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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从秦皇汉武到明清时代，再从明清时代到如今。下面请欣赏我为大家带来的传承汉字作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是情感的爆发，或横，或竖，或撇，或捺。那是心灵的乐曲，或轻，或柔，或美，或重。那是诗意的展现，或冷，或暖，或醉，或醒。一切都来源于它——汉字。
“呯呯嘭嘭“这是敲打键盘的声音，”悉悉唰唰“这是有手写字的声音。当这两种声音碰撞在一起，你是否会深发感触——那一个个有着生命的方块字还会继续传承下去吗？它们会不会被电脑上那些死气沉沉的”新同胞“所替代呃？是啊！在这个信息时代，哪里还有这些小生命的地位呢？
可是，你是否想到：当你沉醉在唐诗宋词中时，你可知它是怎样传承下来的。当你欣赏着某位书法大师的作品时，你可曾想过是谁的功劳让你看见这美的享受。当你听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点头称赞时，你是否体会到这心的滋养。就是这样一个个小小的方块字，让你体会到诗的意境，眼的美丽和耳的重要。它忽而气势磅礴宛如高山，忽而轻柔平静宛若流水，却又忽迷茫神秘好似星辰，一撇一捺，一音一律，一意一景，无不透露着生活的灵动，汉字的刚劲以及中华民族的魅力。
作家之所以可以写出好文章，那是因为汉字的多层含义。音乐之所以可以打动人心，那是因为汉字优美的声韵。诗歌之所以可以催人泪下，那是因为汉字的柔美情趣。一笔一划之间，互相辅助，互相衬托，那是中华民族团结友爱的体现。汉字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用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每一个笔划中都蕴含着我们祖先的智慧和心血，每一个音节中都体现着我们国家的雄健和骨气。所以让我们离开手中键盘，拿起手中的笔，让我们为能写出汉字这样美好又神圣的东西而骄傲吧！
如果在你面对一个个英语字母时，你会想起汉字那一张张充满生机的脸。如果在你听到躁音时，你会渴望朗读一篇优美的文章。那么恭喜你，你已经体会了汉字的美丽，你已经感悟到了汉字的深层意义。从今往后，让我们用汉字来体会高山巍峨，用音节来体会人民的大方，用笔划来体会国家的繁荣富强！
看，看横，那竖，那撇，那捺！听，那轻，那柔，那美，那重！悟，那冷，那暖，那醉，那醒……
信息化时代带来的“汉字危机”已引起国人普遍重视，央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河南卫视《汉字英雄》电视节目也应运而生受到追捧。这一方面引爆了全民对汉字书写的热情，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人们对手写汉字缺失的思考——如何更好地传承汉字，如何坚守传统文化?
当下，信息化对汉字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对于汉字作为工具的一种挑战，更多的是对于汉字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一种挑战。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本身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价值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所以，对于汉字的传承不能仅局限于墨守成规的听、说、读、写。相反，要顺应时代的发展，用信息化手段，以创新的理念来传承汉字。
首先，信息化技术不应该成为阻碍汉字的力量。网络艺术设计就是可以将二者统一的阵地，这种对汉字的视觉需求和设计理念的研发，为汉字注入了新的活力。往后，我们应当将这种通过改变亮度、光色、速度产生美感的方式，更广泛的应用于现代生活，让汉字插上现代艺术的翅膀，使抽象的汉字艺术在现代设计中产生更大的魅力。
对于汉字的传承也绝不能只是形式上的.创新，更应该发掘其背后文化的意义。我们所熟悉的北京奥运会体育图标，就是一个成功案例。它以中国的汉字为设计元素，以传统的篆书为基本形态，用高度概括的线条和生动的形象彰显了运动的美感，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种经验，在以后的文字艺术创作中，也应该发扬传承。
创新是传承的突破口。我们期待着古老的汉字，能够在创新中将承载的文化之深、艺术之美，继续传承下去。
“汉字”作为世界唯一的表意文字，它传承着中华文化。形成汉字的每一个结构，都表达着自己的意思，存在着书写的审美。俗话说”见字如见人“，正是如此。当我们见到苍劲有力的字迹，会感受到书写者刚毅的性格，见到舒展悠扬的笔画，能感受到作者不拘一格的个性。
我国汉字起源很早，从最原始的甲骨文，金，篆、隶、草、楷、行五书，到现代化文字，其中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但无论在那一时期的文字，都无一是最精彩的。
如今的汉字文化更是站在了世界的顶峰，可许多人却只注意到了它的光辉战绩，却没有发现最原始的汉字文化正在悄然无声的流逝着。
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正在退化，在没有键盘输入的时代，用笔写字可以强化人的记忆，而如今的键盘输入让人们可以在多个候选的编码中选择所需要的字，这样就导致出现了许多“提笔忘字“的情况。总结下来，电子产品就是汉字文化流逝的第一大罪魁祸首。然而，”危害者“远远不止者一个，另一个”危害者“就是人们的内心。人们的心中再已没有了对知识的强烈求知欲，也没有了古人的”凿壁借光“、”三尺悬梁“，有的只是如”方仲永“一般不喜欢学习的人。对于这些危险我们怎么解决呢?让人们不在接触电子产品?强行让人们学习?不，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能够拯救汉字文化的方式只有一个——让全国人民从心底知道汉字的重要性，发自内心的热爱汉字文化，然而，这个方法是没有途径可寻的，所以，这又需要许多人来呼吁大家热爱汉文化，宣传汉文化。
那如果除开这个方法，我们又来想想，有一天，汉字突然从世界上消失了，我们又该怎么办?我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从哪里来?汉字没了，当我们国家遭受侵害时又该如何抵抗呢?整个国家都会陷入一种没有文化的下层阶段。反之，我们再来想想，有一天，汉字文化越发昌盛，闻名世界，每个中国人都掌握了一手熟练的汉字文化，走出中国，江不用再受其它国家的鄙夷，每个外国人都对汉文化感到崇敬，这会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事情啊!正如日前火热播放的《汉语桥》这个节目，节目中，参赛选手全是来自除中国以外的国家，他们的表演淋漓尽致，把汉字文化刻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真是让我顿生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感觉。
汉字文化是每个中国人的骄傲，汉字文化博大精深，汉字是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璀璨的明珠。让我们从现在做起，重视汉字文化，努力学习汉字文化，争取让汉字文化发扬成世界上的“东方之珠”。
汉字，是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从秦皇汉武到明清时代，再从明清时代到如今，汉语都不仅仅是一种文字符号，更多的是一门艺术。
汉字它是有生命的，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一撇一捺都有他们的来历。汉字的演化不是凭空想象的。例如：人字的“人”，是由人躬身垂手劳作，逐渐逐渐的被古人用繁体字来形容了，一代一代的把“人”字简化，后来就形成了简体的“人”;又例如：休息的“休”，它的演练是这样的，有一个人累了，靠着一棵树来休息，而树也可以是木，后来古人不断地发现和不断地演练，形成了现在许许多多的汉字，然而用这些汉字，就逐渐组成了汉语。汉语的演变证明了这是一种艺术的结晶。
自古以来，许许多多的古人都喜欢去钻研我国的汉字艺术——书法。有些人甚至以此作为一生的爱好，比如说：王羲之、欧阳旭、颜真卿……他们都是一些书法家，都是去钻研我国汉字的名人。至今，去钻研中国文字的人越来越少，现在有大部分的人几乎都是用电脑、手机来打字。有的语文老师都是用电脑来上课，而这些有生命力的汉字就被这样所替代了，没有它原来的艺术，原来的魅力。但是，有许多的外国人都来钻研汉字，因为那些外国人佩服中国古人把那方方的字，用毛笔赋予了汉字的生命，写出汉字的魅力，写出汉字的独特，写出汉字的风采。在现今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用笔写汉字的人越来越少，而外国人来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很多时候，看电视就能看见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学习写汉字，他们想学到写汉字的轻快捷洁，想学到中国汉字的表现风格。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这些汉字都体现着中国的文化、素质。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祖国的花朵，我有权把中国的文化传承下去。很多时候，我都会把毛笔拿出来练习毛笔字。毛笔可以让一个浮躁的人平静下来，而他的一笔一划都牵连大自然，你与汉字、汉语融为一体，就等于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好方法。
现在，我想对同龄的我们说“不要把汉语的文化渐渐淡忘，不要一次一次的消磨它，不要让它与古人随风飘逝。”我们现在更要去钻研传统的艺术，不要让外国人抢去了，不要让电脑打字代替了它，让它永远伴随着我们，让它的魅力能展现出来，让汉字的文化气息能不断地涌现出来。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源远流长，而我们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我们是民族的希望，我们更有责任传承和发扬我们优秀的民族 文化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传承 议论文 高三800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传承议论文高三1
“鱼不可脱于渊，大国利器不可以示人。”在现今社会，国之利器是国家强盛的象征，是值得我们拿来夸耀并自豪的。国之利器，在于对 传统文化 的传承。
我们从小便开始书写方块字，一撇一横间，我们体味着是非真假，美丑善恶;我们朗诵诗词歌赋，于唐诗宋词间，感受着文人墨客的才情。2014年北京语文高考分值由150分提升至180分，英语分值由150份降至100分，这一举措是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传统文化，大国利器，母语教学，随着中国改革的进行，传统文化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雄于欧洲则国雄于欧洲。”高考制度的改革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的爱国精神，增强对国家数千年历史的了解。在各国都很重视外语教学的现今社会，外语教学固然值得肯定，但我们更应该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
在韩国对 端午节 申遗的冲击下，国家越来越注视传统文化，各地兴建孔子学院也是传统文化发扬的一个良好表现。国之利器，是文化。设想有一天，我们不再书写方块字，不再说着字腔方圆的汉语，这难道不是预示着一个民族的衰亡吗?
“汉字书写大会”掀起一股猛烈的文化浪潮，科技在发展，外来文化在入侵我们的生活，“提笔忘字”不仅预示着人们对传统文化、对母语的疏离，更意味着我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文化见证了时代的更替，事物的兴衰，它从千年前向我们款款走来，带着书卷的香气，引起我们对文化的渴求。
“降低英语分值绝非放慢向外部学习。”中国在强盛，但未来仍有一段路要走。对于外来文化，我们应正确对待，盲目拒绝只会象腐朽的清廷一样自取灭亡，唯有坚守自我的同时，吸引外来文化的精华，将其变为我们的养料，国家才会更兴盛。
《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陈吉宁说：“无论怎样，请记得你所在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样中国就怎样，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在黑暗。”我们是祖国大树上新生发的嫩芽，充满着无限的活力与朝气，手握大国利器，让我们再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为祖国建设出力!
大国利器，文化传承;文化传承，在我少年!
传承议论文高三2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亦延绵不息，源远流长。在这片华夏大地，炎黄子孙世代传承着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这种精神使我们的民族跨越了五千年不曾中断，使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而更加顽强。它就是中国精神，浩浩的中华魂。
滚滚黄河，浩浩荡荡，向东奔腾。五千年前它在奔腾，五千年后它仍不停歇。它，孕育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它，凝聚了五千年的民族精神。曾记否，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从千古一帝到开皇、贞观、开元，再到腐败懦弱的清王朝，再到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从繁荣昌盛到落后挨打，从辉煌的古代文明到水深火热的近代磨难，再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曾记否，屈原吟着《离骚》饮恨汨罗江。苏武持节匈奴而饮雪吞毡，不辱国威。岳飞谨记“精忠报国”抗金有功。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谭词同在戊戌政变的压迫下，写下“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绝命一语。杨靖宇以棉花树皮裹腹抗击敌人。闻一多面对国民党的手枪拍案而起……他们哪一个不是具有着民族精神?
而今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民族精神与时俱进。团结一致，保家卫国的志愿军。振兴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雷锋。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大庆石油工人，彻底摘掉我国贫油国帽子。勇于探索，不畏艰难的航天工作人员，让中国人的航天梦想得以实现，从此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培育出第一代杂交水稻，解决了世界上亿人口粮食问题的袁隆平。还有百折不挠，万众一心的抗震救灾精神。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正是这种伟大的中国精神，赋予了中华民族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无穷力量。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当代中学生是跨世纪的一代新人，在我们的肩上，背负着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尽管新的历史使命仍任重道远，做既有知识才干，又有优良品德，立志报国的时代青年，让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世代相传。
传承议论文高三3
很小的时候，我就是在“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吟诵中睡着的。
上小学了，从《天仙配》的电视剧里，我看到了董永卖身葬父的感人之举，“孝恩”因之得名。
步入初中，学习了李密的《陈情表》，王祥卧冰求鲤，岳飞事亲，无一不令人动容。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为我们做了表率;孝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我们应继承和发扬，但我一直未真正明白，直到父亲为我诠释了这个字的含义。
天空一碧如洗，只有那轮骄阳挂在空中，向大地散播热量和光明，连蝉都热得没有力气去聒叫了，繁茂的大树下也无人乘凉，大家躲在房中，不敢迈出一步。
父亲从不下厨，可是那段昏暗的日子里，他每天都去厨房，与锅、碗、瓢、盆打交道，黑米粥、排骨汤、清蒸鱼，每一样令我垂涎。他只留给我一小部分，剩下的便装在保温筒里带走。我知道，是给爷爷送去的。爷爷不是父亲的亲爸爸，是继父。爷爷病得不省人事的时候，口里喃喃地叫着爸爸的乳名，于是，除了吃饭时间，他寸步不离地守在病床前。
每次去医院探病，父亲都在床前忙碌着，用棉签蘸水涂抹爷爷的嘴唇保持湿润，清理大小便，整理爷爷衣服，每次都是这样。我不由得敬佩起父亲来。日子一天天地流逝，爷爷在父亲的照顾下渐渐好转。出院的那天，爸爸扶着爷爷走进家门时，我看到爷爷眼角边的水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每次想起，都会好奇地问爸爸：“为什么你执意一人照顾爷爷呢?”父亲只是笑了笑，淡淡地道：“他需要我，我年轻时不懂事，伤害了他老人家，现在要尽孝报恩哪!”我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问道：“现在晚吗?”他目光投向远方，依旧平淡的语气，说：“晚了，但是正因为如此，才要在现在更好地尽孝啊。你只要明白一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到那时，才悔之晚矣。”
我还小，不懂这些话的含义。
渐渐长大了，我才逐渐明白，亲人给予了我们太多，我们还也还不尽，报也报不完。“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说得就是这个道理。我要将孝心传承下去，好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孝心需要传承，我端起一杯茶，走到父亲面前，轻轻道了句：“您辛苦了!
传承议论文高三4
中华美德，人人皆知，“孔融让梨”等 典故 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至高无上的美德，更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之都。但是中华美德在今天，仿佛早已被人们忘却，人们对它不管不问，正所谓：此道今人弃如土。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我们国家也不例外。而中华美德正是所有文化中独一无二的瑰宝，我们都是中国人，自然要理所当然地继承我们祖先给予我们的一笔丰厚的礼物，就像我们是中国人，就要说中国话一样，和谐的社会需要中华美德来构建，来填充这个空虚的世界，否则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枯燥无味，这正是中华美德给予我们的，一颗中国心。
想想这句 名言 吧：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如果你真的对中华美德弃而不管，你就等于背叛了中华民族的祖先，虽然这是一个愈发进步的社会，但是不是因为进步了，就可以把中华美德像扔垃圾一样遗弃呢?然后再去盲目地追求外国文化，而自己家乡的文化却遭到冷漠呢?那么，你到底还是不是龙的传人，还是不是一条地地道道的中国龙?如果是的话，你又怎能甘心，做一只外国驴呢?
啊!让我们保持一颗纯正的中国心吧，并且是一颗有着中华美德的中国心!要永远记住，你是个中国人，要学习中国文化，中国美德!
雷锋叔叔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因为他身上有许多我们所没有的中华美德。中华美德人人都可以拥有，关键是看你想不想拥有，团结同学你就拥有了中华美德;谦虚好学你就拥有了中华美德;为爸爸妈妈洗一次脚你也拥有了中华美德……中华美德就在细微之处，只有你用心去做了才能发现它。
“弘扬中华美德，构建和谐社会”，势在必行。这是保护中国文化的一次行动，让我们保护好那一颗中国心，不要让它日积月累没有了往日的风采!请不要只展望未来而忘记过去，过去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回味的地方!
传承议论文高三5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这样的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中国的文字也历时久远。从最初的仓颉造字，后来有了孔子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又经过李白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经过多年的流传，有了如今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渊源流长，自然是学养深厚。
相传，伯牙善弹琴，钟子期善听琴。伯牙弹到志在高山的曲调时，钟子期就说“峨峨兮若泰山”;弹到志在流水的曲调时，钟子期又说“洋洋兮若江河”。钟子期死后，伯牙不再弹琴，因为没有人能像钟子期那样懂得自己的音志。后遂以“知音”比喻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人。一个“知音”里，就有这样一个动人的 故事 ，可以想象，成千上万的词语中，包含了多少中国的历史文化。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希望能有一个一心一意的人，就这样，和他一起走到白头也不分离。这样一句家喻户晓的诗句，没有堆砌的华丽辞藻，却扣人心弦，因为它饱含着真情实感。
古语云“百善孝为先。”那么说起美德，孝顺就是中华民族薪火相继的传统美德。父母给了我们生命， 教育 我们长大，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们应当感谢，应当报答。一篇 广告 ，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一个小男孩吃力地端着一大盆水，笑着对妈妈 说说 ‘妈妈，洗脚!’”让我记忆犹新的，不仅仅是那个小男孩的乖巧，还有他那份发自内心的感谢和至深的爱。他给了我们一个典范，一个让年幼的孩子尚有这样的感恩之心，我们又该怎样做呢?
大家应该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大学 毕业 ，到一个公司应聘。他走进大厅，看见地上有一张纸屑，来应聘的人很多，却都只顾着自己的事，没有一个人捡起那张纸屑。于是，他走过去捡起纸屑，扔进垃圾桶里。就是这样一个举动，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并没有很高的学历，却在这次应聘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那一个小小的举动。”这样微不足道的事，但它足已显示出一个人的品行。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让我们肩负起这个责任“传承文明，弘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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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设的必要性中共中央官员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决定，详细科学的论述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历史责任的必然性：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创举，是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世界形势的风云变幻的必然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总的来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党要适应这样的新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党的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 三、党的个别现状令人担忧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一些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有的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有的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实不到位，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一些领导班子整体作用发挥不够，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软弱涣散，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不广，部分党员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 所以当前一个阶段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基础是加强，关键是改进，要言必行，行笔果，避免走过程，要出实效，保长效，争就效。
1、了解我国历史和国情，树立民族自信心
改革开放精神应该是建立在深度了解我国发展历史的条件上。学生首先应该了解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学习和感受革命先辈为实现民族自立做出的贡献，还应该了解我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付出的艰苦努力，进而全面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坚定自身将要肩负起的社会责任，树立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思想，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发展的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地弘扬改革开放精神，自觉地维护民族团结，用爱国主义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为国家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2、改革开放，不忘传统文化
在这个崇洋媚外的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在中国文化渐渐被外国接受的时候，西洋文化渐渐引入中国，而这种时候，我们更加不能忘记传统文化。忘却传统文化而空谈改革创新，这样的改革创新时空洞乏味的。
改革创新所带来的，肯定是社会的发展。当端午节被韩国人申报录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所带来的，是当前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担忧。而当前的各种教育中，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明显不够，要成为改革创新的生力军，应该在平时的生活中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与学习，这样，才不会在改革创新时丧失文化内涵而显得空洞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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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化改革开放实践中弘扬伟大改革开放精神。社会和历史是精神的，同时也是客观和物质的。弘扬伟大改革开放精神不仅要求我们继承光大其精神内涵，更要求我们将其精神力量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力量。
因此，必须在深化改革开放实践中弘扬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是伟大改革开放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弘扬伟大改革开放精神，就是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和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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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首先描述党旗，点明主题中国共产党，描述党的生日，描写沐浴在新世界阳光下，自己的感受，对我党进行赞美，回忆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及领导革命胜利，结尾表达成为中国人的骄傲。
一个锤子，一把镰刀交织一起，看上去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图案，可它贴到鲜红的旗帜上，它就是代表我们国家的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
1921年，一个伟大的领袖诞生了中国共产党。2021年，是党的100岁生日。100年来，党用可以积成河的鲜血，让我们迎来了和平的社会，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尊敬的各位领导：走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沐浴着晨曦的阳光，唱着春天的故事，我心情是那样激荡。然而，回首眺望走过去的历程，却是那样的曲折不平坦。你看那洒满鲜血的路上，一个个脚印记载着多少风雨与沧桑。
时间如流水般飞快地从我们眼前流逝回想起以前，我们的党走过了100年艰苦奋斗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党感到骄傲和自满，一百年，就像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但是改革的开放汇集了每个国人的生活，同时也让我触摸到了社会前进的脉搏。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最根本的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
党建主要包括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党建的突出特色，思想建设的根本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思想上保持党的纯洁性；（侧重理论修养）
作风建设主要是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体现了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侧重和群众的关系）
组织建设主要是民主集中制（侧重制度原则）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必须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坚持不懈抓下去。
关于民歌的地域文化特色分析论文
【摘要】
民歌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性格与价值观的象征和标记。辽南民歌（新金民歌、金州民歌）除具有东北民歌火爆、热烈、高亢、刚直的特点，还融合了满族萨满歌舞以及山东民歌因素，体现了鲜明的辽南地域文化特色。
【关键词】
民歌；新金民歌；金州民歌；地域；文化特色
民歌，以人民集体性即兴编创、口头传唱、口口相传、代代传承的民间艺术形式和独特的文化形态，最真实、最深切地表达着民间百姓的感情、意志和愿望，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性格与价值观的象征和标记。作为东北民歌的分支，大连新金民歌除具有东北民歌火爆、热烈、高亢、刚直的特点，还融合了满族萨满歌舞以及山东民歌因素，而体裁类型多样的金州民歌也体现了鲜明的辽南地域文化特色。
一、民歌的基本类型与艺术特征
民歌，即民间歌曲，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中集体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并经过不断加工、改造、提炼而成的，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带有强烈地方色彩、民族特征。一般来说，传统民歌具有实用性和娱乐性两大功能，并依据不同场合、不同功用、不同表现方式及音乐形式特点，可分为号子、山歌、小调、吟咏调、舞歌、酒歌六大类别。其中号子、山歌、小调是汉族民歌的重要类别。号子用于生产劳动过程中，劳动者配合劳动节奏和有节律的肢体运动而歌；山歌用于山野劳作、休闲或交往时而歌；小调用于休闲娱乐、或轻松劳作时而歌；吟咏调用于民间叫卖、哭丧、诗词吟诵、哄孩、哭嫁等活动中；舞歌用于节日喜庆、日常活动仪式中的民间歌舞表演，是一种融舞蹈于一体的歌唱；酒歌，即相聚饮酒时而唱的歌曲，是我国古老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东北汉族民歌的类型与艺术特征
东北民歌是指流传于东北三省的东北小调，分为山歌、萨满调和歌舞曲等。东北汉族民歌主要有劳动号子、山歌、田歌、小调等。东北汉族民歌的歌词是东北人民生活中语言的诗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多使用衬字衬词，常带有一定叙事性，反映了东北人民开朗豪爽的性格特征和丰富的生活情趣，特别是歌词中方言的运用，更突出了东北的地域特征。东北汉族民歌的`调式主要是以小调为主，其音调高亢嘹亮、旋律宽广、节奏欢快、气韵悠长，声音运用上也比较刚直。歌曲开头常使用重复或者同音反复的表现手法，也使用“加花”、“紧缩”等表现手法。代表性曲目如《东北风》、《小拜年》、《摇篮曲》、《回娘家》等。
三、大连新金民歌的艺术特点
大连新金民歌起于新金县（现普兰店），融合了民歌小调、受满族萨满歌舞影响的单鼓音乐、从河北滦州传来的影调戏、当地民间鼓乐和东北“二人转”，以及山东民间文化等因素。新金民歌既有东北民歌火爆、热烈、高亢、刚直的特点，又有山东民歌质朴、醇厚、诙谐、风趣的特点，同时在影调戏的影响下，还具有了细致、曲折、婉转的韵味。新金民歌的体裁种类丰富，主要有小调秧歌类、单鼓音乐类、皮影音乐类、劳动号子类、古曲类、新民歌类。大连新金民歌的调式大多为大调式，且短小精悍，音调高亢、嘹亮；也有一部分为小调式，用来表现诙谐、幽默的情绪。新金民歌一般采用真嗓演唱，多用衬腔、衬词和甩腔，要求吐字清晰、口形美观。在演唱形式上分为独唱、对唱和“一人领、众人和”等。还有一些民歌是唱、说结合，与观众对答互动。新金民歌的伴奏乐器主要有扬琴、三弦、阮、笛子、二胡、板胡、唢呐、打击乐器等。内容主要有唱男女爱情、劳动欢愉、四季风光、家园美好等。代表作品有《卖饺子》、《打纸山》、《梅花开得好》、《猜花》、《四季花儿开》等。
四、金州民歌的艺术特点
金州民歌体裁类型多样，主要有小调、劳动号子、秧歌调、单鼓调及其他杂调等。金州小调曲调流畅，其调式主要为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节奏多为2/4拍和4/4拍，演唱形式主要有独唱、齐唱、对唱等。金州劳动号子也称为海号子，一般为中板速度，曲调铿锵有力，它鲜明地反映了金州渔民的豪放性情。根据分工不同，金州劳动号子主要有捞鱼号子、摇橹号子、拖船号子等类型。金州秧歌调是一种载歌载舞的民间小调，作品如《看娃娃》、《小寡妇观灯》、《盼情人》等，另外还有以民间故事为题材的叙事性的歌调，如《十八相送》、《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金州单鼓调也是一种歌舞音乐形式，起初主要用于祭祀、跳神等宗教性活动，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俗娱乐形式。另外，当地艺人结合二人转、金州影调、大鼓书等音调，还发展出一种所谓的杂曲杂调样式。除上述金州秧歌调的曲目外，代表性作品还有《卖扁食》、《关花灯》、《二姑娘拜年》、《小寡妇观灯》、《四季调》等。
总之，辽南民歌既有东北民歌的总体特点，也融入了山东民间文化等元素，其质朴、醇厚、诙谐、风趣、细致、曲折、婉转的韵味，凸显了辽南的地域文化特征。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传统 文化 仿佛是一座沟通世界的桥梁，传递给世界温暖与色彩。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传统文化800字 议论文 ，欢迎阅读!!!!传统文化800字议论文篇一 静悄悄的新年像极了一个普通的周末。 昔日的 年画 、鞭炮和祭祖活动了无影踪，中国人最传统的新年文化似乎已逐渐被一次年夜饭、一台春晚和几条拜年的短信所取代。然而，安静的新年只是中国传统文化流失的一个表现。当韩国的端午祭申遗成功，当我们内蒙古族的马头琴成为蒙古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影戏成了印度尼西亚的“传统”，当埃及和韩国在争夺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权时，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在情人节的玫瑰和 圣诞节 的铃声中觉醒。我们应当重新回顾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那昔日的辉煌为什么如此轻易的被我们遗忘?那些正在一日日流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中华的文化有深厚的历史背景，那是几千年来的沉淀和积聚，每一次的民俗民风都有着其最独特的 传说 和文化背景，每一个节目都有上古的史载和存在流传的价值。西方简明快捷的文化似乎更易被接受，但中国文化的横深和纵深是不容许被遗忘和取代的。在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时代背景之下，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华夏儿女都有责任深思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保存并流传的 方法 。在某种意义上，那是中华民族得以稳站世界民族之林的出路，那是一个以礼治国的民族得以丰富和充实的出路。 虽然那瑰宝仍以痛心的速度流失着，但我们还是看到关注的目光正移向它们。 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开幕式便是最好的例证，在那次盛会上，我们看到了千人击缶的恢宏场面，我们听到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古诵，我们被昆曲的悠扬感动，我们被活字印刷术的精妙而慑服。张艺谋倾尽心血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文化悠远的东方古国，也向每一个中华儿女诉说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珍贵。 当越来越多的省份开始把民俗民风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我们又可以听到喜庆的鞭炮声和飞舞的秧歌彩带时，当在传统节日里我们都有机会去重温过去的习俗时，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不再是个让人永远担忧的问题，中华儿女终会将每一个传说每一处风俗留给后人，手 手相 承。 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通向光明。 那静悄悄的新年，有了鞭炮的祝福，有了庙会的欢庆，有了昔日的味道。 传统文化800字议论文篇二 传统文化的尴尬境地 圣诞节是西方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对西方人来说相当于我们中国的 春节 ，而在社会的不断开放和中国人们的生活方式的不断变革的今天，中国人对春节、 中秋节 等传统节日是过得越来越简单了，对于西方的圣诞节却是一年比一年过得隆重了。特别是现在年轻一代，在不信奉____，更不了解西方的节日的背景的情况就跟着别人欢天喜地庆祝圣诞节，这不单单是表面的重洋媚外，更折射出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危机。 现在我们的社会不断地进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地开放，许多西方的生活方式已经被大部分中国人所接受，而这也意味着有许多传统的东西被人们所淡忘、所摒弃。如我国的国粹——京剧。现在懂得欣赏京剧的人越来越少了，而且都是一些年老的观众，而有意投身这一门艺术的人更是稀缺，曾经风靡世界的京剧如今正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走着下坡。而反观日本传入的动漫文化却日渐侵入青少年的生活，各地漫友会的人数不断攀升，各种COSPLAY大赛人潮峰涌，而且都是些年轻的身影。再看看4年一度的飘饰举行时都是些孩子、妇女在围观，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尴尬境地更是不言而喻。 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不仅在于娱乐和节日方面，更入侵到了我们的生活最根的一面——语言。英语是世界性的通用语言，在我国越来越重视了。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已被父母逼着 学习英语 ，学校把英语这门学科放到了重点位置，各种英语的补习、提高班年年坐无虚席。但相反语文却变成了学生心中主科中的次科，人们只满足于会写汉字、说好汉语而已，那人们要领略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更难了。母语，是灵魂的语言，西方的文化已经侵蚀到人们的灵魂了。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对传统文化的轻视已经使我们受到了惩罚——源于中国的皮影戏被别的国家申请为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了。人们在愤怒，在惊讶的同时是否有在 反思 我们是如何对待我们的文化珍宝的呢?难道有些东西真的在被人抢了之后才会恍然发现它的珍贵? 接受外来的文化，博采众长是我国人民的大度，但盲目地追逐潮流却忘了自己的根本，我们的民族就会失去它的优秀、它强大的生命力。对于世界上精彩多样的文化，我们在接受、学习的同时要分清主次，有所选择，有所方向，才能永葆民族的魅力和凝聚力。 传统文化800字议论文篇三 中华美德，人人皆知，“孔融让梨”等 典故 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至高无上的美德，更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之都。但是中华美德在今天，仿佛早已被人们忘却，人们对它不管不问，正所谓：此道今人弃如土。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我们国家也不例外。而中华美德正是所有文化中独一无二的瑰宝，我们都是中国人，自然要理所当然地继承我们祖先给予我们的一笔丰厚的礼物，就像我们是中国人，就要说中国话一样，和谐的社会需要中华美德来构建，来填充这个空虚的世界，否则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枯燥无味，这正是中华美德给予我们的，一颗中国心。 想想这句 名言 吧：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如果你真的对中华美德弃而不管，你就等于背叛了中华民族的祖先，虽然这是一个愈发进步的社会，但是不是因为进步了，就可以把中华美德像扔垃圾一样遗弃呢?然后再去盲目地追求外国文化，而自己家乡的文化却遭到冷漠呢?那么，你到底还是不是龙的传人，还是不是一条地地道道的中国龙?如果是的话，你又怎能甘心，做一只外国驴呢? 啊!让我们保持一颗纯正的中国心吧，并且是一颗有着中华美德的中国心!要永远记住，你是个中国人，要学习中国文化，中国美德! 雷锋叔叔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因为他身上有许多我们所没有的中华美德。中华美德人人都可以拥有，关键是看你想不想拥有，团结同学你就拥有了中华美德;谦虚好学你就拥有了中华美德;为爸爸妈妈洗一次脚你也拥有了中华美德……中华美德就在细微之处，只有你用心去做了才能发现它。 “弘扬中华美德，构建和谐社会”，势在必行。这是保护中国文化的一次行动，让我们保护好那一颗中国心，不要让它日积月累没有了往日的风采!请不要只展望未来而忘记过去，过去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回味的地方! 猜你喜欢： 1. 关于传统文化的满分议论文5篇 2. 传承传统文化作文800字 3. 高中传统文化作文800字 4. 关于传承传统文化800字作文 5. 弘扬传统文化的作文800字 6. 传承传统文化作文800字
中国—一个伟大而繁荣富强的国家，一个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的古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传承 文化 议论文 高三五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传承文化议论文高三1
近日看到一幅漫画漫画中，一位厨师身上写着，寒假培训的资料，旁边是一幅 传统文化 的锅，被架在火上，另一边是两个人捧着热汤在品尝，
这幅画面，让我觉得我们应该弘扬传统文化，传承经典美德。
众所周知，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已经拥有五千年的竹文化历程，经历了历史的长河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近代社会最后到达线的时候，中国的美德早已深入人心，传统文化是历史的象征，在历史中漫长的过程中不断被洗涤从最初的尊老爱幼，吃苦耐劳，到现在的艰苦奋斗，坚持不懈，哪一个不体现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古代诗歌中大量赞美歌颂祖国山河的诗和人的真善美的佳作，数不胜数，孟浩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解除了人们生活的质朴安宁和谐，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写出了他对隐居生活的悠闲安详的喜爱，这些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的建筑也无不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每一个建筑的独特风格都有不同的意义。所以建筑才被称作凝固的艺术，比如说中国古代建筑一般都是房檐向上翘起一层一层，每一层都比上一层大而且宽，这不正是体现古代封建君主专制终极全，的特点吗?可见一个小的艺术中都蕴含着那么大的声音，足以知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特点。
中国的民族节日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例如傣族的泼水节，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蒙古族的那达慕集会，这些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应该弘扬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一直延续下去，不能让这些文化在我们的手中销声匿迹，国家在不断，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去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政府也应该保护我国传统文化，是我国文化绵延不绝。
作为青少年的，我们更应该去弘扬传统文化，让世界更多的人去，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带动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创新，努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与人才强国战略，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让中国的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永垂不朽，使中国更加强大，祖国更加美好。
传承文化议论文高三2
油画、水彩、雕塑、文学……这些艺术形式世界上名家众多，是属于全世界的。然而，剪纸这门独特的艺术形式，却是中国特有的。剪纸艺术的历史渊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一千五百年前的北朝，许多古诗都有提及。这门艺术并不只属于名人名士，而是一种人人都须掌握的手工艺术，而且深得百姓喜爱。
剪纸是一种镂空艺术，纹样大致分为人物、鸟兽、文字、器用、鳞介、花木、果菜、昆虫、山水等，其寓意也不尽相同，有祝福、怯邪、劝勉、除恶、警戒、趣味等各类表现题材。人们在过节或庆祝活动时，剪纸充当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它不仅仅用于烘托气氛，更带着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寄托与憧憬。
剪纸的制作方式可繁可简，技法多种多样，如撕纸、烧烫、拼色、染色、勾描，多种多样的技法使得剪纸的表现力有了无限的深度和广度。它细可如春蚕吐丝，粗可如大笔挥抹。由于剪纸具有多样性，让剪纸艺术比起书法、水墨画中近平民，更具有亲和力，也让剪纸艺术变得更具备创造和发展的空间。
宋朝是剪纸艺术的普及期，在宁代，便出现许许多多的剪纸行业与剪纸名家，他们的出现，将剪纸艺术推向了鼎盛时期——明清时代。那，剪纸是每个女孩必须掌握的，还成为了人们评价新娘的标准之一。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剪纸艺术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如今，剪纸艺术仍旧有人掌握，可剪纸终究变成了一种艺术，它已经与我们相距甚远，而且渐行渐远。
还有多少曾经家喻户晓的艺术被我们遗忘在了角落?它们是否会有一天躺在博物馆展台背后，被我们备感陌生地注视?
请让它们活下去。
传承文化议论文高三3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这样的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中国的文字也历时久远。从最初的仓颉造字，后来有了孔子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又经过李白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经过多年的流传，有了如今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渊源流长，自然是学养深厚。
相传，伯牙善弹琴，钟子期善听琴。伯牙弹到志在高山的曲调时，钟子期就说“峨峨兮若泰山”;弹到志在流水的曲调时，钟子期又说“洋洋兮若江河”。钟子期死后，伯牙不再弹琴，因为没有人能像钟子期那样懂得自己的音志。后遂以“知音”比喻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人。一个“知音”里，就有这样一个动人的 故事 ，可以想象，成千上万的词语中，包含了多少中国的历史文化。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希望能有一个一心一意的人，就这样，和他一起走到白头也不分离。这样一句家喻户晓的诗句，没有堆砌的华丽辞藻，却扣人心弦，因为它饱含着真情实感。
古语云“百善孝为先。”那么说起美德，孝顺就是中华民族薪火相继的传统美德。父母给了我们生命， 教育 我们长大，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们应当感谢，应当报答。一篇 广告 ，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一个小男孩吃力地端着一大盆水，笑着对妈妈 说说 ‘妈妈，洗脚!’”让我记忆犹新的，不仅仅是那个小男孩的乖巧，还有他那份发自内心的感谢和至深的爱。他给了我们一个典范，一个让年幼的孩子尚有这样的感恩之心，我们又该怎样做呢?
大家应该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大学 毕业 ，到一个公司应聘。他走进大厅，看见地上有一张纸屑，来应聘的人很多，却都只顾着自己的事，没有一个人捡起那张纸屑。于是，他走过去捡起纸屑，扔进垃圾桶里。就是这样一个举动，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并没有很高的学历，却在这次应聘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那一个小小的举动。”这样微不足道的事，但它足已显示出一个人的品行。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让我们肩负起这个责任“传承文明，弘扬文化。”
传承文化议论文高三4
中华上下五千年，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唐诗、宋词、元曲……古诗词是文化的精髓，多少年，多少人为其倾倒。李白的浪漫、苏轼和辛弃疾的豪放、李清照的婉约、马致远的思乡情怀……多少诗人，多少词人，多少作曲家，闻名或隐逸，富足或落魄，都为古诗词的发展画上不可磨灭的一笔。
对古诗词的学习与理解，让我沉醉其中。古诗词中的一些词句，可以让人明白作者所想要表达的感情。不少的送别词仍让人记亿犹新，王勃的一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写出真心朋友的真正定义，真正的朋友即使分隔两地友情也不会改变，描写了朋友间的深厚情谊也让人看清世上酒肉之交，小人之交的丑恶。还有那句“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古人”，又描写了为友人饯行时因即将分别心情不快而与友人畅饮，隐含着朋友离别的思念与无奈。
同送别诗一般，诗人也喜欢以乡愁为主题。李白的《静夜思》即写了景又写了思，表现了游子的思乡之情。老树上缠着枯萎的藤蔓，黄沙漫天的小小古道，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牵着一匹瘦弱的老马行走着。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的“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一句，写尽了在外漂泊的人辛酸与无奈和浓浓的乡愁，让人不由得融进诗中那个荒凉萧瑟，令人心中觉得凄凉的场景，在外游子，哪有不思乡者?思乡的诗词，随口都可以吟诵出来。还有亲情和团圆。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我最熟知的诗词。这首词传诵至今，中秋佳节，无法归家与亲人团聚的人都会想起它，可见它流传之广。
送别、思乡、团圆，围绕这它们的古诗词都带着那么一丝淡淡忧愁，却又包含着对未来的希望。
江山美景几多爱，在景色的描写上，也可以在诗词中找到不少。李清照《如梦令》中的“绿肥红瘦”用一个“肥”字突出了绿叶的饱满，开创了诗词中的先河。烟雨迷蒙的江南，楼台、行人都在雨幕之中被模糊了，《江南春》一句“多少楼台烟雨中”令人身临其境。泰山的高大雄伟，险峻绮丽，在杜甫表达自己志向的同时被展现出来。江山美景、在古人笔下是如此多娇!
古诗词中也有许多启示人的 句子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和“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告诉我们新旧总会交替，新事物总将取代旧事物，一昧守旧，是无法得到成功。这些句子被传为千古名句，其中的意义需要像品茶般细细品味。
世上优秀的古诗词灿若繁星，星罗棋布，让我们追寻古人的足迹，体会古诗词的魅力。
传承文化议论文高三5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中流砥柱，它彰显着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它代表一个国家的向心力。
中华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儿时我们读唐诗，诵诗歌。不知不觉间，文化已悄然来到身边。当遇到挫折磨难时，我们会吟诵“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当和朋友分别时，我们会想起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面对一轮明月，我们会想起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现在的我们却将这传统的文化抛之，弃之。打字代替书写，歌唱代替朗诵。且不说，熟读古文经书，就连人们日常的书法都到了提笔忘字的地步，我们是否该 反思 自己的行为?
作为中华儿女的一员，我们是荣耀的，发扬光大传统的文化，是我们的责任，亦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物质生活，用奢侈掩盖自己丑陋的内心，在华丽的外表下，做着不合实际的行为。最近，电视台多出选秀节目，茫茫人海中，获得好评的也只会是凤毛麟角。也许他们的想法是正确的，不让人才淹没，只不过方式用错了，传统的中华文化需要正气、大方。而有一些电视台却推出《汉字英雄》等节目，通过观看选手的变现，不难看出，中国人的汉字水平在降低。汉字是我们的母语，我们怎能让我们的语言丧失。这无疑是为我们敲响警钟，中华文化需要我们去延伸，去实现它的价值，去领略文化的美。
文化的含义就是要提升品位，追求崇高，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需要延伸，历史有文化，将来也必将有文化。看苏武牧羊，告诉我们要讲诚信;品茶道，体会人生的经历;听唐玄宗与杨贵妃创作的《霓裳羽衣曲》，感受唐朝繁荣盛华。
面对文化并非照单全收，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正确理解历史文化，不要被他人所述而迷惑，要亲自去考察、验证，好比黄宏演的小品《穿越》一样，不可将历史颠倒，误会他人，为了自己的祖孙后代，正确了解历史，我们应多做多查，多学习。
文化深刻体现一个民族和国家生命力，是民族生存发展、国家繁荣兴盛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一个国家不可能强盛，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我们把“文化”的火炬传递下去，让“文化”之火永不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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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 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有许多东西是好的。有许多东西是糟粕。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 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 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 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前进的，这种前进，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民为本，直至后来的由民作主；在经济上，表现在重农重商，直至后来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尊重别人的思想观点，直至后来的思想自由；在对待人上，关心人，爱护人，直至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 中国人古代一直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商周时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思想本身，是进步的。在人生态度上，司马迁那种虽处逆境而奋发有为，苏东坡豪放达观的胸怀，张衡、徐霞客那种对真理的执着热爱，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伟大诗人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均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境界。对待自然、命运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王夫子的“相天”、“造命”说，无不包含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上，《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世说新语》中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般新鲜的血液。在对待个人与社会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而对待人与自然上，《棘敕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更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 登长江，诵“大江日夜流”，顿生一种豪情。临高山，读“一览众山小”，顿生一种斗志。读《腾王阁序》，吟及“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又生一种慷慨。如此厚重，如此不屈不挠，如此强健，唯斯国方有也！ 但是，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思想文化也有糟粕。由于时间久，在若干年时间里又没有及时进行打扫，使糟粕越积越多，给我们民族带来极大损害。女人有独特生命价值吗？不过是男人附庸。每一个中国女子，应以生活于现代为庆幸，而以生活于古代为悲哀。不但女人如此，男人也没有独立生命价值。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僚，以及无数苍生，都在皇权高压下葡葡。他们或许渺茫过，怀疑过，反对过，但后来，他们再也不曾有过这个念头，甚至以高呼“吾皇万岁”为终身荣耀。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蔑视地称之为普遍奴隶制。不是崇高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使几千年期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一直难以进步，终于在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一方面是皇帝穷奢极欲，三宫七十二院，生活腐朽靡烂，官僚贵族欺压人民、掠夺百姓，另一方面却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平民百姓通过商业或其它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进行种种抑制。既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又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压制个性，压制自由思想，压制个体生命正当欲望。哪个人特立独行，即“枪打出头鸟”，导致国民虽众多，实则千人一面，有胆有识的人百中无一。有新的思想，即“鸣鼓而攻之”。有不逊之言，即“祸及九族”、“诛灭十族”。在家听父母的话，在乡听长辈的话，社会上听官僚的话，而全体官僚则听皇帝的话。个人的婚姻大事，听父母的话。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群起而伐之。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外部世界缺乏关心。虽然在鸦片战争被打败，仍不肯认输，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肯放下架子认真学习别人文化的有价值东西。一次次失败，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对自己体制弊端痛加改革，全面激发自己民族生机活力。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 愚昧、落后、抑制人性、阻碍发展的因素，何其多也！一个人若没有足够的抵抗力，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其思维岂能不退化，其个性岂能不扭曲？与此同时，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还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善于钻营、欺，又有背景的人，青云直上；浑浑噩噩、平平庸庸、处事圆滑的人，一帆风顺，庸人一生平安；而才华横溢、正直善良、富有抱负之士，却往往是英雄难有用武之地，郁郁一生。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逆淘汰的现象——几乎哪朝哪代，都是如此，少有例外，少有例外！ （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用比较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自在此山中。中国文化是优是劣，孤立地看，是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其它国家、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认识各自优缺点，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里主要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这也是近一两百年来，学者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其长处。“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中国人崇高天伦，这是西方文化往往比不上的，很大程度上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支持着我们战胜各种困难。“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谁与”、“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国人热爱现实，关心现实，很大程度克服了各种虚无主义思想对人心灵的损害，能把人们注意力吸引到建设现实生活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面对生活中种种挑战，中国人并不屈服，而始终保持一种信心、斗志，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仁者爱人”。中国人常常讲究道德，以友善态度看人，以友善态度对待其它民族，这对于国内社会秩序的建立，对于国际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其作用也是积极的。有着强烈的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思想。从马援的马革裹尸，霍去病的“匈奴未破，何以家为”，曹操的“对酒当家，人生几何”，到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均体现这种强烈抱负的存在。与自然也有着天然的共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闲桂花落，月静春上空”，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化望尘莫及的。世界文化时代的到来，终将是任何保守力量所难以阻挡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长处，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极其珍贵部分。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形成的，是以封建社会文明为其背景。而西方文化，严格地说，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才逐渐形成，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背景的。文艺复兴以前的古希腊文明，已被赋予新的内涵；而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文明，遭到彻底批判。一个是封建色彩浓厚的文明，一个是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文明，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薄弱之处。 试概括出几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讲得不够。更多的是帝王的权利，而不是百姓的权利；是上级的权利，而不是下级的权利；是单位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现代社会学认为，社会活力来自激发个人的积极性，社会尊严来自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而中国传统文化之做法，显然与此背道而驰，既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也必然妨碍社会的发展。 在对待思想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千方百计限制思想自由，搞一言堂。要求民众的思想，与官方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则视为离经叛道。这使各种新思想新观点难以发展。西方则坚持思想自由。各种学术可以自由争鸣。因此几百年来，西方思想文化界英才辈出，新的学术成果接连不断，令世人叹为观止。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儒、道、佛并存，为什么还说是没有思想自由，是一言堂呢？儒道佛不是对立的，而实则皇权政治下一种思想的三个方面：出则为佛，入则为儒，修身则为道，三者一出。儒家之正统地位，皇帝的以言代法，是不能挑战，也不容挑战。除非在政权没落，或瓦解情况，批判儒家、专制政治的一些思想，才稍有抬头之日。 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治。以权力代替法律。司法不公的现象十分普遍。西方则崇高法治，在全社会崇高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既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又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成本。 在人才选拔模式上，西方文化注重公平竞争。这样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够给其他想发展的人提供公平的机会；能够确保人才队伍新陈代谢工作顺利进行。中国的人才选拔模式则不科学、不合理。干部队伍是“官选官”，上一级选下一级。客观上助长各级干部不是把精力放在为民办事，而是把精力放在迎合上级旨意上。公务员选拔，也不够透明、公开。这使中国人才队伍整体质量不高；效率低下；腐败泛滥；也挫伤了大量锐意进取的民众的积极性。 在发展道路上，西方文化讲的是科学和民主。科学，不但是重视科学技术，也包括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真理。民主，即人民选举国家机关，并进行相应监督。这使西方社会数百年来一直生机勃勃向前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人情和集权。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在处理非典工作有严重失职。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按照法律制度处理就可以了。但中国对这起事情的处理，却十分费力。这类情况，在中国十分普遍。每一起腐败案件发生后，都有许多人在背后活动，找人讲情。没有人情，便办不成事。各种事情的解决，如评职称，重大课题立项，各种评奖，均离不开人情。人情是这个社会得以运转的万金油。集权，即大权独榄，什么事都由有关领导说了算。结果只能是脱离民意，自行其是，乃至以公家之权谋个人之私。这必然使民心受挫，社会正常秩序遭破坏；在维护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损害了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阻碍了整个民族的不断发展。 由此看来，中华传统文化，是有重大缺陷的。从总体上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经历过一个较充分的现代化阶段。而我们民族，则尚未经历过这个现代化阶段。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化阶段很不成熟，很不充分。 （三）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 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新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人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比现在的文化要美好得多。 ——这还用说！人们会说道。 我说的美好，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 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破除种种迷信思想、教条主义，勇于探索正确认识。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个人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可分。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新的文化，也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 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 人是大千世界最尊贵的生命，是万物之灵。理应雄纠纠、气昂昂地活着，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任何打击人的尊严，而抬高人以外其他事物、力量的尊严，都是不允许的。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任意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尊严意识！唤起他创造生活的热情！唤起他对别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的热爱。努力使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创大写的人生。 同时，还要考虑人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脱离人的需要，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四）继承、借鉴与创新，并主动融入世界文化，是中国今后文化发展必由之路。 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正如人们常说，必须坚持继承、吸收、创新。 继承是必要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映了事物本质和规律，或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一些高尚品质，是应继承的。但要反对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必定有其时代局限性，任何夸大其辞，都是错误的。 这些年来，有些人看到周易、论语、禅宗等思想成果的价值，这本是一件好事。但盲目崇拜，极尽溢美之词，那便走上了歧路了。甚至有人在看到西方文明碰到一些挫折后，便反过来大力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儒家文明重新复兴是大势所趋！这纯粹是一种意淫，愚昧可笑。中华文明是要复兴，但绝不是去复兴儒家文化，而是建立在科学、民主、崇高人的尊严和价值是新中华文化。 还要虚心学习。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角度来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互有长短，应该互相学习，才能共同进步。别人可以学习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习别人。别人不来向我们学习，是别人的愚蠢。而我们不去学习别人，则是我们的愚蠢。学习永远不是一件丢面的事，而是一种聪明的表现，是一种追求进步的表现。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才能赶上别人，超过别人。即使已经超过别人，也要继续向别人学习，因为别人总会在一些方面，做得比我们好一些。 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学习中不能照搬照抄。这是肯定的。不同在哪里？人口多一些，生产力起点低一些，文化教育落后一些，人均资源少一些，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特殊性。但是，更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如：都要发展经济，都要科学、民主，都热爱美好生活，都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都要讲道德和法律。因此，别人在这些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就应积极借鉴。 有些人动不动以中外国情不同为由，千方百计为学习别人先进文化设置障碍。中外国情不同，所以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崇高人权，不能普选，不能倡导思想自由，不能搞股份制，等等。这与其说是重视本国国情，不如说是自甘落后。许多别人文明的先进成果，被排斥在一边。害了谁？害了自己民族的未来，害了广大人民的最切身利益。若以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来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那么我们民族与世界先进民族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必然越来越大了。 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携手前进是最明智的。你看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也看看你是怎么做的。你向我学一点东西，我也向你学一点东西。这样大家都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成熟。人类文明，必然要以这种方式前进，才能发展更好，也才能使各个民族更快地进步。 关于创新。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没有创新，旧事物不会灭亡，新事物不会发展，世界永远原地踏步，不能前进。文化也是如此，仅仅只有继承，或仅仅中只有学习他人，都是不够的。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创新不易。一要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根深叶茂。文化积累是根，根基不扎实，是长不出新枝的。即使破土了，也长不高，长不壮。 二要明确方向。方向错了，不是创新，而是守旧、复古，前功尽弃。一定要透过种种迷雾，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说到底，是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观相一致。 三要有宽松环境。要允许磨擦事物存在、发展，不能视新事物为洪水猛兽，要鼓励不同思想文化自由交锋。 四要有勇气和意志。以新的文化代替旧的文化，并非一帆顺，必然会碰到斗争。这离不开政治家的胆识，也离不开有识之士的顽强奋斗。说到底，是要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意志。旧的文化代表不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只要新的文化持之不懈地奋斗，并尊重事物发展规律，最终必然能取得胜利。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已进行了一百多年。总的印象，是太慢了。亚洲几个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比我们快得多。这可能同他们直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便于接收同属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世界先进成果有关。而我们则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不能以开阔的胸怀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文明一直保持一种强烈的警惕性，不能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那些先进成果，结果反过来损害了我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 但是，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民族，走向现代民族的脚步，是历史发展必然要求，是谁也难以阻挡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尽管路途坎坷，却是最终要完成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上对外交往的增多，我们的胸怀将更开阔，我们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将认识得更深刻，各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障碍，将逐渐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必将大大加快。 这里还想就国家热谈一谈自己的精浅想法。 这十多年后，又出现国学热，涌现一些国学大师。但笔者发现，一些人只是就国学谈国学，这已经走入歧路。时代不同了。今日谈国学，应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背景去研究。要研究国学，就必须精通西学。就必须了解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一个现代国学家，就必须同时也是现代西学家。这样，他研究国学，才能真正得出比较全面、成熟、中肯的结论。要研究国学必须研究春秋百家学，大唐文学，鲁迅文学；有人把千古罪学当作国学，其实把自己变成了千古罪人。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真的很多耶 我就拿一个咯 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 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新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人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比现在的文化要美好得多。 ——这还用说！人们会说道。 我说的美好，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 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破除种种迷信思想、教条主义，勇于探索正确认识。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个人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可分。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新的文化，也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 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 人是大千世界最尊贵的生命，是万物之灵。理应雄纠纠、气昂昂地活着，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任何打击人的尊严，而抬高人以外其他事物、力量的尊严，都是不允许的。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任意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尊严意识！唤起他创造生活的热情！唤起他对别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的热爱。努力使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创大写的人生。 同时，还要考虑人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脱离人的需要，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