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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是苏轼得意门生，所以他的作词风格难免会潜移默化地受到苏轼的影响。苏轼扩大了词的内容与风格，抒写了自我性灵。秦观的一生积累了太多心酸苦水与伤感失意的泪水，他只能也必须用他擅长的词体来倾泻。但是他不像苏轼般在词中直抒胸中苦闷与悲戚，秦观比较委婉地把深沉的心酸苦闷融入类型化的离情别恨中，用周济的话说“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又是一法” (《宋四家词选》)从而给传统的艳情词注入新活力。如其《八六子》等词作借恋人别后的苦苦相思，凝聚了自己一生潦倒、仕途坎坷之悲，整个个作品已经清冷凄寂，格调越发沉痛苍凉。如《减字木兰花》的'“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困倚危楼，过尽飞红字字愁。”《千秋岁》 的“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等，也是寄托着自我放逐的凄凉苦恨之情。全关秦观的词不难看出他内心的悲痛凄苦。秦观有时也直接表达内心情感，如名作《踏莎行》(雾失楼台)和《如梦令》(遥夜沉沉如水)等，他在抒情方面接近苏轼词气纤弱，少了苏词中超脱潇洒闲然自适的气度。秦观的词中也有借神话故事，抒人间之情，成为千古抒情绝唱。如“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词中悲中有乐，乐中有悲，起伏跌宕，将情、景、理融于一炉。秦观常用自然山川景物来言情铸境。如“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浣溪沙》)，秦观将情景融合，语言淡雅，境界蕴藉空灵。秦观词不仅柔婉娇雅，而且他善于使用迷之景，婉转之语表达感伤之情，不仅情调兼美，而且音律相谐，韵味绵长，可谓词韵皆胜。例如《望海潮》：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搂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秦观受到柳永的影响，创作了大量慢词。柳永的慢词篇幅容量大又长于铺叙，但结构单一疏散，语言俚俗，过于直露，缺乏深长的韵味;五代以来的小令，语言含蓄，结构缜密，意境深婉，但是篇幅短小韵味是足容量有限。秦观采小令之法入慢词，把令词中含蓄缜密的韵味带进慢词长调，从而弥补了柳永以赋法填词所造成的发露有余，浅白单调的不足，显得跌宕有致，包蕴深层，达到情韵皆胜的审美效果。宋代蔡伯世指出：“苏东坡辞胜乎情，柳耆卿情胜乎辞，辞情皆称者，唯秦少游而已。”(见孙兢《竹坡老人词序》，《百家词》本《竹坡老人词》卷首)。如《满江亭》这首词中点点渲染气，氛铺叙情感抒发胸臆。
绪 论 在北宋词坛，秦观和晏几道同样具有多情敏感的个性气质，他们都创作了许多伤离怨别的抒情词作，体现出凄美婉约的风格。所以清人冯煦在《蒿庵论词》中指出：“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然而细究文本，我们发现，与晏几道借男女伤离词作抒发个人、家世的悲绪不同，秦观的“伤心”更多地融入社会性的内容，抒发了词人身陷党争之祸、横遭贬谪打击的深沉复杂的感伤。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概括其生平遭际及创作风格曰：“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 1 秦观感伤词的创作概况 秦观（1049－1110），早年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别号刊沟居士、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人。他少时聪颖，博览群书，抱负远大，纵游湖州、杭州、润州各地，充分表露出豪宕不羁的个性情怀。秦观从少年时代起就关心国家大事，熙宁元年（1068），他21岁，因目睹人民遭受水灾的惨状，创作了《浮山堰赋》，对百姓的苦难表示出深切的同情。为了抵御辽夏的侵扰，他曾研究兵法，写作《郭子仪单骑见虏赋》，通过对英雄人物的歌颂，寄托了自己宏大的理想抱负。 熙宁十年，苏轼自密州移知徐州，秦观专程前往拜谒，写诗道：“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学士》）极倾倒之情。次年，他应苏轼之请谢了一篇《黄楼赋》，苏轼称赞他“有屈、宋才”[1]。在此期间，秦观与苏轼同游戊烯、吴江、湖州、会稽各地，结下了终生友谊。在苏轼的劝说下，秦观开始发奋读书，积极准备参加科考；可是命运不济，两度应考均名落孙山。苏轼为之抱屈，并做诗写信予以劝勉。元丰七年（1084），苏轼路经江宁时，向王安石力荐秦观的才学，后又致书曰：“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2] 王安石也赞许秦观的诗歌“清新似鲍、谢”[3]在两位文坛前辈的鼓励、称许下，秦观决心再度赴京应试，并于次年登第，结束了“奔走道途数千里，淹留场屋几十年”（《登第后青词》）的举子生涯。考取进士后，秦观初任定海主簿，转蔡州教授。元佑七年，苏轼自扬州召还，进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秦观迁国史院编修，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同时供职史馆，人称“苏门四学士”。京城任职的数年里，秦观得与师友时相过从，精神上比较愉快，但是由于家口较多，生活拮据，“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春日偶题呈钱尚书》），只得经常依靠朋友的接济。更令他感到进退维谷的，是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孤危的政治处境。 哲宗元佑年间，操持朝政的多为旧党人士，但其内部派别斗争却异常激烈。蜀党领袖苏轼及其“苏门四学士”，均能够出以公心，根据民生疾苦和国家利益，针对新、旧两党的主张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秦观先后向朝廷进策论30篇，其中《国论》、《治论》、《人材》、《法律》、《财用》、《边防》等文，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改革方略。在《治势》篇中，他对王安石变法作了中肯的论析，认为新法是救国济民的良策，只是执法者矫枉过正，以致产生了一些流弊。他也不同意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认为那也是因噎废食之举。这些观点在党同伐异的激烈政治形势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且由于秦观与苏轼关系密切，他更无法逃脱派别门户之间的中伤和攻讦。“上有苍鹰祸，下有黄犬厄”（《和裴仲谟放兔行》），正说明他的内心笼罩着变生不测的党祸阴影，积郁着危机四伏的惶恐。 绍圣元年（1049），新党人士章棹、蔡京上台，苏轼、秦观等人一同遭贬。在离开汴京之前，秦观重游城西金明池，抚今忆昔，感慨丛生，遂以凄苦的笔调创作了《江城子》：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西城杨柳在春风中摆弄着柔枝，也牵动起词人伤离怨别的忧愁，令人潸然泪下。他追忆往昔与知交好友在金明池畔饮酒赋诗，备极欢娱。然而如今却“人不见，水空流”，无限惆怅之感溢于言表。下片直接抒发流年似水、青春易逝的感伤，实质寄托着词人身遭远谪、行将离京的愁绪。歇拍三句，更将这深浓的愁绪具象化为春江之泪，进一步宣泄肝肠寸断的痛苦。 秦观先任杭州通判，再贬为监处州茶盐酒税。在处州，他为了消愁解闷，经常到佛寺中与僧人谈禅论道，为寺僧抄录佛经，并写有诗句“因循移病依香火，写得弥陀七万言”（《题法海平阇黎》）。岂料恰因这两句诗，被政敌罗织成“谒告写佛书”的罪名，削职远徙郴州。秦观行经衡阳时，得到衡州太守孔平仲的盛情款待，他当即抄呈在处州时所作《千秋岁》：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鹩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作品上片由明媚的春景，陡接以“飘零”、“离别”之意，流露出浓重的迁谪之悲。下片进行今昔对照，追忆往日汴京西池宴集的欢乐，而今却俱已风流云散，无一幸免。“携手处，今谁在？”在反诘设问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元佑党祸痛心疾首的控诉。词人横遭贬黜，远离朝廷，政治理想破灭，青春容颜衰老，这种种的怨愤不平，促使他发出了沉痛的喟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不仅是说自然界的春天正在逝去，同时也在暗示着生命的春天也将一去不复返。这一结句较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更加拙重，音调越发悲切，将词人内心无限深广的愁绪淋漓尽致地宣泄了出来。据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当时孔平仲读罢此词，不禁惊诧道：“少游盛年，何为言语悲怆如此？”并称：“秦少游气貌，人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曾布也说：“秦七必不久于世，岂有‘愁如海’而可存乎？”[4]这些故事皆足以说明，秦观此词流露出令人惊诧的悲愤之意。 秦观深秋时节行进在郴州道中，看见饥鼠相追于坏壁之间，顿生萧索自伤之意，隧创作了小词《如梦令》： 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 词人置身陌生之地，独宿驿亭之中，夜沉如水，秋风瑟瑟，到处是一派荒寒冷落的景象。这萧瑟的景象，恰折射着词人暗淡、深闭的愁绪。“梦破鼠窥灯”，“破”字显出衰残，凄寂，“窥”字点出环境的清寒。“霜送晓寒侵被”，“送”字、“侵”字则非常深细地表现出砭人肌骨的凉意。无寐的词人随着门外的马嘶，心绪越发地烦乱忧苦。 此后，秦观又先后被移送到横州、雷州编管。在这短短数年间，他不断地遭受削职、除名，一贬再贬，从一般的逐臣沦为流放的罪犯，连续的沉重打击，使他的心情益趋感伤。元符二年（1099）岁暮，他身处雷州，仿佛到了天涯海角，举目无亲，内心深深绝望，竟自做《挽词》，抒写“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荼毒复荼毒，彼苍哪得知”的深冤无告、横遭灾祸之悲；又云：“家乡在万里，妻子各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自己客死异乡，竟然连魂魄都不敢东归故乡，与亲人相见，心情的惨痛可想而知！ 在长期的贬谪生涯中，秦观独自忍受着艰苦生活境遇的挫折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政治打击，但始终保持着坚忍高洁的品节和情操。对于家乡、亲人绵绵不尽的思念，成为他慰藉孤魂的寄托。秦观家居高邮，隶属扬州。他青年时期经常到百余里外的扬州游览，并且创作了著名词作《望海潮》（星分牛斗），从各个侧面渲染出扬州城往日的繁雄气势，如今的富丽豪俊。在此后的漫游经历中，他时常追忆扬州的美景，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例如《梦扬州》（晚云收）以艳语写乡情，歇拍三句“佳会阻，离情正乱，频梦扬州”，点明思乡的题旨。不过此时的“梦境”，还主要局限在才子佳人风光旖旎中的柔情蜜意。自从身遭贬谪、流放之后，秦观词内的故乡则变成了天涯游子热切盼望的精神家园。他在《阮郎归》（湘天风雨破寒初）下片写道：“乡梦断，旅孤魂。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词人于除夕之夜，独宿于郴州旅舍，对于故乡的思念越发深切难奈；然而身世飘零，故乡难返，痛楚之情溢于言外，更伤无雁传书愁情难释。在与家乡亲人音信全无的苦难岁月里，秦观越发悲切地表达出对于妻子儿女的牵挂。他在《如梦令》词中追忆妻子在别离时分“妆粉乱红沾袖”的凄苦形象，遥想她于别后“玉销花瘦”的憔悴之态，作者不由得感叹道：“肠断。肠断。人共楚天俱远。”直接抒发出相隔天涯的深浓愁绪。秦观还“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 [5]，其《八六子》等词作借恋人别后的苦苦相思，凝聚了自己一生潦倒、仕途坎坷之悲，整个个作品已经清冷凄寂，格调越发沉痛苍凉。在痛苦的贬谪、流放生涯中，秦观不断追寻精神解脱的道路，具体表现在词作中，即是对“桃源”境界的向往。在远谪郴州期间，他时常用“桃源望断无寻处”（《踏莎行》）、“桃源路，欲回双桨”（《鼓笛慢》）等语句来悲叹人生前途的渺茫、精神的解脱终难实现。尽管如此，他总是在词中极力描摹“桃源”的境界，例如《好事近·梦中作》上片所写：“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词人梦境里所展现的，绝似陶渊明《桃花源记》开头描写的景象。例如《点绛唇·桃源》：“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 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同样大量檃括了《桃花源记》中的内容。不过，秦观虽然追慕陶渊明静穆平远的高妙境界，但是在他骨子里，却始终充溢着柳宗元式的迁客骚人的满腹不平和愁绪。他对于“桃源”境界的向往和追寻，是在要冷酷的现实世界里觅得悠远宁静的精神家园，最终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平衡。 由此可见，秦观词中的伤心愁绪，主要来源于社会的压迫、政治的打击，作者遭受党争的倾轧，迁谪、流放的命运，远离亲人的痛苦，独居孤馆的幽闭，这种种的磨难严酷地摧残着词人的身心，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愈加深浓复杂的感伤之情，词风也由早先的温婉含蓄而变成悲楚凄厉。冯煦在《蒿庵论词》中准确地揭示了迁谪南荒对于秦观生平思想及其创作风格的深刻影响，并且异常精到地指出秦观词的精神实质：“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他人的词作，大多是用来逞弄才情，炫耀技巧，很少有人将自己真实的人生感受投注到艳科小词当中；然而秦观则是用整个心灵来填词，将自己坎坷的人生遭遇、痛苦的情感体验，通过词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因而具有特别真切、特别感人的抒情效果。 2 秦观感伤词的艺术特色 秦观在感伤词作的艺术表现方面，展示出独特的审美境界。 首先，在意象选择和意境创造上，秦观的词作擅长描摹清幽冷寂的自然风景意象，抒发迁客骚人的深悲巨痛，营造出萧瑟凄厉的“有我之境”。[6]代表性作品是他流放郴州期间所写的《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篇词作非常深切地抒写出词人遭受流放、前途渺茫、孤单寂寞、怀乡思念地愁绪。特别是最后两句，因景设问，尤其沉痛地表达出自己远离朝廷、谪放天涯地无奈和悲愤。秦观病逝之后，苏轼特别将这两句诗书于扇上，并题识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7] 这首词作几乎所有的感情，都是通过富有特色的景物描摹显现出来，而且在写景之中，运用一系列拙重的字眼，更加深切地表达出词人难以抑止地愁怨。开头三句中的“失”字、“迷”字表面写景，实质蕴含着作者人生前途的迷茫何怅惘；“望断”二字更显示出急切盼望而终至失落的处境。“可堪”两句深为王国维所推赏，他认为“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 [8]秦观尤其善于因情而设景，借景而抒情。他将“孤馆”、“春寒”、“杜鹃声”、“斜阳暮”这些具有浓郁凄清情味的典型意象巧妙地组接在一起，并且用“可堪”、“闭”这类滞塞、拙重地词汇，进一步强化了愁绪的抒发。下片开头的“砌”字下得极其悲楚，那一封封书信，一束束梅花，仿佛成了一块块饱含离别之恨的岩石，层层垒起，压抑在词人心头。结末两句中的“幸自”、“为谁”虚词连接，倾诉出历经政治打击、饱受人世沧桑后的无限悲凉和绝望。所以说，秦观总是通过外在清冷凄迷的景物，折射内心哀伤愁苦之情致，从而创造出凄美感人的艺术境界。正是由于词人的内心积郁着浓烈的悲情别绪，他的词中时常写出“无理而妙”的痴语，更加真切地传达出难以排遣的苦闷。他有许多写愁抒恨的名句，如“倚危楼，恨如芳草，凄凄 尽还生”（《八六子》）、“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等，便与其早期词作中“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沙》）的轻约柔曼迥然相异，融入了深致沉痛的创作力度，生发出令人震撼的表达效果。其次，在掌法结构方面，秦观受到柳永的影响，创作了大量慢词。但是他能把令词中含蓄缜密的韵味带进慢词长调，从而弥补了柳永以赋法填词所造成的发露有余，浅白单调的不足，显得跌宕有致，包蕴深层。例如《望海潮》：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搂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此词上片开头二句点明时令景物。初言梅落，继言冰解，“东风”句包含年华易逝的惊叹。“金谷”二句记述出游，“新晴细履平沙”，可见天气融和，游人闲适。“长记”一句触景感怀，陡然追忆起往日情事，自此至下片“飞盖妨花”皆回忆当日欢游的盛况。“兰苑”以下转笔伤今，化密为疏，又觉空灵荡漾，余韵不尽。所见酒旗、栖鸦、流水等物象，皆能引发词人物是人非、风流云散的嗟叹。最后以思归之意作结，颇有四顾苍茫之感。这样的长调作品不是平铺直叙，一览无余，而是重在意脉的连贯，情意的流动，通过物象画面的推移、变幻，将词人复杂深挚的情感曲折地表达了出来。因此张炎《词源》卷下评价秦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 再次，在字法运用方面，秦观词作具有含蓄隐丽的特征，取象设词追求意象的精致幽美，绘自然景物，多为飞燕、寒鸦、垂杨、芳草、斜阳、残月、远村、烟渚等；摹建筑器物，则是驿亭、孤馆、画屏、银烛之类。他以柔婉的笔触，对词中的字句多加推敲和修饰，用精美凝练的辞藻，传写出凄迷朦胧的意境。近人赵尊岳《填词丛话》卷一评析秦观词用字之妙，说：“淮海即好丽字，触目琳琅，如‘东风里，朱门映柳，低按小秦筝’，一‘映’，一‘低按’，一‘小’字，已经驱使质实为疏秀，人见其风度矣。” 3 秦观感伤词的词史价值 秦观的感伤词作形成了词史上影响巨大的抒情范式。在他之前，晏殊、欧阳修以珠圆玉润之笔写作名臣显宦的闲雅之词，晏几道以空灵悠缈之笔写作没落公子的感伤之词，柳七郎风味失之浅俗，苏东坡词的豪宕不羁又非“本色”、“当行”，他们皆不能被广大文士所理解和接受。秦观的出现，则成为人们普遍师法的对象。他出身于社会下层，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屡遭流贬之苦，这几乎是中国封建社会众多下层文士悲剧命运的缩影。秦观以其婉约凄美的优秀词作，传递出广大文士共同的悲哀，因此受到了普遍的推崇和褒誉。 在词体演进的发展过程中，秦观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指出：“秦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导其先路；远祖温、韦，取其神不袭其貌，词至是乃一变焉。然变而不失其正，遂令议者不病其变，而转觉有不得不变者。”秦观学习柳永填制慢词，受到老师苏轼的讥嘲，不过他在柳永以赋法入词的基础上，更多精研和锤炼，使得慢词的创作走向成熟。孙兢《竹坡老人词序》云：“苏东坡辞胜乎情，柳耆卿情胜乎辞，辞情兼胜者，唯秦少游而已。”《四库全书目提要》亦称秦词“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所谓“辞情兼称”、“情韵兼胜”，即是指秦观善于运用流畅清晰的章法、婉丽蕴藉的字法以及悦耳动听的音韵，情景交融，意境相谐，将内心积郁的感伤情怀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秦观词章法、句法相对疏朗，而字法尤显典雅精致。这种努力发展到周邦彦那里，则更加注重章法上的雕琢、勾勒，意象组接的密丽以及大量化用前人诗句，慢词创作体制更加完备，手法更加繁复，也越发带上了浓重的文人化、技艺化的色彩。这也引导着宋词由天然之美向人工之美转化，如此技艺的进步也消解了词体内在的生机活力。周济评价秦、周词法之异，指出：“少游最和婉醇正，稍逊清真者，辣耳。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笔。” [9]楼敬思亦云：“淮海词风骨自高，如红梅作花，能以韵胜，觉清真亦无此气味也。” [10]秦观用疏朗流畅的章法，连接精致典雅的词句，使得词句既较柳永高雅，又不似周邦彦那般凝涩晦昧、难以索解，而是融入技艺又不逞弄技艺，这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艺术佳境，得到了广大欣赏者的普遍喜爱，取得了词史上突出的地位，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一甚至推誉其“首首珠玑，为宋一代词人之冠”。参考文献】： [1]《宋史》· 中华书局 1999年版 卷四四四 页10205 [2]苏轼·《上王荆公荐少游书》·中华书局 [3]《宋史》· 中华书局 1999年版·卷四四四 页10205 [4]曾季 ·《艇斋诗话》·上海书店1999年版·页413 [5]周济·《宋四家词选眉批》·中华书局 1986年版·页1652 [6] 王国维·《人间词话》· 中华书局 1986年版·页4245 [7]释惠洪·《冷斋夜话》·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年版·页98 [8]王国维·《人间词话》· 中华书局 1986年版 [9]周济·《宋四家词选眉批》·中华书局 ·1986年版·页1643 [10]张宗 ·《词林纪事》· 成都古籍书店·1982年版
晏几道与秦观均为北宋著名的词人。二人之词都带有浓厚的感伤情调 ,风格清丽婉约、凄楚哀怨。秦观的词风和晏几道一样，都接近李煜。两人都擅长小令，秦观和晏几道一样，都被称为“古之伤心人”。他兼长小令、慢词。其词情韵兼胜，语言优雅，意境深婉，音律谐美，符合词体的本色和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知乐者谓之作家歌”。是北宋中后期少有的专写小令取得杰出成就的大词人。晏几道把小令的抒情艺术发展到空前的高度。
内容提要 ：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这是在我们以前学过的教材中经经常提到的。虽然他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但是他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对苏轼词的婉约词风前人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本文主要从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咏物）、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意境之美）三个方面，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苏轼。 关键词：婉约；题材；内容；特征 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注A]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元丰二年，因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词来抒发心中的忧愤，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朗知登州，后迁为礼部朗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注B] 一、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它以情动人，道尽人世间的喜乐悲愁。在北宋苏轼以前的词人言情的主题不外是以代言体的形式写一些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等。苏词主要是突破了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在言情方面，苏轼描写的至情至性的爱情词，颠覆了艳情词的俗套，给人以凄美、委婉的高雅享受。 一《蝶恋花》（记得花屏初会遇）：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注1] “记得画屏初会遇”是写美妙爱情的开始，与心上人在画屏之间初次相见，现在依然清楚的记得，令人难忘。“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是写美妙爱情的破灭。“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是写男子在爱情破灭后对女子的痴恋相思。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走过，而对她的思念未减半分。说明自己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低眉垂眼，假装要走开，却笑着整理自己的头发。写出了女性的娇怩之态和心底的秘密。“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收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的无情，而出于女性的娇羞。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在人前表达自己的爱情呢？可是越是这样越能招人疼爱。全词以男子无尽的缠绵相思和甜美的回忆作结。 详情更多内容请登录原创论文网，百度搜原创论文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哦，去看看吧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因如此，宋后历代以来，人们论词，必提苏轼 ;若提苏词，亦必提其“豪放”之风。这几乎是一个规律了。苏轼是豪放派的开山鼻祖，他的一系列豪放词是北宋豪放词派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刘辰翁就曾说过：“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词作是比较丰富的，据统计现存三百四十多首。苏词风格多样，既有代表性的豪放风格，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也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还有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的“婉约词”,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本文想根据自己的理解，再结合几首苏轼有代表性的“豪放词”，简单论述一下苏词中被历代论家所忽略的豪放中透露出来的悲壮、凄凉、哀婉甚至一丝浅浅的“消极避世”的审美特征。苏轼词由“纯粹的豪放”到“豪中见悲”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词中“悲”的成分明显加深有两个较为显著的标志。一是在他45岁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一是在他59岁被贬往惠州时。其中后一次给素食的影响更为强烈。苏轼在其自题画像中说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话一般被认为是苏轼的“自嘲”，实是苏轼对自己人生、创作道路回顾后做出的一个深刻认识和总结，这起码说明，在苏轼自己看来，他在这三个地方的经历与创与其以前时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在此时的诗词创作中融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只是这种变化显得很微弱，较难被读者体察而已。朱弁在《风月堂诗话》中有云：“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为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苏轼的文学创作再贬至黄州尤其过海之后，发生了一定变化，其成就更为突出了。这是从人生经历对创作的影响角度而言的。我的想法是，素此在经历了两次重大挫折之后，词作更倾向于表达自己内心伸出的那种悲哀和痛楚，更倾向于表达一些个人性的感情了。而表达着种人生悲壮的东西更能打动人心，更能切近读者，这也许是苏轼被后来历代文人尤其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失意文人所推崇的一个原因吧。这些凝聚了了苏轼太多无奈的叹息制作，故不失其豪放达观之人生态度，然实是和着他血和泪写成的，是将人生的痛感转化成了审美的快感。只是作者高超娴熟的技艺及其中更多的乐观成分几乎掩盖了那份悲凉，让我们难以体察而已。我以为，苏轼的纯豪放词的代表作是《江城子·密州出猎》，而非那首公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且看他早期的这首江城子词：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宋神宗熙宁八年，苏轼任密州知州，曾因旱去常山祈雨，归途中与同官梅户曹会猎于铁沟，写了这首出猎词。作者词中抒发了为国效力疆场、抗击侵略的雄心壮志和豪迈气概。开篇“老夫聊发少年狂”，出手不凡。这首词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接下去的四句写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了猎者威武豪迈的气概：词人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擎着苍鹰，好一副出猎的雄姿！随从武士个个也是“锦帽貂裘”，打猎装束。千骑奔驰，腾空越野，好一幅壮观的出猎场面！作者以孙权自比，更是显出东坡“狂”劲和豪兴来。“酒酣胸胆尚开张”，东坡为人本来就豪放不羁，再加上“酒酣”，就更加豪情洋溢了。读来自有一种豪迈之感。作者在这里塑造的是一个充满斗志的形象。此中并未透露出对自己被贬的哀伤。可见此时的苏轼满腔是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而对个人受到的不公正遭遇去丝毫不在意，即便是“鬓微霜”，却“又何妨”呢？在稍早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作者还表达了自己“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在此将此词录出，读者诸君可与后面的几首词作一比较，会发现与他被贬黄州后是有较大区别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乌台诗案”后,苏轼开始更加真切而深刻的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不定。个人不幸命运开始更多地融入词作，其悲剧性也因此明显加深（需要仔细体会方能感觉出来）。在当时那种社会背景下，苏轼有些想法是不敢直接言说的，只好非常含蓄隐曲地表达（不知大家还记得否，柳三变因一首《鹤冲天》：“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惹怒宋仁宗，称其“此人花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而“奉旨填词”了几十年。这件事就发生在苏轼之前一段时间，一苏轼之博闻，应当很是清楚。）；再者，尽管苏轼一次次的感受到“人生如梦”这个命题（具体论述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五章），但他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越，始终保持着乐观顽强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所以词中“悲性”的表达既隐曲又微弱，不易发觉。这种现象在他被贬黄州以后尤为明显，故我在此选了他被贬黄州及此后的作品自认最具代表性的三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和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来做一分析。下面结合前人对这几首词的分析及自己的理解，简述苏词中“悲”的气息。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应是苏轼词向内心世界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个人观点，有待商榷，欢迎质疑）。读这首词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像到一个孤苦的老人，在雨中蹒跚而行，竹杖芒鞋真能胜过骑马吗？那只是无奈的自我安慰罢了。闭上眼睛设想一下，那位老人突然转过身来，坚定的眼眸中怎能不流露出一丝凄凉或者悲哀呢？眼角流出的，谁知道是雨水，还是酸涩的泪水？斜照相迎，更多的知识老人的一厢情愿吧。下面的这首临江仙将这种感情升级了：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词作于神宗元丰五年，即东坡黄州之贬的第三年。历来论家称赞全词风格为“清旷而飘逸”，却独不见其悲。下面重点介绍一下这首词：写的是作者深秋之夜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醉后返归临皋住所的情景，表现了词人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和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上阙首句“夜饮东坡醒复醉”，一开始就点明了夜饮的地点和醉酒的程度。醉而复醒，醒而复醉，当他回临皋寓所时，自然很晚了。“归来仿佛三更”，“仿佛”二字，传神地画出了词人醉眼朦胧的情态。这开头两句，先一个“醒复醉”，再一个“仿佛”，就把他纵饮的豪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接着，下面三句，写词人已到寓所、家门口停留下来的情景：“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走笔至此，一个风神潇洒的人物形象，一位襟怀旷达、遗世独立的“幽人”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其间浸润的，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一种超旷的精神世界，一种独特的个性和真情。上阙以动衬静，以有声衬无声，通过写家僮鼻息如雷和作者谛听江声，衬托出夜静人寂的境界，从而烘托出历尽宦海浮沉的词人心事之浩茫和心情之孤寂，使人遐思联翩，从而为下阙当中作者的人生反思作好了铺垫。下阙一开始，词人便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奇峰突起的深沉喟叹，既直抒胸臆又充满哲理意味，是全词重中之重，枢纽所在。以上两句精粹议论，是化用了庄子的“汝身非汝有也”、“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之言，以一种透彻了悟的哲理思辨，发出了对整个存、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这两句，既饱含哲理又一任情性，表达出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人生困惑与感伤，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词人静夜沉思，豁然有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就当全身免祸。顾盼眼前江上景致，是“夜阑风静縠纹平”，心与景会，神与物游，为如此静谧美好的大自然深深陶醉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产生脱离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的遐想，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无限的大自然之中。“夜阑风静彀纹平”，表面上看来只是一般写景的句子，其实不是纯粹写景，而是词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契合的产物。它引发出作者心灵痛苦的解脱和心灵矛盾的超越，象征着词人追求的宁静安谧的理想境界，接以“小舟”两句，自是顺理成章。苏东坡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思想几度变化，由入世转向出世，追求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他复杂的人生观中，由于杂有某些老庄思想，因而痛苦的逆境中形成了旷达不羁的性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这余韵深长的歇拍，表达出词人潇洒如仙的旷达襟怀，是他不满世俗、向往自由的心声。宋人笔记中传说，苏轼作了上词之后，“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根本未去“江海寄余生”。这则传说，生动地反映了苏轼求超脱而未能的人生遭际。其词作之悲蕴含的人生不遇之辈正在于此。还有这首卜算子：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苏轼初贬黄州寓居定慧院时所作。一般认为，词中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词人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我表示赞同。上阕前两句营造了一个夜深人静、月挂疏桐的孤寂氛围，为幽人、孤鸿的出场作铺垫。这两名出笔不凡，渲染出一种孤高出生的境界。接下来的两句，先是点出一位独来独往、心事浩茫的“幽人”形象，随即轻灵飞动地由“幽人”而孤鸿，使这两个意象产生对应和契合，让人联想到：“幽人”那孤高的心境，不正象缥缈若仙的孤鸿之影吗？这两句，既是实写，又通过人、鸟形象的对应、嫁接，极富象征意味和诗意之美地强化了“幽人”的超凡脱俗。下阕专写孤鸿遭遇不幸，心怀幽恨，惊恐不已，拣尽寒枝不肯栖息，只好落宿于寂寞荒冷的沙洲。这里，词人以象征手法，匠心独运地通过鸿的孤独缥缈，惊起回头、怀抱幽恨和选求宿处，表达了作者贬谪黄州时期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作者与孤鸿惺惺相惜，以拟人化的手法表现孤鸿的心理活动，把自己的主观感情加以对象化，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我想到了他的门生黄庭坚所对此词的评价：“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一个叫黄苏的人也曾评论道：“格奇而语隽”。这种高旷洒脱、绝去尘俗的境界，固然得益于高妙的艺术技巧，苏轼“以性灵咏物语”，取神题外，意中设境，托物寓人；选景叙事简约凝练，空灵飞动，含蓄蕴藉，生动传神（此句来自百度贴吧苏轼吧，我以为说得很好，故而录于此）是一般词人所不能的。但苏轼心中不会有一层难以言说的悲凉？“有恨无人省”难道不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吗？“人不知而不愠”是非常难做到的，苏轼虽然做到了，但内心还是存在着一种困苦，只能“拣尽寒枝不肯栖”了，但寂寞沙洲上的寒冷，确是挥之不去！不妨再简单提一下那首还是作于黄州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这首词中，素食已经流露出较多对自己部位朝廷所用的郁郁了。他对年纪尚轻就已功成名就的周瑜特特别钦慕，由此而慨叹自己年岁老大而遭遇坎坷，空有济世之才、报国之志却不得施展，积极地人生态度之外显现了一丝不易觉察的悲哀，与前面提到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一不一样了。所以，我选择用“苍凉悲壮”四个字来形容这首词。如果还不能让大家信服我以上的论述，大家还可以参考苏轼其他大量的诗、古文、辞赋等，那里有很多作品都可以说明苏轼在经历众多生活磨砺之后，人生态度、创作风格所出现的细微变化，即悲叹人生成分的增加。在几首词作分析之后，我想在这引用苏轼《谢量移汝州表》中的一段话，让我们体味一下这位大师的悲哀：“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不知道这份人生的悲凉您体味到了没有。有这种感情，必然会在诗词创作上有所体现的。综上可见，苏轼后期所作多是为“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了。“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的苏轼，似乎也只能如此了。总的说来，“豪中见悲”是苏轼众多豪放词的一个总体审美特征，但历来为人所不注意。一种比较接近的说法是“在（苏轼）词的背后有一种宏观的视角，再观照人生的悲哀不幸时常能加已超越，从而不同于晚唐五代词的一位陈免于感伤。”再申明一点，大关的人生态度和豪迈的创作风格是苏轼一生的主流，“悲”只是其此做种含蓄流露出来的一小部分内容而已，这根本掩盖不了苏词昂扬乐观的主题。这里的“悲”乃发自生命最深处的悲叹，亦绝非一个“悲哀”所能形容的，更不等同于“悲观”。豪中见悲，悲而不厌世，这是我对苏轼豪放词的一个整体理解。苏轼即便再达观，再超然，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普通人的情感的人，是一个虽受佛理、道家思想广泛影响，但他毕竟还是有大才气、一腔济世之志的儒士、文人。因此，苏词尽管颇多豪放之作，但时而流露出一份悲凉则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不会影响苏轼的人品及文学成就，反而能够加强他在我们普通人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拉近它与我们的距离。中国古代文人中，我最敬佩的还是苏轼。
苏轼现存三百四十余首词，各种风格的豪放词仍居少数，现存苏词绝大多数仍属于婉约词。但他的豪放词题材扩大，思想内容与形式都独具特色，尤其风格多样：以散句入词，以诗入词，开创辛词之沉郁，飘逸、旷远、绮丽、豪放、清雄、刚健、开朗，联想丰富，比喻新奇，结构莫测，用笔挥洒自如，自由张扬个性，创新意识浓郁。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之他那广阔的胸怀，豪迈的性格，一步入词坛，立刻给词坛带来了新鲜的空气。苏轼豪放词对后世词人的影响苏轼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吸引了许多作家在他的周围，成为欧阳修以后北宋文坛的旗帜和杰出领导者。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无咎、以及陈师道等，都受到过苏轼的培养和影响，成为知名的文人。苏轼以他的创作，扩大了词的题材，拓展了词的表现功能和社会作用，丰富并宏大了词的意境。他以诗为词，兼收并蓄，汪洋恣肆，恢宏豪放，如南宋刘辰翁所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北宋末年，靖康事变，引发了豪放词派的迅猛发展。这时期除豪放词领袖辛弃疾外，还有李纲、陈与义、岳飞、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人。他们相激相慰，以还我河山的壮词宏声组成雄阔的阵容，统治了整个词坛。南宋以后，苏轼诗词文集更加流行，他的一生执中持平，刚正不阿，虽屡遭贬谪而处之泰然的处世态度也引起后世正直文人的同情和钦仰，他浪漫主义的精神和豪放不羁的词风为后来许多不满现状，要求变革创新的诗人词家所喜爱和仿效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苏词格高境大，文笔恣肆，他对词体进行的全面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题酒边词》)，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苏轼以后宋词出现了空前繁荣，并最终实现了与唐诗的同等地位，其中苏轼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综上所述：提起北宋文坛，我们不得不提起苏轼，提起苏轼就不得不提起他的显赫位置和他开创的豪放词风，尤其是他在黄州期间的系列词作的独特魅力。苏轼豪放词的成就，除了在内容、格调、技巧、语方等方面超过了当时的一般词作外，也超过了同时代其他作家所写的几首“豪放词”⑨虽然欧阳修是北宋文学变革的重要人物，但苏轼却代表着这场文学变革的最高成就，做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对于苏轼的豪放词后人褒贬不一。褒之者谓“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向想芗林酒边集后序》）；贬之者谓“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彭乘《墨刻挥犀》）。其是非功过，迄今无定论。不过我认为“酒有别肠，诗有别材”，只要能传达真情美感的词就是好词！
简析苏轼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论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论文吧，论文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下面是我整理的简析苏轼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苏轼的词创作是从他中年出任杭州通判时开始的，他最早的作品《浪淘沙·咋日出东城》和《南歌子·海上乘槎侣》，前者写春天之景，语言平易流畅，意境虽无过人之处，倒也清新可爱；后者写钱塘江潮，苏轼词的豪迈气概和诙谐风格微有端倪。统观全局，苏轼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政治、情爱、农村三类作品。
苏轼是满怀热情投入到政治生活中的，但是不幸的家庭经历、多蹇的仕途命运、严酷的权力争斗使他蒙受了一次次打击。在作品中，有对理想的热情，有落魄的郁愤，有逆境中的不甘沉沦，真实细致地反映了苏轼复杂而又丰富的内心世界。苏轼还是"性情中人"，无论是亲情还是友情，大都写得真切感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论说："东坡之词，纯以情胜，情之至者词亦至，只是情得其正，不似耆卿之喁喁私情耳。"《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① 彭乘：《墨客挥犀》。
② 见原词序。
③ 陆游：《老学庵笔记》。
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此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密州任上，距苏轼元配夫人王弗去世正好十年。词的起片开门见山，直抒感慨，丝毫不用铺垫和渲染，将思念和盘托出，有不吐不快之势。生死殊途，南北相隔；仕途的失意，人生的苦闷，满腑凄凉无处倾诉。接下来退一步讲"纵使相逢应不识，"因为自己早已不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了。下片写梦中相见，结句"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将无法排解的思念之情溶入连绵不尽的未来，更衬出未亡人的情真意挚。以词来写悼亡之情，苏轼是第一位也是写得最好的一位。
苏轼与下层劳动人民接触的深入与广泛，超出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因此，他对劳动人民的疾苦十分敏感。当看到"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时，他"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进而痛感"平生五千卷，一字不疗饥。"①苏轼词作品，对劳动人民的疾苦远不如诗描写得那样深刻。在全部30余首农村词中，最为成功的当属描写乡村风俗和勾画作者与乡野父老亲切融洽关系的作品。《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其二：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苏轼在徐州任太守时，春旱后得雨，因此，苏轼前往城东二十里"可以致雷雨"的石潭谢神，这首词是此次出行所写五首词中的第二首。词的上片写村里的姑娘们闻听太守将到，于是匆匆忙忙梳妆一番，三五成群地扎堆在篱笆门前迎候。为了能清楚地看一眼究竟，有的姑娘甚至挤破了红色的衣裙。词的下片写村社，首句写村社的隆重，次句写供品的丰盛，末句写村民的欢愉。全词犹若一幅淳厚质朴而又兴致盎然的农村风俗画。
苏轼词的艺术特色，历代评论家仁智互见，总括起来，不外四点，即豪放、韶秀、清迥和真率。
苏轼词的豪放已为人所共赏。俞文豹《吹剑续录》称："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念奴娇·赤壁怀古》历来被推为豪放词的名作：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词的最后，"人间如梦"句，给全篇豪放阔大的基调涂上了一笔抑郁的宿命论的色彩，令人扼腕。《江城子·密州出猎》早《念奴娇·赤壁怀古》7年，是密州任上所作。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关于此词的写作，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书》中有所叙及："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词的
① 苏轼：《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诗。
上片首写声势浩大的出猎活动以及作者由此而激发生成的豪情，下片语意与上片一脉相承，紧扣豪情作文章，由出猎之豪情升发到报效国家之豪情。由杭州通判改任密州知州，苏轼的心情并不愉快，自称"老夫"正是这种灰暗心情的反映，但苏轼并不悲观，而是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冯唐故典，寓含天生我才明主不弃的希冀。词的结句"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一旦为朝廷重用，当不负圣望，有所作为的雄心。
苏轼词中的韶秀清迥之作当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前人评价这些作品"格奇而语隽"，①"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孰能至此!"②苏轼词的真率与其为人的真率一脉相承，这一特点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都有体现。
苏轼词除"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④、"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⑤、"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⑥这些豪迈刚健乐观爽朗的作品外，尚有相当一部分思想消极之作，如，《醉落魄·述怀》：醉醒醒醉，凭君会取这滋味。浓斟琥珀香蚁，一到愁肠，更有阳春意。须将墓席为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从他落魄陶陶里，犹胜醒醒，惹得闲憔悴。这些作品是苏轼复杂思想的反映，有人生失意后的故作激愤之言，也有随缘委命的真情流露。因此，不能一概而论，而须加以甄别分析。
① 黄蓼园：《蓼园词选》。
② 黄庭坚：《山谷题跋》。
③ 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
④ 苏轼：《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
⑤ 苏轼：《定风波·重阳》。
⑥ 苏轼：《点绛唇·庚午重九再用前韵》。
文学史上素有“诗庄词媚”的传统，人们在填词时，总免不了要考虑什么样的生活、思想、感情才能够用词这一文学形式来表现。及至苏轼，采取“以诗为词”的手法，将别人以诗的形式来表现的`题材和主题，都写入词中，于是“东坡词颇似老杜诗，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放映了以前词人所没有放映过的广阔内容。而苏轼对词体革新的根本，正是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本文拟从苏轼的词学观，来探讨其词体革新中的几个问题。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味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提出了词须是“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破“柳七郎风味”则是其词体革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苏轼的词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就必然给词带来意境和风格上的创新。在写出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以后不久，苏轼就在第一篇关于词体革新的文章《与鲜于子骏书》中，明确提出了“破”的问题：“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P1650)歌词本是要“绣幌佳人”，“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欧阳炯《花间集序》）来歌唱的，而苏轼之词竟要东洲壮士“吹笛击鼓以为节”、“抵掌顿足而歌之”，并为其壮观而自鸣得意。显示了苏轼有意开阔新词境，以“破”风靡词坛的“柳七郎风味”，提倡一种具有阳刚之美词风的意愿。
在这里，苏轼对自己的词体革新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立”，“自是一家”；二是“破”，“无柳七郎风味”。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把“柳七郎风味”看成是“自是一家”词作的对立面，可见他对破“柳七郎风味”的重视程度。对于苏轼的这段话，清代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指出，苏轼“近却颇作小词”云云，“一似欲为耆卿之词而不能者。然坡尝讥秦少游《满庭芳》词学柳七句法，则意可知矣”](P108)。刘氏并未说明“意”之所指，不过，从以下三个方面，还是可以看出苏轼之“意”是什么。其一，从“柳七郎风味”提法本身看。宋人以行第相呼，多用于平辈或晚辈，一般不用于尊者和长者，否则视为不尊敬。柳永是苏轼的前辈。苏赞许柳词时，称之为耆卿，字而不名；贬斥柳词时，则呼之为“柳七”。因此，“柳七郎风味”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说，只是对柳永词风的一般称呼，实际上是一种贬称。其二，众所周知，柳永词分雅词、俚词二类。苏轼曾经说:“人皆言柳耆卿词俗，然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P35)《八声甘州》情景兼到，骨韵俱高，属于雅词。可见，苏轼对于柳永的雅词颇为推许，他所说的“柳七郎风味”只能是针对沿袭五代的淫蘼浮艳风气的俚词词风而言。在宋俞文豹《吹剑续录》有一段文字记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耆卿?对曰: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绰铁板，唱‘大江东去’。为之绝倒。”(P49)曾端伯《高斋诗话》载:“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P497)说明了柳永词富阴柔之美，而苏轼词富阳刚之美，也体现了苏轼对传统词风的突破和创新。其三，柳永的俚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往往显得庸俗，在语言方面则比较俚俗。从苏轼本人的作品看，《东坡乐府》中如《满庭芳》(“蜗角虚名”)、《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等，语言都相当俚俗。而且，据《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秦少游》记载，秦观有“唤起一声人悄”词，其中“觉健倒，急投床，醉乡广大人间小”等语，也颇为浅俗，而苏轼“爱其句”。这种情况显示，苏轼并不一味反对俚俗；他不满于柳永俚词的，自然又在于它的思想内容的庸俗。要之，苏轼所说“柳七郎风味”，是指主要表现在俚词中的柳词的庸俗、卑弱和浮艳词风。他以“柳七郎风味”相概括，表示了他的不屑和否定态度；他说自己“颇壮观”的“自是一家”的词“无柳七郎风味”，表明他要在它之外建立一种新词风，开创一条新道路。这就是苏轼“意”之所在。如果说，《与鲜于子骏书》表明，苏轼在词体革新一开始，就把“柳七郎风味”当作他的革新的对立面，并把破“柳七郎风味”当作革新的组成部分，那么，《高斋诗话》所载则表明，他在革新的后期也仍然如此。
苏轼的词学观表明，他无论是破“柳七郎风味”，还是立“自是一家”的词风，都是比较自觉的。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他的词体革新的基本内容。他所以把“柳七郎风味”当作对立面，除了它代表庸俗、浮艳、卑弱的词风，从当时词坛实际看，还当与柳词“掩众制而尽其妙”，在当时影响最大有关。柳词的出现，标志着宋词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但是，它未能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滋长了浮艳词风。所以，与其说它代表宋词的现在，不如说它代表宋词的过去。在这种情况下，苏轼要进行词体革新，不可避免地就会与“柳七郎风味”发生冲突。从主观上讲，苏轼开始也许只是要破“柳七郎风味”本身，但由于柳词“掩众制而尽其妙”，所以在客观上，他对“柳七郎风味”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冲击到宋初以来的浮艳纤弱词风，因而具有更为广阔深远的意义。虽然，随着革新的深入和认识的发展，苏轼逐渐又把革新范围从“柳七郎风味”扩展到“小词”，但他对“柳七郎风味”的反对，却是始终不移的。
词史意义在古今学人关于苏词的评说中，“以诗为词”无疑是最为流行的一个命题。苏轼词出现不久，有人便很快敏锐地感到这些作品和前代及当时的词人作品有较大的差异，于是就出现了许多评语，其中尤以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所说的“以诗为词”这四字最为精当。这个论点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轼的词在向传统诗歌趋进，词与传统诗歌的界线在初步泯灭。而他所以能“以诗为词”，又在于他在词与诗的关系方面，与词“别是一家”的传统和流行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微词宛转，盖诗之裔”(P1943)。他的识见高出于古人和同时代人，又坚持实践创新，从而为宋词开辟了新的天地。
以诗歌的标准要求词，以写诗的笔力写词，“以诗为词”是他进行词体革新的主要途径。苏轼的“以诗为词”，从词体革新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他革新的主要途径。“以诗为词”势必会引起传统的“小词”在内容、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变化；对于词反映现实、表情达意的范围和能力，自然会有所开拓和增强，对于提高词的地位也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苏轼的词体革新之所以能取得重大成就，产生重大影响，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在如何革新方面找到了“以诗为词”这一正确途径。“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P77），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P40－49)，在苏轼看来，词和诗一样，是可以用来表现社会的兴衰和历史的兴亡，抒写作家的胸襟怀抱和人生际遇，而不应一味沉溺于酒筳歌席、男欢女爱之中，并积极的付诸实践。如他的中秋词《水调歌头》通过望月怀人，表达了对手足同胞真情思念和热爱人生的执着态度，也反映了作者处于逆境之中而能达观自持的积极乐观精神。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评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显示了苏轼“以诗为词”进行题材改革的成功和社会对苏轼改革成就的认同。苏轼本人在说柳永《八声甘洲》中的名句：“此语于诗句不检唐人高处”(P77)，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在词体革新时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P77)
东坡词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给词带来意境和风格上的创新，开拓词境，是苏轼词体革新的主要方向。在扩大词的内容与题材方面，苏轼的词可以记行事，可以述出游，可以写登临，可以叙凭吊，可以述节令，可以记梦，可以怀人，总之，凡个人日常所经所历所思所感，苏轼都可以以词写之。可以说，在苏轼笔下，词被运用得从容自如，无施不可。词作什么，怎样写，都可因作者的性情、才力和阅历的不同而可自由选择。在一个具体的创作个体那里，词应是没有功能及用途上的限制的。这样，词就被从较单纯的只为应歌和佐欢的狭窄路径中给引离了出来，词的适用范围增广了，词的门径增宽了，成了“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的一种文体。这就从实际操作上实现了诗词同体的理论，为后世诗与词的相容无间提供了现成参照。在开拓词境方面，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时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如元丰五年写的[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充分表现了他豁达乐观的精神；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沙场、以身殉国的豪情壮志。“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的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P78)，从内容、题材的扩大到意境、风格上的创新，为苏轼词体革新的成功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也为他日后的豪放词流芳百世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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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科理论研究有新意 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载《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一文，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 二 历史时期河流海岸研究新见迭出 本年度长江中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那么发生洪灾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指出：这场洪水向我们敲响了环境失衡的警钟，认为历史上人与水争地、与林争地，将大量荒山湖荡开辟为万顷良田，是以牺牲环境平衡为代价的；因此他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蓝勇也在《光明日报》撰文（见1998年9月25日《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一文）探讨长江水灾的根源，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不仅影响了上游的生态环境，还加重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上游含沙量急增，促使中游河道日渐淤升，形成悬河，同时上游涵养水源功能削弱，使上游洪水无所阻碍，洪峰增大，造成中游堤防危急。文章特别强调：“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最大限度地加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指出：“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上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关于长江的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已通过专家鉴定，不久将公开出版。 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800余年，这是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著名观点。《地理学报》第5期上有赵淑贞、任伯平《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对这一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能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对历史上森林、草原恢复的能力也不能估计过高，认为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本年度松花江、嫩江流域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而关于松花江源头的说法，历史上至少有南源(第二松花江)说、北源(嫩江)说和南北二源并存说，这极不利于全流域防洪体系的完善和协调。谢永刚《关于松花江河源问题及其主流认定过程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松花江各河段名称的演变和对源头认定的变迁，指出隋唐及其以前嫩江与松花江干流同名难水、难河，江源认定为北源；辽、金时才转为南源说，并一直承续下来；但无论从河流长度、流域面积还是年径流量来说，嫩江应是松花江正源。松花江长度为2309公里，应为我国第三大河。 一般认为，黄浦江水系的吴淞江下游及入海口在明代有过一次人为的摆动。傅林祥《吴淞江下游演变新解》（《学术月刊》第8期）一文全面考察了这一演变过程，认为这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并不存在明初的人工改道，明代数次治江只是确认了这个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已。�上海地区和莱州湾历史海岸变迁研究本年度有显著进展。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14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传统认为是唐代海岸线的下沙沙带海岸，他认为不迟于东晋初年时业已形成；下沙捍海塘的位置也不在南汇下沙镇，而是今浦东里护塘故址；里护塘始筑年代也并非传统认为的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而是北宋皇佑年间吴及所筑，对旧捍海塘位置与年代的争鸣也作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作了重新概括。王守春《公元初年渤海湾和莱州湾的大海侵》（《地理学报》第5期）根据西汉时期在莱州湾沿岸滨海地带设置的诸县在东汉时被废弃、东汉时渤海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诸郡国的县均人口居全国之首、以及《水经注》中记载的有关事实，揭示和论证了西汉末年不仅在渤海湾，同时也在莱州湾发生的一次大海侵，认为此次海侵持续时间至少在一个半世纪以上，海侵影响范围有可能达到4米等高线甚至更高。 三 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继续受到重视 人类只有一个家园，如何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话题。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以先秦、西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产生这种意识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认为古代人民的环境意识是很强的，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很多地方环境还十分脆弱。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载《地理学报》第2期），运用考古学、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了河西走廊民勤西沙窝、古居延、古阳关等十片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形态结构特点，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最晚的延及明代中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王建革《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第1期）通过分析人、马、地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明代华北平原农业系统内部生态关系的变化。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第2期）认为自清朝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的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加强，水土流失、植被减少趋势明显。今天对历史上环境恶化过程的研究，并不是一味责备古人，而是了解环境恶化的内在原因，根据今天科技水平去改造和保护我们的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四 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仍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强项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运用政治地理学的一般原则，对从秦到清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统县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发现秦时两者相符，汉代脱节，隋唐契合，宋代渐离，元朝完全背离，明清渐合，经历了循环往复，并且详细探讨了形成这一过程的原因，认为“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按照西方科学发展模式，应先有政治地理，而后才有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但是中国现代地理学中的政治地理分支很薄弱，所以作者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周振鹤著《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一书则代表了目前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1997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从历代政区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衡量设立重庆直辖市合理与否，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王元林《重庆直辖市建置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从自然条件、政区溯源、川东盆西经济差异、巴蜀文化差异四点因素论证了它的合理性。靳润成《从城镇分割到城市自治》（《天津师大学报》第4期）从考察城市型政区逐渐形成的过程入手，认为本世纪初以来城市型政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是城市得到健康、完善发展的标志，依此规律来衡量我国现行城镇管理体制最突出的缺点是城市型政区的地域化；而重庆设立直辖市后包括八万多平方公里面积，三千多万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城市型政区地域化，因此他写道：“重庆号称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直辖市，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一个省”，认为“单纯采用提高城市行政地位、扩大行政辖区的办法，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以往研究政区都注重县级及其以上的政区，傅林祥《清代的次县级政权与辖区》（刊《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则选择清代介于县与乡之间的巡检司和分防县丞厅这些次县级政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们的辖区、分布、职能和作用，认为总体上呈东部南部地区密、西部北部地区疏的状态。次县级政区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今后学术界应加强研究。 历代疆域的研究方面，朱玲玲《夏代的疆域》（《史学月刊》第4期）用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古籍记载中的夏代疆域和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及其分布，证明两者分布地域正相吻合，从而加深了对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态的认识。钮仲勋《元代“四海测验”中“南海”观测站地理位置考辨》（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逐一检讨了广州说、林邑说、黄岩岛说和西沙群岛说立论的史料依据，认为前二说不值一驳；黄岩岛位置与史书记载比较接近，但据C14测定该岛年龄为470±95年，也就是说700多年前黄岩岛尚未露出水面，因而郭守敬不可能到该岛测量，所以作者认为西沙群岛说较其它诸说为可取。 历代疆域研究中认为“越古越好”、“越大越有利”的观点，本年度有所抬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上有《西藏载入中国版图始见于〈夏书·禹贡〉》一文，主要根据樊绰、康熙帝、刘逢禄三人文辞这三条晚出的、非原始性的所谓“证据”，把“危”字硬等同于“卫”字，认为《禹贡》中的三危是指三个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心地区，因而将三危比定为卫、藏、康三地，并以此为出发点推定《禹贡》梁州的黑水为今西藏的那曲(在藏语里“那”是黑、“曲”是河的意思)，从而认为早在四千年之前西藏地方已载入中国版图。的确，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古”到什么时候? 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并非越古越好，更不能违背历史常理将“古”无限地往上延伸。事实上，该文置一系列《禹贡》研究成果于不顾，不要说对学术界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不同说法一无所知，就连对顾颉刚的《禹贡》撰成于战国时期这一著名观点也不了解，而只是说：“《禹贡》所书之事在大禹之时，迄今已逾4000余年”!可见作者对《禹贡》的认识还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禹贡学会创办之前的水平上。 五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进展显著 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中国史研究》第2期）否定了垓下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的传统说法，指出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之说也不能成立，认为垓下是一个地区名称而非聚落名，提出垓下在陈县北部即今河南淮阳县的新观点。 辛德勇《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历史地理》第14辑）重新审视了有关秦末巨鹿之战的一些地理问题，对几个关键性军事地点的方位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如将项羽北上救赵所经过的“安阳”推定在巨野泽以东、无盐的南侧或西南侧(传统认为即今河南安阳市)，项羽北渡黄河的地点应是平原津(而非传统认为的白马津)，把章邯驻军的棘原拟定在东临黄河、北近洹水同时也在漳河之南的位置(传统认为在今河北巨鹿县城南七里)，认为《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污水”可能为“洹水”之讹等等，从而对整个战役进程进行了重新解释。 李万生《河南之地与三国之争——以侯景叛东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第3期），详细分析了公元547年侯景叛东魏所引起的东魏、西魏、梁共同争夺河南的军事形势及结果，探讨了东魏最终保有河南的三点原因，即梁军缺乏战斗力、西魏和梁没有形成军事同盟、东魏的经济政治军事状况都较好。 胡阿祥《东晋南朝地方州镇略说》（《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逐一论述了这一时期荆、扬、雍、江、豫、郢、梁、益等州镇的军事实力及其政治地位，认为这不仅是理解东晋南朝内部斗争的一个关键，也是影响这些朝代疆域变迁的重要因素。 关于战国齐、魏马陵之战战场的今地，向有元城(今河北大名)、鄄城(今山东莘县大张乡)二说，近年又有山东郯城马陵山的新说。徐鸿修等《马陵战址“新说”商榷》（《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在没有更强的证据足以推翻传统说法以前，马陵战址还是以定在莘县大张乡为好，并且严正指出：“山东郯城县马陵之战研究课题组在坚持和发展《沂州志》误说时所表现的主观片面性和任意添改古书等不正之风，在近年的学术讨论中是罕见的!” 六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向纵深发展 古代文化地理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近年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年度的成果显示出这一领域有向断代和区域纵深发展的趋势。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 蓝勇所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篇幅多达90万字，共分十三章，以西南地区四川(当时含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种与民族、汉族移民与文化嬗变、教育、学术、信仰、丧葬、艺文、饮食、服饰、民居、交通等各种文化要求的地理分布及其动态变迁状况，最后一章划分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综合文化区，并且深入探讨了政区沿革、方言、风俗、地理环境、居民气质性格特征与综合文化区划的关系，堪称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此前，学术界对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考古、教育、学术、信仰、艺术、方言等文化因素上，且对这些因素在历史时期的空间变化上着力并不多；而对大文化因素中的人种、饮食、服饰、居室、交通等空间变化研究就更是十分薄弱了，本书便有意识在这些方面下了更多一些功夫”(作者后记)。 关于唐代宦官的来源地，传统认为是岭南、闽地。杜文玉《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详细统计了迄今有籍贯可考的唐代宦官籍贯分布状况，认为北方籍宦官远比南方籍要多(比例分别为81%和19%)，而仅关内一道宦官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52%)，传统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南方籍的上层宦官在总数中的比例较北方籍为高，加上朝中专权的宦官多系南方籍，因而凭直觉很容易形成宦官中以闽、岭人居多的错误印象。 七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势头良好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领域中的热门，以往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马正林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编著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主要概述了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市类型、城墙、形状、规模、平面布局、水源、园林、规划等具体内容，并且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对象和任务，“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陈桥驿序）。 这一领域的专题论文也颇有深度。韩光辉《〈徐霞客游记〉桂林城市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14辑）揭示了明代桂林城作为省会、府治、县治三位一体行政中心的复合城市的平面布局、建筑设施及其职能与内外交通等问题。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国史研究》第4期）是作者多年从事历史城市与人口地理研究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都城市政建置或相当于这种建制的机构出现之后，都城城市户口即由都城自身的行政机构及其所属社会治安机构管理与统计，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属于附郭之京县；探讨古代都城户口规模及其演变，必须从研究各朝代都城户口的户籍制度及其户籍构成入手；研究古代都城行政管理体制和居民管理系统成为探索各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重要方法，而完备的社会治安组织同样为探索有关时期都城户口规模提供了重要资料；结合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都城户口规模演变过程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验证不同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可信程度。杜瑜《闽粤间对外窗口》（《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漳州、厦门、潮州、汕头、南澳岛港口发展的地理条件，分析了这些港口城市的经济腹地、海外走私贸易及其发展的局限性，认为客观条件限制了它们，使它们难以发展成象广州、泉州那样的对外贸易门户，只能是地方港、中转港，仅仅起到对外窗口的对作用。 八 历史地理典籍与学术史研究成果丰硕 本年度这方面专著有李勇先著《舆地纪胜研究》，深入研究了作者王象之的家世与生平，《舆地纪胜》的成书与流传、在编纂方法上的特点、在校勘与辑佚上的价值、与《方舆胜览》的关系等，并对今本《舆地纪胜》作了辑补(共辑佚文900条)。 本年度这方面有近20篇专题论文，主要集中在对《山海经》、《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徐霞客游记》、正史《地理志》的研究上。朱玲玲《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中国史研究》第3期）把263首郭璞《山海经图赞》的赞文分为八类，详细分析了每类所赞之图的性质，结果认为均非地图，而是一些动植物神怪之类的绘画，从而否定了《山海经图》系指地图的说法。姜福武《盛弘之〈荆州记〉校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5合期）校出曹元忠、陈毅、王谟三种辑本20条24处错讹。王守春《〈水经注〉中〈注〉否〈经〉之考释》（《历史地理》第14辑）对30处注文否定经文情况作了详细的考释。华林甫《论〈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地理研究》第2期）对《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作了重新评价。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全面分析了《元和郡县志》中的四至八到，发现其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是用来绘制地图的，认为整套数据是现在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其绘图方法是极坐标投影法。孙继民《敦煌所出伯希和文书4648号的写作年代及其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资料价值》（《历史地理》第14辑），缜密地考证出该文书写成于后唐长兴三年三月至十一月之间。李孝聪《〈宋史·河渠志〉考证札记》（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对该志的刊误、史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对宋代黄河变迁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探索。胡阿祥《〈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记述与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对本论题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吴必虎《徐霞客的生命路径及其区域景观多样性背景》（《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运用时间地理学中的生命路径(lifepath)理论研究了徐霞客旅程的时空背景，颇有新意。 在这一领域，徐规《〈宋史·地理志〉补正》（《历史地理》第14辑）、冯永谦《〈辽史·地理志〉考补》（《北方文物》第3期）二文堪称传世佳作。前者积数十年治宋史之功，补《宋志》之缺漏、正《宋志》之讹误，共得107处(内6处系谭其骧先已指出、实得101处)，诚为不刊之论；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据《宋志》绘出成都府路的“江原”系“江源”之误。后者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多年来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补充了《辽志》失载的中京道10州1军、南京道1军、西京道3州1军，以及隶属关系不详的20州、4军名称、政区沿革及其治所状况。 学术界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注意不多，李孝聪《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台湾《东吴历史学报》第4期）一文根据作者在意大利拿波里的调查，介绍了马国贤制印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经过、目前收藏在意大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两种铜版印本与马国贤在拿波里创办中国学院有关的中文地图，以及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进而指出：是马国贤把欧洲人用硝酸腐蚀铜版法印制地图的技术介绍给中国人，印制出铜版中国全图，并带回欧洲，才孕育出欧洲人新刻制的、更加准确的东方地图。 关于学术史研究，周汝英《中国古代地理方位标志法探索》（《史学月刊》第3期）将古代标志法区分为五行、八卦两种体系。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从与欧洲地图相比较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了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十大特征，即：以天圆地方为基础，计里画方的应用，详于画水而略于画山，地图上表示绘图者的思想概念，方向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地图定位，行政区划变迁地图为历史地图的主流，地图绘制是政府行为而非私人企业，地图上有许多文学注记，手稿地图占极重要的地位，用高度象形图画式符号表示山和建筑物。 综上所述，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与现实紧密结合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同时也应当指出，学风问题应当引起各个方面的普遍重视。
早期嬴秦与姬周关系初探--------------------------------------------------------------------------------2004年01月09日 19:05辛怡华秦俑秦文化研究之早期嬴秦与姬周关系初探早期嬴秦与姬周关系因文献简略，说法不一，本文主要从甲骨、金文资料入手，结合考古资料，对姬周与早期嬴秦关系作初步探索，不妥之处，恳请指正。一、甲骨、金文中所反映的早期嬴秦与姬周关系(一)中时期与姬周的初次交锋在商代晚期的卜辞中有蘕族率众在“京”地活动的记载，“京”与族有关，而亚族徽是秦人的族徽，“京”地之地望在今陕西周原一带。周原一带的商晚期遗文化存可分为三类：一类属先周文化，一类属姜戎文化，惟有“壹家堡类型文化”与上述两类文化面貌有别，虽含有商文化因素但与商文化有差异，有学者著文认为周原附近的扶风壹家堡类型文化可能就是秦文化或其的一支。[1]。殷墟卜辞中有反映商、周关系的就涉及到秦族。如：“丁巳卜，贞：周弗致 丁巳卜，贞：周致 贞：周弗致”(《乙》7312)。这是一条正反对贞卜辞，其内容为周人来献秦女。太王迁岐后，周原一带的京地秦族曾与周发生过纠葛[2]，上面卜辞的内容很可能与此背景有关。《秦本纪》云：“(中衍)其玄孙曰中，在西戎，保西垂。”又云：“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可见嬴秦族在中时就已归顺于周，并为其保西垂。中之子蜚廉生活在周文武王时期，那么中与周太王季历时代相当是讲是得通的。中能与初迁岐地的周人发生碰撞，从逻辑上讲，其活动地域最大可能也只能在在周原附近。周原附近的扶风壹家堡类型文化是秦文化，从考古、文献、时代上考察，中族很可能就是创造壹家堡类型的文化的主体。嬴秦族在周人迁岐后不久，便归顺于周，并效力于周室是可能的。申国是姜姓国，与周室通婚，从后来宣王时期的诗篇《诗-大雅-崧高》最能反映周王室同申国的亲密关系。中与申又是甥舅关系。《秦本纪》中“以亲故归周”比较费解，是由于申侯与周有亲缘关系，中与申是甥舅关系，中自然与周沾亲带故，是归周，保西垂还是中与周结亲，归周，保西垂不过无论哪一种情形，嬴秦与姬周关系变得密切，中XL贑效力于周室则是肯定的，由于申侯的中介作用，中与周人有碰撞的结果，中归顺于周，西迁到天水一带，为周看守西北门户。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甘肃东部的甘谷毛家坪、天水董家坪找到了西周时期的秦人墓葬，毛家坪的秦文化年代上限可至西周早期[3]。近年甘肃礼县城东大堡子山秦公大墓惨遭盗掘，出土国宝重器甚多，大多流失海外，对于该墓的年代学术界还有争议。文献记载表明，秦人自商代晚期的中贑开始，至襄公、文公在礼县苦心经营西垂约三百年。考古工作者近年在大堡子山发现了一批秦国中、小型墓，学者们相信那里必有商至春秋时期的大批中小型秦墓发现[4]。(二)女防、旁皋时期嬴秦族与姬周关系的加强周原甲骨(H11：32)云：“王秦……”，此片虽残，却很重要，所记礼制同于宝鸡戴家沟旧出的《方鼎》。《方鼎》有“秦”句，第一个(饮)酒礼，第二个字是清酒，秦饮当是秦地的清酒。从《方鼎》铭文看，“秦”是庆祝凯旋的礼仪[5]。据《秦本纪》女防时期大致相当于西周成王时期，周原甲骨H11：32、《方鼎》的时代也在成王时期，那么秦地酒是谁酿造的呢秦人至迟在商末已活动于陕甘一带，其一支在中时已归顺于周，并为周保西垂。《后汉书-东夷纪》载：“东夷率皆土著喜欢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在史前诸系统文化中，酒器的发达以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最为突出，亦最引注目，由营县陵阳河六号墓随葬葬了40个酒杯，可证当时东夷人酗酒之甚[6]。根据考古资料，我国酿酒业产生于距今大约7000年的北辛文化时期，东夷人很可能是我国人工酿酒业的最早发明者[7]。秦人祖先伯益曾是东夷酋长，秦人在西迁过程中把酿酒技术带到西部而擅长酿酒是顺理成章之事。周原近于秦地，《方鼎》出土于宝鸡戴家湾，就属于秦地。因此，笔者认为“秦”之“秦”就是当时居住在关中西部、甘肃东部一带秦人酿造的，作为上好的贡品进献于周室，用于重大活动的庆典。周原甲骨H11：51、107可缀合，全辞为“夷其邦兹丰”。关于这批甲骨的年代上限到文王，下限到穆王，有明确年代的绝大部分在成王以前，最晚的当是H11：131和H11：135[8]。从概率上讲H11：51、107在成王以前的机率最大，最晚也在康昭时期。“夷”应是居住在陕甘一带嬴秦族的一支，因为该卜辞出土于周原，当时的周原分散着一些夷人居住点，很可能是周王占卜周原附近的聚落邦国情况。从该卜辞内容分析，当时这支嬴秦族已建立了小邦国，政治地位比较高，周王室很关心其农业收成状况，暗示这支秦人与姬周关系比较密切。(三)太几――公伯时期秦族地位逐渐提高太几――公伯时期相当于周穆王――厉、共和时期，属于这一时期的金文资料有懿王时期的《询簋》[9]，孝王时期的《师询簋》和厉王时期的《师酉簋》[10]。“询”“师询”为一人，而“师酉”乃“师询”的孙子[11]。因其先祖辅佐周室受天命而世代受封，成为周室重臣，耐人寻味的是师酉家族非姬姓。在《询簋》中懿王册封询的权职很大，管理的人众多达十三四种：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夷、秦夷、京夷、畀身夷、师苓侧新、囗华夷、人、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询之所以被周王重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丕显文武受命，则乃祖奠周邦”。原来，在周朝建立过程中，询的祖先出了很大的力，这是应当注意的。在询所管理的人众中，有以身份划分的，有以地域划分的，可能还有以职业划分的。虎臣为师氏属下，《周礼》中师氏之职“使其属(即虎臣)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跸”，本意是帝王出行时，开路清道，禁止通行，泛指与帝王行止有关的事情。《询簋》铭文先虎臣后庸下有：“西门夷、夷、秦夷、京夷”等。学者们普遍认为虎臣是保护王的卫官、卫士，包括众多的夷人在内。由于保卫王常在王的左右和王亲近，而且在关键的战役中他们承当敢死队的角色，因此，他们必须对王室忠诚。“京”之地望在今扶风、岐山一带的周原，秦人至迟在商代末年就已活动的陕甘一带，京夷即居住在周原附近的嬴秦族；商周时其在今宝鸡县虢镇以东的渭河南岸，有一个地[12]。夷大概是居住在这一带的秦人；秦夷应该是居住在秦地的秦人。值得注意的是铭文中同时出现了秦夷、秦人、戍秦人三个概念。关于嬴秦西迁大体有三次，第一次发生的夏末商初；第二次约在商代末年；第三次在周初[13]。发生在周初的秦族西迁，是因为其参与了东土叛乱，周王朝采取了强迫政策使嬴秦族背井离乡，有一部分被安置于宗周京畿地区[14]。从《询簋》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周原附近星罗棋布的分数居住着嬴秦族人，有政治地位高的，也有地位卑微的。笔者以为地位高的嬴秦族，可能是早期居住在陕甘一带的嬴秦族，如秦人、戍秦人；而秦夷、西门夷、夷、京夷等可能是周初被迫迁至京畿附近的东夷族，地位卑微。但无论是戍秦人，还是诸夷，他们对周室是非常忠诚的，周室对他们也是信赖的。作于孝王元年二月的《师询簋》其铭文表明，上一王之末年周室曾经发生了祸患(天疾畏降丧)。《周本纪》云：“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汉书-匈奴传》亦云：“懿王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虏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此间师询曾汲汲尽力于周室，并对新王有辅立之功(“汝汲屯周邦，妥立余小子”)。孝王即位第二个月便册命师询并赏赐夷 300个。“夷”之“”金文作“”，笔者以为乃“”字之讹，盖宋人薛尚功摹刻失真所致。甲骨文中“”字作“”形，像用手按其屈服之形。依字形分析，这种人可能是俘虏或罪奴。在甲骨文中，有关的记载很多，都是占卜以为人性的。因此，“夷”是奴隶，其地位卑微。从《询簋》《师询簋》铭文分析，询与师询就是一个人，询因其祖先辅助周室之功而被懿王重用，掌治王宫卫士及各种庶人、奴隶，在懿王末年社会动荡中为周室出了大力，因而新王即位第二个月又被重用，并一次赏赐夷 300人。这在金文中也是不多见的。这里的夷可能是秦族中地位较低的一支。《师酉簋》作于厉王元年，由于询的册命是首次，因此其仪式是由周天子亲自主持的，而其孙师酉是世袭其祖恩荫，于是改作史官“墙”册命即“史墙册命师酉嗣乃祖啻官邑人……”因其世袭爵位，影响较小，因此其权力也显著缩小，《询簋》中询管理的人众多达十三四种之多，而《师酉簋》中师酉仅管理7种。夷人的范围也在缩小，可能表明一部分夷人的地位提高。太几――公伯时期，在周原附近星罗棋布地居住着嬴秦族，虽然他们的地位微卑，但其对周王室是非常真诚的，也得到姬周王朝的信赖，他们孝忠于周室，同时也发展壮大了自己，到厉王时其整体政治地位逐渐提高。(四)秦仲、庄公时期嬴秦族的崛起此时大致相当于宣王时期，宣王即位就封秦仲为西垂大夫，嬴秦地位显著提高，秦仲在与西戎战斗中被西戎所杀，可谓为周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其簋》所记是周宣王时其庄公与西戎的一次战役，不其就是秦庄公的小名[15]。周王命伯氏和不其抗击猃狁侵扰，在甘肃天水西南不其随伯氏大胜猃狁，伯氏回朝向周王献俘，不其率兵车继续追击，又与戎有搏战，有所斩获，此事可与《秦本纪》互证。庄公时期，嬴秦还镇守着西周的西北门户，在西戎族不断侵扰周王的情况下，秦族成了周王朝的西方屏障，而秦也凭藉周王室依托发展壮大了自己，成为秦族正统的一支。二、早期嬴秦与姬周关系之特点(一)太王迁岐，姬周与嬴秦周原碰撞；中蚥西迁，嬴秦与姬周世代修好自太王迁岐与秦族接触后，嬴姬和睦是周秦关系的主流。秦人至迟在晚商已活动于陕甘一带。太王迁岐后，与居住在周原附近的中族发生碰撞，因申侯的中介作用，中很快归顺于周，西迁至天水一带，效力于周，成为姬周防御西戎的屏障，在武王伐商的战役中，秦族是其主力。周初，秦族与姬周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擅长于酿酒的秦人把酿好的上等美酒贡献于周室，成为周王进行重大庆典活动的国。酒这时一部分秦人可能已建立了小邦国，周王室很关心其农业收成状况，秦人的丰歉与周王室戚戚相关。从懿王时期的《询簋》可知周王卫队主要是由秦人组成的，这些被称为夷人的秦人，虽政治地位不高，但其对周室却是非常忠诚的，周王对这些夷人也是十公信赖的，并委以重任。厉王时，其中的一部分夷人已脱离宗族奴隶的身份，秦人的整体政治地位在不断的提高。秦仲被宣王封为西垂大夫，这是嬴秦族崛起的标志，是秦周世代修好的结果。秦人在不断抗击诸戎的行动中，一方面壮大了自己，另一方面也得到姬周的青睐。宣王对秦仲的册封这在秦人发迹史上是件划时代的大事，秦仲一支成为秦族中的正统一支。需要指出的是，秦族西迁主要有三次，商末以前西迁的地位较高，可能已建立了小邦国，而周初西迁被安置到宗周京畿地区的秦族，其地位一落千丈，沦为家族而居的周王室的奴隶，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无论地位如何，秦人对周王是非常忠诚的。(二)嬴姬结姻，嬴秦依附周王室；以夷制夷，姬周利用秦贵族在上文我们曾说被周王册命，手握大权的师酉家族不是姬姓。一般说来，青铜器铭文中出现日名者，可推断非周氏族人。询、酉称其称为乙伯体现了日名制度；师酉祖先的配偶均为姬姓女子，因此可能肯定，师酉家族不是姬姓周族。师询又释作师，酉字与酒有关，甲骨、金文中有直接用酉字借指酒的辞例。古人常以职业为姓氏或名。师酉家族成员与酉字有关的命名很可能与他擅长酿酒有关。嬴秦族是一个长于酿酒的民族，周王室以秦酒作为国宴的佳酒。当时在非姬姓中，秦人最为被周室所赏识。师酉家族很可能就是秦族人。《不其簋》中不其之祖公伯配偶为姬姓，不其即秦庄公，师酉的祖先配偶也为姬姓，因此，我们认为师酉家为秦贵族世家。询被周王重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丕显文武受命，则乃祖奠周邦”，这个信息非常重要。文武受命，即文王、武王革命。这表明在推翻殷纣暴政，建立周王朝的过程中，询的先祖为周室立下了汗马功劳。嬴秦自中时就已归服于周，为周保西垂，在后来周王左右卫队、敢死队的成员主要是秦夷，而首领为秦贵族。从《询簋》给我们的信息可以推测，在武王革商的战役中，一定有秦人参加，而且其起主力作用。史书之所以不另外指出是因为姬周把秦人当作自己的亲信，这可能就是以后几百年间嬴姬关系和睦的基点。《不其簋》为庄公器，庄公之祖父公伯娶姬姓之女孟姬为妻，这是秦姬结缘最确凿的证据，近年，在河南三门峡出的季嬴铜鬲铭文曰：“虢仲之嗣国子硕父作季嬴羞鬲，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学者认为此鬲铸造年代在公元前800年前后。据《竹书纪年》幽王七年(-775)，虢人灭焦，在原焦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西虢国自西虢宝鸡东迁而来[16]。也就是说，此鬲铸造地应在西虢。虢仲为虢国国君，是国子硕父之父，季嬴为某嬴姓家族中排行最小的女子，此应是国硕父之妻。西虢，姬姓国，乃王季之子虢仲的封地，在今宝鸡县虢镇一带。铭文中的虢仲与王季子虢仲应是两人。这是姬嬴联姻的又一个证据。周初实行了分封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效地统治全国，在主要分封亲族的同时，西周还对一些异姓部族首领进行了加封，对殷民，采用以殷治殷有办法，笼络殷贵族，治理殷遗民。嬴秦民族是一个善于利用形势，与强大异族和睦相处的民族，在殷商时期与子姓关系密切，当太王迁岐后，很快与姬周改善了关系。秦自中时期就为周保西垂，在武王伐商时，秦族是其军队的主力。周初周王室曾用秦人的酒举行重大朝事活动。作为周王左右的卫队亲近，成员主要是由秦夷组成的，卫队是由秦贵族指挥的。周王也一直很关系夷邦的农业收成。更重要的是，从很早起，秦就与周攀亲，一方面是嬴秦想依附于姬周；另一方面是姬周想利用嬴秦，重用秦贵族，治理秦夷人，是其“以夷制夷”基本国策的体现。[1][2]刘军社：《壹家堡类型文化与早期秦文化》，《秦文化论丛》(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3]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文博》1987年第1期。[4]陈平：《浅谈礼县秦公墓地遗存与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5]李学勤、王宇信：《周原卜辞选释》，《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6]王震中：《夏商周文化中的东方渊源》，《华夏文明》(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7]逄振镐：《东夷及其史前文化试论》，《东夷古国史研究》(第1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8]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9]][11]黄盛璋：《墙盘年代与微族国别辨正》，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五届年会论文，1984年7月，西安，油印稿。[12]《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第11―12页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版。[13]尚志儒：《早期嬴秦西迁史迹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14]郭向东：《嬴秦西迁问题新探》，《秦文化论丛》(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16]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16]王龙正等：《季嬴铜鬲与虢石父及虢国墓地年代》，《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4日第3版。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中国古代行旅生活>是古代生活大型丛书，是适应社会文化需要的新举措，也是进行学术领域开拓的新尝试。比较系统具体而生动地秒描述了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史。全书从“心理准备““行装与旅费”“行旅送别礼俗”“行旅方式”“旅食与旅宿”“行程与行速”“行礼与行具”“行旅的安危”等方面，从社会史的角度评述了行旅在中国古代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可以更为真切地了解许多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看到一幅幅绚丽多彩的风俗画卷，领略其中隽永幽婉的意趣风致。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的若干重要特色。正文之中，往往是引用典故的堆砌，却少有注释，帮助读者阅读；看起来更像是“古代行旅生活考据”一类的文章。不是说这样写不行，而是这样写没有针对丛书的目标读者是谁们，而造成读者的阅读困难。所以，这一本“行旅生活”是看得最慢的。 目录:一 行诱的心理准备 1卜行择吉 2行神祭祀 二 行装与旅费 三 行旅送别礼俗 1灞桥折柳 2饯别形式的演变 四 行旅方式种种 1徒行时代与徒行阶级 2骑乘形式 3篮舆伊轧 4乘车行旅 5舟筏行水 五 旅食与旅宿 1行旅饮食 2宿息 宿泊 3民间行旅食宿服务业的经营 六 行程与行速 1远行的历史记录 2行旅速度：急脚 快马 飞车 3晓行与夜行 七 行李与行具 1行囊与行橐 2行滕与行缠 3其他随身行具 八 行旅的安危 1行旅交通事故 2贫病转零落 故乡不可思 3虎患及其他山林行旅灾难 4旅途盗劫危患 九 行旅生活百昧 1游学行迹：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2游宦生涯：区区牛马走 趋驰名利牵 3游贾事业：周流天下 无所不至 十 旅人的精神寄寓 1家园忘却酒为乡 2弦管笙歌销客愁 3客舟唱咏与驿壁题诗 十一 软脚·洗尘·接风中国古代行旅生活"的书摘……人们平时常常用“衣食住行”，也就是衣服、饮食、住居、出行，来概括社会物质生活的基本内容。“行旅”，一般是指历时较久、历程较远的出行活动。古代中国文明长期以来一直建立在以小农为经营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从而导致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传统，也曾经形成了对“行旅”活动存有某种消极偏见的生活观念。《老子》一书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蓝图，是以“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彼此严重隔绝的社会生活为标志的。晋代名士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对于“与外人间隔”的所谓“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记述，也寄托着大体类同的梦想。与此相应的淡漠交往，厌畏出行的习尚，似乎久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重要特色之一。尽管民间行旅在传统中国古代的总体社会生活中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但是行旅促进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据说民间原本通行以“衣食住”作为主要生活形式的说法，后来孙中山先生有感于近代世界交通与交往作用之重要，力倡加入“行”字，于是始有“衣食住行”之说。其实，早在先秦时代，《荀子·修身》中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大意是说，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当遵循“礼”的规范，如此方能和谐有序，否则就会导致祸患。这里所说的“食恢、衣服、居住”，自然也就是“衣食住”，而所谓“动静”，与“行止”涵义大体相近。这可以由《周易·艮（gen亘）》中的一段话得到说明：“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行”和“止”，“动”和“静”，都要合乎时宜，这样才可能接近理想境界的实现。当时人所说的“动”或者“行”的涵义，其实是包括行旅活动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行旅生活在社会生活总体内容中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完全受到漠视。
在我国现代几大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看成是古汉语经过数千年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起来的，而其余方言却是北方居民在历史上不断南迁逐步形成的。在早期的广大江南地区，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他们使用古越语，与古汉语相差很远，不能通话。后来，北方的汉人曾有几次大规模的南下，带来不同时期的北方古汉语，分散到江南各地区，于是逐步形成现在彼此明显不同的六大方言。现各方言之间差异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北方汉语与南方古越语在彼此接触之前，其内部就有各自的地区性方言；二是北方汉语南下的时间不同，自然汉语本身就不相同；三是南方各方言分别在一定独特环境中发展。 汉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程度不同的分化和统一，因而使汉语逐渐产生了方言。 现代汉语有各种不同的方言，它们分布的区域很广。现代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语音方面尤为突出。但由于这些方言和共同语之间在语音上都有一定的对应规律，词汇、语法方面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它们不是独立的语言。根据方言的特点，联系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目前方言调查的结果，可以对现代汉语的方言进行划分。当前我国语言学界对现代汉语方言划分的意见还未完全一致，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现代汉语有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湘方言、赣方言。
李白（701～762）,唐代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人。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相信道教，有超脱尘俗的思想；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他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李白约在二十五、六岁时出蜀东游。在此后十年内，漫游了长江、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开元十八年（730）左右，他曾一度抵长安，争取政治出路，但失意而归。天宝元年（742），被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作为文学侍从之臣，参加草拟文件等工作。不满两年，即被迫辞官离京。此时期李白的诗歌创作趋于成熟。此后11年内，继续在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漫游，“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他仍然关心国事,希望重获朝廷任用。天宝三载，李白在洛阳与杜甫认识，结成好友，次年分手后未再会面。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次年十二月他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应邀入永王李幕府。永王触怒肃宗被杀后，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途中遇赦得归，时已59岁。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带。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还北上准备从军杀敌，半路因病折回。次年在他的从叔当涂（今属安徽）县令李阳冰的寓所病逝。李白诗歌散失不少，今尚存900多首，内容丰富多采。李白一生关心国事，希望为国立功，不满黑暗现实。他的《古风》59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对唐玄宗后期政治的黑暗腐败，广泛地进行了揭露批判，反映了贤能之士没有出路的悲愤心情。言多讽兴，气骨高举。李白固然迫切要求建功立业，为国效劳，但他并不艳羡荣华富贵，而是认为“钟鼓馔玉不足贵”（《将进酒》）。在建树功业以后，他要以战国时代高士鲁仲连为榜样，不受爵禄，飘然引退。其思想明显地受到道家特别是庄子的影响。李白的不少诗篇，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这种内容常常结合着对统治者的批判。他的一部分乐府诗，反映妇女的生活及其痛苦，其中着重写思妇忆念征人，还写了商妇、弃妇和宫女的怨情。他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秋浦歌》“炉火照天地”，分别描绘了农民、船夫、矿工的生活，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关怀。李白一生写下不少描绘自然风景的诗篇。他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等，形象雄伟，气势磅礴，都是传诵千古的名句。这类诗篇，正象他若干歌咏大鹏鸟的作品那样，表现了他的豪情壮志和开阔胸襟，从侧面反映了他追求不平凡事物的渴望。另外一些诗篇，像《秋登宣城谢眺北楼》、《独坐敬亭山》、《清溪行》，则善于刻画幽静的景色，清新隽永，风格接近王维、孟浩然一派。李白还有不少歌唱爱情和友谊的诗篇。其乐府诗篇，常常从女子怀人的角度来表达委婉深挚的爱情。还有若干寄赠、怀念妻室的诗，感情也颇为深挚。李白投赠友人的作品数量很多，佳篇不少。其中有的诗表现了鲜明的政治态度，更多的是表现日常送别、相思之感，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沙丘城下寄杜甫》、《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赠汪伦》等等，感情深挚，形象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李白诗歌内容也包含着一部分封建糟粕，其中较多的是宣扬人生若梦、及时行乐、纵酒狂欢的消极虚无思想和表现求仙访道、炼丹服药的宗教迷信。他描写妇女和爱情题材的诗，也有少数存在庸俗情调。李白诗歌中大量采用夸张手法和生动的比喻。他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其十五），刻画他长安政治活动失败后深广的忧思，是广泛流传的名句。他如 “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写自己的怀才不遇；“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写仕途艰难；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写朋友间的深厚友谊等，都以鲜明突出的形象打动读者。李白诗歌的想象是很丰富和惊人的。他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都以奇特的想象表现了对长安和诗友的怀念。《梁甫吟》、《古风》“西上莲花山”分别通过幻想方式来表现自己在长安受到谗毁和安史叛军对中原地区的蹂躏；《远别离》更通过迷离惝恍的传说来表现对唐玄宗后期政局的隐忧；它们都显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则借助于神话传说，构造出色彩缤纷、惊心动魄的境界。李白诗歌丰富的想象力在篇幅较长的七言歌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方面明显地可以看出受到屈原的影响。在体裁方面，李白擅长形式比较自由的古诗和绝句，不爱写格律严整的律诗。《古风》59首是他五古的代表作品。他乐府中的五古，继承汉魏六朝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文笔朴素生动，并倾注着诗人洋溢的热情。他的七言古诗（包括乐府七言歌行和一般七古）具有更大的创造性。写景则形象雄伟壮阔，气势磅礴，色彩缤纷，抒情则感情奔放激荡，跳脱起伏，变化多端。从文学渊源说，这类诗受屈原作品和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最深。李白擅长绝句。他的绝句，在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基础上，锻炼提高，更为精警。五绝如《静夜思》、《玉阶怨》等，蕴藉含蓄，意味深长。七绝佳作更多，语言明朗精练，声调和谐优美，写景抒情，深入浅出。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庐山瀑布》其二、《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赠汪伦》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历来评唐代七言绝句，认为李白与王昌龄最称擅场；李白集中七律最少，仅十多首，也少佳作。五律有70多首，有的写得很好，说明他能写律诗，只是不爱多写。李白的乐府诗，虽用乐府旧题，却能自出新意，唐人以乐府古题写诗的，当推李白的成就最为杰出。他的某些歌行和绝句，虽不用乐府题目，也富有乐府诗的风味。他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可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具体表现为语言直率自然，音节和谐流畅，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民歌的气息。这主要得力于学习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但他不是仅仅学习、模拟民歌语言，而是在学习基础上加以提高，使之更加精练、优美，含意深长。他的七言古诗除明朗自然外，语言更以雄健奔放见长。杜甫《春日忆李白》诗称誉李白诗“清新”、“俊逸”，道出了它语言风格的显著特色。李白诗歌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唐代韩愈、李贺，宋代欧阳修、苏轼、陆游，明代高启，清代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李白诗歌汲取营养，受其影响。李白还有若干词作。《尊前集》著录12首，《花庵绝妙词选》著录7首。其中《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3首，体裁实为七言绝句，当时配乐演唱。其他传为李白作的长短句均不甚可信。其中《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两篇最为著名，但这两首词是否李白作品，颇滋后世疑问。李白的散文，今存60多篇。多对偶句，没有摆脱当时流行的骈文风尚。但语言比较自然流畅，与其诗歌风格有相似之处。其中《与韩荆州书》、《春夜宴从弟桃花（一作“李”）园序》两文，为后代选本所取，传诵较广。唐人所编的李白集子，现在没有流传下来。北宋有《李太白文集》30卷，刻于苏州，世称“苏本”。后又有根据苏本翻刻的蜀本，是现存最早的李白集，康熙年间缪曰芑据以翻刻，世称缪本。最早为李白集作注者，是南宋杨齐贤的《李翰林集》25卷，注释颇为繁富。今人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是迄今为止李白集注释中最详备的本子。关于研究李白的著作：五四运动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有李长之著《道教徒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戚惟翰著《李白研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有詹著《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王运熙等著《李白研究》等。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单篇论文，中华书局曾选择其一部分较有代表性的，于20世纪60年代编成《李白研究论文集》出版。
英语教学毕业论文很多题目啊，我开始也是不懂，还是学长给介绍的莫文网，有了高手帮忙就是事半功倍啊基于跨文化交际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高中英语教师教学方法的研究——以西安市第六十六中和长庆二中为例小学英语教学中运用游戏的研究——以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学为例专门用途英语在高职英语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研究——对上海三所高职院校英语教学现状的调查我国中学英语教学范式发展与变革研究——基于跨文化的视角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一项基于黑龙江科技大学的个案研究英语教学生态模式研究小组合作学习在初中英语教学中应用的现状调查基于职业能力培养视角的高职英语教学模式改革研究生态学视角下大学英语教学研究——基于山东省三所高等院校的教学调查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考镜游戏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合作学习在英语教学中的有效实施思维导图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小学英语语法教学研究——以三所小学高年级英语教学为例农村中小学英语教学的有效衔接研究——以秦安县陇城镇中小学英语教学现状及对策为例网络环境下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优化研究——基于佳木斯大学的实证调查高三英语教学现状调查研究——基于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的教学现状调查研究英语歌曲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辅助运用明清学校英语教学研究中学英语教学中心理素质教育渗透的构建与反思新课标下多媒体技术与高中英语教学的整合研究——以九江四中为例农村小学英语教学生活化研究幼儿园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信息技术与大学英语课程整合中的教师计算机自我效能研究——基于聊城大学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实践积极心理学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全语言教育理念指导下的幼儿英语教学研究微视频在初二英语教学中的实践研究——以灵武市英才学校为例基于智能手机的移动学习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中美中学英语教学模式对比研究教育游戏软件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多媒体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主要是教学方法的
这里面有几篇关于先秦的论文，但是都是大篇幅的，不是名人的，是一些学生的论文~你自己下载下来在斟酌一下，去粗取精~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我也在准备开题，不过国内外研究现状别指望网上有可以直接拿来用的，只能自己泡图书馆搜集资料然后加以总结。可以参考下别人写的述评，或者在期刊网上检索引文，这样查的会比较全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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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国先秦至隋的诗歌总集。今人逯钦立（1910～1973）编。共135卷。此书的优点是：①取材广博。隋代以前的作品，除《诗经》、《楚辞》外，凡歌诗谣谚，悉数编入。②出处详明。每诗必注明见于何书何卷，无一例外。③异文翔实。各书的异文，或一书不同版本的异文，乃至前人的校勘成果，凡足资参考者统予记录。④考订精审。书中按断多有独到见解。⑤编次得当。依据作者生卒先后分卷编次。该书在同类总集中是最完善和使用最方便的一部。1983年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作者简介：逯钦立（1910-1973），字卓亭，山东巨野人。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即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专门研习汉魏六朝文学。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广西大学（桂林）、东北师范大学任职。 逯先生对于汉魏六朝文学造诣颇深，撰述很多。1940年，他感到明人冯惟讷所辑《诗纪》、近人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虽然"搜括靡遗"，有功于世，但仍存在严重缺失，遂在前书基础上重新攟摭上古迄隋末的歌谣，另谋新编。工作时断时续，直至1964年，始编定《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部百卷巨轶。其中《隋诗》10卷，为目前收录隋诗最为全备的总集。 另有《陶渊明集》校注（中华书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