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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一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尽管关于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都正如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所言，表明了“唐人对日本的漠视。”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779年，孙进兴出使）。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可又有风险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记述，参见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史》）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已被忽视歪曲。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实在是过分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894年，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与旨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这里要指出的是，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守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至少应注意到登陆地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的起源。二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明太祖实录》）诏书表明，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以防御性的“谨备”为主，重点放在北方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倭寇已经祸乱沿海，日本又并不规矩，他的对策也仅仅是强调“专以防海为务”。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国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日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无原则的宽疏纵容，乃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耍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明经世文编》）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朝鲜宣祖实录》）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明神宗实录》）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尽管看到了日本对华夷秩序的现实威胁，但未曾认清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防备为主，以羁縻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修文德以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国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国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每当此时，“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绝约闭关”异曲同工。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L.Perelomov和A.Martynov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国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国就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基本统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总之，有明一朝，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意向和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只是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其对日政策大体可以概括为：“是彼有资于我，而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杰《日本考》）这只是一部分。希望对你有帮助。
一、问题的提出对于中日现代化的课题，许多学者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30多年时间里，即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作为现代化研究的起点，由此进行一系列的比较研究，分析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的异同，对近代史上两国遭遇的不同命运做探源式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仅仅着眼于事件比较，本质上是从两国（非西方国家）在遭受西方先进工业文明冲击后做出的反应（而且更多是明显的制度变革），这一传统的“西方冲击—回应”模式，即外因取向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但是不能否认，在19世纪遭受西方文明冲击以前，中日两国内部已经出现了种种“现代化”意义的变化，尤其是在文化心理上的变化。20世界70年代兴起的“全球史观”主张 “[1]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答案，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经历当做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中国学者钱穆认为 “[2]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和传统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因此对于中日两国的现代化研究，我们既要吸取“西方冲击—回应”模式的合理之处、分析外因，又要从本国的角度出发，着眼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文化心理变化，做探源式的比较研究，并推广到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阶段，这也是本文分析的主要线索。二、传统的文化世界观笔者认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无疑是深刻、微妙而又极重要的，传统文化心理向现代文化心理转变的过程，集中体现了一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联系，并对社会前进的方向有着极重要的预示作用。因此，对中日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必须从两国传统文化心理谈起。19世纪以前的东亚，长期盛行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观”。中国人认为 “[3]天处宇上，地处宇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早期的华夷观仅限于中国国内，“华”即“华夏族”，“夷”即所谓“东夷、南蛮、北狄、西戎”，随着中国的统一与民族融合，以及中国人对外视野的不断拓展，“华夷观”发展为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华”即中国，“夷”即海外各国。中国文化早开，社会繁荣 “[4]（中国）圣贤所出，文化先开，仁义道德之教，礼乐刑政之具，至耕稼陶渔百工技艺，无一不备。”而其他国家在中国看来尚属蛮荒未经开化之地，因此“文物典章不习他求，唯其有所教而不有所学，有所泄而不有所受。”在华夷观下中国是天朝上国，夷狄有向中国定期朝贡的义务，中国则有向夷狄传播教化的义务，强势的大陆文明使中国的士大夫们形成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在文化世界观上形成了唯我独尊的基本形态。长期受中国文化熏陶，日本也逐渐形成一套自己的华夷观，而与中国相比，日本的华夷观更为复杂。一方面日本人十分崇尚中国文化，并已受儒家文化熏陶，自比中国也是“礼仪之邦”。但另一方面，日本又一直不为中国所承认，长期以来是以“岛夷”“东夷”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史书中的。理想定位与现实地位的巨大矛盾使日本反求诸己，形成一套带有浓厚宗教神话色彩的“神国论”。据日本最古老的史书《日本书纪》和《古事记》的记载，天照大神派孙子琼琼杵命下凡到日本九州去管理丰苇原瑞穗国，并答应让琼琼杵命的子孙代代为王。琼琼杵命的后代神武天皇东征大和，于前660年即位，成为日本第一任天皇。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天皇是神的子孙（2）天皇“万世一系”、血统纯正。因此在1945年以前，天皇在日本国民心中都是一位“现世神”，日本人也以“神国”自居，引以为豪，因为这一点连中国都没有。笔者认为，正是生存在中国文明（儒家文化）的印度文化（佛教文化）的夹缝里，形成了日本的文化自卑感。“神国论”与其说是自豪，不如说是自卑感下的自我粉饰和自我安慰。可见，在19世纪正式与西方文明发生碰撞以前，中日两国都有着一套自傲自大的“华夷观”。但是，中国所持的是“天朝上国”的绝对自信与自大。而日本，则是仰慕中华，崇拜强势文明之下连带产生的相对自豪，而且被本土意识神化了，表现为“和魂汉才”的复合体，即 “[5]对中国文化的憧憬和神国的自尊意识矛盾地存在为一体。”这一不同直接影响到中日两国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并将深刻地影响两国的现代化进程。三、传统社会的文化心理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变16世纪是世界历史第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各地文明开始会合，世界由分散隔绝走向一体。在此期间，西方商人与传教士带着近代科技的最新成果来到东方。然而，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浪潮中，中国和日本出于政治安全的考量，先后采取海禁和闭关政策，锁上国门，限制对外贸易与西方人在本国的活动。尽管中日政府当局采取了锁国政策，但西方文化仍然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此时的西方文化，尤其是自新航路开辟以来通过科学实证获得的地理知识，是推翻传统“中心论”地理世界观，建立近代地理世界观的基础，也是建立近代文化世界观的前提；对传统文化心理而言，则是巨大的挑战。笔者认为，修正旧的文化心理，树立新的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前提。换言之，这是现代化进程启动的重要认知基础。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表现出鲜明不同。1．传统文化世界观的解体与近现代文化世界观的形成在中国，强烈浓厚的文化优越感与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使中国人在认识西方文化时，先入为主的树立了高人一等的意识，很难平等的看待西方文化，更别说去认同与接受。直到明朝末年，才有李之藻、徐光启等开明的士大夫对西方文化表现出相当的热情。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以近代世界地理知识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无论是传播的范围，还是其深度，都是非常有限的。到了李、徐一代提倡西学的先行者辞世后，西学更无人问津。清代的康熙皇帝算是对西学有一定造诣，但是 “[6]他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始终没有清醒的认识,对西学的吸收引进也往往限于内廷及皇帝周围少数一些人,未能推广流行,形成风气和潮流。”而到了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7]《四库提要》的作者们虽然将耶稣会士所著之《职方外记》、《坤舆图说》等世界史地著作列于“总目”之中，但对书中所描述的真实的外部世界图景却采取了轻率的否定态度。”当时中国官方认为“[8]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疑其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 “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使中国人极度自恋而自傲，对西方文化视作“奇技淫巧”，不屑一顾。 而在日本则不然。日本身处两大强势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夹缝中，虽有所谓“神国观”撑腰，粉饰门面，但本质上仍然是自卑的。日本尊内而又崇外，尤其崇强。在锁国体制下的日本，只开长崎一港与中国、荷兰贸易。日本有一群懂荷兰文的“通词”（翻译），在交往中逐渐从荷兰人哪里学习到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这很快引起了日本统治者的兴趣。“[9]第18世纪初叶，幕政稍变，将军吉宗下令曰：‘苟不害日本特有之思想及制度者，讲购洋书可也。’”由于是从荷兰引进西方学说，所以被称为“兰学”。这已经俨然是政府在有意识的组织引进和学习西方文化了。“兰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与“汉学”、“国学”一起构成了日本江户时期的三大学派，并作为沟通日本与西方的桥梁，在日后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1774年，日本兰学者杉田玄白译成日本第一部西方医学著作《解体新书》，主要介绍西医理论成果，纠正中医传统的错误观点，此前杉田玄白已经亲自通过解剖尸体证明了这一点。这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在此以前，日本思想界一直流行“崇华主义”，有些日本士大夫甚至以住在长崎为荣（因为长崎是对中国开放的港口，且处于日本本土的最南端，最靠近中国）。此时，日本在世界地理的认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杉田玄白说： “[10]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11]九千里外存知己，五大洲中若比邻”。同时，日本传统的“崇华主义”中国崇拜被打破。渡边远山说：“[12]（西洋各国）之精博，教正之羽翼鼓舞，似为唐山（中国）所不及。”如果说“神国观”中体现出的对大陆文明的离心趋向还只是日本人一厢情愿的构筑神话王国借以自我安慰的话，那么此时“崇华主义”的打破则已是建立在完全科学实证的基础之上了。尽管将军吉宗引进兰学以“不害日本特有之思想及制度”为前提，努力维持日本传统的锁国体制，但在客观上，蓬勃发展的兰学已经包含了足以令日本脱离旧轨的新因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反观中国，在徐光启逝世后约两百年（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场以认识西方为主题的“开眼看世界”思潮才逐渐兴起，而得到官方的承认与支持，则要推迟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即使到那时，中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度也远不及18世纪的日本人。相比之下，中国已经落后日本近八十年。18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蓬勃发展，对东方的扩张使得“[13]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已经不可能自然而然的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从这一意义上讲，“西方冲击—回应”模式仍然不失为探究中日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基本角度。但是应当注意到，无论西方的冲击如何强烈，对本国现代化进程而言，传统型文化心理向现代型转变，树立现代文化世界观才是具有起点意义的重要环节。以此为出发点探究，文化心理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的阶段性特点和影响，这也是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2.现代化进程的具体推进与文化心理的阶段性变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笔者强调文化心理的重要性，但是并不表明笔者把文化心理看做是决定现代化成败的基本因素。但是仅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过程而忽略文化心理的作用，显然也是一种偏见。中国学者钱穆认为，“[14]一项制度的创建，必先有创建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一项制度的推行，亦同样需要推行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由此可见，转变文化心理，树立现代文化世界观是启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前提。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不同阶段中文化心理也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二者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共同推动着社会形态的演进。1840年的鸦片战争与1853年的黑船事件是西方工业文明在东方扩张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两件大事。西方人成功的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日两国紧锁的国门。正如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所说：“[15]万邦交通为人到天理，自然之通议，世界变迁亦不容一国独锁港。若强拒不听，将如此天理何？”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人对原料和市场的渴求已经不允许中国——他们在东方最大的战略目标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日本作为他们重要的补给据点与中转站，也“不应当”再紧锁国门。与先前的商业宗教活动不同，此时的西方人用武力为其政治经济活动保驾护航，具有鲜明的侵略性、扩张性和破坏性。这对中日的传统社会而言，已经不是简单的影响，而是强烈的冲击了。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中国和日本都有“力不如人，必遭人辱”的共识，试图实行一套模仿西方的富国强兵路线，即“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作为非西方国家在遭受西方文化冲击后的反应模式，具有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其核心在于试图保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调和西方文化的长处，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避免完全被西方同化，造成文化上的亡国。就原始含义上讲，“中体”与“和魂”都主要是指本土文化传统，核心是伦理道德；“西用”与“洋才”则是西方先进的近代科学技术。然而，“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这两个相似的反应模式，在实际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其历史命运却大相径庭。这为后世的研究者在研究中日两国现代化与文化心理关系方面提供了绝佳的课题。有的论者指出，[16]“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各自框架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中体”是根本的和优先的东西，“西用”则处于从属的地位，两者是一种不对等的结合。而“和魂”则并没有受到优先的强调，“洋才”也没有摆到枝尾末节的位置上，因而基本上是对等的结合。也就是说，在处理本国传统道德文化与西方先进科技的关系问题上，中体西用采取的是一贯的“居高临下”视角，以儒家伦理为基本，吸收西欧的科学思想与技术，是传统道德文化与西方先进科技的分离。和魂洋才则是以平等甚至崇拜的态度，同等的对待并实践传统文化西欧科技，巧妙的实现二者的融合。由此不难发现，中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为传统文化所束缚，始终放不下“天朝大国”的架子，对吸纳的“西用”被严格限定在科学技术的范畴，在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领域，西方文化则呢哦视为“中体”的对立面加以排斥。然而而西方近代的民主自由思想与民主制度，恰恰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迫切需要的。钱穆分析道：“[17]变法与自强本属相应之两事，非彻底变法不足自强，而当时人则往往混为一谈，所变只有自强之法。”“在这一种政治的积习与氛围中，根本说不到变法自强，纵有一二之真知灼见，亦浮现不到政治的上层来。‘一时言富强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梁启超语）’”正如清末维新思想家郑观应所说：“[18]（西方）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抢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而日本“洋才”的概念则很宽泛。不仅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西方的某些制度和思想也被视作“洋才”逐步被引进。笔者认为，在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和魂洋才”的“和魂”，是融入了“洋魂”的“和魂”，或者说是经过“洋魂”重塑的“和魂”。尽管打着“和魂”的旗号，但是在实质上已经在精神层面接纳“洋魂”的某些内涵。“[19]和魂即是这样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外国起源的价值观念作为一种精神内容呗无意识的作为‘我物’且得到同化，并包含在‘和魂’之中。”在分析“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的异同之后，笔者认为在比较中日现代化进程中的另一个重点，便在于其进行模式，主要就其主体而言。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不妨将其称为“国家主导型”。日本的现代化是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控制下进行的。在这个政府中，明治维新的功臣们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们大多具有强烈的武士精神，是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阶级。他们不仅能决定现代化需要引进什么，更能决定国家的主导思想。从这一意义上讲，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性，即所谓 “[20]察焉精、择焉严，稽以时势，断以国体，变而同之，杼轴由己。”“我日本以忠君爱国为特性，以集义直养为元气，政法教学工艺机器，资之于欧美，含英咀华，辅长补短，是故虽舍己从人，我有者自若也。”因此，日本的现代化体现出有序性、持续性、有效性、全面性的特点，全方位引进西方文明。
2 中日企业文化的比较分析日本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的观念,渊源于中国儒学伦理,其内涵是指爱人、仁慈、和谐、互助、团结、合作、忍让,它是日本企业成为高效能团队的精神主导和联系纽带。2.1 中日企业理念的比较2.1.1 日本企业的灵性主义灵性主义是在强调价值观、经营信念的确立和驱动下,灵活地、随情顺势地完成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从而面对复杂的、多变的企业状况及出现的问题,得以选择正确的认识角度和最佳的处理方法。日本企业不是以目标管理法、成本利润分析法等理性工具作为管理基础,而是将企业的价值观念及其信念作为经营管理的基石,再由此推导出具体的经营管理规则、目标和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从而表现出其经营哲学的“灵性主义”特色。2.1.2 中国企业的关系主义中国企业管理的哲学基础,直接渊源于传统文化。从管理观念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是为教化至善的理念,确立了以“重生”为特征的人本位。人与人之间强调“伦理人”与“社会人”,“伦理”为“天道”,人与人之间的和合关系,即共存共荣、同舟共济。管理管的是理,是“灵性”,是通过管“理”服人,以己推人。所以,中国人强调管理中的教化功能,即“晓之以理,明之以道”。从管理目标来看,中国人强调致中和、求稳定和求发展,在必然中求自由,提倡君子固而不比、致公无私、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知仁达义。其表现是:仕居其位,人尽其才,无尽其力,安居乐业,顺理理通,和谐安定。所以,中国企业多强调以群体大目标融入个人小目标、人心的稳定和生产的常规化运转,然后才是企业的发展,个人的自我实现。从管理对象来看,中国注重对人的管理,强调人事共有一理、情理相融、同舟共济、礼仪为先,从而达到合理、合情、合法。所以,与西方的规格化、标准化、独立化管理特征相比,中国企业更常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来启发人的内心道德自觉,以发挥组织的群体影响。与日本企业的灵性主义相比,中国企业并不完全表现为那种随情顺势的灵性态度,而是强调以理通情,理在情中,反对缺乏灵魂式的变动不居。变的灵活态度应以理为髓,以理为导,强调的是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的哲学方式。2.2 中日企业价值观的比较2.2.1 日本企业具有团队意识1975年,日本丰田公司收到员工创造发明设想的建议达38.1万件,采用率为83%,为此支付奖金3.3亿日元,而当年仅制造部门的收益就达160亿日元。松下电器公司2 100名员工一年内提出创造发明设想28万项。这些数据表明了日本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也表明了企业员工强烈的团队主义意识和作风。团队主义的基本特点既要求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充分发挥“团队”的整体效能,又要保持“团队”内部的“和”以及维护和发展整个团队的利益。日本人的“团队意识”是个人在加入特定的集团为存在前提的;个人与集团(团体)的关系几乎维系终身;集团(团队)成员之间没有硬性的“契约”,义务和责任具有弹性。所以,日本企业员工常称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是“家里的公司”,在公司供职的时候也表现出很强的责任心和献身精神。2.2.2 中国企业具有集体主义意识我国企业,从价值观要素来分析,无疑表现为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其特征为:(1)集体价值认同具有多重性,即个人对集体的认同是多重的。小到非正式团体、班组和车间,大至分厂、总厂,乃至国家、社会,是同时作用于个人的价值认同的,这就使得人们既体会到团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又使得归属、跟定意向很难聚焦和集中;(2)集体意识的形成是双向的,即企业员工一方面具体地归属于某一特定团体中,另一方面又受到理想化、更高层次集体目标的牵引。现实归属与理想追求是并生运作的;(3)员工对集团的向心力具有不完全性。由于集团认同的多重性以及集体对个人的绝对优越化,我国企业职工对集体的向心力,一方面随着指向多重目标的过程中散射和弱化了;另一方面,一部分向心力又返归个人自身,形成了集团向心力的不完全性。与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相比,两者的不同点为:第一,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背景,这就是民族生存的危机感、拟家族关系、日本式的以“诚”“忠”为核心的义理等。中国企业的集体主义其民族文化背景则不尽一致,传统文化中的“孝”、“礼”多表现为一种外在伦理规范,同时又强调一种“独立人格”,“忠”也是有条件的,“忠”的对象具有嬗变性。所以,日本的团队意识具有较彻底的内心认同与行为指向的一致性;中国的集体主义则表现为心理与行为的非完全重合。第二,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是以普遍化的大家族关系为纽带的,团队精神具有相当的心理环境优势。例如,日本企业的非正式团体大都与工作目标同归趋,工作和生活领域的集团认同有机整合在一起。中国企业的集体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血缘连带的特点,在企业中,一方面表现为对普遍的集体价值观的认同,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一定程度的非工作关系的群体组合,这些“非正式组织”既有与工作目标趋同的,表现为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的团结、友爱、互助精神,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刚性很强的“自我利益团体”,从而滋生了我国企业内一些诸如“关系网”、“内耗”等不良现象。第三,日本企业以“非专业化的成功道路”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集体价值取向与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企业由于人事制度的“结构性症结”尚未完全解构,集体价值取向几乎覆盖了自我发展需求,个性发展凭籍“机会获取”、“位置优势”等非正式途径来实现。2.3 中日企业的经营观念比较2.3.1 日本企业的“经营即教育”日本企业经营是以“人性”为导向的。日本企业的经营者认为,技术的进步、产品的开发、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包括最终利润的实现,都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质量,以精神潜能的发掘为前提。所以“人才开发的利益大得无穷”,“企业的教育训练投资投入产出系数最大,是最核算的投资”,“职工能力的提高与企业利润呈几何级数关系”。“经营即教育”成为日本企业家们的共识。“经营即教育”的企业思想包含着如下内容:(1)企业和社会有一种无言的契约,应是社会对企业的委托,实现这一重任,需要企业全员的共同努力(2)企业经营是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任务。(3)必须依靠教育在企业员工中根深蒂固地植入“经营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利润乃是服务的报酬”的思想基于上述理念,日本企业都几乎以“教育为本”。例如,松下公司每年的教育投入占总数成本的10%。松下幸之助提出“造物之前必须先造人”。整个丰田公司的口号是,“既要造东西,又要造人”,推崇“以造就人为根本”。2.3.2 中国企业的经营特征从经营目的来看我国企业,具有以下特点:(1)注重在创利润的同时尽社会责任。这是由我国企业性质决定的,企业不仅仅是赢利单位,同时兼具多重任务。例如,承办几乎全部的社会公共事业项目和生活设施,呈现出“企业办社会”的特征,名目繁多,包括企业自愿不自愿的“赞助”等等;(2)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由于多重身份、多种因素的制约,他们在经营中,对事业的追求远大于对利益的追求。由于企业家的经济利益不是出于企业利润,而是出自企业成本,企业家作为国家所有权的代理人与管理者,多把经营活动作为个人事业的追求,赢利的动机并非很强或唯一。这就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企业家自身多具有一种“利润至上”的崇高追求;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理想追求受多种因素、多重身份制约而受阻的话,便造成“企业短期行为”等非正常现象;(3)我国企业的“育人”功能也是很强的。社会主义企业肩负着培养“四有”职工队伍的职责。从企业模式来看,终身用工制以及重视社会范围的国家所有制、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为企业教育提供了独特优势。与日本企业“经营即教育”的思想不同,我国企业更注重职工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保证企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2.4 中日企业管理特征比较2.4.1 日本企业的全员参与管理日本企业从管理形态来讲,表现为一种全员参与。这种全员参与表现在:(1) U型(先自上而下,再自下而上)决策实质上是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决策定夺之前的疏通,广泛地征询意见,有关人员反复协商,目的即集中众智、全员参与;(2)日本企业员工的责任区划是全面性的,并不是界定在特定范围内。日本公司雇员的责任是全面化的,不同于西方企业具有特定的任务与责任区域,这也决定了在管理过程中自然是全员参与;(3)日本企业也非常注重引导企业中非正式组织发挥的管理效能,日本企业中存在着许多非正式团体,如同窗会、同乡会等,企业一般鼓励支持这些团体存在,并引导其自愿组织质量管理小组、攻关小组、合理化建议小组等,广泛地吸收其参加各级各类管理活动,让他们发挥其管理的功能,这是全员参与管理的突出表现。日本企业全员参与管理的风气,归根到底是为终身雇用制的确立,形成了所谓“劳资利益”或“运”共同体,客观上促成了全体员工对企业经营、理、发展、繁荣的关心。2.4.2 中国企业的管理特征我国企业由于文化、制度模式的强制约,管理征具有独特性。(1)管理目标的多元化。经济目并非我国企业管理的唯一追求,包括伦理目标、政目标、人事管理、行政目标等等,都是企业追求的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且在特定时期,甚至超过了经目标的追求强度;(2)企业管理活动的政治化色彩浓。这表现在:企业一方面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一级行政组织;思想政治工作企业管理的一条主线;企业既有相对独立权限,又受国家有关部门的控制和影响;企业领导体制包党委思想政治系统,管理手段不仅有经济性的,也政治性的(如政治动员、行政命令、思想政治等);(从管理的组织模式来讲,偏重于“人事管理”。这体表现在:人事部门在企业部门体系中居于突出位、重要的地位;企业员工既关心生产、经营,更关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培养、上下级信任的保持、自身严得到社会承认、友谊与信任的发展、威信的提等,企业中“人际网络效应”较强;人际因素往往覆了其它管理因素(如客观化、制度化、科学化因素)3 中日企业文化比较中引发的几点启示3.1 重视企业文化,加强企业理念的培育企业理念包含了一个企业的价值观,即一个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所形成的对本企业生经营的行为、员工工作行为以及企业公众形象的理等问题的总的看法。企业理念是长期形成的、全面的价值观念体系。它表现为一种比较稳定的理定势和文化积淀。其次,企业理念还包括企业神,即企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形成的信念不懈追求。它是一个特定的企业基于自身的性任务、宗旨、时代要求和发展方向长期培养形成它是企业价值观体系的外化。第三,企业理念还括企业道德,即企业行为的一种伦理意识和道德价,同时也包括企业员工的职业道德。研究表明,只有将企业理念作为整个企业运的灵魂,企业才会有明确的目标、有机的协调,形鲜明的个性,并为达成目标而将员工紧密凝聚在起,使他们自然地融于这种文化中,体会和体现这种文化,并为其不断完善而进取。由此,企业理念成为加强企业凝聚力的一块磁石。因此,必须加强企业理念教育,教育员工“一切以顾客为中心”,勇于创新,注重品格修养,为企业、社会做贡献。3.2 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创建学习型企业,营造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经营即教育”成为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员工素质的竞争,只有具备高素质的人,才能有高素质的企业。而员工的高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学习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竞争的实质是学习能力的竞争,企业竞争惟一的优势来自比竞争对手更高的能力。IBM每年为内部员工在培训方面的投入多达20亿美元以上,不仅创建了各类培训学院,还建立了网上大学;西门子公司把培训看作是竞争的要素之一,它在国内外共拥有600家各种培训中心,每年参加各种定期和不定期培训的员工多达15万人。在日本,新员工首先被送入培训机构学习和受训,考试合格后才能上班,这成为日本一些企业的一项制度。我国的海尔、联想、宝钢等知名企业也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建立学习型组织。可以说,重视员工的学习培训,关注员工的全面发展,积极创建学习型企业,在企业内形成一种浓厚的团队学习氛围,并激励员工把学习能力转化为创造能力,从而实现员工和企业共同发展的目标,这正是企业文化所要求的,也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所在。3.3 培养团队精神,建立企业与员工的共同体意识“松下人”提出了这样的信条:惟有公司每一位成员亲和协力,至诚团结,才能促进进步与发展,每一个人都要记住这一信条,努力使本公司不断进步。我们应借鉴日本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长处,强调企业是一个大家庭,企业要为员工尽心尽力,员工要为企业尽职尽责,同事间要真诚合作,劳资双方要进行思想沟通,共同克服困难。同时,重视培养职工忠于企业的观念,树立团队精神,鼓励员工入股,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同当”的命运共同体思想,把员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结合起来,在注重员工全面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员工关心企业的发展,形成共同体意识。3.4 ,政治工作从中日企业文化比较中不难发现,日本企业文设的许多东西,都是日本人从我们这里拿去的。深知,我国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具富性和多样性,因此,决定了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涵上的丰富性、独特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传统文化深受儒学文化的影响。儒学文化向来人的思想品德、观念、情操培养和修身养性:在人的关系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处理个社会的关系中,提倡庄重自制,重视教育感化,技能,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很少强调私比如,诚实、忠厚、善良、守信、求实、节俭、仁爱。因此,我们应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加强做人的品德教育和做事的职业道德教育。
1日本的起步较早，开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于当年的水墨动画是当时一绝，以及后来的布塑动画。但遗憾的是国内未能对这一行业领域给于足够的重视，自然也就无法使这一新兴的艺术门类一直保持优势并不断创新，最终导致技术停滞不前以致于远远落后于国外的制作水平。⒉受现今环境影响，人才的能力严重受制约，创新意识无法得到有效发展，多抄袭、复制，无任何自己动漫特色，吸引力极差。⒊不成熟的市场环境。在中国，受传统思想的限制，国内很多家长认为漫画创作是不务正业，动漫影视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对动漫往往持反对态度。这种观念占据着社会主体思维，使得中国动漫创作缺乏良好的环境和空间。书店、学校等文化场所对动漫创作并不重视，甚至将其视为非正统的东西，以致中国很多动漫作家的作品在中国没有市场，只得卖给国外动漫创作公司。⒋因管理方对动漫产品观众的错误定位，导致动漫观众顾客群年龄层次单一且不具消费水平，不是时尚主流,许多动漫只针对幼年儿童,极少数针对青少年、成年人。 ⒌资金难以落实到位，导致国内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制作动漫⒍没有形成完整的动漫产业链，中国的动漫产业环节基本上集中在“动画制作”及“电视播出”两个环节上，尚未形成完整成熟的产业链条，衍生产品尚未完全开发。再加上盗版的影响，使得很多动漫企业因此难以回收成本，赚取利润。同时动漫行业缺乏专业运营和管理团队，这也大大制约了动漫产业化的发展速度。怎样进行成功的产业运营，形成良性的产业链条，已成为动漫企业亟待解决的难题⒎动漫人才缺乏，国内动漫产业较难补充新鲜血液，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模式化教育，从某种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形成了顺从、统一的传统文化心理。然而动漫的创作离不开丰富超凡的想象能力，有时甚者需要的是极富夸张的想象，这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学问。原创动漫人才的匮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落后已成为制约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关键。据了解，国内动漫产业急需创意研发人才、兼通艺术与技术的复合型动漫人才和经营开发人才。目前，全国动漫从业者不到1万人，只及韩国的1/3，因此中国动漫人才的需求正处于严重紧缺状态。⒏中国动漫作品，在制作理念上始终显得过于保守。一位动漫迷认为，中国的一些动漫作品有时过于强调教育意义，就像一个古板的老学究一样，全然没有漫画作品本身应有的娱乐元素。现在我国许多动漫作品都是翻版，故事情节平淡无味，缺乏创作性作品，许多作品都是换人头不换情节。国产动漫形象不可爱、缺乏幽默夸张之感;动漫故事老套、幼稚说教、缺乏自主创新；动漫人物刻画草率，造型平庸甚至令人反感，无美感。这些困扰中国动漫界多年的老问题依旧没有多少改观。因此，在人们心中，动漫世界尚没有“中国制造”的概念。⒐利润问题，国外动漫作品中人物设计和后期制作，有百分之六七十是由中国作家完成，这在动漫行业也就形成为大家所接受的外包服务。一个好的动漫原创作家接外单，通常一分钟可以获得1000多元的加工费，而给国内公司创作，只有三四百元的收入。收益差距也造成国内优秀作品流向国外。⒑先进中国的动漫产业链中，重视开发和扶植原创漫画的力度还很不够。漫画可以延伸出动画，且隐藏着巨大的市场前景，但国内目前几乎“无漫可动”。原创漫画是动画和游戏的基础和本源，没有欣欣向荣的漫画难以改变当前后劲乏力的状态。11.中国并非没有好的人才和实力。只是缺少一些被发现的眼光
中国的大都是给儿童看的，日本的几乎什么年龄段的都有……内容剧情上，中国的比较幼稚，日本的比较有内涵……
中国是正经流的，而日本漫画多少掺点黄色的
这里有，你可以参考，如果你觉得好，给我分，不好情原谅啊
列岛，荡漾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但是，潮水有涨必有落。在西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可以说，明治后期文化已经完成落现代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共流、撞击与相融中，探索出现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道路。短命的大正文化 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平城京(奈良建有东大寺，地方各国建有国分寺，此外还有法华寺、西大寺、唐招提寺等许多著名的寺院。律令制集权国家解体以后，政治次序失控，封建混战频仍，社会动乱，民众渴望在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于是一些理论通俗、方法简捷、更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宗派，如真言宗、法华宗、禅宗和净土宗等广泛流传起来。中国禅宗佛教由于融合了儒和道的某些思想因素更富有政治宗教色彩，禅宗宣扬“心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主张只有一心向佛，人人皆可“顿悟”成佛。因此，禅宗传入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派别。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经过长期发展，到镰仓时期脱离了大陆佛教的特色，佛教日本化，成为日本人精神生活的基调，对日本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号称有八百万神和一千五百万神。特别崇拜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宣传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据“神敕”实行世袭统治；日本人的祖先是天照大神属下的诸神，即为“天生民族”，故称日本为“神国”。祭祀场所称“神社”或“神宫”，地位最高的神社如伊势神宫。神社和寺院一样占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税特权的大封建主。神道教保留许多原始宗教残余，且没有系统的经典和完备的宗教组织，素质低下，因此无力与佛教竞争，长期出于依附的地位。根据“佛主神从”理论，神道教所奉之神被解释为佛或菩萨的化身，作为佛教的保护神，真言宗把伊势神宫所奉的天照大神和丰受大神说成是大日如来的化身。江户幕府时期，佛教衰落，神道教摆脱附属地位而独立发展起来。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编辑本段]日本文化特点无论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交流是多么频繁，相互影响是多么深远，从古至今，日本文化的发展还是有它的许多特点，有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规律。在日本文化（包括性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看起来是很矛盾对立的现象，可是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具一格的东亚文化，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所以美国哲学家穆尔认为，日本文化是“所有伟大的传统中最神秘的，最离奇的”。这种矛盾与统一首先表现在文化的吸收性和独立性方面。从历史上看，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的大唐文化。1868年德川政权崩溃、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进入了“文明开化”时期。在这个时期，日本按照11个世纪前全盘接受中国文化的方法引进西方的文明，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国的和外国的历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对日本文化起过作用，日本在变化，但是却从未真正脱离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以上这种情况可以从日本社会的许多现象看出来。现在电视、空调、汽车、电脑、出国度假等已深深地渗入了日本的普通家庭，日本人的生活表面变得无可辨认了。尽管如此，在现代化的帷幕背后仍旧保留了许多属于日本本土文化的东西，从深层分析看，日本仍是一个传统的国家。例如，他们爱吃生冷的食物，比较崇尚原味；喜好素淡的颜色和天然情趣；家族势力、家族意识和集团意识很强；民间信仰和巫术特盛；女子对男子的温顺和依赖；想发财，能发财，但发了财以后又不知所措；等等。这种矛盾与统一又表现在文化的输入与输出方面。日本是个十分重视也十分善于吸收和输入他国文化的民族，从7世纪的“大化革新”大规模地输入大唐文化，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大规模地吸收与输入西方文化，都对日本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比较而言，中国在历史上就不太善于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固然是一种优势，但是如果只注意输出而不重视输入，不重视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不断地发展自己，那么这种优势也会走向反面。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日本向外推销自己文化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而且提出了战略性的口号，那就是曾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所说的“国际化”。在这方面，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据90年代的一份统计资料说，由日本官方机构主持的海外文化交流项目，诸如邀请或派遣学者、留学生，开展大型文化活动等等，每年的经费预算为10亿日元。日本外务省所属的国际交流基金，鼓励、资助的主要是和日本有关的项目，例如国外的日语教育，日本文化和文学著作的研究、翻译和出版，或与此相关的文化活动。政府的这种大投入推销本国文化的举措收效显著。日本的茶道、花道之所以享誉世界，日本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有众多语种质量较好的译本，和这些举措是有密切关系的。还有一个矛盾统一的方面是日本旧时的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在日本古代，不论政府如何强调外来文化，可是民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所保留。例如，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85年）大力提倡大唐文化的时代，日本所有的文人男子都用汉语写作，但是妇女不这样，结果她们成为日本本土文学的先驱。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可以在政府准许、控制的许多地区的界线内随心所欲。在那里，男扮女装的演员、男性卖淫者、妓女、木版画家都能取悦于神。江户时代的城市民间文化，尤其在比较繁荣的17世纪，和这个狭小的享乐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作家、音乐家、演员、画家都出入于或活跃于这个受官方蔑视、可是却深为平民所喜爱的“淫荡世界”。暴烈的娱乐和荒诞的色情在官方的严格控制下仍旧成为人们发泄情感的重要手段。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类文化的根本性变化很小，对这个现象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最后，这种矛盾统一又表现在对性的文雅和粗俗方面。应该认为，总的说来，日本民族是一个文雅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轻柔、温顺、礼貌而且温和”，他们是以“温和的人的感情”而不是以“干巴巴的、生硬的理论思想”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和大多数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更受感情的约束。例如，当两个人争论时，西方人往往生气地说：“你难道不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而如果是日本人，他会将怒火和不悦隐藏在礼貌的面具之下，说道：“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感情吗?”从总的看来，日本人比较宽容，常常用不同的方式维持表面的和谐，冲突总是被一层温和的、礼貌的面纱所掩盖。这种文化现象当然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表现在男女的性问题上。在日本男女的性交往过程中，即使是嫖妓，人们也讲究规矩，讲究礼貌，把最粗鄙的性动作用一层文雅的外衣遮盖起来，否则怕被别人看不起，而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很要面子的。在这方面，似乎和中国古人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地方是，日本人更重视把这种态度形成一种外在的礼节，而且还存在形成鲜明对比的粗犷、暴烈的一面。[编辑本段]日本传统器皿日本的陶瓷器皿历史久远，大约在一万年前，日本就有了不同样式的土器，绳文土器、弥生土器等。日本陶瓷绘画色彩绚丽、构思大胆，设计新颖，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趣味高雅的陶瓷，使日本陶瓷更加闻名于世。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陶艺历史大约在一万年前，日本就开始制作土器了，根据时代和式样的不同，起名为绳文土器、弥生土器。 其中绳文土器是低温下烧制的很厚的黑褐色的土器。弥生土器则是在高温下烧制的较薄的红褐色的 硬土器。 陶器的产生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一般认为，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 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奈良三彩以后，日本大约近500年没有再 制造陶器。这期间日本全国制造的是被称为须惠器的、坚硬、烧透的灰黑色土器，但这种土器到了 平安时代末期几乎也消失了。真正烧制陶器是在镰仓时代，濑户一个叫藤四郎的人从中国引入了技术，制造水壶、香炉、佛具等。以后直到室町时代，除了濑户以外，信乐、常滑、丹波、备前、越前等地也能制造陶器了，被称作 日本的六大古窑。再后来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肥前有田成功地烧制了瓷器，日本的陶瓷制作就此开始了。接着有各种烧器产生，其中伊万里瓷器在欧洲也享有盛誉。京烧：在京都制造的陶瓷器总称为京烧，又叫清水烧。京烧质地细腻，色彩和谐。盘子、花瓶、茶具和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工艺瓷器都是很好的旅游纪念品。有田烧：江户时代初期（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现在的佐贺县的有田陶土矿成功地烧制瓷器，便开始生产日 本最早的瓷器。这种日瓷立即受到欢迎，人们把这种陶器就叫有田烧。九谷烧：九谷烧的绘画色彩绚丽、构思大胆，设计新颖，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据说九谷烧的窑在1700年左右被封锁过，在江户时代后期再次复兴。所以复兴前的陶器叫古九谷烧。乐烧（しがらきやき）：以烧茶器为主的乐烧在京都也发展起来了，本阿弥光悦制成了品味极高的茶碗。光悦被誉为是日本近世初期的代表文化人。他多才多艺，在绘画、书法、陶艺、著作、出版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郝绘烧郝绘烧：在宽永时期（1624年——1644年）结束时，酒井田柿右卫门成功地制成了第一件涂釉瓷器，完成了赤绘烧。 之后肥前地区的瓷窑迅速发展提高。因而把它又命名为 伊万里瓷器。 这种瓷器不仅在日本国内大受欢迎，而且在欧洲也享有盛誉。美浓烧进入江户时代，美浓烧作为平民的日常餐具广为需要，成为国内有数的陶瓷器生产地至今。日本歧阜县瑞浪市已有1300多年的美浓烧陶瓷制作历史。瑞浪市的陶瓷制作艺人们采用多种工艺和精细无机无毒釉彩，烧制窑温达到了1240-1260?C，而非通常的700-800?C，坯体所含金属经充分氧化，其中的金属含量远低于日本国家标准（铅2.5mg/L，镉0.25mg/L）和中国国家标准GB 13121-91（铅7mg/L，镉0.5mg/L），生产出的陶瓷制品符合人们对绿色环保产品的需求，在日本和欧美市场倍受青睐。我们平时使用的洋式餐具、和式餐具的大约50%以上实际上是美浓烧。日本著名瓷器美浓烧，各色图按搭配，并配有精致木盒，不仅做为餐具十分实用，还具有收藏价值。玻璃器皿：冲绳所在的琉球群岛一向以玻琉制品而著称。二战后，人们从战争的废墟中拣出了玻璃碎片，以此为原料加工各式玻璃制品。它们大多具有鲜艳的色彩，十分抢眼。至今，冲绳的玻璃器皿的制造沿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手法。另外，北海道的玻璃器皿也相当出名。碧多萝器皿碧多萝器皿：日本的器皿向来以图案独特、做工精巧而闻名，“碧多萝”是器皿中的精品，自江户时代起它就是长崎独有的土特产品。“碧多萝”源于葡萄牙语“VIDRO”。这种器皿极为昂贵，色彩独特，充满了异国情调。传统的漆器餐具日本情况则不同。他们的生活文化自唐以来，即奈良时代开始，一直没有大的改变。虽然日本是经济强国，现代化的生活水准也很高，但使用漆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习惯并无多大变化，而且还特别珍惜和保护传统漆器在现代生活中的位置。在日本的礼品展销会及各大商场中成套的日用漆器名目繁多、品种齐全、档次各异。每种器皿的用途分工细致明确，不仅有专门用来喝汤、盛蔬菜、装饭、放生鱼片的用具，在各种节日中还要使用不同的器具以配合不同的习俗和食物。比如端午节，就要用一套专门吃粽子的餐具。据介绍，日本平均每个家庭使用的仅仅是漆器托盘就不少于10个，再加上各种漆碗、漆杯、漆盘等，每个家庭使用的漆器数量是非常可观的。特别是漆碗，在人们的生活中，使用面很广，不但家庭使用，而且餐馆、饭店也很普及。据说一年销售量达一千万件以上。此外，社会交际，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日本民众都有选择漆器作为礼品的习俗。一般建筑物的正式进出口被称为「玄关」。在访问传统民宅时，客人先在稍带庄严感的「玄关」前止步并告知来意，然后拉开拉门，进入被称为「三和土」的平地。家人在面对平地的小房间迎接客人。相互寒暄后，客人这时才脱去鞋子，走上高一台阶的板地（日语称「式台」），并被带引进入里面的房间。「玄关」是区隔内部与外部的空间，同时，对于习惯于进门脱鞋的日本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空间。如今，即使是公寓等集合式住宅，也必然有「玄关」，虽然那已是一种简化了的「玄关」。「玄关」原是佛教用语，指的是禅宗寺庙的入口处，但是，据说这一词又有严格的禅道入门的含义，修行的僧侣们非常注重「玄关」，将其视作为是修道的第一步。到了17世纪左右，武士们开始在宅邸的进门处建造了一个带有「式台」的空间，并将其称为「玄关」。后来，一些富商的住宅中也开始建造「玄关」，渐渐地，「玄关」便普及到了一般民居。在现代，「玄关」被认为是家居中格调最高的「神圣场所」。作为区分「家内」与「家外」的界地，「玄关」可以说是每个家庭的「脸面」，因此，人们多用花或其它饰物来装点「玄关」。由于这是一个重要的空间，所以，规矩也较多。例如，在访问他人家庭的时候，须在住宅外面脱去大衣和帽子，整衣后再进入「玄关」；参加葬礼回来，要在身上撒些用以洁身的盐，拂去污秽后再进入「玄关」；脱鞋也讲究礼节和规矩，脱下的鞋要鞋尖对齐并朝向门口，同时，鞋子须摆放在稍微靠近边上，不能放在中央。有80年历史的民宅的「玄关」。近些年，这种旧式的「玄关」已经几乎看不到了。来访者在「三和土」(1)等候主人。当主人来到「玄关」内侧的被称为「寄付」。(2)上脱去鞋子，上到「式台」。(3)进入「寄付」。也有的人家在「寄付」处放置屏风。(4)的房间迎客时，来访者在「脱鞋石」。
1、首先介绍下论文或课题研究的必要性：这个不用多说，日本是亚洲各国里率先迈进近代社会，大力引进西方文明成果，从而脱颖而出，成为亚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同样中国近代化的失败是及其苦涩的，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的深层次原因。研究作为与中国息息相关的邻国日本成功的经验和教训极有价值。2、第二部分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日本近代化的背景、历程、结果。3、第二部分就可以写分析和总结的经验了，不过范围很广，日本的现代化道路研究可以选择政治、经济、领域、教育、学术、社会等多个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你可以选择某个方面详细研究，也可以面面俱到，简单分析介绍，不过这种学术价值就不会太高了。3、第三部分比较棘手，如果写日本近代化失败的教训，需要对日本近现代史有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否则提不出来其失败的案例和影响。但是如果写中国与日本对比之后中国的教训，那个不用说相对容易多了，这样的话论文题目可能要稍微有变化。4、最后就是总结了！
日本文学指的是以日本语写作的文学作品，横跨的时间大约有两千年。日本文学的论文题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论文的质量高低。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日本文学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日本文学论文题目(一) 1. 日汉否定表达的对比研究 2. 关于中日同形类义词的研究 3. 日本新闻翻译实践与研究 报告 4. 任务型教学法在日语专业语法教学中的实验研究 5. 浅谈日语寒暄语表现 6. 翻译补偿视角下的《雪国》汉译研究 7. 川端康成小说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 8. 《罗生门》与《鼻子》的汉译本对比研究 9. 日语拟声拟态词的汉译研究 10. 关于日语中“猫”惯用句的研究 11. 从日语教学的角度谈母语迁移现象 12. 从语用学角度对日语会话中省略表达的研究 13. 从语境看日语第二人称代词的隐匿性表达 14. 日本人的集团意识的研究及其 教育 指导 15. 日语外来语的特征及其教育指导 16. 关于日语教育中日本 文化 导入的考察与教育指导 17. 《伊豆的舞女》中文译本中拟声拟态词的翻译 18. 试论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19. 中日同形异义四字 成语 的对比研究 20.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中日 广告 语言对比研究 2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日流行语的对比研究 22. 奈达功能对等理论在影视翻译中的运用 23.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指导下的产品 说明书 翻译 24. 从《探求中国的山水》汉译本看游记类文本的翻译策略 日本文学论文题目(二) 1、语言类型学视野下的日汉语序对比研究 2、现代日语可能表达研究 3、现代日汉情态对比研究 4、中日同形异义汉字词研究 5、汉日动物词之国俗语义对比研究 6、日语拗、长、拨、促音与中古汉语音韵对应规律研究 7、司马辽太郎咱歴史小说研究 8、中国高校日语专业学生格助词使用的影响因素研究 9、韩日语助词共现对比研究 10、新中国日语高等教育历史研究 11、日本近代言文一致问题初探 12、韩日越汉字本土化过程研究 13、汉、朝、日同形异义汉字词对比研究 14、韩日禁忌语对比研究 15、汉日比较视野下的汉语对比对生性研究 16、汉日隐性性别词语对比研究 17、日语复句句式变化研究 18、中国高校日语专业学生中日同形 近义词 产出难易度影响因素研究 19、明治以来的日本汉字问题及其社会文化影响研究 20、日语多义感觉形容词的语义分析研究 日本文学论文题目(三) 1. 中日色彩语「青」侦娭偡傞対照研究 2. 中日同字词比较研究 3. 关于日语被动句和汉语“被”字句的对比研究 4. 现代日本语感情表现研究 5. 从《伊豆舞女》中文译本看翻译的跨文化交际行为 6. 《源氏物语》和歌汉译研究 7. 关于中日色彩词的对照研究 8. 中日惯用语中动物隐喻的对比研究 9. 中日耻意识及其在言语表达上的体现 10. 惠普日语客服的翻译实践报告 11. 关于低碳增长的日语学术论文翻译实践报告 12. 「逼傛偮偲」的暧昧性及其原因 13. 中日翻译中的语言文化差异与信息再现 14. 时尚类杂志文本的日译汉翻译实践 15. 新闻类稿件的翻译策略研究 16. 关于日语中食感表达的研究 17.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日语中以“心”为中心的惯用句意义 18. 文学作品中人物描写的翻译技巧探究 19. 星新一小说翻译实践中翻译技巧的应用 20. 太宰治《人间失格》汉译本的比较研究 21. 对加译和倒译技巧的研究 22. 日汉翻译技巧-加译在实例中的运用和分析 23. 日译汉实践报告-《日本人和中国人这里不同》中常用翻译 方法 的应用分析 24. 日语长句的翻译方法-《日本人与中国人这里不同》翻译实践报告 25. 从功能对等理论看日译汉 句子 结构调整 26. 常用翻译技巧的应用 27. 日语中“手”的概念隐喻意义研究 28. 基于跨文化交际理论下的中译日分析 猜你喜欢： 1. 日本文学论文选题 2. 日本文学的相关论文 3. 浅谈日本文学论文开题报告 4. 日本文化毕业论文优秀范文 5. 文学论文题目大全 6. 日本文学方面的论文
中日间の庆事色彩の対照研究について ——「赤色」と「白色」を中心に 补充一下，那个间字应该是大写的间字，我一提交就变成小写的了，记得改一下。
お祝いの色についての中日対照研究 ——赤と白を中心に****************************************仅供参考~
日语专业毕业论文可参考题目
一、语言学方向
1.日本镰仓时代文学探索
2.谈日本文字的发展.
3.中日寒暄语之我见
二、日本文学
1.《我是猫》赏析
2.现代中日文学之异同
三、日本文化、社会、语言与文化
1、从日本人的习惯看其心理
2.浅谈丰田企业文化
3.论日本企业文化给我国企业发展的启发
4.论日本国花---缨花
5.中日酒文化之比较
6.论日本饮食文化
7.论中日茶文化的异同
8.浅谈日本礼仪
9.论日本的剑道精神
10.日本清酒的起源
11.浅谈日本艺妓
12.论中日礼节的差异
13.关于人口老龄化
14.关于战后日本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研究
15.关于现代日语的敬语
四、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1.大学日语听说探索
2.试谈日语单词的速记法
3.浅谈日语助词
4.论中日教育的发展前景
明治维新对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影响
日本汽车企业集团用语中语言变迁的观察研究
从岛国日本看日本人的安全意识
从企业博客的语言看日本企业文化传播
从“真心话和场面话”来考察日本人的人际关系
从やる、くれる探讨日本人“知恩”精神
日本人“缩志向”的考察与分析
从“胜组”“负组”看日本人中流意识变化
外来语背后的日本人的异文化意识
对日本传统祭祀文化的考察
日本传统祭祀文化研究
忠义--日本社会の柱
关于日语专业毕业论文可参考题目
因此透过寿司的制作和发展历程就可以看出日本人善于思考，富有创新精神;追求自然，崇尚自然;日本人的创新意识，日本人追求的自然与完美，以及生活的快节奏。日本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有着自己的看法，日本文化的融合性，日本文化的包容性，是日本文化得以强大的推动力。
追求自然，崇尚自然，形成了日本料理的特色。寿司的崇尚自然，保持生鲜，正是日本人所追求的。
日本文化几乎就是世界文化的大熔炉，既重视传统又善于创新，饮食文化也是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在反映日本饮食文化的众多食物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寿司，本文。。逐渐深入的分析日本食文化的特点，进而得出日本博大精神文化的优点。
随着饮食业的快速发展，食文化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更加突出的体现了日本人注重创新的精神。在高效率快节奏的日本社会中，寿司仍然受到许多人的青睐，从小小的寿司中，反映出日本饮食文化的许多优点，这是值得世界人今后学习和借鉴的。
追求自然，崇尚自然，形成了日本料理的特色。寿司的美味不仅体现在食上，更体现在形与色上，这都是日本人所追求的料理美
中国传统节日内涵文化学认为，文化的结构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然也不例外。（1）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物质层面①传统节日中的饮食文化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节日里蕴藏着丰厚的“吃”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节日就是一路“吃”过来的。如：春节吃饺子，正月十五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等等。而且，绝大多数传统节日都是在古老祭祀仪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伴随着祭神、祭祖以及节日饮食而逐渐形成一种习俗的食物，都负载着一种深厚的民俗情感。它们不仅为后来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节日食品的献祭、馈赠与集体分享，构成了中国节日物质生活的重要传统，体现着中国人处理天人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表达方式。②传统节日中的服饰文化每逢节日来临，人们都会穿上节日的盛装，这在春节时候体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节日是一个民族的特色盛装的展示舞台。与便装相比，盛装雍容、典雅、庄重、讲究、繁琐，它更注重节日文化内涵的表达与展示，是我们研究一个民族历史、文化、艺术、工艺的重要参照，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比如唐装的演变和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③传统节日中的节日仪式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最早起源于祭祀。发展到今天的节日庆典活动大多都与古老的祭祀仪式、迎神赛会、驱邪免灾等活动有密切关系。保留到现在的民俗活动，如安塞腰鼓、端午龙舟、上元花灯等，不仅增添了中华民众的节日乐趣，也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独特的一部分。另外，作为与节日仪式相关的民间文艺，如祭神神词、神话、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样式，祭神歌舞、戏剧等表演艺术以及搭建神棚、扎纸结彩等民间工艺，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宝库。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精神层面①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美满：贵和尚美贵和尚美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传统节日中常有流露，传统节日是人们期盼和谐思想的具体体现。如：通过团拜、探亲等仪式活动密切了与周围人的关系；通过节日化装的巡游、节日锣鼓的敲打、节日竞赛的开展，释放内心的情感、期望，加强村落社区成员之间的情感依赖和精神交流，从而使这里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秩序更加安定。节日也调节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通过节日，一个民族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向其他民族展示自己的强大，弘扬本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不同民族的人聚在一起庆祝节日，能增进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此外，元宵吃汤圆，中秋吃月饼等，这些都表达了人们希望生活团团圆圆、和谐美好的愿望。清明折柳，端午采艾叶，重阳遍插茱萸，这些驱恶辟邪的习俗也显露出尚美的意愿。②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节日根植于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文明。几乎每个节日都是一个节气，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而逐渐产生的。在节日的选择上体现了人顺应自然的理念，让民众依照自然节奏、适应气候周期的规律进行农业生产，而对节日的庆祝体现了人们祈盼农业生产的风调雨顺。这一点很好地阐释了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另外，在节日中，人们非常注重人与自然的亲近。如：在春天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在清明踏青娱乐，端午节划船竞赛，中秋节仰望天空中的明月等等。这些节日活动都可以让人们亲近大自然，感觉到“天人合一”的氛围，使人们更加注重自身与大自然的和谐。③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贵人伦“伦理本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传统节日都有贵人伦、重亲情的特点，显著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伦理和礼俗，成为维系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感情纽带。比如合家团聚是春节和中秋节最显著的特点。另外，贵人伦还体现在对孝道的重视。每个节日几乎都有对祖先的祭祀仪式，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孝思之情。重阳节注重敬老孝亲；端午节又称“女儿节”，妇女回娘家，女婿看望岳父母等。这些都体现了对长辈的关心和孝道。还有不可不提的是，中国传统节日还具有协调人际、增强成员凝聚力的道德功能。传统节日中包含着各种礼仪、仪式，这些礼仪、仪式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约束。而这些约束又会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生活中伦理道德的一部分。所有的人都要遵循此种伦理关系，遵守其内含的道德要求
研究性课题————《中国节日知多少》 目录 研究性学习方案 P3 研究性学习资料 P3～P7 研究性学习活动记录 P7 倡议书 P7～P8 调查表及其结果 P8 研究成果论文 P8 活动感悟 P9～P10 研究性学习方案 研究课题：《中国节日知多少》 小组成员：栾春昕、李素雅、庄倩、张睿、于程秀琳、李佳、袁得益 任务分配： 1. 活动方案：——庄倩、于程秀琳 2. 研究原因：——栾春昕 3. 研究过程记录：——张睿、李素雅 4. 研究背景：——张睿 5. 调查感悟：——袁得益 6. 倡议书：——李佳 7. 研究表格：——李佳、栾春昕 8. 研究成果论文：——庄倩 9. 资料：——庄倩 一、活动方案： 春节即将来临，春节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当然，我国还有许多不同的节日，那么其他众所周知的节日还有哪些呢？ 首先，我们先询问一些长辈通常的传统节日，然后从网上或图书馆查阅一些关于这些节日的来历、传说，以及一些风俗习 惯等。接下来，我们制作一些调查表，调查一下现在的人对中国传统节日的了解。最后，我们发出倡议书，倡议人们多关心，了解中国传统节日。 （一）背景： 1节日知多少 春节即将来临，我们大家都知道春节是我国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而春节之外的其他节日也许我们知道的不够多，真正了解的更是少之又少了，于是，我们小组针对此事做了一份调查。 研究原因及目的： �春节马上就要到来了，春节是中国最传统最隆重的节日。当然还有节日值得我们庆祝。像中国的清明节，重阳节；以及西方的母亲节，情人节。它都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自己的源远流长的故事。出于好奇，我们对中国的各种节日展开了调查研究。 （二）资料 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这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春节的历史很悠久，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按照我国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日、元辰、元正、元朔、元旦等，俗称年初一，到了民国时期，改用公历，公历的一月一日称为元旦，把农历的一月一日叫春节。 贴春联 春联的种类比较多，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影壁中。 贴窗花和倒贴“福”字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 年画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 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精典的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 我国出现了年画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了中国年画的三大流派，各具特色。 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现在，湖南浏阳，广东佛山和东尧，江西的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生产的爆竹花色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世界。 真正过年的前一夜叫团圆夜，离家在外的游子都要不远千里万里赶回家来，全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过年，饺子的作法是先和面做成饺子皮，再用皮包上馅，馅的内容是五花八门，各种肉、蛋、海鲜、时令蔬菜等都可入馅，正统的饺子吃法，是清水煮熟，捞起后以调有醋、蒜末、香油的酱油为佐料沾着吃。也有炸饺子、烙饺子（锅贴）等吃法。因为和面的“和”字就是“合”的意思；饺子的“饺”和“交”谐音，“合”和“交”又有相聚之意，所以用饺子象征团聚合欢；又取更岁交子之意，非常吉利；此外，饺子因为形似元宝，过年时吃饺子，也带有“招财进宝”的吉祥含义。一家大小聚在一起包饺子，话新春，其乐融融。 元日 （宋）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端午节是古老的传统节日，始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源于纪念屈原 赛龙舟：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之。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 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竞渡之习，盛行于吴、越、楚。 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用菰叶（茭白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称“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称“筒粽”。东汉末年，以草木灰水浸泡黍米，因水中含碱，用菰叶包黍米成四角形，煮熟，成为广东碱水粽。 到了唐代，粽子的用米，已“白莹如玉”，其形状出现锥形、菱形。日本文献中就记载有“大唐粽子”。宋朝时，已有“蜜饯粽”，即果品入粽。诗人苏东坡有“时于粽里见杨梅”的诗句。这时还出现用粽子堆成楼台亭阁、木车牛马作的广告，说明宋代吃粽子已很时尚。元、明时期，粽子的包裹料已从菰叶变革为箬叶，后来又出现用芦苇叶包的粽子，附加料已出现豆沙、猪肉、松子仁、枣子、胡桃等等，品种更加丰富多彩。 七 律.端午 老 舍 端午偏逢风雨狂，村童仍着旧衣裳； 相邀情重携蓑笠，敢为泥深恋草堂； 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 当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 按照旧的习俗，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家。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按阳历来说，它是在每年的4月4日至6日之间，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也正是人们春游（古代叫踏青）的好时候，所以古人有清明踏青，并开展一系列体育活动的的习俗。 直到今天，清明节祭拜祖先，悼念已逝的亲人的习俗仍很盛行。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 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有趣的，除了讲究禁火、扫墓，还有踏青、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相传这是因为清明节要寒食禁火，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所以大家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锻炼身体。因此，这个节日中既有祭扫新坟生别死离的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日。 《清明》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途中寒食》 （唐）宋之问 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 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 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 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传统的中秋佳节。这时是一年秋季的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在中国的农历里，一年分为四季，每季又分为孟、仲、季三个部分，因而中秋也称仲秋。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更圆，更明亮，所以又叫做“月夕”，“八月节”。此夜，人们仰望天空如玉如盘的朗朗明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又称“团圆节”。 我国人民在古代就有“秋暮夕月”的习俗。夕月，即祭拜月神。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李子、葡萄等祭品，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西瓜还要切成莲花状。在月下，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那个方向，红烛高燃，全家人依次拜祭月亮，然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切的人预先算好全家共有多少人，在家的，在外地的，都要算在一起，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大小要一样。 今天，月下游玩的习俗，已远没有旧时盛行。但设宴赏月仍很盛行，人们把酒问月，庆贺美好的生活，或祝远方的亲人健康快乐，和家人“千里共婵娟”。 中秋节的习俗很多，形式也各不相同，但都寄托着人们对生活无限的热爱和对美生活的向往。 中秋节有悠久的历史，和其它传统节日一样，也是慢慢发展形成的，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早在《周礼》一书中，已有“中秋”一词的记载。后来贵族和文人学士也仿效起来，在中秋时节，对着天上又亮又圆一轮皓月，观赏祭拜，寄托情怀，这种习俗就这样传到民间，形成一个传统的活动，一直到了唐代，这种祭月的风俗更为人们重视，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6�1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个节日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 中秋节的传说是非常丰富的，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之类的神话故事流传甚广。 中秋佳节，人们最主要的活动是赏月和吃月饼了。 《水调歌头》 （宋）苏东坡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二、活动记录 1.活动计划： 第一阶段：1月30日～1月31日 （1）成立研究小组 （2）确定研究内容 （3）分配研究任务并进行研究和讨论 第二阶段：2月1日～2月4日 （1）实行研究方案 （2）各自进行研究 （3）查找资料 （4）发放调查表 第三阶段：2月5日～2月6日 （1）整理资料、调查表 （2）小组成员相互交流 （3）分析、探究调查结果 第四阶段：2月7日～2月9日 （1）根据分析结果，发出倡议 （2）进行总结 关于合理使用网络的倡议书 亲爱的同学们: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很多独具特色的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节日是人类日常生活中的精华，它区隔出一个生活周期中的各个阶段， 集中地展现了各个阶段的含义，并在节日动中，保留了该民族文化中最精致、最具代表性的一面。中国历史悠久，所蕴育的节日活动十分多采多姿，无一不是代代相传的文化资产，个别的节日形式虽然风格迥异，但都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先人智慧及经验成果。它们反映了民族的传统习惯、道德风尚和宗教观念，寄托着整个民族的憧憬，是千百年来一代代岁月长途中欢乐的盛会。它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情感的重要载体。各式各样的中国的节日,其多堪称世界之最。 然而,中国人真正了解的,清楚的节日却又寥寥无几。为此,我们向全市青少年学生朋友发出如下倡议: 一、 了解中国各个传统节日的准确日期。 二、 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来历渊源以及其各种习俗。 三、 与家长、同学、朋友交流自己的收获，探讨了解中国节日。 四、 向外国友人介绍宣传中国节日，促进国际间交流。 同学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是需要我们来宣传推崇的，传统节日是我国重要的文化之一。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节日，不要让西方节日喧宾夺主。 调查表 1、你了解中国每个节日的准确时间吗? A 是 B 不是 2、你认为中国那个节日最重要？ A 中秋节 B春节 C端午节 D其他 3、你对节日的习俗是否了解？ A 是 B 否 4、对于节日，你喜欢和家人一起过还是独自一人过？ A 与家人一起 B 独自一人 5、你喜欢中国节日还是西方节日？ A 中国节日 B 西方节日 调查结果 1、你了解中国每个节日的准确时间吗? A 是 85.3％ B 不是 14.7％ 2、你认为中国那个节日最重要？ A 中秋节3.6％ B春节95.2％ C端午节1.1％ D其他0.1％ 3、你对节日的习俗是否了解？ A 是97.5％ B 否 2.5％ 4、对于节日，你喜欢和家人一起过还是独自一人过？ A 与家人一起 98.6％ B 独自一人1.4％ 5、你喜欢中国节日还是西方节日？ A 中国节日 75.3％ B 西方节日 24.7％ 研究成果论文 通过这次的活动，大家都学到了一些知识。就算是从小知道的节日也能再多了解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历史背景以及文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团结融洽的大国，各民族之间的节日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这次的活动大大加深了我们对各民族节日的了解。 春节是当之无愧的“节日之最”是中国所有节日中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可大家所感兴趣的节日就不止这一个了。比如说“中秋节”、“端午节”、“七夕节”……等等学多的节日。因为每个节日的庆祝方式和风俗习惯都不一样。所以大家也都乐于体验每一个节日所带给我们欢乐。 我们了解到了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这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 我们了解到了端午节是古老的传统节日，始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 我们还了解到了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 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了有关于每个节日的诗词，像关于春节的，宋朝王安石的《元日》、端午节老舍的《七律�6�1端午》、清明节唐朝杜牧的《清明》等等一些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总之，这次的“中国节日知多少”的活动使我们大家都重新认识，重新领悟到了中国节日的独特迷人之处，也同样被它折服。 活动感悟 八骏嘶风传捷报，五羊跳跃展新图。 花红桃艳，金桔满盘，喜气洋洋华夏儿女策马赴羊年，春节年年过，今年过节又不一般。俗话说“俗随时变”，春节习俗传承、演变到今天，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了许多变化，回望过去，每个时代都各有风格： 50年代的年夜饭：几斤肉快活吃几天 60年代的潇洒：在广阔天地里过年 70年代的年货：新奇玩艺造出来 80年代的娱乐：看春节联欢晚会 90年代的拜年话：身体健康排第一 现代社会花样更多，过几年一个样，呼机拜年，电话祝福，短信传情，餐馆年夜饭，旅游过大年。但这毕竟是少数时尚弄潮儿的好戏，大众的呼声是，年越过越淡了。可不是，这应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第一是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使得某些十分重要的春节民俗面临危机。庆丰收，祭祖和驱鬼，这是春节的灵魂。如今的人们，特别是城市的新生代们，不仅摆脱了农耕，而且也远离了宗法家族，春节庆丰收祭祖的意义消失了，人们现在相信科技，也不怕鬼敬神了，驱鬼也取消了。守岁，它是年节的核心。如果说，连它也省略的话，那肯定会影响到年节的地位，会减弱民众的节日心理，使人们觉得节日跟常日没有多大的区别，就会影响到节日的传承。它本来的意义是为了祈求长命百岁，现在人们已经失去了这样的信仰，就不太愿意熬夜了，但是我们把"守岁"当作一年中的不眠夜，大家在一起聊天、说话、娱乐、总结过去、畅想未来，这没有什么不好。 第二，20世纪以来中国的主流文化一直盛行激进主义。他们把现代化与传统对立起来，把科学与信仰对立起来，反传统、反宗教信仰；结果春节民俗中许多传统内容、信仰内容被破坏。例如，把公历第一天称为"新年"，而把传统的历法新年改称春节，淡化了、模糊了春节的"新年"含义。以致于有人想取消春节，用阳历年取代春节。 第三，国外节日文化的引入对我国传统年节产生了冲击。物质享受为主的春节气氛淡化的一面，是以精神享受为主的西方节日的兴盛，现代生活的个性化与多元化，也需要多样化的节日。不同层位的人们大可从那些节日中获得情趣。越是多元化，本土固有的文化应该是最具有魅力的，一个民族的永久性，首先在于它文化的本土性。本土性越强化、越固有化，他的主导地位才能更突现出来。 第四，如今，平时工作日的缩短，休息、娱乐时间的增多，使得过年便不再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休息、娱乐时间。城镇人民温饱基本解决，也不再等着过年吃大餐，穿新衣，走亲戚，而是精神压力寻求解放，想着可以哪里去玩，玩什么，怎么玩？ 时代不断赋予春节新的内容，时代也不断给予它新的挑战，不同的时代虽然内容上不断增新，但基本的形式和主题却始终保持不变，“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国泰民安”，正是春节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的思想表现。 无论怎么变，它祝福吉祥如意的深层含义没有改变。春节家庭团聚的习俗至今相传，人们再苦再累，春节那几天一定要好好过，这是个人生理调整的需要，也是心理调整与社会关系调整的需要。无论是旅游过年、上网过年、还是晚会过年，人们寻求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人们在同一的时间以大致近似的方式作大体一致的选择，是个人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与民族的需要。 一种民俗的传承是需要民俗心理和社会生活环境的。当社会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民俗心理必然发生变化。然而这种心理变化并不似社会变迁那样快，需要与新的生活方式进行长时间的整合。春节作为一个民俗，在社会的发展逐步摆脱农业主导而向更高的层次迈进的时候，去与留就是纯自然选择，而不能人为干预，其保留的也将是最有生命力的。 每个时代都为春节增添新的魅力，涂抹上新的色彩，我们身处于一个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时代，自然应该为春节这个古老的节日增光添彩，因为民俗应该是民众在生活中自发形成和传承的，来体现民众的文化诉求。我们只有在保持传统与接受现代生活方式方面找到一个契合点，我们才可能建构出一个新的民族文化体系，也就是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传承我们的春节文化，强化它的本土性，再向世界进军，让它成为世界人民同乐的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