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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始皇帝功的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他统一六国，奠定中国历史版图基础。不过他真正奠定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地理版图，还有中华民族。 记得中学的时候，政治课本上讲，一个民族的划分，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思想意识。 秦国以前，无论夏，商，周的分封制度。整整控制在中央政权手里的，也就都城方圆而已。对于许多诸侯国和中央的关系，却是统治统治，统而不治，或许说是藩属国来得更为恰当一些。 战国之乱，乱的不仅仅是战争，还有更多看不见的分裂因素。举几个例子，记得有个典故，是说一个楚国官员觉得齐国话很好听，就让自己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去留学，学门外语。结果儿子回来以后，齐国话倒是说得好了，楚国话却不会说了。一个小事，但却可以看出当时语言差异之大，国与国的交流多在上层和商贾之间进行。还有个典故就是邯郸学步的故事了。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民俗差异之大。不同的思维载体，必将导致不同的思维方式。 如果仅仅是民俗和语言还好解决，毕竟时间可以消磨这些。但是消磨的前提是在有共通的记载流传下来。不过当时战国七雄中，与民间交流所用的语言，文字，度量衡，均有5种之多。不同的记载导致不同的流传，差异通过时间的无限传播只会使沟壑无限扩大。只有做到用同一种载体记录，用同一种方式交流，才能弥补。 始皇帝首先一点，在统一，文字，度量衡上的功劳，才是真正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上的第一次统一。作一个假设，如果始皇帝没有在这些政策，只怕现在还没有汉族，取而代之的是秦，晋，燕，齐，楚五族。 至于过嘛，传统一点的人一说起始皇帝，总会想起几点，一是焚书坑儒，毁灭文化。二是劳民。 先说一好了，焚书。先要从李斯说起，这个政策是李斯提出的。一个写《谏逐客书》的人，一个如此理性的人，一个法家的经典会不经大脑地提出一个摧残文化的议案吗？焚书，焚的都是些个什么书。主要是巫医、占卜、偏颇之论和六国史书。前三者实是害民之说，至于后者，在统一思维的大前提下，该烧！烧得好！何况本来六国史书之间就有许多不同甚至矛盾之处，扁鹊见那个什么桓公的故事就是个例子（别跟我说初中课本上写的是蔡，我就看过有写是齐桓公的）。再则，当时写史书的人有个通病——是其在我。笔在我手上，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爱怎么引导就怎么引导。当然，捏造虽然不至于，但是倾向的一些评价就难免了。能不烧么？何况焚书还有一条，就是官方藏书除外。造成的后果远远少于后来的文字渲染。清开国后不也在数十年间弄了好几次文字狱。新中国不也有#￥%大革命。坑儒，为什么要坑儒？那是因为当时（其实不仅仅是那个时候）天下以儒家和法家门生最众。秦以法兴，法家尊崇，法家自然不会有怨言。倒是儒家，一来不为时政所好，二来又因仁政之说与秦政相悖，三来因为焚书和统一文字度量衡等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心生怨恨。儒家不是人多嘛，掌天下喉舌，有了怨恨他怎么办——口诛笔伐，煽动阻政！该杀，万幸的是，始皇帝并非如常人所言嗜杀。仅仅在咸阳附近找了400多个儒生，还劳神费力地弄个西瓜的借口来杀，杀鸡警猴大概就是这个效果了。杀了400多个人，就换得天下异心之人闭嘴。从历史上的开国君主的行政来看，始皇帝杀的人算是最少的了。何况始皇帝还并不是仅仅是开国，而是开族！至于为什么后世对焚书坑儒如此唾骂？那是后来儒家渐成正统的缘故。哪朝开国不杀人，朱棣还远谈不上开国，不也把方孝儒的十族都灭了嘛（除了九族，还加了他学生）。这两点为后世诟病千年，谁让始皇帝敢第一个吃螃蟹呢。这两点，在当时，其实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影响。 二说劳民。秦亡，很多人都归结于滥用民力所致，荒谬！中国的百姓或许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善于忍耐的百姓了，只要有一口饭吃，哪怕是半饱，他也绝对不会起来造反。不错，秦初的时候，天下初定，始皇帝为显天子之功，并没有与民休息，这也的确积压的很多矛盾。秦初时的天下就好比一个装满炸药的炸药桶。不过若是没有火，那么这个桶是绝对不会爆的。火从何来？始皇帝在时，劳天下的工程不外两项，一是巡幸之路，二是万里长城。巡幸已经大致完成，长城业已完工，何劳天下。其他什么阿房宫（别以为杜牧写的那是真的，据考证，阿房宫拿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一所几十百来间房的豪宅而已，连沈阳故宫都赶不上），郦山陵，就这些要劳动天下，似乎差的不是一点点。有人说博浪沙一锥，就是天下难堪暴秦的证明，荒谬！那一锥的始作俑者张良在当时不过是不愿六国混图的遗老遗少而已（这么说绝对没有贬义，事实上张良早期的目标就是帮助韩王复国，后来韩王被项王杀了，才追随的刘邦）。那么那把火是从哪里来——陈涉，一个胸无大志的亡命之徒（我实在觉得他那个胜字叫起来很不爽。这种评价对他是很低，不过我觉得他就这个价了。有异议的朋友可以讨论讨论，我也可以说说为什么给他这么低的评价，不过这里不变赘述）。那陈涉为什么要起兵呢？不是因为腹中碌碌食不裹腹，更不是因为一个礼拜工作七天没有节假日，而是“我等失期，失期当斩”。主要是自己错过了时间，误军当斩。要是不杀他，他还是愿意继续过他那一个礼拜工作七天的半温饱幸福生活（无论哪朝哪代，当兵的都不可能是半温饱的俸禄。 而秦法极其严苛，更没人敢大张旗鼓地贪污军饷。纯粹是写来加强气氛）。 劳民虽然重，但并非大过。 秦亡，亡于酷法暴政？荒谬！秦法历时久矣，也并没因为统一缘故而变本加厉。原秦国子民也未见有三日一闹五日一反之举，未闻求活艰难之说。法虽酷，在于威慑使之不犯而已。要说有严酷之处，我看便在连坐一说上。不过连坐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并非秦所独有。暴政一说更不成立，焚书坑儒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再说一个全国性的大政策，只怕就只有用兵一项了。始皇帝一统六国混为一图之后，大规模的派兵行动有两次，一次是五十万秦军南下开疆辟土，设桂林象郡，对南越用兵。不过也没打起来，南越诸国，是问谁敢与大秦相争。我圈个地，筑个城，囤数十万军，说这里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也是。二就是蒙恬领雄兵三十万北击匈奴700余里。不过在后面看来，这两点都不是陈涉点火的原因，也对国内形势影响不大（这里的国内形势指国民，而非秦政。对秦国的影响大了去了）。既然不是酷法暴政，那是什么让陈涉甘冒诛九族之险造反呢？用他的话说“失期当斩”，是“失期”。“失期”者，误军也。无论在哪个年代，军法不管几斩，都有一斩是误军。偏巧陈涉又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所以嘛，横竖是个死，要死要要闹大点，多点人陪葬。 秦亡，在我看来主要是亡于诸多偶然因素。不过偶然的多了，也就成必然了。 首先，六国遗老没有诛尽，也不可能诛尽。主要是分裂时间太长（其实在我看来，始皇帝以前根本就没有真正统一过），人太多了，要是把这个因素消除，那始皇帝就真的成嗜杀了。而始皇帝在和那票遗老比寿命的长跑里面又先到了终点。是问以始皇帝扫六国之威，除了张良敢在博浪沙一锥意思了一下，天下间有几个敢说个反字。 其次，军队外调。前面说过了，秦国削平天下的主力80万雄兵，一南一北分开了，以至周文打到咸阳的时候竟然无兵可用，从郦山调了30万民夫充作军人。 第三就是权利高度集中之时，终端的突然消失引起的混乱。这一点最重要，始皇帝在巡幸途中的突然殡天，权利一下出现了真空。赵高李斯胡亥矫诏篡位的一系列政策，多了不说，光说杀蒙恬一项，就失了军心。始皇帝在时，尚且顾念秦军在统一过程中的功劳，不但没杀一个功臣，没削兵卒，还找了一南一北两边给他们发泄，蒙恬这一死，这80万秦军，最后一次有消息就是在周文进关的时候，军报说正在火速赶往咸阳勤王（其实速度比蜗牛还慢），然后默契一般地消失了，在后来的历史上再也找不到记录。 最后就是一连串的如果。如果陈涉这个亡命徒没有服役；如果那只军队没有调去戍边；如果没有经过大泽乡；如果那几天没有下雨；如果下雨了还是赶得急；如果陈涉不在那支军队；如果在他们要造反的时候有所察觉；如果事先杀了陈涉；如果章邯破项梁之后挥兵南下；如果项王在巨鹿没有那么剽悍；如果…… 中国历史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巧合多了也就成了必然。不管那个朝代，在第二第三代的时候，总会有一次大风暴。过了，这个朝代才能延续数百年。汉初有匈奴进烦和七王之乱；西晋初年有五胡乱华；隋初简直乱得不可开交（我甚至觉得隋初和隋末是一回事）；唐初有武媚篡政和安史之乱；宋初是契丹进犯（其实是收回幽云十六州进攻契丹，不过既然是收回嘛，那就算他进犯好了。反正输了一串）；元代比隋犹有过之，抵抗从来没停过；明初先有朱棣之乱，再有瓦剌土木堡之战；清初则有杀敖拜、削藩、收台湾和葛尔丹。遗憾的是秦初（或许始皇帝死后就该叫秦末了）没有挺过这一关。 唐宗宋祖，李世民行仁政，虽然有贞观之治，也给唐朝死于安乐埋下了种子。宋祖……根本不陪拿来比较，至少是在这里面。千古一帝康熙，《尼布楚条约》为了不打仗连领土都可以让，简直本末倒置。不拿士兵来保卫国土，反倒用国土的牺牲来保全士卒。更荒谬的是，这样一个条约居然是在大胜的情况下签定（看来近代清政府的糊涂外交是遗传）。所谓的千古一帝连冒顿单于都不如！汉武奋四世之余烈，平百越，破匈奴，扬国威，振荣辱。如果说始皇帝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汉武帝大一统则是他政策的成型和发扬。中国君王，堪与始皇帝比肩者，惟汉武。 扫八荒，并六合，功盖环宇，三皇五帝犹不及也。始皇帝，真乃我中华第一君王！ 以上转自百度法家吧：可汗就是法家吧的吧主。。
是他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结束了战乱纷繁的战国时代,为后来的中国版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设立了一些有意的制度.但是,他统一中国的过程是血腥和残忍的,而且在统一中国后,也没有意识到百姓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对百姓横征暴敛,奴役百姓,造成天下大乱.这就是他的过.但是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必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不能完全用现代的是非标准去评论他的功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还是功大于过的.（这是个大体的框架、你可以自己加一些历史材料、故事进去，这样就可以凑够字数的。）
凡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对于秦亡汉兴都能说上几句。如秦始皇严刑峻法，实施暴政，造成秦国赭衣塞途、囹圄成市的局面，结果导致秦的灭亡。而汉初则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扫除烦苛，务在宽厚，刑罚罕用，尤其是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的流行，使汉初社会呈现出祥和的中兴气氛。 应该说，以法律的烦苛与简约来评价秦亡汉兴的原因，是秦亡以来两千多年间学者们的普遍观点，但这与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方式有很大关系。一个短暂王朝的历史往往要由下一个王朝来编写，其中掺入的主观因素可想而知。话虽如此，但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发现，这些“凿凿”之言是很难被怀疑的。如今，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和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的发现，使我们对秦亡汉兴的历史终于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知道，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对传统的宗法血缘贵族制度予以较彻底的否定，厉行以法治国，力求各项事务做到有法可依。法制化使秦国从一个被它国视为“夷狄”的边缘国家，一跃而成为强国，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曾为推动历史巨大进步做出贡献的秦律怎么在统一后突然变得残暴起来了呢？难道秦统一前后对法律做了重大修改？睡虎地秦简的出土，使我们对统一前后的秦律有了一定的理解。从睡虎地秦律看，说其细密是不错的，但却不能得出像后来的政论家、史家及世人所说的秦律残暴的结论。当然，作为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秦律的剥削阶级本质是存在的，但这是另一回事，与残暴与否无关。 根据新近出土的江陵张家山汉简，我们则惊奇地发现，仅以“约法三章”也远远不能概括汉初的法律。汉初的法律不仅与秦律惊人地相似，而且量刑标准也几乎完全相同。如偷盗罪，秦律规定过六百六十钱就要“黥为城旦”，汉律也如此。相谋杀人者与杀人者同罪，秦律与汉律也相同。对于隐匿户口不报的逃亡者，秦律与汉律的处罚也极相似。凡此等等，还有很多。因此，汉初法律更多的是对秦律的直接继承，而不是以往所认为的那样另起炉灶。现在的问题是：几乎完全相同的法律，在两个阶级结构、社会状况基本相同的社会实施后，所产生的结果为什么有如此重大的差别？在秦被视为暴政的秦律为什么在汉初却促进了社会的繁荣？秦亡汉兴的真正原因是否可以完全归结为秦律与汉律的差异？这些问题从单纯的制度史层面是很难得到圆满解释的。 我以为，这其中是人的因素也就是最高统治阶层素质的不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统一后的秦始皇与统一前的秦始皇心态已发生重大变化，如对自身专制权力的极端维护，使始皇帝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他好大喜功，怀疑一切，猜忌一切，这就使他既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更迭机制，也破坏了中央行政中枢的运行，更使社会受到巨大的创伤。其继任者秦二世更将秦始皇的人治特点推向极致。二世的荒唐可笑，世人皆知。因此，史书上记载的始皇“事皆决于法”，“急法”，二世的所谓“申法令”等等，与秦律应是有区别的，与法家思想也应是有区别的，实际上是指他们将法制变成了人治。赵高指鹿为马，又将“诸言鹿者以法”等，也不是法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这种人治的特点不仅在秦的上层存在，实际也波及到中下层官僚。 汉初法律在大体上虽继承了秦律，但其执行者的思想水平已有了很大变化。如有了奏谳制，使疑狱逐步上报裁定，避免了主观臆断性。刘邦本人文化虽不高，甚至还有点无赖气息，但他却能听得进去别人的意见，如娄敬提出的迁都建议，陆贾提出的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建议等等，他都采纳了。对于叔孙通等儒生阶层也没有极端的仇视，而是适当地吸收他们参政。吕后虽有夺天下之心，但她与二世的为人、为政也不可同日而语。不因己喜而赏人，不因己怒而刑人，对法律持基本尊重的态度，是汉初几位统治者的特色。 由于秦代文法吏的遗存，军功官僚的大量存在，使汉代统治阶级的整体素质提高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直到文景时期，还有不少人在谈官吏的残暴、不奉法的问题，还在强调秦末的历史极可能再现。但毕竟汉初统治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法律的执行上更为慎重，将秦代少数确实苛刻的法律逐步废除，在官吏的思想上灌注一些“无为”观念，在选拔官吏的类型与结构上也有重大调整。因此，虽然汉初大体因循着秦律，但结果与秦政迥异。这是时代在变化，统治阶级的素质也有了变化。 历史上的昏君并不一定是“昏律”造成的。历史上的明君也未必是“明律”培养出来的。儒家思想或法家思想何者占上风，与政治的善恶与否也不可一概而论。归根到底，封建时代的法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治的问题，因此善政或暴政与人的因素有极大的关系，不能全归咎于法律。秦亡汉兴就是一个证明。
有着千古一帝之称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原的帝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灭六国而完成中国的统一，这是众所周知的；但除此之外，他还做了些什么呢？这里简要概括一下：一、确立了中央集权的体制；在此之前，中国地域内有许多分封的国家，各国有自己的国君或王，中央的商或周对各诸侯国的控制能力有限；各诸侯国之间常发生战争，极大的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秦始皇废除了分封制度，设立了中央直接管理下的郡、县、乡、亭、里等多级管理基层结构；这样的管理结构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到现在还在延续。二、统一文字、货币。在此前，各国使用的文字不同，来往的文书经常相互之间不能看懂，对国家的文化和交流十分不便；秦始皇时强制统一成一种文字，这套文字作为中国唯一规范的文化一直用了两千多年，到现在还在使用；各地区使用的货币也不一样，有圆形的、刀形的、铲形的，还有贝壳、龟甲或玉片等等，秦始皇将货币统一金和为外圆内方的铜币，这种铜钱直到沿用两千多年后的清朝。三、统一度量衡。什么是度量衡呢？在秦始皇前，各地的度量衡单位五花八门，比如说，你想买一尺布，到其他地方连一尺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或者这边的一斤米，到那边的称不叫一斤，又叫另外一种单位了；秦始皇时规定了统一的长度单位，叫分、寸、尺、丈。这些名称现在还在使用；量具容积的单位叫合、升、斗；重量（衡）的单位叫铢、两、斤、石，这些单位也是到现在还在使用。铢是由于铜钱的重量是以铢计的，如半两重的铜钱叫5铢钱，后来把“1铢”叫做“1钱”了。现在还是10钱=1两。四、修建驰道，疏通河道和渠道。也就是连接全国各郡县的道路（相当于现在的国道和省道）。大大的加强了各地之间的联系。五、修建长城，原来各国之间都有一些长城，但北方的长城不完整；统一后他下令把原来国之间的长城拆除，再把原来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以防止北方匈奴的南侵。给我们留下了一条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六、开拓边疆。在中原各国相互征战，无暇北顾的时候，匈奴乘机南侵，攻掠秦、赵、燕三国的北方边地；秦始皇兼并六国后，派数十万大军万大军北伐，击败了匈奴，稳定了北方边疆；南攻岭南的百越，把两广并入到中国的版图之中。上面几条是对秦始皇的所做一些简要的概括；这些事情在他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开创于他，并且一直被沿用了两千多年之久；在他以后的皇帝，治国管理无一不是在他这个机构框架下对国家进行管理而取得成就的，他们创造的伟业，有很大的原因是得益与秦始皇为他们奠定的基础；在前人没有的前提下，完成这么多的体制变革和文化变革，以及众多的建设工程，需要做多少工作呢？而且从秦始皇完成兼并六国，到他去世，仅有11年时间；就在这短短的11年里，秦始皇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作，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奠定了基础。秦始皇不仅是一个有雄才伟略的君王，而且也是一个办事效率最高的领导人。可以说，中国历史上除了秦始皇，其他任何一个皇帝和贤人都不可能做得到的。再看看历史上其他被称为贤明的帝王，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朱元璋、以及康熙、乾隆等等，他们创造的“伟绩”有哪一个能和秦始皇相比呢？他们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什么多少实质性的东西和能沿用数千年的“软件”呢？从这方面讲，秦始皇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对中华民族贡献最大伟大的君王。然而，秦始皇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远不如其他几个皇帝，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秦始皇被带上了一个头号暴君的头衔。这个“暴君”的称号，不仅使他一生的绝世光辉大失色彩，甚至在传说和戏剧中多成反面人物，这么一个最伟大的君王的地位，往往被其他超过。然而，历史上真实的秦始皇，真的如同人们心目中那样的暴君吗？人们了解和分析历史人物，绝大多数都是以史书的记载为依据，进行分析和评价，这是很片面的；史料的编辑者的观点和心态，往往会影响到读这部史册的人。如果史册记载不实，会给人们带来与错误的结论甚至与历史情况相反的概念。作为历史人物的秦始皇，同样面临这样的情况；我们所了解的秦始皇，无一不是从史册中的记载和描述，形成了他的形象和对他的看法。更多的人们都是从传说、演义、和戏剧中得来的。人们从这些途径中得到的秦始皇的形象总结出这么一个秦始皇：残暴、贪婪、寡恩薄义，生性多疑，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滥杀无辜，嗜杀成性……把一切暴君所具有的特征都加到了他的头上，他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件都不是坏事：统一六国被认为是贪婪；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是独断专行；修道路疏通河渠修水利的好事没人提；修长城本来是为了保护北方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结果又被编出一个孟姜女哭倒800里长城的荒唐神话……史书上对秦始皇所做的事情基本上多有记载，但一些没有根据的，或者是莫须有的事件扣加在了他的头上；在加上演义，小说和戏剧的渲染和扩大，使他戴上了“天下第一暴君”的帽子；由于这个印象给人们造成的影响极深，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以致现在如果谁说秦始皇不是很残暴（不敢说其不暴），就会被众人认为在歪曲历史，受到责问甚至攻击。这些坚持认为秦始皇是“头号暴君”的人，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自己心中根深蒂固这个概念的正确性。为什么秦始皇会给人们留下如此的印象呢，这地从他所出的时代和所做的事情来分析。他所做的被人非议且具有影响的事情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讨论：（1）兼并六国进行的战争造成的相当多人员伤亡；（2）在执行统一后的体制改革，文化统一过程中采取了一些高压政策；（3）国家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征调了相当多的人民服徭役；（4）开拓疆土和保卫边疆的战争中征调了相当数量的人们服兵役。在以上四项中，第二项看似不如其他难，实际上却是难度最大，并且对中国此后两千多年历史影响最大，意义最深远的。废除地方割据，实行中央以下的郡、县、乡各级管理机构，要对全国的每个区域进行分划，安排任命各级官员以及规定他们的职权及上下级之间的管理程序和方法；在过去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完成全国各地的布置和安排，要进行多么庞大和繁杂的工作在。在统一文字和度量衡过程中的工作也是相当庞大的，比如说，规定了统一的文字，还必须把标准的文字式样样本分发到各地，找人负责宣传和推广执行；当时不仅没有印刷，而且连纸都没有，用刻抄的竹简和帛书分发到各地，并且在交通不便，交通工具落后的情况下，难度可想而知。而度量衡的统一，必须做好标准的尺，标准斗、升量具，以及标准的称，分发到全国各地；这么大的国家，知名度的地方，要做多少，如何安排使用和推广，需要相当仔细的考量啊，因为当时生产和制造能力远不能和现在相比，怎样才能以最小的花费达到效果，需要有相当的能力和智慧。秦始皇在短短的十一年就完成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以致这些工作的成果被我们中华民族各代享用了两千多年。但也就是这项工作使他在他之后的中国人的心目中成为了千古第一号“暴君”。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统一文字，必遭到原来六国文人的激烈反对；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文字统一，他采取了强硬的手段和高压政策，对拒不执行并阻碍他人执行者采取了极端的行为；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发生的。由于在文化领域上的强硬行动，得罪了以儒家为主的读书人；而在此后的几千年间，中国的文化领域几乎都是被儒家子弟所左右，史册书籍和文艺戏剧、演义、小说基本都是出于儒生之手，从这些人手中出来的书中所描写的秦始皇是个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现在研究历史的人们对秦始皇残暴的证据多数都是从司马迁的《史记》等“正史”中引摘；而作为读书人的司马迁，他和秦始皇生活不是同一个年代，书中的史料也来自前人的记载和传说，也同样受在他之前的读书人心态的影响；书中也难免有失实的地方。很多书中记载的阿皇宫，并没有说，地广三百余里；但多种史书和故事戏剧及诗词都加以扩大，加以想象和发挥而至。最近考古发现的阿皇宫遗址，前殿8万多平方米，总面积仅60多万平方米，还不如现在的故宫（72万平方米）大，而且还是建到一半就停工的未完的工程；另外多种史书中记载的长平战役，秦军坑杀被俘的赵军40余万，这是大可推敲的问题，赵军参加战役的军队总共45万，出去进攻时不可能一个守城的都不留，另外就是在战斗中60万秦军损失过半，而40多万赵军却还能保持原来40多万的人数，这对当时强悍的秦军是不可想象的；并且出了一个取得歼敌一半而自己保持完好战绩的40万赵军，竟然被剩下的30万秦军全部俘虏的可笑结局。假设赵军在战斗中损失一大半，剩下的10多万被俘后坑杀，这样的结局似乎更站得住脚；这些史书的坑杀40万战俘的记载给人们加深了秦军残暴的印象。由于得罪了读书人，所以从他们手中出来的各种史料不仅把他描述成为魔鬼般的暴君，而且对他的形象加以丑化，把自己民族的一个伟大人物描述成为一个身形猥琐、身体孱弱的形象。“峰准,长目,挚鸟膺,挚,豺声”。他们笔下的秦始皇不仅五官身形无一是出，而且可以从这些描写中推断出他有比较严重的气管炎和软骨病，伴有身理变态和心理变态。。。。。。我们民族历史上伟大的君王，究竟是不是史书上描写的这个模样呢？对于史料记载的真实性，生活在距他两千多年后的我们，无法直接证实史料记载的真伪，用其他史料来做依据，并不是好的办法，况且，几乎所有的史料记载及民间传说中的秦始皇，都被描写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暴君；因此只借助史料，我们无法做出正确的推断。从史料记载的其他和秦始皇相关的事情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和史料记载的秦始皇有截然不同的结论。一、秦始皇健壮威武，并且武艺高强。他是否英俊潇洒不能确定，但身体健壮可以确定的，其一，他每天阅读和批示的奏折都是用竹简雕刻的，全国各地每天送来的竹简奏折重量至少在几百斤之多，但他在五十岁的年纪还是亲阅奏折，并批示；第二就是“图穷匕首见”之事，荆轲是燕国万里挑一选出来的杀手，武功一定不同寻常；结果在占有先机发动突然袭击的情况下，竟然伤不到秦始皇，并且在秦始皇拔出佩剑后与之也是单打独斗，这万里挑一的高手都不是秦始皇的对手，几招过去就败在秦始皇剑下；可见秦始皇武功之高。至于他的威武，叙述他威武的地方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在这一事件中，与荆轲同去的秦舞阳，本来是抱着必死之心而去的，但看到秦始皇的威武，竟然被吓得失态。二、秦始皇胸怀宽阔，对人诚恳，善于用人、勇于改过。秦始皇的手下聚集了众多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这里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等等，他们大都并非秦国人，却在尽心地为秦效力。秦始皇的作用在于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听从他们的劝谏和有错勇于改。如灭楚时，他开始误用李信遭到失败后，马上改过，亲请王翦出征，并倾全国之兵交付与王翦，结果取得胜利。他们能够如此长时间为秦国效力，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如此多的事业，与秦始皇的胸怀宽阔，对人诚恳是分不开的。三、最富有了中华民族宽阔包容的心和他不像当时欧洲的亚历山大、古罗马那样，只重征服，过后只是奴役被征服的国家和民族；秦始皇在征服六国后，即刻开始对原六国各地进行修道路，疏通河渠，发展农业，把原六国的人们和原秦国的人们同等看待。为这些人们融合形成汉族打下了基础。四、大规模的徭役多数是出于当时的形势所迫。当时中原刚统一，各地原来的贵族势力还很强，若不保持中央各地之间的交通和联系，国家随时会处于再次分裂的局面，所以必须尽快改善中央到各地及其他各郡、县之间的交通和联系，因此须尽快建设道路。由于多年的战争，原各国的农业设施受到相当大的破坏，或因战争而年久失修；在统一后必须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因此花相当大的人力来疏通河道，修复水渠，对水路交通和农业灌溉都有利，是很有必要的。修建长城，是为了保护北部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其目的也是为了减少人民的负担；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其骑兵活动范围很大，没有长城的话，要很多军队来防守，这会给人民增加很大的负担。秦始皇修长城不是他开创的，他只是把原来秦国、赵国和燕国北边原有的长城连接起来，而史书上却把修长城造成的苦难全归罪于秦始皇，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史书上谴责和攻击最多的是他动用70多万人修建长达300里的巨型宫殿---------阿房宫。这个尚未建成的宫殿并不像一些史书和文人描写的那样宏伟巨大，言过其实。巨大的陵墓，的确耗费了许多人力和物力。给人民增加了许多负担；消耗了国家的大量人力和财力。五、与其他皇帝相比，秦始皇并不算什么暴君。这是最敏感的问题，如果这个观念能成立，那么我们几千年的观念就得被推翻。排除史书人为观念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事件来分析秦始皇的行为，看其是不是一个暴君。首先，我们从当时的人口变化来看秦军的杀戮性，据多方面史料分析，在秦国兼并六国之前，七国人数合计在两千万到三千万之间，而秦统一后的人口大约在两千万左右；经过如此规模的战争，全国人口并没有明显的减少；而其他朝代的更替过程中，人口减少情况一些数据如下：西汉--东汉（合邪去死），人口从5900万减少到2700万；东汉--三国--西晋，人口从5900万减少到800多万；隋朝---唐朝，人口从4600万减少到2000多万，南宋+金-------元朝，人口从1亿减少到2300万；蒙元----明朝，人口从7400万减少到6100万；明朝-----满清，人口从7000多万减少到2000多万；与其相比，秦朝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造成人民死亡的比例是相当低的，并且从正史和野史都没有提到秦军大规模的屠城和屠杀平民的事件；也没有看到关于战后田野荒芜，城市变废墟等现象的描写；说明秦始皇手下的军队并不是一只嗜好杀戮的军队。第二就是，秦始皇在他的陵寝中陪葬了成千上万的兵马俑。 这说明秦始皇是爱惜人民生命的。在过去，君王以活人陪葬是及其普遍的事情，不仅君王，就是贵族都时常以多人陪葬；秦始皇作为一个当时拥有天下的大帝，完全可以用一些活人为他陪葬，连年征战抓获是战俘应该也是人数众多；但他没有这么做，安排这么多人，花这么多功夫做出了成千上万的陶人来代替过去常用的活人，这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为此后绝止活人殉葬做出了表率。第三就是善待原六国的贵族后裔。部分贵族被俘后没有对他们进行杀戮，而是将他们迁居到自己所住的咸阳附近生活，这样便于管理，防止他们重新分裂国家。此举是非常仁慈的方法；而且也没对六国其他贵族后裔和军人、进行追杀，如当时的魏豹，甚至曾经消灭秦军20万的楚国大将项燕的后代项梁和项羽，都没有对其追杀；大家想想，能做到这样宽容的君王，会是“暴君”吗？第四就是“焚书坑儒”事件。如果不对当时的文字和文化进行统一，不仅国家面临随时分裂的可能性，甚至连汉族这个民族都有可能不会形成；所以统一文字是当时最迫切的工作。为了使全国能够尽快统一文字，也许他自己也预感到上天给他的时间并不多，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自己面前这么多的工作，不得不采取一些高压手段，迫使自己的政策和计划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在文字统一的工作中，受到了原六国的读书人（主要是儒生）的强烈反对，他们的反对使秦始皇的文化统一工作被严重迟滞；经多次努力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将460名儒生处死，这一行动起到杀一儆百的效应，使自己的计划得以在他有生的十一年之中完成。大家试想象一下，如果不是秦始皇在他统一后有生的这11年间完成文字文法的统一，他一死，儿子是没法完成了；要等几代才能将文字统一呢？所以说，他采取这一行动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的决定。这一行动对中国文化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在杀了460个人，其目的是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震慑效果，并不能以此说明秦始皇嗜杀；与历史上其他皇帝（抛开成吉思汗和蒙元几个杀手）如汉高祖刘邦、汉武帝，朱元璋、朱棣、以及满清的文字狱，哪个皇帝杀掉的人没超过460人？尤其是满清的剃头令，在“留发不留头”的过程中，杀害的人数以万计；就是“贤明”的唐太宗，所杀的人应该也不会比460这个数少很多。与这些君王相比，他似乎并非够得上“暴君”的称号，“天下第一暴君”的帽子更不应该扣在他的头上。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这是李白《古风·秦王扫六合》一诗中的前两句，极为形象的刻画了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雄威。
众所周知，秦始皇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完成国家大统一的君王，也是第一个成为皇帝的君王，因此人们称他为始皇帝。从某种意义来将，秦始皇做到了前人从未能够做到的事情，成就了千古伟业。也因此，他能够名传千古，能被称呼为秦始皇。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千古人杰，他所建立的庞大帝国，却仅仅存在了十五年就分崩离析，走向了毁灭。好似，就像是一个威猛无匹的健壮大汉，正值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巅峰之际却突然暴毙了一样，令后人非常不解。
那么，大秦帝国迅速灭亡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
其实，从史料中细细研究的话，就会发现秦国一统天下之后的治国策略有着很大的问题。
一、错误的治国策略
大家都知道，秦国的立法指导思想是从法家演化而来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特别注重刑罚。因为法家的思想核心就是用暴力手段来进行统治天下，以重刑的手段来统治百姓，从而让百姓害怕、恐惧，而后能够达到“去刑”的效果。
而秦始皇所采用的统治手段便是如此，通过重刑的方式迫使百姓种田，使国家富裕起来。通过重刑的方式迫使百姓能够遵守“法律”以达到国家安定的目标。不论是经济上亦或者是文化上，秦国都通过贯彻法家的思想来进行治理国家。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秦国在法家这种暴力治国策略中，一开始确实胜利了。它一开始通过“驱民耕战”、“刑无等级”以及“论功授爵”的方式确实做到了“国富民强”，而后更是一统六国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然而，法家核心思想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强国弱民”。法家认为只有民贫民弱才能够顺利推行国家法度，才能贯彻强权贯彻一切。这一点想来大家听后都觉得不可思议吧。
毕竟，在我们的认知中，国富民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在民贫民弱的情况下，国家根本无法长久发展起来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在秦国一统天下之后，仍旧实施法家的专制制度。秦始皇和秦二世以及其他高层人士都忽视了法家思想的缺陷，乐于实施“刑无等级”的法度，任何时候犯了事都以“皆杀之”处理。
老实说，在秦国自身发展和跟其他六国战争的年代，这种暴力法度可以起到非常不错的作用。但是天下一统之后，可以说是和平年代了，然而和平年代还施行如此严苛的法度，很明显整个治国策略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因为谁也不想生活在一个虽和平却暴政当世的年代，所以秦国一统天下之后，一直有一个称呼叫做“暴秦”。
因此，秦国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中，治国策略不当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事实上，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秦国一统天下之后国家内部矛盾非常多。
二、内部矛盾
前面说过，秦国一统天下之后施行的仍然是法家的极端主义。从国家发展来看，若是要国家强盛起来，发展商业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秦国可不是这样，秦国讲究的是法家的那一套“强本除末”。
意思就是秦国直接把商人阶层打压成为社会上最底下的一层，而且也从不发展商业。很明显，这个策略实施之后，不仅阻碍了各地的经济交流，也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更是掀起了商人阶层和其他阶层的矛盾。
而且不止如此，秦国一统天下之后，还实施了“焚书坑儒”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让法家思想能够贯彻整个秦国，但诸子百家的思想则迅速衰落。如此一来，不仅严重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也掀起了儒家子弟对秦王朝的畏惧和反抗。
可以说，这个政策的实施，导致天下大半的知识分子都站在了秦王朝的对立面，这又是另一个矛盾的激发点。
最后一个矛盾激发点，则是天下平明百姓对秦王朝的不满。因为天下百姓生活在秦国的暴政之下，但凡出一点差错都要落得个“皆杀之”的下场。以如此重刑来治理国家，很明显带给百姓的只有伤痛。如此一来，一旦有农民起义，天下百姓定然会揭竿响应。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正是秦国治国策略不当，从而导致国内各阶层都对统治者产生了不满的意思。也正是因为国内各阶层对秦国统治者不满，才加速了秦国的灭亡之路。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有疑惑，既然秦国一统天下前，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立国治国的，那为何一统天下之后，这种方法没用了？或者说一统天下之后，秦国灭亡道路反而加快了？
其实，关键就在一统天下之前和一统天下之后，国家主体有变化了。原来的秦人只是秦人，后来的秦人还包括了燕人、楚人、韩人等人，主体变化了，文化思想和信仰自然很难通过暴力手段彻底“统一”。
三、文化信仰问题
秦国一统天下之前，施行的就是法家的专制制度。而其他六国，则有一套严谨的宗法礼制制度。文化思想和文化信仰方面，已经贯彻了许多年，即便一时被秦国征服，被秦国统治，但在文化和信仰方面是无法认同的。
也就是说，即便秦国“焚书坑儒”，即便秦国“书同文，车同轨”也是很难得到其他六国人民的认同。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一旦哪里发生一点叛乱，很可能会一下子就造成星星燎原之势，只能靠暴力镇压。但越是镇压，这种趋势就越压不住。最终，国家便又会陷入动荡之中。
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句话就是追随刘邦的楚国人陆贾劝谏称帝后刘邦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能够以强大的武力来取得天下，但不能以武力来治天下。很明显，其中暗指的就是秦国。
倘若秦国能够做到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那么定然会通过其他比较“合理”的政策来治国，如此一来，通过文化思想和信仰来对国民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便秦国最终会亡，但也不会亡的如此迅速。
由此可见，秦国会在一统天下的鼎盛时期迅速消亡，其实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一点，想必很多人都能够理解。
结语：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秦国灭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秦国一统天下之后因薄俸厚罚而导致吏治腐败。又或者说是秦国一统天下之后嬴政未能及时立下太子之位从而让赵高等人钻了空子等等。
但纵观所有的原因，似乎都可以追溯到秦国治国策略不当上面。也就是说，秦国一统天下之前采用法家极端思想进行统治没什么问题。但在一统天下之后，应该在此基础上做出改变。即便不让诸子百家思想绽放，但也不能只靠法家思想来进行治国。
秦国会灭亡这是一定的，因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它消亡过于迅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整个国家在一统之后的治国策略错了。秦始皇若是采用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那一套，想必还能延续大秦多年国祚。
但可惜的是，他从头到尾都沿袭旧制，只用法家思想作为立国指导思想，由此而来便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秦国二世而亡。
当然，此种观点不过是笔者一些浅见，大家又有何看法呢？
参考资料：《史记》
讲秦亡，必先讲秦之兴旺。 秦之一统，周德已尽。太公八百零八年之守已终。虽曰天命，亦得益于兢业蛰伏之秦人。 东周末年，周王失九鼎，诸侯雄起，历时五百余载，每每登坛而论战谋国者，上至王孙贵胄之公王如非子，任好，师隰，渠梁，驷，荡，稷，政。下及豪族寒门之官士有硕，奚，鞅，起，错，仪，翦，斯。此公王官士，乃秦人之精英。秦之昌强，源于文上诸君。（鄙人知识有限还有没提到的见谅。）非子牧马西陲，东效王庭，北和犬戎。不为他法，只求复先祖恶来于商之荣光。秦历数世。韬光养晦，比及穆公，王国始霸。仿汉人之习节，求自身之圆满为中原所纳，非屈于中原，实为图霸之心。穆公薨，传位师隰。师隰薨。位传渠梁。秦人不思进取，国力转衰。然渠梁不然，其志伟，其才广，其心雄。望复及穆公之彭。再霸于诸侯，令六国俯首称臣。时有一苛薄之杰士，东向秦来。公孙名鞅，狂妄自大，傲慢无礼，而崇尚刑名之法，有佐霸之才。见于渠梁，告知三术，帝术王术实为试探，王霸之道乃为真才。二人佛有灵犀在心，一拍即合。遂此，秦之霸业方兴。然秦虽强，但商鞅为人乖险而亦少恩。孝公薨，遂作法自毙，于商地捕，商君为惠文王所车裂。惠文王谮越而王，诸侯争霸正弈于中盘。时有一人姓司马名错，为太史公先祖。时任函谷关太守后任秦国大将。一口舌之士，名仪。趋步入秦，异于商君，为人谦和。同于商君，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二人论战，错胜，巴蜀归秦。楚地西部亦半入秦手。错之功不亚于起，为秦之统一奠基，实为大秦股肱。惠文王薨，位莅武王，武王力大无穷，九鼎为之举。然武王四年而薨。武王在位，曾荡平三川，三晋不能挡。位至昭襄王。昭襄王时有一文气武将，日后名冠中华，配享武庙。此人姓白名起。用兵打仗每战必力克。秦锐士在其手中得以更进一步。毙敌甚多自损亦然。真正为秦之统一残然六国。奈何口舌之士，梗塞其中，错失战机，邯郸一战，秦国败，武安君不愿为辱军之将，死于杜邮。白起虽死，秦军犹在。正如商君虽死，秦法未亡。昭襄王在位最久，因而国稳。此时八子魏冉之力亦不存，异人之后，为我始皇。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亦有蒙王之伦伦兵伐于函谷关外，秦之统一已成大势，六国如草芥一般，无力反抗。历时十年始皇灭六国，前221年，世界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秦帝国。孰不知六国旧族，身归心异。始皇之亡不在制度，这是亘古的理论。众人皆言，亡于暴政。我不认同。始皇无德？无德为什么不屠杀六国贵族等他们造反？嬴政何等政治智商，不会低的。秦之亡，时兴于天命人力，亦亡于天命人力。天假大秦之手横扫六国，这里告诉楼主一点，秦的始祖是商的重臣恶来后代。众人尽知史记里有一个蹊跷的地方，始皇投玉璧于水中，奈何一人将玉璧拿回，言，今年祖龙死。始皇崩，不是天命吗？刘邦死前说，岂非天命哉？虽扁鹊何益？ 项羽死前，此乃天命而非战过。这都是我中华先贤的感慨。秦亡于天命是一个方面。另一面，亡于人力。没有及时转型。儒家是王道，而法家是霸道。秦始皇仁不仁义，恩不恩德，总而言之他善待功臣，但是由于焚书坑儒他得罪了儒生，所以几千年冠之以暴君的名声。我尊敬始皇陛下，建议楼主读读程步先生的《真秦始皇》，那才是真正的嬴政殿下。王道才能治国，而霸道不能，必然短命。毛主席说过百代都行秦制法，孔学明高实秕糠。秦始皇唯一的失误就是没有外儒内法，儒法结合治国，加上六国的旧势力没有清楚，人心不稳。秦以霸治国的方针就失败了。 以上是我的愚见，文言文+现代文，楼主有什么想知道的，可以询问我，我对秦帝国有一点了解
传统的观点认为秦朝亡于苛刻的法治和无休止的暴力。综合各种的说法，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1，秦国的法治推行了100多年之后，其本身已经逐步地走向了僵化。第一，史记陈胜世家中记载陈胜吴广因为延误了戍期，法令失期当斩，陈胜吴广遂反。但是大雨应该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免责或减责事由，但是陈胜吴广却并不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我国学者宁汉林就曾指出：秦朝刑律之失，在于不区分情节，只要发生刑律中所规定的后果，一律论处。2，秦国在伐灭六国之后，国家面临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可以在一隅行之有效的制度，却不能在全国全面开花。可以从陈胜吴广的戍边来看。春秋战国时代国家疆域小，百姓戍边来回旅途短，戍边时间也不长。但是到了秦朝以后国家太大了，这个制度就会出现问题。到汉朝就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允许百姓以钱代戍（费300文钱请人代为戍边者称为“过更”，自己戍边称为“践更”）3，秦朝官吏的执法过于粗暴。秦国是个耕战国家，奖励军功。统一之后原本应该早日结束的军事管制制度被无限期延长了。秦朝的地方官吏多为军人（如灭韩的将领叫内史腾，之后即为秦守韩地），他们缺乏应有的执法素质，手段往往粗暴。比如押送陈胜吴广的那两个尉，“吴广忿圭尉”“尉果笞广”。也因为这样，在陈胜起义之后，“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甚至有的秦朝官吏已经表明态度要依从起义转而伐秦（如吴守令），百姓仍然不原谅他们。4，秦朝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武力的缺乏。陈胜吴广在起义之后也不过是一群亡命徒，但是就是这样的亡命徒在起事之后，以数百人之众，就能“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酇、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由此可见秦朝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武力的缺乏。5，从陈胜吴广以扶苏和项燕为号召来看（而根本不顾后者的国家正是被前者的父亲所伐灭），显然百姓只是恨那些官吏和苛政，对秦室并无特殊的恶感，政治宣传失败。6，秦朝的徭役过于严重，并伴有族群间的歧视。稍微一观察，我们发现，刘邦、项羽、英布等秦末枭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东人，而且他们几乎都有在关中服徭役的经历。就目前对始皇帝陵边修陵民工瓦当的发掘来看，记载的籍贯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关东地区的郡县。秦朝修筑直道，伐匈奴百越，所需要的粮草大部分来源于关东地区。我记得探索与发现当中有一期说秦朝伐匈奴的粮草来自于齐地的，运粮食的车队要2次翻越太行山，3次度过黄河，每65.5石粮食中只有1石可以到达前线。由此可见对关东经济的掠夺到了什么程度。7，秦国的统一进程具有殖民征服般的政策，这使得关东人遭受了极大的苦难。秦国凡攻略一地，必夺其地，迁徙秦民居之。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一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侯厓复相。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三十四年，秦与魏、韩上庸地为一郡，南阳免臣迁居之”；等等等等。这也是上面所说刘邦、项羽、英布等秦末枭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东人，而且他们几乎都有在关中服徭役的经历的原因。而且，秦国关中地区的人只是苦于严厉的法律，而并不是苦于徭役，他们的经济并没有受非常大的损耗。这也是为什么在秦末大起义之后，所有的爆发点都在关东，而关中地区始终没有发出一叮点火花；刘邦进关只是约法三章，就使得民大悦；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占有了关中，粮秣极为充足的原因了。8，是秦领导人素质的变化。秦国讲求法治，这种法治是建立在君权基础之上的，皇帝的个人素质对于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显然在秦始皇死后，即位的二世才能远远不如秦始皇（虽然按史记的记载，二世即位之后的春天就出行郡县，在4个月内东到浙江北达渤海并太行而还，如果这个记载是事实的话，这无疑创造了古代交通条件下的高速度记录。这似乎可以说明秦二世并非无能之君，但是显然的，即便如此，二世个人的阅历和火候显然不足以担当重任）
关于始皇帝功的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他统一六国，奠定中国历史版图基础。不过他真正奠定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地理版图，还有中华民族。 记得中学的时候，政治课本上讲，一个民族的划分，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思想意识。 秦国以前，无论夏，商，周的分封制度。整整控制在中央政权手里的，也就都城方圆而已。对于许多诸侯国和中央的关系，却是统治统治，统而不治，或许说是藩属国来得更为恰当一些。 战国之乱，乱的不仅仅是战争，还有更多看不见的分裂因素。举几个例子，记得有个典故，是说一个楚国官员觉得齐国话很好听，就让自己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去留学，学门外语。结果儿子回来以后，齐国话倒是说得好了，楚国话却不会说了。一个小事，但却可以看出当时语言差异之大，国与国的交流多在上层和商贾之间进行。还有个典故就是邯郸学步的故事了。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民俗差异之大。不同的思维载体，必将导致不同的思维方式。 如果仅仅是民俗和语言还好解决，毕竟时间可以消磨这些。但是消磨的前提是在有共通的记载流传下来。不过当时战国七雄中，与民间交流所用的语言，文字，度量衡，均有5种之多。不同的记载导致不同的流传，差异通过时间的无限传播只会使沟壑无限扩大。只有做到用同一种载体记录，用同一种方式交流，才能弥补。 始皇帝首先一点，在统一，文字，度量衡上的功劳，才是真正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上的第一次统一。作一个假设，如果始皇帝没有在这些政策，只怕现在还没有汉族，取而代之的是秦，晋，燕，齐，楚五族。 至于过嘛，传统一点的人一说起始皇帝，总会想起几点，一是焚书坑儒，毁灭文化。二是劳民。 先说一好了，焚书。先要从李斯说起，这个政策是李斯提出的。一个写《谏逐客书》的人，一个如此理性的人，一个法家的经典会不经大脑地提出一个摧残文化的议案吗？焚书，焚的都是些个什么书。主要是巫医、占卜、偏颇之论和六国史书。前三者实是害民之说，至于后者，在统一思维的大前提下，该烧！烧得好！何况本来六国史书之间就有许多不同甚至矛盾之处，扁鹊见那个什么桓公的故事就是个例子（别跟我说初中课本上写的是蔡，我就看过有写是齐桓公的）。再则，当时写史书的人有个通病——是其在我。笔在我手上，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爱怎么引导就怎么引导。当然，捏造虽然不至于，但是倾向的一些评价就难免了。能不烧么？何况焚书还有一条，就是官方藏书除外。造成的后果远远少于后来的文字渲染。清开国后不也在数十年间弄了好几次文字狱。新中国不也有#￥%大革命。坑儒，为什么要坑儒？那是因为当时（其实不仅仅是那个时候）天下以儒家和法家门生最众。秦以法兴，法家尊崇，法家自然不会有怨言。倒是儒家，一来不为时政所好，二来又因仁政之说与秦政相悖，三来因为焚书和统一文字度量衡等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心生怨恨。儒家不是人多嘛，掌天下喉舌，有了怨恨他怎么办——口诛笔伐，煽动阻政！该杀，万幸的是，始皇帝并非如常人所言嗜杀。仅仅在咸阳附近找了400多个儒生，还劳神费力地弄个西瓜的借口来杀，杀鸡警猴大概就是这个效果了。杀了400多个人，就换得天下异心之人闭嘴。从历史上的开国君主的行政来看，始皇帝杀的人算是最少的了。何况始皇帝还并不是仅仅是开国，而是开族！至于为什么后世对焚书坑儒如此唾骂？那是后来儒家渐成正统的缘故。哪朝开国不杀人，朱棣还远谈不上开国，不也把方孝儒的十族都灭了嘛（除了九族，还加了他学生）。这两点为后世诟病千年，谁让始皇帝敢第一个吃螃蟹呢。这两点，在当时，其实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影响。 二说劳民。秦亡，很多人都归结于滥用民力所致，荒谬！中国的百姓或许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善于忍耐的百姓了，只要有一口饭吃，哪怕是半饱，他也绝对不会起来造反。不错，秦初的时候，天下初定，始皇帝为显天子之功，并没有与民休息，这也的确积压的很多矛盾。秦初时的天下就好比一个装满炸药的炸药桶。不过若是没有火，那么这个桶是绝对不会爆的。火从何来？始皇帝在时，劳天下的工程不外两项，一是巡幸之路，二是万里长城。巡幸已经大致完成，长城业已完工，何劳天下。其他什么阿房宫（别以为杜牧写的那是真的，据考证，阿房宫拿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一所几十百来间房的豪宅而已，连沈阳故宫都赶不上），郦山陵，就这些要劳动天下，似乎差的不是一点点。有人说博浪沙一锥，就是天下难堪暴秦的证明，荒谬！那一锥的始作俑者张良在当时不过是不愿六国混图的遗老遗少而已（这么说绝对没有贬义，事实上张良早期的目标就是帮助韩王复国，后来韩王被项王杀了，才追随的刘邦）。那么那把火是从哪里来——陈涉，一个胸无大志的亡命之徒（我实在觉得他那个胜字叫起来很不爽。这种评价对他是很低，不过我觉得他就这个价了。有异议的朋友可以讨论讨论，我也可以说说为什么给他这么低的评价，不过这里不变赘述）。那陈涉为什么要起兵呢？不是因为腹中碌碌食不裹腹，更不是因为一个礼拜工作七天没有节假日，而是“我等失期，失期当斩”。主要是自己错过了时间，误军当斩。要是不杀他，他还是愿意继续过他那一个礼拜工作七天的半温饱幸福生活（无论哪朝哪代，当兵的都不可能是半温饱的俸禄。 而秦法极其严苛，更没人敢大张旗鼓地贪污军饷。纯粹是写来加强气氛）。 劳民虽然重，但并非大过。 秦亡，亡于酷法暴政？荒谬！秦法历时久矣，也并没因为统一缘故而变本加厉。原秦国子民也未见有三日一闹五日一反之举，未闻求活艰难之说。法虽酷，在于威慑使之不犯而已。要说有严酷之处，我看便在连坐一说上。不过连坐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并非秦所独有。暴政一说更不成立，焚书坑儒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再说一个全国性的大政策，只怕就只有用兵一项了。始皇帝一统六国混为一图之后，大规模的派兵行动有两次，一次是五十万秦军南下开疆辟土，设桂林象郡，对南越用兵。不过也没打起来，南越诸国，是问谁敢与大秦相争。我圈个地，筑个城，囤数十万军，说这里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也是。二就是蒙恬领雄兵三十万北击匈奴700余里。不过在后面看来，这两点都不是陈涉点火的原因，也对国内形势影响不大（这里的国内形势指国民，而非秦政。对秦国的影响大了去了）。既然不是酷法暴政，那是什么让陈涉甘冒诛九族之险造反呢？用他的话说“失期当斩”，是“失期”。“失期”者，误军也。无论在哪个年代，军法不管几斩，都有一斩是误军。偏巧陈涉又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所以嘛，横竖是个死，要死要要闹大点，多点人陪葬。 秦亡，在我看来主要是亡于诸多偶然因素。不过偶然的多了，也就成必然了。 首先，六国遗老没有诛尽，也不可能诛尽。主要是分裂时间太长（其实在我看来，始皇帝以前根本就没有真正统一过），人太多了，要是把这个因素消除，那始皇帝就真的成嗜杀了。而始皇帝在和那票遗老比寿命的长跑里面又先到了终点。是问以始皇帝扫六国之威，除了张良敢在博浪沙一锥意思了一下，天下间有几个敢说个反字。 其次，军队外调。前面说过了，秦国削平天下的主力80万雄兵，一南一北分开了，以至周文打到咸阳的时候竟然无兵可用，从郦山调了30万民夫充作军人。 第三就是权利高度集中之时，终端的突然消失引起的混乱。这一点最重要，始皇帝在巡幸途中的突然殡天，权利一下出现了真空。赵高李斯胡亥矫诏篡位的一系列政策，多了不说，光说杀蒙恬一项，就失了军心。始皇帝在时，尚且顾念秦军在统一过程中的功劳，不但没杀一个功臣，没削兵卒，还找了一南一北两边给他们发泄，蒙恬这一死，这80万秦军，最后一次有消息就是在周文进关的时候，军报说正在火速赶往咸阳勤王（其实速度比蜗牛还慢），然后默契一般地消失了，在后来的历史上再也找不到记录。 最后就是一连串的如果。如果陈涉这个亡命徒没有服役；如果那只军队没有调去戍边；如果没有经过大泽乡；如果那几天没有下雨；如果下雨了还是赶得急；如果陈涉不在那支军队；如果在他们要造反的时候有所察觉；如果事先杀了陈涉；如果章邯破项梁之后挥兵南下；如果项王在巨鹿没有那么剽悍；如果…… 中国历史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巧合多了也就成了必然。不管那个朝代，在第二第三代的时候，总会有一次大风暴。过了，这个朝代才能延续数百年。汉初有匈奴进烦和七王之乱；西晋初年有五胡乱华；隋初简直乱得不可开交（我甚至觉得隋初和隋末是一回事）；唐初有武媚篡政和安史之乱；宋初是契丹进犯（其实是收回幽云十六州进攻契丹，不过既然是收回嘛，那就算他进犯好了。反正输了一串）；元代比隋犹有过之，抵抗从来没停过；明初先有朱棣之乱，再有瓦剌土木堡之战；清初则有杀敖拜、削藩、收台湾和葛尔丹。遗憾的是秦初（或许始皇帝死后就该叫秦末了）没有挺过这一关。 唐宗宋祖，李世民行仁政，虽然有贞观之治，也给唐朝死于安乐埋下了种子。宋祖……根本不陪拿来比较，至少是在这里面。千古一帝康熙，《尼布楚条约》为了不打仗连领土都可以让，简直本末倒置。不拿士兵来保卫国土，反倒用国土的牺牲来保全士卒。更荒谬的是，这样一个条约居然是在大胜的情况下签定（看来近代清政府的糊涂外交是遗传）。所谓的千古一帝连冒顿单于都不如！汉武奋四世之余烈，平百越，破匈奴，扬国威，振荣辱。如果说始皇帝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汉武帝大一统则是他政策的成型和发扬。中国君王，堪与始皇帝比肩者，惟汉武。 扫八荒，并六合，功盖环宇，三皇五帝犹不及也。始皇帝，真乃我中华第一君王！ 以上转自百度法家吧：可汗就是法家吧的吧主。。
这个多方面的原因，有可能是他一方面他的抱枕，另一方面也有其他的，这个方面来进行的
贾谊的《过秦论》，没有比这个好的
讲秦亡，必先讲秦之兴旺。 秦之一统，周德已尽。太公八百零八年之守已终。虽曰天命，亦得益于兢业蛰伏之秦人。 东周末年，周王失九鼎，诸侯雄起，历时五百余载，每每登坛而论战谋国者，上至王孙贵胄之公王如非子，任好，师隰，渠梁，驷，荡，稷，政。下及豪族寒门之官士有硕，奚，鞅，起，错，仪，翦，斯。此公王官士，乃秦人之精英。秦之昌强，源于文上诸君。（鄙人知识有限还有没提到的见谅。）非子牧马西陲，东效王庭，北和犬戎。不为他法，只求复先祖恶来于商之荣光。秦历数世。韬光养晦，比及穆公，王国始霸。仿汉人之习节，求自身之圆满为中原所纳，非屈于中原，实为图霸之心。穆公薨，传位师隰。师隰薨。位传渠梁。秦人不思进取，国力转衰。然渠梁不然，其志伟，其才广，其心雄。望复及穆公之彭。再霸于诸侯，令六国俯首称臣。时有一苛薄之杰士，东向秦来。公孙名鞅，狂妄自大，傲慢无礼，而崇尚刑名之法，有佐霸之才。见于渠梁，告知三术，帝术王术实为试探，王霸之道乃为真才。二人佛有灵犀在心，一拍即合。遂此，秦之霸业方兴。然秦虽强，但商鞅为人乖险而亦少恩。孝公薨，遂作法自毙，于商地捕，商君为惠文王所车裂。惠文王谮越而王，诸侯争霸正弈于中盘。时有一人姓司马名错，为太史公先祖。时任函谷关太守后任秦国大将。一口舌之士，名仪。趋步入秦，异于商君，为人谦和。同于商君，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二人论战，错胜，巴蜀归秦。楚地西部亦半入秦手。错之功不亚于起，为秦之统一奠基，实为大秦股肱。惠文王薨，位莅武王，武王力大无穷，九鼎为之举。然武王四年而薨。武王在位，曾荡平三川，三晋不能挡。位至昭襄王。昭襄王时有一文气武将，日后名冠中华，配享武庙。此人姓白名起。用兵打仗每战必力克。秦锐士在其手中得以更进一步。毙敌甚多自损亦然。真正为秦之统一残然六国。奈何口舌之士，梗塞其中，错失战机，邯郸一战，秦国败，武安君不愿为辱军之将，死于杜邮。白起虽死，秦军犹在。正如商君虽死，秦法未亡。昭襄王在位最久，因而国稳。此时八子魏冉之力亦不存，异人之后，为我始皇。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亦有蒙王之伦伦兵伐于函谷关外，秦之统一已成大势，六国如草芥一般，无力反抗。历时十年始皇灭六国，前221年，世界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秦帝国。孰不知六国旧族，身归心异。始皇之亡不在制度，这是亘古的理论。众人皆言，亡于暴政。我不认同。始皇无德？无德为什么不屠杀六国贵族等他们造反？嬴政何等政治智商，不会低的。秦之亡，时兴于天命人力，亦亡于天命人力。天假大秦之手横扫六国，这里告诉楼主一点，秦的始祖是商的重臣恶来后代。众人尽知史记里有一个蹊跷的地方，始皇投玉璧于水中，奈何一人将玉璧拿回，言，今年祖龙死。始皇崩，不是天命吗？刘邦死前说，岂非天命哉？虽扁鹊何益？ 项羽死前，此乃天命而非战过。这都是我中华先贤的感慨。秦亡于天命是一个方面。另一面，亡于人力。没有及时转型。儒家是王道，而法家是霸道。秦始皇仁不仁义，恩不恩德，总而言之他善待功臣，但是由于焚书坑儒他得罪了儒生，所以几千年冠之以暴君的名声。我尊敬始皇陛下，建议楼主读读程步先生的《真秦始皇》，那才是真正的嬴政殿下。王道才能治国，而霸道不能，必然短命。毛主席说过百代都行秦制法，孔学明高实秕糠。秦始皇唯一的失误就是没有外儒内法，儒法结合治国，加上六国的旧势力没有清楚，人心不稳。秦以霸治国的方针就失败了。 以上是我的愚见，文言文+现代文，楼主有什么想知道的，可以询问我，我对秦帝国有一点了解
1、社会矛盾产生：秦统一后，百姓渴望社会安宁。秦朝统治者却忘乎所以，十余年间，不断动用民力：筑长城、修驰道、戍五岭、造阿房宫、建骊山墓等，征用劳力数百万人。丁男不足，就征发女子承担转输的苦役。秦律名目繁多，诛罚苛刻，一人犯法，亲戚邻里都要连坐。秦朝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已远远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2、社会矛盾激化：秦朝统治者是大一统的胜利者，在长期群雄角逐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并不完全适合统一后社会发展的需要。秦朝统治者不能审时度势，改弦易辙，仍一味重功利、恃酷法，最终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造成普天之下民怨沸腾的局面。3、统治阶级内部：秦始皇死后，少子胡亥受亲信赵高的唆使，伙同城乡里斯，篡改遗诏，夺取妄为，是为秦二世。秦二世继位后，各地的反抗起义已风起云涌，然而统治者仍忙于宫廷争斗，大肆诛杀宗室朝臣，加速了秦朝的覆灭。
讲秦亡，必先讲秦之兴旺。 秦之一统，周德已尽。太公八百零八年之守已终。虽曰天命，亦得益于兢业蛰伏之秦人。 东周末年，周王失九鼎，诸侯雄起，历时五百余载，每每登坛而论战谋国者，上至王孙贵胄之公王如非子，任好，师隰，渠梁，驷，荡，稷，政。下及豪族寒门之官士有硕，奚，鞅，起，错，仪，翦，斯。此公王官士，乃秦人之精英。秦之昌强，源于文上诸君。（鄙人知识有限还有没提到的见谅。）非子牧马西陲，东效王庭，北和犬戎。不为他法，只求复先祖恶来于商之荣光。秦历数世。韬光养晦，比及穆公，王国始霸。仿汉人之习节，求自身之圆满为中原所纳，非屈于中原，实为图霸之心。穆公薨，传位师隰。师隰薨。位传渠梁。秦人不思进取，国力转衰。然渠梁不然，其志伟，其才广，其心雄。望复及穆公之彭。再霸于诸侯，令六国俯首称臣。时有一苛薄之杰士，东向秦来。公孙名鞅，狂妄自大，傲慢无礼，而崇尚刑名之法，有佐霸之才。见于渠梁，告知三术，帝术王术实为试探，王霸之道乃为真才。二人佛有灵犀在心，一拍即合。遂此，秦之霸业方兴。然秦虽强，但商鞅为人乖险而亦少恩。孝公薨，遂作法自毙，于商地捕，商君为惠文王所车裂。惠文王谮越而王，诸侯争霸正弈于中盘。时有一人姓司马名错，为太史公先祖。时任函谷关太守后任秦国大将。一口舌之士，名仪。趋步入秦，异于商君，为人谦和。同于商君，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二人论战，错胜，巴蜀归秦。楚地西部亦半入秦手。错之功不亚于起，为秦之统一奠基，实为大秦股肱。惠文王薨，位莅武王，武王力大无穷，九鼎为之举。然武王四年而薨。武王在位，曾荡平三川，三晋不能挡。位至昭襄王。昭襄王时有一文气武将，日后名冠中华，配享武庙。此人姓白名起。用兵打仗每战必力克。秦锐士在其手中得以更进一步。毙敌甚多自损亦然。真正为秦之统一残然六国。奈何口舌之士，梗塞其中，错失战机，邯郸一战，秦国败，武安君不愿为辱军之将，死于杜邮。白起虽死，秦军犹在。正如商君虽死，秦法未亡。昭襄王在位最久，因而国稳。此时八子魏冉之力亦不存，异人之后，为我始皇。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亦有蒙王之伦伦兵伐于函谷关外，秦之统一已成大势，六国如草芥一般，无力反抗。历时十年始皇灭六国，前221年，世界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秦帝国。孰不知六国旧族，身归心异。始皇之亡不在制度，这是亘古的理论。众人皆言，亡于暴政。我不认同。始皇无德？无德为什么不屠杀六国贵族等他们造反？嬴政何等政治智商，不会低的。秦之亡，时兴于天命人力，亦亡于天命人力。天假大秦之手横扫六国，这里告诉楼主一点，秦的始祖是商的重臣恶来后代。众人尽知史记里有一个蹊跷的地方，始皇投玉璧于水中，奈何一人将玉璧拿回，言，今年祖龙死。始皇崩，不是天命吗？刘邦死前说，岂非天命哉？虽扁鹊何益？ 项羽死前，此乃天命而非战过。这都是我中华先贤的感慨。秦亡于天命是一个方面。另一面，亡于人力。没有及时转型。儒家是王道，而法家是霸道。秦始皇仁不仁义，恩不恩德，总而言之他善待功臣，但是由于焚书坑儒他得罪了儒生，所以几千年冠之以暴君的名声。我尊敬始皇陛下，建议楼主读读程步先生的《真秦始皇》，那才是真正的嬴政殿下。王道才能治国，而霸道不能，必然短命。毛主席说过百代都行秦制法，孔学明高实秕糠。秦始皇唯一的失误就是没有外儒内法，儒法结合治国，加上六国的旧势力没有清楚，人心不稳。秦以霸治国的方针就失败了。 以上是我的愚见，文言文+现代文，楼主有什么想知道的，可以询问我，我对秦帝国有一点了解
有以下几点：1.秦国法制太严，领土变大，旧条例不改，造成许多冤死鬼，最后百姓忍不了了，横竖是死反他娘的。2.秦国统一后自然会产生六国贵族和爱国青年对秦国的痛恨，虎狼之邦啊，野蛮人啊都是他们说的，百姓反这些那些人也一块反，动静更大。3.宿命，中国历史统一全国的有两个，秦国和隋朝，奇怪的是都是二世就灭了，都是儿子杀兄篡位，都是奸臣当道。说起来挺怪的，也许就是宿命吧。4.正规军不在，在动乱时，秦国的两支都不在都城，一支在长城外和匈奴打仗扩张土地，一支在别处忘了去干什么了，统帅知道人民暴动，但是统帅居然原地待命没有回救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也是怕法制太严，不敢违抗军令吧，最后国家没有军队，抓来了十多万壮丁去充数，项羽八千子弟兵横扫一切才怪，项羽一直在训练这支队伍相当于特种兵了，秦国是民兵，民兵VS特种兵，那不是找死吗。如果秦国的精锐部队都在的话，霸王项羽也就不可能出现了，估计还没过长江就被喂王八了。以上问题都是有的，其实啊项羽和刘邦不过就是一个催化剂，他不占主要原因，就好比一个楼要倒了，他们是去帮忙推一把的人，秦国的强大是必然的，但是制度死板，统一之后没有变通，必然导致其结果的。
秦朝独特的历史意义，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修御道、长城。让人们产生了集权的“中国”这个概念，可以说，如果没有秦始皇的统治，也许现在亚洲的东方没有一只挺立的雄鸡，有的只是一个“中盟”。 要谈秦朝灭亡的原因，就要从其兴盛说起，实际上自秦的崛起，它就种下了毁灭的种子。秦之所以能傲视群雄，是因为其在国内推动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商鞅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其改革不同于其他人。他不仅仅是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还改变了秦国的政治制度，“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使得法律具有了强制性、公正性。他建立了一套超远秦王权力的“法治”体系。除此之外，商鞅还否定了周朝就有的宗法制，而推行“论功行赏制度”，打破了旧有的阶级隔离。使得秦没有永远的贵族阶级，其统治阶级永远是精英阶级。秦朝是中国史中唯一一个将政治与文人分割开来的王朝。后世之科举，其考核内容实际与政治毫无关联。而只有秦朝的录取制度是考政治的。说白了就是后世的人才都是语文系毕业生，只有秦朝是政治系毕业生。这样先进的制度保证了秦的官僚制度高效和强力。正是商鞅这套法治体系，才使得秦“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只有秦朝一家是推行“法治”的，其他的王朝推崇的都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何为儒术？儒术就是通过君王的勤政，依靠权术的制衡来达到国家的发展。一个术字便将其“人治”的本质体现出来。也正是这种统治方式的根本对立导致了法家与儒家的互相仇视、互不相容。称对方为弄权者；暴政者。 正是这种分歧，使得在中原上新兴的秦帝国在其政治走向在变法开始便被确定了下来。法家在实际意义上开始了“一党专政”。因此当一个国家根本性质与儒家完全背道而驰的秦建立起来后，如何会仁义勤政？如果秦仁义勤政，那么它的政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颠覆。而后世所推崇的儒家，是经过秦汉之争洗礼后的儒家了（即过渡后的儒家）。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毛主席在建立新中国之后是不可能组建资本市场，搞市场经济的。那样中国在国际、国内都会陷入身份危机。而邓小平搞市场经济，是因为他的理论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之后的。所以让“毛泽东”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妥协是没有可能的。其焚书坑儒也就如我们现在打击藏独一样无可厚非。 很多人因为受中国主流儒家思想的熏陶，称秦的法政为暴政，并将其归为秦灭亡的原因。但我以为不然，秦的“暴政”主要体现在了两点：重徭役和严格的执法。而我认为这两点本身都是正确而必须被实施的。徭役主要体现在了修建长城和阿房宫，但我以为这两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当时的秦版图，西、西南已至青藏高原，有崇山峻岭作为屏障。南、东皆已临海。只有北方一马平川。秦始皇为了保卫刚刚形成的“中华民族”，所以征调民工修长城。而长城也忠诚的保卫中华民族2000余年。当时的秦真是据青藏亿仗之城，临东海不测之渊。虽然秦没能传至万世。但毫无疑问，秦的基业为中国后来所有封建王朝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任何一个王朝都有非常宏伟的建筑物。唐朝的大明宫在规模上更是超过了阿房宫，皇宫是体现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有利于震慑外族与人民。弘扬我国国威。因此阿房宫不可不建。事实上历史上重徭役的不止秦一代，汉推行的是儒家的勤政之策，但其在汉武帝北伐匈奴时，曾征调了全国的全部马匹，征调50万民工北上供给骑兵远距离长途奔袭。这难道不是重徭役吗。为何只有秦才成为暴政呢？又怎么能将此作为秦灭亡的原因呢？ 人们认为秦的法律是严刑酷法，但如果大家去看看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就会发现事实绝非如此，法家是提倡以法治国，但并不意味其法律就十分严苛。当时的秦朝有四种正式死刑：定杀、磔刑、弃市以及戮杀。相较起来其他时代的酷刑也不遑多让，夏商时期的炮烙，脯，醢等等由于过于久远尚且不说，春秋时期的晋文公将颠颉断椎，西汉的戚夫人也是被具五刑做成了“人彘” ，三国时吴国的陈声被处以锯割 ，宋代以后的凌迟这个古代酷刑的顶峰更是堂而皇之载入了法典，成为法定刑，明代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和崇祯时进士郑鄤，前者剐了四千二百刀，后者被剐了三千六百刀。明代明代洪武年间大批贪官剥皮实草，以警后任。满清十大酷刑版本不一，加起来共有如下二十种：剥皮，断椎，腰斩，车裂，俱五刑，缢首，烹煮，宫刑，刖刑，鸩毒，插针，活埋，棍刑，锯割，灌铅，抽肠，凌迟，刷洗，弹琵琶，骑木驴。秦代有何德何能能以酷刑被斥为严苛？（此段援引自网上资料，非本人自创）。我想秦酷法中最为深入人心的就是陈涉起义，以陈涉的话说，失期当斩。但实际按秦的《徭律》。误期6天以下警告处分，6天以上罚一赀，若无钱可以做苦力224天，这与杀头可谓差距甚远。可见大部分人并不懂法，而懂法的屯长陈涉在造谣生事，否则绝不会有这几百人为了一副盔甲就干上了抄家灭九族的买卖。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秦的政策实际上正确的。而且其“暴政”实际上与后世无异。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秦朝在短短的20年内就迅速垮台了呢？这是因为秦其所处的为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由分裂向统一的过渡时期，所以其短命是必然的。统一前的山东六国尚处于奴隶制后期，人民意识观念中尚有周礼的残存，人们还处在较松散、低效的管理体系中。因此当六国的遗民接触到了高效的《秦律》时，对它产生了抵触情绪。使得《秦律》的优势未被体现出来。而将相比于旧的周礼更严厉这一点突出、放大、歪曲，最后导致了当时底层人民对法律普遍带有负面评论。因此陈涉才有条件，从中作梗，发动了起义。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形态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才导致了人们对于新事物的恐惧、抵触，最后揭竿而起。同样处于制度过渡时期的中华民国（武昌起义——北洋政府垮台）也因此而寿命不长。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积极推动制宪会议，建立了一套十分完善的资本主义政府管理体系。但是有人当时从普通的底层人民到国家领导人。都残存着封建的君主制。是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导致了中华民国的倒台，是北洋政府的大总统们的独裁导致了中华民国的覆灭。我们还可以通过控制变量（理科方法吼吼）的方法来观察问题，与秦几乎是同时的西方的主宰——罗马帝国也有着与秦相似的情景：同样是通过武力吞并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罗马内部的民族认同感甚至比秦更差，因为有宗教的差异），同样拥有一套完备而严酷的法律体系。但为什么罗马却屹立了数百年，而秦只有二十年呢？这因为秦推进了封建制的进程，而罗马则沿袭了古希腊的城邦民主与奴隶制，并将其发展到了完备阶段。可见制度过渡阶段产生的社会动荡是十分剧烈的而足以颠覆一个王朝的。 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由分裂向统一各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在秦朝的掘墓人中，是没有秦人的。实际是六国遗民对于占领国的反抗。是他们在没落的六国贵族的带领下，刮起的飓风吹翻了秦朝这座大厦。早在秦朝还未统一中原，仅是刚刚攻克楚国故都郢都的时候，楚人就喊出“亡秦必楚”的口号。这样下来，即使没有秦朝的暴政，楚人也要反抗，而且假如没有强力的暴政，反抗反倒会更激烈。是以上几股势力造成了秦朝的灭亡，可是就动机而言，它们与暴政似乎一点关系也没有。（后半段援引自窦沅青，非本人原创）19世纪民主的传播者拿破仑曾带领他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占领了除英国以外的整个欧洲。而在对待被占领国人民的时候，我认为他是古今中外最仁慈、仁政的之一。他的军队几乎没有过野蛮的掠夺，其获得战利品，连卢浮宫一小部分的装不满。相比于靠掠夺建立起的大英博物馆相距甚远。在占领他国之后，拿破仑并没有将其归入法国的版图。而是将原有的欧洲旧封建王朝推翻，在当里建立新的共和制政府。推行法兰西式的民主。当时被占领国的人民可以说是获益不少。但是他们因此而心存感激，在拿破仑在沙俄失利后，反法势力风起云涌，人民亲自将代表他们的政府推翻，迎回腐朽的王室。这就是民族主义的力量。可见就算是仁政对于被占领区的人民来说也无法抹去他们的民族仇恨。因此秦的毁灭是必然的。
传统的观点认为秦朝亡于苛刻的法治和无休止的暴力。综合各种的说法，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1，秦国的法治推行了100多年之后，其本身已经逐步地走向了僵化。第一，史记陈胜世家中记载陈胜吴广因为延误了戍期，法令失期当斩，陈胜吴广遂反。但是大雨应该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免责或减责事由，但是陈胜吴广却并不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我国学者宁汉林就曾指出：秦朝刑律之失，在于不区分情节，只要发生刑律中所规定的后果，一律论处。2，秦国在伐灭六国之后，国家面临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可以在一隅行之有效的制度，却不能在全国全面开花。可以从陈胜吴广的戍边来看。春秋战国时代国家疆域小，百姓戍边来回旅途短，戍边时间也不长。但是到了秦朝以后国家太大了，这个制度就会出现问题。到汉朝就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允许百姓以钱代戍（费300文钱请人代为戍边者称为“过更”，自己戍边称为“践更”）3，秦朝官吏的执法过于粗暴。秦国是个耕战国家，奖励军功。统一之后原本应该早日结束的军事管制制度被无限期延长了。秦朝的地方官吏多为军人（如灭韩的将领叫内史腾，之后即为秦守韩地），他们缺乏应有的执法素质，手段往往粗暴。比如押送陈胜吴广的那两个尉，“吴广忿圭尉”“尉果笞广”。也因为这样，在陈胜起义之后，“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甚至有的秦朝官吏已经表明态度要依从起义转而伐秦（如吴守令），百姓仍然不原谅他们。4，秦朝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武力的缺乏。陈胜吴广在起义之后也不过是一群亡命徒，但是就是这样的亡命徒在起事之后，以数百人之众，就能“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酇、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由此可见秦朝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武力的缺乏。5，从陈胜吴广以扶苏和项燕为号召来看（而根本不顾后者的国家正是被前者的父亲所伐灭），显然百姓只是恨那些官吏和苛政，对秦室并无特殊的恶感，政治宣传失败。6，秦朝的徭役过于严重，并伴有族群间的歧视。稍微一观察，我们发现，刘邦、项羽、英布等秦末枭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东人，而且他们几乎都有在关中服徭役的经历。就目前对始皇帝陵边修陵民工瓦当的发掘来看，记载的籍贯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关东地区的郡县。秦朝修筑直道，伐匈奴百越，所需要的粮草大部分来源于关东地区。我记得探索与发现当中有一期说秦朝伐匈奴的粮草来自于齐地的，运粮食的车队要2次翻越太行山，3次度过黄河，每65.5石粮食中只有1石可以到达前线。由此可见对关东经济的掠夺到了什么程度。7，秦国的统一进程具有殖民征服般的政策，这使得关东人遭受了极大的苦难。秦国凡攻略一地，必夺其地，迁徙秦民居之。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一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侯厓复相。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三十四年，秦与魏、韩上庸地为一郡，南阳免臣迁居之”；等等等等。这也是上面所说刘邦、项羽、英布等秦末枭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东人，而且他们几乎都有在关中服徭役的经历的原因。而且，秦国关中地区的人只是苦于严厉的法律，而并不是苦于徭役，他们的经济并没有受非常大的损耗。这也是为什么在秦末大起义之后，所有的爆发点都在关东，而关中地区始终没有发出一叮点火花；刘邦进关只是约法三章，就使得民大悦；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占有了关中，粮秣极为充足的原因了。8，是秦领导人素质的变化。秦国讲求法治，这种法治是建立在君权基础之上的，皇帝的个人素质对于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显然在秦始皇死后，即位的二世才能远远不如秦始皇（虽然按史记的记载，二世即位之后的春天就出行郡县，在4个月内东到浙江北达渤海并太行而还，如果这个记载是事实的话，这无疑创造了古代交通条件下的高速度记录。这似乎可以说明秦二世并非无能之君，但是显然的，即便如此，二世个人的阅历和火候显然不足以担当重任）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子路出言不逊质疑老师求官心切吃相不雅
如果以西方哲学的解释模式与框架来看待中国哲学史上的庄子哲学，庄子的人格理想内容似乎并不见容于西方“哲学”这一学科的尺度标准。因此胡适之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这本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中谈到庄子哲学，竟取了《庄子》中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比附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胡适说：“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⑴这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裁剪中国思想内容，起了削足适履的不良后果。事实上，中国哲学的主要着重点始终不像西方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哲学那样，主要重于形而上的冥思，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概括的，“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⑵由此对中国哲学的解释，便更应该有自己的侧重点，方能避免使中国哲学史沦为西方哲学观念的一个异域变种。庄子的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汉、魏晋“黄老”并称转而为“老庄”并称，老庄之学在魏晋玄学中扮演了一种重要的角色，并且真正开始渗进中国文人的骨髓。《庄子》以其汪洋恣肆、瑰丽多姿的文辞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士，而庄子所提出来的人格理想，超然适己的生活精神，更是深刻地参与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本文以《庄子》的内七篇思想为主，旁及外杂篇中与内七篇思想相契合、印证的文字，从对庄子的人格理想的产生原因开始，分析庄子的出世隐逸型人格的特征，讨论庄子的人格理想的哲学基础，具体内涵。一、政治动荡与礼崩乐坏背景中的人格理想 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适“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庄子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⑶这一时期，也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axialage）。雅斯贝尔斯说，公元前一千年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进行哲学的突破性发展，人类文明从原始阶段进入高级文化阶段，并各自形成特殊的文化传统。⑷“轴心时代”的中国，大体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政治社会上的政局动荡，与文化思想上的礼崩乐坏。在人类历史上，大凡社会转型，矛盾加剧，必然激发人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催生新的文化体系与人格精神。这一时代，正如孟子说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儒道墨等百家蜂起，纷纷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刚健有为人格，道家的适己无为人格，也各有其代表性之典型人物。庄子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提出他的人格理想并践行他的人格理想。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晚期，以周礼为根本制度而延续了数百年的政治格局，早在春秋时期便已经开始崩坏，而到了庄子时代则到了最后溃亡的前夕，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诸侯战争，臣下弑君之事层出不穷，道义被赤裸裸的暴力代替。这样的时代，容易让人产生对政治的憎恶感，乃至对生命变幻，人生无常的绝望感。庄子的无为适己，与这样的政治局面直接相关。当政治暴力发展到可以极大地随意地摧残个人生命的时候，个人的抗争变得微不足道形同尘芥，这时便只有被逼转入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与张扬。庄子以后的历史上，中国文人拥抱老庄之学，走向上水田园的时候，往往就是在面对政治，个人的力量苍白无力，由拯救的激情转入绝望的时候。现存的《庄子》一书中，多次写到战争、内讧、弑君。《逍遥游》、《齐物论》、《人间世》、《让王》诸篇，都有战乱记载的痕迹，可见时代现实对庄子思想的刺激及其形成的影响之大。庄子对这一系列的战争以一句著名的话作为总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他说：“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不乃窃齐国，并与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⑸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庄子愤怒而且无奈。他的理想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反动。在《马蹄篇》中，描述了庄子的理想社会：“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⑹ 这种思想，根源于老子所说的理想世界。老子的理想世界描述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⑺庄子的“至德之世”，没有政治与道德规范的约束，它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的、亲切的生活状态，没有生活的负累，更没有政治，没有战争，人的精神世界是原始的、朴实无华的。老子庄子对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描述，我们不能理解为那是他们真的认为可以达到的状态，而应该理解为，那是他们心目中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相契合的理想环境与理想状态。从庄子对“至德之世”的描述我们可以极其明显地感受到他对现实政治的憎恶，乃至对政治本身的憎恶。政治与文化上的礼崩乐坏之后出现的是百家争鸣的局面。新兴的“士”这一阶层纷纷提出政治理论进入政治实践，“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⑻百家诸子的理想，大多是获用于王侯将相，以推行他们的治国理论与道德教诲。孔孟在诸侯国之中奔走游说仁义道德，墨子学派辗转列国劝说兼爱非攻。而庄子则开辟了一条彻底为己适己之路，把人生的意义与目标转向内在，转向精神世界的超越。《史记》记载，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庄子曾经拒绝过楚威王的招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⑼这种以政治为污泥浊水，宁可“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的超然洒脱的精神境界，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人。人们往往把这种反政治的隐逸精神，上溯到许由洗耳，伯夷叔齐采薇，老子出关的隐逸传统。反政治的人格导向是隐逸的文化心态。即“出世”。在赵国时代的政治理论中，健康的政治生活不外乎兴教化与立法度。而庄子齐万物，否认教化的意义，因此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在庄周思想中，政治事业遂若成为多余之一事。”⑽《庄子》中的政治理想，为反政治的。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⑾其中道家老子多有治国之言，而庄子“务为治”的色彩似乎最淡。孔子虽然不满于“今之学者为人”，追求“古之学者为己”，但是其“为己”之学与庄子的“适己”之学不同，在于孔子还是强烈地希望他的学说能够运用于政治，以拯救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局面，仍“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以其其后学的理想人格，主要集中在“君子”理想上。“君子”的本质，是“仁”。君子不但要自我解脱，而且要推己及人。《论语》记载：“子路问孔子。孔子曰：‘修己为敬。’问：‘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⑿ 在孔子看来，理想的人格，一方面要向内“修己”，一方面则要由“修己”外推到“安人”，“安百姓”，这一外推的过程就是进入社会生活，进入政治生活的过程。孔子本人“一以贯之”之道是“忠恕”。《论语》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⒀ 对这句话，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解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⒁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发挥道：“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二者相因，无偏用之势。”⒂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以“仁”为本质核心的“君子”型人格，必须完善自身道德修养，并且凭借自身道德修养进入国家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君子”型人格的实际体现，正在于孔子、孟子这些大儒为了挽救苍生于水火，不惜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之间，以仁义道德游说各诸侯国君主。而庄子的“适己”之学，是知其不可而不为，彻底转向自我内在精神的超越。在庄子的思想中，似乎没有一个足以像“君子”概括儒家人格理想一样的称号可以概括他的人格理想，在庄子这里，强调的始终是“修己”而不求于“安人”与“安百姓”。二、庄子理想人格的内涵 出世的隐逸人格、自然人格是庄子理想人格的主要表现，适己之学是庄子在出世精神支配下的人生取向。而这种理想人格的背后，则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1、庄子之“道”延生的理想人格大凡一种人格理想，总植根于其背后的哲学根基。这一哲学根基是人对整个社会人生的最后态度，也是回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的深层答案。庄子的理想人格的哲学基础是“道”。从西方哲学观念看来，“道”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范畴。庄子的“道”的性质，集中与《大宗师》中的这段话：“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⒃ 孔子的个人遭遇，也像是嘉年华游乐场的极限运动。今早还跟国君、权臣、上大夫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吃喝玩乐（孔子那一堆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46等等的穷讲究，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他日流亡，在路上跟人打群架，绝粮七日，饿眼昏花中，怀疑颜渊偷食的（接着就惭愧地认错了），也是孔子。动荡变化的时代，大起大落的人生，容易失衡的心理，决定了孔子不可能是个单纯的人，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痛苦彷徨的人。
我只能告诉你大概，论文能不抄就尽量不抄。首先是秦的崛起（注意商鞅啊商鞅，尤其是商鞅给秦朝带来的变化）商鞅的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中后期实力最强的国家，突出了秦文化然后是嬴政的出场，注意要写他带给秦朝的好处。。什么钱币的统一，什么度量衡。。反正他为了统一所干的好事都写上吧，注意要加上自已的感想，不能全部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在论文里是最恐怖的存在）。。什么焚书坑儒对秦朝以及对历史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都写上去吧。。还有阿房宫。。什么嬴政干出的坏事情对秦文化的负面影响写上去把写上去吧。。。。。。。。。。最后就是秦朝的覆灭。。。。注意你自己的感想阿感想~~
这是一个很宽泛的问题，没有具体的指向，所以难以针对性回答，只能从宏观上回答：1、从具体的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入手，比如墨子，孙子...2、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出发；3、围绕当时的社会思潮来写；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