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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著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 一 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曾3次(第4、6和7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年)③ 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年)④ 等人作了节译。曾经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 Gaillard)⑥ 和布尔斯坦(Daniel Boorstin)⑦ 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著《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1906—1908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创刊于1890年，伯氏于1925—1935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 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 等著名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便是其《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 全书共分4部分。其中第1部分对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其第2部分对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其第3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第4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第5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 伯希和的论著已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伯希和此著，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著作。 二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著《启蒙之龙》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著。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余国。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5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著作也都作过记述。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外国或番邦的使节、官吏和国王，不断地涌向南京和北京。虽然瘸子帖木儿(Tamerlan)曾囚禁过中国皇帝的使节，并且在撒马尔罕当着卡斯蒂利亚人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国使节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友好接待。俞士吉于1402年出使朝鲜。明王朝还派出了许多使节出使外国及其番部——乌思藏、女真、蒙古、吐鲁番、哈密等。日本的统治者也向明朝进表称臣，而日本本来是一个唯恐失去其主权独立的傲慢国家。1403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请求对黎朝册封。许多非常遥远的地区，诸如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古里(Calicut)、科罗曼德尔群岛海岸上的“西洋琐里”(Chola)等，都遣使恭贺朱棣登基，继承大统。曾被伯希和考证为“琐里国王”的“西洋”国王，早在洪武年间(1370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礼，成祖曾颁即位诏于西洋琐里。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遣闻良辅和宁善使西洋琐里，他们同时还于1403年出使爪哇国，于1404年出使苏门答刺。在1403年，成祖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西洋琐里国王亦遣使南京作答。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爪哇、苏门答刺、西洋琐里和古里)的使节，都是乘中国帆船前往南京的。例如，当明使Sun Xuan自浡林邦(Palembang)归国时，便携当地国王的儿子同行。明王朝还曾向暹罗遣使。1403年，满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一个使团与琉球的一个使团到达中国。1405年，由忽鲁谟厮的“锁鲁檀”(Ezz-ud-din，君主)遣某一位马拉子出使中国。这一切都使永乐皇帝名扬四海。明王朝以在南京接待浡泥(Bornéo，婆罗洲)国王而圆满结束了这些外交使团的努力，而洪武帝却从未能最终说服该国王向明王朝纳贡。浡泥王决定放弃满者伯夷并不再向该国纳贡了。浡泥王是第一位入华朝天子的外国国王。尽管浡泥王为一小邦王子，在中国却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当浡泥王子于1408年在中国暴卒时，又由明政府在南京隆重安葬。 所以，在郑和之前，便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也有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这应该是郑和远航的必要条件和历史背景。 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下西洋，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冒险。在近30年间(1405—1433年)，共有近3万军人，乘长达100多米的大帆船，他们先后到达印度海岸、南阿拉伯沿海和东非海岸。 作者根据南京刘家港和福建海岸发现的两通天妃宫石刻，而详细列举了郑和7次下西洋的时间、所到地点和成果。作者对于郑和和宝船的大小、人员、编组方式作了详细研究。他认为郑和船队与当时和稍后的欧洲船队，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要先进得多。葡萄牙人的远征最早使用的是小驳船，与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于1434年为绕过博哈多尔角而乘的船属于同一类型。葡船不及30吨的登记吨位，拥有双桅，区区20—30米长。其帆一般为三角形，由于鼓风的原因而被称为“圆帆”。其甲板也仅仅能供人行走，并用于保护商品不受海水损坏而已。那些固定在船头和船尾的帆布可以保护20多名船组人员。除了某些在港口操作的桨之外，船上一般不配备任何桨手座。驶过博哈多尔角之后，葡萄牙古帆船(barinel)和驳船(barca)成了葡国官方史学家苏拉拉(Zurara)经常提到的出洋船舶，而直到1440年前后，轻快帆船(caravelle)才被人广泛接受。古帆船是配桨的，肯定比小驳船稍微先进一些，更善于在航途中前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入河湾，以对河流沿岸进行考察。其吨位不超过50吨。郑和的船应该比这些葡船更先进许多，尽管其时代更早。 对于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一说，作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即使建文帝隐匿下来了，中国也没有必要派遣如此庞大的船队，以如此之多的人马，航行如此之远的路程，访问如此之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从事秘密调查、派遣间谍或请求当地那些忠于明王朝的统治者给予协助。明王朝的特务机构很发达，当时已初具朝贡网络系统。因为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即使建文帝尚在人间的话，也只会隐匿得更严密，逃亡得更遥远。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最多也是一种借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原因。 反击倭寇，也不是郑和海上远征的主要原因。倭寇于永乐初年非常猖狂，不断对中国沿海发动袭击，但以宝船在海上远征，是不适宜完成抗倭使命的。况且，中国沿海有专门设备和防御工事来抗倭，根本用不着派宝船出洋抗倭。 至于发动征服或吞并土地，那也绝不是郑和船队的目的。郑和宝船中确有骑兵、火药、弓弩和当时最“现代化”的甲胄，但郑和只在出于外交或治安需要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他从不动用这一切以强行占地夺产。 郑和远航也根本谈不到传播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传播宗教的问题。因为中国当时并不追求使“西洋”居民接受某种宗教的归化，或者是接受某种哲学的支配。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释道信徒们陪同他。船队中的官吏们，大多数都是受儒教培育出来的。郑和出访的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国家，但他所宣扬的应为儒家文化。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既不是入侵，也不是宗教归化，更不是劫财夺宝，夺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贸易，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当时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是受禁的，至少也是严加管制的。永乐所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外国人不信任的态度。外国人受中国官府的严密监视，而且中国商人也接受对其货物和人员的仔细清查。永乐还严禁中国人乘船私自出海。但这些条例从未被严格执行过。朝廷对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垄断了整个贸易的权力，同样也垄断了某些重点出口商品，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和金属。国家同样也垄断了马匹和明显的战略物质的进口。这些垄断的宽松程度，根据不同时代而各有所异。中国政府介入了从生产经过运输而到分配的整个过程。总而言之，郑和远航具有除了贸易之外的另一种目的——加强朝贡贸易制度。 对于郑和远航中的朝贡与外交的关系，作者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华帝国的天子自认为身居大地中央。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与皇帝对大地的统治权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中华帝国和其他胡人或蛮夷人、藩部和遥远的朝贡国。中国历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粮仓和产业)的吸引，不断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辽阔领土。但中国中原王朝仍以其统一国家和以定居民为主体的政权来对抗胡人的侵边，以谷物和稻米食物来对抗奶肉食品，以社会等级稳定的制度来对抗动乱与战争。所谓“藩部”，即中国周边的汉文化近邻——安南、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均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开放、与中国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中国变成了东亚的一种文化标识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腊和罗马在西方的地位一样。明王朝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们向天朝定期纳贡，取消了这些国家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总而言之，区区一点国际贸易，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中国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一部分外国向它纳贡，它又作为礼物而赏赐其他国家。明初在一段时间内，又回归到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国际贸易行为是滋生动乱的策源因素，商人与经商是动摇祖宗业绩的祸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许多使团，去向亚洲国宣布他开国登基的喜讯。虽然也有许多外使到达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来了。永乐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但仍将朝贡政策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框架。永乐依照中国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哲学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负责维持社会的和谐。中国对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义务：维持所有人之间的“太平”。中国皇帝让那些小国跻身于文明国家大家庭之列，提高这些国王们于其国内的威望，使他们能真正接触中国文化，从而为他们打开了与中华帝国从事贸易的大门。由于这些原因，遥远的古里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这种“藩属”地位，他们不用中国发出要求便会非常乐意地向中国皇帝纳贡，甚至还会催促天朝政府接受交纳贡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纳贡是对天子尊重的证据。但它事实上也是一种贸易，因为中国皇帝必须以重礼相赏，甚至还赏赐银票。
世界汉学——《世界汉学》是目前国内汉学方面唯一有正式刊号的学术刊物。她的编辑部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编刘梦溪，副主编任大援。《世界汉学》是世界各国汉学家的园地，她同德、英、俄、美、日、荷兰、瑞典、葡萄牙、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汉学机构，有广泛联系，并有许多资深汉学家出任国际编委。《世界汉学》——办刊及其目的：是给关切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事实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各国汉学家，提供一个自由演说的园地，祈望以汉语的方式建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沟通与对话，建构国际汉学研究的学术桥梁，为实现在21世纪的共同梦想而尽绵薄之力。世界汉学的刊首语是：“为了中国、为了过去与未来，为了东方与西方。”《世界汉学》是研究世界各国汉学的历史和传统，交流汉学研究的经验，传递汉学研究最新讯息的资讯性、知识性、研究性、国际性的学术刊物。选题包括：l、研究与介绍世界各国汉学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梳理传统，总结经验；2、介绍世界各国主要的汉学机构、汉学期刊和相关的出版物；3、推介世界各国著名的汉学家，包括介绍其生平、履历和学术成就；4、介绍和推荐不同历史时期具代表性的汉学著作、研究论文；5、介绍和交流各国汉学研究的最新资讯、学术动态；6、对世界各国汉学的传统、资源、观念、方法作比较研究；7、探讨世界汉学在21世纪的走向及发展前景展望；8、刊载与汉学相关的文物及机构、人物、刊物、著作的图版和书影。《世界汉学》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7—0028国内刊号为CN11-2604/G2国际大16开本每年出版2期，每期约30万字分别于5月、11月出版北京新源里西一楼B座《世界汉学》杂志社编辑者：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发行：世界汉学杂志社地 址：北京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美术设计：吕敬人梁毅凡排版制作：世界汉学编辑部世界汉学-创刊号-目录：世界汉学（第一期）World Sinology?( Contents of First Issue)【汉学新视域】本土经验的全球意义——为《世界汉学》创刊访杜维明教授 （周勤）汉学与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变异的概观与评价（王铭铭）【日本汉学专页】汉学的临界点——日本汉学引发的思考 （孙歌）论竹内好——关于他的思想、方法、态度 [日]代田知明日本文坛三闻人——近代日本儒学史主流派学者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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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大援）（二）、世界汉学世界汉学，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又称中国学。世界汉学，与汉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汉代人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因而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中国学，也称“中国研究”、“汉学”。国外对中国研究的统称。有广狭两义。广义指研究中国的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经济、艺术、语言等各门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指研究中国的文献、语言和文学。在现阶段，中国学的研究重心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世界汉学，研究对象：从世界汉学发展的历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实际上是研究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整个中国的学问。由于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而且世界汉学最初发轫于汉语文领域，因而学术界一直将世界汉学的名称沿用下来。也有学者用中国学来称呼传统的汉学。世界汉学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汉学，包括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的世界汉学，只涉及哲学、宗教、历史、语言文字等部分社会科学，诸如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音韵、训诂、考证等。从课题方面看，世界汉学，已涉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从学科体系看，世界汉学已经囊括了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知识形态。世界汉学，学科历史：汉学的产生发展，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有联系，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相关联。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的教士的著述中。400余年里，汉学经历了发轫期、确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4个阶段：（1）世界汉学发轫期（16世纪末-17世纪末） 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早在古希腊就已开始。但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则始于16世纪末。第一本专门讲述中国的书是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门萨多著）。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有影响的早期著作还有《中华帝国志》、《中国改朝及中国基督教现状》、《中国度量衡考》等。这些著作大多出自教士之手，对中国的研究流于表面，缺乏系统性。（2）世界汉学确立期（18世纪初-19世纪初） 18世纪初清王朝和罗马教皇有“仪礼”之争，刺激西方各派传教士对中国礼俗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科学院派来的优秀传教士，拟定了具体而系统的中国研究项目：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史；中国古今通史；汉字的起源；中国的动植物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史；中国各门艺术的历史；中国现状 ，国家治安、政局和习俗，矿产和物产等。其结果出现了一批汉学成果：《中国仪礼论》（李明）、《鞑靼史》（刘应）、《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马约瑟）、《中国通史》（冯秉正）、《 成吉思汗及蒙古史 》（宋君荣）、《大唐史纲》（宋君荣）。而作为18世纪汉学双璧的是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共 4 卷）、当时北京教士研究中国成果汇集《中国杂纂》（共16册）。在18世纪法国教士汉学 成果的 基础上，19世纪初出 现了法国雷慕沙（1788～1832）和德国克拉勃罗德（1788～1830）两位博学多才的汉学大师。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宗教、地理学等众多领域。两人于1818年联合发起成立亚洲协会 ，发行期刊《亚洲学报》，主要刊发汉学研究成果。随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1823），刊《皇家亚洲学会会报》。以此为标志，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3）世界汉学发展期（19世纪中后期） 这一时期正是西方试图将中国殖民化，与中国政府发生政治、军事冲突的时期。西方各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改变了法国垄断汉学的局面。英国、荷兰、德国、瑞典、奥地利、俄国都有一批卓有成绩的汉学家：法国继雷慕沙之后有儒莲、毕瓯、巴参，荷兰有霍夫门、施古德，德国有奚伯尔特、晓特、甲柏连，英国有理雅格、毕尔、卫烈亚力，俄国有萨哈诺夫、帕底雷阿斯 、白莱脱胥乃德、伊凡诺夫斯基，瑞典有多桑，匈牙利有乔玛等。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晓特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仍有价值，毕尔开中国佛教文献学的先河，乔玛成为公认的藏学创始人。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不少汉学家集中毕生精力翻译中国古代典籍，译文水平较前有大幅度提高。如牛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理雅格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求准确地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书经》、《诗经》、《孟子》、《 春秋左传 》、《 易经 》、《孝经》、《道德经》和《离骚》，成为汉籍西译大家。（4）世界汉学繁荣期（20世纪-现在） 20世纪近百年的汉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0世纪初期，甘肃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汉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一些汉学家来到敦煌考察，并掠走大批文物文献。这批珍贵的文物文献令汉学界震惊。以此为契机，促进汉学研究的新发展。西方一些大学纷纷设立汉学课程，成立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汉学研究期刊。如法国巴黎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荷兰汉学研究会、莱顿大学中国研究所、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美国中国研究所、美国中国学会、美国汉学促进委员会、日本支那学社、日本中国研究所、日本中国学会，前苏联中国学家协会等。此外还有藏学和敦煌学的一些专门组织、机构，这些汉学机构或团体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门汉学杂志。还有研究东方或亚洲的学术刊物也是发表汉学成果的重要阵地。世界汉学概况：世界汉学可分为三大板块：周边国家的汉学、俄罗斯汉学和西方汉学：（1）、周边国家的汉学：主要是日本、韩国和越南。就日本文学来说，它接受中国较早，不仅借用中国的语言符号，而且刻意模仿中国古典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这种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被称作汉文学，后来才有了以假名创作的文学——和文学。所以，日本的学术也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他们的汉学研究以编纂、译注、训诂、考证、梳理发展史为特色。（2）、俄罗斯汉学：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欧，间接获得汉学信息，一方面注重发展该国的汉学研究。它视野阔大，兼顾东方和西方。十月革命后，以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研究中国，也是它的特色。（3）、西方汉学：西方汉学具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的色彩，与日韩汉学、俄苏汉学相比，它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有如下数端：中西文化属异质文化，西方接受中国颇多曲折，汉学研究忠实地记录或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程；西方学术不断求变，代有新学，这也影响到了汉学研究，如撰写中国文学通史、敦煌学研究、中亚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国内同类研究；西方汉学研究的方法论极为活跃，它明确反映出“西论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确操作，可为国内研究提供借鉴。相关词汇链接：国学：该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国学，又称国故，可译“ GuoXue ”（音译）、“ Sinology ”(意译，指中国学， 汉学 ，因无别于汉族学而有争议)。狭义的是指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广义主要是根据胡适：“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说法而拓展外延和内涵，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 、 （魏晋）玄学 、（隋唐）道学、 （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 、 （元曲）与（明清）小说 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 、学术体系。因此，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文化和学术成就，包括 历史 、 思想 、 哲学 、 地理 、 政治 、 经济 乃至书画 、 音乐 、 术数 、 医学 、 星相 、 建筑 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另外国学还指学府 ，如太学、国子监。国学也是一门学问，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1920年代 始盛。简而言之，国学，就是中国学，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明。此后朝代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国故学：相对于洋学，而有国学，国故学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中国学、汉学。国学一个特点是概念模糊性。国学原指国家学府，如太学、国子监。国学指学问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是国学的外延。国学又可称国故，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构成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部。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中国学、汉学、汉族学）。狭义：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广义：“中国皠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说法而拓展外延和内涵，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 、 （魏晋）玄学 、（隋唐）道学、 （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 、 （元曲）与（明清）小说 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 、学术体系。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标化和学术成就，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都是国学范畴。国学严格定义，目前为止，学界没统一界定。汉族学：作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正面临着严峻的双重挑战：一方面要恢复和弘扬本民族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形成有本民族特色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还要追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早日融入国际社会。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汉族自身存在着诸多问题，人口太多，生活太差，在世界范围内，无论在经济或是文化上，汉族仍然属于弱势民族。不少汉人缺乏民族意识，对历史知之甚少，再加上当前社会思想衰微，学术陵夷，所以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已是不绝如缕。因此提议，创建一门全新的学科——汉族学。汉族学的任务旨在研究汉族的过去、现状和将来。这将是一门涉及多个学术领域的交叉学科。大体可分三部分：汉族文化学：汉族社会学汉族未来学。文化学研究汉人的历史与文化，继承并利用先人的文化遗产，塑造当代汉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社会学专门研究汉人的身体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思想方式和行为习惯，展示汉族的生存状况，指出问题，并研究解决办法；未来学给合国际形势，探讨汉族今后的发展走向以及在世界的地位等。中学：清末称中国传统的学术（区别于“西学”）。西学亦称“新学”。与“中学”相对。泛指西方文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特指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文化，成为当时先进人士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根据。
希望对你有帮助。（给分）一、引言 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友好往来的历史有多久，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就有多久。中国同世界各国交往的密切程度，以及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兴衰。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外汉语教学逐渐成为一门学科和一项语言教育事业。目前这项事业正以崭新的姿态、面向世界、迎接未来。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创至今的50多年历史中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并梳理其时间逻辑发展的顺序，力求更直观、更系统、更有层次性地理解对外汉语专业的发展概况。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对外汉语事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介绍对外汉语专业出现的历史渊源和初创阶段。第三部分介绍巩固和发展阶段中、围绕对外汉语事业提出的各种理论与见解。第四部分细致分析对外汉语专业的现状和趋势、展望对外汉语专业的发展前景。二、历史渊源与初创阶段（一）历史渊源 西汉时，我国周边的少数民族就有人来当时的长安学习汉语。而中国真正对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至唐代，由于国力强盛，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如日本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每批几百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也派遣留学生到长安，每批有百余人。以后的各个朝代也都有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元代实行霸权，留学生数量锐减），其中《老乞大》、《朴事通》等就是明初教朝鲜人学习汉语口语（北京口语）的教材。而明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和清末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可算当时影响较广的汉语教材。民国期间，中国政府也同外国政府交换了少数留学生，当时也有许多知名学者先后从事过对外汉语教学或相关工作。如老舍先生在1924~1929年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汉语讲师，他当年讲课的录音，至今还保存在伦敦。（二）初创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期—20世纪60年代初期） 尽管中国角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历史悠久，然而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对外汉语”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由于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在其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上、学术界乃至本学科内部对本学科的名称、性质、任务等基本问题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存在一些争议。一个学科的名称是该学科的内容和学科的本质特点的反映。在对外汉语专业的起步阶段，学术界对这个学科的名称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看法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个学科的认识： 1．“对外汉语”：目前除了本科有对外汉语专业或对外汉语系外，少数学校已经有“对外汉语”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如北京语言大学把国内唯一一个国家研究基地叫做“对外汉语研究中心”，该中心主任赵金铭教授的专论《对外汉语研究的基本框架》都使用“对外汉语”作为学科名。 2.“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基本上能体现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这个学科的特点和内涵，但客观上说，由于有“教学”两字，很容易让人把它归入教育学或学科教学论等学科中去。 3.“汉语教学”：因为“对外汉语”本来是针对国内教外国人学汉语这一事业所起的名称，明显地带有以中国人的视角来指称这一学科的色彩。“对外”二字无法为国外从事汉语教学的同行所使用，因此它只适用于中国。当国内外的学者在一起讨论学科或学术问题时，这种情况下一般使用“汉语教学”这个名称。 4.“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科学性上看，这一名称较为精确地指出了本学科的内涵和性质。但由于这一名称太长、不上口，再加上约定俗成的原因，它不太可能被广泛传播。 5.对外汉语教育学。从实际而言，我们认为今后应该加强对“对外汉语”这个学科本身的性质、任务、内涵的研究，没有必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学科名称的讨论和争论上。 1952年，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等人首次赴保加利亚教授汉语，这是解放后我国向海外派遣教师教授汉语的开始。这一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研究已经开始，能见到的最早的论文是周祖谟的《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中国语文》1953年第7期）。周祖谟先生一开始便明确了对外国人和汉族人的汉语教学不同于对我国汉族学生的“语文”教学，指出要针对非汉族成年人学习“汉语”的特点进行教学；明确了对外国人和非汉族人的汉语教学是培养他们实际运用汉语的能力；指出结合汉语教学需要加强汉语研究的必要性。 1958年正式出版的我国第一部对外汉语教材《汉语教学书》，以语法为主线，按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编排，为建立“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奠定了基础。该教材集中体现了本阶段的理论和方法。三、发展阶段（一）巩固和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接受外国留学生和向外派遣留学生的规模都需要扩大。为了加强各院校对外汉语教学经验的交流，高教部决定由北京语言学院创办《外国留学生基础汉语教学通讯》，这是我国第一个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刊物，于1965年创刊，共出版了11期。 这一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总结建国以来的教学经验，钟梫的《十五年汉语教学总结》（《语言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4期）反映了这一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教学的特点、教学要求和教学原则，努力促进教材、课堂教学法等向规范性的方向发展。比如他提出：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相结合的学以致用的教学要求；“精讲多练、课内外结合”的实践性教学原则；“语文并进”，全面训练听说读写，阶段侧重的教学安排；语法的系统性与课文的生动性相结合的教材编写方式；尽可能使用汉语进行课堂教学的相对直接法。 本阶段还编写了《基础汉语》，由于“文革”影响，直至1971年修改后才正式出版，1972年又出版了和它相衔接的《汉语读本》。这套教材突出和强调了实际语言在教材中的地位，是“实践性原则”和“相对直接法”的直接体现。1966年爆发了“文革”，对外汉语被迫中断。（三）恢复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国在对外关系上有了较大进展。此时部分高等学校已恢复招生，许多因“文革”中断在华学习的留学生要求复学。由于“文革”的严重冲击，当时的对外汉语事业在各方面都面临着重重困难，接受留学生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而师资力量不足是本阶段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 这一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更加深入，论文主要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上，如吕必松的《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实践性原则》、杨俊萱的《课堂教学的“死”与“活”》、郑万鹏的《怎样对留学生进行〈文章选读〉课教学？》、林焘的《语音教学和字音教学》、石佩文和李继禹的《听力训练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等等。主要特点是：侧重于研究解决教学中的具体问题。但研究范围仍嫌褊狭，未上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局限于教学原则和课堂教学的范围之内。（四）蓬勃发展阶段（70年代末以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政治上的转轨和因此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引起了国外的极大关注，随之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中国热”又引起了“汉语热”。对外汉语事业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获得蓬勃的发展。 1978年吕必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应当把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1983年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即“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的前身）成立，1984年王力在为《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五周年题词时指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学科”，同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在我国留学生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多年的事实证明，对外汉语已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国务院于1987年7月批准成立了由7个部委参加的“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这是主管全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政府机构。 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成果更为丰硕。如刘珣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及《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吕必松的《对外汉语教学探索》及《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齐沪扬与陈昌来主编的《应用语言学纲要》；盛炎的《语言教学原理》；赵金铭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等等。这一阶段是真正把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开展教学理论研究。主要特点为：进行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宏观研究，对各个环节和各项活动展开了全面的研究。 另外，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规定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和规范字。这是我国第一个涉及对外汉语教学的国家法律。One, forewordThe Chinese nation with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in the history of friendly exchanges have long,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history is long. Close degree of China's exchanges with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strength, directly affects th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Until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as become a subject and a language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cause is a brand-new posture, face the world, face the future.Taking this as the background, we try 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from the nineteen fifties initial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in this field since 50 years of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ummarized, and reviews the time seq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 strive to be more intuitive, more systematic, more level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This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f basically launch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enterprise.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the initial stage.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the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age, various theories and views of Chinese business. The fourth part of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tatus and trend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Two,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the initial stage(a) historyWhe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our country around someone came to Changan at that time to learn chinese. And China's real foreigners in Chinese teaching hist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Ta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powerful national strength,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sent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such as Japan dispatched a dozen times "to the Tang Dynasty", hundreds of people each group; Xinluo reunific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send students to Changan, each batch of hundreds of people. Each dynasty after the also have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gemony,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mong them "Chinese language" drop), "Park"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at is taught Koreans learn oral Chinese textbook (Beijing dialect). And the "western scholars Trigault's eyes and ears." and the Wade-Giles of "Yuyan zierji" can be considered when wide influence Chinese textbook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to exchange a few students, when there are many well-known scholars has engaged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or related work. As Mr. Lao She in the years 1924~1929, served as a lecturer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Chinese, his lecture recordings, still preserved in london.(two) the initial stage (the early nineteen sixties the early nineteen fifties.)Although the Chinese angle foreigners learning Chinese has a long history, but as a professional discipline "foreign language" is a young discipline. Because it is a new subject, so in its rapid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till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internal social,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 disciplines of the name, the nature of the discipline, the task of different views, even there is some controversy. The name of a subject is to reflect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s and discipline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puts forward some different views on this subject name, these different views also reflects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1 "foreign language": in addition to the current undergraduate professional foreign language or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already have a "Chinese" professional master's and doctoral few schools such a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the only national research base is called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center", the center director Professor Zhao Jinming's monograph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tudy the basic framework of" use "foreign language" as the subject name.2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name basically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of teaching foreigners learning Chinese on this subject, but objectively speaking, as a result of "teaching", let a person very easily subject it in education or courses teaching theory to.The 3 "Chinese Teaching:" because "foreign language" is the name of the domestic teach foreigners Chinese this cause the, obviously has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to refer to this subject color. "Foreign" two words can not engage in 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counterparts are used, therefore it is only applicable to china. When the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to discuss subjects or academic problems, in this case the general use of the name "Chinese teaching".4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from a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 this name is more accurately points out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discipline. But because this name is too long, not catchy, reasons and conventional, it is unlikely to be widely spread.5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From the practice, we think the future should strengthen the "foreign language" the nature of the discipline itself, task, content of research, there is no need to put too much focus on discussion and debate on the subject name.In 1952, the famous linguist Zhu Dexi et al first visit to Bulgaria to teach Chinese,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our country after liberating to expatriate teachers in teach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This stage, study on the theor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as been, to see the earliest paper is Zhou Zumo's "some problems of the teaching non-Chinese students learning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in 1953 seventh period). Mr Zhou Zumo began with the foreigners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s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Han students "language" teaching, pointed out the need for non Han Adults in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the teaching Chinese to foreigners and non Han people is to cultivate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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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著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 一 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曾3次(第4、6和7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年)③ 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年)④ 等人作了节译。曾经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 Gaillard)⑥ 和布尔斯坦(Daniel Boorstin)⑦ 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著《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1906—1908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创刊于1890年，伯氏于1925—1935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 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 等著名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便是其《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 全书共分4部分。其中第1部分对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其第2部分对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其第3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第4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第5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 伯希和的论著已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伯希和此著，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著作。 二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著《启蒙之龙》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著。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余国。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5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著作也都作过记述。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外国或番邦的使节、官吏和国王，不断地涌向南京和北京。虽然瘸子帖木儿(Tamerlan)曾囚禁过中国皇帝的使节，并且在撒马尔罕当着卡斯蒂利亚人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国使节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友好接待。俞士吉于1402年出使朝鲜。明王朝还派出了许多使节出使外国及其番部——乌思藏、女真、蒙古、吐鲁番、哈密等。日本的统治者也向明朝进表称臣，而日本本来是一个唯恐失去其主权独立的傲慢国家。1403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请求对黎朝册封。许多非常遥远的地区，诸如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古里(Calicut)、科罗曼德尔群岛海岸上的“西洋琐里”(Chola)等，都遣使恭贺朱棣登基，继承大统。曾被伯希和考证为“琐里国王”的“西洋”国王，早在洪武年间(1370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礼，成祖曾颁即位诏于西洋琐里。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遣闻良辅和宁善使西洋琐里，他们同时还于1403年出使爪哇国，于1404年出使苏门答刺。在1403年，成祖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西洋琐里国王亦遣使南京作答。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爪哇、苏门答刺、西洋琐里和古里)的使节，都是乘中国帆船前往南京的。例如，当明使Sun Xuan自浡林邦(Palembang)归国时，便携当地国王的儿子同行。明王朝还曾向暹罗遣使。1403年，满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一个使团与琉球的一个使团到达中国。1405年，由忽鲁谟厮的“锁鲁檀”(Ezz-ud-din，君主)遣某一位马拉子出使中国。这一切都使永乐皇帝名扬四海。明王朝以在南京接待浡泥(Bornéo，婆罗洲)国王而圆满结束了这些外交使团的努力，而洪武帝却从未能最终说服该国王向明王朝纳贡。浡泥王决定放弃满者伯夷并不再向该国纳贡了。浡泥王是第一位入华朝天子的外国国王。尽管浡泥王为一小邦王子，在中国却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当浡泥王子于1408年在中国暴卒时，又由明政府在南京隆重安葬。 所以，在郑和之前，便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也有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这应该是郑和远航的必要条件和历史背景。 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下西洋，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冒险。在近30年间(1405—1433年)，共有近3万军人，乘长达100多米的大帆船，他们先后到达印度海岸、南阿拉伯沿海和东非海岸。 作者根据南京刘家港和福建海岸发现的两通天妃宫石刻，而详细列举了郑和7次下西洋的时间、所到地点和成果。作者对于郑和和宝船的大小、人员、编组方式作了详细研究。他认为郑和船队与当时和稍后的欧洲船队，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要先进得多。葡萄牙人的远征最早使用的是小驳船，与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于1434年为绕过博哈多尔角而乘的船属于同一类型。葡船不及30吨的登记吨位，拥有双桅，区区20—30米长。其帆一般为三角形，由于鼓风的原因而被称为“圆帆”。其甲板也仅仅能供人行走，并用于保护商品不受海水损坏而已。那些固定在船头和船尾的帆布可以保护20多名船组人员。除了某些在港口操作的桨之外，船上一般不配备任何桨手座。驶过博哈多尔角之后，葡萄牙古帆船(barinel)和驳船(barca)成了葡国官方史学家苏拉拉(Zurara)经常提到的出洋船舶，而直到1440年前后，轻快帆船(caravelle)才被人广泛接受。古帆船是配桨的，肯定比小驳船稍微先进一些，更善于在航途中前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入河湾，以对河流沿岸进行考察。其吨位不超过50吨。郑和的船应该比这些葡船更先进许多，尽管其时代更早。 对于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一说，作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即使建文帝隐匿下来了，中国也没有必要派遣如此庞大的船队，以如此之多的人马，航行如此之远的路程，访问如此之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从事秘密调查、派遣间谍或请求当地那些忠于明王朝的统治者给予协助。明王朝的特务机构很发达，当时已初具朝贡网络系统。因为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即使建文帝尚在人间的话，也只会隐匿得更严密，逃亡得更遥远。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最多也是一种借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原因。 反击倭寇，也不是郑和海上远征的主要原因。倭寇于永乐初年非常猖狂，不断对中国沿海发动袭击，但以宝船在海上远征，是不适宜完成抗倭使命的。况且，中国沿海有专门设备和防御工事来抗倭，根本用不着派宝船出洋抗倭。 至于发动征服或吞并土地，那也绝不是郑和船队的目的。郑和宝船中确有骑兵、火药、弓弩和当时最“现代化”的甲胄，但郑和只在出于外交或治安需要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他从不动用这一切以强行占地夺产。 郑和远航也根本谈不到传播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传播宗教的问题。因为中国当时并不追求使“西洋”居民接受某种宗教的归化，或者是接受某种哲学的支配。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释道信徒们陪同他。船队中的官吏们，大多数都是受儒教培育出来的。郑和出访的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国家，但他所宣扬的应为儒家文化。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既不是入侵，也不是宗教归化，更不是劫财夺宝，夺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贸易，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当时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是受禁的，至少也是严加管制的。永乐所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外国人不信任的态度。外国人受中国官府的严密监视，而且中国商人也接受对其货物和人员的仔细清查。永乐还严禁中国人乘船私自出海。但这些条例从未被严格执行过。朝廷对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垄断了整个贸易的权力，同样也垄断了某些重点出口商品，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和金属。国家同样也垄断了马匹和明显的战略物质的进口。这些垄断的宽松程度，根据不同时代而各有所异。中国政府介入了从生产经过运输而到分配的整个过程。总而言之，郑和远航具有除了贸易之外的另一种目的——加强朝贡贸易制度。 对于郑和远航中的朝贡与外交的关系，作者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华帝国的天子自认为身居大地中央。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与皇帝对大地的统治权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中华帝国和其他胡人或蛮夷人、藩部和遥远的朝贡国。中国历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粮仓和产业)的吸引，不断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辽阔领土。但中国中原王朝仍以其统一国家和以定居民为主体的政权来对抗胡人的侵边，以谷物和稻米食物来对抗奶肉食品，以社会等级稳定的制度来对抗动乱与战争。所谓“藩部”，即中国周边的汉文化近邻——安南、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均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开放、与中国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中国变成了东亚的一种文化标识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腊和罗马在西方的地位一样。明王朝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们向天朝定期纳贡，取消了这些国家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总而言之，区区一点国际贸易，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中国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一部分外国向它纳贡，它又作为礼物而赏赐其他国家。明初在一段时间内，又回归到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国际贸易行为是滋生动乱的策源因素，商人与经商是动摇祖宗业绩的祸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许多使团，去向亚洲国宣布他开国登基的喜讯。虽然也有许多外使到达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来了。永乐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但仍将朝贡政策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框架。永乐依照中国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哲学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负责维持社会的和谐。中国对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义务：维持所有人之间的“太平”。中国皇帝让那些小国跻身于文明国家大家庭之列，提高这些国王们于其国内的威望，使他们能真正接触中国文化，从而为他们打开了与中华帝国从事贸易的大门。由于这些原因，遥远的古里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这种“藩属”地位，他们不用中国发出要求便会非常乐意地向中国皇帝纳贡，甚至还会催促天朝政府接受交纳贡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纳贡是对天子尊重的证据。但它事实上也是一种贸易，因为中国皇帝必须以重礼相赏，甚至还赏赐银票。
1.唐朝人的装束。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八：“ 翟耆年 ，字伯寿 ……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 2.指中式服装。 茅盾 《归途杂拾·九龙道上》：“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泛指一切中式民族特色的服装。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文化的未来按《辞源》的解释，它指的是汉代儒士重实证而轻议论，训诂考经、专研子史的一种学风，清代乾嘉年间称其为汉学，又称朴学。然而，正在修订之中的《辞源》或许会补充本文讨论的“汉学”一词另外的义项。我们所说的“汉学”，其广义是中国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凡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汉学家。狭义的“汉学”认为，它仅指外国学者（包括华裔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之总称。外国人研究中国，大多数情况下当然是用外语，在英语中与“汉学”对应的词，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只有一个：S i n o l o g y 。据考证：这个词可能出现于1 3 世纪，前3 个字母“s i n ”发音与汉字的“秦”相近，整个词直译就是“关于秦帝国的学问”。最先这个词可能是由日本人从英语译为“汉学”两个字，我们又从日文借来。的确，在世界上，尤其在欧洲，S i n o l o g y 同研究古埃及、古罗马、古印度等悠久辉煌的古代文明的学问一样，高尚古雅、令人尊崇。然而，思想活跃、注重实际的美国人没有完全走这条“古典之学”的老路，二次大战以后，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学者关注当代中国，将其作为“问题”来研究，并引入新方法和新理论，成为一门“现代之学”，被称为“C h i n e s e s t u d i e s ”，应该说这是汉学的进步。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中国文化研究》主编阎纯德曾把一部国际汉学研究史分为萌芽期（公元前后至1 5 世纪）、初创期（公元1 6 世纪至1 8 世纪）和繁荣拓展时期（1 8 世纪末至2 0 世纪中叶）3 个阶段。公元1 7 0 年，罗马帝国时的马可·奥尔雷作为特使到过中国，这个史料被认为是东西方最早交往的记录，从这时起到1 3 世纪在欧洲人心目中创造了中国的马可·波罗，到1 6 世纪“西方汉学之父”利马窦，到2 0 世纪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的马悦然……古往今来，国际汉学家群星灿烂；从1 0 世纪中叶曾到中国旅行的阿拉伯人伊本·穆哈希尔的游记，到1 5 8 3 年刊行的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到1 7 7 2 —1 7 7 6 年刊出的3 4 卷《耶稣会士书信集》，到1 9 0 5 年版法国人沙畹译《司马迁史记》5 卷……都是东学西渐漫漫长途上的一个个路标。译介：中国学界、出版界的第一要著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曾说：“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之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认同季老的这一观点，同时也不无遗憾地发现：绝大多数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的学术成果，仍然是用他们的本国语言而非汉语写成，而绝大多数中国学人的外语水平使他们无法获取这些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所以，选取并翻译出版国外汉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就成为中国学界、出版界的首要任务。今年5 月2 日，江苏人民出版社和《读书》编辑部联合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召开“《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年回顾研讨会”，在京的学术界和出版界知名人士、部分国际著名汉学家，以及新闻界人士近7 0 人与会，言之有物、持之有故的讨论发言持续了一整天。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几家机构、刊物的代表人物悉数出场：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研究》杂志主编阎纯德，《世界汉学》及《中国文化》杂志主编刘梦溪，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张西平。大家公认：这套自1 9 8 9 年开始编辑，迄今已出书4 0 种的大型丛书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和文化价值，是“出版海外汉学研究著作最集中、最重大的成果”。在写给研讨会的长篇发言《十年甘苦寸心知》中，该丛书主编、青年学者刘东认为：“如果说这套丛书还算有什么贡献的话，更多地并不在于它孤零零地引进了多少正确的断论，而在于它不很自觉地以相对完备的覆盖面，介绍进来了一个活生生地自我更正着的学术传统和治学过程”，所以这套丛书恰巧构成了我们精神视野的另一个参照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吴源说：“1 0 年之前，我社是把这套书作为品牌来抓的；1 0 年过去了，它已成为我社名副其实的品牌。”此话既欣慰又自豪。想抓汉学研究方面的丛书作为自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效”书的出版社当然不止江苏人民出版社一家，由大象出版社鼎力支持的另一套数量更大、体例更完备的“国际汉学研究丛书”已经启动。丛书分4 个系列：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二、海外汉学名著译丛；三、西方汉学史；四、中国人在此学科的研究成果。目前已有第二系列的6 种共1 0 本将出，包括：《耶稣会士书信集》6 卷，《中国图志》、《中国近事》、《大中国志》和《礼仪之争文件》等。丛书的编辑工作主要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承担。北京外国语大学依据自己的外语优势和对外交流的需要，于1 9 9 6 年成立了这个实体性的研究中心。据丛书主编介绍，该丛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要从汉学的“元点”出发，从起步阶段最初的成果开始译介，力求正本清源，对汉学的发生、发展、繁荣有准确而全面的反映和体现。据悉，包括中华书局等在内的近1 0 家出版社正在讨论或者已经启动有关“国际汉学研究”丛书的选题，第一家汉学研究的正式刊物《世界汉学》（以前的有关刊物都是“以书代刊”，无正式刊号）也已创刊。加上各种媒体的推波助澜，一场“国际汉学热”在神州大地上渐次升温。发展趋势：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个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进行研究、拓展的学科中国对国际汉学的关注，并不自今日始。早在本世纪上半叶，冯承钧、向达、张星�等学者就陆续做了不少有价值的译介、总结工作。1 9 4 9 年1 月，莫东寅著《汉学发达史》出版，虽然作者参考了很多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但毕竟是我国第一本综合性的汉学史。然而整整5 0 年过去了，同类著作竟然无以为继。这种发展缓慢，投入人力物力少的现状，与上个世纪末汉学即在法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与具备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的汉学研究机构遍布美国，与世界范围的汉语热、汉学热不太相称，甚至无法与台湾、新加坡的汉学研究相比。在我国，国际汉学研究长期依附于历史系的中外文化交流专业，在比较文学专业、宗教学专业中略有提及，而国际汉学研究的范畴已经超出了它所依附的学科，这怎么能不限制它的发展呢？李学勤认为，要改变现状，应该把国际汉学研究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发展，“九十年代前后，国际汉学在我国就已经有了学科雏形，现在我们当中不少人已经认识到对国际汉学不仅要介绍，还要以我们的立场来对它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为了保证这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学科能够健康迅速地发展，有识之士呼吁：首先，国内有关机构和组织应加强相互联系，协调力量，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最大作用；其次，无论翻译出版还是中外交流都尽力避免一哄而上，不急功近利；再次，对待国际汉学成果，态度要冷静客观，不轻视，也不盲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是人类追求科学与真理的共同手段。作为中外文化交融的精魂和交流的桥梁，在中国国力日益增强，中西平等对话范围日益拓展，全世界人民日益愉悦共处已是大势所趋的前景之下，“国际汉学热”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世界范围，必非一时之“热”，而将无止无息。
一，写当时的时代背景。 二，当时的造船技术于郑和船队主舰宝船的结构及性能。 三，写当时到过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到当地发生的一些事情。 四，郑和下西洋的实质。 五，分析他下西洋有无必要。
最大特点是，直指当今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灵，通过诠释经典中的智慧，找到解决当代人生存和心灵问题的钥匙。从人生之道、处世之道、理想之道、交友之道、心灵之道等七个方面总结《论语》和孔子的智慧，以及对现代生活的启示。
首先因为她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学历资历高，对于讲学方面具备多方面的了解。论语的魅力在于精细的去品，讲的固然是种方法，但是觉得还是有点单调啊！《论语》所记载的，是孔夫子从生活中演绎出来的为人处世的经验，和他对弟子的教导。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是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古人对论语的推崇之极。其实论语中许多经典的词句，是我们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但是我们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吗？这部曾被古人誉为治国之本的论语，对我们现代人来说，还具有什么实际意义吗？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认为，这部曾经统治中国社会思想两千多年的儒家经典仍然能为我们现代人构建和谐社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供一份温馨的劝导。如果拿到当今社会来讲，主要是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国家之间的一些关系和如何处理。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精髓，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炎黄子孙用汉字书写过无数不朽的篇章。每一个汉字都具有其独特的意义和魅力，而在这千千万万的汉字当中，我唯独对“好”字情有独钟。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汉字 作文 议论文 600字，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汉字作文议论文600字1
汉字流传千百年，中华 文化 传承千百年，汉字中的横竖撇捺，都工工整整地跳入了田字格中。
我爱汉字，爱它的一切。她带给了我光明与美妙，她让我们懂得了交流，让我们学会了文明。汉字之美，在于形，音、意。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汉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由瘦弱纤细的甲骨文到浑圆质朴的铭文，再到遒劲凝重的大篆，然后到曲折婉转的小篆，最后到横平竖直的楷书。每一笔都如诗如画，篆写着百年的变故;每一画都如风如雨，续写着千年的辉煌。汉字的形，有如苍山的雄伟，有如流水的婉转，有如小草的精致，每一笔精心布局，笔锋尖锐，如中国人一样，方方正正，挺立不屈。
汉字的音，韵律和谐，美妙动听，有如军歌的坚定，有如宋曲的宛转，有如山歌的淳朴。每一音细细定制，抑扬顿挫，有如中国巨人发出的声音一样，雄浑有力，又如琴瑟和鸣一样宛转悠扬。
汉字的意，有如诗歌的悠长，又如话语的干脆。每一意细细琢磨，意义精确，内涵丰富。有的表达游子对家乡炽热的想念之情;有的表达儿女对父母舐犊之情的感慨;有的表达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携一朵落红，便可用这美妙的汉字写出千古佳句;经一场风雨，便可用这美妙的汉字写出千古名传。汉字就是这么神奇啊，通过千变万化的组合，便可组成美文。
汉字像一个个精灵，带给了我们生机与活力;汉字像一滴滴雨露，带给了我们心灵的润泽;汉字像一朵朵小花，带给我们美好与向往。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我愿带上一缕芬芳，体会一缕清香;我愿拿起一支笔，体会汉字之美，传承中华精粹!
汉字作文议论文600字2
“退一步海阔天空。”轻轻翻开书页，清香便伴随着这行字出现，我独倚在窗前，细细品味着这句话。
去年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更是突出了“退”的重要性，如果当时公交车司机或那名乘客退让一步，那么一切都将变得风轻云淡，也不会酿成一场悲剧。
当救援人员救援其中一个小男孩时，安慰她说“不用怕，我们送你回家。”这句话触动了多少人内心最柔软之处，也让人引发思考：如果其中一人退让了一步，另一人也就会不计前嫌的，那么还会有那么多人白白丧命吗?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月光下，品读元亮。的诗，不知不觉中懂得了“退”。
陶元亮在官场失意后，并没有执意去争功名，而是选择了隐居田园，更符合他自由的本性。有时候会想：如果陶渊明没有退让，留在官场呢，或许这世上便会少了许多佳诗，许多名句将不复存在了。
每次读到《饮酒》时，总是不禁感谢与敬佩起陶渊明了，他的那一步“退”，“退”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
公交车上，哥哥坐到了一个座位上，看到了一个爷爷上车连忙起身让座，不料一个小伙子找准时机抢先一步坐了上去。哥哥十分生气，准备去找小伙子理论一番，那位爷爷却拉住了他的手，说：“不急”，哥哥很是不解?此时一阵议论声，在车内传开，纷纷指责那个小伙子，一位阿姨还 教育 自己儿子，千万不要学那个小伙子一样，小伙子被说的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的，不好意思地起身让老爷爷坐下。
“瞧，轻人，这就是退的力量，如果你上去争论那个小伙子非但不会认识到错误，还会变得气愤，那时可不好喽。”
“退一步，海阔天空。”我轻轻默念这句话，静静合上了书。
汉字作文议论文600字3
奇妙的汉字，一笔一画都蕴含着道理。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我们的老祖先，他们总是创造出让我们后人叹为观止的精神财富。
今天，我就来介绍一个有趣的汉字——“聪”。
你知道“聪”代表着什么吗?又知道它为什么代表这个意思、为什么这样组成吗?如果你不知道也没关系，待我来帮你解开这些谜。
很多人都知道，“聪”是智慧、聪明、机灵的意思，那么，它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呢?那还要细细地把它拆开来看看。
首先，我们看到“聪”的左边是一个耳朵的耳字，耳朵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没错，是用来听东西的，看来，想要聪明，第一点就是要认真听讲，学会倾听!
我们再看到“聪”的右边，一眼看过去，是个总字，但再细细的看，就会发现，它是由两个点，和一个口，一个心组成的。
最上面的两个点，象征着我们的眼睛。都说眼睛是窗户，透过窗户，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有趣、没有见过的东西，所以，在生活中，认真观察是必不可少的。
接下来就是“口”啦。我们用眼睛看到了、用耳朵听到了许多知识，还要学会用嘴回答问题，开口去讲，将学到的知识在生活中灵活运用;不仅如此，口还能运用到读书上面，使自己说话更加流利，与别人交流更加顺畅，语调更加优美。
最后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心。这个心的意思是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要认真、用心，否则事情就做不好;而且，我们学到了知识，要把它牢牢地记在心里，不然，久而久之就会忘掉。所以，“心”是必不可少的。
耳朵听着点儿，眼睛看着点儿，嘴里说着点儿，心里记着点儿，这人呐，可就越来越聪明了!这四点，缺一不可哟!听了我的介绍，你是否将“聪”的含义了解清楚?又是否开始对汉字感兴趣了呢?
汉字作文议论文600字4
中华历史悠悠5000年，汉字的文化也在不断的绵延，直至今日，汉字已经有了4000多年的历史了。我很好奇，汉字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于是我就在网上查询了关于汉字的 故事 。让我印象上很深的就是仓颉造字。
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只能借助自己身边的物体来记事，有“结绳记事”，“贝壳记事”等 方法 。黄帝时期，有一个叫仓颉的人，他是黄帝的史官，黄帝让他去管辖粮食和牲口的数量，所以仓颉想出了各种办法来应付。可随着仓颉要管的事情越来越多，他想出的这些方法也不管用了，这样仓颉很是苦恼。
然而在一次打猎时，仓颉无意中看到了泥土上动物的脚印，他心想：“既然一个脚印代表一种动物，那为什么不用一个符号代表一个文字呢?”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记住汉字的笔画，仓颉就将字的形状画成了物体的样子。例如：日字像一个圆圆的球，山字像三个连体的三角形，月字就像一个镰刀的头……就这样，汉字产生了。仓颉造字之后，人们一传十，十传百。最开始是甲骨文，又经过一系列的汉字变迁，又有了楷书、隶书、行书、 草书 、篆书。不仅仅是这些，现在汉字与演变出了印刷体，沿用至今。
汉字见证了中国4000多年的历史，同时也将他们记住在了史书上，让更多人去了解历史，去探索其中的奥秘。同时，汉字也让如今人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了，能让人们看到小说，寓言，童话，可以帮助人缓解压力。
文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汉字对中华人民影响深远，我想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汉字，去认识汉字。我期待着那一天，我学业有成，让中国的文字覆盖世界每一个角落，被不同肤色的人认识和了解，不仅仅是我们中华儿女——这就是我的心愿。
汉字作文议论文600字5
中国汉字，形体美，意义美。从最简单的字形里，让我既得到欢喜，又可以让我愁!
记得在我们班里，老师有一次在课堂上念了几个同学的作文，正念完了我们班的两三个同学的 优秀作文 ，全班听得津津有味，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接着，老师又在班里又念了一篇作文。在我一听完作文的开头，心想“咦，这篇作文的开头怎么这么熟悉呢?啊!这一篇作文是我写的。”我顿时欣喜若狂，得意洋洋。“哈，我写的作文被表扬了!”接着，只听见老师读到：“在自然界中，天空有一种飞翔能力特别强的动物，那就是雕圈，它是空中飞行的王者。可是雕圈想成为天空的王者，那么在它出生的时候，就是不断地摔倒，不断地被雕圈妈妈推下悬崖，折断骨骼……”还没读完，班里传来一阵阵讽刺的笑声。原来我在文字中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用圆圈代替，而这 文章 里我想要写的是“雕鹰”。这下我可完蛋了，在同学们面前出丑了，我恨不得给自己挖一个大坑，然后跳进去呢!这真是让我愁啊!
汉字如果不认真学，就会挨批评，但是汉字也让我欢喜。
记得一个中秋的时候，老师在班里给我们玩了一个看图猜迷语的游戏。接着，大电脑上出现一个“知”，和半个“解”字，这半个“解”字上面还有一个问号?于是同学们有人说：“全知半解。”有的说：“半知半解。”还有的说：“”全知不解”等等。可是老师还是连续摇头。然而，我沉思良久，立马举手站起来说了一个“一知半解。”老师就对我大声的说了一个“对”字。这时，全班同学都响起了掌声，对我刮目相看。
看，中国汉字真是让我欢喜，让我愁!
汉字的文化魅力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锤炼，创造出世界上唯一古老却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表意文字。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汉字是中华民族文明之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在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勋。汉字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她以优美的形态、和谐的韵律、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古老的文字，并在新世纪越发散发出她无与伦比的魅力！汉字形体优美。汉字是由图画发展而来、由线条图形构成的表意文字，线条图形本身的结构就能表现出图画美。仔细端详我国的汉字，有的端庄秀美，有的自然简洁，有的流畅飘逸。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有那么丰富的书法艺术。汉字优美的形态，给我们以无限的想象力。翻开书本，你会觉得每一个汉字都是鲜活的，一个个汉字犹如一幅幅精美的画卷展现在我们眼前。“日”的形状像太阳，“月”的形状像月牙，“山”像高高隆起的连绵山峰，“川”像飞流直下的悬崖瀑布；“马”像骏马在奋蹄奔驰，“鸣”似鸟儿在引吭高歌，“旦”似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集”似三只鸟儿在树上依偎栖息；三人为“众”，日月为“明”，“步水（三点水）”为“涉”，双“木”成“林”..几乎每一个汉字都能为我们插上一双想象的翅膀，让我们在汉字的世界里自由畅想，在汉字艺术的画廊里得到形象真实的美感。汉字音韵和谐。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在一个音节内，没有复辅音，无论开头或是结尾，都没有两个或三个辅音连在一起的现象，因此，音节与音节的界限分明，音节的结构形式整齐。汉语的音节元音占优势，一个音节中可以没有辅音，但不能没有元音，而且，由复元音构成的音节比较多，因元音是乐音，所以汉语音节乐音成分比例大。汉语的每一个音节都有若干声调，声调可以使音节和音节之间界限分明，又富于高低升降的变化，于是形成了汉语音乐性强的特殊风格。许多汉字韵母相同或相近，把这些韵母相同或相近的音节放在每一句或隔一句的末尾，就可以使音调和谐悦耳，富于音乐节奏，诵唱顺口，好听好记。诗歌就是利用汉字的这一规律构成的韵文。每一个汉字有一个特定的声调，阴平、阳平读起来比较舒缓，叫平声，上声、去声读起来比较急促，叫仄声，有规律地交替使用这两大类声调，可以使音调抑扬顿挫、悦耳动听。汉字历史积淀深厚。几千年来，中国历史文献，浩如烟海，文献中典故、成语、丰富多彩。几个汉字，可以表达一篇文章、一个故事的内容。如“班门弄斧”、“滥竽充数”、“黔驴技究”、“江朗才尽”、“车水马龙”、“门可罗雀”„„数不清的简洁词汇，将含义丰富深远的内容，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中国古籍，车载斗量。《老子》五千字，奥妙无穷，已形成一个学派《老子学》。《孙子兵法》几千字，变换不测，不仅适用与军界，世界多国的商界也在应用。而且，汉字字与字之间区分明显，个性突出，便于高速新产品试销读。由汉字排列组成的诗词歌赋和析字联等，讲究整齐、压韵、平仄、对仗，文字精炼，内涵丰富，高雅清新，是其它文字难以具备的。汉字是汉文化的创造物。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符号系统，故可直接传递语义信息。“江、河、汛、汤、泊”与“水”有关，“扎、打、扑、扒、扔”与手的动作行为有关。汉字的构造有一定的理据性。张斌指出：“汉字的理据性透露出丰富的汉民族文化信息，通过汉字内部结构的分析，我们甚至可以窥见古代的风俗、社会发展、认知水平等。”深入到每一个汉字的结构中去，就会发现其中都蕴藏着很深的造字理据，从中可以窥探当时的社会生活。例如远古用贝壳作货币，故记录有关经济活动的汉字都加上一个“贝”，如“贪、贫、货、贷、资、贱、财、购”等，汉字体现了汉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认知水平。例如，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故含有贬义色彩的汉字都加上一个“女”，如“妒、奸、婪、妖、妄、嫖”等。汉语中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都从心旁（或心的变形），如：想、忘、忠、恕、怨、愁、忆、恼、悦、惮、愠、恭、慕等，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观念的反映。先人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鉴于这种认识，在造字时，留下了一批从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从古代一直演变过来没有间断过的文字形式。从甲骨文到西周时期的金文、大篆（钟鼎文、石鼓文），再到秦朝时期的“小篆”，实现了“书同文”，之后“隶变”实现了古文字向今文字阶段的转变，隶书、楷书以及
导语：汉字，偏居人人所不及处，终有一日，汉字的幽灵，将且仅将在庸人心头回荡，却不屑悲悯叹息。下面是关于汉字与传统的议论文800字，欢迎参考。
《牢记汉字是根本，莫忘姓名是炎黄》
每一笔都冥思苦想，每一字都方正漂亮，每一次开口都令观众汗颜，每一次关于文化的节目都深得人心。
科技发展十分迅速，各种高端手机竞相推出新产品，各种输入法也是层出不穷，人们日常对手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有的人甚至不用看键盘就能盲打出想要的字，对于一些日常挂在嘴边的字，竟然提笔就不会写，这一切，也许都是对中国汉字的陌生化与疏离感。
科技是把双刃剑，作为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类，我们应当将科技玩弄于鼓掌之间，而不是被套入科技的“囚笼”中。扪心自问，中华上下五千年，哪一段深刻的历史不用汉字书写?哪一个美丽的故事不用汉字润色?哪一首漂亮的诗歌不用汉字珍藏?从先秦到现代，汉字文化一脉相承，师尊孔子用汉字记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教训后人为人处世之道;诗仙李白，写下如美丽银河般无数的诗，那汉字，就如那构成美丽银河的点点繁星;明代洪应明，“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豁达情怀也是由汉字来传达给后人……从古至今，汉字作为文化的传承品，经久不息，把古人的思想带给我们，试想若中华文化是一棵参天大树，那汉字，就是它的根啊!若没有汉字，我们何以交流?何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何以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
同时，汉字也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日本曾经有一个将军说过：“如果想征服中国，光靠杀人是没用的，我们要让这里的孩子说日语，写日语，把大和民族的文化放入他们的心中，才能够真正地征服这里。”是啊，在“国外风”充斥人心的现在，有几人能够读出“直挂长帆济沧海”的豪情壮志?有几人能够在国画的淡墨寥寥几笔品味出宁静淡雅?有几人能在二十四式太极拳中品出古老的人体全息和以柔克刚的民族思想?又有几人能够在《昆曲牡丹亭》浅浅几句中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那些“日漫控”连日本因明治维新而崛起都不知道，那些“欧美控”连向基督祷告的顺序都不了解，如此之国人，何等悲哀!
从今开始，喜欢中国的汉字吧!品读中国文化吧!在月朗星稀的夜晚，微开小轩，任月光流淌，摆一纸熟宣，执一杆毛笔，磨一方淡墨，写我们的文字，写我们的文化，看月光照亮，微风拂面，墨香四溢。
从一个“汉字听写大会”映射出如此感悟，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传承中国的民族文化，多写汉字，多读文化，意境无穷。
已等不及写一纸我们最珍贵的灵魂了。
评语：文字写得颇为精彩，主旨鲜明，中心突出，引题析因后，运用比喻论证，排比，反问进行深入剖析，议论说理有力度，后半部分更是渐入佳境越写越美写出了作者的独立思考与真情实感，很好地完成了训练任务。
《莫让传统文化渐行渐远》
突然发现身边的朋友们都在看《来自星星的你》时;突然发现自己偶像都是欧美或日韩的明星时;突然发现和朋友们的聊天都变成明星八卦时，我心里也莫名的百感交集。回想起往日的种种，似乎只是一个个空洞的躯体在行尸走肉般的话看。在这个极速的时代里，不容停歇，一旦如此，那将会被社会所淘汰，所以我，我们都似乎只能麻木地从众，寻找并沉浸在那所谓的娱乐里，僵硬的活着，丧失了自己的灵魂。直到——一个个红白相间的田字格，和一股名为“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清风拂进我的心底，我“清醒”了许多。它带来的警示和启发引我深思。
“汉字听写大会”一炮而红，甚至远超以往所谓的“大热”的娱乐节目。但我不希望人们只是因为随波逐流，或是三分热度地去关注汉字。像“癞蛤蟆”这样常见的'字却只有30%的人写对，这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简单地提笔忘字这样的普遍现象，更暗含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在逐步缺失。而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是绝不可能离开传统文化的延续的，因此我认为，莫让传统文化渐行渐远。
汉字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不仅仅是方格内的横竖撇捺，也不是简单的交流工具，它满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炎黄子孙的血液，沉淀着民族的精魂。作为国人，不会写中国汉字是理应去警醒的。或许你会说，这提笔忘字不就是现在科技化国际化的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个弊端吗?但是请你谨记，汉字早已融入了我们的血液中，分不开，斩不断。它是传统文化的载体，而传统文化又是一个民族的魂，这样一个承载着我们的根的灵魂，怎么可以被舍弃?试想一下，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怎么可能被人记住，被人敬佩?怎么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活动及时为我敲响了警钟，每个国人都应该关注传统文化。
其实，我觉得我是幸运的，练习过书法的我更能体会传统文化之美。墨的沁香环绕身旁，提笔印下或端正或潇洒的汉字。我爱那方正有致的楷体，飘扬舒展的行书，圆润协调的隶书，洒脱不羁的草书。我置身于那一撇那一横长中，心中独有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在中华民族的结晶包裹下，我深陷其中，带给我不一样的欢愉。
关注传统文化不仅利于民族发展和传承，更是文化复兴，国家振兴不可丢失的存在。与其过多地崇洋媚外，看什么韩剧美剧，听什么外文歌曲，不如放下手中的iPhone，拿起身边的“孔孟老庄”，端起一杯青茗，细细品尝。
所以，不要让外文垃圾再侵蚀我们的灵魂了，让我们回归传统!书写我们自己的文化!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依靠你我，让我们并肩前行，莫让传统文化渐行渐远!
评语：很好!文章取得了长足进步，开篇“排比列举”引材，而后打开思路，从汉字与文化，汉字与民族，汉字与爱国等角度谈生意，危害，有力论证，接着联系自身实际谈汉字之美，结尾发出倡议，点题，能将堂上所讲方法迅速掌握并能够灵活运用，很好地达到了训练目标。
《汉字与传统，矢志不渝的根》
汉字，偏居人人所不及处，终有一日，汉字的幽灵，将且仅将在庸人心头回荡，却不屑悲悯叹息。
央视举办的汉字听写大会，预料之中地暴露出汉字书写的严重问题，有如虚假繁荣的当头一棒，让人们从被社会导向宣扬捧到的云雾里摔下，警醒，然后意识到当代文化的颓唐，荒芜。
汉字在中华文明中，从来领衔主演，策划着时代的发展。汉字，是野蛮与文化的边界，是左祍与开化的差别，由汉字开创的早起国家直接衍生出“天下共主”的思想，莫不赋予中华民族强烈的精神认同和整体意识，其后演变为唐宋的普世主义，中华民族精神依托汉字得以体现，舒展，最终使整个亚洲为其先进的文化，文明折服，让中国一时万国来朝。
纵览千年华夏文明史，汉字，是作为一个民族，一群拥有者同样经历，记忆，价值观的人所最珍重的内核与底蕴出现的，然而，反观今日，尚文化之风不似古之盛行，尽管科技的发展难辞其咎，但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淡漠冷淡，以及中国重理轻文的教育模式，无一不动摇着汉字的根基，动荡的十年，信仰伦理，公序良俗的沦丧，无一不导致着人心的浮躁，此消彼长之下，自然为外来文化造就了可乘之机，悠远宁静，恬淡自如的汉字，又怎么会有立身之地呢?然而古今对比之下，扪心自问，是从何时起，我们自己拔下了我们深深扎在这片土地上的根，使我们慢慢枯萎，成为一株无根的，枯黄的，垂老的，毫无灵气的野草?
可以说是千年间文化的积淀，时间的冲刷，在神州大地上孕育出无数闪耀的群星，积累出千年的时间，空间，积累出我大中华，然而，身为中国人，我们有理由坚信，能让我们在世界面前，引以为傲的，并非是科技，而是我们的文化底蕴，那是深浸在骨髓里，经时间发酵，可于一言一行间投射出一个人的品行修养的灵魂素养，这种人文情怀，绝不是任何尖端技术在一朝一夕间可模拟的，贪图多与快，却背弃了对自我行为道德的约束，或许会飞黄一时，但代价，却是整个民族的永久倒退。
每个汉字，都封存了多少尘封的历史，往事，回望书写大会，唯愿人人警觉自醒，倘若某日汉字消亡，中华民族定当不负在存。
评语：好一篇宏论!作者思考深入，鞭辟入里，深入文化内核，与民族之基，字里行间散发出浓郁的忧思情怀与爱国热忱，文章引题后细数汉字发展历史以饱蘸情感之笔抒写保护汉字与文化的意义价值，剖析弃掷汉字的危害与后果，引人深思，给人警醒。
1、海龟可以感知地球磁场并利用它导航
就像它们的身体内部装有GPS系统一样，海龟可以感知地球磁场并用其导航，研究表明，它们可以探测到地球上每个地方所特有的磁场的角度和强度。
他们会在迁徙中使用这种本领，他们的GPS信号可以覆盖成千上万英里的远海。这些神奇的动物甚至可以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发现小岛。
2、海龟适合游泳
海龟的背甲呈流线型，腹甲较低，有助于游泳。除了棱皮龟外，所有的海龟都覆盖坚硬的背甲。与陆地上的龟不同，海龟不能缩进壳里。
它们有“鳍”状的四肢，适合在水中游泳，但不适合在陆地上行走。它们也需要呼吸空气，所以海龟必须在需要呼吸的时候浮出水面，这也使得它们很容易受到船只的伤害。
3、他们没有牙齿和可见的耳朵
海龟和陆地上的龟一样都没有牙齿，它们有锋利的“喙”，可以吃马蹄蟹、海螺和其他硬壳动物。它们没有可见的耳朵，但有皮肤覆盖的鼓膜。
他们在低频率时听力最好，他们的嗅觉也很好。他们在水下的视力很好，但出了水就近视了。
4、海龟在陆地上产卵
雌性必须上岸在沙滩上产卵，因此所有的海龟都是从陆地上的小海龟开始它们的生活的。
雄性和雌性海龟会迁移到筑巢区附近的繁殖区，在浅海中交配，之后雌性前往筑巢区产卵，而雄性海龟在爬进大海后很少会回到陆地上的。
5、海龟的性别是由巢穴的温度决定的
小海龟的性别是由海龟卵在孵化过程中在巢穴中的温度决定的。温度较低的卵，比如那些埋在沙子深处或阴凉处的卵，会变成雄性。
温暖的卵，比如那些埋在更靠近地表或阳光更充足的地方的卵，会变成雌性。这就是所谓的温度依赖性性别决定(TSD)。
(其他爬行动物也是如此。)因此，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或野生动物管理人员会尽可能的将海龟卵留在它们原来的位置，以便自然地确定性别比例。
6、海龟可以迁徙到很远的地方
海龟可以在觅食地和筑巢地之间长途迁徙，也可以在季节变化时呆在温暖的水域。
一只棱皮龟从印度尼西亚迁徙到俄勒冈州，人们对它的追踪长达12000多英里，红海龟可能会在日本和下加利福尼亚州之间迁徙。
年轻的海龟从它们被孵化到它们返回交配地可能会花相当多的时间来旅行。
稜皮龟科(Dermochelyidae)和海龟科(Cheloniidae)的海栖龟的统称。适应水生生活，四肢变成鳍状，利于游泳。一般仅在繁殖季节离水上岸。雌龟将卵产在掘于沙滩的洞穴中。稜皮龟(Dermochelyscoriacea)是现存龟类中最大的种类，长约2.1公尺(7呎)，重约540公斤(1,200磅)。两个前鳍末端之间的跨距约2.7公尺。最大体长可达3公尺，重约900公斤。背甲由骨板组成，覆以深褐色或稍黑的革质皮肤。背部有7条明显的纵稜，腹部有5条。栖于全球各海洋，长于游泳，杂食。在海洋里生存着8种海龟：棱皮龟、红头龟、玳瑁、橄榄绿鳞龟、大海龟、绿海龟、黑海龟（太平洋丽龟）和平背海龟。所有的海龟都被列为濒危动物。 由于雄性海龟和年幼的海龟不会上岸，我们很难知道生存在野外的海龟数量。海龟的数量计算一般是根据它们的孵化率。 研究显示，所有种类的幼海龟都不同程度的减少了。尤其是大海龟和棱皮龟，是所有海龟面临绝种危险最大的种类。数量最多的是橄榄绿鳞龟，几十万只到印度海岸筑巢。 绿色龟(Chelonia mydas)体大且重，背甲长约0.7∼1公尺，体重约90∼140公斤。最大的体长约1.2公尺，重375公斤。背甲宽而平滑，全身褐色或淡绿色，分布于全球各地沿海的温暖水域；主要取食海藻；并不像其他海龟有时上岸晒太阳。 蠵龟(Caretta caretta)大型，类似绿色龟，但头部较大。微红褐色或褐色，背甲长约0.7∼2.1公尺。大标本一般重约135公斤，但有近400公斤重的记载。据传其性情凶恶，肉食性，遍布全球各海洋。 玳瑁(Eretmochelys imbricata)体较小。其学名根据背甲上覆瓦状排列的骨板而定。遍布全球海洋温暖水域。爱寻衅，以动物和植物为食。甲长约40∼55公分(16∼22吋)，体重约13∼45公斤(29∼100磅)。 里达利龟属(Lepidochelys)是小型海龟，甲宽而圆。大西洋里达利龟(L. kempii)灰色，甲长约60∼79公分。产于墨西哥湾，偶见于墨西哥湾流，北至新英格兰，东至大不列颠和欧洲。这种龟俗称「杂种龟」，此名源于人们误认为大西洋里达利龟是绿色龟和蠵龟的后代。太平洋里达利龟(L. olivacea)栖于印度洋-太平洋区的温水区域。体大于大西洋的种类，略呈绿色，以动植物为食。
海龟的性别是由孵化时巢内的环境温度所决定。因为他们体内有一类转录因子是温度决定性别的基因会被温度影响。
海龟是龟鳖目海龟科的1种。因脂肪呈绿色，又称绿色龟。广布于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中国产的属于日本海龟，北起山东、南至北部湾近海均有分布。海龟上颌平出，下颌略向上钩曲，颚缘有锯齿状缺刻。前额鳞1对。背甲呈心形。盾片镶嵌排列。椎盾5片；肋盾每侧4片；缘盾每侧11片。四肢桨状。前肢长于后肢，内侧各具1爪。雄性尾长，达体长的二分之一。前肢的爪大而弯曲呈钩状。背甲橄榄色或棕褐色，杂以浅色斑纹；腹甲黄色。生活于近海上层。以鱼类、头足纲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海藻等为食。每年4～10月为繁殖季节,常在礁盘附近水面交尾，需3～4小时。雌性在夜间爬到岸边沙滩上，先用前肢挖一深度与体高相当的大坑，伏在坑内，再以后肢交替挖一口径20厘米、深50厘米左右的“卵坑”，在坑内产卵。产毕以砂覆盖，然后回到海中。每年产卵多次，每产91～157枚。卵白色，圆形，径41～43毫米，壳革质，韧软。孵化期50～7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