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论文文献综述写法如下：
内容要求：文献综述是在研究选题确定后并在大量搜集、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相关课题或相关领域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的综合性介绍，目的是理清本课题已有的研究基础及尚存的研究空间，它既可以给研究者在充分借鉴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深化本课题的研究指明方向，还可以帮助读者(或论文审阅者)明确本研究的新意所在。
文献综述的结构一般由下列成份构成:1、标题。文献综述的标题一般多是在论文选题的标题后加“研究综述”或“文献综述”字样。
2、提要或前言。此部分一般不用专设标题，而是直接作为整个文献综述的开篇部分。内容是简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如果本课题涉及到较前沿的理论，还应对该理论进行简要介绍;
最后要介绍研究者搜集的资料范围及资料来源，其中要讲清查阅了哪些主要着作、在网络中查询了哪些资料库(如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并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搜索(如通过输入“关键词”或“作者名”或“文章名”进行搜索，一般用精确匹配)，共搜索到的相关论文的篇目数量多少，对自己有直接参考价值的论文有多少等信息。
3、正文。这是文献综述的核心部分。应在归类整理的基础上，对自己搜集到的有用资料进行系统介绍。撰写此部分时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其一、对已有成果要分类介绍，各类之间用小标题区分。以下是常见的分类线索:按时空分类(如:本课题的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国外研究现状与国内研究现状)按本课题所涉及的不同子课题分类;按已有成果中的不同观点进行分类，等等。
其二、既要有概括的介绍，又要有重点介绍。根据自己的分类，对各类研究先做概括介绍，然后对此类研究中具有代表。
论文综述范文如下：
摘要：经济学的数学化和定量化是经济学迅速科学化的重要标志。本文主要以计量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应用为着探讨点通过分析计量经济学模型在中国经济研究中的现状分析与背景意义、最终提出启示与展望。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模型；经济研究。
一、计量经济学模型在中国经济研究中的应用背景和意义
二十多年来，计量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数学化和定量化作为经济学迅速科学化的重要标志。数学模型的应用仅仅是一种工具，不能作为研究经济学理论的本质。要实现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科学化的这一目标必须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先进的研究分析方法。而计量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正是一个具体体现。
二、国内计量经济学模型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现状
通过对《经济研究》近间刊载的计量经济学文章统计分析，目的在于对这期间计量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过程有一个粗略的归纳，同时也能够初步探索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转换与研究技术规范的转变，本文则通过计量经济学论文在《经济研究》刊文中的变动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内在的技术规范的形成历程。
近些年我国主要经济学期刊发表的计量经济学文章主要以应用研究型文章仍然占主导地位，数量远远大于理论研究。例“经济转轨中的企业很出机制”采用了Cox比例死亡模型和条件概率方法[1]：“职业经理人进入民营企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用到了二元选择的1oait模型[2]而就相同的问题也可采用回归模型和协整分析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已经用到了现代很多复杂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同时我们要注意到曾经的经典计量经济学方法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是研究一般问题的首选方法:如“城市化与商品流通的关系研究”[3]。
参考文献：
[1]刘金全，张鹤.经济增长风险的冲击传导和经济周期波动的“溢出效应”.经济研究，20xx，(10)
[2]刘莉亚，任若恩.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共生性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xx，(10)
[3]张建琦，黄文锋.职业经理人进入民营企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xx，(10)
论文综述的注意事项
论文综述的是在撰写学术论文之前，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综合、整理和分析的一种学术功课。综述不仅是实现学习、论文撰写的必修环节，同时也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步骤。本文将讨论如何进行论文综述以及其重要性。
在进行论文综述之前，需要拟定好研究方向、题目和关键词。之后，开始检索和筛选与主题相关的文献。这些文献需要来自于可靠、权威、高质量的学术资源，例如学术期刊、数据库和学术搜索引擎等。筛选文献时应关注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结论等方面，尽可能找到与主题相关、探究深入、论述完整的文献。
确定了合适的文献后，接下来需要撰写综述。综述应包括文献的简介、研究内容的梳理、分析和评价，此外还需要注意文献来源的引证、叙述的逻辑性、内容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在撰写综述时，可以根据对文献的分析和评价，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综述的重要性在于为学术研究和论文撰写提供了基础和支撑。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和评价，可以形成对目标研究领域的深入了解和认识，帮助更好地理解研究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综述还可以引导和指导论文撰写，为研究提供参考、激励和促进作用。
总之，论文综述是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学术练习，以其严谨的方法论和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对于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推动学术研究的进程、提升个人和团队的学术水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973年7月21日的香港报纸，头条新闻皆是李小龙的猝亡，口径几乎一样：“当红功夫巨星，年仅32岁的李小龙，昨日深夜ll时30分，在伊莉莎白医院暴毙。李小龙昨晚在家中(注意‘在家中’三字)突然晕倒，李妻莲达急送伊莉莎白医院急救，不幸不治而亡。医院方面未能确定死因，其尸已暂安放碱房，待医官开剖验尸结果……”一早醒来，港民皆被“李小龙暴毙”、“一代巨星陨落”、“猛龙归天”的报道震惊了！李小龙的死讯很快传遍香港、台湾、东南亚以及整个世界，影迷们无不为之扼腕、悲伤。但有许多影迷们认为是为李小龙拍摄《死亡游戏》制造的宣传噱头。李小龙怎么会死呢？他坚如铁，壮如牛，跃如虎，行如龙……李小龙在银幕上的形象太英雄化了，他的暴毙，人们难以置信！然而，越来越多的信息证实，李小龙确已死了。“李小龙是怎样死的？”这一疑问，最后闹得满城风雨，新闻界深挖李小龙的死因，报纸连篇累牍报道。那时候，数百万港民都在谈论李小龙之死，或悲，或奇，或怨，或恨，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一个人的死，造成如此大的轰动，这在香港开埠以来，空前绝后。这一方面说明李小龙名气之大，另一方面却说明他死因之奇。最初一天，震惊悲伤之中的人们只有静待验尸官的死因报告。但第二天，也就是7月22日，《新星日报》赫然出现这样的大字标题：“本报独有可靠消息，李小龙死前昏迷地点，是在姓丁明星香闺内！”文称：“前晚7时左右，李小龙在丁某明星家中‘闲谈’，末几，李小龙以头痛不舒服，而在该明星睡房里休息。及至9时20分，丁某入到睡房，有意叫醒李小龙，赴邹文怀之约……丁某推李小龙，只见全无反应，赫然发现李小龙竟昏迷在床上，丁某大惊，手足无措，终于拨电话找得一位私家医生替李小龙急救，但末见效，遂将李小龙送往伊莉莎白医院……李小龙入院后，其妻莲达与邹文怀才接得消息，于是匆匆赶至，可惜他们来迟一步，李小龙告返魂无术……”毋庸置疑，丁某即是丁佩，李小龙的情人。俩人皆港埠名人，之间绯闻，已是家喻户晓，并演绎出颇多“肉弹”与“武士”的艳情故事，为港民茶余饭后谈资。《新星日报》此举，在李小龙死因的帐幕上捅了个大洞，石破天惊，全港哗然。李小龙之死疑窦百出，最大的两点：一、最初宣布李小龙噩耗的邹文怀为何隐瞒事实？二、李小龙死前，他正在跟丁佩干什么？7月24日，香港的《中国邮报》向最初发言人发难，头条大标题是：“李小龙死亡事件中，是谁在撒谎？”文中写明李小龙确确实实死于丁佩家。而邹文怀在李小龙暴毙次晨，在李小龙家门口接受记者群访时，却说李小龙是在自己家出事的。《英文星报》从救护车的来龙去脉打破一个缺口，文道：“根据我们的调查：九龙十字军总部于当日10时30分接到电话，要求派出救护车，地址是毕架山道67号三楼A二座，也就是丁佩的家中。总部立即通知马头涌消防局派出的是43号十字军(救护车)……政府发言人证实：一名32岁的男子李振藩(李小龙原名)，于该日晚间11时被送入伊莉莎白医院。急症室里驻守的5106号女警，也证实了李小龙的入院时间是11时24分……”这样，李小龙在自己家中，即金巴仑道寓所中昏倒之说，不攻自破！那么，最初发言人邹文怀为什么要掩盖事实？他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毕架山道67号，成了新闻界追踪的热点，记者纷纷而至，在报上炒得热闹非凡。据称，一看更员，在7月20日下午3时亲眼所见：李小龙与邹文怀步入丁佩所居大厦内。邹文怀4时离开，李小龙却末下来，不见踪影。据称，一白衫黑裤女工，在20日傍晚，听见李小龙在丁佩寓所里大叫大闹，状若疯狂，而其间还有大力击门之声。其时，公众舆论还流传着李小龙遭仇敌暗算陷害之新闻，但证据不确凿，不足为信。众多疑点，最后集中在邹文怀与丁佩二人身上。他们成为众矢之的！邹文怀确确实实在撒谎。邹文怀是最早向外界透露李小龙的消息的。在李小龙被送进伊莉莎白医院时，莲达急切地用英语向急症室的登记员叙述：李小龙在家昏倒，症状如何。登记员不懂英语，由邹文怀充当翻译。凌晨，邹文怀向新闻媒介发布李小龙死讯前，邹文怀问莲达有什么声明要发表。莲达正处悲痛之中，由邹文怀作主，说李小龙死于家中就行。于是邹文怀向报界发表声明中称：李小龙死于家中，其妻莲达在他身旁。其后，邹文怀接受记者采访(在李宅门前)，又将李小龙死亡经过复述一遍。另外，李小龙哥哥忠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亦是说李小龙在自己私寓出事的。“假的就是假的”，“纸包不住火”。莲达、邹文怀、李忠琛三人虽都口径一致说李小龙在自己家里出事，但具体地点、时间却不同。也难怪，当时一切都在悲痛慌乱之中，来不及将“谎言”编造得天衣无缝。有“小诸葛”之称的邹文怀，好几次李小龙“肇事”都给他封锁或掩饰得严严实实，这次却末然。他们之间的漏洞是：一说李小龙饭后在院中散步，突感不支；另一说是李小龙未吃晚饭就躺在卧室床上昏迷不醒。其中最大的疑点是，为什么李小龙晚饭前后出的事，到深夜才将已是尸体的李小龙送医院急救呢？正因为有这么多疑点，才促使记者盘根究底深入采访，最后挖出救护车的“出车记录”，证实：“急症”中的李小龙，不是从自家中运往医院，而是从其情人丁佩家！从而掀起轩然大波。邹文怀代表嘉禾公司，代表协和公司的合伙人，亦代表李小龙家属，向报界发布李小龙的死讯。舆论的矛头皆戟指邹文怀。平心而论，不论邹文怀，还是莲达与李忠琛，撒谎是出于善意的目的。试想：一个有妇之夫，却死在一个待字闺中的少女香闺，任凭长了一万张嘴，也是说不清的。再者，李小龙与丁佩早已绯闻迭出，被好事者所利用，现在终于“乐极生悲，亢奋而卒”，李小龙已经落有污点的形象算是彻底毁了！邹文怀当时被弄得十分尴尬。当时被弄得最狼狈、最惨的要算是丁佩。丁佩爱李小龙刻骨铭心，现在她亲眼所见她心爱的人弃她而去，已是悲痛欲绝。据知情人道，丁佩爱李小龙之深之痴之狂，胜于莲达。不管邹文怀、莲达是否曾为丁佩着想过，他们掩盖李小龙是在丁佩家出事的做法，对丁佩是有利的。那么，丁佩尽可去一心哀悼她心爱的人，而不必去应付种种责难。李小龙在丁佩家出事的新闻爆出，丁佩立即被卷入舆论的旋涡中。当时颇为流行的说法：李小龙死于“马上风”。不管此事虚无还是确有，李小龙死已死矣，活着的人无论如何评议他丑化他，他皆不知。中国人素有宽容死者而苛求生者的旧习。于是，一切污水统统泼于丁佩身上，似乎丁佩应该对李小龙之死负一切责任！丁佩大呼“冤枉”。丁佩也确实有些冤枉。李小龙并非每天都去丁佩构筑的“爱巢”。李小龙早死一天，晚死一天，都不会牵扯上丁佩，而正是去丁佩家的这一天死最麻烦。当时演艺圈还风传著名笑星李昆的一句谐语：“李小龙死在任何地方都不要紧，但偏偏死在那个最不适当的地方，这可真是老天爷的安排了！”丁佩痛失心上人，又面临强大的舆论压力，她原先视“人言可畏”于无物，这次才算真正领略其滋味了。丁佩一时方寸大乱，神经近乎失常，举止言论颇为失态。当记者向她证实，李小龙是否从她家中送往医院的，她竟答非所问，声嘶力竭疾呼：“我与李小龙是清白的：相信不久就会水落石出！”丁佩向《星报》记者否认一切，她说：“关于李小龙在我家昏迷的报道是完全不正确的！星期五晚上，当他去世的时候，我不在家中，我同我的母亲一起出去了。我最后一次看见李小龙，是几个月前，是在马路上无意中遇到的。”但是，就在丁佩说此话之前，政府新闻处已证实了李小龙的出事地点，而邹文怀此时也修正了他最初的“谎言”，说他这天与李小龙在丁佩家“讨论剧本”。丁佩矢口否认这一切，反给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人们愈是疑心丁佩心怀鬼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还有一次，丁佩不待记者提问，就泣泪叫喊“冤枉”。丁佩不是那种老于心计的女人。就后来公布的事实，她不该为李小龙之死负有责任。但她却是因李小龙之死，受损害最大的一位。就这点来说，丁佩是值得同情的。鉴于李小龙名气之大，而他的死疑点颇多，当局特组成死因研讯法庭。出庭作供的证人一共十位，他们依次是：李忠琛、邹文怀、丁佩，第一个替李小龙诊治的医生朱博怀、高级救护员彭德生、伊莉莎白医院急症室医生曾广照、伊莉莎白医院紧急救治单位医生郑宝志、警察法医官叶志鹏、探员刘树、军装警员柏文利。证人供词摘要如下，并略加分析：李小龙哥哥李忠琛说，他不知道他弟弟有吸大麻的习惯，他上月见到李小龙时，他的神态正常。邹文怀说，他在李小龙暴毙前，几乎每天都和李小龙会面，并末发觉他的神态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并且，未听说他有过家庭纠纷。邹文怀的供词，排斥了李小龙自杀的可能性。丁佩在作供时，着重回答莲达律师罗德丞关于“7月20日，李小龙在丁佩家所发生一切”的提问，另据邹文怀的证词，以及记者从其他渠道了解的材料，可将李小龙在这一天的活动及死后的情形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7月20日下午l时许，莲达因要外出购物而与李小龙吻别，李小龙说：他与邹文怀有一个约会，他们要一起讨论《死亡游戏》，也许不能回家吃晚饭了。李小龙所说基本是事实，只是未向妻子提到丁佩。约2时，邹文怀来到李小龙家，二人谈了一会《死亡游戏》的剧本大纲。然后一道离开，约4点钟，来到丁佩家。他们是与丁佩预约好的，丁佩在《死亡游戏》中担任一个角色，同时还约定晚上去一酒家，同一名澳洲演员佐治拉辛比见面，商议他在片中担任哪个角色。三人就《死亡游戏》谈了约两个多钟头，7时左右，李小龙说他“不舒服”，“有点头痛”。丁佩就让李小龙服了一片丁佩常服的止痛药，并让李小龙去她卧房休息。李小龙跟邹文怀说他会去凯悦酒楼见邹文怀，就进丁佩卧房的床上睡下。约8时，邹文怀去接佐治拉辛比。半小时后，丁佩进卧房看李小龙，李小龙已睡沉，她不忍叫醒他，就打电话给邹文怀，说：“李小龙睡得很熟。”9时，李小龙仍末醒，她又打了一次电话给邹文怀。9时45分，邹文怀来到丁佩家。李小龙还未醒。邹文怀就试着叫醒李小龙，李小龙没反应。邹文怀就去推他，还掴他的脸，但还是“不得其法”。邹文怀无法弄醒李小龙，丁佩就打电话把她的私人医生朱博怀叫来。约10点过一点点，朱博怀赶到丁佩家。朱博怀在法庭上说：他10点左右赶到丁佩家检验李小龙时，李小龙已经昏迷。无法叫醒他。这时，李小龙已没有了心跳、脉搏和呼吸，瞳孔虽末完全开启，却已没有了“有生命征象”。实际上，李小龙这时已经死亡。朱博怀说：李小龙神态安祥，看来没有被骚扰过……我至少用了10分钟尝试使他恢复知觉，但无效，我建议立即转送伊莉莎白医院。朱博怀还谈到他开给丁佩常服的止痛药(EQUAGESIC)，这种药比阿司匹灵还强烈，普通人服一片并无害处(李小龙也是服一片)，但对有敏感反应的人来说却是有害的。高级救护员彭德生作供时说，他同救护车是当晚10时37分到达丁佩寓所的，检验时，发觉李小龙已没有了呼吸和脉搏。他曾为李小龙做了人工呼吸和给氧急救，均无效。在送医院途中，仍做急救工作，仍无效。伊莉莎白医院急症室的曾广照医生说，当晚11时，他检验了李小龙，发觉他无心跳，无呼吸，瞳孔扩大，对光不产生反应，理论上说，那是已经死亡了的征象。紧急救治单位的郑宝志医生说：当晚11时他检验李小龙时，李小龙已经没有了脉搏和呼吸，因此认为李小龙已死亡，但仍用肾上腺素替他做了一次“心脏内注射急救”，注射后无反应。当晚11时半，一位米高·麦医生才正式签署了李小龙的死亡证明书。警察法医官叶志鹏作证，说在检验李小龙尸体时，他发觉李的左脚趾处有一处切开过输血痕迹，左胸处有一个针孔(是做心脏内注射急救时留下的针孔)，身躯外表并无新的伤痕，嘴唇和指甲呈青色。叶志鹏又说，他在检查丁佩寓所时，并未发现打斗和发生纠缠所遗留下的痕迹，也没有发现任何有毒的物品。李小龙的尸体上并未有任何受到过暴力的迹象。因此他认定李小龙是“没有遭受谋杀而致死的证据”。叶志鹏医生事后同另几位医生交谈过，另几位医生的意见都认为“李小龙可能是死于自然的病因”。因为李小龙生前，曾有过突然昏迷的病史。叶志鹏医生因此认为李小龙的“大脑血管可能不正常”，而死因便是由此而造成的。而法庭对李小龙死因的最初裁定是“死因不明”。李小龙的验尸工作，是在他死后36小时后开始的。其后，法庭进行调查取证。李小龙的尸体被剖验后，他的胃残存物、血、肝、肾、小肠和结肠的样本马上被送到化验室，由港府法医部的林医生检验。而另外的样本，送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化验室。第一批验尸报告出来，李小龙已下葬。验尸报告最引人注目的，是李小龙体内发现大麻，但份量极微。林医生在法庭作证时说，大麻不致于致人于死。负责剖验尸体的伊莉莎白医院病理学家黎史特医生在法庭供称：李小龙之死不可能由大麻中毒引致，比较有可能是他对镇痛药中的某些成份极敏感。他说：李小龙头部没有发现伤痕，但脑部有中度肿胀。但他又说：完全没看脑出血的可能，因为脑血管并无梗塞之处。黎史特医生说，李小龙的其他器官均正常。至于他的脑肿，可能在暴卒前半分钟发生，也可能在半天前发生，就李小龙的情形而言，他的脑肿来得非常之快。但脑肿并非一定致人于死亡。此案还邀请了伦敦大学法医学教授迪雅来研究，他的意见是：死因是急性脑水肿，原因是对镇痛药(EQUACESIC)中的某些成份的过敏反应。但这只是推测，并非结论。李小龙死因的检验及论证经历了两个多月，1973年9月24日上午，法庭作终审裁定。董梓光法官引导陪审员判案，解释判案之7种可能性时指出：一、谋杀：即恶意及不合法杀人。对此案来说，可无须考虑此点，因无证据证明李小龙受谋杀。二、误杀：意思是不合法杀人而无恶意。此点亦无须考虑。三、合法杀人：此案亦无须考虑此一种可能性。四、自杀：根据证供，李小龙在死前，精神无受困扰现象，同时，亦无厌世情绪，故无须考虑死者是出于自杀。五、自然死亡：伊莉莎白医院验尸官黎史特医生在剖验死者之尸体时，试图找出自然死亡因素，但没有找到，英国伦敦大学迪雅教授亦同意黎史特医生的意见，故对此案来说，自然死亡亦难成立。六、意外死亡或死于非命：情形是差不多，只是死于非命比意外死亡更不幸，此种可能性，对本案来说，最为可能。七、死因不明：即所有证供都无法指出死者之死因，而陪审员未能从上述六种可能性中选一种作为本案的判决，最后的选择就是死因不明。董榨光法官复述案情及引导陪审员如何判案后，于上午11时退庭。11时10分，陪审团即把一致的裁定回报法官。法庭对李小龙死因的最后裁定是：“死于非命”。这就是人们翘首以盼李小龙确切死因的最后结果——不痛不痒，模棱两可。香港响起一片失望扫兴之声。保险公司的代表律师陈子忠当场就表示不满，他说：此一裁定，过于含糊，仍旧无法确定李小龙的死因。李小龙的死因最终是不明不白，但从当局如此兴师动众、港民如此关注、耗时如此之长这几点来说，九泉之下的李小龙似乎该知足了。回答者： 2007430128 - 秀才 二级 6-8 15:22查看用户评论(3)>>评价已经被关闭 目前有 3 个人评价好66% （2） 不好33% （1）相关内容• 李小龙怎么死的• 李小龙怎么死的呀• 李小龙怎样死的• 如果李小龙没有死，他的功夫会到达什么样的颠峰？• 李小龙怎么死的？被人陷害吗？更多相关问题>>查看同主题问题：李小龙其他回答 共 5 条被美国人的道具枪，结果是真枪 开枪打死的。。。。。至于死因 说好听点就是道具师的失误
“人体自燃”现象真的存在吗？科学家调查许多数据，真相如何？
昨日，一河南商丘22岁男子身体突然起火并严重烧伤其同居女友，目前2人在医院观察，男子口不能言。据悉，2人均是当地一所学校的学生，女子今年18，在外面租房住已经有一段时间。女子告诉医生，13日下午，她和男友上完课后回到出租屋，觉得没啥事就炒起饭来。正在高兴时，她突然觉得下体越来越热，而男友也是面部表情复杂，说不出话来。拔出来一看，只见男友生殖器通体发红热的无法靠近，不一会儿便变成一根焦炭了。于是立即打急救电话。到医院后，医生证实，男子确实是因鲸自然起火基本报废，女子下体已被灼伤。女子透露，2人迷恋炒饭，且男友喜欢喝高度白酒。医生则表示目前起火原因不明，但可能是一起人体自燃现象，也许与男子常喝酒有关。在世界上，人体自燃现象�%
人体自燃之谜人体自燃是一个人的身体未与外界火种接触而自动着火燃烧，这种现象有丰富的历史记载。有些受害人只是轻微灼伤，另一些则化为灰烬。最奇怪的是，受害人所坐的椅子、所睡的床，甚至所穿的衣服，有时竟然没有烧毁。尤有甚者，有些人虽然全身烧焦，但一只脚、一条腿或一些指头依然完好无损。 人体自燃的事例早见于17世纪的医学报告，到了20世纪，有关文献更有详尽的记载。期间发生的事例多达200余宗。 初时一般认为，这种厄运大多降临那些酗酒，肥胖和独居的妇女身上。他们几乎全在冬天晚上自燃，尸体在燃烧的火炉旁边。不用说，出事时并无证人在场。据当时的见解，这是上帝的惩罚。 现代科学界和医学界都否定人体自燃的说法。虽然有人曾经提出一些理论，但目前还没有合理的生理学论据，足以说明人体如何自燃甚至化为灰烬，因为要把人体的组织和骨骼全部烧毁，只有在温度超过华氏3000度的高压火葬场才有可能。至于烧焦了的尸体上有未损坏的衣物或皮肉完整的残肢，那就更神秘莫测了。 最早期有充分证据的人体自燃事件之一，是巴托林于1673年所记录的，巴黎一个贫苦妇人神秘地被火烧死。那妇人嗜饮烈酒，酒瘾之深，达到三年不吃任何食物的程度。有一天晚上，她上床睡觉后，夜里即自燃而死。次日早上，只有她的头产和手指头遗留下来，身体其余部分均烧成灰烬。报道此事 人是法国人雷尔，他终于800年发表第一篇关于人体自燃的论文。 关于人体离奇自燃的一项异常生动详细的报道，是由一位名叫李加特的人提供的。李加特是法国莱姆斯区一名实习医生，事发时住在当地一家小旅馆里。旅馆东主米勒有一个絮聒不休的太太，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1725年2月19日晚上，由于很多人前来参加次日的盛大交易会，旅馆全部客满。米勒和妻子很早便上床休息。米勒太太不能入睡，独自下楼去。她平时常到厨房点燃的火炉前喝到烂醉。这时米勒已进入梦乡，但到凌晨两点钟左右，突然惊醒。他嗅到烟熏的气味，连忙跑到楼下，沿途拍门把客人叫醒。张皇失措的住客走到大厨房时，看到着火焚烧的并非厨房，而是米勒太太。她躺在火炉附近。全身几乎烧光，只余下部分头颅、四肢未段和几根脊骨。除了尸体下面的地板和她所坐的椅子略有烧痕外，厨房里其余物品丝毫未损。 这时一名警官和两名宪兵恰好在附近巡逻，听见旅馆中人声鼎沸，于是入内探询。他们看见米勒太太冒烟的尸体后，立即把米勒逮捕，怀疑他是凶手。镇上的人早已知道米勒太太不但是个酒鬼，而且是个泼妇，因此怀疑备受困成的米勒蓄意把妻子杀死，以便和旅馆一名女仆人双宿双飞。控方指米勒在妻子喝醉后把酒瓶里余下的烈酒倒在她身上，然后放火烧她，事后设法布局，使人相信这是一宗意外。 话说那位青年医生李加特在事发时也跑到楼下，亲眼看到米勒太太烧焦的尸体。他在审讯过程中为米勒作证，说受害人的身体全部烧光，却留下头颅和四肢末段，而附近物件也丝毫没有波及，这显然并非人为因素造成。法庭上的辩论非常激烈，控方坚称米勒是杀人凶和。米勒被裁定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然而李加特仍不断陈辞，指出这件事绝不可能是普通的纵火杀人案，而是“上帝的惩罚”。结果，法庭撤销判决，宣布米勒无罪释放。然而，可怜的米勒也就此断送了一生。他经过那次打击后，精神极度颓丧，从此在医院中度过余生。 意大利教士贝多利祈祷时，身体突然着火焚烧。他是遭遇身体自燃后尚能生存数天的少数受害人之一。报道这件事的是曾替他治疗的巴塔利亚医生，见于1776年10月佛罗伦萨一份学报。 事发期间，贝多利正在全国各地旅行，有天晚上抵达姊夫家里，由姊夫带领到暂时歇宿的房间。由于他穿的衬衫是用马毛做的，把肩膀刮得很不舒服，他一进房就要了一条手由，把社祖和肓膀隔开。接着，他独自留在房中祈祷。 过了几分钟，房中传出教士 痛苦呼叫声，全屋人立刻冲进他的房间。他们看见贝多利躺在地上，全身给一团小火焰包围，但上前察看时，火焰便逐渐消退，最后熄灭了。次日早上，贝多利接受巴塔利亚医生检查。他发现伤者右臂的皮肤几乎完全脱离肌肉，吊在骨头上。从肩膀直至大腿，皮肤也受到同样损伤。烧得最严重的部分是右手，已开始腐烂。巴塔利亚医生虽然立即进行治疗，但伤者的情况不断恶化，老是说口渴想喝水，而且全身抽搐得令人吃惊。据说，他坐过的那张椅子满布“腐烂和使人恶心的物质”。贝多利一直发热，陷于谵安状态，又不断呕吐，第四天在昏迷中死亡。 巴塔利亚医生无法在贝多利身上找出染病迹象。最可怖的是，在死亡之前，他的身体已发出腐肉般的恶臭。巴塔利亚医生还说，看见有虫子从贝多利身上爬到床上，他的指甲也脱落了。 巴塔利亚记得贝多利最初给判定以他那里时，右手好象给人用棍椿打过似的，衬衫上还有“摇曳的火焰”，很快便把衬衫烧成灰烬，补贴口却完整无缺。而且奇怪得很，放在衬衫与肩膊之间的手由竟未烧着，裤子也完好无损。虽然他的头发一根也没有烧焦，帽子却完全焚毁。房间里并没有起火的迹象。可是本来盛满油的一盏油灯已完全枯竭，灯芯也烧成了灰烬。 奥弗顿医生在《田纳西州医学会学报》发表一篇文章，记述该州那士维尔大学数学教授汉密尔顿因“局部自燃”受伤的情形。1835年1月5日，汉密尔顿教授从大学返家，那天天气很冷，温度表录得的气温只有华氏8度。 突然间，他觉得左腿灼热疼痛，就像给黄蜂叮了一口似的。他朝下一看，腿上竟有一团几寸高的火焰，直径如一个银币大小，顶部则呈扁平形状。他立即用手拍打，但无法把火焰拍熄。幸而汉密尔顿教授保持冷静，想起如果火焰没有氧供应就会自动熄灭，于是两手拱成杯状盖在燃烧之处，火果然熄了。 可是，他仍然感到剧痛，进屋之后，便立即脱下长裤和内裤，检查伤口。他看见伤口约宽1寸，长3寸，干爽，呈表黑色，在左腿下方斜斜伸展。他又检查了内裤，发现正对伤口之处已经烧穿，但洞口周围丝毫没有烧焦的痕迹。最奇怪的是，长裤竟然完好无损，只 面靠近内裤烧穿的地方有许多暗黄色的绒毛，用小刀便可以刮去。 伤口虽然有些地方与普通伤口不同，但为汉密尔顿诊断的医生经过检查后，仍然当作普通烧伤一样医治。伤口很深，过了整整32天才愈合。治愈之后，伤口周围的肌肉依然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不断隐隐作痛，而且疤痕呈现一种很不寻常的青黑色。 英国南安普敦附近一条乡村发生的一场怪火，夺去了基利夫妇的性命。1905年2月26日早上，邻居听见基利家中传出尖叫声，进去时即发现屋内已经着火。 基利先生躺在地上，已经完全化为灰烬。基利太太则坐在安乐椅上，“虽已烧成黑炭”但仍可辨认”。警方发现屋内有张桌子翻倒，油灯也掉在地上，但他们不明白一盏油灯怎能造成这场灾害。最奇怪的是，基利太太所坐的安乐椅竟然没有烧坏。 1907年，印度狄纳波附近曼那村的两名巡警发现一具烧焦的妇人尸体。他们把这具衣服无损但仍然在冒烟的尸体送到地方法官那里。据巡警说，发现尸体时房间里并无失火迹象。 英国布莱斯附近的怀特利湾有一对姓迪尤尔的姐妹，是退休学校教员。姐姐名叫玛格丽特，妹妹名叫威廉明娜。1908年3月22日晚上，玛格丽特跑到邻居家中，慌张地诉说妹妹已经烧死。邻居进入她家里查看威廉明娜烧焦的尸体躺在床上。床和被褥并无火烧的痕迹，屋内各处也没有失火迹象。 在死因侦讯中，玛格丽特一再誓言发现妹妹尸体躺在床上的情形，正如邻居所见一样。但验尸官认为睡床安然无损，而躺在其上的人竟烧成灰烬，简直茺谬绝论。他斥责玛格丽特撒谎，声言要起诉她，并在死因侦讯间暂时押候。 邻居和舆论都不相信玛格丽特的供辞，玛格丽特备受压力，在重新开庭侦讯进承认作伪证。她说自己实际上是在家里楼下看见威廉明娜身体着火，但仍然生存：她马火扑熄后，便扶妹妹上楼，安置在床上，但不久妹妹便死去了。 虽然楼下也没有起火迹象，可是验尸官认为这个说法比玛格丽特原来的口供合理一些。 验尸官宣布裁定威廉明娜的死因是“意外烧死”。不过，他事后说，这宗安件是他历来侦查的最奇特案件之一。 1953年3月1日，南加罗业纳州缘镇的伍德先生被人发现在他紧闭门窗的汽车前座上烧成黑炭。当时他的汽车停在291 号公路旁边，油箱里还有半箱汽油。除了挡风玻璃因受热而起泡及向内凹陷外，全车并无损坏。 78岁残废老人杨锡金住在檀香山冒纳基亚街1130号，1956年12月，邻居发现他遭蓝色火焰包围。15分钟后，消防员到来时，他的躯体和椅子已烧成灰烬。可是，搁在对面轮椅上的双脚完整无损，连周围的家具和窗帘也没有损坏。 人体自燃的遇难者很少是儿童，伊利诺州洛克福镇的普鲁伊特却是一个例外。这名四个月大的婴孩于1959年春因严重烧伤致死，可是他的衣服并没有烧焦的痕迹，床上的被褥也没有损坏。 1950年十月的一个晚上，年方19岁的安德鲁斯小姐和男朋友克里福德在伦敦一家夜总会跳舞。突然，她胸前和背部起火，瞬即烧及头发。克里福德和其他客人均设法把火扑灭，但始终无法救回她的性命。克里福德在法庭上作证说： 舞池中没有人吸烟。桌子上没有蜡烛，我也未看见她的衣服给任何东西烧着。我知道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上我觉得火焰是从她的身体内发出来的。 其他证人也同意他所说的话。结果，法庭裁定安德鲁斯小姐是“死于原因不明的一场火.”密西根州旁提亚克市的30岁汽车工人彼得森，由于健康欠佳，，和个月来一直心情沮丧。1959年12月13日下午7时45分，有人发现他死在自己的汽车里，看来是自杀。当时驾驶座侧边的座位仍在冒烟，排气管已经扭曲，伸进关闭了六窗的车厢里。医生检验过他的尸体后，宣布他是中一氧化碳毒致死，这与自杀的推测正好吻合。可是，他们无法解释彼得森的背部、大腿和手臂为什么会三度烧伤，以及他的鼻子、喉咙和肺部为什么会灼伤。最奇怪的是，他的衣服甚至内衣裤丝毫没有损坏，烧焦的皮肉还竖起没有烧毁的体毛。调查人员起初认为汽车的排烟可能带有热力，后来又怀疑有谋杀成分，但都不能解释彼得森死时的情况。 在一宗人体自燃事件中，受害者不止一人，而有六个。以下是1976年12月27日《奈及利亚先驱报》有关该次事件的报道：拉歌斯市一户七口之家，有六个成员烧死的事件……目前已成为最难解答的谜团。 据昨日的现场调查显示，该木房子中一切物件完好无损，甚至两张棉祷也仍然整齐地铺在两张铁架床上……这场烧死六个人的大火对整个房间似乎无损……但从死者补充焚的严重情况看来，房中物件，包括木墙和屋顶的铁皮，本应荡然无存。 虽然较早时传说，有人乘那家人睡熟时，从窗口泼进汽油，然后点火焚烧，但昨日的调查已证明此一说法不确。 人体自燃的现象，并不为20世纪科学界所承认，既未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编订的“国际疾病分类法”中，也不是美国或国立医学图书馆生物这与医学图书索引的一个条目。尽管警察、消防员、纵火案专家、验尸官和病理学家提出不少证据，但大多数医生和科学家仍然认为那些看来无容争辩的事例未经彻底调查。不过，并非历代的人都拒这种怀疑态度。17和18世纪时，人体自燃现象，特别是发生于酒徒身上的事例，一般视作上帝的惩罚。到了19世纪，由于生物学与化学的进步，研究人员得以从非宗教的角度找寻这些难明火灾的成因。他们提出了更多可能性，包括以下列举的一种或多种的结合。 * 肠内的气体容易燃烧。 * 尸体产生易燃气体。 * 干草堆及肥料堆产生的热力，足以引起自燃。 * 某些元素或混合物一旦暴露于空气中就会自动着火，如人体元素之一的磷。 * 有些化学品本身并不活跃，但与其他物品混合时会引起爆炸。 * 某些昆虫和鱼类发光表示可能有内火. * 人体内所含的大量脂肪是极佳的燃料。 * 静电产生火花，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引起人体着火。 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上述各种假设都不是人体自燃的真正成因。1815上时，一位德国化学家已经指出，喝了大量白兰地酒的人即使接近火也不会着火。其后在19世纪末期，几位医生曾声称不明白水分含量多而脂肪含量相当少的人体为什么会着火。1905年4月22日，《美国医学》杂志对相信人体自燃的人予以迎头痛击，指出“在全部发表过的人体自燃事件中，几乎半数来自法国这个神经过敏的国家”。 为了验证酒精可使人体变成高度易燃的说法，科学家先把老鼠放在酒精中浸一年，然后点火焚烧。结果，老鼠的外皮腾直烈火，皮下外层肌肉也烧焦，但内部组织及器官则依然无损。后来他们又用在酒精中浸了更长时间的博物馆标本作试验，结果也是一样。 消化系统产生的易燃气体的确可能在人体聚积，造成危险，英国有位牧师便受到警告，不可吹熄圣坛的蜡烛，以免呼出的气体着火。 静电也可能是一个原因。据美国防火协会的防火手册说，人体聚积的静电负荷达数千伏电力可通过头发放出，一般不会造成伤害，但在某些特殊情形下，例如在制造易燃物品的工厂或使用气体麻醉剂的医院手术室中，这种人就可能引起爆炸，但从没有人烧成灰烬而设备无损的先例。 此外，还有人提出其他的自然因素，其中包括流星、闪电、体内原子爆炸、激光束、微波辐射、商频音响、地磁通量等等，但这些因素如何发挥作用，则未有解释。总之，人体自燃现象直至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谜。
论中国的死刑废除〔摘 要〕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死刑的废除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既然如此，中国就应该顺应这种历史的潮流，那么中国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关键词〕 中国 刑罚 死刑 废除从封建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刑罚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古代的极不人道的刑罚如死刑、杖刑、笞刑已经逐渐被近现代西方的刑罚体系所代替。古代那些如凌迟、枭首、车裂等死刑也被一些能尽量减少人痛苦的死刑如枪决、针刑、毒气所代替，尽量减轻死刑犯的痛苦，以示对生命的尊重。可是现在死刑不但失去了其在刑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 现在尊重人权的呼声越来越烈，而生命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因此许多国家都相继废除了死刑。生命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一旦失去，生命便不会重来一次，所有的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认为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应该废除死刑。早在清末时期，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就提出了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观点，沈家本从传统的“王道仁政”出发坚定地认为：“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并且强调“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可见废除死刑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那么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下文我将浅谈一下我的观点。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加入世界市场，并且中国国际化的程度也是越来越深。从2005年10月4日到现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上废除了死刑。具体情况如下：对所有罪行都废除死刑的国家有68个，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1个，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有24个，所以，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总计有121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仅有75个。而且最近几十年情况显示，平均每年有三个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了死刑。可见废除死刑在整个世界上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因此，中国若想在世界舞台上更好的展现自己的魅力，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就应该与世界接轨，废除死刑。其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从西汉就根植到了人的脑海中，或许现在这种观念对人还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成为中国废除死刑的一个障碍。很多时间若是问大家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应该对杀人的人怎么办，大家肯定会说应该给他判处死刑，但是如果情况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呢？比如，甲要强奸乙，乙在甲未得逞之继而因为防卫过当将甲致死，这时候大家可能并不认为乙应该被处死，反而会因为乙的勇敢而称赞乙。再比如，一个男人回家后看到妻子正和第三者通奸，然后火气大发，用菜刀将妻子和第三者砍死。此时，如果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此男人必将会被处死，可大家可能大多数都会有一些同情该男人，认为他不应该被处死，任何男人遇到了这种情况都会一时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可见，“杀人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条件的限制的，人们真想让杀人者死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极度危害社会的罪犯。但是这种罪犯在社会上不是多数，为何不废除死刑呢？再次，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表明重罪的发案率与死刑的存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有研究表明人在犯罪后被判为死刑对社会的威慑力并不比终身监禁的威慑力大，而且如果被判处死刑，犯罪率依然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从实践中考察，死刑也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威慑力。 因为一个人若是明确知道了自己何年何月何日死，刚开始可能会恐惧，但是随着他意识上的逐渐接受，到真正执行死刑时却不是太害怕了，可见死刑的威慑力难以持久，而且威慑效果的巩固期有明显缩短的趋势。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整日活在对自己死期的猜测之中，这时的威慑力才是更大的。西方废除死刑的国家对重刑判罪时一判就会判个几百年。中国完全可也借鉴这种刑罚，当人犯也被判几百年后，即使该罪犯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减刑，那么他还是无法走出牢狱，对社会的危害也就无从谈起。第四，当谈到一个人被判为死刑时，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想是不是该犯人杀了人。其实并不是仅仅杀了人才会被判为死刑的，一些经济犯虽然并没有犯杀人罪但是却也会判为死刑的。经济上的犯罪无非是官僚贪污了，企业逃税了，盗国家财产了，他们之所以会在经济上犯罪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思想上一时出了差错或者是受到了他人的教唆，如果立即执行死刑，便等于夺取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在经过改造后重新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可是一旦生命权都没有了，还何谈改过自新呢？还何谈更好的建设祖国呢？从矫正论的角度看，是否所有的死刑犯都不能够改造呢？死刑剥夺了刑罚积极的、改造的价值。第五，人无完人，只要是个人即使他再怎么细心也是会犯错的。古往今来，发生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中国古代的窦娥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冤假错案并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好比再精密的仪器也有出差错的时候。德国国际记者协会日前在欧洲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对象是欧洲各国的检察官、法官等执法人员以及一些律师组织。调查的内容是刑事重罪案件的误判比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这类案件的误判率为0.5%，记协据此得出结论：欧洲每年至少有数百起重罪案件存在误判现象。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德国的冤假错案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那么可以判断出中国每年的冤假错案的数量也是为数不少的。死刑之误判率高，而冤狱之发现与平反又非常困难，所以生命刑应该废止。 如果废除了死刑，虽然嫌疑人被判了终身监禁，可一旦事实的真相被查明，那么嫌疑人就会成为自由身，所有的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如果执行了死刑，不仅仅他被冤枉，而且会给他的家人，亲属带来多么大的伤痛，我相信那个判刑的法官也会一辈子无法安心。有学者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语调写道：生命一次性让人对它珍惜；生命的美好使人为它感到伤感；死者亲属的伤痛使人同情；罪犯临行前的恐惧让人怜悯；一旦错判难以纠正使人感到后悔；任何罪犯都有可以让人宽宥的原因。总之，生命是宝贵的，一旦一个人的生命被剥夺，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从上面的五个方面我一一论述了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理由。可是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废除死刑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是死刑已成为强弩之末，丧失了昔日的威风，废除死刑是人类法制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刑罚改革的大方向。 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我依旧会充满信心，我相信死刑会走向它的终点，走进历史博物馆，终究有一天中国大地上不会再出现死刑！[参考文献]1、崔敏：《死刑考论—历史 现实 未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陈琴：《刑法中的事实错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何显兵：《死刑的适用及其价值取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4、黄晓亮：《暴力犯罪死刑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5、李交发：《简论沈家本的废除死刑观》，载《现代法学》2005年版。6、赵秉志主编：《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7、赵秉志主编：《死刑改革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这个简单啊，我这里有一篇现成的，你可以拿去参考下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楼主，俺有啊，因为我的本科和研究生都是法律专业的。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把我以前的发给你，或者帮你写。记得给我最佳答案啊，联系方式见我的资料
死刑或曰极刑又称生命刑，从刑罚诞生的一开始，死刑就作为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惩罚方式而存在着。也正是因为它严厉到能够剥夺人的生命，所以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人们对其它各种刑罚方式的异议皆莫如对死刑的争论来得激烈。千百年来，几乎没有人提出废除自由刑或财产刑；然而，废除死刑的呼声却是古已有之：从“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主义说教，到“基本权利绝不能剥夺”的人权学说；尤其是以贝卡利亚为代表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们所提出的自然权利学说，更构成死刑废止论的一块重要基石。种种迹象似乎表明，死刑废止已经成为当今和今后刑罚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也大概只有接近一半的国家废除了死刑，死刑废除论者仍然无法说服更多的保留死刑的政府废除死刑；甚至缺乏足够的理由让死刑的保留论者折服或接受其观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死刑的存废之争还将会继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对死刑的存废之争何以如此“旷日持久”的“争执不休”？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但归根结底还是人类对其自身，尤其是人性方面认识的局限性造成的，死刑正是因为直接涉及了“生命”这一神圣的权利而成为了人们争论的焦点。“存废之争”到了今天，在学界基本上形成了以废除论为主导的潮流，尤其在我国，有学者甚至提出：“仍然继续为死刑高唱赞歌，有违一个学者的良心”。① 但笔者认为，死刑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而存在，乃是有其深刻的原因和依据的。如果说是人性演绎为社会制度的话，那么死刑也正是对人性某一角度的反映，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它根源于人类报复的本性。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详细论述。我们评价一种社会现象首先要公正、客观，要正视一切所能感知的有利与不利，光明与阴暗；对待缺陷与阴暗面，尤其是人类自身的缺陷时，我们更不应去掩盖它，或对其视而不见；唯有揭露它，正视它，我们才将最终克服它。如果随波逐流或掺杂进过多的个人好恶，那么便难以达到“获取实在的知识，找出文化事件本身的因果联系”的目的。死刑的存废问题早已不是新的课题，甚至已是“陈词滥调”了，但直到今天，存废双方仍然是各执一词，谁都无法说服另一方。由于早已有无数巨匠对此问题作了“空前绝后”的论述，笔者在此“班门弄斧”无疑是一种“冒险行为”。不过笔者认为，在此能够将先前关于死刑的所思、所想作一番总结，并结合国内外关于死刑存废之争的一些论著对死刑问题提出一些不太成熟的个人观点，能够抛砖引玉，则冒这个险是值得的。由于笔者能力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故恳请各为读者批评、指正。本论从死刑的历史看死刑的报应性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死刑根源于人的报复本性。“作为对一个受到损害的当事人、群体或者社会的一种补偿或者心理上的弥补性的满足的复仇可能是一种合法的人类动机”。② 事实上，对于一个罪犯，公众更关心的是罪犯是否受到了惩罚，而不是罪犯以后去做什么。“报复”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当一个人以某种非正当的手段获得了某种利益，这对那些以正当手段获取利益的人来说就是一种不公平，就是一种非正义。要实现公平与正义，就要剥夺前者的利益，否则，后者就会对社会正义丧失信心。因此，谋杀犯非法剥夺了他人的生命，社会正义就要求剥夺谋杀犯的生命。死刑的发展历史充分地证明了报应观对于死刑存在的重要性。关于死刑的起源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有人认为死刑是神的权力，国家代表神的意志实施死刑。有人认为“刑起于兵”。《国语？鲁语上》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从现有的资料看，刑是法的最初形态，可能源于原始社会之同态复仇”。③ 但可以肯定的是，刑罚意义上的死刑是随着法的产生而产生的。如此看来，“报复时代”（奴隶制时期）的仇杀就是最早的死刑。“由于刚脱胎于原始复仇习惯，带有浓厚的复仇色彩，甚至以复仇为其唯一目的。”事实上，早在原始社会，仇杀现象既已存在，但其在当时只能作为死刑的雏形，因为死刑作为刑罚的方式，其存在是以法的存在为依据的。随着法的产生，仇杀被纳入了法律，被规范化、制度化，从而成为了早期的一种刑罚手段。在当时，血亲复仇以“集体负责”的方式构成了适用刑罚的依据，同态复仇是刑罚的主要原则。需要注意的是，奴隶主处死奴隶的现象不应看作是死刑的适用，因为在奴隶社会，奴隶没有“人格”，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在当时不属于法律所要调整的“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在严格意义上讲，当时死刑的适用范围不包括奴隶。因此，当时法律所要调整的社会矛盾主要是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奴隶主阶层利用死刑威吓和惩罚威胁其利益的人；另一方面，死刑可以满足弱势群体依靠国家力量实现报复目的的需要。可见，死刑在当时是作为统治手段和报复的手段而存在的。死刑的基本特征-“以命抵命”的报复本质从同态复仇中被人们保留了下来。到了“威吓时代”（封建制时期），死刑的另一特征-威吓性被封建统治者们重视起来并“发挥”到了极致。由于对威吓性的畸形夸大，这一时期的死刑，体现了如下特点：其一，适用范围十分广泛，达到滥用的程度。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在封建社会，被统治者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扩大了法律调整的主体；另外，由于法律主体范围的扩大，法所调整的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法律所要调整得矛盾不仅包括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还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以及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这些因素使死刑的适用范围在客观上被扩大了。另一方面，由于封建统治者迷信死刑的威吓作用，肆意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在中国，素以宽简而著称于封建刑律的《唐律》死罪条文也达229条，占全部法条的一半有余。在英国，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每年因流浪而被处死者便多达三、四百人。其二，行刑方式极其残忍。封建统治者为了扩大死刑的威吓力，在死刑的行刑方式上大做文章，使行刑场面极为血腥残酷，惨不忍睹。无论中外，烧死、绞杀、车裂、分尸、腰斩、活剖等等酷刑在封建刑罚中比比皆是。中国秦代刑律中，死刑多达19种，包括车裂、扑杀、定杀、戮等等。16世纪，阴谋反对法国国王的巴列尔被先斩掉双手、用烙铁烫身后，打断全身骨头，既而用火焚化。其三，株连无辜。封建统治者一方面为强调死刑的威吓力，另一方面为防止被处死者的亲朋复仇，便“斩草除根”，动辄就灭九族、诛十族，株连无辜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家常便饭。中国明朝方儒孝因反对明成祖篡位，被诛灭十族，处死870多人。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1670年颁布敕令确立了株连原则，一人犯罪，举家遭殃，即使连孩童也不能幸免于死，甚至罪犯所在的村社的全体都遭连坐。这一时期死刑的残酷性被表现得空前绝后，但其作为刑罚手段，还是以报复和维护统治为目的而存在的。
楼主，俺有啊，因为我的本科和研究生都是法律专业的。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把我以前的发给你，或者帮你写。记得给我最佳答案啊，联系方式见我的资料
论中国的死刑废除〔摘 要〕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死刑的废除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既然如此，中国就应该顺应这种历史的潮流，那么中国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关键词〕 中国 刑罚 死刑 废除从封建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刑罚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古代的极不人道的刑罚如死刑、杖刑、笞刑已经逐渐被近现代西方的刑罚体系所代替。古代那些如凌迟、枭首、车裂等死刑也被一些能尽量减少人痛苦的死刑如枪决、针刑、毒气所代替，尽量减轻死刑犯的痛苦，以示对生命的尊重。可是现在死刑不但失去了其在刑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 现在尊重人权的呼声越来越烈，而生命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因此许多国家都相继废除了死刑。生命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一旦失去，生命便不会重来一次，所有的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认为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应该废除死刑。早在清末时期，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就提出了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观点，沈家本从传统的“王道仁政”出发坚定地认为：“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并且强调“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可见废除死刑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那么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下文我将浅谈一下我的观点。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加入世界市场，并且中国国际化的程度也是越来越深。从2005年10月4日到现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上废除了死刑。具体情况如下：对所有罪行都废除死刑的国家有68个，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1个，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有24个，所以，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总计有121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仅有75个。而且最近几十年情况显示，平均每年有三个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了死刑。可见废除死刑在整个世界上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因此，中国若想在世界舞台上更好的展现自己的魅力，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就应该与世界接轨，废除死刑。其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从西汉就根植到了人的脑海中，或许现在这种观念对人还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成为中国废除死刑的一个障碍。很多时间若是问大家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应该对杀人的人怎么办，大家肯定会说应该给他判处死刑，但是如果情况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呢？比如，甲要强奸乙，乙在甲未得逞之继而因为防卫过当将甲致死，这时候大家可能并不认为乙应该被处死，反而会因为乙的勇敢而称赞乙。再比如，一个男人回家后看到妻子正和第三者通奸，然后火气大发，用菜刀将妻子和第三者砍死。此时，如果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此男人必将会被处死，可大家可能大多数都会有一些同情该男人，认为他不应该被处死，任何男人遇到了这种情况都会一时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可见，“杀人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条件的限制的，人们真想让杀人者死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极度危害社会的罪犯。但是这种罪犯在社会上不是多数，为何不废除死刑呢？再次，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表明重罪的发案率与死刑的存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有研究表明人在犯罪后被判为死刑对社会的威慑力并不比终身监禁的威慑力大，而且如果被判处死刑，犯罪率依然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从实践中考察，死刑也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威慑力。 因为一个人若是明确知道了自己何年何月何日死，刚开始可能会恐惧，但是随着他意识上的逐渐接受，到真正执行死刑时却不是太害怕了，可见死刑的威慑力难以持久，而且威慑效果的巩固期有明显缩短的趋势。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整日活在对自己死期的猜测之中，这时的威慑力才是更大的。西方废除死刑的国家对重刑判罪时一判就会判个几百年。中国完全可也借鉴这种刑罚，当人犯也被判几百年后，即使该罪犯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减刑，那么他还是无法走出牢狱，对社会的危害也就无从谈起。第四，当谈到一个人被判为死刑时，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想是不是该犯人杀了人。其实并不是仅仅杀了人才会被判为死刑的，一些经济犯虽然并没有犯杀人罪但是却也会判为死刑的。经济上的犯罪无非是官僚贪污了，企业逃税了，盗国家财产了，他们之所以会在经济上犯罪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思想上一时出了差错或者是受到了他人的教唆，如果立即执行死刑，便等于夺取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在经过改造后重新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可是一旦生命权都没有了，还何谈改过自新呢？还何谈更好的建设祖国呢？从矫正论的角度看，是否所有的死刑犯都不能够改造呢？死刑剥夺了刑罚积极的、改造的价值。第五，人无完人，只要是个人即使他再怎么细心也是会犯错的。古往今来，发生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中国古代的窦娥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冤假错案并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好比再精密的仪器也有出差错的时候。德国国际记者协会日前在欧洲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对象是欧洲各国的检察官、法官等执法人员以及一些律师组织。调查的内容是刑事重罪案件的误判比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这类案件的误判率为0.5%，记协据此得出结论：欧洲每年至少有数百起重罪案件存在误判现象。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德国的冤假错案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那么可以判断出中国每年的冤假错案的数量也是为数不少的。死刑之误判率高，而冤狱之发现与平反又非常困难，所以生命刑应该废止。 如果废除了死刑，虽然嫌疑人被判了终身监禁，可一旦事实的真相被查明，那么嫌疑人就会成为自由身，所有的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如果执行了死刑，不仅仅他被冤枉，而且会给他的家人，亲属带来多么大的伤痛，我相信那个判刑的法官也会一辈子无法安心。有学者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语调写道：生命一次性让人对它珍惜；生命的美好使人为它感到伤感；死者亲属的伤痛使人同情；罪犯临行前的恐惧让人怜悯；一旦错判难以纠正使人感到后悔；任何罪犯都有可以让人宽宥的原因。总之，生命是宝贵的，一旦一个人的生命被剥夺，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从上面的五个方面我一一论述了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理由。可是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废除死刑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是死刑已成为强弩之末，丧失了昔日的威风，废除死刑是人类法制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刑罚改革的大方向。 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我依旧会充满信心，我相信死刑会走向它的终点，走进历史博物馆，终究有一天中国大地上不会再出现死刑！[参考文献]1、崔敏：《死刑考论—历史 现实 未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陈琴：《刑法中的事实错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何显兵：《死刑的适用及其价值取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4、黄晓亮：《暴力犯罪死刑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5、李交发：《简论沈家本的废除死刑观》，载《现代法学》2005年版。6、赵秉志主编：《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7、赵秉志主编：《死刑改革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这个简单啊，我这里有一篇现成的，你可以拿去参考下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谁能帮我弄一篇4000字以上的论文，格式正规（参考文献，注解等
文献综述概念及格式文献综述是对某一方面的专题搜集大量情报资料后经综合分析而写成的一种学术论文， 它是科学文献的一种。格式与写法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特别是阳性结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在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对所综述的主题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 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查找线索。因此，应认真对待。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关于参考文献的使用方法，录著项目及格式与研究论文相同，不再重复。
首先理解综述是什么：
综述指的是相关领域前瞻性研究观点的总结提炼，通俗地说就是这篇综述里某某作者的观点必须是从你提供的参考文献原文里提炼出来的，而不能是把别人写过的综述内容直接拿过来用，为了证明这篇综述的所有观点都是自己提炼的，最起码的这些文章原文自己看过的，那自己就把原文提供过来。
其次综述的基本要求：
1.引用参考文献25-30篇（为近五年原始论文，其中近三年的>70%, 国外的>70%，引用原创文献，不能引用综述）。2.提供所有参考文献原文（PDF格式），编号引用文章。3.字数3000-5000。4.检索重复比<30%。5.需要将综述文章、参考文献25-30篇引文部分一并装订成册。
再是综述的内容要求：
1.选题要新（选题与内容基本一致，同一种期刊是不可能刊用的）
2.层次要清（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前后如何呼应）
3.语言要美（在实际写作中，应不断地加强汉语修辞、表达方面的训练）
4.文献要新（在引用文献中，70%的应为3年内的文献）
5.校者把关（写成之后，要请有关专家审阅，从专业和文字方面进一步修改提高）
写作过程的重要性：
1.习文献资料
2.研的前奏
3.合起来陈述
4.列论据
5.意事项包括文献参考是近期的，第二就是要有自己的评论和观点
最后的写作步骤：
1.选定题目
选题通常有几种：一种是与作者所从事的专业密切相关的选题，对此作者有实际工作经验，有比较充分的发言权;一种是选题与作者专业关系不大，而作者掌握了一定的素材，又乐于探索的课题;还有一种是医学科学情报工作者的研究成果。
2.查阅文献
题目确定后，需要查阅和积累有关文献资料，一般可首先搜集有权威性的参考书，如专著、教科书、学术论文集等，教科书叙述比较全面，提出的观点为多数人所公认;专著集中讨论某一专题的发展现状、有关问题及展望;学术论文集能反映一定时期的进展和成就，帮助作者把握住当代该领域的研究动向。
3.加工处理
把写下的文摘卡片或笔记进行整理，分类编排，使之系列化、条理化，力争做到论点鲜明而又有确切依据，阐述层次清晰而合乎逻辑。按分类整理好的资料轮廓，再进行科学的分析。最后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写出自己的观点与体会，这样客观资料中就融进了主观资料。
4.撰写成文
写前应先拟提纲，决定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哪些应重点阐明，哪些地方融进自己的观点，哪些地方可以省略或几笔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