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海权，对人来说是一个从鸦片战争开始认识而到今天仍未被充分消化、而在实践上又迫切需要理论回答的。本文由海权概念切入，从一般到特殊，试图提出符合汉语语义和中国新世纪化实践的海权概念体系及建立于其上的理论体系，并运用这些概念和理论回答中国海权实践的现实问题。 中国海权特征 中国海权随中国主权同生，而中国意识到并力求捍卫、强化中国海权的努力却起步不久。中国目前的海权实践远没有达到追求"海洋权力" (sea power)的阶段，而只是处在捍卫其合法的海洋权利(sea right)的阶段。比如中国统一和中国海区[8] 其他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岛屿,这是中国海权实践的重要，但这只是维护中国的主权及其相关海洋权利 (sea right)，建设对这些地区的海上利益的海上保护力量(sea power)的实践，而不是追求霸权意义的海洋权力(sea power)的实践。而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海军活动及对中国台湾的军事插手活动，则是一种霸权意义上的海权即"海上权力"实践。从这些意义上看，中国的海上力量（sea power），属于国家主权中的自卫权的范畴，而美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海上军事介入，则是一种为实现其海上"权力"（sea power）的海洋霸权行为。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将sea power的这两种语义转译为"海权"，而不是将sea power 与sea right相区分，这会使周边地区和国家对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及相关的海权诉求造成大的误解。[9] 中国海权，是一种隶属于中国主权的海洋权利而非对海洋权力，更非海上霸权。"但在当今的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10] 要使法理上属于中国的海洋权利事实上属于中国，中国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sea power）。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中国海权，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中国海权的概念应当包括从中国国家主权引申出来的"海洋权利"和实现与维护这种权利的"海上力量"两个部分，只是不包括西方霸权国家普遍攫夺的"海洋权力"。 中国海权，就其"权利"部分而言，包括实现中国"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两部分。前者包括国际海洋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和国际法认可的主权国家享有的各项海洋权利。这部分权利随国际海洋法的变化而缓慢演化，比较确定。后者包括由海洋权利产生的各种、、文化利益，这部分权利随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属于海权中变化较大的部分。不同的国家依据国际海洋法享受着同种的海洋权利，但据有同一海洋权利的主权国家却由于其经济、政治、文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得到的海洋权益却不同。即使排除海洋霸权的因素，一般而言，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所拥有的海洋权益要大于小国和正在衰落国家的海洋权益。在此之外，还有"海洋利益"，它是比海洋权益更广泛的中性概念。它既可能是来自海洋权利的合法的海洋利益，也可能为霸权需要而产生的非法的海洋利益。由于中国目前的海权实现能力尚未"溢出"其主权范围，所以中国的海权与海上霸权无缘，中国的海洋利益，更多地属于有待于争取和实现的合法海洋权益的范畴。 中国属于新兴的和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大国，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成员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万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199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居世界第七位。[11]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对世界能源的需求也大幅上升。中国石油进口量由1994年的290万吨上升到2000年的7000万吨，上升了20多倍，石油进口依存度大幅度提高，由1994年的1.9%上升到2000年的30%。按照这样的速度，2010年，中国将有超过40%的石油需要从国外进口，到2020年，这个比例则要高达60%。中国目前进口的石油主要来自中东地区，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56.2%），其次是北非。[12] 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已成为与世界发生广泛联系的国家，其海洋权益泛布于世界并随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而持续扩大；与此同时，中国实现其海权的内部需求动力和外部压力也在同时增大。这是中国海权与世界其他国家海权实践的共性方面。
中国是一个具有18000公里海岸线的海洋大国。中国和周边国家在黄海、东海、钓鱼岛、南沙群岛等地存在着海洋国土的争议，中国急需用制海权思想来建立自己的海军，使海军走向深蓝。在这个时候，海权论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 中国古代没有海权思想，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人也有海权思想，明清两代水师、海军，都是海权意识发展的产物，并在维护国家海权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已故的史学大师缪凤林在其《三代海权考论》一文中也认为，明清已有海权思想。 笔者以为，这些观点值得商榷。判断中国古代人是否具有海权思想，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海权”。马汉认为：“海权其义甚广，它不仅包括通过海上军事力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的控制，而且也包括对和平的商业和海上航运业的控制。”近代意义上的“海权”是一种针对敌人海上力量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使我方的海上力量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自由地使用海洋，剥夺敌人的海上力量的能力。在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是：海洋可以兴渔盐之利，可以通舟楫之便。至于海洋可以作为通往世界的要道，可以作为国家经济贸易的重要途径，以及海洋可以作为军事上重要的战略基地、控制敌国海岸以保障本国海上贸易顺利进行等观念，中国人是没有的，魏源也没有。笔者以为，判断海权思想有无的根本标准是：是否具有通过海上军事力量或者通过和平的方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进行控制，以确保本国海上商业、航运业的畅通。中国古代，迄于清末，都没有国家海上贸易，何来保护本国海上商业航道的观念呢？所以，笔者以为，中国只有1900年马汉《海权论》传入后，才开始具有近代意义上的“海权”思想，这是个事实。 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战败，原因有很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海军缺乏制海权思想。1890年，美国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出版了他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海权理论的经典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近代海权理论的确立。海权论创立后，西方各国纷纷传播，奉若珍宝，并以之为理论基础，建设各国的海军。海军是国家海权扩展的重要手段。鉴于历史上一些国家的惨败教训，有的同志提出中国没有必要发展海军，也有的同志则从与大国争霸的角度强调发展中国海军的重要性。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中国海权扩展有其特定的原则，即它不能超出并要服务于中国海权（sea right）的内容和范围。那么，中国海权包含哪些内容和范围呢？从近中期看，中国面临着统一祖国，收复主权岛屿的严峻任务，这既是中国政府必须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又是中国捍卫国家海权的重要内容。因此，在统一台湾及周围属于中国主权岛屿的问题上，中国扩大海军的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未来中国海军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将与俾斯麦统一德意志、林肯统一美国南方的行动一样，无论和平还是非和平的方式，只要达到目的，其意义都是极其伟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仅在主权范围内说，中国海权扩展是无限的。同时在维护海外政治经济权利方面，中国海权及其实现力量即中国海军的扩展又是有限的。这由于在这些领域中有许多问题需要在国际海洋法框架中多边协商解决，中国海军目标只是确保这些多边协商结果的合法执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海军的建设仅限于自卫性威慑范围。中国海军建设的目标将永远服务于中国以平等之地位独立于世界的要求。"中国永远不称霸"，[18] 这不仅是一句口号，它更是中国政治家从世界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中总结出的成熟的强国经验。殷鉴不远，正是由于德、意、日及苏联的无限军事扩张导致其国家衰落，也正是由于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国家跟不上世界军事技术变革的浪潮而被肢解或被打败。鉴于这些历史经验，不管是无限制的中国海军扩张还是基本放弃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这对中国的未来而言，都是灾难性的意见。我们当持辩证的态度对待中国海权问题，并使中国海军建设行稳致远，在辩证的思路中获得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大发展 中国的海权问题，不但检验我们是否真正强大的指标，也是考验我们的信心和国之骨气的指标，更是展现我们解决这些包含经济军事外交多种复杂因素智慧最好场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提防有人故意利用这些问题转移国内矛盾，我们不应该配合其表演，但绝不允许逾越红线。更不能惧怕这些问题带来的国际甚至是军事麻烦，更不能迷信将来我们的军力更强大。我们发展，别人也在发展，无论何时解决，我们都要面对同样的麻烦和挑战。如果我们面对挑衅不能够有相应的反应，不但会措施解决问题的良机，也会被历史定位真正的软弱 2 | 评论2011-6-9 14:39 woaifeifei1100| 二级 海权，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从鸦片战争开始认识而到今天仍未被充分理论消化、而在实践上又迫切需要理论回答的问题。本文由海权概念切入，从一般到特殊，试图提出符合汉语语义和中国新世纪现代化实践的海权概念体系及建立于其上的理论体系，并运用这些概念和理论回答中国海权实践的现实问题。 一、概念及其误用 自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o 塞耶o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o 1840-1914）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及相关着作发表的近百年来，海权问题成为军事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人广泛地将英文 sea power 的概念转译为汉语"海权"。[1] 海权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同国家在不同的经验基础上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且不说马汉的sea power 的概念是否与汉语的"海权"是一个意思，即使这样，建立在西方历史经验之上的sea power是否可以概括"海权"一词的主要语义，也值得讨论。 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一个共同点还是可以确认，这就是"海权"是一个涉及海洋的概念，这正如"陆权"是涉及陆地的概念一样。 既然涉及到海洋，那就要有人问为什么要涉及海洋？ 当然这是由于人类的生活而非仅仅人类的思想涉及到海洋。既然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从理论上说，人类中的个体或群体都有共享包括大气层内外的所有地球资源的权利。海洋是地球上除陆地资源外的最重要的资源，这样就引申出"海洋权利"（sea right）的概念；当主权国家出现后，"海洋权利"，就成了"国家主权"概念内涵的自然延伸。但是，权利永远是要有力量来扞卫的，这样便从主权的"自卫权"概念中引申出具有自卫性质的"海上力量"（sea power）的概念。马汉说得明白，他说："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 海上力量是海洋权利自我实现的工具，特别是自人类进入主权国家时代，情形更是如此。1812年美国与英国海战是为了扞卫新生美利坚合众国的正当的海洋权利，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和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及2001年4月发生于中国东部海域的中美"撞机事件"，都是中国扞卫其海洋权利的军事自卫行为。在这种斗争中前者发展出用以自卫本国"海洋权利"（sea right）的"海上力量"（sea power）。随着联合国的建立和发展，在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条件下，联合国在有限的范围内被赋予了一定的国际权力。这样海权便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享有海上权利，主权国家又让渡出部分主权利益以形成联合国具有强制力的海上权力（sea power），而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形下的"海上权力"则是海上霸权，使用这种力量的国家，则是霸权国家，这时霸权国家的"海上力量"便因失去自卫性质而异化为追求海上霸权的工具。确切地说，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国家根本就不具有"国际权力"的资格。 但是，如果说，海上权利，是"国家主权"概念自然延伸，那么"海上力量"，就只是一个作为维护海上权利即海权的手段。这里值得提及的有两点：（1）、由于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体系中，海上权利总是通过海上力量表现，人们不自觉地习惯上将英文的sea power 混同于sea right，但事实上二者虽有联系但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只是后者的载体和实现手段而不是海权本身。（2）、国家海上力量（sea power）概念也是"海洋权利"（sea right）向"海洋霸权"（sea hegemony ）转化的重要介质。所谓霸权，在国际关系中就是一国以实力操纵和控制别国的行为。 如上面所说的英国对美国，英国、日本及美国运用海上力量（sea power）对中国曾实施海上的侵略都是海洋霸权的行为；而中国对它们的海上反抗 ，则是中国维护其合法海洋权利的举动。因此海洋权利(sea right)和海上力量(sea power)及与后者相关的海上权力(sea power)的概念有性质的不同：权利是一种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利益。而作为国家权利的海权，是只有主权国家才有资格享有的海洋利益。权力，特别是海上权力，则是一种强制力量，在国际社会中只有联合国或联合国授权国家和机构才具有资格使用这种力量。"海上力量"与"海上权力"的概念，虽同出于英文sea power一词，但其语义确是有性质的区别。"海上力量"是个中性概念，它既可以为"海上权利"服务，也可以为"海上权力"服务，但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海洋权利"却与"海洋权力"则是对立的概念。因此，如果将"sea right(海上权利)"、"sea power(海上力量)"、"sea power(海上权力)"这三种不同语义的概念同译为汉语的"海权"，显然是不妥当的。 确切地说，英文中的 sea power 一词表示的是"海上权力"和"海上力量"而非"海上权利"的含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这与欧美国家长期的海外殖民经验及相应的海上优势有关，也与亚洲、非洲、南美洲等资本外围地区长期收缩于内陆而忽视海洋及其相关权益的历史经验有关。马汉说："武力一直是思想将欧洲世界提升到当前水准的工具。" 这个"武力"在马汉的思想中就是sea power 即"海上力量"。所以，欧美海权思想更多地侧重于力量、控制和霸权，即使是欧美一些国家在为自己的海洋权利而非权力斗争的时候，它们也更多地是从控制海洋而非从扞卫本国海洋权利的角度看问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学界所谈中国"古代海权"，实际上是对"海权"概念的误用。汉语"权"，本意是秤锤，后衍申出"权势" 的意思，但"海权"概念却是与现代国家主权而非与古代王朝皇权相联系的概念，属法权而非皇权范畴。古代国家是王朝国家，王朝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还是依据血缘关系建立并以皇权维系的关系，而不是依据"权利-义务"(right & obligation)体系建立并以国际法维系的主权间的法权关系。如果将古代的"海上力量" (sea power )表述为"海权"，这在汉语词义上并没有错，但它与我们所说的基于主权的海权（sea right）却不是一回事。所以，就其科学性而言，"海权"的概念一定要纳入主权和国际法范畴来讨论，而不能仅仅纳入"海上力量"（sea power）范畴来讨论，更不能与"海上力量"混同使用。 这里还需要区分的是"海权"与"制海权" （command of sea）概念。二者虽都与汉语"权"字相联系，但意思大不一样。海权，如上所述，是一种属于法权范畴的概念，而"制海权"中的"权"则是指一种由"权势"引申出的"有利的形势" 的意思。因此，它与我们所讲的法权意义上的"海权"也不是一个意思，当然我们也不能将二者混用。 二、中国海权特征 中国海权随中国主权同生，而中国意识到并力求扞卫、强化中国海权的努力却起步不久。中国目前的海权实践远没有达到追求"海洋权力" (sea power)的阶段，而只是处在扞卫其合法的海洋权利(sea right)的阶段。比如中国统一台湾和中国海区 其他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岛屿,这是中国海权实践的重要内容，但这只是维护中国的主权及其相关海洋权利 (sea right)，建设对这些地区的海上利益的海上保护力量(sea power)的实践，而不是追求霸权意义的海洋权力(sea power)的实践。而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海军活动及对中国台湾的军事插手活动，则是一种霸权意义上的海权即"海上权力"实践。从这些意义上看，中国的海上力量（sea power），属于国家主权中的自卫权的范畴，而美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海上军事介入，则是一种为实现其海上"权力"（sea power）的海洋霸权行为。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将sea power的这两种语义转译为"海权"，而不是将sea power 与sea right相区分，这会使周边地区和国家对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及相关的海权诉求造成大的误解。 中国海权，是一种隶属于中国主权的海洋权利而非对海洋权力，更非海上霸权。"但在当今的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10] 要使法理上属于中国的海洋权利事实上属于中国，中国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sea power）。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中国海权，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中国海权的概念应当包括从中国国家主权引申出来的"海洋权利"和实现与维护这种权利的"海上力量"两个部分，只是不包括西方霸权国家普遍攫夺的"海洋权力"。 中国海权，就其"权利"部分而言，包括实现中国"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两部分。前者包括国际海洋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和国际法认可的主权国家享有的各项海洋权利。这部分权利随国际海洋法的变化而缓慢演化，比较确定。后者包括由海洋权利产生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这部分权利随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属于海权中变化较大的部分。不同的国家依据国际海洋法享受着同种的海洋权利，但据有同一海洋权利的主权国家却由于其经济、政治、文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得到的海洋权益却不同。即使排除海洋霸权的因素，一般而言，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所拥有的海洋权益要大于小国和正在衰落国家的海洋权益。在此之外，还有"海洋利益"，它是比海洋权益更广泛的中性概念。它既可能是来自海洋权利的合法的海洋利益，也可能为霸权需要而产生的非法的海洋利益。由于中国目前的海权实现能力尚未"溢出"其主权范围，所以中国的海权与海上霸权无缘，中国的海洋利益，更多地属于有待于争取和实现的合法海洋权益的范畴。 中国属于新兴的和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大国，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成员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万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199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居世界第七位。[11]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对世界能源的需求也大幅上升。中国石油进口量由1994年的290万吨上升到2000年的7000万吨，上升了20多倍，石油进口依存度大幅度提高，由1994年的1.9%上升到2000年的30%。按照这样的速度，2010年，中国将有超过40%的石油需要从国外进口，到2020年，这个比例则要高达60%。中国目前进口的石油主要来自中东地区，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56.2%），其次是北非。[12] 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已成为与世界发生广泛联系的国家，其海洋权益泛布于世界并随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而持续扩大；与此同时，中国实现其海权的内部需求动力和外部压力也在同时增大。这是中国海权与世界其他国家海权实践的共性方面。
根据勒沙特列原理判断反应移动的方向增大反应物或减小生成物的浓度可使反应向正反应方向移动，反应物的转化率增大增大生成物或减小反应物的浓度可使反应向逆反应方向移动，反应物的转化率减小
不一定有（气态等摩尔和非等摩尔反应），不过具体题具体分析了
一个可逆反应。气体A+气体B<=>C+D A的起始量一定时,增大B的起始量. 那么B的起始量越大,则每个B分子受到A分子碰撞的机率就越小。但是B的转化率与"单位时间内,单个B分子受到的有效碰撞次数成正比." 所以B的起始量越大,B的转化率就越低. 换个角度,B的起始量越大,则每个A碰撞到B的机率就越大,则A的转化率就越高.这也就是说,提高哪种反应物的起始量,哪种反应物的转化率就会降低,而其他反应物的转化率就会升高.一定温度下,生成物浓度的系数次方的乘积与反应物浓度系数次方的乘积之比为一常数K值的大小,表示在一定温度下,反应达到平衡时该反应进行的程度,就是反应的限度.K值越大,反应程度增大,转化率越高;反之则转化率越低.转化率是 已反应的反应物的物质的量/反应物的总物质的量。所以当加入一种反应物时，平衡向正反应方向移动，其余反应物已反应的反应物的物质的量增加，反应物的总物质的量不变，所以转化率增大。而加入的反应物，即改变反应条件，由平衡移动原理（即化学平衡总是向减弱条件变化的方向移动）得，改变的条件只能减弱，不能抵消，所以已反应的反应物的物质的量、反应物的总物质的量同时增大，但反应物的总物质的量的增量大于已反应的反应物的物质的量的增量，所以转化率反而减小。根据勒夏特列原理，增加一种反应物的浓度，反应朝着能够减弱这种改变的反向移动，也就是向正反应方向移动。注意，是减弱，而不是完全抵消。即：添加的浓度完全是大于减弱的，该反应物的浓度还是增加了，所以转化率降低了。而另一种反应物，由于化学平衡正向移动，它转化率是增加的。
增大反应物浓度，平衡向正反应方向移动，反应物（增大浓度的反应物转化率降低）转化率升高，所以工业生产往往增大廉价反应物浓度提高其他反应物转化率。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是怎样做成的，鲨鱼的鱼鳍是如何被割下的，以及每年有七千多万条鲨鱼，最终是为了鱼翅汤而送命，你还会购买它吗？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鲨鱼物种都濒临灭绝，但是，我们可以拯救它们。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一则公益广告的话语，让多少人幡然醒悟！而钓鱼岛事件，又让多少人意识到中国的海洋权益！人类的生命来自海洋，人类的文化起源于海洋，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宝库”。海洋的浩瀚壮观、变幻多端、自由傲放、奥秘无穷，都使得人类视海洋为力量与智慧的象征与载体。中华民族是人类海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民族祖祖辈辈所居住的大地，东南两面临海，海岸线漫长，这样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祖国悠久的海洋文化。海洋中存在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海洋是人类生存的第二空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领域。我国是一个濒海大国：第一，我国濒临的海洋从北到南依次为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渤海是深入我国大陆的内海；其他三个是我国在太平洋中的边缘海；第二，我国海疆北起鸭绿江，南至曾母暗沙，东起钓鱼岛群岛，西至北仑河口；第三，我国拥有约1.8万千米的大陆海岸线和1.4万千米的岛屿海岸线；第四，我国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有6900多个；第五，我国拥有面积约300万平方千米的管辖海域，约占全国陆地面积1/3，其中领海面积约38万平方千米。海洋是我们国家的另一条生命补给线。我国海洋资源虽然丰富，但开发利用的程度很低，人类面临着人口问题，粮食问题，环境问题等等。人类赖以生存的陆地空间已不堪重负。地球上生物资源的80%分布在海洋里，海洋给人类提供食物能力是陆地的1000倍。在海洋生态不受破坏的情况下每年可向人类提供30亿吨水产品。因此，海洋的开发利用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向海洋进军，让海洋资源服务于人类，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海水不仅是宝贵的水资源，而且蕴藏着丰富的化学资源。海洋里的生物可以食用、药用、（本身是药物，或者可由生物体提炼出药物）、科研用途、娱乐用途（饲养、观赏）、农用（饵料）、生物能等等；海洋里的物理资源或能源资源有：发电（波浪发电、潮汐发电、温（盐）差发电等等）；海洋的化学资源有：海水淡化成淡水、海水中直接提取痕量元素（金、铀、氘、溴、碘、镁、钾……）、海水中直接提取化合物（食盐、芒硝、石膏、重水、卤水等等）；海洋的地质（矿物）资源：锰核、石油、天然气、矿砂、底砂等；海水可直接利用的例子有：利用冰山提取淡水、海水冷却核电厂发电机组及其他机械、海水脱硫、冲洗、稀释等等；海洋的空间资源有：运输、航行、休闲娱乐等。海水可以通过其热能和机械能等给我们电能，从海水中还可提取出像汽油、柴油那样的燃料——铀和重水。铀在海水中的储量十分可观，达45亿吨左右，相当于陆地总贮量的4500倍，按燃烧发生的热量计算，至少可供全世界使用1万年！中国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油气资源沉积盆地约70万平方公里，石油资源量估计为240亿吨左右，天然气资源量估计为14万亿立方米，还有大量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即最有希望在本世纪成为油气替代能源的“可燃冰”。首先，我要号召大家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我们从大海中索取的实在是太多了，海洋为我们提供了各种食物，提供船舶航行的条件，给我们呈现美丽的风景，但是人类在利用海洋的同时并没有悉心呵护海洋，她现在面临着海水污染等各种问题，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遏制海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让海洋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改观，这需要所有人共同的努力，及早树立起保护海洋的意识。海洋能有效地缓解中国的能源问题，减少进口量和对外国能源的依赖，海洋是内陆的有效屏障，即便要发生战争也不容易烧到内陆上，海洋是谋求海外发展的重要通道，能有效地帮助经济的发展。海洋既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空间，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舞台，儿海洋政治斗争的中心，是海洋权益。全球愈演愈烈的海权之争，背后都是巨大的海洋权益。我国有许多事件关于海洋权益，其原因不外于：历史原因，周边国家对资源的觊觎，与我国长期以来对海洋权益的漠视也是现阶段与周边国家海洋权益争端白热化的原因。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海域面积广阔，所辖岛屿众多，维护海洋权益注定是一个长期任务。面对目前的一些分歧和争端，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摩擦和冲突，我们需要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共同发力，从官方到民间齐心合力，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和各方面的压力，使地区风险始终处于管控之中。只有采取实质性的手段，给挑衅者划出红线，才能让他们清醒起来，不敢随便造次。一个强大的中国，需要以鲜明的主张和坚决的行动，强力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让那些心存侥幸的国家规规矩矩。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但不可能以牺牲自己的领土主权和核心利益为代价。我们不轻言动武，但也从不惧怕讹诈。随着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我们还在积累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手段，去始终把握住未来局势发展的主动权。争夺海洋权益，其中不外乎是为了海洋利益，这些利益主要包括：保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防御敌对国家从海上的打击和入侵；保卫支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海洋资源的安全，维护海洋权益；维护我对外贸易海上航运通道、石油航线以及重大海外利益的安全。此外，还有打击海上恐怖主义、海盗、走私和跨国犯罪等问题，营造和平、良好的地区海上安全秩序；改善海洋环境，维护我国可持续发展和生存空间的质量；等等。总之，海洋对一个国家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非常巨大，不可能形容的重要性，维护中国，海洋权益势在必行！
你是湖南商学院的吧
你说的是那方面的权益呢？是指法律上的还是道德上的？法律上的话你可以去参考法学或者争议解决这两本期刊上的文献
从国际经验看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战略和政策转型工业化以来，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引致的气候变暖，已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世界各国依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避免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主要从法规、规划计划、经济手段、技术开发和创新、管理机构设置等方面，总结国外应对气候变化的做法和经验，以便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参考。 旱、涝、风暴成为贫困和不平等加剧的因素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经验包括：（一）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国际公约是世界各国采取联合行动、共同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主要依据。1992年巴西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1997年第三次缔约方大会（COP3）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成为国际社会联合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框架。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上走在了前头。为降低温室气体减排成本，确立排放权交易的合法性，2003年6月，欧盟立法委员会通过排污交易计划指令，规定从2005年1月起，包括电力、炼油、冶金、水泥、陶瓷、玻璃与造纸等行业的12000个设施，须获得许可才能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此后，还出台了许多相关法规，为国际排放权交易和制度建设积累了经验。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以219：212票的微弱优势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表明美国的气候政策迈出了积极的一步。法案内容主要有：确立“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清洁能源条款、能效标准、建设碳捕集与封存设施以及其他条款等。总量控制从2012年开始实施，涵盖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约85%（其余15%来自农、林业）；到2020年，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和提高能源效率满足20%的电力需求；颁布新的建筑、家用电器和工业节能标准；确立碳减排目标，相对于2005年的排放水平，到2020年削减17%，到2050年减83%。法案中的其他减排措施，还包括防止热带雨林砍伐的投资计划，实现重要的额外减排等。事实上，美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提出并制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如2006年加州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不少州参加了区域减排协议或自愿减排计划。（二）利用市场机制推进温室气体减排目前，世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依据配额的交易。在“限量与贸易（Cap&trade）”体制下，购买那些由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卖）的减排配额，如《议定书》下的分配数量单位（AAUs），或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下的欧盟单位（EUAs）。另一类是基于项目的交易。发达国家通过联合实施项目向其他国家购买减排单位(ERUs)、经认证的减排单位(CERs)或碳汇产生的减排单位(RMUs)。其中，CERs是经过认证的减排额度，由发展中国家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产生。发达国家参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主要是出于成本的考虑。一般地，发达国家减排一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成本至少在购买CDM指标的四倍以上。发达国家通过CDM项目还可以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设备，提高产品市场份额。发展中国家企业卖出的减排指标，经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的国际碳基金或相关公司，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三）研究、技术开发与创新国际组织关注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及人类发展的影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7/2008人类发展报告》的主题是“应对气候变化：分化世界中的人类团结”。该报告认为，气候变化可能给人类造成的损失被大大低估了，旱涝风暴等气候灾害已成为贫困和世界不平等加剧的因素。因此，各国应联合起来控制碳排放量；富裕国家应将适应气候变化作为减贫议题上国际合作的核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一旦失败，后代子孙将遭受生态灾难。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了气候变化影响人类健康的五大优先领域：（1）气候变化、健康影响因素及其趋势的相互作用研究，以了解气候变化及其对健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如经济发展、全球化、城市化、健康风险及医疗不公平等）间的相互作用。（2）气候变化对健康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研究，了解日益增多的干旱、水资源减少、人口迁移等对健康的长期影响，特别关注对儿童及弱势群体健康的影响。（3）对气候变化影响短期干预效果的比较研究。（4）对非卫生部门的健康影响政策评估，如发展生物燃料带来的食品安全与营养不良的潜在负面影响、可持续能源与交通政策对健康的正面影响等。（5）加强公共卫生系统能力建设，减少环境健康风险。碳捕获和储存、脱碳成为能源技术研发的两个重要方向CCS（碳捕获和储存）成为电力减排的研发重点。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的有关报告认为，CCS对削减温室气体的作用，可能大于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或核电厂等。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发展CCS技术面临一系列的技术难题：（1）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每一环节都有技术要求，必须大规模协同推进。大量CO2经过捕获、压缩再用船舶或铁路运输注到地下，将完全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2）CO2地下储存有管理上的风险，可能会泄漏，这就要求建设CCS设施时万无一失。（3）一国或一地在建设CCS设施时，不仅面临财政和投资的挑战，也应关注承建公司因投资巨大而不愿采用CCS技术的问题。因此，要使碳捕获与存储技术具有竞争力，必须由政府支持建设大型示范厂。只有示范厂运行成功了，社会投资才会跟进，CCS才会发展。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利用中的脱碳和提高效率是另一个方向。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估计，将大气中CO2的浓度控制在450ppm（PartsPerMillion-百万分率），目前全球每年需要的脱碳研发投资约100亿美元，2020年前将增加到200亿，2050年前达到800亿美元。当前的重点是开发新一代成熟技术并使之规模化和商业化，降低高技术的应用成本。（四）成立专门机构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后，许多国家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机构或类似的组织。例如，2001年日本环境厅升格为环境省，增加了一个地球环境司，负责气候变化适应、减缓及相关的国际合作。澳大利亚、法国等也成立专门机构，与相关的节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管理设置在一个部门。美国成立跨部门的内阁机构“气候变化科技整合内阁委员会”，由商务部长和能源部长担任共同主席，负责协调并理顺联邦机构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和先进能源技术的研究工作。建议提高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实现低碳发展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经验的启示和相关的建议包括：（一）应对气候变化应摆到国内战略转型的重要位置发达国家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作为抢占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制高点、作为转变生产方式的“标杆”。我国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仍是国际谈判，以此为契机推动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变，尚没有摆到应有的位置。这种做法不利于改变我国对国外资源、技术和制度的“路径依赖”，也难以避免长期被动的局面。因此，开展广泛的宣传和普及活动，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降低气候变化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十分迫切。应尽早将气候问题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从法律、政策、规划、技术研发和应用、提高意识等方面，提高气候变化的减缓和应对能力，实现低碳发展转型。（二）采取综合措施，降低温室气体减排成本国外既有限量-交易和征税措施，目的是通过改变价格构成来推进企业的投资决策；又有政府出台技术标准、促进研发的激励政策，从而对长期目标的实现起导向作用。就限量-交易制度而言，排放权免费分配可使项目参与者节省大量成本，而拍卖则可使政府产生收益，用于降低低收入人群的税负、支持低碳技术研发、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等目的。这些政策措施各有利弊，除碳税外我国均有试点。我国应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温室气体的成本。国内已经成立了10多家交易所，但开展的实质性交易不多。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制定并实施相关的激励政策，研究排放权交易制度，并完善法规和相关的制度。选择二氧化硫等有总量控制要求的污染物，进行排放权交易试点，积累经验，降低环境保护成本。（三）开展国际合作，依靠科技进步应对气候变化在借鉴国际经验，将低碳经济、低碳消费方式纳入政策措施的同时，应研究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路线图，特别是我国长期减排的方向和潜力。加强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国际合作，在继续开展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合作的同时，可选择有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城市，开展低碳城市试点，探索低碳发展的新路子；通过参与制定重点行业能效与碳排放强度国际标准，开展自愿或强制性标杆管理，使我国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低碳技术、设备和产品达到国际先进乃至领先水平。
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美欧既是最引人关注的责任方，也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还是全球治理制度的关键建设者，这些构成了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基本要素。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形势与政策关于气候问题的2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气候问题下的碳排放权交易初探》
摘要：本文从碳排放权交易的背景出发,详细分析了气候问题的演变及处理原则,并分析了国内外碳排放权交易的实例,结合我国的困境,以期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关键词：气候问题 碳排放权交易 温室气体减排
一、背景:气候问题的演变
环境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问题的解决也理应在全球共同努力的提前下积极进行。在诸多环境问题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全球变暖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国际社会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揭开气候问题的新篇章,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下文简称《议定书》)中确立了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的基本原则,再到最近签订的《哥本哈根协议》,各个国际会议及协议皆为碳排放权交易奠定了法律基础,也使温室气体减排以及碳排放权的框架被赋予了规定世界秩序的属性。
二、处理气候问题的原则
在当代社会,环境问题已然成为复杂的社会条件的多元的利益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是文明的问题。要想积极有效地处理气候问题,必须厘清对该问题的处理原则,探求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1.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片面地强调保护和改善环境,也不能不顾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而盲目地追求发展。尤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讲,只能在适度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2.明确国际环境主体的主要责任。按照国际法,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1997年的草案中也将保护环境纳入国家义务,以期进一步加大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而各国对全球环境负有共同责任,但又有差别的责任的限制。
3.维护各国资源主权。其具体应包括:其一,“各国拥有按照本国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其二,国家负有“确保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或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的责任”。
4.积极促成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参与。占了世界陆地面积和总人口的的7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是处理任何国家问题不可忽视的部分,且随着发展与崛起,其在国际上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而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有广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也将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三、碳排放权交易概述
在实践中国际社会比以往更清醒地认识到,对公有资源不计成本的自由使用,只会使使用者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尽力攫取资源。为了有效避免“公地悲剧”,国际社会在处理气候问题的同时衍生出了碳排放权交易这一新兴事物。
(一)概述
碳排放权交易即碳减排购买合同或协议,其基本原理是,由环境部门根据环境容量制定逐年下降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然后将碳排放总量目标通过一定的方式分解为若干碳排放配额,分配给各区域,被允许像商品那样在市场上进行买卖,进行余缺调剂。减排技术的发明、运用和少排放的区域通过出让节余的碳排放配额赚取收益;多排放的区域要花钱来购买碳排放配额,增加了扩大排放的成本。市场定价机制将使多排放代价等于减排或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碳排放配额交易就可能使交易双方都受益。同时,通过加强排放指标的度量及市场监督和核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该制度将有利于调动区域和产业部门的内在积极性,使它们主动地、持续地减少污染物排放,还便于因地制宜。
(二)发展概况
目前,在推动排放权交易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欧盟已经制定了相对较成熟的欧盟气体排放交易方案,且自碳排放市场开始交易以来,交易量和成交金额稳步上升。纵观全球,已建立了20多个碳交易平台。而目前,国际碳市场可分为配额交易市场和项目交易市场两大类。配额交易市场内,交易的对象主要是指政策制定者通过初始分配给企业的配额,如《议定书》中的配额AAU。项目交易市场中,交易对象主要是通过实施项目削减温室气体而获得的减排凭证,如由清洁发展机制CDM产生的核证减排量CER。其中,EUETS的配额现货及其衍生品交易规模最大,2008年接近920亿美元,占据全球交易总量3/5以上。
(三)碳排放权交易对我国的影响与意义
“碳排放权交易”的本质是希望尝试建立一种市场机制来有效地调节温室气体在全球的排放总量。“碳排放权交易”运行到现在,已经在全球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和产业链。而对碳排放权交易问题的研究在诸多领域都属于前沿问题。自从2005年该机制投入商业运行以来,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市场,中国共获得了CDM碳信用额度的48%,价值超过10亿美元,这几乎占CDM过去5年发放的总信用额的一半。对我国来说,建立碳市场,是提高我国碳交易价格、增强我国议价能力的需要,是规范国内企业交易操作的需要,也是应对国际压力和全面参与国际公约的需要。
四、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实例
中国目前是以CDM为主的碳项目市场。截至2009年10月2日,中国在联合国执行委员会(EB)注册项目达638个,占全球的34.75%;中国在EB已注册项目的年均减排量为1.89亿吨,占全球的59.14%。在东道国在EB注册的CDM项目总数来看,中国俨然占了大头,比例高达34.75%。而兴起的各种交易所也积累了不少实务。(如下表)
五、碳排放权交易的思考
(一)我国面临的困境
就目前现状分析,国际气候合作的前景不容乐观,概述之:第一,发达国家运用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迫使其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接受法律约束;第二,为了降低成本,越来越多的合作将跨国进行,矛盾与摩擦也会增多;第三,在《议定书》之上,急切需要建立更完善的、监督执行能力更强的国际约束机制。
虽然作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供应大国,中国始终处于不具备价格发言权的尴尬境地,处于国际碳市场及碳价值链的低端位置。纵观全局,中国发展碳交易市场仍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上,中国市场排污评估标准体系不完备,缺少网络化的可核证的注册和交易日志记录系统;制度上,中国在碳税、能源效率标准、碳交易市场制定等方面尚存在缺失或具有不完备性。
(二)应对办法
为了在这场看不进烟火的气候之战中掌握主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我国必须坚持贯彻处理气候问题的各项原则的同时,苦练内功:
1.将应对气候变化摆到国内战略转型的重要位置。转变思维,开展广泛的宣传和普及活动,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降低气候变化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尽早将气候问题放到更重要的位置,提高气候变化的减缓和应对能力,实现低碳发展转型。
2.采取综合措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成本。我国应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温室气体的成本。国内成立了多家交易所,但开展的实质性交易不多。我国迫切需要制定并实施相关的激励政策,研究排放权交易制度,并完善法规和相关的制度。
3.开展国际合作,依靠科技进步应对气候变化。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应研究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路线图,特别是我国长期减排的方向和潜力。加强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国际合作,开展低碳城市试点,探索低碳发展的新路子。
4.完善排放权交易的法律法规。明晰的产权归属,能有效划分责任,有益于排放权交易的进行。虽然目前我国已有一些地方性的政策法规,但还不够完备细致,需要以“公地的悲剧”理论、外部性理论、科斯定理等为基础,结合我国国情和其他国家的实践进行进一步的改进。
5.建立完善的排放权交易平台。在进行排污权交易时,信息收集的程度将直接影响交易成本和交易成功率。如果信息不充分,就会导致交易价格上升,交易成功率下降。可以考虑利用网上平台,良好的网上平台可以使信息得到充分的释放,同时降低成本。
6.加强政府监督。排放权交易的整个过程离不开政府的监督行为,没有政府的有效监管,排放权交易很难实施。政府作为交易的监督者和保护者,有责任保证市场机制更好地运行,促使交易双方完成其承诺的减排责任。
六、结语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把发展清洁能源和环保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显示着优越性的同时制度不完善、议价能力低等问题也困扰着碳交易市场,故而新兴的碳排放权交易要想真正持续发挥其生命力,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第19条3.
该项交易信息摘自2009年11月23日《中国环境报》.
该项交易信息摘自2010年02月10日《华尔街日报》.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曹荣湘译.气候变化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9年版.
[2]GarrettHardin:TheTragedyoftheCommons,Science,December13,1968,(Vol.162)(No.3859).
[3]JaridDiamond:TheWorstMistakeintheHistoryof Human Race:West Civilization,Guilford,Conn:Dushkin Pub.1989.
[4]高荣琨.当前全球气候问题斗争形势.国际资料信息.2007(7).
[5]黄伟锋主编.国际法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蔡恩泽.低碳经济催生新机遇.中外企业文化.2009(7).
[7]吴健,马中.科斯定理对排污权交易政策的理论贡献.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8]邓海峰.排污权:一种基于私法语境下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形势与政策关于气候问题的2000字论文
刑事证据运用中的认识误区证据是诉讼的灵魂和核心，在某种意义上，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就是一个发现、收集、固定保全、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然而，在这个“证据流程”中存在许多认识误区需予澄清，否则将会影响到案件的正确处理。被告人口供是“证据之王”所谓被告人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就案件事实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口头或书面陈述。有人认为被告人口供是“证据之王”，是最有价值和证明力最强的证据，因而在办案中千方百计地获取口供，而一旦获得了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就万事大吉，忽视相应证据的提取。不可否认，经查证属实的被告人口供能够详细、具体地反映犯罪的动机、目的和犯罪的时间、地点、行为、结果等，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但被告人口供往往存在虚假可能性。因而，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翻供是“不老实”的表现所谓翻供是指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推翻其以前所作的供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翻供现象明显增多。对于这些翻供尤其是被告人推翻以前所作的有罪供述，我们不能一概认为是被告人拒不认罪，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被告人翻供的确是为了逃避罪责，但也有被告人以前因记忆错误或受刑讯逼供，现在将假的供述翻成真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认为只要被告人翻供就是“不老实”。那种认为被告人翻供就是抗拒法律的思想实质是有罪推定的思想。司法人员的职责仅限于收集有罪证据，收集无罪证据是律师的事有人认为，侦查机关的职责仅限于收集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至于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则是律师的事了。这是极其错误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安、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肩负着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两大任务，他们不是一方当事人，不能仅仅追求打击犯罪的目的，更不能为了胜诉而不择手段。由其性质决定，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检察机关、对于不管是有利于被告人还是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都要收集，同时这也是公安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物证、书证可以随意替代司法实践中，对于同一物品文件有时会出现原物、原件、复制品、复印件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于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人认为物证、书证是可以随意替代的，因而在办案中不注意对原物、原件的收集、固定和保存，造成原物、原件的丢失，有的甚至图省事干脆拿替代品代替原始的物证、书证。这是错误的。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收集证据应尽可能忠实原物原件，保持证据的本来面貌，做到“原汁原味”。即使在特殊情况下，原物、原件不能获得而不得不采用复印件、复制品等替代时，也应遵守法定的条件，以保证这些复制品、复印件的真实性。鉴定结论是“科学证据”，无需审查即可直接采纳鉴定结论是鉴定人经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运用自己专业知识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所作的结论性意见。由于鉴定结论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依照科学原理所作出的，有人便认为其真实性无可怀疑，无需审查即可直接予以采纳。其实，任何证据都无预定的证明力，如同其他证据一样，鉴定结论因主客观的原因也有发生错误的可能，如鉴定设备是否先进、鉴定方法是否科学、送检材料是否充分、鉴定人的业务水平、鉴定过程是否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等等，都会影响到鉴定结论的正确性。此外，据以作出鉴定的科学原理还有一个准确率的问题，即使是目前认为可靠性极高的DNA检测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也存在发生误差的可能。因此对于鉴定结论应当先予审查才能采纳。法院庭外调查的证据无需经过质证，可予直接采纳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有时为了查明案情依法进行一些必要的庭外调查。对于法官庭外调查所得的证据，有人认为因它是由在审判程序中处于居中裁断的第三者-法官所获取的，一般比较客观真实，因而无需经过控辩双方质证即可直接采纳，这是错误的。先予质证是庭审认证的前提条件，任何证据都必须经当庭出示，并经控辩双方质证后才能被采纳，法官依职权调查所得的证据也不例外。之所以如此，一者法官调查所得的证据因主客观原因也可能发生错误，二者证据经控辩双方交叉质证，也是程序公正的一种重要体现。
中文:在现代司法领域，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无论是实行当事人主义或是实行职权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审前准备程序已经成为各国民事诉讼制度上的一个不约而同的选择，均已经形成各具特色的审前程序。我国的“审理前的准备活动”已经成为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针对目前的理论和实践，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异同进行对比，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以完善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具体为民事诉讼失权制度（答辩失权制度和证据失权证据）、证据开示与交换制度、设置审前会议制度、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便有利于维护程序公正，又有利于提高诉讼的效率与效益，使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更加适应司法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健全我国的民事诉讼体系，实现我国民事诉讼的公正、公平、效益的目标。民事诉讼审前程序是当事人跨入法律大门的第一关卡。作为开庭审理前的诉讼环节，我国尽管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审前准备程序，但仍有与之相类似的规定，即“审理前的准备活动”。我国审前准备活动的特点是法官主导下的从程序到实体的准备，这其中，法官主导下的实体性准备，即全面了解案情，调查必要的证据是审前准备的核心，而且审前准备鲜有当事人参加，即使当事人参加，也经常是法院与当事人的单方面接触，这种做法使法官难以保证中立性和公正性，致使开庭审理形式化。改革审前准备程序已经成为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审前准备程序改革的议论中，前几年，“不经准备直接开庭”的做法为众多学者极力推崇，但实践表明，这种直接开庭容易导致证据突袭与重复开庭，降低诉讼效率，这种方式并不足取。针对目前的理论和实践，笔者拟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异同进行对比，并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提出几点对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建议。一．国外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对比研究在现代司法领域，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无论是实行当事人主义还是实行职权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审前准备程序已经成为各国民事诉讼制度上的一个不约而同的选择，均已经形成各具特色的审前程序。我国一些学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反映了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国外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共同点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一）审前准备程序受到高度重视，未经准备程序就不能进入法庭审理和辩论德国创设了准备法官制度，每一案件在法院系属时就指定一个准备法官，由其专门负责审前准备，并在开庭审理时向会议庭其他法官报告案情（准备法官本身是合议庭成员），以确保审前准备在法院的指挥下进行，并节省开庭审理时间。法国也很早就对民事诉讼准备程序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在日本，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诉讼准备程序制度吸收了英美法和大陆法准备程序的长处，充分反映了各国互相借鉴、互相吸收的不断融合的趋势。（二）审前准备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法庭突袭，确保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审前准备使当事人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入法庭，从根本上保证当事人享有充分、平等的辩论机会，防止法庭突袭，确保诉讼公正。同时，还可以将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主张和证据排除在法庭审理范围之外，简化法庭审理，加快诉讼进行，提高诉讼效率。（三）审前准备以当事人活动为主，法官的作用相对弱化尽管德国和日本的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中的作用相对积极一些，但从总体上看，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还是以当事人的活动为主的；由当事人提出主张并确定争点，由当事人收集和提出证据，由当事人决定审判对象（最终进入法庭审理的内容），由当事人决定程序的开始或终结，如此等等。而法官一般以中立的的见证人身份参与审前准备程序，最多也只是一个程序进行的指挥者，一切重大的实体问题均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时，外国审前准备程序和我国的规定有很多不同点：（一）诉答阶段1诉讼文书送达。在美国，送达诉讼文书是原告的义务，而中国、德国则是法院的职权行为。但在具体送达方式上，中、德又略有不同。德国的诉讼文书均由法院以职权通过邮寄送达。为简化诉讼程序，双方当事人都由律师代理时，书状的送达可以由为送达的律师把应交付的书状转交给另一方律师，此即律师向律师的送达。中国目前诉讼文书仍是以法院工作人员直接送达为主，以邮寄、委托送达等为辅。在案件量居高不下、法院辅助人员相对少的情况下，直接送达显然是一种效率低下的方式。2未提交答辩状的法律后果。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未答辩，在美国和德国均产生失权的效果，将导致法院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缺席判决。中国民事诉讼法将提交答辩状作为被告的诉讼权利，被告不提交答辩状的，不影响法院的审理（第113条第2款）；审前不提交答辩状，到开庭审理时再陈述答辩意见，已成为被告进行“法庭突袭”一种诉讼策略。3诉答方式。美国和德国的诉答方式都体现为“起诉、答辩、反答辩……”的互动过程。德国法的诉答方式还使争点和攻击防御方法明朗化、集中化。中国的诉答方式只有起诉状和答辩状，但法院一般不会在审前送达给被告。就是说，中国的诉答方式是静态的。4诉答文书的形式要求。在德国民事诉讼中，起诉状、答辩状以及其他诉讼文书非常不拘形式，但它们必须指明各方当事人与法院，包括对诉讼请求的目标，请求的理由的简要陈述和抗辩及要求。预备性诉讼书状必须由一名律师签署，该律师应已经获准在特定法院执业。相比之下，在美国民事诉讼程序中，诉讼书状十分格式化，仅仅提供一些与本案有关的具体情况，并不作出接受证据的提议。而德国诉讼程序中的诉讼书状恰好相反，提议接受某项证据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对诉答文书的形式要求与德、美两国比较，更不拘形式。民事诉讼法要求起诉状中写明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证据和证据来源以及证人姓名和地址，在实务中，起诉状内容只要足以立案即可，并无律师签署或附上宣誓书等特别要求。被告则仅需写明答辩意见。（二）准备阶段这里的“准备阶段”作狭义理解，即诉答阶段之外的审前阶段。准备阶段是审前程序的重心。只有准备阶段程序化了，审前程序才真正成为相对于“开庭审理”的独立程序。美国的审前准备主要是证据开示和审前会议，德国主要是书面诉讼准备或初步审理，中国则体现在以证据交换为核心的有关审前改革。德国没有证据开示程序。其理由主要在于：在德国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不能强迫对方披露其所掌握的与诉讼有关的信息。如果当事人不愿提交书证，这一证据只有通过法院的命令方能获得。这一差异与德美两国“开庭审理”方式的不同有关。而在美国，一次性集中审理是当事人证明其主张并辩驳对方证据的唯一机会。证据开示使当事人在进入开庭审理时就已经充分准备好所有的诉讼细节。尽管我国法律更接近于大陆法系，但在准备程序的建构上，更多的是采用英美法系的术语，但是在中国的法律文化背景下，几乎不可能建立美国法意义上的“证据开示”，而对于“通约性”比较强的“审前会议”，也不可能与德国法上的“初步审理”相提并论。（三）法官角色美国法官在审前程序中呈现一定的“消极性”，崇尚当事人主义，但是法官的消极性也是令人满意地控制拖延的关键。与美国相比，德国法官在诉讼中的角色显然是积极主动的，在民事诉讼集中审理的改革中，德国人并没有采用传统对抗制的做法，而是赋予法官更大的指导权，指导双方集中的对争议的问题按时提出诉辨理由与证据。 二．完善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几点建议（一）．完善民事诉讼失权制度失权，即原有权利的丧失。民事诉讼中的失权是指当事人（含第三人）在民事诉讼中原本享有的诉讼权利因某种原因或事由的发生而丧失。和证据的功能，应建立证据失权制度。民事诉讼中失权的正义性原理源于人们对诉讼效率性和时间经济性的认同。诉讼效率和时间的经济性与民事诉讼失权制度的关联点在于，欲求时间的经济性，就必须对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在实施时间上予以限制。民事诉讼失权主要有答辩权的丧失、上诉权和申诉权的丧失、管辖权的丧失、证据提出权的丧失。审前准备程序功能的实现离不开失权制度的保障，因为如果允许证据不受时间限制可以随时提出，答辩可以随时进行，审前准备程序整理争点、证据及防止诉讼突袭的设定意旨就会落空。要使审前准备程序发挥整理争点和证据的功能，应建立答辩失权制度和证据失权制度。1．建立答辩失权制度。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未答辩，在美国和德国等国家均产生失权的效果，将导致法院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缺席判决。例如，《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诉讼规则》规定，“民事诉讼从原告向法院提交起诉状时开始”。而被告应诉不仅是他的权利，同时也是他的义务。被告应诉有两种方式。第一是提交答辩状，第二是不提交答辩状，而提交“申请书”（即“动议”），请求法院根据法定理由驳回诉状。《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1款规定，“法院应及时地采取必要的准备措施。在诉讼的任何阶段，法院都应该使当事人为及时而完全的陈述。”同时，当事人亦被课以两种促进诉讼的义务：（1）一般的诉讼促进义务，即“当事人各方都应该在言词辩论中，按照诉讼的程度和程序上的要求，在为进行诉讼所必要与适当的时候，提出他的攻击和防御方法，特别是各种主张、否认、异议、抗辩、证据方法和证据抗辩”（第282条第1款）。如当事人违反一般诉讼促进义务，逾期提出攻击或防御方法，法院有权予以驳回。（2）特殊的诉讼促进义务，即当事人应于法院所定答辩状提出期间或反答辩状提出期间内提出之答辩或反答辩中，依诉讼程度与诉讼程序之要求，在为进行诉讼所必要与适当时期，提出攻击或防御方法。此外，如果原告的事实主张不够明确，被告甚至可以不对起诉作出任何回应，但从实务角度看，对有欠缺的诉讼请求不作出任何回应而坐等法院驳回起诉，是个极其危险的诉讼策略。所以，被告往往会在其答辩状中陈述抗辩，提出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明确标准”，否则原告的陈述将被视为没有争议而被采纳。当法院决定采用书面准备时，它并不事先确定开庭日期，这根以前的情况一样。在送达起诉状的同时，法院仅仅命令被告：一是在其收到起诉状之后两周内，由律师书面通知法院他对诉讼是否提出抗辩。二是在由法院确定的至少两周的期间内，提交对起诉状的答辩状。如果被告没有将其抗辩的意向通知法院，法院就可根据原告的特别请求，缺席判决原告胜诉，这种特别请求可以作为起诉状的一部分提出。当然，法院会在其命令中说明这一点的。中国民事诉讼法将提交答辩状作为被告的诉讼权利，被告不提交答辩状的，不影响法院的审理（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所以，在中国民事诉讼中审前不提交答辩状，到开庭审理时再陈述答辩意见，已经成为被告进行“法庭突袭”的一种诉讼策略。如果仅要求原告提交起诉状给被告，使被告能充分了解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策略，而不强制被告提交答辩状给原告，则原告无法掌握被告的主张及态度，这种做法违背了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造成双方对抗失衡，某种程度上是放任当事人搞诉讼突袭，使司法公正的实现打上折扣。因此，应将被告人提交答辩状规定为一项诉讼义务。具体要求是：被告人必须在案件起诉、受理阶段提交包含对原告诉讼请求基本态度、诉讼理由、证据材料等内容的答辩状，以使原告在审前了解被告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材料。如果被告不依法答辩，则意味着其对原告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的承认，从而在庭审中丧失攻防诉讼手段的权利，承担未提交答辩状的法律后果。2．建立证据失权制度。由于被告在整理证据时必然提出答辩意见，故在审前程序建构中证据失权问题更为关键。证据开示是指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供和展示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文件以及与其诉讼请求和抗辩有关的其他材料的审理前程序，目的在于它允许各方刺探对方的证据，并允许各方取得有助于证明其案件的证据，为当事人精确评估自己在审理中的获胜机会提供依据。根据《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诉讼规则》，“双方当事人必须主动向对方当事人出示与请求有关的信息和证据。”否则今后将丧失提出证据的权利。法国民事诉讼实行书证优先主义，书证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证据。在辩论以前将己方书证传达给对方阅读，有利于对方做好攻击防御准备，避免“法庭突袭”，并提高法庭辩论效率。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在审前程序中，必须向对方送达准备书状，传达书证，否则其主张和证据资料将不会被法庭采纳。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是否答辩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证据。因此，从证据方面而言，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立法采取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此进行了变革。其第三十三条规定举证期限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或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同时，《民事证据规定》第四十一条通过限缩性解释方式，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新的证据”范围作出严格界定。因此，现在我国司法实务界已经认同并采用“证据适时提出主义”。下一步，应该从立法上加以确定并完善证据失权制度，当事人收集的证据无正当理由未经审前开示交换的，不予质证和认证，即承担证据失效后果。英文:In modern judicial field, whether in the civil law or in the common law, both parties to implement Marxist or Marxist term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civil model Pretrial proceedings have become a civil institutional coincidentally choice, have already formed their own pre-trial procedures. China's "pre-trial preparations" has become our civil justice system reform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France, Japan and other common law and civil law theory and the differences in legal provisions for purposes of comparison, China's civil law with specific provisions to improve our civil pre-trial preparation procedures, specific loss of civil rights system (right of reply system and the loss of evidence missing evidence right), open evidence and exchange system, Pre-trial conference set up the system,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a wide range of disputes settlement mechanism, in order to facilitate maintenance procedures fair, litigation will also b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our civil justice law more responsive to the objective needs of modernization, China's civil sound system, and realizing China's civil justice,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goals. Civil pre-trial procedures are legal parties to enter the door of the first hurdles. As a hearing before the proceedings links, although China has not become a complete preparations for the pre-trial procedures, But still with a similar requirement that the "pre-trial preparations." My pre-trial prepar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judges led to the entities from the process of preparation, in this, Judge led preparations for the entity, that i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case,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evidence necessary pre-trial preparation is the core Pretrial but rarely participate in the party, even if the parties participate, but often the court and the parties to the unilateral contacts Such practices make it difficult to guarantee that the judges neutrality and impartiality, causing formal hearing. Pretrial reform process has become China's reform of the civil justice system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In pre-trial preparation procedural reform debate, a few years ago. "not prepared to sit directly," the practice of many other scholars, philosophy, but practice shows, Such direct evidence sit easily lead to surprise attacks, and repeat trial and reduce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oceedings in this way and undesirable. In view of the current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author intend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France, Japan and other common law and civil law theory and the differences in legal provisions for purposes of compariso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our civil law specifies that a few civil pre-trial preparation procedures. 1. Foreign civil Pretrial proceeding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modern justice, whether in the civil law or common law, both parties to implement Marxist implement the terms of the civil Marxist model, Pretrial proceedings have become a civil institutional coincidentally choice, have already formed their own pre-trial procedures. Some Chines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is phenomenon is not accidental, which reflect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in civil proceedings. Foreign civil pre-trial preparation procedures common in this key performance areas : (1) pre-trial preparation procedures are highly valued and without the preparation procedures can not enter the court to hear and debate the creation of a German judge prepared, In each case, when the court system is prepared on the designation of a judge, who is responsible for special pre-trial preparations, and the trial court session to the other judges report the case (for the judges themselves are members of the full court), to ensure that pre-trial preparation in the courts under the command and tried to save time. France also very early on civil procedures prepared a detailed provisions. In Japan, revise the civil law of civil procedure system ready to absorb the common law and civil law procedures for preparing the strengths, fully reflect the countries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keep each other to absorb the fusion trend. (2) pre-trial preparations main objective is to prevent the court attack, to ensure fair proceeding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oceedings pre-trial preparation in the client fully prepared on the basis of access to the court. from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parties to enjoy full and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bate to prevent the court attack, to ensure fair proceedings. Moreover, it also can be no dispute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the idea of the evidence excluded from the scope of the court to simplify court proceedings, expedite the proceedings,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oceedings. (3) pre-trial preparation activities to the main parties, Judge relative weakening of the role of Germany and Japan despite the judge in the pre-trial proceedings in preparation for a relatively active role. But generally speaking, civil pre-trial preparation process or client-based activities; by the parties and determine advocacy strive, by the parties to collect and present evidence, The court decided by the trial Objects (eventually enter the court), the party decision-making process from the beginning or the end.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he judge generally neutral in 1937 as part of pre-trial preparation procedures, only at most a command procedures, all of the major substantive issues by the parties to decide. fully embody the party's autonomy. Meanwhile, foreign pre-trial preparation procedures and the provisions of our country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points : (1) v. FOR stage of a litigation papers ser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ervice of process is the plaintiff's obligation and China, Germany is the competence of the court acts. But in the specific service mode, and Germany is slightly different. German court proceedings were instruments in terms of service through the mail. To simplify proceedings, the parties by counsel. Pleadings can be served by lawyers for the service delivery should be put pleadings transmitted to the other lawyers, namely lawyers to the Bar of the service. At present, China is still litigation instruments court staff directly served mainly by mail, and other authorized service supplemented. In the high volume of cases, the court support staff relatively few cases, direct service is obviously a inefficient manner. Two did not submit pleadings legal consequences. Defendant within the statutory time limit did not rep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both have lost the right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court would result in the plaintiff's request for litigation judgment in absentia. China Civil Procedure Law will be submitted to the pleadings as the defendant's right of action, the accused did not submit pleadings.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trial court (Article 113, paragraph 2); Pretrial not submit pleadings, hearing that statement when the respondent, the defendant has become "the court assault" a litigation strategy. V. A three ways.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v. FOR embodiment of the way, "prosecution, the respondent, anti-reply ..." interactive process. Germany and France the way v. A point also made for defense and attack methods clearer concentration. China v. FOR complaint and the only way pleadings, the court generally will not reach the pre-trial to the accused. In other words, China v. FOR approach is static. 4 v. FOR instruments in the form requested. In Germany civil proceedings, the complaint, other pleadings and proceedings instruments very informal, But they must identify the parties and the courts, including the right of the claim, the reasons for the request for summary statement and defenses and requirements. Preliminary litigation pleadings must be signed by a lawyer, the counsel should have been practicing in a particular court. By contrast, the United States civil proceedings, litigation is formatted pleadings, just provide some connection with the case on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the evidence does not make the proposal acceptable. German proceedings litigation pleadings to the contrary, it is proposed to accept a certain evidence is essential. V. A pair of Chinese instruments in the form of requirements and Germany, the United States, the more informal manner. Civil law requires the complaint states a claim, the facts and reasons, evidence and sources of evidence and the names and addresses of witnesses, in practice, as long as the complaint can be enough to file. no lawyers or be accompanied by an affidavit signed, and other special requirements. The defendant has just written replies. (2) preparation phase here of the "preparatory phase" narrowly understood that v. FOR stages of the pre-trial stage. Is the preparatory stage of the pre-trial procedures focus. Only the preparatory stage of the procedure, pre-trial procedures before they become real as opposed to "hearing" an independent process. American pre-trial preparation is open e
论证据裁判原则 [摘要]证据裁判原则是目前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是法治与理性对刑事裁判的必然要求。由于对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以及作为证据裁判依据的证据理解和要求不同，各国形成了不同的证据裁判制度。而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尚未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为此，须对裁判事实的内涵和裁判证据的要求进行重新定位，并在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进行相应改革，以完善我国证据裁判制度。 [关键词]证据裁判；裁判事实；诉因制度；裁判证据 证据裁判指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根据一定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能认定事实。证据裁判是人类从非理性裁判走向理性裁判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且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时至今日，证据裁判原则已经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司法中获得了普遍的意义。但是，在不同的证据制度和不同的诉讼理念下，证据裁判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其中由于对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以及作为证据裁判依据的证据理解和要求不同，从而形成了内容各异的证据裁判制度。 一、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裁判事实的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区别。虽然基于控审分离的基本理念，两大法系都认可诉审同一原则，但两大法系对“同一”的理解并不相同。英美法系奉行严格的法律事实同一性原则，即诉审同一不仅仅是指事实的同一，而且包括对事实的法律评价即罪名的同一，法官审判的事实和罪名均应受起诉指控的限制。英美法系对诉审罪名同一的强调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体现了法官对控方处分权的尊重；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需要。法律事实同一性原则构成了英美法系诉因制度的理论基础，根据诉因制度，检察官在起诉时，不仅要在起诉书中记载公诉事实，而且应明示诉因。所谓诉因，即诉讼请求原因，也称为起诉的理由，它指的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具体事实，也即构成要件化的事实。诉因制度具有两项基本功能：确定审判对象与设定防御对象。根据诉因制度，裁判事实必须与控方提出指控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同一，因此，法院不能改变指控罪名，否则便改变了控方指控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但这一点并不是绝对的，基于诉因制度的重点在于保障被告方的辩护权，因此，英美法系允许裁判者在不妨碍辩护权行使的基础上，改变指控罪名，但只能是缩小认定包容性犯罪。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1条Ｃ项（减轻罪行的定罪裁决）规定：“被告人可以被确定犯有包容于被控罪行之中的某项罪行，或者被确定意图实施被控罪行或者实施必然包容在被控罪行之中的某项罪行，如果意图构成犯罪的话。”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