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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论文的参考文献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是论文的重要构成部分。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一) [1]赵格格。服务，而不是掌舵：政府责任的皈依--兼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启示[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03) [2]郁建兴，徐越倩。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浙江经验[J].中国行政管理。2012(02) [3]朱满良，高轩。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缘起、争辩及启示[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04) [4]甘黎黎。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路径选择--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视角[J].黑河学刊。2010(07) [5]甘黎黎。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中的服务型政府构建[J].传承。2010(15) [6]李松林。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启示[J].理论月刊。2010(02) [7]施雪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涵义、理论基础和建构条件[J].社会科学。2010(02) [8]蒋嵘涛，彭京京。服务型政府价值取向研究[J].求索。2009(10) [9]储岳峰。服务而非管制--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借鉴[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11) [10]金晶，王颖。委托代理理论综述[J].中国商界(下半月)。2008(06) [11]潘劲稳。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意涵及其实现途径[J].法制与社会。2007(10) [12]任勇，李晓光。委托代理理论：模型、对策及评析[J].经济问题。2007(07) [13]费玉春，李正明。论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政府信息公开[J].安徽农业科学。2007(20) [14]杨杨。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启示[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6(03) [15]段黎。浅谈新公共服务理论下的政府责任[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01) [16]刘熙瑞，井敏。服务型政府三种观点的澄清[J].人民论坛。2006(05) [17]许明星，刘兵荣。非典过后加强农村卫生建设的思考[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05(07) [18]何颖。加快政府转型塑公共服务型政府[J].技术与市场。2005(03) [19]谢庆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途径：政府创新[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 [20]吴家庆，徐容雅。提升地方政府能力的几点思考[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6)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二) [1]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2]哈特穆特·毛雷尔著，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南博方.日本行政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5]皮纯协.行政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2 [6]罗豪才.行政诉讼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0 [7]杨惠基.行政执法概论.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1998 [8]姜明安.行政执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何士青.以人为本与法治政府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0]张金鉴.行政学典范.台湾：台湾三民书局，1986 [11]林尚立.国内政府间的关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2]应松年、袁曙宏.走向法治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13]姜明安，皮纯协.行政法学.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14]张庆福.行政执法中的问题与对策.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 [15]汤唯、孙季萍.法律监督论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l [16]王姝.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构建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6—9 [17]刘春禾.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4 [18]王毅.城管行政执法体制的现存问题与改革构想.城建监察，2006，4 [19]胡建淼.行政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43 [20]楼向辉.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研究——以义乌为个案.2008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三) [1]王亮。完善中国公务员培训的对策研究[D].吉林大学2009 [2]马光涛。西藏林芝地区公务员培训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09 [3]高敬伟。我国公务员培训市场化研究[D].河南大学2009 [4]王璐。我国公务员培训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D].河南大学2009 [5]柴晓丽。公务员培训有效性分析[D].华东师范大学2009 [6]王召征。新疆公务员培训市场化探索[D].新疆大学2009 [7]赵玲玲。我国公务员培训模式研究[D].山东大学2010 [8]程倩倩。基于胜任力的公务员培训模式研究[D].西北大学2010 [9]李青青。职业生涯导向的公务员培训模式研究[D].西北大学2010 [10]赵永生。“以人为本”视角下的我国公务员培训的有效性分析[D].兰州大学2010 [11]任莉星。我国县级政府公务员培训研究[D].山西大学2009 [12]于森。陕西省公务员培训模式探讨[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0 [13]龙国良。基于有限市场化模式的湘潭公务员培训政策创新研究[D].湘潭大学2007 [14]陈婷婷。重庆市公务员培训效果评估体系创新研究[D].重庆大学2008 [15]张荣学。地方政府公务员培训工作探索[D].吉林大学2008 [16]卢韵玚。我国公务员培训评估体系构建研究[D].苏州大学2009 [17]张波。重庆市公务员培训效果评估体系研究[D].重庆大学2009 [18]刘雅静。公务员培训效果评估体系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7 [19]韦忠继。欠发达地区基层公务员培训问题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08 [20]何玉姗，刘广磊。加拿大人事制度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企业导报。2011(08) 猜你喜欢： 1.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2. 大学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3. 2017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4.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5. 2017年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楼主，俺有啊，因为我的本科和研究生都是法律专业的。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把我以前的发给你，或者帮你写。记得给我最佳答案啊，联系方式见我的资料
这个简单啊，我这里有一篇现成的，你可以拿去参考下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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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著作1、柴发邦、江伟、刘家兴等著：《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2、江伟、杨荣新主编：《人民调解学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3、江伟、邵明、陈刚著：《民事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4、江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二、译著1、В·К·普钦斯基著：《美国民事诉讼》，江伟、刘家辉译，法律出版社，1983/1993。2、米尔顿·德·格林著：《美国民事诉讼程序概论》，江伟译，法律出版社，1988。三、主编教材和专论（一）民事诉讼法柴发邦、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讲座》，第三期全国法律专业《民事诉讼法》师资进修班，西南政法学院1983年出版。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江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华夏出版社1991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柴发邦主编，常怡、江伟副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江伟、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机制的改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2003年第二版（修订版）。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2005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自学考试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江伟主编：《研究生统编教材·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专论·研究生教学指导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二）证据法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王利明、江伟、黄松有：《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00年。江伟主编：《 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江伟主编：《证据法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三）公证、仲裁与律师1、江伟主编：《公证法学》，法律出版社，1996年。2、江伟主编：《律师、公证与仲裁制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四、主编期刊和论文集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以书代刊），法律出版社。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诉讼法专论～1997年卷），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1998年。江伟主编：《中国民事审判改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江伟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文章一、发展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学的总体思路（一）发展民事诉讼法的总体思路1、《建议民事诉讼法先于民法颁布施行》（与刘家兴合作），发表于《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5期。2、《民事诉讼法概说》，发表于《百科知识》1982年第1期。3、《经济体制改革与民事诉讼法》（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4、5期。4、《新民事诉讼法的重大突破》，发表于《法学评论》1991年第3期。5、《谈民事诉讼法的补充和修改——为民事诉讼法正式颁行而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1年第3期。6、《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若干理论问题》（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7、《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发表于《法制日报》1991年5月27日。8、《简论民事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与赵金山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8年第6期。9、《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要论——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分离的历史小考》（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10、《实现民事诉讼现代化》，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1日。11、《评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及其主要缺陷——兼论民事诉讼的进一步完善》（与赵秀举合作），发表于《湘江法律评论》2001年第4卷。12、《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与邵明合作），发表于《民商法前沿》2002年第12辑。13、《论现代民事诉讼立法的基本理念》（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14、《中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建构、阐释与重塑》（与刘学在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15、《现代诉讼理念与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塑》（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16、《民事诉讼法修改势在必行》（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4年1月28日。17、《民事诉讼法典修订的若干基本问题》（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中国司法》2004年第2期。18、《民诉法修订的指导思想与立法框架》（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4年2月4日。19、《略论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4年第3期。20、《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若干问题》（与杨剑合作），发表于《法学论坛》2005年第3期。21、《将“公益诉讼制度”写入<民事诉讼法>的若干基本问题的探讨》（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中国司法》2006年第6期。（二）发展民事诉讼法学的总体思路22、《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发表于《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23、《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成就及其发展的若干问题》（与邵明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24、《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25、《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与邵明合作），收入《与时俱进的中国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26、《董必武诉讼法学思想初探》（与吴泽勇合作），收入《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27、《十年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概述》（与宗琴娟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2期。28、《民事诉讼法学的回顾与展望》，发表于《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29、《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程荣斌、张建华、刘春玲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4年第1期。30、《1994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萨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5年第1期。31、《1995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肖建国、王谢春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6年第1期。32、《1996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7年第1期。33、《1997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单国军、徐卉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8年第1期。34、《1998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9年第1期。35、《1999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刘敏、张艳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0年第1期。36、《2000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熊跃敏、吴泽勇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1年第1期。二、民事诉讼法学基本理论（一）诉权论37、《关于诉权的若干问题的研究》（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38、《论股东诉权》（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39、《论救济权的救济——诉权的宪法保障研究》（与王铁玲合作），发表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二）诉讼标的论40、《论诉讼标的》（与韩英波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7年第2期。41、《论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的关系》（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42、《请求权竞合与诉讼标的理论之关系重述》（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3年第4期。43、《民事诉讼标的新说在中国的适用及相关制度保障》（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法律适用》2003年第5期。（三）既判力论44、《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45、《论判决的效力》（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1996年第5期。（四）诉讼模式论46、《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院的作用分担——兼论民事诉讼模式》（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9年第3期。47、《论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与法官的释明权》（与刘敏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五）诉讼法律关系论及程序保障观48、《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与常怡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84年第1期。49、《民事诉讼程序保障的制度基础》（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50《民事诉讼程序之协调与整合》，发表于《人民法院报》 2001年12月15日。（六）民事争议与刑事争议、行政争议的协调处理机制51、《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诉讼程序研究》（与范跃如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52、《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与范跃如合作），发表于《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三、民事诉讼法具体制度（一）当事人制度53、《论民事诉讼当事人与民事主体的分离》（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2期。54、《论集团诉讼（上、下）》（与贾长存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8年第6期、1989年第1期。55、《离婚诉讼中的第三人问题》（与熊志辉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3年第4期。56、《关于代表人诉讼的几个问题》（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4年第3期。57、《论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确定》（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58、《合伙不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59、《修改公司法应增加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法制日报》2000年8月6日。60、《当事人适格的识别》（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0月28日。61、《民事法律关系义务人提起确认之诉的适格性》（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1月4日。62、《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起诉法人适格性探讨》（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1月18日。63、《牵连诉讼中的事实认定问题》（与杨剑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 2005年9月13日。（二）人民检察院与民事诉讼的关系64、《试论人民检察院参加民事诉讼》（与刘家兴合作），发表于《法学研究》1981年第1期。65、《论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与王强义合作），收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66、《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探讨》（与李浩合作），发表于《人民检察》1995年第6期。67、《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现代法学》2000年第6期。68、《论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69、《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改革论纲》（与张慧敏、段厚省合作），发表于《人民检察》2004年第3期。70、《略论检察监督权在民事诉讼中的行使》，发表于《人民检察》2005年第18期。71、《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若干问题的探讨》（与杨剑合作），发表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三）保全制度72、《完善我国财产保全制度的设想》（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3年第5期。73、《民事诉讼中的行为保全初探》（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四）审判程序74、《论开庭审理》（与尹小亭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5期。75、《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9年第6期。76、《走出民事再审困境的出路》，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1年11月12日。77、《论审判独立的制度保障及其与审判监督的关系》（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78、《论我国民事诉讼一审与上诉审关系之协调与整合》（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法律科学》2002年第6期，收入《公正与效率的法院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79、《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责任诉讼机制研究》（与王铁玲合作），发表于《金陵法律评论》2004年第2期。80、《我国民事诉讼主管之概念检讨与理念批判》（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81、《民事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与申请再审程序的完善》，发表于《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82、《论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制度整合与程序刚性》（与杨剑合作），发表于《法律适用》2006年第7期。（五）证据制度83、《关于产品责任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与宗琴娟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8年第5期。84、《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若干问题的思考》（与尹小亭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1991年第2期。85、《论民事诉讼中的认证》（与刘敏合作），发表于《证据学论坛》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86、《关于我国制定统一证据法典的意义和若干设想》（与邵明合作），收入《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87、《科学裁判与证据》（与刘荣军合作），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0年年会论文。88、《论证据制度中的衡平原则》（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89、《论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价值蕴涵》（与肖建国合作），第三届全国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论文，2000年。90、《证据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哲学分析》（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91、《对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确立的反思》（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证据学论坛》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92、《统一证据法的基本架构》，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93、《在经验与规则之间——论民事证据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94、《经验与规则之间的民事证据立法》（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法学》2004年第8期。95、《专家证人若干问题的探讨（上、下）——以我国证据立法为背景》（与谢文哲合作），发表于《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2期。（六）执行制度96、《民事执行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97、《完善代位申请执行制度之两点建议》（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5期。98、《民事执行存在问题的病理探析》（与刘荣军合作），第二次全国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论文，1999年。99、《论执行行为的性质与执行机构的设置》（与赵秀举合作），发表于《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1辑。100、《论我国强制执行法的基本构造》（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1年第4期。（七）非讼程序101、《论公示催告程序》，发表于《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102、《论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的交错适用：兼析程序法之适用》（与杨燕妮合作），发表于《东吴法学（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特刊。（八）涉外民事诉讼程序103、《论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与刘永娥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6期。四、民事纠纷的非讼解决机制（一）仲裁制度104、《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可仲裁性初探》（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制日报》1992年12月7日。105、《仲裁范围初探》（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3年第2期。106、《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劳动争议仲裁立法之完善》（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107、《论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的新型关系──为《仲裁法》的颁行而作》（与李浩合作），发表于《法学评论》1995年第4期。108、《当事人意思自治与现代仲裁法》，发表于《法学杂志》1997年第1期。（二）调解制度109、《论市场经济与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与李浩合作），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110、《德国民事诉讼上的和解制度介评——兼论对改革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启示》（与熊跃敏合作），发表于《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111、《简论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与效力》（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2003年第2期。五、WTO与民事诉讼法112、《WTO协议与中国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与王景琦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113、《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的对应之策》（与王景琦合作），发表于《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114、《WTO争端解决机制与中国对该机制的运用》（与张力合作），发表于《中国改革报》2002年1月14日。六、比较民事诉讼115、《英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新动向》（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116、《两岸交往中的民事诉讼问题》，收入《海峡两岸交往中的法律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七、破产法117、《论破产法》（与刘春田、甄占川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论丛》，1985年出版。118、《论我国制定破产法的客观必要性》（与刘春田、甄占川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6年第1期。八、会议报告与书评（一）会议报告119、《民事诉讼法立法与实践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1990年11月在全国诉讼法学术讨论会（杭州）上的发言。120、《关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补充》，1991年10月在湖南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会上的发言。121、《中国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1995年8月在亚太法协第十四届大会上的发言。（二）书评122、《充满时代气息的民事审判权理论及其架构——评黄松有博士的专著〈中国现代民事审判权论〉》，发表于《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123、《充满时代气息的审判权理论与构架——评专著〈中国现代民事审判权论〉》，发表于《人民司法》2004年第7期。124、《民事诉讼宪法理念开拓性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刘敏著<裁判请求权研究>》，发表于《金陵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
俺来帮助你好吗
十九大以后全面依法治国的论文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邓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眼光和胆识,在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我党最先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思想。早在设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时,他就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加强法制建设是维护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我们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的前提和保证。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搞四化,关键是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真正要巩固安定团结,主要地当然还要依靠积极的根本的措施,还要依靠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同时也要依靠完备法制。经济搞好了,教育搞好了,同时法制也完备起来,司法工作完善起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前进。” 其二,加强法制建设是保证政策连续性的需要。实践表明,有了健全的法制,政策就不会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邓小平同志说:“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是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这些政策我们都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动摇的。”正是由于这些政策规定写入了宪法和法律,所以对我国大政方针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三,加强法制建设是打击犯罪活动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渗透进来了,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使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命财产受到损害。对此,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通过法制建设逐步加以解决,通过专政手段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他明确地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其四,加强法制建设是搞好廉政建设的需要。纠正各种行业不正之风,加强廉政建设,其中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最根本的是靠加强法制。1986年6月,邓小平同志指出:“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属于法律范围内的问题,要用法律来解决……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 其五,加强法制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没有健全的法制,就不可能有健全的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经济关系,规范市场活动,促进经济发展。 法制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既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1.要用改革精神加快立法进程。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应根据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结合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情况,以宪法为依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立法步伐。1、尽快制定规范市场体系,调整市场主体关系,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西部大开发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2、积极做好促进科技、教育、文化发展,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维护社会治安,加强廉政建设等方面的立法工作。3、抓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清理工作,该修改的及时修改,该废止的及时废止,使“立、废、改”成为立法工作的统一整体,以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2.要认真抓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加强法制,根本的问题是教育人。”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继续认真抓好以宪法为核心、以专业法为重点的普法教育工作,并分层次、分行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前推进;要以党政干部、执法人员和青少年为重点,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工作,使他们自觉地学法、守法、执法,做遵守法律的模范;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全体人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良好风气。 3.要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检查制度。邓小平同志指出,应该明确这样的观念:“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为此,一要深化对执法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坚持立法与执法并重的原则。二要严格执法,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努力增强执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三要建立和健全执法情况的报告、登记、检查、仲裁等制度,严肃查处失误、渎职和执法犯法行为。四要加大监督力度,自觉地把执法工作置于党委、人大、政协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和效率。 4.要大力加强法制工作队伍建设。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大力加强政法、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一是要选调那些政治、业务素质高和工作能力强的同志到法制部门工作。二是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切实加强法制工作队伍的自身建设。三是要尽力帮助法制部门解决实际困难,尽力提高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并在经费、装备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 5.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这是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一是要把法制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当成一件大事来抓。二是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学法、守法、执法,自觉地服从党纪国法的约束,用实际行动为群众做出表率。三是逐步由传统的开会、决议、命令等领导方式,转向引导、建议制定法律法规和监督各职能部门严格执法为主要形式的领导方法,及时总结、推广和表彰先进典型,努力为法制部门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从而使法制工作真正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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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商业银行会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会计毕业论文
一、商业银行和实务存在的
（一）商业银行会计规范体系存在的问题
与英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会计规范体系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会计规范体系存在以下问题：
1．商业银行会计规范体系的主体主要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会计科目设置、账务组织结构、会计报表的种类和形式带有一定计划的色彩，侧重统计职能，缺乏对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经营成果的和预测，难以满足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需要。特别是近十年来商业银行在经营机制、经营产品、经营对象等方面进行不断改革后，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现有的会计账务体系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业务需要。
2．商业银行会计规范体系在会计确认、计量标准，会计信息披露等诸多方面与国际惯例相差较远，难以满足我国商业银行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二）商业银行存贷业务核算存在的问题
1．商业银行现阶段倡导的“一站式”服务，强调各项业务流程的整合，客户资料的共享，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对客户资产业务、负债业务的效率。然而，现行的会计科目主要按照个人储户、单位进行设置，将对私业务与对公业务绝对分割开，与当前大力个体企业、个人借贷的经营思路不符，不利于综合核算，不利于及时反映客户的综合信息，与现有业务的整合相矛盾。
2．借贷是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资产业务，借贷信息的准确反映和归类无论是对商业银行的管理者还是对投资者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为了详细披露借贷信息，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对借贷信息的反映不得不采取多种分类标准，即既有从流动性出发的短期借贷和中长期借贷，又有从发放对象出发的个人借贷和企业借贷，还有从资产质量出发的正常借贷和不良借贷。这种核算看似丰富详细，实际上却反映出各种信息的交叉和混用，不仅降低会计信息价值，而且面对新出现的业务更是一筹莫展，比如推行几年的借贷五级分类，只能通过台账反映，无法在资产负债表上与其他信息共同存在。
3．借贷利息收入的确认不能反映交易的实质，没有充分体现稳健性原则。商业银行规定：在各项业务合同签订以后，在规定的期内按照应计收入的数额确认营业收入的实现。这种收入原则更注重交易的形式和业务合同的签订，没有反映交易的实质；没有规定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否流入、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等体现交易实质的确认原则。其“正常和逾期半年内的借贷利息无论商业银行能否收回，都应确认为本期收入”的规定，不符合稳健性原则，给虚增收益、高估资产等违规行为留下了操作空间，以致加剧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
4．存款利息支出的低估。目前，商业银行应付利息的计提一般都是分档次按照现行利率计算，而不是按照存款的原定利率和实际存期计算。近几年我国已连续七次下调利率，这种计提导致账面应付利息余额低于实际应付利息余额，不少银行的账面应付利息出现红字，形成虚增利润。
（三）商业银行呆账准备金制度存在的问题
2002年财政部颁发的《企业呆账准备金提取和核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具体执行中存在下列问题：
1．呆账准备金提取制度弹性较大，不利于操作。按照五级分类标准计提的规定客观上要求商业银行有统一的五级分类标准和的信贷资产风险管理机制。但是实际上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机制尚不健全、五级分类标准也没有统一的操作标准，造成呆账准备金提取的弹性较大，人为因素较多，为商业银行操纵利润提供了一个途径。
2．呆账准备金的税收制度不适应《办法》的需要。呆账准备金税收制度规定按照借贷余额1％的比例差额提取的准备金在税前列支，超过部分计算所得税时要进行调整。商业银行在此税收制度的约束下，为了利润指标或股东的意愿，必然会考虑眼前利益，尽量少提准备金，违背《办法》的初衷。
（四）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过高计算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是资本和风险权重的比值，商业银行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一方面高估分子资本值，另一方面又低估分母风险权重，从而放大了资本充足率。按照国际惯例，呆账准备金分为一般准备金、专项准备金和特种准备金。计入附属资本的准备金只能是与特定资产减值无关的准备金，即一般准备金计入附属资本；而我国商业银行呆账准备金提取制度中没有上述区别，没有针对特定借贷损失提取的专项呆账准备金，而是将其全部计入附属资本参与资本计算，这样就夸大了资本基础。
2．资产质量披露的尺度无法把握。庞大的不良资产一直困扰着商业银行的经营者。近年来，我国一些商业银行开始对外披露不良借贷余额，由于商业银行长期采用“一逾两呆”的分类标准，重视借贷的时间界定；改革后的五级借贷分类方法依赖完善的信贷资产风险分级体系，依赖操作人员的专业判断。而我国商业银行的具体操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缺乏掌握国际借贷分类标准的专业人才，难以做出公正、一致的判断。
3．会计报表附注披露滞后。①会计报表一直是我国商业银行披露会计信息的主要方式，然而受会计要素的限制，许多非财务信息如银行经营战略信息、定性信息如主要指标的变动原因、不确定信息如金融衍生交易、未来信息如财务预测报告等等未能反映在会计报表上。我国商业银行的会计报表附注几乎没有或者只是简单的几项，无法满足信息需求者对会计信息的要求。②我国对会计信息披露事项没有统一要求，即使是上市公司，表外信息的披露也并不规范，导致商业银行在信息披露时对有利的事项披露较多，对不利事项披露较少，或根本不予披露。
二、商业银行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对策
（一）针对商业银行会计规范体系存在的
1．推动新的《会计制度》的逐步推广和实施，参照国际公认的会计准则，加快对金融新产品的立法步伐。
2．制定针对银行业特有业务的会计准则，保证会计准则的权威性和代表性。
3．鉴于金融业创新的特点，商业银行的会计规范体系要始终贯穿及时性和适应性原则，不断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推出新的会计准则，并适时对已颁布的会计规范进行修改和调整。
（二）针对商业银行存贷业务核算存在的问题
1．对存借贷业务的核算应引入大型数据库技术，打破传统的储蓄对公分类界线，对客户信息进行编码，共享资源；表内会计科目的设置应选取最重要的分类标准，使资产负债表结构清晰明了。
2．修改完善收入确认的制度规定。①全面施行与国际接轨的收入确认原则：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且收入的金额可以可靠地计量；②修改按照逾期放款账龄确认收入的规定，把应收利息收回的可能性作为收入确认与否的主要条件，与借贷五级分类相结合，可以规定：正常类的借贷利息收入根据合同或协议规定的利率按期确认为收入，关注类的借贷利息按一定的标准按期确认收入，次级、可疑、损失类的借贷利息在实际收到时确认为当期收入。以上规定在与税法相冲突的情况下，通过纳税调整来解决；③收入的确认应体现不同银行的特殊性。针对国有商业银行、区域性商业银行、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等经办的业务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应收利息收回的确定性不同，制定不同的收入确认标准。
3．改变应付利息的计提：通过计算机数据库技术，按照定期存款的原定利率和实际存期逐笔计提，避免多提或少提的情况发生，保证利润的真实性。
（三）针对商业银行呆账准备金制度存在的问题
1．为了规范商业银行的操作规程，约束商业银行的呆账准备金的计提行为，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应该制定统一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减少商业银行的主观判断成分；建立以信贷资产质量和准备金计提充足性检查为主的监管体制，定期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分类和准备金计提进行评价、分析和检查，及时增提或冲减准备金的数量，防范商业银行审慎不足以及利润操纵行为的发生，保证商业银行足额及时地提取呆账准备金。
2．税务部门应该根据我国商业银行呆账准备金严重不足的实际情况，适应新的呆账准备金提取和核销管理办法的出台，制定相应的税收管理办法，给予商业银行呆账准备金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商业银行尽快提足呆账准备金和及时核销呆账。
3．加强对不良资产的管理。认真清理呆坏账，从争取政策支持和加强内部管理两方面积极做工作，努力化解商业银行的不良借贷。
（四）针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出现的问题
加强信息披露，提高商业银行的透明度是市场约束机制的必然要求。我国现阶段处于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信息披露受到商业银行自身的治理结构、经营水平等的制约，必须考虑信息披露对商业银行自身经营活动及经济活动的。因此，现阶段商业银行应该逐步地、分阶段地、有区别地推进信息披露工作。
1．对上市商业银行和非上市商业银行制定不同的披露标准：上市商业银行应按照证监会关于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和时间进行详细披露；其他商业银行应根据经营规模大小、业务特点和不同的监管要求按照“侧重披露总量指标，谨慎披露结构指标，暂不披露机密指标”的指导思想进行披露。
2．加强会计报表附注的披露。制定有关资产质量、或有事项与衍生金融产品等方面信息披露的标准以及有关风险控制方面信息披露的标准。同时，明确报表附注必须披露的内容，加强附注披露的管理。
3．参照其他先进国家的惯例，建立提取普通准备金、专项呆账准备金和特别呆账准备金制度，使普通、专项和特别准备金互为补充。普通准备金是针对借贷的不确定损失计提的，是弥补借贷将来损失的一种总准备，具有资本的性质，在计算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时计入资本基础。专项准备金和特别准备金是按照不良借贷的内在损失程度计提的，不计入资本基础，而要作为资产的减项从借贷总额中扣除，这样计算的资本基础能真实反映商业银行的资本状况，能得到国际间的认可。
4．商业银行正确披露对资本的内部评价机制和风险管理战略的信息，需要依赖商业银行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因此，对资产质量的规范披露需要商业银行不断建立和健全风险管理机制，提高经营人员的专业水平，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一个合适的资产信息披露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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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银行会计统一核算的新模式论文
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实现全面集中、统一的明细核算的主要成果
针对各系统交易明细数据进行准实时会计明细核算的模式，实现了全行统一的会计明细核算，实现了全行一本账，提升了邮储银行会计核算的精确度、一体化水平和报表披露的速度。会计处理平台的主要建设成果包括：
1.“业会分离”的核算流程。
通过业务处理流程与会计核算流程的分离，一方面简化了业务处理流程，提升业务处理效率。另一方面将会计核算规则从各业务系统中剥离出来，使得未来核算规则的变化、新会计准则等的推行与实施可以统一实现。这一举措，对于向流程银行方向发展也会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2.全行“一本账”的核算模式。
在邮储银行全行范围内，既取消了跨系统/业务线的往来账目，实现了“横向一本账”，又取消了上下级机构的往来账目，实现了“纵向一本账”。因此，全行真正实现了“一本账”的核算模式，为统一的明细核算、统一的资金清算管理以及统一的现金凭证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统一报表生成与发布。
会计处理平台的实施，避免了由于各业务系统并表数据提供不及时导致报表披露不及时的问题，同时由于掌握了全部的明细核算数据，也实现了跨业务条线的统一分析和报表发布能力。此外，会计处理平台的明细核算内容，包括了邮储银行全部业务线。
二、大型商业银行统一明细核算的解决方案
1.产品与业务方面
邮储银行作为大型商业银行，产品线复杂，业务品种丰富，各类业务系统数量相对较多，是建立统一的会计处理平台的研发重点之一。FCC邮储银行将各个业务条线、各种产品类型进行全面梳理，形成了产品与会计核算相关联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标准化体系，一举厘清了金融产品与会计核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南天公司采用基于多维度参数体系的高度灵活的会计引擎，全面容纳各类产品、业务模式，并兼容各种特殊情况下的会计核算要求，以流程化的处理机制，全面实现业会分离模式下的全行统一明细核算。
2.处理性能方面
邮储银行作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之一，拥有本外币账户数量近12亿户，高峰每秒处理交易量在1万笔以上，并且利用小型机+PC服务器集群的技术体系，在一个系统中进行统一明细核算处理，更是开创了先河。
最终在会计处理平台的建设中，采用PC服务器为主（应用服务器）、小型机为辅（数据库）的总体建设方案。在数据处理流程中，充分发挥PC服务器和小型机各自的特点，以内存计算为主要模式，同时在流程调度、异步处理、业会核对、报表生成等方面采用了大量先进的新型技术，充分应对性能挑战，圆满实现了预期目标。在会计处理平台的建设过程中，邮储银行与南天公司紧密合作，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系统需求分析、设计、开发和测试的全部工作，系统于2013年9月正式上线，并经过5个月的运行考验。结合邮储银行自身特点建设的会计处理平台的成功实施，标志着双方在会计核算流程和技术体系架构上合作探索出了大型商业银行实现统一明细会计核算的新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果。
浅谈银行会计管理银行会计是与银行的出现而同时诞生的。银行每一笔经营业务的运作过程，也就是银行会计的运作、核算过程，都要通过会计来实现。也就是说，银行会计的核算过程，就是具体办理银行业务和实现银行基本职能的过程。 银行会计不仅是银行的重要基础工作，可以客观地对银行的经营运作起反映、核算和监督作用，而且银行会计的这三个职能还可以反作用于银行的经营运作，它们是相辅相成的。银行会计的职能发挥得当，就可能会促进银行的经营，反之则会给银行带来资金损失的隐患，甚至是银行破产的厄运，这种隐患和厄运即为银行风险。可见银行风险的产生、发展是与银行会计的经营管理密切相关的。因此，加强银行会计管理工作，完善会计内控制度，规范会计行为是银行防范和化解风险的重要一环。本文笔者就强化银行会计管理在银行风险防范中的作用和地位谈点个人的认识。 一、充分认识银行会计管理在防银行风险中的作用 一银行会计工作为防范银行风险提供全面、及时、准确的会计信息 所有的银行经营活动都要通过会计核算来加以计量、分类和报告，都必须在会计凭证、帐薄、报表中加以记载和反映。银行会计实质就是银行一切经营活动的信息源和数据库。银行会计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否全面、及时、准确，直接关系到银行决策者们进行经营决策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会计信息滞后、失真和不全面，就会使银行决策失误，而形成银行风险。只要银行决策者们重视会计信息的收集，并加以认真的整理分析，就能够及时地发现风险，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和化解风险。所以银行会计工作向银行决策者们提供的全面、及时、真实、准确的会计信息是防范化解银行风险的重要决策依据。 二强化银行会计管理有利于防范银行风险的产生 银行会计管理如何，不仅直接影响其职能的发挥，而且也直接影响银行整体效益，甚至产生银行风险。诸如信贷、资金、现金、利率、财务的真实、及时、合规、效率等都会与会计管理息息相关。 银行会计部门在经办各项业务活动中，其执行主体——会计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并且他们在工作中，排除一切干扰，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银行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具体业务的操作规程，高质量、高效率地处理各项业务的核算手续，及时组织凭证传递，正确记载帐务，及时编制和汇总会计报表，就可能及时发现隐患，消除隐患，把银行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三强化银行会计管理有利于化解银行风险 作为以货币为经营对象的特殊企业银行来说，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形成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不要被风险所吓倒。我们发现了风险，及时通过会计检查和会计分析等方法，查找产生风险的原因，并根据有关金融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会计章程和各种规章制度来加强银行会计管理，纠正其违法、违纪、违规行为，及时整改，以化解风险。如：建立完善健全的会计内控制度，对资金流出业务，进行事前审查、事中监督，把差错、事故消除在日常业务处理之中。 二、银行会计管理的薄弱环节诱发了银行风险的产生 一会计核算风险。银行会计核算，是银行部门的主要任务，也是银行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工作。如果会计核算质量不高，运作程序不规范，都会形成银行风险。从办理日常传统的存、放、汇业务核算，进行受理与审查凭证、帐务处理、进行现金收付或办理转帐，到每日完成综合核算；从有价单证和重要空白凭证的出入库、领用、签发和销毁，到印、押、证的分管和使用；从会计科目的正确使用到帐务的处理和报表的编制；从会计业务的手工操作到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帐务处理，等各项具体业务，及至各个工作环节无一不存在着风险。近年来，银行业发生的众多经济案件，往往是与我们银行会计核算某个环节失去控制有关，而一些商业银行发生的严重违规经营，其方法也必须首先从会计核算上打开缺口，诸如滥用会计科目，帐外经营存款和贷款业务，隐藏存款，篡改帐表，造假帐，虚报会计信息等。 二银行结算风险。主要指银行业在办理结算业务中出现的风险。当前主要是指票据风险，特别是在办理商业汇票和银行汇票过程中，一些不法分子伪造、变造票据进行活动；新兴结算工具信用卡产生的恶意透支，以及银行“双人经办、双线控制、相互制约”的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坚持，至使银行资金和资产险象环生，风险实为不小。当前票据方面的活动之所以猖獗，除了社会环境和不法分子利用高科技作案，手段比较高明等客观原因外，基主要原因还在于我们银行内部防范风险的机制不严密。由于印、押、证三分管的制度坚持不严格，至使一是少数利欲熏心的银行工作人员利用业务之便，置法规、制度于不顾，盗用联行资金；二是银行汇票兑付行，领现手续不严，银行汇票可以转入储蓄存款帐而任其取现；三是因会计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工作有了失误，就会发生错发、误发、漏发、迟发，不仅延长了资金在途时间，还会给不法分子套用联行资金以可乘之机；四是电子汇划业务存在的风险。近年来，为了加快资金汇划速度，银行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务，实现了电子联行。但通过电子联行汇划的资金，仍然存在着大量风险。在实际操作中，也会发生“天上几秒”“地下几天”的现象。 三会计管理风险。一是各项规章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而引发的银行风险。二是制度不落实而产生的银行风险，有的会计部门违反会计帐务处理规范化原则，不严格执行会计操作程序，有的违反会计帐务处理授权分责原则，越权处理会计帐务，有的违反帐务处理监督制约原则，对联行印、押、证“三分管”制度坚持不严，有的违反帐务核对原则，重帐务核算，轻帐务核对，有的违反保密原则，对会计工具和数据管理不严，密押、印章，重要空白凭证随意搁置，有的电脑操作人员向他人泄露操作口令或程序保密指令，等等这些都是形成银行风险的重要原因。 三、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银行会计管理工作 一强化认识，加强领导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当今社会环境相对复杂、法制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人们对银行会计的认识不高，或不坚持制度，或违法违规经营，或疏于管理，或钻政策空子，这些都是诱发银行风险的温床。因此，我们要在认识上，摆正银行会计的位置，在实际工作中要强化银行会计是银行内当家的认识，强化银行能否坚持贯彻执行会计制度作为衡量一个会计单位基础工作好坏的基本标志，牢固树立银行“三铁”观念。各级银行领导要充分认识到银行会计工作的重要性，把银行会计管理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加强对会计工作的领导。在强化管理中，必须把银行会计制度建设、提高会计人员素质、把会计人员行为管理作为重要措施来抓。对会计人员不断进行业务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和思想教育，要大力树先进典型，宏扬正气。另外领导要关心职工的切身利益，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处在一线的负责同志要经常关注重要岗位人员的言行，及时交心谈心，预防发生问题。同时还必须经常性地对银行会计管理工作进行检查、督导，缺什么补什么，坚决把不安全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有效防范银行风险的产生。 二强化内控手段，真正做到有章可循、违章必纠。 一是坚持“双人经办、双线控制、相互制约”的原则以及印、押、证三分管制度；二是建立健全对重要岗位人员的约束机制，重要岗位人员适当进行轮换，选拔德才兼备的人员担任得要岗位的工作；三是经常进行查库，检查有价单证得要空白凭证的领用、保管和使用情况，全面实行事后监督；四是针对各行在计算机管理中的薄弱环节，要加强电脑操作制度的建立健全，做到操作定型、处理规范、人员固定、密码注册、责任分明；五是对内部职工犯罪的决不姑息迁就，一经发现必须严厉惩处。 三强化制度约束，落实管理责任制度约束是在银行会计每个运作环节和工作系统中建立起来的，包括各岗位职责、业务活动规程、部门制约制度等、整套行为规范及内部管理制度。是银行内部制约机制的核心。一是要建立和落实银行会计内控管理的领导责任制，将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执行的情况作为一把手、分管会计工作的副手和会计主管人员年度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二是建立和落实银行会计内控管理检查考核责任制，成立银行会计内控管理检查考评小组，对银行会计的各个部门、会计运作的各个环节以及会计管理制度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并实行按月结帐，按季考核，年终评比，对执行规章制度好的单位和个人优先给予专业技术职务晋级或适度的物质奖金和精神鼓励，对有章不循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批评教育和下岗培训后上岗，对违反制度规定，且态度恶劣，造成内部失控，造成资金损失和发生经济案件的要追究经办人和领导人员的经济、行政乃至法律责任。 四强化会计检查和分析，及时堵塞管理漏洞。 一是组织会计检查专班，定期或不定期对银行会计工作开展检查，重点检查其贯彻《会计法》、《银行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促进银行会计基础工作的管理和完善；检查帐务记载是否正确，发现差错及时纠正；检查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促进会计人员提高政治、道德和业务素质；二是按季开展银行会计分析，重点是以会计核算资料为依据，结合统计调查的有关资料，分析银行资金使用及质量是否正常，分析银行成本的高低及其影响原因，分析银行制度是否健全和完善，分析是否存在各类风险，并及时研究应对之策。 五强化依法运作，依法管理。 在银行会计管理工作中除了有制度约束外，还必须加强对银行会计的依法管理。特别是《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会计法》等法律法规都对银行会计的管理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法律依据，同时也给我们依法加强银行会计管理工作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因此，我们一是要组织银行会计人员学习、宣传、执行这些法律法规，使依法进行银行会计运作的管理成为他们自觉行动；二是推行金融执法责任制，行长要与会计部门的负责人、负责人与会计人员层层签订执法目标责任书，把会计部门要执行的法律法规落实到具体单位和具体责任人；三是为保证执法责任制的推行，还必须制定《量化执法标准制度》、《执法过错追究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制度》等制度规定来进行约束，坚决防止和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等现象。 六强化银行会计队伍素质的提高。 会计的规范运作和各项规章制度的制订实施，都必须依赖于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素质精、管理水平高的银行会计队伍，因此，我们必须对银行会计人员进行五项教育：一是与党的方针政策出台相适应，组织会计人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始终从思想上、行动上与常中央保持一致；二是与金融改革形势相适应，组织会计人员学习金融法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金融改革理论等；三是与依法运作的客观要求相适应，强化全方位、多层次的岗位培训教育，特别是要加大电脑培训和银行会计基础知识培训的力度；四是开展职业道德教育，使他们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五是进行综合治理和三防一保的教育，对会计岗位的人员要严格把关，经常考核，要教育他们时刻关注防盗、防抢、防，确保银行资金安全，同时要把他们培养成为与黄、赌、恶习绝缘的会计队伍。 七强化审计部门的稽核监督作用 各行审计部门要保持相对独立性，独立行使对银行会计管理的内控监控职权，要拓宽审计稽核监管业务范围，除了传统的业务和项目外，还应把外汇、信用卡等新兴、中间业务纳入内控范围，同时要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真正把防范和化解银行风险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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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违宪审查机制的构建研究【1】
摘 要 违宪审查是宪政的基本理念之一，也是宪法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目前已初步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取得了部分成就，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有待从各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从而真正实现民主与法治，推进宪政文明的发展。
关键词 违宪审查机制 模式 基本理念
作者简介：周玥彤，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31-02
一、违宪审查与宪法文化
宪法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它又代表着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的产物，宪法是多种文化因素交织而成的作品。
本文采用周叶中教授的观点，认为宪法文化是基于商品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的综合作用而产生的关于宪法、宪政制度和宪法结构等的认识总和。
当今社会，在众多写宪法文化的文章中，无论作者在其他方面有何分歧，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宪法文化的核心是宪政。
宪政的基本理念主要包含了宪法至上、政府守法、违宪审查以及保障人权等。
宪政是宪法文化的核心，因此这些基本理念也是宪法文化的核心。
由此可见，其中的违宪审查作为保障宪法实施最重要的形式和宪法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违宪审查的含义及模式
违宪审查作为宪法监督的一种，是宪法保障机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违宪审查是指享有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以特定方式审查和裁决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的制度。
当今世界范围内，以违宪审查权的归属为标准，可将违宪审查划分为四种模式：司法机关审查模式、立法机关审查模式、专门机关审查模式、复合审查模式。
司法机关审查模式多为美国、日本采用，它的优点在于以司法机关制约立法机关，从而保证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但依靠法官自由裁量，自由心证的司法活动难保绝对中立;立法机关审查模式的优点在于监督的直接性与快捷性，缺点在于立法机关自己审查自己，欠缺公正性;专门机关审查模式兼具了前两制度的优越，既避免了立法机关自己审自己的尴尬，又避免了法官的主观任意性，但实践中专门机关多为政治机关，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很难保证客观公正的监督;复合审查模式多为法国、英国采用，它的优点在于多重主体相互分工和密切配合，能够使违宪案件得到有效的审查，但多重主体也意味着权力分散、不统一。
每种模式都是精心制定，经过若干年历史的检验，不断修改，才得以沿用至今，但每种模式都有利有弊，随着时代的变迁，需要通过完善来适应新的社会变化，以保证宪法的权威性与有效性，这就成为了值得我们在实践中反思的一大问题。
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第62条和67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
因此享有违宪审查权。
同时，《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规定了司法机关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务行为的合宪性、合法性问题进行审查。
这就表明了，我国表面采取的是立法机关审查模式，实质上采取的是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相结合的的审查模式，由两个机关共同行使违宪审查权。
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国采取的是复合审查模式。
三、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现状
纵观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的现状，不难发现，继现行宪法和一些单行法律颁布之后，我国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该制度作为宪法监督的一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障宪法顺利实施，维护宪法权威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视。
但是，它也并非十分完善，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我国虽然采取的是复合审查模，但正如前面所说，多重主体共同审查必然导致权力的分散，实践中难以统一。
并且，司法机关只在特定的法律规定下才享有有限的违宪审查权，其余超出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范围的，司法机关则无权行使，只有依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来行使，由立法机关自己审查自己，在实践中必然会出现偏袒和怠慢，不可能达到完全公平，这使违宪审查流于形式。
而根据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只举行一次，在本次会议中要解决若干与国家和人民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可谓工作繁重，这无疑加重了全国人大的工作量，反之也难以保证审查质量。
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全国范围内的事宜，宪法规定共21项，更是无暇顾及。
长久下来，这就成为了一大被忽视的问题。
第二，我国现行宪法中未明确规定违宪审查程序的启动机制。
涉及违宪审查制度的仅有第5条、62、67条，以及第116条。
而其中几乎未涉及违宪审查程序的启动机制，唯一涉及的启动主体仅有立法机关，方式仅有事前的备案和批准，事后的撤销。
通过立法机关事前和事后审查相结合的自我审查模式来启动违宪审查程序，是有必要的，但若将其作为唯一的途径，必然达不到效果。
就宪法性法律而言，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略有涉及此内容。
根据立法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由此看出，公民有违宪审查的建议权，可以向立法机关提出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这是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一大突破，但仔细揣摩，弊端显而易见。
公民只享有建议权，最终是否启动该制度还是由立法机关决定，也就是说，启动主体仍然只有立法机关，而在国家公权力面前，公民个人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并且，就立法机关是否必须接受，及其工作时限，公民事后的维权救济等都未涉及。
法律赋予公民权利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实现，权利就如同一纸空文。
2003年由“孙志刚事件”引发的三位博士上书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宪，在当时一度引起舆论热潮，该案最终取得让人欣慰的结果，这是中国公民首次行使违宪审查建议权。
血的教训背后，换来的是新办法的出台，但对于违宪审查机制本身的启动，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据报道，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事件发生及学者上书后，并未给予任何形式的违宪审查或调查程序甚至是回应，可见，公民的建议权实属渺小，若非轰动一时的大案，恐怕上书也只会不了了之，并且程序上也存在重大问题。
该案距今已10年，而违宪审查启动机制的构建仍然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
第三，缺乏程序保障，宪法以及现行的各种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违宪审查的审查程序。
除了该制度的启动机制没有依据外，进入审查后约束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工作程序也没有依据。
立法法第90条规定由某个机关或机构来审查;第91条规定了制定机关的义务;第92条规定由报备机关具体规定。
总之，对于审查机关审查的时间、期限、程序等方面几乎没有约束，对于机关工作人员不作为以及不按规定作为的法律后果更是没有涉及。
因此，实践中必然会
出现久拖不办，搁置了事的情况，可见该制度亟待完善。
第四，我国至今没有一部有关违宪审查制度的专门性的单行法律。
实践中涉及此类案件并不常见，因此该问题在理论界探讨多年，但始终未被立法机关重视。
现在只能在《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一些单行法中模糊地看到违宪审查制度的“身影”，一直没有形成系统的体系。
因此，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并予以实施，将其从学界转化为法律条文，是有必要，也是可行的。
四、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构建
我国法治得以恢复的30年，也是飞速发展的30年，在这30年中，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到目前已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模式，即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相结合，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相统一的违宪审查模式。
但随着人们法制意识的提高，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它还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
针对前面提到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立足中国国情，建立专门机关审查模式为主，复合审查模式为辅的审查模式。
我国现行审查模式是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相结合的复合审查模式，审查主体多层次且单一，权力分散，难保公平。
而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涉及宪法问题的事绝非小事，因此，审查模式应该建立多重并用的方式，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即独立的宪法专门委员会，专门负责违宪审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及人民法院予以协助，相互分工，密切配合，统一工作。
目前全国人大中设有法律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处理各种法律事务，但并不专门针对宪法，因此缺乏针对性和专业性。
而设立宪法专门委员会则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内部的工作人员必须为宪法专业人士，这就避免了全国人大中非法学专业人士对违宪审查的过多参与，保障了审查的科学性。
同时，宪法专门委员会工作内容专一且明确，就无久拖不办的借口了。
这样既减轻了立法机关的工作负担，又提高了专门机关的工作效率，还保证了审查的科学性与公平性。
第二，制定一部专门的单行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违宪审查法》。
违宪审查作为宪法监督的一种，有些学者很早就提出我国应该制定一部专门的宪法监督法，在其中对违宪审查程序作出详细的规定。
这个建议是可行且必要的，但至今仍然未实现。
笔者认为，宪法监督包含的方面太多，在短时间内出台是不现实的，而当今社会又急需一部有关违宪审查制度的法律，因此可以先出台一部专门的违宪审查法，在日后再制定宪法监督法予以补充完善。
在违宪审查法的结构设计中，在机构设置方面，明确规定我国的审查模式，设立宪法专门委员会，规定各自的地位、分工与合作。
在程序方面，首先明确规定启动机制，扩大启动主体和方式，如规定公民行使建议权时，除了可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还可以直接向宪法专门委员会提出，而国家机关必须受理等;其次，分别针对三个主体，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专门委员会以及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方式、步骤、时限以及公民的救济做出明确的羁束性规定，建立程序保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在违宪责任方面，加大对违宪者的制裁，明确规定一旦审查某项立法或者某种行为违宪，对其惩罚的主体、程序以及方式，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三，增强公民的宪法意识，形成全民监督。
具体而言，大力在高校、国家机关、老百姓当中开展普及宪法的工作，树立民主与法治的氛围，形成全民自觉守法，相互监督的社会风气。
五、结语
违宪审查作为宪政的基本理念之一，也是宪法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从建立至今，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大亮点，同时又反过来推动了我国的民主与法治。
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这是值得我们欣慰的，但是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我国只是初步建立起了现有的审查模式，其中仍然存在众多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行政法的核心与理论模式作者：罗豪才行政法的核心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式。一、传统行政法学以行政权为核心够建理论体系传统的行政法学都是以行政权为核心来构建理论体系。战前的大陆法系国家如德、日以及旧中国等，他们的行政法学的核心概念，就是行政权。这集中表现在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架构上结构方面。传统行政法学的结构主要由有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行政组织法。行政组织、行政机关、行政主体，这三个概念的含义存在差别，运行机能也不尽相同，不是同等概念，但都与行政权有关，都是作为行政权的载体存在的。二是行政作用法或行政行为法，都是有关行政权运作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的法律。三是行政救济法。行政机关要为其权力的行使承担责任，给受损害的公民提供赔偿。总的说来，在历史上大陆行政法系国家强调以行政法为工具来保障行政权有效地行使，强调行政效率、公共利益等。英美传统行政法理论体系，主要也是三个部分，即由委任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三部分内容构成。这三个部分内容体现的中心原则，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委任立法是通过立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制约，行政程序是事中控制行政权，司法审查是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制约。可以看出，这种理论体系还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来构建，强调控权，不重视相对方应有的地位位置。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行政法学界也有过关于行政法性质、功能的争论，提出了控权、保权以及既要控权又要保权的三种理论观点。由于当时行政法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又急于回应社会实践的需求，便大量地从日本和我国台湾教材中“移植”其概念、原则甚至理论框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为制定行政诉讼法作理论准备，我国行政法学阶曾围绕行政法与行政权的关系、行政法的性质和功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等问题，展开一场关于行政法要“控权”、“保权”还是“既要保权又要控权”的争论。我国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场学术争论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因此争论并不深入的立法宗旨，与这一阶段理论争论有密切的关联。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制定与实施，我国行政法学界对实践的发展作了比较深入的总结。人们逐步认识到，虽然以行政权为核心构建行政诉讼制度，、强调维护和监督行政权，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整个行政法制、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来看，其视角比较狭窄，思路比较短浅，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比较突出，认识到以行政权为核心来构建理论体系具有很多缺陷很多，难以揭示行政法内在质的规定性和发展的预期，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事实上，二战后，特别是自80年代以来，无论是日本、美国还是欧洲，其行政法理论也不完全拘泥于传统的理论，也在不断探讨2。这些都促使我们重新考虑行政法的核心问题。二、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为核心重构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当前，理论界已就行政法的核心问题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我们认为，应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为核心来重构行政法的理论体系。以行政权和公民权的关系作为行政法的核心，应该说在当前的理论界争议并不大，共识程度比较高。行政权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只有同相关的概念结成一定关系，才有其实质意义。在行政法上，行政权与公民权是一对相互关联的范畴。行政法学归根到底也是权利义务之学。但是即便承认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是行政法的核心，也不等于只有一种理论模式。对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相互关系的认知和定位的不同，以及价值取向、目标的差别，会形成不同的理论模式。第一种理论认为行政主体和公民的关系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把公民置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主张二者法律地位不平等，强调维护行政特权。以这样的原则来构建的行政法理论体系，我们称之为“管理理论”。第二种理论强调控制行政权、保护公民权利，主张通过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来控制行政权，认为只有行政权受到严格控制，公民权利才有保障。其最大特点是突出监督行政的关系。，我们称之为“控权理论”。第一种理论曾主要流行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苏联等，第二种理论主要流行于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应该说，近几十年来德、日以及普通法系国家的行政法学已有长足的进步，无论在体系、方法、原则、规范，还是行政法的适用范围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加以借鉴，但也应当看到，他们的行政法理论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第三种就是我们所倡导的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我们认为，行政法关系的各方主体都是能动的，扩张的，又有两重性。双方既对立又合作，是行政法制发展的根本原因。行政法对双方主体既要加以制约，又要加以激励。当然在中国现有的法治条件下，我们应该重点强调制约行政权。行政主体应维护和增进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行政相对方要理解和支持行政主体的执法行为，特别要通过互动的参与机制，形成和谐、合作的行政关系格局。我们的理论框架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因此，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为核心来构建行政法理论体系，至少有三种模式。这些模式在价值取向、目标、规范体系、制度体系的设定，以及行政法治原则的适用范围和要求等方面都存在差别3。三、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创见与价值在行政法学的研究中，是否还存在别的研究视角？是否还有别的研究范式，或者别的理论模式？回答是肯定的。行政法现象纷繁复杂，并在发展之中，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行政法的研究方案也呈现多样化，理论模式决不会是单一的。何种理论模式更具合理性，有待时间的考验。但是，我们认为，行政法的平衡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模式，主要有自己的有如下独特的创见和价值特点:（一）平衡理论为建立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良性互动构筑重要平台提供理论支持。要构筑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行政领域十分广泛，具体关系多种多样，非常复杂。但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强制性行政行为的范围将日益缩小，而以协商、引导等方式实施的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为将大量增加。激励性规则的引进，将极大地改善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平衡理论认为，要构筑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良性互动的平台，必须保证行政法关系主体之间平等的法律地位。从我国宪法上看，这个问题早已明确。但仍有不少人认为，“行政法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公法”，“主体地位不平等是行政法的本质特征”。我们认为，主体地位平等是现代行政法治的重要标志，就我国当前转型的社会形态而言，首先要逐步提升相对方的法律地位，使其成为独立的主体；其次，要调整行政主体的职能，改革行政权力的运作方式；第三，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增强其公共治理能力；第四，要尽量发挥其他国家机关的制约作用，保证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处于动态平衡平等。（二）平衡理论为调整行政法权利（权力）结构机制的构建提供理论指导。在行政法实践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行政主体和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作为最优化的平衡状态是相对的，不平衡状态则是绝对的。平衡理论不仅在行政法学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上有所创新，同时非常注重对行政法制度的研究。主张构建调整权利结构的机制，明确评价权利结构平衡与失衡状态的标准，并通过相应的手段对影响权利结构平衡的各种因素进行有效的调整，以维护和实现相对平衡的状态。平衡理论认为，有效的机制是发展和维持一种良好行政法制度的重要保障。如果没有良好的机制调整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结构，一个完美的制度设计是无法在运作中发挥现实作用。因此，行政法学不但要对制度本身进行研究，还要研究相应的机制，通过机制的有效运作，实现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平衡。在行政法机制的构建上，应当特别注重对激励机制的研究。建立激励机制是现代行政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这是由现代市场经济、现代行政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而这些机制的构建与权力的配置、行政程序的设置以及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标准有着密切的联系。（三）平衡理论揭示了行政法特有的不对等关系。平衡理论首次揭示行政法关系的本质特征，认为行政法关系中的每一个具体关系都是不对等的。一般情况下，在实体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形成行政机关为优势主体、相对方为弱势主体的不对等关系；在程序法律关系和司法审查关系中，则形成另一种反向的不对等关系。4不对等关系是行政法关系不同于私法领域的其他法律关系的最重要特征。在行政法关系中，一定的不对等关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不等于所有的不对等关系都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也不等于不同性质的不对等关系必然形成平衡的行政法关系。平衡理论对行政法中不对等关系的揭示，有助于行政法在权利义务配置的合理化方面取得的突破。我们在研究特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不对等关系的形成过程的同时，要研究正向不对等关系的必要性、行政指导和行政合同等非强制行政行为过程中形成的不等关系的特征和行政程序、司法审查中的反向不对等关系等等相关问题。另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中不对等程度的区别，具体法律关系的不对等与行政法关系平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与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制度构建之间关系。把不对等关系问题的研究与行政管理、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具体制度安排相结合，改善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的结构。（四）平衡理论揭示了行政程序的性质。行政程序制度的建构对于建立和维持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对行政程序性质的研究和探索至关重要。传统行政法理论认为，行政程序规范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既可以是权利性规范也可以是义务性规范。不同的学派持不同的主张，集中体现了不同的程序性价值取向。这种观念阻碍了行政程序理论的发展和行政程序制度的建设。平平衡理论第一次把行政程序界定为行政行为的时间和空间的表现形式，并根据双方的情势，认为把行政程序法应重点制约行政主体的行为，应为其设定更多的规范界定为义务性规范。，但不同的行政行为其适用的程序的性质应有所不同，行政相对方亦应遵守必要的义务性规范。是对行政程序理论的重要变革。平衡理论认为，义务性的行政程序规范，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义务性规范，行政程序其制度的设计应当充分考虑行政行为对相对方权利的影响程度。但行政程序不应是越复杂越好，越严格越好，而是要根据行政行为的不同作出不同的安排。对于严重影响相对方权利的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许可等，应当设置严格的行政程序，以规范行政行为，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对于不会严重影响或者不会直接影响相对方权利的行政行为，如行政指导行为、行政合同行为、行政建议行为等，应当设置相对宽松的行政程序，要给行政机关积极行政、充分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留有余地。（五）平衡理论有利于行政法方法的创新和引进。促使行政主体和相对方进行良性互动、进而调整权利结构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平衡理论主张运用各种有效方法实现权利义务的均衡化。这有利于方法论的创新和引进。除了传统的历史、比较、逻辑等方法外，平衡理论更多地运用博奕和利益衡量的方法研究行政法的制度、机制和规范。在某种程度上讲，行政立法是一个通过博奕的方法使行政主体和相对各方达成共识或达成一定的共识，并通过一定的程序上升为法律和政策的过程；行政管理是行政机关和相对方在既有的规则（法律规范和行政政策）的框架内的博奕过程。平衡理论为引进博奕方法研究行政法问题提供理论上的可能，而博奕方法有助于分析和解决行政机关和相向对方的动态矛盾，为制度的设计和机制的构建提供实证依据。博奕方法的引进，有利于促进作为博奕规则的法律规范和行政政策公平、公开，并有利于优质的行政对策的产生和行政管理质量的提高，对于揭示行政法的价值取向也有重要意义。由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司法审查案件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利益平衡已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司法方法。平衡范畴不仅体现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状态，同时也体现一种方法。在司法过程中，利益衡量是法官审视行政法主体之间博弈是否符合原则和规则的重要方法，同时，利益衡量也是在司法解释和司法裁判的过程中促使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正在司法审查的各个领域受到重视并得到不断运用。（六）平衡理论揭示了行政法的功能。关于行政法的功能问题，理论界历来争议很大。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从平面思维转换到立体思维，可以认识到行政法应当为行政主体和相对方良性互动的构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首先，行政法为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提供一定的程序和机制，使各方有可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主张。5这种利益主张表达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一个政治过程，但更多的应当体现为一个行政过程，这就要求行政程序的公平、公开和公正。其次，行政法还应当为行政机关和相对方合理的利益主张的实现提供渠道和保障。其三就是这是一个权利补救的问题，即当相对方的合理利益主张无法通过相应的制度和机制获得实现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候，提供应当有一个后续的制度和机制作为权利补救的保证。此外第三，行政法不但应当具有为行政法主体利益主张得到代表并得以实现的功能，还应当具有保护行政法主体利益以外的权利的主张和实现协调发展的功能。行政法的功能不应当简单的界定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保护公民权利，我们需要通过对行政过程的研究，揭示现代行政法的最高真正功能，并为行政法制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尽管平衡理论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发展，但目前还存在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今后，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对行政相对方行为、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平衡理论是一种开放式的理论，自身也正在不断的完善。理论模式的变化，会引起行政法概念、原则、制度等方面的变化，也会引起行政法的价值取向和目标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深入研究，整体把握。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进取。例如：注意行政法权利（力）结构的研究，主张现阶段要强调提升行政相对方的法律地位，合理定位行政职能，调整行政权力，综合利用相关因素，逐步实现权利（力）结构动态平衡、实现利益均衡、实现行政法关系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主张整合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调整规范体系，形成统一、有机、协调的行政法律制度；强调制约与激励并重、实体与程序并重的行政法机制；主张行政程序重点制约“硬性行政行为”，对“软性行政行为”，则重绩效，只要求其符合一般程序原则；主张保障行政相对方权利的行使，促进其与行政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一种合而不同、和谐的行政法制环境；注意研究行政法制方法，提倡在某些决策过程中，通过各方反复博弈，形成广泛共识，并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坚持行政法治原则支配整个行政过程，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实现行政法权利（力）结构的均衡化；等等。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行政法平衡理论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群体，并已历时十余年。本书作者是参与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一员，为行政法平衡理论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书以两个对立的理论模式为切入点，对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作了系统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对行政与法律的基本理论作了深入的阐释，对中国的行政法理论状态提出不少建设性批评观点，反映了一部分平衡理论研究的成果，具有一定的创见。本书作者作为一名法官，对基础理论的实践运用价值问题有较为深入的观察和分析，有独到的见解。因此，本书对于推动司法改革，完善司法机制，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注释:1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会理事长。2 可参见：（英）CarolHarlow, RichardRawlings,在《Law andAdministration》（《法律与行政》）一书中关于行政法的“红灯理论”和“绿灯理论”的论述；[日]和田英夫在《现代行政法》一书中关于“对以公共权力为中心的行政法体系一直在传统的行政法中占主导地位，现在人们对此提出了疑问和批评，不断主张建立新的方法”（第12页）的论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3 关于行政法的三种理论模式，即“管理理论”、“控权理论”和平衡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异之处，我曾在一些论著中论及，也有其他同志的相关论著可以参考。可参见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4 参见罗豪才、袁曙宏：《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石》，《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 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和“平衡理论”范畴》，《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5 美国学者理查德·B·斯图尔特认为，“历史上，行政法的根本前提始终是限制政府权利以保护私人自治权”，然而，由于积极行政的出现，公民的参与，“私人行为和政府活动截然两分的领域已经融合在一起”。这个设想就不再是一个适当的模式了，外部对政府控制的原则已“无济于事了”。他更认为，“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是，行政法的功能不再是保障私人自主权，而是代之以提供一个政治过程，从而确保在行政程序中广大受影响的利益得到公平的代表”。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著，沈岿译：《美国行政法的重构》，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6－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