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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送了我一本《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初初一读，就被它真挚、质朴的语言吸引。没有浮丽的粉饰，没有豪言壮语，有的只是笔墨间流露的真挚情怀。千年岁月在眼前拂过，我在那漫漫飞舞的黄沙中看见千疮万孔也掩盖不住辉煌的敦煌莫高窟，看见在戈壁荒漠中跋涉的一代代信徒、开拓者、工匠，一代代守护人。 敦煌石窟是中华历史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我们历史的一道伤痕。东晋十六国前秦政权的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一名叫乐僔的僧人从中原远游到敦煌，一切皆天意，就因为夜幕降临时，他不经意地一望，对面三危山的佛光显耀，令他顿悟，决定留在这里坐禅修行。于是千年旷世石窟在他开始了第一凿。此后连续十个世纪，从未间断建凿、塑像、绘画的佛事活动，一代代僧人的虔诚还有后来的皇室宗亲，商贾以至普通百姓，以他们的追求、憧憬凝固成一个个石窟，一幅幅壁画，用千年的时光在一片荒芜中创化成宏大的佛教圣地，留下辉煌的艺术奇迹。 佛教的传播并不能阻止人类的战争。千年间，对敦煌的争夺不断，最终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都融汇进中华民族广阔的怀抱中。敦煌处于️中西方陆地交通要道，陆上丝绸之路门户，经济贸易发达，文化艺术也在这旺盛的宗教政治经济土壤中，兼容并蓄，吸收不同的养分，融合了中原、印度、希腊、伊斯兰文明的元素，蓬勃发展，孕育出独特的灿烂文明。 莫高窟就是敦煌文明的一颗光芒万丈，见证历史的璀璨明珠！莫高窟的历史是一部贯通东西方文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佛教发展和传播的历史，更是一部人类的心灵史。在那荒芜的黄沙之地，在战乱纷扰的岁月，它是人们的心灵故乡，安放人们的忧惧、悲苦、欢乐和向往。 后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敦煌渐渐失去东西方交通中转和西域门户的地位，莫高窟也渐渐衰落，直至明代嘉靖年间，嘉峪关锁关，莫高窟彻底被遗弃。之后的四百年间，无人管理，任人破坏。这个曾经的佛教文化艺术圣地，就这样渐渐颓败不堪，满目疮痍，湮没在历史的灰烟中。 直至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惊醒世人，敦煌石窟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重新回到历史的视野。可惜当时的中国，积弱落后，任人摆布，民不聊生。敦煌石窟的重现，引来的是一拨拨打着文化研究旗号的外国探险家的强取豪夺，其掠夺破坏程度，令人触目惊心。陈寅格的一句话把中国人的痛心说尽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这伤心，要用多少的努力才能抚慰？更甚的是，这饱经自然的岁月的人为的摧残的人类文化瑰宝如何修复如何续存？从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伊始，这份沉甸甸的使命落在一代代的守护者身上。 从第一代所长常书鸿启动，在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贫困，科技落后，又遭遇政治斗争风暴的形势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而樊锦诗，接过前辈的棒，承上启下，担起使命，为敦煌事业奉献了大半生，“此生命定，我就是敦煌的守护人” 樊锦诗，原本是一个身体柔弱的江南闺秀，或许是命运一早巳经暗中安排，少年时代，敦煌就是她的一个美丽向往，此生与敦煌的缘分从那时就萌芽了吧。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1962年她与另外三名同学被选择去敦煌毕业实习，当时敦煌是大家向往但几乎没有人愿意生活在那的地方。实习期间，她就因为水土不服被迫提前回京，没想到，她之后的人生却留在这个水土不服的地方！ 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敦煌，她不想，找到校方，学校承诺两三年后会有新毕业生去替换她。就这样，抱着可以回来的希望，又带着内心对敦煌、对莫高窟的热爱，踏上了黄沙之地。但是，世事无常，不久文革开始，“三、四年后调离敦煌”的许诺无法实现，之后种种机会，也失之交臂，或许一切正如她说的“敦煌是我的宿命” 1963年的那天，火车行驶在河西走廊，经过武威、张掖、酒泉，穿过茫茫的戈壁，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到了柳园火车站，坐研究所的拉煤卡车走了一百三十多公里的路程，举目所见，只有一望无际的沙丘和戈壁。卡车开进一个长两千多米的山谷，到达莫高窟，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樊锦诗两腿发麻，两眼发晕，摇摇晃晃地下了车。 正值青春年华的她就这样来到荒凉寂寥的敦煌，伴着遗世独立的莫高窟，开始她的人生。 当时的所长常书鸿是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还有段文杰等专家、研究人员、职工，已经扎根大漠多年。那时的生活非常艰苦，几乎与世隔绝，住土房，地上是永远扫不完的尘土，喝的是咸水，冬天零下二十多度，夜晚寒风夹杂着狼的嚎叫。而且他们还忍受着与家人的长期两地分居，无法享受普通人的天伦之乐。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奔劳在风沙肆虐的尘土中，卷缩在洞窟里，修复、临摹壁画、研究、分析、整理、撰写，守护着这座文化遗产。 书中有一个情景让我记忆犹深，樊锦诗第一次见常书鸿是在她毕业实习到敦煌的时候，她想象，这个她慕名已久，放弃优越的生活，从巴黎回来的大学者，应该是风度翩翩的艺术家，然而站在她面前的却是几个衣衫陈旧，面黄肌瘦的老农。 从1944年至今，几十年弹指一挥间，一挥间，几代人的青春和一生就过去了，而原本危危可岌的千年艺术瑰宝却延续下来了。从最初的抢救性修复到八十年代后依托科技不断进步的“预防性保护”从敦煌艺术临摹拓展到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石窟图像、敦煌文献、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多领域研究，开展国际合作，逐步形成了国际水平的敦煌研究体糸，如今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内外最具影响力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 “我其实也想过离开”樊锦诗的自述是这么的朴素真实。时光一点点地流走，樊锦诗也如大部分普通人一样进行着个人生活的轨迹，结婚、生子，所不同的是，她赋予私人生活的时间和空间是那么的少。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独自在大漠中条件恶劣的医院生下第一个小孩。孩子无法带在身边，只能寄养在亲戚家。所以，回忆往事，她对丈夫、孩子始终抱有深深的遗憾和内疚“我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我其实也想过离开”“我应该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我应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应该有权利和自己的家人吃一顿团圆的晚饭”却难以实现。然而在她内心，已深深地爱上敦煌莫高窟，难以割舍。“我感觉自己已经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了，离开敦煌，就好象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就好象要和大地分离”所以当1986年，组织上终于松口的时候，她内心是如此留恋、不舍。是她的丈夫，彭金章，也是一名优秀的考古专家，最终放弃了自己在武汉大学已经颇有建树的事业，来到敦煌，两个儿子在兰州读初中，从结婚开始的十九年后，一家人才算是团聚了。知她者，莫如老彭，“ 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他们用爱和生命践行了这样一个神圣的誓言。 1984年，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这年她46岁。藉着时代的发展，敦煌事业也迈上新台阶。为了将十年文革磋砣的岁月补回来，樊锦诗和她的同事们夜以继日，扑到工作上，硕果累累：巜科学记录档案》将敦煌石窟的各种纷繁复杂的信息科学地汇集成册。参与或领导制订巜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巜敦煌莫高窟保护和管理条例》等一系例规章制度，不仅以法律形式规范对敦煌文物的保护，而且也启发、推动全国的文物保护思路。把握时机，积极寻求与国际合作，推动与国际保护研究机构关于莫高窟壁的保护合作。适应新时代人们文化生活需求，创建“数字敦煌”不但解决了保护与开放旅游的矛盾，而且为敦煌文化的弘扬开创了一条康庄大道。更在她古稀之年，完成了巜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巜莫高窟第266一275窟考古报告》这是莫高窟第一份考古报告，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当代成果，意义重大，不负四十年前宿白先生对她的重托。 从青春年少到成熟中年再到白发暮年，樊锦诗始终守护着敦煌。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她，在荒漠里度过大半人生？也许是莫高窟艺术的感召力和她赤子之心的契合铸造了她的精神支柱吧。她有过痛苦和迷茫，感到自己一无所有，离开家乡，举目无亲，就象一个漂泊无依的流浪者，在时代和命运的激流中，从繁华的都市流落到西北的荒漠中。每当心情烦闷时，她会一个人向莫高窟九层楼的方向走去，在茫茫的戈壁上，在九层楼窟檐的铃铎声中，尽情释放心中的苦闷。洞窟里美丽的飞天滋润她的心田，静谧安详的佛像启迪她的精神。她说，那尊禅定佛的笑容启示着她，活在当下，回归内心。在朝朝暮暮的相处中，她的人生巳经不知不觉地和莫高窟艺术融为一体了，无法分离。正如书中所说的“我突然明白了樊锦诗愿意一辈子留在敦煌的原因了。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在这里无需寻找。只要九层楼的铃铎响起，世界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恒就在此刻” 最后分享一句樊锦诗的独白作为结束语“人生的幸福在哪里？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而且是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他就可以面对所有困难，也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的那个自我。”
榆林窟，敦煌莫高窟的姊妹窟，也是敦煌石窟艺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瓜州县南70公里处，历经唐、五代、宋、西夏、元、清约1000多年的营造，现存洞窟43个，彩塑270余身，壁画约5600多平方米。灿若瑰宝，蔚为大观。
虽然同属敦煌研究院管理的文化遗产，但榆林窟却是一个远比敦煌莫高窟更为荒凉偏僻的地方。
窟区入口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敦煌驱车往东，一路戈壁荒漠，渺无人烟。一个多小时候后，开始有流水，又见几抹耀眼的胡杨。沿着榆林河继续向前，车猛然停在了一个四野空旷的大平地上，司机师傅指着前方看不见路的入口说，往下，就是榆林窟了。
国宝碑
寂然静谧却辉煌灿烂的榆林窟，就深藏在这茫茫大漠的峡谷峭壁间。走下石阶，天地豁然开朗，榆林河在阳光的照耀和榆树的映衬下，恍如世外桃源。
宋子贞在榆林窟待了14年，当年从敦煌研究院保卫处调任到这里，担任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时，他根本没有想过，会在这个荒凉孤寂的地方待这么久。
从敦煌去瓜州榆林窟的这条路，如今一半高速，一半土路，虽然依旧偏僻不便，却已是自驾游也能随意往来的路线。而在这之前，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去一趟榆林窟，依然是要颠簸好几个小时。年轻没经验的姑娘如果在上车前准备好一包零食路上吃，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多半都吐在了车上。
宋子贞工作照
14年前，宋子贞在一个圣诞前后的冬天来到这里工作。作为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他之前也经常来榆林窟，大多都是当天就走。这一次，他却是要长住。
他记得来的时候下着大雪，白雪茫茫，天气非常寒冷。半夜的时候，躺在砖土结构的简易房子里，屋顶和当地土房一样，不是瓦片，只是铺上木席子上面抹上泥巴。半夜烧煤取暖，枕着河水哗哗的声音，怎么也睡不着。心想，这个地方，真的太荒凉了。
领导与他说，去3年，就回来。他没有想到，这一待，就是14年。
宋子贞是2007年来的榆林窟，那时已是四通八达的网络时代，敦煌也早已与国际接轨。但距家170余公里外的榆林窟依然是大漠戈壁深处，人迹罕至、与世隔绝。这里的条件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差别不大。
喝的是河里的水，回县城要找老乡搭车，拖拉机、摩托车、板车和牛车，有轮子的都行，没有车就只有步行。那时候也不通电话，更不提网络，透风漏雨的土房子，还有让人落荒而逃的土厕所。冬天的时候要扫雪，春天的时候要种树，夏天的时候要种菜。
因为没有直通车，从敦煌到榆林窟，搭乘各种交通工具，折腾下来，一来一回需要三四天，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多年。宋子贞经常十天半个月才回一趟敦煌的家，一月回一趟也是常态。从孩子读初中开始，他就很少照顾家。
但如今，来过榆林窟的人，很难想象，相隔不过十来年，当年守窟人的生活，会是那样的。
见到宋子贞时，他很热情地相邀并带路，在榆林窟的前后左右参观了一圈。
窟区白天
河水潺潺，鸟语花香，加上石窟栈道，风光无限。刚刚落成的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办公休息区墙壁上有一个低调却有艺术感的标识牌“榆林之家”。整个建筑区域极富设计理念，与峡谷两岸延续千年至今的伟大石窟浑然一体，而内部的空间却极为简约现代舒适。
窟区栈道
璀璨绚丽的榆林窟，如今已是很多来敦煌游客的目的地。而洞窟之外，这里的环境在大漠戈壁中出尘脱俗，美到让人流连。
宋子贞对刚刚改造的“榆林之家”十分欣慰，这是在敦煌研究院和 社会 公益力量的大力支持下，在很多设计师的参与下，历时4年多才完成的。
在榆林窟十几年，除了守护这一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做文物保护、文化弘扬、综合管理工作外，宋子贞说，自己常年都在为这些看着琐碎的生活困扰、奔波着，“最开始几年，就是给职工打井找水喝、通班车回家，然后通电话、通网络，到现在，终于给大伙盖上了职工之家。”他感慨，“十几年就这样过去了”。
聊起起这些年的“守窟”生涯，宋子贞讲起来绘声绘色。他是个典型的西北汉子，说话不急不缓，直来直去，经常会咧嘴笑起来，但描述的画面有时生动到让人笑出声来。讲到艰苦处，他也冒出“熬着”这样的话，但很大一部分回忆，都是说榆林窟的好处。
讲到这里冬天雪太厚，工作人员经常是讲解完就去扫雪，扫完雪扔下笤帚又去讲解，女孩子干着干着就哭了。他突然又说，“哎呀，榆林窟的冬天也是特别美的，雪景特别美，你应该冬天也来看看。秋天胡杨也美，四季景色都有特点。”
他说：“时间久了我也喜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确实非常好，非常的安静。能让人安安静静地去思考、去学习。有时候白天忙碌，晚上就能把自己好好整理一下。”
窟区外景
当年的生活虽艰苦，却伴随着精神上的快乐，宋子贞怀念和敦煌研究院同事们经常一起深夜喝茶聊天的日子，大家亲如兄弟、情同家人。而如今，榆林窟的环境面貌焕然一 新，物质困苦已经渐行渐远，但他也开始担忧年轻一代人对这里的感情和付出，担心石窟保护始终会有新的挑战。
再过几个月，宋子贞就到了退休的年纪。回望来时路，他形容他们这一代是“筚路蓝缕”，坐着简易的交通工具来到这里，开启这一生与敦煌石窟的不解之缘。
“这么多年守在这里，我其实也没有过多想法，第一，守护好榆林石窟；第二，做好服务，服务榆林窟；第三，就是为职工、为游客做好服务和保障。不管做什么工作，能不能在这个岗位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能不能把这个地方改变好发展好，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而今，他觉得自己实现了当初的愿望，把一个环境面貌全新的榆林窟交到了后来人手里。他感慨了一句：“我的任务完成了，也不虚在榆林窟工作这么多年。”
6窟大佛
1.找水喝
宋子贞是西北人，大漠戈壁对他而言是熟悉的日常。然而，初到新岗位，对榆林窟的荒凉孤寂，宋子贞还是有些措手不及。
在此之前，他待过很多地方。老家在天水麦积山附近，12岁来到敦煌读中学，毕业后因为父亲在青海工作，他去了青海茫崖，一个如今是网红景点、但依然千里路遥人迹荒凉的地方。宋子贞在那里成为了一名知青。再然后，他又在当地公安系统干了18年。1994年，敦煌研究院成立了保卫处，需要有公安经验的人，各种因缘巧合之下，宋子贞又从青海回到了敦煌，成为了敦煌研究院保卫处的一员。
在莫高窟待了13年，宋子贞被调到了榆林窟。虽然仍属于敦煌研究院，但大家都知道，榆林窟那个地方很偏僻，也很艰苦。最重要的是，照顾不上家里。
那时候孩子刚上初中，但爱人说了句，行吧，我支持你。宋子贞就来了。
只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山沟里的生活会有这么多难题。
初到的时候是冬天，非常冷。上厕所的问题就相当的让人挠头，当时的榆林窟只有一个露天的旱厕，冬天晚上只要一出去上厕所，就会立竿见影地感冒。为了这个事情，宋子贞自己就连着感冒了好几次。
但最麻烦的，还是吃水的问题。
舍利塔
当时的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不到20个人，但喝的都是榆林河的水，因为上游有放牧的小污染，这里的水一喝就会肚子发胀，而且咕噜咕噜老响，有时还会闹肚子，但适应上一段时间就会好。
除了河里舀水，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的职工还在一辆皮卡车上做了个水箱，到30公里外的锁阳城镇拉水回来。冬季5天拉一次，夏季3天拉一次。当时的值班室还是个简易的草房子，地面是高低不平的砖块，桌子也是拿砖头错落不平堆起来，中间生了炉子，大家一边值班，一边用水瓢从桶里舀水烧了喝。
宋子贞一看这光景，这个水洗洗涮涮还可以，但长期喝实在不卫生，对大家身体不好，“得要保证咱们的饮水问题，连喝水都这么困难，怎么让大家安心下来工作。”
于是，他在榆林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外地购置了一套10万块钱的净水设备，无论是从河里面打上的水还是拉回来的水，先净化再饮用，终于暂时解决了职工饮水卫生的问题。
就这样过渡了两年。宋子贞从省水利厅朋友那里得知，只要打报告争取经费，就有机会去周边探井，但麻烦的是，瓜州县就柳园镇、榆林窟周边的水资源勘探没有资料，曾在1950年代半途而废。
于是，宋子贞又带着专业勘探人员在方圆十几公里打探井，其中一个井打到70多米都没水，最后终于在榆林窟西边3.5公里处打出水来了。因为费用不够，又把探井封了，直到经费到位，才开始正式打井。一直打到地下240多米，才终于打出了饮用水。接着又压了3.8公里的管道，引井水到蓄水池，终于解决了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的人职工饮水问题。
现如今，榆林窟花草树木遍地，蔬菜瓜果也都是自己种，这些都是把河水引上来灌溉的。而大家的饮水，依然靠的是当年打下的这口深井。“现在我们喝的水都可以装瓶了，和矿泉水是一样的。”对着端上来的茶水，宋子贞有点自豪地笑着说。
2窟水月观音
2. 通班车
解决完吃水问题，第二个难题就是回家问题。
和早年间莫高窟的工作人员回不了敦煌县城一样，榆林窟的工作人员同样回不了家。榆林窟距离瓜州县城70公里，最近的锁阳城镇也有30公里。因为地处戈壁荒无人烟，如果不是院里有车来，基本找不到车。如果要回家，往往要先步行30公里到锁阳城镇，再找老乡的车回瓜州县城。在戈壁荒漠上，30公里一般都需要走整整一天，且荒无人烟，十分麻烦。而回程同样要反复找车，一来一回没有三四天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也因此，在榆林窟工作的人大都是两三个月才回家一趟。单身年轻人还好，有家有口在县城的，就是个大麻烦。
2009年，宋子贞找到当时的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王旭东，申请到经费买了一辆通勤车。通车那天，所有工作人员都高兴地自发放鞭炮，欢天喜地、热泪盈眶，大家一起欢呼，终于能每天回家了。
09年榆林窟全所职工合影
最初，通勤车是一辆十几座的小巴，在搓板路上颠两个小时才能到瓜州县城，往返耗时四小时，很多职工因此都是早出晚归，十分辛苦。如今，不仅路况改善，通勤车也早已换成了大巴车。而来到榆林窟的自驾车现在也已经是络绎不绝。出行问题，已经大为改善。
通了车，但榆林窟依然不通电话，在外界已经手机联系的年代，榆林窟依然还是靠“我是长江你是黄河”式的短波联系。“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没有信号，反正啥都没有”，宋子贞于是找到了瓜州的电信局，在院里的支持和“砍价”助攻下，终于给所里装上了光纤。一时间，榆林窟不仅用上了手机，所有人都自发买了电脑，不仅能看上了电视，也终于能和整个世界联系上了。
“一夜之间，感觉我们跟外面的空间差距突然缩小了，又能回家又能上网，突然之间生活就跟上了，跟外面没啥差别了，大家一下子就觉得舒服多了。”宋子贞笑说，来的前三年，就忙着干了这几件事情。
2020年7月榆林窟全所职工合影
3. 职工之家
到榆林窟工作已经过去了3年，宋子贞跑去问分管的副院长王旭东，说好回去的时间是不是到了？“结果他装作不知道。我一看他不想让我走，那就再待着吧。”
这期间，王旭东院长会经常来榆林窟，两人常常在一处土房子里谈心，谈完工作再聊聊天，宋子贞又问，已经5年了，时间又到了，接下去咋说啊？“结果王院长说，你怎么老提这事。你看这地方将来是要发展的，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你走了谁来完成，你是最佳人选。我一听，说，那行吧，我继续干。”
“那以后我再也没提过调动的事情。一干就14年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老照片
去年，经历了多年的规划设计和基础设施建设，榆林窟的整个环境面貌都已焕然一新。除了文物保护展示设施，各种 旅游 配套设施也都已全面跟上了时代。当年让很多日本游客抓耳挠腮几进几出的土厕，如今早已成为 历史 ，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 旅游 公厕和游客中心，还有文创商店和对外餐厅将陆续开放。在保留了榆林窟特有的古朴美感同时，整个窟区的基础设施条件都有了全面改善和提升。
但大漠峡谷中的榆林窟依然保留着她的静谧。即使这两年的游客接待量已经分别达到了7.7万人次和5.6万人次，但当游客散去时，这里的工作人员依然要面对永恒的星空流转、河水湍流，以及不期而至的沙尘暴和冬日大雪。对于年轻人而言，在这里工作的孤寂和不安全感，变得比上一代似乎更为深切。
让职工们在这里能有个安心的家，是宋子贞一直以来的愿望。为此，刚刚建成的“榆林之家”是在各方支持下，他带着所有同事们不分昼夜，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我们真正是把这里当家在建设的”。
在这个职工之家里，有干净美观的食堂和茶室，有带玻璃天窗的阅读区，还有简洁现代的会议室、陈展室，职工宿舍的小单间漂亮现代，还带着淋浴设备。走进这里，有如大漠中的绿洲，舒适安宁，别有洞天。
在这个“榆林之家”里边走边看，宋子贞自己都觉得反差有点大。想起当年初来这里时，曾经的小土房子因为漏水，到处铺着塑料布，洗澡更不可能。而现在，年轻人已经可以彻底告别那样的生活。
但毕竟，时代不同了。宋子贞觉得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和他们那一代人不一样。
“我们那时候就真是讲奉献，和单位没啥条件可讲，能留下来的都是对这个地方有感情的。现在的年轻人
一样，他们想的东西多一些，可能考虑自己也多一些，所以更容易觉得这里寂寞荒凉。”
在榆林窟，也有很多情缘很深的工作人员，甚至祖孙几代都和这个石窟结缘。“我们这有一个职工在这个榆林窟已经43年了，他16岁就在这里了，他父亲在解放前就是看守莫高窟的警察，解放后他跟着父亲在这里守窟，现在他的儿子也在这里当讲解员，三代人都守着这里，真正是和这个石窟有不解之缘的世家。” 在宋子贞看来，唯有对榆林窟的热爱和敬业，才是把这里守好、护好的关键。
榆林窟全景图
4. 家人
在敦煌研究院里，很多人都是“择一事终一生”。抛家舍业，也是常态。
宋子贞也是其中典型。虽然看着豁达，但对于家庭，他坦言自己愧疚。
家人对自己是支持的。但也有抱怨，也有痛苦，也有矛盾。宋子贞说，对儿子、对妻子、对家庭的这种愧疚时时涌上心头，这些痛苦，化解不了。“抱怨是正常的。反正是要有取舍，你这边的事情要上心，家里就照顾不上，总是要两者选一，不可能两者俱全。”
庆幸的是，儿子没让他操心，学业一路顺利，现在上海的复旦大学读博。平时，儿子在上海开一个灶，他在榆林窟开一个灶，媳妇在敦煌开一个灶，一家三口三个灶。而全家人最温暖开心的时光，就是每年冬天，这里最冰天雪地的时候，齐齐聚到了榆林窟，一起过年。宋子贞对每一个年都记得清楚：“我们一家三口在这里一共过了11个春节”。
全家福
在“榆林之家”全新的会议室墙上，挂着一幅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赵声良手写的书法：“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16个大字，是“莫高精神”，亦恍如，对这千年榆林河谷里，一众守窟人的评语。
校对：刘威
关于保护敦煌：一：减少客流量。减轻当地环境压力，保持其空气湿度二氧化碳含量长久稳定二：获得各方面资金支持，加大原生环境保护力度，三：建立网上博物馆，通过3D图像让人足不出户即可欣赏到当地美景四：建立防护栏，严厉禁止游客手触壁画雕像，违者予以重罚文物保护：文物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它具有很高的艺术、精神、研究、欣赏、历史价值。加强文物保护有利于保护历史文化，能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文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具有很高的艺术.精神.研究.欣赏.历史价值。文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是金钱买不到的。经过多少年的风风雨雨和战乱，流传至今的文物相对来说已经不多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留传于世的文物会越来越少。所以文物十分珍贵。日用品坏了，可以再生产制造，文物却不同，它不能再生产，再生产出的东西不是文物，是仿制品或赝品，是没有任何文物价值的。文物一旦损坏，就永远不能复原。没有众多的文物史迹，文明古国也就名存实亡，失去其传统的风采和内涵。保护文物是社会发展必然的一个选择。虽然文物在自然的法则下无法逃脱最终毁灭的命运，但是我们文物保护工作是很唯心的一门技术，我们希望这些文物可以存在的时间更长一些，长到足够让我们的后代也看到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过怎样的伟大创举，就像现代人到处留言到处做纪念到处建立地标性的建筑一样。
新版南大cssci核心，更新变化整理(详细请参考完整核心目录)1、马克思主义理论（排序放在第一位）+6，-1增加期刊：党的文献、党建；南京政治学院学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集刊转）、思想教育研究、思想理论研究。变动期刊：理论视野2、管理学+2，-2增加期刊：科学决策、社会保障评论变动期刊：科技管理研究、中国科学基金3、哲学+1：增加期刊：逻辑学研究4、语言学+3，-2增加期刊：古汉语研究、中国文学研究、明清小说研究变动期刊：外语学刊、红楼梦学刊5、艺术学+3，-2增加期刊：美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建筑学报变动期刊：戏剧、南京艺术学院学报6、历史学+3，-2增加期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国际汉学变动期刊：民国档案、文献7、考古学研究+1，-1增加期刊：敦煌研究辑刊变动期刊：敦煌研究8、经济学：+2，总量70个（最多，因为太多不排除有误，请自行核对）增加期刊：金融评论、保险研究9、政治学+3，-1增加期刊：国际政治科学、国际展望、南亚研究季刊（国际政治强势）变动期刊：理论与改革（政治学与行政学仅存3枚，老梁的甘肃行政学院学报还在扩展版，对此表示遗憾，惊诧！）10、法学+2增加期刊：中国刑事法研究、东方法学11、社会学不变；民族学+1，-1增加期刊：文化遗产变动期刊：北方民族大学学报12、新闻传播学+1-1增加期刊：新闻界变动期刊：国际新闻界13、图书情报+2-2增加期刊：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现代情报变动期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4、教育学+1：增加期刊：高校教育管理15、体育学+2-1增加期刊：首都体育学院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变动期刊：沈阳体育学院学报16、综合性社科：总量-2，+5-7，变动较大增加期刊：宁夏社会科学、青海社会科学、东疆学刊、学术前沿、天府新论变动期刊：学术交流、学习与探索、学术论坛、湖北社会科学、湖南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家、兰州学刊17、人文地理+5：增加期刊：地理科学、地理学报、地理科学进展；城市问题、城市发展研究18、高校学报（未注明哲社版、社科版，请自行补充）：+6，-6增加期刊：齐鲁学刊、烟台大学学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浙江工商大学学报、吉首大学学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变动期刊：同济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华东理工大学学报、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深圳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对这些学报深表同情！注：部分未列入学科期刊未发生变化。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开始了对敦煌石窟文物的管理和守护工作。1949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并设置保护室（组），开始了对莫高窟的抢救修复和保护。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大为敦煌研究院，保护室随之扩大为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她是我国最早从事石窟文物保护的专门机构。50多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主要从事石窟文物保护研究，壁画、塑像修复及工程加固为一体的科研实体。保护所下设环境研究室、分析研究室、修复技术室、档案信息资料室、图像处理研究室，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并设有敦煌研究院保护所与美国盖蒂保护所（GCI）、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与日本大阪大学合作项目研究实验室等机构。研究所已形成一支由博士、硕士、学士及化学、物理、工程地质、计算机、林学、建筑、测绘、摄影、气象等多种学科，近50人的高、中、初级专业职称组成的保护科技及修复技术队伍。并具有X衍射、X荧光、付立叶红外、偏光显微镜、全自动环境监测仪等一批先进的分析及环境监测仪器设备。现所长由王旭东博士担任。几十年来完成了敦煌三座石窟的加固工程，及壁画、彩塑的修复、加固。同时协助完成或正在完成新疆、青海、甘肃、河南、宁夏、西藏、浙江等省的壁画、彩塑修复及土遗址加固工程等数十项省内外重大文物保护维修项目。现已完成和正在进行的由国家科学技术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下达的保护科研项目约40多项。其中获国家及省部级奖12项，国家发明专利1项。研究所来与国内一些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先后完成了甘肃省科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敦煌壁画的计算机贮存与管理系统的研究”、国家科委“九五”国家重点攻关科技项目“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国家863项目“曙光天演Power工作站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及艺术复原”等高科技项目。以上项目的研究并付诸实施将为我国采用计算机技术存贮文物开辟一个新的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合作保护敦煌莫高窟项目，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GCI）、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日本大阪大学、美国梅隆基金会及美国西北大学等外国机构合作，进行敦煌石窟文物保护、保存等方面的研究。1993年我院同美国GCI、中国文物研究所成功的举办了“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会议”。受联合国教科文委员会资助和国家文物局的委托，举办了“中国石窟文物保护研究培训班”。 2000年又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举办了“土遗址保护培训班”。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将立足敦煌，面向全国石窟及壁画、土遗址，放眼世界，继续加强同国内外的合作与交流，抓住西部大开发这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做出自己新的贡献。 美术研究所源于1944年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经1950年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研究室，1984年为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美术研究所目前有专业人员20人，其中绘画16人、雕塑2、裱装2人，另有行政1人。美术研究所主要从事敦煌壁画临摹、复制，敦煌艺术的理论研究，艺术创作活动。是目前国内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壁画临摹、复制、研究的专业性机构。经过几代人辛勤艰苦的劳动，美术研究所现拥有壁画临本2000余幅，彩塑50余身，复制原大洞窟11个，研究论文30余篇。除对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的壁画临摹外，还应邀临摹、复制了陕西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新疆克孜尔壁画、拜城壁画、嘉峪关、敦煌魏晋墓画像砖等。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敦煌壁画临本和彩塑临品，自1943年至2000年底在国内外展示了敦煌艺术展览20余次，使更多的人了解到古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灿烂辉煌的敦煌艺术。美术研究所为敦煌火车站、兰州火车站创作了大型的室内外壁画。为香港志莲净苑创作了佛教壁画。在继承传统艺术精华走向新壁画创作的道路上，留下了探索的足印。 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原为敦煌文物研究所遗书研究室，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遗书研究所，1995年改今名。为敦煌研究院专门从事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的职能部门，主要从事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各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内容包括敦煌佛教文献、敦煌社会经济文献、敦煌历史地理文献、敦煌科技史文献、敦煌文学文献、敦煌道教及其它宗教文献、藏经洞艺术品等的整理和研究。近根据敦煌学发展的需要及自身的研究条件，敦煌文献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主要集中从事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的结合研究、敦煌文献与敦煌史地的结合研究等。敦煌研究院编辑部敦煌研究院编辑部的主要职能是编辑出版、发行《敦煌研究》和策划、组稿、编辑敦煌学的文集、图册。该部主编的《敦煌研究》，从1983年创刊以来，从不定期到季刊、双月刊，20年来，连续出版70多期，配合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又出版增刊5期。该刊在敦煌学界、我国期刊界已有良好的影响，海内外一些国家图书馆、大学、科研单位、文物部门列为永藏期刊，一些专家学者的案头必备之刊，亦被列入中国社科核心期刊。《敦煌研究》先后荣获甘肃省优秀社科期刊奖、一级名牌期刊奖和国家优秀社科期刊奖，进入第一、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和中国期刊方阵“双高”期刊。该部20多年来组织编辑出版了《1983年全国敦煌学讨论会文集》（4卷）、《1987年国际敦煌石窟讨论会文集》（2卷）、《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4卷）、《199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4卷）、《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4卷）、《敦煌研究文集》（5卷）、《敦煌石窟艺术》（30卷）等。其中不少获省级、国家级出版奖。编辑部以展示学术成果、弘扬敦煌艺术为己任。 敦煌研究院摄录部的主要职能是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工作提供图片、录相等信息资料。该部门现保存有自20世纪50年代起所拍摄的各类石窟文物摄影资料近40,000张；自20世纪80年代起所拍摄的各类录相资料近100盘。长期以来，该部门承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敦煌石窟艺术出版物的图片摄影工作，如《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卷》、《中国美术全集·雕塑卷》、《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5卷）、《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中国壁画大全·敦煌》（10卷）、《中国石窟雕塑大全·敦煌卷》、《敦煌石窟艺术》（22卷）、《敦煌石窟艺术全集》（28卷）、《中国敦煌》、《敦煌经典五十窟》、《敦煌石窟鉴赏丛书》等；该部门还摄制了《莫高窟艺术》录相专题片和《敦煌莫高窟艺术》VCD光盘；除了拍摄石窟文物之外，该部门还拍摄了大量有关丝绸之路名胜古迹、自然风光的摄影作品并结集出版。 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全称为“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是我国唯一的石窟类文物保藏陈列机构，占地面积两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五千多平方米,由日本政府无偿援建,于1992年2月开工,1994年4月落成,同年8月21日正式开馆。该中心内设录像演播厅和三个展区，敦煌石窟艺术的精华和发展历程的概况在此得以展现。第一展区是8个原大复制洞窟，它们是敦煌莫高窟十六国时期的第275窟、西魏第249窟和第285窟、隋代第419窟、初唐第220窟、盛唐第217窟、元代第3窟和安西榆林窟中唐第25窟，均属各时期的杰出代表窟，展现了自十六国至元代一千年间敦煌石窟艺术的风采。第二展区是敦煌石窟文物陈列，展出敦煌石窟出土的文物精品。第三展区位于中心展厅二楼，为机动展区，可以举办各种展览和专题文物陈列，正式展出的是“西藏铜雕艺术展”，展示藏传佛教金刚造像精品，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观赏价值。陈列中心下设有文物收藏管理、陈列展示、讲解服务、设备管理等部门，管理陈列中心日常运营和对外开放，承办各种展览和敦煌研究院对外展览活动。为人们全面深入地了解敦煌石窟和敦煌佛教艺术，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和支持。 敦煌藏经洞陈列馆是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所辖的专题陈列馆，位于敦煌莫高窟南区北端三清宫内，与闻名中外的“藏经洞（第17窟）”毗邻。三清宫俗称下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湖北麻城人王圆箓道士于该寺侧发现藏经洞，后以私售藏经洞文物和募化所得，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重修前三清宫，寓居于此。该寺为藏经洞文物发现、被盗之重要见证，岁月既久，失于修葺。敦煌研究院于藏经洞发现百年之际，修复重建此寺，辟为“敦煌藏经洞陈列馆”，展示藏经洞精美文物及发现、流散之史实，以昭示后人。藏经洞陈列馆内辟王圆箓道士旧居，藏经洞开凿、封闭、发现、流散、被盗史实陈列和敦煌研究院收藏的藏经洞出土文献、佛经等文物真品陈列，以及临摹的现收藏于英国博物馆和法国吉美博物馆的绢画和纸画精品陈列等。是敦煌莫高窟一处重要的旅游接待场所。 敦煌研究院接待部，主要承担莫高窟石窟艺术的讲解和宣传工作。讲解员均受过系统的专业培训和严格的考核。讲解语种有中、英、日、法、德、韩、俄七种。外语讲解员均在正规外语院校进行过系统的进修学习，能用较流畅的语言进行讲解。为了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作好旅游接待工作，该部的接待方式是：一、所有游客均在该部讲解员的带领下进行参观。二、旅行团队在购票后直接到该部联系讲解员。三、内宾散客到入口处集中，每25人左右为一组，派一名讲解员带领参观。四、外宾散客在旅游旺季（六～十月）每天定时安排外语讲解（上午9：00，下午2：30），其他月份随到随安排。五、“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和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实行对内宾守洞讲解，外宾带领参观讲解的方式。 敦煌研究院保卫处成立于1989年8月，主要担负着敦煌研究院所辖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三处石窟及馆藏文物的安全保卫和辖区的治安管理工作任务。落实“防盗、防火、防破坏、防灾害事故”的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严密各项治安管理，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防范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文物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稳定，为敦煌研究院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自1989年以来，敦煌研究院保卫处连年被酒泉地区、敦煌市评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1994年以来获得酒泉地区公安保卫系统“一级达标”单位；连年被敦煌市公安局评为公安保卫系统先进集体；1996年荣获“全国文博系统安全保卫工作”先进集体；2000年获得酒泉地区“无毒社区”称号；2001年被敦煌市评为“消防工作先进单位”。 敦煌研究院党委办公室是院党委下属的综合办事机构。主要职责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全院贯彻执行情况做好调查研究，向党委提出贯彻意见，并组织实施；掌握全院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态，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展学习；检查督促各党支部贯彻执行党委决议和开展组织生活，积极做好党员发展工作；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做好干部的培训、考察、任用工作；搞好党内监督，配合院纪检组，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做好党员干部的来信来访工作；搞好我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搞好共青团、妇女、统战、保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搞好党内文件的收发、传阅、处理、归档工作。
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摘 要] 莫高窟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于一体的艺术殿堂,它吸收了外国宗教艺术的精华,并将其民族化、世俗化,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精品——雕塑为东传佛教造型艺术之精品,洞窟是中西宗教建筑艺术之合璧,壁画则达到了唐宋绘画艺术的极致。[关键词] 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在祖国西部戈壁瀚海中有一片绿洲,驰名中外的文化名城敦煌就在这里。敦煌之所以闻名中外,主要是在它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段的崖岩上有着蜂窝状的上千洞窟,即莫高窟。莫高窟是一个宝藏富赡的文化艺术宝库,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陈列馆,其现存492个石窟中保存着北魏至宋元明清千余年间的彩雕塑像2415身、壁画3000余堵,共45000平方米,木构建筑5座;还有许多绢画、佛雕、法器和5万多卷文书、经卷的写本和印本——这是具有高度文艺价值和研究古代社会的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研究莫高窟的这笔遗产不仅对研讨我国文化艺术、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大有裨益,而且也是研究人类文明所不可缺者。一莫高窟今存2415身塑像,按时代计:魏塑318身;隋塑350身;唐塑最多最精而今余670身;五代24身;宋塑74身(含西夏如第234窟和第400窟);元塑7身;清塑970身,虽多而粗滥。这些塑像的时间跨度已逾千年,各个时期的塑像都融进了那一时期艺术家的美学情趣和理想,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从这些塑像上可以窥见中国雕塑艺术发展演进的痕迹,可见出佛教艺术传入之后所引起的中国雕塑艺术变化,这些雕塑本身就是一部形象直观的中国雕塑艺术发展史。在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清8代的塑像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魏雕和唐雕了。故仅对魏和唐的塑像作一简要分析。魏塑(以第254、259、260窟为代表)多为站像,其特征是额宽鼻隆、眼细眉长,嘴唇薄而面颊瘦削,发髻卷曲似波,体格清瘦劲挺,而缺乏柔和的曲线美。佛身裹着拖地的长袍,菩萨袒露着上身,从紧紧贴身而多褶皱的丝绸服装下隐约可见瘦削的躯体,给人以刚从水中走出的感觉,故后人以“曹衣出水”来比况。这时的塑像无论从面相、体格、衣着来看,并非中国的神像,而是中国与印度犍陀罗艺术的混血儿,尽管衣服式样已中国化了。隋代时间很短,仅37年。但与文学史上由南北朝向唐代过渡的情形相似,在造型艺术方面隋塑正体现了由外国人(主要是印度人)的模样向中国人模样的过渡特征。促成这一转变的基因在于中国人(其实世界各民族亦然)需要创造出自己的神这种心理。固然,各民族的文化艺术都不可能排除他民族文化艺术的影响,但也绝不会生吞活剥地吸收外来的形式,而总是在吸收其养分的同时加以改造,融进本民族的特色,使其民族化。从隋代的第275号、283号、427号等窟的塑像来看,已开始追求雍容华丽的气度,不再是隆鼻削颊的清癯形象,鼻梁低了,面相丰满而轮廓线条柔和了。但亦有缺点:头大、上身长、下身短,体形比例虽不甚匀称,却给人以亲切憨敦之感。这个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它表明塑像向着中国化演进。唐代,随着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造型艺术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塑像经历了初唐盛唐的发展,至中唐已趋炉火纯青的胜境。其演进趋势沿着从外国的神佛向中国的神佛、从神佛向人的路子——亦即造型艺术的民族化、世俗化。如果说以第77号、322号、332号等窟为代表的初唐塑像主在改变隋塑头大身短、比例失调的缺点,发展了追求衣饰华丽、线条柔和的特征,塑造出宝冠霞帔、璎珞垂胸、手与足腕带有环钏、衣裙着彩、面庞丰满、体形匀称的菩萨像和戴盔被甲、英气勃勃的天王像的话,那么盛唐雕像(以第45号、126号、217号窟为代表)则在此基础上使之定型和精巧化。到了中唐,塑像则臻精妙入神的境界,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鲜明特色。第35号、194号、285号、320号等窟正证明了这一点。今举285号窟右侧的菩萨像为例便见一斑。此像“肌体细腻,眉清目秀,富有绸质感的衣裙似要被清风漾起,尤其是那安详而恬静的微笑极为动人,充分体现了女性的美丽、善良和尊严。这尊菩萨比起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并不逊色,然而却要比这幅名画早1000年”[1]。莫高窟的菩萨像千姿百态,或沉思冥想,或微笑静观,眼神和嘴角极为传神;丰腴的面庞,袒露的手臂,极富柔嫩的弹性——这一切均给人以和蔼可亲之感,应该说,她们是唐代美女的标本。应该指出的是,印度千千佛、万万菩萨均属男性,而唐代的菩萨显然女性化了,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的温柔形象更使人觉得可亲可近,更便于“普渡众生”的缘故吧。与女性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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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8万多，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为敦煌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 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面积3.12万平方公里。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39.9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敦，大也；煌，盛也。”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铜器。夏、商、周时，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敦煌地区发现游牧民族留下的许多岩画至今历历在目。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以后，大月氏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敦煌历经了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的壁画。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凿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罕东左卫。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一直是县府所在地。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立敦煌市。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步覆蹒跚地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里程。悠久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使这座古城流光溢彩，使戈壁绿洲越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就像一块青翠欲滴的翡翠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更加美丽，更加辉煌。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39.9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下，因地处莫高乡得名。它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分布在鸣沙山崖壁上三四层不等，全长一千六百米。现存石窟492个，壁画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彩塑佛像等造型2100多身。石窟大小不等，塑像高矮不一，大的雄伟浑厚，小的精巧玲珑，其造诣之精深，想象之丰富，是十分惊人的。【鸣沙山】位于敦煌市南郊七公里处。古代称神沙山、沙角山。全山系沙堆积而成，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高数十米，山峰陡峭，势如刀刃。沙丘下面有一潮湿的沙土层，风吹沙粒振动，声响可引起沙土层共鸣，故名。据史书记载，在天气晴朗时，即使风停沙静，也会发出丝竹管弦之音，犹如奏乐，故“沙岭晴鸣”为敦煌一景。人若从山顶下滑，沙粒随人体下坠，鸣声不绝于耳。据说晚间登沙山，还可看到沙粒滑动摩擦产生火花。鸣沙山与宁夏中卫县的沙坡头、内蒙古达拉特旗的响沙湾和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内的巴里坤沙山并被为我国“四大鸣沙山”。这是大自然现象中的一种奇观，古往今来以“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被誉为“塞外风光之一绝”。【月牙泉】月牙泉在鸣沙山下，古称沙井，俗名药泉，自汉朝起即为“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晓彻”。月牙泉南北长近100米，东西宽约25米，泉水东深西浅，最深处约5米，弯曲如新月，因而得名，有“沙漠第一泉”之称。【雅丹地貌】敦煌雅丹地貌地处敦煌西200公里处，分布区长宽各10公里，土丘高大，多在10~20米，长200~300米。又名三陇沙的地名始见于汉代，位置在古玉门关外，丝绸之路北线由此通过。三陇沙雅丹地貌，其走向与盛行的西北风向垂直，而与山地洪水流的方向一致，和玉门关形成敦煌第二大景区，因其怪异特点，故有魔鬼城。 【敦煌古城】位于敦煌市至阳关公路的南侧大漠戈壁，距市中心25公里。是1987年为中日合拍大型历史故事片《敦煌》，而以宋代《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仿造沙洲古城设计建造而成，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敦煌古城的建筑风格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城开东、西、南三门，城楼高耸；城内由高昌、敦煌、甘州、兴庆和汴梁五条主要街道组成，街道两边配以佛庙、当铺、货栈、酒肆、住宅等，敦煌古城再现了唐宋时期西北重镇敦煌的雄姿，被称为中国西部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具备拍摄古代西部国边塞军事片的独特优势，现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在这里已先后拍摄了《封神演义》、《新龙门客栈》等二十多部影视剧。【阳关】位于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外的南湖乡境内，为汉武帝开辟河西，“列四郡，据两关”的两关之一，自古为丝绸之路西出敦煌，通西域南道的必经关卡，西部边境之门户。唐代诗人王维首“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使阳关名扬千古。阳关建于汉元封四年（前107年）左右，曾设都尉管理军务，自汉至唐，一直是丝路南道上的必经关隘。历史的久远使关城烽燧少有遗存，据（元和郡县志）载阳关，在县（寿昌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本汉置也，渭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后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周废。”巴黎藏敦煌石室写本（沙州地志）（P．5034）载：阳关，东西二十步，南北二十七步。右在（寿昌）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址见存。西通石城、于阗等南路。以在玉门关南，号日：“阳关”（注：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可见唐时阳关已毁，仅存基址。古寿昌城在今敦煌市南湖乡北工村附近，阳关在寿昌故城西6里，或10里处，当指约数而言。专家考证，阳关故址就在今南湖乡西面对‘古董滩”的流沙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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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舞的创建和发展也是通过历史演变而来到，而且中国人也是通过对于中国壁画舞蹈的一些研究和创造，把这些敦煌5厘米见证的展现了出来，也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与支持。
敦煌舞蹈一直以来都是以敦煌文明为基点所编的舞步，有一种非常浓厚的历史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成为非常独特的一种艺术。
敦煌舞是一面丝路的镜子，它主要以佛教中的人物为主，结合西域地区的文化特色所编创出来的舞蹈。 近代的编舞家和学者们前往敦煌地区考察后，仔细观察莫高窟里的壁画后，把所收集的人物绘画和雕像编辑成一出舞剧——丝路花雨；由甘肃省歌舞团演出，演出后即受好评和喜爱，尔后又陆陆续续在全中国和世界各地演出，也带来许多的震撼与新风貌！
敦煌舞是一面丝路的镜子，它主要以佛教中的人物为主，结合西域地区的文化特色所编创出来的舞蹈。近代的编舞家和学者们前往敦煌地区考察后，仔细观察莫高窟里的壁画后，把所收集的人物绘画和雕像编辑成一出舞剧——丝路花雨；由甘肃省歌舞团演出，演出后即受好评和喜爱，尔后又陆陆续续在全中国和世界各地演出，也带来许多的震撼与新风貌！
有关中国壁画、绘画等美术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中涉及较多的专题。中国壁画艺术起自北朝，隋唐走上峰顶，至晚清、民初濒临谷底，壁画画种从美术史记载、论述领域完全消失，壁画家从画家行列除名，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断层。李化吉《中国壁画的衰落与复兴》论述了盛唐时期是中国壁画顶峰期，宋以后，山水画、卷轴画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一直延续到近代。壁画退出主流地位，逐渐跌落末位，至明以后竟然“了无痕迹”。究其原因一是“灭佛运动”，“灭佛”封杀了壁画客观生存环境的发展空间；二是对画工的歧视，唐以前画家画工同作壁画还是正常的，到北宋，壁画是“众工”贱役范畴，画家参与是可耻的事，到南宋，画院也被概括在“画工”之列。其结果，壁画完全失去生存空间。有关中国绘画艺术的精髓线描研究方面和论文有夏朗云《从文献和石窟等文物上看吴道子莼菜条及陁子头道子脚的历史形态和意义》和刘韬《关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屈铁盘丝”式线条的研究》。陈瑞林和谭曙珍《敦煌与中国现代壁画——本土传统与外来影响的再选择》论述了中国近现代基督教壁画、商业壁画、政治宣传壁画、艺术壁画的发展，勾勒了壁画在近现代的演变轨迹。毛建波和陈永怡《敦煌壁画临摹与现代中国画——以“浙派人物画”为中心》论述浙江画家临摹、学习敦煌壁画，成为“浙派人物画”形成和成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推力，说明敦煌壁画临摹对现代中国画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 还有不少论文对敦煌艺术本身的制作方法、艺术语言、表现手法展开论述。关晋文《敦煌石窟早期壁画绘制方法小议》、马玉华《敦煌北凉北魏时期石窟壁画的制作》都基于作者多年临摹敦煌壁画的经验和认识，论述了敦煌石窟早期洞窟壁面地仗的制作、洞窟壁画绘制方法、制作工序。张建山《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故事画色彩的表现手法》论述了作者对九色鹿本生故事壁画的色彩表现手法的认识。徐艺《莫高窟419窟彩塑之艺术语言研究》从塑形、绘色两个方面论述了作者对敦煌隋代雕塑艺术造型语言的理解。谢振瓯《敦煌壁画中经变故事的图式观与造型观回望》认为敦煌经变画的图式观、造型观是“本自心源，想成形迹”的意象手法，敦煌壁画直至今日仍然是解答当下中国现代绘画发展诸多疑问的的一部无可替代之经典。 五、古代壁画考古研究 古代壁画考古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石窟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次会议中有许多论文从多方面、多角度涉及这一研究领域。 有关龟兹石窟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考古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多篇论文涉及。龟兹石窟中保存有大量的裸体人物画，引起学者们关注。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在龟兹石窟壁画裸体问题研究中存在资料不确、论说偏颇的现象。霍旭初《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形象问题辩真》对此现象进行澄清辨析，认为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的出现，在一定的时期范围和特定的题材范围里，符合佛教造像的“表法”原则，有的是进行戒定慧教育达到“弃贪离欲”的反面视觉教材，还有许多裸体形象属于“禅观”的内容。通过对比研究，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与印度笈多王朝时期佛教艺术造型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些壁画可能采用的就是笈多佛教艺术传来的“样本”。 龟兹石窟壁画艺术的代表图案“菱形格”图案形式，是学界长期以来探讨的问题。史晓明《克孜尔菱格画的形态学类型与艺术风格——以菱格画的本体语言为契机》认为菱格画的形式语言是点、线、面和色彩，在形态学上属于装饰性写实风格。王文杰《形视于目，手会于心——克孜尔壁画菱形格图案形成机制与结构》在以往学者关于菱形格图案多种单一来源观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它是菱形格山岳图案、音乐歌舞、纺织美术、犍陀罗艺术启发、龟兹地理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王征《龟兹石窟壁画美术风格类型和年代研究》在调查龟兹石窟壁画的基础上，分析壁画表现技法中的用线、用色、形体动态等表现形式，将美术风格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研究，确定壁画风格类型，进而讨论其年代分期。吕明明《克孜尔壁画中的王族供养人》通过对克孜尔约35个有供养人的洞窟中的11个洞窟的王族供养人画像进行对比研究，证明龟兹地区的佛教是受王族保护并大力扶持的。 壁画艺术可谓是利用塑造形式和图画形式表达人类情感或思想的一个艺术领域。如同所有艺术皆源于娱乐的本能，壁画艺术也不例外。壁画艺术乃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一种艺术，是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中诞生，生活环境的影响不仅在人类之间，在所有生物的相互关系中皆会产生影响。人类的生活环境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影响，人类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方方面面的启发而创作出相应的艺术作品，即不同的环境会塑造出不同的创意作品。如今这样的艺术作品会为现代人枯燥无味的生活提供可以休闲放松的地方，而这就是艺术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也就是作为艺术家应尽的义务。这样的艺术随着时光的流逝发展成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大体上分为个人艺术和大众艺术，而壁画艺术则从古至今以大众艺术行为的代表性艺术形态发展到今日。尤其像洞穴壁画，作为绘画的实用性最突出的一种佛教美术，由古代印度从教化角度创造出炉并传播到中国之后被赋予教化方面的装饰意义，为强调寺院的庄严性而被塑造得更加华丽、细腻。对于颜色采用而言，从最初的基本色调逐渐变得多种多样，并为了满足需要，开发并引进丰富的天然矿物颜料，从而促进了调色方法的发展。从东方概念上的“色”则超越了单纯的视觉方面的意义，随着其时代的价值观和美观等诸多条件而展现得异彩纷层、变化无数。尤其就绘画而言，从色彩的作用上，对比和协调等塑造领域和对象注入感情而加以美化。这样的色彩从东方的审美意识即美的意识上启始于礼乐，所谓礼乐与人类感情的适度开放具有密切关系。早在东方壁画中出现的色彩，将与阴阳五行思想相融合的五色视为神圣色彩，所采用的色彩会随着思想境界以及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了绘画的样式，随之出现的色彩从表现上由象征性发展到感性的表达。“敦煌”通过丝绸之路，容纳、反映了西域绘画样式和技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通道，从地理上也占重要位置。除了其地区的特点，敦煌壁画历经上千年的漫长岁月，在同一个地方经历不同的时代被持续创作，于是本论文将通过敦煌壁画所采用的颜料的分析和研究，推测各个时代所采用的颜料特性以及其变迁过程。为研究壁画材料，本论文对出现在古文献里的颜料相关记录和敦煌石窟壁画所采用颜料的调查分析，以从阴阳五行中相当于阴阳五行的五方色(白、赤、青、黄、黑)和五间色(绿、碧、红、蛾黄、紫)等10种基本颜色为中心，阐明其特点，观察不同时代从其色感和颜色上有何发展变化，为将来研究开发现代壁画材料和寺院壁画制作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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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二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三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四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自从我知道中国有一个敦煌开始，就做着有关敦煌的梦。总有一天，我会站在那里，作为一个匆匆走过世间的短暂生命，饥渴地虔诚地仰望那百世的珍藏。这种梦是懵懂的，灰暗的，也是遥远的。但是，有了梦，便有了希望。终于有一天，我走进了敦煌，走进了莫高。车子离开敦煌，穿过沙漠，向东南行驶20多公里，在一色的沙漠中看到了几处斑斑点点的绿。绿色的后面还是黄沙，还是沙丘。我以为，还要走多远呢，车子进入了停车场。莫高窟就在那里，那几处绿的背后。看到了几座白色的道士塔。再走几步路，走过了一座桥。桥底下是干涸的河流。迎面看到了一座高大的牌楼，挂着“石室宝藏”的牌匾。后面是不高不大的土丘，也未见穿行的人流，看不到任何的不平常。这就是我梦中的敦煌么？看不到云岗石窟华丽的窟檐，十几米高的露天的佛雕，气势恢宏、华美壮丽。看不到麦积山石窟高耸的山，山岩上蜂窝状的、一盅又盅的窟窿眼，还有石壁上丰腴的、慈目而悲苦的佛像，饱尽沧桑而不腐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