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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教育论文篇三：《“互联网+教育”变革路径研究进展》 摘 要：互联网技术重构了社会关系，它也将颠覆学校的基本结构;互联网会变革教育业务流程，从而打造新的教育生态;“互联网+”为重组学校教育提供了新的可能，“互联网+教育”就是教育的转基因工程等。本文梳理了2015“互联网+教育”开放论坛的主要观点并进行了简要分析，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基本素材。 关键词：“互联网+”;教育变革;智慧教育;教育大数据 一、引言 自从2015年3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之后，“互联网+”在各行各业中引发了一场革命，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关于“互联网+教育”的讨论持续升温。2015年7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颁布，进一步明确提出“鼓励学校逐步探索网络化教育新模式……鼓励学校通过与互联网企业合作等方式，对接线上线下教育资源，探索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公共服务提供新方式……”。[1] 为了探讨“互联网+教育”的本质，寻求“互联网+教育”的变革路径，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教育信息化协同创新中心、“移动学习”―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互联网+教育”变革路径之开放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敬文讲堂召开。论坛以开放的形式邀请了18位专家围绕课程、教学、学习、管理、评价、环境、学校组织结构和教师专业发展等八大核心领域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变革和转型进行了专题学术报告，这些报告既有宏观的理论引领，也有中观的课程规划和 实施方案 ，还有微观的操作策略。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对这次会议的主题进行综述。 二、“互联网+”促进教育的创新和变革 1.“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创新 “互联网+教育”是什么?这是讨论“互联网+教育”是否可以推动教育创新和变革的前提。华南师范大学的柯清超教授首先对“互联网+”的概念进行了解读，然后分别从“互联网+教育”形态形成的可能性、“互联网+”能推动学校结构性变革和教育变革动力三个方面对“互联网+教育”的概念进行了分析。柯教授认为基于大数据平台、学习分析技术和智能传感技术促使了“互联网+”新一代教育环境从“干预手段”到“教学生态”的变革;同时课程教学也逐渐从封闭到开放融合，从“传统的封闭式”教学到“半开放式/连接式”教学的翻转课堂和社会化自组织的开放式MOOC课程教学进行变革。柯清超教授认为，“互联网+教育”实现了一系列的转变，包括从知识建构到核心素养培养的转变，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从个体学习到小组建构的转变，从直接传授到自主发现的转变，从多媒体演示到探究工具的转变。他以“联合国 儿童 基金会爱生远程教育项目”、“远程协作学习项目”和“技术启迪智慧项目”等作为案例分析了应用ICT来创新农村学生学习方式的创新实践[2]。 互联网技术重构了社会关系，它也将颠覆学校的基本结构，我们应该将互联网的开放、共享、平等、自由等特征与教育教学的本质规律相结合，形成对学习者、课程、学校、教育政策、机制体制等相关因素的重新定位与思考。 2.“互联网+”推动教育变革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__民主任认为技术进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互联网推动人类文明迈上新台阶。“互联网+”促进了教育领域中五个方面的转变，即：教的工具、学的工具、评的工具、课的结构和课的形态的转变。__民主任分析了教育的本质与作用，指出MOOC是互联网与教育的融合，是经过多年摸索出来的一个模式。MOOC的出现是一个革命性的契机，MOOC的极大发展，将提高教学效率，降低教育成本，促进教育公平，使得原本无法上大学的群体可以无障碍地学习大学课程，真正实现受教育机会的公平。MOOC促使课程教学将从一名教师逐渐变成教学团队，弥补知识快速更新中的教师短缺问题，课程质量大大提升;MOOC加速了大学国际化进程[3]。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思考互联网对大学功能带来的影响，现代大学的功能将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文化 传承逐渐转变成为知识探索、知识验证、考试认证等功能为主的研究院、考试院，甚至未来向数字化、泛在化和全球化的虚拟大学转变。 3.互联网教育与学习革命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钟秉林教授认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呼唤基于互联网的教学，互联网技术为教育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同时互联网教学对传统教育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钟秉林教授提出了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教学模式不断完善的若干对策，如：加强“连结”与“互动”、完善学习监督和效果评价机制、探索和完善互联网教学的运行机制等。他还告诫学术界，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要避免炒作概念、片面夸大互联网教育的作用，倡导严谨求实的态度，跳出互联网教学发展的误区;提高在线开放课程质量，优化网络教学环境、实现线上与线下教学的结合。[4] 4.“互联网+”促进学校组织结构转型 北京师范大学的余胜泉教授认为“互联网+”为重组学校教育提供了新的基础设施、新的生产要素、新的社会空间、新的分工形态;“互联网+”解决了教育中的两个焦点悖论：即公平和质量问题。余教授认为未来学生和家长可以订制个性化的学习课程与活动，以反映儿童的个性、兴趣、家长的目标与价值观;未来学校的形态是自组织的，他以Minerva大学为例分析了这所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把线下教学资源无限扩大并化身为虚拟大学的特征。未来，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s，学生带着自己的移动设备来上学)将成为事实，因此学校要开始重新审议并制定网络开放政策，要建设网络上的校园文化，要建设网络上的学习空间，实现线上线下(OTO)融合的校园育人环境。[5] “互联网+教育”的变革，会重构学校教育的生态系统，主要包括内容供给的重构、智慧学习环境的重构、教与学方式的重构以及管理与评价的重构。当然，互联网不可能替代学校，但可以改变学校的基因，“互联网+教育”就是教育的转基因工程。 5.互联网时代的教学范式转型 首都师范大学的孙众副教授分析了互联网时代教师的“隐与现”、学生的“惰与乐”、技术的“强与笨”，从而提出了教学范式转型的解决方案，并基于互联网构建了互联网+教学的COME模型(Classroom learning+ Online learning+ Mobile learning+ E-learning)。孙众副教授基于互联网构建了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的COME校园混合课程，实现了师生之间的无缝交流;这种移动互联的课程和活动，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同时可以记录学生的学习痕迹，便于教师进行过程诊断;此外，还可以进行多维的精准分析，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行为进行预测和干预。通过基于COME模型的教学，采用实体课堂+在线+手机的学习方式，能够找到学生的“乐”学点，实现了新的在线交流方式。在评价中COME模型采用“任务+评价表、同伴互评+教师点评”的方式，使得过程性数据的存留和学习分析更加便捷，有助于教师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干预、学业表现的预测以及在线学习行为的分析。[6] “互联网+教育”促成了教学结构和范式的转型，不仅创新了教学理念，而且建立起比较彻底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在这种模式下，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教师则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帮助者和指导者。 6.“互联网+”促进课程的转型 清华附中的李晟宇老师分享了基于互联网思维的通用技术课程的转型专题，李老师以清华大学的一个校级课题《基于互联网思维的通用技术教学体验项目探究》为案例，讲解了课程转型的过程和具 体操 作策略。该项目借助互联网，建立了MOOC教学资源，整合了学科思想方法，在教学中引入项目管理、 时间管理 、四象限、SWOT等先进的管理学理念，有效提升了项目教学的有效性;同时依托网络云技术搭建学生交流平台，实现了师生交互方式的互联网化;通过互联网云平台实现了教学资源的共享和微信公众订阅号上学习内容和新闻的推送，使学生的学习体验得到革新。[7]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的李栋提出了基于科普、融合创客的创新教育2.0课程，该创新课程的组织方式包括：在线离线互动、线上线下结合和开放型课程设计等三种方式。李栋认为，创新教育2.0的核心价值在于“线上线下一体化平台、创新导师科技成果持续对接与跟踪指导、学生创新力评价与 职业规划 ”。[8]可见，“互联网+课程”让整个学校课程从组织结构到基本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课程”使得中小学各学科课程内容全面拓展与更新，适合中小学生的诸多前沿知识及时进入课堂，成为学生的精神套餐，课程内容艺术化、生活化也变成现实。 从以上六位专家和老师的视点可看出，“互联网+”促进教育的创新和变革是多样化的，不仅创新了教师的教学模式，丰富了教师教的方式，而且真切关注到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形成，这正契合了国家新教育改革的方针政策。对于学校层面，“互联网+”带来的转变更是具体的，深入到学校组织管理、课堂教学、课程优化等各个方面，学校的围墙逐步被打破，学校、教师和学生变得越来越“泛在”，“互联网+”让教育更加无形、有趣、多样。未来将会有更多“互联网+”带来的教育创新和变革成果。 三、“互联网+”促进评价的变革 评价是任何一种教育形态和教学模式都不能忽视的问题，本次论坛共有3位专家的报告涉及“互联网+”背景下的教学评价问题，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任友群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朱雪梅教授和北京市教委专职委员李奕博士。 1.伴随式评价――“互联网+教育”变革的先导 华东师范大学的任友群教授从“教育+互联网”和“互联网+教育”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和辨析开始，抛出了伴随式评价是“互联网+教育”变革的先导的观点。 任友群教授认为，“教育+互联网”是从当下教育、教学的既定逻辑出发，以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为手段，使得既定教育、教学逻辑运转得更加顺畅，在“教育+互联网”的格局中互联网或信息技术并没有成为再造或重塑性的力量;而“互联网+教育”则是深度应用“互联网思维”，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真正发挥教育信息化的“革命性力量”，再造、变革现有教育的既定逻辑。[9] 评价的变革包括评价内容的变革(从评价“可以测量的能力”扩展到评价“难以测量的能力”)和评价方式的变革(从传统的“纸笔评价”走向“数字评价”)。要支撑评价内容的拓展、评价方式的变革都需要“伴随式评价”，所谓“伴随式评价”有三大特征：第一，伴随生活全领域(只有伴随生活才有可能解决那些“难以测量能力”的“测不准”问题);第二，伴随学习全过程(只有伴随学习才能使评价真正应用于调整学生的学习行为);第三，伴随个体自适应。而要实现“伴随式评价”信息技术是不可或缺的。 2.“互联网+”时代教育评价的转型变革 南京师范大学的朱雪梅教授用实证方法开展了一项长达十年并且在2014年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的研究――《“多元交互式”教学评价体系的建构与实践》。在该研究中，朱教授开发了专门的支撑评价工具，利用网络平台中可预设、可调节的各类专门化观察量表，利用移动终端在听课过程中采集“教”与“学”的表现性数据信息，通过后台计算与图形化处理后，为评估结论提供客观的量化证据，实现科学的课堂诊断，达到了矫正偏差教学行为的目的。该研究以信息技术推动课堂评价变革，用移动终端替代传统纸笔听课工具;将课堂观察表及行为标准嵌入平台中，克服传统评课缺乏标准的问题;课堂评估基于移动互联网，克服传统听评课受到时空限制的问题;进行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呈现，克服传统评课无科学论据的问题;多元化评价主体交互协作，克服传统评课主体单一的问题;因此，朱雪梅教授在以上基础上提出了“互联网+数据思维+课堂观察=科学的课堂教学评价”的论断。 同时，朱雪梅教授还提出了“互联网+校本教研评估”的观点，通过校本教研平台的实践研究实现了“让教研评估迈进数字化时代”。该平台改革了当前校本教研工作只“研”不“评”的现状，突破了教育信息化“学习空间人人通”未通的瓶颈，探寻了教育评估手段从 经验 迈向“数字化”的路径，消除了常态化教研活动深受时间与空间束缚的困境，降低了评估主观性，提高了校本教研品质与管理效率，引导了智慧教研方式。因此，朱教授给出了这样的公式：互联网+数据思维+校本教研评估=学校可持续发展。[10] 3.深化基础教育考试评价与课程改革背景下的移动互联 来自北京市教委的李奕委员在分析了首都教育“深综改”的基本思路和策略以及考试评价改革和课程改革的突出特点后认为：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让学生有更多的学习选择，学生不必为自己的弱项惶恐，每个学生都有好的一面以及优势的展示机会。李奕指出，广义教育供给下“移动互联”成为必须的选择：在供给方式上，在线教师服务、在线课程服务、在线诊断服务、跨部门、跨系统服务等这些移动互联的方式更为时尚也更加尊重学生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在供给内容上，基于大数据分析后的课程资源供给，定向推送作业、教辅、服务索引，教师在线的智力支持服务，促进优质教育服务的迁移与流转，以新型资源观指导资源库建设，服务于学生的能力成长，供给“同伴”，构建在线学生自我诊断的“体检中心”和“化验室”，使质量监控服务于学生的成长，而不是管理监督;在供给节奏上，长短课结合，大小课结合，学段内快慢结合，长周期作业;在线自我诊断的频度依据学生认知个性、进度的供给;在线双师辅导的周期要合适等。[11] 从这三位专家报告可得出，评价的角度、评价的工具、评价的方式，一切围绕评价的关键词都变成了“互联网+”。伴随式评价实现了互联网与人的融合，评价标准与评价工具的互联网加法承载了数据思维，助力了科学教学评价的可持续发展。在无法改变考试作为学生终极考核的大背景下，“互联网+”的思路让评价更加有针对性，学校教育一样可以个性化，大众教育向个性化教育转变变得更加容易，这都是“互联网+”评价的重要表现，一旦“互联网+”迸发力量，必然像火山喷发一样散出无限能量。 四、教育大数据的管理与决策 来自江苏师范大学的杨现民博士和国家开放大学的魏顺平博士分别就大数据支持下的智慧教育管理和教育决策进行了分析。 1.大数据支持下的智慧教育管理 杨现民博士分析了教育大数据的特点，提出了“教育大数据是发展智慧教育的基石”的论断。杨博士利用教育大数据的冰山模型，分析了教育大数据的发力点，并对“信息化视角下的智慧教育管理”进行了科学的论述，认为“通过智慧管理云平台系统，对外界需求进行智能处理，为教育管理提供资源配置、数据集成、信息管理、运行状态监控、教育质量监测等业务支持，实现教育智能决策、可视化管控、安全预警、远程督导和个性服务，提升教育管理智慧化水平的过程。同时，杨博士还分析了国内外大数据助力智慧管理和科学决策的十多个案例，如清华大学、康涅狄格大学、深圳市教育资源科学动态规划、美国数据通用标准V5.0、美国ECLS项目等。杨博士认为如何构建立体化教育数据网络、教育大数据如何落地应用推广、如何保障教育数据质量与安全、如何合理合规运营教育大数据等问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12] 2.大数据支持下的教育决策 国家开放大学的魏顺平博士阐述了数据挖掘及其教育大数据对于支持教育决策的重要作用，指出是教育数据的决策支持应用是为了让淹没在众多信息系统中的海量数据能够“说话”，为教育领域中的相关人员提供与他们利益相关的数据统计与分析结果，从而帮助他们做出知情的决策。魏博士以国家开放大学的教学、管理和科研作为案例，分析了这三个领域中的大数据收集及其通过数据挖掘得到的有关信息，并最终服务于教育决策的过程，认为大数据和基于大数据的数据挖掘是作为审慎决策的依据，可以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化。[13] 无论是进行智慧教育管理还是开展教育决策，这都说明了当前时代是个“数据为王”的时代。在教育行业里，每天都在产生各种大数据，大数据分布在我们周围的每个角落，教育者如何将大数据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去改变教育教学是当下的研究方向。“互联网+”有意义，大数据有帮助，教育呼唤“互联网+大数据”带来的质变。 五、“互联网+”改革教师培训和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培训和教师专业发展是教育改革中的主导因素，如果没有教师的理念转变和专业发展，再宏大的教育变革也只能是空话。 1.“互联网+”改革乡村教师培训 国务院参事汤敏就“如何用互联网+改革乡村教师培训?”进行了探讨，汤敏先生从对乡村教师培训存在的问题开始讲起，以“一乡村中学与人大附中同堂上课”和“田东上法初中双师教学课堂”为例，分析了基于互联网的“双师教学”的特点，并给出了建议。汤敏认为，应该把“双师教学”模式与国培、省培计划有机地结合起来;按照课程设置要求和各地课本版本安排，在全国、省区内分别都找出一批优秀教师，把他们的课全程录制下来;对参与录制课程的学校、有一定的激励;开展多层次、多学科和多方式的培训试点，充分利用互联网将录制的优质课堂传播出去，实现资源共享，达到乡村教师培训的目的。[14] 2.“互联网+”环境下的教师混合式学习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的陈颖老师分析了“互联网+”环境下的教师混合式学习，陈老师以西城区教师研修网为例，介绍了西城区教师研修网的基本情况、教师网上研修的几个基本要素(平台、资源、活动和组织管理)，着重讲解了如何利用视频案例促进教师自我 反思 和同伴互助、如何利用视频案例促进群体学习和行为改进以及如何利用视频案例丰富网上学习资源等三个问题。[15]目前西城区教师已经实现了网络研修的常态化，陈老师认为“教师网上学习是如何进行知识建构的、大量的网上研讨数据能否作进一步提炼、影响教师深层学习的因素是什么、如何促进教师的深层学习”等这几个问题将是未来研究需要突破的问题。 中小学教师的专业素养决定了下一代人才的质量，汤敏参事和陈颖老师都对“互联网+”时代的教师专业发展给出了具体的做法。针对当前的中小学教师培训，既要考虑“双师教学”的人力做法，也要有“混合式学习”的技术做法，既要有“双师教学”的合作思维，又要有多元化学习、时时更新教师知识的观念;教师可能无法改变教学的物理环境，却可以借助“互联网+”延展自己的学习空间，从而实现更大程度的进步。因此，“互联网+”环境下教师的专业发展必须植入“互联网+”的基因，教师要具备互联网思维，掌握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信息技术教学技能。 六、“互联网+”促进同伴教育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中心石义琦教研员认为，同伴教育是指建立有相互认同感的社会关系主体之间共同分享信息、知识和观念，相互传递思想、情感，以唤起感情上的共鸣，促进社会规范在个体身上内化、达到相互感染而奋发向上的一种教育方式。教育技术促进了同伴教育的开展。石老师以“南山教育综合服务大平台”和南山“课堂重构”模式作为案例，分析了互联网对同伴教育的支撑，认为网络提供了人性化的交流平台，为孩子们搭建展示的舞台与交流的空间。南山区在信息技术支持下构建了南山“六学”同伴教育课堂，即“教师导学、个体自学、同伴助学、互动展学、网络拓学和实践研学”，同时在同伴教育区域基本模式基础上，构建了各具校本特色的变式模式，比如：基于智能学习的平台的个性化学习模式、基于APP的游戏化学习与创客学习模式、基于MOOC的翻转学习模式等。[16] 随着QQ、微信等媒体技术的逐渐成熟，同伴教育变得越来越具有可行性，“互联网+”成就了教育服务;智慧教育平台的应用、教育APP的常态推广、MOOC翻转学习等都会成为学生的同伴，真正实现“互联网+以人为本”的教育方式。 七、结束语 综上观点不难发现，无论是互联网对于教育、课程、教学，还是学校的组织结构，都可以集中一个观点来概括，那就是“互联网+”对教育和教学带来了创新和变革，“互联网+教育”促进了教育形态、学校组织结构和教学范式的转变，也促进了课程、学习方式和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转变，但这种转变不是简单的物理变化，而是一种化学变化，化学的反应会改变物质的形态和性质，正像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光巨教授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所说的：期待“互联网+教育”变成一个化学效应，减少负面效应。无论是任友群的“伴随式评价”还是朱雪梅的“多元交互式评价”，都离不开“互联网+”的逻辑支撑，但是“互联网+”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用来支撑评价的工具，“互联网+评价”是对传统教育评价内容和形式的变革，这种变革是智慧的、是自适应的，是“化学变化”也是“生态变化”。 “互联网+”打破了权威对知识的垄断，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17]。基于MOOC、SPOC模式的学习效果超于传统课堂，网络教育的奇点可能临近了，信息技术的变革教育的威力可能要爆发了。[18]但是“互联网+教育”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既有新的机遇，也要面对新的挑战。面对“互联网+教育”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也需要冷静应对，既不能坚守避战，也不能任由互联网“肆意妄为”，而是应该从教育变革的真正需求出发，抓住机遇，直面挑战。 这是一个跨界的时代，大数据、智慧教育等新的技术和概念层出不穷，“互联网+教育”的变革路径需要我们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 [2]柯清超.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创新[R].开放论坛演讲报告，2015.12.20. [3]__民.信息技术发展与教育变革[R].开放论坛演讲报告，2015，12，20. [4]钟秉林.互联网教学与学习革命.开放论坛演讲报告，2015.12.20. [5]余胜泉.互联网时代的学校组织结构转型[R].开放论坛演讲报告，2015，12，20. [6]孙众.互联网时代的教学范式转型[R].开放论坛演讲报告，2015.12.20. [7]李晟宇.基于互联网思维的通用技术课程转型[R].开放论坛演讲报告，2015.12.20. [8]李栋.基于科普融合创客的创新教育2.0[R].开放论坛演讲报告，2015.12.20. [9]任友群.伴随式评价：变革的先导[R].开放论坛演讲报告，2015.12.20. [10]朱雪梅.互联网+时代教育评价的转型变革[R].开放论坛演讲报告，2015.12.20. [11]李奕.深化基础教育考试评价与课程改革背景下的移动互联[R].开放论坛演讲报告，2015.12.20. [12]杨现民.大数据支持下的智慧教育管理[R].开放论坛演讲报告，2015.12.20. [13]魏顺平.基于大数据的教育决策支持案例分享(国家开放大学)[R].开放论坛演讲报告，2015.12.20. [14]汤敏.如何用互联网+改革乡村教师培训?[R].开放论坛演讲报告，2015.12.20. [15]陈颖.互联网+环境下的教师混合式学习[R].开放论坛演讲报告，2015.12.20. [16]石义琦.同伴教育：教育信息化新视角[R].开放论坛演讲报告，2015.12.20. [17]赵国庆.“互联网+教育”：机遇、挑战与应对[N].光明日报，2015.6.9. [18]王涛.互联网变革教育的实践路径[R].开放论坛演讲报告，2015.12.20. 猜你喜欢： 1. 浅谈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论文 2. 有关网络教育论文 3. 关于互联网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4. “互联网+”形势下网络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探讨论文
越来越多的时候，CIO(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和CSO(Chief Security Officer)们被赋予负责企业核心业务向云上迁移的任务，最起码这些问题是安全从业人员的头痛和挑战，如何快速形成一套可遵循的安全规范是一个挑战。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虽然大多数企业已经在使用了网络的安全规范，但这些规范都是传统第三方安全厂商对于传统安全所制定的，往往有一些不是真正适合云服务的。 但是云维护和传统的第三方解决方案不同，如卖方负责的云中的安全控制，通常情况下，安全专家只需要负责管理和维护关键的安全控制。举个例子，一家企业作为一套PaaS(平台即服务) 的云服务提供商，该企业一般会负责应用程序本身的安全性。 PaaS的云服务提供商将负责固定平台和基础设施的配套应用。能清晰地勾勒出谁负责哪个组件的要求提供所需的安全等级，同时足够灵活的适应这些不同的服务模式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需要建立一个框架： 构建云的安全性，需要创建一个规则来审查，批准和管理的云服务提供商。这里我举一个企业的例子： 为了开发这种框架，需要先和相关人员收集业务、技术和安全方面的要求。然后分析云服务提供商在对数据进行存储和处理相关的细节问题。在你充分了解了这些后，你就可以利用现有的企业安全策略和标准，来进行添加额外的内容来匹配云计算环境。前提要求制定的策略要足够灵活，在应对一些突发情况时可以从容应变。 一旦制定的策略完全满足云安全框架(Cloud Security Framework)，那么就需要在企业会议上讨论如何有效执行的问题，会议中要传达该框架的重要性，并讨论企业如何调整现有安全策略到该云框架。一旦该框架被企业采用，那么不仅仅是IT部门，企业全部的业务部门都可以使用业务，最终企业所有的业务平台全部迁移到云，而这个框架就可以统一所有员工的操作规范，从而保证企业数据在云中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云服务的安全管理： 除了应用云安全框架之外，企业的IT人员也应该即时审查云服务提供商的安全性，测试一下该云计算提供商的服务是否可靠，如果有类似服务中断或者员工的使用问题可以及时解决。 安全工程师也要及时跟踪在工作中产生的问题，企业虽然使用云服务来存储和处理大量的文件数据，但是云服务也总有不稳定的时候，及时同步数据到本地，并对这些数据加以管理就变的至关重要。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通过与云服务提供商来协调，共同开发一个程序来审查、审批以及管理。这个方案需要云服务提供商允许我方企业的安全人员深度接触该云服务提供商的技术流程，以便于应对该提供商的业务来进行修改云安全框架。在使用云服务过程中，收集员工对该服务的评价和问题，也可以通过调差问卷的形式进行收集意见，通过汇总得到的信息和云服务提供商协调沟通，一方面可以解决企业的需求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改进该云服务提供商产品的使用体验。 在使用过程中，及时的收集员工在云安全框架上的执行度，对出现的业务操作漏洞进行处理，以避免企业敏感数据泄漏。 通过利用你所了解的知识，并利用现有的技术，作为一个安全专业人员，对于任何业务需求你都能够快速响应，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核心应用程序到云环境的风险。这种解决方案不仅可以让我们对云提供商可以进行及时的稳定性审查，还可以提供一个应用来管理我们自己的云服务，从而让我们企业的数据在云上依然可以受到和本地同样的保护。
可以看下（现代市场营销），找下自己的思路及框架吧
我自己的毕业论文 给你了 摘 要 本文以家乐福大型连锁超级市场为研究对象。文章在阐述国内外大型超级市场的产生、特征、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运用市场营销的基本理论对家乐福大型超级市场现有的市场营销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和技术环境进行详细分析，并且对家乐福大型连锁超级市场进行SWOT分析，明确家乐福的优势和劣势，面临的机遇和威胁；通过运用STP理论分析确定家乐福的目标市场和市场定位，从而分析家乐福大型连锁超级市场的营销策略。最后，文章对家乐福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几条建议，希望对家乐福公司的发展有所借鉴与参考，同时也希望对我国民族零售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家乐福，大型超级市场，营销策略 第3章 家乐福市场营销环境分析 市场营销环境是指影响企业市场营销活动的各种外部力量，它是企业不能控制的，它既能够给企业带来机会，也会给企业造成威胁。3.1 宏观环境分析 3.1.1经济环境分析 经济环境是指企业的经营活动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其运行情况和发展趋势。同时经济环境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环境，因此，企业必须分析和研究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充分利用经济环境中的有利因素，规避风险和威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技进步日益加速，我国零售业态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2004年末，我国零售业共有法人企业35.3万个，其中内资企业占99.5%，外资企业占0.5%。从经营业态看，在综合零售中，百货商店占39.3%，超级市场占14.8%，其他综合零售占45.9%，彻底改变了过去经营模式比较单一的状况，形成了多层次、开放式的业态竞争发展新格局。我国的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将不断出现新的商机与利润增长点。零售业也必将在这种大趋势下出现新一轮的快速成长，而对于身处其中的外资公司更将是发展迅速，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凭借他们先进的管理理念与资本运作能力，成功开拓新的市场空间，在中国市场大显身手是很有可能的。3.1.2政治法律环境分析 政治法律环境指企业市场营销活动的外部政治形势、状况以及国家方针政策的变化对市场营销活动带来的或可能带来的影响。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企业都是在一定的政治法律环境下运行的，因而企业营销活动必然要受到政治法律因素的规范、强制和约束。在大型超级市场经营管理中大量应用现代科技有利于提高其竞争优势。现代零售业应用的高新技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信息、通讯、情报处理技术。其最主要的部分是MIS，它是改善信息收集与分析方式的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系统，其产品是一系列计算机处理过的报告，目的是使企业总部立刻找到问题答案；2.物流系统机电一体化技术。现代化的配送中心有现代化的分检技术、传输技术、堆码技术，形成高效率的现代化配送技术组合；3.自动传感技术。如监控、摄像、报警系统，普遍应用了现代最新科技成果；3.2 家乐福内部环境分析 3.2.1家乐福简介 成立于1599年的法国家乐福集团，总部设在巴黎近郊。经过40 多年的发展，目前已拥有连锁超市9500多家，分布于世界26个国家和地区，员工总数超过40万人，年销售额突破600亿美元。在全球零售行业中国际化程度排名第一，综合实力排名第二位，成为仅次于沃尔玛的全球第二大零售商。家乐福的经营理念是以低廉的价格、卓越的顾客服务和舒适的购物环境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消费品。商场实行自助式服务，免费停车，超低售价，高效率购物等一系列服务。而且其“开心购物家乐福”和“一站式购物” 等先进经营理念也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所以说，家乐福发展和服务的根本是更好地满足和顺应消费者的购物需求，让利消费者，并将其先进的营业设备和全新的零售经营理念引入世界各地，积极改善人们的消费素质和生活水准，刺激消费需求，促进和推动着当地经济的发展。3.2.2家乐福在中国的发展 1995年，家乐福成功地开设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大型超级市场，并且，家乐福一直保持在华外资零售企业的领先地位，带动了中国的现代零售业的发展。截止到2003年，家乐福在中国26个城市相继开设了60多家商店，拥有员工3万多人。另外家乐福在上海设立了全球采购中国总部，在中国的10个城市成立了全球采购区域代表处，专门采购当地产品出口到海外的连锁店销售。家乐福中国公司经营的商品95%来自本地.2004年，家乐福采购出口额达到32.35亿美元。家乐福不仅在纳税方面为国家及地方经济作贡献，而且经过多年的经营，家乐福还为中国带来了现代大型超级市场经营管理的技能和经验，并对商品采购与管理、营销管理、资产管理、人力资源开发和财务管理等各方面实现现代化和本地化，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地贡献。目前，家乐福的中国籍大卖场总经理以上管理人员人数已占总数的40%，且比例逐年提高。作为中国社会的一员，家乐福还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公益事业，以多种形式向受灾地区、希望学校、社会福利机构捐物捐资;积极参与北京申奥等活动:支持中国的环保事业，并积极促进中国有机农场的建设.家乐福在中国连续两年获得在华外资企业最佳“光明公益奖气”。 第4章 家乐福超市营销战略分析 4.1 家乐福超市SWOT分析 4.1.1优势分析 1．家乐福在许多地区作为大型连锁超市的先发者开设新店，获得了先发者利益。先发者作为市场的最初参与者，相对于后发者来说，能掌握更多差异化优势和更多的机会。先发者的规模往往比后发者大，这样先发者通过规模经济，就可以获得商品原价率和销售管理费用的优越性。2．家乐福公司内部富有战略构想力的企业家精神、高超的政治交涉力和战略地位，有效地利用了其在各地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及世界零售业中地位所产生的期待购买量，这使得商店的数量急速扩展；3．家乐福的超大规模是其区别于传统零售业的重要特征之一，家乐福却认为大规模自有大规模的优势;大规模销售可以让商家从大规模采购中享受优惠的价格折扣，从而降低进货成本。4．家乐福的本地化策略是其为了快于其他竞争对手占领中国市场，打破了常规集中采购的管理体制，赋予各门店一部分权力，使每家店面都拥有部分采购和销售体系，这样而来物流的成本就很低，这为家乐福赢得了发展的时间；4.1.2劣势分析 1．质量管理存在漏洞当今社会，现代企业不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单位，而是处于众多力量相互联系的巨大网络之中.家乐福的“问题猪排”、假LV包、杭州假茅台酒等商品质量问题，引起了大家对于商品质量问题的广泛关注。2.向供应商收取高额入场费家乐福的入场费策略，即家乐福所说的“向上游供应商要利益”。通常一家企业想进入家乐福的渠道，大致需要交纳6大门类的费用，包括特色促销活动、店内旺销位置优先进入权，进入商店的特权、良好营销环境的优先进入权、节假日、开发市场份额等。经推算，各项进场费用最高可达到供货商在家乐福实现营业的36%左右。依靠这样的供应策略，家乐福在世界各地都能以最低廉的价格进货，并且避免了长距离运输的费用和风险。但是，这一战略在中国似乎越来越行不通。4.1.3机会分析 营销机会存在于一个公司通过满足购买者需要并能够盈利的某一领域里，营销机会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1．中国大幅度放宽对外资进入中国的限制，在中国的批发、零售业中，已于2004年12月1日取消了对外资取消了外资出资比例、设店数量和设店地区的限制，这为家乐福进一步发展扩张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品支出增加，为家乐福的经营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但是长期来看，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规模将保持增长趋势，居民的消费结构己经升级为发展性消费为主的阶段，发展的空间很大。预计未来20年内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将继续增长，对经济的贡献仍会增大。4.2 STP战略分析 STP战略分析(Segmentation，Targeting，and Positioning)起初用于产品的营销活动，后来拓展至包括零售行业在内的诸多领域。STP卫战略是零售公司整体营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顾客喜欢的正是零售公司提供的特殊定位。零售公司也经历了传播定位、产品定位，再到营销要素组合定位的过程。对很多未能实现差异化战略的零售公司来说，定位的简单概念化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零售公司需要解决定位的选择和如何实现定位的问题。零售公司的市场定位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市场定位不清或缺乏可行性会使零售店经营陷入混乱，从而影响其市场表现。4.2.1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选择 家乐福大型超级市场的目标市场锁定为大中型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家乐福公司在进入中国所作的分析报告中指出，中国今天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结构类似于法国20世纪60年代，中国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新生的中产阶级，人数大约为1.5亿，年收入在1500-3000美元之间，容易接受新产品，这是家乐福发展的顾客基础。家乐福大型超市的目标顾客大多为注重商品和服务价值的家庭主妇，她们不仅关注价格，更关注性能价格比.”4.2.2市场定位 家乐福制定的宣传口号是“开心购物家乐福”，确定的经营理念是:一次购足、超低售价、货品新鲜、自选购物和免费停车。这五个理念中真正比较优势的是超低价格和货品新鲜的集合，其它因素是大型超市的共同特征，所以本文推论家乐福确定的定位点是超低价格和为让顾客获得更大的价值，实现“开心购物家乐福”的目的。 第5章 家乐福营销组合策略分析 5.1 产品策略分析 产品是指能够提供给市场用来满足人们某种需要和欲望的任何东西，包括有形产也包括无形服务。本文主要从有形产品入手来研究分析家乐福的产品策略。5.1.1产品组合 产品组合是一个特定销售者授予购买者的一组产品，它包括所有的产品线和产品项目。“一次购足”是家乐福大型超级市场的经营理念之一，只有高效的产品组合才让广大消费者有更广阔的挑选空间，有了“一次购足”的可能。无论在家乐福的任何分店，都能看到规模不小的集饮食、休闲、娱乐、服务、购物为一体的商业圈、快餐店、理发店、游戏场，在国外甚至还有赌博场。同时备有临时托儿所，胶卷冲洗店，提供银行存款和信用卡支付等一系列服务。同时，家乐福还积极开发自有品牌，来丰富自己的产品组合系列，家乐福的自有品牌是一种由家乐福自己从设计、开发、原料选取、加工、以及到经销全过程控制的产品，主要包括食品、杂货、日用百货以及服装等四大类几百种自有品牌。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顾客轻松找到便宜货”。5.1.2产品采购 1.家乐福的采购网络家乐福集团为了向消费者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建立了全球性的采购网络。家乐福全球采购中国总部于2002年9月1日正式落户上海，负责在中国境内寻找有实力的供应商，在互相交换新技术、市场趋势和商业信息的基础上，帮助中国企业按国际市场需求和标准开发产品，推动中国产品纳入家乐福全球销售网络。在过去的数年中，家乐福在中国的采购业务增长迅速。活跃在中国的家乐福采购专家们，凭借丰富的产品知识、专业的供应链管理经验，以及最新的国际市场信息，寻找并培养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中国供应商，将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纳入分布于全球的家乐福大型超级市场中。2.家乐福的本地化策略分析家乐福的产品策略，就不能不谈它的本地化策略。家乐福每进入一个新地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仔细调查其他商店里有哪些本地产品出售，哪些产品的流通量很大，然后再去与各类供应商谈判，决定哪些产品应在将来的家乐福店里出现。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从当地组织采购本地人熟悉的产品。像家乐福这样，保持配送中心发展速度稍滞后于店铺的发展速度，使配送中心的成本始终处于店铺营业总额可以消化的范围内，从而确保企业在赢利中快速成长。家乐福是在分店数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采取整合供应商物流系统的方法来解决商品配送问题，进一步节约运营成本。5.2价格策略分析 价格是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重要因素，因而作为大型超级市场与顾客交易的基本手段之一，商品价格与利润直接相关。超低价策略一直是家乐福赖以生存的法宝。家乐福始终有10%左右的低价商品，然而这些商品却带动了其他90%的正常价格商品的销售。家乐福之所以能保证超低价策略的实行，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原因:1.大规模经营作为大卖场业态的创始者，家乐福采取大规模经营方式，每个大卖场的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品项在15000种以上，在这个区间内容易达成规模效应，其商品定价毛利率较高，在14%-25%之间，所以在达到毛利率之前，家乐福的降价空间与同行业其他零售商相比要大，这是家乐福低价策略的保障。2.繁华的商业环境家乐福的大型超级市场一般都是在人口密集、目标客户消费水平较高的商业繁华区，这就为其极低售价策略提供了充分的施展空间。。3.开发自有品牌为了实现低价策略，家乐福努力减少流通环节，降低经营成本。4.本土化采购家乐福在选择商品时一向倾向于本地化，将一部分权力交给分店，所选择的商品会根据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风俗习惯、消费心理的不同而相应作出调整。这样，一方面使门店里的商品更能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同时由于是本地采购，可以由供应商实现配送，节省了配送运输费用，最终为低价策略的实现打好了基础。5.3地点策略分析 家乐福在选址方面，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一)当地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家乐福在中国主要开设的是大型超级市场，为保证大型超级市场的吞吐量，家乐福首先把发展目标锁定在人口密度高、消费能力强的大中城市，农村地区目前还不在家乐福的考虑范围。 (二)周边的竞争情况家乐福在开业前就把其他商店的劣势了解清楚，以打分的方法发现它们的不足之处，比如环境是否清洁，哪类产品的价格比较高，生鲜产品的新鲜程度如何，然后依据这种精确的调研结果制订自己的竞争战略。5.4促销策略分析 5.4.1家乐福的促销方式 一般以节假日促销为主，日常促销为辅来体现低价形象。1.货架堆头促销。在正常的货架两头有专门为促销产品陈列的M架，每档期分摆不同的促销产品。促销堆头主要有四种:端头货架、地堆、红房子(正常货架的中间区域)和区域集中促销；2.节假日促销:通常以中国重大节假日为主题，如:春节、劳动节、中秋节、国庆节等来举行大型的商品促销活动，选取百余种商品做特价来带动消费；3.日常促销:是一种辅助促销方式，以日常每天为单位，分日期、分时段的通过降低某几个单品的价格来促进商品的销售，其方式灵活、快捷，商品变化性强，且便于操作，有较强的吸引作用，容易培养忠诚消费者。例如:生鲜商品，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敏感性和与日常生活的贴近性，故多采取这种方法；4.中心主题促销:家乐福经常利用各种节假日、不同的季节或某一事件为主题开展促销；5.4.2具体的促销内容 1.“棒”系列商品:是标志为“低价就是棒”的商品，其特点为:选择多、超低价。带有该标志的商品有效的突出了在售商品的价格底线，极高的性价比让顾客享受到更超值的享受，同时对于低价形象的树立起到不断巩固的作用。自从家乐福推出“棒”系列产品以来，一走进家乐福卖场，那些红色醒目的或大或小“棒”字纸牌就成了家乐福为顾客准备的醒目的指示牌；2.自有品牌商品:顾名思义就是“家乐福牌，，它是优质低价的完美结合。其特点为:优质保证，实惠超值，选择丰富、品质监控、精诚合作。这类商品在市场上无可比性，在同类产品中价格相对较低，具有较广阔的市场与利润空间，是家乐福打造的又一低价“亮点”；3.优惠活动特价商品:是家乐福主动特价，厂家让利的大优惠商品，通常以两种方式宣传商品:一种商品优惠幅度较大，并经常在周末做“震撼特价”;另一种商品是供货商支持力度较强，“捆绑装”或“买.送.”的赠品战术。 结 论 本文以家乐福大型连锁超级市场为研究对象，从国内外大型超级市场的产生、特征、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入手，明确了主要研究对象及概念。通过市场营销基本理论的运用，对家乐福大型超级市场现有的市场营销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和技术环境进行详细分析，从中发现企业面临的机会与风险，并通过对其内部条件的研究，了解企业所采取的市场营销战略，它们是做好企业营销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证。本文通过SW0T分析，明确得出家乐福的优势有大规模经营、本地化策略、商品种类多样化以及良好的购物环境;而家乐福的劣势是其产品管理存在问题，致使其出现一些质量有瑕疵产品，这令消费者对其颇有微词。而家乐福长期向供应商收取高额入场费也令供应商苦不堪言，长此以往，家乐福将大量流失消费者和供应商，这是家乐福目前鱼待解决的问题。家乐福面临的机遇是国内经济和零售业的迅速发展、2004年我国大幅度放宽了对外资进入中国的限度、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品支出的增加，以上条件都为家乐福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家乐福面临的威胁则是随着中国零售业的放开，大量外资大型超级市场大量涌入中国，这为家乐福带来了强有力的竞争者;而长期向供应商收取高额入场费也使家乐福与供应商的关系趋于紧张，有流失供应商的可能。明确家乐福的优势和劣势、面临的机会和威胁，有利于确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及竞争优势。本文通过对家乐福营销组合策略的分析，从而得出家乐福的主要采取品种繁多产品的产品策略、超低售价的价格策略、市区商业中心选址的地点策略和多品种多方式的促销策略。本文通过以上的分析过程，对家乐福的营销现状有了较明确的剖析，希望对家乐福的发展与中国零售业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迅速扩张的发展战略 “为了有一刻钟的提前也要第一个到达”是家乐福在中国占领市场时奉为已久的策略准则。就是在这一准则的指导下，家乐福进入中国市场的决心和力度要比其他的世界零售巨头要早要大。据统计，从1995年法国家乐福在北京家乐福国展店第一家店开始至2007年1月份，家乐福在中国24个省市自治区共有折扣店100家，大卖场92家。而与此同时，沃尔玛的门店数是77家，麦德龙33家，易初莲花75家， 仅仅从数量上就可以看出家乐福在中国的扩张的确是略快于其他的零售业；地区分布上，在其他的跨国零售企业还在致力于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和东部发达底部扩张的同时，家乐福已于2004年开始了它西征的扩张步伐。 二、集中力量发展其优势业态 在进入中国的商业业态选择上，家乐福用大型超市中的主力业态大卖场（Hypermarket）进入中国是十分正确的。这种经营品种繁多、天天低价的廉价量贩店是非常适合中国这个在高速发展中的国家。家乐福的低价格和品种繁多的商品，对顾客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从而使家乐福在中国内地取得了巨大成功。 三、“落地生根”的本土化战略 家乐福在世界扩张过程中实施的是“充分本土化”战略。这也一直是它跨国经营策略中的最大法宝。中国化的家乐福战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家乐福管理本土化的最大特征就是以门店管理为中心的管理体系。这一管理体系是建立在门店人员最贴近市场，所以要有相应的经营决策权新理念的认同上。家乐福这种以门店管理为中心的管理模式的主要特征就是赋予各个门店管理人员更多的权利，在权利下放的同时，家乐福的门店店长和管理人员的经营指示责任也非常细化的落实了。 （二）家乐福经营本土化的实质就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地制宜，入乡随俗。在中国，因为自行车还是中国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所以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家乐福出售的矿泉水多是散装的；出售的面粉和粮食也是小包装的；为迎合中国人喜欢“挑选”的需要，家乐福增加了货架上同类商品的供应量；在中国内地，鉴于消费者普遍的生活水平，家乐福瞄准普通居民消费群体，吸引了更多的大众消费者。 （三）配送系统与信息系统的本土“滞后化。在进入中国的三大零售巨头中，家乐福的配送系统和信息系统是较落后的。家乐福至今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统一的配送系统，且其计算机系统的开发和建立要落后竞争对手沃尔玛好几年。家乐福这种“滞后”的配送系统与信息系统是其战略规划的成果，而且是非常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战略成功。因为商品的集中配送是连锁商业带来的，但是目前中国连锁商业基础非常薄弱，只有通过大的连锁集团的整合才会形成规模的、高效的、社会化的物流配送系统。家乐福的中国开店战略正是凭借其店铺和销售的规模数作为其整合供应商配送系统的筹码，从而把店铺与销售资源转化为对其服务的商品配送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家乐福信息系统的“滞后”建设是符合中国实际的，这种滞后是为了使系统更实际和本土化。 （四）商品采购及员工的本土化。进入中国市场11年来，家乐福已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大连和宁波等11个制造业发达的城市建立了采购基地，并与1425家有实力的中国供应商签订了长期供货合同。此举不但为自己节约了大量运输成本和配送费用，还能因此备受当地政府青睐，打好政策通路。目前家乐福中国的25000名员工中，只有80名外籍人，其余都是中国本地人才。家乐福认为员工的本地化更容易使公司的经营理念融入到现实经营中去。 四、向上游供应商要利益
【摘要】国有企业对于我国国民经济而言，其在重要部门以及关键领域拥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为，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支柱部分。目前企业间实现竞争重要根本在于人才竞争，只有将人才拥有的能力以及天赋通过有效地激励加以充分的发挥出来，才能为企业创造出更过的价值，所以说员工激励机制对于企业而言是极为重要的管理手段。国企通过对激励机制加以不断的建立健全，对于企业发展拥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就国企机理机制中具有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与之对应的完善策略。【关键词】国有企业；员工激励机制；存在问题；解决对策前言当前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实现新常态，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的改革，市场竞争也愈发的激烈，众多企业效益也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员工流失状况愈发的严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内部机理机制具有的诸多问题加以有效地反馈出来。随着企业内的人才逐渐的流失，必然会对员工队伍造成不利影响，导致企业生产效率呈现下降趋势，不但对企业近期发展目标造成影响，并且对企业今后的持续稳定发展也有着不利影响。所以，创建出现代化的企业激励机制已然是我国国企需要建立的内容，同时也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一、国企对于员工激励机制中的存在问题（一）薪酬分配不合理薪酬作为激励员工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公平作为薪酬分配最为基础的内容，但是实际中多数国企内部在员工和中层领导、中层领导和高层领导、工种不同的员工间存在有较大的薪酬差距，而且各个行业间也存在极大的差距，致使通过福利、奖金以及工资增长等方式已经无法对员工积极性加以有效地调动，反而导致多数员工出现了心理不平衡现象，对员工工作主动性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这对员工工作效率有着很大的降低作用，对企业发展以及目标实现有着非常不利的影响。（二）绩效考核不完备绩效考核制度不系统、执行不力以及不系统，在对设计标准时存在很多的不合理之处，考核内容没有得到有效地分解与细化。而且评价结果通常划分成差优秀、差、良好与一般四个层次，并未对评价尺度加以一个科学的制定。此外，未将考核结果实现和员工晋升以及薪酬调整等和员工有着最为直接联系的内容向挂钩，导致绩效考核仅仅是一种形式，致使未将绩效考核所具有的激励作用加以充分的发挥出来。（三）激励方式不全面激励根据内容的不同可以划分成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两类，目前我国的国企通常采用的是物质激励形式，但是对精神激励方面却相对很少，诸如晋升渠道方面，多数国企干部在进行任用过程中极少是公开透明的竞争，造成人才无法脱颖而出；奖惩方面，虽然拥有着很好的奖惩制度，但是实际执行过程中，结果和目的存在很大的差距，致使员工有着很多的不满。此外，员工极少能够得到教育培训，致使员工无法与当前激烈竞争加以很好的适应。二、构建合理员工激励机制的有效策略（一）建全薪酬分配体系薪酬对于员工实现激励使最为基础的一种方式，在对薪酬加以分配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实现公平、合理与公正，要不然的话，即使拥有再高的薪酬也无法使员工得到满意感。通常员工感受到的薪酬公平是从外部公平、员工公平以及内部公平三方面加以体现的。虽然我国自改革开放至今，经济建设得到了极大的成就，但是收入也出现了极大的差距，这对社会稳定有着极大的不利影响，所以，解决这一问题已经非常的紧迫，要对国企和机关单位与企事业单位间存在的收入差距加以减小，并对企业内部各个层次员工间存在的收入差距。通过科学进行岗位薪酬计算，依照岗位价值实现薪酬差距的明确，并要使差距能够被员工所接受，同时严格根据绩效考核对其加以发放。（二）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对考核标准加以不断的细化，对考核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的偏见与感情误差加以逐渐的克服，实现对员工进行考核过程中能够做到客观与公正，同时将考核结果及时的向每个员工加以反馈，让员工能够对自身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与工作成绩得以掌握，并将员工的奖励、薪酬、提拔以及晋升等方面的内容和考核结果实现最为直接的挂钩。并且对绩效考核方面的力度逐渐的加大，通过岗位竞争以及末位淘汰等方式使员工能够感受到竞争压力，以此来对员工的工作激情加以有效地激励。（三）并用不同激励方式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生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人们现在更为注重精神方面的追求，所以企业也要对精神激励加以重视。第一，实现工作扩大化与丰富化，并对岗位加以轮换，利用这类手段对员工工作热情加以充分的激发，有效地提升工作效率。第二，为员工提供公平的教育与培训，通过有效地教育培训能够满足员工发展方面的需求，同时对企业人力资源提升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员工均希望通过提升自身知识与技能，从而提升自身的综合技能与水平，以便能够在工作中能够有所作为，因此利用教育培训能够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结语总而言之，激励能够对人才实现吸引与留住，能够对员工所具有的潜力实现充分的挖掘，对企业发展目标得以实现有着极大的好处，同时对企业文化的提升与完善有着很大的作用。所以，国企要对激励机制加以有效地推行，以此对员工的所具有的潜能加以充分的发挥出来，从而创建出具有积极向上并且充满朝气等特征的企业文化，并对对已有的经验加以有效地借鉴，根据我国国企的实际状况，进行激励机制的有效制定，从而对国有企业实现健康长远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宜家成功营销策略主要有七： 之一：巧妙命名 IKEA这个名字，是由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名字的首写字母(IK)和他所在农场(Elmtaryd)以及村庄(Agunnaryd)的第一个字母组合而成的。更为巧妙的是，中文的“宜家”既与IKEA谐音，又有了成语“宜室宜家”的美好寓意。夫妻和顺，家庭美满，是每一个人的梦想。再加上宜家的种种经营优势，宜家产品在中国，尤其是年轻人心目中已经成为时尚生活的标志。 之二：独特设计 宜家产品充分体现了为大众设计的理念———价廉、耐用、简单、自然，不能成为生活的束缚，还要能够满足全球化生产的需要。宜家将塑料、层板和松木作为基本的家具材料，通过对颜色和材料的精心选择搭配，使其产品既现代、美观，又实用、环保;既以人为本，又凸显地域特色，很好地表现出了那种源自瑞典南部斯莫兰自然、清新、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些产品与斯莫兰民众勤劳、节俭和对有限资源最大程度地加以利用的美德紧密相连，极易引起消费者的认同和好感。 之三：品种齐全 在宜家商场里，沙发、床、桌子、椅子、纺织品、厨房餐具、地板、地毯、厨房家具、浴室用品、灯具及植物等家居用品应有尽有。而且，宜家产品风格多样，浪漫主义者与简约主义者到宜家，都能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之四：拆装便利 1955年，宜家一位员工突发灵感，决定把桌腿卸掉，以方便装车，并避免运输过程中的损坏。没想到，这种平板式包装，成了宜家节省生产和运输成本的重要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在自己动手(DIY)渐成时尚的情况下，这些拆装便利的家具大受欢迎。那些尤其喜欢自己动手的德国人，往往不惜在宜家的收款台前排上个把小时的长队，回家再拼命地拧几个螺丝，把那些零散部件装配成书架、柜子或者别的什么。 之五：开放销售 1965年，宜家开办了斯德哥尔摩商场，引来数千人排队等候开业。由于顾客太多，员工严重不足。后来，宜家决定开放仓库，让顾客自提货品。这种开放式销售方式从此成为宜家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式销售使消费者可以仔细打量产品，并大大降低运输成本，它甚至导致了家具零售和制造业的革命，同时也极大地推进了宜家走向世界的速度。 之六：低价入市 宜家的经营宗旨是：“提供种类繁多、美观实用、老百姓买得起的家居用品”。为打造低价商品，宜家在大力降低生产成本、采用平板式包装和自选购物方式的同时，还通过大批量采购尽可能降低采购成本。 之七：特色文化 在宜家文化中，除其具有瑞典自然、简朴特点的产品设计以及人性化的开放式销售外，还有三点不得不提：一是温馨餐厅。宜家的餐厅类似于“店中店”，顾客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随时选择就餐或休息。二是关爱儿童。为满足孩子们的特殊需要，宜家开发了一批既能吸引儿童兴趣，又能提高孩子运动能力和创造力等的产品，开发了儿童游戏区、儿童样板间，餐厅专门备有儿童食品等。再有一点，就是“透明营销”。宜家始终坚持向消费者提供关于产品、价格、功能等方面的全部真实信息，使顾客能在充分掌握有关信息的前提下，自主作出合理的购物选择。宜家认为，如果你是最好的，就不会害怕让顾客知道。顾客知道得越多，只会增加对产品的信赖和喜爱。宜家告诉顾客，在宜家购物，除了可以通过自己动手组装家具外，也可以预约宜家的室内装饰建筑师和设计师，请他们帮助你设计新房、改造旧居。宜家就是要让你尽可能享受到全面、优质而又低价的服务。
市场定位从创建初期，宜家就决定与家居用品消费者中的“大多数人”站在一起。这意味着宜家要满足具有很多不同需要、品位、梦想、追求以及财力，同时希望改善家居状况并创造更美好日常生活的人的需要。针对这种市场定位，宜家的产品定位于“低价格、精美、耐用”的家居用品。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宜家把自己定位成面向大众的家居用品提供商。因为其物美价廉，款式新，服务好等特点，受到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欢迎。但到了中国之后，市场定位做了一定的调整，因为：中国市场虽然广泛，但普遍消费水平低，原有的低价家具生产厂家竞争激烈接近饱和，市场上的国外高价家具也很少有人问津。于是宜家把目光投向了大城市中相对比较富裕的阶层。宜家在中国的市场定位是“想买高档货，而又付不起高价的白领”。这种定位是十分巧妙准确的，获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原因如下：IKEA作为全球品牌满足了中国白领人群的心理； IKEA卖场的各个角落和经营理念上都充斥异国文化；IKEA家具有顾客自己拼装，免费赠送大本宣传刊物，自由选购等特点。以上这些已经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白领阶层的眼球，加上较出色的产品质量，让宜家在吸引更多新顾客的同时，稳定了自己固定的回头客群体宜家的产品定位及品牌推广在中国如此成功，以至于很多中国白领们把“吃麦当劳，喝星巴克的咖啡，用宜家的家具”作为一种风尚。1997年，宜家开始突出考虑儿童对家居物品的需求，因为儿童对于家居用品的需求也很大，并且这个领域竞争并不激烈。为了设计更加适合儿童需求的产品，宜家与两支专家队伍进行了合作来开发产品。儿童心理学家和儿童游戏方面的教授帮助IKEA设计、开发旨在培养儿童运动能力和创造力的产品。同时，IKEA利用儿童帮助自己来评选出优胜产品。在宜家展示厅，设立了儿童游戏区，儿童样板间，在餐厅专门备有儿童食品，所有这些都得到孩子们的喜爱，使他们更乐意光顾宜家。风格独特宜家家居出售的产品全部由宜家公司独立设计，产品风格与众不同。宜家强调产品“简约、自然、清新、设计精良”的独特风格。宜家源于北欧瑞典（森林国家），其产品风格中的“简约、清新、自然”亦秉承北欧风格。大自然和家都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实际上，瑞典的家居风格完美再现了大自然：充满了阳光和清新气息，同时又朴实无华。宜家家居用品的风格是瑞典家居设计文化史的凝聚，而瑞典家居设计文化源远流长：19世纪末，艺术家Carl和Karin Larsson将古典风格与瑞典的民间格调相结合，他们创造了瑞典家居设计的典范，流传至今；到了50年代，随着现代主义和实用主义风格在瑞典得到了发展。时至今日，我们在宜家产品上看到的是：现代但不追赶时髦，很实用而不乏新颖，注重以人为本，在多方面体现了瑞典家居的古老传统。走进宜家卖场仔细品味，宜家的家居产品无论从单件产品还是从家居整体展示；从罗宾床、比斯克桌子到邦格杯子，无不是简约、自然、匠心独具、既设计精良而又美观实用。和其他厂商的家居用品比较，IKEA给人的印象是：宜家是上述诸多优点的集合，而上述诸多优点集合起来也就是宜家！而宜家的这种风格也确实能够打动大多数消费者的心，激起人的购买欲望。宜家的这种风格贯穿在产品设计、生产、展示销售的全过程。为了贯彻实现这种风格，希望自己的品牌以及自己的专利产品能够最终覆盖全球，IKEA一直坚持由自己亲自设计所有产品并拥有其专利，每年有100多名设计师在夜以继日地疯狂工作以保证“全部的产品、全部的专利”。另外，宜家这种简约自然的产品风格还有助于形成宜家的另一个优势，那就是低价格，这我们在宜家的价格策略里分析。精美耐用宜家一贯强调产品设计精美、实用、耐用。当然，单纯的设计精美并不难，但是在低价格的基础上同时做到精美、实用、高质量难度却很大。宜家拥有一大批优秀的设计师保证宜家家居用品的设计。他们不但经验丰富，而且能够与经验丰富的生产商紧密合作，找出能够充分利用原材料的方法；同时他们也通晓如何既生产低成本的家具，同时仍旧保持原来的设计创意。宜家设计独具匠心而实用，比如说宜家的一种“四季被”，属三被合一，一层是温凉舒适的夏季被，一层是中暖度的春秋被，你也可以把两层放在一起，那就是温暖的冬季被。宜家这种设计确实独具匠心：看到宜家这种设计之前，谁会想到可以这么设计搭配被子？另一个例子是MTP书柜。这种书柜是1963年由宜家的顾问兼设计师Marian Grabinski设计，这种书柜风格既现代又经典，美观实用，为宜家带来了滚滚利润，堪称宜家设计的典范，多年来引得众多厂家纷纷模仿。宜家家居用品的耐用也是一大特点：如沙发接受压力挤压的次数可以达到几十万次、橱柜的门不停地接受开关的次数可以达到几十年等。当然，要做到产品的精美、耐用要多方面的努力，从产品设计到选材到工艺流程等都方面都要不懈努力，但宜家确实做到了。系列广泛宜家产品系列广泛，宜家共有10000多种产品供顾客选择。基本上，任何品味的顾客都能可以在宜家买到家居所需的家居产品。宜家产品系列的“广泛”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首先，是广泛的功能。顾客无需往返于不同的专卖店去购买家居用品。在IKEA可以找到从客厅家具、玩具、煎锅到餐具刀叉；从办公家具到绿色植物的所有物品，一句话——在宜家可以找到所有实用的家居用品，顾客不必在各个家居店之间东奔西走。其次，风格范围广泛。不同品位的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所爱。但宜家的产品也不是无所不包，宜家没有过于极端或过于夸张的产品。IKEA提供的是为创造舒适的家居环境所需要的产品。另外，通过适当协调，可同时实现广泛的功能和风格。无论顾客喜欢哪种风格，都会有一款扶手椅与书柜相配，有一款书柜与新的折叠桌相配，有一款新的折叠桌与扶手椅相配。因此，宜家的“系列广泛”有着多层含义。 IKEA的经营理念是“提供种类繁多、美观实用、老百姓买得起的家居用品”。这就决定了宜家在追求产品美观实用的基础上要保持低价格，实际上宜家也是这么做的：IKEA一直强调低价格策略。那么宜家是如何在保持“美观实用、种类繁多”的基础上实现低价格策略的呢？实际上，低价格策略贯穿于从产品设计到（造型、选材等）、OEM厂商的选择/管理、物流设计、卖场管理的整个流程：低价格思想贯穿于产品设计始终宜家的低价格策略贯穿于产品设计的始终。IKEA的研发体制非常独特，能够把低成本与高效率结为一体。1、宜家的低成本设计理念及模块式设计方法IKEA的设计理念是“同样价格的产品，比谁的设计成本更低”，因而设计师在设计中竞争焦点常常集中在是否少用一个螺钉或能否更经济地利用一根铁棍上，这样不仅能有降低成本的好处，而且往往会产生杰出的创意。IKEA发明了“模块”式家具设计方法（宜家的家具都是拆分的组装货，产品分成不同模块，分块设计。不同的模块可根据成本在不同地区生产；同时，有些模块在不同家具间也可通用），这样不仅设计的成本得以降低，而且产品的总成本也能得到降低。先确定成本再设计产品在宜家有一种说法：“我们最先设计的是价签”。即设计师在设计产品之前，宜家就已经为该产品设定了比较低的销售价格及成本，然后在这个成本之内，尽一切可能做到精美、实用。例如：邦格杯子的设计者，产品开发员Pia Eldin Lindsten在1996年接到设计一种新型杯子的任务，她同时还被告知这种杯子在商场应该卖到多少钱。就邦格杯子而言，价格必须低得惊人——只有5个瑞典克朗。也就是说，在设计之前，IKEA就确定这种杯子的价格必须能够真正击倒所有竞争对手。产品设计过程中重视团队合作单纯靠设计师自己是很难在设定的很低价格内完成高难度的精美设计、选材、并估计出厂家生产成本。设计师背后是一个研发团队，它包括设计师、产品开发人员、采购人员等。这些人一起密切合作才能够在确定的成本范围内做出各种性能变量的最优解。他们在一起讨论产品设计、所用的材料，并选择合适的供应商。每个人都利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例如，采购人员的作用是：他们与世界范围内供应商之间有着良好的联系，因此，他们更了解哪家供应商能够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价格，并且保证以最高的质量来生产这种产品。能够为了节省成本而考虑得面面俱到设计是一个关键环节，它直接影响了产品的选材、工艺、储运等环节，对价格的影响很大。所以宜家的设计团队必须充分考虑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还是以邦格杯子设计为例：为了以低价格生产出符合要求的杯子，设计师Pia及其同事必须充分考虑材料、颜色和设计等因素，如：杯子的颜色选为绿色、蓝色、黄色或者白色，因为这些色料与其它颜色（如红色）的色料相比，成本更低；为了在储运、生产等方面降低成本，设计师Pia最后把邦格杯子设计成了一种特殊的锥形，因为这种形状使邦格杯子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机器，从而达到节省成本的效果；邦格杯子的尺寸使得生产厂家一次能在烘箱中放入杯子的数量最大，这样既节省了生产时间，又节约了成本；宜家对成本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宜家后来又对邦格杯子进行了重新设计，与原来的杯子相比，新型杯子的高度小了，杯把儿的形状也作了改进，可以更有效地进行叠放，从而节省了杯子在运输、仓储、商场展示以及顾客家中碗橱内占用的空间——一句话：进一步降低了成本。宜家不断创新以降低成本宜家不断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来提高产品性能并降低价格。以奥格拉椅子为例——在宜家人眼中，奥格拉（椅子）是近乎完美的一种椅子：很漂亮、结实，重量轻而且很实用。起初，奥格拉椅子用木材生产，随着市场变化，其价格变得太高，遂采用平板包装降低成本；当平板包装也不能满足低成本要求时，IKEA的设计师采用复合塑料替代木材；后来，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IKEA将一种新技术引入了家具行业——通过将气体注入复合塑料，节省材料并降低重量，并且能够更快地生产产品（并且可以对产品实行平板包装）。从奥格拉椅子，你就可以看出宜家在成本上下的功夫。另一个很有名的创新例子是丘比思储物单元：1994年丘比思储物单元开始生产，这是宜家最早使用框架板制造的产品之一。IKEA使用了一种生产门的技术来使丘比思更结实、更轻便、更便宜，设计师是受利用框架板制造门的生产商的启发而设计的丘比思储物单元。为了降低成本与OEM厂商密切合作与OEM厂商的通力合作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在产品设计过程中；二是在产品生产中。在产品开发设计过程中，设计团队与供应商进行密切的合作。在厂家的协助下，IKEA有可能找到更便宜的替代材料、更容易降低成本的形状、尺寸等。就邦格杯子而言，设计师在OEM厂家的建议下，对其形状和尺寸进行了重新设计，可以在烧制过程中更好地利用空间，使生产更加合理化，降低了一定的成本。产品设计完成之后，为了说服OEM厂商对必须的设备进行投资，宜家向他们承诺一定数量的订单。这样厂家就愿意为了生产宜家的产品而购置设备。就宜家而言，节省了投资。当然，也有遇到麻烦的时候。几年前，IKEA不得不收回一种儿童玩具，并下令停止生产这种玩具——这种玩具的眼睛有脱落的危险，对儿童的安全不利。可是停产又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这种玩具由印度一家工厂生产，该工厂有600名雇员，一时间，600名工人无工作可做。为了维护与客户这种通力合作的关系，并兑现自己的承诺，IKEA派了一名设计师Anna到工厂去查看情况，看看有什么解决办法。Anna查看了工厂以及所用的材料。她与供应商一起工作，开发出了一个全新系列的产品。两个星期后，她带着法姆尼（靠垫）返回了瑞典，这是一种带有手臂的精美靠垫，产品推出后立即受到宜家人以及顾客的喜爱。法姆尼靠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更值得一提的是，顾客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很大，仅靠该生产厂原有的600名雇员还不够，后来工厂又招收了许多新的雇员。宜家这种负责的态度，使供货商愿意与其合作，使宜家“质优价廉”的产品策略得以顺利实施。4、宜家与顾客合作打造低价格宜家把顾客也看作合作伙伴：顾客翻看产品目录，光顾宜家自选商场，挑选家具并自己在自选仓库提货。由于大多数货品采用平板包装，顾客可方便将其运送回家并独立进行组装。这样，顾客节省了部分费用（提货、组装、运输），享受了低价格；宜家则节省了成本，保持了产品的低价格优势。5、宜家的全球生产管理及物流体系有利于降低成本在产品成本方面，宜家除了与OEM供应商通力合作，也鼓励各供应商之间进行竞争，宜家也倾向于把订单授予那些总体上衡量起来价格较低的厂商——宜家在为产品选择供货商时，从整体上考虑总体成本最低。即计算产品运抵各中央仓库的成本作为基准，再根据每个销售区域的潜在销售量来选择供货商，同时参考质量、生产能力等其他因素。为了进一步降低价格，宜家在全球范围内调整其生产布局——宜家在全球拥有近2000家供货商（其中包括宜家自有工厂），供应商将各种产品由世界各地运抵宜家全球的各中央仓库，然后从中央仓库运往各个商场进行销售。由于各地不同产品的销量不断变化，宜家也就不断调整其生产订单在全球的分布，例如：宜家亚太地区的中央仓库设在马来西亚，所有前往中国商场的产品必须先运往马来西亚。这种采购方式使宜家总体的成本降低。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成本较高，特别是对于家具这类体积较大的商品来说，运费在整个成本中会达到30%，直接影响到最终定价。随着亚洲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宜家正在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或者是产品的部分数量放在亚洲地区生产，这将大大降低运费对成本的影响。宜家正在实施零售选择计划，即由中国商场选择几个品种，然后由中国的供货商进行生产，然后直接运往商店的计划。事实证明，这种计划非常成功。例如，尼克折叠椅原先由泰国生产，运往马来西亚后再转运中国。采购价相当于人民币34元一把，但运抵中国后成本已达到66元一把。再加上商场的运营成本，最后定价为99元一把。年销售额仅为每年1万多把。实施这项计划后，中国的采购价为人民币30元一把，运抵商店的成本增至34元一把，商场的零售价定为59元一把，比以前低了40元，年销售量猛增至12万把。6、平板包装策略降低成本在储运方面，宜家采用平板包装，以降低家具在储运过程中的损坏率及占用仓库的空间；更主要的，平板包装大大降低了产品的运输成本，使得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的规模化布局生产成为可能。据说平板包装的灵感来自宜家早期的一位员工——他突发奇想，决定把桌腿卸掉，这样可以把它装到汽车内，而且还可避免运输过程中的损坏。从那时起，IKEA便开始在设计时考虑平板包装的问题。平板包装进一步降低了产品的价格。同时，宜家也开始形成了一种工作模式，即把“问题转化为机遇”。当然，同样是平板包装，宜家的设计师在产品设计过程中还是要考虑产品如何设计才会使生产、储运成本最低。三、独特风格的“卖场展示”渠道策略（Place）1、自设卖场控制渠道宜家的渠道策略是独立在世界各地开设卖场，专卖宜家自行设计生产的产品，直接面向消费者，控制产品的终端销售渠道。宜家在全球共有180多家连锁商店，分布在40多个国家。2、成功地使IKEA卖场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宜家是一个家具卖场的品牌，也是家具的品牌。通过一系列运作，IKEA的卖场在人们眼中已不单单是一个购买家居用品的场所，它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当你看到追求时尚的年轻人提着印有IKEA标志的购物袋神采飞扬地走出宜家卖场，你不会惊讶——国内也有不少商家试图这样做，但并不成功。我们认为，宜家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整合了商流、物流，而是它用于整合商流、物流的核心理念——生活方式。正像我们前面说的：在人们心中，用宜家IKEA已经象吃麦当劳、喝星巴克咖啡一样，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四、促销策略（Promotion）目录展示的营销策略目录展示是宜家促销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促进了宜家的产品销售。在1951年，宜家发行了第一本商品目录。此后，每年9月初，在其新的财政年度开始时，宜家都要向广大消费者免费派送制作精美的目录。宜家在中国大陆共有8家店：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南京、深圳、大连、沈阳，沈阳新店已于2010年5月20日开始营业，并且沈阳店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宜家商场。 1、与普通家居市场不同，宜家能让消费者在体验中深刻了解到一件产品的利弊。沙发等各种家具都是可以在商店里试用。在宜家里，装修了各种各样的样板间，设计合理，博得了广大消费者的一致好评。如果物品没有损坏，也是可以在60天以内（申请宜家免费会员，180天）无条件退换，同时配有布料裁剪与市内送货服务。商场设计合理，将饮食与购物相结合，并配有家具自提区，快速便捷，满足消费者需要。2、随着虚拟现实迎来井喷式发展，越来越多的VR游戏进入玩家的视野。近日，宜家也赶了一把潮流，推出一款VR厨房游戏---《宜家VR体验（IKEA VR Experience）》通过这个VR游戏，玩家置身宜家风格的现代厨房，厨房内的一切物品都可以操作，比如打开抽屉，拿出锅碗瓢盆等等。如果你对厨房的装修风格不满意，还可以自行选择各种材料。对于喜欢在厨房捣乱的熊孩子们，这款游戏也提供了儿童视角，让你以小朋友的视角体验整个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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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资料************蒙太奇宗师－－谢尔盖·爱森斯坦*英文全名：Sergei Mikhailovich Eisenstein*中文全名：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爱森斯坦*生卒年：1898年1月22日—1948年2月11日*出生地：拉脱维亚首府里加*去世地：莫斯科*国籍：苏联*生平：谢尔盖·爱森斯坦，富于创新精神的苏联电影导演、电影艺术理论家、教育家。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功勋艺术家、艺术学博士、教授。爱森斯坦出生于一个犹太建筑师家庭，童年在都市里度过，他曾到巴黎旅行（在那里看了生平第一部电影），并学法文、德文和英文。他从小便热爱阅读，喜画漫画，并且对剧场有极深切的兴趣。起先爱森斯坦打算继承父业，1915年，他自中学毕业后，即进入圣彼得堡的土木工程学院就读，接下来两年，他在该校就读时，便与母亲同住。1917年的革命打断了他的学业。二月时，爱森斯坦被征召到前线服役，等到布尔什维克在十月停火，爱森斯坦才回到工程学院。1918年，内战已炽，爱森斯坦加入红军，在工程部队担任技师。他的父亲则加入**。在军队里，爱森斯坦仍继续绘图、画漫画，并为跑遍全国的宣传火车装饰车身，还在各停驻城市参与当地的舞台剧制作，自然而然地，他便奉命在前线组织并制作舞台剧。1920年秋天，爱森斯坦被遣散，回到莫斯科。他开始在大众学院研习日文，进入普罗特克特中央工人剧场工作后，他便离开大众学院。在普罗特克特剧场，他指导布景设计，并在导演研习班授课。1920年到莫斯科第一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工人剧院工作。他以美工师和导演的身份参加了根据杰克.伦敦的小说改编的话剧《墨西哥人》的演出。1921～1922年，他进入由B.梅耶荷德指导的高级导演班学习。1922年，在《左翼艺术战线》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纲领性的美学宣言《杂耍蒙太奇》，引起了长期的争论，并对整个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库里肖夫的蒙太奇概念不同，爱森斯坦认为蒙太奇的精髓在于不同元素之间的相互冲突。这些元素是为造成某种效果特意选取的，而这种冲突将会产生新的综合。这种强化的效果用传统的戏剧手法是远远不能企及的。爱森斯坦的观念和方法暗示了导演在电影创作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演员的作用则被降至只是再现类型或原型。爱森斯坦在1924年转入电影界，导演的第一部影片《罢工》(1925)被《真理报》看作是“第一部真正无产阶级的影片”。他用“杂耍蒙太奇”、群众场面、类型演员、外景拍摄代替了先前电影中一般的“情节”、个别主人公、明星表演和布景，体现了他的纪实风格。影片《战舰波将金号》(1925)进一步发展了《罢工》的思想主题倾向和美学原则。影片塑造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群众的综合形像。影片中的石狮子、敖德萨阶梯等等一系列场面，成为世界电影史上最为著名的不朽经典。《战舰波将金号》的成功不仅在于爱森斯坦蒙太奇理念的完整呈现，片中丰富的影像元素、隐喻、母题串联、纯粹音乐性的形式建构、以及形式概念的辩证思考，即使百年后的今天，本片仍具有无法超越的艺术价值，或许就像片中那只运用蒙太奇手法而站起的石狮，影史地位永远屹立不摇。在1958年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上，《战舰波将金号》被评为电影问世以来12部最佳影片之首。为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他接受了拍摄影片《十月》的委托。在这部影片中，他使用了理性电影的原则。不仅再现了1917年 2～10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并且揭示了这些事件的含义。1950年，该片配上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重新走上了世界银幕。1928年以后，他又继续完成了被《十月》中断了的影片《总路线》，修改后以《旧与新》(1929)的片名上映。这是苏联第一部表现农村合作化的影片。1929～1932 年他同摄影师Э.К.基赛、助理导演Г.В.亚力山大洛夫一起出访欧美。他在法国拍了一部短片《感伤曲》(1930),试验了声画对位法。1932年在美国作家U.辛克莱的资助下，去墨西哥拍摄了纵贯墨西哥2000年历史的史诗片《墨西哥万岁》。在这部影片中，他探索了单镜头画面的运动、节奏及结构。这部影片的 8万米底片在爱森斯坦生前始终未送到莫斯科。许多人根据它的材料剪辑成《墨西哥风暴》、《悲惨的狂欢节》等10余部影片在世界各地放映。直到1979年，经各方努力，有6万余米胶片集中到莫斯科,由名导演、爱森斯坦当年的助手亚历山大洛夫剪辑成完整的影片，在1979年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金质奖。1932年回国后，他在莫斯科苏联国立电影学院导演系任教，他制定的导演实习课方法，为电影导演的教学打下了基础。他1935年拍了《白静草原》，在拍《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938)时，将影片的叙事结构同古老的传说、民间故事联系起来，将影片的映像处理同古俄罗斯的壁画及建筑艺术交织起来，又将这两者同普洛科菲耶夫的音乐进行对位的或对应的结合。其中冰湖大战一场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3集片《伊凡雷帝》(第一、二集,1945，第三集未完成)是他导演的最后一部影片。在对伊凡雷帝的解释上他从А．С．普希金的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中汲取了灵感，而在结构上则借鉴并超越了世界经典艺术家们的经验。这部多声部的影片，特别是近卫兵宴会的场面以及第二集的声音色彩蒙太奇，都使它成为世界电影的高峰之一，并对电影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当时的历史状况下，这些影片受到批判，《白静草原》底片被毁，《伊凡雷帝》被禁映。爱森斯坦的电影理论，在影片的总体结构、蒙太奇、声画框架、单镜头画面的结构、色彩以及电影史等领域，都进行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的研究。此外，他关于艺术激情的本质、艺术方法、接受心理学等方面的著作，也在他的理论遗产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苏联出版了《爱森斯坦文集》（6卷）；世界各国的电影界对他的艺术理论都给以相当的重视。爱森斯坦是早期世界默片时代四巨头之一，俄国电影之父，也是世界电影的先躯。爱森斯坦以自己气势雄浑的作品在世界史上写下了瑰丽的篇章，而对后世影响更深远的是，他把格里菲斯首先提出的蒙太奇手法发展并形成了理论，格里菲斯只是把蒙太奇当作叙事手段，而爱森斯坦则通过蒙太奇创造出一种意境、传达出一种感情，注意揭示画面的内在含义，把蒙太奇当成了电影艺术特有的美学原则。爱森斯坦是电影学中蒙太奇理论奠基人之一，公认为世界上第一位电影理论家。作品年表：短片《格鲁莫夫的日记》（ 1923 年）《罢工》（ Stachka，1925年）《战舰波将金号》（Bronenosets Potyomkin，1925年）《新与旧》《感伤曲》《十月》（Oktyabr，1927年）《墨西哥万岁》（¡Que viva Mexico!，1932年）《白静草原》（1935）《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938）《伊凡雷帝》（Ivan Groznyy）理论著作有：《蒙太奇》《蒙太奇1938》《垂直蒙太奇》《杂耍蒙太奇》《电影中的第四维》《镜头以外》
哈哈 写这方面的论文要以小见大，不可把题目写得太大，写就像题目 ：论中国文化 ，我们要写的东西太多了，那样就不可能写好，总是泛泛而谈！ 所以你要以小见大，从英美社会的一个角度来洞悉他们社会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思想！其实一个社会的文化从一些小的事件或是现象就可见一斑，关键在于你的分析和联系，我们要从它的历史，发展，还有社会变革等各个方面来分析联系，那样你要做的的准备就会很多了，看好多资料，分析记录。。。。 所要阐述的观点也会深刻，写起来就是文思泉涌！所以在题目的确定上你要从你的论文表达的思想观点来提炼，反映你所要最终表达的思想！ 别人是不好随意给你下题目的，当然如果你要写的是交任务的东西那就逃简单了！哈哈! 英美同属西方有许多共同点，其实不同的地方还是很多的，英国是是一个有由几个主要民族组成的有历史的白人岛国，看看《勇敢的心》就会有感想的，思想比较保守，各民族归属感比较强，他们的足球队都是分各地区参加世界比赛的，如英格兰 苏格兰 威尔斯等，而美国是多人种多 民族国家，所以更加的开放，思想追求自由 个人，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们不同的地方还是很多的！一时半刻难说完啊，打得累了！自己去研究吧！ 就我自己而言，比较喜欢英国生活方式一点！ 自己定吧 ，有疑问再问 哈哈!
中心城核心区人口逐年递减 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3年之后,作为城市中心城核心区的两个区的人口数均呈现逐年递减。1995年轨道交通1号线建成通车之后,由于交通便利,路途花费时间大大减少,使得居住在郊区,工作、娱乐、休闲在市区成为可能。而在这之前,将居住地点尽量安置在繁华中心市区是市民的第一选择。黄浦区人口在1990—1993年间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上述情况。黄浦区人口从1993年始逐年减少: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81.9万,密度为65995人/km2;而2002年为63.22万人,密度为50943人/km2,降幅达到23.9%。当然,1993年之前黄浦区人口数所表现的增加趋势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黄浦区有部分行政区区域位于浦东,而浦东部分行政区域的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并且增加量大于其浦西部分人口数的减少量。卢湾区的户籍人口数也呈现逐年降低的变化规律:在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42.04万人,人口密度为52224人/km2;到2002年,户籍人口数为33.38万人,人口密度为41465人/km2,降幅达20.6%。以上数据说明,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中的上海中心城核心区,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2.1.2 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人口逐年增加 中心城边缘区的徐汇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1993年为76.71万人,人口密度为14008人/km2,2002年为88.45万人,人口密度为16152人/km2,增幅为13.3%。近郊区的闵行区的户籍人口数量自1993年起逐年增加,到2002年人口密度增加至1927人/km2,增幅为28.4%。可见在地铁沿线区域中的近郊区和中心城边缘区,户籍人口数保持稳定的增加趋势。 普陀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地理区位与徐汇区相似,但其行政区域中并未建设有地铁线路,而轨道交通3号线在2001年开通,因此在本文所讨论的1990—2002年期间的人口迁移中未表现出较大影响。为此可将普陀区作为徐汇区、闵行区的对照。1988—1992年间,普陀区人口增长较快,从70.75万人增加到80.45万人,增幅为13.7%。但从1993年开始,普陀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10年间增加不到4万人,并且在1998和2001年出现户籍人口负增长。可见,在未建设有轨道交通线路的中心城边缘区区域,户籍人口数在近10年间增长缓慢,趋于稳定。
80年代以来，从不同学科研究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①的成果迅速涌现。作为经济和社会双重转型条件下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城市化以及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的迁移和流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等多方面正在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由此也决定了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和发展研究方面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最近20年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但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不成熟的色彩。在经过早期以数量型为主的迅速发展后，现在是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本身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时候了。本文将对1978至1998年中国（大陆）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题研究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的资料进行回顾和总结，资料来源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专题②，根据标题中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另外也补充了一些《人口学》专题中没有收录的论文，由于迁移研究、特别是城市化研究散布于众多学科，以及检索手段的不完备，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一、关于人口迁移研究的简要回顾 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科学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由宏观背景和政策需要等因素所决定，早期人口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人口再生产方面，有关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很少见，只有一些介绍国外人口迁移状况和政策的资料零星散布于各类期刊。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移特别是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迁移调配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动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有关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化及其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并逐步向相关问题和学科扩展，形成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格局。城市流动人口的剧增强化了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对人口流动问题的关注，从80年代中期起，我国东中部若干特大城市都相继开展了流动人口调查。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调查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为迁移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料支持。进入90年代以来，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继续对80年代后期开始对社会形成强烈冲击的“民工潮”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特色。 仇为之（1981）发表的“对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是可检索到首篇对当代中国人口迁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从1981到1983年，检索到的迁移和流动研究论文仅有5项。从1984年开始，迁移和流动研究开始迅速发展：1984年检索到11篇论文，1985年为22篇，1988年成为迁移和流动研究的一个高潮，有41篇论文。1995年形成一个新高潮，论文达到65篇。由此大致形成三个阶段：1981至1987年为起步阶段，这一阶段迁移和流动方面的资料极其缺乏，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很薄弱，因此，论文主要是一般性分析或小规模的调查，但这一阶段为后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专著方面，田方等（1986）主编的《中国人口迁移》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迁移活动，包括边疆地区的开发型移民、水库移民、自流人口问题等。胡焕庸等（1984）编著的《中国人口地理》和孙敬之（1987）主编的《中国人口》丛书，都有专门章节讨论人口迁移，为之后的人口迁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资料基础。李德滨（1987）的《黑龙江移民概要》总结和分析了解放后至80年代初自发或组织迁入黑龙江的移民，也具有重要价值。1988到1995年为人口迁移研究大发展阶段，研究成果迅速涌现，初步确定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框架地位。这一阶段的大发展，除了学科发展的自身要求外，还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方面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加强，要求学术界对此问题开展专门研究；另一方面资料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主要如《中国人口》丛书，户籍迁移统计资料的整理和发布，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镇迁移调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调查”，以及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都为迁移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庄亚儿1995）。综合利用相关资料进行的研究如李梦白等（1991）对大城市流动人口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和分析；杨云彦（1994）主要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对人口迁移状况作了较详实的分析；彭勋等（1992）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口迁移的学科体系。1996年以来是人口迁移研究开始走向深入的阶段，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的扩张已经明显缓慢，而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国外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从研究内容上看，其覆盖的内容广泛。其中，主要可分为三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对迁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论文，约占总数的37%，包括全国或地区性人口迁移的状况、过程、流向及其结构特征，迁移的一般理论与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为对人口流动、暂住人口、“民工潮”等课题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一部分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47%，其中相当部分是对流动人口管理、包括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提出的设想和建议等；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包括环境移民、开发移民、水库移民、婚姻迁移、跨国迁移和流动等，这一部分约占16%. 二、迁移研究的主要进展 经过近20年的研究和探讨，我们基本上弄清了建国以来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过程、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的机制等。对迁移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开始较深入的探讨，在引入并改进国外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方面有初步的尝试。对迁移和流动的管理和战略进行了较广泛的探讨，其主要进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基本状况：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人口分布起着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由于缺乏直接的资料，对一些情况只能根据间接的推算来判断，特别在早期的研究中更是如此。仇为之（1981）根据各省、区1949至1979年人口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考察了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的迁移状况，总结了省际迁移的两种方式，即组织移民和自发迁移，认为主要的迁出区有3个，即黄河、长江下游地区、四川与湖南。文中还首次绘出迁移流向（示意）图。在当时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该文较准确地刻划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殊属不易。魏津生（1984）、张庆五（1988）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概念界定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迁移”和“流动”的定义问题。魏津生将迁移定义为“发生在国内不同省区或县（市、市辖区）之间的各类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以及发生在各经济类型地区之间的和各自然类型地区之间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这种划分在其后我国迁移与流动的统计、调查及研究中被较普遍采用。马侠（1987）利用户籍迁移统计资料，首次通过数据反映了1954至1984年的迁移状况，是总量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但该文所用1966至1968年的数据是不完整的（杨云彦1994）。杨云彦（1992）利用1987年1%人口抽样资料和1990年普查资料推算了改革开放以来迁移规模的变化，认为改革开放后迁移流向、机制及类型都发生了重大逆转。 但时至今日，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这种混乱首先反映在人口迁移流动的概念界定和统计口径上，如把人口迁移仅仅局限于完成了户口迁移的那一部分人，而将没有完成户口迁移手续的所有移动人口全部称之为“流动人口”；把城镇功能性的短期驻留或过境人口与就业型、定居性的常住人口也统称为“流动人口”等等。由于界定上的混乱，导致调查和统计工作的困难，一方面取得了有关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深入细致的资料，另一方面却连最基本的总量指标至今都无法确定。虽然有关部门发布了一些资料，但这些资料的质量不高、口径不一，往往不具备可比性，无法由其整理出连续资料。公安部门公布的有关人口迁移的资料，不仅存在统计质量上的问题，而且其覆盖面有限，它所包括的只是有户口迁移的那部分人口，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呈下降趋势，这和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性大大提高的现实是不相符的（于蜀等1998）。关于暂住人口，公安部门公布的城镇暂住人口数字统计口径过宽，而且漏报现象比较严重。各次普查和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得到的多是存量指标，口径也多有变化，影响到资料的可比性。 2.流动人口与“民工潮”：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特指那些临时性的人口移动，而在目前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流动 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移动，无论这种移动是短暂的或长期的。资料表明，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这类流动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辐射范围所决定，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另一类就是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劳动力，这类”流动人口“规模大，在城市滞留时间长，且流向相对集中，因而产生的社会震荡也更大。后者通常依其户口登记状况被称之为”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口“，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符合人口学研究中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于是他们也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迁移，即相对于”计划迁移“而言的”非正式迁移“，其与计划内迁移的不同主要通过户口登记状况的差异反映出来。由于户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非正式迁移“人口无法享受和城镇”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于是形成不同户口状况的移民在就业机会、行业和职业流向、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异的移民群体（杨云彦1996）。 “非正式迁移”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存在。李德滨（1983）探讨了计划经济时期向黑龙江的自流人口问题。陈郁（1984）首次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人户分离”①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郑桂珍（1985）首次对上海市1984年时点流动人口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估计流动人口规模为70万。之后有关城镇流动人口的调查分析和文章急速涌现，李梦白等（1991）对此有全面的总结，陈贤寿等（1996）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移民化”、“家庭化”的趋势。 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暂住人口”问题；一是从跨区域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外来劳动力”或“民工潮”问题（中央政研室1994）。这方面的研究，已从早期关注的流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分布、职业状况、婚姻、家庭等一些静态的人口学特征，逐步深入到流动的过程、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性（韩晓耘1995），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影响（秦德文1994）。 3.迁移选择性、迁移模式与机制：移民和非移民之间一般存在规律性或普遍性的结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认为是迁 移对移民进行“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迁移的选择性。境外曾有学者对中国计划经济环境下的迁移是否存在选择性提出置疑。事实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选择性可能更加突出，但选择机制会有所不同。由于中国长期坚持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和控制非农业人口增长的政策，国家对迁入农村、包括城镇郊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在政策上基本不予限制，因而比较容易落户并完成户口迁移手续。对迁入城镇的人口实行严格的选择，将迁移权优先给与城市经济发展急需的专门人才和技术人员。在迁移途径上，主要是计划内的干部调配，高等院校招生和分配。因此，计划迁移政策在迁移人口的来源、结构和去向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计划内迁移的主要是高文化程度的专门人才和国家干部，流入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和高层次的服务业，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性职业等。在所有的迁移选择性中，在年龄上存在最为普遍的选择性。在一般情况下，青年人有着明显的迁移倾向，迁移人口明显集中于15～35岁年龄区间内。早在80年代初，有关调查即证实了这一现象。吉平（1983）调查发现迁入北京市的人口中有74%是在劳动年龄段内迁入北京的，其中绝大部分在30岁以下。李豫等（1984）发现1980～1982年间北京市迁出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达93.2%.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是随迁移的性质而变化，某些类型的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很明显，如婚姻迁移受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影响，婚姻迁移以女性占绝大多数。根据1987年全国1%抽样调查的情况，在婚姻迁移中女性占93.3%，性别比低至7.2，基本是女性一统天下。正是这类迁移在性别构成上的高度选择性，使不平衡的婚姻迁移有可能对迁入、迁出地产生深远影响（杨云彦，1994）。移民文化程度与迁移的关系，也是迁移选择性中的重要方面。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移民平均文化程度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招生、分配，干部调配等计划迁移密切相关，但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发现相反的情况（赵耀辉1997）。 王桂新（1993）、刘启明（1992）、丁金宏（1994）等对省际迁移的空间模式进行了探讨，其中特别讨论了距离在迁移流向中的重要作用；严善平（1998）用地区间迁移模型检验了省际迁移中迁移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蔡方1997）。 4.关于迁移效应：人口移动以其所具有的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结构上的选择性对迁入、迁出地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人口移动直接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总量，并通过转移生育间接影响两地的人口数量对比；其次，人口移动所可能引起的生育行为变化将改变两地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由此，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发展模式都将发生变化；另外，人口移动将改变两地的人口结构。人口移动导致的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有两种情况：集聚性的迁移将会强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状况，而扩散性迁移则使人口分布趋于平均。人口和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还可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蔡方1998）。 人口移动对生态环境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入迁可能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在农业移民中对环境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但也有少量因人口入迁后对生态环境加以科学治理而使其得到改善的情况。 人口移动的社会效应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课题。人口移动在实现均衡的过程中不断地打破旧有的平衡，从而引发了多层面的摩擦。这一社会整合过程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从短期看则有可能带来社会问题，如文化冲突、犯罪等。移民行为调整是人口移动社会效应微观方面的重要内容。从一种文化背景和特定社区流入另一种行为方式和文化氛围中的移民，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迫使移民在冲突中进行着调整，同时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可能影响迁入地的土著居民。移民通过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形成富有生机的移民文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导致社会冲突。一般来看，处于少数地位或带有落后的文化背景的移民更有可能采取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途径主动或被动地适应迁入区的生活方式而被同化。在移民占多数地位的情况下，可能会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迁入区。在迁入地，土著居民对具有相对先进文化背景的移民可能采取较为友好或是倾慕的态度，而对由落后文化区迁入的移民多采取歧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在这方面较受关注的是对女性婚育行为变化的研究（林富德等1998），这些研究若能结合与迁出地的对比将更有价值。 当前，“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既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担心“外来人口”影响本地就业，一些地区特别是特大城市纷纷出台了干预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法规。丁金宏（1995）、赵敏（1995）等分析了外来人口就业及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结论认为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就业的影响是有限的。陈浩（1996）探讨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发展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5.关于政策与评价：《人口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专题讨论外来人口问题（该刊1997）。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和社会 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已经由比较排斥走向比较宽容。对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刘世定（1995）对政府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对与迁移相关的政策评价，主要集中在移民、户籍管理制度与城镇化政策方面。 在开发性移民与环境移民方面，建国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移民、环境移民及水库移民。向边远地区移民的主张一直占主流地位。如仇为之（1981）文中即提出应继续向西部移民，王勋（1984）更提出具体规模。但向西北移民的主张受到来自人口地理学界的批评（原华荣1985），其中关于水资源约束的证据是最有说服力的。有关评价西北组织移民也间接支持了这些批评（陈伯敏等1988）。80年代后期，有关向西北移民的关注被环境移民所取代（解书森等1988；张善余1995；张志良1995）。水库移民作为一类重要的组织移民，也一直为有关研究所重视（张思平1983）。尤其是三峡工程移民更是倍受关注（朱农1995）。1998年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特大洪水，对移民安置提出了新的课题。 关于所谓“外来人口”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方面需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如外来人口的法律地位问题。劳动者的平等劳动权力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力，而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无疑侵犯了这种平等权力。“外来劳动力”字面本身就含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是歧视性的。我们限制非本地户口劳动力的劳动和就业，其法理依据和理论解释是什么？目前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待遇既无足够的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其次，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了解十分有限，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供给状况、工资、整体经济运行及新就业机会的创造，影响相当复杂。目前在歧视性的政策环境中，“外来劳动力”大多只能在城镇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低收入和重体力的职业，其有限工资的一部分被作为补偿由政府收取后返回用于城市职工的补贴①，城市（本地）劳动力则利用其有利的制度性地位“寻租”②。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即使“外来人口”干得再好也无望融入城市社区中。长期对城市的倾斜和保护政策，限制了农村人口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改善福利的机会。户口制度作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已经十分强烈和明显。 三、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研究 相对于人口迁移问题，城市化问题更早受到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在人口科学被打入冷宫时，城市科学仍在艰难地生存，从而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科学的迅速发展积累了基础。但是，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样，仍然历经曲折。 新中国城市化走过的40余年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魏津1985）：1949到1957年是城市化迅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城镇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为9949万人，年均增长率达7.1%，大大超过了这一时期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使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0.6%上升到15.4%，从而显著缩短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先进国家之间在城镇化水平上的差距。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城市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口的迁入，尽管当时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平均高达3%，超过农村人口，但在城镇人口增长中只占44%，仍有56%的增长是由迁移取得的。 1958至1960年是城镇化超速发展阶段。由于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和主观臆断，使中国工业和城镇化在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19.7%.1961到1965年，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逆城市化阶段。随着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城镇人口被大批精减，前后共动员了约3000万人返回农村。到1965年底城镇人口已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但随着总人口的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反而降低了。这种逆城市化是对前一时期超速发展所作的纠正。 1966至1977年，是城乡人口大对流的阶段。一方面，这一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出现了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为特征的逆城市化运动，前后累计约有3000万城市知识青年、职工及其家属、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强制性地迁往农村。另一方面，城镇企事业单位又大量从农村招收职工，而且由于管理上的混乱，使得很多农村人口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变成了城市人口，其总数累计亦达2000余万人。进出相抵后，城镇人口净迁出约500余万人。在工业建设方面，出于备战目的的“三线”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宏观布局，但基建投资没有形成城镇对非农产业的吸收能力。这期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极为缓慢，城市化水平甚至下降。 总的来看，中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在同一工业化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也低于目前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与一般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表现为“城市化不足”。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剧烈波动，与我们在城市化上认识的波动密切相关。关于城市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城市化是发展带来的“病症”。长期以来，反城市化思想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中国的反城市化思想同西方又有不同的地方，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辜胜阻，1991）： 第一，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这一思想寄消灭城乡、工农和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希望于抑制城市发展、实现所谓城乡一体化上，形成反城市化的主要依据。 第二，自然经济思想。由于对物质资料生产的狭隘理解，城市第三产业的职能被大大弱化，城市化无法促进。 第三，城市化阶级性的思想。有观点认为“工业化导致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规律”，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不必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老路，中国应进行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 陈金永（1990）从经济发展战略来分析中国城市化的道路。他认为，在建国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城市化进程都较为缓慢。从整个城市化进程上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工业增长速度，在城市产业结构中突出发展了重工业，总的城市体系也明显表现为向大中城市的倾斜。这种城市化模式是与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相对应的，是社会主义城市化前期的一大特点。城市化速度的放慢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苏联城市人口增长在50年代较高，1950～1955年曾达到3.9%的水平，之后趋于下降；东欧国家也有类似情况，这些国家的增长率甚至还低于前苏联。 从一般发展规律来看，工业部门的扩大会造成城市人口的上升，这种情况在工业化的早期更为明显，因为工业的成长要靠增加劳动力来完成。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城乡之间生活水平上的差异，农村人口迁往城市的动机是很强烈的。因此，一国的工业化将对该国人口城市化产生导向作用和重要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基础的战略不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城市化具有自身的特点。 首先，可以看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策略。归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高积累率及高增长率。由于可用的外部资金有限，高积累率只有通过大力压缩国内消费来实现。 2.以重工业为主。 3.牺牲农业。工业投资主要依靠农业部门的积累来支持并通过牺牲农业来达到降低工业产品成本和维持工业高速增长的目的。 为了保证工业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因为城市化会使国家总的消费水平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城市“最低可行”的生活水平都较农村要高。降低城市化速度与“成本”的主要措施如： 1.限制城市消费的增长，压缩服务性行业的发展，以集中发展工业。 2.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增长，主要表现为控制人口流入城市。 3.鼓励农村工业化，这样既可达到工业化的目的，又可避免城市化。 实施上述发展模式的结果的影响是显著的。从城市劳动力就业结构上看，普遍存在着随城市发展工业人口比重上升，服务人口比重不变甚至减少，不在业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倾向。在城市劳动力的产业结构上表现为农业和第三产业薄弱、工业突出的“鼓形”结构。 城市化水平的波动主要通过人口迁移和自然增长速度的差异来实现。关于中国城镇人口中由农村人口迁入的部分，没有确切的统计资料可资使用，只能通过间接资料估算。这种间接估算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其中受到大量行政区划变动以及统计口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外不少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这里我们将总结几种有代表性的资料。 马侠（1987）根据1986年中国74城镇人口迁移调查的结果，首先匡算出1949至1986年由农村迁入城镇的净迁入量累计达7300万人，占全部增量的39.5%；关于新建扩建城镇而划入的人口数，通过从市镇新增人口总量中，减去市镇自然增长数、净迁入数及间接迁移量三项，得到因新建扩建而增加的人口数为5008万人，占27.0%；关于间接迁移人口，他用历年累计迁入城镇人口数与相应年份的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相乘，从而得出历年迁入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在经过秦汉400多年统一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动荡、战乱和分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而迁徙的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是民族迁徙.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迁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有着明显的特点和重要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主要特点就是动因多.远在文明时代的开端,我国就存在着多个民族集团.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民族迁徙绵延不断,其最基本的动因是在经济方面.魏晋南北朝以前,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唯一重心所在.长期以来,较好的自然生活环境、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吸引周边民族向中原迁徙.秦汉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更促进了这种迁徒.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割据势力并起,但周边民族的向内迁徒并未因此而停止.如建安年间,南匈奴自并州迁至以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为中心的晋中、晋南地区.西晋泰始至太康年间（265—289年）,塞外匈奴也曾数次向塞内迁移,徙居河西宜阳、雍州等地,总计人数约20多万.鲜卑族这时也由东北不断向西南迁移,逐渐分布于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及北边诸郡.而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政权的羯胡,则是魏晋间“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的胡人.南方的蛮族这时也逐步北迁,以致“伊阙以南,满于山谷矣”.北魏统一北方后又有不少蛮族首领率众北附.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特别是西晋灭亡以后,除汉族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曾在北方建立政权.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掳掠劳动力,各政权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这些战争成为民族人口迁徙的又一个动因.在战争中,数以万计的人口成为俘虏,被胜利者带回自己控制的区域.如南朝刘宋嘉后期沈庆之伐蛮,前后俘获20余万人,多被迁至建康以为营户.北魏拓跋焘出击柔然,“凡所俘掳及畜产车庐弥漫山林,盖数百万”.另外还有大量人口迫于军事实力而降附.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在频繁的战乱中,各个政权及势力集团为了削弱敌方的实力,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兵源,增加劳动人手,往往乘机掳掠大量人口.如建多年间,三郡乌桓就曾“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前赵刘曜派军袭仇池氐族,“弗克,掠三千余户而归”.至于为了政治、军事的需要而强制迁徙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军事重镇的情况,更是大量经常地发生.三国时曹魏多次强迁氐人至天水、扶风、京兆、南安、广魏等郡,每次人口数千户至上万户不等11.后赵石勒曾徙氏、羌15万落于司、冀.北魏拓跋珪迁都平城后,“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四十余万口以充京师”.与此同时,各政权统治者还“诱谕招纳”,招引边疆民族迁入内地.如曹操就曾通过并州刺史梁习,从“胡狄”中“礼召其豪右”,“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逃避战乱、灾荒和赋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第三个动因.东汉末年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为避战祸迁往辽东者日多,到永嘉之乱后“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流入辽东人口等于“旧土十倍有余”.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为张氏父子统治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出土的爨佉卢文简书也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地都有汉族移民.但这一时期中原的汉族迁徙规模最大的还是南方地区.建安年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益州数万家”.西晋永嘉之乱后,黄河流域的汉族大规模迁往江南,史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及南朝亦有大批北方汉人南渡.这时还有部分汉族迁入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刘宋时始兴郡不少汉人因“遏接蛮俚,去就益易”而逃入俚区,以躲避苛重的赋役.另据《宋书·夷蛮传》载：“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 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由多种动因所促成,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又有着迁徙民族多、迁徒范围广、人口迁徙数量大、迁徙方向呈多向性等特点.在魏晋以前,我国的民族迁徙多是小区域流动,迁徙的民族多居于中原政权沿边地区.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起大漠以北、贝加尔湖畔,南至福建、广东、海南岛,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域,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广阔地域内,空前数量的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如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也有较为年青的乌桓、鲜卑、俚等民族,还有在魏晋才兴起的柔然、敕勒、吐谷浑、爨等民族.这些民族中有的迁徙范围较大,分布较广,如汉族从黄河流域大量迁移到淮河、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鲜卑族从东北的呼伦池及辽西地区迁移到河套阴山一带的“匈奴之故地”,及至晋、冀、豫中原腹地和河西走廊地区；蛮族则有不少从湖南、湖北逐渐北上,及至进入河南中部.有些民族迁徙的范围则较小,如山越基本上是在江南从山区出居平地；匈奴是从塞外迁移到塞内诸边郡及黄河流域；柔然、敕勒的迁徙范围则大体上是漠北、漠南地区.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的因素促使诸多的民族在空前广阔的区域内迁徙,这一时期民族迁徙在人口数量上也是空前的.这时域内各族迁徙人口的总量由于资料的缺乏而很难掌握,但从史料中所记载的部分数字来看,这个数目应是相当大的.如三国时期内迁的南匈奴有3万落（户）,以每户7口计,即有20余万口.西晋初年内附之塞外匈奴又有20余万口.仅此二者匈奴内迁人口即约50万.这时奔附曹操的乌桓人先后有两万余落,以每落10口计算,即有20余万人.再加上被俘约10万人,总共有30余万乌桓人被迁至内地.故有人认为内迁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乌桓等“人数远超二百万”.而中原地区的汉族又大量南迁,其中建安十八年（213年）“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10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以每户5口计算,仅这一次南迁人口就近60万之多.西晋末年至刘宋之际,又有90余万北方汉人南迁江南27.估计南迁汉族人口之总量不会低于北方内迁之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另外,南方北迁的蛮族也有不少,仅《魏书·蛮传》中有数字记载的即有16、7万户,以每户5口计,则有80余万口.我国历史上魏晋以前各个时期的民族迁徙方向,除了汉代的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的西迁外,总的来讲是以周边向内迁徒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华夏族）虽因战争被俘、掳掠贩卖,屯垦戍边等原因也有向外迁徙者,但较之内迁者为数颇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则不同以往,不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周边民族人口向中原迁移,而且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原汉族人口向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以外江南、华南、辽东、河西、陇右、蜀等地区迁移.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人口因一些具体的原因而向其他方向迁移.如十六国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了汉、匈奴、羯、鲜卑、卢水胡、氏、羌等民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都曾大规模掳掠强迁异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重镇.然而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中心不断转移,强迁的人口也随之辗转流徙.如匈奴刘汉政权攻陷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后掠万余人归于长安,及晋军围攻长安,又“驱掠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刘汉都城,在今山西临汾西南）”.后来石勒攻平阳,“平阳大尹周置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石勒将他们徙在自己控制的司州诸县.后赵建立后,石勒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徙平原乌桓展广、刘哆等部落3万余户于襄国,石季龙又徙雍、秦二州华戎10余万户于潼关以东,徙秦州3万余户于青、兖二州诸郡.到后赵政权瓦解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民族人口往来迁徙之状可想而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从迁移方向上看,周边少数民族是以由沿边向内地迁徙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是以由北方向南方的迁徙为主；同时亦有着包括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大量人口的南北西东方向的往来迁徙,从而呈现出人口迁移多向性的显著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是当时封建社会条件下民族关系的产物,它与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是相关联的.其中许多民族的迁徙是被迫的,是被异族强制进行的,伴随着的是战争、掠夺和征服.因此,这时的民族迁徙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消极的因素,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它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主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改变了我国原有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推动和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在此以前,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基本上是分族聚居的格局,即汉族（华夏族）集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则分别集中分布在周边各个地区,各民族在特定地域的聚居长期得以稳定,造成了聚居该地域的民族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点,这种长期稳定的聚居状态是保护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藩篱.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汉族逐渐分布于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松辽平原、河西地区,分布范围更加广泛.内迁后的各少数民族除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以外仍聚族而居,但分布地区却十分分散,各族间往往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同一地区常常居住着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同一个少数民族又错居在好几个不同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亦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于是冲破了民族界限,打破了民族隔绝的状态,使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开始由原来的分族聚居变成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通过杂居共处,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吸引,在历史的长河中汇流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潮流.这种内聚力量,最终结合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而正是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中华民族“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使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由游牧生产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匈奴、乌桓、鲜卑、拓跋鲜卑等族在进入中原内地之前,社会结构以部落组织为主,社会经济以游牧业为主.进入中原后,在汉地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由游牧而定居,多数从事农耕业.魏将郭淮镇陇右时,让羌人“家使出谷,平其输调”；雁门太守牵招,曾表复乌桓五百余家的租调.让这些少数民族交纳租调,他们自然是已进入农耕阶段.十六国时羯人石勒在家乡武乡,因为沤麻与邻居李阳争夺麻池.常互相殴击.他为了报答郭敬、宁驱的资赡,还“为之力耕”,说明羯族已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结合在一起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通过政权的力量促进这种转变.如苻坚在前秦境内大力劝课农桑,他亲自耕籍田,其妻苟氏则“亲蚕于近郊”,以示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重视.北魏建国后,拓跋珪下令息众课农,使东平公元仪在五原至棝阳塞外屯田,并在代京周围置立八部帅劝课农耕.拓跋嗣击败越勤倍泥部后,徙两万多家到大宁州,分给他们农器,计口授田,使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迅速转为农业生产.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拓跋部已成为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因而在太和十八年（494年）下诏“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转为农业经济后,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封建关系已占支配地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组织也相应地进行调整,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采用了魏晋的官制等,促使各族本身的社会形态得到跃进,从而推动了北方社会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为汉族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它增添了活力,不断壮大发展,而且还使汉族汲取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大大丰富了自身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这一时期迁徙到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及卢水胡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几个政权,虽然此兴彼衰,存在的时间都比较短,但这些民族并未迁回原地,而是在与汉族错杂居住之后逐渐融合于汉族.前后赵灭亡后,匈奴和羯族大批与汉族融合,鲜卑慕容部在诸燕灭亡后,也以散居形式融合到汉族和拓跋鲜卑中去.前秦亡,本与汉族发展水平相当接近的氐族共同体大为削弱,接着建立政权的羌人、卢水胡、河西鲜卑、关陇匈奴等,也陆续处于解体过程,到北魏后期至隋唐,早期内迁的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大多消失,融合于汉族,南迁的柔然,敕勒和西迁的吐谷浑亦有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而自东晋南朝以来,南方的蛮人逐渐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山越、俚、僚出居平地.这些民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水平逐渐接近汉族,经济、文化和生活风俗上的差异也逐渐消失,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说,荆雍州蛮“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我们从史书记载可看到,西晋太康时户数为245万,北魏正光前户数为500万,北周大象中户数为359万,到隋大业五年,户数已达890万.这除了管辖范围扩大,检括户口及自然增长等因素外,也是与大批少数民族编户齐民融合于汉族密切相关.这种以民族迁徙为开端的民族融合,不仅给汉族注进了大量新鲜血液,使之生机勃勃,更富有创造力,而且使它自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得以丰富.其表现之一是少数民族的畜牧业生产品种、技术乃至一些农产品传入中原地区,东魏杰出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牛、马、骡、羊等牲畜饲养和役使方法,以及兽医术、相马术和畜产品加工技术,如制毡法、做酪法、作酥法等等,其中有不少方法和技术来自少数民族.农业上也引入了胡谷、虏小麦等等.其表现之二是汉族在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等的流行,给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新鲜色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使我国的经济区域呈现扩大趋势.在边疆地区得到开发的同时,北方经济得到复兴,南方经济得以明显发展.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汉族为避战祸大批迁往辽东、河西等边疆地区,使当地的劳动人手大大增加,甚至流人多于“旧土十倍有余”.徙往边疆地区的汉族劳动者还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传播到边疆,在他们同各族人民共同耕耘下,东北、西北边远地区得到开发,这对于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面貌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频繁的战乱,使北方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十六国时石勒虽明令使用钱币,“而钱终不行”.当各少数民族过渡到农业生产后,北方经济开始高涨起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到北魏中期,孝文帝开始铸造货币,使商品经济得到活跃,中原这一古老的经济基地恢复了活力.而这一时期大批汉族的南徙,为原来经济相对落后的江南地区增加了许多劳动力和带来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无疑会加速江南的开发.同时,江南地区社会比较稳定,东晋、刘宋等王朝也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因而使南迁的汉人有可能和江南土著及山越、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一起,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促进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仅农业生产有所提高,纺织业、矿冶业、造纸业、制船业、制盐业、制瓷业以及制茶、漆器等手工业都有显著发展.商业贸易也十分活跃.尤其是南朝都城建康和东南沿海地区更成了全国文化中心和发达地区.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也使中原汉族文化和南方原有的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六朝文化”.这一切都为日后隋唐的繁荣强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与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