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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通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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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通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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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B类期刊等的划分是各单位根据相关政策文件,结合自身研究特点,从国内外核心期刊数据库进行筛选,把和本单位研究方向结合相近的、办刊质量好的刊物,划归为A类期刊,其次为B类期刊,再次为C类期刊,以此类推。

由此可见,这类刊物是各个单位根据自己的科研考核标准制定的,不同单位制定标准也是不一样的。A类期刊也并不一定是核心期刊,在有些单位,没有被任何核心数据库收录的报刊也会被划为本单位的A类期刊,比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

获取刊物级别很简单,一般权威数据库中,以及期刊的官网中,对刊物的级别都有所体现,一般知网、新闻出版总署网站、万方等平台都是非常权威的数据库,通过这些平台都是可以检索到期刊的详细信息的,期刊的官网需要作者稍加辨别,期刊真正的官网信息才可信,需要特别警惕仿制的假官网。

常见的国内刊物级别

有部级、省级、国家级、核心级几类。发表难度是逐渐上升的,选择刊物不必刻意追求高级别,高级别刊物固然比低级别刊物要好,但并不是适合所有人,也不是谁都可以轻易发表的,比如核心期刊,对作者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普通作者没有足够的积累是很难发表的。

刊物级别的选择首先要参考具体文件,职称文件或者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及其他方面的文件,了解清楚自己需要发表什么级别的期刊,再去做选择,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即可。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官网

从严格意义上说,期刊杂志并无国家级、省级的区分标准。因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早就声明:中国的出版物,只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没有所谓国家级、省级等的等级区分。在实际生活中,许多人通常将某刊物说成是国家级的,某刊物是省级的或市级的。这种划分,在实际生活中还有一些用处。这种划分的标准,大致是:所谓“国家级”期刊,一般即指党中央、国务院及所属各部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民主党派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主办的期刊及国家一级专业学会的会刊;所谓“省级”期刊,一般即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所属部、委、办、厅、局主办的期刊与本科院校的学报;另外,刊物上明确标有“全国性期刊”、“核心期刊”字样的,也可视为国家级。国家级刊物和重点刊物名称目录(此刊物级别目录执行时间为2001年1月起)国家级学术刊物1、《哲学研究》4、《管理世界》7、《政治学研究》10、《教育研究》13、《中国语文》16、《中国图书馆学报》19、《历史研究》22、《新闻与传播研究》25、《高校理论战线》28、《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2、《经济研究》5、《经济管理》8、《社会学研究》11、《心理学报》14、《外国文学评论》17、《音乐研究》20、《中国史研究》23、《中国社会科学》26、《光明日报》29、《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英文版 3、《财贸经济》6、《法学研究》9、《民族研究》12、《文学评论》15、《外语教学与研究》18、《美术》21、《世界历史》24、《求是》27、《人民日报》30、《体育科学》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理论文章1500字以上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刊物目录学科门类一级学科重 点 刊 物出 版 单 位1、哲学1、哲学1《自然辩证法研究》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2《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学会3《哲学动态》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4《自然辩证法通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5《科学学研究》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6《科学学与科技管理》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7《宗教学研究》社科院宗教所2、经济学理论经济学1《宏观经济管理》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金融研究》中国金融学会3《经济法制》中国社科院法学所4《中国劳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5《会计研究》中国会计学会6《统计研究》中国统计学会 国家统计局7《保险研究》中国保险学会8《经济学动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9《国际金融研究》中国国际金融学会10《宏观经济研究》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11《财政研究》中国财政学会与财政部主办12《审计研究》中国审计学学会13《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14《税务研究》中国税务学会与国家税务总局主办应用经济学1《国际贸易》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2《当代经济研究》中国资本论研究会3《国际经济合作》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经济合作出版社4《数量经济与计量经济》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5《世界经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6《价格理论与实践》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中国价格学会7《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社科院8《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9《国有资产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10《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1《企业管理》国家经贸委12《中国农村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研究所13《市场营销导刊》中国市场学会与国家经贸委主办3、法学法学1《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2《中国法学》中国法学会3《中外法学》北京大学中外法杂志4《比较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政治学1《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上海社科院2《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科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3《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中共中央党校4《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中共中央编译局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5《科学社会主义》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6《中共党史研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会社会学1《中国青年研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中国青年杂志社2《道德与文明》中国伦理学会、天津社科院3《妇女研究论丛》中国妇女理论研究会4《世界宗教研究》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5《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华书局6《现代国际关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7《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研究》中共中央编译局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国际共运史学会民族学1《东欧中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2《世界民族》世界民族所3《日本学刊》中国社科院4、教育学教育学1《中国教育学刊》教育部 中国教育学会2《高等师范教育研究》教育部3《学前教育研究》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4《课程 教材 教法》教育部5《比较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6《高等教育研究》华中理工大学 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7《教育研究与实验》教育部 华中师范大学8《中国高等教育》教育部9《人民教育》(2000字以上)教育部10《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教育部11《思想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所12《外国教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13《教学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1《心理科学》中国心理学会2《心理发展与教育》教育部3《心理学探新》中国心理学会5、文学中国语言文学1《当代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2《古汉语研究》湖南大学3《古文字研究》中华书局4《方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5《世界汉语教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6《语言文字应用》国家语委7《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8《文学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9《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0《文学评论丛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1《读书》三联书店12《语文建设》文字改革委员会13《辞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14《文艺研究》中国艺术研究所15《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字理论研究会16《民族文学研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17《明清小说研究》江苏社科院文学研究所18《新文学史料》人民文学出版社19《中国典籍与文化》国家教育部20《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北京作家出版社外国语言文学1《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外语界》上海外国语大学3《现代外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4《外语学刊》黑龙江大学5《中国翻译》中国外文局编译研究中心6《中国俄语教学》中国俄罗斯研究学会7《日语学习与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8《外语与外语教学》大连外语学院9《外语研究》解放军外语学院10《中国英语教学》中国英语研究会11《外国文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12《当代外国文学》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1《新闻战线》人民日报2《中国记者》新华社3《现代广告》中国广告协会4《国际广告》中国对外经贸企业协会5《中国广告》《中国广告》杂志社6《编辑学刊》学林出版社7《中国出版》国家新闻出版署8《中国图书评论》中宣部出版局9《大学出版》教育部10《图书发行研究》中国发行协会11《编辑学报》中国科学技术学会12《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办艺术学1《音乐创作》中国音乐家协会2《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上海音乐学院3《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央学院4《中国音乐》中国音乐学院5《钢琴艺术》人民音乐出版社6《舞蹈》《舞蹈》杂志社7《艺术教育》文化部8《美术研究》中央美术学院9《美术观察》美术观察编辑部10《中国美术教育》教育部 南京师大11《装饰》主办: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出版:中国装饰杂志社12《中国油画》中国美术家协会13《水彩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14《中国版画》中国美术家协会15《国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16《连环画报》中国美术出版总社17《雕塑》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18《艺术与设计》出版总署19《中国音乐学》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20《人民音乐》中国音乐家协会21《中国音乐教育》教育部6、历史学历史学1《史学理论研究》历史所2《近代史研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3《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社科院4《考古》中国社科院5《军事历史》军事科学院6《民国档案》中国第二档案馆7《抗日战争研究》近代史研究所8《中国地方志》北京 中国地方志办9《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科院10《当代中国史研究》国史学会11《欧洲》中国社科院12《当代亚太》中国社科院13《美国研究》中国社科院14《考古学报》考古杂志社15《历史档案》中国第一档案馆16《台湾研究》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17《拉丁美洲研究》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18《南亚研究》中国社科院19《西亚非洲 》中国社科院20《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社科院7、管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1《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教育部 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2《管理现代化》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公共管理3《中国行政管理》人事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4《大学图书馆学报》北京大学、国家图书馆5《图书情报工作》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6《国家图书馆馆刊》中国国家图书馆7《图书馆杂志》上海图书馆8《情报学报》中国科技情报学会会刊9《情报资料工作》中国社会科学信息学会、中国人民大学10《现代图书情报技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11《中国信息导报》国家科技部信息司、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12《情报科学》中国科技情报学会8博物馆学图书情报文献学1《中国博物馆》中国博物馆学会9、综合类1《文献》国家图书馆2《文物》国家文物局 文物出版社3《文史》中华书局4《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论点摘编5《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6《党的文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7《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8《中国教育报》(理论文章,1500字以上)9《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社科院10《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东北师范大学11《中小学教师培训》东北师范大学12《社会科学战线》吉林省社科院

都想当官了,谁还研究科学?

陈益升,曾用名陈益升,祖籍安徽省怀宁县,1935年6月15日(农历五月十五日)出生于安徽屯溪(今黄山市)。少年时代,曾随母亲回怀宁照顾祖母,在三桥读三年私塾,辍学一年学做菜地水田农活和家务劳动,目睹和经历日军侵袭和日机轰炸。1946年到屯溪随父学做生意,感悟人生艰辛,于是弃商复学。1948年春,入屯溪小学,插班三年级。1949年9月,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曾任少先队中队长和大队长。1951年7月,考入屯溪中学,三任班长,多次荣获“三好”优秀生称号和奖励。1952年5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曾任班团支部书记和校团总支委员。195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当选屯溪市黎阳镇人民代表。中学喜爱物理和历史,初中学英语,高中学俄语。 1971年夏,陈益升从“五七”干校回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开始潜心翻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俄文专著《化学元素概念的演变》,同时学习德语。1975年8月至1978年7月,陈益升在教育部《自然科学争鸣》杂志编辑部工作期间,积极参与曾为《资本论》特别是其中“机器与大工业”一章写作奠定基础的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手稿的续译和校译工作,他从20万字的译文中选出2万字的论述按专题进行编排。1977年8月,马克思这部分论述的中译文,经批准首次在我国公开发表,从而为学习革命导师关于自然科学和技术问题的论述提供一点新的材料,新华社专门为此作了报道。1978年7月,陈益升由教育部调到中国科学院新组建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工作。1979年9月被提为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他受委托创办《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以介绍国外科学和科学思想发展为宗旨。在他的主持下,从1979年到1986年,《科学与哲学》共编辑出版48辑。当时,《科学与哲学》曾与《自然辩证法通讯》和《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一起,被誉为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界“三大思想天窗”,为中国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了方便阅读和翻译供《科学与哲学》选用的日文文献资料,1980—1981年间,他入中国科学院业余科技大学日语速成班和初级班学习并结业。 陈益升是我国第一代科学学研究的资深学者,他为科学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建立和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早在1979年夏,他主编的《科学与哲学》就为全国第一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编译出版一期“科学学”专辑,系统地介绍国外科学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1980年5月,北京科学学研究会成立,他当选为理事。同年10月,他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会员。1982年6月,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前夕,他受委托起草的《关于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编译出版工作》文件,以及后来草拟的相关文件,成为研究会开展编译出版工作的基础和依据。1982年6月,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正式成立,他当选为理事、常务理事和编译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在南宁举行第三次全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学术讨论会,他代表研究会宣读钱三强理事长致大会的贺信。陈益升作为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连续三届理事、常务理事和编译出版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创办和主编学术期刊《科学学研究》和翻译期刊《科学学译丛》。两刊均于1983年正式出版,成为我国科学学、科技政策、科技管理领域重要的核心期刊和学术交流窗口。 作为《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第二编辑室主任,陈益升在从事编译工作的同时,还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1982-1984年间,他与周发勤先生合作,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及其获奖成果进行分析研究,相继发表《从诺贝尔科学奖看科学发现》、《科学发现的研究周期》等多篇论文,对当时和此后我国学界的相关研究产生着积极的影响。1984年3月,陈益升应邀参加国务院召开的“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他在会上就借鉴美国硅谷和我国经济特区经验开发中关村智力资源问题作了发言,并与赵文彦等先生联署提出“充分开发中关村地区智力资源,发展高技术密集区”的建议。会议《简报》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相继登出这一建议,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要求有关专家研究和论证。这一建议,对促进中关村地区智力资源开发、建立中关村科技园区起了先导作用,并且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1984-1985年间,他和赵文彦等先生承担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资助的“科学管理问题研究”课题。陈益升主持其中有关科技发展战略子课题研究,并与学界同人合作编写出版我国第一部 《科技战略导论》一书,成为钱三强、于光远、陈守一三位教授作序推荐的《科技·经济·法律》丛书的首部著作。从1985年2月起,他积极协助赵文彦先生创办中国智密区研究所,并担任研究所副所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1985年春,被聘为国家科委《中国科技论坛》杂志编委。1986年2月,被聘为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会委员。1986年6月,被聘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86年9月,被评聘为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1986年12月被聘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和教授。1987年被聘为《中国科技产业》杂志编委。1991年10月,被聘为兰州大学管理科学系客座研究员。陈益升作为我国科学学的早期学者,20世纪80年代前期,他在科学学研究方面,相继发表《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学研究》(1981年与龚育之先生合作)、《科学技术观的光辉文献—--读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手稿》(1983年)、《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学研究》(《科学学研究》发刊词,1983年)、《科学学:历史与现状》(1985年)、《为我国科学学事业辛勤耕耘》(1985年)等论文,从不同角度阐述科学学问题,并且根据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一种独特的“科学”和“科学学”的定义:科学既是一种知识形态,又是一种社会现象。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从各个不同方面揭示客观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规律,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指南;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关于科学活动组织、协调和管理的社会体制,它通过实践来利用客观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规律,成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科学学作为“科学的科学”,则是关于“科学大厦”自身的学问,它以科学及其活动为对象,不仅把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来进行研究,从总体上揭示科学知识体系的结构、性质、发展规律以及科学与其它知识体系的交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成为人们认识科学和掌握科学的指南,而且更重要的是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进行研究,从社会角度探索科学活动的结构、性质、发展规律以及科学活动与其它社会活动的交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成为人们规划科学和发展科学的指南。 1985年6月,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正式成立,陈益升担任科学学研究室主任。在他的领导下,科学学研究室开展了一系列课题研究。△ “高技术开发区研究”是国家科委委托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承担的重要项目。1985年3月至1988年5月,赵文彦、陈益升领导主持开展该项研究,对世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个科学工业园区以及我国智力资源、工业技术基础和政策环境较好的地区基本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并对世界科学工业园区形成发展、我国建立高技术开发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技术开发区所应采取的战略思想、发展模式、选址方案、选项准则、投资环境、法律保障、管理体制和政策措施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该项研究成果于1988年10月通过国家科委和中科院联合组织的专家鉴定,相继获得1989年度中科院科技进步奖和199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1990年主要研究成果汇编成《新兴产业的摇篮》一书出版。△ 20世纪80 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周发勤、陈益升等合作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三项关于“科学发现”研究课题,即:“国内外科学发现的社会研究”(1989-1990)、“当代中国自然科学家科学发现的调查研究”(1991-1992年)、“当代中国自然科学家科学发现的规律研究”(1993-1995年)。三项研究主要以世界各国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和中国现/当代自然科学家为对象,通过对获奖成果、科学成就、成长经历、学术生涯、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分析研究,揭示自然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的经验、特点和规律。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学术界和国外同行的好评,并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专家评估为“优”等。△ 结合上述三项基金资助课题调研,陈益升和周发勤先生作为主编和副主编,组织学界同人在分析研究我国科学家队伍状况的基础上,编纂一套 大型系列丛书,弘扬我国新一代优秀科学家的历史业绩。丛书由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院士作序,于光远、卢嘉锡、吴阶平、汤佩松、李振潜、金善宝、钱三强、钱伟长、钱临照等教授担任顾问,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90-2000年间,丛书共编辑出版12册,相继获得广西首届桂版优秀图书一等奖(1991年)、中南五省(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1991年)、首届中国青年读书节“青年喜爱的书”奖(1991年)、“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1992年)、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1992年)等五个奖项。△ “科学系统论研究”是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资助的项目。1989-1992年间,陈益升承担并完成其中的“科学系统的功能”和“科学系统的环境”两个子项研究。其成果编入《科学系统论》一书出版。△ 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理工大学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共同开展以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政策、哲学、文化为主题的合作研究。陈益升作为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承担并完成该项研究的“中国古代自然观与科学技术”、“中国炼丹术与化学”两个子项,并分别在柏林(1990年)和北京(1992年)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以两个子项名称为题的论文。当时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教授H·W·舒特提交这两次国际会议的论文题目分别为“自然观念与欧洲技术”、“欧洲炼金术与化学”,这正好与陈益升的两篇论文遥相呼应,可谓异曲同工,受到与会专家的热议和好评。 1991年11月,陈益升晋升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从1992年10月起,陈益升开始享受国务院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以表彰他“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1992年11月至1993年12月,经国家教育部选派,陈益升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在莫斯科大学研修科学学与科学史,从而更加扩大和丰富了学术视野。“高技术开发区研究”课题完成以后,陈益升在从事科学学与科学史问题研究的同时,相继主持和承担一系列来自国家有关部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科学工业园区后续课题研究,其中包括:“高技术产业与智密区开发”(1988—1989)、“高技术R&T管理体制研究”(1988-1991年)、“科技产业发展机制研究”(1989-1991年)、“中关村科学城国际比较研究”(1994年)、“中关村科学城政策环境研究”(1994-1996年)、“中国高技术园区政策分析”(1995-1996年)、“中国高新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研究”(1995-1997年)、“科学工业园区历史变革研究”(1996-1998年)、“民营科技园区研究”(1998-1999年)、“经开区与高新区比较研究”(1999-2001年)、“科学工业园区协调发展研究”(2001-2002年),等等。这些课题研究成果,为国家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高新技术产,提供了决策咨询和科学依据。1999年初,陈益升作为国家科技部委派的专家组成员,参加了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综合评估和全国十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实地调研,为规范和完善国家高新区考评指标和动态管理提供决策咨询。1994年12月,陈益升担任北京科技咨询业协会理事、注册咨询师。1996担任北京赛普民营科技园顾问。1997年4月被聘为南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顾问。2000年9月,被选为全国科技振兴城市经济研究会理事。1997年1月,陈益升担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2000年12月,被聘为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学术指导委员。2001年被聘为《科学学研究》编委会顾问。2000年10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主编的中国第一部《高技术辞典》出版,陈益升是这部《辞典》编委会编委及高技术综论(领域)编委会主任。2005年中国科学学界一些资深学者开始研讨科学学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历程,陈益升承担其中有关科学学期刊在中国发展历史的研撰工作。2009年,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被汇集成《科学学在中国》一书出版。2005年1月,陈益升被聘担任中国科学院信息咨询中心顾问、发展研究部首席专家。同年7月,被聘为内蒙古自治区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20世纪90年代以来,陈益升相继入选“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美国国际传记中心”名人录,以及“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软科学研究会专家库”首批成员等。 在世界科学技术交流方面,陈益升多次应邀参加有关国际学术会议。他在日本东京(1984年)、德国柏林(1990年)、俄罗斯莫斯科(1993年)、巴西里约热内卢(1996年)、澳大利亚珀斯(1998年)、英国爱丁堡(2000年)等会议上,宣读学术论文并被收入《会议文集》出版。至于伊朗德黑兰(1989年)、苏联列宁格勒(1990年)、加拿大魁北克(2000年)、葡萄牙里斯本(2003年)等学术会议,他虽未能参加但论文亦被收入《会议文集》出版。这些会议的主题,广泛涉及科学发现规律、科学系统结构、自然观与科学技术、炼丹术与化学、经济技术合作、科学工业园区、科技政策与管理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积极地推动了国际科学同行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1998年6月,陈益升办理退休手续,后又被返聘,直到2001年他指导的研究生毕业才离开研究所工作岗位。此后他仍退而不休、笔耕不辍,并将他在科研、编辑、翻译等方面的成果和文稿,整理、编纂成书出版。截止2013年,他出版的主要著作已有:《民营科技园区在中国的崛起》(2003年)、《创新链的启动系统》(2007年)、《高科技产业创新的空间》(2008年)、《多元视野中的科学—-科学的哲学、历史、社会的研究》(2009年)、《国外交叉科学研究》(2010年)、《科学发现:经验与规律探索》(2011年)、《科学边缘上的耕耘—-编辑工作及其相关研究》(2013年)。

自然辩证法通讯有投稿格式吗

自然辩证法和计算机语言发展【摘要】本文以辩证的观点探讨了机语言的历程,运用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基本,系统了计算机语言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并对其的发展趋势和未来模式做了探索性和预测,同时以的观点阐述其发展的因果关系,揭示其事物发展的共性;最后文章介绍了在计算机语言发展历程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家,以其在计算机事业中的突出表现来折射出人类智慧的伟大,以其不平凡的一生来激励和指导我们在计算机语言的发展中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关键字】自然辩证法;;; 计算机语言;; 计算机技术;; 编程语言;; 因特网;;面向对象正文一九九三年美国的克林顿政府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从而在这十多年间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信息风暴,信息技术几乎触及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毫不夸张的说没有了信息技术,现代文明的生活将无从谈起;作为信息技术中最重要的部分,计算机技术无疑是其发展的核心问题,而我们知道计算机只是一台机器,它只能按照计算机语言编好的程序执行,那么正确认识计算机语言的过去和未来,就是关系到计算机发展的重中之重;以自然辩证法的观点认识和分析计算机语言的发展历程,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推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更加准确地掌握计算机语言发展趋势。 一、科学认识大门的钥匙--当代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以及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它主要研究自然界发展的总规律,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技术研究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地、系统地概括了他们所处的科学技术成功,批判吸取了前人的合理成分,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自然科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以及科学认识方法的辩证法,以恩格斯的光辉著作《自然辩证法》为标志,创立了自然辩证法继续发展的广阔道路。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中,自然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相并列。它集中研究自然界和科学技术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在自然界和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它的原理和方法主要适用于自然领域和科学技术领域。和运用自然辩证法将有助于我们搞清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从而更加清楚地认识科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更加全面的观察思考问题,只有加深了认识,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迎接新的科学技术的挑战。下面我将以自然辩证法的观点来分析计算机语言的发展历程。 二、计算机语言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计算机语言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其根本的推动力就是抽象机制更高的要求,以及对程序设计思想的更好的支持。具体的说,就是把机器能够理解的语言提升到也能够很好的模仿人类思考问题的形式。计算机语言的演化从最开始的机器语言到汇编语言到各种结构化高级语言,最后到支持面向对象技术的面向对象语言。 1、计算机语言的发展历史: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计算机刚刚问世的时候,程序员必须手动控制计算机。当时的计算机十分昂贵,唯一想到利用程序设计语言来解决问题的人是德国工程师楚泽(Konrad Zuse)。几十年后,计算机的价格大幅度下跌,而计算机程序也越来越复杂。也就是说,开发时间已经远比运行时间来得宝贵。于是,新的集成、可视的开发环境越来越流行。它们减少了所付出的时间、金钱(以及脑细胞)。只要轻敲几个键,一整段代码就可以使用了。这也得益于可以重用的程序代码库。随着C,PASCAL,FORTRAN,等结构化高级语言的诞生,使程序员可以离开机器层次,在更抽象的层次上表达意图。由此诞生的三种重要控制结构,以及一些基本数据类型都能够很好的开始让程序员以接近问题本质的方式去思考和描述问题。随着程序规模的不断扩大,在60年代末期出现了软件危机,在当时的程序设计模型中都无法克服错误随着代码的扩大而级数般的扩大,以至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思考程序设计方式和程序设计模型-----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由此也诞生了一批支持此技术的程序设计语言,比如EIFFEL,C++,JAVA,这些语言都以新的观点去看待问题,即问题就是由各种不同属性的对象以及对象之间的消息传递构成。面向对象语言由此必须支持新的程序设计技术,例如:数据隐藏,数据抽象,用户定义类型,继承,多态等等。 2、计算机语言的发展现状:通用的编程语言有两种形式:汇编语言和高级语言。汇编语言的实质和机器语言是相同的,都是直接对硬件操作,只不过指令采用了缩写的标识符,更容易识别和记忆。用汇编语言所能完成的操作不是一般高级语言所能实现的,而且源程序经汇编生成的可执行文件不仅比较小,而且执行速度很快。 高级语言是目前绝大多数编程者的选择。和汇编语言相比,它不但将许多相关的机器指令合成为单条指令,并且去掉了与具体操作有关但与完成工作无关的细节,例如使用堆栈、寄存器等,这样就大大简化了程序中的指令。同时,由于省略了很多细节,编程者也就不需要有太多的专业知识。 高级语言主要是相对于汇编语言而言,它并不是特指某一种具体的语言,而是包括了很多编程语言,如目前流行的VB、VC、FoxPro、Delphi等,这些语言的语法、命令格式都各不相同。 高级语言所编制的程序不能直接被计算机识别,必须经过转换才能被执行,按转换方式可将它们分为两类: 解释类和编译类。 3、计算机语言的发展趋势: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以及数据抽象在现代程序设计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未来语言的发展将不在是一种单纯的语言标准,将会以一种完全面向对象,更易表达现实世界,更易为人编写,其使用将不再只是专业的编程人员,人们完全可以用订制真实生活中一项工作流程的简单方式来完成编程。下面是一张计算机语言发展图表,从中不难得出计算机语言发展的特性: ² 简单性提供最基本的方法来完成指定的任务,只需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就可以用它编写出适合于各种情况的应用程序² 面向对象提供简单的类机制以及动态的接口模型。对象中封装状态变量以及相应的方法,实现了模块化和信息隐藏;提供了一类对象的原型,并且通过继承机制,子类可以使用父类所提供的方法,实现了代码的复用² 安全性用于、分布环境下有安全机制保证。² 平台无关性与平台无关的特性使程序可以方便地被移植到网络上的不同机器、不同平台。三、面向未来的汉语程序设计语言:从计算机诞生至今,计算机自硬件到软件都是以印欧语为母语的人发明的。所以其本身就带有印欧语的语言特征,在硬件上CPU、I/O、存储器的基础结构都体现了印欧语思维状态的"焦点视角",精确定义,分工明确等特点。计算机语言也遵照硬件的条件,使用分析式的结构方法,严格分类、专有专用,并在其发展脉络中如同他们的语言-常用字量和历史积累词库量极度膨胀。实际上,计算机硬件的发展越来越强调整体功能,计算机语言的问题日益突出。为解决这一矛盾,自六十年代以来相继有500多种计算机语言出现,历经五代,至今仍在变化不已。汉语没有严格的语法框架,字词可以自由组合、突出功能的整体性语言。在计算机语言问题成为发展瓶颈的今天,汉语言进入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行列,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1、 发展汉语程序设计语言的理由:1)计算机语言问题解决,只能从人类语言中寻找解决方案;;;; 2)计算机语言的现存问题是形式状态与功能需求的矛盾;;;; 3)计算机硬件的发展已为整体性语言-汉语进入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提供了条件 2、 汉语程序设计语言的技术特点:1)汉文字的常用字高度集中,生命力极强,能灵活组合,简明准确地表达日新月异的词汇,这些优点是拼音文字无法企及的。;;; 2)汉语言的语法简易灵活,语词单位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规,可随上下语境和逻辑需要自由运用。汉语言的思维整体性强,功能特征突出。;;; 3)汉语程序设计语言的发明者采用核心词库与无限寄存器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了汉语言的词素自由组合;将编译器与解释器合一,使汉语程序设计语言既能指令又能编程;以独特的虚拟机结构设计,将数据流与意识流分开,达到汉语程序设计语言与汉语描述完全一致,通用自如。具有汉语言特性的汉语程序设计语言的出现,打破了汉语言不具备与计算机结合的条件而不能完成机器编码的神话。还为计算机科学与现代语言学研究提出了一条崭新的路径,它从计算机语言的角度,从严格的机械活动及周密的算法上,向世人证实汉语的特殊结构状态,及其特殊的功能。 四、计算机语言之父——尼盖德尼盖德帮助因特网奠下了基础,为计算机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尼盖德是奥斯陆大学的教授,因为发展了Simula编程语言,为MS-DOS和因特网打下了基础而享誉国际。克里斯汀·尼盖德于1926年在奥斯陆出生,1956年毕业于奥斯陆大学并取得数学硕士学位,此后致力于计算机计算与编程研究。1961年~1967年,尼盖德在挪威计算机中心工作,参与开发了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因为表现出色,2001年,尼盖德和同事奥尔·约安·达尔获得了2001年A.M.图灵机奖及其它多个奖项。当时为尼盖德颁奖的计算机协会认为他们的工作为Java,C++等编程语言在个人电脑和家庭娱乐装置的广泛应用扫清了道路,“他们的工作使软件系统的设计和编程发生了基本改变,可循环使用的、可靠的、可升级的软件也因此得以面世。”尼盖德因其卓越的贡献,而被誉为“计算机语言之父”,其对计算机语言发展趋势的掌握和认识,以及投身于计算机语言事业发展的精神都将激励我们向着计算机语言无比灿烂的明天前进。 五、结束语 用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认识事物才会清楚的了解其过去、现在和未来,计算机语言的发展同样遵循着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自然辩证法的观点来分析计算机语言,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计算机语言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有了自然辩证法这把开启科学认识大门的钥匙,我们将回首过去、把握现在、放眼未来,正确地选择计算机语言发展的方向,更好的学习、利用和发展计算机语言。六、致谢首先感谢张老师,张老师幽默的讲解和精炼的使我受益匪浅,使我对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另外要感谢本文所的的作者和相关网站。最后还要感谢在我写论文过程中提供无私帮助的人们,以及给我支持的家人和朋友。参考文献1.《机语言与计算机程序》博客网2.《计算机发展史》; 上海技术出版社3.《软件发展与进步》蔡希尧4.《辩证法概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5.《数据库发展新技术》 磊哲6. 《汉语程序设计语言》陈云牧

《自然辩证法通讯》共同第一作者标注方法可以采用附注的方法,打个符号,在文中注脚说明即可。列第一作者,又称“共同第一作者”。在公开发表论文、论著中标注,需要说明“并列第一作者”与第一作者“同等贡献”、“相同贡献”等字眼,再详细些需要说明各自负责哪些章节、哪一部分的写作。这样在评分、评职称时是没有区别的。对于多个作者共同完成的情况,对作品贡献最大的人的名字通常署名在最前面。第一作者指的是署名排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有的文章署名也有两个或多个第一作者,称为并列第一作者,这种情况下需要在人名上进行标注。

自然辩证法通讯的论文格式要求

学术规范,不仅是指建立各种形式的规则,而且还涉及到学术内容的实质性规则,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大学学术规范学术论文,仅供参考!

学术规范的法学思考

[摘要]大学内部学术失范的根源在于学术权力的滥用,具体体现为学术权力的程序合法性欠缺、学术权力的公共性缺失、学术权力的责任机制缺位。文章立足法学视角,以大学中的学术权力为基点,探析学术失范的权力因素,并为学术权力的规范化行使提供制度设计,即学术权力应遵循程序正义原则,恪守学术性特质以及健全学术权力的监督机制。

[关键词]学术权力 学术规范 学术责任

[作者简介]夏民(1967- ),男,江苏镇江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江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教育法学。(江苏 南京 21002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9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完善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法治思考”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SJD820006)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6-0187-02

大学中的学术失范现象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对其性质、原因及其解决路径的分析并不完全相同,但却颇有见地。本文试图从法学的视角,以大学中的学术权力为基点,探析学术失范的权力因素,并为学术权力的规范化行使提供制度设计。

一、学术权威与学术失范

大学是知识之府,大学的基本职能可以概括为传授知识、创造知识和运用知识。在大学,个体之间拥有的知识并不等同,某位学者在其专业领域内学术造诣深、学术水平高、学术影响大,成为其他学者心目中受尊敬、受崇拜的人物,就会被称为学术权威。学术权威的影响力既非出自于行政组织中的地位,也非沿袭传统的家族权力,而是以学术人员自身的学术修养、学术成就、学术魅力等因素为基础的个人威信和威望。通常没有保障其作用发挥的制度机制,也没有明确的法定影响对象。学术权威一旦与校长、院长、处长等大学中的行政地位相结合,就会使其影响力明显增强,既出于个人的权威,又源于组织的因素。

学术权威是大学名望的象征。世界范围内大学的声誉与排名,往往取决于其具有的享誉海内外的学术权威的质量与数量。恰如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齐先生所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学术权威作为大学中学术和学科的带头人,对大学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学术权威能立足学科发展的前沿,洞察学科发展的脉络,引领学科发展的走向,推陈学科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学术权威作为大学中左右学术权力的重要因素,在众多学术人员汇集的学术组织中,能平衡学术人员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促进学术组织内部形成合理的梯级人员结构,保持学术组织的和谐稳定。因此,大学应该善待学术权威。但学术权威本身特殊的地位容易引发封闭、偏执和保守的倾向,甚至出现学术权威挤占学术资源、垄断学术话语体系、限制学术研究空间等不良现象。对此,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曾明确提出批评:“科学创新最大的障碍往往来自于某些具有影响力的权威学者,因为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术话语权,同时有自己成熟的研究框架,所以有时会无法接受新的思想,后者可能被看作是对他们学术地位和权威的挑战。”事实上,作为传统学术圣地的大学,目前在学术研究计划、经费申请、研究行为、研究评审和研究报告等学术活动过程中,出现了诸多背离学术界公认的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现象,尽管不能完全归责于学术权威,但与学术权威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关。

二、学术失范的权力因素

1.大学学术权力的程序合法性欠缺。这里提及的学术权力程序合法性主要指从权力产生的基础和行使方式来看,学术权力是否遵循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大学内部相关的自治性规范文件所规定基本要求。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我国大学的学术权力,其合法性欠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学术权力来源的角度看,学术组织成员组成欠缺合法性。大学中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学术组织行使着教授治学的职能,决定着教师职称的评定、学生学位的授予、教学科研成果奖项的推荐等重要学术事项。但学术组织成员的组成不是由教师或教师代表选举产生,而是由大学中的党政部门指定产生。这样产生的学术组织很难真正代表教师群体的意愿,学术组织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受到置疑。二是从学术权力行使的角度分析,学术权力未能遵循透明、公平、回避等程序要求。由于学术组织的成员指定产生,缺乏选举所要求的准入与更换机制,人员更迭比较缓慢,学术组织成为遍布“熟人”的机构,彼此之间容易形成利益链,进行利益的勾兑与交换,透明、公平、回避等程序要求则往往成为摆设。以学术管理中的项目遴选为例,实际观察到的现象是,有许多环节的匿名评审与回避原则被规避,评审专家对于自己工作单位的申报者、或与自身关系密切的申报者并没有做到回避原则,直接导致了徇私舞弊现象的出现。

2.大学学术权力公共性的弱化。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共性”包含了权利与义务的均等性原则,即“特定文化传统中成员所共享某种利益,并继而一同承担对应义务的性质”。学术权力植根于学术,而“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所以,就应然的意义而言,学术权力是学术共同体的公共权力,应当公平地赋予学术共同体中的每位成员,以体现权力的公共性和公正性,彰显学术自由和平等的理念。遗憾的是,这种理论逻辑并没有转化为实践行为。在学术权力的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学术权力的主体通常是某个社会体制中的成员,其日常行为主要与该体制发生联系,所以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维护自我利益的行为倾向,继而或潜在或明确地将这种行为趋向带到学术事务管理与资源分配中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学术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这方面显著的例证是西方大学讲座制度的变迁。讲座教授制度曾为近代大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教授权力的膨胀,该制度消极的一面,如垄断研究资源、压制新生力量等不断浮现。到19世纪末,西方大学讲座制已变得僵化,讲座制的教授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对其研究领域内新兴专业采取打压措施,不允许其成立新的研究所或开设独立的讲座,严重阻碍了新兴学科的发展。为了捍卫学术权力的“公共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讲座制逐步瓦解,转向系科制。 3.学术权力的责任机制缺位。权力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既然学术组织及其成员被授予一定的权力,就应当对相应的权力行使的结果负责。责任机制缺位学术权力,必然导致权力行使的无序与无度。美国著名的学者、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就曾对现代大学学术权力缺乏监督机制、责任机制有着深刻的认知,他在《学术责任》一书中提到:“回顾历史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方面,即使科学家们对某些学术不端行为有着清楚的认识,但他们宁愿保持缄默,也不将此类行为公之于众。另一方面,某些专门委员会或小组在调查具体事件时行为也比较浮夸草率,在制度执行中也没有遵循严格的程序。”在肯尼迪看来,学术失范问题的处理机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和无奈,根源在于责任机制的缺位。学术权力的责任机制缺位,大学内部弥漫着对学术权力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使得大学中最重要的学术组织――学术委员会,被戏称为“学术居委会”。“大学内部的学术委员会应该捍卫学术研究的尊严,但在当下高校权力框架下,学术委员会经常出现失语的现象,无法具备应有的严肃性、权威性,发挥其效力,更像是‘学术居委会’。”

三、学术权力的规范行使

1.学术权力要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程序正义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程序正义理念下的法律制度,坚信实体正义是无懈可击的,并且只是程序正义结果的衍生物或副产品。程序正义维护的是程序规则的权威,程序公平体现的是任何人没有超越程序规则的特权。学术权力要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学术组织成员的产生要体现民主原则,即要将学术组织成员选拔的时间、地点、规则和条件公开,选举产生,防止组织或个人指派,杜绝暗箱操作,以消解权力相对人对学术组织权力正当性的质疑。学术权力运作要遵循严格的回避制度,回避制度旨在消除权力运行过程中利益关联人造成的不利影响,依此原则,在学术权力行使过程中,与权力相对人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学术组织成员应自行或强行退出,以公正权力行使的公正性。保障权力相对人的相应权利,现代行政管理理论认为,管理对象不是单纯的行为客体,也不是简单的受动者,为达到良好的管理效果,需要程序的双向互动,将管理对象纳入权力行使过程中,使其通晓权力行使的状况。完善相对人申诉及对话制度,对话渠道的畅通是保障相对人权利的重要因素。当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学术决议时,应及时告知其该决定的理由,听取其意见并告知其享有的法定权利救济渠道。

2.学术权力要恪守学术性特质。学术权力恪守学术性特质的根本要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权力行使的主体只能是学者,而不能是行政官员。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是基于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而不是源于行政职务和职级。二是学术权力作用的范围只能是学术事务,而不能是对其有重大利益诱惑的非学术事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是大学权力的两种不同取向,两者在取得方式、性质、地位、作用范围、外部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不可混同。三是学术权力作用的目的是保障学术自由。保障学术自由既要完善保护学术自由的外在制度,建立保障学术自由的法律规范,反对滥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自由,又要培育以学术自由精神为核心的内在制度,彰显学术独立精神,提升学术道德水准,严惩学术失范行为,营造宽容学术氛围。

3.健全学术权力的责任机制。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已认识到学术责任的重要性,曾就加强学风建设问题提出了“八个提倡、八个反对”,其中有“提倡学术批评、学术责任,反对一团和气、恶语伤人”的提法。实际上,将大学学术权力放置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不难发现,大学自身所具备的历史责任感,大学不能再简单地以学术自由为借口逃避责任。“既然现代大学在科学创新和学术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我们认为,责任感是大学固有的内涵,大学不应回避该问题,它应该对实验开发中的研究成果承担一切责任。”健全的权力责任机制是大学存续、持久并担负起社会责任的重要保证。为了将学术权力的责任机制落到实处,建立学术纠纷解决机制不可或缺。要审视现行的司法解决机制,法官长于案件事实认定和诉讼程序的掌控,但对于超越自己专业知识之外的学术判断则束手无策。因此,司法介入学术纠纷的法律困境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完善学术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途径在于设立学术纠纷仲裁制度。“仲裁制度源于公民之间的私法领域,并最终延伸至与权力相关的公法领域,它同时具备公法与私法的双重特点。这一特质与学术纠纷兼具公私特征是耦合的,也是仲裁制度得以介入学术纠纷领域的情感基础。”学术纠纷仲裁制度通过设立仲裁委员会及仲裁庭来裁决纠纷。仲裁委员会在具体裁决案件时,由争议当事双方从仲裁委员会设立的专家库里选择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仲裁庭根据案件事实,在公开、回避、自愿、充分辩论的基础上,依照法律规定和科学原理作出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的公正裁决。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学术自由、“官本位”及学术规范[J].读书,2004(1).

[2]陈韶峰.试论学术评审中的委员会决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3(5).

[3]李明伍.公共性的一般类型及其若干传统模型[J].社会学研究,1997(4).

[4](美)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M].阎凤桥,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5]魏英杰.患有软骨病的“学术居委会”[N],中国青年报,2005-12-26.

[6]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7]李昌祖.高校学术纠纷的司法有限介入[J].教育评论,2008(4).

学术规范相关问题研究

【摘要】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关于学风问题和学术规范的讨论并未对“学风”、“学术规范”等概念进行准确定义。学术研究一旦失范,可能会导致学术腐败。如果对学术腐败现象的危害性没有清醒认识,便会对学术自身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学风 学术规范 学术

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关于学风问题和学术规范的讨论,被誉为是“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①以社会科学界、人文科学界为主,包括自然科学界在内诸多学科的学者广泛参与,对学术研究中的学风问题和学术规范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有关学术规范的讨论

最早对学风问题、学术规范讨论进行梳理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先生。1998年《中国书评》复刊号发表了杨玉圣《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学术规范讨论备忘录》一文,第一次提出学术规范讨论是“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也正是这篇《备忘录》,基于当时种种学术失范现象的描述,对什么是学术规范化,要不要规范化和如何规范化等问题,比较全面地总结了讨论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同意见。2000年9月,《学术界》杂志第5期发表了井建斌的《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九十年代学界新的关注热点》一文,该文在《备忘录》的基础上,“补充了1999~2000年学术规范讨论的材料和作者通过采访所获得的一些材料”。②2002年2月28日,杨玉圣主办的“学术批评网”发表了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胡杨的《建树学术规范反对学术腐败――〈自然辩证法通讯〉“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讨论综述》一文,该文对学术失范和学术腐败进行了现象总结,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树学术规范、打击学术腐败的具体措施,并对《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开展的持续一年多的大讨论中提出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思考。2002年4月16日,“学术批评网”发表了周祥森《新旧中西的冲突――大变革时期的学术规范讨论及其启示》一文。与前面三篇文章客观地介绍各方观点、描述学术失范现象,并加以适当点评所不同的是,周祥森对学术规范讨论究竟肇始于何时、学术规范讨论的深层背景究竟是什么、如何界定学术规范等有关学术规范讨论的实质性、关键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和分析,并明确提出:“这场历时十余年并仍在发展着的学术大讨论,是新旧中西冲突和大变革时期学术范式转换的必然产物,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诸学科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中国学人关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诸学科本土化、国际化努力的有益探索”。③笔者认为,这篇文章对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关于学风问题和学术规范讨论分析较为透彻、考证较为确凿、总结较为全面。与此同时,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学术期刊杂志社或编辑部还与国内一些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组织召开了关于学风问题、学术规范的研讨会,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整体建设的宏观角度来研讨学风和学术规范问题,从而推动了学风建设和学术规范讨论的不断深入。

然而,遗憾的是,就在学风问题和学术规范的讨论在整个学术界虽未形成统一认识但却普遍得以开展的同时,由于学风不正、违反学术规范所导致的学术腐败事件却在近年内屡被批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学术规范”相关概念及其解读

学风。就个体而言,学风是学习者主观的精神因素在学习和探究过程中的内在和外在的综合表现。它既反映了学习者学习素养的高低、学习意志的强弱和学习志向的远近,又反映了学习者在选择研究方法、构建思维模式中的某种倾向,还在某种程度上直接预示着学习者学习探究活动的成败。就某个正常的学术领域或某个正常的学术共同体而言,学风是沟通交流的桥梁、团结协作的纽带和不懈追求的精神动力。从事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的大学教师,应有身正为范的崇高师德、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谨求实的研究精神、明确合理的治学方法,否则不仅做不好学问、做不好学者、做不好教师,还要误人子弟。因此,学风问题对于大学教师来说,是涉及科学精神、治学态度、教书育人,事关教育成败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因此,必须大力加强高校学风建设。

学术规范。邓正来认为:“所谓规范化问题,不仅是指建立各种形式的规则,而且还涉及到学术内容的实质性规则,比如如何建立学术评价机制,如何建构学术研究范式,如何营造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长传统,等等”。④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陆学艺研究员和景天魁研究员对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化提出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社会学规范化的学术建设应当包括科研和管理两个方面。在科研方面,规范化的学术建设涉及到:操作层面,要有研究者基本认同的研究方法;知识层面,要有基本的、大致为学者所接受的理论和概念系统;道德层面,研究者应当具有自律精神。在科研管理方面,课题论证要符合严格的程序和规范的格式,发表论文要有正规的审稿制度,成果评价要有科学标准等等。⑤在众多的讨论文章中,以上这两种观点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学术规范涉及的具体范围,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笔者认为,学术规范的界定既应当包括理念和价值的层面,也应当包括程序和操作的层面。因此,所谓学术规范,可以认为是学术共同体在一定时期形成的、并为学术共同体中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可的学术价值观念和学术行为模式,具体包括学术道德规范、学术研究规范、学术管理规范、学术评审规范和学术批评规范五个方面。这样的界定避免了对学术规范琐碎的现象性描述,将学术规范具体化在不同的学术研究阶段,同时便于对学术失范现象加以明确的分类。

学术腐败。学术研究中不遵守规范,产生“失范”行为,并超越了某种界限,就可能发生质的变化,即可能进一步堕落为当前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重点揭露和批判的“学术腐败”。笔者认为,所谓学术腐败,是指违反了学术共同体在一定时期形成,并为绝大多数教科研人员认可的学术道德准则、学术价值观念和学术研究规范,采取一切不正当手段获得荣誉和利益的学术堕落行为。从根本上来说,导致当前高校学术腐败行为日益为社会所严重关注的原因,是由于高校是人才培养的场所、是探究学问的地方,大学教师学风不正引发的学术失范现象甚至学术腐败行为不仅有可能使我们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落空,学术研究丧失最宝贵的原创性,还有可能击穿社会的道德底线、导致全社会的道德“雪崩”。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或许不会马上得以表现,但却并非没有可能。

学术为何需要规范

学术腐败尤其是高校学术腐败不仅亵渎了学术尊严,玷污了学界圣洁,腐蚀了大学教师队伍,违背了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阻碍了学术发展创新和人才健康成长,更严重的是影响到科教兴国战略的贯彻落实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对学术发展的严重妨碍。学术活动作为知识的传承、研习、探索和应用活动,需要对于客观真理的热诚追求和忠实服膺。学术的发展,离不开那种奠立在客观性、诚实性和无私利性基础之上的高尚的学术道德,离不开追求原创性的强烈的创新动机。政治求公、经济求利、学术求真。学术共同体是一个以“求真”作为自己主导价值的共同体,其运作秩序主要是靠学者所特有的精神气质来维持。

对于社会进步的阻碍。在每一时代,站在探求知识和真理前沿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师的精神气质,总是起着引领时代思想的作用。特别是近代,自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中国的人文思想开始具有了它的现代形态。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以民主、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新文化把中国的人文思想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形成了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人文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转型期发轫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与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联系。正由于此,知识分子才得以被称为社会的精英和时代的精神脊梁。如果这些人腐败堕落,将严重阻碍社会的整体发展。

潜移默化而又极其顽固的渗透性、蔓延性和扩散性。有人曾对中国的职业声望进行过调查,选择了当时(1998年)社会上最有代表性的14种职业,对国内7所有代表性的城市居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所有城市的被调查人均将科学家和大学教授排在职业声望排行榜的第一、二位。⑥这充分说明整个社会对知识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的信任和期望。如果连为人师表的大学教师也难以抵御社会腐败的侵袭,那么,何以通过教育去教化社会?要避免或拯救学术腐败所可能或已经导致的学术发展危机、社会精神危机和人的发展危机,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抵制和反对学术腐败的任务,无论这是未雨绸缪也好,还是亡羊补牢也罢。(作者分别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江苏省教育评估院副教授)

注释

①杨玉圣:“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学术规范讨论备忘录”,《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②③周祥森:“新旧中西的冲突――大变革时期的学术规范讨论及其启示”,http://www.省略,2002年4月16日。

④邓正来:“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出版座谈纪要”,《东方》,1995年第2期。

⑤陆学艺,景天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⑥夏学銮:《转型期的中国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2页。

《自然辩证法通讯》共同第一作者标注方法可以采用附注的方法,打个符号,在文中注脚说明即可。列第一作者,又称“共同第一作者”。在公开发表论文、论著中标注,需要说明“并列第一作者”与第一作者“同等贡献”、“相同贡献”等字眼,再详细些需要说明各自负责哪些章节、哪一部分的写作。这样在评分、评职称时是没有区别的。对于多个作者共同完成的情况,对作品贡献最大的人的名字通常署名在最前面。第一作者指的是署名排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有的文章署名也有两个或多个第一作者,称为并列第一作者,这种情况下需要在人名上进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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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80年的哲学系,2003年更名为哲学社会学学院。拥有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和社会学、人口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开设哲学、伦理学和社会工作三个本科专业。30多年来,学院始终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以服务山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根本宗旨,培养了大量高素质专业人才,是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 1983年,以张恩慈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学术团队,获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点,成为山西省最早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1998年,以郭贵春教授为带头人的学术团队,获得科技哲学博士点,是我省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零”的突破;2000年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2002年科学技术哲学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5年获得的哲学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是山西省最早的人文社科类一级学科博士点,对提升山西大学人文学科总体实力,辐射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服务山西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07年以来学院进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协同创新阶段,2012年“哲学与现代性”成为山西省协同创新优势重点学科建设平台,2016年获准山西省哲学优势学科攀升计划,哲学专业获省高校优势专业建设项目支持计划,2017年哲学学科入选山西省“1331工程”建设计划,学院抓住“部省合建”和“一流学科”建设契机,大力引进领军人才,新建有分析哲学研究所、欧陆哲学研究所、认知哲学研究所等,实施优才计划、内涵发展战略计划,努力提升学科整体竞争力和学术影响力。 新世纪以来,学院承担各类科研课题200余项,其中国家级课题50余项,争取到科研经费800余万;出版学术专著、译著和教材150多部;发表论文800余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200余篇;获得各种科研奖励40多项;学院牢固树立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致力于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逐步形成了具有时代性、先进性、科学性的专业课程体系。学院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教材,支持经典课、双语课、实践课、精品课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逻辑学课程被评为山西省“精品课程”,学院学生的调查研究报告多次荣获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奖励;学生自办刊物《猫头鹰》特色鲜明,质量上乘,为学生提供了科研锻炼的阵地。 在“十三五”和今后相当长时间,顺应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大潮和山西大学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发展战略,学院将以哲学、伦理学拔尖创新型人才和社会工作基础应用型人才培养为导向,瞄准山西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高起点高标准开展研究型学院建设,促进师资队伍、教学和科研的国际化发展,努力使学院成为省内领先、国内一流的哲学研究基地和教学教育中心。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是教育部批准的全国高校 科学技术哲学 学科 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也是迄今为止山西省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现任中心主任为 郭贵春 教授。中心前身为成立于 1978 年山西大学 自然辩证法 教研室(后更名为科技与社会研究所), 1983 年获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学位授予权, 1998 年获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1999年开始招收哲学项目博士后, 2000 年1月成为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2002 年科学技术哲学被确定为 国家重点学科 ,2003年9月设立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5年获得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中心目前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素质精良、整体水平高的学术队伍,其中校内专、兼职研究人员36人,包括45岁以下的中青年学者30人,占总人数的83%以上;拥有高级职称的22人,占总人数的60%以上;博士或在读博士35人,占总人数的97%以上;34人具有半年以上国外学术研究访问经历,占总人数的95%;拥有教育部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长江学者、马工程首席专家、国家万人计划、全国四个一批和文化名家等高端人才18人次。校外专、兼职研究人员28人,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学术研究机构。中心还主办有CSSCI核心期刊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建有学科图书馆,拥有中文藏书2万余册,外文藏书1万余册。 中心长期坚持科学技术哲学基础理论创新研究,目前拥有涵盖全面、特色鲜明的学科结构体系,主要的研究方向有: 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与STS、科学思想史 等。自2000年以来,中心共累计承担了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260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3项、重点项目7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1项。中心设置了“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文库”、“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译丛”、“社会科学哲学译丛”等系列文库,出版了200余部科学技术哲学专著和译著,特别是翻译的《爱思唯尔科学哲学手册》获得了国内学界的一致好评,出版的《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理论建构与多元维度》、《科学表征:从结构解析到语境建构》分别入选了2016年和2017年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5年以来,中心教师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专著2部,在 Philosophy of Science 、 Synthese 等SSCI收录的英文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5篇。此外,中心还向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山西省政府等部门提供研究咨询报告23份;获得省级以上科研奖励80余项,其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1项,提名1项,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9项。作为国内重要科学技术哲学人才培养基地,中心向全国各大专院校和研究院所,以及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输送了大量优秀毕业生,为繁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心立足本校,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与国内外众多高水平的学术机构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为社会各界提供服务,促进学术繁荣,是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的酝酿创建、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末期的成长壮大、90年代的繁荣发展和2000年的重组建设4个发展阶段。     1、酝酿创建阶段(1978-1981)   1978年正式建立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组,直属教务处领导,专职教师7人,担负起山西大学乃至山西省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的创建、普及、教学和科研的重任。山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是在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基础上于1979年1月成立,并挂靠在山西大学至今。事实上,山西大学从此成为山西省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中心。1979年9月山西大学面向全国招生,开办了为期一年的自然辩证法师资培训班,有来自全国各高校的32名中青年教师参加了学习,除了本校教师外,还聘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和东北大学等单位的十位专家学者前来讲学。这个师资培训班的学员后来大多成为省内外科学技术哲学的教学和科研骨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个阶段在山西大学本科生中开设了自然辩证法原理、自然科学学科史(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生物学史等)等课程。科学研究主要在自然辩证法原著、自然辩证法理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科学思想史、科学家思想评价和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1981年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组还创办了不定期的内部交流刊物《自然辩证法学与探讨》,促进了山西大学和山西省科学技术哲学的学术交流与发展。   2、成长壮大阶段(1982-1990)   首先,建制更趋完善。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组1982年改名为自然辩证法教研室,1984年成为系处级建制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并建立起专业图书资料室。    第二,人才培养迈上一个新台阶。1983年开始招收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研究生,1986年获得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在80年代,共有天津大学 、西北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 、河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校将近40名研究生申请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学位并通过答辩。山西大学自己培养的硕士生也开始考入其他博士点深造学习。同时,全校本科生和其他专业研究生的科学技术哲学类课程进一步获得拓展和加强,并接收在职人员进修研究生课程。    第三,科学研究进一步拓宽和加深。关于辩证大自然观、化学哲学、化学史、数学史、科技通史、中国古代科技史和西方科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开始步入全国先进行列。《化学哲学基础》、《化学史教程》、《中国数学简史》、《世界数学简史》等一批论著代表了国内当时各自领域的重要基础研究成果。    第四,刊物建设走向规范。随着系处级建制的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成立,其主办的刊物《自然辩证法学习与探讨》于同年更名为《科学技术与辩证法》而正式创刊,面向全国发行。本刊本着科学、民主、公正、严谨,鼓励创新、扶植新人的原则,不拘一格发表新作,广开门路容纳新观点,勇于拓展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思路。在全体编审的共同努力之下,使得本刊在短短的五年中在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一大批学术界新人在她的真诚呵护下成长起来。    3、繁荣发展阶段(1991-1999)   首先,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素质精良的学术队伍。90年代末期有研究人员22名,其中教授9名、副教授6名、讲师5名、助教2名、博士生导师3名、硕士生导师9名。1993年6月,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改名为山西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1995年7月,以本所研究人员为核心,组建了山西大学杨振宁研究中心。    第二,科学研究在经历了十余年的积累和不懈努力之后,在90年代获得了大面积丰收。《人类认识的反思》、《自然辩证法基础》、《自然辩证法教程》等论著代表了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的前沿;《当代科学实在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后现代科学哲学》、《论科学实在》等论著是国内这些领域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历史上的自然科学研究学派》、《中国古建筑探微》、《走在时代前面的科学家-杨振宁》、《跨越界线-哲人科学家海森堡》、《把希望托给明天-诺贝尔的启迪》等论著反映了在科学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科学学导论》、《化学教育史》、《数学与文化》、《数学大观》等论著是这个时期STS研究的代表性成就。同时,还承担了一大批国家和省部级的重点科研项目,既有理论性很强的基础研究,也有面向实际的应用研究,并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第三,全面参与和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一方面, 走出去,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各种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重要学术会议和活动;另一方面,主动创造条件举办各种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这样既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和交流,也为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四,《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刊物水平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92年开始向国外发行,1993年被认定为全国哲学类核心期刊,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三大学术期刊之一。正是通过她学术面广、信息量大、品位高,具有广泛的学术代表性而发挥着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哲学进步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五,学科建设走向辉煌。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学科1995年被评审为山西省重点建设学科;1998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地方高校中唯一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1999年开始招收项目博士后。累计招收硕士研究生68名,博士研究生6名,博士后2名。到90年代末,已经形成了既注重点也注重面,既有单兵作战也有集体合作, 理论与应用结合,科研与教学结合, 以老带新,以强带弱, 团结协作,勇于创新,持续发展的多元化学术发展特点,在全国科学技术哲学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     4、重组建设阶段(2000年至今)   2000年1月,山西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重新改组,成立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于2000年9月被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2年1月科学技术哲学被评审为国家重点学科,2003年9月获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同年9月成为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5年12月又获得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这是一个具有独立的系处级编制的科研机构,它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开放性,面向国内外招聘优秀的专兼职研究人员,实行全员聘任制和流动制。全新的观念和机制使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轨道,无论是学术队伍与人才结构,还是图书资料和科研设施,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和规模,居于全国同类学科的领先地位。   “十五”期间,中心从基础设施建设、学科建设、学术梯队建设等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总使用面积达到950余平方米,其中图书馆面积228.75平方米;获得了科学技术哲学国家重点学科、哲学与科学技术史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学术研究团队被评为“山西省优秀创新团队”。在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形成了以科学技术哲学国家重点学科为龙头,以科学技术史和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以及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为支撑的哲学与科学技术史学科群,走出了一条地方高校创建学科群的特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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