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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有几篇关于先秦的论文，但是都是大篇幅的，不是名人的，是一些学生的论文~你自己下载下来在斟酌一下，去粗取精~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我也在准备开题，不过国内外研究现状别指望网上有可以直接拿来用的，只能自己泡图书馆搜集资料然后加以总结。可以参考下别人写的述评，或者在期刊网上检索引文，这样查的会比较全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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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国先秦至隋的诗歌总集。今人逯钦立（1910～1973）编。共135卷。此书的优点是：①取材广博。隋代以前的作品，除《诗经》、《楚辞》外，凡歌诗谣谚，悉数编入。②出处详明。每诗必注明见于何书何卷，无一例外。③异文翔实。各书的异文，或一书不同版本的异文，乃至前人的校勘成果，凡足资参考者统予记录。④考订精审。书中按断多有独到见解。⑤编次得当。依据作者生卒先后分卷编次。该书在同类总集中是最完善和使用最方便的一部。1983年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作者简介：逯钦立（1910-1973），字卓亭，山东巨野人。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即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专门研习汉魏六朝文学。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广西大学（桂林）、东北师范大学任职。 逯先生对于汉魏六朝文学造诣颇深，撰述很多。1940年，他感到明人冯惟讷所辑《诗纪》、近人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虽然"搜括靡遗"，有功于世，但仍存在严重缺失，遂在前书基础上重新攟摭上古迄隋末的歌谣，另谋新编。工作时断时续，直至1964年，始编定《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部百卷巨轶。其中《隋诗》10卷，为目前收录隋诗最为全备的总集。 另有《陶渊明集》校注（中华书局）等。
【关键词】货币 发展 演变 一、我国货币发展的阶段 1.古代货币发展史 古代货币的发展史指的是从先秦到鸦片战争前期货币的发展史。中国的古代货币制度，与其它国家...www.wsdxs.cn/html/china
中国古代钱币的发展前言群居生活，开始有互动有无，从以物易物发展至今，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钱币出现，而且使用上也不只一种钱币，反而很多种。而有些钱币的命名还影响文学渊源，像秦朝的孔方兄，而当时的钱币就象征了皇权，所以只要当时有很多钱币的人，权力都很高。还有一些则是用重量来命名的，像汉的五铢钱，就因轻重大小适宜，所以就被选为那时广泛得钱币。而到了清朝，因为很多外国国家一直想到中国，所以就开港通商，传入了许多国外的东西，包括了钱币等等…所以清朝就彷造外国钱币，称为铜元，而铜元刚开始还不盛行，到了清末明初时，才成为当时通行的货币。而这些货币也代表了中国古代货币制度像近代化的演进，而以上所说的都只是当代相当盛行的钱币，但这些朝代还有其他非常有意义价值又特别的钱币，而这些钱币也让我们了解了当代的风俗习惯及社会风气。一、贝币中国最早的货币是一种由天然海贝加工而成的贝类货币，出土于河南殷墟妇好墓等地，年代为公元前19至前16世纪，距今约3500年以上。经过加工的天然贝类形体一面有槽齿，贝币光洁美观，小巧玲玲，坚固耐磨，便于携带，这类贝币主要出产于我国的东海、南海等地海域，反映了商代商业交流的情况。在商代中期以前贝币价值很高，臣下若能获得商王用贝币的赏赐那可真是极大的荣耀。随着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天然贝币渐渐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故在当时又出现了许多仿制贝币，有石贝、骨贝、蚌贝、绿松贝等，这类贝币形体都较小，其长度约1.2厘米至2.4厘米左右。在商代晚期又出现了铜质货币，形制也仿海贝形式。铜贝出土于河南安阳和保德等地的晚期墓葬中，年代约为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铜贝堪称是我国最早的金属货币了，其中有一种表面包金的铜币是作为大额货币使用的，现存世量极少。“贝币”为历史货币，不仅为中国的古代经济立了丰功而且还对中国文化，风俗，具有深刻的影响。从现行的中国汉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与钱币发生关联的事物或行为都有贝旁，如：货、贡、贸、贾、贿、财、贪、贫、费、赔、赎等等。在江浙一带的农村，家长将贝佩挂于孩童的身上以期望健康成长，驱邪生财，更有父母干脆把儿女直呼为“宝贝”，“贝币”虽小却集经济历史，文化多重含义于一身，颇受钱币收藏爱好者们的青睐，进而成为当今收藏的一大门类。二、先秦钱币所谓先秦钱币，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出现的货币，包括原始货币、金属称量货币和金属铸币等。它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是由原始社会经济，发展到奴隶社会经济，再发展到早期封建制经济的纽带，也是货币由产生到发展，直至秦统一，中国货币统一于方空圜钱的重要时期。如果从有交换迹象的时代算起，其经历的时间跨度长达万年以上。如果从出现原始货币的时代算起，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因此，要了解、研究中国的货币发展面貌和经济变化，先秦货币是及其重要的一环。先秦时期，货币以贝，刀、布、圆钱、蚁鼻钱（鬼脸钱）等为主。大部分的刀、布币币身极薄（部分地区釿布、戈邑方足布、即墨小刀等的币身较厚），刀币的浇口在首端。刀、布的浇口及边缘常有浇铸时挤出范外的多铜，因未加磨琢而呈自然状态。布币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的黄河流域，源于农具铲。春秋以后渐渐成为专用通货。早期的布币有装柄的銎，即空首，所以称为空首布。形制接近实用工具，流行于春秋时期，最晚至战国早期消失。空首布到战国时逐渐演变为布首扁平，无法装柄的平首布。平首布是布币中的先进形制，流行于整个战国时期。布币除了可以分成空首、平首两大类型外，每类中根据首、肩、足部的变化，又可以细分为许多类型。刀币起源于东方的齐国，后逐渐遍及齐、燕等地。刀币又称刀化，是由手工工具刀削演变而来，由刀首、刀身、刀柄、刀环几部分组成。刀首是划分刀币类型的主要依据，可分为针首刀、尖首刀、截首刀、圆首刀和平首刀。圜钱形制的由来是古代玉壁或纺织工具纺轮，最早出现在战国时的三晋地区，最早的圜钱是魏国所铸的“共”、“垣”、“共屯赤金”等，圜钱主要流行于三晋两周地区。圜钱是战国时期最为进步的一种金属铸币形态，它体积小、便于携带，铸造工艺简单，因此战国中期以后，各国的铸币都有圜形化的趋势。三、秦汉钱币秦代最重要的货币当属“半两”钱，史载“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初行钱”，一般认为这就是秦国初铸半两钱的年代。秦始皇灭六国后，废除各国的刀、布等旧钱，将“半两”定为法定货币。半两钱的出现将先秦时期各种原始形态的货币统一在方孔圆钱之下，中国货币的形态从此固定下来，以后一直沿用到清末，通行了两千多年，影响极其深远。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结束了那些形形色色的战国货币的流行。规定除黄金和铜外，其它财物如珠、玉、贝、银等都不能作货币。秦时制造半两钱。这时铸币由各地方政府进行，所以现在所见半两钱枚枚不同。秦半两采用方孔圆钱的形式。之后中国的货币形态就固定下来了，两千多年都是方孔圆钱。方孔代表地方，外圆代表天圆。因此方孔圆钱即象征着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西汉的铜钱仍然是用其重量来命名的，不过这种名称已渐渐的开始和其重量分开了，如秦半两原重半两，重量和名称相符，汉时有所改变。这时的铜钱仍是由地方铸造，重量与名称往往不符。五铢钱是历史上用得最长久的钱币，因而铸造量大，钱币数量众多，同其他稀有币相比就很不值钱了。除形制特殊的钱币外，几元钱即可买到一枚，而使用了几年就停止流通的三铢钱就是达数百元一枚的。故有人将五铢改为三铢的。东汉所铸的钱，都是五铢钱。灵帝这时曾铸有一种四出五铢钱，就是五铢钱的背面，有四道斜纹，由穿孔的四角直达边缘。当时就有人说铸成此钱政权必四道而去，后来果然黄巾起义，推翻刘汉统治。东汉初年使用王莽货泉,到光武帝建武十六年 (公元40年)才复行五铢钱。在此之前，淮阳王刘曾铸过五铢，史称更始五铢。公孙述则在四川铸过铁五株钱。东汉后期币制混乱，出现剪边五铢。俗称“女钱”。中平三年( 公元186年) 又铸四出五铢。汉政权最后一次铸钱则是董卓初平元年（公元190年）, 熔毁五铢及长安铜人、铜马铸的小钱。四、三国两晋南北朝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长的动乱时期，大部分时间是处在分裂、混乱和战争之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出现重物轻币的现象，金属铸币的流通范围明显减少，货币功能萎缩，钱币的标准不一，形制各异，减重普遍。魏、蜀、吴三国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形态，导致不同的货币流通形势。曹魏地处中原，人众物博，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因此币制亦较稳定。初期以谷帛为币，后仅用了七个月五铢钱即废止，继而又恢复流通五铢钱，形同汉制，钱体较汉五铢稍小，显著的特点是外郭压五又压铢。两晋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自西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贾后乱政开始，爆发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使西晋百业凋敝，未铸新钱，在流通中主要沿用汉、魏五铢钱和各种古钱。东晋偏安东南一隅，制钱继承了西晋的指导意识，不铸新钱，主要沿用孙吴地区旧钱。轻重杂行，既有“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的大钱，俗称“比轮”；也有轻薄小巧的“沈阳钱”。这些钱相互交替或同时流通成为货币。每个钱币的单位定名为“文”，一千文为一“贯”。南北朝时期是历史上大动荡时代，也是中国货币史上大衰退、大混乱时代，宋、齐、梁、陈各自都曾铸钱，造成货币缺乏统一性和连续性，导致货币减重极盛，私铸劣钱盈市。这个时期还超凡脱俗地出现了不以重量命名的国号钱和年号钱。五、隋唐钱币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铸行了一种新钱“开元通宝”。钱文为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书法凝重端庄、结体严谨。“开元通宝”钱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早的宝文钱，此后钱币不再以重量为名称，开始以纪年为主。开元钱当初规定每十文为一两，每文的重量为钱，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重量单位“钱”。使“两”以下的重量单位的十进制原则得以确立，促进了中国古代衡法的演进。开元钱的形制虽然比较统一，但因铸年长久，所以版式极多。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立梁朝，从此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纵观这一时期的货币，可谓铅铁钱多、大钱多、劣币多。五代的钱币与十国的钱币相比，铸量、和种类要少的多。主要有后梁太祖朱温所铸的“开平通宝”大钱、后唐明宗李嗣源仿开元钱形制所铸的“天成元宝”、后晋“天福元宝”、后汉“汉元通宝”、后周“周元通宝”。除周元钱外制作都不很精整。六、宋代钱币宋代是我国历史上铸币业极为发达的时期，不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远远超过前代，是继新莽之后的又一高峰。从北宋开始年号钱才真正盛行，几乎每改年号就铸新钱；对子钱起源于南唐，但发展起来却是在宋朝，自宋仁宗天圣年后，差不多每个年号都有对钱，此外宋钱铸工精良，书法优美，艺术价值很高，钱文真、草、隶、篆各体兼备，且多出自帝王、名家之手。两宋的钱币是中国钱币史上最复杂的。它不仅是币材多样，而且流通受地方限制，钱币面额又多，钱名称也多。宋代最流行年号钱，两宋的铁钱是长期的币制，四川一带就是专用铁钱的。北宋九个皇帝就改了三十五次年号，铸了二十七种年号钱和三种非年号钱（宋元、圣宋、皇宋）；南宋七帝，改二十次年号，铸了十八种年号钱和三种非年号钱（大宋、宋圣、皇宋）。宋太祖在建隆元年铸宋元通宝。这是赵宋第一种钱，这不是年号钱。宋太祖在位没有铸过年号钱。乾德钱是十国钱，不是宋太祖乾德年间所铸。太宗铸太平通宝。这是宋朝第一种年号钱，背面有星月，牌别比宋元钱少。淳化五年铸淳化元宝。宋元钱和太平钱都用的是隶书，到了淳化时发生了变化，正式确立了宋朝多种书体裁的钱制。淳化钱也有真、行、草三种书体。淳化钱也有铁钱，但流传后世的极少。七、辽金西夏钱币辽代铸钱早期受五代影响，后期受宋钱影响较大，多是小平钱，铸量较少，制作多粗糙，钱文多为汉文，书体隶兼八分，没有对子钱，辽钱中“天显通宝”、“会同通宝”、“保宁通宝”十分罕见。金代钱币品种虽不多，但每一种钱都很精美、工整，尤其是篆书“泰和重宝”钱，钱文玉箸篆为著名书法家党怀英所书，制作十分规整，号为一绝。传世数量较多的是“正隆元宝”和“大定通宝”。金人扶持的刘豫伪齐政权，曾铸过“阜昌元宝、通宝、重宝”，有楷、篆两体，俱是书法优美、铸造精整，均十分珍稀。西夏钱币有两大类：西夏文钱和汉文钱。西夏文为从前的钱币学家所不识，称为“屋驮文”，西夏钱法受宋影响，多年号钱；且钱形规整，文字精好。其西夏文钱币的铸行早于汉文钱，有“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大安宝钱（折二）”。八、元明清钱币到了元代，纸币成为流通中的基本货币，铜钱在流通领域中已不占有主要地位。元代铸钱以武宗至大年间和顺帝至正年间为两个高潮期，尤其是顺帝所铸的至正钱传世数量较多，钱郭整齐高峻，文字遒劲、秀丽，是元钱中最为精整的。元代统治者崇信佛教，所谓“供养钱”为元代所特有，是寺观所铸的供佛之钱。面文有多种，有的与正用钱接近。明代一直是大力推行纸币，钞为主、钱为辅的货币制度。明代白银的使用更加广泛，嘉靖以后，白银已成为流通领域的主要货币，所以明朝铸钱也不多。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颁行“洪武钱制”，铸造了五等币值的洪武钱，背文复杂，有纪地、纪值、纪重几种。洪武之后的永乐、宣德、弘治三朝铸钱极少，仅有少量小平钱。到了嘉靖时又开始大量铸钱。穆宗铸行隆庆通宝小平钱，制作较工整。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年）铸万历通宝，传世较多，分小平、折二两种，多为铜质；熹宗时铸行“天启通宝”，并补铸了光宗的泰昌年号的铜钱。到了崇祯年间，明朝国势更衰，钱法也极其混乱，崇祯钱币值有小平、折二、折五、折十四种，但版制却多达百余种，背文极其复杂。清朝的钱币，大体上是银钱平行本位，大额用银，小额用钱，但是白银的地位更加重要。清朝的铸钱在最初的两百年间，是沿袭两千年以来的传统，采用模型铸造制钱，到了末年，才开始仿效外国，用机器铸造新式的铜钱和铜元。清末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军自咸丰三年（1853年）攻入南京后，开始铸钱，“太平天国”既是国号，也是年号，其国字从“王”不从“玉”，钱币称为“圣宝”是受其宗教纲领所影响。结论中国的古代货币有一段很长的发展史，因为人民的需要和思想一直不断进步，才有货币的不断改良，也才有最早的牲畜货币一直延续至今的反伪钞票。中国古代钱币有成千上万种，例如金银、布帛、纸币等等，而钱币只是其中一种。从上述资料中我们了解到每时期盛行的钱币及由来，也了解了一些当时的社会风气，因为有些钱币会反映当代世俗风情。像厌胜钱就是当时的护身符，可想而知当时一定有宗教信仰，还有一些非常有纪念价值的钱币已做怀旧、定情的用途。如此长远的历史描述着生活的经验与先人智慧的累积，每一段变革都值得我们讨论及省思。
所谓先秦钱币，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出现的货币，包括原始货币、金属称量货币和金属铸币等。布币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的黄河流域，源于农具铲。春秋以后渐渐成为专用通货。早期的布币有装柄的銎，即空首，所以称为空首布。形制接近实用工具，流行于春秋时期，最晚至战国早期消失。空首布到战国时逐渐演变为布首扁平，无法装柄的平首布。平首布是布币中的先进形制，流行于整个战国时期。布币除了可以分成空首、平首两大类型外，每类中根据首、肩、足部的变化，又可以细分为许多类型。 刀币起源于东方的齐国，后逐渐遍及齐、燕等地。刀币又称刀化，是由手工工具刀削演变而来，由刀首、刀身、刀柄、刀环几部分组成。刀首是划分刀币类型的主要依据，可分为针首刀、尖首刀、截首刀、圆首刀和平首刀。 圜钱形制的由来是古代玉壁或纺织工具纺轮，最早出现在战国时的三晋地区，最早的圜钱是魏国所铸的“共”、“垣”、“共屯赤金”等，圜钱主要流行于三晋两周地区。圜钱是战国时期最为进步的一种金属铸币形态，它体积小、便于携带，铸造工艺简单，因此战国中期以后，各国的铸币都有圜形化的趋势。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子路出言不逊质疑老师求官心切吃相不雅
先秦诸子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首先是儒家学派的孔孟思想，其次是道家学派的老庄思想。这两派思想在过去学者文人的头脑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常起着不同的积极或消极作用。一般说，儒家的入世精神是积极的，但维护封建秩序的说教却有不良的影响；道家对待现实的态度是消极的，但不肯同统治阶级合作，不肯同流合污的"清高"思想，在一定历史时期也有一些好影响。就诗家来看，接受前者的影响的，其艺术风格多表现?现实主义；接受后者的影响的，其艺术风格多表现?浪漫主义。杜甫和李白就代表着这两种不同的影响和作风。 先秦诸子散文对后世散文发展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汉初政论家贾谊、晁错等的政论文都是从荀卿、韩非及战国其它法家的议论文发展出来的。例如贾谊的《陈政事疏》、晁错的《论贵粟》、《论募民徒塞下》等疏，分析问题，切中时弊。而贾谊的论事，指陈利害，激切锋利，淋漓酣畅，风格尤近韩非。《论语》一书虽后人亦有摹仿，如扬雄的《法言》，王通的《中说》，但对文学则影响不大。魏晋以后，老庄子学大盛于世，影响于我国学术思想和文学方面更大，嵇康有《养生》、《声无哀乐》、《难张辽叔自然好学》、《释私》等论，阮籍有《通易》、《通老》、《达庄》三论及《大人先生传》，纵谈名理，大畅玄风。而《达庄论》、《大人先生传》都用辞赋问答体裁，发挥老庄思想；语言形象，声韵和谐，是我国理论散文的进一步发展。东晋时，玄言诗风独盛，孙绰、许询、桓玄、庾阐诸人之作"皆平典似《道德论》"，固不必说，就是齐梁间的文论、书札，理精语隽，?当时文坛树立爽朗的新风格，形成南朝散文的特色，也未尝不是受老庄思想及文风的影响。 唐宋以来的古文家对先秦诸子散文的爱好和学习也是很多的。著名的古文家韩愈曾以"庄"、"骚"并称，尤推崇孟子?"醇乎醇"，荀子则"大醇而小疵"。他力排佛老，就是继承孟子辟杨墨的战斗精神。其文如《原道》、《与孟尚书书》、《送王秀才(埙)序》等篇，精神面貌都接近《孟子》。《答李翊书》论?文以学养并提，实由孟子知言养气之说而来。柳宗元论文，亦主张"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谓"《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报袁君陈秀才书》)。而他的《三戒》等篇更是创造性地学习诸子寓言的成果。苏洵生平尤好《孟子》，曾端坐读之七八年，谓其"语约而意尽，不?谗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书》)。王安石解《孟子》，其文亦学《孟子》；讥荀卿，文亦学荀卿。而苏轼之文，最得力于《庄子》，他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集中如《赤壁贼》及清风阁、凌虚台、墨宝堂、超然台诸记，其思想语言无不出于庄子；而其文章的畅达，所谓"如行云流水"，"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者，亦与《庄子》的风格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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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子路出言不逊质疑老师求官心切吃相不雅。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派别的总称。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2家被发展成学派。
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中国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
1.《〈五行〉学说与〈荀子〉》，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2. 《论汉代〈诗经〉著述之内外传体》，刊载于《国学研究》第三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3.《学术上的闻一多：论〈古典新义〉之新》，收入《古典新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出版。4.《说评点》，刊载于《文史知识》2011年第11期。5.《论屈原诗歌的比体艺术》，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被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1年第6期，教育部语言文字报刊社《语文建设》2012年第2期“论点摘编”部分摘要介绍了本文的部分论点，题为《〈离骚〉的比体艺术》。6.《中国寓言研究反思及传统寓言视野》，刊载于《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7.《简帛〈五行〉篇与〈尚书〉之学》，收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古籍研究中心主编《先秦两汉古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8.《论楚辞文化学研究的问题——以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为考查中心》，刊载于《中国诗歌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2010年5月。9.《〈庄子〉和先秦道家散文艺术》，收入熊礼汇主编《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二十四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10.《“纯绿”还是“纯缘”：一个〈诗经〉学的误读》，刊载于《文献》季刊，2010年第1期；被收入《北大中文学刊》（20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11.《论简帛〈五行〉篇与〈诗经〉学之关系》，刊载于《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全文转载；又收入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编《燕园论诗：中国古代诗歌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12.《〈离骚〉三论》，刊载于《国学研究》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收入《北大中文学刊》（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13.《简帛〈五行〉篇与孟子之学》，刊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9年第10期全文转载；又被摘要收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国学文摘》第1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7月。14.《〈史记〉：那个时代的“文学”》，刊载于《文史知识》2009年第3期。15.《〈诗经〉学误读二题》，刊载于《枣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16.《理解孔子》，刊载于《在北大听讲座》第17辑，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12月。17.《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自恋倾向：以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为考查中心》，刊载于台湾远东科技大学《远东通识学报》第1期，2007年7月。18.《〈两都赋〉新论》，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2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全文转载。获得“北京大学第十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1年3月3日）。19.《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的〈诗经〉学史价值》，刊载于《中国诗歌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5年8月。20.《先秦两汉文学与哲学》，收入《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傅璇琮、蒋寅总主编，赵敏俐、谭家健分卷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21.《现状和困境：近年来〈诗经〉研究平议》，刊载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5年第12期全文转载。22.《归乡情悲：〈采薇〉新释》，刊载于《文史知识》2005年第6期。23.《论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的〈诗经〉学史价值》，收入《立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4月。24.《关于先秦寓言的追问》，刊载于《文史知识》2004年第6期。25.《论屈原作品中的“男女关系”隐喻》，收入《先秦两汉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04年7月。26.《卫宏作〈诗序〉说驳议：兼申郑玄子夏作〈大序〉、子夏毛公作〈小序〉说》，刊载于《中国学术》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8月。27.《史学、文学、经学：〈史记〉特质三层》，刊载于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Ⅱ（《国际中文研究》第二辑），博特拉大学出版社（UNIVERSITI PUTRA MALASIA PRESS）2001。28.《孔子天命意识综论》，刊载于《孔子研究》1999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马列哲学政治及社科类）1999年12期全文转载。29.《论〈诗经〉汉学宋学之异同》，刊载于《文史哲》1999年第4期。30.《论共时性理解对〈诗经〉、〈楚辞〉研究的意义》，刊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7期全文转载。31.《史记：司马迁人格的完成》，收入孙以昭主编《中国文化与古典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32.《试论荀子的人文意识》，刊载于《孔子研究》1991年第3期。33.《论〈诗经原始〉在〈诗经〉学史上的进展及其保守性》（合作），刊载于《学术交流》2011年第8期。34.《朱子〈诗〉学特征论略》（合作），刊载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35.《历史性：汉字阐释的原则》（合作），刊载于《人文杂志》199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1996年第8期全文转载。36.《关于汉字构形功能的确定》（合作），刊载于《安徽教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37.《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合作），刊载于《学术界》1995年第1期。38.《汉字形义关系的疏离与弥合》（合作），刊载于《语文建设》1994年第1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1995年第3期全文转载。39.《〈说文解字〉与儒家传统》（合作），刊载于《江淮论坛》1994年第6期。40.《汉字阐释与图腾遗风》（合作），刊载于《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94年第6期全文转载。41.《论屈原的理性精神》（合作），刊载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刘桢生平考摘 要：刘桢，以诗歌见长，与曹植并称“曹刘”。根据相关史料及文集理清刘桢依附曹操，任司空军谋祭酒、丞相掾属、五官将文学、平原侯庶子、临淄侯庶子等情况，考订刘桢于建安十六年夏因平视甄氏被刑，建安二十二年遭疫气而亡，享年约43岁。 关键词：刘桢;生平;生卒年 作者简介：王燕（1979-），女，汉族，湖北襄阳人，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2--02 刘桢字公干 ，生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前后 ，东平宁阳人，即今山东宁阳县人，为汉宗室子孙 。其祖父名梁，字曼山 。 刘桢早慧，年八、九岁，能诵《论语》、《诗》，论及篇赋数万言 ，年少时便文名远播。初平三年（192年）曹操闻其文名，招其来归，桢以年小未就 。 建安三年春，刘桢任司空军谋祭酒 。任职期间，于建安七年、九年随从征邺 。建安十三年，曹操为丞相，刘桢被辟为丞相掾属，同年从征刘表，预赤壁之战 。十四年随军还谯，赴曹丕宴 。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刘桢任五官将文学 ，时曹丕驻守邺城，刘桢与诸子随侍，同游南皮、邺城西园 。诸子同游是刘桢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任文学期间，刘桢曾辞曹丕借廓落带 。建安十六年夏因平视甄氏被刑 ，然而不久即被赦，复为文学 ，后转为平原侯庶子 。曹植十九年徙封临淄侯，刘桢也于十九年或稍后随之转为临淄侯庶子。建安二十年（215年）刘桢在清漳河滨养病，曹丕前来视疾 。 刘桢于建安二十二年遭疫气而亡，终年约43岁 。 注释： [1]刘桢，建安七子之一，以五言诗著称，与曹植并称“曹刘”（《文心雕龙·比兴》）。《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幼智下》引《文士传》：“刘桢字公干”。 [2]见俞绍初《建安七子集》附录《建安七子年谱》，中华书局，1989年，354页。 [3]《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字曼山，一名岑，东平宁阳人也。梁宗室子孙，……孙桢，亦以文才知名。” [4]关于刘桢与刘梁的关系有不同的说法。《魏志·王粲传》注引《文士传》：“桢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认为桢为梁之子。而《后汉书·文苑传》认为桢为梁之孙。案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刘梁生于公元120年，以刘桢生年公元175年推之，时梁已55岁左右，则桢为梁之孙较为可信。 [5]《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幼智下》引《文士传》：“刘桢字公干，少以才学知名。年八、九岁，能诵《论语》、《诗》，论及篇赋数万言。警悟辩捷，所问应声而答，当其辞气锋烈，莫有折者。” [6]见俞绍初《建安七子集》附录《建安七子年谱》，中华书局，1989年，354页。 [7]《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传》注引《魏志》：“桢字公干，为司空军谋祭酒”。按《魏志·武帝纪》：“三年春正月，公还许，初置军师祭酒。”则刘桢任司空军谋祭酒在建安三年春正月以后。 [8]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刘桢诗》：“北渡黎阳津，南登纪郢城。”《文选》张铣注曰：“北渡者，谓从太祖征袁绍。”按《魏志·武帝纪》，曹操七年破袁绍，九年与袁尚相持于黎阳。据此刘桢从征邺在建安七年、九年。 [9]《三国志·武帝纪》：“（十三年）夏六月，以公为丞相。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又《三国志·王粲传》：“瑒、桢各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则桢为丞相掾属在建安十三年。关于从征刘表，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一：“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李善注：“元后，谓曹操也。至南乡，谓征刘表也。”又《遂志赋》自叙经历：“梢吴夷于东隅，制叛臣乎南荆。”“制叛臣”谓征刘表。而曹操征刘表、赤壁之役在建安十三年。 [10]《三国志·武帝纪》：“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十二月，军还谯。”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一：“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四节相推斥，季冬风且凉。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文选》李善注：“丰、沛，汉高祖所居，以喻谯也。君，谓五官也。”诗中又有“季冬风且凉”句，与是年还谯时令合。由此可知刘桢从征刘表到还归谯郡一直随行曹氏。曹丕《感物赋序》中有“南征荆州，还过乡里”，指征刘表之后还归乡里谯郡，于谯郡设宴招待诸文人。“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即刘桢追忆昔日曹丕在谯郡宴饮歌舞的场面。 [11]《魏志·武帝纪》：“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又《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典略》曰：“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 [12]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曹丕于建安十六年封五官中郎将，阮瑀于十七年卒，又据信中“天气和暖，众果具繁。……节同时异，物是人非”可知诸子同游在十六年夏秋之际。而据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知昔日游处有南皮和西园两处，南皮在今河北省，西园在邺城。 [13]《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文帝尝赐桢廓落带，其后师死，欲借取以为像，因书嘲桢……桢答曰：‘……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若实殊异，尚可纳也。’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刘桢辞借廓落带发生于被刑输作前，被刑时间见下注。 [14]《世说新语·言语》第二注引《典略》：“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酒酣坐欢，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刘桢被刑时间还可参看《魏志·王粲传》述吴质事注引《魏略》：“及河北平定，（大将军）[五官将]为世子，质与刘桢等并在坐席。桢坐谴之际，质出为朝歌长”，可知刘桢被刑与吴质任朝歌长同时。《魏略》接着说质：“后迁元城令。其后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据《三国志·钟繇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云：“太祖征汉中，太子在孟津”，可见“大军西征”指曹操征汉中，查《魏志·武帝纪》，曹操西征汉中为建安二十年，吴质迁元城令在西征汉中前，故必在二十年或二十年前。又据曹植《与吴季重书》“墨翟不好伎，何为过朝歌而回车乎？足下好伎，值墨翟回车之县”，可知此信是质任朝歌长时所作。而质于建安二十年甚至二十年前已迁元城令，故此信最晚作于二十年，时质仍任朝歌长。吴质回信《答东阿王书》曰：“墨子回车，而质四年。”可知此时质任朝歌长已四年。由二十年上推四年正是建安十六年，故最晚建安十六年吴质出为朝歌长，同时刘桢被刑，与《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典略》所述时间吻合。再由徐干《赠刘桢》：“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陶陶朱夏别，草木昌且繁”可知，刘桢受刑在是年夏天。 [15]《水经注》卷十六《谷水注》引《文士传》曰：“后太祖乘步牵车乘城，降关（疑作“观”）簿作，诸徒咸敬，而桢拒，坐磨石不动。太祖曰：‘此非刘桢也，石如何性。’桢曰：‘石出荆山悬岩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内秉坚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莹，禀气贞正，禀性自然。’太祖曰：‘名岂虚哉！’复为文学。” [16]《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传》注引《魏志》说刘桢：“为司空军谋祭酒，五官郎将文学，……转为平原侯庶子。” [17]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二曰：“余婴沉痼疾，窜身清漳滨。……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诗为赠曹丕的，“所亲”当指曹丕。可知刘桢于清漳河滨养病时，曹丕曾来视疾。而视疾时间，《赠五官中郎将》其三曰：“秋日多悲怀，……壮士远出征，戎事将独难。”李善注云：“‘壮士’，谓五官也……‘出征’，谓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为五官中郎将。’《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干、刘桢等俱逝。’然其间唯有镇孟津及黎阳，而无所征伐。故疑出征谓在孟津也。以在邺，故曰出征。以有兵卫，故曰戎事也。”李善认为“出征”谓曹丕因曹操征张鲁而驻守孟津，相对于邺城，所以说“出征”，因有兵卫，所以说“戎事”。曹丕视疾在赴孟津前夕，即建安二十年。 [18]《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干、琳、瑒、桢二十二年卒。”《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注引《魏书》载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后汉书·献帝纪》、曹植《说疫气》也说大疫发生于二十二年，则刘桢于建安二十二年卒当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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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先秦文学 1、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发端期。 《诗经》与《楚辞》是先秦诗歌的代表。《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而“颂”是宗庙祭祀时的乐歌和舞曲。《诗经》采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是直陈其事，比是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诗经》反映了自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的社会生活，大部分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硕鼠》、《伐檀》等诗讽刺了腐败的者，表现了反抗的心声；《采薇》、《君子于役》等诗反映了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忧伤；《氓》等诗表现了妇女爱情婚姻方面的不幸遭遇；《七月》等诗反映了初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表现了天人谐和的意识；《静女》、《蒹葭》等诗颂扬了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诗经》格式以四言为主，是四言诗的高峰。楚辞产生于战国后期的楚国，是以“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为特点的新体诗。楚辞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名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运用楚辞的诗歌形式创作了大量杰出作品，《九歌》是根据楚国祭神乐歌创作的，其中，《湘君》、《湘夫人》是取材神话传说的爱情诗篇，《国殇》是颂扬为国捐躯的战士们的英雄颂歌；《九章》大多抒写流放后的悲愤，其中，《哀郢》写于郢都沦陷之时，《怀沙》是自投汩罗江之前的绝笔；《天问》就自然、历史、神话等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几个问题，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忠于理想的激情，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富于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诗经》和楚辞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先秦历史散文和先秦诸子散文构成先秦散文的辉煌。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大变革的时期，在剧烈的社会动荡里，各诸侯国当政者需要借鉴历史，总结经验，于是大量历史著作应运而生。先秦历史散文以记言记事为主，著名作品有编年体史书《左传》、国别体史书《国语》和《战国策》等，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具有很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左传》名篇《郑伯克段于鄢》再现了纺织阶层家庭内部的相互残杀，揭露了统治者残忍而虚伪的面目，叙事写人生动传神；《秦晋肴之战》生动记述了战争的史实。《国语》名篇《召公谏厉王弭谤》提出“为民者宣之使言”的主张，设喻引事，独具匠心。《战国策》中人物形象个性更为突出，描写了技巧更加高超，在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更高，如名篇《燕昭王求士》生动描写了燕昭王招贤复国的历史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的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警策，《孟子》雄辩，《墨子》谨严，《荀子》淳厚，《韩非子》犀利，《庄子》汪洋恣肆。诸子散文中，《庄子》的文学性最强，《逍遥游》、《秋水》等名篇，想象奇幻，文笔夸张，成就很高。仔细看你的要求,大概是要原创的论文,楼主看清,是200分,而不是200元,即便200元又或有人看得起?网上无非找些资料罢了,学问还是应该自己做才是~
汉本1605班 1601546 黄春增 论起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历史渊远而流长，犹如绚丽而珍贵的瑰宝，让人倍感珍惜自豪。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一直上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而先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文学作者也因之而不断变化。 先秦是中国文化奠基时期，是中国文学上古时期的第一段。这一历史阶段所确立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品质对后世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文化特征决定了文献呈现为综合的形态。这个时期的文学成就不仅体现在璀璨的诗文作品上，也体现在那些散文于作品中的文学观念和思想上。可以说对当时社会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文学中最有神话学价值的《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书中有大量的对山神外貌的描述，是我国古代神话的一座宝库，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这极其重要的意义。《诗经》《楚辞》是上古时代两部诗歌总集，其中多有取材于神话的诗篇。这些神话故事的记载并不是代表着一个“否定科学”的存在，而是另具内涵。中国神话以其广博精深的意蕴，生动活泼的表现力，为后世文学奠定了基础。神话本身因其隐喻性和形象性而具有鲜明的文学性，它的形象、母题、情节等，常为后世各类文学作品所借鉴。这是神话文学作品存在的一个意义性和所具有的影响性。 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的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具有深厚的文化精神和成熟的文本标志，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在这些历史文学作品里，与《春秋》《左传》《国语》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战国策》突出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它以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赡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总的来看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叙事传统和语言艺术对史传文学、散文和小说创作的滋养，尤为明显。这是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可以说是散文创作的楷模，奠定了小说的叙事传统。 再讲到先秦说理散文这一类型文学。先秦时期，说理散文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的过程。《论语》的语录体在《墨子》中得到发展，《墨子》的自觉逻辑意识，为说理散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孟子》对话式的论辩文逻辑严密，富有感染力。《庄子》以其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成为先秦说理文的瑰宝。《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则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完全成熟。先秦说理文以其思想的深邃，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先秦说理散文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儒、道为代表是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确定了作家的人格理想，作品的审美风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奠石之一。 以上来看，先秦文学以其独有的魅力，昭示着中国文学强大的生命力。对后世的文学形态和文学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