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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浅析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形象，汉语词语，意思是指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态或姿态。形象在文学理论中指语言形象，即以语言为手段而形成的艺术形象，亦称文学形象。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析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摘要： 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多余人”作为一个人物系列，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环境，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然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性。本文着重分析“多余人”形象共同特征以及他们的发展变化规律。 关键词：多余人 共同特征 发展与演化 现实意义
正文：
19世纪上半叶，西欧各先进国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而俄国封建农奴制内部，新的资本主义已经萌生，同时，农民起义、暴x风起云涌，专制的危机已渐露倪端，农奴制度的崩溃已不可逆转，1812年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民族意识普遍觉醒，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对专职农奴制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势下，贵族青年中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一部分人渴望为祖国做一番事业，要求改变现存制度，这些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另一部分人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企图永久保持贵族特权地位;而第三种人则是贵族青年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感到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道灭亡，但阶级的局限又使他们没有勇气与能力去参加革命斗争，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景，因此终日彷徨苦闷、焦躁不安，即染上了当时人们所说的“时代的忧郁病”，这一类人也即我们所谓的“多余人”。
“多余人”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中，后来被俄罗斯文学界和批评界用来称谓具有类似奥涅金的性格气质和历史命运的那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多余人”之多余是指贵族知识分子相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言，他们具有思考能力，智慧过人，但却无法脱离他们委身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并采取行动，或者，按照赫尔岑所说，他在其安身立命的环境中时“多余的人”，他并不具有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的性格的必要力量，他们收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善于独立思考，对社会、生活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都试图发现生活的真理和寻找内心的和谐与自由，但是屡屡受挫，以至于无法适应现实生活而被现实生活拒之门外。
“多余人”是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形象，出现在当时诸多优秀作家的代表作中。虽然“多余人”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中，但这类人物的基本特征在奥涅金身上就已经确定下来了。而这一类人物形象也在文学家的笔下越来越丰满。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塑造的“当代英雄”毕巧林，到赫尔岑的《谁之罪》中的别里托夫、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和拉夫列茨基等，“多余人”的形象逐渐变得鲜明和丰满。尽管这些俄国作家笔下的多余人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个性气质和思想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是贵族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代表，空有抱负却没有用武之地，这种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相似性使他们构成了现实主义文学不朽的“多余人”形象系列。
普希金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是用诗体写成的，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它的发表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确立的标志。别林斯基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奥涅金》可以称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奥
涅金的形象是俄国封建社会贵族青年的一种典型，他虽然受过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不满于贵族社会的庸碌，自视清高，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但贵族的生活方式又使他灵魂空虚，毫无能力，无所作为，成了社会的“多余人”。小说通过这一形象，塑造了二十年代贵族青年的典型，反映了当时贵族青年的苦闷、彷徨和追求。在揭露和批判贵族社会的腐朽和丑恶方面具有相当的力量。这样，奥涅金就成为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奥涅金的形象在俄国贵族革命时期的文学中乃至整个俄国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奥涅金也因此在俄国多余人形象系列中成为最重要的，最具色彩的，最有代表性的多余人形象。然而，奥涅金虽然集中了 “多余人”的特征，但他“冷漠而懒散”的心灵在觉醒之后发生的新变化并未导致他性格的根本改变。他对上流社会憎恨也好，厌恶也好，但并没有脱离和抛弃。他从彼得堡来到乡下，也从没想过要过社会底层的生活。他归顺了空虚无聊的上流社会，上流社会也接纳了他。最后在小说结尾处奥涅金还是在彼得堡将军家的舞会现身了。因此，奥涅金还不足以是“多余人”，顶多是“多余人”的前身。
在其他多余人形象中，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乔林，是一名富有、英俊、机敏、强健的贵族军官，在二三十年代曾是贵族社会里的佼佼者，是一个对上流社会强烈不满的贵族青年。可是他摆脱不了贵族生活，没有理想，玩世不恭，空虚伪善的彼得堡上流社会生活消磨了他所有的奋斗热情。他把真诚和善良深藏在心底，而表现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因穿梭于高加索匪帮的枪林弹雨之中而倍感兴奋。在他的心里没有任何可珍惜的东西，包括生命。但他勇于自我剖析在梅丽公爵小姐面前坦露了自己，交待了自己精神幻灭的过程。毕巧林和奥涅金一样：都难以抵挡封建专制农奴制的巨大腐化作用，当他们上了年纪之后，便就成了平庸的地主老爷，归顺了上流社会。但毕巧林更胜奥涅金一筹，毕巧林有深刻的洞察力，能严厉地审视自己和批判环境。尽管毕巧林更有思想，有剖析能力，想与上流社会划清界限，却无力划清。虽然与“多余人”的形象更加接近，但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多余人”。
赫尔岑1845年发表了长篇小说《谁之罪》，主人公之一别里托夫是富家子弟，留学回国，本想干一番事业，却处处受阻，一事无成。而他在克鲁齐费斯基和柳芭卡的爱情中，却又无意成了多余人，使三人都陷入了痛苦，最后再度出国。别里托夫没想投靠社会下层，也不想与上层社会妥协，因此他选择了去国外逃避社会的现状。小说据此揭露了俄国封建农奴制度及其生活方式的停滞、愚昧与专横，回答了造成他们悲剧的社会根源。所以别里托夫应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多余人”形象。
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也是完全意义上的“多余人”形象。罗亭是一名优秀的贵族青年，受过良好教育，善于辞令，他能言善辩，热情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四十年代黑暗统治时，起过进步作用。罗亭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言语和行动的矛盾，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人们常称他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其实这个评价需要推敲。他未必是“言语的巨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他不可能与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卢梭、康德、歌德等相提并论，他只不过是在俄国发表了一些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的启蒙思想，充其量可以说是西欧思想在俄国的传播者。他也未必是“行动的矮子”。他勇于向周围的人阐述自己的反封建反专制的先进思想，他也勇于行动，只是他不知道如何去行动，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成功：他起初帮助一个地主在领地里实行改革，后来打算疏通一条不能航行的河流，最后当了一名教员，想进行教育改革，但这一切
都完完全全的失败了。在专制农奴制的俄国社会，他的灿烂的思想和卓越的才华毫无施展之处，他无法与这个压迫人的社会妥协，也无法与思想和视野闭塞的普通民众沟通。他游荡在社会各阶层之外，找不到自己的灵魂、精力、才智的方向，迷惘、困顿。
但到五十年代需要行动的时候，“多余人”只是一些语言多于行动的人，已经担负不起改革现实的任务了。如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尽管他“有黄金般的心灵”，但他只不过是一个剥削阶级寄生虫的典型。他从小有农奴服侍，吃穿不用自己动手。他懒惰成性，精神极度空虚，极端无能，不能思考任何实际问题和处理任何日常事物，哪怕贵族少女的爱情也不能使他振作起来，最终还是缩到平静的安乐窝里去。这个“多余人”形象表明，到了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二阶段，以往的先进贵族已经丧失任何作用，成了躺卧不起的废物了，这反映了俄国贵族阶级革命性的终结。
结语：
“多余人”之所以会“多余”，是由当时的时代特征和知识分子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是令人惋惜的。这些典型形象虽然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不同的社会环境，却有其相同的特征，通过这个典型形象我们也看到专制农奴制对人性的压制与迫害，这一现象本身也说明了专制农奴制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规律。应该指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正面的人物系列，如果说他们因社会的黑暗和个人方面的种种弱点无法实现其理想和抱负而成为社会的 “多余”，那么恰恰是他们在理想幻灭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或消极的奋争和反抗精神，以及所体验的苦闷、彷徨、欲进不能、欲罢不忍等种种思想情绪，对社会后世是一份优秀的遗产。
参考文献：
(1)《外国文学史》(郑克鲁主编)
(2)《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新思考》(《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
(3)《罗亭》(屠格涅夫著，戴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摘要： 19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多余人”形象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奥涅金、毕巧林、罗亭都是典型的“多余人”形象，他们都处于新旧社会交替、社会思潮激烈动荡的时期，具有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形象特点。
关键词： 多余人；形象特点；奥涅金；毕巧林；罗亭；意义
俄国文学中形象系列可谓多种多样，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多余人”形象，出现在19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多余人”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最早的“多余人”形象是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在其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描写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而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塑造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也都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经典的“多余人”形象。
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提出：“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他们很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
“多余人”形象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因而也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他们都处于新旧社会交替、社会思潮激烈动荡的时期，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已经腐朽不堪，受到新思想熏陶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处的阶级是否还有希望产生怀疑，他们厌倦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意识当中开始有一种朦胧的追求，憧憬和向往另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与人之间的矛盾往往会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一些复杂的性格因素或悲剧色彩。奥涅金，毕巧林以及罗亭等人的形象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们出身高贵，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教育，接受过西方某些文明的影响。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一作品的开头就对奥涅金显赫的出身作了介绍：父亲曾位居高官显位，伯父死后还给他留下了巨额财产，使他有资本穿梭于上流社会；毕巧林是出生于上流社会的贵族军官，从小就享受着一切可以用金钱买到的欢乐；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地主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上流社会的座上客。
（二）具有先进的思想，能够批判地看待社会，所以性格都有矛盾的一面。
虽然成长于上流社会之中，却不愿意虚度此生，不愿意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
厌烦了上流社会的奥涅金非常渴望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生活，于是，他摆脱了“社交界的重负”，“抛弃了空虚和浮华”，告别熙攘的城市来到僻静的乡村，想让自己在人自然的怀抱里重新振作起来然而，然而乡村生活同样不能排遣他胸中的郁闷，他和那些庸俗、无聊的地主邻居们更是格格不入甚至只要听到他们来访他都要悄悄逃走，避而不见；他试图用读书排遣内心的苦闷，但不知为什么而读，读来读去，他丢开了书本，觉得全都毫无道理；他想写作，可拿起笔来就打哈欠。
毕巧林清醒地看到现实中最走运的人胸无点墨，往往靠耍手段获取成功；他想爱整个世界，可是没有人理解他，于是就学会了恨；他说实话，没有人相信，于是就开始欺；他的“掩藏在温文尔雅与善意的微笑下的冷漠，少气无力的绝望情绪”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形成的精神残废，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我的躯体里并存着两个人：一个完全体现了‘人字的含义，另一个则在思考，判断着这个人。”
罗亭是一个热爱真理，追求真理，具有广博的知识，锐利的思想和演说家的才能。小说的开头就展现了罗亭的聪明善辩，他以富有哲理的语言和思想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他唤醒了娜塔利娅，使她成为一个憧憬自由、藐视一切传统势力的新女性，受罗亭思想的影响，出身贫寒的青年知识分子巴西斯托夫将其视为自己的导师。虽然罗亭具有这种激励人的精神力量，但却一事无成，罗亭对此有自知之明，他对列日涅夫坦率地承认：“我缺乏毅力，……我从来不善于创建任何东西。”
（三）人物角色的悲剧色彩。
尽管他们出生于上流社会，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注定有一个悲剧的人生。他们的悲剧性并不是外在的有形的痛苦，而是蕴含在他们无形的精神磨难之中，具有精神悲剧的性质。
他们作为贵族青年，假如他们满足于生活现状，像奥博洛莫夫那样整日无所事事，没有理想和追求，那么他们也会幸福地生活下去，命运可以为他开拓恬静而又快乐和安宁又和谐的生活道路，他也可以顺着这条生活道路一直走下去，享受荣华富贵和花天酒地的生活，不会有精神上的痛苦与折磨。而他们代表的是进步的社会力量，不愿意与腐朽的上流社会同流合污，整日彷徨苦闷、焦躁不安，试图逃离或改变，但是，他们所要撼动的是整个旧社会的力量，进行这种力量悬殊的斗争，结局可想而知。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意志薄弱，思想矛盾，徒有批判精神，却没有行动的勇气和毅力，都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其悲剧的结局也是必然的。
“多余人”形象具有巨大的魅力，除了蕴含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内涵外，还来自于形象中所包含的复杂而深邃的哲学和美学意义。尽管“多余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但是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说，每一个社会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多余人”，他们徒有才华和理想，不能在社会上找到合适的位置，整天以灰色的眼光看待人生，却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改变这种状态，只能在郁郁寡欢中虚度人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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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洪举.知识分子的性格悲剧——中俄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比较[J].许昌学院学报，1999（02）：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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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你啊，，，早我
俄罗斯的改革，是一场失败的改革。当一个国家把民族的命运交给几个看来那样热心的外国谋士的时候，悲剧就已经开始了。最关心自己民族的，只能是生长于斯的自己的精英。这种在居心叵测外国经济学家指导下的改革的结果，举世可见！俄罗斯几乎破了产，民不聊生，曾经尊严的俄罗斯民族沦落为欧洲的三等公民，货币贬值以千倍计，原来还算齐备的工业体系被私有化后崩溃了，大批工厂被荒废，设备被卖了废铁，大批用前苏联创造财富修建的铁路专用线被拆掉卖了废钢轨……如今，俄罗斯只能依靠出卖资源为主支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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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影响很深远应该看到，加入世贸组织符合当今时代潮流，有利于俄罗斯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为有效解决俄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对于俄罗斯的长远发展有着重大意义。首先，为俄罗斯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扫清了障碍。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摩擦的不断增多，有效保证本国商品不受歧视地进入国际市场也成为了俄对外经贸政策的关注重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俄罗斯融入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同时也消除了贸易歧视和技术壁垒，从而能够加快俄罗斯对外贸易的发展。其次，有利于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当前，俄罗斯面临的国际贸易纠纷也呈上升趋势。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俄罗斯不再被排除在调解贸易争端的现代机制之外，从而可以充分利用世贸组织内的协调机制来解决贸易纠纷。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机制是行之有效的。除此之外，俄罗斯可以提出对单独针对俄罗斯的反倾销措施加以修订或取消，从而大大减少因此而遭受的巨大经济损失。第三，有利于俄罗斯进行对外投资合作。世贸组织有关贸易投资的措施协议和服务贸易总协定，为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投资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俄罗斯企业进入外国市场提供了可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俄罗斯还可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对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产生影响，从而更好地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其本国利益。第四，加入世贸组织将推动俄罗斯更好地与国际接轨。为加入世贸组织，俄罗斯必须逐步对其相关贸易法规进行修改，使其与世界贸易组织法规和文件的精神相吻合。俄的投资政策和税收政策与国际接轨后，还可以为加大吸引外资和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创造良好条件。同时，加入世贸组织后，俄罗斯可以更加便利地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提高本国工业的竞争力。
揭开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楷书”版银币之谜
关于这枚钱，钱币学者孙浩介绍说：浙江地处沿海，通行洋银甚早，清季虽已设厂造币惟大量产制银元是民国以后的事。由于筹建较迟，光绪二十五年浙局开铸后即奉旨停工，机器拆迁他处；营运期间所出银币数额不多，因正面采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碑文的书法，俗称“魏碑”。然而存世另有一种铭文为楷体之“浙江楷书”，极罕见。惜国内文献记载欠缺，故早年藏界对其出处及年代的说法纷纭，莫衷一是。“楷书”版在多数钱币书籍之记载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如大陆出版之钱屿《金银货币鉴定》、董文超《中国历代金银币通览》、李晓萍《中国近代金银币图典》、台港之张惠信《中国货币图录》、林国明《中国金银币目录》等，包括由杭州市钱币学会编辑出版之《浙江钱币》一书皆如是说。
浙江首座正式的造币厂是在浙江巡抚廖寿丰向朝廷准设浙江银元局后，自德国购置机器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开铸。而后来清廷却以各省设局过多，成色重量参差、不便商民使用，荼靡经费，于该年四月下令除特许外均停铸银元，因此其即于是年七月奉旨停工，设备拆运至北京，作为筹办“京局”之用，后京局造币厂在次年毁于八国联军战火。浙江当局因此也没有再继续生产银币。因此“浙江省造光绪元宝”银币实际流传下来的数量相当稀少。
本人三十年前有缘得到一枚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楷书（缶宝）七钱二分银币，当时不知其价值，近来从网上查询得知其珍稀。该币从网上查询之档案完全吻合，该币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浙江省在尚未筹办好造币厂之前，国内湖北银元局（背面英文证明）代铸样币。该币楷书端庄秀丽、铸工精良，龙图及楷体字口深峻，镜面版底精铸，均匀淡彩银光，精美绝伦。从实物痕迹中可看出当时同批铸品可能销毁（流通过程中无法形成此痕迹），因浙江银元局正式开铸（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没有采用楷体（采用“魏碑”字体）。从实物中看出该币银色滋润，光泽柔软，声音脆而洪亮，柔和悦耳，余音悠长，淡淡墨色呈油汗状物包浆，层次色泽十分丰富，流通磨损痕迹自然，边齿规整均匀，齿内包浆十分明显，币面币背机铸纹（特别是“江”字周围机铸纹理）清晰可见。该币正面整体金黄色（镜面版底精铸）呈样币形式，而反面色泽并不匀称则以普通流通币形式出现，因浙江银元局当时只需正面币模（样币正面即可，后面来历说明）。该币因何原因流落民间不得而知。直径39.7mm，厚度2.4mm，重量26.87克。
结论：由于筹建较迟，浙江省在尚未筹办好造币厂之前，委托湖北银元局试铸了该款（楷体）样币，浙江银元局打破了各省千篇一律、千钱一面（楷书体）样式，选择了“魏碑”字体。注“魏碑”版的由来（即浙江光绪银币由来）：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1897年1月），浙江巡抚廖寿丰请准后向德国购置机器，订购设备时包括样币和模具（二十三年浙江省造，来自德国奥图·拜赫厂档案揭露），由于交付时（奥图·拜赫厂档案记录：1898年2月16日即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交付）正面币面上所标示的“光绪二十三年造”与实际年份不符，故正面币模弃用。浙江银元局需要正面币模（背面币模随德国设备而来），只好委托当时国内铸模工艺比较成熟的湖北银元局设计，而湖北银元局只是将自己的正面币模去掉“湖北”加“浙江”并铸成样品呈浙江审核（即：背面无作用，只是镶配上去才能铸成正面样品），浙江银元局审批未通过，重新要求湖北设计另外一种款式（“魏碑”字体，见：2015-07-19，新浪博客深谈『1899年浙江省造魏碑体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试铸样币』的特征及防伪设计）。最终正面采用湖北“魏碑”模具，反面采用德国“二十三年造背面”模具。（见2018年5月30日，孙浩：【史海钩沉】浙江“二十三年”与魏碑版光绪元宝银币）
(本图片本人实物拍摄并填补了百度百科“浙江省造光绪元宝缶宝七钱二分”空白)
摘自网上各位专家对该款国产样币的评论：这枚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整体呈金黄色，熠熠发光的钱币造型给人一种贵族之气，也同时展现出它距今年代的久远。钱币的设计非常精致，不仅图案保存完整，刻字还异常的清晰，这在当今的钱币市场中已经变得并不多见，小而精的造型更是让众人大开眼界。楷体字磅礴大气、镌刻细腻、分布匀称、字体清秀挺拔、笔画刚劲有力，端庄秀丽、犹如石碑。整个币面的造型非常和谐美观。背面中央精刻着全身舞动的飞龙，神龙目光炯炯有神、身姿娇健、霸气威武、纹路清晰、如刀刻所成。整器历史留来的沧桑感清晰可见，品相完好、币面干净、字迹清晰、色泽温润、包浆纯正、小巧别致、异常精美，具有非常高的艺术观赏价值、考古价值和收藏价值。
关于揭开“浙江楷书版银币”谜底的来由：浙江“楷书”如此，本人百思不得其解，近来看到2018年5月30日孙浩：【史海钩沉】浙江二十三年与魏碑版光绪元宝银币的文章，才解开谜底，而此币图册2018年5月30日之前已上百度（6月17日更正为1898年）。
关于“浙江楷书版银币”改刻问题的释疑： 改刻必有痕迹，流通币与样币不同（样币版底为镜面Proof），还可用高倍放大镜检测或用超声检测字体内部结构，再说改刻者也不可能改刻如此无隐蔽、离谱的东西。而该币正面版底为镜面Proof、“江”字周围机铸纹理、包浆、秀丽字体都证明是原币无疑。
古钱的面、背、幕、穿、廓、肉古钱的正面称为面，一般铸有文字，叫做面文或者钱文。面有竖线称竖文，横线称横文。钱的背面简称背，背有文字称背文，如果既没有文字又没有纹饰的，就叫光背，一般钱背称幕。钱的方孔或者圆孔叫做穿，也可叫做好、函。穿孔大的叫做广穿，小的称为狭穿，又有花穿。穿外的钱体叫做肉。肉的外缘叫做边，或者叫做廓；内缘形成边框的叫做内廓，或称做好廓、函廓；内廓细的叫细廓，非常细的就叫做瘦廓。汉代以前圆钱背无内外廓，我们称它平背，从汉武帝铸五铢钱开始，钱币就有了内外廓。外廓双重叫做重轮或重廓；内廓双重就叫做重孔或重穿。内廓比外廓低些，我们就成为阴廓。 古钱的钱文与形制钱文即铸在钱面上的文字。钱文自上、右、下、左而读的，叫做回读或旋读，钱文自上而下，自右而左来读，叫直读或顺读。钱文的书体有篆、隶、真、草、行、瘦金和宋体等，即使是同一字体，手法也是变化多端的。形制即是古钱的铸造工艺、币材、造型结构。各个时代的钱币，都有其特征，出于需要也要规定出同前朝钱币的差异。比如方孔圆钱有的有廓，有的就没有廓；有的穿孔大，有的穿孔小；钱文有的直读，有的旋读。因而各个时代的钱币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鉴定古钱真伪时这种方法也是很科学的。象齐的刀布为了使钱文不易磨损，就把币的轮廓铸得较高，背中间有一高点，如果没有这些特征，那么就应判断是伪品。即使是同一币制的刀币，由于时间的先后关系也有变化。这就需要钱币爱好者熟记常在钱文中出现的字及时代特征，以免上伪币之当。 雕母和铁母雕母又叫祖钱。用铜块或锡、铅块直接雕刻成钱模，铸钱时用祖钱做模，翻铸母钱。这些母钱颁发到各地，各地则用母钱制范铸币。祖钱的雕制是很精良的，目前所见雕母都是金黄色的铜质，是质地优良的铜材。铜雕母的钱文很精美，字口深峻。雕母钱不见刀痕迹象，比同版流通的钱稍大些、厚重些。雕母钱被制成钱模后取走，工匠用融化了的铜液浇铸在钱模上，待铸币冷却后开模，取出铸币加工打磨光洁即成。 宋、元、明、清时期，冶金技术和采矿技术的发展，带动了铸币业的发展。明清时期黄铜铸币盛行起来。黄铜是铜锌合金。以前鉴定钱币含铜量的多少，就将币掷于地上，听声断其成色，成色高的铜币，掷于地上有金声。除黄铜外，还有白铜钱，这是铜锡合金中锡的比例大的缘故，也有一种白铜钱是镍铜。 雕母钱体积比母钱和流通钱大，母钱又比流通钱稍大，铜质也较好。只是因为母钱是由祖钱翻砂铸成的，所以钱的外缘轮廓、字口都没有雕母深峻，各方面都比雕母逊些。母钱除了铜质的外,也还有铁质的。铁材料翻砂制的铁母钱比同级的铜钱要大些、厚重些。古钱币爱好者应当把铁母和铁范铜钱区别开来，铁母钱是为铸造铁钱翻砂制成的母钱，再由母钱铸成流通钱，它和铜币实际上只是铸币材料的不同。而铁范铜钱，是在大批铸铁钱之前，现将融化的铜液注入，以检查钱模的效果，因而这些铜钱称为试铸品，这是与铁钱形制完全相同的铜钱。这种钱流传极少。 不论是打造铸币还是范畴，都是一种手工业的生产方式，由此造成钱币品质的良莠不齐和铸造费的高昂。中国历代的铜钱，在形式上常有错范和流铜等现象，使钱币不整齐美观，在重量和成色上也是千差万别的，就是同一炉所铸的钱，重量也不一定相同，在成色上更是难以辨别。中国铸币史上的一次革命，是清时采用了机器铸币，新铸铜元制币整齐精巧，大受人民欢迎，而政府也获大利。 生坑品和熟坑品古钱带有出土锈色称生坑，所以出土不久称新生坑；出土时间较久，尚带锈片残迹称老生坑，或称熟坑。生坑品也有伪品，那时后代人伪造前代的古钱，我们鉴别生坑钱的真伪主要是观察钱币的文字、锈色。因为钱币上的字多为著名书法家所写，而伪造者学些的字有其形而无其神，有时文字与钱币形制也不同，虽然铜锈是真的，钱币也是假的。 铜是一种比较稳定的金属，在常温、常湿的情况下也不容易生锈。入土后的钱币经过几十百把年甚至上千年，钱币的表面便起了化学变化，生成了铜锈，这种铜锈是不会脱落的。一些伪品的锈是经过特殊处理过装饰而成的，虽很逼真，但在沸水中浸泡后，锈就会脱落。 通宝、元宝和重宝通宝是中国自唐至清末铜币的一种名称，唐高祖武德四年，铸造开元通宝。开元意思为开创新纪元，以后历代沿用，并常在“通宝”二字前冠以年号、朝代或国名。从唐朝起，钱就不再以重量为名称了，而改称宝。如“大唐通宝",“唐国通宝”、“太平通宝”、“永乐通宝”、“康熙通宝”等等。货币称宝是有其社会意义的，这就是货币的威力增大了。 专家总结了历代钱币中钱文称为通宝的有“宋元、太平、天禧、皇宋、至和、嘉佑、治平、熙宁、元丰、元佑、元符、建国、圣宋、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靖康”等等。 “元宝”这一名称最早是用于唐肃宗时史思明在洛阳铸的"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顺天元宝是由得壹元宝改制的。这两种钱可以说是一种占领货币。大历年间曾铸有大历元宝，制作不精。当时钱价很低，铜价却很高。因此官铸也不精良。以后还有天福元宝、淳化元宝、圣宋元宝、宣和元宝、靖康元宝等。 “重宝” 也是铜币的一种名称，这一名称最早是用于唐乾元元年铸的“乾元重宝”。乾元钱法定有两种：一种是乾元重宝当十钱；另一种是当五十的乾元重宝，这种钱的背面的外廓是双圈，所以称为重轮乾元钱。乾元重宝流传下来的很多，特别是小平钱，仅次于开元钱。朝鲜曾铸造乾元重宝，背面有“东国”二字，这是朝鲜最早的钱币。乾元钱有光背，有背面穿下俯或飞鸟或云朵，也有云朵在穿上的。以后有南汉“钱亨重宝”，北宋“庆历重宝”，“崇宁重宝”，清“咸丰重宝”、“光绪重宝”等等。 记号钱、蚁鼻钱与鬼脸钱记号钱，就是面、背部有特殊记号的钱币。比如钱面钱背有星纹、月纹等等。象乾元重宝，有瑞雀纹的价值990元。宋咸淳元宝，有小平和折二两种，背文从元字到八字，这表示铸币的年代，八年的咸淳钱是宋最后一次铸币，九年、十年大概都没有铸币，以后的前幼帝、端宗和后幼帝也没有铸币。 朱元璋早期铸造多种大中通宝钱，即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五、当十，并在各省分设宝泉局鼓铸,这次铸的钱,背面有各省的局名,计有北平、豫、济、京、浙、福、鄂、广、桂等，小钱背面多只有局名。凡发现当三以上的大钱背文有北平、鄂、京、桂等字样的古币，就要留神鉴别，真币每枚价值千元以上，皆属珍品。 世俗所称的蚁鼻钱，是铜贝的高级形态。钱币学家认为蚁鼻钱是楚国的货币，因为大多出土于南方，而且文字是阴文，和中原的货币不同。蚁鼻钱的形状是正面凸起，背面平。按照钱上的文字可以分为许多种。最普通的是所谓鬼脸钱，因为钱身为椭圆形，而且上面有的阴文，看起来的确象人的脸。其次是各六朱，因为上面的文字好像是各六朱三字的连写，同时又象一只蚂蚁，加上鬼脸上的高鼻子，于是就有了蚁鼻钱这个名称。这两种钱最多见。 其余几种蚁鼻钱，即铜贝铭文作“全”字者，均很少见。解放后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苏、鲁南都不断发现蚁鼻钱。普通鼻钱传世较多，几乎没有伪品，但出土少的“全”字币，就应留神有否做伪痕迹。
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五次重大的演变：1、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2、由杂乱形状向统一形状的演变。3、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4、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5、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一、纸币出现在北宋年间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其后陆续出现有别的纸币：会子和关子，且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此外，对子钱、记监钱、记炉钱、记年钱亦应运而生。宋徽宗赵佶瘦金体御书钱堪称一绝。辽国是由契丹族建立的国家，起初使用中原地区的货币，后来自铸币，以汉文作为为钱文，所铸的钱币多为不精。西夏曾铸行过两种文字货币，一种是西夏文，叫“屋驮钱”；一种是汉文钱，形制大小与宋钱相似。西夏的钱币铸制精整，文字秀丽。由女真族所建，曾统治过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其所铸钱币种类繁多，除用铜钱外，亦用纸币，均以汉文为币文。金国的钱币受南宋的影响较大。在元代，纸币已成为基本流通货币，铜钱已不占有主要的地位，与此同时白银的流通量占有很大的比例。元朝的统治者信奉佛教，因此铸行一些小型的供养钱、庙宇钱供寺观供佛之用。明代大力推行纸币——钞，明初只用钞不用钱，后来改为钱钞兼用，但明代只发行了一种纸币——大明宝钞。二、白银流通白银在明代成为了法定的流通货币，大额交易多用银，小交易用钞或钱。由于明朝初朱元璋推行纸币政策，发行“大明宝钞”与铜钱并用。但大明宝钞不定发行限额，也没准备金，很快就导致通货膨胀，故明中叶嘉靖年后，宝钞已不能通行，民间主要用白银和铜钱。如明朝“班匠”以银代役、雇工工资，富豪积家产等都主要用银量了。银量被铸为一定标准的银锭从元朝开始，从元朝至元年间开始，银锭自名“元宝”，这是中国称银锭为“元宝”的开始。同时民间流行铜制钱，质材由青铜转黄铜，铸行以年号为号的通宝钱。明代共有十个皇帝铸过年号钱，因避讳皇帝朱元璋之“元”字，明代所有钱币统称“通宝”，忌用“元宝”。清朝主要以白银为主，小额交易往往用钱。清初铸钱沿袭两千多年前的传统，采用模具制钱，后期则仿效国外，用机器制钱。清末，太平天国攻进南京后，亦铸铜钱，其钱币受宗教影响较大，称为“圣宝”。
文章摘要：中国古代货币体系经历了三次演变，先后形成了铜币时期，纸币时期和白银货币时期，这三个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阶段。由于中国古代货币的特殊关系，铜币，纸币和白银货币之间长期处于不断变化着的主币与辅币的关系。而三种货币形式在货币史上的地位也不是平等的，纸币更多的被作为了中国主导货币由铜币向白银货币转化的一种过渡形式，这一情况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与中国纸币的固有缺陷共同作用的结果。关键词：中国古代货币体系 铜币时期 纸币时期 白银货币时期 中国主导货币 主币 辅币 钱荒 银荒 中国古代货币体系经历了近三千年的发展与演变，可谓源远流长。单就其发展来看，笔者认为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中国古代货币体系，先后经历了铜币时期，纸币时期和白银货币时期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又是相互紧密联系着的。由于中国古代货币体系中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本位货币制度，常以一种货币形式为主币，多种货币形式为辅币，而这种主币与辅币的关系也并非绝对的,它们遵循着一种动态的平衡，这里的主币与辅币之间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主导与从属关系。更进一步而言，古代货币体系中的纸币时期只是一个相对的阶段，从某种程度来看，甚至可以把中国古代纸币作为中国古代主导货币由铜制货币向白银货币转化的一种过渡形式，这也是纸币没有成为中国古代主流货币的原因之一。在中国没有进入铜币时期以前，中国古代货币从无到有已经历了千余年的发展演变。根据已知资料，人们通常认为：“和许多国家一样，贝币是中国以知的最早的货币。而贝币的使用基本上贯穿了整个夏商西周时期”（此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求证）。在考古发掘中，天然贝，骨贝，石贝，金属贝都有相当数量的发现。如：“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中,人们除发现了（作为货币使用的）天然贝外，还发现了经过加工制作的骨贝和石贝”①。此外，在《尚书》，《诗经》等历史文献中也都有关于贝币的记载，如在《诗经》便有：“既见君子，锡我百朋”②的描写。但鉴于今人（特别是我个人）对贝币所知有限，这里只把它作为货币的起源，而非独立的历史阶段进行划分归类。作为中国古代货币的第一个阶段——铜币时期，自春秋时期正式确立，到隋唐五代时期结束，前后共历经了一千七百多年，可说是中国古代货币体系中最为漫长的一个时期。在铜币时期，铜之所以成为早期的主要货币材料，得宜于它是我国发现较早，使用也比较广泛的金属之一，同时，这也得宜于铜的开采和冶炼都相对地比较容易。近代以来，大量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出土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关于铜币的产生，受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的影响，“在西方农耕地区，农具——布，划演变成布，钱，发展成为了布币区；在东方渔猎地区，渔猎工具——削，演变成为刀币，发展成为刀货区。后来在商业城市，商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纺轮和车轮演变成为圜钱，在刀货区直接发展成了圆形方孔钱，在布币区，首先出现了圆形圆孔钱，后来发展成为圆形方孔钱。”③ 除此之外，由于楚国的经济、文化较中原各国特殊和相对落后，从仿制贝转化而来的蚁鼻钱（这可能是最接近贝币的货币形式，或者说是贝币在某种形式的变形。）成为了江淮流域楚国流通的主要货币。但其制作粗陋，与同时期的刀币、布币相差甚远。经过秦汉时期的多次货币改革，圆形方孔的五铢钱逐渐成为铜币的主要形式，其他各种类型的铜币渐次被禁止使用。直到唐初，通宝钱才取代以重量单位命名的五铢钱，开始了铜币的符号化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说，之后的纸币时期可以看作是铜币符号化进程的继续。） 在此期间，金银，谷帛都曾起过重要作用，在一些特殊时期甚至被作为主币使用。例如：在十六国时期，北方就曾经只用谷帛，不用钱币。另外，金银作为贵金属辅币，在大宗贸易，军费开支，赏赐臣下过程中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货币形式，特别是黄金一直到秦汉时期都被作为“上币”（或“中币”）而与作为“下币”的铜币共同担起了货币的职能，《九章算术》中曾有大量关于黄金与铜币比价的记载，如：金一斤值钱“六千二百五十”，④“金价九千八百” ⑤。后来因为黄金储量和开采技术方面的问题以及政府与民间豪富的争相私藏，才使得黄金从古代货币体系中淡出。到了北宋时期，由于经济的日渐繁荣，铜制货币的需求量大为增加；在海外贸易和与北方少数民族的边境贸易中，铜币又大量外流；加之，该时期铸造铜制品比铸币的利润更大，民间私铸铜器现象日渐严重；而相应的，铜矿的分布不均，储量有限，开采技术较低等等多方面的问题，铜币的补充数量有限，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社会上用于流通的铜币的数量严重不足，铜币的供需矛盾加剧，出现了钱荒（据史料记载唐朝中叶便已出现了“钱荒”）。与此同时，北宋政府还要防止铜钱外流，应付沉重的岁币和过大的军费开支给中央财政带来的巨大压力，当政府看到宋初蜀中豪商发行交子不仅方便了交易而且获利巨大之后，便于太宗初年把发行交子改为官督商办。到了仁宗天圣二年，更进一步的设立了益州交子务，由政府正式垄断了交子的发行权，至此，中国最早的纸币正式产生（对此种观点尚存争议）。北宋政府制定了相应的钞法，这以后纸币遂逐渐取代了铜币地位，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要货币形式。而铜币则相应的退到了辅币的地位上。之后历朝历代先后发行了钱引，关子，会子，交钞，宝券等各种形式的纸币，纸币正式兴起。（其实，在唐后期纸币的雏形便已出现, 当时因流通中的货币不足，政府颁行了禁铜出境的法令，各地纷纷效仿，为了继续获利，富商大贾不得已采用汇兑方式进行贸易。据载：“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⑥）尽管两宋的纸币发行制度日渐完善，但真正把它推向顶峰的却是元朝。元世祖入主中原之后，统一币制，专用纸币，实行不兑换纸币，禁止金银，铜钱的流通，设平准库，买卖金银以维持钞价，在国库集中大量现银作为纸币发行的准备金。元代制定的钞法成为了世界上最早而由最完备的纸币流通制度。通过种种努力，元代初步实现了纸币的全面流通。以至于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以后，看见一张普通纸券竟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也不禁惊叹不矣。说：“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赏用、以购商物、以取其货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简直是中国皇帝的“点金术”。⑦当然纸币的发行过程中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纸币这种）价值符号的流通中，实际货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反着表现出来了，颠倒过来了。金因为有价值才流通，而纸币却因为流通才有价值。已知商品的交换价值，流通的金量决定于金自己的价值，而纸票的价值却决定于流通的纸票的数量” ⑧。由于两宋的纸币发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故常因军需而大肆滥发，导致宋末纸币的一文不值。而金人以发行不兑换纸币来搜刮民财，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经常更换新钞，导致民生凋敝，终致亡国。元朝纸币的发行，最后也由于大肆滥发，导致通货膨胀，使得元纸币随着政权的覆灭而消失。从北宋到元代的400多年中，之所以形成了中国古代货币体系中的纸币阶段，其主要源于铜币的不足和铜币在大宗贸易中的交易不便，以及政府的财政危机，如果不考虑最后一条原因，只从前两方面来看，使用贵金属作为主流货币也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就曾经做过这样的解释：“随着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的增加，各个国家都觉得用银计算比用铜计算方便，用金计算又比用银计算方便。随着国家日益富裕，国家就使价值较低的金属变成辅币，使价值较高的金属变成货币。” ⑨可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局面呢？宋太宗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西汉赐予，悉用黄金，而近代为难得之货，何也？” ⑩这句话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北宋时期黄金稀有的事实，这或许可以看作该时期黄金没有成为主流货币的原因。那么白银呢？货币史方面的专家发表过这样的言论：“白银在宋代比黄金重要。它不但具备黄金所具备的各种职能，而且在每一种职能方面，比黄金运用得更为广泛。在作为支付手段方面，帝王的赏赐，常常是金银并提，而用白银的次数更多。政府的开支，人民的税捐以及其他付款、对官吏的贿赂等也是这样。” ⑾其实两宋时期政府便正式规定白银为租税和官俸的法定货币，并在政府收支中占重要地位，如：“北宋真宗天禧末年（1021年），政府岁收中白银为八十八万余两，岁支中白银为五十八万余两。” ⑿“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年）中，左藏库对政府禁军百官俸给岁支中白银为二百九十三万余两。” ⒀后来虽然元、明两朝建国初期都曾经明令禁止民间交易中使用白银，以推行纸币。但这种禁令收效甚微，无力阻止白银的流通。可见，白银的主导货币化已是大势所趋。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已经可以把宋元时期的白银的广泛使用看作白银成为流通界主导货币的“前夜”。明代初年，由于元残余势力尚未肃清，国内各种战事不断，导致政府财政不足，禁止白银和铜币的流通，一度恢复了纸币制度。初期也得到了人民的接受。后来由于大量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纸币贬值，使得白银和铜钱在商业贸易和生活中大行其道，政府屡禁不止。最后明朝政府被迫废除了纸币制度，改用白银作为主导货币。随着宋元以来商品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白银的积累和充分供给，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前提和重要保障。加之纸币制度的严重败坏，总之，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白银在明代中叶获得了正式货币的地位。并发展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开始了中国货币史上的白银货币时期。白银货币时期经历了从明朝中叶到清朝末年400多年，在此期间，铜币和纸币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辅币的作用，成了白银货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领域对白银的需求量扩大，以及政府和私人对白银的大量贮藏，而白银的开采量有限，导致了从明朝后期到康熙中叶大范围银荒，直到后来取消海禁，中国从海外贸易中补充了一定数量的白银，才逐渐摆脱了银荒，但中国白银货币的数量并没能得到真正的满足。乾隆末年到嘉靖朝，伴随中国本土产银渐渐减少，赵翼曾指出：“银本出内地……今内地诸山有银矿处，俱取尽，故采至滇徼。然滇中为乐马厂，岁出银数万而已，他皆恃外番来。粤闽二省用银钱，悉海南诸番载来贸易者。” ⒁这一状况持续至道光朝，魏源提到《军储篇》：“近数百年间钱粮改银以后，白金充布天下，谓非闽粤番舶之来，何自得之？是则中国自古开场，采铜多而采银少。今则云贵之铜矿多竭，而银矿正旺。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⒂又据日本学者研究：“……到十七、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初期，中国自外国接受了巨额白银的供给。在此依据上述考察对十八、十九世纪的流入总额进行概算，通过广东由欧洲诸国流入约三亿元，由美国流入一亿数千万元，再加上通过菲律宾以及通过南洋流入的，大概超过五亿元。”⒃不过，这也并未能动摇该时期白银的主导货币地位，当然铜币和纸币也在这一时期起到了一定的缓冲的作用。在中国近代的前夜，货币体系中出现了相对的平衡。而这种平衡不久便被随之而来的西方列强的入侵所打破。中国古代货币制度也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同时开始了它们的近代化之路。参考资料： ①《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 ②《诗经·小雅·菁菁者莪》③ 摘自《中国货币发展简史》④《九章算术》卷6⑤《九章算术》卷7⑥《新唐书·食货志四》⑦ 马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⑧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⑩《宋史.杜镐列传》⑾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⑿《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财赋》⒀《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7《财赋四·左藏库》⒁ 赵翼《粤滇杂记》⒂ 魏源《军储篇》⒃（日）百濑弘．清代西班牙元的流通[A]．南炳文，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C]．北京：中华书局，1993
豆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是一种可以促进身体健康、保持正常消化排泄的食物。同时，豆类能够提供丰富的维他命和矿物质，包括铁元素、镁元素、锌元素、钾元素、维他命B和叶酸。豆类少油脂、不含胆固醇，对身体非常有益。1、红豆富含钾和膳食纤维，可以润肠通便，还能消肿利尿、补血强心。女性朋友多吃红豆，皮肤会越来越好。红豆是大米的最佳搭档，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及矿物质等营养元素，尤其是B族维生素，正好能够弥补精白米的营养缺陷。2、黄豆也叫大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是植物中优质蛋白的代表，很多蛋白粉产品都从黄豆中提取大豆分离蛋白。黄豆不仅蛋白质含量高，而且氨基酸含量丰富，比例合理。大豆中所含的卵磷脂是大脑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健脑补脑的作用。3、说起绿豆，人们常常只把它当成消暑的食物，其实它除了消暑，还有三大功效——抗菌、清热、解毒。绿豆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和蛋白质，外皮中含有不少抗氧化物质且属寒性，所以绿豆皮清热解毒的效果要比肉质部分更好。4、根据中医的理论，黑豆是补肾的食物，能有效改善健康状况，增强活力。黑豆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是肉类的好几倍，对养颜美容颇具功效。古代药典曾记载，黑豆可明目乌发，令皮肤白嫩。5、豌豆虽然是蔬菜，但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豌豆的B族维生素、钾和胡萝卜素含量也较为丰富，这对于容易缺乏B族维生素和学习、工作压力大的人来说，多吃豌豆能起到很好的减压作用。
1．种植方式 绿豆可单作，也可套种间作或混播。它是禾谷类作物的好前茬。近年来，作为填闲作物，绿豆单作面积逐年增加，在许多小麦产区如黄淮平原地区多采取小麦与绿豆轮作的方式。群众从对小麦前茬作物的对比中，认为绿豆不仅能固氮，还可以早腾茬（一般比其他夏播作物早10—20天）。 绿豆常与玉米、高梁、棉花、甘薯、芝麻、谷子等作物间作，也种于果树、林木行间、田埂及间隙地等。我国农民群众在间作套种绿豆方面具有十分丰富的经验。例如江西宜春地区，1982年在25万亩的甘薯地套种绿豆，不仅多收绿豆，甘薯也增产8.9％，这种套种方式，既经济又简便，并有助于土壤肥力的提高，一举多得。 绿豆忌连作，绿豆不宜以大白菜为前茬。 2．生长过程 绿豆播种前期为：春播4月下旬至5月上旬，夏播5月下旬至6月上旬，进入8月开始收摘，一般8月上半旬开始上市。绿豆耐湿性和耐寒性较差，怕涝。但在花荚期（7—8月份），如果不能保证较充足的水分，会影响收成。绿豆产量大约为90—150公斤/亩。 3．生物学特性 （1）光照 绿豆属短日照作物，但有较多的栽培品种对光周期反应不敏感。亚洲蔬菜研究与发展中心一研究报告指出：在1273个绿豆品种资源中，光周期反应不敏感占47％；在16个小时光照下延迟开花10天以上的占18％；在12个小时光照下不能开花，而在16小时光照下开花受抑制的占31％；不论是在12小时还是在16小时光照下都不能开花的占40％。来自全国各地的农家绿豆品种在北京夏播，高纬度地区来的品种，一般都比较早熟，从而低纬度地区来的品种，有不少是早熟类型的，也有生育期偏晚的，但除极少品种外，都能开花结实，而且有相当多的品种既适宜于春播，也适宜于夏播，说明绿豆对光照周期反应是不敏感的。 （2）温度 绿豆适宜种植的范围广，自温带至热带都能栽培，喜温暖湿润的气候，耐高温，日平均温度30—36℃，生长茂盛（适作绿肥）。气温在8—12℃即可发芽，适宜生长的温度为25—30℃。温度过高，茎叶生长过旺，开花结荚数少。一般温度低于20℃或高于30℃，不能开花结荚。结荚成熟期要求晴朗干燥的天气。有效积温早熟品种为1600—1800℃。晚熟品种2300—2400℃。生育后期抗冻能力比大豆弱，气温降至0℃，植株就会冻死。植株上的种子发芽率也降低。 （3）水分 绿豆耐旱，农民中有“旱绿豆，涝小豆”的谚语，但绿豆生育期间还是需要一定水分，苗期需水少些，花期前后需水增加。缺水过多会导致过多的花荚败育，落花落荚，降低产量。台湾省一研究报告指出。绿豆植株需水量平均为3.2毫米/天（大豆与玉米3.2—3.3毫米/天，高梁2.8毫米/天，甘薯1.8毫米/天）。亚洲蔬菜研究与发展中心的生理研究报告也指出，在不同的生长阶段，缺水7天，光合作用率减少76—99％，并导致单株产量减少28.45％。石井在日本的研究还发现，绿豆在开花到成熟过程中，土壤持水量从50％减少到20％，所产生的硬实会多于90％。绿豆怕涝，土壤过湿易徒长倒伏，花期遇连阴雨天，落花落荚严重，地面积水2—3天会造成死亡。 （4）土壤 绿豆耐瘠性强，对土质要求不严，以壤土或石灰性冲积土为宜，在红壤与粘壤土中也能生长。中性土壤最合适，适应的PH值一般不低于5.5。但也耐微酸性或碱性土壤。怕盐碱，在滨海盐土上的耐盐极限为土壤含量的0.2％左右，在黄淮海平原的盐碱土上为0.15—0.2％，在西北内陆碱土上，耐盐能力表现略高。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2007.10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007.21（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法制传统与现代法治关系研究论文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人的领域和自然界领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古人对自然的总认识便是和谐。以下是我为您搜集整理的法制传统与现代法治关系研究论文，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摘要： 现代法治观念的引入和培养。必须以传统法律文化影响下的法制现状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才能使现代法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融合真正能够操作和实现。因此，如何对待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关系，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模式，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法制现代化;法律文化;法律传统
一、法制传统与现代法治关系的思路把握
(一)法律传统的内涵
法律传统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存在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它与传统法律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法律传统体现了从过去沿袭传承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的某种法律精神与法律文化，作为具有深远影响的精神性因素，它经久不衰，成为现代人们法律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传统法律却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建构的法律制度及所形成的法律规范，是过去特定时间限度内客观存在的法律文化，而在现代条件下它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复存在。
(二)法律传统的深远影响
随着社会的不断演进变化，法律传统逐渐形成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深深地扎根于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心理、观念习惯和行为方式之中，成为社会成员信仰和认同的载体。所以，法律传统不仅构成了新社会法律发展的历史起点，影响着当下社会法律发展的各个领域，而且制约着一个社会法律文化的长期发展进程，有形或无形地左右着该社会法律的未来走向。
(三)对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共通性的探究
从法律的可移植性来看，在法律文明包含着一些一般性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要素，从法律文明的共通性来看，法律制度作为人类文化的形式之一，彼此间进行相互交流、融合和移植是可能的。因此，既不应忽视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要关注它们基于人类共性的相通性，并努力在人类文化的差异中寻求各种可能的互补，最终经由理解和化解而达于会通。法制现代化是以现代法治社会为价值取向的过程，反映了现代法治价值不断扩展的趋势。
二、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融合
(一)和谐价值取向下的纠纷调解机制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人的领域和自然界领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古人对自然的总认识便是和谐。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于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均倾向于调解解决。由于调解机制可以为当事人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减轻当事人以及司法部门的讼累，又可以防止矛盾激化，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关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能够产生出对商业交易尤为重要的信任感和减少风险的作用，因而成为在经济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的“社会资本”的宝贵部分。当代中国所独创的人民调解制度甚至还在世界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甚至在 1980年9月拟定了《调解规则》草案，中国人独创的人民调解方式已被联合国法律组织接受为综合治理的指导原则之一。
(二)通过加强人权的保障。实现现代法治与传统法律文化的融合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先秦时期文化仍可以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规范。人权包括人道精神、大同精神和法治精神。人道精神、大同精神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并不缺乏，而且相当丰富，中国缺少的法治精神。有待于从传统法律文化的人道主义、大同精神催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没有法律权利的概念和法治精神，没有形成人权的概念，但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寓含着丰富的道德主义和和谐观念，相信人的理性和判断，尊重人的价值。儒家思想中的人人爱我，我爱人人，道教中的“道”为天地入主宰的思想，佛家呼吁“泛爱众”普渡众生，这些不仅对推进人权。
推行守法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能够统一和提升人权思想。传统法律文化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提高人们的人权意识。儒家主张道德教化。尤其是对掌权者的道德教化，“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说明道德教化的对象首先是统治阶级，然后推及普通老百姓，才会形成推己及人、上行下效的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仁”、“礼”、“道”等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与新的时代精神结合，良好的思想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必将能使人权理念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现代法治中建立切实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择其要者必须体现出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尊重。当前，在刑事立法上，采取了罪刑法定原则、疑罪从无原则，改善监狱环境，提高刑事罪犯的服刑改造条件。在民商事立法上，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诉讼权利，增加可执行性和操作性强的法律条款，加大对不法商家的打击和处罚力度，弱化弱势群体的举证责任。在诉讼程序上，则强调程序的公正性。在刑事证据立法上，立法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的关注，加大律师查阅、介入案件的权利等等。
(三)注重道德教化，强调社会综合治理，重视犯罪预防
在中国传统法制中，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包容的，法律受道德的内在支持，道德几乎成为法律的化身。刑罚实施的目的是实现道德教化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法治主义的轻视和怀疑，也为法律领域中人治主义倾向提供了可能。但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们对诚实与正直、善良与正义、安全与和谐以及社会福祉理想的追求。同时，它作为一种评价人们行为合理性的尺度，借助人们认同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在现代社会起到法律规范的补充作用。使道德约束和法律主治彼此协调，相得益彰，共同发挥着社会控制的机能。
论文关键词：法家思想现代法治影响
论文摘要：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但其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引言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3“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5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1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2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3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4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5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1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3.2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3.3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3.4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
4、结语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其所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型地主阶级的立场，具有进步和革新意义。本文第二部分已分析，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法家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对以“法”治国的推崇，尤其是其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从根本上讲，现代法治与法家思想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的理念和制度。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法看作实施君主之治的“帝王之具”，此与现代法治保护人权，约束权力的精神正好相反。从这个层次上讲，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能与现代法治相比的。所以，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正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载于《法学研究》。
2.张国华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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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屈永华《法家治国方略与秦朝速亡关系的在考察》载于《法学研究》2007年第5期第140页
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关键词］道教 中国古代科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参考文献】[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一.端午节起源： 端午亦称端五，是我国最大的传统节日之一。“端”的意思和“初”相同，称“端五”也就如称“初五”；端五的“五”字又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又因午时为“阳辰”，所以端五也叫“端阳”。五月五日，月、日都是五，故称重五，也称重午。 此外，端午还有许多别称，如：夏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等等。端午节的别称之多，间接说明了端午节俗起源的歧出。事实也正是这样的。关于端午节的来源，时至今日至少有四、五种说法，诸如：纪念屈原说；吴越民族图腾祭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等等。 迄今为止，影响最广的端午起源的观点是纪念屈原说。在民俗文化领域，我国民众把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都与屈原联系起来。俗说屈原投江以后，当地人民伤其死，便驾舟奋力营救，因有竞渡风俗；又说人们常放食品到水中致祭屈原，但多为蛟龙所食，后因屈原的提示才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做成后来的粽子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