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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南朝梁刘勰著。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分上下两编，各25篇。
内容全书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4个部分。总论含上编的《原道》至《辨骚》5篇，明确提出了其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是全书的「文之枢纽」。其中《原道》、《征圣》、《宗经》3篇是理解全书的钥匙。
文体论含上编的《明诗》至《书记》20篇。其中前10篇是论有韵之文，后10篇是叙无韵之笔。讨论的文体约35种。对各体又按「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就其源流演变，及其不同特征等分别进行了论述。
创作论含下编的《神思》至《总术》19篇，剖情析采，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其中《神思》篇论艺术构思；《体性》篇论作家的风格；《情采》篇论述了作品的文质关系。其详密深刻，远远超过前人。
批评鉴赏论含下编的《时序》至《程器》5篇。其中《知音》篇论述了批评鉴赏的方法和态度；《才略》篇从不同角度品评了历代作家的才能与贡献；《程器》篇论述了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最后一篇《序志》，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和原则。
主导思想
刘勰继承并发挥了儒家的文学思想，把原道、徵圣、宗经作为理论核心，贯穿全书的始终。认为儒家经典是一切文体的本源，如赋、颂、赞等都源于《诗经》；
并从儒家经典的风格特色出发，提出关于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每一则又都指出了合乎经与不合乎经的两个方面，来作为他品评文章优劣的重要标准。从而给他的理论蒙上了一层经学色彩。
贡献与影响
《文心雕龙》的创作目的是反对当时文风的「浮诡」、「讹滥」，纠正过去文论的狭隘偏颇。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是：
①初步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他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
他在《时序》篇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在《时序》、《通变》、《才略》诸篇里，从上古至两晋结合历代政治风尚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原因，品评作家作品。
比如他说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风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形成；东晋玄言诗泛滥，是由于当时「贵玄」的社会风尚所决定。
注意到了社会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决定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了文学演变的继承关系。并由此出发，反对当时「竞今疏古」的不良倾向。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②分析论述了文学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在《风骨》篇里，他主张「风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强调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间，他更强调「风」、「情」的重要，他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
③从创作的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败教训。他指出，在创作上，作家「神与物游」的重要，强调了情与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
他还指出，不同风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气质与后天的学识、习染存在着差异的结果。针对当时「近附而远疏」、「驰骛新作」的风气，他提出了继承文学传统的必要，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新」、「故」的关系。
此外，他对创作中诸如韵律、对偶、用典、比兴、夸张等手法的运用，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④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篇里，他批评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尚，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
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
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这在当时是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标准。
你好，我来为你解答：《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对文学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作了详细而深入的论述。先秦两汉时期，文论已简括涉及这一问题，如《诗大序》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等可为代表论点。魏晋时，曹丕开始接触了作家的禀性气质问题，陆机对艺术想象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而刘勰则对创作中的主客观的关系等，作了更为明确而全面的论述。它首先肯定了“云霞雕色”﹑“草木贲华”等现象之美，是一种客观存在，所谓“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原道》）。同时，又十分强调创作主体即作家先天的禀性﹑气质﹑才能（《体性》、《才略》等篇）及后天的学识修养等对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美的重要性。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xié）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文学创作的理论：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的具体形象性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形象思维的先河。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
《文心雕龙》研究中，有些结论尚可以做进一步斟酌。比如，全书的文体论20篇与后半部谈文理共性问题的25篇，究竟在刘勰看来何者更加重要?《文心雕龙》的基本文学思想是宗经，还是“执正”加“驭奇”?《文心雕龙》宗经文学思想有什么新的特点?这些问题关涉如何认识和评价刘勰及《文心雕龙》之大者、要者。本文就此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论文叙笔”与“剖情析采”何者更加重要
有人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也有人认为它是一部写作指导书，当然双方都承认文学理论与写作指导互相有联系，所以这两种看法不属于根本不同。问题是，主张《文心雕龙》是写作指导书的学者认为，刘勰撰写《文心雕龙》原本似乎是将全书的内容区别为重要的和相对不重要的两部分，重要的部分是最前面5篇和紧接着的文体论20篇，相对不重要的部分则是后面谈论文理共性等内容的25篇，以此为理由，认为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确实是以具体帮助和指导人们写好当时通用的各类文体为目的，因而是一部写作指导书。这种理解的根据是以为刘勰在《序志》篇中将前面25篇归为“纲领”，将后面25篇归为“毛目”，据称，“纲领”、“毛目”两个词语的含义已经实际表示作者对所指的两部分内容做出了重要的和相对不重要的区判。固然，刘勰自己称《文心雕龙》前5篇为“文之枢纽”，可见在刘勰意识里这5篇在全书中最为重要，这一点没有疑问。然而《文心雕龙》的文体论20篇是否比后面论文理共性等内容的25篇作品更加重要，“纲领”、“毛目”二词在文中所指能否为这样的理解提供支持，这还是存有疑问的。
且看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原文：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①
这一段介绍《文心雕龙》的篇目和内容。古人往往将序置于书的最后且列全书篇目于其中，由于骈文须求字句整齐，无法如散文那般将目录完全地列出来，便更多采取概括或举例的方式予以说明，而且会对篇目的文字重新组织，以形成骈体句式。刘勰称《文心雕龙》前25篇为“上篇”，后25篇为“下篇”，可能《文心雕龙》原来结构就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载“《文心雕龙》十卷”，卷数或许是后人所分。②刘勰介绍上篇由“文之枢纽”和“论文叙笔”组成，枢纽部分肯定写作“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论文叙笔”部分(即文体论)则介绍每篇统一的写作程式，所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些介绍重点突出，简洁明确，所以称“纲领明矣”，其中“纲领”一词是指刘勰对“上篇”各文特点所作的上述概括。刘勰将下篇论述的内容统称之为“剖情析采”，③介绍时分别列举了《神思》《体性》《风骨》《定势》《附会》《通变》《声律》《练字》《时序》《才略》《知音》《程器》《序志》等13篇，对其他12篇没有具体提及。他所以这么介绍《文心雕龙》下篇，是因为这部分涉及的内容很多，各篇内容差别甚大，写法上也难求统一的格式，这样就导致此处的介绍只能限于罗列一部分具体篇目，没法概括，显得繁杂而零散，所以称“毛目显矣”，其中“毛目”一词是指刘勰列举的(甚至还包括未列举的)《文心雕龙》后半部各篇。所以，将刘勰“上篇以上，纲领明矣”和“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两句话译成现代汉语，意思就是：《文心雕龙》“前面25篇，其要义特点由此可知”，“后面二十五篇，其具体篇目也得以清楚”。显然，“纲领”并不等同于形容“上篇”重要，“毛目”也并不等同于形容“下篇”相对不重要。严格地说，这里的“纲领”和“毛目”只是在语词形式上构成一种对举关系，它们之间实质性的“纲目”关系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刘勰用“纲领”指他集中加以概括的《文心雕龙》枢纽部分的主要观点，以及文体论部分的主要写作程式，都是他从这些作品中归纳出来的一些要点，不是指《文心雕龙》前面25篇作品本身，而“毛目”则是指《文心雕龙》后半部25篇作品，甚至具体指向这些作品的篇目，两者指向的对象互相构不成统属关系。这与指向对象存在密切的从属关系，因而用“纲领”与“毛目”对举以显示和突出两者具有主次、轻重之别，并不一样。
《文心雕龙》其他篇提到“纲领”“纲要”(两词意思相同)的例子，也同样有助于对上面问题的说明。《明诗》：“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雅润为本;五言流调，清丽居宗。”《议对》：“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隠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此两处“纲领”都是指刘勰在文中概括得出的要点和结论，而不是指其所讨论的诗歌和议体文本身的重要性。《诸子》：“然洽闻之士，宜撮纲要。”此“纲要”指诸子之书的主要方面。这些与《序志》使用的“纲领”一词表达的意思相一致。《熔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纲领”与“芜秽”对举，这同《序志》“纲领”与“毛目”对举情形相似，都是指精要与繁杂，惟“毛目”是中性词，不含“芜秽”的贬义指向。像《文心雕龙》的《序志》《明诗》《议对》《诸子》《熔裁》“纲领”、“纲要”的这种用法，前人也有。如《春秋谷梁传注疏》(僖公二年)：“达心则其言略。”晋人范宁《集解》：“明达之人，言则举纲领要。”④“略”、“举纲领要”是指说话概括性强，突出要义，并非指该人说的话本身重要。
总之，从《序志》“纲领”、“毛目”的用语实难推导出刘勰认为《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比谈文理共性等内容的部分相对重要的结论。刘勰肯定《文心雕龙》前五篇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如前面所述这是因为他自己称它们为“文之枢纽”，而不是因为它们被称为“纲领”。刘勰用心血写出《文心雕龙》，他自己对此书异常珍视，认为全书都关乎“文用”，将它视为载心、寄心的一部传世之作(《序志》)，除了不得不突出前五篇论述根本的写作观念和原则的“文之枢纽”外，刘勰对其他45篇作品再依其重要性区分甲乙。以为《文心雕龙》后半部25篇论述的是相对不重要的问题，对于指导写作的重要性比诸文体论相对要低，度之以情理，这种可能性应当不大。
现在再来清理《文心雕龙》“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三部分的关系就简便容易了。“文之枢纽”表述的是刘勰基本的文学思想，在全书中最为根本，因而也最为重要，它决定“论文叙笔”和“剖情析采”两部分的观点和判断。“论文叙笔”是文体论，主要关乎文学知识。“剖情析采”论述写作中“情、采”相融而形成作品，以及对作品的认识，主要关乎文学创作的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可以合称为文学理论。文学知识和文学理论两者的重要性在刘勰的文学意识中难分轩轾。《文心雕龙》因包含根本的文学思想、广泛的文学知识和丰富的文学理论而成为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在文学批评史上，批评家只要偏擅其中一个方面就足以使自己成为领域中的佼佼者;刘勰集合三长于一身，是一个全面、成熟的文学批评家。
二、是宗经，还是“执正”加“驭奇”
《文心雕龙》前五篇“文之枢纽”，研究者一般将它们分成两组：《原道》《征圣》《宗经》为一组，肯定以儒家经典“正”为指导;《正纬》《辨骚》为另一组，肯定以纬书、《楚辞》(主要是《楚辞》)“奇”为辅助，认为这是刘勰“执正驭奇”的基本文学思想。照这种理解，两组文章互相之间构成了基本并列的结构关系，“执正驭奇”的意思其实是“执正”加“驭奇”。
从“文之枢纽”5篇文章看，它们确实论述了以上归纳所涉的一些重要内容，以及刘勰对写作的总体要求和认识。不过，刘勰写“文之枢纽”5篇文章原本是不是要使它们形成这种两组基本并列的结构，“执正”与“驭奇”是不是一种基本并列的关系，这些还可以商榷。
使我产生疑问的原因是，刘勰在《原道》《征圣》《宗经》指出文以道为本源，圣人以文明道，圣人作品成为不刊之经典，这些都是从正面肯定儒家经典的'特点为“正”，为一切文章的典范。如果《正纬》《辨骚》两文重点确实是论述“奇”之于文学的意义，在结构上与前三篇文章基本并列，构成相辅相成，赞“奇”辅“正”的关系，则它应当像前三篇文章论述“正”那样，对纬书、《楚辞》的“奇”加以独立论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刘勰在这两篇文章中具体分析纬书、《楚辞》哪些符合经典，哪些不符合经典，在做如此辨析后，才提出纬书“事丰奇伟”、《楚辞》“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才绝艳”，“奇”的特点对于文学发展形成积极和有利的影响，故可以而且需要加以酌取。显然，刘勰在这么讨论问题时，“奇”并不是《正纬》《辨骚》两文予以单独阐述的文学概念，而只是他站在宗经的立场上评衡纬、骚而顺便为之做出的一点辩护。这与《原道》《征圣》《宗经》着重论述“正”以及“正”之于文学写作的指导意义并不相同。
而且，前三篇文章的题目都是使用肯定性动词“原”(溯源、源本)、“征”(征信、引征)、“宗”(宗尚、取法)，后面两篇则使用带有强弱不等的批评意图的动词“正”(判断、纠正)、“辨”(判别、分析)，这显然也不符合一组基本为并列结构的文章所应有的特征。人们用刘勰在《序志》介绍“文之枢纽”的话来为自己的理解做辩护。确实，《序志》介绍5篇文章所使用的动词与文章题目的遣词有所不同，有的词异义同，有的词异义也似乎不同。《序志》说：“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而《文心雕龙》前五篇的题目则是《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两相对照，“本”与“原”、“师”与“征”、“体”与“宗”，含义相近，一目了然，可以不表。而“酌”与“正”、“变”与“辨”文字表面的意思似乎相差明显，特别是“酌乎纬”与“正纬”，似乎一则强调酌取，一则强调纠正，适成相反。其实，酌字不仅有酌取义，还有斟酌、衡量、考量义，《文心雕龙·神思》：“酌理以富才。”《熔裁》：“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酌理”、“酌事”谓斟酌或商略道理和事情。刘勰“酌乎纬”所取当是后一种意思，就是指斟酌、考量、评衡纬书，与“正纬”意思相近。至于“变乎骚”和“辨骚”，变、辨两字本来就相通，如《商君书·禁使》：“夫物至则目不得不见，言薄则耳不得不闻，故物至则变，言至则论。”⑤蒋礼鸿解释：“变辨字通。”⑥所以“变乎骚”与“辨骚”的意思也相同。这说明《序志》对“文之枢纽”5篇文章的介绍与它们的题目含义是互相一致的，人们不能用自己对《序志》有关表述不够准确的理解来说明“正纬”、“辨骚”就是肯定酌取纬书和《楚辞》新变的“奇”，为“文之枢纽”两组文章基本并列结构之说做辩护。
从“文之枢纽”5篇文章看，前三篇确立批评标准，后两篇则运用其确立的标准对纬书、《楚辞》分辨正误，进行择汰，如前所述，这5篇文章题目使用的动词也说明了这一点。刘勰在后面两文提出具体批评时，又从其批评对象中择取一部分符合“正”的要求的文学新质“奇”予以吸收，将其确立为次级的文学要素，以配合和补充前面三篇所提出的主要标准。显然，前面三篇是主体，后面两篇是附庸;前面三篇肯定“正”，后面两篇用“正”鉴别“奇”，并对鉴别得出的正值的“奇”积极吸收;前面三篇是本义，从正面论证，后面两篇是衬托本义，从旁侧佐证。所以，5篇文章虽然分成两组，主旨却一脉贯穿，都可以归入原道、征圣、宗经体系中，而将纬书、《楚辞》具有正值的“奇”纳入其中。此体系以《宗经》篇为核心，它既集中了《原道》《征圣》论述的精粹，又成为《正纬》《辨骚》的立论依据。所以，两组文章并不存在基本的平列结构，它们是一体化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刘勰根本的文学思想是“宗经”，而不是“执正”加“驭奇”。
刘勰以儒家经典为标准，把纬书、《楚辞》的“奇”分为两类，一类乖伪、荒诞、诡异，需要裁汰;一类事伟、辞富、华美，可以吸收。这也就是他所说“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或者如他所总结“执正以驭奇”(《定势》)。依我理解，“执正以驭奇”的意思就是以正驭奇，以正用奇，它实际上是刘勰对宗经文学思想的具体说明。驭奇包括裁汰负值义之奇和吸取正值义之奇两个方面，而这正是刘勰《正纬》《辨骚》两篇使用“正、辨”二词的用心所在，人们一般只将驭奇解释为吸收正值之奇，不谈裁汰负值之奇，这样理解不仅不够完整，而且也容易导致对“文之枢纽”两组文章的关系发生偏误性解读，将“执正”与“驭奇”看作基本并列的关系，而忽略了刘勰表达的文学思想实质是宗经，也就是“执正”。
那么，又如何看待刘勰将《正纬》《辨骚》列为“文之枢纽”呢?《正纬》如此安排容易理解，因为纬书本来就被认为是配合经书而作，故置于《宗经》后辨其真伪，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刘勰列《辨骚》为“文之枢纽”而不列为文体论，则是因为人们已经普遍将《楚辞》与《诗经》两者皆看作诗歌创作的重要源头。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⑦檀道鸾《续晋阳秋》：“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⑧钟嵘《诗品》则分别以源出于《诗经》和源出于《楚辞》来寻索诗人作诗所受到的最重要影响。《楚辞》作品这种特殊性是其他任何文体所没有的，其他文体皆无法与它相比拟。刘勰将《楚辞》列在“文之枢纽”，正反映出《楚辞》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若把《辨骚》归入文体论，《楚辞》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就大为削弱，不符合大家对《楚辞》形成的共识。然而刘勰又对当时并视《诗经》《楚辞》为诗歌源头的看法做了一定调整，通过以经辨骚，说明经与骚的重要性并不对等，两者对文学产生的影响，无论是作用还是意义，也各不相同。刘勰沿袭前人看法，认为《楚辞》学《诗经》而取得成就，如《通变》说：“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比兴》说：“三闾忠烈，依《诗》制《骚》。”总之，在《诗经》与《楚辞》的关系方面，刘勰确立经源骚流、经正骚奇、经高骚低的序次，提出“执正以驭奇”或者说以正驭奇、以正用奇的思想，其根本也是突出宗经的重要性。
将《文心雕龙》“文之枢纽”5篇文章理解为两组基本并列的结构，这是后来才形成的看法，在《文心雕龙》较早期的研究者中，情况还并非如此。范文澜解释《辨骚》篇的旨趣，说：“案彦和以辨名篇，辨者，辨其与经义之同异，计同于风雅者四事，异乎经典者亦四事，同异既明，取舍有主。”⑨所言甚是，惟其以《辨骚》为《文心雕龙》文体论第一篇，不符合刘勰自己对“文之枢纽”的安排和说明。刘永济也说：“舍人自序，此五篇为文之枢纽。五篇之中，前三篇揭示论文要旨，于义属正。后二篇抉择真伪同异，于义属负。负者箴砭时俗，是曰破他。正者建立自说，是曰立己。而五篇义脉，仍相流贯。盖《正纬》者，恐其诬圣而乱经也。诬圣，则圣有不可征;乱经，则经有不可宗。二者足以伤道，故必明正其真伪，即所以翼圣而尊经也。《辨骚》者，骚辞接轨风雅，追迹经典，则亦师圣宗经之文也。然而后世浮诡之作，常讬依之矣。浮诡足以违道，故必严辨其同异;同异辨，则屈赋之长与后世文家之短，不难自明。然则此篇之作，实有正本清源之功。其于翼圣尊经之旨，仍成一贯。而与《明诗》以下各篇，立意迥别。”⑩虽然刘勰撰《辨骚》篇既辨屈原所作楚辞与儒家经典之异同，也辨屈原所作与其追随者所作之高下优劣，又以前者为主，不尽如刘永济所言辨异同以显“屈赋之长与后世文家之短”，除此之外，他以上的分析很有道理。特别是刘永济指出刘勰写《正纬》《辨骚》两篇皆是为了“翼圣而尊经”，与后来人们所持前面五篇文章为两组基本并列的结构之说不同，相比之下，这种说法更加符合刘勰《文心雕龙》实际。
总之，刘勰撰《正纬》、《辨骚》主要是依经立义。他以经评纬书，批评纬书内容不正，又以经(特别是风雅)辨骚，指出其与经典的异同，都是如此。《定势》说：“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这种以“典雅”、“艳逸”分别概括经、骚两种不同的写作传统及其风格特点，其背后也是以经为区分的标准。当然刘勰《正纬》《辨骚》两文经过一番辨析和判断之后，笔锋陡然一转，从汲取的角度积极肯定纬书、《离骚》(特别是《离骚》)具有正值义的“奇”，用以充实宗经的文学思想，这一意义也相当值得重视。
《文心雕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自成体系的文学批评著作，南北朝时期刘勰撰。《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分上、下两编，每篇25篇。全书大体可分为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等四个主要部分。全书体大思精，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文心雕龙》的理论基础的核心是原道、征圣和宗经，形成了系统的文学批评观点，对唐以后历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陈子昂革新诗歌“风骨”“兴寄”，杜甫、白居易论诗重视“比兴”，韩愈论文主张尊儒和复古，清章学诚倡导“战国文体最备”的议论等，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刘勰文学理论的影响和启发。《文心雕龙》体大思精，言深论广，更受到刘知几、黄庭坚、谢榛、胡应麟、章学诚、刘熙载等著名作家的推崇和赞赏，并吸引一大批学者为之注释，评点，并进行深入的研究，至今不衰。《文心雕龙》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对中国古代文章学和修辞学的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刘勰（466？－520？），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世居系品（今江苏镇江）。
你好。《文心雕龙》五十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总论五篇，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理论的基础。文体论二十篇，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对主要文体都作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其分体的详细，论述的系统周密，远远超过曹丕和陆机。创作论十九篇，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类的问题。其详密深刻，也远远超过陆机。批评论五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作了专门探讨，也是全书的精采部分。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南朝梁刘勰著。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分上下两编，各25篇。 内容全书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4个部分。总论含上编的《原道》至《辨骚》5篇，明确提出了其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是全书的“文之枢纽”。其中《原道》、《征圣》、《宗经》3篇是理解全书的钥匙。文体论含上编的《明诗》至《书记》20篇。其中前10篇是论有韵之文，后10篇是叙无韵之笔。讨论的文体约35种。对各体又按“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就其源流演变，及其不同特征等分别进行了论述。创作论含下编的《神思》至《总术》19篇，剖情析采，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其中《神思》篇论艺术构思；《体性》篇论作家的风格；《情采》篇论述了作品的文质关系。其详密深刻，远远超过前人。批评鉴赏论含下编的《时序》至《程器》5篇。其中《知音》篇论述了批评鉴赏的方法和态度；《才略》篇从不同角度品评了历代作家的才能与贡献；《程器》篇论述了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最后一篇《序志》，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和原则。 主导思想 刘勰继承并发挥了儒家的文学思想，把原道、徵圣、宗经作为理论核心，贯穿全书的始终。认为儒家经典是一切文体的本源，如赋、颂、赞等都源于《诗经》；并从儒家经典的风格特色出发，提出关于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每一则又都指出了合乎经与不合乎经的两个方面，来作为他品评文章优劣的重要标准。从而给他的理论蒙上了一层经学色彩。 贡献与影响 《文心雕龙》的创作目的是反对当时文风的“浮诡”、“讹滥”，纠正过去文论的狭隘偏颇。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是： ①初步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他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他在《时序》篇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在《时序》、《通变》、《才略》诸篇里，从上古至两晋结合历代政治风尚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原因，品评作家作品。比如他说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风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形成；东晋玄言诗泛滥，是由于当时“贵玄”的社会风尚所决定。注意到了社会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决定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了文学演变的继承关系。并由此出发，反对当时“竞今疏古”的不良倾向。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②分析论述了文学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在《风骨》篇里，他主张“风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强调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间，他更强调“风”、“情”的重要，他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 ③从创作的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败教训。他指出，在创作上，作家“神与物游”的重要，强调了情与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他还指出，不同风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气质与后天的学识、习染存在着差异的结果。针对当时“近附而远疏”、“驰骛新作”的风气，他提出了继承文学传统的必要，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新”、“故”的关系。此外，他对创作中诸如韵律、对偶、用典、比兴、夸张等手法的运用，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④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篇里，他批评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尚，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这在当时是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标准。 《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巨大的奠基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是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版本有影元至正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另有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
《文心雕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文艺理论巨著。至今中外文艺理论界还没有哪一部著作可以与之媲美。它全面总结和阐释了文学原理、文体、创作、批评等问题，体大而虑周，论述精辟，是中国文艺批评最权威的典范论著。目前，专事研究其理论体系的龙学正日益兴盛。
南朝中兴元年（公元501年）的一天，梁武帝的开国元勋、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坐车从大街上经过。一个身背包袱、货郎打扮的中年人冲曰の溃挡住车驾，献上一部书稿。沈约带回阅读后，为之赞不绝口，把它常陈诸几案。在沈约的推荐下，这部书很快流传开来。它，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学原理性的经典巨著《文心雕龙》。拦车人就是它的作者，文艺理论大师刘勰。
刘勰〔约公元465—约公元532），字彦和。祖籍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齐王刘肥的后裔。他的父亲刘尚，做过南齐的越骑校尉。但刘尚早逝，家道中落。到刘勰20岁时，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去世了，他的境遇也就日渐艰难。但他笃志好学，遍览群书。在《文心雕龙，程器》中，他谈到自己的理想：君子藏器，待时而动。……d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可以看出，刘勰深受儒家用世思想的影响，立志先修身，然后治国平天下。
母亲死后，刘勰守孝三年，便离开家乡去都城建业谋求出路。但因贫寒无名，没有人举荐，怏怏而返。不久，他便师从僧佑，到浮莱山定林寺协助僧佑整理佛教藏经。僧佑是南朝有名的博学高憎，曾编撰过《弘明集》。刘勰深受僧佑的影响。他终生未娶的生活经历和在《文心雕龙》中他对一些概念的阐释，都打上了明显的佛学烙印。除佛学外，僧佑还精通儒家经籍，并且藏书丰富。刘勰在定林寺的十几年中，阅读了大量儒家经典和古今文学作品，为他著述《文心雕龙》奠定了雄厚的学识基础。
刘勰著述《文心雕龙》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他生活在一个社会思想极为开放，文学创作极为繁荣的时代。东汉以后，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分裂、大动乱、大融合的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尖锐复杂，两汉独尊儒术的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佛教开始传入并很快盛行，道家思想以蓬勃之势复苏，谈玄和向大自然寻求生命真谛的思想成为席卷全国的社会思潮。哲学逻辑思想的大解放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文人们冲破了儒家倡导的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的束缚，开汉儒死守章句、图解经义的作法，大胆地抒写情性，反映现实，歌咏自然。自三曹等百余名作家的积极写作，开创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建安文学之后，一直到南北朝，诗文创作长盛不衰。
这时期，朝廷也开始承认文学的独立地位，封建杳王和大批士族官僚也加人了创作的行列。魏文帝曹丕就是大家熟知的文学家，他不仅创作了大量诗文，而且还写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典论，论文》。宋文帝时设置了专门的文学机构文学馆，与原有的儒、道、史三馆并列。宋明帝时设总明观，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由于几代帝王的爱好和提倡，南朝连初识字的儿童都拼命地做起诗来。士族文人中甚至出现了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盛况。
文学创作的繁荣，大量作品的产生，不免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这载需要文学批评去进行鉴赏和甄别，来指导创作和引导阅读。一些知识分子就着手品评诗文的工作，大量文艺批评论著应运而生。然而，由于此时旧的文学观刚刚被打破，新的文学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在当时的文艺批评中，虽然也有《文章流别论》这样的佳作，但更多的评论著作则没有准则，只是各随好恶地任意立论，造成文学批评中的高下颠倒，黑白不分的混乱状况6为了澄清当时文学批评中的混乱局面，使文学批评真正起到指导创作、引导阅读的作用，社会迫切需要批评的批评一科学的、权威性的文艺理论体系的产生。
刘勰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萌发了写作《文心雕龙》的宏愿的。从30岁左右开始，他发愤著述，经过五、六年的苦心孤诣地努力，这部文艺批评的扛鼎之作终于诞生了。刘勰也随着这部伟大著作的传播而名扬四海。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刘勰被朝廷启用，授予奉朝请等职务，后来又在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担任了东宫通事舍人，与昭明太子结为忘年之交，参与了《昭明文选》的编选工作。大通三年（公元531年）四月，昭明太子死后，刘勰奉敕与沙门慧震上定林寺撰经，经成后，他就弃官为僧，法名慧地，一年后去世。
除《文心雕龙》外，刘勰的著作现存的还有《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两种。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艺原理性的理论专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块不朽的丰碑。《文心雕龙》这个书名的含义是，文心指写文章的用心，雕龙是指要把文章写得如雕绘龙纹一样精美。全书37000多字，分为50篇。今本的《文心雕龙》分10卷，上下两部，每部25篇，每篇又系以赞。从论述的内容上划分，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辩骚》五篇，是作者自称的文之枢纽，也就是本书的总论，丰要阐明自己所建立的文学批评体系的根本原则。《原道》篇提出写作最根本的是要表现自然之道，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必须由事物的本质意义出发，不能以文害志，以文害物。刘勰这样强调道，也是为了反对六朝文学创作中过分雕琢而违反自然美的不良倾向。《征圣》和《宗经》二篇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概括了写文章要衔华佩实的基本原则。
第二部分是文体论。包括《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招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20篇。这部分从原始本末、释名章义、选文定篇和敷理举统四个方面，论述了35种文体的源流和特征，将文章分为文和笔两大类，解释其文体名称和意义，并列举以往的作家的创作，评论其作品，概括出每一种文体的特征和写作要领。这一部分是从感性材料上进行分析，为后文进一步进行理论阐述打下了基础。
第三部分是创作论。包括《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F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炼字》、《隐秀》、《指瑕》、《养气》、《附会》、《总述》、《事类》19篇。这之后的《时序》和《物色》两篇虽然包含了文艺批评的内容，但也有关于创作的论述。这21篇是作者所称割情辞采的内容，是对总论中提出的衔华佩实的文学总体要求的具体论述。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的构思、艺术风格、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文学的继承与革新、文学创作中的具体的艺术技巧（如声律、比兴、夸张等艺术手法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这一部分是《文心雕龙》对文学创作指导意义最大的一部分。
第四部分是文艺批评论。包括《才略》、《知音》、《程器》3篇。其中《知音》是专门论述文艺批评方法论的，指出批评的方法是要通过作品的文辞来考查其表达的思想感情，以探求文章所用的体裁、文辞、结构等是否能与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相一致。《才略》和《程器》两篇，论述了作家的文才和品德，讨论创作主体（作家）与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主体批评。最后一篇《序志》是作者交代写作动机和目的的篇目，篇中还概括了全书内容和写作时所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类似于跋。
以下古代文学论文题目供你参考1 《诗经》分类研究（情诗、思妇诗、离别诗等）2 先秦诸子文研究（《论语》、《庄子》、《孟子》、先秦寓言等）3 屈原与楚辞研究（生平、悲剧成因、作品辨伪、思想与艺术等）4 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专著专论研究5 亡国之音哀以思——论李煜词6 柳永词的雅和俗7 论柳永对苏轼词的影响8 苏轼的人品与词风9 李清照前后期词在情感表达上的不同10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的比较11 论秦观词的艺术特色12 论黄庭坚的瘦硬诗风13 《三国演义》和历史文学创作问题14 《水浒传》主题辨析15 汤显祖戏曲观的研究16 《聊斋志异》爱情题材论17 《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论18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19 从李贺诗看其“鬼才”之名20 简论李商隐的咏史诗21 李商隐的“无题诗”的艺术特色22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23 李煜词评价之我见24 试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25 豪放大师苏轼的婉约词26 论关汉卿喜剧之“双璧”《救风尘》与《望江亭》27 古典长篇小说名著（任选一部）中的女性艺术形象试论28 《三言》中爱情作品的反封建倾向29 《红楼梦》中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试论30 《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女性悲剧31 谈影视剧中历史题材作品的时代精神与当代意识32 论《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的艺术经验33 论《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特色34 论《西游记》的孙悟空形象35 论《牡丹亭》的杜丽娘形象36 论“三言二拍”表现的市民生活特色37 论《桃花扇》的李香君形象38 论《桃花扇》的结构艺术39 论《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制的批判40 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41 论论李汝珍的《镜花缘》42 论二晏词43 论苏轼的散文特色44 论陆游晚年的思想和诗歌创作45 从林逋的咏梅诗到姜夔咏梅诗46 辛弃疾词与南宋理学的关系47 论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48 论《西厢记》中张生的形象49 论元杂剧中的李逵形象50 贾谊论51 《史记》人物传记所体现审美情趣52 《史记》人物传记中人物形象分析53 汉乐府诗分析54 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55 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比较56 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异同论57 论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58 魏晋隐士与魏晋文学59 《世说新语》刻画人物60 魏晋南北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61 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比较62 《西厢记》的传播63 元杂剧的题目正名64 元刊本杂剧中的角色问题65 《窦娥冤》的悲剧特征66 三国演义的成书问题67 《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68 牡丹亭》的传播69 《红楼梦》中改名问题70 石头传说与贾宝玉形象71 石头传说与孙悟空形象72 传奇戏的文人化问题73 戏曲的案头化研究74 商人形象在明清小说的变化及意义75 《桃花扇》中的女性问题76 李白诗中的仙、侠精神。77 论辛词的英雄情节78 论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79 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80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81 “清空骚雅”、“幽韵冷香”的白石词。82 关于白居易《新乐府的评价83 关汉卿杂剧中的女性形象84 韩愈散文的艺术风格85 元散曲的艺术风格86 柳宗元的寓言创作87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88 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89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90 论杜牧的七言绝句91 论归有光的散文92 论李商隐的无题诗93 《牡丹亭》的艺术成就94 西蜀词与南唐词之比较95 论《西游记》的诙谐风格96 欧阳修词的艺术风格97 《金瓶梅》人物论98 欧阳修散文的情韵美99 “三言”“二拍”中经商题材的时代特色100 王安石后期的诗歌101 论纳兰性德词102 苏轼词的主导风格103 《桃花扇》人物论104 秦观词的婉约风格105 《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106 《红楼梦》的悲剧精神107 论易安体108 论陆游诗歌的爱国主题109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110 论晴雯形象的人性内涵111 论林黛玉的人生悲剧112 关汉卿性格浅析113 王维诗中的禅趣114 浅析王熙凤的理家才能115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116 试析《红楼梦》人物——惜春117 浅谈《莺莺传》的写情艺术118 论《窦娥冤》的艺术特色119 论苏轼元佑时期的创作特点120 浅论范进中举121 浅论林黛玉的性格122 苏轼词浅析123 浅析古人交友之道及现实意义124 浅析陶渊明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125 论陶渊明的矛盾思想126 浅谈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127 浅议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128 浅谈王维诗中的禅趣129 杜甫诗浅论130 论李贺诗歌的色彩表现艺术131 论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的艺术特色132 论苏轼的“以诗为词”133 论晴雯134 论李清照南渡前后词风变化135 薛宝钗形象塑造浅析136 论李白的山水诗137 《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研究138 陶渊明与鸟（酒、自然等）139 王熙凤形象浅论140 浅析辛弃疾词中的豪壮之气141 论稼轩词的爱国主义精神142 浅析唐代诗人笔下的闺怨诗143 浅谈《金瓶梅》的讽刺艺术144 浅论李贺的诗风及成因145 浅谈陶渊明的人生价值观念146 浅析薛宝钗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147 浅论王维诗中的禅趣148 浅析鲁智深形象149 论李白诗歌的创作风格150 浅论苏轼诗中的自然美151 浅论杜甫的诗歌艺术成就152 平儿形象分析153 浅析大历诗风154 浅论魏延的性格悲剧155 浅论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思想156 论范成大的田园诗157 论陆游作品中爱国思想的一贯性158 中国古代洪水神话考论159 《诗经》燕飨诗的场面描写160 《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161 《战国策》中策士言辞的抒情化特征162 《庄子》中的畸人描写及其思想蕴涵163 论《诗经》中的婚恋诗164 《左传》中行人引诗分析165 《孟子》文章的论辩技巧166 《庄子》寓言的场景描写167 宋玉赋试论168 贾谊政论文的策士风范169 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企向170 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171 汉乐府民歌的讽谕特征172 论蔡邕的碑体文173 曹植诗风的衍变174 潘岳哀诔文的创作特色175 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176 梁园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177 汉武帝时期赋家考论178 《史记》人物合传的结构安排179 《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180 邺下文人的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181 阮籍咏怀诗的抒情特征182 左思咏史诗的咏怀特质183 谢灵运山水诗的摹象特点184 宫体诗的女性描写185 论《文选》对诗的分类186 论南宋雅词187 《世说新语》的语言风格188 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189 王维诗中的禅趣190 论杜甫安史之乱时期的诗歌创作191 论盛唐时期绝句的特色192 论柳宗元的山水游记193 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194 岑参边塞诗初探195 论李白的梦诗196 论白居易的感伤诗197 韩孟诗派的艺术追求198 晚唐苦吟派诗人的创作心态199 论中唐传奇的创作特色200 试论西昆体的艺术风格201 论欧阳修记体文的创作特色202 论苏轼诗203 论陆游的爱国诗204 论辛弃疾词对清词的影响205 李清照词的艺术个性206 柳永词的语言特点207 苏轼对词境的开拓208 贺铸词的艺术个性209 论诚斋体210 宋末逸民诗初探211 王安石散文的写作风格212 论关汉卿的喜剧创作213 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214 论《倩女离魂》的艺术特点215 《高祖还乡》的讽刺艺术216 《水浒传》的忠义观217 《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218 猪八戒形象分析219 论唐僧与孙悟空的矛盾冲突220 公安派的小品文创作221 《金瓶梅》的家庭生活描写222 《西厢记》的继承与创新223 《琵琶记》悲剧意蕴分析224 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225 论词在元明时期的衰落226 宋江形象分析227 《牡丹亭》的浪漫主义特色228 论西门庆形象的文化警示意义229 “三言”“二拍”中的风尘女性230 李贽“童心说”的文学价值231 论《西游记》的成书232 清初历史剧兴盛原因初探233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234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235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236 大观园的文化意义237 《红楼梦》的梦幻描写及其意义238 《长生殿》的爱情观239 《桃花扇》的结构艺术240 《儒林外史》的批判意识241 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242 论清诗的宗唐宗宋之争243 论桐城义法244 张飞、李逵形象塑造比较245 花间词的艺术成就246 《红楼梦》中的丫环群象247 论魏晋散文的骈俪化倾向248 论归有光的散文创作249 论清词中兴250 论晚唐的怀古咏史诗251 论常州词派的词学思想252 论《史记》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253 宋代豪放词的艺术风格254 论明清小说题材的嬗变255 《文心雕龙》对创作构思的分析256 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分析257 道家虚静说对古代诗歌创作论的影响
地域文化与地域经济——试论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此选题有利你今后就业，但你27日肯定来不及）
《文心雕龙》研究中，有些结论尚可以做进一步斟酌。比如，全书的文体论20篇与后半部谈文理共性问题的25篇，究竟在刘勰看来何者更加重要?《文心雕龙》的基本文学思想是宗经，还是“执正”加“驭奇”?《文心雕龙》宗经文学思想有什么新的特点?这些问题关涉如何认识和评价刘勰及《文心雕龙》之大者、要者。本文就此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论文叙笔”与“剖情析采”何者更加重要
有人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也有人认为它是一部写作指导书，当然双方都承认文学理论与写作指导互相有联系，所以这两种看法不属于根本不同。问题是，主张《文心雕龙》是写作指导书的学者认为，刘勰撰写《文心雕龙》原本似乎是将全书的内容区别为重要的和相对不重要的两部分，重要的部分是最前面5篇和紧接着的文体论20篇，相对不重要的部分则是后面谈论文理共性等内容的25篇，以此为理由，认为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确实是以具体帮助和指导人们写好当时通用的各类文体为目的，因而是一部写作指导书。这种理解的根据是以为刘勰在《序志》篇中将前面25篇归为“纲领”，将后面25篇归为“毛目”，据称，“纲领”、“毛目”两个词语的含义已经实际表示作者对所指的两部分内容做出了重要的和相对不重要的区判。固然，刘勰自己称《文心雕龙》前5篇为“文之枢纽”，可见在刘勰意识里这5篇在全书中最为重要，这一点没有疑问。然而《文心雕龙》的文体论20篇是否比后面论文理共性等内容的25篇作品更加重要，“纲领”、“毛目”二词在文中所指能否为这样的理解提供支持，这还是存有疑问的。
且看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原文：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①
这一段介绍《文心雕龙》的篇目和内容。古人往往将序置于书的最后且列全书篇目于其中，由于骈文须求字句整齐，无法如散文那般将目录完全地列出来，便更多采取概括或举例的方式予以说明，而且会对篇目的文字重新组织，以形成骈体句式。刘勰称《文心雕龙》前25篇为“上篇”，后25篇为“下篇”，可能《文心雕龙》原来结构就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载“《文心雕龙》十卷”，卷数或许是后人所分。②刘勰介绍上篇由“文之枢纽”和“论文叙笔”组成，枢纽部分肯定写作“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论文叙笔”部分(即文体论)则介绍每篇统一的写作程式，所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些介绍重点突出，简洁明确，所以称“纲领明矣”，其中“纲领”一词是指刘勰对“上篇”各文特点所作的上述概括。刘勰将下篇论述的内容统称之为“剖情析采”，③介绍时分别列举了《神思》《体性》《风骨》《定势》《附会》《通变》《声律》《练字》《时序》《才略》《知音》《程器》《序志》等13篇，对其他12篇没有具体提及。他所以这么介绍《文心雕龙》下篇，是因为这部分涉及的内容很多，各篇内容差别甚大，写法上也难求统一的格式，这样就导致此处的介绍只能限于罗列一部分具体篇目，没法概括，显得繁杂而零散，所以称“毛目显矣”，其中“毛目”一词是指刘勰列举的(甚至还包括未列举的)《文心雕龙》后半部各篇。所以，将刘勰“上篇以上，纲领明矣”和“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两句话译成现代汉语，意思就是：《文心雕龙》“前面25篇，其要义特点由此可知”，“后面二十五篇，其具体篇目也得以清楚”。显然，“纲领”并不等同于形容“上篇”重要，“毛目”也并不等同于形容“下篇”相对不重要。严格地说，这里的“纲领”和“毛目”只是在语词形式上构成一种对举关系，它们之间实质性的“纲目”关系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刘勰用“纲领”指他集中加以概括的《文心雕龙》枢纽部分的主要观点，以及文体论部分的主要写作程式，都是他从这些作品中归纳出来的一些要点，不是指《文心雕龙》前面25篇作品本身，而“毛目”则是指《文心雕龙》后半部25篇作品，甚至具体指向这些作品的篇目，两者指向的对象互相构不成统属关系。这与指向对象存在密切的从属关系，因而用“纲领”与“毛目”对举以显示和突出两者具有主次、轻重之别，并不一样。
《文心雕龙》其他篇提到“纲领”“纲要”(两词意思相同)的例子，也同样有助于对上面问题的说明。《明诗》：“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雅润为本;五言流调，清丽居宗。”《议对》：“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隠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此两处“纲领”都是指刘勰在文中概括得出的要点和结论，而不是指其所讨论的诗歌和议体文本身的重要性。《诸子》：“然洽闻之士，宜撮纲要。”此“纲要”指诸子之书的主要方面。这些与《序志》使用的“纲领”一词表达的意思相一致。《熔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纲领”与“芜秽”对举，这同《序志》“纲领”与“毛目”对举情形相似，都是指精要与繁杂，惟“毛目”是中性词，不含“芜秽”的贬义指向。像《文心雕龙》的《序志》《明诗》《议对》《诸子》《熔裁》“纲领”、“纲要”的这种用法，前人也有。如《春秋谷梁传注疏》(僖公二年)：“达心则其言略。”晋人范宁《集解》：“明达之人，言则举纲领要。”④“略”、“举纲领要”是指说话概括性强，突出要义，并非指该人说的话本身重要。
总之，从《序志》“纲领”、“毛目”的用语实难推导出刘勰认为《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比谈文理共性等内容的部分相对重要的结论。刘勰肯定《文心雕龙》前五篇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如前面所述这是因为他自己称它们为“文之枢纽”，而不是因为它们被称为“纲领”。刘勰用心血写出《文心雕龙》，他自己对此书异常珍视，认为全书都关乎“文用”，将它视为载心、寄心的一部传世之作(《序志》)，除了不得不突出前五篇论述根本的写作观念和原则的“文之枢纽”外，刘勰对其他45篇作品再依其重要性区分甲乙。以为《文心雕龙》后半部25篇论述的是相对不重要的问题，对于指导写作的重要性比诸文体论相对要低，度之以情理，这种可能性应当不大。
现在再来清理《文心雕龙》“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三部分的关系就简便容易了。“文之枢纽”表述的是刘勰基本的文学思想，在全书中最为根本，因而也最为重要，它决定“论文叙笔”和“剖情析采”两部分的观点和判断。“论文叙笔”是文体论，主要关乎文学知识。“剖情析采”论述写作中“情、采”相融而形成作品，以及对作品的认识，主要关乎文学创作的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可以合称为文学理论。文学知识和文学理论两者的重要性在刘勰的文学意识中难分轩轾。《文心雕龙》因包含根本的文学思想、广泛的文学知识和丰富的文学理论而成为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在文学批评史上，批评家只要偏擅其中一个方面就足以使自己成为领域中的佼佼者;刘勰集合三长于一身，是一个全面、成熟的文学批评家。
二、是宗经，还是“执正”加“驭奇”
《文心雕龙》前五篇“文之枢纽”，研究者一般将它们分成两组：《原道》《征圣》《宗经》为一组，肯定以儒家经典“正”为指导;《正纬》《辨骚》为另一组，肯定以纬书、《楚辞》(主要是《楚辞》)“奇”为辅助，认为这是刘勰“执正驭奇”的基本文学思想。照这种理解，两组文章互相之间构成了基本并列的结构关系，“执正驭奇”的意思其实是“执正”加“驭奇”。
从“文之枢纽”5篇文章看，它们确实论述了以上归纳所涉的一些重要内容，以及刘勰对写作的总体要求和认识。不过，刘勰写“文之枢纽”5篇文章原本是不是要使它们形成这种两组基本并列的结构，“执正”与“驭奇”是不是一种基本并列的关系，这些还可以商榷。
使我产生疑问的原因是，刘勰在《原道》《征圣》《宗经》指出文以道为本源，圣人以文明道，圣人作品成为不刊之经典，这些都是从正面肯定儒家经典的'特点为“正”，为一切文章的典范。如果《正纬》《辨骚》两文重点确实是论述“奇”之于文学的意义，在结构上与前三篇文章基本并列，构成相辅相成，赞“奇”辅“正”的关系，则它应当像前三篇文章论述“正”那样，对纬书、《楚辞》的“奇”加以独立论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刘勰在这两篇文章中具体分析纬书、《楚辞》哪些符合经典，哪些不符合经典，在做如此辨析后，才提出纬书“事丰奇伟”、《楚辞》“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才绝艳”，“奇”的特点对于文学发展形成积极和有利的影响，故可以而且需要加以酌取。显然，刘勰在这么讨论问题时，“奇”并不是《正纬》《辨骚》两文予以单独阐述的文学概念，而只是他站在宗经的立场上评衡纬、骚而顺便为之做出的一点辩护。这与《原道》《征圣》《宗经》着重论述“正”以及“正”之于文学写作的指导意义并不相同。
而且，前三篇文章的题目都是使用肯定性动词“原”(溯源、源本)、“征”(征信、引征)、“宗”(宗尚、取法)，后面两篇则使用带有强弱不等的批评意图的动词“正”(判断、纠正)、“辨”(判别、分析)，这显然也不符合一组基本为并列结构的文章所应有的特征。人们用刘勰在《序志》介绍“文之枢纽”的话来为自己的理解做辩护。确实，《序志》介绍5篇文章所使用的动词与文章题目的遣词有所不同，有的词异义同，有的词异义也似乎不同。《序志》说：“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而《文心雕龙》前五篇的题目则是《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两相对照，“本”与“原”、“师”与“征”、“体”与“宗”，含义相近，一目了然，可以不表。而“酌”与“正”、“变”与“辨”文字表面的意思似乎相差明显，特别是“酌乎纬”与“正纬”，似乎一则强调酌取，一则强调纠正，适成相反。其实，酌字不仅有酌取义，还有斟酌、衡量、考量义，《文心雕龙·神思》：“酌理以富才。”《熔裁》：“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酌理”、“酌事”谓斟酌或商略道理和事情。刘勰“酌乎纬”所取当是后一种意思，就是指斟酌、考量、评衡纬书，与“正纬”意思相近。至于“变乎骚”和“辨骚”，变、辨两字本来就相通，如《商君书·禁使》：“夫物至则目不得不见，言薄则耳不得不闻，故物至则变，言至则论。”⑤蒋礼鸿解释：“变辨字通。”⑥所以“变乎骚”与“辨骚”的意思也相同。这说明《序志》对“文之枢纽”5篇文章的介绍与它们的题目含义是互相一致的，人们不能用自己对《序志》有关表述不够准确的理解来说明“正纬”、“辨骚”就是肯定酌取纬书和《楚辞》新变的“奇”，为“文之枢纽”两组文章基本并列结构之说做辩护。
从“文之枢纽”5篇文章看，前三篇确立批评标准，后两篇则运用其确立的标准对纬书、《楚辞》分辨正误，进行择汰，如前所述，这5篇文章题目使用的动词也说明了这一点。刘勰在后面两文提出具体批评时，又从其批评对象中择取一部分符合“正”的要求的文学新质“奇”予以吸收，将其确立为次级的文学要素，以配合和补充前面三篇所提出的主要标准。显然，前面三篇是主体，后面两篇是附庸;前面三篇肯定“正”，后面两篇用“正”鉴别“奇”，并对鉴别得出的正值的“奇”积极吸收;前面三篇是本义，从正面论证，后面两篇是衬托本义，从旁侧佐证。所以，5篇文章虽然分成两组，主旨却一脉贯穿，都可以归入原道、征圣、宗经体系中，而将纬书、《楚辞》具有正值的“奇”纳入其中。此体系以《宗经》篇为核心，它既集中了《原道》《征圣》论述的精粹，又成为《正纬》《辨骚》的立论依据。所以，两组文章并不存在基本的平列结构，它们是一体化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刘勰根本的文学思想是“宗经”，而不是“执正”加“驭奇”。
刘勰以儒家经典为标准，把纬书、《楚辞》的“奇”分为两类，一类乖伪、荒诞、诡异，需要裁汰;一类事伟、辞富、华美，可以吸收。这也就是他所说“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或者如他所总结“执正以驭奇”(《定势》)。依我理解，“执正以驭奇”的意思就是以正驭奇，以正用奇，它实际上是刘勰对宗经文学思想的具体说明。驭奇包括裁汰负值义之奇和吸取正值义之奇两个方面，而这正是刘勰《正纬》《辨骚》两篇使用“正、辨”二词的用心所在，人们一般只将驭奇解释为吸收正值之奇，不谈裁汰负值之奇，这样理解不仅不够完整，而且也容易导致对“文之枢纽”两组文章的关系发生偏误性解读，将“执正”与“驭奇”看作基本并列的关系，而忽略了刘勰表达的文学思想实质是宗经，也就是“执正”。
那么，又如何看待刘勰将《正纬》《辨骚》列为“文之枢纽”呢?《正纬》如此安排容易理解，因为纬书本来就被认为是配合经书而作，故置于《宗经》后辨其真伪，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刘勰列《辨骚》为“文之枢纽”而不列为文体论，则是因为人们已经普遍将《楚辞》与《诗经》两者皆看作诗歌创作的重要源头。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⑦檀道鸾《续晋阳秋》：“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⑧钟嵘《诗品》则分别以源出于《诗经》和源出于《楚辞》来寻索诗人作诗所受到的最重要影响。《楚辞》作品这种特殊性是其他任何文体所没有的，其他文体皆无法与它相比拟。刘勰将《楚辞》列在“文之枢纽”，正反映出《楚辞》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若把《辨骚》归入文体论，《楚辞》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就大为削弱，不符合大家对《楚辞》形成的共识。然而刘勰又对当时并视《诗经》《楚辞》为诗歌源头的看法做了一定调整，通过以经辨骚，说明经与骚的重要性并不对等，两者对文学产生的影响，无论是作用还是意义，也各不相同。刘勰沿袭前人看法，认为《楚辞》学《诗经》而取得成就，如《通变》说：“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比兴》说：“三闾忠烈，依《诗》制《骚》。”总之，在《诗经》与《楚辞》的关系方面，刘勰确立经源骚流、经正骚奇、经高骚低的序次，提出“执正以驭奇”或者说以正驭奇、以正用奇的思想，其根本也是突出宗经的重要性。
将《文心雕龙》“文之枢纽”5篇文章理解为两组基本并列的结构，这是后来才形成的看法，在《文心雕龙》较早期的研究者中，情况还并非如此。范文澜解释《辨骚》篇的旨趣，说：“案彦和以辨名篇，辨者，辨其与经义之同异，计同于风雅者四事，异乎经典者亦四事，同异既明，取舍有主。”⑨所言甚是，惟其以《辨骚》为《文心雕龙》文体论第一篇，不符合刘勰自己对“文之枢纽”的安排和说明。刘永济也说：“舍人自序，此五篇为文之枢纽。五篇之中，前三篇揭示论文要旨，于义属正。后二篇抉择真伪同异，于义属负。负者箴砭时俗，是曰破他。正者建立自说，是曰立己。而五篇义脉，仍相流贯。盖《正纬》者，恐其诬圣而乱经也。诬圣，则圣有不可征;乱经，则经有不可宗。二者足以伤道，故必明正其真伪，即所以翼圣而尊经也。《辨骚》者，骚辞接轨风雅，追迹经典，则亦师圣宗经之文也。然而后世浮诡之作，常讬依之矣。浮诡足以违道，故必严辨其同异;同异辨，则屈赋之长与后世文家之短，不难自明。然则此篇之作，实有正本清源之功。其于翼圣尊经之旨，仍成一贯。而与《明诗》以下各篇，立意迥别。”⑩虽然刘勰撰《辨骚》篇既辨屈原所作楚辞与儒家经典之异同，也辨屈原所作与其追随者所作之高下优劣，又以前者为主，不尽如刘永济所言辨异同以显“屈赋之长与后世文家之短”，除此之外，他以上的分析很有道理。特别是刘永济指出刘勰写《正纬》《辨骚》两篇皆是为了“翼圣而尊经”，与后来人们所持前面五篇文章为两组基本并列的结构之说不同，相比之下，这种说法更加符合刘勰《文心雕龙》实际。
总之，刘勰撰《正纬》、《辨骚》主要是依经立义。他以经评纬书，批评纬书内容不正，又以经(特别是风雅)辨骚，指出其与经典的异同，都是如此。《定势》说：“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这种以“典雅”、“艳逸”分别概括经、骚两种不同的写作传统及其风格特点，其背后也是以经为区分的标准。当然刘勰《正纬》《辨骚》两文经过一番辨析和判断之后，笔锋陡然一转，从汲取的角度积极肯定纬书、《离骚》(特别是《离骚》)具有正值义的“奇”，用以充实宗经的文学思想，这一意义也相当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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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理论性论文。这类论文的研究对象是相关领域的概念、理论，而非实践规律。研究方法主要是在已有相关理论、思想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归纳、推演等推理方式，过一系列抽象思维获得关于特定主题的认识成。础理论性论文要具有相关学科的雄厚理论基础，乃常不道用于刚刚涉足论文写作的初学者。
2. 应用研究型论文。这类论文关注实践，常是在综合运用相关理论的础上，对实践中热点、焦点、难点、疑点问题(尤其是新问题)进行分析，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具体的操作策略或建议。如果将理论研究型论文比作科学家进行的研究，那么应用研究型论文就更像是大师的作品，它旨在解决现实问题，推进理论白实践转化。
3. 学术争论性论文。这类论文通常针对他人公开发表的文章或见解提出不同的看法，进行基于充分论据的商榷，看重揭示他人研究的不足或错误之处。学术争论性论文可以明确争论的对象，如某某专家的某一篇文章，也可以泛指某类观点，争论的主题可以是理论问题，也可以是实践问题，当然，学术争论不是各说各话的争吵，对科学性、逻辑性、严密性的要求更高。最后，学术争论性论文必须“对事不对人”，不能借论文对作者进行恶意攻击。
4. 调查报告型论文。这类论文以调查为础，常从现实中的某一问题出发，通过深入的调查、访谈获取数据，进而进行整理、加工分析，并将调查结果进行科学的呈现。调查报告型论文必须包含大量的原始数据，“用数据说话”是此类文章的重要特点。
5. 文献综述性论文。这类论文以他人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所谓“综”就是归纳，必须对占有的大量素材进行归纳整理、系统介绍和综合分析，使同领城的研究成果更加层次分明、逻辑清晰。所谓“述”就是评述，要对所写主题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系统的论述或评论，进而发表自己的见解。
填写论文研究方向的原则：一、应与兴趣相合。一个人在日常生活里，没有兴趣的事，不会去做，如勉强去做，也会做不好。写论文的情形跟做事一样，能符合自己的兴趣才有可能写好。
二、应考虑自己的能力现在台湾的大学硕士班修业时限是六年，博士班是八年，但大多数学硕士班是读三四年，博士班是四五年，这中间还包括修学分等，实际上能写论文的时间也仅仅两三年而已。在这段期间内，是否有能力作某个论题的研究，也应好好考虑。论题如涉及太多外文文献，就要考虑自己的能力是否能胜任。
三、范围应大小适中一般讨论论文写作的书，都强调论题不宜太大，或论题要小，笔者以为研究方向的大小应有其伸缩性，譬如：起先做研究时，方向较大，有深一层的认识后，才把研究方向缩小。如果把论题缩得太小，且整天只抱着题目找资料，将使研究者的格局太过狭隘，很难培养出大学者宏观通识的能力。因此，Gocheck论文检测系统认为，研究方向大小的选择，应以研究时间的长短、数据的多寡作为考虑的首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