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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文化的定义及其特征论文
摘要：鉴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流派中，长安文化不显于世，从文化传统的整体性上对长安文化的定义进行了研究，并对其文化形态的发展阶段、主观基础、客观奈件进行了梳理，归纳出长安文化5个方面的特征。分析认为，长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陆地文明的代表，其内在的普适性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值得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长安文化；周秦文化；汉唐文化
在历史上，长安地区的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周边地区和邻邦，也曾深深地打动了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的心灵。中外文化在长安地区交流互动，使得世界越来越深人地了解了中国，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流派中，长安文化虽厚重却不显于世。其中有多个方面的原因。笔者以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长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比较模糊，与其他概念相交叉、重叠，其主体性特征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文化相比较也显得不容易归纳。这种比较大多是从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性、独立性以及完整性来考量的。如果以现代意义为价值取向来追溯，古代的长安文化虽然复杂多变，但也包含了一些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特点，而且，作为陆地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长安文化的内在普适性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长安文化的基本定义与发展阶段
这里所说的文化，根据其发生和影响的范围，从基本形态上来划分有地区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国家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等5种类型。最基本的观察和分析的出发点不外乎“大中见小”和“小中见大”，实质上就是研究和比对文化的一元性与多元性的相互关系。文化上的一元和多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事实上也没有绝对的一元文化或多元文化，总是一元中有多元，多元中有一元。文化的一元性必然以多元为基础，而多元文化也必然有一元性的共同价值观与追求。一元与多元之间的和谐性与社会的和谐性成正比例关系，而文化与社会的和谐度也构成了该文化范围文明程度的标志。
长安文化属于地区性文化。其名称有二义:第一，顾名思义，就是这一地区称名“长安”时期的文化;第二，以称名“长安”时期的文化为这一地区传统文化的概括与代表，因而自然包括称名“长安”之前的萌发和之后的延伸。从时空概念上分析，具体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
第一，长安文化是称名为“长安”时期的文化。称名“长安”的时期，即从汉代到唐代(当然也可以延续到现代，一方面是有“长安地区”的存在;另一方面是长安文化陆地文明的一些传统特色仍然有遗存。这需要联系现代与古代来研究，特别要调查古代长安文化的现代遗存，所以暂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尽管有汉长安和隋大兴、唐长安的区别，但从地理范围和文化特质的传承来讲，本质上没有大的区别。“长安”虽然是城市的名称，是因为称名“长安”的时期是这一地区文化发展史的鼎盛阶段，具有比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二，长安文化是“长安”地区的文化。这里指的是长安地区，不仅仅是城市地区。其具体的地域范围可以分为核心地区和辐射地区。核心地区又有两个部分，即长安城区和关中地区。长安城区包括了津、镐、咸阳、大兴和长安。关中地区，也就是地理学上所划分的渭河平原，古称八百里秦川，南至终南山北麓，北至渭河以北的黄土台源地带。其辐射地区，是直接受长安文化影响以及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渗透的地区，即东至洛阳，南至秦巴山区，西至河西走廊的东部，北至渭北高原。
第三，长安文化是“活着的”文化，是“存在的”文化。“礼失求诸野”，文化的传承是一种自觉的本能。尽管沧海桑田，长安屡经劫难，但是长安文化并未因此而衰亡。这主要缘于长安文化的“草根”性，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还应该重视文化的精神和物质2个层面。在陕西现存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少文化遗产深浅不等地打着长安文化的印记，如兵马俑的制造、法门寺佛指舍利的信仰、鼓乐、老腔、还有民间的丧葬制度等等。也就是说，长安文化不仅是一种历史的文化，而且衰而不亡，也是一种现实的文化，其生命力和影响力依然存在，是“活着的”文化。
第四，长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内在的必然性和由此而呈现出的阶段性。地区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是长期的过程，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长安文化从汉代到唐代为核心时期，也是鼎盛时期，自然也有此前的积累和之后的延伸。
从文化的发生学意义来讲，长安文化从形成、发展到衰落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然后绵延至现代。其中，长安文化的孕育阶段，是从渭河文明到先秦;长安文化的形成阶段，是从先秦到秦汉;长安文化的鼎盛阶段，是从秦汉到隋唐;长安文化的衰落阶段，是从五代到现代。
二、长安文化概念上的重叠与交叉
从不同的时代和角度来概括，习惯上把这一地区的文化归纳为各种不同的名称，如周秦文化、三秦文化、汉唐文化、隋唐文化、盛唐文化等，都各有其着眼点，有具体的针对性和各具特色的局限性。这些都与长安文化有重叠和交叉的地方。笔者认为，这些命名和长安文化虽有重叠和交叉之处，形式上以及时空上有重合之处，但本质上应该区别开来。从这些文化体系中可以抽象出长安文化的内容，但是这属于一元与多元或根与枝叶的关系，并不影响长安文化的独立性。这里存在2个问题需要辨析。
第一，长安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关系。周秦文化、汉唐文化、隋唐文化以及盛唐文化，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国家文化，是中国国家文化的历史形态。而三秦文化虽有较强的地域性，但其文化属性的时代特征比较狭窄，文化内涵也比较庞杂，而且不能不涉及到北面的草原文化和南面的巴蜀文化，这就影响到对三秦文化深刻性方面的界定。
所谓国家文化，是各个优秀的、先进的地域文化的总和与代表，而地区文化是独特的地方性文化，是国家文化的基础，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在多元的地区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抽象出一元的国家文化。相对于国家文化，长安文化属于后者。有的时候，某些地域文化的优势和先进性会因为客观环境的便利而上升，与国家文化的主流相汇合，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高度和谐。这是完全正常的，如当年的长安文化。但长安文化的根基扎在陆地文明的土壤中，地域范围上毕竟受内陆型文化的限制，所以即使是在最辉煌的时期，如盛唐时代，长安文化也不能完全代表国家文化。另外，在有的范畴上，如典章制度，其性质也属于国家文化，不能划归人长安文化。
我们也需要对同属国家文化的周秦文化和汉唐文化作分析、对比。在周秦文化中，受时代和文明发展程度的限制，地域性相对更强一些，而汉唐文化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在世界性的范围内影响也更为广泛。在这些时期，长安文化也同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二，长安文化与“京城文化”的关系。长安是十三朝建都之地，自古就有西罗马、东长安之说，长安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曾有过非常发达的“京城文化”。长安文化与“京城文化”之关系非常密切，有些方面可以重叠，但仍有本质上的区别，长安文化不能等同于“京城文化”。尽管长安文化在一定的时期内很容易与“京城文化”融为一体，甚至被“京城文化”的光芒所掩盖，因为“十三朝古都”的语境很容易导致二者的混同。
“京城文化”的概念比较清晰，地域小，更绚丽时尚，领风气之先，但根基浅，往往短暂而变化多端(当然，这里也需要把“京城文化”从“国家文化”中剥离出来)。在同样的时空环境下，长安文化为“京城文化”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这一方面说明了长安文化的张力和所能上升的高度，另一方面反映了长安文化形态的丰富多彩，但这些毕竟与长安文化自身的体系结构是两个概念。
从文化的整体性分析，以上文化名称上的“国家”、“京城”等，只是一些相对区别的概念，其定义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而“地域”的文化内涵则显得更清晰、准确，历史的延续性更为持久，也更为“草根”性。这也是长安文化作为基础性地区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
三、长安文化形成的客观条件
文化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长安文化不是刻意“打造”出来的。受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制约，文化的形成有其自身非常复杂的规律，是长期的发生、积淀与发展的过程。为什么长安文化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和连绵不断的持续性?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从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以及生活环境中去寻找原因，需要和其他文化区的客观环境作比较。归纳起来，长安文化形成的最基本的客观条件有3个方面。
第一，土地问题。长安文化植根于内陆型农耕文化的土壤中，黄土文化的生存条件是规定长安文化的根本要素。这一地区有非常良好的农业耕作条件，位居渭河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国内类似的地方也有，但不是很多，持续性的开发时间也有区别。汉代司马迁记载道:“关中自汗、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禹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那，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墙，殖五谷，地重，重为邪。”“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川。附近的山区还有丰富的资源可资利用，如终南山:“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樟、檀、拓，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仰足也”。而且河网密布，可资利用的水资源非常丰富，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日用和农业灌溉的需要。
第二，保证农业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稳定问题。在古代，中国以农业大国闻名，统一与战乱时相交替，保障农业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稳定极为重要，同时也关系到民众的生存以及生存的质量。这一地区不仅土地肥沃，浇灌方便，而且四面环山，有许多台源，为四塞之地，军事上易守难攻，和其他地区相比较有天然的优势。这一地区又名“关中”，自古以来关中四周修建有许多关隘，扼守要冲。东面中条山、蜻山、熊耳山，有函谷关、潼关、武关、临晋关、龙门关，西面六盘山有尧关、旬关、子午关、饶凤关、骆谷关、斜谷关、阳平关，北面黄龙山、子午岭有金锁关、石门关、冉店关、阳峪关，等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关隘。另外，在交通水运方面，附近河流众多，设有许多渡口。如黄河上的蒲津渡、风陵渡，渭水上的渭水渡、渭南渡、东渭渡、西渭渡、宝鸡渡，南面还有汉水上的汉中渡、安康渡等，都控制着拱卫关中的水路要冲。以上这些关隘和渡口从陆上和水上全面保证了关中的安全，维护了农耕经济的社会稳定。
第三，地理位置与发达的交通状况促进了长安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流。文化依靠获取不断的信息创新、获取发展的动力，形成不断的生长点，而创新就必须借鉴其他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在文化信息的交流上，交通问题是制约古代文化交流的关键因素。中国是一个内陆型国家，而关中本身也是一个封闭型的地区，但关中所处地理位置的大环境经常是开放的。
秦和隋的两次大统一促进了长安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通发展。秦、汉的驰道、栈道连通了全国各地。通西域之后，这里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交通路线一直延伸到南亚、中亚。隋唐时代，潜渠连接渭河、黄河，自成体系。隋朝时:“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憧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唐代交通更为发达，如:“东至宋汁，西至岐，夹路列店肆，待客酒撰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骚驴。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显然，依靠这些便利的交通条件，长安地区获取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文化信息。 四、长安文化形成的主观基础
在有利的环境条件下，长安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动态积淀过程。这个过程与齐鲁、荆楚、巴蜀、岭南等地的文化形成过程迥然有别。
远古时代，关中就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仅从考古发现来看，100万年前，“蓝田人”在这里生活，20万年前，渭河北岸又生活着“大荔人”,2万年前氏族公社时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已有大量发现，特别是洛、径、溺、沪、橘、沫、皂、漆等河流的两岸。之后，仰韶文化的代表有著名的溺桥半坡遗址和骊山姜寨遗址，龙山文化则有洋西客省庄遗址和西安东郊的米家崖遗址。5000年前，渭河文明有了新的发展，炎黄部落崛起，把渭河文化传向东方。从西周至唐的约1100年间，这一地区连续成为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王朝的建都之地。频繁的政治活动和中外商贸活动促进了文化往来，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长时间地保持着激扬多彩的活力。
国内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包容性和丰富性。进人封建社会之后，亚洲腹地的社会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社会分工和生产方式都有了各自的进步，长安地区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圈在西北的门户，也是西北草原文化东进和南下的人口，这一政治、经济之要地的战略地位，使得各民族争相在这里活动，从而带来了各个民族的文化融合。汉通西域之后，这里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承担起了将东方文化输往西方并首先审视和接受西方文化的重任。西晋末的“永嘉南渡”，使得鲜卑、匈奴、揭、氏、羌“五胡”南下，又长期处于民族大迁徙、文化大交融的格局中。斑斓多彩的各民族文化在这里激荡、展示，大大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包容性，也赋予了长安文化开放性的品格。
国际文化的长期交流形成了长安文化博大雄浑的气魄，形成了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胸襟与眼界。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和长期处于中国政治中心的有利因素，长安地区成为当时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也是中国最先吸纳、消化和再创造域外文化的地方。例如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为长安地区最先接受，在这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化”和“化中国”的进程。一方面，长安地区中外高僧云集，寺塔林立，担任了北传佛教译传中心的重任，被称为佛教的“第二故乡”;另一方面，“三武一宗禁佛”的3次激烈冲突都发生在这里，同时说明了域外文化被中国文化改造的曲折经历，也说明了长安文化具有刚性的一面。
五、长安文化的特征
综上所述，和国内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较，长安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些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5个方面。
第一，原生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连绵不断，通常表现出先进性。以这种先进性为基础，成为千余年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支撑点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一波又一波强烈的冲动为中华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第二，东方文化基础上的农耕民族文化与草原民族文化汇合状态下的多元结构，是多民族文化的共同体。多种成分并存，有比较强的包容性，既活跃又丰富多彩。
第三，文化的主体性不鲜明。在所谓的中原文化圈里，这里也不处于中心地带，但却带有世界性文化的色彩。这与其他以本地域传统为核心而凝结和升华的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等有明显的区别，很难在文化上归纳出一个完全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主体体系，而是保持着一种百花齐放、此起彼伏的态势。
第四，文化外形多变。虽然是地方文化，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又与国家文化相和谐，有时又以民族文化为特点，有时又流露出京城文化的个性特征，有时又显示出国际文化的色彩。
第五，文化性格开放、活跃，文化态度宽松、宽容，文化形象大气而粗豪，刚毅而散漫。排他性较少，创新性强，富于进取和开拓精神，也显示出较强的凝聚力与反馈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五代之前，以长安地区为代表的西部文化是开放的、活跃的，保守的、故步自封的因素较少，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特别体现在对异地文化信息的吸收、兼容、改造以及将新的文化信息向外传播上。向外传播的文化信息增强了适应性和融合性，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吸收的文化信息越多，传出的文化信息也越多，形成了良性循环。
六、结语
以上是从理论上对长安文化定义和特征进行了简单梳理，仅一家之言而已，实际上还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如长安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定性与定位，长安文化的体系、功能以及具体表现，长安文化的当代形态及其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等，都需要进行大量深人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类陆地文明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长安文化内在的普适性价值无疑值得进一步研究，而且值得继承和发扬。
主要品种有绿茶红茶▲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业已形成，不仅帝王、贵族聚敛成风，一般官吏乃至士人皆以夸豪斗富为荣，多效膏梁厚味。在此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养廉”的问题。于是，出现了陆纳、桓温以茶代酒之举。南齐世祖武皇帝是个比较开明的帝王，他不喜游宴，死前下遗诏，说他死后丧礼要尽量节俭，不要以三牲为祭品，只放些干饭、果饼和茶饭便可以。并要“天下贵贱，咸同此制。”在陆纳、桓温、齐武帝那里，饮茶不仅为了提神解渴，它开始产生社会功以有，成为以茶待客、用以祭祀并表示一种精神、情操的手段。饮茶已不完全是以其自然使用使用价值为人所用，而是进入了精神领域。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骚乱，各种文化思想交融碰撞，玄学相当流行。玄学是魏晋时期一种哲学思潮，主要是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玄学家大都是所谓名士，重视门第、容貌、仪止，爱好虚无玄远的清淡。东晋、喃朝时，江南的富庶使士人得到暂时的满足，终日流连于青山秀水之间，清淡之风继续发展，以致出现许多清淡家。最初有清谈家多酒徒，后来，清谈之风渐渐发展到一般文人。玄学家喜演讲，普通清谈者也喜高谈阔论。酒能使人兴奋，但喝了多了便会举止失措、胡言乱语，有失雅观。而茶则可竟日长饮而始终清醒，令人思路清晰，心态平和。况且，对一般文人来讲，整天与酒肉打交道，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于是，许多玄学家、清谈家从好酒转向好茶。在他们那里，饮茶已经被当作精神现象来对待。随着佛教传入、道教兴起，饮茶已与佛、道教联系起来。在道家看来，茶是帮助炼“内丹”，升清降浊，轻身换骨，修成长生不老之体的好办法；在佛家看来，茶又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尽管此时尚未形成完整的宗教饮茶仪式和阐明茶的思想原理，但茶已经脱离作为饮食的物态形式，具有显著的社会、文化功能，中国茶文化初见端倪。黄茶▲唐代茶文化的形成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宋代茶文化的兴盛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庭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自元代以后，茶文化进入了曲折发展期。宋人拓展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但茶艺走向繁复、琐碎、奢侈，失去了唐代茶文化深刻的思想内涵，过于精细的茶艺淹没了茶文化的精神，失去了其高洁深邃的本质。在朝廷、贵族、文人那里，喝茶成了“喝礼儿”、“喝气派”、“玩茶”。绿茶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虽喜欢茶，但主要是出于生活、生理上的需要，从文化上却对品茶煮茗之事举趣不大；另一方面，汉族文化人面对故国破碎，异族压迫，也无心再以茶事表现自己的风流倜傥，而希望通过饮茶表现自己的情操，磨砺自己的意志。这两股不同的思想潮流，在茶文化中契合后，促进了茶艺向简约、返璞归真方向发展。明代中叶以前，汉人有感于前代民族举亡，本趄一开国便国事艰难，于是仍怀砺节之志。茶文化仍承元代势，表现为茶艺简约化，茶文化精糖果与自然契合，以茶表现自己的苦节。▲明、清茶文化的普及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乌龙茶▲现代茶文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从1949的年产7500T发展到1998年的60余万T。茶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以宏扬茶文化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茶人之家”，1983年湖北成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1990年“中国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成立，1993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湖洲成立，1991年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杭州西湖乡正式开放。1998年中国国际和平茶文化交流馆建成。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已开到第五界，吸引了日、韩、美、斯及港台地区纷纷参加。各省各市及主产茶县份份主办“茶叶节”，如福建武夷市的岩茶节、云南的普洱茶节，浙江新昌、泰顺、湖北英山、河南信阳的茶叶节不胜枚举。都以茶为载体，促进全面的经济贸易发展。[编辑本段]茶文化特性历史性 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其历史非常悠久。 武王伐纣，茶叶已作为贡品。原始公社后期，茶叶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战国，茶叶已有一定规模。先秦《诗经》总集有茶的记载。汉朝 ，茶叶成为佛教“坐禅”的专用滋补品。魏晋南北朝，已有饮茶之风 。隋朝，全民普遍饮茶。 唐代，茶业昌盛，茶叶成为“人家不可一日无茶”，出现茶馆、茶宴、茶会，提倡客来敬茶。宋朝、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清朝，曲艺进入茶馆，茶叶对外贸易发展。茶文化是伴随 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城市文化的形成而孕育诞生的。历史上的茶文化注重文化意识形态，以雅为主，着重于表现诗词书画、品茗歌舞。茶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融化了儒家思想，道家和释家的哲学色泽，并演变为各民族的礼俗，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模式。时代性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给茶文化注入 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在这一新时期，茶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正在不断扩大、延伸、创新和发展。新时期茶文化溶进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新闻媒体和市场经济精髓，使茶文化价值功能更加显著、对现代化社会 的作用进一步增强。茶的价值是茶文化核心的意识进一步确立，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新时期茶文化传播方式形式，呈大型化、现代化、社 会化和国际化趋势。其内涵迅速膨胀，影响扩大，为世人瞩目。民族性 各民族酷爱饮茶，茶与民族文化生活相结合，形成各自 民族特色的茶礼、茶艺、饮茶习俗及喜庆婚礼，以民族茶饮方式为基础，经艺术加工和锤炼而形成的各民族茶艺，更富有生活性和文化性 ，表现出饮茶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藏族、土家族、佤族 、拉祜族、纳西族、哈萨克族、锡伯族、保安族、阿昌族、布朗族、 德昂族、基诺族、撒拉族、白族、肯米族和裕固族等茶与喜庆婚礼， 也充分展示茶文化的民族性。地区性 名茶、名山、名水、名人、名胜、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地 区茶文化。我国地区广阔，茶类花色繁多，饮茶习俗各异，加之各地 历史、文化、生活及经济差异，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茶文化。在经济 、文化中心的大城市，以其独特的自身优势和丰富的内涵，也形成独 具特色的都市茶文化。上海自1994年起，已连续举办四届国际茶文化 节，显示出都市茶文化的特点与魅力。国际性 古老的中国传统茶文化同各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及人 文相结合，演变成英国茶文化、日本茶文化、韩国茶文化、俄罗斯茶 文化及摩洛哥茶文化等。在英国，饮茶成为生活一部分，是英国人表 现绅士风格的一种礼仪，也是英国女王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程序和重大 社会活动中必需的仪程。日本茶道源于中国。日本茶道具有浓郁的日 本民族风情，并形成独特的茶道体系、流派和礼仪。韩国人认为茶文化是韩国民族文化的根，每年5月24日为全国茶日。中国茶文化是各国 茶文化的摇篮。茶人不分国界、种族和信仰，茶文化可以把全世界茶 人联合起来，切磋茶艺，学术交流和经贸洽谈。中国茶的历史及其发展，不仅仅是形成简单的一种饮食文化的过程，而同样映射出一个具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的精神特质。 [编辑本段]1、绿茶常识篇绿茶做为中国的主要茶类，全国年产10万吨茶叶，产量位居六大初制茶之首。中国生产绿茶的范围极为广泛，山东、浙江、河南、安徽、江西、江苏、四川、湖南、湖北、广西、福建、贵州为我国的绿茶主产省份。绿茶是未经发酵的，中国产量最多，饮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茶.它的特点是汤清叶绿。绿茶据传发源于湖北省赤壁市。相传元朝末年，朱洪武率领农民起义，羊楼洞茶农从军奔赴新(疆)蒙(古)边城。他们在军中见有人饭后腹痛，便将带去的蒲圻绿茶给病者服用。服后，患者相继病愈。这件事被朱洪武得知，他记在了心里。当了皇帝后，朱洪武和宰相刘基到蒲圻找寻隐士刘天德，恰遇在此种茶的刘天德长子刘玄一。刘玄一请朱皇帝赐名。朱洪武见茶叶翠绿，形似松峰，香味俱佳，遂赐名“松峰茶”，又将长有茶叶的高山，命名为松峰山。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太祖朱元璋因常饮羊楼松峰茶成习惯，遂诏告天下：“罢造龙团，唯采茶芽以进。”因此，刘玄一成为天下第一个做绿茶的人，朱元璋成为天下第一个推广绿茶的人，羊楼洞成为天下最早做绿茶的地方。市场上常见有，日照绿茶，西湖龙井，峨眉雪芽，黄山毛峰，洞庭碧螺春，庐山云雾茶，汉家刘氏茶，信阳毛尖，竹叶青茶，六安瓜片，顾渚紫笋，江山绿牡丹，太平猴魁，慧明茶，老竹大方，恩施玉露，蒙顶甘露，剑春茶，休宁松梦等等，都属于绿茶类。绿茶是将采摘来的鲜叶先经高温杀青，杀灭了各种氧化酶，保持茶叶绿色，然后经揉捻、干燥而制成，清汤绿叶是绿茶品质的共同特点。[编辑本段]2、绿茶品种篇绿茶的特性，较多的保留了鲜叶内的天然物质。其中茶多酚、咖啡碱保留鲜叶的85％以上，叶绿素保留50％左右，维生素损失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绿茶"清汤绿叶，滋味收敛性强"的特点。最新科学研究结果表明，绿茶中保留的天然物质成分，对防衰老、防癌、抗癌、杀菌、消炎等均有特殊效果，为其他茶类所不及。中国绿茶中，名品最多，不但香高味长，品质优异，且造型独特，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绿茶按其干燥和杀青方法的不同，一般分为炒青、烘青、晒青和蒸青绿茶。炒青绿茶：由于在干燥过程中受到机械或手工操力的作用不同，成茶形成了长条形、圆珠形、扇平形、针形、螺形等不同的形状，故又分为长炒青、圆炒青、扁炒青等等。长炒青精制后称眉茶，成品的花色有珍眉、贡熙、雨茶、针眉、秀眉等，各具不同的品质特征。如珍眉：条索细紧挺直或其形如仕女之秀眉，色泽绿润起霜，香气高鲜，滋味浓爽，汤色、叶底绿微黄明亮；贡熙：是长炒青中的圆形茶，精制后称贡熙。外形颗粒近似珠茶，圆结匀整，不含碎茶，色泽绿匀，香气纯正，滋味尚浓，汤色黄绿，叶底尚嫩匀；雨茶：原系由珠茶中分离出来的长形茶，现在雨茶大部分从眉茶中获取，外形条索细短、尚紧，色泽绿匀，香气纯正，滋味尚浓，汤色黄绿，叶底尚嫩匀；圆炒青：外形颗粒圆紧，因产地和采制方法不同，又分为平炒青、泉岗辉白和涌溪火青等。平炒青：产于浙江嵊县、新昌、上虞等县。因历史上毛茶集中绍兴平水镇精制和集散，成品茶外形细圆紧结似珍珠，故称"平水珠茶"或称平绿，毛茶则称平炒青；扁炒青：因产地和制法不同，主要分为龙井、旗枪、大方三种。龙井：产于杭州市西湖区，又称西湖龙井。鲜叶采摘细嫩，要求芽叶均匀成朵，高级龙井做工特别精细，具有"色绿、香郁、味甘、形美"的品质特征。旗枪：产于杭州龙井茶区四周及毗邻的余杭、富阳、萧山等县。大方：产于安徽省歙县和浙江临安、淳安毗邻地区，以歙县老竹大方最为著名。在炒青绿茶中，因其制茶方法不同，又有称为特种炒青绿茶，为了保持叶形完整，最后工序常进行烘干。其茶品有洞庭碧螺春、南京雨花茶、汉家刘氏茶、金奖惠明、高桥银峰、韶山韶峰、安化松针、古丈毛尖、江华毛尖、大庸毛尖、信阳毛尖、桂平西山茶、庐山云雾等等。在此只简述二品，如洞庭碧螺春：产于江苏吴县太湖的洞庭山，以碧螺峰的品质最佳。外形条索纤细、匀整，卷曲似螺，白毫显露，色泽银绿隐翠光润；内质清香持久，汤色嫩绿清澈，滋味清鲜回甜，叶底幼嫩柔匀明亮。金奖惠明：产于浙江云和县。曾于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金质奖章而得名，外形条索细紧匀整，苗秀有峰毫，色泽绿润；内质香亮而持久，有花果香，汤色清澈明亮，滋味甘醇爽口，叶底嫩绿明亮。烘青绿茶：是用烘笼进行烘干的。烘青毛茶经再加工精制后大部分作熏制花茶的茶坯，香气一般不及炒青高，少数烘青名茶品质特优。以其外形亦可分为条形茶、尖形茶、片形茶、针形茶等。条形烘青，全要主要产茶区都有生产；尖形、片形茶主要产于安徽、浙江等省市。其中特种烘青，主要有黄山毛峰、太平猴魁、汀溪兰香、六安瓜片、敬亭绿雪、天山绿茶、顾渚紫笋、江山绿牡丹、峨眉毛峰、金水翠峰、峡州碧峰、南糯白毫等。如黄山毛峰：产于安徽歙县黄山。外形细嫩稍卷曲，芽肥壮、匀整，有锋毫，形似"雀舌"，色泽金黄油润，俗称象牙色，香气清鲜高长，汤色杏黄清澈明亮，滋味醇厚鲜爽回甘，叶底芽叶成朵，厚实鲜艳。晒青绿茶：是用日光进行晒干的。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有少量生产。晒青绿茶以云南大叶种的品质最好，称为"滇青"；其他如川青、黔青、桂青、鄂青等品质各有千秋，但不及滇青。蒸青绿茶：以蒸汽杀青是我国古代的杀青方法。唐朝时传至日本，相沿至今；而我国则自明代起即改为锅炒杀青。蒸青是利用蒸汽量来破坏鲜叶中酶活性，形成干茶色泽深绿，茶汤浅绿和茶底青绿的"三绿"的品质特征，但香气较闷带青气，涩味也较重，不及锅炒杀青绿茶那样鲜爽。由于对外贸易的需要，我国从80年代中期以来，也生产少量蒸青绿茶。主要品种有恩施玉露，产于湖北恩施；中国煎茶，产于浙江、福建和安徽三省。绿茶是历史最早的茶类。古代人类采集野生茶树芽叶晒干收藏，可以看作是广义上的绿茶加工的开始，距今至少有三千多年。但真正意义上的绿茶加工，是从公元8世纪发明蒸青制法开始，到12世纪又发明炒青制法，绿茶加工技术已比较成熟，一直沿用至今，并不断完善。绿茶为我国产量最大的茶类，产区分布于各产茶省、市、自治区。其中以浙江、安徽、江西三省产量最高，质量最优，是我国绿茶生产的主要基地。在国际市场上，我国绿茶占国际贸易量的70％以上，销区遍及北非、西非各国及法、美、阿富汗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市场上绿茶销量占内销总量的1/3以上。同时，绿茶又是生产花茶的主要原料。[编辑本段]3、绿茶精品篇龙井是中国极品名茶，产于浙江杭州，是绿茶中绝品。因其产地与炒制技术的不同，可分为狮、龙、云、虎四个系，今天已经归并为狮、龙、梅三大品类，其狮峰最为珍贵，采于谷雨前更佳，成品以色翠、香味浓郁、味甘、形美四绝而着称于世，有“国茶”之称。黄山毛峰产于安徽黄山风景区，是历史名茶。特级黄山毛峰产于桃花峰的桃花溪两岸的云谷寺、松谷庵、吊桥庵、慈光阁以及海拔1200米的半山寺周围。黄山毛峰芽叶肥壮匀齐，白毫显露，形如雀舌，成茶色泽嫩绿微黄，泛象牙色，鱼叶金黄，香郁味醇，回味甘甜，耐冲泡。品质主要特征：外形略卷匀直显露，色泽翠绿微黄油润，香气高而持久，滋味鲜爽回甘，汤色清澈，叶底嫩绿明亮。汉家刘氏茶属于绿茶类。产于湖北省谷城县。20世纪80年代创制的汉家刘氏代表茶，外形扁直平整翠绿悦目，内质香高持久，滋味鲜醇回甘。云雾毛尖茶产于湖北省随州市云峰山茶场，该茶的特点是：条索紧秀，圆润弯曲显毫，色泽绿润，汤色嫩绿明亮，栗香持久，滋味鲜醇回甘，叶底嫩绿明亮。各类绿茶名：西湖龙井；惠明茶；洞庭碧螺春；顾渚紫茶；午子仙毫；黄山毛峰；信阳毛尖；云雾毛尖；曾侯银剑；大悟绿茶；平水珠茶；宝洪茶；上饶白眉；径山茶；峨眉竹叶青；汉家刘氏茶；南安石亭绿；仰天雪绿；蒙顶茶；涌溪火青；仙人掌茶；天山绿茶；永川秀芽；休宁松萝；恩施玉露；都匀毛尖；鸠坑毛尖；桂平西山茶；老竹大方；泉岗辉白；眉茶；安吉白片；南京雨花茶；敬亭绿雪；天尊贡芽；滩茶；双龙银针；太平猴魁；源茗茶；峡州碧峰；秦巴雾毫；开化龙顶；庐山云雾；安化松针；日铸雪芽；紫阳毛尖；江山绿牡丹；六安瓜片；高桥银峰；云峰与蟠毫；汉水银梭；云南白毫；遵义毛峰；九华毛峰；五盖山米茶；井岗翠绿；韶峰；古劳茶；舒城兰花；州碧云；小布岩茶；华顶云雾；南山白毛芽；天柱剑毫；黄竹白毫；麻姑茶；车云山毛尖；桂林毛尖；建德苞茶；瑞州黄檗茶；双桥毛尖；覃塘毛尖；东湖银毫；江华毛尖；龙舞茶；龟山岩绿；无锡毫茶；桂东玲珑茶；天目青顶；新江羽绒茶；金水翠峰；金坛雀舌；古丈毛尖；双井绿；周打铁茶；文君嫩绿；前峰雪莲；狮口银芽；雁荡毛峰；九龙茶；峨眉毛峰；南山寿眉；湘波绿；晒青；山岩翠绿；蒙顶甘露；瑞草魁；河西圆茶；普陀佛茶；雪峰毛尖；青城雪芽；宝顶绿茶；隆中茶；松阳银猴；龙岩斜背茶；梅龙茶；兰溪毛峰；官庄毛尖；云海白毫；莲心茶；金山翠芽；峨蕊；牛抵茶；化佛茶；贵定云雾茶；天池茗毫；通天岩茶；凌云白茶；蒸青煎茶；云林茶；盘安云峰；绿春玛玉茶；东白春芽；太白顶芽；千岛玉叶；清溪玉芽；攒林茶；仙居碧绿；七境堂绿茶；南岳云雾茶；大关翠华茶；湄江翠片；翠螺；窝坑茶；余姚瀑布茶；苍山雪绿；象棋云雾；花果山云雾茶；水仙茸勾茶；遂昌银猴；墨江云针, 日照北纬35度绿茶。 绿茶，又称不发酵茶。以适宜茶树新梢为原料，经杀青、揉捻、干燥等典型工艺过程制成的茶叶。其干茶色泽和冲泡后的茶汤、叶底以绿色为主调，故名。中国绿茶中，名品最多，不但香高味长，品质优异，且造型独特，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绿茶按其干燥和杀青方法的不同，一般分为炒青、烘青、晒青和蒸青绿茶。炒青绿茶：由于在干燥过程中受到机械或手工操力的作用不同，成茶形成了长条形、圆珠形、扇平形、针形、螺形等不同的形状，故又分为长炒青、圆炒青、扁炒青等等。长炒青精制后称眉茶，成品的花色有珍眉、贡熙、雨茶、针眉、秀眉等，各具不同的品质特征。如珍眉：条索细紧挺直或其形如仕女之秀眉，色泽绿润起霜，香气高鲜，滋味浓爽，汤色、叶底绿微黄明亮；贡熙：是长炒青中的圆形茶，精制后称贡熙。外形颗粒近似珠茶，圆结匀整，不含碎茶，色泽绿匀，香气纯正，滋味尚浓，汤色黄绿，叶底尚嫩匀；雨茶：原系由珠茶中分离出来的长形茶，现在雨茶大部分从眉茶中获取，外形条索细短、尚紧，色泽绿匀，香气纯正，滋味尚浓，汤色黄绿，叶底尚嫩匀；圆炒青：外形颗粒圆紧，因产地和采制方法不同，又分为平炒青、泉岗辉白和涌溪火青等。平炒青：产于浙江嵊县、新昌、上虞等县。因历史上毛茶集中绍兴平水镇精制和集散，成品茶外形细圆紧结似珍珠，故称"平水珠茶"或称平绿，毛茶则称平炒青；扁炒青：因产地和制法不同，主要分为龙井、旗枪、大方三种。龙井：产于杭州市西湖区，又称西湖龙井。鲜叶采摘细嫩，要求芽叶均匀成朵，高级龙井做工特别精细，具有"色绿、香郁、味甘、形美"的品质特征。旗枪：产于杭州龙井茶区四周及毗邻的余杭、富阳、肖山等县。大方：产于安徽省歙县和浙江临安、淳安毗邻地区，以歙县老竹大方最为著名。在炒青绿茶中，因其制茶方法不同，又有称为特种炒青绿茶，为了保持叶形完整，最后工序常进行烘干。其茶品有洞庭碧螺春、南京雨花茶、金奖惠明、高桥银峰、韶山韶峰、安化松针、古丈毛尖、江华毛尖、大庸毛尖、信阳毛尖、桂平西山茶、庐山云雾等等。在此只简述二品，如洞庭碧螺春：产于江苏吴县太湖的洞庭山，以碧螺峰的品质最佳。外形条索纤细、匀整，卷曲似螺，白毫显露，色泽银绿隐翠光润；内质清香持久，汤色嫩绿清澈，滋味清鲜回甜，叶底幼嫩柔匀明亮。金奖惠明：产于浙江云和县。曾于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金质奖章而得名，外形条索细紧匀整，苗秀有峰毫，色泽绿润；内质香亮而持久，有花果香，汤色清澈明亮，滋味甘醇爽口，叶底嫩绿明亮。
人物简介陈椽，又名陈愧三。1908年3月8日出身于福建省惠安县崇武镇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幼年时期，他父亲常常向他讲述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的故事，灌输爱国主义思想，鼓励他长大后要像这些民族英雄那样为国家干一番事业。1934年，26岁的陈椽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先后在茶场、茶厂、茶叶检验和茶叶贸易机构工作。他既看到了茶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看到了当时中国茶叶科学的落后。于是下定决心献身茶业教育事业。在他任浙江茶叶检验处主任时，就开始着手收集茶叶科学的有关资料，建立了茶叶检验实施办法和一套完整的表格。1940年，他拒绝了堂兄弟为他谋得群商组织的如达公司董事长的聘请，毅然赴浙江英士大学农学院任教，专心致志地开始研究茶学。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到处狂轰滥炸，英士大学数迁校址，教学与生活都十分艰难。但在教学中，他照旧认真备课、讲课，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鼓励学生为发展祖国的茶叶科学而努力学习。没有教材，他就深入茶场、茶厂搜集资料，编著了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高校茶学教材《茶作学讲义》。这本教材包括茶业通论、茶树栽培、茶叶制造、茶叶检验等方面的内容，从而被晋升为副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受聘到复旦大学任教，继续为创立茶业教育体系而努力。先后编著了《茶叶制造学》、《制茶管理》、《茶叶检验》、《茶树栽培学》等4部教材，以满足教学的需要。在教学的同时，他还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不断充实教学内容。编辑本段生平对茶叶锲而不舍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茶业教育和科研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从此更激发了他的工作热情。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他自愿要求到工作、生活条件较艰苦而盛产茶叶的安徽工作，担任安徽农学院副教授兼茶业系主任，亲自抓教学大纲的制定、课程的设置和生产实习基地的建设，为该系的创办、教学科研逐步走上正轨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57年晋升为教授。这期间他还致力于提高《制茶学》的教学水平，两次主编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制茶学》以及《茶叶检验学》，出版了《茶树栽培技术》、《安徽茶经》和《炒青绿茶》等专著，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离开教学、科研岗位后，也从未中断过写作。他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实践经验，将平时收集的资料加以整理，写成了《制茶全书》，分“总论”、“绿茶”、“黄茶和黑茶”、“白茶和青茶（俗称乌龙茶）”、“红茶”等5个分册，共100多万字。 “文化大革命”后，他又回到了教学、科研第一线，这时虽已年高体衰，但精神更加焕发，他说：“我好像严冬下的一棵‘老茶树’，春天来了，我这棵‘老茶树’又重新抽枝发芽了。”1977年，他虽然肌膜炎复发，不能走路，但还是忍着疼痛，夜以继日地在病榻上撰写了《茶业通史》、《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茶与医药》3部共100多万字的巨著，向全国科学大会献礼，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同时，他还向国务院提出了茶业教育事业发展的设想，1978年，建议并参与在安徽农学院茶业系创办全国第一个机械制茶专业。1978年9月，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不畏路途遥远，带领9所院校茶叶专业的教师深入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茶区，历时1个多月，搜集有关茶叶生产的科研资料，以充实《制茶学》内容，按时完成了教育部、农业部交给的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制茶学》的主编任务。之后，他又编著《制茶技术理论》，作为研究生必修课的教材，主编《中国名茶选集》，作为制茶学的补充教材。正如他的学生们所说：“陈老师的一生是著书的一生，也是育人的一生。”在完成上述教材后，他又着手编写茶业经济专业的教材，主编了《茶叶商品学》，受农业部乡镇企业管理局委托编写了《茶业经营管理学》，还编写了《茶药学》、《茶叶市场学》、《茶叶贸易学》，这些教材有的已经出版，有的即将出版。他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还想完成茶业经济专业的最后一本教材《茶业经济学》，这样就初步建立了完整的中国茶业教育体系和各专业的主要教材。”他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追求，废寝忘食地工作。他说：“毛主席有两句话我印象最深刻：外国人有的我们要有，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一生要为此奋斗，建设外国人没有的茶业教育体系。” 几十年来，陈椽在教学的同时从未间断过茶叶科学的研究工作。早在40年代，他就在制茶技术、茶叶化学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特别是在茶叶“发酵”的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提出了制茶的变色学说，论证了制茶变色的原理和色变的机制与实质。证明制茶过程的变化主要是多酚类化合物在一定条件下的氧化变化，从而形成了各类茶的品质，产生了茶叶的各种色泽。1951年，前苏联科学院院长奥巴林院士来我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特意来复旦大学茶叶专修科参观访问，向陈椽询问黄茶的制作方法，陈椽把他在茶叶化学研究方面的大部分内容提纲式地写在黑板上，这位院长看了之后发现自己的假说“茶叶发酵与呼吸有联系”是错误的。回国之后，即在杂志上发表文章，高度赞扬陈椽在茶叶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文中写道：“谁说中国人不研究茶叶，复旦大学陈椽教授不是在卓有成效地研究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茶叶研究受到重视，条件也好多了，陈椽更集中全部精力潜心于茶业教学和科研，不断实验，不断总结，昼夜伏案地撰写专著和论文，到1990年8月止，共发表189（部）篇共1000多万字的论文和著作，为中国茶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8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学者都慕名前来或写信向陈椽求教。日本丰茗会理事长松下智专程来合肥拜会陈椽，向他求教制茶起源、饮茶起源等问题。1987年2月，日本研究黑茶专家将积祝子教授也从日本来到合肥参加庆贺陈椽80寿辰大会。她在祝词中说：“陈椽先生是我的导师，他像慈父一样，对我循循善诱，进行了多方面的指导。我是一个尚未成熟的研究者，研究还刚开始，主要从事日本黑茶的研究，今后还想继续在陈椽先生的指导下，从各个角度深入开展研究……。”1987年10月，英国皇家农业中心邀请陈椽参加皇家国际农业展览会，他虽然因年老不便远行，但他的几部著作在展览会上展出后，同样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此外，他又为在北京召开的由北京市政府、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烹饪协会、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北京饮食文化国际研讨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饮食文化国际研讨会”撰写了《茶树起源及其原种》和《十二论茶文化大观》两篇论文。所有这些活动均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茶叶文化和学术的交流。为国家培养了几代茶学科技人才陈椽自1940年登上大学讲坛至今，已经有50个春秋了，目前，他仍以80多岁的高龄风雨无阻的亲自到教室给学生讲课，在黑板前一站就是两个钟头，大家都为他这种对教育事业火样般的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动。 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几十年来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堂课，有时遇到出席重要会议，会议结束后他总是及时地把课补上。他常把学生请到家中，听取他们对教学的意见，以提高教学质量。他说：“教学、科研是我们大学教师的首要任务，为四化培养人才不提高教学质量是不行的。”《茶叶商品学》从原来的8章增加到14章，就是在接受学生意见的基础上而增补改写的。 陈椽善于改革教学方法，积极推行启发式教育。他要求学生在上课前要预习3次，第一次阅读全章的内容；第二次找出全章的问题；第三次用红笔画出难题，然后思考问题自己解决，如有困难先在同学间切磋，不能解决的问题在上课时请教老师。全国制茶助教进修班和研究生班都是采取的这种教学方法。在每章学习结束后，要求大家写出读书报告。这样做不仅较全面地复习总结了本章的主要内容，而且还锻炼了大家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同学提交的章节论文短的一二千字，长的1万多字，他都认真批阅。有的还当面和学生交换意见，或指出不足之处，或表扬学生的独立见解。他还常常亲自指导学生的制茶实习，言传身教，耐心细致地讲解制茶原理，亲自指导操作技术，有时为了制好一种茶，要连续操作到深夜，连饭都顾不上吃。 他在教书的同时还重视育人，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他说：“过去那种教书不教人的教育方法害死人，必须彻底改革，我们要培养出合格的高级科学技术人才，教书就得教人。”由于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同学热情帮助，体贴关心，所以经常有不少学生登门求教。他从不以来访者、来函者身份的高低、年龄的大小而区别对待。有求必应，来者不拒，这是他待人的准则。他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1989年获全国高等院校教学成果二等奖。 半个多世纪以来，陈椽为国家培养了几代茶学科技人才。除了2年制的专科生和4年制的本科生外，1980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后，又先后招收了制茶、茶机、茶叶检验、茶史、茶叶贸易、茶叶市场学等方面的硕士研究生13名。为了加速高校的师资培养，1986年开办了全国制茶助教进修班，亲自编写教材并讲授《制茶技术理论》课程。并多次配合农业部、商业部等单位举办全国性制茶技术训练班，以及通过下场、下乡举办短期学习班等方式，培训基层技术力量。通过上述多层次的教学方式，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高、中级人才，他的学生中不乏教授、专家及茶叶部门的业务骨干。论证中国云南是茶树原产地20世纪40年代，英、美、日、印度等国某些学者提出“茶树原产地是在印度阿萨姆，中国茶树是从那里传来的”，并说：“中国茶的起源据可靠史料，约在公元350年”，还说：“绿茶含有大量鞣酸，绿茶会把肠胃鞣坏”等等。面对这样严峻的挑战，陈椽在长期分析研究我国茶业发展历史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方查阅国内外有关茶业发展的史料，经过周密考证，以大量事实进一步证实了茶树的原产地在中国云南，1979年撰写了《中国云南是茶树原产地》一文。该论文发表后，日本茶叶专业杂志很快转载了这篇论文，汉英法农业词典编辑委员会也以此为据，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一年之后，陈椽又撰写了《再论茶树原产地》一文，批评了二元论和“非中心”论者的观点。日本名城大学农学部研究茶树起源的专家桥本实来信表示支持陈椽关于茶树原产地的一元论。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对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确立科学的茶叶分类法日本人古在油泽于1980年在研究制茶绿变红时提出“微生物发酵说”，认为茶叶变红是微生物作用，与工作上一般的发酵相同。之后，又由此演变为全发酵茶、半发酵茶和不发酵茶的茶叶分类法。这种分类法以共性掩盖个性，氧化作用与呼吸作用混淆不清，是非科学的。陈椽积数十年教学和科研经验，1979年撰写了《茶叶分类理论与实践》一文，以茶叶变色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新的分类法，系统地把茶叶分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青茶和红茶六大茶类。这种新的分类法，既体现了茶叶制法的系统性，又体现了茶叶品质的．系统性，以上六类茶类的排列次序，实际上就是各类茶叶叶绿素破坏程度及黄烷醇类变化程度的顺序，因此也体现了茶叶主要内含物变化的系统性。这一科学分类法的建立与应用，不仅对我国的茶叶教育、科研及生产流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迅速传播到国外，得到了国外学者的高度评价。该论文由法国植物学研究中心梅塔耶（Georges Metailie）博士推荐给他的导师——英国剑桥大学世界著名生物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而李约瑟博士请东方历史科学图书馆馆长米开尔?萨尔特（Michael Salt）翻译为英文，并发表在法国植物生物史专刊（Journal d' Agriculture Traditionnelle et de Botanique Appliquee）上，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来函邀请陈椽赴日参加《茶的起源》和《茶叶分类》讨论会及讲学，1984年和1986年，陈椽的名字和简历被英国伦敦皇家朗曼（Longman）集团名人出版中心分别列入《世界农业科技名人录》和《世界科学家亚洲分册》；1988年被印度收编入《世界名人传记》一书中。完成国内外第一部茶史专著《茶业通史》中国茶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历代群书都有零星记载，但研究茶史，则茫无边际。1982年，国家有关部门为了满足我国茶叶生产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需要，把撰写世界上第一部《茶业通史》的任务交给了他。为了写好这部著作，他谢绝了赴国外讲学的邀请，集中全力，伏案写作。这部44万字的巨著运用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有关史料，阐明了茶的起源、茶叶生产的演变、制茶技术的发展与传播、中外茶学、茶与医药、茶与文化、茶叶经济政策、茶叶对外贸易、中国茶叶今昔等，共15章48个专题。该书的出版不仅获得了国内茶叶工作者的高度评价，也得到了国际友人的好评。日本茶叶团体丰茗会在每月聚会时，都要逐段逐句地学习这部著作；法国梅塔耶博士还把《茶业通史》节译为法文。这部著作的出版对推动茶叶科学的进步，促进我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茶叶科学文库中的重要文献。该书于2008年9月陈椽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由安徽农业大学茶与食品科技学院修订再版。为发展茶叶事业献计献策陈椽身在茶业教育战线，心怀祖国茶叶事业，时时刻刻关心着全国茶叶生产的发展，他经常利用参加会议的机会和其他各种渠道向国务院、农业部、商业部、外贸部、安徽省政府就如何发展我国和安徽的茶叶生产提建议，他还通过由他主编的《中国茶讯》、《茶业通报》等专业刊物以及《人民日报》、《安徽日报》等，先后发表文章数十篇，为发展茶叶生产献计献策。如1958年发表了《解放后中国茶叶工业的成就及今后的发展方向》，1965年发表了《乘大好形势，努力发展茶叶生产》，1979年《我国茶叶生产发展的形势》，1980年《向茶业现代化进军——管理体制必须彻底改革》，1983年《茶叶商品产销脱节必须研究解决》，1984年《国际茶叶市场动态与华茶推销对策》、《世界茶叶市场预测》，1987年《开发名茶生产与茶业发展》、《走向农村，科技下乡是山区扶贫致富必由之路》等文章，就各个时期我国茶业生产的形势，国际市场的变化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对茶叶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 他始终强调茶叶科研必须与生产实际相结合，1972年他亲自到福州茶厂参加全国协作的国家课题《茉莉花茶隔离窨制新技术研究》，撰写了《茉莉花茶生产技术革新试验研究》和《茉莉花理化性质》等论文。1988年，他带领研究生到安徽军天湖茶厂试验研究茶叶揉捻机棱骨的特性及最佳设计组合。1981年以来，在他的主持下，组织了全国茶业教育、科研、生产等有关单位专家、科技工作者共64人，通过四年的调查研究、资料搜集、制作样品、测定成分和感观审评，于1985年撰写完成了《中国名茶选集》，这对推动我国名茶生产，提高茶叶经济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他每年约有1／3的时间深入茶区山村，送科技下乡，指导茶叶生产，改进制茶技术，带头创制名茶。1984～1986年，曾3次冒着酷暑赴陕西省茶区指导、讲学、帮助创制“秦巴雾毫”、“午子仙毫”、“汉水银梭”等名茶，使陕西的茶叶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制茶品质有明显提高，制茶技术大有进步。他多次到安徽省的宁国、潜山、太湖、金寨、霍山、宣城、芜湖、贵池、东至、含山、旌德、六安、青阳、九华山等茶区指导制茶，使许多失传的名茶，如天华谷尖（南阳谷尖）等得到再生，又创制了“天山真香”、“齐山翠眉”、“黄花云尖”等一批名茶，提高了茶叶生产的经济效益，增加了茶农的收入，使许多贫困地区走上致富之路，为此他曾两次获安徽省政府扶贫先进个人奖。 陈椽为茶叶事业呕心沥血50多载，他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对人民所作出的贡献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和敬慕。《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全国十几家报刊都先后多次报道了他的事迹。但他仍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他说：“我虽然年已耄耋，风烛残年，但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表示决心将余热全部献给我国的茶叶事业。 1908年3月8日出生于福建省惠安县。 11935年任浙江省第四区农场技术员。 1936年任浙江省鄞县农场技士兼代主任。 1937年任福建省集美农业学校教员、教务主任、代理校长、农场主任。 1938年任浙江农业改进所茶叶检验处主任，兼浙江省油茶丝棉管理处宁波办事处主任。 1939年任福建茶业管理局技正，福州办事处代主任兼福建省贸易公司茶叶部襄理。 1940年任福建示范茶厂技师兼政和制茶厂主任。 1940—1945年任浙江英士大学农学院讲师、副教授。 1946—1952年任上海复旦大学茶叶专修科副教授、科主任。 1952—1991年历任安徽大学农学院副教授、茶叶专修科主任，安徽农学院副教授、教授，茶业系主任，安徽农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6—1984年任安徽省茶业学会理事长，1984年以后任该会名誉理事长。 1964—1984年任中国茶叶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1984年后任名誉理事。 1977—1984年任中国农学会委员、理事，中国农学会安徽省分会常务理事，1984年后任荣誉理事。 1999年仙逝。编辑本段主要论著1陈椽．茶作学讲义．杭州：国立浙江英士大学农学院，1942． 2陈椽．茶树栽培学．上海：新农出版社，1948． 3陈椽．茶叶制造学与制茶管理．上海：新农出版社，1949（第一、二册），1950（第三册和制茶管理）． 4陈椽．茶叶检验学．上海：新农出版社，1951． 5陈椽．安徽茶经．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60（第一版），1984（补充再版）． 6陈椽主编．茶叶检验学．北京：农业出版社，1961． 7陈椽主编．制茶学（全国高等农业院校试用教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61．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6，2版． 8陈椽．制茶发酵的概念与实质．中国农业科学，1963（10）． 9陈椽．评茶始用于何时．茶叶科技（四川），1979（2）． 10陈椽．红茶在先青茶在后．茶叶通讯（贵州），1979（2）． 11陈椽．制茶变化的实质．茶叶通讯（湖南），1979（2），（3）：29—34． 12陈椽．茶叶分类的理论与实践．茶叶通报，1979（1，2合刊），英国东方历史科学图书馆馆长译为英文． 13陈椽，陈震古．中国云南是茶树原产地．中国农业科学，1979（1）． 14陈椽主编．制茶学（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北京：农业出版社，1979，1988（2版） 15陈椽．制茶萎凋理论与实践．茶业通报，1981（2）． 16陈椽．红茶的变色原理．茶叶科技（四川），1982（3）． 17陈椽．神农本草研究．茶业通报，1982（6），1983（1）． 18陈椽．杨晓华．世界茶叶市场预测——产销两旺．茶业通报，1984（2）． 19陈椽．茶业通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 20陈椽．制茶技术理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21陈椽主编．中国名茶选集．合肥．安徽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安徽农学院科研处，1985． 22陈椽．日本皋芦种似安溪佛手种．茶业通报，1985（1）． 23陈椽．茶业技术史与发展．中国发展，中国农业博物馆开馆纪念特刊，1986． 24陈椽．茶药学．芜湖：展望出版社，1987． 25陈椽．陆羽研究会编，茶经论稿序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26陈椽，岳鹏翔．制茶机械发展史．茶机设计与研究，1989（2）． 27陈椽．茶叶市场迫切需要管理．茶报（上海），1989（4）． 28陈椽．十讲茶与中国文化发展．茶业通报，1989（4）． 29陈椽主编．茶叶商品学．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 30陈椽．茶业经营体制要根本改革——组织乡镇联营股份公司．茶业通报，1991（1） 北京农业大学学友乡镇企业经营管理研究会，学友通讯，1991（1）． 31陈椽．茶叶贸易学．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 陈椽教授与王泽农教授分别是茶叶人文派和生化派主要代表,人文派讲究茶叶和中国文化紧密相连,而生化派从生物化学的角度将茶叶仅仅当作一个植物去研究。事实证明生化派是导致茶叶在社会生活中饮料市场失去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所以现在的安徽农业大学更加重视陈椽教授的一系列理论。
1.《〈五行〉学说与〈荀子〉》，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2. 《论汉代〈诗经〉著述之内外传体》，刊载于《国学研究》第三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3.《学术上的闻一多：论〈古典新义〉之新》，收入《古典新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出版。4.《说评点》，刊载于《文史知识》2011年第11期。5.《论屈原诗歌的比体艺术》，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被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1年第6期，教育部语言文字报刊社《语文建设》2012年第2期“论点摘编”部分摘要介绍了本文的部分论点，题为《〈离骚〉的比体艺术》。6.《中国寓言研究反思及传统寓言视野》，刊载于《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7.《简帛〈五行〉篇与〈尚书〉之学》，收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古籍研究中心主编《先秦两汉古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8.《论楚辞文化学研究的问题——以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为考查中心》，刊载于《中国诗歌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2010年5月。9.《〈庄子〉和先秦道家散文艺术》，收入熊礼汇主编《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二十四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10.《“纯绿”还是“纯缘”：一个〈诗经〉学的误读》，刊载于《文献》季刊，2010年第1期；被收入《北大中文学刊》（20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11.《论简帛〈五行〉篇与〈诗经〉学之关系》，刊载于《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全文转载；又收入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编《燕园论诗：中国古代诗歌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12.《〈离骚〉三论》，刊载于《国学研究》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收入《北大中文学刊》（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13.《简帛〈五行〉篇与孟子之学》，刊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9年第10期全文转载；又被摘要收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国学文摘》第1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7月。14.《〈史记〉：那个时代的“文学”》，刊载于《文史知识》2009年第3期。15.《〈诗经〉学误读二题》，刊载于《枣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16.《理解孔子》，刊载于《在北大听讲座》第17辑，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12月。17.《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自恋倾向：以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为考查中心》，刊载于台湾远东科技大学《远东通识学报》第1期，2007年7月。18.《〈两都赋〉新论》，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2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全文转载。获得“北京大学第十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1年3月3日）。19.《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的〈诗经〉学史价值》，刊载于《中国诗歌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5年8月。20.《先秦两汉文学与哲学》，收入《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傅璇琮、蒋寅总主编，赵敏俐、谭家健分卷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21.《现状和困境：近年来〈诗经〉研究平议》，刊载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5年第12期全文转载。22.《归乡情悲：〈采薇〉新释》，刊载于《文史知识》2005年第6期。23.《论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的〈诗经〉学史价值》，收入《立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4月。24.《关于先秦寓言的追问》，刊载于《文史知识》2004年第6期。25.《论屈原作品中的“男女关系”隐喻》，收入《先秦两汉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04年7月。26.《卫宏作〈诗序〉说驳议：兼申郑玄子夏作〈大序〉、子夏毛公作〈小序〉说》，刊载于《中国学术》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8月。27.《史学、文学、经学：〈史记〉特质三层》，刊载于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Ⅱ（《国际中文研究》第二辑），博特拉大学出版社（UNIVERSITI PUTRA MALASIA PRESS）2001。28.《孔子天命意识综论》，刊载于《孔子研究》1999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马列哲学政治及社科类）1999年12期全文转载。29.《论〈诗经〉汉学宋学之异同》，刊载于《文史哲》1999年第4期。30.《论共时性理解对〈诗经〉、〈楚辞〉研究的意义》，刊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7期全文转载。31.《史记：司马迁人格的完成》，收入孙以昭主编《中国文化与古典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32.《试论荀子的人文意识》，刊载于《孔子研究》1991年第3期。33.《论〈诗经原始〉在〈诗经〉学史上的进展及其保守性》（合作），刊载于《学术交流》2011年第8期。34.《朱子〈诗〉学特征论略》（合作），刊载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35.《历史性：汉字阐释的原则》（合作），刊载于《人文杂志》199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1996年第8期全文转载。36.《关于汉字构形功能的确定》（合作），刊载于《安徽教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37.《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合作），刊载于《学术界》1995年第1期。38.《汉字形义关系的疏离与弥合》（合作），刊载于《语文建设》1994年第1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1995年第3期全文转载。39.《〈说文解字〉与儒家传统》（合作），刊载于《江淮论坛》1994年第6期。40.《汉字阐释与图腾遗风》（合作），刊载于《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94年第6期全文转载。41.《论屈原的理性精神》（合作），刊载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刘桢生平考摘 要：刘桢，以诗歌见长，与曹植并称“曹刘”。根据相关史料及文集理清刘桢依附曹操，任司空军谋祭酒、丞相掾属、五官将文学、平原侯庶子、临淄侯庶子等情况，考订刘桢于建安十六年夏因平视甄氏被刑，建安二十二年遭疫气而亡，享年约43岁。 关键词：刘桢;生平;生卒年 作者简介：王燕（1979-），女，汉族，湖北襄阳人，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2--02 刘桢字公干 ，生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前后 ，东平宁阳人，即今山东宁阳县人，为汉宗室子孙 。其祖父名梁，字曼山 。 刘桢早慧，年八、九岁，能诵《论语》、《诗》，论及篇赋数万言 ，年少时便文名远播。初平三年（192年）曹操闻其文名，招其来归，桢以年小未就 。 建安三年春，刘桢任司空军谋祭酒 。任职期间，于建安七年、九年随从征邺 。建安十三年，曹操为丞相，刘桢被辟为丞相掾属，同年从征刘表，预赤壁之战 。十四年随军还谯，赴曹丕宴 。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刘桢任五官将文学 ，时曹丕驻守邺城，刘桢与诸子随侍，同游南皮、邺城西园 。诸子同游是刘桢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任文学期间，刘桢曾辞曹丕借廓落带 。建安十六年夏因平视甄氏被刑 ，然而不久即被赦，复为文学 ，后转为平原侯庶子 。曹植十九年徙封临淄侯，刘桢也于十九年或稍后随之转为临淄侯庶子。建安二十年（215年）刘桢在清漳河滨养病，曹丕前来视疾 。 刘桢于建安二十二年遭疫气而亡，终年约43岁 。 注释： [1]刘桢，建安七子之一，以五言诗著称，与曹植并称“曹刘”（《文心雕龙·比兴》）。《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幼智下》引《文士传》：“刘桢字公干”。 [2]见俞绍初《建安七子集》附录《建安七子年谱》，中华书局，1989年，354页。 [3]《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字曼山，一名岑，东平宁阳人也。梁宗室子孙，……孙桢，亦以文才知名。” [4]关于刘桢与刘梁的关系有不同的说法。《魏志·王粲传》注引《文士传》：“桢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认为桢为梁之子。而《后汉书·文苑传》认为桢为梁之孙。案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刘梁生于公元120年，以刘桢生年公元175年推之，时梁已55岁左右，则桢为梁之孙较为可信。 [5]《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幼智下》引《文士传》：“刘桢字公干，少以才学知名。年八、九岁，能诵《论语》、《诗》，论及篇赋数万言。警悟辩捷，所问应声而答，当其辞气锋烈，莫有折者。” [6]见俞绍初《建安七子集》附录《建安七子年谱》，中华书局，1989年，354页。 [7]《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传》注引《魏志》：“桢字公干，为司空军谋祭酒”。按《魏志·武帝纪》：“三年春正月，公还许，初置军师祭酒。”则刘桢任司空军谋祭酒在建安三年春正月以后。 [8]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刘桢诗》：“北渡黎阳津，南登纪郢城。”《文选》张铣注曰：“北渡者，谓从太祖征袁绍。”按《魏志·武帝纪》，曹操七年破袁绍，九年与袁尚相持于黎阳。据此刘桢从征邺在建安七年、九年。 [9]《三国志·武帝纪》：“（十三年）夏六月，以公为丞相。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又《三国志·王粲传》：“瑒、桢各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则桢为丞相掾属在建安十三年。关于从征刘表，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一：“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李善注：“元后，谓曹操也。至南乡，谓征刘表也。”又《遂志赋》自叙经历：“梢吴夷于东隅，制叛臣乎南荆。”“制叛臣”谓征刘表。而曹操征刘表、赤壁之役在建安十三年。 [10]《三国志·武帝纪》：“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十二月，军还谯。”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一：“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四节相推斥，季冬风且凉。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文选》李善注：“丰、沛，汉高祖所居，以喻谯也。君，谓五官也。”诗中又有“季冬风且凉”句，与是年还谯时令合。由此可知刘桢从征刘表到还归谯郡一直随行曹氏。曹丕《感物赋序》中有“南征荆州，还过乡里”，指征刘表之后还归乡里谯郡，于谯郡设宴招待诸文人。“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即刘桢追忆昔日曹丕在谯郡宴饮歌舞的场面。 [11]《魏志·武帝纪》：“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又《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典略》曰：“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 [12]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曹丕于建安十六年封五官中郎将，阮瑀于十七年卒，又据信中“天气和暖，众果具繁。……节同时异，物是人非”可知诸子同游在十六年夏秋之际。而据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知昔日游处有南皮和西园两处，南皮在今河北省，西园在邺城。 [13]《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文帝尝赐桢廓落带，其后师死，欲借取以为像，因书嘲桢……桢答曰：‘……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若实殊异，尚可纳也。’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刘桢辞借廓落带发生于被刑输作前，被刑时间见下注。 [14]《世说新语·言语》第二注引《典略》：“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酒酣坐欢，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刘桢被刑时间还可参看《魏志·王粲传》述吴质事注引《魏略》：“及河北平定，（大将军）[五官将]为世子，质与刘桢等并在坐席。桢坐谴之际，质出为朝歌长”，可知刘桢被刑与吴质任朝歌长同时。《魏略》接着说质：“后迁元城令。其后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据《三国志·钟繇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云：“太祖征汉中，太子在孟津”，可见“大军西征”指曹操征汉中，查《魏志·武帝纪》，曹操西征汉中为建安二十年，吴质迁元城令在西征汉中前，故必在二十年或二十年前。又据曹植《与吴季重书》“墨翟不好伎，何为过朝歌而回车乎？足下好伎，值墨翟回车之县”，可知此信是质任朝歌长时所作。而质于建安二十年甚至二十年前已迁元城令，故此信最晚作于二十年，时质仍任朝歌长。吴质回信《答东阿王书》曰：“墨子回车，而质四年。”可知此时质任朝歌长已四年。由二十年上推四年正是建安十六年，故最晚建安十六年吴质出为朝歌长，同时刘桢被刑，与《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典略》所述时间吻合。再由徐干《赠刘桢》：“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陶陶朱夏别，草木昌且繁”可知，刘桢受刑在是年夏天。 [15]《水经注》卷十六《谷水注》引《文士传》曰：“后太祖乘步牵车乘城，降关（疑作“观”）簿作，诸徒咸敬，而桢拒，坐磨石不动。太祖曰：‘此非刘桢也，石如何性。’桢曰：‘石出荆山悬岩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内秉坚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莹，禀气贞正，禀性自然。’太祖曰：‘名岂虚哉！’复为文学。” [16]《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传》注引《魏志》说刘桢：“为司空军谋祭酒，五官郎将文学，……转为平原侯庶子。” [17]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二曰：“余婴沉痼疾，窜身清漳滨。……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诗为赠曹丕的，“所亲”当指曹丕。可知刘桢于清漳河滨养病时，曹丕曾来视疾。而视疾时间，《赠五官中郎将》其三曰：“秋日多悲怀，……壮士远出征，戎事将独难。”李善注云：“‘壮士’，谓五官也……‘出征’，谓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为五官中郎将。’《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干、刘桢等俱逝。’然其间唯有镇孟津及黎阳，而无所征伐。故疑出征谓在孟津也。以在邺，故曰出征。以有兵卫，故曰戎事也。”李善认为“出征”谓曹丕因曹操征张鲁而驻守孟津，相对于邺城，所以说“出征”，因有兵卫，所以说“戎事”。曹丕视疾在赴孟津前夕，即建安二十年。 [18]《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干、琳、瑒、桢二十二年卒。”《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注引《魏书》载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后汉书·献帝纪》、曹植《说疫气》也说大疫发生于二十二年，则刘桢于建安二十二年卒当无疑。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婚姻法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中国婚姻法文化考论2、婚姻契约观念的限度与嬗变3、秦汉家族法研究4、我国民法典亲属法编立法构建研究5、中美婚内侵权行为之比较法研究6、当代中国婚姻法与婚姻家庭研究7、中国维吾尔族婚姻习惯法研究8、建国初期山东省宣传贯彻婚姻法研究9、建国初期山西省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10、论我国离婚诉讼中房产分割的若干问题11、离婚诉讼中无房女性利益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12、《婚姻法解释（三）》中不动产登记效力研究13、《婚姻法解释（三）》中夫妻财产制度的研究14、民国时期婚姻法的文学省思15、土地革命时期婚姻立法问题研究16、从社会性别视野看《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夫妻财产的规定17、从伴侣法到婚姻法18、《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房屋确权问题之探讨19、建国初期河北省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20、建国初期重庆地区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1950-1953）
关于战国农民家庭的规模，除《汉志》所载李悝言外，尚有几种不同的记载。战国中期的孟子，屡次谈到“数口之家”或“八口之家”[1] 。战国时期的《银雀山竹简·田法》说：“食口七人，上家之数也。食口六人，中家之数也。食口五人，下家之数也。”这虽然是一种设计，但应该有现实的根据。《周礼·地官·小司徒》谈到“六乡”土地分配时也说：“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两者根据家庭实际人口数和劳力数所进行的分类，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样看来，战国时期农民的“五口之家”是有的，但不一定占主导地位，起码不是清一色的“五口之家”。当时有不少农民家庭的人口超过五口，有的达到八口以至更多[2] 。看来，李悝为了强调农民生活的困顿和实行平籴法的必要，选取了规模小、经济能力弱的小农家庭（“下家之数”）作为他论证的基点。先秦的“家×人”、“食口×人”“×口之家”主要着眼于家庭人口的实际数量，但也应和家庭结构有联系。一般而言，“家五人”可能是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或者是户主和他的父母、妻子组成的主干家庭。人口多的家庭，如七、八口之家，就可能不但包括比较大的主干家庭，而且包括父母和两对以上已婚兄弟组成的联合家庭。孟子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又说：“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孟子·梁惠王上》）前一句所反映的家庭形态是由父母妻子组成的主干家庭，后一句所反映的家庭形态则包含了由父母、兄弟、妻子组成的联合家庭。《管子·君臣》：“务四支之力，修耕农之业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间……”这也说明当时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庶人家庭是包括兄弟在内的。先秦时代形成了所谓“六亲”或“六戚”的概念，指的就是父母、兄弟、妻子。如《吕氏春秋·论人》：“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汉书·贾谊传》注引应劭曰：“六亲，父母兄弟妻子也。”《墨子·城守·号令第七十》：“诸有罪自死罪以上，皆逮父母、妻子、同产”。“同产”就是兄弟。这是因为在一个颇长的时期内，父母兄弟妻子往往同居共财，是亲属中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圈子。也就是说，“六亲”概念的形成，是以联合家庭曾经较为普遍存在为前提的。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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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婚姻法可写的东西并不太多,如家庭暴力\离婚的条件\婚姻法制度的改革等.我曾经写过离婚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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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科理论研究有新意 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载《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一文，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 二 历史时期河流海岸研究新见迭出 本年度长江中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那么发生洪灾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指出：这场洪水向我们敲响了环境失衡的警钟，认为历史上人与水争地、与林争地，将大量荒山湖荡开辟为万顷良田，是以牺牲环境平衡为代价的；因此他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蓝勇也在《光明日报》撰文（见1998年9月25日《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一文）探讨长江水灾的根源，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不仅影响了上游的生态环境，还加重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上游含沙量急增，促使中游河道日渐淤升，形成悬河，同时上游涵养水源功能削弱，使上游洪水无所阻碍，洪峰增大，造成中游堤防危急。文章特别强调：“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最大限度地加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指出：“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上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关于长江的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已通过专家鉴定，不久将公开出版。 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800余年，这是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著名观点。《地理学报》第5期上有赵淑贞、任伯平《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对这一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能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对历史上森林、草原恢复的能力也不能估计过高，认为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本年度松花江、嫩江流域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而关于松花江源头的说法，历史上至少有南源(第二松花江)说、北源(嫩江)说和南北二源并存说，这极不利于全流域防洪体系的完善和协调。谢永刚《关于松花江河源问题及其主流认定过程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松花江各河段名称的演变和对源头认定的变迁，指出隋唐及其以前嫩江与松花江干流同名难水、难河，江源认定为北源；辽、金时才转为南源说，并一直承续下来；但无论从河流长度、流域面积还是年径流量来说，嫩江应是松花江正源。松花江长度为2309公里，应为我国第三大河。 一般认为，黄浦江水系的吴淞江下游及入海口在明代有过一次人为的摆动。傅林祥《吴淞江下游演变新解》（《学术月刊》第8期）一文全面考察了这一演变过程，认为这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并不存在明初的人工改道，明代数次治江只是确认了这个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已。�上海地区和莱州湾历史海岸变迁研究本年度有显著进展。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14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传统认为是唐代海岸线的下沙沙带海岸，他认为不迟于东晋初年时业已形成；下沙捍海塘的位置也不在南汇下沙镇，而是今浦东里护塘故址；里护塘始筑年代也并非传统认为的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而是北宋皇佑年间吴及所筑，对旧捍海塘位置与年代的争鸣也作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作了重新概括。王守春《公元初年渤海湾和莱州湾的大海侵》（《地理学报》第5期）根据西汉时期在莱州湾沿岸滨海地带设置的诸县在东汉时被废弃、东汉时渤海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诸郡国的县均人口居全国之首、以及《水经注》中记载的有关事实，揭示和论证了西汉末年不仅在渤海湾，同时也在莱州湾发生的一次大海侵，认为此次海侵持续时间至少在一个半世纪以上，海侵影响范围有可能达到4米等高线甚至更高。 三 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继续受到重视 人类只有一个家园，如何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话题。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以先秦、西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产生这种意识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认为古代人民的环境意识是很强的，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很多地方环境还十分脆弱。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载《地理学报》第2期），运用考古学、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了河西走廊民勤西沙窝、古居延、古阳关等十片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形态结构特点，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最晚的延及明代中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王建革《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第1期）通过分析人、马、地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明代华北平原农业系统内部生态关系的变化。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第2期）认为自清朝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的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加强，水土流失、植被减少趋势明显。今天对历史上环境恶化过程的研究，并不是一味责备古人，而是了解环境恶化的内在原因，根据今天科技水平去改造和保护我们的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四 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仍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强项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运用政治地理学的一般原则，对从秦到清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统县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发现秦时两者相符，汉代脱节，隋唐契合，宋代渐离，元朝完全背离，明清渐合，经历了循环往复，并且详细探讨了形成这一过程的原因，认为“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按照西方科学发展模式，应先有政治地理，而后才有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但是中国现代地理学中的政治地理分支很薄弱，所以作者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周振鹤著《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一书则代表了目前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1997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从历代政区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衡量设立重庆直辖市合理与否，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王元林《重庆直辖市建置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从自然条件、政区溯源、川东盆西经济差异、巴蜀文化差异四点因素论证了它的合理性。靳润成《从城镇分割到城市自治》（《天津师大学报》第4期）从考察城市型政区逐渐形成的过程入手，认为本世纪初以来城市型政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是城市得到健康、完善发展的标志，依此规律来衡量我国现行城镇管理体制最突出的缺点是城市型政区的地域化；而重庆设立直辖市后包括八万多平方公里面积，三千多万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城市型政区地域化，因此他写道：“重庆号称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直辖市，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一个省”，认为“单纯采用提高城市行政地位、扩大行政辖区的办法，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以往研究政区都注重县级及其以上的政区，傅林祥《清代的次县级政权与辖区》（刊《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则选择清代介于县与乡之间的巡检司和分防县丞厅这些次县级政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们的辖区、分布、职能和作用，认为总体上呈东部南部地区密、西部北部地区疏的状态。次县级政区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今后学术界应加强研究。 历代疆域的研究方面，朱玲玲《夏代的疆域》（《史学月刊》第4期）用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古籍记载中的夏代疆域和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及其分布，证明两者分布地域正相吻合，从而加深了对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态的认识。钮仲勋《元代“四海测验”中“南海”观测站地理位置考辨》（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逐一检讨了广州说、林邑说、黄岩岛说和西沙群岛说立论的史料依据，认为前二说不值一驳；黄岩岛位置与史书记载比较接近，但据C14测定该岛年龄为470±95年，也就是说700多年前黄岩岛尚未露出水面，因而郭守敬不可能到该岛测量，所以作者认为西沙群岛说较其它诸说为可取。 历代疆域研究中认为“越古越好”、“越大越有利”的观点，本年度有所抬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上有《西藏载入中国版图始见于〈夏书·禹贡〉》一文，主要根据樊绰、康熙帝、刘逢禄三人文辞这三条晚出的、非原始性的所谓“证据”，把“危”字硬等同于“卫”字，认为《禹贡》中的三危是指三个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心地区，因而将三危比定为卫、藏、康三地，并以此为出发点推定《禹贡》梁州的黑水为今西藏的那曲(在藏语里“那”是黑、“曲”是河的意思)，从而认为早在四千年之前西藏地方已载入中国版图。的确，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古”到什么时候? 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并非越古越好，更不能违背历史常理将“古”无限地往上延伸。事实上，该文置一系列《禹贡》研究成果于不顾，不要说对学术界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不同说法一无所知，就连对顾颉刚的《禹贡》撰成于战国时期这一著名观点也不了解，而只是说：“《禹贡》所书之事在大禹之时，迄今已逾4000余年”!可见作者对《禹贡》的认识还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禹贡学会创办之前的水平上。 五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进展显著 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中国史研究》第2期）否定了垓下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的传统说法，指出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之说也不能成立，认为垓下是一个地区名称而非聚落名，提出垓下在陈县北部即今河南淮阳县的新观点。 辛德勇《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历史地理》第14辑）重新审视了有关秦末巨鹿之战的一些地理问题，对几个关键性军事地点的方位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如将项羽北上救赵所经过的“安阳”推定在巨野泽以东、无盐的南侧或西南侧(传统认为即今河南安阳市)，项羽北渡黄河的地点应是平原津(而非传统认为的白马津)，把章邯驻军的棘原拟定在东临黄河、北近洹水同时也在漳河之南的位置(传统认为在今河北巨鹿县城南七里)，认为《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污水”可能为“洹水”之讹等等，从而对整个战役进程进行了重新解释。 李万生《河南之地与三国之争——以侯景叛东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第3期），详细分析了公元547年侯景叛东魏所引起的东魏、西魏、梁共同争夺河南的军事形势及结果，探讨了东魏最终保有河南的三点原因，即梁军缺乏战斗力、西魏和梁没有形成军事同盟、东魏的经济政治军事状况都较好。 胡阿祥《东晋南朝地方州镇略说》（《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逐一论述了这一时期荆、扬、雍、江、豫、郢、梁、益等州镇的军事实力及其政治地位，认为这不仅是理解东晋南朝内部斗争的一个关键，也是影响这些朝代疆域变迁的重要因素。 关于战国齐、魏马陵之战战场的今地，向有元城(今河北大名)、鄄城(今山东莘县大张乡)二说，近年又有山东郯城马陵山的新说。徐鸿修等《马陵战址“新说”商榷》（《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在没有更强的证据足以推翻传统说法以前，马陵战址还是以定在莘县大张乡为好，并且严正指出：“山东郯城县马陵之战研究课题组在坚持和发展《沂州志》误说时所表现的主观片面性和任意添改古书等不正之风，在近年的学术讨论中是罕见的!” 六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向纵深发展 古代文化地理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近年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年度的成果显示出这一领域有向断代和区域纵深发展的趋势。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 蓝勇所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篇幅多达90万字，共分十三章，以西南地区四川(当时含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种与民族、汉族移民与文化嬗变、教育、学术、信仰、丧葬、艺文、饮食、服饰、民居、交通等各种文化要求的地理分布及其动态变迁状况，最后一章划分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综合文化区，并且深入探讨了政区沿革、方言、风俗、地理环境、居民气质性格特征与综合文化区划的关系，堪称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此前，学术界对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考古、教育、学术、信仰、艺术、方言等文化因素上，且对这些因素在历史时期的空间变化上着力并不多；而对大文化因素中的人种、饮食、服饰、居室、交通等空间变化研究就更是十分薄弱了，本书便有意识在这些方面下了更多一些功夫”(作者后记)。 关于唐代宦官的来源地，传统认为是岭南、闽地。杜文玉《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详细统计了迄今有籍贯可考的唐代宦官籍贯分布状况，认为北方籍宦官远比南方籍要多(比例分别为81%和19%)，而仅关内一道宦官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52%)，传统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南方籍的上层宦官在总数中的比例较北方籍为高，加上朝中专权的宦官多系南方籍，因而凭直觉很容易形成宦官中以闽、岭人居多的错误印象。 七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势头良好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领域中的热门，以往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马正林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编著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主要概述了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市类型、城墙、形状、规模、平面布局、水源、园林、规划等具体内容，并且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对象和任务，“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陈桥驿序）。 这一领域的专题论文也颇有深度。韩光辉《〈徐霞客游记〉桂林城市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14辑）揭示了明代桂林城作为省会、府治、县治三位一体行政中心的复合城市的平面布局、建筑设施及其职能与内外交通等问题。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国史研究》第4期）是作者多年从事历史城市与人口地理研究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都城市政建置或相当于这种建制的机构出现之后，都城城市户口即由都城自身的行政机构及其所属社会治安机构管理与统计，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属于附郭之京县；探讨古代都城户口规模及其演变，必须从研究各朝代都城户口的户籍制度及其户籍构成入手；研究古代都城行政管理体制和居民管理系统成为探索各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重要方法，而完备的社会治安组织同样为探索有关时期都城户口规模提供了重要资料；结合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都城户口规模演变过程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验证不同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可信程度。杜瑜《闽粤间对外窗口》（《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漳州、厦门、潮州、汕头、南澳岛港口发展的地理条件，分析了这些港口城市的经济腹地、海外走私贸易及其发展的局限性，认为客观条件限制了它们，使它们难以发展成象广州、泉州那样的对外贸易门户，只能是地方港、中转港，仅仅起到对外窗口的对作用。 八 历史地理典籍与学术史研究成果丰硕 本年度这方面专著有李勇先著《舆地纪胜研究》，深入研究了作者王象之的家世与生平，《舆地纪胜》的成书与流传、在编纂方法上的特点、在校勘与辑佚上的价值、与《方舆胜览》的关系等，并对今本《舆地纪胜》作了辑补(共辑佚文900条)。 本年度这方面有近20篇专题论文，主要集中在对《山海经》、《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徐霞客游记》、正史《地理志》的研究上。朱玲玲《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中国史研究》第3期）把263首郭璞《山海经图赞》的赞文分为八类，详细分析了每类所赞之图的性质，结果认为均非地图，而是一些动植物神怪之类的绘画，从而否定了《山海经图》系指地图的说法。姜福武《盛弘之〈荆州记〉校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5合期）校出曹元忠、陈毅、王谟三种辑本20条24处错讹。王守春《〈水经注〉中〈注〉否〈经〉之考释》（《历史地理》第14辑）对30处注文否定经文情况作了详细的考释。华林甫《论〈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地理研究》第2期）对《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作了重新评价。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全面分析了《元和郡县志》中的四至八到，发现其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是用来绘制地图的，认为整套数据是现在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其绘图方法是极坐标投影法。孙继民《敦煌所出伯希和文书4648号的写作年代及其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资料价值》（《历史地理》第14辑），缜密地考证出该文书写成于后唐长兴三年三月至十一月之间。李孝聪《〈宋史·河渠志〉考证札记》（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对该志的刊误、史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对宋代黄河变迁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探索。胡阿祥《〈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记述与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对本论题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吴必虎《徐霞客的生命路径及其区域景观多样性背景》（《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运用时间地理学中的生命路径(lifepath)理论研究了徐霞客旅程的时空背景，颇有新意。 在这一领域，徐规《〈宋史·地理志〉补正》（《历史地理》第14辑）、冯永谦《〈辽史·地理志〉考补》（《北方文物》第3期）二文堪称传世佳作。前者积数十年治宋史之功，补《宋志》之缺漏、正《宋志》之讹误，共得107处(内6处系谭其骧先已指出、实得101处)，诚为不刊之论；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据《宋志》绘出成都府路的“江原”系“江源”之误。后者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多年来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补充了《辽志》失载的中京道10州1军、南京道1军、西京道3州1军，以及隶属关系不详的20州、4军名称、政区沿革及其治所状况。 学术界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注意不多，李孝聪《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台湾《东吴历史学报》第4期）一文根据作者在意大利拿波里的调查，介绍了马国贤制印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经过、目前收藏在意大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两种铜版印本与马国贤在拿波里创办中国学院有关的中文地图，以及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进而指出：是马国贤把欧洲人用硝酸腐蚀铜版法印制地图的技术介绍给中国人，印制出铜版中国全图，并带回欧洲，才孕育出欧洲人新刻制的、更加准确的东方地图。 关于学术史研究，周汝英《中国古代地理方位标志法探索》（《史学月刊》第3期）将古代标志法区分为五行、八卦两种体系。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从与欧洲地图相比较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了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十大特征，即：以天圆地方为基础，计里画方的应用，详于画水而略于画山，地图上表示绘图者的思想概念，方向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地图定位，行政区划变迁地图为历史地图的主流，地图绘制是政府行为而非私人企业，地图上有许多文学注记，手稿地图占极重要的地位，用高度象形图画式符号表示山和建筑物。 综上所述，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与现实紧密结合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同时也应当指出，学风问题应当引起各个方面的普遍重视。
早期嬴秦与姬周关系初探--------------------------------------------------------------------------------2004年01月09日 19:05辛怡华秦俑秦文化研究之早期嬴秦与姬周关系初探早期嬴秦与姬周关系因文献简略，说法不一，本文主要从甲骨、金文资料入手，结合考古资料，对姬周与早期嬴秦关系作初步探索，不妥之处，恳请指正。一、甲骨、金文中所反映的早期嬴秦与姬周关系(一)中时期与姬周的初次交锋在商代晚期的卜辞中有蘕族率众在“京”地活动的记载，“京”与族有关，而亚族徽是秦人的族徽，“京”地之地望在今陕西周原一带。周原一带的商晚期遗文化存可分为三类：一类属先周文化，一类属姜戎文化，惟有“壹家堡类型文化”与上述两类文化面貌有别，虽含有商文化因素但与商文化有差异，有学者著文认为周原附近的扶风壹家堡类型文化可能就是秦文化或其的一支。[1]。殷墟卜辞中有反映商、周关系的就涉及到秦族。如：“丁巳卜，贞：周弗致 丁巳卜，贞：周致 贞：周弗致”(《乙》7312)。这是一条正反对贞卜辞，其内容为周人来献秦女。太王迁岐后，周原一带的京地秦族曾与周发生过纠葛[2]，上面卜辞的内容很可能与此背景有关。《秦本纪》云：“(中衍)其玄孙曰中，在西戎，保西垂。”又云：“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可见嬴秦族在中时就已归顺于周，并为其保西垂。中之子蜚廉生活在周文武王时期，那么中与周太王季历时代相当是讲是得通的。中能与初迁岐地的周人发生碰撞，从逻辑上讲，其活动地域最大可能也只能在在周原附近。周原附近的扶风壹家堡类型文化是秦文化，从考古、文献、时代上考察，中族很可能就是创造壹家堡类型的文化的主体。嬴秦族在周人迁岐后不久，便归顺于周，并效力于周室是可能的。申国是姜姓国，与周室通婚，从后来宣王时期的诗篇《诗-大雅-崧高》最能反映周王室同申国的亲密关系。中与申又是甥舅关系。《秦本纪》中“以亲故归周”比较费解，是由于申侯与周有亲缘关系，中与申是甥舅关系，中自然与周沾亲带故，是归周，保西垂还是中与周结亲，归周，保西垂不过无论哪一种情形，嬴秦与姬周关系变得密切，中XL贑效力于周室则是肯定的，由于申侯的中介作用，中与周人有碰撞的结果，中归顺于周，西迁到天水一带，为周看守西北门户。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甘肃东部的甘谷毛家坪、天水董家坪找到了西周时期的秦人墓葬，毛家坪的秦文化年代上限可至西周早期[3]。近年甘肃礼县城东大堡子山秦公大墓惨遭盗掘，出土国宝重器甚多，大多流失海外，对于该墓的年代学术界还有争议。文献记载表明，秦人自商代晚期的中贑开始，至襄公、文公在礼县苦心经营西垂约三百年。考古工作者近年在大堡子山发现了一批秦国中、小型墓，学者们相信那里必有商至春秋时期的大批中小型秦墓发现[4]。(二)女防、旁皋时期嬴秦族与姬周关系的加强周原甲骨(H11：32)云：“王秦……”，此片虽残，却很重要，所记礼制同于宝鸡戴家沟旧出的《方鼎》。《方鼎》有“秦”句，第一个(饮)酒礼，第二个字是清酒，秦饮当是秦地的清酒。从《方鼎》铭文看，“秦”是庆祝凯旋的礼仪[5]。据《秦本纪》女防时期大致相当于西周成王时期，周原甲骨H11：32、《方鼎》的时代也在成王时期，那么秦地酒是谁酿造的呢秦人至迟在商末已活动于陕甘一带，其一支在中时已归顺于周，并为周保西垂。《后汉书-东夷纪》载：“东夷率皆土著喜欢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在史前诸系统文化中，酒器的发达以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最为突出，亦最引注目，由营县陵阳河六号墓随葬葬了40个酒杯，可证当时东夷人酗酒之甚[6]。根据考古资料，我国酿酒业产生于距今大约7000年的北辛文化时期，东夷人很可能是我国人工酿酒业的最早发明者[7]。秦人祖先伯益曾是东夷酋长，秦人在西迁过程中把酿酒技术带到西部而擅长酿酒是顺理成章之事。周原近于秦地，《方鼎》出土于宝鸡戴家湾，就属于秦地。因此，笔者认为“秦”之“秦”就是当时居住在关中西部、甘肃东部一带秦人酿造的，作为上好的贡品进献于周室，用于重大活动的庆典。周原甲骨H11：51、107可缀合，全辞为“夷其邦兹丰”。关于这批甲骨的年代上限到文王，下限到穆王，有明确年代的绝大部分在成王以前，最晚的当是H11：131和H11：135[8]。从概率上讲H11：51、107在成王以前的机率最大，最晚也在康昭时期。“夷”应是居住在陕甘一带嬴秦族的一支，因为该卜辞出土于周原，当时的周原分散着一些夷人居住点，很可能是周王占卜周原附近的聚落邦国情况。从该卜辞内容分析，当时这支嬴秦族已建立了小邦国，政治地位比较高，周王室很关心其农业收成状况，暗示这支秦人与姬周关系比较密切。(三)太几――公伯时期秦族地位逐渐提高太几――公伯时期相当于周穆王――厉、共和时期，属于这一时期的金文资料有懿王时期的《询簋》[9]，孝王时期的《师询簋》和厉王时期的《师酉簋》[10]。“询”“师询”为一人，而“师酉”乃“师询”的孙子[11]。因其先祖辅佐周室受天命而世代受封，成为周室重臣，耐人寻味的是师酉家族非姬姓。在《询簋》中懿王册封询的权职很大，管理的人众多达十三四种：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夷、秦夷、京夷、畀身夷、师苓侧新、囗华夷、人、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询之所以被周王重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丕显文武受命，则乃祖奠周邦”。原来，在周朝建立过程中，询的祖先出了很大的力，这是应当注意的。在询所管理的人众中，有以身份划分的，有以地域划分的，可能还有以职业划分的。虎臣为师氏属下，《周礼》中师氏之职“使其属(即虎臣)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跸”，本意是帝王出行时，开路清道，禁止通行，泛指与帝王行止有关的事情。《询簋》铭文先虎臣后庸下有：“西门夷、夷、秦夷、京夷”等。学者们普遍认为虎臣是保护王的卫官、卫士，包括众多的夷人在内。由于保卫王常在王的左右和王亲近，而且在关键的战役中他们承当敢死队的角色，因此，他们必须对王室忠诚。“京”之地望在今扶风、岐山一带的周原，秦人至迟在商代末年就已活动的陕甘一带，京夷即居住在周原附近的嬴秦族；商周时其在今宝鸡县虢镇以东的渭河南岸，有一个地[12]。夷大概是居住在这一带的秦人；秦夷应该是居住在秦地的秦人。值得注意的是铭文中同时出现了秦夷、秦人、戍秦人三个概念。关于嬴秦西迁大体有三次，第一次发生的夏末商初；第二次约在商代末年；第三次在周初[13]。发生在周初的秦族西迁，是因为其参与了东土叛乱，周王朝采取了强迫政策使嬴秦族背井离乡，有一部分被安置于宗周京畿地区[14]。从《询簋》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周原附近星罗棋布的分数居住着嬴秦族人，有政治地位高的，也有地位卑微的。笔者以为地位高的嬴秦族，可能是早期居住在陕甘一带的嬴秦族，如秦人、戍秦人；而秦夷、西门夷、夷、京夷等可能是周初被迫迁至京畿附近的东夷族，地位卑微。但无论是戍秦人，还是诸夷，他们对周室是非常忠诚的，周室对他们也是信赖的。作于孝王元年二月的《师询簋》其铭文表明，上一王之末年周室曾经发生了祸患(天疾畏降丧)。《周本纪》云：“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汉书-匈奴传》亦云：“懿王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虏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此间师询曾汲汲尽力于周室，并对新王有辅立之功(“汝汲屯周邦，妥立余小子”)。孝王即位第二个月便册命师询并赏赐夷 300个。“夷”之“”金文作“”，笔者以为乃“”字之讹，盖宋人薛尚功摹刻失真所致。甲骨文中“”字作“”形，像用手按其屈服之形。依字形分析，这种人可能是俘虏或罪奴。在甲骨文中，有关的记载很多，都是占卜以为人性的。因此，“夷”是奴隶，其地位卑微。从《询簋》《师询簋》铭文分析，询与师询就是一个人，询因其祖先辅助周室之功而被懿王重用，掌治王宫卫士及各种庶人、奴隶，在懿王末年社会动荡中为周室出了大力，因而新王即位第二个月又被重用，并一次赏赐夷 300人。这在金文中也是不多见的。这里的夷可能是秦族中地位较低的一支。《师酉簋》作于厉王元年，由于询的册命是首次，因此其仪式是由周天子亲自主持的，而其孙师酉是世袭其祖恩荫，于是改作史官“墙”册命即“史墙册命师酉嗣乃祖啻官邑人……”因其世袭爵位，影响较小，因此其权力也显著缩小，《询簋》中询管理的人众多达十三四种之多，而《师酉簋》中师酉仅管理7种。夷人的范围也在缩小，可能表明一部分夷人的地位提高。太几――公伯时期，在周原附近星罗棋布地居住着嬴秦族，虽然他们的地位微卑，但其对周王室是非常真诚的，也得到姬周王朝的信赖，他们孝忠于周室，同时也发展壮大了自己，到厉王时其整体政治地位逐渐提高。(四)秦仲、庄公时期嬴秦族的崛起此时大致相当于宣王时期，宣王即位就封秦仲为西垂大夫，嬴秦地位显著提高，秦仲在与西戎战斗中被西戎所杀，可谓为周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其簋》所记是周宣王时其庄公与西戎的一次战役，不其就是秦庄公的小名[15]。周王命伯氏和不其抗击猃狁侵扰，在甘肃天水西南不其随伯氏大胜猃狁，伯氏回朝向周王献俘，不其率兵车继续追击，又与戎有搏战，有所斩获，此事可与《秦本纪》互证。庄公时期，嬴秦还镇守着西周的西北门户，在西戎族不断侵扰周王的情况下，秦族成了周王朝的西方屏障，而秦也凭藉周王室依托发展壮大了自己，成为秦族正统的一支。二、早期嬴秦与姬周关系之特点(一)太王迁岐，姬周与嬴秦周原碰撞；中蚥西迁，嬴秦与姬周世代修好自太王迁岐与秦族接触后，嬴姬和睦是周秦关系的主流。秦人至迟在晚商已活动于陕甘一带。太王迁岐后，与居住在周原附近的中族发生碰撞，因申侯的中介作用，中很快归顺于周，西迁至天水一带，效力于周，成为姬周防御西戎的屏障，在武王伐商的战役中，秦族是其主力。周初，秦族与姬周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擅长于酿酒的秦人把酿好的上等美酒贡献于周室，成为周王进行重大庆典活动的国。酒这时一部分秦人可能已建立了小邦国，周王室很关心其农业收成状况，秦人的丰歉与周王室戚戚相关。从懿王时期的《询簋》可知周王卫队主要是由秦人组成的，这些被称为夷人的秦人，虽政治地位不高，但其对周室却是非常忠诚的，周王对这些夷人也是十公信赖的，并委以重任。厉王时，其中的一部分夷人已脱离宗族奴隶的身份，秦人的整体政治地位在不断的提高。秦仲被宣王封为西垂大夫，这是嬴秦族崛起的标志，是秦周世代修好的结果。秦人在不断抗击诸戎的行动中，一方面壮大了自己，另一方面也得到姬周的青睐。宣王对秦仲的册封这在秦人发迹史上是件划时代的大事，秦仲一支成为秦族中的正统一支。需要指出的是，秦族西迁主要有三次，商末以前西迁的地位较高，可能已建立了小邦国，而周初西迁被安置到宗周京畿地区的秦族，其地位一落千丈，沦为家族而居的周王室的奴隶，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无论地位如何，秦人对周王是非常忠诚的。(二)嬴姬结姻，嬴秦依附周王室；以夷制夷，姬周利用秦贵族在上文我们曾说被周王册命，手握大权的师酉家族不是姬姓。一般说来，青铜器铭文中出现日名者，可推断非周氏族人。询、酉称其称为乙伯体现了日名制度；师酉祖先的配偶均为姬姓女子，因此可能肯定，师酉家族不是姬姓周族。师询又释作师，酉字与酒有关，甲骨、金文中有直接用酉字借指酒的辞例。古人常以职业为姓氏或名。师酉家族成员与酉字有关的命名很可能与他擅长酿酒有关。嬴秦族是一个长于酿酒的民族，周王室以秦酒作为国宴的佳酒。当时在非姬姓中，秦人最为被周室所赏识。师酉家族很可能就是秦族人。《不其簋》中不其之祖公伯配偶为姬姓，不其即秦庄公，师酉的祖先配偶也为姬姓，因此，我们认为师酉家为秦贵族世家。询被周王重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丕显文武受命，则乃祖奠周邦”，这个信息非常重要。文武受命，即文王、武王革命。这表明在推翻殷纣暴政，建立周王朝的过程中，询的先祖为周室立下了汗马功劳。嬴秦自中时就已归服于周，为周保西垂，在后来周王左右卫队、敢死队的成员主要是秦夷，而首领为秦贵族。从《询簋》给我们的信息可以推测，在武王革商的战役中，一定有秦人参加，而且其起主力作用。史书之所以不另外指出是因为姬周把秦人当作自己的亲信，这可能就是以后几百年间嬴姬关系和睦的基点。《不其簋》为庄公器，庄公之祖父公伯娶姬姓之女孟姬为妻，这是秦姬结缘最确凿的证据，近年，在河南三门峡出的季嬴铜鬲铭文曰：“虢仲之嗣国子硕父作季嬴羞鬲，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学者认为此鬲铸造年代在公元前800年前后。据《竹书纪年》幽王七年(-775)，虢人灭焦，在原焦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西虢国自西虢宝鸡东迁而来[16]。也就是说，此鬲铸造地应在西虢。虢仲为虢国国君，是国子硕父之父，季嬴为某嬴姓家族中排行最小的女子，此应是国硕父之妻。西虢，姬姓国，乃王季之子虢仲的封地，在今宝鸡县虢镇一带。铭文中的虢仲与王季子虢仲应是两人。这是姬嬴联姻的又一个证据。周初实行了分封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效地统治全国，在主要分封亲族的同时，西周还对一些异姓部族首领进行了加封，对殷民，采用以殷治殷有办法，笼络殷贵族，治理殷遗民。嬴秦民族是一个善于利用形势，与强大异族和睦相处的民族，在殷商时期与子姓关系密切，当太王迁岐后，很快与姬周改善了关系。秦自中时期就为周保西垂，在武王伐商时，秦族是其军队的主力。周初周王室曾用秦人的酒举行重大朝事活动。作为周王左右的卫队亲近，成员主要是由秦夷组成的，卫队是由秦贵族指挥的。周王也一直很关系夷邦的农业收成。更重要的是，从很早起，秦就与周攀亲，一方面是嬴秦想依附于姬周；另一方面是姬周想利用嬴秦，重用秦贵族，治理秦夷人，是其“以夷制夷”基本国策的体现。[1][2]刘军社：《壹家堡类型文化与早期秦文化》，《秦文化论丛》(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3]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文博》1987年第1期。[4]陈平：《浅谈礼县秦公墓地遗存与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5]李学勤、王宇信：《周原卜辞选释》，《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6]王震中：《夏商周文化中的东方渊源》，《华夏文明》(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7]逄振镐：《东夷及其史前文化试论》，《东夷古国史研究》(第1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8]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9]][11]黄盛璋：《墙盘年代与微族国别辨正》，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五届年会论文，1984年7月，西安，油印稿。[12]《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第11―12页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版。[13]尚志儒：《早期嬴秦西迁史迹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14]郭向东：《嬴秦西迁问题新探》，《秦文化论丛》(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16]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16]王龙正等：《季嬴铜鬲与虢石父及虢国墓地年代》，《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4日第3版。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中国古代行旅生活>是古代生活大型丛书，是适应社会文化需要的新举措，也是进行学术领域开拓的新尝试。比较系统具体而生动地秒描述了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史。全书从“心理准备““行装与旅费”“行旅送别礼俗”“行旅方式”“旅食与旅宿”“行程与行速”“行礼与行具”“行旅的安危”等方面，从社会史的角度评述了行旅在中国古代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可以更为真切地了解许多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看到一幅幅绚丽多彩的风俗画卷，领略其中隽永幽婉的意趣风致。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的若干重要特色。正文之中，往往是引用典故的堆砌，却少有注释，帮助读者阅读；看起来更像是“古代行旅生活考据”一类的文章。不是说这样写不行，而是这样写没有针对丛书的目标读者是谁们，而造成读者的阅读困难。所以，这一本“行旅生活”是看得最慢的。 目录:一 行诱的心理准备 1卜行择吉 2行神祭祀 二 行装与旅费 三 行旅送别礼俗 1灞桥折柳 2饯别形式的演变 四 行旅方式种种 1徒行时代与徒行阶级 2骑乘形式 3篮舆伊轧 4乘车行旅 5舟筏行水 五 旅食与旅宿 1行旅饮食 2宿息 宿泊 3民间行旅食宿服务业的经营 六 行程与行速 1远行的历史记录 2行旅速度：急脚 快马 飞车 3晓行与夜行 七 行李与行具 1行囊与行橐 2行滕与行缠 3其他随身行具 八 行旅的安危 1行旅交通事故 2贫病转零落 故乡不可思 3虎患及其他山林行旅灾难 4旅途盗劫危患 九 行旅生活百昧 1游学行迹：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2游宦生涯：区区牛马走 趋驰名利牵 3游贾事业：周流天下 无所不至 十 旅人的精神寄寓 1家园忘却酒为乡 2弦管笙歌销客愁 3客舟唱咏与驿壁题诗 十一 软脚·洗尘·接风中国古代行旅生活"的书摘……人们平时常常用“衣食住行”，也就是衣服、饮食、住居、出行，来概括社会物质生活的基本内容。“行旅”，一般是指历时较久、历程较远的出行活动。古代中国文明长期以来一直建立在以小农为经营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从而导致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传统，也曾经形成了对“行旅”活动存有某种消极偏见的生活观念。《老子》一书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蓝图，是以“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彼此严重隔绝的社会生活为标志的。晋代名士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对于“与外人间隔”的所谓“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记述，也寄托着大体类同的梦想。与此相应的淡漠交往，厌畏出行的习尚，似乎久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重要特色之一。尽管民间行旅在传统中国古代的总体社会生活中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但是行旅促进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据说民间原本通行以“衣食住”作为主要生活形式的说法，后来孙中山先生有感于近代世界交通与交往作用之重要，力倡加入“行”字，于是始有“衣食住行”之说。其实，早在先秦时代，《荀子·修身》中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大意是说，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当遵循“礼”的规范，如此方能和谐有序，否则就会导致祸患。这里所说的“食恢、衣服、居住”，自然也就是“衣食住”，而所谓“动静”，与“行止”涵义大体相近。这可以由《周易·艮（gen亘）》中的一段话得到说明：“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行”和“止”，“动”和“静”，都要合乎时宜，这样才可能接近理想境界的实现。当时人所说的“动”或者“行”的涵义，其实是包括行旅活动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行旅生活在社会生活总体内容中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完全受到漠视。
秦汉时期建立的制度，是从先前的奴隶制度，转变为了封建制度，是一个跨时代的影响。
先秦时期是以奴隶制和分封制为基础的封建时期，秦汉以后是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封建时期请采纳
秦汉时期确定的政治制度也是秦汉之后的封建王朝确定的基本政治制度。之后的封建王朝在秦汉政治制度上有所调整和改变，但是基本政治制度不变。
，让我经常沉浸在秦汉历史文化的河流里，对那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感触很深，所以在骨子里也就一直极度认可秦汉历史文化对中华文明进程的贡献是最大的。秦汉时期是中华文明真正生根成长的主要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通过10年的战争，终于把一个四分五裂的华夏大地统一起来。同时，他推行帝制，建立度量衡，统一文字，实行郡县制，让秦国成为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最早的封建制度为主体的国家，第一次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三大流域的土地、人口、山川、河流统一到成一个国家，是中华文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秦国建国15年，在秦始皇沙丘病死后发生了沙丘政变，秦国新的领导层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和执政兴国的大政方针，统治中枢的政治腐败和低能，终于引发了农民阶层的不满，历史上爆发了第一次农民起义，不到三年时间，看上去威猛健壮的大秦帝国在崛起之后，却没有摆脱命运的安排，终于从巅峰时期一下子坠落到历史低谷，被四面八方的反秦军队肢解得体无完肤。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农民出生的人当上了皇帝，这个幸运儿就是出生于沛县的农民刘邦。他推倒秦国大厦之后，又在秦国的首都建立了一个大汉王朝。刘邦的大汉王朝很幸运，他当上皇帝以后，把秦朝的大小官员基本上全部留了下来，只要这些过去跟着秦始皇帝的人愿意留下来为大汉王朝继续工作，刘邦都让他们留下来在新朝廷上班。他不但把人留下来，而且把秦朝所推行的各种制度都留了下来，也就是说，大汉王朝这个国家机器所有的组织系统、行政系统、管理系统、法律系统等等都是沿用了秦国的制度。刘邦虽然推翻了秦国，但非常认可秦国制度的先进性，在他还没有能力创立一个新制度的时候，就沿用秦国的制度，这也是他最聪明的选择。秦始皇在建国以后，严格实行郡县制，对于周朝分封诸侯导致国家分裂的制度深感痛彻，所以秦国统一六国后，并没有大肆分王。刘邦在与项羽的争斗中，为了达到快速消灭项羽的目的，对很多人进行了分王，结果立国以后，国家再次面临分裂。要不是刘邦亲率大军一一击破，国家又将陷入内战之中。后来刘邦为了刘家能统一天下，又封了很多刘姓王，把自己儿子、侄子、堂哥们都分了王，结果又导致了很多次内乱。通过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等不懈努力，才消除了国家分裂的潜在危机，始终保持国家的稳定统一局面。所以说，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华夏，到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立魏，这中间整整400年的历史，是秦汉历史对中华文明进程最重要的贡献时期。中间虽然有王莽“大新”的短暂统治，有西汉和东汉的两个时期的统治，但这400年的整体政治制度并没有改变，通过这时期不断发展、积累，中华文明的内容和形式在很大范围内得到保留和发扬。对后面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进程和文化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对后世2000多年的社会构成、政治形式、人民生活等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