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击研究论文

鸟击研究论文

1）长江中下游湖泊水鸟越冬生态及其多样性维持机制；2）濒危水鸟的保护遗传学及种群管理；3）区域生物多样性监测技术和信息化管理；4）干旱景观小兽乳动物的分子生物地理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项、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项目2项、世界鹤类基金会（ICF）项目1项、安徽省教育厅重点科研2项，安徽省林业厅和环保局以及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多项，所承担的科研项目经费累积达400多万元。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译文38篇，主编专著2部，参编2部、翻译著作1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沙鼠亚科的分子系统地理学研究（30370215） 欧亚干旱区若干沙鼠的分布学和系统地理学研究（30711120659国际合作项目） 长江流域留居东方白鹳繁殖适应性及其形成原因的研究（30470257） 迁徙停歇地繁殖东方白鹳的种群遗传背景及其保育策略（30870317） 中韩东方白鹳种群保护与生境恢复国际研讨会（31081340354国际合作项目） 长江中下游湖泊越冬白头鹤对湿地扰动的生态适应（31172117）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 沉陷区湿地生态系统重构与生态服务功能示范（2012BAC10B02-8）主持国家林业局项目： 大别山山地（安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2012-2013）主持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子课题： 淮河流域湿地现状、问题及与水生态安全的关系研究（2011-2013）主持W WF项目： 长江流域淡水生态区生物多样性展望（安徽部分）（CN0088.03-YZ01） 长江中下游和南黄海湿地水鸟调查（安徽部分）（CN039.02）主持ICF项目： 安庆沿江湖泊越冬白头鹤的生境选择（2004）主持省科技厅项目 安徽省生物物种资源信息中心建设(PT20083024) 我国湖泊野生克氏原螯虾的种群遗传多样性研究(11040606M76)主持省教育厅项目： 几种水鸟对湿地环境污染的预警作用研究 污染胁迫下克氏原螯虾种群的遗传分化主持安徽省环保局项目： 安徽省物种资源调查 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本底调查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安徽省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主持安徽林业厅项目： 安徽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兽调查监测技术研究 安徽省湿地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主持的其他项目： 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子项目菜子湖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 骆岗机场鸟类调查与鸟撞生态防治对策研究 迪沟湿地生态调查 骆岗机场夜间鸟情调查研究 沙颍河航道治理工程生态调查 沱湖湿地生态调查 望东公路长江大桥段生态调查 淮河干流水生生物监测 我国重点海域水鸟调查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鸟类群落生态调查及鸟击防范对策研究

 安庆沿江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与管理.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共同主编） 中国鹤类研究文献题录，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9（共同主编） 新视野百科全书鸟，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6（合作翻译） 啮齿动物生态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2008.1（参编）发表的部分论文（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1. ZhouLizhi, Ma Yong, Rodent species richness in relation to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the arid regions of China. Arid Ecosystems，2001, 7(14-15):67-782. GuiyiZou, Lizhi Zhou（通讯作者）, Xiangdong Zha, Baowei Zhang, Tianbiao Zhao, Jun Liang.Geographicalpattern and historical demography of midday gerbil Meriones meridianus inferredfrom the sequences of the mitochondrial DNA control region. Journal of RussianTherology, 2008, 7（1）：25-32.3. YajunXING, Lizhi ZHOU（通讯作者）, Youyu ZHANG and Xinjian WANG. Geographical patterns based onfaunal types of breeding birds and mammals. Integrative Zoology, 2008, 3(4):280 - 2894. ShutingZAN, Lizhi ZHOU（通讯作者）, Hao JIANG, Baowei ZHANG,Zhi'an WU, Yinxu HOU.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oriental white stork (Ciconiaboyciana): implications for a breeding colony in a non-breeding area.Integrative Zoology, 2008, 3(3): 235 - 2445. ZhouBo，Zhou Lizhi（通讯作者），Chen Jinyun，Xu Wenbin. Diurnal Time-Activity Budgets of Wintering Hooded Cranes(Grus monacha) in Shengjin Lake, China. Waterbirds, 2010, 33(1): 110-1156. YunHuang，Lizhi Zhou（通讯作者）. Screening and application of microsatellite markers for geneticdiversity analysis of Oriental White Stork (Ciconia boyciana). Chinese Birds，2011,2(1):33–387. ChenJinyun, Zhou Lizhi（通讯作者）, Zhou Bo, Xu Renxin, Zhu Wenzhong, Xu Wenbin. Seasonal dynamics ofwintering waterbirds in two shallow lakes along Yangtze River in AnhuiProvince. Zoological Research，2011,32(5): 540-5488. LiliZhang, Lizhi Zhou（通讯作者）, Yanli Dai. Genetic structure of wintering Hooded Crane (Grusmonacha) based on mitochondrial DNA D-loop sequences. Chinese Birds, 2012,3(2): 71-81.9. GangLiu，Li-zhi Zhou（通讯作者），Chang-ming Gu. Complete sequence and gene organization of themitochondrial genome of scaly-sided merganser (Mergus squamatus) and phylogenyof some Anatidae species. Mol Biol Rep, 2012,39（3）:2139-214510. GangLiu, Lizhi Zhou（通讯作者）, Lili Zhang, Zijun Luo, Wenbin Xu.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genome of Bean goose (Anser fabalis) and implications for Anseriformestaxonomy. PLoS ONE, 2013, 8(5): e63334.doi:10.1371/journal.pone.0063334.11. GangLiu, Lizhi Zhou（通讯作者）, Xiaohua Li and Dimiao Lu.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invasive red swamp crayfish in China revealed by ITS1 variation. BiochemicalGenetics, 2013, 51: DOI 10.100712. LizhiZhou1（通讯作者）, Weiwei Xue, Shuyu Zhu, Kai Shan, and Junlin Chen. Foraging habitatuse of Oriental White Stork (Ciconia boyciana) recently breeding in China.Zoolgoical Science, 2013, 30(7): 559–564.13. ChenYANG, Yinxu HOU, Lizhi ZHOU（通讯作者）. Behaviors of the Oriental White Stork(Ciconia boyciana) in a semi-natural enclosure. Chinese Birds, 2013, 4(2)::161–16914. ZhaoFengting, Zhou Lizhi（通讯作者）. Habitat utilization and resource partitioning of wintering hoodedcrane and three goose species at Shenjin Lake. Chinese Birds, 2013,15. 周立志, 宋榆钧. 长春花背蟾蜍春夏季种群生态研究. 动物学杂志, 1997, 32(6): 26-3116. 周立志, 宋榆钧. 花背蟾蜍摄食生态的研究. 生态学杂志,1997,16(4): 29-3417. 周立志, 宋榆钧, 贾庆舒, 赫锦峰. 花背蟾蜍繁殖种群的食物多样性和营养生态位研究. 动物学杂志, 1998 , (2): 40－4518. 周立志, 宋榆钧, 马勇.紫蓬山区三种鹭繁殖生物学研究. 动物学杂志, 1998, 33(4): 34-3819. 周立志, 宋榆钧, 王岐山. 仙八色鸫繁殖习性和雏鸟生长的研究. 东北师大学报, 1998,(3): 84-8820. 周立志, 宋榆钧, 宣颜. 紫蓬山区国家级森林公园春夏季鸟类的生态分布和区系分析. 东北师大学报, 1998,(1):63-6821. 周立志, 马勇，宋榆钧. 紫蓬山区国家级森林公园繁殖鸟类资源及保护对策. 野生动物, 1998, 19(6): 14-1522. 周立志, 宋榆钧. 紫蓬山区三种鹭繁殖成效研究.生物学杂志, 1999, (3):21-2323. 周立志, 宋榆钧. 紫蓬山区三种鹭雏鸟的食物多样性研究. 生态学杂志, 2000, 19(3): 66-6824. 周立志，马勇，李迪强等. 大沙鼠在中国的地理分布. 动物学报, 2000,46(2):130-137.25. 周立志，马勇，叶晓堤等. 沙鼠亚科物种空间分布格局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动物学报, 2001, 47(6):616-624.26. 周立志, 宋榆钧. 乌鸫繁殖生态的研究. 生态学杂志, 2001,20(4):32-3427. 周立志，马勇等. 中国干旱地区啮齿动物物种分布的区域分异. 动物学报, 2002, 48(2):183-19428. 周立志, 马勇. 中国干旱区啮动物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 生物多样性, 2002,10(1):44-48.29. 周立志. 松鸦的繁殖生态. 动物学杂志，2002,37(5):66-6930. 周立志，宋榆钧，王岐山. 红头长尾山雀繁殖生态的研究.生态学杂志, 2003, 22(2):24-2731. 周立志，李进华，尹华宝，苌伟，王翔，刘奇，徐思琦，桂学琴，严睿文. 三种重金属元素在鹭卵中富集特征的初步研究. 应用生态学报, 2005，16（10）: 1799-180432. 周立志，李进华，张磊，仇文娜，于振伟，杨浅，陈春玲. 颍上八里河自然保护区鹭卵3种重金属残留分析. 动物学杂志，2006, 41（2）：48-5233. 杨陈，周立志（通讯作者），朱文中，侯银续. 越冬地东方白鹳繁殖生物学的初步研究. 动物学报, 2007, 53（2):215-22634. 侯银续，周立志（通讯作者），杨陈，王岐山. 越冬地东方白鹳的繁殖干扰. 动物学研究, 2007, 28(4):344-35235. 宁恕龙，周立志(通讯作者)，张保卫等. 基于线粒体细胞色素b基因的中国大沙鼠系统地理格局. 动物学报, 2007, 27 (4):195-199.36. 王新建，周立志(通讯作者), 张有瑜，邢雅俊，顾长明. 周立志安徽省兽类物种多样性及其分布格局. 兽类学报, 2007,27(2):175-184.37. 梁君，周立志(通讯作者)，张保卫等. 长爪沙鼠线粒体细胞色素基因的遗传变异及地理分化. 兽类学报, 2007, 27 (2):138-145.38. 陈春玲, 周立志（通讯作者）, 江浩, 吴治安, 邓磊, 汪维平, 杨荣景, 童康. 几种常见有机氯农药在东方白鹳和白鹤羽毛中的残留分析. 动物学研究, 2008,29(2)：159—16439. 张有瑜, 周立志（通讯作者）, 王岐山, 王新建, 邢雅俊. 安徽省繁殖鸟类分布格局和热点区分析. 生物多样性, 2008, 16 (3): 305–31240. 昝树婷, 周立志（通讯作者）, 江浩, 张保卫, 吴治安. 合肥野生动物园东方白鹳的保护遗传学初步研究. 生物学杂志, 2008, 25(6)：22-25.41. 周立志，张磊，仇文娜，于振伟，杨浅，陈春玲. 夜鹭雏鸟三种重金属污染物的富集特征.安徽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33（5）：86-9042. 刘彬，周立志（通讯作者），汪文革，沈三宝，韩德民. 大别山山地次生林鸟类群落集团结构的季节变化. 动物学研究, 2009，30(3)：277-28743. 周波，周立志（通讯作者），陈锦云，徐文彬，程元启. 升金湖越冬白头鹤集群变化及领域行为. 野生动物, 2009，30（3）：133-13644. 周立志. 安徽省鸟类分布新记录--震旦鸦雀. 安徽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34（4）：91-9245. 陈军林，周立志（通讯作者），许仁鑫，韩德民，刘彬，曹玲亮，王勋，薛委委. 巢湖湖岸带鸟类多样性的初步研究. 动物学杂志，2010，45（3）：139-14746. 张伟，张保卫，周立志（通讯作者）. 使用林鹳微卫星引物对东方白鹳基因组DNA进行交叉扩增. 生物学杂志, 2010，27（4）：45-4847. 王丽君，周立志（通讯作者），万政云，张保卫，许仁鑫，张有瑜，薛委委. 骆岗机场鸟类多样性及鸟击风险分析. 野生动物, 2010，31（3）：127-13048. 薛委委，周立志（通讯作者），朱书玉，单凯，王立东，许仁鑫. 迁徙停歇地东方白鹳繁殖生态研究.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 2010,16（6）：828-83249. 王丽君，周立志(通讯作者)，马勇. 中国鼠疫宿主鼠类丰富度格局及疫区环境因子分析. 兽类学报，2010，30（4）：357-364.50. 曹玲亮，周立志（通讯作者），张保卫. 安徽三大水系入侵物种克氏原螯虾的种群遗传格局. 生物多样性, 2010,18(4):398-40851. 陈锦云, 周立志（通讯作者）. 安徽沿江浅水湖泊越冬水鸟群落的集团结构. 生态学报，2011, 31(18): 5323-533152. 谷登芝, 周立志（通讯作者）, 马勇, 宁恕龙, 侯银续, 张保卫. 中国柽柳沙鼠线粒体DNA 的地理变异及其亚种分化. 兽类学报，2011,31(4):347 -357.53. 代艳丽, 周立志（通讯作者）. 一种改进的方法提取白头鹤烘便DNA. 野生动物，2011, 32(4): 203-20754. 徐小雨，周立志（通讯作者），朱文中，许仁鑫，曹玲亮，陈锦云，王勋. 菜子湖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特征. 生态学报， 2011, 31（4）：943-953.55. 吴东艳，周立志（通讯作者）.安徽沿江两个富营养化浅水湖泊克氏原螯虾 (Procambarus clarkii)遗传毒性比较. 湖泊科学, 2012，24（1）:129-136.56. 罗子君，周立志（通讯作者），顾长明. 阜阳市重要湿地夏季鸟类多样性研究. 生态科学, 2012, 31(5): 530-537.57. 黄翔，周立志（通讯作者）.蒙新区子午沙鼠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 兽类学报, 2012,32 (3):179 -187.58. 周璐璐，周立志（通讯作者），万政云，薛委委，李春林，许仁鑫.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鸟类多样性及鸟击风险评价. 四川动物，2013，32（4）：619-626.  2005年被遴选为“安徽省高校学科拔尖人才” 2006年度获“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06年被遴选为“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2010年被遴选为“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虽然绝大多数鸟类都有体形小、质量轻和飞行速度小的特征，但鸟击破坏的危害主要来自飞行器和鸟的相对速度，而并非鸟类本身的速度。 根据动能定理，E=1/2 MV2 。其中M 是鸟的质量，单位是公斤；V 是鸟和飞机的速度矢量和，单位是米/ 秒，由于鸟的飞行速度相对飞机较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以认为鸟相对于飞机的速度就是飞机的速度，比较典型的飞机中低空爬升速度是150 节到250 节，也就是 77米/ 秒到128 米/ 秒。此时的飞机若和一只0.5公斤的鸟相撞，就会产生约 1500----4000 焦耳的能量（你把一个重1公斤的石头块拿起来放到高1米的桌子上，你的身体要消耗大概10焦耳的能量），这些能量在瞬间被飞机吸收，接触部位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破坏。 这种破坏力可能达到惊人的程度，15%-20% 的鸟击会造成飞行器损伤。同时，鸟击对飞行器的破坏程度与撞击的位置和鸟的种类( 重量) 有着密切的关系，导致严重破坏的撞击多集中在非动力系统(包括导航系统和翼面)和动力系统两方面。 鸟撞飞机主要在飞机起降时，并都集中在风挡、发动机、机头机翼前缘等部位。其中，风挡、发动机的概率最大，而这些部位又是飞机比较薄弱和要害之处，因而被鸟撞后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

雷击伤与电击伤研究进展论文

触电和雷劈相比，肯定是雷劈更加的惨，这是因为雷电的能量，是非常巨大的，被雷劈9死1生，而触电还能够有挣脱的机会。

触电和被雷劈我个人感觉触电的情况是更惨的，因为触电前期你是有感觉的，要一直承受着电压带来的痛苦，而雷劈不需要，你瞬间失去了意识。

被雷劈更惨。科学家把人当导体发现，人触电，电流会在人的体内传播，一旦切断电源人就会没事，但是被雷劈会导致人的死亡。

1.悲剧发生在2004年3月10日周三下午3时50分左右，淅淅沥沥的春雨正落在新加坡裕廊体育场碧绿的草坪上，新麒二队的队员们正在裕廊体育场进行着一堂普通的训练课。突然，空中响起一声闷雷，队中身材高大的中国球员姜涛顿时四肢伸展着倒在绿茵场上，旁边的人看到一股焦烟从他身上冒起。事发之后，有人马上给姜涛作人工呼吸，但无济于事。之后有救护车飞速赶来，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抢救。可是，医院的心电图显示，姜涛没有任何反应。救护人员于下午4时零5分证实他已气绝。据医生事后断定，姜涛已经在被闪电击中的一刹那当场死亡。警方把此案列为“非自然死亡”处理。2.哥伦比亚的卡利竞技足球队在2007年10月24日的一次训练中，因遭雷击而酿成二死三伤的惨案。其中，24岁的前锋乔瓦尼-科尔多瓦，本赛季以来已进球11个，是俱乐部最佳球员，他被雷电击中后造成了严重烧伤，内脏也受损，在医院抢救中不幸身亡，另一位球员埃尔曼-加维里则被雷电击中后当场死亡。3.刚果民主共和国的bena tshadi俱乐部是这个悲剧的主角，在一场比赛中，一道闪电突然降临，酿成了这个悲哀的突发事件。那是在1998年10月，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的一场比赛中，主队bena tshadi暂时同basanga战成1-1平，这时一道闪电击中了一名球员身上的螺丝钉，“闪电杀死了bena tshadi在场上的11名球员，从20岁到35岁。”这是金沙萨的l'avenir日报的报道。场边也有30多人受伤，最奇怪的是，客队的11名队员都安然无恙。

中国鸟类研究论文

鸟是根据气候的变化而选择自身的变化，也就是说根据气候选择适合自己居住的环境。

3月3日，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詹祥江实验室在《Nature》（自然）在线发表关于鸟类迁徙的研究论文。团队通过整合多年卫星追踪数据和种群基因组信息，建立了一套北极游隼迁徙系统，揭秘其迁徙路线的主要形成原因和长距离迁徙关键基因。 北极游隼卫星追踪和迁徙系统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供图 世界上每年有数十亿只候鸟在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迁徙，迁徙路线几乎遍布全球。候鸟的迁徙路线如何进化而成？当前如何维持？在未来气候变化下可能有何改变？不同的迁徙策略是否有其遗传基础？这些问题是鸟类学和行为学关注的重要科学问题。詹祥江实验室和国内外多家研究机构合作，历时6年，在北极圈自西向东的主要繁殖地为56只游隼佩戴卫星追踪器，构建出一套北极游隼迁徙系统。卫星追踪发现，这些北极游隼主要使用5条迁徙路线，在种群和个体水平上具有非常高的迁徙连接度和重复性。同时这些种群的迁徙距离显著不同：西部两群短距离迁徙（平均3600公里），东部四群长距离迁徙（平均6400公里）。 种群动态推断及潜在繁殖、越冬地重建结果显示，在末次冰盛期到全新世的转换过程中，因冰川消退而带动的繁殖地向北退缩以及越冬地变迁，可能是游隼迁徙路线形成的主要 历史 原因。对于当前的迁徙路线，研究发现不同路线之间的环境异质性很强，环境巨变区域与迁徙路线边界高度吻合，且路线之间的差异与选择性遗传分化的相关程度明显大于中性遗传分化，从而说明环境的差异及相关的本地适应在维持当前迁徙路线中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对长短迁徙种群基因组的对比分析，研究首次发现了一个和记忆能力相关的基因ADCY8在长距离迁徙种群中受到了正选择，实验证明长、短迁徙种群主要基因型存在功能差异，揭示了长时记忆可能是鸟类长距离迁徙的重要基础。研究通过模拟预测，在未来全球变暖日益严重的情境下，亚欧大陆西部的北极游隼种群可能会面对两方面的威胁，即迁徙策略的改变和主要繁殖地的退缩。 编辑/高艳

你好！以下内容仅供参考：关键词： 栖息 生态环境 保护调查目的：（1）提高学生爱鸟意识的需要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对鸟类的保护意识，探究迁移鸟类的活动方式，记录其测量值，建立校园鸟类活动资料，长期观察监测环境状况，掌握鸟类活动的领域范围，并在长期的观察中，建立校园鸟类的资料、与栖地利用之间的互动资料。（2）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人的素质主要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在这一素质结构中，思想道德素质是一个人的整体素质提高的基础。随着素质教育在中小学全面实施，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为直接目的的社会公德教育，正在成为基础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调查期间：2001.9~2002.12活动地点：江苏省溧阳市竹箦中心小学江苏省溧阳市竹箦镇各个地区调查方法：根据鸟类活动情形，选择适当地点架设鸟网，鸟网数量视工作人员数量而定，并于架网区设立布告，说明鸟网用途以免误会。自架网后每小时内至少巡网一次，遇鸟上网即将其解下带回就地设置临时工作站处理。工作站的处理项目包括上环、测量、记录。记录资料包括脚环号码、年龄、性别、嘴长、全头长、最大翼长、跗蹠长，重量、换羽等。所有测量以及记录方式，匀用最新方法处理。工作完毕之后，原地将鸟类放飞。工作中止或当天工作结束后，立刻将鸟网撤出收回。工作完成之后，填报相关报表资料。预期成果：长期监测鸟类与环境关系。得知样区内鸟类出现的栖地状况及月份资料。收集记录鸟类基本测量值，建立野外族群资料。调查意义：会投入鸟类调查的工作，本来只是出自好奇与兴趣，很少思考所谓的意义问题。有的同学来问讯，顺便一道分享而已。这时候，同学们就会惊叹：“学校里居然有那么多不同的鸟！”如果持续定期会面，共同观察，眉飞色舞掩不住的喜悦，很快就感染了“疯鸟症”。偶而，他们还会议论这样一些问题“校园里共有几只鸟？麻雀是公的还是母的？白头翁的头是白的吗？你看到过乌鸦没有？”过了一段时间又有学生问了这样一些问题“国家保护的鸟有哪些？该如何保护？农村乡下的人们意识可能会淡薄一些，恐怕应该加强保护。”参与者由欣赏、认识到关心，这是学校鸟类调查额外的收获，学生对鸟的保护的意识不知觉就产生了。调查结果：1，共计有成员45人、240人次、活动39次。2，校园内涉及鸟种12种、580只、活动31次。3，校园外涉及鸟种17种、78只、活动8次。4,校园的环境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分析讨论校内及周边地区鸟类分布情况分析了解鸟类的分布情况，保证鸟类研究的前提条件。本研究通过观察记录、调查分析，抽样调查，认为竹箦中心小学校园及周边地区鸟类分布的情况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环境较为安谧的地方，鸟儿的出现率较高。不管是校内也好，还是校外也罢，鸟儿总是在环境比较静的地方出现，例如学校图书馆周围的林子里，总能听到欢快的鸟叫声。 第二，树林比较多的地方，正是鸟儿们的天堂，正如老舍的《鸟的天堂》里所描述的一样，林子大了鸟儿也自然也多了。 二、 引起鸟儿分布不匀的原因 原因有多方面，而我们直接就能感觉到的是，由于我的大家环境意识的溥弱，加之工业的发展，使得生态环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有噪声的污染，有空气的污染，有各种各样建筑的占据。剩下了一些仅有的没有被破坏的地方自然成了鸟儿们的唯一乐园。而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人以捕杀飞鸟为乐趣，甚而至于有的人以捕杀飞鸟为乐趣，这些人简直就是可恶之极。给出建议 第一， 必须大力保护环境，这是我们一致得出的结论。我们要把朋友请过来，必须要把屋子打扫干净，同样我们这些灵性的鸟儿们更是挑剔的朋友，必须把周围的环境搞得更加整洁和美丽，它们才愿意光临我们的生活环境。 第二，鸟是人类的挚友，她和我们共同拥有这片蓝天，共同呼吸着这自由的空气……，让我们的学生从小就在心里默认这样一位朋友，通过开展更大范围的活动，平时我们更多地了解鸟类的知识，通过上网查询、阅读资料等途径，对鸟的知识作出更多的了解。只有对它们了解了，才会慢慢地喜爱它。使我们由衷地保护这可爱的生灵。杜绝一些不法分子对飞鸟的捕杀。 第三， 世有画眉的婉转鸣唱，白鹭的青天高翔，布谷的低鸣，夜鸟的欢愉唱晚；还有那，鹦鹉学舌，腊子跃食，什锦情浓，更有那，娇凤的色彩瑰丽，丝鸟的羽翼金黄，黄雀的晨间啼转……，这此需要有更多的绿荫，从自我做起为学校，为家乡增添更多的绿荫，让更多的鸟儿在我们身边出现，让鸟净化人的心灵，人效仿着鸟的钟情，人鸟之间，永远奏响生命的交响曲！

1906年11月18日，郑作新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一个教师家庭，祖籍福建省长乐市。父亲郑森藩是中学教员，曾任过中学校长。郑作新5岁时，母亲不幸去世，他和妹妹由祖母养大。郑作新聪明好学，小学时一直是优秀生，连续跳级，所以中学毕业时才15岁，还不到大学入学年龄，经学校再三推荐，方才被允许参加考试。考试结果非常优秀，福建协和大学破例录取了他，成为该校年纪最小的大学生。在大学期间，由于他的聪明和勤奋，只用了3年半就完成了大学4年的课程。 1926年夏，郑作新考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生物系。由亲友资助路费赴美。在密歇根大学的初期，学费及生活费靠半工半读解决，如在系里饲养研究用的动物，在校医院当杂工等。后来在该校兼做助教，又获研究院和中华教育科学奖学金，费用得到了解决。他于1927年获硕士学位，1930年获科学博士学位，学院还颁予SigmaXi金钥匙奖。这是美国大学研究院奖励学生的最高荣誉，时年郑作新年仅23岁。教授们称赞他是获得博士学位中最年轻的一个。他所撰写的长篇博士论文《林蛙生殖细胞发育史》，被推荐在较高水平的德国学术刊物ZeitschiftfurZellforschungundMikroskopischeAnatomie上发表。在美求学期间，他主要研究动物发育学，这在当时是热门学科，很有发展前途。有一次他在一座博物馆里看到一只羽色艳丽、体态优美的大型鸟，他认出这是产自我国的金鸡，而却由瑞典人林奈(Linné)于1758年发现并用拉丁文命名。这极大地伤害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因而立志要研究中国鸟类，开创祖国的鸟类学研究事业。毕业后他谢绝了美国有关单位的挽留和优厚待遇，毅然于1930年返回祖国。回国后，被母校福建协和大学聘为动物学教授兼系主任。 1926年考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生物系，1927年获硕士学位，1930年获科学博士学位并获得美国大学研究院奖励学生的最高荣誉SingmaXi金钥匙奖。毕业后，他谢绝了美国有关方面的挽留和优厚的待遇，返回祖国从事鸟类学研究。他对中国鸟类进行全面考察，带着学生到野外观察、采集，并举办鸟类展览。 1930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博士)，中科院资深院士。从事鸟类学研究60多年，撰写专业书籍30多部，研究论文140多篇。研究成果曾先后7次获得国家和科学院的重大科技成果奖。1941年发表《三年来邵武野外鸟类观察报告》。这是国内第一篇不但列出野鸟的种类，而且提到它们居留期间和数量的报道，受到当时世界生物学界的重视。抗战结束后，郑作新对中国鸟类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考察整理。并于1947年发表了《中国鸟类名录》。这部著作是中国学者首次自行研究撰编的全国性鸟类名录，其中列出中国鸟类1087种、912亚种，合计1999种和亚种，不但超过从前外国人撰写中国鸟类共1031种和亚种的数目，而且还做了不少改错订正工作。同年，他还在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刊物上，发表《中国鸟类地理分布的初步研究》，此文对中国动物地理学研究有着开拓性影响。 此后数十年间，郑作新不断对我国整个鸟纲动物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为世界鸟类学提供了大量有关中国鸟类的完整资料。1945年3月，郑作新被美国国务院文化司聘为“客座教授”赴美讲学和访问。此时他查看了各有关单位和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鸟类标本，特别是模式标本，还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鸟类的外文文献资料。他1946年回国，继续在协和大学任教，并对中国鸟类进行全面的考察整理。 1947年，由中国科学社发表了《中国鸟类名录》，这是我国学者首次自行研究撰编的全国性鸟类名录。这部名录列出中国鸟类1087种、912亚种，合计1999种和亚种。这不但超过从前外国人(NGGee等，1931)撰写中国鸟类共1031种和亚种的数目，而且还做了不少改错订正的工作。同年还在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刊物上发表了《中国鸟类地理分布的初步研究》，这是我国动物地理学研究的滥觞。自1930年回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20年间，郑作新主要是在大学任教，曾任福建协和大学系主任、教务长、理学院院长。后来到南京国立编译馆，主持自然科学名词审订工作，并兼任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 1956—1957年，他率队前往云南参加中苏合作的亚热带生物资源考察；1957—1958年赴湖南考察；1960年去海南岛考察；1957—1960年参加南水北调的考察；1960—1980年主持组织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的生物组工作；1974—1976年赴江南一带及东北地区进行以水禽为主的鸟类调查。 几十年来，从南方郁郁葱葱的亚热带丛林，到北方茫茫无际的大草原，从喜马拉雅山麓到黄海之滨，到处都留下了他辛勤考察的足迹。野外考察十分艰苦，又有危险。如在云南的一次考察中，郑作新由于体力不支从马背上摔下来，伤及胸部。但为了繁荣祖国的科学事业，郑作新和他的助手克服各种困难，收集了成千上万个标本，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创建了我国规模最大的鸟类标本库(约有6万号标本)。几十年来，郑作新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发现了一批新种、新亚种、新纪录，并纠正了过去一些鸟类分类中的错误，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在50年代末期(1955—1958)发表了《中国鸟类分布名录》。此书详列了当时所知的中国鸟类及其在国内的分布，是研究中国鸟类的必要工具书。出版后又根据历年考察的结果，在1978年修订出第二版。 1957年，他写了《麻雀食物分析的初步报告》在《动物学报》上发表，并在报刊上撰写文章介绍麻雀的益和害。 1959年，国务院通过《农业发展纲要》时，把“四害”中的麻雀改为臭虫。人们说是郑作新使麻雀免遭灭顶之灾。 1960年春天，郑作新登上了四川省的峨眉山。一天，郑作新在考察中，来到一位老乡的小茅屋休息。在茅屋的一个角落里，郑作新发现了一只美丽的鸟。他仔细一看，不由得怔住了：原来，这是一只少见的雄性白鹇！它的头顶仿佛戴着一顶华贵的帽子，红红的冠子后面，披着几绺蓝黑色的羽毛，闪烁着宝石般的光泽；腹部的羽毛是蓝黑色的，跟背部和翅膀形成鲜明的对比。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几棵长长的白色尾羽，使它的身体显得修长而又俊美。郑作新知道，白鹇是受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共有13个亚种，都生活在我国的云南、广东、广西、海南岛以及东南亚的柬埔寨、越南的热带或亚热带地区的高山竹林里，峨眉山从来没有发现过。于是他感到奇怪：这只白鹇是从哪里来的呢？该不会是游客从外地带来“放生”的吧？1961年，郑作新带领几位年轻的鸟类学工作者，又一次奔赴云南南部一带，寻找家鸡的祖先——生活在野外的原鸡。从云南回来以后，郑作新还广泛地查阅考古方面的著述。他发现，我国考古学家曾经从中国史前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找到了鸡型的陶制器皿。这也是古代中华民族饲养家鸡的有力证明。综合各方面的考察和研究的结果，郑作新提出了“中国家鸡的祖先是中国的原鸡，是由中国人自行驯化的”的结论。这个结论很有影响，并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1963年，由他主编出版的《中国经济鸟类志》，美国商业部把它译成英文本，并制成了缩影胶印本广泛发行。为了适应国际上的需要，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和联邦德国的PaulPareyScientificPublishers出版公司邀请郑作新用英文编写《中国鸟类区系纲要》一书，并在1987年出版。书中列入到1982年为止的中国已知的所有鸟类，共有1186种和953亚种，分隶于389属、81科、21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现的24个新亚种，并附有分布图828幅和分布总表。《纲要》比《中国鸟类分布名录》又新增加20种、64亚种。《纲要》首次对我国一个纲的动物(鸟纲)进行分类、分布、繁殖、生态等做了全面而有系统的综合总结，提供了有关中国鸟类的完整资料，成为国际上鸟类学经典著作之一。这项研究为有益和有用鸟类的增殖和引种驯化，为资源动物学、动物地理区划和农业区划等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制定与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美国国家野生动物协会(NationalWildlifeFederation)评选郑作新为1988年度国际自然保护特殊成就奖的获得者，并推派会长JD海尔(Hair)博士来京参加于1989年5月26日隆重举行的颁奖仪式。海尔说授奖仪式在美国国外举行，在该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也是第一次颁发给一位中国的学者。 1966年，郑作新正好60岁。正当他以花甲之龄，奋力挥动着翅膀，向更高的科学高峰冲击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那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日子里，有人胡说什么“鸟类是资产阶级玩赏的对象，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研究鸟类学，就会变修变色、亡党亡国”，郑作新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遭受了不应有的冲击，长时期被隔离反省。他呕心沥血写成的巨著《中国鸟类分布名录》也被无理压制，拖延了好几年才得以出版。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年，中国鸟类学会成立，他当选为理事长。1984年，中国动物学会也推举他为理事长。国际鸟类学界也很尊重他，推选他为英、美、德等国鸟类学会的通讯会员。1979年，他在英国伦敦举行的雉类学术论讨会上作报告，并被推任世界雉类协会副会长，后来又被选为会长。1987年，郑作新的《中国鸟类区系纲要》问世。该书是郑作新教授在其中文版《中国鸟类分布名录》第二版(1976)的基础上，根据近十年的研究成果进行增补修订而成的。这是中国学者用英文撰写的第一部鸟类学专著，是“当今中国最完整的鸟类学巨著，也是国际上杰出的鸟类学专著之一”。 1987年。代表作《中国鸟类区系纲要》(英文版)一书，除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外，又获美国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授予“国际特殊科学成就奖”。主编的《中国动物志——鸟纲》已出版10卷，亲自主持撰写了其中的6卷。1996年，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颁发的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的得奖人之一。对我国鸟类分类、动物地理学、自然保护方面都有所创新和发展。1993年，获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终身荣誉奖。他是中国动物学会与中国鸟类协会名誉理事长，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世界雉类协会会长，世界鹤类基金会首席顾问，英、法、美、日、德等国鸟类学会通讯会员。同时，他还在1956年1月8日，在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庥雀的害处和消灭它的方法》一文，致使将麻雀列入“四害”之一。

对鸟字的研究论文

在寓言诗《鸟的评说》中,麻雀、燕子、黄鹂、百灵等鸟,它们唇枪舌战,互相攻击、诋毁,都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各自对方的所谓“缺点”。有这样一个寓言，意味隽永，让人回味无穷。它讲的是一群鸟儿互相指责、批评的故事。比如在鹦鹉的眼里喜鹊是奴颜媚骨，在百灵看来鹦鹉又是人云亦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也许地在这些鸟儿眼中孔雀也有缺点，就是尾巴太美。我非公冶长，但听了鸟语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我辈人中像鸟的还算少吗？常见有的人，宽于律己，严以待人，凡是敝帚必然自珍自夸，凡是他人必然求全责备，时而感世伤怀，时而悲天悯人，时而怨物，时而自嗟，总而言之，昂昂然天地间惟我独尊，世间万物难入他的红眼。我要奉劝这样的人：“牢骚太盛防肠断”啊！只看到别人的不足与缺憾，试问这种情绪的产生是源于世界上的不圆满还是心灵上的不完满？上古神话中说鸿蒙之初，天不满于东西，地陷于西北；古人也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又何必囿于成见不肯多一分包涵呢？梅尧臣有一句名诗：“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它历来为人激赏，我想除了诗本身的工巧外，还因为它包含着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理：事物各有短长。梅皋和司马相如都是才华横溢的名赋家，都曾以文章惊海内，而两个人也并非十全十美，“梅皋敏而不工，相如工而不敏”。我们怎么能因为梅皋“不工”就否认他的“敏”，或因为相如的“不敏”就看不到他的“工”呢？如果我们都能全面宽容地正确看待他人和自己，不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攻讦甚至械斗吗？鸟儿的互相指责正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应该看到我辈人中虽多朽木之才，我辈人中也颇多龙凤。不要做只看到别人缺点的“放大镜”吧。要知道鸟无完鸟，人也无完人。

关于鸟字的研究的提出问题可以从历史演变,它所代表的意义,中外比较方面写。鸟又称作鸟儿。定义:有羽毛几乎覆盖全身的卵生脊椎动物，字典解释:脊椎动物的一类，温血卵生，用肺呼吸，几乎全身有羽毛，后肢能行走，前肢变为翅，大多数能飞。在动物学中，鸟的主要特征是:身体呈流线型(纺锤型或梭形)，大多数飞翔生活。体表被覆羽毛，一般前肢变成翼(有的种类翼退化);胸肌发达;直肠短，食量大消化快，即消化系统发达，有助于减轻体重，利于飞行;心脏有两心房和两心室，心搏次数快。体温恒定。呼吸器官除具肺外，还有由肺壁凸出而形成的气囊，用来帮助肺进行双重呼吸。

通过阅读《鸟的评说》这首寓言诗，更加显露出了社会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对我也一些启发，在动物中，我们虽然不懂动物的语言，但我相信它们之间也会有那种炫耀自己的事情存在，从他们的动作和表情上可以看的出。 动物尚如此，何况人呢？可以说人是最容易炫耀自己的，而且他们把自己说得毫无缺点，是一个完美的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样说吧，人一生下来，在懂的一些道理的时候，就会炫耀自己。可能这是人的天性吧！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就是因为有好的一方面，人们才会表现自己，使自己更加突出，也就会比任何人都优秀，实际上，没有最优秀的人。俗话说：“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之间才会有竞争，有拼搏，而在竞争中，人们往往会忘记：“ 取长补短”这句话的含义。要想变得更好，就应该在每次失败后吸取教训，在每次成功后完善自己。这样才可以变强，在竞争中取胜。 通过这首诗，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用别人的长处来补自己的不足。

凤鸟纹研究论文结语

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彩陶出现于距今8000年左右的大地湾文化中，这些最早的彩陶都是在陶器的口沿外侧装饰一圈红色宽带纹。虽然除了红色彩宽带纹以外，也能见到一些其他的纹饰或符号，但其数量远不及红彩宽带纹。不仅如此，全世界各个地区各种古代文明最早期的彩陶都有这样两个十分显著的共同特征：一是早期彩陶的彩绘都是红彩或者以红彩为主，二是纹样都以围绕器物口沿一周的宽带纹为标志，从而形成了早期彩陶以红宽带纹为主的世界性特征。这些早期彩陶虽然彩绘特征相同，年代也大致相同，但它们遍布于西亚、中亚、埃及、印度、欧洲、中国、美洲，“绝不可能是在某一个地方首先产生以后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去的。”[45]。从图腾崇拜的角度看，这种早期彩陶红宽带纹显然既不能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相衔接，也不能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鱼纹、鸟纹、蛙纹（包括抽象纹饰）相衔接。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为什么会由写实的象生的动物纹样向抽象的几何形纹样演化，这从图腾崇拜的角度找不到答案[46]，而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作为图腾也不能说有确凿的依据和理由。与图腾说并列的是巫术说（即狩猎巫术）：“在法国、西班牙、前苏联等国相继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和雕塑，这些岩画有的画在人们难以到达的洞穴深部，有的画在临近地面不到一米的岩石底部，画家和观众都要平躺在地面上才能看到岩画，有的画在离地面几十米的悬崖上，有的岩画上的动物形象全身几乎被刺穿，血正从一个个伤口中流出，有些洞穴中的动物塑像也有被长矛或标枪刺穿的痕迹。许多研究者认为，创作这些岩画和塑像，显然不是为了审美的目的，而是为了巫术的需要”[47]。1940年发现的拉斯科洞穴众多的壁画中，有一处动物的图像被重复画了三次，这致使图像有些模糊。“学者们认为这幅画之所以被反复勾描，就在于这幅画被看作发生了预期的巫术效果，给狩猎者带来了好运，反复勾描为的是后来人能有先前的有求必应”，因为“原始人认为，绘画中的图像与被描摹的动物都有生命，前者影响着后者的生命，因此，画动物就有助于画者获取画中所画的那种动物”。又如欧洲的史前洞穴三兄弟洞中画有一只口鼻喷血的垂死的熊，冯•特•高姆洞中画有一只落入陷井的猛犸象，这些史前洞穴壁画上的动物身上至今还残留着当年被长矛或棍棒猛戳或敲打后留下的痕迹，它们都是一种祈求猎捕动物成功的巫术行为[48]。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尤玉柱先生认为“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真实地记载了远古时代人类狩猎的场面”，并且他也提到：“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画面有动物被射杀的情形，这些与近代原始部落的巫术十分相似，被认为是迷信产生的时期”[49]。比较而言，“巫术说”比“图腾说”似更为有理有据（那些动物被射杀的场面当然不能说是图腾崇拜），虽然二者均生发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材料。但是“巫术说”之外可能还有更为切合实际的认识。美国史前考古学家亚历山大•马沙克曾采用红外照像和显微镜观察，对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批骨雕刻品进行过长达十年的研究，认为那些雕刻在骨片上的图案，与其说是一种行猎的巫术，倒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季节含义的作品，是用来记录季节变换的符号，因确定礼仪日期的需要而创作。比如法国蒙特加特出土的鹿骨“指挥棒”（曾被认为是狩猎巫术艺术的典型例证），上面雕有许多动物形象：其中有一条小鱼“口部呈钩状，表示了鲑鱼每年春季产卵时的回游特征。此时也正是海豹追逐它们的季节”，因此它预告了春的来临；又有一对蛇，“都强调了它们的生殖器官，这也正是蛇在春天交配季节才有的现象”……因此马沙克对鹿角“指挥棒”作了这样的解释：骨雕图案是刻划着季节性动物和花开的示意图，显然具有定日期的作用，而不是出于寻求食物的巫术活动的产物。又如法国拉瓦什出土的一件雕刻品，一侧刻画着秋天常见的公牛伸舌吼叫状，旁边的植物是些干枯的花朵，应是象征秋天的来临；判定这些画面与用于仪式有关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这些画面都被重复地使用了。在数以千计的骨片中马沙克发现有一件刻有69个凹坑，他认为这是在出现文字、数学和历法之前的两万年前，克罗马农人用惊人的精确性刻下了月亮的盈亏图像。洞穴壁画中的动物图像，也有不少与表示季节、时令有关：著名的拉斯科洞穴有一只雄鹿的形象，它在两只大角，头朝上，嘴微张，似发出通常在秋季才有的那种求偶的呼唤声。“因此它不能被看作是一种狩猎的对象，而是原始人想用这种雄鹿在二周到三周的有限期间内的求偶活动去象征秋天的来临”。拉斯科洞穴还有一对著名的野公牛的形象，它们各自向不同的方向奔驰而去。“在拉斯科洞穴发现以来近半个世纪中，还没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即野牛中的一只是在夏季的脱毛季节，而另一只却是在秋天或冬天的长毛季节。这两只野公牛是被不同的人用程度不同的黑色所画成，它们向不同的方向奔驰而去，似乎意味着夏天和秋天（或冬天）都向各自的目标背道而驰”。马沙克还认为：“到冰间期末期，关于月亮周期的标志以及月份的标志已扩大到了更长的范围，以至包括了月亮—太阳相联系的‘年’（year）的概念。他认为可以假设在冰河期末期，‘年’作为一种概念框架，在克罗马农人的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仪式性的并具有神话学意义的概念。”[50]。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和雕刻艺术的这种季节和历法含义恰恰与人类早期彩陶以红色宽带纹为主要纹饰这一特征及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的内涵表达可以一以贯通：蒋书庆先生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从早期至晚期绵延不断的红色宽带纹及其相关纹饰，认为它们“是对太阳升落周而复始，寒来暑往不断轮回的意象再现，是对自然万物死生轮回周期规律直观感受的理性升华与再现”[51]，而笔者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那些精心设计、刻画、造作严谨的器物纹饰其基本内涵表达即为当时的天文历法知识、观念、信仰，而且有确定不移的历数、易数关系作基础[52]。但是天文历法或季节含义与巫术行为并不矛盾，在欧洲旧石器洞穴壁画、雕刻艺术和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它们可能都是并存的（彩陶被考古学家视为礼器），其目的或功用无非是通过对天文历法和季节的掌握以及举行礼仪活动，祈求更多的动物繁殖、被捕杀以及粮食丰收。在欧洲马格德林时期（距今16000—10000年前）末叶，雕刻艺术突然绝迹，到距今七、八千年前才重新出现，“有人推测，新、旧石器过渡阶段，正是大量野生动物走向绝灭的时候”[53]，而此后人类便转向定居和农耕。这也可以视为那些动物为狩猎对象而非图腾的一个证据。“图腾”（totem）一词来自北美印第安人奥吉布瓦人语言的译音，其基本含义为“他的亲族”，它依附于氏族而存在，对内它是一个氏族选择的想象中的始祖或保护神，对外它是一个氏族用以区分“我”与“非我”的标志[54]。目前所知，图腾、图腾崇拜、图腾文化主要存在和流行于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土人的社会组织中，这是近、现代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学者在将“图腾”这一套概念和范式用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时，一般都对其作了变通处理，甚至撇开西方学者的图腾理论，另立新说。例如上举何星亮先生认为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落时期，但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初期都没有图腾文化遗迹，于是将中国新石器晚期繁盛的彩陶纹饰视为图腾。陆思贤先生所论图腾、图腾柱存在的环境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尤其是其晚期[55]，这与学术界一般的认识、对图腾产生和存在的时代界定是不相合的。王大有先生对图腾重新定义，“图腾，即集团族氏、其聚居区、该区域内有代表性的与该地人民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某物类或他们的重大发明、社会分工等的一体化表征，其图文标志化，为徽铭。徽，即标志；铭，即‘自名’，称扬祖先以励后人。”他认为中国图腾徽铭有四层含义，批评摩尔根图腾学说是把图腾的“流”错认作了源，把现代后进民族错认作了原始民族，因此摩尔根“没有获得类等级差的第一手材料，便使他的图腾学说导向不可知论”。他说：“现今一切图腾理论，都是将其一点或几点，极端夸大，变成机械条块，而没有这种‘一体化’观，所以在中国文化面前碰壁。”他认为“图腾的产生必定产生在氏族社会之前”，因为“人的群居性，必会以某种标志区别自己与别人，即区别已群和他群”[56]。但是他据以论述的材料又只能是新石器晚期和夏商周时期，这与氏族社会产生于旧石器晚期这个普遍性结论和认识是不相容的。杨堃先生认为“图腾是女子生殖器的象征或‘同体’”、“图腾是妇女生殖力的象征物，图腾崇拜，乃是对女生殖器象征物的崇拜，也是对氏族本身的‘神化’与崇拜”[57]。赵国华先生则认为，并不是只有女性生殖器象征物才是图腾，也不是所有男、女生殖器象征都是图腾，“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在原始社会，某些女性生殖器和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演化成了图腾，亦即演化成了某些氏族的始祖和标志”[58]。这个理论看起来消弥了中国图腾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但它不仅否定了“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这种共识（赵研究的材料仍然是中国新石器晚期的），而且由于泛化的生殖崇拜理论并没有牢靠的基础、常常与基本的考古事实和现象发生龃龉，例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流行鱼纹、庙底沟类型流行鸟纹、马家窑文化尤其是其晚期流行蛙纹，而三种文化不仅年代上有先后也有一定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按赵国华的理论，便出现先崇拜女性生殖器（象征物鱼），再崇拜男性生殖器（象征物鸟），到早已是父系制社会、夏朝国家产生的前夜又回头去崇拜女性生殖器（象征物蛙），所以所谓“消弥”只是一些假象掩盖了真相。又如，有学者从发音相近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纹饰表现的凶兽饕餮即图腾，二者音义俱合[59]，或认为饕餮即黎族人的“掏坦”（tattan）、美洲阿吉布瓦人的“多丹”，亦即图腾[60]，或认为“陶唐”即图腾，是烧制陶面具的族姓，中国古书中的伏羲、炎帝、尧即是[61]。至于各家图腾学说相互之间的矛盾、龃龉，与考古材料的错位，实非三言两语所能概言。总之，可以认为，有多少图腾研究就有多少问题。冯汉骥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和民族学家，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说他是“运用现代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先驱者之一”。冯1937年回国后长期在四川从事和领导西南地区民族学调查、研究和考古工作，他怎样看待“图腾”和中国“图腾”呢？他说：“现在国内之一般谈图腾者，以为凡与禽兽有关者，必为图腾，有图腾必为祖，而必加以崇拜，此实不然。民族 学上之图腾概念，虽不是什么神秘东西，却亦不如此简单。实际上言之，各民族中实未有将图腾加以崇拜者，‘图腾崇拜’一词，实乃法国沙发椅上的社会学家所发明的一种错误，人类学中并无此种概念也。自民族学上而言之，现在亚洲境内的各原始民族，均很少有图腾的迹象（有以瑶人之祀盘瓠为图腾者，实与人类学上之图腾概念不合），他们在古代有无图腾，是很有问题的。亚洲其他民族，既无图腾痕迹，而汉族为其中之一，在古代有无图腾，自大是问题了”[62]。张光直先生是又一位在国内外深具影响的人类学家、中国考古学家，他也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长期执教于耶鲁和哈佛大学，并先后担任两校的人类学系系主任，他怎样看待中国“图腾”呢？他1993年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叫《谈“图腾”》，开篇即说：“在考古学的书籍论文里面，常常看到“图腾”这个名词，是指称在古代器物上动物的图像的。例如，半坡村的仰韶文化的陶钵上画着鱼形，于是鱼便是半坡村住民的图腾。殷商青铜器上铸有虎、牛、蛇或是饕餮的纹样，于是虎、牛、蛇、饕餮这些实有的或是神话性的动物，便是殷商民族的图腾。但是‘图腾’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怎样来证明它是图腾呢？这些个问题便很少见有人加以处理”，因此他说：“我有一个建议：在中国考古学上图腾这个名词必须小心使用”。他认为“个别的图腾一定要与个别的社会群相结合”、“要确立图腾的存在，要先确立氏族的存在。可是确立了氏族的存在并不等于确立了图腾的存在”。“半坡村的住民是不是用鱼做图腾呢？这里有氏族组织是可能的，但是说半坡的氏族以鱼为图腾我们必须将鱼与个别的氏族的密切关系建立起来，同时将其他氏族与其他图腾的密切关系也建立起来。现有的材料中建立这两项关系似是不可能的。殷商青铜器上的虎、牛、蛇和饕餮如果是图腾，它们就应当各别地与虎氏族、牛氏族、蛇氏族和饕餮氏族相结合。从青铜器的纹饰在器上的分布和在遗址中的分布来看，这种结合恐怕是无法建立的”。因此他最后说：“我相信在中国考古学上要证明图腾的存在是很困难的”[63]。从1940年代到1990年代，两位最可能谈“中国图腾”(甚至是最有资格论“中国图腾”)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都说中国古代“图腾”的存在大是问题、很难证明，应该并非偶然。众所周知，论图腾，商人当以鸟为图腾，而且必当反映在商代最重要的礼器青铜器上，但是商代青铜器纹饰完全不支持这一点。“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很少以鸟作为装饰主题的，因此认为青铜器纹饰与所谓图腾崇拜直接有关的说法，就有人提出怀疑，因为公认玄鸟是商族的图腾，但是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主要纹饰中，很少有这个主题，因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反映”。相反，“到了商末周初及至西周中期昭、穆之时，青铜器纹饰中凤鸟纹大量出现，西周早期到穆王、恭王，有人称之为凤纹时代”[64]，但周人却不以凤鸟为图腾、祖先（按《国语•;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鼋”，周人当以龟鳖为图腾，或以黄帝为有熊氏、熊图腾，均于史无证）。顾颉刚曾经考证，大禹“大约是蜥蜴之类”，亦即句龙[65]，而有人认为龙起源于蜥蜴，夏人是最早祀龙的族群、龙是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66]。据此，夏人当以蜥蜴为图腾，但是从七、八千年前河姆渡文化、裴李岗文化的蜥蜴纹到2000年前辛店文化的蜥蜴纹常是出现在作为酒器的双连罐（杯、壶）的口部、肩部、耳部或顶部（器盘内），“所见蜥蜴的姿态均为仰首注目，匍匐觅食或正在捕食蚊蝇的形象”。考古学家分析说：“蜥蜴（壁虎）是擅长捕食蚊蝇的动物，说明当时人们将它塑绘在陶器的口沿部位，是为了驱除飞虫的干扰，观其形体也正是在捕食蚊蝇的姿态。此为原始人类以‘比拟巫术’的交感作用达到其驱除蚊蝇的目的。因为谷物酿酒经过发酵产生的醇香（曲蘖）气味也最易招致蚊蝇的吸吮，这在人们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67]。二里头遗址陶片上的龙纹似蜥蜴，既不足以证明龙起源于蜥蜴，更不足以证明蜥蜴为夏人图腾。按《山海经》“鲧复（腹）生禹”，鲧、禹当为鱼龙，夏人或以鱼龙、大鱼（禹）为图腾，也于史无证。孙机先生说：“我国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古墓葬不下十万座，但在出土物中却找不出哪怕一个氏族所共同拥有的图腾徽号”、“在考古发掘中看不到图腾崇拜的迹象”[68]。我们认为这个判断和认识是恰当的，而陆思贤先生所推测的氏族“图腾柱林立”的情形也没有考古材料支持。迄今，不仅一般的村落、居址没有发现“图腾柱”存在（也未见可以推测和判断为图腾柱柱洞的报道），而且象前述灵宝西坡的特大型房址、大地湾F901、枣阳雕龙碑和扶风案板等大型房址的发掘，均未见有这种极其重要的图腾柱遗迹。法国现代人类学家">-斯特劳斯认为图腾主义根本不存在，只是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一种幻觉而已[69]。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和说法与中国的“图腾”文化研究正相适应。图腾、巫术之外，原始人对“神灵”的迷信也被认为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即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万论有物论”）。虽然人类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对神灵、鬼魂的迷信，在一些地方、人群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方面的观念，受其影响，但是在研究古代文化、面对古代遗存时，也不能简单地动辄即以神灵崇拜（或其他崇拜，如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等等）、巫术行为视之，尤其要分辨：神灵崇拜、巫术行为究竟是一种终极目的，或者仅只是一种手段、过程？是主题还是形式，是行为或事象的本质，还是仅只是一种附产物？如果不注意区分这些问题，不作深入的考察和追究，那么古代遗存和古代文化研究就会变得简单化、表面化、模糊化，我们与古人的真实生活、行为、思想文化和心理就会失之交臂，所谓研究就只是一种猜测或者既有观念、印象、知识与古代遗存、事象之间的搭配。《周礼•天官》说：“一曰祭礼，以驭其神。”《周易8226;观卦》的《彖辞》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周易正义》中将这段话和奥古斯汀大帝所说“有神则资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设其为有”相提并论。朱狄先生说：“驭神的前提就是神的存在，故宁设其有，不设其无，这是最保险的做法，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一个统治者不知道这一点，因此，祭礼仪式确有其消极的一面。除了原始社会的祭礼仪式没有宣传的目的之外，其他社会都是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而存在的[70]。我们知道">时，龟卜易筮皆是大凶，而暴风雨也骤然而至令百官心生惊惧，气得姜子牙扔掉蓍草、踏碎龟甲，怒道：“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在此情形下，姜子牙力主出兵伐纣，一战而灭了商朝。商朝是有史以来鬼神气氛最为浓重的一个朝代，似乎对鬼神的信仰、祭祀最为虔诚，然而商朝假腹豆的存在和流行证明商王朝也在哄鬼、愚神或谓“神道设教”、“驭神”[71]。我们不能认为原始社会的祭礼仪式就“没有宣传的目的”，原始人信神、祭神就是纯粹的信神、祭神，而不怀有其他的目的和意图。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颛顼绝地天通“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国语•楚语下》）就是利用宗教、对神的祭祀来调整社会关系，加强统治。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大量的宗教和祭祀遗迹、遗物也能证明这一点，如红山文化的祭祀、良渚文化的祭坛，史前各考古学文化中的玉礼器，它们既具有祭天礼神的功能，更是社会等级分化、人们身份区别的伴生物和象征物，是统治阶层进行社会治理的一种道具。一个聪明的尼格罗人说：“我们中的无论哪个如要从事什么事件，先必找寻一个神灵来帮佐。跑出门外最先看见的东西便可以当做我们的神。否则如见有适在我们路中的任何物件如石头、木块等物，也可把它拿来，供民祭献，然后对它宣誓，说它如肯帮助我们，我们便崇拜它为神灵。这种方法如成功，我们便造出了一个新的神灵来帮助我们了，以后便每日供献它新鲜的牺牲。如这神灵不肯允许相助，便把它送还原处。我们是这样的日日在创造及破坏神灵，所以我们反是神灵的主人和创造者呢”[72]。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约生活于距今15万年—3.5万年间）的一些遗迹现象，一向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表现宗教信仰的考古遗迹，如所谓“洞熊崇拜”、“食人风俗”、“鲜花墓葬”等，现在经过更加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它们大多遭致怀疑，被认为“有不少可能是靠不住的”[73]。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在考古遗存中发现不好解释的现象，往往都会把它归之于宗教”[74]，这种做法虽然简洁或者看起来“稳妥”，但其实不然。综上所述，笔者个人的意见倾向于：在中国的史前时代，“图腾”或图腾崇拜是难以证实的，更不可能存在广泛的普遍的图腾崇拜和信仰，而神灵崇拜（或信仰）和巫术行为可能是较为普遍的，但在认定这些东西时不宜简单从事。

共同特点：青铜本身与王权做紧密地结合，摆脱以往制作工艺粗糙，以及式样少的印象，大量被贵族所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