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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呢？你不说我该怎么答？
关于死刑存废的犯罪学思考论文前言死刑（Death Penalty）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又称生命刑。由于死刑是刑罚体系中诸刑罚方法中最重的一种，因而又称极刑（Great Punishment）。死刑是凭借从肉体上消灭犯罪分子的手段来惩罚犯罪并防卫社会的刑法手段。正因为死刑的严厉性和巨大的威慑作用，历史上各国统治者无不重视死刑的使用，把死刑作为对付危害其统治最严重的犯罪的重要手段。那时候，死刑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人类在适用死刑的过程中，对其认识也不断深化。在死刑被人类适用几千年之后，人们开始对它的作用和存在提出质疑。1764年，意大利伟大的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首次提出废除死刑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主张，死刑－－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简单的刑罚方法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国家在法律中废除了死刑或在司法实践中已不执行死刑 。我国国内要求减少死刑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很多学者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观点。对于死刑存废这个问题，几百年的争论虽然没有使这一问题形成定论，但争论使存废两派的支持者发挥得淋漓尽致，使我们有机会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死刑到底应不应该废除？死刑的作用和局限性谁更大些？死刑是应该增加还是减少？它们的依据又是什么？本文拟从犯罪学的角度分析上述问题，同时对我国的刑事立法中的死刑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一、死刑的产生、发展及现状（一）死刑的产生死刑是人类社会应用最久的刑罚。早在自由刑和财产刑应用前很久，死刑就存在了。关于死刑的起源，学术界说法颇多。马克思曾经清楚地揭示了死刑与原始社会复仇制度之间的关系：“死刑是往古的以血还血、同态复仇习惯的表现。”起初，复仇是无规则的、无限制的，因此造成家族、部族间无休止的残杀。为了避免此种结果，无限制复仇进化为同态复仇，即只允许被害人的家人向仇人复仇，并且报复的程度也须与侵害的程度相适应。后来的“杀人偿命”、“杀人者死”都是由此而来。此种说法最为流行，赞成者也最多。除“死刑来自复仇”的说法外，还有“来自战争” 、“起源于原始社会的‘食人'习惯”、“来自于原始社会的'禁忌’” 等多种说法。但是追根溯源，死刑产生的根源，终究还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结果：从经济根源上看，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增多，出现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保护便成为必需，死刑的威慑力决定用其保护私人财产的有效性；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看，社会上出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并出现了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需要死刑来维护自己的特权和统治地位，死刑就这样产生了。（二）死刑的发展死刑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上，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当一个国家社会安定、阶级矛盾缓和的时候，法律中规定的死刑相对较少，实际执行的死刑的数量也少，执行死刑的方法也会比较人道。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我国唐代贞观之治的时候，国家一片太平盛世，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只有几十人。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社会动荡，阶级矛盾激化，法律中规定的死刑就会相对较多，执行死刑的方式会很残忍，甚至出现法外施刑的情况。死刑正是在无数次的起伏震荡中向前发展的，虽然有时会剧烈地反复，但是发展的总趋势是很明显的：从世界范围内看，各国死刑的数量不断减少，实际执行的数量大幅下降，执行死刑的方式也更加文明、人道。（三）死刑的现状目前世界各国对待死刑的政策不尽相同，也不可截然两分。死刑政策的多样性直接表现于各国死刑状况并不是单纯地废除死刑或保留死刑。事实上，各国立法对死刑的规定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第一，绝对废除死刑，又称完全废除死刑，这种情况是指在宪法或法律中明确规定废除刑事法律中的死刑，或者在所有刑事法律中均无规定死刑。自1865年罗马尼亚率先废除死刑以来（1939年又恢复），明文规定废除死刑的国家越来越多。根据有关统计资料，目前世界上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废除死刑的国家已经有近四十个。第二，相对废除死刑，又称部分废除死刑。这种情况是指法律规定只对普通刑事犯罪废除死刑，对叛国或者政治犯罪、军事犯罪则保留死刑；或者宣告和平时期废除死刑，战时对某些犯罪恢复死刑。目前相对废除死刑的国家共有十八个 。�第三，实质上废除死刑，又称实际上废除死刑或事实上废除死刑。这种情况是指法律条文中虽规定有死刑，但是在过去若干年内从未执行死刑或者从未判处过死刑。在这种情况下，死刑条款形同虚设，从实质意义上讲与废除死刑并无二致。例如：中非共和国自1870年以来一直未适用过死刑；爱尔兰自1954年以来未曾执行过死刑。目前，世界上实质废除死刑的国家已有三十个 。第四，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这种情况是指法律上仍然规定有死刑条款，亦运用死刑条款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不特别指明死刑使用的时效限制，但却规定对死刑适用的严格限制条件，比如死刑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程序、执行方式等等。目前保留死刑的国家绝大多数有这种严格限制性规定，并且呈明显的“限制渐强”的趋势。在世界人权运动和废除死刑理论的推动下，世界废除死刑和限制死刑的国家越来越多。从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世界死刑的总趋势已由广泛限制死刑向全面废除死刑发展。写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谈谈我国死刑的现状。1997年《刑法》修订后，死刑罪名有68个，与修订前的刑法和单行刑事法律中的74个死刑罪名相比，减少了6个死刑罪名，《刑法》分则的十章犯罪中，除第九章渎职罪以外，每一章都规定有死刑罪名 。《刑法》修订后，对死刑的适用条件作了一些限制。总体说来，我国的死刑制度属于上述第四种情况，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很大，社会治安情况不好，严重犯罪较多，每年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数量仍相对较大，一些西方国家总是指责我国滥用死刑，这是带有偏见的。我国关于死刑的政策，可用“不可不杀、不可多杀、防止错杀”三句话来概括 ，在适应死刑的问题上，我国一直保持慎重的态度。二、世界范围内死刑存废观点综述死刑被人们不假思索地使用了几千年，但最终还是被启蒙主义者提出了质疑。启蒙主义者先要使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建筑在“理性”的基础上，即公正的基础上。这必然涉及死刑问题。自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系统地论证了死刑的残酷性、非正义性和不必要性后，死刑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怀疑，死刑存废之争更是从未停止过。（一）废除死刑论的主要理由废除死刑论者主要提出了如下几点论点：1.人道主义者认为，天赋人权，人的生命只能自然结束不可以剥夺。处以死刑与杀人同样残忍，必须禁止。2.相对社会契约论者认为，订立契约的人们各自交出微小的权利（不包括人的生命权）组成了国家最高权利。由于人们的生命没有交给国家，因而国家无权剥夺其社会成员的生命。3.终身奴役刑在预防犯罪方面优于死刑。况且死刑对诸如激情杀人、政治犯罪、欲杀人后自杀者等无法形成其内心恐惧。因而死刑并不具有足够的预防刑罚教育的威慑力。4.死刑错用，无法挽回。5.教育刑论者认为，刑罚教育的目的在于阻止有罪者再度危害社会并制止他人实施同样的行为，从而改造罪犯防卫社会。适用死刑与刑罚教育目的相悖。6.各国宪法中均规定保护人的生命权利、却又在子法中规定可以剥夺人的生命，违背宪法精神，应予废止。7.死刑能对公众产生恶的导向作用，助长其残酷心理，从而引发新的犯罪。死刑由来已久，犯罪未见减少便是证明。8.死刑无轻重差别，难以做到罪刑相适应。9.对罪犯适用死刑既不利于解决犯罪造成的损害赔偿，也无助于解决被害人及罪犯家属的生活困难。（二）保留死刑论的主要观点保留死刑论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死刑存在的合理性：1.“杀人者偿命”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承袭的法律观念，至今仍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因此保留死刑符合公民的法律观念。2.“趋利避害”是人们衡量利弊得失时的本能反映和选择，因此，死刑对可能犯罪之人具有巨大的威慑作用。3.“绝对社会契约论者”认为，犯罪行为是犯罪者对其所参与订立的社会契约的公然违反，犯重罪而受到死刑处罚是其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因而死刑是符合社会契约本意的。4.由于社会状况复杂，难免在一定时期出现穷凶极恶的犯罪，而死刑是对付特定恶性犯罪的必要手段。5.由于终身监禁或终身奴役刑存在浪费资财和罪犯脱逃再度危害社会两个弊端，因此不能以此代替死刑。6.在国民性情躁动的国家，尤其是文化落后尚未开化的国家，死刑对遏制犯罪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7.现代司法制度日臻完备，误用死刑可以避免。8.死刑条文大多同时规定选择性法定刑，法律尚有减轻处罚的规定，因而死刑适用是有伸缩性的。9.刑罚的教育作用只对那些虽犯有罪行却仍存挽救可能性者才有意义、有必要，对敢于面对死刑以身试法的凶恶之徒适用死刑，不违背刑罚的教育功能。10.“罪刑均衡”原理要求对罪犯所施刑罚必须足以平息被害人及其家属的仇恨，如果没有死刑，可能导致“私人司法”的出现。（三）我国学术界关于死刑存废的主要观点以上仅是死刑存废激烈争论的主要论点，双方都有自己有力的论点，但从总体上看，很难说哪一方在这场争论中略胜一筹。但从世界各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看，似乎支持死刑废除论的国家更多一些。然而，这一潮流在我国似乎没有什么表现，我国在学术界对死刑的态度大致分为几派：一派主张顺应世界潮流，完全废除死刑，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少数；另一派主张至少要维持现在的有死刑的罪名的数量，并可以考虑适应增加死刑的数量，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是少数；第三种观点主张在保留死刑的前提下，减少刑法中规定的死刑的数量，限制死刑适用的范围，严格死刑的执行程序，这种观点在我国学术界处于主流地位。死刑到底是废是存？存与废的意义又是如何？这是下一部分要探讨的问题。三、死刑的存在价值及其局限性（一）死刑性质的再探讨死刑的起源在本文前一部分已经做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现在，我们对死刑进行一下横向的比较研究，就会对死刑的性质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以我国为例（外国也大致如此），刑罚最初是由身体刑和生命刑组成的，我国奴隶社会的“五刑”－－“墨、劓、蔒、宫、大辟”，其中前四个是身体刑，即肉刑，“大辟”属于生命刑。如果我们再研究一下当时死刑五花八门的执行方法，就会发现多数死刑的执行是在追求被执行人身体上的痛苦，造成同时附带达到让被执行人死亡的结果，主要目的还是让被执行人在身体上感到痛苦，被执行人死亡的结果就是次要的了。总之，我认为死刑还是一种身体刑，只是比其他狭义的身体刑多了一个死亡的结果。（二）死刑的局限性正如上文所分析，死刑的本质实为一种肉刑。因此，它和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是相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对身体刑使用得越来越少，而且逐渐被财产刑、资格刑和自由刑所取代，死刑的执行方式也越来越文明。这一切渐渐掩盖了死刑属于身体刑的本质。这是大多数身体刑被人类废弃而死刑却得以保留的原因。然而，死刑毕竟是身体刑。仔细想来，无论死刑的执行方法如何文明化，死刑也是极端残酷的。这种残酷的刑罚，不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更不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越来越发达；相反，死刑的作为人类未开化时期继承下来的遗迹，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没落的 。死刑应该说是诸刑种中最重的一种，但如果死刑被大量适用，会造成严重程度不同，甚至相差很大的犯罪都适用死刑，这必然造成罪与刑的不相适应。在人类历史上，曾经用不同的执行方法区分死刑中的轻重，这种做法早已被人道主义所否定，不可能再为使用，否则就是人类社会的倒退。至此，死刑有违罪刑相当原则已无法翻案了。有不少人认为，死刑是人民大众的意志，若民众认为是需判死刑的严重犯罪，那么，该犯罪一定性质恶劣、民愤极大、应判死刑，对这种犯罪判死刑就是符合民意。但人民大众的意愿往往带有很大的情绪性，容易受人误导，而且经常只关心个人的利益。人们多有被盗的经历，多数人就认为一个被抓到的惯窃犯应被判处死刑；如果被抓到的人不是一个惯窃犯，而是一个走私犯，人们因从走私犯的手中买到便宜的走私物品而获益，即使这个走私犯罪分子走私的数额再大，罪行再严重，人们也不会认为他应被判处死刑。举这个例子，我并不是指严重的走私犯罪应被判处死刑，也不是说严重的走私犯罪不应被判处死刑，只是为了说明，对某种严重犯罪是否应处死刑，民意是靠不住的。民意往往受到情绪和利益因素的影响。对死刑这个事关人命的问题，必须进行理性的思考。（三）死刑的存在价值死刑从其诞生以来，一直持续适用了几千年，虽然现在废除死刑和实际废除死刑的国家越来越多，保留死刑的国家适用死刑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但是死刑并没有迅速死亡，死刑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几十个国家还保留了死刑（2001年5月16日，美国将在对俄克拉荷马爆炸案的凶手蒂莫西·麦克维以注射毒液方式执行死刑，这是63年来美国联邦政府首次恢复对死刑犯执行死刑），有些国家（如菲律宾）在废除了死刑之后又恢复了死刑；有许多没有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如香港），人民要求对严重犯罪适用死刑的呼声还很高。死刑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首先，死刑表明了国家和社会对某种犯罪的态度，当某人犯罪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后，国家和社会就会认为这个人已为整个社会所不容必须剥夺他（她）的生命，其他社会成员才能得到安宁。这种设想是完全合理的，愿望也是善良的，要求也是完全正当的。对最严重的犯罪适用死刑，是一个有能力的政府的责任。其次，死刑的威慑作用是其他刑罚方法不可比的。试想哪一种刑罚能比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更可惧。自古以来，人们把死刑列为诸刑种中最重的一种，是经过充分思考和反复讨论的。当时讨论的过程现在不得而知，但可以说，人们的价值选择是正确的。死刑对很多人来说是极为可怕的，每当想到犯罪后可能的结果是死亡，一个罪犯的行为总会有所顾忌。总有人引用某国废除死刑或停止执行死刑后严重犯罪并无明显增加来质疑死刑对犯罪的威慑力。这样的例子（有无考虑其他社会因素姑且不论），也只能证明死刑的威慑力是有限的，即便没有死刑，严重犯罪也是存在的。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死刑的威慑力是相当巨大的。死刑的存在，使人们形成了诸如“杀人者死”的观念，以致死刑废除后，这种观念还能世代相传，这更加证明了死刑的作用。再次，死刑对被害人的抚慰作用是其他刑罚不可比拟的。严重犯罪的被害人，大多已经死亡。他们的家属如果看到杀死自己亲属的罪犯还活着，在监狱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说不定哪一天就能假释出狱，自然会感到心理不平衡。如此下去，必然导致民众对政府打击犯罪的努力失去信心，这必然导致“私刑”的泛滥，使一些本不应该被判处死刑的犯罪人也被杀死。从这个层面讲，保留死刑，对大多数犯罪人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他们将可能得到公正的司法机关的审判，而不被愤怒的民众草率处死。四、保留死刑、兴利除弊（一）死刑与犯罪的关系死刑与犯罪的关系，最形象的比喻是抗菌素与细菌的关系。正如抗菌素可以杀死细菌，死刑可以剥夺某些犯罪人的生命，使他们失去犯罪能力，同时对其他犯罪人和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产生震慑作用；又如细菌对抗菌素可能产生抗药性，死刑用多了，死刑的威慑力就会减弱，人们（尤其是犯罪人）会对死刑产生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用更加科学的语言解释，需要引用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人们对外界的刺激必然产生反应。人们对刺激的反应会随着刺激的持续而不断减弱；一旦刺激停止，经过一段时间，再进行刺激，又会产生较强的反应。因此，适用死刑，并不是适用得越多越好，必须寻找适当的量和度，才能发挥出死刑的最佳效果。（二）发挥死刑效能的改革方向如上所述，死刑的存在在当今社会的情况下，是十分必要的。为了发挥死刑的作用，克服其缺点，兴其利，除其弊，必须进行变革，以下仅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些设想：第一，减少死刑的数量“减少死刑的数量”一语本身是有歧义的：是减少包含死刑的罪名的数量，还是减少实际适用死刑的数量？这里以上两种解释均要包括：既要减少刑法分则中规定有死刑的条文的数量，又要减少实际适用死刑的数量。而且，减少刑法分则中规定有死刑的条文的数量直接导致司法实践中适用死刑数量的减少。首先是减少刑法分则中规定死刑的条款。减少死刑总是有一定范围的，如果减少，就应减少没有被害人的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大部分经济犯罪不涉及暴力，不宜适用死刑 ，还有一些非暴力犯罪，如传授犯罪方法罪，既不涉及暴力，又无直接被害人，完全可以不适用死刑。另外，我国刑法在立法技术上还应作重大改革，应把很多犯罪中的杀人情节都按故意杀人来处罚。这样一来，可以减少刑法中“死刑”二字的出现次数，更加明确了我国刑法中死刑适用的犯罪的种类。还有，对于一些司法实践中实际很少有被判处死刑的罪名取消死刑，这对打击犯罪的影响并不大，但对提高我国的国际声誉的作用却是巨大的。其次，减少适用死刑的数量。在这方面，其实我国建国以来的刑事政策一直都在追求这个目标。我国在适用死刑的政策上，一直都在“坚持少杀”、“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是一贯的政策。虽然这一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坚持的力度不同，但可以说，一直是发挥作用的。现在，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有明显错误的激情杀人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往往都不适用死刑，这是我国刑事司法轻刑化的可喜进展，这一趋势应该坚持并得到提倡。第二，调整我国刑罚的整体结构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其中主刑有五种，由轻到重依次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在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之间，存在着刑罚轻重的不协调。有期徒刑最高15年，数罪并罚也只有20年，罪犯服完一半刑期就可能释放；无期徒刑名义上是终身监禁，但罪犯服刑满10年就可能假释；接下来的死刑，有一个缓期二年执行，如果被死缓，一般都会减为无期徒刑，有的还会减为有期徒刑。这就造成死刑立即执行高高在上，其他所有刑罚都望尘莫及的情况。从死刑到死缓以至下面的无期徒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真空，给准确量刑造成了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得不适用死刑。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是将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最高限制提高为25年或30年，对无期徒刑必须服刑满25年或30年才得假释，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只能减为终身，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死刑立即执行保持不变。这样以来，对严重犯罪量刑的选择余地就更大了，严重犯罪的量刑也有了梯次，不必动辄就用死刑立即执行，罪刑相适应原则也会得到更多的表现。第三，限制死刑的适用对象《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等国际性文件规定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犯罪时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政治犯和被指控犯罪时已满70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些规定已被许多国家采纳，从而使死刑的适用对象受到严格限制。对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和犯罪时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这在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中已有明确规定，不必多说。对于政治犯是否适用死刑，我认为应该区别对待：如果是政治犯同时又实施、参加、组织、策划、指使其他普通刑事犯罪，如爆炸、杀人等，其普通刑事犯罪行为应单独立定罪，可以适用死刑；如果是单纯的政治犯，不涉及其他普通刑事犯罪，就可以不适用死刑，这也是国际通行作法。对于被指控犯罪时已满70岁的人不适用死刑，我认为完全可以规定入我国刑法。对年迈者的特别照顾，我国古已有之，在封建社会，对年迈者不可刑讯。现在将被指控犯罪时已满70岁的不适用死刑规定入《刑法》，对我国的司法实践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实践中遇到已满70岁的人被指控犯罪的人就很少，有助于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对我国的法制又没有什么冲击。因此，规定此条应尽快列入日程。第四，完善死刑复核程序“防止错杀”是我国死刑政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本应在本文中加以研究。但由于所涉及的多为刑事诉讼法的内容，这里不做过多分析。五、创造条件，废除死刑上文已反复强调，死刑是残忍的，是和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程不和谐的，死刑总是要消亡的。死刑的消亡不能不靠人，因为死刑是规定在法律中的，而法律又完全是人来制定的。但人们在废除死刑的问题上不能过于积极，如果一厢情愿，为了各种崇高的目的废除死刑，而不顾社会的实际情况，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无奈地恢复死刑，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菲律宾，菲律宾在废除死刑十几年后又恢复了死刑。到底何时才能废除死刑，我们还是在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寻找一些可能正确的答案：（一）社会整体形势稳定社会整体形势稳定，是包括多方面的内容的。社会矛盾缓和，犯罪率低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要废除死刑，必须具备这个条件。否则，人民会无法忍受大量犯罪的发生而政府却显得很无能。人对很多事情是有一定的忍耐力的，对犯罪也是一样。倘若犯罪发生率低，又距离自己较远，人们是不会非要要求政府对罪犯适用死刑的。这时，只要把犯罪的人关起来，不继续危害社会就足够了。（二）社会控制严密首先，不同国家，社会对人控制程度是不相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控制严密，处处设防，犯罪几乎成为不可能，那还用死刑来干什么呢？人们即使想犯罪，也很难犯到要判死刑的严重程度，死刑自然就没有必要了。其次，对一个社会的各个成员来说，相同的刑罚对于每个人的作用是不同的。对于一个有名望的人如果因为犯罪被监禁几日，他的社会信誉全部完了，这比要了他的命还可怕；而对一个社会底层的人来说，也许死刑对他也是无所谓的。人的素质提高了，一个人能清楚地认识自己行为的法律意义，他的行为就能被无形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有了这些看不见的控制力量，无疑是刑罚的负担又减轻了，更少有要适用死刑的情形了。（三）刑罚的威慑力足够强一提到刑罚的威慑力，人们会立即想到刑罚的严厉性。诚然，刑罚越严厉，其威慑力就越大，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但是，如果只认为刑罚的威慑力来自刑罚的严厉性，则是片面的。笔者认为，刑罚的威慑力至少是由严厉性、及时性、必然性三个方面共同作用的产物。从犯罪到受到刑罚处罚的时间越短，刑罚的威慑力就越大。“只有使犯罪和刑罚衔接紧凑，才能指望相联的刑罚概念使那些粗俗的头脑从诱惑他们的、有利可图的犯罪图景中立即猛醒过来”。犯罪引起刑罚的必然性，也直接关系到刑罚的威慑力。“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然性，”试想如果所有罪犯能在犯罪后不久被抓获，并审判定罪，进而入狱服刑（这当然是难以实现的理想状态），有犯罪倾向的人看到的只是犯罪必然且立即带来的不利结果，对犯罪就望而怯步了，刑罚就没有必要那么严厉，死刑的必须程度就相应降低了。当然，这对犯罪的侦查、审判的要求就大大提高了，犯罪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破获且破案率要大大提高，才能实现在刑罚的严厉性下降、最终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刑罚的威慑力不受影响。小结死刑虽然在打击犯罪、预防犯罪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它却有着其他刑罚所不具有的特殊作用。因此，在死刑存废的问题上，应坚持继续保留死刑，同时进行必要的改革，使死刑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在社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一步一步废除死刑。如何写论文写下自己的想法是完善它的好方法。你可能发现自己的想法在纸上会变成一团糟。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当你越来越熟悉它的时候，就会很快了。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种艺术，你就会在写作的过程中体会到无穷的乐趣。你也会遇到和其他作者一样的滞碍。这有很多原因，而且不一定能顺利解决。追求完美是一个原因。记住：写作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你发现所写的不是你开始想写的，写下粗稿，以后再修补。写粗稿可以理出自己的思想、渐渐进入状态。如果写不出全部内容，就写纲要，在容易写具体的内容时再补充。如果写不出来，就把想到的东西全部写出来，即使你觉得是垃圾。当你写出足够的内容，再编辑它们，转化成有意义的东西。另一个原因是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有序的写出来(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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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以简单的论述这个问题？（1）、生产力注重效益生产环节，以生产的定量来制定生产计划或采购原材料，以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的标准体系，以及生产部的具体流程和规范操作流程，最重要的是，质量是第一生产力，以质量提升产品的高品质与规格。（2）、商务力注重办公流程自动化，以各部门紧密衔接工作事务的展开，以各部门做好协调与沟通，以优化综合管理的合理配置，以要求优先发展与合理规划的统筹布局，以体现企业文化的硬实力与软实力进行双重优化的界面，以涵盖行政、商务、公关、市场的多个层面，以铸就产品市场品牌的公信力与知名度。（3）、销售力注重专心与专业的品质，以体现销售人员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素质，以用心服务于大众顾客，说得好“顾客就是上帝”，以倾力打造顾客首选可信赖的合作品牌，以全心全意为顾客着想，以全心全力为顾客提供更方便、更快捷的优质服务与增值服务，以竭尽全力提高顾客的满意度与忠诚度。（4）、制造力注重高端一体化，以智能制造向智能创造的转变，以改变传统制造的观念，以聚合市场互联网共享资源，以有效提升制造行业的高效率运转模式，以实现高品质的市场效益而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个人总结提论：综合上述这些几点内容，解释为：以创造市场价值为前提条件，以谋划市场机遇为有利契机，以创造未来理想的期望价值为目标，以“互联网＋物联网”的时代来临，以标志着科技的含金量，以引领市场行业的新标杆，以有效拉动消费者群体的市场需求与市场供求的相互关系，以市场――渠道――客户，这体现的是市场供需之间的利益。谢谢！
目前我国制造业发展前景的基本趋势应是高加工度化和制造业与其它部门以及制造业内部各部门的协调发展问题。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此阶段以重装备业发展为主要特征。当前,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水平低下,创新能力不强,科技与经济发展脱节,外资所占比例偏高,生产率与国外相比没有任何优势,为解决当前制造业难题,本文分析了我国制造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及中国制造”落后的深层次原因,提出务必将机制创新、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融于一体,为中国制造业和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营造良好的大环境,以尽快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和地位。制造业是实现工业化的水之源、木之本,是现代化的原动力,是国家实力的支柱。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制造能力,永远成不了经济强国。我国工业化的进程目前正处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中间阶段,要完全实现工业化,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至少还需要十几年的努力。制造业分为加工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宏观上看,我国制造业发展很快,以至于现在有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说法。这种说法似乎有两个依据:一是制造业对我国出口的贡献;二是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我国已完成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此阶段以劳动密集型产业飞速发展为特点,产业结构轻型化,我国已将加工制造业在这一阶段发展到极致, “世界制造工厂”这顶帽子并非浪得虚名,但仅仅局限于消费品领域。随着产业升级,我们已不可避免发展到以装备制造业为主要特征的“重化工业阶段”,也有人称之为“后工业化时代”。装备制造,泛指生产资料的生产,以资金密集、技术密集为特征,包括能源、机械制造、电子、化学、冶金及建筑材料等工业。根据我国的一般经验,在轻工业为主的阶段, GDP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安置300 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为70 万人。重化工业阶段,必然要遇到各种棘手的社会经济问题,本文以现阶段制造业发展状况出发,试图解决制造业中的一些问题,并为今后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1．中国制造业现状1.1 真实的生产率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总体规模与德国相当,可以说是个制造大国。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国的劳动力便宜,产品具有价格优势,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力。但两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比拼是看生产效率的,即单位产品(或相同产品、产值) 所消耗的人工成本。美国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 8 倍,但是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是中国的1. 3 倍,日本和中国比,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9. 9 和1. 2 ,这已是十年前的数据,现在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升了很多,换句话讲,我们的生产率在不断降低,大量的低素质劳动者供应市场掩盖了这一趋势。同时,低水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全国主要工业产品有80 %以上的生产能力利用不足或严重不足,大量的生产能力放空;高水平的生产能力又严重缺乏,重要设备基本依赖进口,这也限制了生产率的提高。1.2 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竞争力。关键技术自给率低,技术对外依赖度达50 % ,60 %以上的装备需进口,科技对发展的贡献率仅占30 % ,发明专利只占世界总量的1. 8 % ,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外来关键技术和装备的支撑。支撑中国企业生存的条件:一是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靠低价格竞争,缺乏资金和技术的积累;二是依靠宏观经济高速发展支持下的本土市场优势,强宏观,弱企业。巨大的人力资本优势掩盖了中国企业缺乏核心技术的尴尬,如果这种不利局面还不改变,接下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将会面临严重障碍,中国的制造业可能会为此付出很大代价。1.3 企业组织结构小而散,产业集中度低,规模效益差。制造业是规模效益最为显着的产业,但由于没有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业集中度合理的生产体制,企业组织结构散乱的状况十分突出,我国至今尚未形成一批代表行业先进水平、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也未能形成一批有技术特色的专业化协作配套的中小企业格局。1.4 低端产品生产扩张过度,高附加值产品依赖进口。企业长期盲目扩大产量,导致我国制造业在低附加值或低科技含量产品生产方面能力过剩,382 种主要工业品中87 %供过于求,而高科技工业品仍严重依赖进口。1.5 资源利用率和经济效率较低。尽管近些年国家强调技术革新,但技术对产出的贡献率仍很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是美国的418 % ,而美国制造业在2000 年人均产值为86559 美元,是我国的1817 倍。另外,我国的能源利用率是32 % ,而发达国家是42 % ,工业污染排放量却是发达国家的10 倍。还有,我国产品的增值率为30 % ,而美国、德国和日本分别是48 % ,47 %和41 %。这说明,我国制造业投人与产出过程中存在过低的资源利用率。1.6 缺乏管理技能和全球营销技巧,价格战成为主要的竞争手段。我国许多公司仍然没有按照国际惯例改变其管理,导致企业竞争力大打折扣,而价格战成为主要的竞争手段,导致制造业出现无序的价格竞争。同时,我国的企业非常缺乏全球营销经验,主要依靠国外分销商或合作伙伴在国际市场上推销中国商品。1.7 缺少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2003 年中国500 强企业排名榜的前100 名中有57 家制造企业,33 家属于后50 位,24 家打进前50 名,仅3 家挤进了前10 名的行列,其中2 家属于能源行业,1家属于汽车行业。从前10 名的行业分布特点看,能源业、电信业以及金融业发展较快,而机电、化工等制造业则相对实力较弱。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规模庞大,中国企业的规模实力与之相差甚远,即使是排名第一的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在全球500 强的榜单上也仅在第81 位,营业收入换算后仅相当于同行埃克森美孚公司营业收入的2.1%;而中国一汽集团的年营业收入仅为通用汽车的7.147 %。1.8 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如果说科技创新能力弱是制约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最大瓶颈，那么,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科技、经济“两张皮”、科技、教育“两张皮”和教育、经济“两张皮”的体制弊端则是制约我国自主技术创新的最大障碍。我国科技与教育、科技与经济以及教育与经济长期处在剥离状态,科技、教育为经济服务的功能不强,科技、教育和经济运作各行其是,产、学、研难以互动,缺乏国家宏观协调机制,全社会有限科技资源的整合集成利用和科技力量的协调有序运作不到位。我国科技系统有自己独特的任务、目标、体制、组织机制和评价体系,因此与教育系统、产业界的联系不密切,与人才培养、知识转移、成果转化和整个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这个价值链是脱节的。一些科研单位封闭式的科技管理体制导致其游离在制造企业之外,不能紧紧围绕企业生产中的难题和需求开展科研,其成果也不容易进入市场。而与科技界、企业界缺乏亲和力的教育系统,由于教育体制的缺陷,使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工程、科研训练和生产实践,更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尤其在国家战略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出现较大偏差。科技创新不仅未对中国制造业起推动作用,反而起着阻碍作用,违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原理。2.解决当前制造业难题,实现制造业的长足发展2.1 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东西部并行发展。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制造业转移出现新的战略动向。研发环节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趋势在不断加强。当然,核心研发仍然留在跨国公司的总部,其地区总部或分部从事的主要是本地化的研发。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研发环节的转移加快了其技术的转移,同时也加强了对其投资企业的技术控制。相应地,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更多地采取了独资的形式,并购投资的增长也明显加快。尽管这一阶段外资对技术壁垒设限甚高,但溢出效应仍不可避免。内资企业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才能更好的消化吸收外资的先进技术;东部地区在今后的外资引进工作中,应更加重视外资质量,鼓励外资企业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将最先进的技术引入中国。此外,采取各种措施,激励外资企业在研发方面与国内企业、高校以及各种科研机构进行合作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对于西部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还无法承接外资的溢出效应。在引进外资方面,应该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选择的引进,而不应该盲目地追求较高的技术水平。西部地区目前主要任务是加大在科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为当地企业获取外资的溢出效应积极创造条件。同时,西部应发扬自身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营造一个较好的投资环境,降低物流、贸易成本,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如果不这样做,东西部的差距还有不断加大的可能。2.2 从国家战略高度明确制造业的重要地位首先,全社会要形成一种共识:尽管我国目前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但我国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制造业在工业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变,在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中的物质基础地位没有变。因此,我们不能脱离国情,不能以知识经济发展代替工业经济发展,以信息化代替工业化。而只能把发展工业经济与发展知识经济协调起来,把工业化与信息化有机结合起来。第二,要从历史与现实、科学和人文相结合的全新视角,充分认识制造业和制造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不可替代的关键地位和作用,以及制造业与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深度关联。还要清楚地看到,人类文明进程中工业化阶段不可绕过,即使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发达国家的经济载体仍是制造业,我国经济的主导产业也还是制造业。第三,要站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战略的高度,牢固树立“制造业存亡兴衰决定国家存亡兴衰”的观点。要不间断地对国内外制造技术实力进行比较研究,以知己知彼。要汲取英、美等国历史上曾轻视制造业导致经济大滑坡的惨痛教训,借鉴美、日、德、韩等工业化国家因十分重视制造业发展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成功经验。要认准目标,牢牢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走向。2.3 建立科技、教育、经济一体化运行机制首先,国家应建立健全科技、教育与经济三者之间的宏观协调机制,加强科技与教育、科技与经济、教育与经济的三大接口,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国家及地方应自上而下成立技术创新协调机构,加强对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科技创新活动的引导、调控,使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建立技术创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要将科技教育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应在国家层面制定科技与教育相结合的计划,尽快出台我国的科学教育标准和技术教育标准,以更有效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其次,要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制定与经济改革吻合、协调、连贯的科技和教育政策,为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再次,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科技中介机构,要在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科技发展内在规律的前提下,大胆探索产、学、研合作的新模式和新机制,推进高校与科研院所在教育与科技研发方面的结合,推动高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合作方优势互补、互动发展。最后,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要率先架设高校培养目标和企业人才需求之间的桥梁,直接面向工程实际、面向社会、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培养大批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工商管理人才,并把人才培养与解决企业技术、管理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工程教育能够尽快适应现代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需求。2.4 积极培育大企业,提高集中度和规模经济效益。制造业是规模效益十分显着的产业,目前我国制造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益,这是导致我国制造业产品成本偏高、缺乏价格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公司大企业的形成途径或方式一般认为有两种:一是通过资本积累,以“滚雪球”的方式形成大企业,但这种形成方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在短时间内缓解我国制造业面临的现实国际竞争压力。二是通过收购、兼并、重组来实现。这是大企业形成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应该说这也是我国大企业今后形成的主要方式。政府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政策的制定及资本市场的建设与完善上来,为建立市场兼并机制创造条件。2.5 促使制造企业尽快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其一,要从改革产权关系、产权结构着手推进国有企业的深层次改革,紧紧围绕产权这个经济体制的核心进行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使产权边界更明晰、产权运作及管理更规范,真正取得国企运行机制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性进展,确保企业成为一个有足够自由度和自主权的完全市场化的经济实体,使其能在全球化市场立足,并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锻炼自己的生存及自我发展能力,培养企业自身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素质。其二,要建立市场经济中的优胜劣汰及退出机制,包括企业破产等死亡制度。市场经济的吐故纳新主要表现在企业竞争的退出机制上,只有清除竞争后的垃圾,创新才不会受阻,才有利于企业研发机制、技术创新机制的建立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整个社会还必须有完善的风险转移机制,帮助那些勇于冒险创新的企业解除后顾之忧。其三,国家要引导企业从以传统的降低成本的竞争发展方式,向以市场、技术创新为主的竞争发展方式转变。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理论和经验,应用工业工程的管理技术与方法来实现系统效率和效益目标,实施企业再造与知识管理,把企业制度建设与管理水平的提高结合起来,建立起科学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以管理创新为强大杠杆,撬动企业技术创新。其四,实行国企厂长、经理、CEO (首席执行官)选拔市场化,以与国企经营机制市场化保持合拍。一是要解除政府对企业直接的人事控制纽带,作为现代企业灵魂和核心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选聘不能再是政府行政命令型的。二是要推行公开、公平、公正的招聘制,以竞争性、市场化的选聘机制替代行政性、官员化的任免机制。三是要培育充分竞争、自由而有序流动的企业经营人才市场,保证国有企业可从市场上吸纳有创业精神、创新意识并且具备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的职业化经营管理人才。其五,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强化企业研发机制。一是国家应重点支持一批大企业集团建立面向市场的技术中心,同时积极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要引导企业调整以跟踪和模仿为主的技术发展思路,把自主开发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及改良国外先进技术结合起来。二是企业领导要提高对技术中心的认知程度,高度重视研发工作,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力量,采取多元筹资,加大技术研发资金的投入。要提出中长期开发计划,拟定具体项目执行方案,使企业技术创新真正落到了实处。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主要靠国家投入的状况。三是寻求适合国情的企业技术中心的管理运行机制。要构建鼓励科技人员以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并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为目标的激励机制,如实行专利权人、职务发明人奖励制度;设立原始性科技创新奖励基金;把知识产权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等。以此为科研人员实现自身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创新潜能创造条件。综合来看，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并与技术创新融于一体是我国制造业得以高速、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的方面，世界制造业市场是广阔的，而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必须把握机会，找到自己与发达国家制造业方面的差距，并根据自己的国情加以改进，为中国制造业和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营造良好的大环境,以期尽快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和地位。相信，中国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成为未来真正的世界制造业强国。
一、互联网+制造业是倒逼出来的其改造动力来源于下游环节制造业的互联网化是“生产-销售-消费”协同升级中的一环，其改造动力来源于下游流通端和消费端。下游互联网化程度（在线化、数据化）程度越高，对上游制造环节的倒逼作用越显著。目前，图书行业的零售端互联网化程度最高，保守估计超过50%。所以，我们看到图书的生产制造环节—“印刷出版”环节已经高度互联网化，数字出版、数字发行十分普及。纺织服装是另外一个零售端高度互联网化的产业，行业估计在30%以上，这意味着全国每100件服装就有30件是在互联网上销售出去的。可以想象，其对上游生产制造产生了多大的倒逼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在服装工厂里面，柔性化生产加速，生产周期缩短，生产方式和装备都有了变化。对于大量的工业制造业企业，下游是B类客户，这类企业互联网+的需求更多来自企业间的协同需求，但动力依旧来自下游客户。譬如，目前热火朝天的智能装备和智能产品，将传感器嵌入产品上，卖给客户后可以不断采集数据上传到云端。但是你可以看到，只有当客户有这样的需求并愿意分享数据的时候，制造端才有这样的动力。二、“微笑曲线”误导中国制造业1992年，台湾企业家施振荣提出了“微笑曲线”（Smile Curve）理论。微笑曲线认为，曲线左右两侧附加价值高，利润空间大；而处在曲线中间弧底位置的加工、组装、制造等，技术含量不高，附加价值低，利润微薄。中国产业界对“微笑曲线”奉为经典并因此陷入迷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必须向所谓的价值链高端延伸，特别是走品牌化的道路。而面向零售市场和品牌之路是“败九成一”的策略，风险极大，并非适用所有制造业企业。事实上，制造业并没有那么悲观，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与微笑曲线相反的现象。2004年日本索尼中村研究所所长中村末广提出了“武藏曲线”，即和微笑曲线相反的拱形曲线——真正最丰厚的利润源正是在“制造”上。而2005年6月，日本《2004年度制造业白皮书》通过对近400家制造业企业的调查也验证了，认同 “制造&组装”利润率最高的企业非常多。而中国制造业之所以被微笑曲线所迷惑，根本原因是中国制造业的管理水平糟糕。
如何提高青年的法律素质？ 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加强法制建设，依法制国，要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增强全民的法制意识。青少年法制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是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需要。 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在广大青少年中深入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全面提高我国青少年法律素质，保障和促进他们健康成长成才。对于广大少年儿童，主要是帮助他们学法、守法，从小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增强他们分辨是非的能力；对于广大青年主要是培养和教育他们树立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提高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和运用法律武器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自觉性。 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要突出青少年的特点，从青少年实际出发，依据由易到难、由浅人深、由启蒙教育到系统教育的原则，教育引导青少年从根本大法学起，逐步扩大学习范围，包括基本法律和其它有关的法律法规。在青少年中继续开展宪法知识和其它青少年行为规范及与青少年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的教育活动。要加强对中小学生的法制教育，充分发挥共青团、少先队组织的作用，通过有针对性的、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使他们初步了解一些基本法律常识，学会分辨是非；对于广大青年，要注意区分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青年群体的特点，采取灵活的有针对性的方法和措施，使广大青年了解我国宪法和基本法律的主要精神和内容，增强民主法制观念，懂得与自己工作和生活有关的法律，树立依法享有公民权利、依法履行公民义务的法制观念，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增强社会责任感，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要注意抓好五个重点环节。一是要把对青少年进行教育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机结合，与教育人、培养人紧密结合起来，为创造优良的社会环境发挥作用。二是要把对青少年法制教育同公民素质教育有机结合，提高青少年的法制素质，使他们能够正确行使公民权利，自觉履行公民义务，成为跨世纪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三是要把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同维护青少年权益工作有机结合，为青少年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通过法律途径反映青少年的呼声，解决他们的困难，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四是要把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同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机结合，组织团员青年运用法律武器，继续开展青年志愿者净化市场监督活动，配合有关部门扫“黄”打“非”，净化文化环境，积极做好失足青少年的帮教工作，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五是要把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同加强对务工青年的教育管理服务有机结合，采取走读夜校、民工学校、函授咨询等形式，对务工青年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和文化、法制教育，帮助他们提高法律素质。 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要运用有形的手段和方法案例一 福建五少年杀死同学勒索20万 警方缴获军用手枪 2002年10月9日，福建省福清市警方破获一起在校中学生杀害在校生案，抓获陈某等五名犯罪嫌疑人，缴获作案工具两轮摩托车1部、六四式军用手枪子弹3发等物品。 7日下午2时30分许，福清市警方接到受害者家属报案：当日下午2时23分，他家突然接到歹徒打来电话称：“陈某(男，13岁，某中学初一学生)被其绑架要求家属准备20万元人民币赎金，并称不准报案，否则后果自负。” 接到报警后，福清市公安局马上组织警力开展侦破工作。根据现场调查，走访群众，获悉受害者陈某于2002年9月29日晚9时许，从福清市新厝镇某中学晚自习回家途中失踪。其家属经过几天几夜寻找未果，直至10月7日下午突然接到绑匪勒索电话。 警方在大量调查取证的基础上，获悉某中学初三年级学生陈某母亲与受害者家积怨较深，且陈某近期表现十分反常，有重大作案嫌疑，同时查明陈某近期来经常与同学郭某、黄某等人在一起打电脑、玩游戏，行动诡秘。10月8日下午警方决定对陈某等5位涉嫌人员采取收捕审查。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陈某(男，1987年12月出生，某中学初三学生)，郭某(男，1987年5月出生，系陈某的同班同学)，黄某(男，1988年1月出生，系陈某的同班同学)，李某(男，1987年6月出生，系某中学初三学生)，杨某(男，1988年2月出生，系某中学初三学生)供认，他们因长期在一起玩电子游戏机而结为朋友，因陈某母亲与受害者陈某母亲有积怨经常吵架陈某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于是犯罪嫌疑人陈某便召集郭某、黄某、杨某进行密谋寻求报复。 9月29日晚9时许，陈某、郭某、黄某三人在受害者回家的途中等候，将受害者陈某殴打杀害后，用两轮摩托车将其尸体载到某水库，用石头绳子捆绑投入水库，然后潜回家中，并于10月7日通过李某打勒索电话到受害者家中索要20万元人民币。
一、校园暴力犯罪的定义及其类型 关于校园暴力犯罪的课题，目前在我国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的研究，现有的调查或分析，一般仅从一个较为片面的角度出发。比如社会学注重对其现象的收集、归纳；教育学则则偏重对自身体制和教学内容的检讨；至于司法界，无论是在实务中还是理论上，亦只是单从一般的犯罪学角度探究其成因而企图完成事前的预防或事后的惩戒教育。由于考虑的范围比较孤立，必然不能全面而深入地剖析 “校园犯罪”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而，唯有从更高的角度方可能俯瞰全局，既找出“校园暴力犯罪”现象背后的成因，更能综合地构建行之有效且针对性强的预防和教育的系统。 现有的研究资料，一般将校园暴力犯罪作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校园暴力犯罪，是指犯罪构成中的客观要素，如犯罪主体、对象、案发地等方面的其中之一涉及校园因素的暴力犯罪；狭义的校园暴力犯罪仅指犯罪构成中的犯罪主体为教职工或学生。 而根据校园暴力的来源及施暴者的不同将其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暴力现象。此类校园暴力主要是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或家长采取不恰当的、粗暴的方式对待学生，以致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伤害的行为，如体罚、变相体罚、言语侮辱等。二是青少年学生的施暴行为。学生施暴主要是指某些学生因过早的、不成熟的三角恋、钱物需求、青春性意识萌动或者仅仅因为模仿录像某些情节、发泄心中怨气等而对其他学生施暴的行为，如殴打、强奸、抢劫、侮辱、杀害等，此类行为在宝安区俗称“下暴”。三是校外人员对学生的暴力行为。这一现象主要是指一些校外的闲杂人员或非法商家，为了一定的物质利益，满足欲望或为了发泄心中不满而对于不谙世事的青少年学生施行的身心侵害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些非法之徒窜入学校或在学校附近、学生上学的路上抢劫学生财物，对学生进行人身侵害、人格侮辱等；其二、在文化娱乐活动中，一些商家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纷纷将兜售目标定位于广大学生，其中不少人用黄毒诱以牟取暴利 。 综上，本文结合对宝安区内发生的校园暴力犯罪真实案例的调查，将发生在学校及其周边地区，由同学或校外人员针对学生生理或心理实施的暴力犯罪作为研究的范畴。 二、深圳市宝安区校园暴力犯罪的现状及特点 考察校园暴力犯罪的现状和特点，我们不可忽略地应该首先了解所研究的地域的经济、社会情况：地处深圳市西部的宝安区在全国属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2003年宝安区的国内生产总产值达518亿元，占整个深圳市的三分之一。仅宝安区福永镇，就有怀德、桥头、凤凰等多个村的年总收入超过5000万元。宝安区目前正在或者已经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以前经济欠发达地区迅速地转变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二是从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地区转变为工业发达地区；三是正处在农村城镇化的转变过程中。人口方面，宝安区外来人员有270多万，户籍人口只有30来万，外来人员子女的入学问题不容忽视。宝安区现有中小学校共计264间。在校中小学生23万7千多人。教师职工人数超过1万人，其中公办教师4800多人，民办教师（即聘请教师，工资学校自筹）5200多人。 伴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外来人员急剧增加，居民贫富悬殊加大，独生子女家庭增多，社会环境复杂，民办学校放开等因素的影响，宝安区的校园暴力犯罪案件也呈上升势头。部分城镇学校甚至出现了校内外环境复杂，在校生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局面。 从宝安区批捕起诉的案件情况来看，2003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285宗。而2003年在校学生犯罪或者以在校学生作为犯罪对象的案件共计23宗，2004年1-10月为22宗，同比略有上升。这45宗案件抢劫占53.3％；盗窃占26.6％；其他占20.1％。另外，教师犯罪案件除了2001年某英文书院教师王某猥亵本校三名十一、二岁的学生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外，尚无案发。 从相关案例来看，宝安区校园暴力犯罪有以下特点： 1、以财产型犯罪为主 宝安区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造成消费主义风行。青少年学生易在此环境下产生错误的消费意识，产生讲奢华和及时行乐的短期行为倾向。当他们的高消费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时，往往铤而走险，实施敲诈勒索、盗窃、抢劫、绑架等犯罪行为。另外，部分学生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优越，零花钱较多，不少学生还配有手机等较为贵重的物品。使得不少学生也成为不法分子的犯罪对象。我们曾经对宝安区某街道办的一所初级中学展开调查，发现被调查的学生中竟然有61％的学生对学校内外环境有不安全感。 从宝安区检察院起诉的在校学生敲诈勒索和抢劫案件来看，其对象主要是在校学生，甚至有些对自己的同班同学下手。他们大多并非因为生活困难而去犯罪，而是想通过犯罪获得用以享乐、消费的财物。例如，宝安区某中学学生张某，自二○○二年九月到被抓获的一年间，共参与抢劫摩托车十二次，其中三次的作案对象是同校的同学。每次得手后，张某便能分到一些赃款，并用这些钱到网吧打游戏、购买名牌服装或者请同学吃饭。经调查，张某的父亲是小巴司机，母亲是清洁工，家境虽不十分富裕，但不缺吃穿，而且定期有零花钱。可是这些不能满足张某大手大脚的消费欲望。在战战兢兢地参与一次抢劫后，他尝到了甜头，便有了之后十几次的作案。 2、犯罪手段趋向成人化、智能化 以往未成年犯罪作案手段和方法较简单和原始，多以语言威胁并辅以轻微的暴力手段，或用撬门扭锁，翻墙爬窗的方法，并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和偶然性强的特点。但现在，受暴力文化熏陶的青少年实施的犯罪，不少表现为采用绑架、恐吓、麻醉等手段，有先进的通讯工具，作案经过精心策划，作案后及时毁灭证据。如有些青少年会根据报道上所披露的警方侦察过程和方法，破坏现场，扰乱警方视线。 3、团伙化犯罪特征明显 青少年犯罪团伙化的特征明显。少年犯罪团伙，大多十五六岁，人数少则二人多则十几人。例如，宝安区某镇派出所在最近破获的一起刑事案件中，一次就挖出9个“娃娃贼”,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3岁，均系初中学生，他们选出了“少年帮主”，组织和指挥每起犯罪，仅去年8月份以来，他们入室行窃，共盗窃财物价值2万余元。 乐于成群结伙是青少年的特点之一。他们不愿意受到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制约，希望独立行事，但独立能力又较差，思维处于矛盾之中。受影视、报刊中描写的“帮派”、“行会”的影响，于是气味相投的“哥儿们”便聚合在一起，一旦受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或坏人挑拨，就很容易走向犯罪道路。学生帮派是校园中的一颗毒瘤，一旦形成，就会无法无天，群架斗殴，扰乱校园秩序。 4、受校外不良人员影响较大 我们注意到，超过半数的在校学生犯罪案件中，犯罪的学生都是和校外不良青年纠合在一起。或者共同实施犯罪，或者和校外人员的指使、怂恿直接相关。在我们调查过程中，几乎每一间学校的师生均反映有学生和校外不良青年“混”在一起，抽烟、打游戏、欺负本校同学等等的现象存在。校外不良青年大多是刚毕业又未能升学、就业或者中途辍学的原在校学生。也有一些看中中学生认知能力不足，讲义气、易跟随、易成“党”成“帮”的社会闲杂人员到学校拉帮结派。镇南派出所几年前曾经在宝安区挖出一个带黑性质的团伙“水房帮”，抓获该帮“头目”肖跃（男，29岁，松岗镇人），缴获猎枪一支，飞鹰刀三把。肖跃先后在宝安中学、新安中学、西乡二中、海滨中学、黄田实验学校、东方英文书院等学校吸纳三十多名初中生入帮会，每人收取入帮费36元，并带领这些学生吃霸王餐、报复打斗等。今年我院起诉了一宗在校学生戴某（男，刚满14周岁两个月）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案。戴某就是和校外不良青年纠合在一起，报复同班同学，将和自己有矛盾的同学打成重伤。 三、校园暴力犯罪形成的原因 曾几何时，校园是一片尊师爱生、高雅向上、令人向往的净土，是什么原因使暴力袭击了这个“安全岛”？下面，我们从宝安区的实际出发，寻找其症结所在，以寻求预防与消除校园暴力犯罪的方法。 1、在校学生自身的原因。 犯罪分子并非天生，任何一种犯罪都是犯罪人后天社会化过程的中断。社会化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程序，任何一个时期或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甚至因偏差导致犯罪。青少年学生在生理向成人过渡时，他们的心理仍不成熟、不稳定，有较大的可塑性。 他们分辨是非、美丑、善恶的能力较弱，感情容易激动，遇事缺乏冷静。他们的心理特征是：物质欲望的增多与未独立经济的矛盾；独立自主的要求与依附限制的矛盾；性欲萌发与道德法律的矛盾等等 。凡心理意识不健康、法制观念淡薄的学生，在社会上各种腐朽思想和恶势力的影响下，在不良社会现象或信息的误导下，一旦得不到良好教育和及时引导，极易诱发其内心私欲膨胀，进而陷入违法犯罪的泥坑。 宝安区检察院近期起诉一宗十分令人痛心的强奸案，二○○三年十月，被告人曾某（十五岁，辍学）和被害人谢某（十二岁，初中一年级）通过电脑网络认识，后两人交往频繁，发展为早恋。二○○四年一月的某天晚上，被告人曾某将被害人谢某带到宝安区西乡一间旅馆的房间内，在明知被害人未满十四周岁的情况下，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曾某在二○○四年二月十三日再次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并导致被害人怀孕。被害人的身心当然均受到了剧创，但不能不说二人在此案件中均表现出了性知识贫乏、法制观念谈薄、自我保护意识欠缺的问题，又都是社会不良现象和信息的受害者。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总之,校园犯罪主体的个人素质是犯罪动机形成的内在依据,是故意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2、外在环境的影响 首先，社会环境的消极影响。现阶段我国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重建立、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内在驱动力是实现商品的价值，追求高额利润。这极易使一部份人的价值观发生倾斜和逆转，从而产生极强的物质欲望和非法占有意识。宝安区濒临港澳，由于人员频繁往来和境外传媒带来的商业价值观念，以及生活中各种各样纷至沓来的信息，都在冲击着青少年的神经，作用着他们的社会化取向。流行文化、商品广告也附会和迎合着青少年的特点和需要，塑造了“崭新”的价值观念。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新的意识使价值观不成熟的青少年产生超年龄阶段，超支付能力的需要，随之，更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如前所述，张某的案例便说明了这一点。 随着改革浪潮汹涌而至，媒体的不良影响不容忽视。凶杀、暴力、淫秽、迷信书刊、影视片充斥校园内外，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对师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宝安区某中学一个16岁的少年为买一台单放机竟实施绑架，他的犯罪直接动机应归咎于暴力电视的影响。法制宣传工作中，往往通过媒体把案例报道作为社会新闻的形式，对寻找阅读视听快感和心理刺激的青少年学生来说，也许或多或少接受了法制教育，但过频的案情信息和犯罪手段的报道，亦容易使某些学生对社会现状的认识产生偏差，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无节制披露，难免给青少年带来不良诱惑，客观上成为若干校园犯罪的“指南”。 其次，校园环境的消极因素。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在社会交往中具有重要意义。学校教育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它的一些缺陷直接影响着学生，以至诱发学生犯罪行为的上升。 在宝安区，素质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但面对升学压力中学教育仍只能以应试教育为主，拿考试为教育指挥棒，这难免使不少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只抓分数，忽视了对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素质教育。部分学校对学生违纪事件简单地求助于行政处罚，滥用“劝退”、“勒令退学”等手段，随便开除学生，将矛盾推向社会，促使本应接受学校教育的青少年成为社会上违法犯罪的“后备军”。学校一贯“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成绩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往往容易引起受教育者的反感，结果适得其反，导致逃学、退学、流失等现象。有些学校则单纯以学习成绩划分快班和慢班、“优等生”和“劣等生”，结果会在“劣等生”中出现极高的犯罪率。据调查，宝安区犯罪的在校生中，差生占70%～80%，双差生占40%～50%。 体罚学生也是我国传统教育方式的一个弊端，它会使学生形成敌视老师和优良学生的逆反心理。笔者认为这也是导致我国校园暴力犯罪层出不穷的重要外因之一。宝安区现有教师队伍的现状也是不容乐观的，在10000多名教职工中，超过半数是聘请老师。为数众多的聘请老师存在素质参差不齐，收入偏低，无归属感的现象。在笔者挂职担任法制副校长的学校，就曾出现聘请老师多次拍打学生的头部致学生不适，引起家长状告学校的事件。 第三，家庭环境的消极影响。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人格社会化的关键期往往首先在家庭中完成 。一个人的性格、道德品质、理论情操的形成都与父母教育和家庭环境相关，人是在家庭生活中学会掌握社会的基本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我们认为,家庭问题也是近年来宝安区校园违法犯罪案件增加的重要因素。比如独生子女家庭过分溺爱问题、外来人员子女疏于管教问题。例如，宝安区检察院承办的一起典型的校园暴力犯罪案件中，宝安区石岩镇某中学学生李某自二○○三年九月份以来，以收取保护费为名义，指使黄某、刘某多次对被害人文某、徐某、甘某进行敲诈勒索，共得赃款三千三百余元。经查，李某是家中的独子，性格乖张，而其父母平日忙于工作，对其心理健康与行为动向不能及时了解，对他的管教方式是“铁栅加铜锁”，可是再怎么看得紧，也难免有空隙，一旦这种过分的管制暂时真空，李某便由于过分守管制而不懂得约束自己，致使李某在父母面前貌似乖驯，而在学校同学面前却又换了一副模样，经常殴打、勒索低年级同学，最终触犯了法律。 另外，家庭结构的破损，如父母离婚或丧父丧母，使家庭功能作用削弱，温暖减少，造成子女心灵创伤，亦易产生变态心理。据调查,在宝安区在校生中，因父母离异造成性格、兴趣爱好、理想追求发生变化，学习成绩下降的达65%以上，犯罪人数占未成年人犯罪的12%。 第四，社会综合治理环节薄弱。综合治理是一项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的社会系统工程。目前这方面的工作仍存在欠缺。首先是预防不力。有关部门对文化市场、娱乐场所管理不严,经营人员素质不高。据调查，宝安区校园暴力罪犯在社会上呆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网吧、迪厅等娱乐场所。尤其是过早流入社会的学生，除父母以外，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他们觉得自己已成为最不为社会注意的人。其次是管教打击不力。学生、教师的主要生活地点在校园，处于群体之中，他们有共同的心理、生理特征。对一些违法犯罪情况，学校与专政机关配合不默契，未让违法犯罪人接受特殊的思想、法制、人生观教育，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势必会重新犯罪。社会综合治理力度不够，对那些滑向犯罪深渊的人也不能起到震慑作用。 四、校园暴力犯罪的预防对策 1、加强学校管理与预防，将校园暴力犯罪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学校作为教育系统工程的重要阵地，自然是制约犯罪的重要防线。学校是家庭外部与学生、教师保持最密切、最经常联系的单位，为了校园暴力犯罪预防工作落到实处,，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学校必须转变“智育至上”的传统教育观念，加强德育。教育家陈衡哲说过:“一个人才的造就，单靠知识是不够的，在它的上面,还有那位至高无上的君主，叫做‘人生’。” 我国的教育，提倡应试能力和高分，追求升学率，重智育，轻德育，结果导致一些心理素质差的学生踏上犯罪或自杀之途。宝安区的学校教育也不例外。学校应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通过多种形式，有计划地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理想教育、道德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以及青春期教育。尤其“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预防犯罪的教育作为法制教育的内容纳入学校教学计划” ,真正走出教育误区，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全面发展的人。 其次，必须进一步加强法制教育。强化法律意识应从在校学生抓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将预防犯罪教育作为法制教育的内容纳入学校教学计划。通过开设法制教育课、举办法制教育讲座、参观法制教育展览等形式，使学生真正懂得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以及犯了罪应受到怎样的处罚，以强化其法律意识，培养其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采取有力措施，强化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减少中小学生辍学流失现象；严格执法，在全社会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切实做好预防在校学生犯罪工作。 最后，必须净化校园内外环境。净化校园环境，政府应予大力支持。据新华社报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任期间曾宣布：联邦政府将拨出1.2亿美元专款,用于防止校园暴力犯罪案件的发生。中国政府财政上拨专款预防校园犯罪不易，但可采取行政手段以期达到相同目的。以宝安区为例，可以由公安机关侧重辅助学校安全保卫基础工作，搞好学校派出所的建设，提高校区保安素质；着重抓好校内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管理，整顿校园周边的书摊、美容院、歌舞厅等娱乐场所，扫除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力争将此类犯罪诱因降低至最低限度。中小学可针对学生特点，印发《防范校园暴力犯罪指南》等小册子，让每位师生人手一本，提高他们的自我防范意识。加强学生宿舍管理，实行校外人员出入登记检查制度。 上述校园预防措施若能落实，不仅可减少违法犯罪发案率，而且为侦查破案奠定了必须的基础条件。 2、强化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和控制功能 搞好道德和品质教育是提高青少年思想认识的有效途径，而家庭是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首任老师和终身老师。 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独生子女家庭不断增加的宝安区，家长普遍在物质方面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这无形中养成他们重物质、轻精神追求的思想。所以，家长更应注意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家庭教育。首先要发挥榜样和示范作用，言行举止要符合社会规范，价值取向要符合社会标准。其次，要创造和谐的家庭气氛，使孩子的身心沐浴在阳光雨露中，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前途向往与追求。第三，在注重孩子学业的同时，更要重思想品德教育，教给孩子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教育孩子孝敬长辈，关心爱护周围的人。第四,对孩子进行“磨难”教育，有意创设逆境，培养孩子积极进取的精神。第五，举办家长学校，教给家长教育孩子的科学方法，使家长做到爱而不溺，严而不死，教与养有机结合。 3、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要消除暴力犯罪，就要净化社会环境，消除可能影响学生社会化过程的各种消极因素，消除产生暴力犯罪的不良心理基础，减少不良因素对暴力犯罪可能产生的诱发和刺激作用。 随着宝安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导致犯罪的因素也在增多，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净化社会文化环境的紧迫性。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对当前文化市场中的不良现象进行依法治理，使文化市场能守法经营；同时，肩负预防校园暴力犯罪重任的少年活动中心也应密切协作，并通过博物馆、电影院、公园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使他们的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得到升华，言行得到规范。 4、教育多于责罚，抓好帮教安置 关于惩处改造，一定要坚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一方面，对已经犯罪的学生要依法处理和惩办，以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并教育本人；另一方面，要注意改造方法，提高改造质量，减少校园暴力罪犯回归社会后重新犯罪。此种罪犯大多系未成年犯，虽然易冲动、爱结伙、缺乏同情心，但与成年犯相比，恶习相对较少，反社会心理并不顽固。故针对其世界观尚未定性，渴望光明的心理特点，正确引导其积极向上，努力改造其成为新人是有可能的。国外和港澳地区针对“犯事少年”的教育改造有不少可取做法。比如，香港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立法规定并不算宽松，其法律规定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为十岁，但是在处罚时却是彰显保护与感化的精神。香港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罚分为羁留环境和非羁留环境两种，对少年犯来说，判处羁留是法庭最后的选择，只要有其他可行的非监禁式的措施，就必须先予执行非监禁。而澳门提倡“爱心矫治”，采用感化服务与社会支援的方式，使违法的未成年人尽早适应社会、重返社会。在我国，这些方法也同样会行之有效，对于青少年罪犯一定要区别对待，分别关押，分档管理，因人施教，这些做法有利于校园暴力罪犯真正从内心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认罪服法，提高改造质量，预防其再次犯罪。 关于帮教安置，一方面，要动员全宝安区的各界力量，将帮教校园暴力罪犯和有劣迹的在校学生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列入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议事日程，并切实抓好落实；另一方面，要召集宝安区公安、司法、劳动、街道居委会等有关部门，切实做好释放后的未成年犯的上学和就业安置工作，使他们回归社会后真正感觉到社会的温暖，以减少和消灭促使其重新犯罪的环境和条件。
一 概 述 近几年，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日渐突出，青少年违法犯罪比例有所增加，犯罪性质暴力化、违法犯罪低龄化、团伙化，且在校生明显增加等一些新特点。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能否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违法犯罪行为是影响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因素。青少年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也给青少年自身和家庭带来灾难和不幸，这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下是本人就青少年犯罪的成因与预防问题谈出自己的粗浅看法和大家共同探讨。二 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追究其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制、教育、道德等多个领域，也涉及到家庭、学校和社会众多方面。有青少年自身心理、性格等方面的主观原因，也有外因各种复杂的客观因素，下面首先谈谈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家庭教育的误区，为青少年犯罪推波助澜。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教育对每个人的一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可能是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也有可能是负面的消极的影响。一般而言，良好的家庭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良的家庭不仅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还常常成为导致青少年走上犯罪的原因，除了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外，不良家庭因素是导致子女犯罪的直接原因。①近年来，我国的离婚率直线上升，家庭结构残缺，使孩子的成长环境先天不良，孩子失去家庭温暖和有效的家庭教育，一遇不良习气和坏人引诱就容易走上邪路，缺乏父爱母爱是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第一诱因。另外不良的家庭教育往往使孩子养成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自私自利、专横霸道的恶习，一旦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高压型”的家庭奉行棍棒政策，在这种高压下，极易造成孩子的人格自卑和逆反心理，这样的孩子一旦犯罪，便会凶恶地报复社会，危害性极大；“放任型”的家庭教育，对孩子无力管教或放任不管，使他们失去家庭温暖，造成孩子的性格孤僻冷漠，一遇不良习气和坏人的引诱就容易走上邪路。此外，父母的不良行为也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二） 学校教育的失当，成为青少年犯罪的温床。学校是对青少年进行正规教育的场所，学校教育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目的性和有计划性，学校教育因其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得其应有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相反，它常常是造成青少年违法行为的重要外因之一，②据调查发现，近70%的少年犯超过了一条由学生变为流生，再由流生沦为犯罪的道路。被调查的少年犯中，在校成绩好的占2.97%；成绩一般的占31.68%；成绩差的占56.44%，还有8.91%说不出成绩好坏。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不说与学校教育有极大关系。就学校教育来看，影响其应有功能发挥的主要问题有：（1）教育思想不端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或放松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目前看，还有许多学校没有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根本转变，不少学校教育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片面追求升学率。学校、班级三、六、九等的划分，被划为“另类”的学生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极大的伤害，破罐子破摔，有的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在违法犯罪的在校学生中，这样的学生占据多数。（2）教育方法简单粗暴，教育内容脱离学生实际。有些学校领导和教师教育水平不高，不了解改革开放形势下青少年学生的特点，不善于把握学生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不懂得寓教于教学、活动和管理之中，不会抓住良好的教育时机，仍然采取封闭式、程式化、模式化的简单说教的方式来教育学生，用歧视、体罚、甚至推出学校的办法来对待差生。有些教师平时不认真备课，上课时不是照本宣科，就是不着边际地海吹一通，学生听得乏味，进教室就是感到精神压抑。特别是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他们在学校中常常是低人一等被人瞧不起，对那些脱离实际的教学内容有着一种更为激烈的抵触情绪。由于在学校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关怀和重视，他们就会到社会上寻找安慰和欢乐，其中有不少人因结交坏朋友而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3）学校生活枯燥单调，少数教师师德不彰。青少年时代是人生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青少年身心成长迅速，精力充沛，求知欲旺盛，他们需要七色阳光，需要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然而有许多学校就连这些最起码的需要都满足不了，枯燥单调的学校生活使得青少年学生感到生活于其中实在是太没劲了，于是乎，他们常常将自己旺盛的精力发泄到不该发泄的地方，一失足成千古恨。（4）教育教学分离，校内外教育脱节。教师教书育人，校内外教育一致，是学校教育取得理想效果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现在许多教师只教书不育人，甚至对学生中出现的一些不良苗头往往也视而不见，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这实际上等于害了学生。校内外教育脱节表现得更为明显，常常是教师对学生在学校外的情况一无所知，而家长对孩子在家庭外的情况也漠不关心，只是当孩子出了问题时，他们才会感到大吃一惊，埋怨孩子怎么会这样，而忘记了自身应该担负的教育责任。此外，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有些学生还存在“读书不如趁早赚钱”的思想，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没能及时跟上，这些学生流向社会就很容易成为“犯罪预备军”。③（5）加强以学校为中心的社会、学校、家庭联合教育。下大力气办好普通学校，改变现行中小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快慢班”作法，正确对待后进生、双差生，减少学生辍学失学现象；进一步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学校对青少年教育的主要作用。进一步强化学校、家庭和社会的“防线”作用，通过各负其责，密切配合，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三） 社会环境的污染，使青少年不能明辨是非。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西方社会的垃圾、丑恶现象乘虚而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在社会上蔓延，渲染色情、凶杀、暴力的书刊、音像制品充斥文化市场，黄、赌、毒封建迷信等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这些都严重侵害了青少年的身体健康，使部分涉世不深和意志薄弱的青少年腐化堕落，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④另外，遍布中小学校周围的游戏厅、网吧、台球厅等更是诱发青少年犯罪的温床，是不良的文化信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广播、电影、电视、报刊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电视）所呈现的世界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直接体验的限度。它们所介绍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因其表演手法的更加生动、形象和逼真，而更容易为青少年儿童所模仿接受。有些青少年因其思想单纯，很容易受外界不良因素影响，也很容易被社会上的坏人看中，将其拖下水。青少年犯罪为何以团伙犯罪见多，个中原因不言自明，团伙首领的引诱和威逼常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四） 自身素质不高，认知能力不足，是青少年犯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⑤按心理学的划分，十一、二岁到十四岁是少年期，十四、五岁到十七、八岁是青年时期，相当于小学高年级到高中阶段；十一、二岁到十七、八岁是儿童向成年过渡的时期，也就是成熟过渡而又不完全成熟的时期。在这个生理和心理发展急剧变化的时期，他们虽然在生理、心理上发育很快，但还未成熟，处在半幼稚半成熟，半儿童半成年人状态，充满着独立性和依赖性，成熟性和幼稚性错综复杂的矛盾。在此期间，如果给以正确的教育和影响，他们就能顺利地健康地向成人过渡；反之，他们如果受到不良的教育和影响，就容易误入歧途，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⑥国内外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大量研究表明，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自身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错误的道德认识。品德不良青少年由于缺乏正确的道德观念，认识能力低下，因而容易在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观，低级下流的乐趣观、亡命称霸的英雄观、哥们义气的友谊观等错误观念的支配下，强烈追求私欲（物欲、性欲、报复欲等），产生种种不计后果的违法犯罪行为。二是不良的道德，众所周知，一定的道德情感总是在一定的道德情况认识支配下产生的。一般来说，在正确的道德认识支配下，通常只会产生高尚的道德情感，反之就会产生不良和低下的道德情感。如前所述，在错误的道德认识下不少青少年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友谊，极易感情用事，甚至爱憎和好恶颠倒，对社会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因而很容易受别人引诱，结成群伙，误入歧途。三是低下的自我控制能力。人是社会的人，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能够认识自己和控制自己。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种知而不能理智，甚至达到“知法犯法”的情况，这实际上正是人的自我控制能力低下的一种典型表现，从心理卫生的角度讲，控制自己就是控制自己的冲动和情绪。有不少青少年极易产生激情而又往往难以自我控制，由此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三 青少年犯罪的预防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一项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复兴的伟大历史过程，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社会系统工程，因此要积极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同心协力，群策群治，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一般而言，青少年时期是容易产生违法行为的时期。我们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为及早发现和预防违法行为而做出努力。从教育和预防的角度讲，可以采取的措施应是多种多样、因人而异的。归结起来，可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一）全面提高青少年自身素质，从源头上遏制、减少青少年犯罪。首先，深入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制订和颁布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的一大批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法规，建立起了一套较为严密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体系。因此，全社会都要积极行动起来，大力宣传《宪法》、《刑法》、《妇女儿童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法律，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兴建并充分利用各类青少年法制教育阵地，例如广泛开展“模拟法庭”、“法制进校园”等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活动，使广大青少年逐步养成知法、学法、懂法、守法的良好习惯，并能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其次，广泛开展青少年自护教育。要通过建立青少年自护学校，开展“青春自护行动”等行之有效的手段，按照《未成年人犯罪法》关于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自我防范的规定，通过采取专家授课、录像观摩、模拟情景训练等多种形式，向广大未成年人普及自我保护知识，帮助未成年人增强自护意识，提高防御能力。第三，坚持以德育为首，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围绕促进素质教育，大力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深入开展“十八岁成人节”系列教育、大中学生志愿者“三下乡”及新世纪读书计划等活动。第四，多部门配合加强对青少年的管理，要建立健全心理咨询机构，及时对学生出现的心理障碍进行疏导。认真做好“双差生”的教育转化工作，预防在校学生旷课、逃学、游荡在社会上，成为学生、家长和社会“三不管”的闲散人员，减少和杜绝转学学生，防止他们过早地流入社会，染上不良习气，对那些思想不稳定有潜在违法犯罪意识的学生及有劣迹的学生要时刻敲响警钟，防患于未然，将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加强和改进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因其具有场地空间集中和正规化的优势，对青少年的成长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学校教育自身并非是至善至美的，必须加强和改进。否则，对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加强和改进学校教育，首先要求学校要端正办学思想，切实将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面向全体学生，促使其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次，要大力加强和改善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以及优秀班主任的选派与培养，帮助广大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业务素质和教育水平，切实改变那种对只教书不育人的状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再次，要大力加强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和法纪教育，时刻注意学生思想和行为的变化，对学生中已经出现的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不良苗头要采取切实措施，及时加以教育和引导，防患于未然。此外，应积极创造条件，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活跃学校生活，使学校对每一个学生都有强大的吸引力。（三）完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好坏对青少年的成长所起的作用截然两样，这已为众多的调查研究所证实。然而，⑦据有关部门统计，有80%以上的家长对家庭教育性质、任务、内容、特点缺乏比较全面的了解。由于他们不了解孩子的心理特点，加之教育水平不高，教育方法简单粗暴，他们也常常会为自己辛辛苦苦的教育收不到预期效果而苦恼，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当前的首要问题是要学习教育科学知识，树立新的“教子观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实现家庭教育科学化。（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净化社会环境，优化社会教育清除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土壤和条件。要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大力提倡树新风正气，坚持不懈地开展“打黄打非”斗争，共青团、妇联、公安、文化等有关部门应联合行动，对学校周边的各种娱乐场所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彻底的清理整治，严厉打击危害学校正常秩序，侵害青少年学生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学生有一个安全、和谐、健康的学习环境。强化对文化市场、娱乐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努力消除精神“污染源”。让青少年远离游戏厅、歌舞厅、录像厅、电话信息台、网吧等不宜进入和涉足的营业性娱乐服务场所和服务网。同时要大力加强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青少年活动阵地的建设，以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活动吸引青少年，满足青少年素质全面发展的需要，积极营造适合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关心和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仅是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职责，而且是全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各级教育、文化、科研、新闻出版、体育、广播影视等部门，群众团体和学校。要从培养接班人的高度，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努力为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一种优化的社会环境，应通过良好的思想、文化、艺术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教育，使广大青少年儿童受到良好的熏陶，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健康成长。 （五）加强对青少年工作的研究。预防青少年犯罪，首先要加强对青少年工作的研究。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实地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少年犯罪的新因素和新规律，制定并实施科学的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的战略，制定并实施科学的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的战备，才能把青少年违法犯罪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上，保持社会的持续稳定和经济的健康迅速发展，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青少年权益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总之，为了防止青少年违法行为的产生，以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需要密切合作，充分发挥三者之间的积极作用，针对青少年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点，形成一个立体交叉的教育网络。当然，所有这一切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促进青少年的自我教育，提高青少年自我教育水平。因为，青少年只有能够正确地把握自己，从而使自己的理智和情感都能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让违法行为消失在萌芽状态，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青少年犯罪。
浅谈青少年犯罪这些青少年都是“享乐主义者”，“怕苦、怕累、多享受”是他们的宗旨。他们大多都没有什么理想，也不想有什么成就。如果有理想的话那就是“吃喝玩乐”。这种人和“寄生虫”没什么分别，只知道寄生在社会身上，从不对社会做什么贡献，吃玩度过自己的一生，这样的心理不值得推荐。（四）“偏激浮燥”心理个别进入青春发育期的女孩子，由于受家庭和外界环境的影响，好奇心强，求富心切，急不可耐。一旦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就情绪浮燥，感情冲动，丧失理智，就走向极端，不惜铤而走险。如“去年五月，某公安机关抓获一少女，不仅自己卖淫，而且还介绍容留他人卖淫”。像这样的一位生理进入发育期的女孩子，对“性”有无知感、探索感。脾气暴躁属于发育期综合症，某件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对于能赚钱的行业，不识别它的好坏以及合法性，只要能赚钱就干，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正确的性教育，可以使青少年树立科学、健康、进步和有益的性观念，提高他们在性问题上的辨别力、鉴赏力和选择力。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我们不仅受自己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必然收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性的各种信息和思潮靠禁是禁不住的，不向青少年传授科学的性知识，非科学的东西就会影响他们”<3>。只有向青少年传授正确的性知识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减少社会上的青少年“性”犯罪。（五）“法不责众”心理一些青少年认为“法不责众”，“法也不难治众”。中国这么大，违法犯罪经常出现，“混水摸鱼，被抓获的是少数”。在调查心理青少年犯罪中，就有80%明知违法，触犯了法律，但又普遍心存侥幸。有的甚至认为我不够法定年龄，即使进去了，我还是尽快出来，不相信，甚至认为不可能会绳之以法。如：阿亮与阿进均出生于1987年，2003年两人因涉嫌抢劫被逮捕。目前，两人分别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1年。听到判决，两人傻了，不是说未成年人犯罪不用负刑事责任吗？我国《刑法》的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她的家人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4>。根据刑法的规定这个案件中的两位少年已经犯了罪，犯罪以后认为自己不是成年人，不够刑事处罚年龄，这是明显的无知性，这是“法盲”的表现，他们能根本不知道法律是怎样规定的，也不学习法律，最终导致了受到法律的制裁，后悔也晚了。（六）对某种事物的“好奇”心理由于社会上的阅历浅，辨别事物是非的能力差，缺乏正确的、良性的、积极向上的诱导，好奇心驱使青少年去干某种事情，去体验某种享受。如：一位品学兼优的少女禾某，因好奇去吸毒，结果沦落到以卖淫换取毒资的地步。这个案例中的少女乔某，只是因为看到别人吸毒，心想，这是什么味呀？这种心理驱使她去尝试，结果上了瘾，不能自拔，毒品能消减人的意志，损坏人的机体，降低国民素质。“打击毒品，远离毒品”是每个青少年应该去认真做好的。（七）“贪慕虚荣”心理因贪慕虚荣而走向犯罪是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最突出的。现在青少年受西方资本主义享乐观的深刻影响，认为自己这一代就应该吃好、穿好、玩好。处在这种负面的阴影下生活，青少年的身心在高消费的虚荣心的强烈驱使下就开始偷、抢、等等，利用各种手段满足自己的强烈愿望。（八）“盲从作案”心理青少年在心理和生理上都不成熟，有的就是跟在一起玩，从思想上根本不考虑这件事为什么要干，能干不能干，干了以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些后果严重不严重。这些严重的后果对自己有没有影响等等。如：一个少年抢劫、盗窃团伙，6人中有3人不满12岁，他们跟着一个16岁的“头目”在两年时间内疯狂作案几十起。当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去犯罪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他（指头目）让我们干的”，这些青少年在他们的思维中就没有罪与非罪的界限，只知跟在后边瞎胡闹，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二、 青少年犯罪呈现的特点（一） 犯罪呈现“疯狂性”和“突发性”青少年时期正处于人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由于某些青少年在社会进化过程中没有形成健全的人格，往往容易走向歧途，由于年轻人逞强好胜，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中，常常带有很大程度的疯狂性。由于少年的犯罪动机往往比较简单，其目的单一，随意性强。一般来说，较少有预谋，没有经过事前的周密考虑和精心的策划，常常是受到某种因素的诱发和刺激，或一时的感情冲动而突然犯罪，这种突发性行为反映了青少年情感易冲动，不善于控制自己，有的仅仅是为了偷点钱去上网而杀人。（二） 组织结构的团伙性和犯罪结合的偶然性从组织结构看，一般都是临时纠合，时聚时散性的，而且这种组合往往是一拍既合，一哄而起的团伙性犯罪。这与有组织、有策划的团伙性犯罪有所区别。这种偶然性的纠合也往往随着一个犯罪活动的终结而自行解体。如：浙江校园暴力升级，学生组团买枪对抗黑社会。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了对抗黑社会对他们正常的学校生活的干扰，组织了一个组织，并购买了一只猎枪来保护自己。他们弄的这个团伙是一种偶合性的临时纠合，而并非有组织、有策划的团伙，虽说他们能是偶合性的团伙，但他们对社会的危害性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样的团伙，学校要是发现一个及时解决一个，把他们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三） 罪动机的单一性和犯罪目的的荒诞性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往往是出于好胜猎奇，对照模仿，其目的往往是好奇、好玩或争强好胜。他们能的是模仿电视、电影中的某个镜头和情节，有的是同学或朋友之间所谓的争强好胜，显示自我的“天不怕，地不怕”而犯罪。有的出发点是为了偷钱，却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这也可见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严重盲目性和不计后果性。（四） 犯罪心理的报复性和犯罪心态和逆反性青少年虽年幼无知，但同样渴望人格上的独立和自主，能够获得平等的权利和尊重，不愿意管束，这种心理随年龄的增长有时会越来越强烈，特别是他们具有一些不良行为而被管教时，他们轻则对抗，重则予以报复。（五） 青少年违法犯罪呈现出“四高一低”的趋势即：青少年暴力犯罪比例偏高；14岁至18周岁年龄段强奸、抢劫犯罪比例偏高；18周岁至25周岁年龄段盗窃、抢劫犯罪比例偏高；农村青少年犯罪比例偏高及青少年违法犯罪年龄低，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害性<5>。三、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人的发展是由本能的生物人向理智的社会人发展的过程，在相近似的环境中，青少年之所以比成年人更易于越轨，主要是身心发展及社会化程度的差异而所致。认为社会结构的失调势必导致一批低文化青少年的出现，这是青少年犯罪率高的社会原因。由于青少年认识能力低下，富于易感性的、冲动性的、自控力差的，在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易于发生适应犯罪，据调查，青少年案犯家庭状况普遍偏差，且多为畸形。有的家庭父母不和；有的父母离异；有的教育不当；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各国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壮大和深入。中国的学术研究也不例外，各个领域的论文层出不穷，尤其是在一些科技领域，中国的研究成果已经开始受到国际的关注。在国内，学术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但是，更多的注意力是集中在一些热门的领域，例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生物基因等，这些都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研究的热点。同时，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一些战略型的研究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例如能源、环境、军事等领域。
针对这些热门领域，国内的论文研究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例如，近年来，智能驾驶、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不断提高，分别利用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技术，这些研究都为中国智能化制造、智能家居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物联网领域的研究也逐渐成熟，利用无线传感器和云计算等技术，实现了物品之间的互联互通和智能控制。
在国外，学术研究也在不断向前发展。一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的学术研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例如在生物医学领域，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医学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中国的生物医学研究也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同时，在能源、环境保护等领域，国外研究成果也为中国提供了许多借鉴，为中国的科技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总的来说，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越来越受到重视，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和进步。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研究方法和手段不够先进，学术交流和合作不够紧密等。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加强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效率，发挥学者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不断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为中国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新时代基层治理在国内外均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以下是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简要概述：国内研究现状：1. 重视基层治理的理论建构：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开始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对基层治理理论体系进行了构建和完善，重视基层治理的基本原则、基本模式，如"两委制"、"普遍参与"等。2.强调创新机制：研究者提出，通过创新机制，强化基层网络建设,化解矛盾、协调利益关系，从而实现基层民主、基层治理的有效机制。3.专题报告和政策文件：在许多重要报告和政策文件中，国内政府明确提出深化基层治理，实现依法治理和基本民主政治建设。国外研究现状：1.制度理论研究：国外学者在基层治理方面往往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例如，发达国家注重法律规范、民主制度的建设，强调可以通过制定有力的法律规定来提高基层治理的效率等。2.技术创新研究：如何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或者区块链等技术手段，优化基层治理，提高治理效率也成为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3.案例研究法：还有一些国外学者通过基于案例研究法的方法，研究比较了各国基层治理的成功经验和不足。总之，当前的基层治理研究从关注基本原则、到强调机制创新和技术手段的运用，都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研究内容，在国内外均有广泛的学术关注和实践探讨。
新时代基层治理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目前，在国内外都有很多学者对新时代基层治理进行了研究。国内方面，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了相关研究项目，并发表了大量论文。例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央党校等单位就曾经组织过多次关于新时代基层治理的专题讨论或培训班。此外，《求是》杂志、《人民日报》等媒体也陆续刊发了不少文章探讨这个问题。在国际上，一些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等也对中国的基层治理模式进行了关注与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三级联动”、“双向选择”、“群众路线”等制度安排具有可借鉴性，并提出建议以逐步实现本土化改革。总之，当前针对新时代基层治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在未来还需要更深入地挖掘其内涵及实践意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多有益的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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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增加了不确定性。我国由于对房地产的调控，引发经济的衰退，还有通货膨胀问题都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今年是国民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也是最复杂的一年，引起的欧盟债务危机，墨西哥湾的漏油事故.此外，在经济回升过程中避免出现所谓的“大起大落”和二次探底目前由于金融危机尚未完全消退，所以现在谈金融危机结束。国内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有待进一步加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有三个隐忧。美国和欧洲的失业率又进一步回升。而失业率的提升，对于经济回暖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我国的经济一直呈现出稳步发展的趋势，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不仅为世界的发展，也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社会事业也实现了大发展，开创了新局面。面对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发展形势以及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等问题，我们要努力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抓住战略机遇期，乘势而上，加快发展。同时， 我们也必须看到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需要高度关注的情况和问题，认真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并积极应对。
内容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对外开放的推动下，中国零售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随着外资的大举进入，零售业发展表现为规模迅速提升、新旧业态并存发展、市场集中度和零售业现代化水平提高。但是，中国零售业仍然存在规模偏小、快速膨胀式扩张等问题。今后，中国零售业的发展趋势体现为走规模化经营道路、新型零售业态进一步发展等。关键词：对外开放特点问题发展趋势中国零售业发展现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流通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推动下，中国零售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到2003年，批发零售业商品零售额达到37693亿元，比1991年增长5.5倍，年平均增长15%；到2003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5842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5倍。在行业规模迅速提升的同时，中国零售业的业态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单一的百货商店为主导的业态结构，发展为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仓储商店、专业商店并存的多元化业态结构。自2004年12月11日开始，我国零售业市场全面开放，这也使得外资零售企业大量进入我国，这直接影响着中国零售企业积极引进、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治理方法和经营理念，使中国零售业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具体看来，中国零售业的特点表现为：零售业规模迅速提升200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5842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5倍。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29777亿元，年均增长17%；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16065亿元，增长13%。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37693亿元，增长15%；餐饮业零售额6066亿元，增长123%；其他行业零售额2083亿元，增长0.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部分商品的零售额增长十分迅猛，成为零售市场上的一些亮点。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销售额中，汽车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68.5%，通信器材类增长70.9%，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18.3%，家具类增长28.2%。从零售百强企业来看，商品销售额和商品销售的平均规模快速增长。与2001年的相比，2002年百强零售企业的商品销售总额增长23.6%，商品零售额增长26.8%，零售增长速度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16.3%。2002年零售企业百强平均每家企业商品销售总额为28.95元人民币，零售额为24.13亿元，比2001年分别高5.53亿元和5.1亿元。新旧业态并存发展对外开放以前，中国零售市场长期保持着百货商店一统天下的单一格局，百货商店的市场份额达到60%以上。对外开放以来，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和零售市场竞争的加剧，大型综合超市、超级市场、便利店、专业店、专卖店、家居中心、仓储商店等新型零售业态得到快速发展，成为中国零售业规模扩大的主要动力。在2003年零售企业百强中，以超级市场、专业商店等新型零售业态为主的零售企业已占47%，其商品销售总额同比增长42.2%，比以百货店业态为主的零售企业的增速高24.4％。尽管受到新型零售业态的巨大冲击，百货商店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了一个调整和转型期，并继续保持着中国零售市场的主要业态地位。百货店将原有的中低档商品和五金家电等商品会分流出去，专注做精品化、品牌化、高毛利、低周转的百货，体现百货公司的层次感、时尚感，引领时尚变化的潮流。百货零售企业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仍在稳步增加，其发展的绝对速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在2003年中国零售百强企业中，百货类企业仍占53%，百货商店仍然是中国零售业的重要力量。市场集中度提高对外开放以来，中国零售百强企业迅速成长，市场份额逐步向优势企业集中。2001年，零售百强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5.06%，2002年提高了0.87个百分点，达到5.93%。2003年中国零售百强企业实现销售额达4129.8亿元，比2002年提高56.2%，占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比2002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2002年排名前十位零售企业商品销售总额占零售企业百强商品销售总额的比重为38.8%，比2001年提高了4.7个百分点。零售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不仅发挥了稳定市场的作用，还将带来工业、商业、消费者三者关系的调整。零售业现代化水平提高近年来，中国零售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除了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零售业态发展较快外，更重要的是先进流通经营与治理技术得到快速推广。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推广先进流通经营与治理技术，发展现代流通，大中型商场90%以上都建立了销售时点治理系统，50％以上大中型商场应用了条形码技术，一大批零售企业建立了治理信息系统，积极应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和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治理水平，降低了流通费用。一批现代化水平较高的零售企业应运而生。外资大举进入据统计，从1992年开始，截至2003年9月，全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约30亿美元，批准设立外资商业企业264家，分店2200多个，分布在国内20多个省市，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杭州等大中城市。世界前50名大型零售商大多数已在中国占领了一席之地，知名的零售业巨头如美国的沃尔玛、法国的家乐福、德国的麦德龙、日本的伊藤洋华堂等，已经逐步在我国形成了一定的网络规模。1998年，外资零售企业的零售额占全国零售总额的比重大约为1.5%，2000年增长至3%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