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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笑而不语。。。又一个人吃人的时代。。。。
我曾经结合史料整理过一点东西，你要交作业，不知道你敢不敢用。太平天国是中国清朝后期，由洪秀全所建立的政权，前身为1843年创立之“拜上帝会”。1851年成立太平天国，1853年建都天京（今南京），曾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至1864年天京陷落止，计存在14年。这是一次满清统治时期，最为轰轰烈烈的汉人复国运动及农民起义，最终被清朝联合列强镇压下去，但是其余部仍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太平天国作为一个反帝反满的农民运动政权有其历史功绩，也有其局限性。下面就从功绩和劣迹两个方面来评论。一、历史功绩其一，太平天国运动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是农民阶级的伟大创造，给予了农民阶级一定的物质利益，反映了农民阶级渴望自由、平等的强烈愿望。《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纲领性文件，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者第一个有关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案，体现了平等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资政新篇》批判重本抑末，尊重科学技术，提倡兴办企业，主张工商谋利，鼓励私人资本，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其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局。其二，定都天京后，积极地实施对外贸易政策，并开展正常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方针是积极开发，平等互利，独立自主，与清政府闭关自守，投降媚外，丧权辱国等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对鸦片输入态度很强硬。1854年，杨秀清在致英使的信中谈到通商时写道：“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立埠之事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给侵略者当头一棒。1863年，上海港出口茶叶为1200万磅，比1858年翻了一番。1862年，在上海报关的轮船180艘，上海港进口关税收入为3370114两，两码头收入51960两，极其繁荣。其三，初步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从金田起义揭竿而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清王朝。在意识形态方面，把矛头指向了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倡平等思想。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斗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至于反帝斗争，旗帜也非常鲜明。洋枪队头子华尔、法国提督卜罗德死在太平天国战士的刀下。1862年，有一个外国侵略者来南京向洪秀全建议，协力击败清军之后，平分中国。洪秀全当即严词驳斥：“我争中国，意欲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这充分体现了其爱国主义立场。其四，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与崩溃。清朝的统治更加风雨飘摇。其五，19世纪中期，亚洲出现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太平天国运动同波斯，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共同打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其六，太平天国所到之处都恢复了华夏衣冠，废除裹脚等恶习，女子的地位得以和男子同等，是近代中国民主的开端。据西方的一些见闻记中，都称当时中国最为俊美及威武的男子只有在太平天国之才能看到。马克思认为太平天国是世界上第一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政权，曾称太平天国为“中华共和国”。二、其历史局限性及恶行太平天国运动由于从根本上说是一次农民运动，仍然没有跳出封建制度的范畴，尽管后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也得到了洪秀全的肯定并实施，但是由于当时太平天国已处于风雨飘摇中而没能有效的实施，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而埋入尘土。因而太平天国运动有着很多的局限性和恶行。一、定都天京后，建立了封建政权，其统治机构与清政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上层统治者除了少数几人保持的清正良好的品格，其多数人的生活极为奢华。二、“拉壮丁”，不从者格杀勿论。这一类史料特别多，看起来这是太平军扩充兵员的重要手段。其手段之残忍，较之近现代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王錱在江西一战杀死太平军一万余人，被老湘营俘获解散的“胁从”者人数也多达上万。三、掳掠、奸污、残害妇女。这一类史料也特别多，其状之惨、受害妇女之多，足以彻底颠覆历史教科书中太平军士兵的革命者形象。四、虐待、残害老人。强迫五、六十岁的老人为其挑担运输，老人力不能任，常被诅骂捶楚致死。五、杀害佛寺僧侣信徒。太平军所到之处，佛寺里的佛像一概被捣毁。常有僧侣或信徒为保护佛像而惨遭毒手。六、以残酷手段报复地方团练。剜心、剖腹、斩断手足等等酷刑一应俱全。团勇的妻儿老小也常常遭屠戮，常发生灭门惨祸。七、勒索抢掠钱米物资，俨然“鬼子进村”的景象。以上的结论多来自《湖南褒忠录》一书，该书成书于同治初年，由郭嵩焘等人根据湖南各府各州各县上报资料汇编成书，尽管其为野史，编纂的人中有不少为太平天国的敌视者，使得内容比较紊乱，不少地方真假难辨，但还是汇集了大量、有一定事实依据的第一手资料。该书卷帜浩繁，一共二十二册，最末的《殉团》《殉贞》等卷集中记载了太平军及土寇在湖南各地的暴虐行为，连受害人的姓名、遇害时间、地点、原因也一并如实列出。不少记录没有区分太平军及土寇，一概统称为“贼”，据书中所载分析，土寇、太平军的暴行几乎没有区别，土寇常常效法太平军，也常常加入太平军。如今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过去了近一个半世纪，今天的我们除了看到及歌颂这场农民运动的功绩和进步性，同时也应认识到其不是完美无暇的，虽然不能因有所劣迹就掩盖其光辉，但是也应客观公正的看待历史。
嗯好，这个我能够写的哦，助人为乐哦
浅评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他，极力主张兴办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他，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他，坚决反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差使中国失去了西北的大面积领土……他，就是功过是非集于一身，在近代史上被纵说纷纭、评判好坏不一的清廷官员——李鸿章。我并非为其正名，亦无意恣意诽谤，只是根据辩证唯物观点，站在尽量公正的立场分析他对于中国近代史不可磨灭的影响，或好或坏。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李鸿章晚清重臣李鸿章，他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兴办洋务运动，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最后哀荣。从他步入仕途之始 ，“四十年来，中国之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对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评价，在他盖棺后的100多年来“论犹未定”。有说其有误国、卖国之罪的，一说他有爱国进取之心，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论不过是过世云烟罢，我也只是仅仅根据其人其事对近代史的影响谈些个人看法，毕竟在近代史上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不灭，一味颂扬或者盲目贬斥都暂且放开一旁吧。根据历史先后顺序，我拣选了一些重要事件，且发表我的一愚之见。一、“壮年戎马”壮年李鸿章，是考取功名之后，投笔从戎的。那时的他，初出茅庐，被曾国藩赏识。他曾奉曾国藩之命整顿团练，招募新兵编练淮军。1864年，率部攻克常州，再攻占太平天国首府南京。1865年，署两江总督。旋调集淮军6万人赴河南镇压捻军，接替曾国藩为“剿捻钦差大臣”。可以说他是戎马十年了。1、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被后世史家和百姓骂成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其实这不仅对李是不公平的,对太平天国也是不公平的。大家太”抬举”它了！事实上，太平天国自从定都南京之后，就失去了原先的代表农民阶级的农民军的实质，内讧四起,骄傲自满,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愈来愈多的侵蚀到革命队伍内部。大兴土木建筑王宫,养尊处优生活奢靡.这就证明了太平天国在本质上与清庭没什么差别。再则，当时的李鸿章并非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角，作为才出道的书面小生，他仅仅是个配角罢了。由此观之，李鸿章之于太平天国运动，不过只是历史一一对应的关系，根据历史发展观来讲，作为农民政权本身具有局限性的太平天国始终都会走向末路，而李鸿章便成为了恰好使其末路的人而已。除此，别无其他。2、编练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李鸿章深切体会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他精选优秀军官担任不同职务，任用其能，并以西式武器装备部队，坚持新法训练,以改进淮军的战斗力。有了这样一支军队,李在与太平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胜,不仅保住了上海,而且钳制住了太平军的许多精锐之师,对清庭最终战胜太平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军队就在李到了上海之后建立起来。他意识到了这个世界是由不同力量的竞争者所组成,西方在武器和技术方面都已大大超越中国。所以，在军事上，他开始采用西化管理并装备了西式器械，对于中国军事近代化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军事近代化从此开始了。 二、“中年封疆”封疆大吏李鸿章，当时已是权倾三朝。彼时，俄国占据着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 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在大清地图上形如虚设，新疆从大清的“实际版图”上已经消失。 他却向慈禧奏言：“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他用“海防”重于“塞防”的理由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并听之任之，只求不伤元气，这是他对祖国河山的冷漠。尽管在左宗棠的坚持下终在一年后全境收复新疆，但李鸿章在这件事上渲染的败笔，差使中国如丧失外蒙古一般丧失新疆，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三、“晚年洋务”确实，李鸿章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清王朝末世衰危、内忧外患，在同外国的交往过程中，他深刻认识到“师夷长技”的重要性。因此，他"师夷长技"，以清醒的头脑和勇于探索、实践的精神，求取中国的"富"和"强"。洋务运动后期，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领导和兴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创办了实力强大的中国近代海军；派遣了留学生，培养人才。所有这些，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使落后的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他的军事、教育、经济、外交等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影响直至今天仍留烙印。这些都说明，李鸿章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全方位的近代化。然则李鸿章主张的“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始终没触及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对于上层建筑他有着深深的信仰，彻底贯彻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所以就算对于各方面近代化工作李鸿章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作为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却忘记了进一步推动事物的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他对历史的影响就是反向性的了。所以，最后，洋务运动失败了，失败于他对于封建势力的忠诚上，失败于他永不会触犯的封建制度上。纵有对中国近代化诸多方面的推动，最后，洋务运动都不得不止步于无法触及制度的软肋上，也便是功亏一篑了。四、签订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的一生，多次代表清廷办理对外交涉，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法》、《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晚年李鸿章，已入值中枢，主持外交，活跃在晚清政坛。他认为，“外须和戎 ,内须自强”，在与外国交涉中，他负责具体的谈判、具体的签字、具体办理了很多的条约。作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从维护统治阶级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其所思所为无不打上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为了争取和局，在交涉时他又失却了坚守，多有妥协。1、《中法新法》由于李鸿章一向坚持争取和局的外交思想，并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就其和局思想本身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但他的这一思想客观上却存在很大的局限，并直接导致了中法战争中国的不败而败。要知道，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曾有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可见就历史的环境而言，对中国的自强是相当有利的。就中法战争失败，签订《中法新法》来说，李鸿章耽误了中国发展的前程。不敢说历史就此改变，但他对近代史的负影响从这里已经显现出来。2、《马关条约》 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故意挑起的侵略战，而清政府对于日本肆意的挑衅却无心抗战，一再求和，最后派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此时的李鸿章，仍旧是按照他一贯的主张争取和局，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和？不和？这是一个问题，它决定了中国会不会签条约，当然，他是要求和了，整个腐败的清王朝都是要求和了。从这一点来看，顺应时局顺应大流的李鸿章追随清王朝就注定败局。然而后人骂他卖国贼，我却不敢苟同了。要说啊，我们的李鸿章同志作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一心维护统治阶级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打死也是不会卖国的。毕竟，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是不允许他这样做的。在谈判过程中，日方条件苛刻，他努力乞求降低条件，最后在日本的威逼与清廷的妥协下，李鸿章签下了历史上最刻毒的《马关条约》。悲乎，李鸿章！注定的历史棋子。小结纵横驰骋晚清政坛半个多世纪的李鸿章，被梁启超评价 “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他在仕途几十年间涉及了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促进近代化的事迹显示了他创新的血液，执意中国苟且于侵略者手中是他阶级本质的表现，而封疆时期反对收复新疆的过激则是他不可逃脱的罪责。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李鸿章创新过，李鸿章妥协过，他是中国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他的特征存在于中国历史过渡的特征。作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开路先锋，也因对外来侵略者的妥协退让而使中国丧失主权和领土。综述，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正负都是有的，而这些，谁也不能称出个孰轻孰重。只是，功过焉能相抵，遭遇是是非非的老人，他不过是被历史玩弄于鼓掌间的棋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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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结合史料整理过一点东西，你要交作业，不知道你敢不敢用。太平天国是中国清朝后期，由洪秀全所建立的政权，前身为1843年创立之“拜上帝会”。1851年成立太平天国，1853年建都天京（今南京），曾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至1864年天京陷落止，计存在14年。这是一次满清统治时期，最为轰轰烈烈的汉人复国运动及农民起义，最终被清朝联合列强镇压下去，但是其余部仍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太平天国作为一个反帝反满的农民运动政权有其历史功绩，也有其局限性。下面就从功绩和劣迹两个方面来评论。一、历史功绩其一，太平天国运动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是农民阶级的伟大创造，给予了农民阶级一定的物质利益，反映了农民阶级渴望自由、平等的强烈愿望。《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纲领性文件，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者第一个有关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案，体现了平等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资政新篇》批判重本抑末，尊重科学技术，提倡兴办企业，主张工商谋利，鼓励私人资本，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其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局。其二，定都天京后，积极地实施对外贸易政策，并开展正常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方针是积极开发，平等互利，独立自主，与清政府闭关自守，投降媚外，丧权辱国等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对鸦片输入态度很强硬。1854年，杨秀清在致英使的信中谈到通商时写道：“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立埠之事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给侵略者当头一棒。1863年，上海港出口茶叶为1200万磅，比1858年翻了一番。1862年，在上海报关的轮船180艘，上海港进口关税收入为3370114两，两码头收入51960两，极其繁荣。其三，初步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从金田起义揭竿而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清王朝。在意识形态方面，把矛头指向了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倡平等思想。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斗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至于反帝斗争，旗帜也非常鲜明。洋枪队头子华尔、法国提督卜罗德死在太平天国战士的刀下。1862年，有一个外国侵略者来南京向洪秀全建议，协力击败清军之后，平分中国。洪秀全当即严词驳斥：“我争中国，意欲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这充分体现了其爱国主义立场。其四，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与崩溃。清朝的统治更加风雨飘摇。其五，19世纪中期，亚洲出现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太平天国运动同波斯，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共同打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其六，太平天国所到之处都恢复了华夏衣冠，废除裹脚等恶习，女子的地位得以和男子同等，是近代中国民主的开端。据西方的一些见闻记中，都称当时中国最为俊美及威武的男子只有在太平天国之才能看到。马克思认为太平天国是世界上第一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政权，曾称太平天国为“中华共和国”。二、其历史局限性及恶行太平天国运动由于从根本上说是一次农民运动，仍然没有跳出封建制度的范畴，尽管后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也得到了洪秀全的肯定并实施，但是由于当时太平天国已处于风雨飘摇中而没能有效的实施，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而埋入尘土。因而太平天国运动有着很多的局限性和恶行。一、定都天京后，建立了封建政权，其统治机构与清政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上层统治者除了少数几人保持的清正良好的品格，其多数人的生活极为奢华。二、“拉壮丁”，不从者格杀勿论。这一类史料特别多，看起来这是太平军扩充兵员的重要手段。其手段之残忍，较之近现代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王錱在江西一战杀死太平军一万余人，被老湘营俘获解散的“胁从”者人数也多达上万。三、掳掠、奸污、残害妇女。这一类史料也特别多，其状之惨、受害妇女之多，足以彻底颠覆历史教科书中太平军士兵的革命者形象。四、虐待、残害老人。强迫五、六十岁的老人为其挑担运输，老人力不能任，常被诅骂捶楚致死。五、杀害佛寺僧侣信徒。太平军所到之处，佛寺里的佛像一概被捣毁。常有僧侣或信徒为保护佛像而惨遭毒手。六、以残酷手段报复地方团练。剜心、剖腹、斩断手足等等酷刑一应俱全。团勇的妻儿老小也常常遭屠戮，常发生灭门惨祸。七、勒索抢掠钱米物资，俨然“鬼子进村”的景象。以上的结论多来自《湖南褒忠录》一书，该书成书于同治初年，由郭嵩焘等人根据湖南各府各州各县上报资料汇编成书，尽管其为野史，编纂的人中有不少为太平天国的敌视者，使得内容比较紊乱，不少地方真假难辨，但还是汇集了大量、有一定事实依据的第一手资料。该书卷帜浩繁，一共二十二册，最末的《殉团》《殉贞》等卷集中记载了太平军及土寇在湖南各地的暴虐行为，连受害人的姓名、遇害时间、地点、原因也一并如实列出。不少记录没有区分太平军及土寇，一概统称为“贼”，据书中所载分析，土寇、太平军的暴行几乎没有区别，土寇常常效法太平军，也常常加入太平军。如今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过去了近一个半世纪，今天的我们除了看到及歌颂这场农民运动的功绩和进步性，同时也应认识到其不是完美无暇的，虽然不能因有所劣迹就掩盖其光辉，但是也应客观公正的看待历史。
一、《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以虚构的人物连理文为引线，真实记述了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艺术地再现其中许多关键性历史事件。
书中一系列的故事描绘，步步扣人心弦。通过对上帝会的歌颂和对清军以及官吏腐败行为的嘲讽，作者立场跃然纸上。全书内容丰富，笔法生动，情节曲折，意向明确，启人深思。
陈舜臣是日本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小说家。他1924年出生于日本神户，祖籍福建泉州，40多年来笔耕不辍，作品不下百余种，涉及推理小说、历史小说、文化随笔、风土游记等，曾获“直木奖”、“吉川英治文学奖”等日本文学大奖。
1992年，陈舜臣获日本文化界的至高荣誉“朝日奖”。近年来，他以历史小说走红日本，其主要著作有《风云儿郑成功》、《鸦片战争实录》、《甲午战争》、《太平天国》等。
二、《太平天国运动与现代中国》
本书内容包括太平天国与现代中国，太平天国的母体——拜上帝教，拜上帝会与客家人的关系——一个试论，太平天国的举兵经过与年代，初期太平天国10名战士的供述书。
太平天国运动的特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民间宗教，民众运动的思想，平均主义的历史性及其社会基础，太平天国对外观念的变化，呤唎之墓，关于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三次参加太平天国讨论会。
小岛晋治，1928年生于日本茨城县。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与思想》（东京研文出版社），《亚洲眼中的近代日本》（东京亚纪书房），《洪秀全——实现乌托邦的目标》（东京集英社）。
《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第1册》《中国近现代史》《近代中国研究指南》（均为共著，东京岩波书店），《中国农村的画像》（共译，东京研文出版）等。
三、《太平天国不太平》
《太平天国不太平》是于2004年出版 的一本书籍，作者是史式。该书主要讲述了太平天国由兴起到跌落期间一系列的大事件。
史式，字执中，1922年8月生，安徽省全椒县人，幼年失学，自学成才，走过了一条坎坷而漫长的治学道路，现为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顾问、民革中英孙中山研究学会顾问、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主编《中华民族史研究》多辑、《太平天国大词典》等书，主要著作有《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太平天国史实考》、《台湾先住民史》、《汉语成语研究》等书。
四、《太平天国资料汇编》
《太平天国资料汇编》是一部大型资料书，全书约计一千万字。它所收集的，是清朝方面的官僚和地主文人关于太平天国或关于镇压太平天国经过的各种记载。
《太平天国资料汇编》包括了除清朝的正式官书以外的各种类型的资料。其中有经过清方人士编纂的综合性资料，如最近出版的第一册和第二册中的《平定粤寇纪略》、《中兴别记》和《粤氛纪事》，《湘军志》，等等，除了记载许多具体的史事以外，还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也有从太平天国统治地区或经过地区的几百种地方志中选录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记事，详于太平天国在本地的活动。
五、《太平天国史》
《太平天国史》凡四册，洋洋大观154万余字，2700多页。全书八十八卷，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序论”；第二部分为“纪年”；第三部分，列前后期百官职爵表；第四部分为“志”，内含上帝教、政权、政体、食货、刑律、外交、文艺等二十节；第五部分为“传”。
共四十七个方面，收太平天国领袖将领八十三人，女官十三人，省郡行政官五人、洋兄弟三人，会党领袖二十四人，叛徒二十三人，合收169人小传。
罗尔纲（1901.01.29～1997.05.25），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训诂学家，晚清兵志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
他主要从事太平天国史与晚清兵制史的研究，形成了擅长考据的独特学术风格；主持筹建了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开创了“综合体”的通史新体例；并将唯物辩证法成功应用于考据学从而改革了历史研究方法。
一生出版学术专著约50部，发表论文400余篇，共900余万字，搜集、整理、编纂出版太平天国文献和资料3000万字。其主要论著有：《太平天国史纲》、《太平天国史》、《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十集）、《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湘军兵志》、《绿兵志》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太平天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太平天国运动与现代中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太平天国不太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太平天国资料汇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太平天国史》
1、《太平天国兴亡：揭示天国盛衰的历史真相》
《太平天国兴亡：揭示天国盛衰的历史真相》是 2000年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刘仁坤。
本书是一本记述太平天国事件真相的历史读物。它以大量真实、准确、权威的史料为依据，勾勒出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是最后的农民战争的悲壮全景。
书中对这场农民战争的盛衰加以评说；对纵横于大江南北的风暴给予清王朝的沉重打击予以高度评价。
2、《太平天国史》
《太平天国史》是罗尔纲于1958年夏在南京期间，以曾三版发行之《太平天国史稿》为祖本，他以一种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毅力和公认的深厚功力，夜以继日，埋首斗室，汲取前人和当代人的搜集调查研究成果，积累资料而成书的。
《太平天国史》凡四册，洋洋大观154万余字，2700多页。全书八十八卷，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序论”；第二部分为“纪年”；第三部分，列前后期百官职爵表。
第四部分为“志”，内含上帝教、政权、政体、食货、刑律、外交、文艺等二十节；第五部分为“传”，共四十七个方面，收太平天国领袖将领八十三人，女官十三人，省郡行政官五人、洋兄弟三人，会党领袖二十四人，叛徒二十三人，合收169人小传。
3、《太平天国不太平》
《太平天国不太平》是于2004年出版 的一本书籍，作者是史式。该书主要讲述了太平天国由兴起到跌落期间一系列的大事件。
4、《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以虚构的人物连理文为引线，真实记述了太平天国运动，艺术地再现了许多关键性的历史事件。
书中一系列的故事描绘，扣人心弦。通过对上帝会的歌颂和对清军以及官吏腐败行为的嘲讽，作者的立场跃然纸上。
5、《太平天国资料汇编》
太平天国是满清统治时期最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最终被清朝联合列强镇压下去，但是其余部仍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太平天国前期所到之处都都实现了男女平等，废除裹脚等恶习，女子的地位得以和男子同等，是近代中国民主的开端。
据西方的一些见闻记中，都称当时中国最为俊美及威武的男子只有在太平天国之中才能看到。马克思认为太平天国是世界上第一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政权，曾称太平天国为“中华共和国”。
《资政新篇》,洪仁玕提出向西方学习、改革内政等内容的是《资政新篇》。1859年,洪仁玕写成《资政新篇》,它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之一,提出向西方学习、改革内政等一系列政治
《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一、《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时期颁发的一部纲领性文件，是洪秀全根据《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中阐述的平等思想而提出来的。
1853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建都天京（今南京）后颁布。主要内容：
1、宣布一切土地和财富都属于皇上帝所有。确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规定“凡田分九等”，“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好丑各一半”的分田办法。
2、规定县以下行政制度，设立各级乡官，并规定乡官的保举，升贬、奖惩办法。凡居民25家为“两”，设“两司马”负责管理生产、分配、教育、宗教、司法以及地方武装等工作。
3、规定余粮、余钱缴“国库”的办法，每家农副业收获，扣除口粮外，其余送缴“国库”按制发给。
4、废除封建买卖婚姻，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太平天国在其占领区虽多次颁布，但未实施平分土地的规定。
二、《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洪仁玕撰，1859（咸丰九年）刊行。洪仁玕1859年4月被封为干王，总理全国政事。他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新方案——《资政新篇》，经洪秀全批准后，作为官方的文书正式颁行，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文献。
《资政新篇》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是近代中国的先进人士最早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化纲领，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
但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以及没有付诸实施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未产生显著作用。
扩展资料：
太平天国运动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是农民阶级的伟大创造，给予了农民阶级一定的物质利益，反映了农民阶级渴望自由、平等的强烈愿望。
《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纲领性文件，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者第一个有关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案，体现了平等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资政新篇》批判重本抑末，尊重科学技术，提倡兴办企业，主张工商谋利，鼓励私人资本，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其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太平天国
论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原因及评价材料：太平天国运动材料：太平天国百科材料：
他是立与不败的与对手周旋和游戏。所以政治思想家更加确切。 关键是在思想方面毛主要是受晚清学者的影响，他在政治/军事上的智力和方法之奥秘在于：分清敌我。创造敌人，然后打败他。 很明显，他的动机是没有人能够在当今说：我知道。只能说：我觉得或者我看见。 至于说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也好都是在毛的政治斗争中的参与者而被统一、协同作战的根本目的的差异被毛先生用巧妙的政治手段和抽象能力定义为：仇恨资产者和自由主义，在此我从未在毛的著作里发现西方主义这个词，他是在依赖乡土中国中结合西班牙农民斗争的经验创造性的产生了游击队作战理论给“现代化”思想和装备武装部队造成了一个难题。其次，在乡土农民、无产者、知识分子的队伍里定义出“革命”“反革命”这样的二元对立概念与行动张力。 我想毛先生对西方也是通过一些“二手货”里有所了解的并且是很机敏的发现出自由主义的漏洞的和政治制度的要害的。至于他不懂经济，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他一定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他知道：经济、政治手段，目标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和政治品质。这个才是作为个人或者国家应该去考虑的大问题的应该具备的视野，他了解自己是领袖不是学术专家，他需要的是：因为是领袖所以正确而不是因为正确所以是领袖。 事实上、我想毛先生认为其实敌人正是“现代性”这个概念，而“文化革命”背后的理论依据也在于说他认为危害国家政治品质和生活方式的，不是西方不是枪炮不再是看得见的敌人而是人民内部的“知识大众”正因为“知识大众”的产生毛看出这个是威胁整个国家和社会品质的核心群体而背后值得反思和批判的“敌人”就是“现代性”特别是那些诱人的题目糖衣炮弹的概念“民主”“自由”“平等”“爱”等等，这个正也是柏拉图、孔子时代所看见产生威胁到社会品质的现象被称为“礼崩乐坏”其实现在看看身边也是大家也就清楚了。这个本身也是知识精英对大众品质的一种不信任和怀疑，事实上我想这个立场是正是一个领袖的立场。我想文革的天机是尼采“亲自”告诉毛先生的。可是，结果却让人相当遗憾的是，事实上这样先进、浪漫的想法和行动却没有得到支持和承认，“文科大学不要办，理科只办一点点”到当今大家也看见了，很明显就是不想产生“知识大众”西方的今天不是中国的明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到过这句话，认真思考过生活方式、政治品质的问题，也许这个确实只是精英和领袖的考虑。到底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中国，什么才是我们的中国，什么样的人才算中国人群体？是合作和是斗争？这些下次再说。 我想在此应该全部都是知识大众，包括在大放阕词的本人。 以上言论都是凌乱的胡说八道--我说的只是题目，并无内容。希望的是批判包括谩骂也可以，如果你觉得骂的有水平的话，我找单全收。 虽然我的书写方式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但是里面有我想说的话，也有我不想说的话，但是我希望我的话是写给瞎子看的。 至于，知识分子我以为有公共知识分子和私人知识分子之分；至于如何选择这个绝对有个人能力、天赋、兴趣来决定；这个是上帝的事情。至于说有些人打着思想的牌子，拿着现实物质的位置的大多数并不沉默的人，也是所谓“知识大众”的中坚分子们才是个问题。 谁获得“人民”这个词的使用权和代理权谁就获得“正义”和斗争的胜利。这个是现代社会的自然法正当性的规则和立场。这个“人民”的群体抽象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因为，抽象的前提在于人类抽象能力的匮乏和生活经验的不统一。 说实话，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不在乎我是不是大众的敌人；更不在乎我是不是精英的对手；我只是把自己当一回事的想把这个威胁到我所感知世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品质的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是，毛先生是怎么“国家”这个问题。第一，他瓦解了中国固有的宗族体系和国家行政体系的二元分立，国家行政能力直达个人，这个是建立起亲中国这个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志。第二，科教制度统一，语言统一普通话，统一全过计量单位，统一核算地方财政，统一海关、建立起统一以国家名义的军队。这个也完全是现代国家“主权”建立和中央与地方对话方式改变的基本标志。第三，建立全球独一无二的“专政”国家。 而国家政治性质却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首先“人民” “民主”“专政”这些概念直接引出的就是国家性质、政治性质、党的性质！事实上国家性质取决与政治立场，政治立场取决与执政当局的考虑，归根到底就是党的性质，1947年中央内部就有过这样的讨论。 而最主要和最现实的问题就是1921年~1949~1970年里面党员的社会身份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跟苏联一样，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群体性、社团性的社会现状与国家未来的担忧和设想组建的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团体。后来进入了斗争阶段，因为实际情况的需要和斗争路线的确立党内就吸引了很多失去土地或者没有土地的农民参加进来，逐渐也吸收了已一部分城市中赤贫的工人加入，直到解放战争完成，也吸收了很多原来的职业军人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的问题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党的斗争结束前，党的任务就是“分清敌我”“统一战线”就是说给工农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最基本的内在政治任务就是这个，就是赋予当时的“军人”政治品质和军事品质。正是这个对于内战来说是“神器”---政治神学的武器，使用蒋介石的军队从一开始就输了。~！@#￥%……&*（）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学者简介】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国务院 *** 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上海史、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晚清史的教学和研究。著有《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江浙沪近代经济地理》、《大变局下的民生》、《晚清史》等，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几大热点之一的太平天国，近年来在学界渐趋边缘化，略显沉寂。时值金田起义160周年，参加沪苏学术界的「 ”太平天国与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很受启发，谨将自己的一些认识整理成文，求教于大家。 一 众所周知，1949年以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很受重视，成果丰硕。但不必讳言，很长一段时间，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太平天国史研究存在一些偏颇，很多学者受阶级斗争史观的束缚，往往着眼于太平天国起义的性质及其历史功过是非等展开讨论，较少从更广阔的视野，结合当时的社会问题作具体深入的剖析。近年来，则有一些学者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不够公正。 我以为，史学研究切忌脱离史实的观念先行。那些否定太平天国的学者，似乎也应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既然太平天国如此不堪，为何自地处偏远的广西金田村起义后，很快如燎原烈火，席卷十余省，定都天京，并前后持续了14年？如果不抱偏见，只能承认这种历史现象的背后，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动因。努力揭示生成太平天国狂飙的社会因素，较之一味维护或抹黑太平天国更有意义。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笼统地称太平天国为农民起义，并没有能真正揭示其鲜明特征。确切地说，太平天国在发端之初，是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农民起义，包括洪秀全在内的其早期领导人都是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族成员中一个极具特色的支系。它是中原汉族人民南迁的产物。西晋至南宋年间，中原战乱频仍，当地民众为躲避战火，纷纷举家举族南迁。他们历经艰险，辗转来到山高林密、人口稀疏的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栖身。相对上述地区的原住民而言，这些外来迁入者被统称为客家人。 作为后来者，他们多选择原住民尚未顾及的穷乡僻壤拓荒垦殖，并就地取材，筑土楼合群聚居，以合力对付严酷的生存环境，以及与原住民之间不时发生的矛盾冲突，甚至激烈的械斗。明中叶后，赣闽粤交界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原住民与客家人之间围绕生存资源的争斗频发，处于弱势地位的客家人，一部分被迫转而迁往相对地广人稀的广西，金田村所在的桂东南紫荆山区，就是这些客家人的聚居地，并成为金田起义的策源地。 客家人之所以愤而揭竿而起，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为躲避中原战乱，千里迢迢辗转迁至华南始，作为弱势群体，一直处于社会生活的边缘，饱受磨难。 *** 在1928年写就的《井冈山的斗争》曾这样描述：「 ”土著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著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 即使一些稍有资产的客家人，要想出人头地，也几乎无望。如后来身为太平天国北王的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虽家境宽裕，但因其客家人的身份，仍常常受到当地豪绅的欺压。韦昌辉的父亲痛感自家无有功名者，有钱也受人欺负，一心栽培儿子走科举道路，为韦家出口气。但韦昌辉的科场遭遇与洪秀全相似，失望之余，「 ”大发牢骚，痛骂官府黑暗，大叹倒霉”。 洪秀全和冯云山的拜上帝教鼓动，得到他们的共鸣和鼎力支持。稍有资产者尚且如此，不用说如杨秀清、萧朝贵等这样一众在社会最底层挣扎求生的伐木烧炭工和小矿窑的矿工们，更是对社会和自己的生活处境愤愤不平。当时的官府却对他们的正当诉求极其冷漠，根本不予置理，致使矛盾无可避免地激化。时任广西巡抚的周天爵在一封私人书信中承认，太平军起事，「 ”其始激于州县不为理其曲直，而下民怨嗟”，终致爆发近万名客家人聚集的金田起义，并迅速壮大，转战出省，震惊朝野。 二 太平天国在发端之初，是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农民起义，其有别于历代农民起义的圣库制度、男女别营等，都带有鲜明的客家人历史特点的印记。但当太平 *** 战出省，进入非客家人聚居的湘鄂赣皖苏等省后，依然狂飚突进，势如破竹，显然不是再过分强调其客家人特征所能解释的。应该说，当时太平军所到之处普遍存在的贫富分化悬殊、社会矛盾尖锐的局面，为太平军的顺利进军推波助澜，最终实现定都天京，与清廷对峙。以往学者对此曾有很多论述，但往往忽略对当时客观存在的满汉矛盾的揭示。实际上，指出满汉矛盾的客观存在，并不妨碍对阶级矛盾的分析。这里所说的满汉矛盾，源自清入主中原后，由满族贵族建立起来的针对包括满汉各族贫苦大众在内的君主专制统治，这种统治是通过各种制度设置具体体现的特权乃至世袭统治。直到辛亥革命时期，抨击这种带有鲜明历史特征的特权乃至世袭统治，仍是鼓舞民众奋起投身反清革命的主要宣传途径，武昌起义前夕的1910年，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对华侨演讲时仍强调：「 ”废除鞑虏清朝，光复我中华祖国。” 忽略清代政治满汉矛盾的特征，笼统地将太平天国时期清朝统治者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定位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同样没有能清晰地揭示当时的历史现实。各地以「 ”反清复明”为旗号的会党即各类民间反清秘密组织，其成员多为生活在社会底层，被迫与土地分离，浪迹江湖惨淡求生的游民和流民，他们对太平天国起义的纷起响应，壮大和推进了太平天国的迅速发展，就是鲜明的例证。 久被清朝君主专制统治残酷压榨的广大民众普遍存在的不满和愤恨，是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后，得以势如破竹般地胜利进军，定都江南并坚持十余年的最基本的社会条件。清方记载也承认：「 ”逆党（诬指太平军——引者）由长沙陷武汉，虏劫之局一变屡变，始则专虏城市，不但不虏乡民，而且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布散流言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乡民德之。以致富者坐视城中困守，不肯捐助一钱，贫者方幸贼（诬指太平军，下同者）来，借可肥已……甚至贼至争迎之，官军（指清军——引者）至皆罢市。此等悖惑情形，比比皆然。” 苏南地区素称重赋区，「 ”苏松太三属为东南财赋之区，繁庶甲于天下，而赋亦于天下为最重，比其他省有多至倍者”。其中下层民众所受盘剥最重，「 ”江苏向来完漕，绅富谓之大户，庶民谓之小户，以大户之短交，取偿于小户。因而刁民劣绅挟制官吏索取白规，大户包揽小户，小户附托大户，又有包户之名，以致畴轻畴重，众怨沸腾，纷纷滋事”。 这些弊端，早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注意，认为应予整顿，革除积弊，但未被清廷采纳，「 ”以致官民交怨，业佃相仇，抗粮抗租、拒捕殴差之案层见叠出”。不少人直接参加了太平军，据清方记载：「 ”贼匪（诬指太平军——引者）名册，统上（海）、嘉（定）、宝（山）三处，共有一万七千人。”有鉴于此，在镇压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和李鸿章即联名奏请清廷在苏南减赋，旨在缓解社会矛盾，防止农民再度愤起反抗。经历太平天国沉重打击的清廷，不得不正视现实，久被搁置的苏南减赋终得推行，当地的社会经济渐趋复苏。 三 初期以客家人为主体，起自社会底层和穷乡僻壤的太平天国，其失败的征兆实际上在金田起义后不久就已显露。在一路征战中，太平军实行严格的男女别营和圣库制度，洪秀全和杨秀清等人却不受约束。与男女别营、夫妇分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洪秀全等人从起义之初就以政治暴发户的心态，恣意享受，其中之一就是实行多妻制。 早在1851年春，洪秀全就有15名后妃。按照太平天国礼制，天王的后妃总称「 ”娘娘”，东、西、南、北翼五王的妃子通称「 ”王娘”；各王女眷的人数依次递减，除元配妻子外，先是在两广随军女子中选妃，后改为在征伐途中就地从民女中遴选。定都天京后，这种选妃方式被固定化，每逢诸王寿诞之日，照例事先在城内女馆中层层选美：先由各女军挑出12至15岁的处女，汇齐后再经筛选，最终选定15人左右，每次天王、东王各6人，北王2人，翼王1人，「 ”谓天父怜各人劳心过甚，赐来美女也”。1856年天京事变前夕，杨秀清的王娘有54人，洪秀全的后妃有88人之多。 尽管洪秀全等 *** 妾成群，但他们在定都天京后，仍继续推行男女别营、夫妇分居的政策，并大言不惭地在《天情道理书》中声称「 ”但当创业之初，必先有国而后有家，先公而后及私”。天京城内的原有居民，也按男女分馆居住，实际上废除了家庭和个人的财产。众人自然不服，胆大违禁者不乏其人。1854年2月，有人揭发太平天国官员陈宗扬和卢贤拔两夫妇私下同宿。杨秀清下令捉拿，陈宗扬夫妇被斩首示众，卢贤拔被革职，戴罪立功。此事在天京城内反响很大，私下不服和抱怨者众，也有因此偷偷逃跑者。同年9月，不准夫妻同居的规定乃告结束。 定都天京不久，洪秀全、杨秀清就在城内大兴土木兴建天王府和东王府。针对一些人的不满，负责兴建的官员竟声称「 ”今日之事皆是天事，我等同为上帝之子女，以子女而趋父事，自是份所当然，理所宜然”。竣工后的天王府富丽堂皇，洪秀全自夸：「 ”京都钟阜，殿陛辉鲜。林苑芳菲，兰桂叠妍。宫禁焕灿，楼阁百层。延阙琼瑶，钟磐锵铿。” 定都前，洪秀全多次通令全军，宣布凡金银财宝等战利品一律上交圣库，不得私藏。但这些财物除用作军需外，都被诸王拥有。定都后，城内设有金匠营专门为洪秀全和杨秀清等人打制金碗筷，甚至金便壶等。洪秀全及其家人的宫中生活，其儿子洪天贵福在被俘后曾有披露：他一天要四次向洪秀全写本章请安，每食饭要感谢上帝，七日礼拜赞美；他九岁就有4个妻子，就不准与母亲、姐妹见面；只允许他读天主教的书，不准看古书；直到16岁继位，从来没有出过城门。洪秀全的身边有一只鹦鹉能说「 ”亚父山河，永永崽坐，永永阔阔扶崽坐”。亚父就是上帝，崽就是洪秀全和他的子孙。这是一名清朝的降官特意训练进贡的，洪秀全视为「 ”瑞鸟”，还写入了诏旨。 主持朝政的杨秀清居功自傲，骄横跋扈。凡出东王府，随行的仪仗队多达千余人，走在前面开道的是大锣数十对，龙凤虎鹤旗数十对，绒彩鸟兽数十对；紧随其后的是洋绉五色龙，长约数十丈，高丈余，并有鼓乐尾随，号称「 ”东龙”；东王坐轿为五彩黄呢轿，共有56名轿夫，轿内还有2名童子站立左右拂蝇捧茶，轿后则是东王府属官近百人，再以一条长龙收尾，堪称浩浩荡荡，招摇过市。伴随这种恣意享乐的是最高领导层之间激烈的争权夺利，终至发生大开杀戒的天京事变。 几经波折的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士气低落，太平军内部流传这样的顺口溜「 ”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清方文人则推波助澜，改为「 ”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指太平天国——引者）非正主，依旧让咸丰”。太平天国从此由盛转衰，再难挽回颓势。 曾是乡村塾师的洪秀全，自发动金田起义后，在公开场合明确地表示对文人和传统文化及典籍的厌恶。太平军所到之处，不时有焚书之举。鉴于除洪秀全外，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豫王胡以晃，文臣卢贤拔、曾剑扬、何震川，乃至后期的干王洪仁玕，都是科场失意者，太平天国领导层的这种心态颇可玩味。即使定都天京后，据洪天贵福描述，洪秀全仍称古书为「 ”妖书”，不准别人读，而他自己曾下令从杭州取来大量古书，看完一本就烧掉一本。 作为其主要敌手的湘淮军，则是另外一番情景。容闳曾目睹曾国藩幕府即文武幕僚的盛景：「 ”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其中知其姓名者前后约有400多人，确知其经历的103人中，有翰林17人，进士18人，举人29人，秀才15人，文童4人，贡生13人，监生6人，留美学生1人。在众多幕府中人的鼎力辅佐下，随着对太平军的战争渐占上风，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新崛起的汉族地方大员的权力逐渐扩张，打破了此前满族官员长期把持各地军政实权的局面，晚清政局由此发生深刻的变化。 而太平天国则对士子即读书人依旧排斥。定都天京后，焚书举动虽不再见，但孔孟之书仍是禁书，违者严惩。当时有文人评述：「 ”贼（诬指太平天国，下同——引者）中无读书练达之人，故所见诸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此贼一大缺陷。”李秀成在被俘后总结太平天国败因时，也感叹：「 ”官兵多用读书人，贼中无读书人。”曾有哲人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这种军队是不能最终取得胜利的。 显然，如果我们不再过分专注于太平天国功过是非的争辩，而是转换视角，尤其是重视剖析当时普遍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与太平天国兴亡之间的紧密的内在关联，并探讨其腐败问题，无疑更有助于对历史的认识和反思。 （本文原刊于《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3期，注释略，图片均来自网络）
进步性是客观对中国进行了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从4亿直接减为2.4亿。局限性是没有发展到全中国，如果那样，我们今天就用不着计划生育了。
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六个标志：①1851年初，洪秀全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开始。②1851年的永安建制，标志着太平天国初步建立了政权。③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标志着太平天国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④西征和东征的胜利，标志着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⑤天京变乱标志着太平天国由盛转衰，军事上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⑥1864年，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于1853年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它是太平天国的基本纲领，其基本内容是关于土地改革制度，同时提及中央及地方政制，还涉及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