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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乐府战争徭役诗的研究现状本篇论文以郭茂倩《乐府诗集》中采集的乐府诗为素材，乐府诗的内容与题材丰富多元，涵摄的时空广泛，无论是贵族还是小民，都借著乐府诗言志咏歌，留下了真实的时代声音，也反应了多重的社会面向。在此多重复杂的社会面向中，本文作者试图以「战争」切入社会，以「战争诗」为分析对象，见出当时社会的巨变与冲击。本文同时由三个角度来分析战争诗：战场、社会、家庭。亦即以战争实际实践的场域与事件、战争与社会的交互关系、战争对家庭的影响三个角度来分析战争诗，可说是有统有绪。第 1 页唐诗三百首朗读赏析全集共313首_唐诗三百首全集朗读最近36分钟前有人拨打电话咨询问题唐诗三百首全集朗读?立即下载拼多多APP，迅速了解唐诗三百首全集朗读你想知道的，这里全都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拼多多点击立即咨询，了解更多详情咨询深圳前海新之江信息.. 广告本文的架构井然，立论严谨，用字准确，参考资料与格式翔实正确，已经具备一篇良好而完整的研究论文的所有条件，是少见的佳构。以下详论本文可称道的长处，以俾作者能继续保持优点，日益精进：架构方面，精确地订立出研究方向、并具备清楚的问题意识，同时也明白自身的研究限制。锁定有明确提及「战争」相关字眼为限的战争诗，将立论范围掌握得精密，避免予人过份诠释的印象，为文能立，是成功的第一步。立论则基本上不过份引伸，逻辑推理平顺
汉乐府战争徭役诗的研究现状1. 汉乐府的发展 汉乐府,是设立于两汉之际的音乐机构——乐府机关搜集、保存,因而流传的民间歌谣。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汉武帝是“始立乐府”的人。2. 对《诗经》的叙事性进行探讨 在我国浩瀚的是个历史上,远在汉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带有叙事成分的诗歌,如远古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3. 汉乐府的叙事视角分析 在两汉乐府中,保存着大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南北朝时代，也像汉代一样，设有专门的乐府机关，采集诗歌，配合音乐演唱。这些乐府诗中有民间歌谣，也有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民歌部分更为新鲜活泼和艺术的魅惑力量。南朝乐府民歌大部分保存在清商曲辞中。清商曲是我国古代主要的通俗乐曲，许多民歌都配合这种音乐演唱。南朝的清商曲又分为若干类，其中最重要的是“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两类，民歌大多都属于这两类。“吴声歌曲”产生于江南吴地，以当时的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地带。“西曲歌”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荆（今湖北江陵县）、郧（今湖北宜昌县）、樊（今湖北襄樊市），邓（今河南邓县）等地。这些都是当时的重镇，是商业发达的城市。因此，这些民歌所反映的多是城市生活，和汉乐府之多反映乡村生活不同。“吴声歌曲”和“西曲歌”现存约近五百首，其中大部分是民歌。这些歌在内容上几乎全是表现男女爱情生活的，且又有十之八九出自女子之口。诗歌中生动地描写了少男少女彼此间真诚的爱慕，会面时天真愉快的神情和活动，离别以后沉重而又痛苦的相思情绪。描写得真挚而又深刻，字里行间洋溢着生命的热情和力量，表现了人民群众在爱情生活方面的积极行动和美好愿望。在那个时代，在封建礼教强大的统治威力的笼罩下，男女间正当的爱情经常得不到满足，反而受到许多的折磨和迫害，国而，热烈而又大胆地歌唱男女爱情的这类诗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有些歌词为妓女婢妾所作，其中某些情歌因之含有较浓厚的色情成分和脂粉气。“吴声歌曲”中以《子夜歌》为最著名，一共42首，都以描写少女热恋为题村。它往往运用单纯朴素的语言，自然和谐的音调，来表达少女怀春的心情，委婉而生动，充满着天真活泼的情趣。也有描写因失恋而产生的悲愁和痛苦的，这类诗歌往往通过女子之口说出她们的焦的甚至绝望的情绪。如《子夜歌》：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这诗明白如话，写的是一女子对情人的缠绵思念之情。诗中通过对这女子望着深邃的夜空和皎洁的明月，辗转反侧，不能成寐的描绘，把其内心世界无法排遣的思亲之情和孤寂之感委婉地透露出来。这女子望着明月，思念着远方的爱人，望得发了呆，想得出了神，朦胧中仿佛听到亲人断断续续地在呼唤自己，情不自禁地答应一声，这乃是虚幻。当她发觉亲人并没有呼唤自己，夜空还是万籁俱寂，看到的依然是高悬的一轮明月，她是多么的失望和痛苦啊！“吴声歌曲”除了写少女热恋，企盼亲人回归与之团聚的内容外，有些诗歌还反映了男子负心，另有所欢，封建社会恋爱不自由而造成的爱情悲剧。如：郎为旁人取，负攸非一事。缡门不安横，无复相关意。（《子夜歌》）我与欢相怜，约誓底言者？常叹负情人，郎今果成诈。（《懊侬歌》）诗中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男的遗弃女的，往往不会受到应有的制裁，女的则得不到合理的保障。在这种可悲的处境中，女的只能在主观上希冀对方永不变心：仰头看桐树，桐花特可怜。愿天无霜雪，梧子（谐吾子，指男的）解千年。（《子夜秋歌》）《华山畿》是写一位少男在华山附近邂逅一位少女，“悦之无因，感心疾而死”。葬时经过华山少女家，驾车的牛停步不肯向前。少女出来唱了一曲悲歌，棺盖忽然应声打开，她跳进去殉情而死了，这个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男女间没有社交和恋爱的自由，相思的痛苦折磨着他们，甚至牺牲了生命，他们幻想在死亡中获得解放，获得幸福的生活。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反映了人民对于爱情的强烈愿望。“西曲歌”中的重要歌词，有《三洲歌》、《石城乐》、《孟珠》、《估客乐》、《乌夜啼》、《莫愁乐》、《襄阳乐》等，大都是描写女子的别情。南朝时代，商业发达，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许多城市都相当繁荣，商人阶层生活更加富裕，这就刺激了他们对于爱情的浪漫的追逐，而他们中有些是来往客商，经常离别远行，因而江边送别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歌词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如：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石城乐》）闻欢下扬州，相遇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奠愁乐》）“吴声歌曲”和“西曲歌”在描写爱憎的时候，常常使用了巧妙的比喻和夸张的手法，发挥了丰富的想象，使它的思想内容表现得非常生动突出。例如《子夜歌年少当及时》篇，拿霜下草恰当地比喻了青春的容易消逝，使人明白应及时相爱。又如《读曲歌》用突然掉入井里的飞鸟来比方一个刚听到对方变心的女郎的骤然从欢愉转为悲愁的思想情感，刻画得非常贴切。《华山畿》形容女子悲痛落泪时，把泪水夸张得如同江水一般，它可以使身子沉没，不但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而且很好地表现了女子对于爱情的热烈态度。北朝乐府民歌保存于乐府横吹曲辞的横吹曲中。横吹曲是军队中应用的音乐，要求雄伟悲壮。我国古代西北民族的乐曲，由于他们的风俗习惯等原因，常适用于作军乐，而被中原文化所吸收。汉代的横吹曲，相传系张鸯从西域传来，但歌辞没有流传下来。南北朝时代甫北两朝在政治方面形成对峙，但在文化方面彼此还是互相交流的。南朝的吴声西曲，在北魏孝文帝宣武帝时即已传入北朝，成为北朝上层阶级常常欣赏的娱乐品。北朝的乐曲，也自东晋时代开始陆续传人南朝。横吹曲中的梁鼓角横吹曲，就是长时期从北入南的乐歌被梁代乐府官署所采用演唱的部分。北朝的乐府民歌，数量上远不如南朝的多，但内容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像汉乐府一般显得丰富多彩，而不似吴声、西曲那样单调，它真实地记录了游牧民族的生活状态，从很多方面表现出北方民族的刚强爽直，充满了北方的景色和风趣。在北朝民歌中，描写游牧生活的，以《敕勒歌》为代表作：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诗仅27个字，但自然高妙，浑朴苍茫，艺术地再现了草原风光，全诗纯系自然景物之描写，但这些自然景物又是歌者即目所见，使主人公的形象隐现在茫茫草原之中，使人感受到作者对草原风物的热爱之情。它粗旷之中，杂有豪迈之气，“无我之境”中有“我的形象”，诗中“我”的形象融化在自然景色之中。《敕勒歌》虽篇幅短小，但自问世后一直成为人们传诵不衰的名篇，具有无比的魅力。反映游子飘零的，如《陇头歌》：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域，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它通过“寒不能语，舌卷入喉”的苦寒状况来到画游子飘零的痛苦，写得非常逼真。北朝社会，战争是一个最突出的现象，整个北朝的历史几乎与战争相始终。由于战争的频繁，兵役和谣役迫使大批人民离开本上，转徙道路，这些反映流亡生活的怀土思乡之作，就是那种社会现实的写照。描写爱情方面的，北朝民歌也具有独特的风格，如《折杨柳枝歌》中写少女怀春，那种大胆、但白而勇敢地诉说自己的心情，充分显示出北方民族的爽快、质朴的性格，它和江南女儿的那种缠绵婉转的抒情远不相同。在北朝乐府民歌中，《木兰诗》是一篇代表作。诗中通过对女英雄木兰这一形象的塑造，赞扬了劳动妇女善良的品质、勇敢的精神和坚毅的意志。木兰本是一个“当户织”的普通姑娘，在困境中长大。在父亲年老、又无长兄、可汗催征的情况下，她经过反复思考，决定代父从军，担负起远征的艰巨任务。她买了“骏马”、”长鞭”，大胆地踏上征途，经过黄河黑水，北到燕山朔野，万里长征，十年转战，不仅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而且立下大功。凯旋归来后，她功成不受赏，只希望早日回到久别的故乡，再过其普通劳动妇女的生活，她回到家里，在爷娘姊弟一片热烈欢迎的气氛中，像过去勇敢地换上男装一样，“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丝毫不以功勋卓越的英雄自居，只认为自己还是和过去一样的普通妇女，表现了一个劳动人民的英雄人物的表里如一、质朴谦逊的本色，在木兰身上体现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特别是她以女性身分而做出这一英雄事迹，这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因为在那个社会里，女子是没有行军打仗、转战十年、立功万里而做英雄豪杰的权利的，而如今木兰却真地做出来了，这对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它有力他说明了女子和男人同样有能力做出英雄豪杰的事业，同时也就说明了女子有和男人受到同样看待的权利。这首诗在表现形式上，作者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诸如所用的比喻：“东市买骏马”四句，平列东西南北，用了排比；木兰归家时对爷娘、阿姊、小弟三组人物的描写，用了重叠；对偶句中，工致的如“朔气传金拆，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可能经过文人的加工，而像“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等句，却又朴素自然，活脱流畅，颇有情韵；此外，还有语句递接紧凑，生动畅达的联珠句法，如“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惶”，等等，使作品繁而有味，人不厌其繁，简能传神，人不觉其简。南北朝乐府民歌，开辟了一条五言、七言绝句抒情小诗的新道路。五言四句的小诗，在汉民歌中虽然已经出现，但为数甚少，也没什么影响。南北朝民歌绝大多数是五言四句，这种刚健清新民歌的出现，对当时形式主义文风起了冲击的作用，因而影响很大。同时，在表现手法上，如口语的运用，对后代诗人也有借鉴作用
乐府本是一个管理音乐的官方机构，在秦时已有设置。1976年考古工作者发现秦代的错金银编钟上刻有“乐府”二字；2000年在西安市郊相家巷发掘的秦遗址中出土了很多秦封泥，其中有“乐府丞印”“左乐丞印”“外乐”各一枚。又据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为秦官制，其属官中就有乐府。汉承秦制，也设立了乐府。《史记·乐书》记载：“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三侯之章》即是《大风歌》，本是刘邦即兴有感而作的歌谣。刘邦去世后，惠帝以沛宫为原庙，乐府的乐师将《大风歌》配上乐曲、舞蹈，以为宗庙祭祀之用。史载惠帝二年，又有乐府令夏侯宽将唐山夫人所作的《房中祠乐》“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汉书》卷二二）。
秦汉乐府职能的渊源久远，早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就建立了完善的礼乐制度来确立与维护其政治秩序。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周时即有专门掌管音乐的官职“大司乐”，又有“乐师”等职。“春官宗伯”之职在于“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礼官之属”。隶属于大宗伯之下的“大司乐”“乐师”等职属于礼官。在古人看来，礼乐具有“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汉书》卷二二）的作用，是统治者的治国手段。《史记·乐书》云：“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制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群雄逐鹿、诸侯混战的局面，在儒家眼中正是“礼崩乐坏”的恶果。基于这样的礼乐传统与礼乐思想，秦、汉作为大一统帝国，立国之初便对树立帝王威仪、突出君臣尊卑之别的礼乐制度非常重视。
秦汉乐府最初以雅乐进行宗庙祭祀，祭祀时的乐、舞仪式有严格的规定。汉高祖初立国时的乐舞仪制承袭秦时制度。汉初的乐家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因而，汉高祖任用大儒叔孙通对秦时的宗庙乐进行了改革，命令“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汉书》卷二二）以确立自身的礼乐制度。
汉武帝时期，乐府的职能产生了历史性变化：从宗庙之雅乐向民间之俗乐拓展。《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刘勰《文心雕龙·乐府》、颜师古《汉书》注等皆认为乐府由汉武帝所立。然而如前文所述，现存的传世文献与考古成果都表明秦时已有“乐府”。考察《史记·乐书》《汉书·礼乐志》，在汉武帝之前，汉朝祭祀主要是祭宗庙，此时乐府所掌是承袭前代、略有变化的宗庙之雅乐，绝少有民间俗乐。即使是刘邦的《大风歌》及唐山夫人《房中祠乐》，因为是楚声，乐府令也要为之重新配上雅乐，并将题名改为庄重典雅的《三侯之章》《安世乐》，才能用于宗庙祭祀。汉武帝在祭祀礼乐方面进行了较大改革。据《汉书·礼乐志》，汉武帝定郊祀之礼，即祭太一神与后土的礼仪，这是汉武帝之初创。由于汉武帝所定郊祀之礼必然要有与其相配的郊祀之乐，故班固所言“乃立乐府”，乃是将郊祀之乐立于乐府。而郊祀之乐与宗庙之乐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便是“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除了采用各地民歌外，郊祀之乐也更多新声。汉武帝就“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汉书》卷二二）。汉武帝将各地民歌、自制新声纳入乐府，拓展了乐府的职能。从文学意义而言，汉武帝进行的乐府改革，使得民间口头流传的歌谣得以写定流传。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也得以传承。乐府职官在对民歌进行润饰时，使其既能合于乐章又保持了民歌质朴、自然的本貌，从而提升了民歌的艺术审美价值。这大大开拓了乐府的文体内涵，即“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精神；及以叙事为主，语言浅近自然，句式自由、长短不拘的文体形式。从这个意义看，汉武帝时代确是乐府发展的关键时期。
从汉代乐府作品来看，乐府往往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文体元素。一，音乐性：可以入乐。二，郊庙性：是基于礼乐制度的治国手段，尤其是雅乐。三，叙事性：有一定的故事与本事，主要是来自民间的俗乐。四，形式感：独特的标题与语言形式。但是，在后代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原先一些乐府的文体形式发生了变化；有些文体元素则被消解，如音乐性与郊庙性。
“乐府”是一个在历史过程中不断演变和扩容的概念。当汉代的乐府歌辞脱离了乐曲与祭祀仪式而独立行世时，时人称之为“歌诗”。《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记录的“歌诗”有二十八家，共三百一十四篇。东晋后，人们始将此类“歌诗”称之为“乐府”，以区分于诗赋。但东晋后的“乐府”概念，不仅包括歌诗，也包括拟乐府。如萧统《文选》除列“诗”外，又另立“乐府”一体，既收录三首“古乐府”，又收入了陆机、谢灵运、鲍照等人所作的五言诗；刘勰《文心雕龙》既有《明诗》篇，又有《乐府》专论。唐人也将文人的拟乐府之作称为“乐府诗”或“乐府歌”，六臣注《文选》就引用了枚乘“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句，李善称之为《乐府诗》（《六臣注文选》卷二）；唐修《晋书》时也将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称之为“乐府歌”。（《晋书》卷九八）
古乐府独特的文体形式与音乐的关系密切。汉代乐府因要配乐而唱，其歌辞或三言、或四言，或为长短句，以合乎音乐之节奏。如《安世房中歌》十七章中大部分是四言诗，然其中又有三章为三言诗，一章为杂言诗。汉武帝之《郊祀歌》十九章中，也是既有三言诗、四言诗，同时又有杂言诗。这些皇室庙堂的乐府诗为配合祭祀之需要，其风格往往宏雅肃穆，并具有很多“章”。“章”即是“解”，是乐曲中的一个段落。郭茂倩云：“凡诸调歌词，并以一章为一解。”其引《古今乐录》说：“伧歌以一句为一解，中国以一章为一解。”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当时先诗而后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于诗，音尽于曲。是以作诗有丰约，制解有多少，犹诗《君子阳阳》两解，《南山有台》五解之类也。”（《乐府诗集》卷二六）又因为“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乐府诗集》卷二六）故而乐府诗尽管脱离了乐曲演奏的形式，但其歌辞体制依然保留了古乐府的一些音乐性特征，也分章、解。有些乐府诗除正曲外，还有“艳”“趋”“乱”等部分。如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的《陌上桑》即为乐府古辞，又名《艳歌罗敷行》，全诗有三解，郭氏在诗末注曰：“前有艳，后有趋。”可惜现存的《陌上桑》没有记录“艳”与“趋”的部分。《妇病行》与《孤儿行》也为乐府古辞，则保存了完整的“乱”辞。如《妇病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笡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曲中刻画在一个饥寒交迫的家庭中，病妇临终前对丈夫嘱托。而“乱”辞则是描写妇人去世后，丈夫为了抚养年幼的孩子不得不外出乞讨的悲惨情境。《孤儿行》描写孤儿如何遭受兄嫂虐待的生活场景，“乱”辞则直接喊出了孤儿悲愤而绝望的心声：“里中一何，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可见在这些乐府诗中，“乱”辞是对曲中叙事的必要补充，是不可或缺的文体要素。
虽然最初的乐府诗主要是乐府机构进行创作或采集民歌而成，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乐府诗的创作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种情况是依乐府旧曲谱而重作新辞，如曹操《短歌行》即是用乐府旧题而新制的，可以配乐而唱。《乐府诗集》收录了曹操两首不同版本的《短歌行》，其一分为“六解”：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一解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以何解愁，唯有杜康。二解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三解
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四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五解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六解
右一曲，晋乐所奏。
其二便是“曲本辞”，是不分“解”的。可见依古乐府旧题而写的“本辞”，依不同乐调的需要，乐工对其歌辞进行修改后依然可以入乐。
另一种情况是，作者依古乐府旧题创作新辞，但是乐府的曲谱已经失传，作者只是模仿乐府的艺术风格或思想内容，此类文人拟乐府不能合乐。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称“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正指出曹植、陆机诸人所作乐府已不合乐。如古乐府《陌上桑》辞分三解，为“魏、晋乐所奏”（《乐府诗集》卷二八）。南朝文人对此乐府的拟作较多，有陆机《日出东南隅行》、傅玄《艳歌行》，萧子范《罗敷行》等。陆机诸人对《陌上桑》的拟作，严格遵守旧曲曲名及其本事，只是无法入乐而已。也有一些拟乐府只是借古乐府题，延续其主题，但所题咏的内容跟本事无关；另一些作品仅袭用古乐府题，其主题及内容皆与乐府本事完全无关。例如乐府古辞《平陵东》，《乐府解题》言：“义，丞相方进之少子，字文仲，为东郡太守。以王莽方簒汉，举兵诛之，不克，见害。门人作歌以怨之也。”（《乐府诗集》卷二八）是为本事。其辞曰：“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曹植依古题也作有乐府诗《平陵东》，诗曰：“阊阖开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飞龙。乘飞龙，与仙期，东上蓬莱采灵芝。灵芝采之可服食，年若王父无终极。”这是一首游仙诗，其内容、主旨与古乐府本事并无关系。
到了唐代，乐府诗创作又有了重要变化，即新乐府的出现。所谓“新乐府”，就是新题乐府，它不受乐府古题的约束，根据内容而自制新题。新乐府的特征在于“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元氏长庆集》卷二三）。由于历代文人模拟古题乐府，陈陈相因。元稹认为：“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元氏长庆集》卷二三）元稹诸人推崇杜甫所作，以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作品为新乐府之先声，赞其“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为避免沿袭古乐府而造成叠床架屋、毫无新意的创作，元稹、白居易诸人“遂不复拟赋古题”，开始了新乐府创作。新乐府不蹈袭乐府古题，单纯以新题讽咏时事，但其诗歌精神继承了古乐府的优良传统。如白居易倡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就是继承了乐府古辞“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精神。新乐府虽不配乐，但依然保持以叙事为主，语言浅近自然，句式自由、长短不拘的文体形式。“新乐府”之名，最早见于白居易的文集。“讽谏诗”之下，有“新乐府”诗五十首，其自序曰：“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白氏长庆集》卷三）明确标示其 “讽谏”的主旨。如《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胡旋女》“戒近习也”；《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这正是新乐府诗对于汉代古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的继承。但是，唐代新乐府算不算乐府诗，这是有分歧的。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就有“新乐府辞”，收录唐代的新题乐府，包括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元稹的《上阳白发人》、白居易的《杜陵叟》《卖炭翁》《母别子》等诗歌。但其他文体学家，则比较少把元、白这类“新乐府”诗作为“乐府”，而是作为古诗。比如宋代《文苑英华》的“乐府”部分，就不收录这类“新乐府”作品。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则对此类作品视实际情况作分别处理，“凡拟古题者，皆附乐府本题之内”，此类以李白为代表；而那些“即事名篇，无所模拟者”则收进“歌行”，而置于“古诗”之下，此类以杜甫为代表。
由于乐府诗源远流长，变化颇多，所以其分类颇为复杂。各时代的分类，有同有异。东汉刘珍《东观汉记》将汉乐分为四品：一为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二为周颂雅乐，“典辟雍、飨射、六宗、社稷之乐”；三为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四为短箫铙歌，“军乐也”。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则将历代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十二类。元代左克明编《古乐府》将古乐府辞分为古歌谣、鼓吹曲、横吹曲、相和曲、清商曲、舞曲、琴曲、杂曲八类。明代吴讷《文章辨体》把“乐府”分为郊庙歌辞、恺乐歌辞、燕飨歌辞、琴曲歌辞，相辞歌辞、清商曲辞六类。
在文体学上，乐府与歌行的关系是合为一体，还是分而为二？历代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与分类。王运熙先生在《唐人的诗体分类》一文中说：
歌行之名，本自乐府而来。……但在唐人集子中，往往把乐府与歌行区别开来。如《白氏长庆集》，有“新乐府”，又有“歌行”。影宋本《李太白文集》，有“新乐府”又有歌吟。……北宋初年所编《文苑英华》，乐府和歌行也分为两类。（《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
严羽《沧浪诗话》也把“歌行”“乐府”分开，而与“古诗”“近体”相提并论。但是，“歌行之名，本自乐府而来。”乐府确与歌行等体的关系很密切，往往难以断然分开。乐府与拟乐府古题的作品中，确实有歌、行、吟、谣、篇、引诸体，文体学上有些学者也将之称为乐府。如《续后汉书·文艺列传》谈乐府时说：“其后杂体、歌、行、吟、谣，皆为乐府，新声别调，不可胜穷矣。”而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也收入许多歌行作品。所以，乐府与歌行的关系，是分是合，这在理论上可谓是见仁见智的选择题。关于乐府的许多问题，要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和分析。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一 唐诗与唐以后的诗 研究唐诗，原本是范畴明确边界清晰的，如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胡云翼的《唐诗研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王士菁的《唐代诗歌》，直到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都是有关唐一代诗歌的研究，视野完整或者说对象完整，论述也完整。我曾经说过，做唐诗研究“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与宋诗的纠缠”。但做宋诗研究的人与唐诗的纠缠太多、太深的缘故，孤立地谈唐诗似乎也就缺乏一个比较的视角。因此最注重唐诗学科建设意义的《唐诗学引论》首篇“正本篇”中也不得不先要提到“宗唐宗宋”的历史争议，也要就唐宋诗比较的学术意见中引出自己的思考。钱钟书《谈艺录》开篇第一节就是“诗分唐宋”，明确提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钱先生这段话概念很清楚：唐诗不必出于唐人，即唐人写的未必就是唐诗；宋诗不必出于宋人，即宋人写的也未必就是宋诗。——唐诗宋诗应以审美质性来划分，即以“体态性分”来判别，所谓“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所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个诗学审美意见影响极大，流播极广，将唐诗的时代概念打破了，或者说打通了，然而它也只是诗学理论上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审美见解（德国的席勒与清代的吴雷发均有类似的意见），“美学”上固然有突破的意义，而在“历史”上的雷池却仍无法跨越。——唐诗仍有它天然的、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定性。我们看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没有选收一首唐朝人的诗歌，尽管他谈过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都写出过真正的“宋诗”，开出宋调之先河。 严格意义上的“唐诗”，无疑即见于《全唐诗》与《全唐诗》的各种“补编”（包括《全唐诗逸》、《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补遗》和《全唐诗续拾》等）里的诗——全唐的诗的数目亡佚的无疑要大大超过存世的，在辨识上似乎也应撇去《全唐诗》始作俑收录在这些书里的五代诗。从唐人孙翌第一部编选唐诗的《正声集》开始，《南薰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才调集》等著名的“唐人选唐诗”以来，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好问《唐诗鼓吹》、高�秉《唐诗品汇》、胡震亨《唐音统签》、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王士礻真《唐贤三昧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到孙洙《唐诗三百首》，到余冠英主编的《唐诗选》，再到葛兆光选注的“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的《唐诗卷》，千余年唐诗精华不断被人甄选推扬，唐诗的精魂血魄已沉潜于中华民族的灵魂里，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一个古老诗国的光辉灿烂诗歌遗产的顶峰与典范。以至于鲁迅先生要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而中国的文化巨匠的成长几乎无不受到过唐诗的雨露沾溉，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我的童年》里就说到他的母亲，“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这又可见出中国民间唐诗之深入人心，这也正是《唐诗三百首》这样的普及读物，不断有“新注”，又不断有“新编”的原因了。 当然我们应看到从唐代以来对唐诗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唐人眼中的唐诗似乎更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我们要更多看一看唐人对唐诗的地位的认识与理解、唐人审美趣味的承续与演化、唐人对唐诗人成就的评价及其依据的文化价值、哲学内涵的思考。这里我只想就唐人眼中的唐诗，包括唐人选诗评诗的实践扼要指出三点：一、唐人选唐诗各家标准差异很大，宗旨也大异其趣。有的对唐诗（盛唐为主）评价很高，如殷＠③的《河岳英灵集》；有的批评甚峻，如元结的《箧中集》；有的树“察风俗之邪正”，“审王化之兴废”为选评准则，强调政治讽喻“系国家之盛衰”，如顾陶的《唐诗类选》；有的以韵美调新、风情宛然为艺术追求，宣扬“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的审美趣味，如韦谷的《才调集》。这里可以见出唐人对唐诗的认识差异很大，文学主张与审美趣味各呈其词，颇有一种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自由局面。二、编选范围五花八门，有的主要甄选一个时期如初唐，如盛唐，也有主要选大历诗人的。前期的几种选本往往将唐诗与六朝诗编在一起，以为一脉承传。也有的企图目观全唐，尝试集大成打通一代诗歌。目光一路朝放大走，一路朝精细走，呈现多元的认识判断，唐诗史的历程初具界碑。三、在诗人取舍上更是目断心审，标准林立。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甫。如果说《箧中集》因局格太狭窄，主张太偏激，不选杜甫可以理解的话，殷�《河岳英灵集》的不选杜甫似实难理解。从他完备且明确的理论主张，如“神来、气来、情来”的创作意识，如“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既闲新声，复晓古体”，称美建安气骨又不忘太康宫商的审美标准来判断，不选杜甫更是不可思议。他的选诗以盛唐为主，也确实反映了盛唐诗歌的气象风貌，他甚至有意识地要通过诗歌评选和理论概括立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然而他竟没有注意到杜甫，或者说竟放弃了杜甫！殷�选诗时密切注视诗坛动态发展，敏锐地探捕新星，荐拔佳篇，而且认真分析寻索同时代诗人的风格特点。再如果说殷�之不选杜甫还有其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杜甫彼时进入诗坛不久，诗名不很大，信息交通不发达等等，那么，晚唐人韦谷的《才调集》不收杜甫，则更令人无法解释。《才调集》十卷，规模宏大，选诗一千首，初、盛、中、晚齐全，而且还选了和尚和妇女的诗，却不选杜甫。而且此书明显是承接韦庄《又玄集》的模式框架，人又与韦庄同在西蜀先后做官，应该是信息资料上可以沟通接续的。《又玄集》三百首，选了杜甫，《才调集》一千首却不愿选杜甫，而且从审美主张上他能独具只眼地选白居易的《秦中吟》，竟不肯选杜甫。这跟后来的千家注杜局面真是不可同年而语，这一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学术兴趣。——总的来说，唐人眼中的唐诗与我们今天理解中的唐诗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或正是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同时代人的认识与评介或许更有人文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历史文化及其接受领域上的判断价值。 唐以后的诗基本上笼罩在唐诗的影响下。五代十国五十年，与晚唐往往看作一体，与宋初又混沌接续，不易分割。宋初六七十年间，宋人学白居易，学李商隐，学韦应物，学张籍，学贾岛，又移步到学韩愈，学杜甫，沿王禹�、梅尧臣到欧阳修始出露自己的面目，到王安石、苏轼与黄庭坚三大家，才真正形成宋诗体制。所以严羽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但到了南宋的中晚期，四灵、江湖派又掀起回归唐诗的大潮，学贾岛、姚合，学晚唐的风气，一直绵延到南宋的灭亡。元诗不甚发达，无论是元诗四大家，还是刘因、姚燧、杨维桢、萨都剌等都在一片宗唐学唐的潮流里沉浮，学李杜，学白居易，学韦应物、学李商隐，尤其是元末的一股学李贺旋风，仙灯鬼火，大放异彩。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元诗的学唐近唐，大多趋于“�缛绮丽”的一路。胡应麟所谓“元人诗如缕金错采，雕绘满眼”。——元人学的唐也在“中晚”，不过不同于宋季学的“中晚”，一条趋走的是李贺、李商隐绮丽之路，一条追尚的是贾岛、姚合“清苦”之风。或许正是出于反拨归正的心理，元之后的明代，从高�秉到前后七子重新打出严羽的“诗必盛唐”的旗号。南宋的严羽曾心怀忧患地指出：“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他提出了“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明确口号。——明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不仅总结了严羽的理论经验，也总结了元诗学唐的创作实际。由于他们的诚挚提倡与逼真实践，明诗在公安、竟陵之前的“盛唐”面目尽管傀儡装束、肤廓皮相，却是唐诗传承史中最辉煌的一段。 清初的诗人与学者，显然眼孔放得大了，晚明乱提口号，师心自重，闹哄哄的诗坛局面使他们多了个心眼，不肯轻易跟着别人走。但大的样板却只有两块：唐与宋，正如钱钟书所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谁，“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于是，宗唐宗宋形成了胶着状态，宗宋的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叶燮拼命拉抬宋诗的地位，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礻真、毛西河等“大家”则力主唐音，又偏重盛唐。吴乔、贺裳、冯班等一批小批评家则又花言巧语鼓励引诱学晚唐。王夫之干脆说宋一代无诗，他评选古诗、唐诗、明诗，独不取宋诗（因为元一代在异族统治之下，他干脆也一笔抹去了元诗）。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史背景左右着人们的审美旨趣和批评情绪，诗坛人物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表现，理性思维气氛淡薄。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论及这个局面时要说：“尊唐抑宋，未为不合。而所谓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即所谓唐诗，亦未造唐代藩篱，而妄相标榜”。到了乾嘉时，唐宋诗之争才趋于调和——恰恰本于人心思想的趋于平和——诗坛上可以各自宣明旨义，不必漫肆讥弹。沈德潜主唐音，讲求温柔敦厚；翁方纲喜宋调，尤好辨析肌理；袁枚出入唐宋，唯性灵为归的；赵翼则更是放大眼孔唱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互相不见倾轧与攻击。但沈德潜有两句话还是相当委婉精到地道出了他主唐音美学上的原因：“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这段话与钱钟书先生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有些貌似，但钱说更多有一点双峰并峙的意味，而这种双峰并峙的具体阐释无疑要以缪钺《论宋诗》中“唐宋诗之异点”之“论其大较”一段名句为代表。总括而言，唐人的诗更多一点主动性的感情发抒，自主且真率；更多一层心灵的自然流荡，澄净而明朗；更显出一种自由的独特风格，唐人评判外部世界的意见主观单纯，往往带有唯美的意绪。宋诗及宋以后的诗不免多一层模仿的味道。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王志》）说：“三唐风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而宋人则不免被认为是最要模古的，后来的宋诗派更是有意标榜宋人处处是学着唐人的，好用唐诗的标准来评判宋诗，好以唐诗的模式来比附宋诗。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卷一的“按语”里，以唐诗发展的过程阶段来套宋诗发展的脉络线索，仿严羽、高�秉的初盛中晚四唐说来规画初盛中晚的四宋说，不仅四期一一对应，而且四期的代表人物也一一对应。——不管这种刻意模古是否道出历史真相，也不管宋诗的面目是否被人误解，宋诗以及宋以后的诗实际上已被主流的诗学批评家们人为地与唐诗的形体血脉粘连在一起，而唐诗与唐以后诗的魂魄气骨、精神风貌的区隔却是更清晰可辨了。 二 唐诗学术与唐学术 张潮《秋星阁诗话》小引云：“李唐之世，无所谓诗话也。而言诗者，必推李唐。……夫唐人无诗话，所谓善《易》者不言《易》也。”——诗话以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始作俑。唐一代无诗话，但不能说唐一代没有诗歌的理论建设，没有有关诗歌的“学术”。但是唐人不是善《易》而不言《易》，只是用力在《易》也即是诗的致“善”之道。致“善”之道大抵有二：一、为做诗做好各种充分的准备工作——各种文学类书的编纂；二、为做诗定出细密的格式、法则——各种诗格、诗式的编撰。 类书，是介乎文学与学术之间的（或者说是混合了两者的）一种做文做诗的参考书。体制上以语词、文句、典故、事实、妙语镌策汇编为主，所谓“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所谓“事类联属，便于采撷”。这种类书有唐一代名目繁多尤以初唐产品为夥：《文思博要》、《累璧》、《瑶山玉彩》、《三教珠英》、《芳林要览》、《事类》、《文府》、《碧玉芳林》、《玉藻琼林》、《笔海》等等。如今存世名声最大则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贴》（大部分都亡佚了）。闻一多在《类书与诗》（《唐诗杂论》）说它是“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这一类文学参考书或者做诗实用手册，从中央编的大部头巨型类书到民间比如敦煌发现的《珠玉钞》、《随身宝》之类的微型“兔园策”，在一个相当广泛层面上凝聚了一支自觉的诗人创作队伍，因而在实践上大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兴旺。难怪闻一多嘲笑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词藻”——英词丽句的巨量镶嵌——也便成了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形式特征。病态的文藻与浮华不仅给初唐的诗坛带来了畸型的繁荣，而且为有唐一代的诗歌创作的世俗化普及大开了方便之门，尤其为那些天分不高、才气不足且被一个时代的做诗潮浪卷了进去，拼命努力要做出成就的大量中下等诗歌作者鼓足了做诗的信心。——唐诗研究者有的已经发现了这种“兔园册子”深刻地影响到较高层次文人的创作（后来的李商隐还精心自制“兔园策”，如《金钥》、《杂纂》、《蜀尔雅》等，为自己做诗时随心调用故典镌策而预为之备），而且不自觉中规范与牢笼了一批诗人的词语选择与表达形式，为诗歌创作唱酬、联句、应对、测试的机械化、公式化、标准化铺设了便道，不管这种类书“指导”诗歌的理论意义如何，它已是唐诗学术的一种，对唐诗的创作发生了独特的影响。 第二点便是诗格、诗式的大量撰作。明胡应麟《诗薮·杂编》中存录了一批名单：“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李嗣真《诗品》一卷、王昌龄《诗格》一卷、皎然《诗式》一卷、《诗评》一卷、王起《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王睿《诗格》一卷、元竞《诗格》一卷、倪宥《龟鉴》一卷、徐蜕《诗格》一卷、《骚雅式》一卷、《点化秘术》一卷、《诗林句范》五卷、杜氏《诗格》一卷、徐氏《律诗洪范》一卷、徐衍《风骚要式》一卷、《吟体类例》一卷、《历代吟谱》二十卷、《金针诗格》三卷。今唯《金针》、皎然、《吟谱》传，余绝不睹，自宋已亡矣。”——“诗格”、“诗式”、“诗法”均是讨论诗歌体式、法度与规则的“金针”，实际上也是传授写诗的基本格式与形式的要诀，王夫之斥为“画地为牢”。——先是为社会大众服务，像函授的诗学教程，“三家村”知识分子最得益。后来诗赋取士，又理所当然成为一种“高考参考资料”，刻意为公式化、标准化操作服务。等皎然因《诗式》而获荣名，一批有志通外学、修文辞的和尚也嗜好此道，借以光耀佛门。此类“诗格”、“诗式”著作有的比如皎然《诗式》不仅着眼在形式法则、声病偶对的探讨，而且涉及到创作论、艺术论、审美特征的讨论，如“取象”、“取境”，已经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与开拓，对晚唐五代乃至两宋的诗格理论发生过巨大影响。——当然对有唐一代诗歌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的则主要还是初盛唐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开始，较有积极影响的如崔融《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竞《诗髓脑》、皎然《诗式》多因日本释空海的集大成《文镜秘府论》六卷的整理而得以保存。所谓“唐人卮言，尽在其中”。张伯伟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一书，校辑考释甚为精详，对“诗格”形式的历史演化、利弊功用的分析评判也甚客观。——客观来说，诗格、诗式与类书“兔园策”一样，尤其是初盛唐的，都是为唐诗的创作繁荣、唐诗发展高潮作了准备工作、后勤工作、服务工作。——严格地说，它们谈不上理论建设，更无所谓学术建树。一为征集词藻，一为规范形式，当然征集词藻的还附有作品大全的展示，规范形式的也偶备审美经验的传授。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来说，这两者或可以构成唐诗的理论建树与学术规模。尽管它们是如此的简陋、粗糙，与唐诗实际上取得的巨大成绩远不相配，也几乎没有人肯承认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联。——唐诗的繁荣与它的学术建设、理论指导是一个悖论。 唐诗的学术建设与理论指导更多的融化在时代实践中政治的引导和文化的诱导。我们知道，有唐一代，由于初盛的几个皇帝的大力提倡和躬自表率，以及一些诸如开科诗赋取士、礼敬厚遇文人的行政措施，唐诗到开元年间已是十分繁荣。唐玄宗即位不久，在答一位臣子的手诏中还专门强调“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旧唐书·崔日用传》）。——玄宗本人便是一个酷爱文艺、酷爱美的皇帝。“开元天宝的时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荣。开国以来一百年不断的太平已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繁荣的、奢侈的、闲暇的中国，到明皇时代，这个闲暇繁华的社会里遂自然产生出优美的艺术与文学”（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册）。我们看看《旧唐书·音乐志》里记载的玄宗如何热心提倡和指导音乐艺术——音乐直接关系到有唐一代乐府诗的发达，而乐府诗的发达与衍变正是唐一代诗歌兴旺繁荣的关键。（注：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第十二章《八世纪的乐府新词》中说：“盛唐是诗的黄金时代，但后世讲文学史的人都不明白盛唐的诗所以特别发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盛唐的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声调。第三步是诗人用古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在这三步之中，乐府民歌的风趣与文体不知不觉地侵润了，影响了，改变了诗体的各方面，遂使这个时代的诗在文学史上放一大异彩。”）《音乐志》还记载，玄宗亲自创作乐曲：“玄宗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这同唐太宗亲自写诗与宫廷大臣唱和酬答一样都有一种躬为表率的作用。——唐诗的繁荣原因诸多，但帝王的提倡尤其是带头实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文艺才性与实践作品虽不是第一流的，但为第一流的诗人与诗的诞生铺开了红地毯，也正是在唐玄宗时李白、杜甫大步走上了文化舞台。 唐诗在初盛唐乃至整一代的繁荣发达又引出一个与唐代整个思想文化学术的关系。尽管李姓皇帝提倡道教，武姓皇后抬高佛教，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却大多秉持儒教正宗观念，并且不反对严重鲜卑化了的艺术形式（音乐歌舞）。故在主流形态的文化生活层面上真有一派三教并兴、百花齐放的局面。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乐府文学的传统）垂直影响或者说严重熏染了一大批士大夫知识分子，随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完成，意识到了的审美追求大大激活了他们的文学审美才性，文学的兴趣、绘章雕句的习惯几乎贯穿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考科名由进士入仕途还得备习诗赋，《文选》几乎是最热门的一部必读书，莘莘学子固然案头必备，士大夫官员也必须时时温习，用心揣摩。在官场的应酬中，有文学的修养素习才能潇洒地周旋俯仰，才能引得圈子里的尊仰与朝廷的敬重。比如张说为宰相时曾把王湾《次北固山下》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亲手题在政事堂，让朝中文士作为人才及其作品的楷模。——《文选》本身即是文学的一部集大成的参考书，一个文学经典的样板。“选学”是炙手可热的学问，理所当然也成了一种正宗学术。朝廷在刚刚流行的李善注本之外，又迫不及待命工部侍郎吕延祚等五位大臣合注《文选》，以求完备新颖。文学的学术化又拉动了学术的文学化，朝廷上上下下、江湖幽深之处都弥漫着追逐文学的浓烈气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人都写诗，王公大臣、士大夫知识分子自不必说，林泉隐逸、岩樵渔父、和尚道士、闺阁名媛、娼妓宫嫔也都写诗，响应一种上下合流的时代精神，陶醉在这个诗化的时代之中，唐一代文化格局几乎就沉浮在诗歌的大潮之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代的史学高度发达，尤其是初唐。但初唐的史学又恰恰是文学味最浓重的。初唐官修的几种重要断代史都染有非常浓重的文学气味，绮藻丽句、文学的笔触随处可见。闻一多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这话虽偏激一点，但触到了一个史的诗化的问题，即史学叙述中调动文学手段的问题。其实，这一种我称之为“史的诗化”的现象上可追溯到《史记》、《汉书》，而尤以范晔的《后汉书》最为典型。司马迁著《史记》，抑止不住内心的文学描写的冲动，诗的才性与激情不自觉中流荡而出，一部《史记》直可当文学书来读，故鲁迅先生有“无韵之《离骚》”之赞颂。两《汉书》也是文采飞扬的，班固、范晔都是文章高手，都是文学当行，作史时忍不住时时调动文学手段，使严峻的史的叙述染浸上浓重的诗的情调。至初唐的几位史家更是踵事增华，不惜要“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了。这种风气与趋势到盛唐的刘知几出来大声疾呼直言其弊，才被刹住，而且是永远的刹住了。刘知几的《史通》在史的理论上把中国诗化史学的传统截断了，从此以后历史与文学严格分了家，正史均秉笔直书，精炼简核，不敢再有文学的夹羼染绘，连润色都很少见到了。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大文学家修史时也严格按照了刘知几的规矩，不敢涉入文学一步。 刘知几在那个时代几乎是唯一的一位守住学术阵地、拒不肯让文学浸漫过来的纯粹学者。他在《史通·自叙》中说：“予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幼喜诗赋”是时代习染，及壮，则明确对诗赋说“不”！“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学术的家学渊源，“著述”的崇高使命，扬雄以来不为雕虫小技的文化眼光使刘知几自身与盛唐文学风气划清了界限。刘知几的例子是很有认识意义的，他的著述立场与学术态度在盛唐以后是不可能再有的。开元以后，天下士人“耻不以文章达”，诗赋取士的制度确立并固定化之后，攻诗赋、擢科举是一代人心所向，是一代人才精英的正途出路。刘知几虽把文学驱除出了史学领地，但在一个诗与文学光焰万丈的时代里，史家守住自己的贞节的同时也只得忍受自己的寂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一代的学术（包括史学）在精神上已被诗赋冲垮了，人才流失，光芒黯澹，虽然成果累累，但在整个时代文化大格局中只有默坐隅角的地位。 唐一代学术大抵有两端：史学与佛学。史学最称发达，成果十分丰厚，除了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李延寿等正史作者之外，还有撰“国史”的吴兢、韦述、柳芳、令狐�亘、于体烈等名家。《贞观政要》（吴兢）、《东观奏记》（裴庭裕）、《顺宗实录》（韩愈）都是重要的“国史”专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当然是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杜佑《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后世所谓“九通”、“十通”之首。开元间修撰的《唐六典》、《大唐开元礼》也是十分重要的典礼类专书。唐一代通俗史事类杂著笔记也相当纷繁，著名的如《通历》（马总）、《大唐创业起居注》（温大雅）、《明皇杂录》（郑处诲）、《安禄山事迹》（姚汝能）等。另外，唐僧玄奘口述辩机编纂的《大唐西域记》也应列入山川地域史志的范畴，此书已开了释僧撰属的先河。 唐代的佛学相当繁盛，著名的佛学家，有学术性著述可考并声名显赫的就有玄奘、窥基、神秀、慧能、神会、法藏、湛然、宗密、怀让、马祖、怀海等等。唐代的佛学固称辉煌，但内典佛藏、方外奥义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纯正形而上范畴的哲学思考。唐代哲学一般不称发达，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主要诠释官方的经典见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只是儒典的一般音韵、训诂的著作。儒学在佛学（也包括道学）的重重压迫之下，几无成绩可言。那是胡适所谓“印度思想哲学泛滥的时代”，儒学的复兴要等到两宋才开始酝酿并最终完成。唐初的傅奕力主反佛，影响所及有中唐韩愈的排佛，但韩愈的主要哲学文章《原道》、《原性》以及李翱的《复性书》也并无严格意义的学术推进。而对哲学问题深感兴趣（也困扰半生）的刘禹锡、柳宗元们却用心在宏观的天人关系的探索与寻绎，《天论》、《天说》、《天对》固有一些深辟的见解，闪耀出睿智的思想火花，但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有限。而“文中子”王通的《中说》旨在调和三教，不但入不了儒家的“经”，自立一“子”也似乎是非常勉强的。——有唐一代在汹涌奔腾的诗歌潮流的映照之下，学术的音响总觉空杳渺远，学术的景色显得暗澹无光。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赋相对沉寂，连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史》都几乎没提到）。这个时代盛产诗人与诗歌，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拼命写诗，引吭高歌，率性任情，阔步前行，——整整一个时代，诗是生命的原旨，诗是文化的正色，诗是学术的主调。几乎整整一代人高张着感性的风帆，喷薄着生命的热力，内心激涌着诗的冲动，笔下铺展开锦绣玉缀，只认创作，不思其他。诗人们关于时代的对话，同行间技艺与情思的交流，生命的理解，审美的实践，功名进取成功的矜夸、失败的怨屈，诗几乎是唯一的媒介。读读《高氏三宴诗集》、《断金集》、《元白继和集》、《三州唱和集》、《刘白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三舍人集》、《汉上题襟集》的题
读《宋词》 思念疯长的杨柳岸边，暮色蔼蔼的烟波中，晓风残月浅斟的醉意里，柳永乘一叶扁舟自烟水迷离中驶来，浅诉着万种风情。执手相凝的泪眼，满心渴望的相逢，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成为传颂千古的爱情盟誓。 盛满苦楚的黄滕酒，泪眼浸湿的鲛绡，一阕《钗头凤》暴露了全部的心思。“瞒、瞒、瞒”，却再也瞒不住，泪眼涟涟的眸子，错综交织的心绪，早已化作沈园墙上的墨迹，凝固成永远抹不去的印痕。 听那龙吟般的剑鸣声，不能横戈跃马，只能深夜里醉意中挑灯看剑。任那剑气再利，亦无法疆场饮血，可怜一位原拥万军的将军，只能鬓如白霜之际在梦里“沙场点秋兵”。 那欲乘风归去的明月间，纵是琼楼玉宇灿然，怎比得上月下跳舞，清影随人的人间生活，只是舞动长袖的潇洒比不过被离愁别绪束缚的落寞。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缓缓合上书卷，脑海依然被宋词里的风景充满。这自词人们指尖流出的光影流往了天幕，化作了烁烁的星，不知疲倦地照耀着大地万载千年。 ——山东省沾化县二中 于佳婧 小编点评1：四段文字串联四段经典，最后点睛，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比较强。 小编点评2：品味唐诗宋词，探寻作者内心，可以陶冶情操啊！ 累死人了！不过很高兴帮助了你！我是“儿文”粉丝！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您好，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差异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南北朝乐府民歌，一般以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的特点而异于汉乐府民歌。南朝民歌，较清丽缠绵，内容较狭窄，现存多为情歌。体制小巧，文风清新自然，多为五言四句。主要反映城市中下层居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大量使用双关语，表达感情委婉含蓄，又有极端夸张的文笔。如：“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这里面的所谓的“采莲”“莲花”“莲子”“置莲”“莲心”实际上都是对自己郎君刻骨铭心的喜爱。像刘禹锡的名句“道是无晴却有晴”，“晴”也可以理解为“情”，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南朝民歌含蓄地表达手法。南朝民歌主要分为吴歌和西曲，另有杂曲歌辞、杂歌谣辞。吴声歌曲多为女性的吟唱，其内容或表现对于爱情的渴望，如《子夜歌》（始欲识郎时）；或表现既得爱情的欢乐，如《读曲歌》（打杀长鸣鸡）；或表现相思的痛苦，如《子夜四时歌·冬歌》（寒鸟依高树）；或表现坚贞不渝的爱情，如《子夜四时歌·冬歌》（渊冰厚三尺）；或表现对于负心男子的怨恨，如《子夜歌》（常虑有贰意）；或表现婚姻不自由的苦闷，如《读曲歌》（非欢独慊慊）。这些作品以清新浅近的语言，表现真挚细腻的情感，风格艳丽柔弱、哀怨缠绵，真实地再现了江南女子在爱情问题上的复杂心态，并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西曲表现的生活面比吴歌广，着眼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结合劳动来描写爱情，风格较开朗。南朝民歌的形式特点，是体制小巧，大多为五言四句，语言清新自然，正如《大子夜歌》所说“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清妙的歌谣随口唱来，不雕饰，不做作，便将内心深处细腻缠绵的情感真切地表现出来。北朝民歌原来大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歌唱，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五言四句、七言四句。文字质朴，感情直率，风格豪迈刚健，即使是情歌也大胆泼辣，与南朝民歌的委婉缠绵’感情细腻形成鲜明对比。有写战争的（《隔谷歌》），有写人民疾苦的（《陇头歌辞》），有写北方各民族尚武精神的（《折杨柳歌辞》），北方民族游牧生活、草原风光（《敕勒歌》），也有些爱情婚姻的（《折杨柳枝歌》）。北方民族以畜牧为业，善于骑射，他们锻炼出了雄健强悍的体魄、粗犷豪迈的个性和豪侠尚武的精神：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企喻歌辞》） 不仅男儿具有这种英雄豪侠的行为举止，甚至女子也不让须眉，木兰即是其中的典型。 频繁的战争也使得北朝民歌中反映战争的诗较多。如《企喻歌辞》中的后三首。此外，北朝民歌中还有不少反映羁旅行役和流亡生活，以及反映穷苦人民饥寒交迫的生活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之作，另外也有不少反映爱情与婚姻题材的作品，这些歌曲坦率直截，与南朝情歌缠绵婉转的情调是大不相同的。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南北朝时代，也像汉代一样，设有专门的乐府机关，采集诗歌，配合音乐演唱。这些乐府诗中有民间歌谣，也有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民歌部分更为新鲜活泼和艺术的魅惑力量。南朝乐府民歌大部分保存在清商曲辞中。清商曲是我国古代主要的通俗乐曲，许多民歌都配合这种音乐演唱。南朝的清商曲又分为若干类，其中最重要的是“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两类，民歌大多都属于这两类。“吴声歌曲”产生于江南吴地，以当时的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地带。“西曲歌”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荆（今湖北江陵县）、郧（今湖北宜昌县）、樊（今湖北襄樊市），邓（今河南邓县）等地。这些都是当时的重镇，是商业发达的城市。因此，这些民歌所反映的多是城市生活，和汉乐府之多反映乡村生活不同。“吴声歌曲”和“西曲歌”现存约近五百首，其中大部分是民歌。这些歌在内容上几乎全是表现男女爱情生活的，且又有十之八九出自女子之口。诗歌中生动地描写了少男少女彼此间真诚的爱慕，会面时天真愉快的神情和活动，离别以后沉重而又痛苦的相思情绪。描写得真挚而又深刻，字里行间洋溢着生命的热情和力量，表现了人民群众在爱情生活方面的积极行动和美好愿望。在那个时代，在封建礼教强大的统治威力的笼罩下，男女间正当的爱情经常得不到满足，反而受到许多的折磨和迫害，国而，热烈而又大胆地歌唱男女爱情的这类诗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有些歌词为妓女婢妾所作，其中某些情歌因之含有较浓厚的色情成分和脂粉气。“吴声歌曲”中以《子夜歌》为最著名，一共42首，都以描写少女热恋为题村。它往往运用单纯朴素的语言，自然和谐的音调，来表达少女怀春的心情，委婉而生动，充满着天真活泼的情趣。也有描写因失恋而产生的悲愁和痛苦的，这类诗歌往往通过女子之口说出她们的焦的甚至绝望的情绪。如《子夜歌》：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这诗明白如话，写的是一女子对情人的缠绵思念之情。诗中通过对这女子望着深邃的夜空和皎洁的明月，辗转反侧，不能成寐的描绘，把其内心世界无法排遣的思亲之情和孤寂之感委婉地透露出来。这女子望着明月，思念着远方的爱人，望得发了呆，想得出了神，朦胧中仿佛听到亲人断断续续地在呼唤自己，情不自禁地答应一声，这乃是虚幻。当她发觉亲人并没有呼唤自己，夜空还是万籁俱寂，看到的依然是高悬的一轮明月，她是多么的失望和痛苦啊！“吴声歌曲”除了写少女热恋，企盼亲人回归与之团聚的内容外，有些诗歌还反映了男子负心，另有所欢，封建社会恋爱不自由而造成的爱情悲剧。如：郎为旁人取，负攸非一事。缡门不安横，无复相关意。（《子夜歌》）我与欢相怜，约誓底言者？常叹负情人，郎今果成诈。（《懊侬歌》）诗中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男的遗弃女的，往往不会受到应有的制裁，女的则得不到合理的保障。在这种可悲的处境中，女的只能在主观上希冀对方永不变心：仰头看桐树，桐花特可怜。愿天无霜雪，梧子（谐吾子，指男的）解千年。（《子夜秋歌》）《华山畿》是写一位少男在华山附近邂逅一位少女，“悦之无因，感心疾而死”。葬时经过华山少女家，驾车的牛停步不肯向前。少女出来唱了一曲悲歌，棺盖忽然应声打开，她跳进去殉情而死了，这个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男女间没有社交和恋爱的自由，相思的痛苦折磨着他们，甚至牺牲了生命，他们幻想在死亡中获得解放，获得幸福的生活。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反映了人民对于爱情的强烈愿望。“西曲歌”中的重要歌词，有《三洲歌》、《石城乐》、《孟珠》、《估客乐》、《乌夜啼》、《莫愁乐》、《襄阳乐》等，大都是描写女子的别情。南朝时代，商业发达，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许多城市都相当繁荣，商人阶层生活更加富裕，这就刺激了他们对于爱情的浪漫的追逐，而他们中有些是来往客商，经常离别远行，因而江边送别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歌词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如：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石城乐》）闻欢下扬州，相遇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奠愁乐》）“吴声歌曲”和“西曲歌”在描写爱憎的时候，常常使用了巧妙的比喻和夸张的手法，发挥了丰富的想象，使它的思想内容表现得非常生动突出。例如《子夜歌年少当及时》篇，拿霜下草恰当地比喻了青春的容易消逝，使人明白应及时相爱。又如《读曲歌》用突然掉入井里的飞鸟来比方一个刚听到对方变心的女郎的骤然从欢愉转为悲愁的思想情感，刻画得非常贴切。《华山畿》形容女子悲痛落泪时，把泪水夸张得如同江水一般，它可以使身子沉没，不但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而且很好地表现了女子对于爱情的热烈态度。北朝乐府民歌保存于乐府横吹曲辞的横吹曲中。横吹曲是军队中应用的音乐，要求雄伟悲壮。我国古代西北民族的乐曲，由于他们的风俗习惯等原因，常适用于作军乐，而被中原文化所吸收。汉代的横吹曲，相传系张鸯从西域传来，但歌辞没有流传下来。南北朝时代甫北两朝在政治方面形成对峙，但在文化方面彼此还是互相交流的。南朝的吴声西曲，在北魏孝文帝宣武帝时即已传入北朝，成为北朝上层阶级常常欣赏的娱乐品。北朝的乐曲，也自东晋时代开始陆续传人南朝。横吹曲中的梁鼓角横吹曲，就是长时期从北入南的乐歌被梁代乐府官署所采用演唱的部分。北朝的乐府民歌，数量上远不如南朝的多，但内容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像汉乐府一般显得丰富多彩，而不似吴声、西曲那样单调，它真实地记录了游牧民族的生活状态，从很多方面表现出北方民族的刚强爽直，充满了北方的景色和风趣。在北朝民歌中，描写游牧生活的，以《敕勒歌》为代表作：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诗仅27个字，但自然高妙，浑朴苍茫，艺术地再现了草原风光，全诗纯系自然景物之描写，但这些自然景物又是歌者即目所见，使主人公的形象隐现在茫茫草原之中，使人感受到作者对草原风物的热爱之情。它粗旷之中，杂有豪迈之气，“无我之境”中有“我的形象”，诗中“我”的形象融化在自然景色之中。《敕勒歌》虽篇幅短小，但自问世后一直成为人们传诵不衰的名篇，具有无比的魅力。反映游子飘零的，如《陇头歌》：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域，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它通过“寒不能语，舌卷入喉”的苦寒状况来到画游子飘零的痛苦，写得非常逼真。北朝社会，战争是一个最突出的现象，整个北朝的历史几乎与战争相始终。由于战争的频繁，兵役和谣役迫使大批人民离开本上，转徙道路，这些反映流亡生活的怀土思乡之作，就是那种社会现实的写照。描写爱情方面的，北朝民歌也具有独特的风格，如《折杨柳枝歌》中写少女怀春，那种大胆、但白而勇敢地诉说自己的心情，充分显示出北方民族的爽快、质朴的性格，它和江南女儿的那种缠绵婉转的抒情远不相同。在北朝乐府民歌中，《木兰诗》是一篇代表作。诗中通过对女英雄木兰这一形象的塑造，赞扬了劳动妇女善良的品质、勇敢的精神和坚毅的意志。木兰本是一个“当户织”的普通姑娘，在困境中长大。在父亲年老、又无长兄、可汗催征的情况下，她经过反复思考，决定代父从军，担负起远征的艰巨任务。她买了“骏马”、”长鞭”，大胆地踏上征途，经过黄河黑水，北到燕山朔野，万里长征，十年转战，不仅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而且立下大功。凯旋归来后，她功成不受赏，只希望早日回到久别的故乡，再过其普通劳动妇女的生活，她回到家里，在爷娘姊弟一片热烈欢迎的气氛中，像过去勇敢地换上男装一样，“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丝毫不以功勋卓越的英雄自居，只认为自己还是和过去一样的普通妇女，表现了一个劳动人民的英雄人物的表里如一、质朴谦逊的本色，在木兰身上体现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特别是她以女性身分而做出这一英雄事迹，这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因为在那个社会里，女子是没有行军打仗、转战十年、立功万里而做英雄豪杰的权利的，而如今木兰却真地做出来了，这对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它有力他说明了女子和男人同样有能力做出英雄豪杰的事业，同时也就说明了女子有和男人受到同样看待的权利。这首诗在表现形式上，作者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诸如所用的比喻：“东市买骏马”四句，平列东西南北，用了排比；木兰归家时对爷娘、阿姊、小弟三组人物的描写，用了重叠；对偶句中，工致的如“朔气传金拆，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可能经过文人的加工，而像“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等句，却又朴素自然，活脱流畅，颇有情韵；此外，还有语句递接紧凑，生动畅达的联珠句法，如“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惶”，等等，使作品繁而有味，人不厌其繁，简能传神，人不觉其简。南北朝乐府民歌，开辟了一条五言、七言绝句抒情小诗的新道路。五言四句的小诗，在汉民歌中虽然已经出现，但为数甚少，也没什么影响。南北朝民歌绝大多数是五言四句，这种刚健清新民歌的出现，对当时形式主义文风起了冲击的作用，因而影响很大。同时，在表现手法上，如口语的运用，对后代诗人也有借鉴作用
南朝杏花春雨，北朝则为大漠悲歌
北朝民歌北朝民歌主要是北魏以后用汉语纪录的作品,大约是传入南朝后由乐府机关采集而存的,传世的约六十多首,以《敕勒歌》最为著名.南朝民歌南朝民歌是由乐府机关采集而存的,现大部分收入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清商曲辞》类.其语言清新秀丽,基调婉约缠绵,表现出南方人细腻微妙的情感.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136 更新时间：2005-4-25先秦至隋的诗歌总集。135卷，今人逯钦立(1910～ 1973)纂辑。逯钦立,字卓亭，山东□野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裒集先秦、汉、魏、六朝诗歌的总集,明代有冯惟讷的《诗纪》，近代有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前者失之芜杂，真伪不辨；后者虽然力纠前失，但匡谬未尽，又失收先秦的歌谣逸诗。二书均不标注引录出处。逯钦立此书的优点是：①取材广博。隋代以前的作品，除《诗经》、《楚辞》外，凡歌诗谣谚，悉数编入。引用四部群籍达300种。②出处详明。每诗,必注明见于何书何卷，即或片辞只韵，无一例外。③异文翔实。各书的异文，或一书不同版本的异文，乃至前人的校勘成果，凡足资参考者统予记录。④考订精审。书中按断多有独到见解。⑤编次得当。依据作者生卒先后分卷编次，能显示出同期作家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易于比较不同的诗风和流派。惟未及最后定稿，纂集者即告谢世，所以不免间有疏误。但统观全书，在同类书中仍属最为完善和使用方便。此书于1983年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文史书目答问 ·唐以前歌诗谣谚的总集——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我国自秦汉迄于隋末，九百年间，战乱频仍，政治多变。然而“摇荡性情”则必“形诸舞咏”，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不论是在品类数量，还是批评理解方面，都十分繁盛。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个时期仅别集一类，即有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若连同唐初已经亡佚的集子一起统计，则多达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可惜唐宋以降，历经兵燹之灾，汉魏六朝的典籍散佚特别严重，几乎百不存一。今天我们尚能看到的先唐旧集，不过是嵇康、阮籍、陆云、陶渊明、鲍照、江淹六家，其余各家诗文集都是宋以后人所纂辑的。前人的辑佚成果自然有保存资料之功，但其质量却参差不齐。如明嘉靖间冯惟讷所辑《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号称“溯隋而上极于黄轩，凡《三百篇》之外，逸文断简，片辞只韵，无不具焉；秦汉而下，词客墨卿，孤章浩帙，乐府声歌，童谣里谚，无不括焉；七略、四部之所鸠藏，齐谐、虞初之所志述，无不搜焉”。前人也称赞这部书“自上古以迄陈隋，网罗放失，殊有功于艺苑”（《列朝诗集·冯惟讷小传》）。就搜集唐以前的文学资料来说，冯惟讷堪称荜路蓝缕的开创者，《古诗纪》一书在今天也依然具有参考价值。但是冯氏在考证上却缺乏功力，以致真伪错杂，讹误屡出，甚至把某些唐以后的作品也收了进去，成为艺林之笑噱。清人冯舒对这种粗疏的学风进行了抨击，撰《诗纪匡谬》一卷，纠其失误凡一百一十二条。到了近代，丁福保又尽采冯舒之说，对《古诗纪》加以损益，去其繁芜，正其纰缪，编成《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五十四卷。丁书问世后流通甚广，学人从中获益不少。可是丁书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病，一是不收先秦的歌谣逸诗，还不能作为《全唐诗》的前接部分，二是所录各诗概不标注出处来源，使人无从信据，三是剿袭《匡谬》的按断，未能尽改原书错误之处。由此可见，若以《古诗纪》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作为我们阅读和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的资料书，仍存在有许多困难和局限。一九八三年九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我们阅读和研究中的资料问题，终于获得了很好的解决。此书的出版，为今后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实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逯钦立（1911—1973），字卓亭，山东钜野大义集人。1939年在昆明西南联大毕业后，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专门研读汉魏六朝文学。1973年逝世前为东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兼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逯先生有感于《古诗纪》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的不足，早在1940年，即立志重新搜集上古迄隋末的歌诗谣谚，另谋新编。他潜心研究《古诗纪》所收各诗，逐一核校，在41年至42年期间，陆续撰写出《古诗纪补》、《古诗纪补正叙例》、《汉诗别录》等专题论文，将自己纂辑研究的心得公之于众。到1947年底，他已经完成了《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出版时定名《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初稿，但由于时势变化，没有来得及校订。建国以后，他由广西应聘到东北任教，校订之事时续时断。又因为本书体例上的改变，直至1964年，全书才最后定稿，前后历时达二十四年。《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一百三十五卷，除《诗经》、《楚辞》二书之外，从先秦到隋末的歌诗谣谚，无不辑录。其中先秦诗七卷，采录歌谣逸诗、谚语杂辞；汉诗十二卷，兼及古诗和乐府；魏诗十二卷，包括蜀、吴之作；晋诗二十一卷、宋诗十二卷、齐诗七卷、梁诗三十卷、北魏诗四卷、北齐诗四卷、北周诗六卷、陈诗十卷、隋诗十卷，并有释氏篇章及仙道、鬼神歌诗。所收有名姓可考的作者，总计八百余人。全部引书近三百种，可以说前此各种收有唐以前诗作的总集，如《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广文选》、《古诗类苑》、《苑诗类选》、《古谣谚》之类，均被逯书甄别采录，搜括殆尽。不仅总集、别集细心稽核，而且还广泛参考了经传史地、类书杂著、释道两藏、稗史小说、诗话诗注，甚至纬书字书、敦煌写卷等大量资料。这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在时间上起自上古，终于隋末，中间不曾间断，在内容上博大精到，集群书之大成，因此把它作为《全唐诗》的前接部分，是较为恰当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在内容上远远超过前人纂辑的同类总集，概括地说有五大特点：（1）取材博洽。本书《凡例》说：“是编以冯惟讷《古诗纪》为基础，以杨守敬《古诗存目》为参考，广取群书，悉心校辑，补苴阙佚，订正谬误，编成《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一百三十五卷。”其所引用之书已超过《古诗纪》一倍，取材不可谓不完备。（2）资料信实。不论全诗或残句，都一一注明始见于何处，载于何书，决不用转手资料，读者征引和复检十分方便。（3）异文详备。所录各诗，凡见于各书的不同文字，或一书而有不同版本的文字，以及前人的校勘成果，并予记录。（4）考订精审。这是编者下力最多，也最能体现本书学术水准的一个方面。诸如辨证真伪、确定时代、订正题目、分合篇章、解析体裁等，编者都有不少真知灼见。（5）编次得宜。明清人编篡总集，往往以帝王宗室冠其首，而以释道、闺秀（妇女）另卷附后，本书则破除陋规，以作者卒年的先后为序，其时代不详或无卒年可考而仅知大略时代者，仍沿《古诗纪》旧例，列在各卷之末。这样的编排脉络清晰，有助于读者知人论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待》的优点当然不止这五个方面，此不过举其荦荦大者。但就是这几个方面，就已经为我们研究文学发展史，从古代诗歌中汲取艺术营养，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题解说：“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这里说明了纂辑总集的要求和总集具有的作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既已符合“网罗放佚”、“删汰繁芜”的要求，那么它作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也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本文限以篇幅，不能全面论述，请略举数端，以窥其一斑。一、可以纵观历代诗风的嬗变。我们看世界地图时，其陆海连接，起伏递变，一目了然。把历代的诗歌集为一编，也可以使读者获得居高临下，鸟瞰全局的效果，对各代诗歌创作的盛衰及其彼此关联和影响，会有一些直观的认识。二、便于比鉴不同的流派和风格。例如读魏诗，由三曹和建安七子可以领略建安文学“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风骨”，由阮籍、嵇康又可以看到正始诗文“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品格，两相衔接，恰成对比。这对于我们研究诗歌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诗歌自身的艺术规律诸问题，都非常方便。三、知人论世的可靠依据。鲁迅先生谈及文集编法时曾说过：“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且介亭杂文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虽然不可能将诸家作品逐一系年，但全部作者都按生卒先后为序，就全书而言，已经类似于编年体了。这就使我们能够全面看待某个时代总的文学风貌，分析某个作者在此一时代中所具有的特点，及其在当时和后世所处的地位。四、可补文学史研究之阙。今天我们对于古代作者的研究，一方面是依据现存的作品，一方面是借鉴前人的评论。如果根本看不到存留的作品，这种研究就很难进行了。例如西晋末年有个许询（玄度），《续晋阳秋》谓“询有才藻，善属文”，与孙绰“并为一时文宗”。《世说新语·文学篇》云：“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梁锺嵘的《诗品》也说：“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足见许询在当日声名是显赫的。《七录》载有《许询集》八卷，隋、唐志仅存三卷，宋以后便不见著录。今天要来全面评价许询的文学成就已经不大可能，幸好《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为我们辑录了他的一首《竹扇》诗和四个残句，才约略透露出一点“恬淡”风格的眉目，而且把它们与毗邻的郭璞等人的诗作相比较，也可以探索出一些孙、许“并为一时文宗”的端倪。五、编者的按断可给读者以启迪。逯钦立先生一生致力于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造诣很深，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编纂校勘方面，有许多精彩的见解。例如陆云的“思文有圣”一诗六章题下有按语云：“此诗本集以‘从事中郎张彦明为中护军’为题，割‘奚世都’以下为序，并于题下注‘并序’二字。因序文言奚世都为汲郡太守，《诗纪》遂将‘奚世都’以下移作下篇《赠汲郡太守》之序。按本集、《诗纪》俱误。诗中言‘出抚邦家，入翔紫微’，非仅赠张彦明一人甚明。若从《诗纪》，则题诗冲突，可见‘奚世都’以下不得移赡于他篇。‘从事中郎张彦明为中护军’与‘奚世都’以下实相连为一长题，校刻者不知，误割为二，遂扞格而不通。”（《晋诗》卷六）由此一例可以看出，本书不仅是资料丰赡，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能给人以有益的提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相信读者在研读时会有更多的体会，这里不再赘述。最后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本书仍有疏失之处。譬如有的作者、有的篇章失于考订，沿袭了旧本之误；所收诗句也有遗漏或重出的；一些作者的编次不尽合理，等等。读者在使用时仍需要注意鉴别。但总的说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不失为目前阅读和研究唐以前诗歌的最完整、最精善的总集。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下面是中文专业关于汉魏六朝诗歌的发展段的笔记，应该比较准确，如果你要全篇，可以在给我留言。除了这个之外，凡是中文专业方面的资料，我都有。留言方法：点我的名字，然后点“留言”。44、汉代楚歌有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戚夫人《戚夫人歌》、刘彻《秋风辞》及《瓠子歌》二首、梁鸿（东汉）《五噫歌》、张衡《四愁诗》（已经是一首比较整齐而有韵味的七言诗了）。 45、班固写过一首《咏史》，是我国古代第一首有案可查的文人五言诗。从此以后，张衡写过《同声歌》，秦嘉写过《赠妇诗》，宋子侯写过五言乐府《董娇娆》，辛延年写过五言乐府《羽林郎》。东汉末年的文人五言诗代表作是无名氏的组诗《古诗十九首》。 46、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主力和代表，是“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由于曹氏父子的努力，“七子”及杨修、敏钦、蔡琰等一大批作家被招致邺下，形成了生机勃勃的邺下文人集团。 47、“三曹”是曹操、曹丕、曹植：“七子”指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 48、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曹操诗、文俱佳，散文形式自由，作风清峻通脱。他被鲁迅誉为“改造文学的祖师”。他的《蒿里行》被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49、曹操不愧为建安文学的核心人物，其诗文都有开一代风气之功劳。其以乐府古题写时事，不仅开创了乐府诗歌创作的新风，而且为后世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他于五言腾踊的时代，又使四言诗重放光彩，对嵇康、陶渊明、韩愈等人的四言诗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50、曹丕的《燕歌行》用代言体，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一韵到底，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曹丕也擅长散文及辞赋。其《典论》一书中的《论文》长于议论。其名作有《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 51、曹植后世称之为“陈思王”或“陈王”，他是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作家，钟嵘称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曹植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钟嵘称之为“建安之杰”。《洛神赋》为其名作。另有《与吴季重书》、《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 52、孔融的散文有《论盛孝章书》、《荐祢衡表》，曹丕说他“体气高妙”，刘勰说他“气盛于为笔”。刘勰称王粲为“七子之冠冕”，其《七哀诗》三首最为有名，其辞赋《登楼赋》最负盛名。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阮瑀有 《驾出北郭门行》。刘桢当时与曹植并称“曹刘”，他的《赠从弟》三首写得最好。徐干著有《中论》。蔡琰的五言《悲愤诗》是一篇长达540 字的自传体叙事诗，对杜甫的《五百字》和《北征》等有很大影响。 53、祢衡有《吊张衡文》、《鹦鹉赋》。诸葛亮有《出师表》。 54、正始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竹林七贤”。其中人品和文学成就最高者，是阮籍和嵇康。 55、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是阮籍的代表作，首创了我国五言古诗抒情组诗的体列。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作五言诗的人……钟嵘评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他的文长于论著，最有名的代表作是《大人先生传》。 56、嵇康的诗兼有四言、五言、六言、乐府及骚体，但以四言诗成就最高，代表作是《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和《幽愤诗》。刘勰称嵇诗“清俊”，钟嵘称嵇诗“俊切”。文章有《太师箴》。其《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中，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刘勰说嵇康之文“兴高而采烈”，“师心以遣论”。 57、太康年间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名噪一时。傅玄和张华，是西晋初年的著名诗人。傅玄以乐府诗见长，有《秋胡行》、《秦女休行》。钟嵘称张华的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58、潘岳“善为哀诔之文”，《怀旧赋》、《寡妇赋》、《哀永逝文》等，均以叙哀情见长。纪念忘妻的五言《悼亡诗》三首，为传世名作。 59、陆机被钟嵘奉为“太康之英”。他是骈文的奠基人。其骈文有《吊魏武帝文》、《叹逝赋序》、《豪士赋序》。论文名作有《文赋》。 60、左思的代表作是《咏史》八首。他是太康，以至西晋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刘勰认为其《咏史》诗“五言之警策”，并极力推崇“左思风力”。左思的辞赋，名气最大的是《三都赋》，洛阳纸贵。 61、郭璞工诗善赋。其诗今存二十余首，《游仙诗》十四首为其代表作。钟嵘认为其诗“文体相辉，彪炳可玩”，“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62、东晋的玄言诗人有孙绰、许询、桓温、庾亮、支遁等，而以孙、许为代表。 63、陶渊明的三篇辞赋，《闲情赋》仿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等而作。《感士不遇赋》仿董仲舒、司马迁同题之作。其辞赋中最为出色的是《归去来兮辞》。陶渊明的散文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元好问论陶诗云：“豪华落尽见真淳”。梁代萧统曾编定《陶渊明集》八卷。 64、南朝诗歌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刘宋时期山水诗的代表作家是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世称“元嘉三大家”。齐及梁初为“永明体”形成和繁荣时期，代表作家是沈约、谢朓等。梁中叶至陈为"宫体诗”兴盛时期，代表作家是萧纲、萧绎、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谢灵运被钟嵘称为“元嘉之雄”，他与颜延之并称“颜谢”。 65、鲍照的代表作是《拟行路难》。钟嵘称鲍照“才秀人微”。其风格豪放俊逸，杜甫说：“俊逸鲍参军”。 66、沈约提出了“文章当从三易”的著名论点，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 67、谢朓的创作主张是“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他是永明体的旗帜，是齐梁诗坛的“首杰”和“冠冕”。 68、萧纲提出“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萧纲与其弟梁元帝萧绎和徐摛、庾肩吾等宫廷文人大煽宫体诗风，又均以写艳体著称，人们遂称这种形式讲究的艳体诗风为“徐庾体”。“一洗《玉台》之陋，顿开沈宋之风。”所指的诗人是阴铿。 69、鲍照是宋代的骈文高手，其名作是《登大雷岸与妹书》。齐梁时期的骈文也不乏优秀之作，如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出自《与陈伯之书》。 70、徐陵是梁陈时期著名的骈文作家，《玉台新咏序》为其代表作。
为后世诗歌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根据查询相关信息显示，汉魏六朝诗教说的演变为后代的诗歌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读沈从文《鸭窠围的夜》一颗心“永远为一种新鲜的颜色，新鲜的声音，新鲜的气味而跳”，这句话来描述沈从文的诗人气质再恰当不过了。沈从文是个画家---大处着眼，小处着笔。 文章一二自然段，他先给画个框，图上黄昏时分刚落完雪的冷色调；河的沿岸画上几块黛色如屋的大岩石，有的大石头旁露出了躲匿在其下的半条小船，正当的泊船处仅剩下这一艘小船，没有石头做风雪屏障；两岸是高大壁立的山，山头有一抹黑---微明的天空衬出那轮廓大概是竹子吧；最显眼的，莫过于那悬挂在半空中的吊脚楼，灯光从窗口、壁缝漏出，仿佛在告诉看画的人---这里面的故事精彩着呢。沈从文特会讲故事---不经意间带给你感动。 第三自然段，他不紧不慢、娓娓道来的讲着河岸边水手的故事。水手们烧火，做饭，吃饭怎样怎样。饭后就是休息时间了，有的犯了烟瘾的抽抽烟，烟抽完了还不解闷的就上岸去了，爬上半山上吊脚楼的房子那边，找寻着自己的熟人熟地，烤火谈天。“陌生人自然也有来到这条河中来到这种吊脚楼房子里的时节，但一到地，在火堆旁小板凳上一坐，便是陌生人，即刻也就可以成为熟人乡亲了。”听着他讲故事，平和里感动自然而生。 第八自然段，讲到天黑了是，沈从文说，“黑夜占领了全个河面”，太喜欢这个“占领”了，他就像是在给孩子讲睡前故事一样，用童话般的生动语言，引人入梦。沈从文是个哲学家---画中画或者梦中梦引人思考。 第八自认段，吊脚楼屋子里木板壁上贴着近一二十年来经过此地若干人中的一小部分的题名录。“他们各用一种不同的生活，来到这个地方，且同样的来到这些屋子里，坐在火边或靠近床边，逗留若干时间。这些人离开此地后，在另一个世界里还是继续活下去，但除了同自己的生活圈中人发生关系以外，与一同在这个世界其他的人，却仿佛便毫无关系可言了。他们如今也许早已死掉了；水淹死的，抢打死的，被外妻用砒霜谋杀的，然而这些名片却依然好好的保留下去。也许有些人已成为富人名人了，成了当地的小军阀，这些名片上却依然写着催租人，上士等等头衔。” 看着现在，思考过去，想像未来。他在时间的长河里前后瞭望，想象着，对比着，思考着，碰撞出一种让人对人生，对时间的陌生感和沧桑感。文章中，沈从文的画家特长，讲故事本领，哲学色彩在多处都有体现。比如描写唱曲子的妇人吊脚楼里的陈设及情景，讲述临船上“那个人”这个夜里发生的故事，还有对那一行不曾见过的寂寞的足迹的思考......沈从文的这些特质共同构成了他的诗人气质，这种气质不同于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般心灵的自由激荡，他的诗人气质更多的是对自然人性的捕捉，对那种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的怀念和向往。
李白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现存九百九十多首,其中不少成为流传千古的绝唱，中学语文教材曾选入《送友人》《秋浦歌》《子夜吴歌》《望天门山》《月下独酌》《秋登宣城谢眺北楼》《蜀道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本文试从四个方面谈谈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一、清新、俊逸的风格杜甫《春日忆李白》诗中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意思是说,李白的诗想象丰富、意境高妙,卓尔不群,无人能敌,其风格继承发展了北朝诗人庾信的清新和南朝诗人鲍照的俊逸。所谓“清新”,就是思想感情真挚,想象丰富新奇,出语不凡。所谓“俊逸”就是豪放、洒脱、飘逸,有一种自然美的风格。例如《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中“银河”的比喻,就非常新鲜而贴切,令人一读难忘。再如《宣州谢銮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用“抽刀断水水更流”比喻“举杯消愁愁更愁”。本来是极度的夸张,却让人感到非常的真实。李白诗中的夸张是最大胆的,又是最富于表现力的,绝不给人生涩险怪的感觉。例如《秋浦歌》其十五: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诗人借有形的白发,突出无形的愁,以夸张白发来倾诉愁苦之深,实在是妙不可言。再如“千里江陵一日还”“燕山雪花大如席”“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桃花潭水深千尺”等等都是极度的夸张而又不失于怪诞，表达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也表现了他对自由、光明、友情的渴望。李白善于运用联想和想象。诸如:“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浅谈李白的诗文风格 孙荣念摘要：我是一名中学教师，由于教学的关系，对古诗词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对李白的诗更有一种痴迷。本文从李白的生平及思想品格、创作风格、艺术成就及影响三方面进行了浅述：一、 李白的生平。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也来的天才诗人，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关于他的身世、行踪和家庭，异说纷纭，他的思想性格更是非常独特，旷世少有。李白的思想性格。追求功名、漫游山水和求仙学道，伴随了李白的一生，他的思想抱负、生活情趣和性格气质，在这些方面得到了不同侧面的表现。二、 李白的创作风格可以从他的绝句、乐府、歌行三种体裁来体现。其抒情方式最具鲜明的特点，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的奔涌而出，宛如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三、 在盛唐诗人中，李白是艺术个性最为鲜明的一位，体现在他诗歌创作的各个方面，其艺术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关键词：生平 、思想品格 、创作风格 、意象 、影响正文：众所周知，李白是盛唐时期最为著名的诗人。研究李白的创作风格和身世遭遇有助于我们了解盛唐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而在古诗教学中要使学生对离现实语言较远的诗文产生兴趣，对优美的诗句领悟内涵，首先要做的是让学生了解诗人的生平及思想品格，从而领会其创作风格，领悟诗的意境和蕴含的美好思想。基于此，我阅读了李白的诗集和一些相关资料，对李白的创作风格和身世际遇有了一些浅显的认识。一、 李白的生平及思想品格 我觉得，李白的一生由两条主线所贯穿：一是他的仕途生涯，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