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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诗句的理解：
①句：在无边无际的离愁中，眼看夕阳又西下了。
②句：自己离开京师回南方，马鞭东指，从此便同朝廷远隔了。
③④两句：落红并不是无情的东西，它怀恋大自然，即使委落尘埃，也要化作春泥，护有新花生长，作者以落花自比，寄托了要培植人才，为国家和社会竭尽余力的怀抱。
二、赏析：
《己亥杂诗》共315首。己亥指清道光19年（1839），战争的前一年，当时龚自珍辞官南归，后又北上迎取眷属，在南北往返途中，写就巨型组诗。本文选自《己亥杂诗》的第五篇。作者当时愤然辞官，离别亲朋好友，愁肠百结，真可谓“浩荡离愁”。“浩荡”一词，除了说明愁绪之浓，还蕴蓄着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对当政者的愤然、对人民生活的担忧等各种复杂的思想感情，同时我们还可以想象作者辞官之时拂袖而去的情景。“白日斜”是说作者带着离愁南归，因为愁绪郁积在胸中，所以感觉上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已日薄西山。这里不说“夕阳”而取“白日”，正好与作者当时的心情相吻合，也隐喻当时国势渐颓的社会现实。“吟鞭”是指诗人的马鞭，“东指”点明了此行的目的地——故乡浙江。“即天涯”是说距离故乡还很远。从这一句，我们可以想见：诗人在傍晚时分，立在马上，面向故乡，翘首以盼，随兴赋诗，百感交集。此时诗人在想什么呢？想落红护花。“落红”即落花，全句的本义是说从树上飘落的花瓣并不是无情之物，而是依附地表，腐烂成泥，化作精魂，养育来年的春花。作者借自然的循环法则来自比，表示自己虽然辞官，但仍会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这富有哲理的一句话，传达出诗人“不在其位，亦谋其政”的难能可贵的精神，表明了诗人无比坚定的决心，成为千古名句，激励着多少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主要成就
政治
《己亥杂诗》中的批判、呼唤、期望、集中反映了诗人高度关怀民族、国家命运的爱国激情。例如《己亥杂诗》中第一二三首，“不论铁盐不愁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妞那不生栽禾。”写出了作者对清朝政府不重视筹划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盐铁生产、税收和水利等问题，一味依赖东南的漕运，对江南人民加重剥削，致使农业生产凋敝，人民困苦不堪，危害国家经济的现实进行了大胆揭露和批评。再如《己亥杂诗》中第八七首，“故人怀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表达诗人对禁烟斗争的关注，对国家命运的关注。
文学
龚自珍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龚自珍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在龚自珍的诗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爪怒”、“灵气怒”等等，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写落花，使引起伤感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
实际龚自珍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
龚词大部分还是消闲之作，抒写缠绵之情，成就远逊于诗。晚年龚自珍发现自己词的缺点：“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悔杀流传遗下女，自障纨扇过旗亭。”（《己亥杂诗》）。龚自珍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股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龚自珍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使龚诗别开生面，开创了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不同于唐宋诗，实开近代诗的新风貌。龚诗在当时欣赏的人不多，它的影响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与思想政治内容结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
作为古文大家，龚自珍更为有名。其散文也与其诗歌的主要精神相一致，或“以经术作政论”，或直接批判揭露现实，或借题发挥，或通过论文、论事、记物、记名胜形势对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作批判讽刺，思想内容丰富而深刻。而表现方法也十分多样，或直率，或奇诡，散行中有骈偶，简括中有铺陈，语言瑰丽古奥。
龚文的表现方法一般很简单，而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有的直率，有的奇诡。龚自珍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有的.散行中有骈偶，有的瑰丽，有的古奥，甚至偏僻、生硬、晦涩。龚文区别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独特的发展，开创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风气。龚自珍的词也很著名。谭献认为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实际上，龚自珍的词没有摆脱传统词的影响，偏重于词的言情本性。
梁启超曰：“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全集》，若受电然。”（《清代学术概论》）
评价龚自珍
龚自珍支持林则徐查禁，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社会观上，龚自珍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2]
龚自珍是中国改良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龚自珍清醒地看到了清王朝已经进入“衰世”，是“日之将夕”；龚自珍批判封建统治的腐朽，揭露封建社会没落趋势、呼唤改革风雷的风气。《己亥杂诗》中第一百二十五首，“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此诗揭露社会弊病，抨击官僚制度，表现作者火一样的热情，给人以鼓舞和激发。龚自珍对死气沉沉的社会，砰然一击，惊醒很多世人的沉梦，促使人们向真、向善、向美、向勇。抨击专制统治的同时，还表达了作者追求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
古人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人们借用诗歌的手法来表达自己情感，抒发自己的志向，展望国家民族的未来。读古诗词，是丰富现代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和精神生活，重拾一颗岁月风尘无法掩盖的“诗心”。我认为读古诗词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更能传承发扬古诗词魅力，提高社会风气。
古诗词的阅读可以让我们了解不同地域文化特色，感受祖国大好河山。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泰山，被红日映白雪的自然之美所震惊，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种各具特色的美景，足不出户便可以欣赏到，以诗词为眼，穿过千年，跟随古诗词的步伐，走遍祖国的山川湖海，感受中华诗词的美丽，心中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不得不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绿水青山叫好。
其次，在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追求高速高效的快节奏的生活中，阅读古诗词何尝不是一种放松方式，让浮躁的心沉静下来，同时也可以在古诗词中感受古人的喜怒哀乐，丰富我们的情感体验，陶冶情操，增加自身文化底蕴。在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中，学习即使面前困难重重，也要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地去迎接它、挑战它。在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感慨时光流逝的无情，体悟超脱物外的旷达态度。
古诗词跨越了时空的界限经久不衰，而它之所以可以流传千年，是因为它表达对于旧社会落后思想问题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对于当今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古代男权社会中，女子成为男人的附庸品，没有自身价值，以男子为中心进行“圆周运动”，全身心都投入到男子的身上。
但是在《氓》中我们看到一位女子从沉溺恋爱满心欢喜，到嫁为人妻受人嘲讽开始反抗的反思与觉醒。面对丈夫断崖式的改变，她没有顺从和放弃，而是在悲愤中清醒，在痛楚间走向决绝，她有着超出当时社会的先进性思想，努力地、拼命地挣开枷锁，打破束缚。这种不依附他人，自尊自爱的精神于当时社会中对于当今社会也有很大影响。
近些年来，“女性独立”“女性自强”等词语频繁登上热搜，女性自强自立思想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女性不再是物品，屈服于男子的制裁。面对家庭暴力等众多道德和法律问题，她们不再躲避起来将痛苦默默忍受，而是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灵魂，从深渊中觉醒，将自己的才华与魅力展现出来，彰显女子气概。这种精神也会是新时代精神力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使女性从尘埃中走出，逆光前行，向阳而生。
在历史车轮不断向前前进的路上，古诗词作为一种诗意化的语言，它能表现出任何一种语言表达不出的意境，正因如此，身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人，我们应拾诗词之砖瓦，筑时代之大厦，更应该珍视它，正视它。将新时代精神融入古诗词中，给之注入新鲜的血液，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龚自珍的诗文对后世影响巨大。他不仅以大胆泼辣、笔锋犀利的政论，震惊当时的社会，而且以他独辟溪径的诗歌创作和绚丽多彩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当时的文坛。龚自珍的诗，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代新风。以后很多诗人和学者，都深受他的启迪和熏染。梁启超说，初读龚定庵的著作，有“若受电然”的感觉，意思是像触了电一样。可见龚自珍的诗文，有多么大的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
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人，号定盦（一作定庵） [1] 。汉族，浙江临安（今杭州）人。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鉴赏 推荐一切文学艺术都是诉诸感性的，它们总是借助具体的形象反映生活，通过艺术的感染力量和美感作用影响读者。离开形象就没有文艺；离开对于形象的感受，也就没有文艺的鉴赏。文学本身的特性要求文艺鉴赏必须从作品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这是鉴赏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国古代有些诗歌评论，是重视形象与感受的。它们不仅为诗歌创作总结了可贵的艺术经验，也对诗歌鉴赏的规律作了有益的探索。譬如严羽的“别材”“别趣”说，尊重诗歌本身的特点，尊重形象思维的规律，接触到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的一些核心问题，就颇有可取之处。但是也有一些诗歌评论，完全不顾诗歌的特点，脱离作品的艺术形象和形象给人的感受，根本违背了文艺批评和文艺鉴赏的规律。下边我将举出两种有代表性的评论方法，并加以简单的剖析。附会政治，是古代正统的解释诗歌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从原则、概念出发，比附历史，牵合政治，千方百计地到诗中寻找寄托、象征或影射。用这种方法读诗，无不是词隐语，微言大义，可以任意穿凿附会、深文周纳。汉儒对《诗经》的解说，便是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他们主观地认为，《诗经》是为圣道王功而作的，是先王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诗大序》)。他们戴着这副有色眼镜看《诗经》，其中许多作品都被曲解了，就连一些民间的情歌也成了政治教化的宣传品。例如，《关雎》明明是一首情歌，他们却硬要说成是政治诗。申培《鲁诗故》说：“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诗人叹而伤之。”认为这首诗是讽刺康后的。后苍《齐诗传》说：“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愿得周公妃以窈窕。”薛汉《韩诗章句》说：“诗人言关雎贞洁慎匹，以声相求，必于河之洲，隐蔽于无人之处。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也。”(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则又认为是讽刺康王的。《毛诗序》曰：“后妃之德也。”则说是赞美后妃的。解释虽不相同，其牵强附会荒谬不通却是完全一样的。随着经学地位的提高，汉儒的诗论也取得了正统诗学的地位，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人陈沆的《诗比兴笺》，就是用汉儒解释《诗经》的方法，来笺释两汉至唐代诗歌的。陈沆讲诗注意联系写作背景和诗人的生平思想，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是由于他先抱定了“比兴寄托”的观念，常常离开诗歌形象给人的感受，主观地猜测诗中的寓意，所以也有不少穿凿附会、迂腐可笑的地方。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中的《上邪》和《有所思》本是两首著名的情歌，他却硬要拉扯到政治上去。关于《上邪》，他说：“此忠臣被谗自誓之词欤!”关于《有所思》，他说：“此疑藩国之臣，不遇而去，自抒忧愤之词也。隐语假托，有难言之隐焉。”这两首诗显然都被他曲解了。清朝常州词派的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论词，重视作品的现实意义，对词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但是他编的《词选》以汉儒说诗的方法说词，有些评语也不免牵强附会窒碍难通。如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显然是写一个深居简出的孤独少妇的迟暮之感，张惠言却评曰：“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琦)、范(仲淹)作乎?”不顾全诗的艺术构思，把诗的意思一句句割裂开来，比附《离骚》，牵合韩、范，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寄托象征的传统，美人香草、春兰秋菊各有习惯的寓意。诗人有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给读者。有时为了使诗歌显得含蓄蕴藉，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比兴。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尤其多用这种手法。对这类作品的鉴赏，当然应该透过表面的词句揭示其中的深义。但是也必须从诗歌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如果离开形象和感受，任意往政治教化的大题目上拉扯，根本不可能理解其中的真意，更谈不到艺术的鉴赏。黄庭坚说得好：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记》)不顾诗歌特殊的艺术表现方法，拘泥于生活的细节真实，对诗歌进行纯逻辑的分析，是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评论诗歌的方法。以这种方法论诗的人，总是拿生活的细节去衡量作品，要求处处落实。一些很有情趣的诗，往往就这样被糟踏了。譬如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一首富于艺术想像的好诗。杨慎《升庵诗话》却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我看任何一个有鉴赏力的读者都不会同意杨慎这段话的。“千里”本是想像夸张之词，极言千里江南，到处是大好的春色。题目叫“江南春”，正是着眼于整个江南。若改为“十里莺啼绿映红”，既不切诗题，也失去了诗意。宋蔡绦《西清诗话》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王安石写了一首《残菊诗》，诗曰：“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折得一枝还好在，可怜公子惜花心。”(见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五十七所引)欧阳修读后笑道：“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于是写了两句诗嘲笑他：“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吟。”王安石闻之曰：“是岂不知《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欧九不学之过也。”欧阳修当然不会没有读过《楚辞》，他的文学鉴赏力也一定是很高的。但他对这首诗的评论，恐怕是犯了拘泥执著的毛病。菊花究竟落不落呢?史正志《菊谱后序》说：“菊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花瓣结密者不落，……花瓣扶疏者多落。”由此看来，王安石也许并没有错。退一步说，即使菊花完全不落，写诗也不妨写落英，兴之所至不一定要找出植物学的根据；读者吟咏欣赏之际也不必以科学的眼光在细节上苛求于他。古代的诗人中，写落英的何止一人?屈原、左思、苏轼、陆游，都有诗在。如果用科学的眼光一一落实，还有什么诗歌鉴赏可言呢?又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此诗虽佳而“理有不通”，“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此后，王直方《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范温《诗眼》都引了别人的诗句，证明唐代确有半夜打钟之事。《诗眼》还引《南史·文学传》，齐武帝景阳楼有三更钟、五更钟，丘仲孚读书以中宵钟鸣为限，以证明张继的诗无可指摘(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三所引)。明胡应麟更进一步说： 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谈者纷纷，皆为昔人愚弄。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即钟声闻否，未可知也。(《诗薮》) 胡应麟的话不免有点过分，它的精神却是可取的。诗歌创作固然要符合生活的真实，但不应对生活作机械的模仿。诗人可以对生活本来的形式加以改变，以求反映生活的本质。对于抒情诗，尤其不能以细节的真实来要求它。齐白石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话揭示了艺术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也适用于诗歌创作。一般地说，诗当然不可碍于事理，有时却又允许不合事理。“白发三千丈”(李白《秋浦歌》)，合理吗?但表现诗人乍对明镜看到白发时的惊讶之情，是再传神不过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合理吗?但表现对远方朋友的思念，是再真切不过的。“思牵今夜肠应直”(李贺《秋来》)，合理吗?但表现那种迷离恍惚的幽思，是再恰切不过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木兰诗》)也不合理，但是合情，真实地表现了木兰准备出征时那种忙忙碌碌的气氛和焦急的心情。以上这些诗，如果仅仅用生活的细节去衡量，用逻辑的方法去推断，而不顾诗歌形象给人的艺术感受，还谈得上诗歌鉴赏吗?从形象出发，鉴赏中国古典诗歌，还应该充分考虑它们创造形象的特点。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短小的抒情诗，并没有塑造什么典型人物。因此，我们不能用分析戏剧、小说的方法，从诗里寻找典型人物形象。中国古典诗歌的形象，是借助客观物象(如山川草木等等)表现出来的主观的感情形象，我姑且称之为“意象”。鉴赏这类作品，不仅要着眼于它们所描写的客观物象，还应透过它们的外表，看到其中注入的意念和感情；注意主客观两个方面融合的程度。只有抓住诗歌的意象，以及意象所包含的旨趣，意象所体现的情调，意象的社会意义和感染作用，才能真正地鉴赏中国古典诗歌。
古典诗词的艺术 ——仅谈苏轼苏轼，一代才子，却生不逢时，仕途不顺。或许，正是因为他的仕途不顺、历经坎坷，造就了他旷达的态度。在这里，我们以乌台诗案作为分界点，来赏析一下苏轼的诗词，从中体味一下古典诗词的艺术。在苏轼的词中，我最喜欢的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词的唯美，如《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中秋赏月，不禁对月沉思片刻。苏轼把青天当做自己的朋友，把酒相问，显示了他豪放的性格和不凡的气魄。不知是苏轼的的性格成就了他的文学，还是文学成就了不凡的气魄，抑或是两者相互结合，构成苏轼词文的艺术。在苏轼的词中，总能找到一种豪放，不论是喜悦还是痛苦的时候，这是一种风格，激励人志存高远的风格。古典诗词于人的价值正在于它内在所能反映出来的东西，可以是思想，可以是见解，可以是感情，可以是对遭遇的一种感慨。仅仅追求文辞华丽的诗词终究会被我们淡忘的。虽然说辞藻是艺术的一部分，但在我的思想中，真正的诗词的艺术是能够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用心去品味一下《水调歌头》，首先吸引我们的是一个唯美的画面，然后我们感受到作者的情感和旷达的态度。在一个洒满月光的夜晚，随风轻轻起舞，渐渐升上空中，抱着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一副嫦娥奔月的场景，神话一样的画面，让我们不得不感慨苏轼的想象力。但他还是要生活在现实中，亲人的离别也会让他难过。一个人躺在床上，静静的想着往事，看着皎洁的月光，一个个人影回荡在头脑中，分别所带来的痛让他无法入睡。然而他是旷达的，从古至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团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既然人间的离别是难免的，那就换一种态度吧。只要亲人能长久的存在，就来一起看着这美丽的月亮，共同来思念着心中的亲人吧。一句“千里共婵娟”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将整首词放置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意境之中，让读者也能感受到尘世之外的那种意境。艺术，给人美的感受。这首词，作为苏轼诗案之前的一篇名作，让我感受到美的语言、美的画面、美的情感。这是一种唯美而旷达的风格，却依然能让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每一次都是这样。然而，伟大的诗人都会有一些坎坷来增加他们的阅历，让他们的诗词有所改变。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他的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而在诗案之后，他的作品慢慢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来表现心中的豁达。在这转变的过程中，苏轼的另一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问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人生抑郁之时，来到赤壁矶看看风景，将心中的郁闷之情还给广阔的自然。一个豪放的词人站在壮阔的山水中，必然会有一番抒情。开篇第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就将整首词的基调建立在壮阔的情景之上，让人为之一颤，让人想到他必将所见之景排遣内心积郁，求得心灵的慰藉和解脱。遥望古代诗人，我们发现，大凡他们处在逆境之中，必将会写出经典的诗词歌赋。苏轼也是这样，仕途不顺的他在赤壁合情合理的想到了三国的英雄，想到那个少年老成，年纪轻轻便有丰功伟业的周瑜，借赤壁附近雄奇壮阔的自然景象，缅怀和赞美了古代的英雄豪杰，表达了词人渴望为国效力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和壮志未酬的抑郁之情。然而最后几句却让人感到与之前的风格完全不符。回忆自己年轻时，想想自己的一声，突然有一种释然，一切的功名利禄都并不重要，人生如梦一样，不必刻意追求什么，不如放弃一切杂念，归隐自然，与江流月亮把酒言欢。豪迈之情寓于其中，那种在经历大落之后的感慨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到的，而苏轼能用这样一种豪迈表现自己的释然，让人佩服。或许这就是他的性格，他的人生态度。这首词是苏轼词中最具有英雄气魄的代表作，也是北宋词坛上最引人注目的千古绝唱。当读完这首词的时候，让我们去仔细想想这首词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突然感觉到一种不知所措，我们甚至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这首词带给我们的感受，只知道是一种豪迈、一种震撼。或许古典诗词的艺术就在于此，不必非要说出什么地方带给我们怎样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古典诗词带给我们心灵的愉悦和震撼。
我言秋日胜春朝_高中优秀议论文范文900字
无意中翻到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几点水纹，几抹残云。一扁舟，一钓叟，除此之外，满卷皆虚空。这叫留白，是中国水墨画中荡开的浓重一笔。全卷只有几处重点物像是细心勾勒的，其余只是略作铺陈，甚至不沾半点墨。全卷意蕴于是从二维纸面伸展成了无限。
留白是与前人的叫板。南宋马远与夏圭，人称马一角、夏半边，尤善留白。而宋前的山水画师，大多是事无巨细，皆一一列举下来。怕是远处草丛中几块石子、几块污秽的牛粪，前人也会一丝不苟的记录下来，装裱以登大雅之堂。布满画纸的山水，自也有它的美，碧水蓝天，枯藤怪石，强烈的视觉冲击，喂饱了千年来中国人的审美。仿照古人的《清明上河图》，一千多人物，雕梁画栋，飞桥屋檐，美、大气。但马远与夏圭，偏不爱这耗尽精力、体力的活儿。再者，前人已留下大量如此详尽的山水，再走这条路，恐怕历史上只会多两个无名的山水画师，却少了“马一角”“夏半边”!
古诗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是乐观与通达，也是个性与创新。自古太多的悲秋怀古，似乎一到秋天，日历一撕下，人的心境也会转凉，尽管那炎热与夏天并无二致。“前人之述备矣!”秋，承载了太多的悲伤情怀，有“天凉好个秋”，也有“物换星移几度秋”“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只有这一声啼鸣，唤起了后世对秋的审美。“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那成排的雁、鹤不同于以往，成了欣欣向荣的象征，成了最美的秋词。这便是“唱反调”“叫板”之美。
有些话，别人也说过，我便不必再附庸风雅;只有别人无话可说时，才是我的主场，我的黄金时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不正是这样的人吗?面对一个妓女，他不似别人一样心怀芥蒂，以别样目光看她，而是在目盲情况下口述了百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这是个性与创新，也是对人性的敬重。同样，韩干，那个画马的宫廷画师，亲身入马厩，与马儿共同生活，不听从老师的劝诫，才成就了《照夜白》。韩干的马，大多腰体肥圆，怒目圆睁，没了以往画师的瘦马，病不啦唧的。鲁迅先生的话犹在身边萦绕，“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了，只有于杂草丛生处辟蹊径，才能避免在他人的康庄大道上流于平庸，才能成为为人记住的开路人，才能成为有个性的个体，才能成为马远、夏圭、陈寅恪和韩干……只愿在不断流淌的长河中，尽管洪流碾过，巨山平偃而下，我却依旧能听到“我言秋日胜春朝”抑或更响亮、更不同于他的啼鸣。
与“虚拟”保持一定距离_社会科学议论文900字
自二战中一台图录机发明，网络遍及全球，虚拟世界一点点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曾以为这些被我们人类所创造的机器只是一个服务于我们的无智的编程，但当谷歌阿尔法狗轻松打败棋王，当在一个被视为人类引以为傲的思维，创新领域被人工智能轻易战胜时，我们不能不正视AI、VR将在未来扮演的角色，当 “虚拟”与“现实”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虚拟比真实更真时，我们是否还需要费力区别这两者?
于是便会有人视VR为猛虎洪水，悲观地认为若我们允许虚拟进入、干涉我们的生活，人类便将灭亡，而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虚拟蓬勃发展带来的利处是明显的。VR可以大大降低社会的沟通成本，购物、看病、交流、娱乐的定义都将被改写。想象一下，一些生下来就被认定残废的人们，一些本自以为一生都无法看到光折射下的七彩人间，无法用脚接触泥土的人，在拥有VR后可以再一次认知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残疾，一些因经济原因无法见识世界的人也可借此开阔视界。虚拟是在帮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世界，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虚拟使人更加为“人”。
我从不反对虚拟与生活的结合，但在我们欢喜于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方便时，我更想提醒，我们不能一味的沉浸于虚拟中，从而被虚拟所奴役。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人终将毁于他所热爱的东西。”一味甚至盲目的赞美虚拟，甚至将虚拟当做全部的人生并以此为平常，人类便将失去他最宝贵的东西——人性及思维创造，若我们完全拥抱这个虚拟构成的新世界，沉迷于虚拟对我们感官上的刺激，我们便会渐渐依赖虚拟，从而成为虚拟的奴隶，甚至走向灭亡。
我们对虚拟保持距离，是因为我们还在乎真假，也许虚拟可以营造真实，但我们无法欺自己的内心。
事实上，虚拟与真实的靠近，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相似，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考虑一个问题，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人”这个事终究与我们创造出来的虚拟有什么区别?人究竟区别于其它的地方在哪里?
我认为，这便是人性，便是人愿超越“人”的思想，如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所言，人之所以为人，便在于人是一个桥梁，人应当被超越，若我们沉迷虚拟，我们便将停滞。我希望，我们应该在VR的帮助下，更好的追求更高的东西，VR为物，应被我所用，也许终有一天我们人类将进化为尼采所预言的“超人”。
虚拟让我们更加成为人，并借此我们应与虚拟保持一定距离，人应超越虚拟、真实。
于无声处听惊雷_有关于创新的议论文1200字
《庄子·齐物论》里风吹万窍，声音各异，有呜咽声，有的像鬼哭狼嚎，也有动听的沉吟，“吹万不同”，可风一停，就没了声音，死气沉沉。这自由的风来得真好。一如自由的说话，别人无话可说处，你依然有话要说，也许是个性的彰显，也许是人来疯，也许是不相信皇帝真穿了新装的质疑，又或者，是创新意识的灵光一现。有多少张牙舞爪的另类，也就有多少“老鱼跳波瘦蛟舞”的诗意，断不可少了这份自由。
别人无话可说，或许后知后觉，不及你聪明。或许是大家畏惧权威，如童话故事里看皇帝的新装，心知肚明，不愿发声，装糊涂。我们这个民族，似乎尤为喜欢沉默为金、韬光养晦。按阿城说法，大概老庄孔孟中的哲学，都是老人做的哲学，我们后人讲究少年老成，与此有关。那么，若为真理而发问，乃至质疑，这种个性的彰显，就是不畏权威，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的执着。但是，若一味为问而问，为说而说，彰显个性，便成了张扬个性，是叛逆，是青春荷尔蒙的旺盛，是刷存在感，标新立异。这样的人，如今多了去，网络上随处可见暴跳如雷的键盘侠。许多讲座提问环节，多有怪异的问题，言之无物，不知所云，却赚足了眼球。 可我们不会因噎废食，依然宽以待之，由他们各抒己见，因为，不把渠道堵死，才会有精彩之语，才有创新之见。
而创新之人，有时也是彰显个性之人。创新意识，有时也闪现在愣头青的张扬里。今日之彰显，是他日的独树一帜;今日之叛逆，是明日的不落窠臼。木心说：“凡是伟大的，都是叛逆的。” 就像黄遵宪写诗：“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他的创新，难免遭人讥讽，可他不在乎。昔日义玄禅师，别人讲的他不这样讲，越发显得他是野狐禅，被骂得扫地出门，好不凄惨。正所谓“一路行遍天下，无人识得，尽皆起谤”。后开临济一宗，法脉延续最久。
当年马云四处游说，描绘网络购物的愿景，也四处碰壁，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歪瓜裂枣的笑话。一以贯之不易，独辟蹊径真难。他们的个性、叛逆，是创新最初的倒影，可是，未能修成正果前，只是另类罢了。 所以，呼唤创新，不妨从尊重个性，甚至尊重一个偏见开始。
钱钟书在《论偏见》里说，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
罗素也说“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千人一面，时刻保持一种姿态真让人腻味。《红楼梦》里晴雯被撵出贾府，王夫人回贾母似有若无的疑问时，说：“有本事的人难免吊歪。”你看，有本事和吊歪，创新和个性，总是如影随形。那么，何必绷着个脸呢? 可是，我们看见多少中规中矩的标准，扼杀了个性，也扼杀了创新。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多少有棱角的后生被磨得合乎所谓的规矩，少有创见，没有创新，察言观色，人云亦云。龚自珍诗说“不拘一格降人才”，这诗现在依旧不会过时。
有人曾批评如今的年轻人暮气沉沉，没有朝气，批评得对，可是，什么环境促使年轻人特有的蓬勃朝气日渐稀薄，更值得商榷。否则，未来的年轻人依旧暮气沉沉。 《一代宗师》有句台词我很喜欢。八卦掌掌门人年事已高，承诺退隐，说：“年轻人要出头，总要给他个机会不是?”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年轻人要出头，不妨就给他们个机会吧，彰显个性，锐意创新，由他们造反为王去。
亮剑无声处_优秀议论文700字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一句话很令人回味。“不要在喧嚣处歌吟，否则，你的歌声也将成为那喧嚣的一部分。”细细思索，此言余谓为信然。也许，在众人经过的大道上我们的声音纵使再高亢也无人知晓。
我们惟有亮剑无声处，才能不合大流，唱出自己的旋律。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历来为文人墨客推崇赞赏。然而细想，倘若没有那“前人之述备矣”的走出大流，而仅仅徘徊于“春和景明”“一碧万顷”之泛泛言谈，又怎会有《岳阳楼记》的成功。惟有在众人无声处发出“微斯人，吾谁与归”的真心慨叹，亮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方有千年不衰的魅力。且看鲁迅先生那激昂的文字，听听那不朽的声音。
在万众沉默的恐怖气氛中，鲁迅先生第一个喊出了他的心声，亮出了他的思想之剑。“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是他在民族的沉寂中亮出的声音，宛如警钟般唤醒了麻木不仁的世界。亮剑的背后，往往是一颗不拘于时、独立于世的心。
陈寅恪悼念王国维的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仍在今人的耳畔回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声音未曾消逝。别人已说处，自然不必再附和;别人无声处，需要的是我们的亮剑精神!然而，现实中的我们，真的做到亮剑无声处的又有几人?
王开岭先生在《古典之殇》中曾无奈地感慨：“我们唱了一路，却发现无词无句。”喧嚣匆忙的社会中，我们歌咏的究竟是什么?能唱出自己的歌词与心声的，究竟能有几人?社会在发展，但我们不能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何不在众人袖手旁观之际打破冷漠的沉寂，用行动诠释自己内心的声音?何不在众人口口声声、模仿作秀的网络世界，亮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在新时代中，亮剑无声处需要的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是海子那份“众人都要将火熄灭，而我独将此火高高举起”的坚持，抑或是斯巴达克斯为心中的太阳城而挣断绳索的激情。惟有亮剑无声处，方能无愧于己，无愧于心。人生易逝。惟有于众人无声处亮出自己的声音，方能不枉此生。
差别待遇_高三年级差别议论文800字
赞扬与责骂的差别在哪儿?
对于小明来说，是一百分与九十八分间的毫厘。
对于小亮来说，是及格与不及格间的跨越。
看似的差别待遇毫无道理，仔细思索却能悟出其间的合理。
如他人言、人生来不平等，自呱呱坠地时起，每一个生命便是一个独自的个体，有着其属于自身的优劣与价值，生而如此，又怎能以一条统一的刻线，单薄的规矩丈量一个个鲜活而独立的生命呢?
千年前，圣人孔子便提出“因材施教”的主张，弟子三千人，有富可敌国的巨贾，有位极人臣的政客，形形色色不一而是，而孔子，则成为后世称赞景仰的伟大教育家，究其根本，在于其能准确地把握每一位学生的优劣长短，扬其长补其短，因材施教，正是因为这样的“差别待遇”，才使得每个人都得尽展其能，各得其所。
社会对于每个人，应有不同的要求，正如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既不能缺少轰隆雷鸣的马达，也不能松懈默默无名的一颗小小螺丝钉，可能对于小亮而言，九十分是他永无无法企及的高度，及格便是其尽其所能的结果，若是我们只是用统的标杆来评价不一样的人，那世间将会埋没多少奇能与怪材!
是的，我们社会需要差别待遇!正如航天器的研发需精确到小数点后十多位，而汪洋恣意的书画只求神形俱备即可;正如廉颇以身经百战显赫战绩位列上将，蔺相如以如莲巧舌精巧说辞为上卿;正如舌尖上的中国中一位位能人以食物铺写精致，《我在故官修文物》中一双双巧手以古物刻写精华……各行各业，各得其所，差别待遇而实现整体的共赢!
由此观之，作为肩负向国家与社会输送人才的责任的学校，更应抛弃条条框框，拼弃墨守成规之道，改革创新，因材施教，用一把把不同的刻刀，雕琢出每一个莘莘学子的独特光华，以不同的标准，相同的诚意，培养出各取所长的栋梁之材!差别的待遇，相同的匠心;不同的准则，同样的期许。
我一直坚信，每一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芳华，每一个存在，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而我，愿养我浩然之气，展我独特风采!
“差别待遇”不差别!
杜甫的诗歌同他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希望下面材料能够帮你下。杜甫（712-770），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杜陵布衣，京兆杜陵人，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 父亲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的特权。杜甫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1）35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期。杜甫从小就“好学”， 7岁时已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育”地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20岁起，他开始了为时十年的“壮游”，先南游吴越， 后北游齐赵。诗人游山玩水，饮酒赋诗，扩大了视野，开阔了心胸，丰富了生活，结交了许多朋友，李白就是其中之一。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望岳》可为代表，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现了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2）从35岁到44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二个时期。人生已进入中 年，可是科举失意，功名未遂。十年困守长安，过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 怀五百字》等。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关注自身，关注民生，忧国忧民，创作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3）从45岁至48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这是安史之乱 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诗人也历尽艰险。长安城破，诗人陷落贼手，后又只身逃脱，投奔肃宗，被任为左拾遗，不久因言事触怒肃宗而遭贬 斥。这一时期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三吏”、“三别”等诗，记录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杜 甫的诗歌创作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4）48岁以后是杜甫生活的第四期。这一时期，杜甫弃官到成都，躲避战乱，漂泊西南，居无定所，直到去世。这期间， 他曾被严武表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曾度过6个月的幕府生活。这一时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繁盛期，现存杜甫的大多数诗歌都写于这一时期，杜甫对各种 诗体都进行了尝试和创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戏为六绝句》等，都写于这一时期。 杜甫的诗歌同他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杜甫经历了唐代的由盛转衰，目睹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他用诗歌艺术地记录了他的感受，再现了唐代社会的历史。研究杜甫 的生平和创作道路，可以更确深入地认识杜甫各个埋藏作品的思想意义、艺术特色和各个时期不同创作风格的内在联系。
龚自珍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48岁辞官南归，次年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生肖运势20222022年对你是否有好的机遇？是否有机会暴富？是否合适创业？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50首。龚自珍，字尔玉，又字璱人，号定盦（an），后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盦龚自珍塑像，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后人亦常称之为“龚定奄”。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宝宝起名参照生辰八字,结合三才五格原理,为宝宝起一个弥补五行,平衡八字的好名字父龚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段驯，著名小学（古汉语指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1792年8月22日）杭州城东马坡巷小采园（今有纪念馆于此），是龚家的长房长孙。6岁随父母租居北京绳匠胡同、潘家河、门楼胡同、手帕胡同和城外上斜街等处，8岁便读《登科录》，11岁师事建德贡生宋璠，次年随外祖父段玉裁学习《说文》，接受了严谨的训诂训练。测学业运测一测文曲星与你有何关联？你的学业运能打几分？你的命中是否有贵人相助？14岁即考究古今官制，撰有“汉官损益”等文。16岁开始通读《四库全书提要》。嘉庆十五年(1810)，与表妹段美贞结婚。1813年4月再应顺天乡试，又名落孙山，7月妻子因误诊卒于徽州府署。9月天理教农民起义。次年著四篇《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专制进行抨击。他指出，腐败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视臣下如犬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耻，只知朝夕长跪，只知追求车马、服饰，以言词取媚君上。在这种制度下，“官愈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工”入骨三分的针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他欣然加墨批点：“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说“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憾矣！”。车牌凶吉车牌号码对你的吉凶如何？在事业，财运等方面对你的影响如何？后回徽州后参与父亲主持的《徽州府志》重修工作。1815年，续娶安庆知府何裕均侄孙女何吉云。祖父病逝后与家人回杭州守孝。两年后返京，租住北京法源寺南。嘉庆二十四年（1819），28岁的龚自珍会试不售，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从道光元年起，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先后十几年。其间，他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嫁娶吉日八字命盘择吉，天作之合永福。点击右侧灰色三角按钮，马上获取嫁娶吉日。道光九年（1829），38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张格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②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在历任京官的20年中，龚自珍虽困阨闲曹，仍屡屡上书，指斥时弊，但都未被采纳，甚至被同僚视为“痼疾”。流年运程2022解读八字密码,分析命局喜忌,揭示您一生命运、事业财帛、情感婚恋以及未来发展这一时期，他也撰写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论，如《乙丙之际箸议》、《大誓答问》、《古史钩沉论》等，讥刺封建官僚的昏庸。在京中，与龚自珍密切交往的好友，除了魏源等常州学派的师友外，还有不少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如姚莹、汤鹏、张际亮、黄爵滋、包世臣等。他们常常在诗酒酬唱、赏花观月的聚会中抒发自己救时补弊的情怀。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湖广总督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龚自珍极表支持，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建议严惩烟贩，积极备战，并表示愿随同南下，共事禁烟。恋爱配对八字恋爱配对帮助你把握爱情机遇，早日遇见对的TA！由于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道光十九年（1839）春，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离京。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道光二十一年（1841）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测爱情运天象签约老师朱五九从自己最擅长的姓名学领域，为你揭开爱情的面纱。但八月十二日（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年仅50岁。有一子名龚橙（号半伦），1860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的时候，龚橙是联军的翻译官。转载请注明出处极度阅读 » 龚自珍的背景资料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1]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楚国。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楚国有名的辞赋家宋玉、唐勒、景差都受到屈原的影响。[2]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大雅歌唱到浪漫独创的新时代[3]，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以最著名的篇章《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与《诗经》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4][5]，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1953年，在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6][7][8][9][10]本名屈原别称屈平，屈子，屈正则字号字原，一字灵均所处时代战国末期民族族群华夏族人物关系宋玉学生精品荐读端午节为什么要纪念屈原？该不该纪念屈原？作者：写乎你所不知道的屈原——楚国变法的改革家作者：浩然文史快速导航主要成就轶事典故历史评价后世影响亲属成员相关争议后世纪念史料记载艺术形象人物生平早年经历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正月初七日，一说周显王三十年（前339年）正月十四日，屈原生于楚国丹阳秭归。次年，居乐平里。屈原像周显王三十九年（前330年），屈原居乐平里。自幼嗜书成癖，读书多而杂，“石洞读书”与“巴山野老授经”当在这一年。周显王四十年（前329年），居乐平里。屈原虽出身贵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众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响，故十分同情贫苦百姓。从这时起，小小年纪便做了许多体恤民众的好事，博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6][10][11]初露才华周显王四十八年（前321年），秦军犯楚境，屈原组织乐平里的青年奋力抗击，他一方面居高临下地对青年们进行思想教育，一方面巧用各种战术，机智果敢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一展其非凡才华。周慎靓王元年（前320年），仲春三月，屈原应楚怀王之召出山进京。这一年他在鄂渚为县丞。周慎靓王二年（前319年），升任楚怀王左徒。这一年深秋，屈原首次出使齐国。周慎靓王三年（前318年），忙于楚之内政外交工作。楚、魏、赵、韩、燕五国联兵攻秦，屈原随军而前。[10][11]变法改革周慎靓王四年（前317年），屈原忙于变法改革，制订并出台各种法令。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年），继续进行变法改革，与旧贵族和一切顽固势力进行斗争。周慎靓王六年（前315年），深入进行变法改革，民心沸腾；楚之形势大变，旧贵族面临着覆灭的命运。[10][11]谗而见疏周赧王元年（前314年），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谗而见疏，被罢黜左徒之官，任三闾大夫之职。周赧王二年（前313年），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今河南西峡、淅川、内乡一带）。秦国张仪破楚齐联盟，楚怀王两次兴师伐秦，结果都被秦打败，汉中郡沦陷，史称“丹阳之战”。陈洪绶《屈子行吟图》周赧王三年（前312年），楚国发兵反击秦国，在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大败。楚怀王重新启用屈原，让他出使齐国，目的是让齐楚两国缔结新的联盟。周赧王四年（前31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攻取楚召陵。惠文王愿分汉中之半给楚，与楚结盟。楚怀王比起汉中的土地，更想要获得张仪。张仪来到楚国，由于重金贿赂了靳尚，并得到楚怀王宠姬郑袖进言，得到释放回到秦国。秦惠文王死，子武王荡立。屈原出使齐国，回来楚国的时候张仪已经离开，屈原劝谏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后悔，派人追张仪没有追到。周赧王五年（前310年），秦武王元年，张仪由于不被武王满意，离开秦国赶赴魏国。屈原仍事怀王为三闾大夫。怀王领悟到被张仪欺，出于一时权宜之计起用屈原为齐使，当屈原从齐国回来后马上便被楚怀王疏远。周赧王六年（前309年），秦武王二年，齐宣王欲为纵长，恶楚之与秦合，遣使遗楚王书，怀王犹豫不决，昭睢力谏，遂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屈原不能参与朝政，极可能通过昭睢等大臣敦怀王合齐。周赧王七年（前308年），秦武王三年，甘茂取韩宜阳。屈原居住在郢都，设坛教学。周郝王十七年（前298年），秦昭王发兵出武关，攻楚，斩首五万，取析（今河南淅川）及左右十五城而去。[10][12]流放汉北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屈原流浪汉北（汉江以上，今河南南阳西峡、淅川一带）。秦楚复合，与屈原谋划相反，而奸人必有谗言害之，避地汉北，当有不得已之情在，故《九章·抽思》有欲归不得之意。傅抱石《屈子行吟图》周赧王十三年（前302年），齐、魏、韩三国联军攻打楚国，楚怀王派太子横到秦国为人质，请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击退了三国联军。次年，秦国一大夫与太子横因为私事争斗被杀死。太子横惧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回楚国。此事使秦、楚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了此后秦国对楚国的频繁进攻。“屈原憎恨楚怀王听信小人谗言，让不真实的语言蒙蔽了正确的语言，这些谣言将会损害楚国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挟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十六城。[10][13]放逐江南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年），楚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楚绝交。屈原被免去三闾大夫之职，放逐江南。他从郢都出发，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张翔洲作品《屈子投江图》周赧王二十年（前295年），屈原到达长沙，在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览山川形势，甚起宗国之情。周赧王二十二年（前293年），楚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二十四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周赧王二十一年（前294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九章·哀郢》分析，是从郢都（今湖北江陵）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今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今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时间长达十六年，在这之间并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如《九章·悲回风》等。[10][13]自投汨罗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0年），楚顷襄王十九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楚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这一年大概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屈原当时六十二岁左右。[13][14][15]主要成就文学成就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一篇，《天问》一篇，《九歌》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九章》九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远游》《卜居》《渔父》各一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一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楚屈原像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二千四百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汉文学史纲要》）。著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屈原作品想象最为丰富，词采十分瑰丽。《离骚》中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把日月风云，都调集到诗篇中来，使辞采非常绚灿，他还突出地描写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达自己执兼比兴”。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恶木秽草，以喻小人，通过比兴手法把君王信谗、奸佞当道、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风调激楚，是屈原楚辞风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挤陷害，使曾经对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变法图强的楚怀王，对他产生怀疑以至疏远放逐;楚襄王当政后，更为昏庸，朝政日益腐败，楚国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对屈原这样的爱国志士迫害有加。屈原正直的性格，高洁的人格，爱国的行动，反倒都成了罪过。他将自己满腔愤激的情绪，发而为诗，形成了激楚的情调。这种激楚的情调，在《九章》中表现得十分强烈。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如《九章·哀郢》开头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诗人对国破家亡之痛，民离失散之苦，表现出十分愤懑的情绪，写出他独有的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的诗歌。在许多诗中，他对当时社会不重视贤才、自己怀才不遇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诗人在愤激又流露出凄凉幽怨的情调。屈原楚辞虽然情调激楚，然由于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读来毫无浮泛或轻躁之感。这种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写的各类诗中。且不说《离骚》表达的那种深厚的爱国热情以及诗人对国家民族的涓涓之诚，深深地扣动着读者的心弦，就是《天问》那种以问句构成的形式奇特的诗歌，在反问中包含着相当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他的渊博和睿智，使诗歌意趣丰富，神理超拔，给读者以美的启示。武汉东湖屈原像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中的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9][15][16][17][18][19][20]政治成就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关于屈原此次变法的内容，《史记》和《战国策》记载非常简略，后人无法窥其全貌。而从《离骚》和《九章》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一是他的改革变法是受楚怀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即继承前辈革新家的遗业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即建立新的法制为中心内容的；四是以国家富强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楚史专家汤炳正经过繁琐严谨的考证，把屈原的变法总拿归结为六条：湖南汨罗屈原祠第一，奖励耕战。奖励农耕，是为了增加赋税，富国富民，奖励征战是为了加强军事战略装备；商鞅和吴起的变法都是这一套路子，使百姓无论是务农还是出征，都有盼头、奔头和念头，只有建立奖罚制度，臣工和百姓才会心甘情愿的为爵位的驱使去竭尽全力。第二，举贤能。战国时代魏文侯首开礼贤下士之风，使魏国在战国初期首霸百余年；其次田齐的齐桓公辟稷下为学宫，招贤纳士，到了齐威王时期，稷下学宫依然是超越大梁稳坐天下风华，成为天下士子趋之若鹜之地。屈原此时，这样的改革也算是正当其时。不过与当时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来年后，赵国强势的崛起为战国强国的时候，楚国以文弱之势却日渐消沉了下去。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障碍，要让楚王下达的命令准确即时的传达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时间把王宫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广大百姓；让楚王与百姓互通有无，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围的态势；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听偏信。而臣民的意见也可以高速地直达楚廷。第四，禁朋党。鉴于楚国的贵胄和老世族往往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对不同政见的臣工大肆攻讦，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约束杜绝。第五，明赏罚。无论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吴起，都注重严格的律条来约束将士的功过。在变法这样的问题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华而独成一体。第六，移风易俗。屈原对楚国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一个个能言善辩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损害国家的主题利益来投机取巧。此次的变法也把楚国的不良之风用法律形式来约束。[20][21]轶事典故屈氏家族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和楚王一样，芈姓，但楚王是熊氏。该姓出自黄帝颛顼系统的祝融氏；芈姓族群从商代迁徙至南方楚地，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湖北宜昌）。这就是屈原的故乡。屈原像春秋初期，约公元前七世纪，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屈瑕，他的后代就以屈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春秋时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战国时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够从春秋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一直处于楚国的高层，这个家族可谓经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匄。据屈原《九章·惜诵》诗句“忽忘身之贱贫”，可知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16][22]生辰八字屈原的出生日期，据近代许多人研究，约在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到三十年（前339年）之间。照甲子推算，那年应该是戊寅年。恰巧，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国历法的老话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屈原在作品《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摄提贞于孟陬”意为太岁星逢寅，说明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陬是正月，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说明这年正月是寅月；“惟庚寅吾以降”则说明屈原出生那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周显王二十六年（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同年正月二十二日。学界一般定为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16]屈原取名屈原觉得自己的生辰有些与众不同，所以他在《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意思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平”，字名叫做“原”。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来，照字面上讲，“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征；“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征，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好兆头。司马迁曾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名平，楚之同姓者也。”楚国王室为芈姓熊氏，芈姓是就母系而言，熊氏是就父系而言。屈原系王族之后，和楚怀王熊槐为本家。春秋时期，楚武王封儿子“瑕”到屈邑去做首领，因为瑕王子本来在朝中做官，做得不错，就让他去享用屈邑的物产，人们于是称他为“屈瑕”。由此，楚王为芈姓熊氏，屈氏就成为了熊氏的一个支氏。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魏晋之后姓氏合一，就不再存在这个问题。[16]历史评价正面评价古代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班固《离骚序》：”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屈原半身像王逸《楚辞章句序》：“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洪兴祖《楚辞补注》：“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虽死犹不死也。”李白《江上吟》：“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苏轼：“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朱熹《楚辞集注》：“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24]近现代梁启超：屈原是“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郭沫若：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毛泽东：“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闻一多：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继吴起之后，在楚国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他是在楚国推行‘法治’的政治家，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他在文学方面成就太大了，所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他的文学成就所掩。其实他的文学作品也都是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内容的。他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内容。”胡乔木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张正明《楚文化史》：“老子学派的发展有两个趋向：其一是发展为庄子哲学，其二是发展为稷下精气说。稷下精气说在南方的代表是屈子哲学。”龚鹏程《中国文学史》：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1953年，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作为当年全世界纪念的四大名人之一，当年的《文艺报》集11号社论《屈原和我们》：“屈原是世界性的伟大诗人，是登上了世界文学史上最高峰的人物之一。”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费德林《论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屈原诗篇有着固有的民族特色，然而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屈原的思想是全人类的财富。”《屈原辞赋垂千古》：“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不朽名字，排在中国诗歌、世界语言艺术最优秀的作者的前列。屈原作品是属于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现象，它的伟大和社会意义，越是到后来，便显行越充分、越清楚。”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学教研室主任谢列勃里亚可夫《屈原和楚辞》：“楚辞最主要的作家屈原的英名也赫列于世界文豪之林。”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科学和艺术科学院成员、亚洲研究协会成员詹姆士·海陶玮《屈原研究》：“一个大诗人，又如此追求创新，这在世界文苑中确实极为罕见。”[25][26][27][17][28][29][30][31]负面评价杨雄：“过以浮。”“蹈云天。”班固：“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非明智之器”。颜之推：“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24][25]后世影响人格精神一、屈原的生命意识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程连欧画作《屈子吟》屈原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光飞逝、美人迟暮的时间紧迫感和冷峻的死亡意识。面对大自然的四季变换，能引发人类共通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对美人迟暮之感的抒发，代不乏人，历久弥新。但是还没有谁像屈原那样面对时间飞逝而产生紧迫甚至恐惧的感受。二、屈原文学作品中的爱国精神对后世的影响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诗人为后世所景仰。他那深厚执着的爱国热情，在政治斗争中坚持理想、宁死不屈、追求真理和对现实大胆批判的精神，给后世作家作出了示范。在《离骚》中有许多表现屈原拳拳爱国之心的诗句。汉初贾谊在政治斗争失败后，被贬谪长沙，当他经过汨罗江时，有感于自己和屈原有相似的遭遇，写了一篇很沉痛的《吊屈原赋》，一方面对屈原进行悼念引屈原为知己；一方面学习屈原的创作精神，对是非不分的黑暗社会现实做了大胆的揭露和
昙花做一朵昙花,只有香如故昙花,一现.至今不能忘却初见昙花的惊异——月光如练,凉风如水,它就那样轻盈地展开自己的双臂,如精灵般超凡脱俗,不含一丝一毫的杂念,让人窒息的美埃但,如此短暂.为这美付出的代价,便是生命的短暂,没有流泪,没有犹豫地,凋谢,只留给人无限的慨叹与留念.生命,理应如此;美,理应如此.再娇艳的花,也会一天天老去,与其如此,倒不如像昙花一样,生命虽短暂,但却永留芳华于人世,不曾让任何的残枝败叶玷污了自己的清白.昙花之所以美,就在于它所展现的生命极致的绝美——让人惊心动魄、为之倾倒的短暂的美.由此可想,大千世界中,真正能让人动心的美丽,莫过如昙花一现般的瞬间,极短却定格在人们心中——深夜的一杯热茶,抚过泪颊的一双轻柔,面对困难的一次无畏,独上高楼的一次超脱,绝境中的一句安慰,还有那情到深处的一泪感动……定格在人心的一瞬.不要说它们太短暂,不要说它们不能长久,它们只是服从了自己内在的力量,在最恰当的时候,从内心挣出,展现给尘世一抹清观,一点孤傲,一怀感伤.一次情怀的感动,可以让它们的生命因此延长几千年——世间上最好的保留之地便是人心的记忆,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的美,何尝不逾越千年呢?肉体逝去,而精神永存.不要再驻足于花园,因为没有不败的花;不要沉溺于现实的享乐,因为没有用不完的财富,不要梦想长生不死,因为没有精神的支撑,那只是一具行尸走肉的皮囊.倒不如做一朵昙花,在最美丽的时候,飘然而逝,只留一缕芳魂无断绝.做一朵昙花吧,留下你芬芳的气息,留下你孤傲的美丽——短暂的生命,美的极致.
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字尔玉，又字□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又号羽□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山房诗》。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段驯，著名小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 生平：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①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小学。12岁从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19岁，倚声填词；到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②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嘉庆十五年(1810)，龚自珍19岁,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次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入仕，为内阁中书。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年谱外纪》)。同年，他开始戒诗。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③29岁至去世。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已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龚自珍墨迹政治学术思想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龚自珍处在过渡时代的开始阶段。他的思想发展，有一个艰苦、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正统派考据学。但他冲出考据学的藩篱，不为家学和时代学风所囿。在现实社会运动主要是农民起义的启发下，他以特有的敏锐的眼光，观察现实，研究现实。在《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文中，他对腐朽黑暗的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平均篇》指出了贫富不均所造成的社会败坏现象及其危险的后果:“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提出“均田”的改革主张，要求“贵乎操其本源，与随其时而剂调之”，“挹彼注兹”，平均贫富。在《尊隐》中，他隐晦曲折地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的大胆想象和热情颂扬，向往着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彻底的。后来他看到均田制是办不到的，又作《农宗篇》。主张按宗法分田：大宗百亩，小宗、群宗二十五亩，其余闲民为佃农。其目的是“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阶级的根本立场，因此，他在《农宗答问第一》及《农宗答问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 与此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试《对策》中，他肯定经史的作用，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学士书》，建议改革内阁制度。他对腐朽的官僚机构和庸俗官僚深恶痛绝。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陈“当今急务八条”，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滥”（《已亥杂诗》自注）。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他作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主张严禁鸦片，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主张和外国作有益的通商,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并驳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贾、绅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论调。在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后，江苏巡抚梁章巨驻防上海，他在丹阳书院于暴死前数日写信给梁“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梁章巨《师友集》卷六《仁和龚定庵主事》条），表示希望参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更表现出坚决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有时想以“搜罗文献”自慰，“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文学创作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所以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不得不然。而创作方法则和撰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送徐铁孙序》）。龚自珍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当时却是针对政治腐败和官僚庸俗的“伤时”、“骂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几次戒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的诗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所以后来他又破戒作诗。龚自珍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道光五年的一首《咏史》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诗中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文士的用心：“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释言四首之一》，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对自己的嫌弃,“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诗人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如“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龚自珍更多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观中，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抒发着对天下死气沉沉的深忧。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深深为边塞形势担忧，感慨仗剑报国的志士无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他常常用“剑”和“箫”、“剑气”和“箫心”来寄托他的思想志向。“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对于自己的志向抱负不能实现，深为苦闷。在“抛却湖山一笛秋，人间天地署无愁”（《梦中作四截句》）的现实环境下，诗人除了抒发感慨、纵横议论之外，回忆值得留恋的快乐的过去，幻想现实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为诗人思想中一种必然的发展和出路。因此，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表现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思想中的矛盾。诗中有逃向虚空的消极因素，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于诗人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因而在《己亥杂诗》“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气恃风雷”二诗中，他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 龚自珍诗的特点： ①政论、抒情和艺术形象的统一。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②丰富奇异的想象,构成生动有力的形象。在他的诗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爪怒”、“灵气怒”等等，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写落花，使引起伤感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天命虽秋肃，其人春气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触，得十五首》），从没落的时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③形式多样，风格多样。诗人自觉地运用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杂诗》315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无所不包，诗人的旅途见闻，以及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历历如绘,因而成为一种自叙诗的形式。它们可以作为一首诗读。由于作者这种充分地、富于创造性地运用，自然地使七言绝句成为一种最轻巧、最简单、最集中的描写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复杂深刻的思想内容，多种多样的语言形式，是龚诗风格多样化的基础。“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诗人是以风格多样化自勉和自许的。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言律诗含蓄稳当，绝句则通脱自然。 ④语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使龚诗别开生面，开创了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不同于唐宋诗，实开近代诗的新风貌。龚诗在当时欣赏的人不多，它的影响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与思想政治内容结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龚自珍文在当时比诗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议,目为禁忌,不敢逼视。除几组学术论文外，它们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论文。有些“以经术作政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学派的观点与现实的政治联系，引古喻今，以古为用。如《乙丙之际箸议七》、《乙丙之际箸议九》和《尊隐》等，都是公羊“三世说”的运用。有些则是直接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论》；以及各种积极建议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议》、《对策》、《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类是讽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馆记》等。还有许多记叙文，记人、记事、记名胜、记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状》、《书金伶》、《王仲瞿墓志铭》、《书居庸关》、《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内容不同,都富有现实意义。 龚文的表现方法也很特殊。一般很简单，而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有的直率，有的奇诡。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有的散行中有骈偶,有的瑰丽,有的古奥，甚至偏僻、生硬、晦涩。龚文区别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独特的发展，开创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风气。龚自珍的词也很著名。谭献认为龚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实际上，他的词没有摆脱传统词的影响，偏重于词的言情本性。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如〔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凤凰台上忆吹箫〕《丙申三日》写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浪淘沙〕《书愿》写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写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写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但龚词大部分还是消闲之作，抒写缠绵之情，成就远逊于诗。晚年他发现自己词的缺点：“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悔杀流传遗下女，自障纨扇过旗亭。”（《己亥杂诗》）他所谓气体，就是风格，自知缺乏现实社会内容。本集和版本 龚集传世版本甚多，最初有《定庵文集》3卷、《余集》1卷，附《少作》1卷,道光三年自刻本。《己亥杂诗》亦有道光十九年自刻本。龚自珍去世后第二年，魏源所辑《定□文录》12卷，又考证、杂著、诗词12卷（《定□文录叙》），无刻本。后有《定庵文集》3卷、《续集》4卷，同治七年吴煦刻本。今有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排印《定□文集》4册，涵芬楼影印《定□文集》3册，均吴煦本。光绪以来至清末，传本益多，有光绪十二年朱之榛《定□文集补编》4卷；以“全集”名者，有光绪二十三年万本书堂刻本《龚定□全集》；有宣统元年国学扶轮社排印本《精刊龚定□全集》；有宣统元年邃汉斋校订时中书局排印本《校订定□全集》10卷；有宣统二年扫叶山房石印本《定庵全集》等。民国以后，有1935年上海襟霞阁本《龚定庵全集》；1935年王文濡编校、国学整理社本《龚定□全集》；1937年夏同蓝编世界书局本《龚定□全集类编》等。1959年王佩□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龚自珍全集》,此本基本上参照邃汉斋校订本编例,分为11辑，第1至第8辑为文，第9、10辑为诗,第11辑为词。 二十七岁为举人。道光元年（1821）官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官。九年，始成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十九年，弃官南归。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的思想为后来康有为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经世致用”之志并未消沉。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年代】：清 【作者】：龚自珍 【作品】：己亥杂诗 【内容】：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关于高中语文诗歌教学方案研究论文，诗歌教学是语文课程里面一个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应该怎么去实施教学方案呢？一起学习一下！
一、诗歌教学的现状
余秋雨先生说：“在欧洲，作为古代经典最醒目的标志，是一尊尊名扬天下的雕塑和一座座屹立千百年的建筑。中国历史上毁灭性的战乱太多，只有一种难以烧毁的经典保存完好，那就是古代诗文经典。这些诗文经典是蕴藏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的雕塑和建筑，而一代接一代传递性的诵读，便是这些经典连绵不绝的长廊。”历数中国历史中的伟大诗人，从屈原、李白、杜甫、苏轼到戴望舒、余光中等等，他们犹如中国文化中的一颗颗璀璨的明星，发出熠熠的光芒。他们的诗歌曾给多少人以精神的慰藉，为多少人构筑了一座宁静的精神家园。
但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受高考“指挥棒”的影响，高中语文教学曾走入一种误区。和考试有关的内容理所当然要作为教学重点，与考试关系不大的或者是无关的内容日渐被忽略，所以诗歌教学曾被边缘化。教师在讲授时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学生只要会背就可以了。久而久之，学生对诗歌的学习提不起一丝兴趣，更不用说对学生想象力和诗意的语言的培养。长此以往学生的语文能力很难得到提高，中国几千年积淀的文化也很难传承下去。诗歌学习同样也受到了现实社会的影响。社会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大，人心的日益浮躁，使人们很少有闲心有兴致静下心来去研读文学作品，去品味诗歌，去创作诗歌。读诗的人少得可怜，写诗歌的人更少，一些诗歌类报刊的生存状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诗歌正在日益远离人们的生活，人们的视野。是否真的有一天诗歌这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会彻底消失在人类的历史中？人们的精神家园应该如何拯救？语文的诗歌教学应如何进行？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一名基础教育工作者，对于诗歌教学的现状应认真反思，并作出理性思考和积极实践。
二、对于诗歌教学的要求
《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认识中华文化的深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依据这些要求，语文教材收录了古往今来的很多优秀诗歌作品。既适合学生诵读，又给学生带来审美情趣和丰富的情感体验，如杜甫的《咏怀古迹》，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师在教授的时候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让学生真正地理解诗歌，喜欢诗歌。
三、关于诗歌教学的几种方法
（一）反复诵读，思考品味
诗歌是语言艺术和情感艺术的融合，是最精纯美妙的文体。诗歌本身具有语言的象征性、隐喻性、多义性和非确定性等特点，同时又具有节奏、韵律的音乐美和语象、造型的画面美。这些都要求我们应当从诗歌本身的特点出发，在朗读背诵的基础上品味语言艺术和把握诗歌的情趣与韵味，真正实现诗歌教学中学语文与学做人的统一。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三分诗，七分读。”诗歌与韵律、节奏密不可分，应在反复诵读中读出诗的节奏、韵律，感受音乐美，体味诗人的情感。应要求学生做到正确朗读，流利朗读，有感情地朗读。要求学生初步感知，通过反复诵读读出诗歌的语气和情感。这一阶段是诗歌鉴赏的起点和基础，是由诗歌的表层含义向深层含义的过渡。
更高层次的朗读称为情读。“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情到深处自然表露于外。
在教学中除了指导学生正确诵读之外，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来促使他们更好地朗读，激发他们读诗的兴趣。比如开展各种朗读比赛、诗歌竞赛等。通过朗读达到理解诗歌的目的。
（二）创设情境，变换教法
诗歌有高度凝练的语言，一定的节奏和韵律，还有着概括性、形象性和音乐性的特点。在教学中教师应为学生介绍诗歌的相关知识，为他们理解诗歌和练习写作诗歌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同时也使学生在想象、联想，以及语感、语言等方面的能力有所提高。“读诗使人灵秀”，在中学阶段学生的思维比较活跃，情感丰富，想象力强，可塑性强，针对学生的这些特点，强化诗歌教育，让学生大量地积累背诵优秀诗歌，对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对于诗歌的教学，传统的讲授方法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在教学中教师要依据具体情况改变教学方法，比如根据诗歌内容创设出易于激发学生兴趣的情境；比如在朗读阶段为学生进行范读，创造宽松愉悦的朗读环境；在讲解诗歌时，采用多种形式来引导学生，如用激情澎湃、富有感召力的语言去感染学生，或用多媒体手段从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触发学生的想象力和理解能力；还可以通过课本剧等形式让学生积极参与进来，既能深化学生对诗歌内容的理解，又培养了他们的写作能力，还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可谓一举多得。
（三）尝试练笔，创作诗歌
为了激发学生学诗的兴趣，教师应尽力营造读诗、写诗的氛围。在班级中开设赛诗会，让学生搜集积累诗歌，通过朗读培养兴趣和语感，积累语言。同时鼓励学生写律诗、绝句、现代诗等，在班级中进行评比，让学生选出优秀的作品，抄写到黑板报上或是张贴到班级展示栏中以供大家学习借鉴。这样既提高了学生读诗的兴致，又调动了学生写诗的兴趣，久而久之，学生诗歌品鉴水平与写作水平自然有所提高。不光是古诗文学习如此，在现代文教学中也可以涉及诗歌的练笔。
总之，诗歌教学对于教师甚至整个教育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们既要继承传统的好的教学方式，又要有所创新，让诗歌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让学生掌握更多的优秀诗歌，发现并欣赏它的美，进而享受美感体验和挥洒才思的愉悦，让我们的民族更多一些诗意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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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川诗歌《这样或那样》 鉴赏 这样或那样 刘川我一杯水接一杯水地喝下去想体验一下身体里心脏被浮高像抽水马桶里的浮球这样，或那样我想用酒精浮高那些沉入腹部、腿部的爱情让它们升高到胸膛、嘴唇我做不到人群中，一个老头正跪下来双手合十在胸部祈祷像用双手牵住脸庞的黄色的气球不让它升入生气稀薄的天际 这个诗歌是去年刘川获得“人民文学奖”的作品，在此小人斗胆谈谈对诗歌的肤浅理解。 《这样或那样》分为三个段落，分别用三种方式体现“上浮”的一个概念。前两段诗人分别用两个“想”来表达自己对内心深处的挖掘。第一段用灌水的方式来表达，并用了一个生活里常见的抽水马桶浮球来形容他想达到上浮的目的，那就是不可用寂寞的人心来对待生活，这样的上浮其实是一种感情的挖掘。诗人认为生活需要用感情去诠释。为什么？这里的水就像生活本身，如果你用感情对待生活，那么小球的浮力就会很大，这就是生活与感情的一个辩证关系。 第二段诗人谈到爱情的问题。爱情，酒精，这本身就可联想到一个失意者的状态。我想每个人在生活里都不可避免的去伪装感情上的一种创伤。也可不说伪装，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吧。往往酒精下肚，那些风花雪月，却又不可相思相守的爱情就不可避免的闪现在你眼前，你为此流泪，为此痛苦。但诗人却告诉读者做不到。因为诗人明白，酒精燃烧过后，依然是清醒的一天。 第三段峰回路转。诗人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来叙述他人对上浮的看法。他写到了老头，这个角色很微妙，如果是年轻人，诗歌的伦理就乱套了。诗人写到老头用信仰的方式来祈求不要发生“上浮”的状态。自然会让大家想到为什么？老头与诗人两者的态度这么相反。那么这里就有作为人本身一生的一个发展。与青年不一样，人活到终年喜欢寻求安逸，而且会很习惯性的用信仰的方式来消除那些不安静的因素，所以对老头来说，他自然不喜欢“上浮”。 这三段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写出了人一辈子的一个发展阶段，而结尾则暗示读者，诗人最终可能走的一条道路！
提起古代诗词鉴赏文章属相800字，大家都知道，有人问关于唐诗鉴赏的文章1000字，另外，还有人想问写一篇关于中国诗词鉴赏的文章1000字左右，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其实古诗词鉴赏文章，下面就一起来看看一篇关于古诗词的作文，字，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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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乃文化之精髓，语言之精炼，内容之浓缩，意义之深长。它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更加绚烂缤纷。现在，让我们扬起知识的风帆，一起去感受古诗的海洋。
——题记
英雄儿女，精忠；几代诗豪，心切。
文天祥一句、气壮山河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达了他至死不渝的精神。范仲淹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现了他胸怀四海，为肝脑涂地，呕心沥血之情。在归西天之际，陆游拖着病躯，挥笔颤颤巍巍地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物忘告乃翁。”的千古绝唱。悲哉，壮哉，雄哉，好一个爱国情深的陆游，好一个胸怀四海的陆游。尽管流泊天涯，但王安石依旧报着对的眷恋之情，大喊：“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边塞诗人”王昌龄一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表达了边塞军民视死如归，尽忠的决心。一代伟人，小时候就猛志壮四海，一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犹如晴天霹雳一般，震醒中华，唤醒中华心中的那片满腔热血，叫醒中华名族爱国情怀。从此他带领中华走向了新世纪。
天涯海角，友谊长伴；海枯石烂，友情常存。
大漠黄沙，荒凉之地，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悲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是对友人的殷殷祝福；王昌龄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是对友谊的赞颂，对友人的期盼；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是对友人旅途寂寞的温暖关怀。“诗”李白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和“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王伦送我情”是对友谊的不言而遇。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友谊最真挚的描写，是友谊跨越时间的执着。
神州大地，景色娟秀；锦绣中华，风光秀丽。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对茫茫戈壁沙漠的赞美。“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是江南的旖旎风光。“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西湖的娟娟景色。
我们的生活本身就五彩缤纷，但配以含有文化气息的古诗，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更加精彩。让文化走进我们，让古诗走进我们，让含有文化是的古诗走进我们的生活。
生活因古诗更精彩！
关于写景诗词的鉴赏：
赠别类的诗词在唐宋诗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内容丰富，可谓“说尽故人离别情”。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亲友们“相见时难别亦难”，而诗人们对亲情和友情又看得很重，抒写了大量的这类诗词，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这些作品大多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余味深长，令人击节叹赏：“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诗人无尽的友情熔铸在诗情画意中；“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人深挚的情谊包含在殷勤的祝福中；“惟有相思似，江南江北送君归”，诗人的相思之情充塞在天地中；“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诗人的质朴与豪爽寄托在朴素无华的语言中；“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诗人晶莹透明的冰壶装下了理解和信任……
我们在解答赠别诗词问题时应着重抓住以下几个要点：
黄彻在《蛩溪诗话》中指出：“昔人论文字，以意为主。”正确理解一首赠别诗词，首先得从主题入手。开篇的一组排比句，说的正是赠别诗词的不同立意。立意问题非常复杂，只能就比较常见的加以简要分析。表现离别的愁思，这是最为常见的，如许浑《谢亭送别》（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冷朝阳的《送红线》（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消百尺楼。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还有风格有之迥异的李白名篇《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硬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等。李白的诗境界阔大，爽朗高远，全诗一气流转，把别情写得豁达大，新颖别致，不落窠臼，工丽中别有一种英爽之气；而许浑、冷朝阳的诗凄恻缠绵，情韵悠长，含蓄蕴藉，耐人寻味。李颀《送魏万之京》（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关城树色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既表达了诗人对魏万的一片深情厚意，更是对魏万的勉励。王安石《示长安君》（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则抒写了兄妹之情，言浅而情深，使人到亲人间的纯朴而真挚的感情，可谓情真意切，人泪下。而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既是对谗毁的蔑视，又是对自身洁白无瑕品质的自誉，更塑造出孤介傲岸的自我形象，其意义远远超出一般的赠别诗。我们可以用刘长卿的《别严士元》（春风倚棹阖闾城，水国春寒阴复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晴？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今已误儒生。）来出一道这样的题目：“请将这首的尾联和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中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作个简要的比较鉴赏，谈谈其在立意上和表现手法上有何异同。”在比较鉴赏时首先应注意到王昌龄和刘长卿相同的被贬遭遇，从“诗言志”出发，可见他们的主旨基本相同；再从谴词造句上的差异，以区别其不同。然后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回答：“相同的是这两联诗都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惆怅之情。不同的是这一联诗的牢骚似乎更甚，说得也更露骨些，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而王昌龄则说得更为婉曲蕴藉，更为优柔舒缓。”
因为赠别诗词是以抒情为主，而情景又是中华诗词独有的抒情方法，所以其次要抓住诗中所描绘的景物，做深入的分析，才能领悟到作者所抒何情。如李颀《送魏万之京》的中间两联，颔联为魏万设想分别后的寂寞情怀和乡思之愁。出句写声，对句写色，用鸿雁的悲鸣和山中的云雾衬托出别情。颈联联想到魏万赴京沿徒所见的极易触发羁旅乡愁之感的景物。出句写色，对句写声，用潼关树林的秋色和宫苑中的捣衣声来隐含别情。这两联诗虽然都没有从正面来写离情别意，但却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浓郁的情意，因为诗人完全将这些深厚的情意渗透在叙事和写景中，用诗的语言来抒情，不但含蓄，而且有味、有趣。又如李白《送友人》中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采用比喻，“白云”、“落日”，形象鲜明生动，并富有创造性，出人意外，入人意中。且抒情豁达大度，情深而不觉悱恻，意切而不露哀伤，有恰到好处之妙。诗人以景喻情，即景抒情，情景，扣人心弦。我们可以用刘长卿《别严士元》（春风倚棹阖闾城，水国春寒阴复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晴？）来出一道题来加以巩固，题曰：“诗人在这首诗中怎样多层次地描绘江南水乡的景物？抒发了什么样的感情？”答题之前首先要看出前三联全是写景，其次要懂得每联各写何景。在此基础上对每联诗意作简要的概括即可。其答案是：“首写江南水乡初春的特点——春寒料峭，乍阴乍晴，变幻不定；颔联具体描摹江南春景，主要抓住雨和花；颈联则分写现实和想象中的景色。以之寄托别情，并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惆怅之情。”
领会诗词中所蕴含的典故的含义，懂得诗人怎样化用前人诗文，也是理解赠别诗词的一个关键。
例如陈子昂的《送魏大从军》（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以三个古代立功边疆的英雄人物比喻魏大，寄予魏大以很大的希望，同时也表现出诗人自己为国立功的宏愿。开篇以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和魏绛消除边患这两个典故起，很自然地切合送魏大从戎，希望他能像霍去病和魏绛一样杀敌建功，保卫边疆。而魏绛和魏大同姓，用这样的典故更显得有诗趣，古人写诗填词常用。接下以赵充国喻魏大，《汉书》称其为“六郡子”，他抗击匈奴，官至后将军。这一典故用得很别致，不直接点出是用典，而是通过送别时的交谈透出，别有一番风味。最后以燕然勒石的窦宪喻魏大，激励友人勇立战功。这四个历史上的抗敌英雄的典故，诗人在使用时，或用其言，或用其事，或直接点出其名，或只说出其出生地，个不相犯，富有变化，表现出作者的技艺。又如李白《送友人》中的“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化用《诗经》中“萧萧马鸣”，点石成金，把马犹如斯，人何以堪的缱绻之情很好地表现了出来。我们可以用郑文宝《柳枝词》（亭亭画舸系春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来出一道题来加以巩固，题曰：“从‘载将离恨过江南’和李清照‘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王实甫‘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中，你看到诗人们用了什么样的思维来写离别的愁怨？请作较详细的分析。”题前要懂得：把愁、怨、恨“物化”——化虚为实，用形象来加以表达的创作方法，这是一个关键，再则，解答这道题要用比较分析法，既要异中求同，也要同中求异。才能做出如下的正确答案：“诗人们都用了创造性思维，“载”是一个创新，他把愁恨搬上了船，后来李清照反过来说，这船“载不动许多愁”，王实甫又把它搬上了车，用疑问句来表达，有继承，也有发展。”
抓住赠别诗中的细节描写，是深入领会诗意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诗歌创作的理论上来说，细节也叫“有包孕的片刻”，也就是最有情趣、最耐人寻味、最能引起人们想象的片刻，它可以使读者赏心悦目，得到一种的享受。如李白《送友人》中的“挥手自兹去”，可以算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但遗憾的是，往往被许多人忽略了。人们只注意“萧萧斑马鸣”这一典故的使用，称赞其达到“斧神工”佳境，却只字不提“挥手”这一淡到极点的细节描写。其实，淡到极点，也就妙到极点，你看，无论是行人还是送别的人，大家都沉浸在深深的别情中，尽管心中的有“不尽长江滚滚来”般的别情，但为如刀似的别愁所割断，心知“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却只能“欲说还休”，欲哭无泪，把千言万语都融在这一“挥手”之中，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最佳境界，要不然的话，这一细节动作何以流传至今，千年不衰？还有，课本里柳永《雨铃霖》中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则更为典型，词人以非常细腻的描写，刻画出主人公离别时愁苦的容态，凄恻的内心，极其深刻地揭示出离别时的无穷悲痛。你看，男女主人公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互相注视，泪眼汪汪，他们也没说，已经到了哽咽不能语的地步。与李白的“挥手自兹去”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可以用黄庭坚《新喻寄元明》（中年畏病酒，孤负东来数百觞？唤客煎茶山店远，看人获稻午风凉。但知家里俱无恙，不用书来细作行。一百八盘携手上，至今犹梦绕羊肠。）来出这样一道题：“这首诗尾联的‘一百八盘携手上’中的‘携手’这一细节描写，抒发了诗人怎样的一种感情？妙在哪里？”回答前就应该运用“有包孕的片刻”这一理论进行思考，然后作出如下的回答：“‘携手’非常准确而又生动地表现出诗人兄弟之间的深厚亲情。作者侃侃道来，充满亲情，不须雕琢，自见意切。”
谐音修辞手法的运用在赠别诗词中能起到含蓄隽永的表达效果，这一点也很重要。先看一下韦应物的《赋得暮雨送李胄》：“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诗的最后一句就运用了谐音的修辞手法，诗中的“丝”是“思”的谐音。诗人将“相送情”和“散丝”“互其宅”，可谓“妙合无垠”，且富有创新。李白以“唯见长江天际流”，“桃花潭水深千尺”写别情，或取其长，或取其深，言情深意长者，白也为最，余者皆不足称。而韦应物则以细密的雨丝为比，且比中巧妙地蕴含谐音的手谓别开生面，独辟蹊径，虽不及李白，却也给人以崭新的形象，使诗句情景，意韵悠长，堪称一绝。赠别诗词中最为常见的谐音字有以“柳”谐“留”，以“秋”谐“愁”等，如王维《渭城曲》中的“客舍青青柳色新”，郑谷《淮上与友人别》中的“扬子江头杨柳春”，李商隐《离亭赋得折杨柳》中的“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如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中的“明日巴山道，秋山又几重”，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中的“秋尽江南草木凋”等等，就不再一一详细阐述了。我们可以用杨巨源的《和练秀才杨柳》（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唯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来出一道题来加深对谐音修辞法的认识，题曰：“诗中的‘折柳’和‘春风’各比喻什么？有何好处？诗中哪些地方用了谐音的修辞手法？有何深意？”解答之前只要理清谐音是谐何字，找到喻体和本体，即可迎刃而解，作出如下正确的回答：“诗中的折柳喻行人，春风喻送行人，生动而贴切，堪称妙喻。诗中有两个地方用了谐音的修辞手法，一是‘丝’，作者以柳丝含蓄地表达出离别之‘思’；二是‘柳’，耐人寻味地写出了无情折柳似有情，极其生动地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
领悟并背一些赠别诗词的名句可触类旁通，有助于深入领会同类诗词。杜甫有诗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佳句是一首诗的精华之所在，清朝的何绍基曾经在《与汪菊士论诗》中说过：“诗无佳句，则之致不出。”诗无佳句若枝头无花，似空中无霞。许多诗人因佳句而名垂千古，如宋祁因“红杏枝头春意闹”，张先因“云破月来花弄影”，秦观因“山抹微云”，贺铸因“梅子黄时雨”，李清照因“人比黄花瘦”而名满当世，甚至因此而得“贺梅子”之类的令名。且领悟佳句更有益于领悟全篇，这自是不待言了。从高考命题的角度考虑，佳句绝对是命题的重点，试卷中所选用的作品，只要有佳句，那就考你没商量，这绝对是命题的原则，会出题的人哪个不是遵循这一原则呢？
以上六点仅是鉴赏赠别诗词的一些主要方法，而要掌握好，并能在实战中使用，还应深入领会，做到融会贯通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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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坡仙 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