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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六十年的变化弹指挥间、沧桑巨变，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艰苦创业，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实现着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当今之中国，到处充满勃勃生机，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六十年来，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华夏儿女们安居乐业。青藏铁路，一条几乎不可能的铁路，中国人民做到了；火车多次提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奥运场馆建设，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举国上下一片欢呼雀跃……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完成着一个又一个壮举！ 六十年里，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文明古国成为了一个和谐的大家庭。1998年，南方特大洪水，淹没了许多楼房，淹没了许多人民，却淹不灭中华儿女的爱心；2007年年底，当春节来临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雪灾，阻碍了人们回家的道路，却阻碍不了中华儿女救灾的决心；2008年5月，里氏高达8.0级的汶川大地震一度牵动了世界各地的心，地震震倒了一座座楼房，震碎了一颗颗逝世者家人的心，却震不倒中华儿女突破重重困难的热情。我相信，再大的困难除以13亿，会变成小小的烦恼，再小的帮助乘以13亿，会变成大大的扶持。炎黄子孙会手挽手，心连心，克服一切困难！ 六十年来，中国的航天事业迅速发展，中国在历史上刻下了辉煌的一页。2003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杨利伟叔叔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2008年，中国的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飞上太空，到月球上去拜访嫦娥和玉兔；同样是2008年，神舟七号升空，翟志刚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宇航员。中国的科技技术蒸蒸日上，为发展中的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六十年来，中国建设新农村的脚步越走越快。以前，农村人知识很少，只知道劳作。现在，“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越来越普遍，连许多老年人都发奋学习。农业不仅用上了力气，同时也充分运用上了智慧。越来越多的农村人上了中学、大学，成为了建设祖国新一代的智囊团；以前，农村生活是吃不好，穿不暖，过的都是苦日子。现在，农村人的经济能力越来越好，纷纷过上了小康生活。手机、彩电、冰箱……这些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一样样成为了现实。以前，农村给人的印象是又脏又乱。一下雨，小路便成为了“水泥路”，山上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现在，一提到农村，人们想到的是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青山绿水……改革开放，让农村展现出了勃勃的生机，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加幸福。我坚信，中国将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2009-07-28 16:35 2009年，我们的共和国已经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回顾过去，我们豪情满怀；放眼未来，我们信心百倍。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从北京天安门升起，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第一，表明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纪元。第二，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第三，宣告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一，建国六十年来，社会主义制度已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出累累硕果。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收了大官僚垄断资本，通过土地改革，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就从根本上铲除了阶级剥削的根源，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象；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消灭了剥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优点，从此全体人民有了共同的根本利益。人民利害相同、休戚与共，每个人的利益都依赖于国家、集体事业的发展。人们在生产中建立起了同志式的协作关系。尽管在人民内部还有矛盾，但这种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局部的、暂时的，只要正确处理，就不难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根本利益一致，因此人们有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我国人民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它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符合我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它经过全体人民的奋斗，一定能实现。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有着坚强的共同信念，并由此迸发出无穷的力量。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能够高速度地向前发展。建国60年来，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工业的发展上，我们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程。我们的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实现“四化”创立了可以依靠的前进阵地。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新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是新生的制度，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它还不完善，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挫折，出现反复，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同时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在日益显示出来，它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必将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左”倾路线，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结束，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那时以来的30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斗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文明古国，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30年，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在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上走过了辉煌的历程，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30年。我国人民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30年的改革开放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给中国带来了持续快速的发展。文革中一度濒临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到今天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老百姓从温饱不足到吃饱穿好，不少人还买房买车，到国外旅游。从抗震救灾中，从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中，从神七飞天太空行走中，我们进一步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30年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就是要让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实现伟大复兴。三，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胡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胡书记指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党中央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制定和作出了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又为我们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代接一代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2008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的30年来，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到来。支撑中国崛起的是在60年间，主要是在30年里，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初步实现了现代化。从人类历史看，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堪称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工业化与现代化。 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四位，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视野中观察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可以认为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最为成功的工业化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创造了国民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增长的奇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人口众多，经济落后，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6元。这一年中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仅为印度的八分之一。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居第10位，人均国民收入190美元，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腾飞。1979 — 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0%的速度。这期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也实现同步快速增长，从1978年的人均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人均236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13亿国民的人口大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的速度，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史上发展的奇迹。 第二，中国在快速工业化时期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对立与动荡。在人类历史上，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阶级对立，以至社会动荡屡见不鲜。西方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历史就是一部血泪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亦十分坎坷，不少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严重的社会分化与对立，有的陷入了长期动荡，甚至发生内战，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毁于一旦。 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历程尽管遭受了不少磨难和曲折，但总体上是在不断地前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成就显著。中国工业化成就不仅表现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持续性上，更为难得的是经济发展成果普遍地惠及了广大人民。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农村尚有绝对贫困人口约2.5亿人，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25%。2007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为1479万人，不足全国人口的2%。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认为，近25年来，全人类取得的扶贫事业成就中，三分之二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 伴随着工业化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7年的13786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6.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14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6.3倍。中国人均消费水平从1978年的184元增加到2007年的7081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7.2倍。从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变化情况看，30年来，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由57.5%下降到36.3%，农村居民家庭由67.7%下降到43.1%。中国人居住条件大幅改善，2006年底，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27.1平方米。中国人预期寿命2005年达到73.0岁。 此外，中国的教育、卫生、体育和文化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其中教育发展成就显著，9年制义务教育得到了普及和巩固，接近了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迅速发展，2007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0%，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第三，中国实现了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在人类工业化、现代化历史上常常弥漫着战争硝烟。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一部殖民掠夺的历史。以美国为例，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崛起和称霸世界的道路一直伴随着战争。从独立至今，美国卷入海外军事行动总共超过250次。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的掠夺战争和美墨战争、美西战争，为美国开疆拓土。两次世界大战确立了美国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而当前正在进行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名为“反恐”，实则维持霸权。 中国的工业化是一部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发动过对外侵略战争，没有海外军事占领，没有殖民掠夺，主要是依靠自身力量和资源实现经济发展。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通过贸易与经济合作参与经济全球化，带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1978 — 200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的位次由第29位跃居第3位。1979 — 2007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7602亿美元，平均每年262亿美元，2002年以来利用外资一直居于世界前三位。中国通过和平的方式、贸易与合作的方式和世界进行交往，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行销全球，为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实现国家富强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期盼，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是中国人民最根本的权利，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是中国人民最根本的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的现代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期盼，实现了中国最根本的权利，实现了中国人民最根本的权益。这一历史事实从根本上表明：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民主的中国模式。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民主的中国模式，既包含人类社会政治发展中普遍性因素，又有反映中国历史、国情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因素，是支持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政治制度保障。 11111第一，我们所指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合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第二，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有统一的认识和准确把握；第三，既纠正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点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实现了将坚持社会主义社会性质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程度的统一。 222222中国外交事业取得的成就：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进一步树立主持正义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例：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积极领导并参与“六方会谈'机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二.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发展：中国坚定支持朝鲜半岛北南双方进行和解与合作、实现自主和平统一；领导建立上合组织；积极参与中国与东盟“10+1”，东盟“10+3”，东亚峰会等地区对话与交流机制；三.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香港和澳门得以顺利回归，中俄边界问题得以解决；四.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中国先后加入APEC，WTO,“二十国集团”，“金砖四国峰会”；五.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上多达17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取得这些成就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在祖国六十年的变化弹指挥间、沧桑巨变，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艰苦创业，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实现着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当今之中国，到处充满勃勃生机，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六十年来，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华夏儿女们安居乐业。青藏铁路，一条几乎不可能的铁路，中国人民做到了；火车多次提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奥运场馆建设，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举国上下一片欢呼雀跃……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完成着一个又一个壮举！ 六十年里，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文明古国成为了一个和谐的大家庭。1998年，南方特大洪水，淹没了许多楼房，淹没了许多人民，却淹不灭中华儿女的爱心；2007年年底，当春节来临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雪灾，阻碍了人们回家的道路，却阻碍不了中华儿女救灾的决心；2008年5月，里氏高达8.0级的汶川大地震一度牵动了世界各地的心，地震震倒了一座座楼房，震碎了一颗颗逝世者家人的心，却震不倒中华儿女突破重重困难的热情。我相信，再大的困难除以13亿，会变成小小的烦恼，再小的帮助乘以13亿，会变成大大的扶持。炎黄子孙会手挽手，心连心，克服一切困难！ 六十年来，中国的航天事业迅速发展，中国在历史上刻下了辉煌的一页。2003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杨利伟叔叔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2008年，中国的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飞上太空，到月球上去拜访嫦娥和玉兔；同样是2008年，神舟七号升空，翟志刚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宇航员。中国的科技技术蒸蒸日上，为发展中的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六十年来，中国建设新农村的脚步越走越快。以前，农村人知识很少，只知道劳作。现在，“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越来越普遍，连许多老年人都发奋学习。农业不仅用上了力气，同时也充分运用上了智慧。越来越多的农村人上了中学、大学，成为了建设祖国新一代的智囊团；以前，农村生活是吃不好，穿不暖，过的都是苦日子。现在，农村人的经济能力越来越好，纷纷过上了小康生活。手机、彩电、冰箱……这些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一样样成为了现实。以前，农村给人的印象是又脏又乱。一下雨，小路便成为了“水泥路”，山上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现在，一提到农村，人们想到的是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青山绿水……改革开放，让农村展现出了勃勃的生机，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加幸福。我坚信，中国将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你还要去好好学习。
采纳以后来我这里拿论文。资料是构成论文写作的基础。在确定选题、进行设计以及必要的观察与实验之后，做好资料的搜集与处理工作，是为论文写作所做的进一步准备。论文写作资料可分为第一手资料与第二手资料两类。前者也称为第一性资料或直接资料，是指作者亲自参与调查、研究或体察到的东西，如在实验或观察中所做的记录等，都属于这类资料；后者也称为第二性资料或间接资料，是指有关专业或专题文献资料，主要靠平时的学习积累。在获得足够资料的基础上，还要进行加工处理，使之系统化和条理化，便于应用。对于论文写作来说，这两类资料都是必不可少的，要恰当地将它们运用到论文写作中去，注意区别主次，特别对于文献资料要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础上适当引用，不要喧宾夺主。对于第一手资料的运用也要做到真实、准确、无误。五、论文写作提纲拟写论文提纲也是论文写作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可以说从此进入正式的写作阶段。首先，要对学术论文的基本型（常用格式）有一概括了解，并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考虑论文的构成形式。对于初学论文写作者可以参考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类型，做到心中有数；其次，要对掌握的资料做进一步的研究，通盘考虑众多材料的取舍和运用，做到论点突出，论据可靠，论证有力，各部分内容衔接得体。第三，要考虑论文提纲的详略程度。论文提纲可分为粗纲和细纲两种，前者只是提示各部分要点，不涉及材料和论文的展开。对于有经验的论文作者可以采用。但对初学论文写作者来说，最好拟一个比较详细的写作提纲，不但提出论文各部分要点、而且对其中所涉及的材料和材料的详略安排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都有所反映，写作时即可得心应手。
网络经济时代的财务会计发展问题研究【摘要】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网络带来的便捷的生活方式也不断地被各行各业所接受，并且运用到自身的发展中，促进了网络经济的发展。在这些普遍的行业中当然也包含于人们生活利益息息相关的财务会计行业，由于行业职责的重要性，其受关注的程度也比较大，因此财务会计发展的问题受到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因此需要公平理智的对财务会计发展问题进行合理的研究。 【关键词】网络经济时代 财务会计 研究 一、网络经济时代对财务的影响 （一）操作方式的改变 提到会计一词，很多人最先想到的词语应该就是账本，的确会计传统的记账方式就是用账本记录，但是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通过网络的方式进行账单的记录，这样便改变了会计的操作方式。使用网络进行记账有很多的好处，首先就是便捷，在专业的账本记录软件中会存在很多的运算公式，只要使用者输入数据，电脑就会自动的进行运算，减去了人工运算的繁琐的工作时间，不仅减轻了会计人员的工作量，并且运用电脑运算具有较高的准确性，进而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二）信息资源获取方便 由于网络资源的共享性质，当资源被发送到网络上后，不同地区的人们便可以进行阅读学习，促进了资源的利用率，并且对于财务会计优秀的地区，还可以将自身的经验总结，共享到网络上，供其他人进行学习，这样可以促进整个国家财务会计能力的整体发展，对带动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网络经济时代下会计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法律的规范要求 尽管中国最近几年网络不断地进行快速的发展，但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并没用及时的进行补充和完善，因此当财务会计利用网络经济时就会存在问题，并且由于法律上的漏洞会给很多的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机，借助自身的能力以及漏洞之处，做出违反法律法规，破坏经济稳定发展的事情，进而影响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存在安全隐患 网络是一个相对于现实生活较虚拟的一个世界，因此，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缺乏很多的监管制度和特定的监管人员，因此便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首先，最先想到的就是黑客的入侵，一些精通互联网知识的人，利用自己的技术能力，制定出特点的软件，攻破不同的电脑安全防线，进而盗取其中的重要文件，文件丢失将会对经济利益带来较大的影响。其次就是电脑本身的安全隐患，当操作员进行操作时可能出现系统损坏的现象，这样将导致前面的操作遭到破坏，而一般的会计人员需要处理数据的工作量都很繁琐，当系统损坏后，导致工作量的增加，有时甚至会影响工作的进程，因此尽管网络经济拥有很多的便捷之处，但是其中隐藏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小觑。 （三）会计人员素质问题 任何由人完成的任务都应当考虑到认为因素，有时认为因素是客观的因素，有时认为因素则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财务会计中，最有机会对账目进行改动的就是会计人员，因为他们与这些基本的数字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并且接触的时间也最长，因此很多时候，有些从业人员在收到利益的诱惑下，会做出一些违背道德甚至是违反法律的事情，最后导致财务问题的发生，进而影响行业中财务的稳定发展，对国家的经济造成影响。 三、解决财务会计发展问题的对策 （一）制定相关的法律，进行严格的监管制度 针对法律法规的问题，政府部门应当加快行动的步伐，及时的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对网络经济进行合理合法化管理，将问题严重的行为和现象列入到刑事犯罪中，并对性质严重的人员进行加罚的措施，运用法律的手段增强对网络经济中财务会计的管理，使财务会计行业更加合理稳定的发展。并且及时将存在争议的法律条规进行修改，对模棱两可的条规进行解释说明，避免不法分子的可乘之机，规范行业规范。 国家应采取一定的措施，使各个企业使用的会计信息系统标准化，合理运用系统开发软件功能，使软件的实用性更强，种类更多，并且针对性更强，以便于企业根据自身生产状况、内部管理需求和业务处理流程选择适合自己的会计信息系统[1]。 （二）企业增强安全防范工作 对于企业的经济利益，企业可以建立专门负责的部门，聘请专业的电子方面的人才，对企业的网络经济账单进行安全管理，并且还应该将管理的权利分配到不同人的手中，这样不仅可以起到相互监督的作用，还可以避免因为权力过重，最后导致经受不住利益诱惑犯下罪过的事情发生。此外，还应当对特定的人进行教育培训，可以通过签订某项特定协议的方式，通过协议监督其工作，使其能够安稳的为企业的利益尽职尽责。而对于重要的经济资料，应当选择安全可靠的地方进行存放，目前安全管理的方式有很多，若是存放纸质资料则可以通过保险箱进行安全保护，若在网络上，则可以通过密码保护程序像面部识别、指纹识别等技术加以保护。 （三）提升从业人员的素质 加强对网络经济时代企业财务会计管理人才的培养，首先要提高财会人员对网络以及计算机的认识，其次管理人员以及系统开发者对网络会计的风险防范意识也显得很重要[2]。 针对提升从业人员的素质，则可以通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首先，每行每业都会有从业资格证的考试，国家可以指定相关的政策，从起源出就加强对人员素质的要求，可以在从业资格考试中增加对素质考核的项目，对不符合行业素质要求的人员，取消其从业的资格，这样可以在源头防范素质不合格人员进入行业，对行业造成危害的潜在因素。 其次，应该定期的对会计人员进行思想文化教育，防止其被利益蒙蔽双眼，进而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这就需要相关部门或者城市地区的支持工作，定期的在特定的地点举行思想文化教育，并且应当进行考核，以检查其思想文化的方向，及时的会计人员的思想文化方向进行了解，避免问题的发生。 最后，国家应当提出相应惩罚措施，对破坏行业规范要求的人进行合理的惩罚，进而树立应有的行业权威，进而避免其他人犯同样的错误，进而避免导致经济问题的发生。并且还应该对具有较高素质的人进行合理的奖励，以促进相关人员素质的提升，进而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 四、结束语 经济并不是一个虚幻的词汇，它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和人们生活中的利益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网络的发展也促进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研究网络经济时代财务会计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促进发展具有积极有效地作用。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城镇化的步伐在我国已踏上了高速前进的轨道，它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必然产物！但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诞生与发展都必须遵循其自身一定的发展规律，倘若盲目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或者仅仅是扩大城镇化的面积而忽视其他与城镇化建设相匹配的进程，那么必将导致出现弊大于利的局面。从历史上来看，凡出现城镇化的地方，就一定代表着一个地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从全球来看，城镇化的发展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城镇人口占80%，阿根廷达到90%，墨西哥是78% ，而中国30年的城镇化建设却走完了相当于英国200年、美国100年、日本50年所走完的里程，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突破10亿。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经济的崛起、人民生活的富足，另一方也衍生出了许多的问题。下面，我从两个方面来阐述城镇化建设过快发展所带来的利与弊。一、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的利益1）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一直是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梦想和追求，稍微有点积蓄和条件的都积极向城市靠拢，这就无形中加大了现有城市的压力，如房价上涨、交通拥堵、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人均占有率低等。而加快城镇化的建设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差别，缓解现有城市的压力，解决上述问题。2）城镇化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广大农村就是这个劳动大军的输出地，这样就可以就近解决就业问题，缓解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局面，同时也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远离家乡的艰难局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留守问题。3）城镇化的建设把分散的人们聚集到了一起，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让城市的外部有更广泛的空间、更宽松的环境、更有利的条件来发展农业、林业等。当然，加快城镇化建设所带来的优点还有很多，因为自身的局限性我无法一一例举，但是，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其双面性，有利也有弊，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如果，一味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忽视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规律、人为的仅从版图上扩大城镇化的面积，那么必将导致弊大于利的消极局面的出现。这就是我要在下面提到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弊病”。二、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弊病1） 城镇化的建设者并不一定是城镇化优越性的享受者和拥有者。在人们还不够富裕、不足以解决温饱和不能够资助儿女上高中或者大学的情况下，盲目的在此地区人为的加快和发展城镇化，必将加速本地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让他们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而政府给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在高物价的今天并不能让他们维持很久。如此，城镇化的代价是让一部分本可以自然生存的农民变成了乞丐，凭什么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成全另一部分人呢？这是一种不公平、不人道！2）城市是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是一个三教九流的集散地，这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因为各自的文化、素质、习惯、风俗、价值观和对这个世界认知能力的不同而彼此产生碰撞，在这个法制还不太健全的今天，人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约束自己。因此，过快的发展城镇化，而没有制定出 与之相适用的规章制度来保障，必将给社会治安带来极大的隐患。3）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工商业相对发达的地方，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就必然产生相当多的废水和垃圾，而纵观全国各小城镇，能有效解决这些环境卫生问题的寥寥无几，这也与当前倡导绿色环保的主题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缺乏一定环保意识和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建设环保设施的前提下，加快城镇化进程的代价是牺牲我们赖以生存的不可再生的环境！4）城市是一个集散地，人流如织，车流不息，在我国大部分城市里都有交通拥堵的现象，给出行、上班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进一步的加重了城市交通的负荷，加剧了城市的拥堵！5）当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移居城市，他们放弃了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又因文化水平较低，不适应城市相对发展的生活和环境，这就导致他们无业可从。因此，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前提是发展经济，解决进城人员的就业问题，而不是让他们成为降低城市幸福指数的累赘。6）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镇，致使广泛的农村大地人烟稀少，学校空虚，生源严重不足，在不具备寄宿条件的学校里，甚至有些学生要跋山涉水才可上学，而城市则出现爆满的不正常现象，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当然，还有很多的弊端会在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体现出来，比如：医疗、保险、福利、公共资源建设不同步等。城镇化虽然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但是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盲目的不加限制的加快必然让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需要一种合理的、科学的管理模式来发展城镇化，要顺其自然而不是拔苗助长。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城镇化建设有关的毛概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
摘要：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2005年，英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90%以上，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城市化促进经济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但也产生了人口密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已经成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城市群;农村城镇化;三农
一、农村城镇化的积极意义
纵观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和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来看，今后20-30年城市化为主的后期过程中，将会伴随着郊区城镇化。咨询公司麦肯锡开展的一项研究称，2011年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仅仅600座城市，城市创造着世界60%的产值。随着私家车的增多，人们可以工作范围大幅增加。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各企业也可以在郊区选址建设工业园区。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各城镇为中心组建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充分利用城镇现有的技术和手段，实现生产一条龙经营，真正使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依托城镇化建设得以实现和发展。
中国正在形成23个城市群，但是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圈等城市群容纳能力有限，水资源和交通拥挤形势非常严峻。而我国2856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建设搞好，对于解决上亿农民的流动安置意义重大，发展了当地经济也解决了劳动力就业，极大地降低了交通、住房等城市生活成本，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农村城镇化较为成功的浙江省为例，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住房已经达到60.8平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6.9平米。江浙公路一代农村家家户户几层的小楼房，不比城市别墅差。便捷的交通和舒适的居住环境。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13071元，是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让人们看到了城镇化实现的好处，并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及出现的负面影响
我国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限制城市化进程阶段(1949-1978年)。从建国初期的离开农村的高潮，到1962年一1965年“禁止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极端方式，以及“”期间千万知青上山下乡。
第二阶段为城市化较快发展阶段(1979-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18.96%提高到2000年的36.22%，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下岗职工减缓了城市化发展速度。
第三阶段为高速发展阶段(2000年以后)。随着加入WTO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好转，以及国家和地方各种配套政策的出台，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
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化的必然过程。但随着工业化的推动，在客观上又给我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及社会影响：
(一)城市贫民数量剧增
根据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5000万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农民的迁移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人口的迁移。许多农村的殷实之家，也很难在城市相对高的物价中很好地生活。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留在大城市就业，而就业形势变化、高房价、大学生就业观念滞后等原因，城市化中逐渐出现一个特殊的群体--“蚁族”，城市化率到达75%以上就算是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新来的居民努力改善生活，但很多人却面临困境，大量人口没有像样的住房甚至基本的卫生设备。
(二)城市环境变坏
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很多城市的废物排放已超出自然的承受能力。2012年我国三分之二以上城市缺水，其中沿海城市90%以上缺水，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带来了城市交通量的高速增长，城市交通日趋拥堵。2011年城市上班路上花费时间，北京以52分钟居首，广州、上海则以48、47分钟紧随其后，无形中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
(三)部分城市化过热现象
城市建设的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建设的投资超出了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多年来，中国各地建设大量房地产项目，吸引了众多购买者。随着房价持续上涨，更多投资者变成投机者，在北京，一幢幢商业楼盘空置着。在鄂尔多斯老城区23平方公里上拥挤着30万人，康巴什新区就是为百姓投资建设的，新区总面积352平方公里，市区32平方公里，人口2.86万人，“空城”成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展品。
三、农村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197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支持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城市;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根本原因。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条件优越很多，比如文化娱乐、教育、金融、交通、医疗等软硬件环境远远好于农村。根本解决途径还是要发展农村经济。
(一)国家仍需加大对农村地区财政的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农村公路、饮水水安全、电网、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解决村内给排水、垃圾处理等问题，提高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
(二)要确定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职能和地位，把城市化从政府行为为主转变为市场经济行为为主导。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地区在环境和经济水平差别很大，城市化的进程也是各有特别之处，不可能齐头并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充分照顾和考虑到各地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避免政府行为地扩大或限制城市化的过程。
(三)更好的落实国家的三农政策和支持力度。针对农村人才流失，提高现有农村劳动者素质，全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根据农民需求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四)加快推进户籍、社保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力度。持续十几年，农村物价涨幅一直高于城市，使得目前农村物价已经接近于城市物价。农村低保仅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待遇的1/3，甚至更低。急需相关政策制度改革，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国家的福利政策上，可以得到同等的对待，并最终实现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能跟随人口的迁移。
(五)大力发展城镇第三产业。工业和城市都必须依赖第三产业的流通和服务两大部门来生存和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越完善，将直接推动城市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增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工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优化生产结构，缓解就业压力。
小结
农村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一定要多管齐下，做好社会主义农村城镇化建设工作。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地域辽阔，没有高房价，自然条件好，交通通畅，因而更适宜人居住。而医疗不方便、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等问题，相信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会得到解决，统筹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将会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安居乐业，并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
(作者简介：邹晓光(1981—)，男，山东荣成人，山东大学(威海)科研处职员。)
摘 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从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到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模式赢得认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关键词：中国文化;历史;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和平发展 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合理性在历史上，我国周边地区都曾经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即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儒家倡导“修齐治平”，“粤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稽考于古道而能称顺其美的历史事实，帝尧名叫放勋。他严肃恭谨，明察是非，善于治理天下，宽宏温和，诚实尽职，能够让贤，光辉普照四面八方，以至于天上地下。他能够明察有才有德之人，使同族人亲密团结。族人亲密和睦了，又明察和表彰有善行德百官协调诸侯各国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变得友善和睦起来了。）按中国文化讲“使天下服”绝不是依靠武力，而是要以道德去统一之。自身强大而“内圣”，外邦、外国纷纷效法学习，主动与中国进行联合，或自愿加入中国，这就是“外王”。内圣的国家，内部必须治理得好，人们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就像蜜蜂与蚂蚁（白蚁）王国一样（这当然是一种低级的凝聚形式），只有大公，而无自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凝聚这么结实，将是无坚不摧的，没有任何敌人能战胜或奴役他们。中国人历来是靠实力与道德上的感召而实现外王的，中国人的外王也不是为了抢劫别的国家和人民，而是与我同富，共同走向人类文明，最终达到与我同样的程度，这就是“天下大同”。而西洋人用的则是强盗逻辑，他们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特别是欧洲的殖民主义时代，对印度、非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对澳洲的土著人，对东南亚。甚至对中国也进行过强盗式的侵略。即便是现代的所谓“欧美文明”，也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太多，不能与中国天下大同相提并论。英法德走的是殖民扩张，海上侵略的道路，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中国人有自己的模式。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对此议论纷纷。在此，我就“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这个总命题，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我的一些思考：————怎样看中国的发展，————怎样看中国的崛起道路，————怎样看中国崛起与中欧关系。（一）第一个方面，怎样看中国的发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5年来，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进步和发展。但是，中国远未摆脱不发达状态，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面临一系列大规模发展难题的发展中国家。什么叫“大规模发展难题”呢？这可以用两道最简单的数学题来说明。一道乘法题，一道除法题。乘法题是：无论看似多么小的、甚至可以忽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难点，只要乘以13亿（我这里指的是中国的人口），那就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甚至可能是超大规模的问题。而除法题是：无论绝对数量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相当低的、甚至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了。当然，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实践证明，中国活跃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愈益充分地调动起来，那么中国人的劳动力、创新力、购买力，中国的凝聚力和增长动力，以及由此而给世界带来的增长动力，又是联系于13亿的另一道数学题。总之，中国为解决发展问题的一切努力，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使我们的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当代中国人，从领导层到全体人民，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单单这件事，就够我们从现在算起的两到三代中国人，很忙很忙的了！（二）第二个方面，怎样看中国的崛起道路。这里根本之点是在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5年来，已经开创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特征的战略道路。这就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和平崛起新道路。关于这条道路，我首先要强调一点：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这本身就是中国人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战略抉择。这个抉择，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当时，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蓬勃兴起，中国领导人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把全部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面临又一次历史性战略抉择。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同反全球化两股潮流的对抗，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领导人果断地确定了进一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又“趋利避害”的战略方针，又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到新的水平。关于这条道路，其次我要强调一点：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像中国这样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要发展起来，不应当也不可能设想依赖任何别的国家，而必须也只能把事情主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就是说，更加充分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依靠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的开发，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并以此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来解决我们的“超大规模发展难题”，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关于这条道路，我还要强调一点：这是一条奋力崛起而又坚持和平、坚持不争霸的道路。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因此，我们的抉择只能是：和平地崛起。就是说，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围绕这条道路，最重要的战略方针有三条：一是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二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社会环境。最后，我还要强调指出：义无返顾地坚持和发展这条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就是21世纪中国人的使命。（三）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于欧洲意味着什么？这是我要谈的第三个方面。我以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欧洲以及中欧关系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我这样说主要有三点依据：首先在发展的问题上，欧洲和中国一样，都处在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欧洲和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付出过沉重的血的代价，因而更加深知和平的珍贵。欧洲正在走向联合和统一，欧盟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综合实力雄厚的国家联合体。中国希望，和平崛起的统一的新欧洲，特别是欧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在国际战略观上，欧洲与中国有许多共同点。欧洲与中国都希望营造一个和平发展、互信互利、造福人类的国际环境。我们都赞成多边主义，主张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要求维护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法治的精神改革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不合理成分，以长远的眼光推进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其三是中国的和平崛起有利于中欧之间的互利合作。我以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中欧合作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这些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欧盟国家对华投资也不断扩大，中欧贸易发展迅速，中欧经济的互补性与合作的潜力已成为双边关系最重要的纽带和基石。中欧之间发展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无论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还是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我认为，在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之间，不仅不会发生冲突，而且将交相辉映，共同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写作思路：主要写出中国未来发展的模样。
正文：
未来的中国，科技发达、山清水秀，是一条飞腾的巨龙。
未来的中国，到处都是无人驾驶的车，简称无人车。许多车辆在公路上奔驰，可当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车里是没有人驾驶的。人只需要坐在车上，人可以与车对话，告诉它你要去的地方，它就会以每小时百公里的速度将你送到目的地，并减少车祸的发生。瞧，未来的中国科技多么发达呀！
未来的中国，无论何时何地都会看到明媚的阳光、蔚蓝的天空、鲜艳的花朵、高耸的山峰。黑天也会看到璀璨的星光、清朗的夜空这可多亏了勤劳的华夏儿女们，他们植树造林，减少了沙尘暴的出现，泥沙也就变少了，河水也变清了，小树也翠绿了，空气变好了这样不停地良性循环，才让中国变得山清水秀。
未来的中国，就是这样，人们团结一心，让这条巨龙永远飞腾在天地之间。
你还要去好好学习。
当代中国发展之道 一 删的文明与我们的传统篇享差三妻蓦 道 ， 在中国文化与哲学中有多义，分别对于中国文化，法国启蒙运动的大师们曾为 为：本原 、 法则、方向、方法、真理、规律。探索此充满热情。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 当代中国发展之道 ， 国人的共识是30年来的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 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成就了A'fr-~的一代伟国家”。狄德罗则在法国《百科全书>的《中国> 业。而当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与分析便会发条目中，赞美“中国民族，其历史悠久，文化、 现：在中国崛起的背后，其实还有更为深刻和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 广阔的文化与精神因素。族之上”。 当代中国虽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 但她其中国长达两干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带来的 实并不是从“一穷二白”中崛起的，她更不是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稳定的局面，一直 一个新兴的暴发户。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经康乾盛世，维持到乾隆末年。其时，中国 史使她底蕴深厚，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与其的经济总量仍占世界的第一位，人口占世界 他文明古国相继生发，并且在漫长的岁月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由于中国所处的独 超稳定地发展，终于成为古老文明中硕果仅特地理位置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 存者 ， 其决定因素在于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以来一直是东亚国家和民族中最先进的，文 本身。无论是与人类文明兴起时的古巴比伦 、 明发展程度在所知世界范围内无可匹敌，古 古埃及 、 古希腊、古印度相比，还是与后来的代中国人的自我中心意识特别强烈，形成了 罗马甚至近代的西文明相比 ， 中国文化与完整系统的“华夷”观念及与之相关联的一整 文明一直以其独特的方式发展着，这就不难套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方式和准则。 理解为什么在17 、 18世纪以前中国曾经是世然而，此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却正面临 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当世界上其他古文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业革命。18世纪中 明相继衰亡以后，她却生生不息。那么，这个叶，从英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工 从未断续 、 硕果仅存的文明的灵魂又是什么业化革命浪潮，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浪潮使工 呢?业生产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创造了人类 历史上，中外文化之交流，可以上溯到东历史上空前的繁荣。这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 汉末年的佛学传入中国，而西方和中国的直宣言》中所说：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 接接触，则大概要到唐宋时期。其时，无论是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 学术文化，还是经济贸易，中国都要比西方世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界发达得多。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曾中国自被迫开启了国门，一直到艰苦卓 经对中国文化心向往之，侣世纪的欧洲人喜绝的八年抗战，最终“唤醒了酣睡的巨人“，所 欢中国的东西成为一种时尚，他们不仅对合谓近代的救亡与启蒙的主题即由此而生。本 乎理性的儒家伦理道德和政府的开明专制制来，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一个短暂时期的落后， 度加以理想化，而且还狂热地喜爱中国的艺是极为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 术风格，喜爱中国建筑、瓷器、家具和装饰的“五四”时代，就像我们今天感恩于改革开放 风格。所以，就学术文化而言，在18世纪以3O年的伟大实践一样，因为正是“五四”首先将古老的中国引入了现代。 “五四”是中国学术与文化史上空前 的大时代，她终结了统治中国两干多年的 儒家传统，并使其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 她开创了现代中国的多元学术与文化时 代，重新估计一切价值：她将马克思主义 引进到中国，创造性地同中国文化与革命 相结合：她促成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 最终使中国摆脱了近二个世纪的沉沦与 屈辱，重新昂首走向了世界的前列。首先， 正是“五四”的～代思想领袖和知识精英 将“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等人类 的基本价值传播到了中国，他们是那个时 代中国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伟大的 思想和不懈的努力使古老的中国走出了 泥潭；其次，代表当时人类先进文化的西 学的输入，特别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 个学科的建立，使中国文化从更加深厚和 广阔的思想资源中吸取了人类精神的养 料，在传统几乎断裂时重新获得了新生。 二、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事业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人类历史上从 未有过的巨变，一个在30年前经济濒临 崩溃的大国迅速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焦 点。如果说，20世纪曾经是美国梦的世纪， 那么21世纪将是造就“中国梦”的世纪， 人们不分种族、性别、信仰，只要你努力奋 斗，在你的晚年都能够实现你的梦想，过 上幸福、安逸的生活。 对于“中国梦”以及中国的世界意义， 早在1975年，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即有 先见之明。面对当时还是贫穷落后的中 国，他说：“中国今后在地球人类社会中将 要起什么作用呢?……我所预见的和平统 一 ，一 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 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 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在汤 因比看来，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 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 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 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 的成功经验。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 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 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 用，其理由就在这里。 中国的发展之道之所以是和平的发 展，乃是由其文化、文明的本性与特性所 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当代全 中国人的事业，她的横空出世，既是中国 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思想 与实践的继承，更是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 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与当代中国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果，她蕴涵了中国五 千年伟大文明的智慧，也凝聚了当代中国 共产党人的全球眼光和世界胸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体现 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发展历史，即找到了 一 个符合中国发展的理论和中国发展的 道路：这个“中国之道”的价值目标是马克 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学说。 三、我们的困难与我们的未来 尽管当代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恢复了中华民族以往的光荣，但是我们仍 然有太多的困难与问题。这其中有些是发 展的不足，如资源的禀赋、技术的落后；有 些是发展的不当，如环境污染、人口失控； 还有更多的则是我们认识的不够。 与GDP等经济发展的硬指标相比， 我们还需要提升文化软实力。我们对市场 经济不足的方面缺乏深刻的认识，一个时 期内过分地强调GDP的增长而轻视了精 神家园的建设，忽视了文化与道德的意义 与价值。尤其是贫富分化和严重腐败，足 专家讲坛I2009．髹11隶TIo 以对我们的事业构成威胁。发达国家的历 史表明，市场经济并不完全能够自发地形 成公平与正义，这既要完备的制度建设和 相当的监督机制的形成，也需要必要的意 识形态批判。 与当代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引发的 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急 剧变化相比，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 有相当的发展空间，科学发展观提出“以 人为本”以及党的十七大将人民民主提升 到“社会主义的生命”的高度，深刻表明了 社会主义越发展、民主越发展的道理。 与国力的逐年大幅增长相比，我国国 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藏 富于民、国强民富、共同富裕是我们事业 的目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 不是社会主义。 就不断出现的腐败案件和我们的反 腐败政策而言，我们在体制和机制方面还 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没有监督的权力必 然产生腐败”，在体制、机制和舆论监督方 面着手，同时要依靠教育和道德的力量。 腐败对于我们事业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 毒瘤，关系到我们事业的成败。 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状况相比 较，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更需要与时俱 进。必须强化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变硬 诉求为软诉求，变传统诉求为现代诉求， 变概念性诉求为人格诉求。当代中国，已 经进入到一个各种文化与社会思潮相互 激荡的大时代，如何重建理想信念和与时 代生活相适应的精神世界、特别是当代中 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建构；如何体现全 民族的共识，凝聚全民族的理想，从世界 优秀文明和中国古代传统资源中撷取精 华，以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加伟大的时 代，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全新课题。 对于未来的中国来说，一方面，以和 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影响世界，成为 多元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另一方 面，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中 国对未来世界的特殊与杰出的贡献。满意请采纳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经济发展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摘 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但是，强调经济发展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本身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在这里，人是根本、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属于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 文化 、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为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
[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D6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
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 教育 、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 反思 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就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9]美国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教授也指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10]西尔斯和斯特里登还明确区分了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并强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当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11]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也强调指出：发展应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目标。因为，“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2]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前提的和基础的地位，但社会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是合理的与健康的。
然而，当代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必须是协调的。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并非机械装置，也不是人口堆积，而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绝不是其本身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集合或机械拼凑，而是其人和物、存在和意识、实践和观念、经济和政治、科技和教育、生存和发展、生活与安全等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系统整体。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中的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地位并发挥某种特定功能且与其他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性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是系统本身的根本特征。因而，对于系统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要从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并要从它在系统整体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功能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系统也同样如此并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人是根本，物则是属于人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人是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思想和观念则是人们生活和实践本身的内在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人创造社会生活并推动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也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来看，没有各方面要素的彼此协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13]党的十四大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4]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6]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7]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 面相 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8]所有这些论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展 经验 教训的科学 总结 ，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理论的自觉与观念的合理，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实践本身就没有矛盾和不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以自觉的理论与合理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我国社会发展本身虽然解决了某些旧矛盾和旧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此，党的 报告 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 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显而易见，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各环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它本身则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将需要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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