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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狭义学术腐败的界定而言，主要还是非学术因素对学术以及学术共同体的侵蚀与干扰，在现代社会，本来应该是分层化、专业化的。2、就学术而言，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等特殊情形外，尽管宣传有纪律，但学术研究无禁区。无论是大学还是学术共同体，就其正常和理想的状态而言，都应该是独立、自治、自由的，但的情形并非如此。比如权力的越界、金钱的引诱，从左右两个方面在强劲地撕扯着学术与学术共同体。3、大学应该是探索真理、传承文明、培养人才之所，但的大学，越来越像个“公司”，越来越像个“衙门”，于是，出现了权学交易、出现了钱学交易，总裁、老板等纷纷到名牌大学“讲学”，他们越来越像“学者”，招摇过市，一手交钱，一手获取学术荣誉，甚至名誉教授、高级学位。4、学术腐败首先是学术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也同样是一个体制问题和社会问题。从现有的国情民意体制来说，还很难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毕其功于一役”，大概是不现实的。5、用权力谋取学术利益，比如一些高级官员到名牌大学作挂名的院长和挂名的博士生导师，还有一些高级官员到各大学拿博士学位。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他要处理政务，出访，视察，开会，怎么会有时间来传道授业解惑，怎么有时间去做博士论文。6、钱学交易，大学为了创收办各种硕士班，博士班，还要老板交钱，学校送学位，老板们以送钱为代价，谋取导师或者教授的资格。7、学色交易，主要是指一些学者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从异性那里谋取不恰当的利益，这主要是男性学者。
学术腐败行为的概念及产生的原因
学术腐败行为是指学者凭仗权力或关系为自己谋取学术上的利益。例如在科研成果评奖、科研项目立项、项目结题、学位论文审阅、论文宣布、职称评审等过程中以权谋私行为。 学术腐败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学术点评组织存在必定的问题，监督和赏罚机制缺位，官学不分是我国学术点评组织的瘤疾。学术点评组织的评判者往往是一些官员，或是遭到某些上级这就严峻制约了学术民主的风气，然后导致学术腐败行为的发生。另外，我国大多数人处理工作的绳尺除了原则之外，最重要的还要考虑人际关系，为了保全情面，关于学术中的争鸣和是非，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情绪，他们的作为导致了学术腐败现象屡禁不止。 目前，我国对学术不端、学术腐败行为的防范和处理，只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的批判和教育，没有实质性的处罚，短少一个强有力的准则和组织。因为有关部门对学术不端、学术腐败行为处罚过轻，在必定程度上纵容了造假者、徇私舞弊者的行为。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组织来处理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的涉案者，当人们发现这些问题时不知向哪个社会组织投诉，只能向造假者单位告发，而涉案者单位往往也就不了了之，在客观上导致学术不端、学术腐败行为的频频发生。领导部门的干涉，
首先要理解学术不端的根本原因。这种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是学术不端的结果能够得到远超需要承担责任的利益。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如果给你个机会一夜成名，让你突然名声鹊起，甚至得到国家各种基金资助你也可能铤而走险做出这类事。我国最近正在出台相应政策，严查学术不端，此外慢慢开始废除唯文章论，要从各个方面评价一个学术工作者的成就，不能只看文章数量和影响因子。可能现在国内学术氛围还有待提高，但随着我国的发展，这种现象肯定会慢慢被杜绝，还国内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摸着石头过河，就必须先让子弹飞一会儿。
请交给华夏反学术不端中心，该中心是由深圳企业家匿名赞助成立，旨在巡查大陆地区学者发表的论文，打击各类学术不端行为，抑制制我国国际学术声誉的下滑，维持风清气正的学术氛围。该中心的微博：“华夏反学术不端中心”唯一通信方式：请材料齐全
如何避免学术不端：
一、保持原创性
二、严禁抄袭和作弊
三、注意小组合作时的规定
四、避免粗心或过度依赖
大学生论文抄袭和学术造假的很多，现在的大学生，就为业压力很大，为了工作，要去学习很多知识，考很多的证书，对于拿那个文凭，就是想着混出来的。只要能拿到证，根本就不想去写那些论文，导致现在很多人都宁愿出钱买，也不愿自己写。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其实他如果不用来发表，或者不用来赚钱的话，也不能算侵权，具体的以后再和大家探讨，现在有事要先走了。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活动简介“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是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全国学联主办的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中一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和群众性的竞赛活动，每两年举办一届。竞赛的宗旨：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勤奋学习、锐意创新、迎接挑战。竞赛的目的：引导和激励高校学生实事求是、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多出成果、提高素质，并在此基础上促进高校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蓬勃开展，发现和培养一批在学术科技上有作为、有潜力的优秀人才。竞赛的方式：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申报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科技发明制作三类作品参赛；聘请专家评定出具有较高学术理论水平、实际应用价值和创新意义的优秀作品，给予奖励；组织学术交流和科技成果的展览、转让活动。参赛资格与作品申报：凡在举办竞赛终审决赛的当年7月1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各类高等院校的在校中国籍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均不含在职研究生）都可申报作品参赛。申报参赛的作品必须是距竞赛终审决赛当年7月1日前两年内完成的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或社会实践活动成果，可分为个人作品和集体作品。“挑战杯”自l989年以来已分别在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南京理工大学、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复旦大学成功地举办了九届。
序号 姓名 职称 级别(未审) 论文\著作\项目\获奖名称 刊物或出版社名称、获奖名称 出版年月 1 曹进 正高 B 公共新闻研究：理论、实践与批评 甘肃省第十二届社科优秀成果奖评奖二等奖 2011年1月 2 王琦杨文琴 正高 B 二语习得中的注意机制研究 甘肃省第十二届社科优秀成果奖评奖 二等奖 2011年1月 4 武和平 正高 西部地区小学英语教师培训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第六届“新标准”杯基础英语教育优秀论文大赛二等奖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基础英语教育）编辑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主办） 2011年4月 19 周静 初级 第十五届“外研社中国银行杯”全国英语辩论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 2011年5月 82 曹文 中级 第十五届“外研社中国银行杯”全国英语辩论赛优秀评委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 2011年5月 83 曹文 中级 B 第十五届“外研社中国银行杯”全国英语辩论赛三等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 2011年5月 84 孙理和 中级 2009-2010年度参政议政工作 先进个人 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委员会 2011年4月 134 郭亚文 中级 校级 西北师范大学2011年教学质量优秀教师奖 西北师范大学 2011年10月 135 郭亚文 中级 校级 西北师范大学2010-2011学年度“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 西北师范大学 2011年8月 136 尹鹏 初级 校级 西北师范大学2010-2011学年度“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 西北师范大学 2011年8月 145 武和平刘全国周雪殷刚魁王秀秀 正高 校级 体验——反思——实践：基于“专业发展范式”的英语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西北师范大学教学成果奖（2011082） 2011年10月 147 赵卫博 副高 校级 西北师范大学2011年实验教学管理奖 西北师范大学 2011年10月 序号 姓名 职称 级别(未审) 论文\著作\项目\获奖名称 刊物或出版社名称、获奖名称 出版年月 出版刊号 5 武和平 正高 教学资源整合与利用研究 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 2011年4月 2010-2013年NAFLE02113 6 武和平 正高 B1 优秀中小学英语教师专业成长的叙事研究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 2011年10月 GPA115026(2万) 9 陈玉洪 中级 B1 帕慕克与东西方文学传统的比较研究(7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基金项目) 2011年9月 11YJC752002 10 刘全国 副高 A3 西藏自治区基础教育双语教学研究：模式构想与政策建议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2011年8月 15 王秀秀 中级 D 基础教育英语教学资源整合与利用研究 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二五”一般规划课题 2011年6月 GS[2011]GHBG004 51 蒋世强 中级 D 高中英语网络自主学习监控体系的研究 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 2011年6月 99 张宝林 中级 D 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西部地区中学生英语文化意识的培养策略研究 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二五”一般规划课题 2011年6月 104 周亚莉 副高 校级 翻译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研究(2011014A) 西北师范大学2011年教学研究立项重点项目 2011年 113 姜秋霞 正高 校级 基于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大学英语“体验翻译”教学实验研究（2011024B） 西北师范大学2011年教学研究立项一般项目 2011年11月 114 蔡兰珍 正高 校级 西部（甘肃）无语境大学英语学习者口语语用意识和能力培养实验性研究（2011025B） 西北师范大学2011年教学研究立项一般项目 2011年11月 115 凌茜 正高 校级 基于大学英语课堂的中国文化嵌入的实证研究（2011026B） 西北师范大学2011年教学研究立项一般项目 2011年11月 116 丁瑶 副高 校级 基于本土文化的依托式大学英语教学实践研究（2011048B） 西北师范大学2011年教学研究立项一般项目 2011年11月 117 董晓华 副高 校级 基于4C/ID模式的翻译教学设计研究（2011049B） 西北师范大学2011年教学研究立项一般项目 2011年11月 118 吕文澎 副高 校级 “高级英语”课堂教学多模态话语研究（2011050B） 西北师范大学2011年教学研究立项一般项目 2011年11月 119 徐国柱 副高 校级 中国翻译教学模式研究的研究（2011051B） 西北师范大学2011年教学研究立项一般项目 2011年11月 120 韩波 中级 校级 英语阅读语篇分析教学对非专业学生的帮助（2011071B） 西北师范大学2011年教学研究立项一般项目 2011年11月 121 李莉 中级 校级 西部师范院校俄语专业课程设置改革研究（2011072B） 西北师范大学2011年教学研究立项一般项目 2011年11月 122 李升炜 中级 校级 英语专业本科《英国文学史》教材开发（2011073B） 西北师范大学2011年教学研究立项一般项目 2011年11月 123 孟庆利 中级 校级 日语精读课多媒体合作学习教学实验研究（2011074B） 西北师范大学2011年教学研究立项一般项目 2011年11月 124 余源 中级 校级 俄语专业（本科）建设探究（2011075B） 西北师范大学2011年教学研究立项一般项目 2011年11月 125 王国强 初级 校级 高师院校非师范日语专业建设：问题与对策（2011082B） 西北师范大学2011年教学研究立项一般项目 2011年11月 序号 姓名 职称 级别(未审) 论文\著作\项目\获奖名称 刊物或出版社名称、获奖名称 出版年月 8 武和平张维民 正高 A2 后方法时代外语教学方法的重建 课程·教材·教法 2011年6月 11 王琳 中级 D ASSURE模型在信息检索教学中的应用 甘肃科技 2011年6月 12 王琳 中级 D 数字语言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 发展 13 王琳 中级 D 数字网络语言实验室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 科技资讯 2011年6月 14 王秀秀 中级 D 浅议高校图书馆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问题 西北成人教育学报 2011年9月 16 王琦（1/2） 高级 B 英语教师在线合作行为：一项基于虚拟实践共同体的案例研究 外语电化教学 2011年7月 17 赵秀兰 副高 D 优美的诗句化不开浓浓的哀思——从《当丁香花开放在庭院时》评惠特曼的诗歌艺术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1年6月 18 武和平（1/2） 正高 B 网络游戏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述略 中国远程教育 2011年4月 20 李莉郎得明 中级 D 浅析俄罗斯传统家庭模式的成员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1年2月 21 李莉 中级 C 甘肃省英语专业二外俄语教学现状与改革对策 中国俄语教学 2011年2月 22 刘莉 中级 D 论外语课堂教学中学生语言创新能力的培养 潍坊学院学报 2011年2月 23 俞婷 正高 B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英语教学的思考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G381《中学外语教与学》2011年第2期 2011年第2期 24 黄彩霞 副高 D 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自我提问研究 大学英语（学术版） 2011年3月 25 靳琰张丽婷 正高 B 网络批评言语行为释究—基于网络论坛对“44个汉字整形”评论的语料分析 外语电化教学 2011年1月 26 靳琰杨昊昕 正高 B 自然语言的网络再造 电化教育研究 28 白丽梅(1/2) 副高 D 高中学生英语学习成败自我归因研究 海外英语 2011年7月 29 白丽梅(1/2) 副高 D 语言交际中的会话含意与语用推理 考试周刊 2011年2月 30 白丽梅(1/2) 副高 D 关联理论的语用推理特征 出国与就业 2011年3月 32 白丽梅(1/2) 副高 D 二语习得中的语法教学理论述评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1年2月 33 张晓燕 中级 D 他者的悲剧性存在—解读《野草在歌唱》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2011年2月 34 张晓燕 中级 D 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受支配的根源——《野草在歌唱》的女性主义解读 赤峰学院学报 2011年5月 35 张晓燕 中级 D 被困的灵魂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2011年5月 36 景芳洲（2/2） 中级 清末民初语言变革中的国家意识 社会科学论坛 37 景芳洲（2/2） 中级 清末的白话报刊与现代文学的发生 甘肃社会科学 38 蔡兰珍（2/2） 正高 C 农村初中英语课堂沉默现象的解析与对策—以武威市凉州区和寨九年制初级中学为例 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 2011年7月 39 蔡兰珍（2/2） 正高 D 怎样提高课堂英语的可理解水平 内蒙古教育（基教版） 2011年11月 40 蔡兰珍 正高 C 跨文化研究工具翻译及原则 中美英语教学 2011年2月 42 宁振业 副高 C A Study on Teachers'Feedback of English Major Compositions 美中外语 2011年4月 43 马伊莎 中级 D 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培养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角色转变 海外英语 2011年3月 45 吕文澎王静 副高 C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Non-literary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china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2011年11月 46 周雪赵卫博赵鸿章 副高 B 基于Blog-Wiki混合技术的西部大学英语教师知识管理平台构建分析 电化教育研究 2011年5月 49 周亚莉吴晓昱 副高 C 甘肃藏族地区英语新课程改革中的文化冲突：问题、成因及其对策研究 兰州学刊 2011年3月 50 任重远 副高 C Reading Alou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language 美中外语 2011年7月 52 蒋世强 中级 C A Subcategory Study on English Causative Verb 美中外语 2011年8月 53 蒋世强陈玉洪 中级 D 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下甘肃省中学生英语学习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学理论 2011年4月 54 蒋世强黄彩霞 中级 D 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自我提问研究 疯狂英语教师版 2011年9月 55 蒋世强陈玉洪 中级 D 加强学生信息能力的培养，促进英语学习方式的转变 读写算 58 王秀秀 D 浅谈学习型社会高校图书馆员的素质教育 甘肃科技 2011年1月 59 张丽萍 中级 D 从典型范畴角度看英汉宾语的词类，句法位置异同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1年3月 60 梁海英 中级 D 大学跨系选修课《英语教师课堂口语》教学中的行动研究 甘肃科技纵横 2011年8月 61 曹进（1/2） 正高 D 从概念合成理论视阈解读中国相声中的语言幽默 东南传播 2011年2月 62 龚贻 吕文澎 中级 C 语法隐喻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对《红楼梦》两个译本之比较 中美英语教学 2011年2月 64 曹进（1/2） 正高 D 央视“春晚”传播符号学解析 东南传播 2011年1月 65 武凌云 中级 D 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和二语习得的本质 科技信息 2011年10月 66 武凌云 中级 D 二语习得中的中介语石化现象研究综述 考试周刊 2011年2月 67 徐国柱 吕文澎 副高 C 高校翻译人才培养的社会取向 中美英语教学 2011年2月 68 杨晓红 中级 D 汉语新词英译方法小议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1年10月 69 曹步军 中级 《悲悼》的历史与人文重构 美国文学研究 2010年4月 70 孟庆利 中级 D 《枕草子》里自然风物描写的横向现实性特征—以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比较为中心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 2011年10月 72 冯洁 中级 D 影响日语听力的因素及其对策 发展 73 冯洁 中级 D 大学日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方法研究 甘肃科技纵横 2011年10月 74 钟莉婷 中级 C 语言磨蚀理论对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策略的影响 中美英语教学 2011年2月 75 毛刚 钟莉婷 中级 弗莱论加拿大文学的发生发展 兰州大学学报 2011年5月 77 李升炜 中级 C 从《喜福会》中的母女关系看中美文化的冲突与交融 时代文学 2011年10月 78 李升炜 中级 D 《德伯家的苔丝》的“圣经”原型阐释 文学界 2011年6月 79 李升炜 中级 D 从《喜福会》的母亲形象解读女性主义 西安社会科学 2011年8月 81 刘全国 慕宝龙 副高 D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外语课堂三语接触模式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11年3月 85 杨海琴 中级 D 浅析“动态对等”原则指导下的“现代中文译本” 科教导刊 2011年4月 86 曹进 曹文 正高 D 言语交际视角下农民工语言使用的嬗变—以兰州市城关区及安宁区为例 西北成人教育学报 87 杨海琴 中级 D 口译特点与口译训练方法 科技文汇 88 曹文 中级 D 模因化之后的取舍：网络中的语言认同—从“门”字语言谈起 科技信息 2011年1月 89 杨晓红 中级 D 中国传统小说的诗学传统与林译小说的归化策略 文学界 2011年6月 90 姜秋霞 俞婷 正高 B 教学改革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描述分析与反思 中国外语 2011年7月 91 王素华 吕文澎 副高 C 论贝克特《马龙之死》的元小说叙事策略 前沿 2011年4月 92 王素华 副高 D 直面贝克特小说的荒谬艺术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1年2月 93 刘全国(1/2) 副高 C 我国民族地区英语课堂三语教学模式探索 青海民族研究 2011年1月 94 白丽梅杨玲 副高 D 成败归因对中学生英语学习行为影响研究 沈阳教育学院学报 2011年10月 95 王茹花 中级 D 论“文化翻译观”的创新与意义 校园英语《教研版》 2011年6月 96 王茹花 中级 D 新历史主义批评视野中的美国战争小说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1年6月 97 张宝林王茹花张生庭 中级 B 生态焦虑与人文反思——以《月亮谷》的个案管窥杰克伦敦的生态思想 甘肃社会科学 2011年11月 98 张宝林王朝一 中级 D 西部中学英语教学应加强学生英语文化意识的培养 安徽文学 2011年 101 吴晓昱 中级 D 清朝末年陕西新式学堂的外语教育对当今外语教育的启示 西北成人教育学报 2011年11月 107 凌茜（1/2） 正高 C An Empirical Study of Using Imitation—Based Error Correction to Reduce Repeated Errors in English Writing of Rural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ino-US English Teaching 2011年10月 108 凌茜（1/2） 正高 D 浅析词块理论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疯狂英语教师版 2011年9月 109 凌茜（1/2） 正高 D 高中英语预习任务设计探究 疯狂英语教师版 2011年6月 111 梁海英 中级 C The Sapir-WhorfHypothesis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US-China Foreign Language 2011年9月 112 龚贻 中级 D 突出语篇意识的口译听力教学——以《高校英语听力教程》为例 海外英语 2011年11月上 126 张焕香 中级 D 夏目漱石前期三部曲中的“过去” 安徽文学 2011年 127 张焕香 中级 从早期三部曲看夏目漱石小说的传统美 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 2011年6月 128 温省州 D 高校二级学院办公室工作探析 发展 2011年6月 129 温省州 D 高等学校实验室建设与管理问题探究 西北成人教育学报 2011年9月 130 温省州 D 充分利用校园网络环境建设语言教学平台 甘肃科技纵横 2011年10月 131 温省州 D 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现状分析及职后培训问题探讨 甘肃科技纵横 2011年12月 137 代莉 中级 D 试探龙形象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意义 丝绸之路 2011年10月下半月 138 丁瑶 中级 D 大学英语学习者语法能力发展模式 海外英语 2011年11月 140 高育松薛小梅 副高 B 语义、频率和母语对中韩英语学习者习得英语中动结构的影响调查 现代外语 2011年2月 141 张清菡郭亚文 中级 D 《魔戒》的生态批评解读 东南传播 2011年12月 142 徐亚宁 中级 D 从语言的差异来看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年4月 143 周雪 副高 D 一种教育时尚：课堂学习共同体 海外英语 2011年12月上 144 蒋贤萍 副高 D 莎士比亚的伦理诗学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年12月 146 余源 中级 C 俄汉语中礼貌言语体裁——请求语的对比描写 言语与社会群体——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ISBN-05-7） 2011年
论加强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好；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牢；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民之大敌。党风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党的执政地位，既为我们党提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又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党风政风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要在巩固廉洁自律有关专项治理成果的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向领导干部送钱、跑官要官的歪风，领导干部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微观经济活动中谋取私利的问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问题，少数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围绕监督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制定相关规定和配套措施，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加大巡视工作力度，重视巡视成果运用，增强巡视效果。 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的重要体现，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手段。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要增强查办案件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工作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重点查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问题，特别是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件，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对顶风作案的要依纪依法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继续加大纠风工作力度，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既直接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引发民愤民怨，也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坚决予以纠正。对损害群众利益导致的恶性事件要严肃查处，对措施不得力、不良风气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地方要追究领导责任。坚持纠建并举、寓纠于建，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一套能用管用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要加大行政监察力度，增强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推动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加强执法监察，特别是要结合重庆实际加大对移民资金和移民工程质量管理的监督力度，加大安全执法监察和事故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加强效能监察，促进行政机关转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保障和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提高为改革、发展服务的能力，必须提高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紧贴经济建设，紧贴改革开放，紧贴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和市场经济新领域，自觉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使反腐倡廉各项措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通过严格执纪执法、强化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在党风政风方面严重影响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不断优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环境，以严明的纪律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秩序的规范。始终把调动和保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作为重要职责，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保护改革者、支持创新者、查处违纪者、教育失误者，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投身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 提高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强化监督，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纪检监察机关要针对当前的监督现状，进一步提高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既要增强敢于监督的勇气，又要注重善于监督的方法，进一步拓宽监督的思路和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切实履行党内监督的职责。重点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切实加强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切实加强对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切实加强对党的群众路线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和派驻、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纪律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监督的合力。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保障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等权利，建立举报激励机制，鼓励实名举报。提高依法执纪、依法办案的能力。坚持依法执纪、依法办案，是贯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学习党章和其他党纪政纪规定，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纪律意识，把依纪依法的要求贯穿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各个方面。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明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深入研究和把握办案规律，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正确运用纪律和法律手段，创新办案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突破大案要案的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障被审查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综合考虑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其他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加强垂直管理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与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健全大案要案协查机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各自职责。建立健全查办案件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严格办案程序和要求，建立执纪办案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执纪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严格依纪依法履行职责。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入开展反腐倡廉，要求各级纪检机关进一步提高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能力。要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提供组织保证。针对反腐倡廉的全局性、倾向性问题，深入研究，通盘谋划，提出对策和建议，并协助党委抓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落实。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失职行为，依据有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进一步规范组织协调的内容和程序，推进组织协调工作制度化。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妥善处理与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形成全党全社会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局面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段的先锋队，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反对腐败，保持廉洁是其一贯主张和应尽天职。在7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开展了同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的坚决斗争，并在长期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回顾党反腐败的历史。总结党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纵观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我们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斗争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被压迫，被围剿的无权状态，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坚持反对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规建设，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8月4日，又发布了我党最早的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领导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2）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 （3）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1958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出现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密切了干群关系，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并把反腐败斗争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但由于缺乏经验，仍然简单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的老路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因而存在反腐败扩大化的倾向。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穷，搞“穷廉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4）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 （二） 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的是这样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 第一、不再搞运动，但要发动群众造声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问题上，毛泽东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努力把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后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第五，要把反腐败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实践表明，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行政权力，计划权力对资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完善，漏洞较多，这就使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搞权钱交易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诱发出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价格双轨制下出现“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审批部门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金融、房地产、期货市场上的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表明腐败发生的热点部位和表现形式会随改革进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动态性特点，同时考虑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对策，制止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权钱交易的现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重效果。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宋敬华
1、《加入联合国人权公约与中国法制建设》，法学家（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6期转载。2、《论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中国法学（国家一级刊物）1999年第4期。3、《刑事司法改革若干问题探讨》，中国法学（国家一级刊物）2000年第6期。4、《A Probe into the Refo rm of Crinimal Justice》，中国法学（国家一级刊物）2001年外文版。5、《反贪污经济机制研究》，载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文集（中英文版），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人民检察（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5年第10期；中国监察摘要转载；中纪委廉政教育参考资料1996年第1期全文转载。6、《论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与基本架构》，诉讼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版。7、《论刑事诉讼与廉政建设》，《诉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 8年11月版。8、《论司法独立》，政法论坛（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7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 ?司法制度》1997年第5期全文转载；收入《刑事诉讼法学五十年》文集，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9、《论廉政制度的功能与结构》，海南大学学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5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1996年第4期全文转载。10、《论人大监督制度的改革与重构》，海南大学学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9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1999年第5期全文转载。11、《诉讼效率研究》，新东方（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2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2年第4期全文转载。12、《国家机构改革研究》，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13、《市场经济与廉政建设》，现代法学（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5年第4期。14、《我国司法改革研究》，现代法学（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8年第5期。15、《中国司法机构改革研究》，中国法制（香港）2000年第3、4期连载。16、《论执行体制改革》，海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17、《案件请示制度是否还有出路》，中国律师1998年第9期。18、《法院机构精简和职能转变之构想》，中国律师2000年第2期。19、《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中国律师1999年第2期。20、《论诉讼公开及其制度完善》，载陈光中主编《诉讼法学新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版。21、《论腐败的原因及其防治对策》，特区监察1997年第2期；收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 团结出版社1997年6月版。22、《建议增设危害廉政罪》，现代法学（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6年第4期。23、《廉政，历史的课题》，人民检察（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4年第6期。24、《略论腐败犯罪的诉讼原则》，人民检察（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5年第5期。25、《论反腐败的威慑功能建设》，海南大学学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4年第3期，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26、《法人犯罪刑事诉讼若干问题探究》，现代法学（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1年第6期，中国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法学》1992年第3期全文转载。27、《略论检察制度改革》，政法学刊1988年第4期。28、《经济犯罪特点初探》，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29、《我国行政监督机构的健全与协调》，未定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1987年第24期。30、《完善律师辩护制度简议》，未定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1988年第14期。31、《法律监督功能论》，海南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32、《处罚权：检察制度改革的新视野》，法学研究动态1990年第4期。33、《法学专业开设经济类课程刍议》，现代法学（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3年第5期。34、《日本的检察机构及其职权》，人民检察1985第2期。35、《英法检察制度比较》，人民检察1985年第7期；收入《检察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7月版。36、《外国检察官制度简介》，人民检察1985年第10期。37、《外国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检察1986年第10期。38、《论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学术界（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3年第1期。39、《入世后我国司法改革透视》，方圆杂志，2001年第12期。40、《WTO中的司法规则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海南大学学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2年第1期。41、《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化》，载于《清华法学论评》第5辑。42、《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应进行重大改革》，法治参考（机密?供地厅级以上领导参阅）2002年第18期。43、《司法改革的文化思考》，海南大学学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2年第4期。44、《关于法官、检察官选任制度的改革方案》，中国律师2002年第11期。45、《论司法改革的战略与策略》，载陈光中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10月版。46、《论司法效率及其实现》，载陈光中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年10月版。47、、《关于法院系统设置鉴定机构的反思》，中国司法鉴定2003年第3期。48、《关于建立我国警察作证制度的思考》，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5期。49、《论法官的独立司法人格》，1万字，海南大学学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3年第4期。50、《我国司法改革的成就、矛盾与对策分析》，载《司法改革的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版。51、《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研究》，载《司法改革的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版。52、《苏联东欧各国检察制度的异同》，外国法学研究1986年第3期。53、《试论我国检察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云南法学1987年第5期。54、《完善律师辩护制度的几个问题》，云南法学1988年第2期。55、《论经济犯罪的综合治理》，福建司法1986年第2期。56、《试论偷税、抗税罪》，福建司法1986年第2期。57、《廉政学刍议》，法制日报1994年8月25日第7版。58、《论我国律师执业的基本原则》，法制日报1997年3月15日第7版。59、《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增创特区科技优势》，海南日报1995年4月24日第5版。60、《知识产权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海南日报1995年4月3日第6版。61、《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海南日报1998年12月11日第11版。62、《解决执行难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海南日报1999年11月1日第7版。63、《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点思考》，海南日本2000年1月9日第6版。64、《法院编制要精简，法官素质要提高》，海南日报1999年11月14日第6版。65、《破“陪而不审”，立“既陪又审”》，海南日报1999年12月12日第6版。66、《也说“法官下海”》，海南日报1999年11月7日第6版。67、《消除司法腐败须从源头抓起》，海南日报2000年11月19日第7版。68、《共同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初探》，法制日报1989年6月30日第3版。69、《伊斯兰法中的盗窃罪》，中国法制报1984年5月16日第4版。70、《新西兰刑事审判程序》，中国法制报1984年8月29日第4版。71、《我国检察监督的基本含义》，中国法制报1987年12月18日第3版。72、《经济犯罪中的伪造变造行为及其处罚》，法制日报1988年5月6日第3版。73、《强制措施与刑罚的区别》，中国法制报1986年7月23日第3版。74、《窝藏、包庇罪及其与有关罪的区别》，中国法制报1987年5月18日第3版。75、《检察机关侦查与公安机关侦查的差异》，中国法制报1986年9月17日第3版。76、《免予起诉与免予刑事处分的异同》，中国法制报1987年1月14日第3版。77、《系统论与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化》，检察日报2001年2月27日第3版。78、《民事执行检察初探》，检察日报2000年5月3日第3版。79、《腐败的根源与对策》，检察日报2000年9月28日第3版。80、《建立人才培养新机制初探》，中国高等教育2000年第5期。81、《建立激励机制的探索与实践》，中国大学教学2000年第3期。82、《法学教育应适时改革》，人民日报2001年12月26提12版。83、《关于发展我省高等教育的思考》，海南日报1996年12月18日第9版。84、《探索特区大学的改革与发展之路》，海南日报1996年6月12日第6版。85、《加入WTO与法学教育改革》，检察日报2002年2月19日第3版。86、《把海南建成高等教育基地的思考》，海南金融2000年第2期。87、《发展高等教育，实施人才战略》，今日海南2002年第5期。88、《科教兴琼：富民强省的先决条件》，今日海南2003年第6期。89、《重视高校建设，为特区培养合格人才》，今日海南2003年第8期。90、《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办好海南大学》，光明日报2003年10月第3版。
John Robbins. The Food Revolution[M] Conari Press,2001Edward T. Hall. Beyond Culture [M] Shanghai Cultural Press,1990 Davis, Doing Cultur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Ac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aching Press, 2001多晓萍. 从饮食角度浅析中西文化[J] 兰州: 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胡文仲. 中英文华习俗比较[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1999李明英. 社会习俗与饮食文化[M] 锦州: 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李晓红. 浅谈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M] 河北: 时代文学,2010林丽瑞. 中西方饮食文化之比较[J] 上海: 消费导刊,2009Lai Anfang. An outline introduction to Britain and America [M] Henan Education Press, 2004Bian Haoyu, Gao Yongche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Food Cultures[J] Journal of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1999Du Fuxiang and Li Xiaoqing. Chinese culinary culture [M] China Travel and Tourism Press, 2010孙伟学, 2004, <<美国文化>>。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杨乃济, 1993, <<民以食为天—中西饮食文化漫谈>>。北京: 中国国情国力期刊。邹广文,1998, <<人类文化的流变与整合>>。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林丽瑞, 2009, <<中西方饮食文化之比较>>。上海: 消费导刊。来安方, 2004, <<英美概况>>。河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认真分析 科学判断准确把握反腐倡廉建设新形势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正确认识当前反腐倡廉建设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把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前进方向，更好的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反腐倡廉建设的现状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呈现出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的总体态势，反腐倡廉建设任务依然艰巨、形势依然严峻。（一）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成效明显，但问题依然突出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构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一手抓惩治、一手抓预防，反腐倡廉建设总体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各级领导干部对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二是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行为进一步规范；三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得到了一定遏制；四是一些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五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能力不断提高；六是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进一步增强。但是，反腐倡廉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1、教育不扎实，效果不明显。一是教育的针对性不强，往往不分层次地搞“一锅煮”、“一刀切”；二是教育内容不丰富，大而空的东西多，联系实际的内容少；三是教育的效果不明显，重过程、重参与、轻效果，反腐倡廉的社会氛围还不浓厚。2、制度不完善，落实不够好。一是制度的安排和设计本身存在漏洞与缺失，导致规范制约权力的功能大打折扣；二是制度的宣传教育不够，良好的制度环境没有真正形成。三是对制度落实情况监督检查的力度不大，一些规避、违反甚至破坏制度的行为不能得到及时严肃地查处，削弱了制度的权威性。3、监督不到位，机制不健全。一是缺乏激励机制，不愿监督。不少党员干部和群众监督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对发生在身边的腐败问题，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二是缺乏透明机制，不能监督。一些地方和单位为了逃避监督，公开制度不落实，公开手段不先进，导致群众信息渠道不畅通，无法监督。三是缺乏保障机制，不敢监督。由于缺乏保护举报人的有效措施，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班子成员对班长的监督、下级对上级的监督都难以实施。（二）反腐倡廉工作力度不断加强，但形势仍然严峻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工作力度不断加大。一是坚持以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抓手，推动了反腐倡廉各项任务的落实；二是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始终保持了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三是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纠风和执法监察工作力度持续加大；四是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以及金融、投资体制和司法体制工作机制等各项改革，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领域不断拓宽。但同时，也应看到在一些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在资金密集的领域和行业，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反腐倡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一是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违纪违法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二是窝案串案明显增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三是重点领域和环节腐败易发多发的状况仍未改变。突出表现在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土地交易、矿产资源开发、财务管理、选人用人等领域和环节，无论从信访反映、查办案件，还是民意调查的情况看，这些方面的问题都位居前列。四是群众对党员干部作风问题反映仍然比较强烈。尽管通过这些年的严肃整治，党员干部的作风有了明显转变，但在一些部门和行业，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还是比较突出，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了新的变化。（三）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但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开展反腐败斗争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以人为本、执纪为民贯彻落实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之中，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一是人民群众由衷拥护反腐败斗争 , 群众忧党忧国之心仍在 , 痛恨腐败之情愈烈。在全国县以上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中，有 80％以上的线索是通过群众信访举报提供的。近年来查处的一系列大案要案 , 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人民群众参 与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和积极性。二是群众民主意识普遍增强 , 法制意识正在觉醒。以法律武器与腐败现象作斗争的人数不断增多 , 群众举报和监督的质量逐步提高。三是人民群众参与反腐防腐的渠道正在拓宽。建立了民主评议、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和公开办事等一系列新的制度, 为扩大和推动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奠定了制度基础。但同时，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进一步树立反腐败斗争常抓不懈的思想，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1、私有制的存在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产生而产生的，只有私有制被消灭，国家、阶级消失之后才能真正消除腐败现象。2、多发易发的腐败问题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从物质条件来看，我国目前生产力不发达，物质和文化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资源分配权力过于集中，造成了很多的腐败机会和条件。从人的因素来看，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廉政勤政”和“依法行政”的思想树得还不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还比较严重。从社会环境来看，受社会上各种不正之风的影响，一些人把腐败当作“臭豆腐”，崇尚廉洁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3、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决定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反腐败斗争是一场政治权力斗争，当前，一些腐败分子作案手段越来越狡猾，采取有目的防备的作案，反调查能力越来越强，给查办案件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反腐败者与腐败者处于一种长期的艰苦的较量之中。二、反腐倡廉工作发展趋势探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反腐倡廉工作将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的局面。反腐倡廉工作总的发展趋势是：继续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更加有效地治理各种不正之风，更加有效地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更加有效地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多角度、广渠道、全方位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更加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一）反腐倡廉工作的系统性将进一步增强反腐倡廉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整体联动、综合防治、全面推进，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1、更加注重提升惩防腐败体系的整体功能。教育、制度、监督三方面的工作将进一步融合，功能将进一步整合，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协调推进的态势。进一步加强教育、制度、监督三者之间的衔接，从全局出发进行系统谋划和设计：通过坚持不懈的反腐倡廉教育，为制度建设和监督工作强化思想基础；构建严密的制度体系，为教育和监督工作提供法制保证；提高监督工作的成效，增强教育工作和制度建设的刚性，使教育的教化功能、制度的规范功能、监督的制约功能融会贯通。2、更加注重发挥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综合效应。单纯靠打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单纯靠预防也不能完全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必须坚持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做到治中有防、防中有治，惩防结合、相辅相成。一方面，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肃查处各种腐败行为，提高反腐败斗争的威慑力，为预防腐败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通过从源头上治理腐败，逐步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成果，为最后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奠定基础。3、更加注重增强反腐倡廉的整体合力。反腐倡廉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更加充分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各方面的作用，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统一行动、协同作战、协调配合的良好局面。（二）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为本是我们党的执政核心，是我国政权的根本属性。反腐倡廉工作作为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必将更加充分地彰显以人为本的特性。1、更加注重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一步加大对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问责力度，坚决纠正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呼声置若罔闻、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甚至与民争利、以权谋私的行为，建立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长效机制，更好地维护和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2、更加注重社情民意。在反腐倡廉工作的决策和部署中，更好地集中群众智慧、听取群众呼声、体现群众要求、实现群众愿望，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尺。3、更加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充分尊重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进一步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的途径，扩大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的范围，健全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的保障机制，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监督权。（三）反腐倡廉工作的法制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随着依法治国方略和依法执政理念的深入推进与落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加快，反腐倡廉工作的法制化程度将越来越高。1、更加注重反腐倡廉立法工作。既健全完善党纪政纪条规制度体系，又不失时机地将党的反腐倡廉政策、要求以及行之有效的措施和经验创制为法律，转化为国家意志，使党内制度建设与国家法律建设相协调，反腐倡廉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地方及部门（单位）规章相配套。既加强预防性反腐败立法工作，又加强惩治性反腐败立法工作，进一步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公务员从政道德、违纪违法惩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进一步解决反腐倡廉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不配套、不适应实践需要的问题，构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2、更加注重法规制度的执行。建立健全督查机制，加强对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违反、破坏制度的行为；建立健全惩处机制，严肃查处违法乱纪的行为，维护法纪权威；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对执行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不得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地方和单位负责人进行严格的责任追究，解决执纪执法偏宽偏软等问题。3、更加注重增强党员干部的法纪意识。进一步加强党纪条规知识和法律法规知识的普及，将法纪知识纳入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的教材，列为党员干部的必修课；作为各单位政治学习的重要内容，对党员干部开展经常性的法纪教育。进一步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加大对遵纪守法、勤廉兼优的先进模范人物的宣传力度，对党员干部进行正面引导；有选择性地剖析和曝光违法乱纪、腐化堕落的典型案例，对党员干部进行警示告诫。通过进一步加强法纪教育和宣传，增强党员干部的法纪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四）反腐倡廉工作的创新要求将进一步提高创新是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不断深入的主要动力和根本办法。反腐倡廉工作只有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在巩固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才能不断适应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1、更加注重理论创新。不断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实践经验，并予以提炼升华和丰富发展；吸取国际反腐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扬弃和借鉴；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深入研究防治思路和对策，形成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更好地指导反腐倡廉工作实践。2、更加注重方式方法创新。将反腐倡廉工作放在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环境中去把握，放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中去考虑，放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去观察，放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去谋划，注意方法，讲求策略，力求执纪监督的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经济效果的有机统一。3、更加注重完善体制。在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政府及部门责任，强化行政监察职能作用；更加有效地整合纪检、监察、审计、反贪等职能，形成统一高效、具有更大权威性和独立性的监督力量。4、更加注重拓展空间。工作对象由领导干部向全体党员干部延伸，工作领域由机关向社会延伸，工作范围由惩腐保廉向扶弱安民延伸，工作目标由遏制腐败向遏制与预防并重延伸。（五）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各项改革进程将进一步提速深化改革，消除滋生腐败的体制机制弊端和制度漏洞，是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根本举措。虽然近30年的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既是制约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是滋生腐败的重要原因。更加深入有效地推进改革，成为经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必然要求。1、更加注重围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推进相关改革。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企、政事、政资分开，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加快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管办分离，建立公共产品市场竞争机制。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和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完善工程建设招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和产权交易等制度，大力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不断提高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水平。2、更加注重围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相关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完善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和收支两条线制度，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建立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国有金融企业股份制改造，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强化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加快价格改革，建立健全市场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快投资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投资行为。3、更加注重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相关改革。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健全初次分配的平衡机制，完善二次分配的宏观调节体系，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筹兼顾，减少因分配不合理而诱发的腐败现象和社会矛盾。加快教育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理配置教育和医疗卫生资源，强化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和医疗卫生的社会服务及公共管理职能。加快就业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创业激励机制、劳动培训机制、失业帮扶机制、就业调控机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化、制度化、民主化，预防用人不正之风。完善干部人事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体系、考评办法、考评制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保证司法公正。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才能构成受贿罪。但是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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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犯罪的原因分析全文如下：
尽管我国对受贿犯罪一直保持着严打高压的态势，但犯罪势头依然不减，形势相当严峻。根据监视世界各国腐败行为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0年10月26日发布的本年度全球腐败指数评估，我国的“清廉度”在17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8位。这样的评估是否准确当然可以探讨，但至少说明，我国的腐败问题仍较为严重。受贿作为腐败犯罪中非常典型的职务犯罪行为，是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出现而出现，其明显特征就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利用。它是社会肌体中的一个毒瘤，危害极大，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败坏了社会风气，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危及社会稳定。
一、我国当前受贿犯罪的主要特点
当前，我国的受贿犯罪呈现出以下五方面的特点：
(一)受贿犯罪量急剧上升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是受贿犯罪的立案数量还是收受金额，都呈现不断向上“飙升”的态势。就受贿犯罪的立案数量而言，根据相关年度的《中国检察年鉴》统计，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国家公职人员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1994年为36 471件，2000年为45 000件，2010年为115 420件;就受贿犯罪的收受金额而言，20世纪80年代初期，受贿上万元即是足以轰动社会的大案要案了，到了80年代后期，受贿犯罪金额呈逐渐上升之势，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再到几十万元。进入1990年代，受贿犯罪分子的胃口越来越大，出现了许多上百万元的案件。跨入21世纪，受贿犯罪分子的贪婪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受贿金额达千万元已不算什么新闻了。
(二)受贿罪的案发部门主要集中在“三机关一部门”
从司法机关近年来查处的受贿犯罪案件看，受贿罪的案发部门主要集中在“三机关一部门”,即党的领导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党的领导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作为担负着领导、管理国家和社会职能的重要公共权力部门，因为手中握有分配各种资源的重权，成为不少投机分子的行贿对象。行贿者或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或为了寻求“靠山”和“保护伞”,进而达到日后捞取更大经济利益的目的，绞尽脑汁地利用金钱甚至美女等种种手段，拉拢腐蚀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而一些私欲膨胀、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经不起各种诱惑，肆无忌惮地出租自己手中的权力，通过职务利益化和权力商品化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行贿者把手伸向了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表明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受贿犯罪，已由单纯的经济领域，向包括国家机关在内的各种权力机关渗透，打击受贿犯罪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局面。而金融、工商、税务、海关、商业、外贸、建筑、房地产、证券、期货等行业的经济管理部门，由于长期以来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成为行贿者轮番“进攻”的目标。行贿者或为了获取非正常的高额利润或为了不法之财，通过金钱等各种利益向公职人员“购买”自己所需的经济资源支配权。如不法分子为了取巨额贷款，不惜重金行贿金融部门的公职人员，建筑承包商为了获取工程项目，用巨资行贿具有工程发包话语权的公职人员，证券期货投资者为了获取内部交易信息，用重金行贿掌握交易内幕的公职人员，等等。这些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确实让不少公职人员头晕目眩并彻底失防，从而导致经济管理部门成为受贿犯罪的重灾区。
(三)受贿犯罪主体日趋复杂
随着受贿犯罪范围的增大，受贿犯罪的主体也日趋复杂，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1.受贿犯罪主体的“身份”复杂。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受贿犯罪的主体基本上为自然人，之后又出现了法人受贿的情况，且出现了自然人、法人共同作案的情况。在自然人中，既有普通的公职人员，也有党政领导干部。在法人中，既有机关、事业法人，也有企业和社团法人，既有公有单位法人，也有私营企业法人。
2.多个犯罪主体一同犯罪增多。这主要体现为两方面情况：一方面是同一行贿人为谋取同一利益同时向多名公职人员行贿。从当前查处的受贿犯罪案件看，查一件案带出一批案，查一个人牵出一批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为配偶、子女、亲友甚至情人等特定关系人参与犯罪的案件增多。有的国家公职人员为了降低犯罪风险，或通过暗示行贿人将贿赂直接送给特定关系人，或以间接地将利益输送给特定关系人开办的公司、酒店等方式，大肆收受贿赂，而自己却假装不知情。
3.犯罪主体的职务越来越高。受贿犯罪作为一种典型的职务犯罪，不仅犯罪主体中以领导干部居多，其职级涵盖各个层次，而且涉案的高职级领导干部呈越来越多趋势。根据相关年度的《中国检察年鉴》统计，由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领导干部受贿犯罪案件中，1994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1 827人，其中厅局级88人，省部级没有;2000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2 600人，其中厅局级184人，省部级7人;2010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3 743人，其中仅省部级就有15人。
(四)犯罪形式更为多元
随着对受贿犯罪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不断变换作案手段，受贿犯罪行为表现形式日趋多元。具体地说：
1.精心选择作案方式。受贿人在接受行贿时不仅精心选择地点和时间，而且一般都采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进行的一对一、面对面的暗中交易方式。这样，即使行贿方事后检举和交代，受贿人也可以通过死不认账来达到逃避惩罚。
2.打着合法的旗号进行受贿犯罪。受贿犯罪人为了规避风险，千方百计地为非法行为套上合法的外衣，或以顾问费、劳务费等所谓的劳动报酬名义收取钱财，或以赌博赢钱的方式收受好处，或以入股分红的方式谋取利益，或将物品作为试用品收取的形式得利，犯罪手段可谓五花八门。
3.采取长线投资策略。行贿人行贿一般都出于眼前的既得利益，但也有为数不少的行贿人基于长远的利益考虑，选择与手握重权者甚至官场上的“绩优股”交“朋友”,进行超前的感情和利益投资，一旦时机成熟，则可以尽情收益。而有些手握重权的公职人员为了一己私利，也乐于与大款结交“朋友”.由于贿赂双方不是为了眼前的即时的利益进行交易，隐蔽性非常强。最后是接受非物质性受贿。有些受贿者充分利用法律漏洞，通过接受 出国 考察、解决亲戚就业甚至色情服务等五花八门的贿赂，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
(五)犯罪追诉难度大
虽然受贿犯罪是人民群众十分痛恨、党和国家一直打击的腐败现象，但由于侦查和起诉受贿犯罪的难度较大，犯罪黑数难以估计。有学者作过调查统计，我国公职人员的腐败发现概率约在10%-20%之间，且发现者中又仅有约6%—10%的受到法律追诉。受贿犯罪黑数多，固然有打击受贿犯罪的立法滞后、法制不够完善等方面的因素，但主要还是由于受贿犯罪的隐蔽性强和犯罪分子的抗控性强所造成。受贿犯罪是一种典型的权钱交易的职务犯罪，极大的隐蔽性正是其特征之一。受贿犯罪人多为权重位高的公职人员，他们大多人脉资源丰富，通晓法律，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加上他们都是在力求稳保官位的前提下，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不义之财。所以，他们一方面十分注意作案手段的隐蔽性，追求即使被检举也不易被指证的效果;另一方面在收受贿赂之前往往就已设计好应对策略，贿赂双方或订立攻守同盟，拒不交代和认罪，或制造伪证蒙混过关，或通过种种关系网 编织 保护伞等，从而增加了受贿犯罪的追诉难度。具体而言，一是体现在寻找犯罪线索难。由于犯罪分子手段狡猾诡秘，犯罪线索本身就很难被发现，加上不少单位和领导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一旦遇到往往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予配合。二是体现在寻找犯罪证据难。贿赂犯罪中的行贿与受贿双方之间存在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害关系，保护对方即保护自己，损害对方即损害自己，故造成了司法机关取证困难。
二、受贿犯罪高发的原因剖析
从上面我国受贿犯罪的特点可以看出，我国受贿犯罪案发案率高。在国家多次打击的同时，为何还有漫延之势?对此，必须找出原因以寻求合适的法律对策。
(一)不良需要
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是有原因的，都是为了满足一定的生理或心理的需要。需要是有机体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生活条件的要求在人脑中的反映，其通常以意向、愿望和动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论文格式动机和人的行为密切地联系着。而且，以活动动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需要越强烈、越迫切，由它产生的活动的动力作用就越大。一般而言，动机是有意识的，由需要的而产生，需要的水平不同，动机水平也就不同。需要是一种主观状态，也是客观需求的反映。需要时产生行为的原动力，欲求不满是激起人们活动的普遍原因。
学者马洛斯指出：需要的结构是多层次的，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需要多层次的。他还认为，这五种需要时逐级上升的。当低一层次获得满足后，追求高一级的需要就能成为驱动行为的动力。
不过马洛斯的需要多层次论的机械性导致无视了主体的能动性，带有一定的机械主义的色彩。人的需要具有多样性，按照需要的起源可以分为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自然需要是人与生俱来的，反映的是人对延续和发展它的生命所需的客观条件需求。
社会需要则是在自然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所特有的需要，这些需要时维持人们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交际过程中形成的。人的个体需要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按照需要的对象不同，需要又能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前者是指衣食住行及性的需要，后者指要求友谊、荣誉、事业等精神上的满足。物质需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精神需要则是推进社会前进的助推剂。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推动着人的心理活动的不断向前发展。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被逮捕后，其提供的认罪书中主要提及到他走向犯罪深渊的原因，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放松了对个人的学习改造，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私欲恶性膨胀。全文中他讲述了他最初和爱人刚结婚时候的心理，以及后面担任一方大员时候的心理转变过程。通过对认罪书详读，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在党培养 教育 多年的政府高级官员在不良需要的引导下，由于缺乏足够的自我约束使得走向了犯罪的深渊。人民的儿子孔繁森，他在另外一种积极向上的需要引导下，奉献自己的终身给了人民。尽管他不幸因劳积疾在任上逝去，然而他是用生命书写了史诗般的传奇经历将会流芳于世。
需要是把双刃剑，既能激发个体从事积极的活动，也可以推动人去实施消极甚至违反法律的行为。受贿犯罪的需要和普通犯罪的需要相比，既有相同的特征，也有其单独的特点。至少有一个自身的特点即他们在满足自我需要的时候采用的手段、方式不恰当，或者违反了法律。
公务人员实施受贿犯罪，与其需要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受贿犯罪的主体不良需要的产生，是受其错误的认识，消极的情感与不良个性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在生物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关系上，低级的、生理的需要，甚至是情欲占有重要的地位，能够压倒社会需要;在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的关系上，对物欲和金钱的强烈占有欲望，常常使腐败者不顾一切的实施受贿行为;在精神需要上，他们是空虚的、阴暗的，十分狭隘和自私自利的。所有这些构成需要方面的畸形发展，形成其特有的需要结构。
(二)性格缺陷
“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在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在怎么样做。”一个人的犯罪心理和其犯罪行为特点与其个性特点密切相关，是其个性特点在特殊领域的反映。个体的犯罪意思不是一天形成的，其有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形成过程。形成犯罪意思是有他原有的心理素质和思想基础的。在其心理方面，性格起着重要作用。性格是指个人对实现稳定的态度习惯了的行为方式。
性格是指贯穿于个体整个行为过程中具有稳定倾向的、经常表现的心理特征，绝不是指某些偶然的、暂时的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故性格特征是个体具有典型与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所以人的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他的生活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性格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生物、家庭、学校教育、社会制度、 文化 和心理等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个体性格形成的因素不尽相同，所以形成的性格亦是良莠不齐。性格有缺陷的人在认知等方面表现的更为被动感知、更易受到暗示、盲目模仿等;在情绪方面表现为缺乏主见和信念、自控能力薄弱放纵自我等。据研究表明，存在此性格缺陷的人更容易误入歧途。例如中投行湖南分行副行长戴开敏案件，就是由于她存在自私、贪婪、权力欲望过强，缺乏坚定正确的人生信念等性格缺陷，最终将自己送上不归路。
从其事例中，不难看出在自私、贪婪、权力欲望过强，缺乏坚定正确的人生信念等性格缺陷是罪容易产生犯罪的内在心理因素。不过，以上不良性格只是多数犯罪分子所具有的，并非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如此。
因而，在相同的情况下，有人实施公务员受贿腐败行为，而有人却选择了其他的合法途径，这与个体内部的心理因素直接相关，尤其主要与个人心理倾向和性格结构中的不良因素有关。公务员犯罪者受到这些不良心理因素的长期影响，逐渐内化为敛财、贪婪的犯罪心理，因此，揭示犯罪者得性格特征对于探求公务员犯罪产生的性格上的原因，防范受贿犯罪是很有意义。
(三)意志薄弱
意志是指自觉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支配、调节行为，从而克服各种困难来实现预定目标的心理过程。意志是人类所特有的心理现象，它是从内部的意识事实向外部行为转化的过程。意志对人的行为的调节、控制，这本来就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而且意志对主体活动的控制和调节又表现为意志对主体能动创造性的巨大影响。
坚强的意志品质是克服困难、抵制诱惑，完成各种有目的活动的重要条件。坚强的意志品质主要有：自觉性、果断性、坚韧性和自制力等四个方面。其中，自觉性是指个体在行为中具有明确的目标，并充分认识行为的社会意义，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要求的品质;果断性是指是一种明辨是非，迅速而合理地采取决定，并实现所作决定的品质;坚韧性是指在执行决定时能坚持到底，在行动中能长期保持充沛的精力，坚韧的毅力，勇往直前，顽强地克服达到目的途中的重重困难方面的品质;
自制力是指能够完全自觉、灵活地控制自觉情绪，约束自己行为方面的品质。与坚强的意志品质相对应的是薄弱的意志品质，其表现为自我控制能力差，抵抗诱惑的免疫系统弱等特征。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品质时还应当与其意志活动内容进行有机的联系，只有在符合正当社会价值取向意志行为中才能真正体现出真正的坚强意志品质，否则只能成为不当的意志品质。因为当公务员进行受贿犯罪的时候，若以其坚强的意志品质作为保障，其顽强的破坏力对国家和社会的伤害要比意志力弱来的更加强。因此在强化公务员个人意志的时候更要树立其正确的人生观。
三、受贿犯罪的预防
日益增长的受贿犯罪现象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关注和强烈不满，这关系到执政党或政权的性质、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这一类生死存亡的问题。那么，怎样来预防受贿犯罪呢?笔者对此有以下观点：
(一)“高薪养廉”,抑止不良需要
“高薪养廉”制度，现在已经成为众多致力于反腐败学者所探索的课题，亦是广大民众茶余饭后争论的话题。支持者认为国家应当通过大幅提高公务人员的的待遇水平，使得他们在物质基础上得到充分满足，从而丧失受贿犯罪的必要。反对者认为，现在国家公务员工资水平已经够高，并且现实生活中，如果进行工资折合兑换的话，我国的公务员工资水平相对国外而言已经是不错的高薪了。笔者认为，单纯的“高薪养廉”是不可行的，虽然世界上有些国家，例如新加坡采取了“高薪养廉”政策并取得相对不俗的成效，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新加坡的社会环境、经济实力、民众思想等方面和我国目前现状对比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据统计，我国在行政支出这项费用上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2010年我国的行政事业支出占当年行政支出的19.03%,并且每年以23%的速度增长。
而在行政费用支出中2008年全国公车出行和吃饭就分别达到3000多亿和3700多亿，仅此两项消耗就占了2006年税收收入的17.8%.而在新加坡这两项支出费用大多都是由个人埋单。假如单纯的以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待遇，而不进行有效的抑制住行政支出中不必要的费用，那结果是要么直接向民众提高赋税，要么削减政府在其他民生方面支出，否则政府无力承担如此庞大而不必要的行政费用支出。社会将因此再一次面临不公平的分配问题，必然会加剧社会矛盾。
(二)提高人格修养
公务员犯罪时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具体环境中发生的决策性行为，它是社会环境与个体选择结合的产物。预防公务员犯罪的根本是公务员犯罪的心理预防。公务员犯罪心理预防的过程，也是公务员完善自身人格的社会培养和自我修养的过程，其作用在于增强公务员的社会适应能力，使他们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情境做出符合人民利益、符合道德法律规范的行为选择。
通过大量的受贿犯罪案例分析，我们发现犯罪分子主要有以下几种腐败心理：贪婪心理、挫折心理、从众心理、攀比心理、交换心理、侥幸心理等。犯罪分子的不良需要时这种腐败心理所产生的根源。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性格、意志、气质、信念这几种因素，本身并没有好坏与优劣之分，只是个人的主体因素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下所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和选择的方式是否恰当、合法而已。
例如，一个意志力相当强的人，在其拥有强烈的贪婪心理时，只要其以合法且适当的方式获得大量财富，我们就不能对其进行谴责，相反我们还应当对其行为进行赞赏。尽管通过对受贿犯罪人员的调查时我们发现，犯罪分子往往在人格方面有一定的缺陷，并且这种缺陷导致他们对社会的认知能力、适应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方面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但是如果对其进行有效的引导，并不会导致其产生犯罪行为。
1.建立良善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成员健康的人格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对于社会成员的人格发展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公务员预防犯罪的核心目标就是使国家公务人员养成健全的人格。所以，预防犯罪的基本途径就是完善社会环境、净化社会风气，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格健康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一环境的基本特征是：民主、科学、公平、正义、讲究法制、充分尊重个人的价值，能够充分满足个体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鼓励个人积极参加劳动，创造出经济财富，并且建立起正确的消费观。反对不通过劳动来获取物质财富，反对享乐主义。同时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与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协调统一关系，而不是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相对独立的外在力量。利于人格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中的规范与文化是与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价值观向吻合的。这一途径是与社会预防 措施 是相一致的。
2.加强自我修养
随着社会成员的由“生物个体”向“社会个体”的角色转变，社会成员的逐渐形成了较为清醒的自我意识，并发展了整体的人格结构。国家公务人员人格的形成亦是如此之过程。公务员自我意识的形成标志着他的自我观察、 自我评价 、自我修养和自我控制的形成。
自我修养是指社会成员在自我观察、自我评价上进行的自我审视、修正和完善的主观活动。对公务员而言，首先，榜样的标杆作用和群众的评价是自我认识和修正的坐标;其次，实践检验和锻炼是发现和充实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最后，经常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是加强自我修养的特殊方式。公务员必须善于自我修养并且不断加强自我修养，只有具有较强的自我控制力，才能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冲击。自我调节是对自己意识的自我克制。公务员作为特殊的主体，应当更加善于自我调节。他们必须善于通过适当调节自己情绪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善于调节自身需要来避免内心需要所导致的措置与冲突;善于进行自我行为调节来减少受挫感;善于进行自我兴趣调节，使自己的兴趣不断得到升华，从而不停留在低级的物质需要和生理需要。
(三)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
掌握社会规范、接受社会文化是一个合格社会成员的基本素质。因此，社会成员必须通过学习和接受规范与文化，将获取的文化和规范内化为社会成员内在的价值准则和人格核心观念。对于公务员而言，要想其远离受贿腐败的心理动机，必须让他们学习国家的有关的法律规范、道德规范以及接受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在社会成员传授和学习文化与规范受影响最大场所是家庭。家庭在社会成员的生涯中不仅代表着一个基本的生活单位，而且是一个社会教育机构、一个社会控制机构。所以在 家庭教育 中为了能让孩子有个健康的人格，家长必须要注意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和文化修养、制造良好的家庭氛围、采用适当的教育方式等。同时还应加强公务员家庭中的另外一半的培养和监督。例如海南省儋州市妇联就举行了以“当好贤内助、更要当好廉内助，组织领导干部配偶参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展”的活动。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只有在社会中劳动和工作后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和形成。对于公务员而言，单位的岗前培训和上岗后的经常的定期与不定期的培训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不但可以加强工作技能，更能巩固人生观、价值观。同时随着科技的越来越发达，各种传媒应运而生，社会上的多元文化得到一个汇合点，此时政府应当把好导向标，稳定以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核心文化，在稳定社会的同时亦能把握住公务员思想动态的脉搏。
3.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实践，分析了当前我国受贿犯罪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本文认为人格修养的提升是基础，只有将个体的各项素质真正的提升，才有可能消除人的自私性和贪欲，使人们树立起廉洁奉公的意识，才能从主观上切断受贿犯罪产生的根源。人是社会的人，在提升社会个体的人格修养时，就必须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以传承汲取文化养料来提升个人的人格修养。经济的增长可以有效的解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高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之间的矛盾，能有效抑制犯罪需求的生成。完善法制建设，可以增强法律威慑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