中国小说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奠定了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以《儒林外史》为发端的一大批谴责小说出现，如《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形成了一股批判封建社会的潮流，这股潮流一直影响到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儒林外史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余秋雨！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胡适《吴敬梓评传》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太不厚道了!
论儒林外史悲剧与喜剧性融合与渗透确定选题了接下来你需要根据选题去查阅前辈们的相关论文，看看人家是怎么规划论文整体框架的；其次就是需要自己动手收集资料了，进而整理和分析资料得出自己的论文框架；最后就是按照框架去组织论文了。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余秋雨！ 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 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 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儒林外史》反映了明清两代儒生的功名生活，也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制度下，下面就是我整理的儒林外史 读后感 800字左右8篇，希望大家喜欢。
儒林外史读后感800字1
我本是出于好奇，才翻开了这本厚厚的书——《儒林外史》。一页一页地翻看起来，嗅到一股诱人的书香味，不知道是书的年代太久，还是 故事 本身就有着非凡的价值……
书看了一半，我已是心潮澎湃。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竟使得吴敬梓——一个出生“科第仕官多显者”的家庭的子弟，去如此愤然地抨击与讽刺。这本书就像一份无言的控诉，一下接着一下，震人心魄啊!
再慢慢往后看，我有些懂了。旧社会缔造了一群可耻甚至可鄙的儒生，他们满口“之乎者也”，又无真才实学，醉心功名，坚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他们期待有朝一日能金榜题名，名扬天下，光宗耀祖，那一切的功名利禄就会唾手可得。由于这种极端的野蛮的疯狂的追求，导致了官场的黑暗龌龊，许多读书人的心灵被扭曲，甚至变态。这不得不令人可悲可叹。在读第三回的《范进中举》时，文中对于范进岳父——胡屠夫的描写是惟妙惟肖，在范进中举前后，胡屠夫的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范进因没有盘缠，走去同丈人商议，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胡屠户站在一边，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连忙向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这些市侩之徒见风使舵、势利小人之形可见一斑。
可是若论错，归根究底却不在他们身上，他们的苦苦追求本身没有错，是黑暗的社会，是封建科举制度给了他们“信念”、“理想”，让他们到死都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腐朽、虚伪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开创了八股文科举，这可让多少有志之士宁可“处江湖之远”亦不愿“居庙堂之高”。对于人才的摧残，确实令人扼腕叹息啊!
《儒林外史》虽然写的是明朝的科举、官场，但是它对于当今社会仍有其价值。社会在前进，但仍有不少人信奉“拜金主义”，物欲横流，一生都在追求名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历史就是明镜，而古典小说则是历史的缩影。读了这本书，我不仅为其写实的风格以及精妙的人物刻画所折服，从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也深深影响了我。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
这些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可真正能明白的人又有几个?“学而优则仕”，正是这句话害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他们把读书当成敲门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垂髫考到白发苍苍：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鲁迅先生称封建礼教为吃人的礼教，那么称封建科举制度为害人的制度也不为过了。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与一日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自身力量。这些书，除了造成他们的“营养不良”，别无他用。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麟角了。
《儒林外史》所描绘的是一幅活生生的社会面貌图。人生追求功名利禄，古来有之。历史上有多少文人墨客曾经留下诗词，告诫世人要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然而人们始终无法走出功名富贵的怪圈。吴敬梓却与众不同，他将当时社会的角落投射得一清二楚。
儒林外史读后感800字2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用诙谐幽默而又笔触尖锐的文字描述元末明初的一段考场官场趣事。在文中借一些追求功名、思想迂腐的文人儒士，极力揭露和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昏暗及大批读书人灵魂的玷污、人格的堕落。
小说开篇描写了浙江诸暨农家子弟王冕，因家境贫寒，自小替人放牛，但他却勤奋好学，用每日攒下的点心钱买书看。由于王冕聪明勤勉，又博览群书，还画得一手好画，他画的荷花惟妙惟肖，呼之欲出。不到二十岁，便成了县内的名人。他不愿意求取功名利禄，县令登门 拜访 ，他躲避不见;朱元璋授他咨议参军之职，他也不接受。王冕怕再有人聘他做官，就逃到会稽山中，过着隐居的生活。像这样淡泊名利的读书人，在作者生活的年代真是少之又少，因此作者对王冕大加赞赏。
讽刺鞭笞科举制度的乌烟瘴气和只为名利的读书人才是本书的主旋律。老童生范进科举考试屡次不中，在家中倍受冷眼，丈人胡屠户更是对他百般呵斥。范进去乡试，因没有盘费，与丈人商议，怎料被胡屠户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他是'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还说他'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老婆是正经',把范进骂得'摸门不着'.到出榜那天，家中正值无米，母亲让范进抱母鸡上集市卖了换米。这时传来范进中举的喜报，范进从集市上被找了回来，得知消息后，竟然高兴得疯了。还是他的老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醒了他，治好了疯病。转眼的工夫，范进时来运转，财源广进，连胡屠户也一反常态，称他为'文曲星',称赞他'才学又高，品貌又好'.这个故事极力讽刺了范进对功名的极度渴望和胡屠户那趋炎附势、'变色龙'的性格特征。
农家子弟叫匡超人，他本朴实敦厚。为了赡养父母，他外出做小买卖，流落杭州。后来遇上了选印八股文的马二先生。马二先生赠给他十两银子，劝他读书上进。匡超人回家后，一面做小买卖，一面用功读八股文，很快他就得到了李知县的赏识，被提拔考上了秀才。为追求更高的功名利禄，他更加刻苦学写八股文。不料知县出了事，为避免被牵累，他逃到到杭州。在这里，他结识了冒充名士的头巾店老板景兰江和衙门里当吏员的潘三爷，学会了代人应考、包揽讼词的本领。又因马二先生的关系，他成了八股文的'选家',并吹嘘印出了95本八股文选本，人人争着购买，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都在书案上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不久，那个曾提拔过他的李知县被平了反，升为京官，匡超人也就跟着去了京城，为了巴结权贵，他抛妻弃子去做了恩师的外甥女婿，他的妻子在贫困潦倒中死在家乡。这时，帮助过他的潘三爷入了狱，匡超人怕影响自己的名声和前程，竟同潘三爷断绝了关系，甚至看也不肯去看一下。对曾经帮助过他的马二先生他不仅不感恩图报，还妄加诽谤嘲笑，完全堕落成了出卖灵魂的衣冠禽兽。在《儒林外史》中，还塑造了很多同范进一样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如打着官府旗号让大家把钱财交公的王惠，再如为功名不择手段，恩将仇报，抛妻弃子的匡超人……其实他们都是腐朽的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呀!
作者将塑造否定性的人物为主要的任务,用以达到讽刺的目的。其中周进、范进是属于将追求功名富贵作为毕生理想,然而心美之却低人下人。还有一类人物是依仗富贵与功名却骄人欺人,典型的人物像严贡生、王惠等。另外还有那些科举制派生的一群沽名钓誉的假名士,他们假装清高、不与世俗为流、自以为高尚,最后被人看穿真相后遭人耻笑,典型的人物如娄三娄四等。吴敬梓通过典型的人物形象的描写刻画,成功的塑造了八股取士科举制度下的儒林百图谱。
小说中还塑造了一群沽名钓誉,装腔作势,恬不知耻的“名士”,从而聚集了一群被科举制度异化、扭曲了的知识分子。这些儒林文人表面上声称自己无意于功名富贵,却无意间暴露了真实的面目。作者对他们的这种附庸风雅、虚伪做作的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这类名士是典型的,同时也充满了喜剧性。此群体中的文人代表性人物二娄,表面上看似乎是访士求仙的之人,实际上求贤养士的行为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名,纯粹是虚荣的心理在作怪。讽刺鄙视之意呼之欲出。二娄对张铁臂的吹嘘信以为真,张铁臂自称是仇人的首级实际上是一头猪头。还设了“人头会”请“名士们”前来欣赏。这场闹剧滑稽幽默、令人捧腹不已,获得了强烈的喜剧效果也充满了讽刺意味。
《儒林外史》要讽刺的各色艺术形象具有真实的生命,正如鲁迅所言“讽刺的生命是真实的。”小说也按照生活本应该有的原貌进行了描写,从而写出了生活的原汁原味。吴敬梓勾勒了一幅真实自然的世俗画卷,在真实客观的故事情节发展中突出了世间人情的冷漠和世态的炎凉,使小说极富讽刺意味。
儒林外史读后感800字3
自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就颁布了科举录取的规则：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用《四书》、《五经》、八股文作为考试内容。当晚，天上就出现了“贯索犯文昌”的奇观。随后，一百多个小星星向东南方向坠去。
贯索象征牢狱，文昌象征文运，古人以天比人，“贯索犯文昌”，预示文人有灾，而后则是老天降下一伙星君维持文运。王冕不愧为奇才，纵观《儒林外史》，的确与之相符……
科举在明代的确危机四伏。文人为了参加科举、中进士及第，不择手段;而且文人只有写八股文这一条做官的途径，把其他的处世准则看轻了。于是，有些人不满于此 规章制度 ，走出了这个名叫“科举”的怪圈，涌现出了一批可能当时被众人所误解的名士——
虞博士，淡泊名利，进士及第却丝毫不留恋官场;杜少卿，乐善好施，看重道义，对官人们嗤之以鼻;凤四老爹，为人行侠仗义……这样的人比比皆是。虽然如此，但有些人对他们并不理解，尤其是杜少卿，他曾被高大人批判为“杜家第一败家子”、“专和和尚、道士、工匠、叫花子这些下等人来往，没有一个正经朋友”甚至连杜少卿的父亲这样爱民如子的太守，也在他嘴里变了味儿：“呆子”、“不知道尊重上司，一心只想讨好百姓，‘敦孝悌，劝桑农’之类古文里假大空的客套话经常挂在嘴边上，惹得上司不高兴，官也丢了。”为什么杜少卿让高大人如此看不起?原因也是他亲口说的：“杜少卿若有真才实学，就应该中举当官，征辟算什么正道?”对，原因还是科举!中举，甚至进士及第，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出人头地，这才是当时民众的普遍看法，书中就有证据：马先生告诫匡超人“要以举业为主”“人生在世，只有举业可以出头，没了举业，就一事无成”;鲁编修 教育 女儿“要是八股文不好，没有讲究，不管你做什么东西，再好也都是野狐禅、邪门歪道!”所以，随后该才女评价蘧公孙“误了我的终生”也不足为奇了。科举对当时的人真的很重要，“周进倒龙门”、“范进中举”就是很好的证明。
既然科举对当时的人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只要剖析一下科举，就能知道该时间段的历史潮流。科举对外在的危害开篇就提到了，那么科举自身有没有毛病呢?答案是肯定的。批范进试卷的周进在书中的一段话：“原来他的文字得看好几遍才能知道其中的妙处，可见世上的糊涂考官，不知屈了多少英才!”评价一针见血，充分地揭露了科举自身的黑暗面。中举可以出人头地，那么还有别的 方法 吗?书上有一段有趣的对话：景江兰说：“你们所说的考科举中进士，是为名，还是为利呢?”大家都说：“是为名。”景江兰说：“赵爷虽然没有中进士，但外面的诗选上刻着他的名字，行遍天下，只怕比进士的名声大得多呢!”众人都笑了。读到这儿，我也笑了。
不管从随到清活了两千多年的老寿星——科举，对古人有多么深重的危害，那也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希望现在的素质教育能早些完成，这既能帮助学子们脱离学习的苦海，也能帮助国家培养时代的栋梁!
坐在书桌旁，打开清秀的《儒林外史》，任凭书香溢满整个院落。书香伴着我的思绪，，轻轻地、自由地飞翔，撷一朵知识的彩云，牢牢地贴在心间。《儒林外史》，真的给了我很多，很多……
儒林外史读后感800字4
现在常说“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说明了现在的人对金钱还是狂热的，只是没有以前的疯狂罢了。
在《儒林外史》中，讽刺最多的，也就是人对钱的各种夸张，各种疯癫。有王氏死时，两位舅奶奶趁势将珠宝首饰掠夺个空，有被宋盐商的知县，还有爱财如命的严监生。一句句话的背后都藏着那人物最丑陋的`内心。
钱，是什么?是一种交易的东西，从古至今，这东西样子变来变去，铜钱，元宝，金子银子，纸币。到最后，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不可缺少。在古时，钱几乎可以说成是万能的。在俗世奇人中，有钱的人连官都要怵三分。在水浒传中，高太尉和陆虞侯的钱都可以将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被逼无奈上梁山。没了钱，杜少卿的假朋友离之而去，红楼梦四大家族都可以堕落……所以钱在古代不就是万能的吗?。
虽然到了现在，改革开放了，从封建变为共和。钱没有以前那么万能了，但是多多少少的影子总还在，有钱的人，私立学校尽管上，有钱了，比别人更有机会去外国，就像我小学的几个同学，很多都去外国深造了。有钱家就大， 保险 多，车酷……所以贫富是一个不能改变的问题。
那又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状呢?为什么人人钱都不一样呢?三个原因：运气原因，家庭原因还有自身原因。运气人人肯定不同，中彩排大奖的，这不可避免。家庭，官二代，但这也不是多数，以前多，现在慢慢少了，官二代很多因为有家庭这个良好的平台，才会让这万能的钱越来越多。最后一个，自身原因。别人运气比你好，家庭资源比你丰富，那么只能死了这条线，靠自己。
所以自身原因是最重要的，运气的话，你中了奖，不靠自己，钱也会花光的。官二代如果不靠自己，家里的钱也很快会花光的。只有你自己努力，才能使这万能的钱生钱。
儒林外史读后感800字5
至到夜里凌晨一点，终于把《儒林外史》读完啦!为啥要用“终于”呢?因为这书是我高一第一个学期买的，买回来的时候翻过几页就被我放下了。直至到大学报到的那一天被我塞进行李里边带到大学里，在 军训 期间读到四十几回，又弃了。然后到今年3月初，那时候在找工作，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于是又重新拾起，虽然最终比原定的俩星期要看完的时间晚了差不多一个月，但是还是看完了。我很欢喜。
看完一本书，总要写一些字才行的。下面是不像读后感的读后感吧。
说真的，整书读下来我也不是很明白清楚。但是能感觉到浓浓的讽刺我味儿。就是因为书中到处都是讽刺的，所以读到后面，我都搞不清楚哪些是赞扬哪些是批判了。书中人物很多，开始的时候以为他们没联系，但后来绕了一圈儿，他们又聚在一起。
《儒林外史》是我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在文中借一些追求功名、思想迂腐的.文人儒士，极力揭露和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昏暗及大批读书人灵魂的玷污、人格的堕落。在这部蔑视一意功名富贵的读书人的着作中，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和情节，但科举制度的腐败这一中心思想却将各个人物与自成段落的故事串接起来，构成了一幅有内在关联的民间士林百态图。
读了《儒林外史》我才知道。原来古时的文人可以那样的迂腐，就比如说书中第四十八回徽州府烈妇殉夫泰伯祠遗贤感旧中的那个王玉辉，他的三女婿死了，他女儿要殉夫。他听后不劝反而对亲家说：“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她行吧。自古心意去难然后又对他女儿说：“我儿，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吧。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这人脑袋里长的是猪油还是浆糊啊，尼玛，后来他大笑的说“死的好!死的好!”(好吧，其实这不是书中最典型的例子，只是我想 说说 这个而已)
然后，我又才知道。那时的人，没钱的时候是可以很理直气壮的跑去人家那里说没钱了，借俩钱来花花这样子的。好神奇，更神奇的是那些被问到的人还大义凛然的借了，还要做出一副感怀伤时，啥啥啥啥的样子。恩，这一个一杜少卿最典型。无论什么人来向他讨好处，只要报出他老爹的名儿，无论隔着八辈子也好，绕了--十圈儿也好，都是能成功的。最后他也散尽家财啦。不过我也挺佩服他的，自己都没钱了，还拿自己的东西出去当了来给钱别人。后来他没钱的时候也没见多少受过他惠的人来帮衬他啊。从杜少卿奇葩可以看出“不是自己努力赚的钱啊，它花起来就是不心疼。”
再然后，就是，那时的科举制度真心腐败。
这书其实就是讲一帮不学无术的世家子弟和一大帮的迂腐的、清高的、趋炎附势的文人聚在一起吟诗作对啊，赏花观月啊，吃酒玩乐啊，讨论科举啊的事情。嗯，大概就是这样。随便说说。
#836959 儒林外史读后感800字6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
这些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可真正能明白人的又有几个 "学而优则仕"，正是这句话害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他们把读书当成敲门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美娇娘……"。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垂髫考到白发苍苍：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 鲁迅先生称封建礼教为吃人的礼教，那么称封建科举制度为害人的制度也不为过了。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王国维说得很好，读书分为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立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奋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才是最后的成功.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与一日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自身力量。这些书，除了造成他们的"营养不良"，别无他用。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 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
#802042 儒林外史读后感800字7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在文中借一些追求功名、思想迂腐的文人儒士，极力揭露和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昏暗及大批读书人灵魂的玷污、人格的堕落。《儒林外史》最深入人心的莫过于范进中举的故事了。
周恩来曾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们学习不该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祖国将来的繁荣富强。名师点评：《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他用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从作者所写的 文章 来看，说明作者已经对这部小说有了深刻的理解，从中明白了很多人生道理，就像作者在结尾写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们学习不该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祖国将来的繁荣富强”。
老童生范进科举考试屡次不中，在家中倍受冷眼，丈人胡屠户更是对他百般呵斥。范进去乡试，因没有盘费，与丈人商议，怎料被胡屠户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他是“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还说他“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老婆是正经”，把范进骂得“摸门不着”。到出榜那天，家中正值无米，母亲让范进抱母鸡上集市卖了换米。这时传来范进中举的喜报，范进从集市上被找了回来，得知消息后，竟然高兴得疯了。还是他的老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醒了他，治好了疯病。转眼的工夫，范进时来运转，财源广进，连胡屠户也一反常态，称他为“文曲星”，称赞他“才学又高，品貌又好”。
这个故事极力讽刺了范进对功名的极度渴望和胡屠户那趋炎附势、“变色龙”的性格特征。在《儒林外史》中，还塑造了很多同范进一样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如打着官府旗号让大家把钱财交公的王惠，再如为功名不择手段，恩将仇报，抛妻弃子的匡超人……其实他们都是腐朽的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呀!“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泯没了多少读书人的良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机锋所向，尤在士林”。现实生活中，虽没有人因中了举人而疯疯癫癫，但却有人为了考取博士、硕士而不择手段;虽没有人仗着学识换来的权势蛮横乡里，但却有人卖弄自己的知识换取财富。
#882475 儒林外史读后感800字8
暑假里我看了一部精彩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儒林外史》，这本书是清代吴敬梓所作，是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佳作，鲁迅认为它思想内容“秉持公心，指摘时弊”。书中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刻画了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个人——王冕、范进。
在元朝末年有一个叫王冕的人，他七岁时父亲去世了，他用放牛赚的钱托人买画画用的工具和颜料，在荷花池边自己学习画荷花。渐渐地他的画技越来越好，十二岁时王冕出名了，好多人来请他去做官，可他不求官也不求名，全都一一回绝了。在他母亲去世后，他遵循母亲的遗言，不肯出去当官，最终归隐山林。
我最欣赏王冕不与贪官同流合污的气节，我喜欢正直的人，因为如果现在的律师、警察、法官不正直、颠倒黑白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会混乱。如果商人不正直，卖假货、虚抬价……那我们就买不到货真价实的物品了。
还有一个叫范进的读书人，他从二十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在三十多年里，他参加了二十次的科举考试，终于考上了举人，结果却欢喜得疯了。面对考试，考生应该尽的努力，但是要做最坏的打算，可是范进却一心想当官，并且这种欲望持续了三十多年，所以一朝中举，因为太兴奋以至于疯了。
我认为科举考试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它给了平民一条升官发财的路，坏处是如果一辈子都没考上的话，那就白白浪费了一生。古代的科举考试就如同现在的高考，不同的是，在阶级分明的古代社会里，科举考试是寒门子弟的出路;而在平等开放的现代社会里，高考并不是我们成功的选择，我们还可以经商、搞发明或者学习一些技艺，无论你从事怎样的工作，只要坚持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王冕、范进所处的时代，社会制度很落后，人们的生活非常困难;现在社会制度在进步，人民的生活也很幸福，所以，珍惜现在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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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800字（精选7篇）
当认真看完一本名著后，大家对人生或者事物一定产生了许多感想，需要回过头来写一写读后感了。你想好怎么写读后感了吗？下面是我整理的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800字（精选7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出在哪工作的一部小说，全书以一位正直文人王冕的故事为引子，接着写了周进、范进中举的故事，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有很多的感受，对封建社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周进是个老童生，一生之中科举不得意，直混到给商人管帐的地步。在商人的资助下，他捐了个监生，又先后中了举，成了进士，官至广东学道。在南海主考时，他拔了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范进中举后，竟发了疯病，被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醒。范进中举后，书中这样写：“他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灌醒过来，竟发了疯，一边叫’我中了！一边往门外飞跑，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此时竟需要他平日害怕的胡屠夫打他一巴掌，他才清醒过来。“他周围的人在他考中前后也俨然两副嘴脸，其中尤以胡屠户表现得最为典型：先前的”现世宝穷鬼“一下子变成了”贤婿老爷“，连”尖嘴猴腮“也顿时变成了”体面的相貌“这个故事揭示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及整个社会毒害之深。
《儒林外史》之所以广为流传，其主要优点有三：其一是小说的讽刺艺术：《儒林外史》讽刺的矛头虽然直接落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却始终使人感到人身上的罪恶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产物，是当时的科举制度造成的罪恶。比如像周进看见号板一头撞倒，范进听见中举忽然发疯，马二先生游西湖无心赏景，只是大嚼零食，留意于自己所选八股文的销路，都使人感到是那个社会造成的。其二是《儒林外史》在讽刺上并不排除夸张：像严监生临死为两根灯草不肯咽气，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其母快乐得一命呜呼都是。但作者的夸张并不使人感觉虚假，而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其三《儒林外史》的结构独特：它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和主要情节，而是分别由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其他人物作陪衬，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每个故事随着有关人物的出现而展开，又随着有关人物的隐去而结束。
《儒林外史》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揭露了科举制度对士人的毒害，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卑劣，以及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和不可救药。
说起＜儒林外史＞，可能非常多人听说过，但不知道它的内容。其实它是有清代的吴敬梓在实际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的精品，是他独特思想与艺术构思的产物。
它主要讲述了元末明初的一段断考场官场趣事，用了幽默诙谐的笔触进行讽刺，鞭棘了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
不仅如此，作为一部讽刺小说，吴敬梓不是简单的直接叙述自己对人物的好恶，进行讽刺或赞扬，而是通过白描的手法，把人物的形象用他生动的语言直接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让读者自己明辨是非，这样做也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作者在全书中塑造了许多读书人的形象，其中给人印象最深，也是作者最想突出的无疑是那些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书生。如进了几十年考场，后来侥幸考中又出尽洋相的周进；因为考中喜极而疯的范进；获得名利地位后就无恶不作的严大位；虽为女流却热衷八股的鲁小姐等等。儒林中人为了地位，为了财富而废寝忘食地读书。
读完全书，虽然作者在其中列举了许多反面人物，也深刻批判了这些疯狂地追求金钱和地位的愚蠢的读书人，但除此之外也作者也列举众多古代优秀读书人的形象如庄绍光、虞博士等人，以杜绍卿最为突出。杜绍卿才华超群，却蔑视八股，仗义疏财，迁居南京后，宁愿过贫寒生活而不愿征召为官。这些人构成了《外史》所写“儒林的”中坚。所以我觉得“文行出处”尤其“德行”也是全书关注的中心，这些人物形象也都被寄托了作者的人格思想，借这些优秀的人才来匡扶德行。在我看来作者对封建科举制度持反对意见是非常明显的，但他反对的也只是“世人一见了功名富贵，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儒林外史》并无教人一定不科举，不征辟，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贵”的意思。只是过分的追求这些外物会造成精神上的负担，让人奔溃。他在批判这些的同时，其实也颂扬了人的德行，它作为“人生立命”的根本，时行时止，而决不为“功名富贵”和科举、征辟等所奴化、异化，成为“没品行”的人。
读完之后才发现《儒林外史》犹如一首“凄清婉转”的长歌，其内涵深微的感伤情味……
听说有好几个我喜欢的明星一起拍了《儒林外史》的电视剧，为了能知道这剧到底讲啥，我从昨天开始看《儒林外史》，今天把两个著名的片段都看了，一个是《范进中举》，另一个是《临死前的严监生》。
范进么，没啥说的，五十多岁才走运，当了官之后还给人出馊主意，把他列为反面人物真是一点都不冤。
严监生这边，却让我觉得十几年前学的课文简直是在他。
文章确实是原文，但是选择这个片段的编书人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否则为什么要断章取义，专门截取这一段来突出严监生的“吝啬”呢？
严监生的哥哥霸道又小气，一头猪也要霸占，无本的利息钱也要收来，于是惹了两个官司来，自己却又躲起来，官吏只好去严监生家要人。
严监生没法子，只得听从妻子的两个哥哥给的主意，自己出钱解决了这两个官司。后来严监生的大老婆发丧，严监生哥哥这边竟无一人来吊唁。
严监生对老婆很好，即使老婆过世了，也还是很照顾两位大舅子，连扶正小妾都要两位大舅子的首肯。
之后便是严监生之死了。
严监生一直受哥哥的欺压，但是自己为人从不失礼，也没有苛待过别人，治理产业又是尽心尽力，一直到他病危之前，我并没有看出他哪里“吝啬”了？而这种“吝啬”又真的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地嘲笑么？之前有个侦探小说家说，一件事情如果听起来很不合常理，那它一定是有问题的（比如微博上爆出的新闻常在几天后突然反转）。虽然现在我发现这个作者本身也有问题，但是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
关于伸出两个指头的含义，百度百科上有另外一种解释，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姑且放在这里。
看了已经快十分之一之后，百度了一下已经拍完的电视剧，发现剧情跟原著很不一样，甚至可以说完全不相干，只是借用了名字而已。不过也许我会为了看我喜欢的几个明星而追看吧。。。
剧中主人公是范进，设定的籍贯是安徽全椒，这其实是吴敬梓的籍贯，书里的范进是广东人，剧里倒变成安徽老乡了。
话说书中故事的主要发生地都在广东，书里也常用广东方言，但是百度百科的吴敬梓生平里提到他主要是在江淮一带活动，可他怎么会对广东如此熟悉呢？又是一个未解之谜。
李世民曾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利用假期我读了《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由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全书共五十六回，约四十万字，描写了近两百个人物。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
青年作家贾飞评价《儒林外史》：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升官发财的一本教科书。从中可以看出在封建体制下，知识分子、乡绅等扭曲的灵魂，同时也控诉科举对人们的毒害。书中开头出现王冕，有王冕勤奋自学画荷花的故事，和不愿卖画给官员的洁身自好。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他们全是没有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民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鲁迅对《儒林外史》的人物刻画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儒林外史》做到了：“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生态并作，使彼相，如目在前”。而我认为《儒林外史》给人一种意境美，对雨后荷花的描写深入人心，运用多种人物刻画的方法，使人物的形象立体、生动、丰满。随着文化的高速发展，假论文、假作者和版权纠纷等等问题屡见弊端。此书中也透露出现代文化发展的雏形，二十一回中牛浦郎将自己的名字，加上别人的号出书。如今假广告、假产品害人不浅。封建社会中一些江湖，如何使用伎俩人。《儒林外史》第十四回中有着精彩的描述，马二先生在祠门口遇到了。一出场给人的印象就不一般，从外表打扮上就迷惑人，接着又从一些侧面，假造自己不一般，让人更加容易相信。对于理财严监生与杜少卿也不同，严监生拥有百万资产却分分计较，弥留之时还顾虑着两茎灯草；杜少卿挥金如土，全然不在乎金钱上的分毫。
读史可以明鉴，可以让你了解历史的兴衰，可以知道该怎样做才能使自己立足于社会。以历史来告诫自己、鞭策自己，使自己在成功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同时这还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增长我们的见识，丰富我们的学识，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人。一起来读史吧！
这本书被视为我国讽刺文学的经典之作，因为这本书是用一则则平实又深刻的故事，让我们知道科举制度对中华民族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着多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在对知识的追求上，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十八世纪，吴敬梓在南京完成这部杰作，留下他对懦弱学子的感叹。
在这本书中，有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比如：勤学苦读的王冕、爱财胜命的严大育、吃喝的张铁臂、坐吃山空的权勿用、还有知情达理的戏子鲍文卿……作家吴敬梓将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仿佛就发生在我身边一样。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戏子鲍文卿，他帮助了一位知县，保住了知县的乌纱帽，知县感谢他，让他在身旁坐下，但鲍文卿不肯，知县请他吃饭，鲍文卿还却直摇头，直到管家陪他吃饭，他才欢欢喜喜地说笑起来。一位戏子都这么知礼守义，我们真应该学习他这种精神。我比较佩服王冕的身处诱惑时表现出来的坚定，唾弃权勿用、牛浦郎、张铁臂等人的不知廉耻。
这本书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讲述了清朝科举制度腐败、考试弊端百出，既可以请人考试，又可以行贿，还可以冒名顶替。当安东升为安庆知府他去考察童生时，看到那些童生有代笔的，有传考卷的，有丢纸团、扔砖头的，挤眉弄眼的，恶形恶状，无所不为，甚至还有一个童生，借口出去方便的机会，走到土墙根前，竟把土墙挖了个洞，伸手要到外头去接文章。从隋朝开始科举制度的出现，给了天下所有读书人一个报效国家的机会。因为它不分贫贱富贵，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凭借真才实学进入仕途，为国效力。但随着岁月流逝却慢慢变了质。至使到了清朝这样的环境下能出什么样的人才官吏，而在这种环境下演生出一批批各种使诈耍滑的官员，又怎么能使清政府千秋万代呢。
《儒林外史》给我了许多思考，不仅有丰富的深刻的思想，还有卓越独特的艺术风格，通篇贯穿了“讽刺”艺术的技巧，所以我更加喜欢这本书，它的语言艺术、文学艺术都是堪称一流的。书中描写了很多人物，读了之后，我感触万千，知道了什么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孝子，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
《儒林外史》以描写明朝书生的故事，来描写出当时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也借此来讽刺清朝时期的科举制。
吴敬梓是《儒林外史》的作者。他出生于名门贵族，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但由于经济地位的变化，是他接触了劳动人民，看到社会的黑暗，所以写出了《儒林外史》。
书中有写许多书生，如写周进、范进为考中举人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到胡子花白还没有考中秀才。尽管生活极为困顿，还是念念不忘科举考试。周进路过一处考场，进去观看，触动了一生的辛酸和痛苦，放声大哭，竟然难过得死去活来。后来在一些小商人的帮助下参加了考试，博得了考官的同情，才时来运转。当他考中举人时，以前讥讽挖苦他的那些人，都来奉承他，把他吹捧成最有学问的人。又如范进，中举前家里穷得没有米下锅，抱着一只老母鸡去集市上卖。当得知自己中举的消息时，竟然喜极而狂，变成了疯子，幸亏岳父胡屠户打了他一巴掌，才使他恢复了清醒。这时候，当地的乡绅等有头脸的.人物都对他刮目相看，有送房屋的，有送财产的，范进的生活立刻发生了变化。
《儒林外史》通过精确的白描，写出“常见”、“公然”、“不以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例如严贡生正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言犹未了，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通过言行的不一，揭示严贡生欺诈无赖的行径。又如汤知县请正在居丧的范进吃饭，范进先是“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赶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他还是不肯，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见他居丧如此尽礼，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下来。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此书描写了许多人物，当中，马二先生喜欢与他人谈论文章，却不知李清照；范进中了举人，却不知苏轼为何人，如此悲哀！
青年作家贾飞评价《儒林外史》，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升官发财的一本教科书，从中可以看出在封建体制下，知识分子、乡绅等扭曲的灵魂，同时也控诉科举对人们的毒害。
初识《儒林外史》是在看京剧《范进中举》之后。看完之后不觉惊异于作者的独具匠心，却没有领略导作者的真正用心，直到翻开《儒林外史》浏览了整个故事之后。
《范进中举》讲的是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终于考上举人，欢喜至疯，最后被平日最怕的老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清醒的故事。非常简单的故事，但纵观全文事实上却并不是那么简单。
中举从范进身上来看是好事，苦考了三十四年终于出头，从他发疯来看足以看出那时的读书人对功名痴情一片。但他们的痴情并不是为了道德理论上的治国之经，而是纯粹的个人升官发财。范进是千万得中读书人的代表之一，封建政府用他们的荣华为不得中的读书人做榜样，加深科举对他们的毒害。
中举对胡屠户来说，也是意义非凡。对范进中举前要打要骂由着性子来，一旦中举后，因范进发疯让他打范进一巴掌，他却说：“（范进）虽是我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如此便把一个势利小人的嘴脸清晰的勾画了出来，胡屠户就是那些满脑子也是功名，中了科举余毒的市井小人的化身。
还有那些乡绅，都在第一时间忙不迭的为范进送金送银，正是他们为政府传播科举毒推波助澜。
作书中充斥着讽刺味，辛辣尖刻，这与作者生活背景很有联系。者吴敬梓慷慨好施，被族人看成败家子。他后半生十分潦倒，但是旁人几次三番找他参加科举，他都不应。他的书桌下有八股细绳，每根下都有一个臭虫，一个蚊子，就是“八股臭文”之意。因为贫困无法取暖，他常邀请朋友绕成行走还“歌吟啸呼，相与应与”，并称其为“暖足”。这样的背景下，无怪乎书中描写如此地耐人寻味了。
如今时代不同了，我们生活的时代很少有人提及科举这类的话，也没有了书中迂腐的现象。但是，我们常常看见家中老人为了让下下代的认凌晨排队报课外班，诸多考生因为中考高考日以继夜读书，有些考上的扔书庆贺，有些考不上的跳楼自杀。很多人拿着文凭大吃大喝。不知以后是否还会有一本“儒林次史”来讽刺这个时代的制度。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余秋雨！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胡适《吴敬梓评传》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书近二百人，周进是正文部分第一个登场的重要形象，皓首穷经、迷信经典、沉溺于制艺难以自拔。功名蹭蹬，靠教私塾谋生。生活穷愁潦倒，不得不忍受着士林人物的羞辱和市井小民的轻蔑。却始终坚信科举是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
刚出场时，周进已经六十多岁，依然是个老童生。在汶上县做了三年西席，学生顾小舍人都进学成了秀才，他再无资格继续教下去，沦落到薛家集观音庵私塾中来坐馆糊口，饱受秀才梅玖和举人王进的嘲弄和冷遇。
不久，周进丢了饭碗，只好替一伙商人当帐房。可以说，已到了科场梦醒之时。然而，当他进省城参观贡院时，大半生追求功名富贵却求之不得的辛酸悲苦，以及所忍受的侮辱欺凌一下子倾泻出来，周进的小传也一举进入 *** ：
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第二回）
他苏醒后满地打滚，放声大哭。几个商人得知原委，答应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让他纳监进场。
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众人还下礼去。金有余也称谢了众人。又吃了几碗茶，周进再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第三回）
这一节是《儒林外史》中名篇，足以和范进中举媲美。作者以其神来之笔，描绘了士人被科举制拨弄地神魂颠倒的可悲可怜可笑之处。由于前面用周进所受的种种屈辱做铺垫，揭示了其久不得志的心境，醉心功名而功名无望，撞板一段就显得水到渠成，毫不突兀。
实际上，周进和紧接着出场的范进两人一个悲伤地要寻死，一个高兴地发了疯的细节，都寄寓了无限深意。
作者揭示出科举制弱化了知识分子的生存能力，使他们深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神童诗》）的观念毒害。中举是他们唯一的生活目标，八股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技能。科场若不如意，就再无其它谋生本领。周进宁可撞板，因为他深知：除了科举，自己无法自食其力。
作者在讥讽其丑态的同时，也对人物寄寓了无限的同情。因为其用意不止于暴露科场和官场人物的污秽，而是着意批判形成他们种种性格的社会根源，极其尖锐地指明科举对于人性的异化作用。
自此，周进的人生陡然发生了喜剧性变化。如果说从前沉沦落魄受尽冷眼，此后可谓春风得意一帆风顺。中举人，中进士，做御史，做学道，一路升到国子监司业。
吴敬梓当然不是要写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传奇故事，实际上，周进的喜剧性结局大大加强了讽刺力量。这种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显示了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瞬间的可笑蕴含着永恒的悲哀。
作者通过周进发迹前后士人群体对他的态度变化，批判了整个士人阶层和市民社会。在写主角的同时，也描绘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态。
士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惺惺相惜，或者同命相怜。相反，他们之间完全是一种 *** 裸的食物链关系。一旦科场失意，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整个阶层的鄙视和唾弃。一旦跃过龙门，跻身上流社会，便发现整个阶层全都笑脸相迎。吴敬梓本人对此即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发迹后，从前瞧不起周进的人态度判若两人。梅玖冒称是他的学生；他在村塾中写下的对联，被恭恭敬敬地揭下来裱好；辞退了他的薛家集也供奉起他的“长生禄位”。周进熟识人物态度的转变，除了写尽世态人情之外，更表现了科举制度对各阶层人物的间接影响，是造成污浊世风的根源。
在这里作者对科举制的愤怒指斥和无情讥讽达到了顶点。周进的命运走向被改写，并非由于举业长进。实际上，周进一生最大的恩主不是他奉为圭臬的儒家教义，而是几个商人捐出的银子。孔方兄在周进一生轨迹的转折中居功至伟，反映了科举中试没有客观评定标准，随意性很大，失与得全凭偶然。而这种甄拔制度也并不能选择英才，即使侥幸中试步入仕途，也全然不通经世济用的学问。或成为禄蠹，如范进；或成为酷吏，如张师陆。
长期科考T顿造成了周进的独特性格，这是周进之为周进，有别于范进、王惠等人的地方。作者写来真实可信。
周进前半生生活在社会底层，地位卑下，事事仰人鼻息，形成逆来顺受的性格。暮年飞黄腾达后，同情提携同样出身下层、同样屡试不第的范进，表明周进秉性忠厚，迂而不恶。写出了他性格的复杂面。在这个醉心于科举，而心术并未大坏的读书人身上，更可见出科举制对士子灵魂的侵蚀之深。
作者复揭示出科举制弱化了知识分子的生存能力，使他们深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神童诗》）的观念毒害。
中举是他们唯一的生活目标，八股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技能制。科场若不如意，就再无其它谋生本领。
周进宁可撞板，因为他深知：除了科举，自己无法自食其力。作者在讥讽其bai丑态的同时，也对人物寄寓了无限的同情。
因为其du用意不止于暴露科场和官场人物的污秽，而是着意批判形成他们种种性格的社会根源，极其尖锐地指明科举对于人性的异化作用。zhi自此，周进的人生陡然发生了喜剧性变化。
如果说从前沉沦落dao魄受尽冷眼，此后可谓春风得意一帆风顺。中举人，中进士，做御史，做学道，一路升到国子监司业。
由于在当时读书和看书都是少数有钱人的专利，然后又看了几遍越看越好、6级，理论上科举可以写的东西只要是儒家的东西就行首先这是小说，范围在几千单词内但是英语单词可是有几万的如果在作文中出现GRE的专业词汇判卷老师看不懂也正常吧现在老师还可以差个字典当时可不是这么方便，其格式固定那么就是说范进的内容的问题，书上说的是第一次没看懂，看的是故事体会的是内涵这些细节不能像考证历史那么考证，而科举考试是有参考书的大部分人是按照那些书准备的，有很多的孤本善本之类的也就是说有很多书全国就那么几本甚至就一本，有点像现在考4，另外根据故事推断当时用的都是八股文，主要目的是借古讽今，范进写的都是偏门所以一般人看不懂，我推测是范进用典太过偏僻。
周进中举
选自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原文如下：
话说周进在省城要看贡院，金有余见他真切，只得用几个小钱同他去看。不想才到“天”字号，就撞死在地下。众人都慌了，只道一时中了邪。行主人道：“想是这贡院里久没有人到，阴气重了。故此周客人中了邪。”金有余道：“贤东！我扶著他，你且到做工的那里借口开水灌他一灌。”行主人应诺，取了水来，三四个客人一齐扶著，灌了下去。喉咙里咯咯的响了一声，吐出一口稠涎来。众人道：“好了。”扶著立了起来。周进看看号板，又是一头撞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也劝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么？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曾死了人，为甚么号淘痛哭？”周进也不听见，只管伏著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滚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著他的膀子。他那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众人七手八脚，将他扛抬了出来，在贡院前一个茶棚子里坐下，劝他吃了一碗茶；犹自索鼻涕，弹眼泪，伤心不止。
内中一个客人道：“周客人有甚心事，为甚到了这里这等大哭起来？”金有余道：“列位老客有所不知，我这舍舅，本来原不是生意人。因他苦读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今日看见贡院，就不觉伤心起来。”只因这一句话道著周进的真心事，于是不顾众人，又放声大哭起来。又一个客人道：“论这事，只该怪我们金老客；周相父既是斯文人，为甚么带他出来做这样的事？”金有余道：“也只为赤贫之士，又无馆做，没奈何上了这一条路。”又一个客人道：“看令舅这个光景，毕竟胸中才学是好的；因没有人识得他，所以受屈到此田地。”金有余道：“他才学是有的，怎奈时运不济！”
那客人道：“监生也可以进场。周相公既有才学，何不捐他一个监？进场中了，也不枉了今日这番心事。”金有余道：“我也是这般想，只是那里有一笔钱子？”此时周进哭的住了。那客人道：“这也不难，现放著我这几个兄弟在此，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借与周相公纳监进场；若中了官，那在我们这几两银子？就是周相公不还，我们走江湖的人，那里不破掉了几两银子？何况这是好事，你众位意下如何？”众人一齐道：“‘君子成人之美’。”又道：“‘见义不为，是为无勇。’俺们有甚么不肯？只不知周相公可肯俯就？”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众人还下礼去。金有余也称谢了众人，又吃了几碗茶。周进不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
次日，四位客人果然备了二百两银子，交与金有余；一切多的使费，都是金有余包办。周进又谢了众人和金有余，行主人替周进准备一席酒，请了众位。金有余将著银子，上了藩库，讨出库收来。正值宗师来省录遗，周进就录了个贡监首卷。到了八月初八日进头场，见了自己哭的所在，不觉喜出望外。
自古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七篇文字，做的花团锦簇一般；出了场，仍旧住在行里。金有余同那几个客人，还不曾买完了货。直到放榜那日，巍然中了。众人个个喜欢，一齐回到汶上县拜县父母、学师。那典史拿晚生帖子上门来贺。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认识的，也来相认。忙了个把月，申祥甫听见这事，在薛家集聚了分子，买了四只鸡、五十个蛋，和些炒米饭团之类，亲自上门来贺喜。周进留他吃了酒饭去。荀老爷贺礼是不消说了。看看上京会试，盘费衣服，都是金有余替他设处。到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殿试三甲，授了部属。
荏苒三年，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这周学道虽也请了几个看文章的相公，却自己心里想道：“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细细看过，不可听著幕客，屈了真才。”主意定了，到广州上了任。
次日，行香挂牌，先考了两场生员。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童生。周学道坐在堂上，见那些童生纷纷进来，也有小的，也有老的，仪表端正的，獐头鼠目的，衣冠齐楚的，褴褛破烂的。最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气候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著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
鬼头刀
【台湾】廖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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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进的外貌：“众人看周进时，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周进看号的时候悲伤而"疯"：龙门下行主人指导：“周客人，这是相公们进来的门了。”进去两边号房门，行主人指道：“这是‘天’字号了，你自进去看看！”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板摆得整整齐齐；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的不醒人事。..众人都慌了，只道一时中了邪。。.取了水来，三四个客人一齐扶著，灌了下去。喉咙里咯咯的响了一声，吐出一口稠涎来。。.扶著立了起来。周进看看号板，又是一头撞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也劝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么？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曾死了人，为甚么号淘痛哭？”周进也不听见，只管伏著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滚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著他的膀子。他那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众人七手八脚，将他扛抬了出来，在贡院前一个茶棚子里坐下，劝他吃了一碗茶；犹自索鼻涕，弹眼泪，伤心不止。
范进的外貌：最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气候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著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
周进赞叹范进的文章：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
范进是周进阅卷发现的，当时周进阅卷前看到范进潦倒不堪，印象很深，阅卷时特别关注了他的文章，可是初看感觉很差，但周进反复阅读之下，发现范进的文章简直惊天地泣鬼神，于是亲点了范进，应该说周进慧眼识范进，作他的恩师毫不为过，甚至是再生父母
周是悲而疯，范是喜而疯
希望对你有帮助
《儒林外史》读后感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
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
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这些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可真正能明白人的又有几个“学而优则仕”，正是这句话害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
他们把读书当成敲门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圆如意，书中自有美娇娘……”。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垂髫考到白发苍苍：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鲁迅先生称封建礼教为吃人的礼教，那么称封建科举制度为害人的制度也不为过了。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王国维说得很好，读书分为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立志。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奋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才是最后的成功。
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
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与一日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
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
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自身力量。
这些书，除了造成他们的“营养不良”，别无他用。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
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
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
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
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
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
儒林外史使我感触最深的一章是《兄弟两人大不同》.这一章主要讲了两位兄弟，哥哥严致中，弟弟严致和的故事.严致中是个贡生，不为乡间做点好事，还到处人，而且没钱还装有钱，弄大排场.弟弟严致和是个监生，家财万贯却舍不得用，十分吝啬.这两个就是生活中人们的真实写照.像严致中一样的人我在电视上常见，那些人没钱但是在一些宴会上挥金如土，弄大排场，可是到了最后，还不是被人追着讨债.像严致和一样的人不多见，不过我给大家讲个笑话，不知大家听过没有：从前有个人，他家财万贯，但是很吝啬，在临终之时，他伸出两个手指头，始终没咽气，最后夫人把灯草挑剩一根时方才咽气.严致和就和他一样，有钱吝啬.这两种人都不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以他们来提醒自己，要做好人.。
周进和范进一样是腐儒的典型，是一个漫画式的人物。周进应考至六十岁，仍是童生，只好以教书糊口。小说让其遭受新进的秀才与举人两度奚落，使其强烈感受科举功名成否的天壤之别。后来，他村塾先生的饭碗也因“不懂承谢”而被夺取，只好为做生意的舅子记账，去了省城。
接着通过动作描写，周进在梦寐以求的贡院考房，“见两块号板摆的整整齐齐，不觉眼里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把老童生内心酸苦绝望与希望倾泻无遗。后来，事情却发生了喜剧性的突变，竟然中了举人进士！成了人上之人！当年当塾师的薛家集也供起了他的“长生禄位”！
作者设置了让周进看见贡院的号板而撞到的情节和细节，是对热衷功名者的讽刺。文中描绘了命运相似的“二进”，并用周进提拔了范进，昏朽的“二进”竟然名“进”，而且姓“周”姓“范”，“周”有“方正”，“范”为“范式”的意思，这就是鲁迅说的“婉而多讽”了。
“二进”的此前的黜落与此刻的高中，毫无丝毫的必然，而纯粹是考官喜恶的偶然；是“荐场”的功用！而考取功名之后际遇的巨大反差，尤其讽刺了科举制度的荒诞一悖谬。文章一开始通过“二进”的悲喜剧，写出了科举时代的社会环境，怎样引诱和逼迫读书人落入统治者的圈套，丧失了是非观念，陷入麻木不仁的状态而不自知。
首先这是小说，主要目的是借古讽今，看的是故事体会的是内涵这些细节不能像考证历史那么考证，另外根据故事推断当时用的都是八股文，其格式固定那么就是说范进的内容的问题，书上说的是第一次没看懂，然后又看了几遍越看越好，我推测是范进用典太过偏僻，由于在当时读书和看书都是少数有钱人的专利，有很多的孤本善本之类的也就是说有很多书全国就那么几本甚至就一本，而科举考试是有参考书的大部分人是按照那些书准备的，有点像现在考4、6级，范围在几千单词内但是英语单词可是有几万的如果在作文中出现GRE的专业词汇判卷老师看不懂也正常吧现在老师还可以差个字典当时可不是这么方便，理论上科举可以写的东西只要是儒家的东西就行，范进写的都是偏门所以一般人看不懂，而周进可能见过那些典故有个印象。
书中提到了王冕这个人，王冕还是个勤奋好学，自学成才，孝敬母亲的人。
一、吴敬梓的生平与著作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家自其曾祖起一直科第不绝，官也做得相当发达，有过五十年“家门鼎盛”（吴敬梓《移家赋》）的时期，但到了他父亲时已经衰败。他少年时代生活还颇优裕，随父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局限于八股文训练，还涉及到经史、诗赋。 祖辈的科第发家和当时的家门不振使他早年也醉心举业，二十岁时考上了秀才，这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高功名。 三年后父亲亡故，他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族人欺他这一房势单力孤，蓄意加以侵夺，这使他看到人情世态的凉薄，并由此产生了对家族的厌恶和反抗的情绪，祖传遗产也在短短几年内随着这种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他一面往来于家乡与南京，涉足花柳风月之地，肆意挥霍；一面随意散发钱财给向他求助的人。他被乡里视为“败家子”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词）。而且他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也遭到族人和亲友的歧视，感到在家乡很难居住下去，便在三十三岁时把家搬到了他所喜爱的有着名山胜水的南京。 到南京以后，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过着豪放倜傥的生活，与四方文酒之士交游，甚至在没落之中，仍变卖了家产，以葺先贤祠。同时，他对仕途也失去了兴趣。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也称病不去。而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过活，有时竟到了“囊无一钱守，腹作于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程晋芳《寄怀严东有》）的地步。虽然他性格豪爽，但内心的辛酸还是难免的。当他的好友程晋芳也陷入困境时，他感慨地说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程晋芳《文木先生传》） 吴敬梓是旧时代一种很特别的人物。《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借高先生对杜少卿的批评，描绘出他自己的精神面貌来： 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 这里正是写出了吴敬梓与由“正经人”所组成的世界和他们的人生规范的冲突。在吴敬梓看来，在所谓“正经人”的世界里，人心为功名富贵和虚假的道德所掩蔽，失去了生命应有的健康性，更失去了求知和求真理的热情，倒不如“和尚道士、工匠花子”生活得自然本色。他必须从这个“正经人”的世界中逃脱出来，才不致使自己的生命遭到窒息。 但生活的理想究竟在哪里，这对吴敬梓仍然是艰难的课题。他看到“衣冠人物”的堕落，想到的是原始儒学以人格修养为先的原则，觉得讲求礼乐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处”，才是挽救士风的途径。他晚年曾用心于经学，认为这是“人生立命处”（《文木先生传》），并曾著《诗说》（已佚）。他的这种努力，与时代风气是一致的。清代重实证的经学，在一部分学者那里具有同教条化、官方化的程朱理学相对抗，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来改造社会文化的用意，正如皮锡瑞论清代“经学复盛”的原因，谓“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指八股）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经学历史》）。 当然，这种以古老经典为依据的思想学说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是极有限的，它对于吴敬梓也只是一种晚年生活的寄托而已吧。 《儒林外史》约作于吴敬梓四十岁至五十岁时，这正是他经历了家境的剧变而深悉世事人情的时期。此书现在所见的最早刻本（卧闲草堂本）为五十六回，而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记为“五十卷”（即五十回），他是吴敬梓长期交往的好友，所言当为可信。五十六回中，末回为后人所添加，这已为学界所公认。而我们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内容也是后人窜入的，这主要是两大块：一是三十八回至四十回前面一大半，即萧云仙在青枫城的故事；一是四十一回结尾至四十四回前面一小半，即以汤镇台野羊塘大战为核心的故事。这两部分偏离全书的主题和结构，思想倾向与全书不合拍，艺术性也很差。 此外，吴敬梓还著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 二、《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 《儒林外史》虽然一般归类为长篇小说，但它的结构却不是现代意义上严格的长篇小说的结构。全书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连环套；前面一个故事说完了，引出一些新的人物，这些新的人物便成为后一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有的人物上场表现一番以后，就不再出现，有的人物还再次出现，但基本上只是陪衬性的了。这种特点，鲁迅谓之“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中国小说史略》）。但全书也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它以明代为背景，揭露在封建专制下读书人的精神堕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弊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主题，也有大致清楚的时间线索。在情节上，也存在内在的统一：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书的主旨；第二至三十二回分写各地和各种类型的儒林人物；第三十三回以后，随着杜少卿从天长迁居南京，全书的中心便转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动，并以祭泰伯祠为主要事件（在剔除后人窜入的部分以后，上述面貌就很清楚）；最后以“市井四大奇人”收结全书，与第一回遥相呼应。总体说来，这是一部短篇艺术与长篇艺术相结合的作品。 在封建时代，“士”是社会的中坚阶层。按照儒学本来的理想，士的职业虽然是“仕”，其人生的根本目标却应该是求“道”（《论语》所谓“士志于道”），这也是士林人物引以为骄傲的。然而事实上，随着专制政治的强化，读书人越来越依附于国家政权，而失去其独立思考的权利乃至能力，导致人格的奴化和委琐。如何摆脱这种状态，是晚明以来的文学十分关注的问题。 《儒林外史》首先对科举大力抨击。在第一回“楔子”中，就借王冕之口批评因有了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使读书人轻忽了“文行出处”——即传统儒学要求于“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第二回进入正文开始，又首先集中力量写了周进与范进这两个穷儒生的科场沉浮的经历，揭示科举制度如何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引诱并摧残着读书人的心灵。他们原来都是在科举中挣扎了几十年尚未出头的老“童生”，平日受尽别人的轻蔑和凌辱。而一旦中了举成为缙绅阶层的一员，“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房子、田产、金银、奴仆，也自有人送上来。在科举这一门槛的两边，隔着贫与富、贵与贱、荣与辱。所以，难怪周进在落魄中入贡院参观时，会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被人救醒后又一间间号房痛哭过去，直到口吐鲜血；而范进抱了一只老母鸡在集市上卖，得知自己中了举人，竟欢喜得发了疯，幸亏他岳父胡屠父那一巴掌，才恢复了神智。读书人——特别是那些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如何为科举而癫狂的情状，通过这两个人物显露得极其充分而又带着一种惨厉的气氛。 作为儒林群像的画谱，《儒林外史》的锋芒并不只是停留在科举考试上。小说中所描写的士林人物形形色色，除了周进、范进这一类型外，有张静斋、严贡生那样卑劣的乡绅，有王太守、汤知县那样贪暴的官员，有王玉辉那样被封建道德扭曲了人性的穷秀才，有马二先生那样对八股文津津乐道而完全失去对于美的感受力的迂儒，有一大群像景兰江、赵雪斋之类面目各异而大抵是奔走于官绅富豪之门的斗方名士，也有像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及杜慎卿那样的贵公子，喜欢弄些“礼贤下士”或自命风雅的名堂，其实只是因为活得无聊……。这些人物并不能简单地一概归之为“反面角色”，但他们都从不同意义、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在读书人中普遍存在的极端空虚的精神状况，从而反映出社会文化的萎靡状态。他们熙熙攘攘奔走于尘世，然而他们的生命是无根蒂的。在这些人物中，像马二先生好谈文章而不识李清照，范进当了一省的学道而不知苏轼为何人，反映出科举对士林文化修养的破坏；像上至某“大学士太保公”借口“祖宗法度”以徇私，下至穷秀才王德、王仁标榜“伦理纲常”而取利，则反映出士林人物在道义原则上的虚伪性。《儒林外史》描摹出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景观，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材的摧毁和它自身因此而丧失生机。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部分为作者所肯定所赞颂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士林中为数不多的贤者，一类是市井小民（其中包括普通民众和“市井奇人”）。而他们又有共同之处，即信守自身的人生原则，前者不为功名富贵所驱，后者与之绝缘。这一部分人物刻画得不是很成功。书中的杜少卿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他对当时被定于一尊的朱熹的经解表示大胆的怀疑，在南京游清凉山时，他一手携着妻子，一手拿着金杯，一边走一边大笑，使路旁游人都“不敢仰视”，他的身上带有比较多的离经叛道的味道。但这只是表现出一种生活态度，真正代表作者的社会理想的则是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等“真儒”。在作者看来，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原始儒学精神可以重建合理合情的社会价值。但这是一种观念化的、缺乏真实生活基础的愿望，因此他笔下的“真儒”们成了一种贤人政治的符号，性格显得单调而苍白。作为全书核心事件的祭祀泰伯祠的场面，也貌似肃穆庄重，实际是腐气腾腾。写普通市井人物如牛老爹、卜老爹等时，作者往往把下层社会的忠厚本分视为美德；而所谓“市井奇人”，其实是隐士情调的化身。这表明尽管作者观察社会弊病的眼光冷峻而深刻，但对于如何纠正这些弊病，他实在有些茫然。由于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迷信，他难以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找到社会变革的方向。 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作者通过描写的这一部分人物，也还是触及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即：只有摆脱政治权力体制，人们才有可能保持自身的人格尊严。这些人物中也有写得比较成功的，如傲然以“败家子”面貌出现的杜少卿，表现了对社会公认价值的蔑视和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另外有一个沈琼枝也很引人注意，她是一个被盐商娶为妾而只身逃至南京、企图以自身的技艺谋食的奇女子，大胆泼辣，敢作敢为。这一形象，反映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女性开始有了一种挣脱其自古以来的依附性地位的微弱可能性。 《儒林外史》的出现，标志了中国小说艺术的重大发展。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这样评价：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又说：“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在这里鲁迅强调了“公心”，即作者对于世事的讥讽，并非出于因个人遭遇而产生的对某些人物或对社会的激愤，更无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用意，而是出于对社会的真切认识，包含了一种忧患之心。 在把《儒林外史》称为“讽刺杰作”时，特别要注意的是它的写实性。以前的小说中，像《金瓶梅》也有讽刺的妙笔，某些不动声色而入木三分的刻画手段也为《儒林外史》所继承，但从全书来看，它仍有不少夸张和漫画式的成分。《儒林外史》则不同，它的讽刺，主要是通过选取合适的素材和准确的、透入人物深层心理的刻画来完成的。许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素来不以为有何不妥、有何深意可究的事情，经过作者的提炼和描摹，有时加上稍稍的夸张，便清晰地透出了社会的荒谬与人心的伪妄；而当人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却又觉得它仍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卧闲草堂本第三回总评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指出了小说以写实为讽刺之根基所形成的警醒人心的力量。 吴敬梓的眼光是十分尖锐的，但他并不缺乏对社会中平凡人物的理解和同情。他笔下的人物固然有严贡生那样十分卑劣粗俗、令人厌恶的角色，但这类人物只是现实生活里各色人物中的一小部分，作者并不是把他所讽刺的对象一味当作所谓“丑类”来描绘。像严贡生的同胞兄弟严监生，临死时因见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便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一细节常被举为讽刺吝啬鬼的例子，但作者其实也写到他为了把妾赵氏扶为正室，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两相对照，显得这位严监生既可怜又可笑，却也颇有人情味。又如马二先生，迂腐古板中又有一种古道心肠。他差点上了洪憨仙的大当，但在洪憨仙暴死后，却拿出银子来为他办理后事。许多人物看起来很可笑的行为，说到底只是表现着平凡的人性的弱点。而作者在表现其尖锐的社会批判意识时，也很少把具体的个人行为仅仅归诸其自身道德品格的原因，而能真实地写出这些个人行为缘何而产生。像周进在贡院中头撞号板、嚎哭吐血的情节，单独地看似乎非常愚蠢可笑，但是因为在这之前书中描写了周进作为一个老“童生”所遭受的种种凌辱，读者会觉得他的举止是很自然的，甚至是令人悲悯和同情的。 还有像匡超人从一个纯朴的农家青年逐渐蜕变为一个圆滑而无耻的文人的过程，更强烈地揭示了人是其命运和环境的产物的事实。因而，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所提出的社会批判就具有格外深刻的意义。 小说从传奇性向非传奇性发展，本质上是一个逐渐深入人性真实的过程。因为愈是在排除偶然因素的平淡而日常化的生活中，愈是能反映出人物的真实面貌和深层心理。《儒林外史》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赞赏。它的故事除了末尾写“四大奇人”的部分，几乎完全排除了传奇色彩、幻想的或诗意的成分，以及激烈的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成为平平实实的生活原貌的描述。这一特色，比同样是写实的《金瓶梅》、《红楼梦》还要突出。而在这些平实的、每每是细琐的叙述中，展现了作者异乎寻常的艺术功力。像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一节，平淡得既没有辞采也没有情节可言，却把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写到透彻无遗的程度。这位马二先生对着眼下这“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全无会心，茫茫然一路大嚼过去，固然写出一种迂儒本色，而作者写他怎样看女人，那更是微妙。第一次他是看见一船船前来烧香的乡下妇女，从发型到衣着到脸部以至脸上的疤疥都细细“看了一遍”，却“不在意里”。因为这些乡下妇女对马二先生而言并没有吸引力，他的“看”只是对“女人”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应，心中实无所动，所以看得那么放肆。第二次他又在湖边看三个富贵人家的女客在船中换衣裳，一直看到她们带着丫环缓步上岸，到了快要遇上的时候，却“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这一回其实是有点“在意里”了，所以在举止上反而有了自我节制。第三次写到他在净慈寺遇上成群逐队的富贵人家的女客，但尽管他“腆着个肚子”，“只管在人窝里撞”，却是“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彼此视若无物。因为太近的女人，古板而讲究“君子”之行的马二先生是不敢看的，所以他就把自己封闭得更严，成为一种麻木的状态。但这“不看”的态度，毕竟还是因为感觉到了女人对他的心灵的触激，所以不看也是一种“看”。就这样，马二先生在西湖边经受了女人引起的小小骚动，而平安地从“天理”与“人欲”之间穿行过去。淡化故有情节、从细琐处见精神的写作方法，在过去的小说如《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的某些佳篇中虽也可以看到，但还从没有写得如此深入而微妙。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吴敬梓是怎样洞察人心，善于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他并不以叙述者的身份对此进行分析介绍，而喜欢纯用白描手法，以人物自身的动作、对话来表现，笔锋内藏而涵蕴深厚。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不少，如第五回写严监生之妾赵氏在正室王氏病重时每夜焚香，哭求天地，表示自己愿代王氏死。到了王氏提出一旦自己死去她可以扶为正室时，“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只一句，便写透了赵氏的内心。当然，这也是她在卑贱的地位上的苦苦挣扎。 《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一种高度纯熟的白话文，写得简练、准确、生动、传神，极少有累赘的成分，也极少有程式化的套语。如第二回写周进的出场： 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简单的几笔，就把一个穷老塾师的神情面目勾勒出来。像“旧毡帽”表明他还不是秀才，“右边袖子”先破，表明他经常伏案写字，这些都是用笔极细的地方。而这种例子在小说中是随处可见的。白话写到如此精炼，已经完全可以同历史悠久的文言文媲美了。 《儒林外史》当然也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如果与稍后的《红楼梦》相比，论结构之宏大完整、人物之类型众多，它都显然不如《红楼梦》。但《红楼梦》还是有较多的“古典”气息（如它的以神话为象征的哲理内涵、诗词歌赋的运用，以及宝黛爱情故事的诗化成分等），《儒林外史》朴素、平实而深刻的艺术风格，则更接近于现代小说。鲁迅小说中一些简洁的描写和冷峻的笔调，可以看出与《儒林外史》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余杰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余秋雨！ 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