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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均衡与政策微效问题研究
引言
随着各国福利事业的发展,社会政策这一学科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而受到各个领域的 重视?但 是目前的社会政策研究主要侧重于较为抽象和宏观的原问题的讨论上,如集中在对于概念的 界定;对于社会政策基本问题的探索等等?杨团在《社会政策的理论与思索》一文中对社会 政策的定义和问题都作出了 总结 ,其中他将社会政策的定义归类为一种社会行动计划和对 社会计划的不同选择,另一种则将社会政策定义为影响社会福利的一 系列的政策活动;而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则是社会政策的背景?社会政策的目标?社会政策 的范畴?社会政策行动的形式和行动策略?社会政策的本质?社会政策的信念?尽管人们在 原问题上倾注了很大的力量,但是由于社会政策问题的复杂性,至今在这一领域并未达成太 大的共识?
与此对照,人们却很少从政策的实施过程角度进行研究?《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 》一文给我们开了一个先例,也带给作者很大启发,该文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去 阐述社会政策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另一种从制度角度出发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于制度模 式的各国比较上?本文将不同于上述两种研究社会政策的制度视角,而是从社会政策实施过 程中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的角度出发去解释“政策微效”现象?同时,在社会政策的定义上, 本文的定义 方法 缘自迪尔凯姆所运用的一种定义方法:即从最简单的角度出发,抓住目前所 确定的社会政策的主要特征,而将社会政策定义为一系列旨在提高全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 由此,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制度分析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去分析目前社会政策实施过程所遇 到的“社会政策微效”问题?
制度模型的建构
在模型建构之前,我们无疑要明确一个概念,即什么是制度?我们援引诺思的说法 ,“…… 这个结构是规则?惯例?习俗和行为信念的复杂混合物,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日常的行为选 择方式,并决定了我们达到预期目标的路径?” 从此论断出发,我们可以作出两个方面的 判断:制度不仅包括正式制度,亦包括非正式制度;制度影响了我们的社会选择,同时亦是 我们作出选择的路径之一?
随着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一种新的制度观念正在形成,即依托于博弈均衡理 论的制度观:制度既是一种博弈规则,也是一种博弈均衡?具体来说,制度的本质特征被认 为是参与人行动选择的自我实施规则,在重复博弈的状况下,这些规则被认为是重要的,因 此,它们能规制参与人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博弈规则是在一个相关的领域内参与人通 过互动而内生的,因此他们是自我实施的?
从上述一些制度理论,本文给出了下列一个制度形成的模型:
在进一步解释模型之前我们将确定一个基本假设(而这个假设将成为本文此后论证的一个基 础):我们确定,一个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共同的要求,即认为制度的形成在事实上是 有利于共同利益的获得,并且相较而言,每个人因此为之付出的成本都是小于所获得的利益 ,即存在一个制度建立的需要?在此,本文汲取了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制度改革 和制度创新之所以难以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新制度的成本支付和新制度确立后效益之 比,比值为正时,选择行为进行,新制度可以形成,比值为负时或不清楚时,选择行为中止 ,新制度难以成立,即存在一个制度成本问题?
进而笔者将从如下几点来具体阐述自己的模型:
1.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参与者都不停的提出与自己利益最相关的原则 措施 ,并试图去影响其他人的观点,但 出于形成一个制度的共同利益追求,最终会达成一个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次优均衡模型?对于 任何一个参与者的被排除都有可能导致这一均衡的不稳定,同时,随着外界的影响,彼此之 间的利益也是处于动态的不停变换过程之中的,因此这个均衡并非是静态的,但是打破这个 均衡就面临着一个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因此,制度亦具有相对的懒惰性?从上述的阐释 来看,我们认为制度的形成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理性,亦体现了一种过程理性?
2.按照诺思的路径依赖原理1的观点:当一条发展路线沿着某种具体进程进行时,系统的外 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就会增强这 个进程?因此制度作为一个博弈均衡的系统,它亦受到其他领域的各种正式制度及各种习俗 ?习惯等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林梅在《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在对我们国家的 “平皖行洪?移民建镇”政策的实施过程的考察中,发现非正式制度对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时候甚至取代正式制度而行事?“一项制度安排或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中发生偏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构,社会政策与制度发生偏离的根源存在于该项制度 安排的内部,存在于该制度下的各行为主题的利益冲突与矛盾之中?“……社会政策的具体 执行和进一步的演变更多地是作为某种‘结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 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果?”
3.一项制度的形成之后,最终亦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因素之一,从而影响这种博弈均衡的稳 定和其他领域的制度以及各种其他非正式制度?
4.重复第一点所提到,即任何一次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均是人们对于成本和利益衡量的结果, 当然有时候我们从现实出发,会发现一些制度并不是依这个原理去操作,在笔者看来,这就 如韦伯的思考方式一样,从一个理性类型中去发现现实中的种种的合理和不合理之处?
以上是自己对于这个模型的一些阐释,在作者看来,这一模型仅仅是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 就如韦伯的四个理想类型一样?接着作者将利用这个模型来分析当前的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是解决“政策失效”问题?
政策微效问题的分析
为了验证笔者的上述模型的可解释力,笔者选取北京市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 制度的实 施情况作 为自己的研究材料(下文简称该文巫文)?在这次调查中,巫文提出了一个政策微效的概 念,所谓的政策微效,“即是指政策意图与政策结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一种制度 理论的视角出发,我们就是可以认为制度的存在尽管体现了制定方的一种试图理性化的美好 理想,但是无疑这一制度并没有从制度的实施过程去考虑,即是一种制度的形式合理性与制 度的实质有效性存在着冲突,从而导致制度的失效?制度被悬置不起作用身体阻碍作用?无 疑,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觉通过上述的模型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让我们进一步来看看这个政策微效存在的具体实例: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保政策在实施过程存在这样一种现状,即尽管农保政策已经推行了10 年之久,但实际上参加农保的人数却只达到了36.8%,有近2/3的京郊农民没有对政策积极 响应?
无疑,这就存在一个信息的达致问题,在我们看来,政策能否全面?真实?准确?顺利地到 达其服务的团体,是实现政策效果的首要环节?那么为什么信息无法及时地传达呢?在我们 看来,从深层的制度原因来看,即是因为制度的传导机制出现了问题,人们难以准确的获得 信息?从一个主要原因来看,这就要追究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的设计问题,在我们看来,从 实际角度出发无疑它并不是以其所达标的团体为服务对象,而只是为了制度的设计本身而设 计,设计人为制度所异化?从我们的理论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制度的设计过程中,是一个各 个利益参与者互动均衡的过程?但是从现实出发,无疑在这一政策的设计上单纯的由政府出 面设计?当然,从一定的角度来看,这能够节省一部分的成本,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利益主 体之一,它并不能很有效的反映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从而就难以形成一个考虑到各个利益 主体的制度?毕竟政府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而独立的主体?因此从此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在 政策的制定的过程,应该尽可能的多吸收各个利益主体的意见,当然,政策在形式上往往以 各种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但是这并不矛盾?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所作的一 方面是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博弈,与此同时,亦作为制定者来制定政策,但这种制定只是在忠 实的执行各方以达成的意见?
进一步的,正如上表还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存在2/3人在知晓这个政策的情况下,依然 有一部分人未参与这一政策?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制约了人们的行为选择呢?在回答这个问 题之前,我们从模型出发做出如下几个基本假设:
1.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2.从政策角度出发,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衡,因而对于 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 行,而无疑,解决方案还是要回到如何从政策的制定角度出发
3.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 度的竞争对手?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倾向选择子女养老的人仍占到43.8%,接近一半,无疑这反映了在农村 中“养老防老”的观念仍然很重要,但正如巫文中所阐述的,这个地位已经在削减了,已经 不再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即使选择这种方式的,对于农保并没有完全的心里排斥?
无疑上述的描述验证了我们第一个假设,即认为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 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即在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过程中,各种习俗?习惯等的非正式制 度作为一种观念的传承影响了人们的选择,进而影响了制度的产生和实行?随着社会的不断 的理性化,家庭的功能发生了变迁,以前的功能在新的社会情势下趋于瓦解,并发生部分的 转变,功能发生了迁移?这种变迁反映到了人们态度上,也就体现了在养老问题上,传统观 念和习惯?习俗的淡化?
在上表中,我们还发现了参加其他商业保险也占到了13.4%,尽管这个的关联性似乎不是 特别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谨慎的提出对于第三个假设的验证: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 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竞争对手?随着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发生了影响,一是表现在对人们思想观念上 的影响上,市场经济伴随着一系列市场的观念价值体系?而这些价值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 逐步深入到人们的心中,成为支配的观念,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二是表现在组成市场 经济的各种制度安排逐渐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
进一步的我们来思考一下农民在实际的行动中不投保的原因: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人们在对这一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至少存在如下的疑惑:1.尽管 知道 这一社会政策,但无疑对于各种细节和如何实施,依然存在着空白?2.对于社会政策的稳定 性缺乏信心?3.对社会政策效果缺乏良好的预期?对于此,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是可以从 第二个假设中得到很好的回答,即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 衡,因而对于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以上我们基本上回答了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作为一个政策为什么会存在政策微效的问题,笔者 的分析角度是从制度的产生角度来看?当然进一步的分析可以从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去进行, 如巫文这方面就有所涉及?本文的基本观点即是认为社会政策作为一系列制度安排,制度的 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因此,我们在制定政策 的时候,必须是各个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而在农村社会政策,我们的观点是,我们不 能忽略其中最大的利益主体――广大的农民?
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的努力当然并不只是针对农村社会政策,而是能够推广到各个方面的社会政策 的思考, 但是无疑本文的思考并不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结论,在运用这个模型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 如在本文的结论中我们提出要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到各个利益主体?制度的形成是各个 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但是无疑一个新的问题呈现在我们眼前(事实上上文中有所提及 ),就是一个制度成本问题,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况――博弈的利益主体分散时,我们就有一 个利益主体的集中问题,同时如何融合各方的利益,这些都将成为我们制定政策的巨大的成 本(举农村社会保险政策作例,广大的农民的如何统一,如何融合形成一个合理的政策)? 本文进一步的设想是在遇到这种利益群体分散且多的情况下,能否集中成立一些代表各方利 益群体的独立的中介组织,由这些组织来间接的进行博弈,从而就能有效的降低各方的成本 ,达到成本与利益的均衡?因此,下一步的努力将集中在如何论证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 性?同时 文章 的还将继续论证政策的实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看来,制 度从建立到实行过程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任何一个过程都将导致“政策微效”问题的出现?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
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同志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11月14日，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发表的《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重要讲话中，再次倡导“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理念的形成，与21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权利贫困理论以及关于社会排斥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21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增长理念也从单纯强调增长向更深层面演进。世界银行于1990年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其后进一步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的理念，并以此制定世界银行的贫困减除政策以及指导各国相关实践。“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理念强调要形成一种使穷人能参与经济增长并从中获益，以及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良性循环机制。“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的理念吸收了能力贫困理论要素，开始重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培育和能力的提升，强调将贫困人口吸收到增长过程中，确保贫困人口能参与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做出贡献，并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其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基本核心是追求机会公平和权利公平。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概念，“包容性增长”有着不同的诠释，但综合来看，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描述，并且这种状态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包容;三是平等的机会利用。“包容性增长”理念强调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广泛的机会，而不是将增长政策和具体旨在实现公平的政策割裂开来;强调通过维持长期及包容性的增长，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在政策层面，以“包容性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包括三个相辅相成的支柱：一是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二是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机会，提倡公平参与;三是确保人们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
二、深刻理解中国式“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与时下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胡锦涛同志的这一论述，阐明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意义，赋予了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更深更新的内涵。从国际的发展和平两个主题看，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与国应互惠互利、携手共进、包容发展。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每个公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看，“包容性增长”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在增长上的集中体现，它明确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步性，揭示了经济增长的落脚点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 文化 生活的需要。准确理解“包容性增长”的内涵，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包容性增长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不仅是量的容纳，也是质的提升，二者同等重要。包容性增长首先是一种“增长”，这就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但是，仅有经济增长的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贫困人口的减少。因此，还必须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使增长成为基础广泛且包容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大多数人口的增长。在一个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社会里，不论种族、肤色、性别、年龄、体力、智力，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人人都有用武之地，人人都得到保护，免于被歧视和被排斥。
其次，包容性增长应该以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充分就业为基础。包容性增长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为个人创造工作岗位，使其不断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不是直接通过收入再分配使个人被动地摆脱贫困。要实现充分就业，就要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
再次，包容性增长应当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提倡包容性，并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择手段，而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公平正义的方式，让发展的成果普惠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并由此构筑新的发展基础。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要着力促进人人获得平等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三、重塑经济增长模式的政策选择
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对“中国模式”的重大考验，也给了我们一次深刻 反思 经济增长模式的机会。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势能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包容性增长”为解决这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打开了一扇大门。
(一)推进人才强国，优先开发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对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了人的富裕;另一方面体现了发展的主体是人，是投资于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主导思想，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人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与真正的受益者。
从中国国情和发展条件看，人力资源优势是最需培育、最有潜力、最可依靠的优势。我们应该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理念，加快形成人力资源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要优先调整人力资源结构，优先投资人力资源开发，创新人力资源制度，建立政府、社会、用人单位、个人共同投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积极谋划和调整人力资源专业结构、层级结构、分布结构，大力激发各类人力资源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智慧。要突出加强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大规模培养培育人才，施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搞联动”，在科学发展中引才育才用才，进一步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以人才优势构筑发展优势。
(二)实施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任务，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创新驱动转变、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变。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建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主体，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发展动力包容，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新格局。坚持市场主体包容，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发展壮大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大力培育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断扩大市场主体数量和规模，提高发展主体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区域发展包容，加大统筹城乡力度，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加强整体谋划、板块开发，推动各类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合理配置。
(三)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基本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有必要落实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在医疗、 教育 等领域，在城乡之间逐渐实现机会平等。
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社会实业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真正做到政府保“基本”、社会和市场管“非基本”，逐步完善符合省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指导方针和目标设立上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大幅提升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福利救助服务的供给和均等化水平为主要任务，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体制改革，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
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不断扩大社会保障面，让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成果，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分配具有社会公平功能。要完善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制度，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法缩小其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距;另一方面，要扶持低收入和困难人群，探索建立城乡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和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动态补贴机制。对于高收入群体，则是规范其收入，尤其是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要制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约束性指标，调整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提高“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可持续增长，确保让广大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国民经济进入“GDP增长-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增长-内需扩大-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五)构建合理保障体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网，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包容度”。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加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衔接和协调，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要加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扩大各类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不断在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取得新成效。推行益贫式保障政策，使贫困人群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增长。把握基本社会保障的普惠性与适度性，既借助公共财政补助等措施，做到“应保则尽保”，还应防止过度的社会保障引发对劳动者的负面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避免损害包容性增长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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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均衡与政策微效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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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对照,人们却很少从政策的实施过程角度进行研究?《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 》一文给我们开了一个先例,也带给作者很大启发,该文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去 阐述社会政策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另一种从制度角度出发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于制度模 式的各国比较上?本文将不同于上述两种研究社会政策的制度视角,而是从社会政策实施过 程中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的角度出发去解释“政策微效”现象?同时,在社会政策的定义上, 本文的定义 方法 缘自迪尔凯姆所运用的一种定义方法:即从最简单的角度出发,抓住目前所 确定的社会政策的主要特征,而将社会政策定义为一系列旨在提高全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 由此,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制度分析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去分析目前社会政策实施过程所遇 到的“社会政策微效”问题?
制度模型的建构
在模型建构之前,我们无疑要明确一个概念,即什么是制度?我们援引诺思的说法 ,“…… 这个结构是规则?惯例?习俗和行为信念的复杂混合物,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日常的行为选 择方式,并决定了我们达到预期目标的路径?” 从此论断出发,我们可以作出两个方面的 判断:制度不仅包括正式制度,亦包括非正式制度;制度影响了我们的社会选择,同时亦是 我们作出选择的路径之一?
随着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一种新的制度观念正在形成,即依托于博弈均衡理 论的制度观:制度既是一种博弈规则,也是一种博弈均衡?具体来说,制度的本质特征被认 为是参与人行动选择的自我实施规则,在重复博弈的状况下,这些规则被认为是重要的,因 此,它们能规制参与人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博弈规则是在一个相关的领域内参与人通 过互动而内生的,因此他们是自我实施的?
从上述一些制度理论,本文给出了下列一个制度形成的模型:
在进一步解释模型之前我们将确定一个基本假设(而这个假设将成为本文此后论证的一个基 础):我们确定,一个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共同的要求,即认为制度的形成在事实上是 有利于共同利益的获得,并且相较而言,每个人因此为之付出的成本都是小于所获得的利益 ,即存在一个制度建立的需要?在此,本文汲取了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制度改革 和制度创新之所以难以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新制度的成本支付和新制度确立后效益之 比,比值为正时,选择行为进行,新制度可以形成,比值为负时或不清楚时,选择行为中止 ,新制度难以成立,即存在一个制度成本问题?
进而笔者将从如下几点来具体阐述自己的模型:
1.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参与者都不停的提出与自己利益最相关的原则 措施 ,并试图去影响其他人的观点,但 出于形成一个制度的共同利益追求,最终会达成一个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次优均衡模型?对于 任何一个参与者的被排除都有可能导致这一均衡的不稳定,同时,随着外界的影响,彼此之 间的利益也是处于动态的不停变换过程之中的,因此这个均衡并非是静态的,但是打破这个 均衡就面临着一个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因此,制度亦具有相对的懒惰性?从上述的阐释 来看,我们认为制度的形成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理性,亦体现了一种过程理性?
2.按照诺思的路径依赖原理1的观点:当一条发展路线沿着某种具体进程进行时,系统的外 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就会增强这 个进程?因此制度作为一个博弈均衡的系统,它亦受到其他领域的各种正式制度及各种习俗 ?习惯等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林梅在《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在对我们国家的 “平皖行洪?移民建镇”政策的实施过程的考察中,发现非正式制度对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时候甚至取代正式制度而行事?“一项制度安排或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中发生偏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构,社会政策与制度发生偏离的根源存在于该项制度 安排的内部,存在于该制度下的各行为主题的利益冲突与矛盾之中?“……社会政策的具体 执行和进一步的演变更多地是作为某种‘结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 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果?”
3.一项制度的形成之后,最终亦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因素之一,从而影响这种博弈均衡的稳 定和其他领域的制度以及各种其他非正式制度?
4.重复第一点所提到,即任何一次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均是人们对于成本和利益衡量的结果, 当然有时候我们从现实出发,会发现一些制度并不是依这个原理去操作,在笔者看来,这就 如韦伯的思考方式一样,从一个理性类型中去发现现实中的种种的合理和不合理之处?
以上是自己对于这个模型的一些阐释,在作者看来,这一模型仅仅是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 就如韦伯的四个理想类型一样?接着作者将利用这个模型来分析当前的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是解决“政策失效”问题?
政策微效问题的分析
为了验证笔者的上述模型的可解释力,笔者选取北京市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 制度的实 施情况作 为自己的研究材料(下文简称该文巫文)?在这次调查中,巫文提出了一个政策微效的概 念,所谓的政策微效,“即是指政策意图与政策结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一种制度 理论的视角出发,我们就是可以认为制度的存在尽管体现了制定方的一种试图理性化的美好 理想,但是无疑这一制度并没有从制度的实施过程去考虑,即是一种制度的形式合理性与制 度的实质有效性存在着冲突,从而导致制度的失效?制度被悬置不起作用身体阻碍作用?无 疑,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觉通过上述的模型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让我们进一步来看看这个政策微效存在的具体实例: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保政策在实施过程存在这样一种现状,即尽管农保政策已经推行了10 年之久,但实际上参加农保的人数却只达到了36.8%,有近2/3的京郊农民没有对政策积极 响应?
无疑,这就存在一个信息的达致问题,在我们看来,政策能否全面?真实?准确?顺利地到 达其服务的团体,是实现政策效果的首要环节?那么为什么信息无法及时地传达呢?在我们 看来,从深层的制度原因来看,即是因为制度的传导机制出现了问题,人们难以准确的获得 信息?从一个主要原因来看,这就要追究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的设计问题,在我们看来,从 实际角度出发无疑它并不是以其所达标的团体为服务对象,而只是为了制度的设计本身而设 计,设计人为制度所异化?从我们的理论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制度的设计过程中,是一个各 个利益参与者互动均衡的过程?但是从现实出发,无疑在这一政策的设计上单纯的由政府出 面设计?当然,从一定的角度来看,这能够节省一部分的成本,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利益主 体之一,它并不能很有效的反映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从而就难以形成一个考虑到各个利益 主体的制度?毕竟政府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而独立的主体?因此从此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在 政策的制定的过程,应该尽可能的多吸收各个利益主体的意见,当然,政策在形式上往往以 各种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但是这并不矛盾?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所作的一 方面是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博弈,与此同时,亦作为制定者来制定政策,但这种制定只是在忠 实的执行各方以达成的意见?
进一步的,正如上表还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存在2/3人在知晓这个政策的情况下,依然 有一部分人未参与这一政策?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制约了人们的行为选择呢?在回答这个问 题之前,我们从模型出发做出如下几个基本假设:
1.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2.从政策角度出发,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衡,因而对于 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 行,而无疑,解决方案还是要回到如何从政策的制定角度出发
3.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 度的竞争对手?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倾向选择子女养老的人仍占到43.8%,接近一半,无疑这反映了在农村 中“养老防老”的观念仍然很重要,但正如巫文中所阐述的,这个地位已经在削减了,已经 不再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即使选择这种方式的,对于农保并没有完全的心里排斥?
无疑上述的描述验证了我们第一个假设,即认为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 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即在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过程中,各种习俗?习惯等的非正式制 度作为一种观念的传承影响了人们的选择,进而影响了制度的产生和实行?随着社会的不断 的理性化,家庭的功能发生了变迁,以前的功能在新的社会情势下趋于瓦解,并发生部分的 转变,功能发生了迁移?这种变迁反映到了人们态度上,也就体现了在养老问题上,传统观 念和习惯?习俗的淡化?
在上表中,我们还发现了参加其他商业保险也占到了13.4%,尽管这个的关联性似乎不是 特别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谨慎的提出对于第三个假设的验证: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 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竞争对手?随着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发生了影响,一是表现在对人们思想观念上 的影响上,市场经济伴随着一系列市场的观念价值体系?而这些价值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 逐步深入到人们的心中,成为支配的观念,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二是表现在组成市场 经济的各种制度安排逐渐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
进一步的我们来思考一下农民在实际的行动中不投保的原因: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人们在对这一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至少存在如下的疑惑:1.尽管 知道 这一社会政策,但无疑对于各种细节和如何实施,依然存在着空白?2.对于社会政策的稳定 性缺乏信心?3.对社会政策效果缺乏良好的预期?对于此,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是可以从 第二个假设中得到很好的回答,即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 衡,因而对于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以上我们基本上回答了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作为一个政策为什么会存在政策微效的问题,笔者 的分析角度是从制度的产生角度来看?当然进一步的分析可以从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去进行, 如巫文这方面就有所涉及?本文的基本观点即是认为社会政策作为一系列制度安排,制度的 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因此,我们在制定政策 的时候,必须是各个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而在农村社会政策,我们的观点是,我们不 能忽略其中最大的利益主体――广大的农民?
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的努力当然并不只是针对农村社会政策,而是能够推广到各个方面的社会政策 的思考, 但是无疑本文的思考并不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结论,在运用这个模型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 如在本文的结论中我们提出要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到各个利益主体?制度的形成是各个 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但是无疑一个新的问题呈现在我们眼前(事实上上文中有所提及 ),就是一个制度成本问题,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况――博弈的利益主体分散时,我们就有一 个利益主体的集中问题,同时如何融合各方的利益,这些都将成为我们制定政策的巨大的成 本(举农村社会保险政策作例,广大的农民的如何统一,如何融合形成一个合理的政策)? 本文进一步的设想是在遇到这种利益群体分散且多的情况下,能否集中成立一些代表各方利 益群体的独立的中介组织,由这些组织来间接的进行博弈,从而就能有效的降低各方的成本 ,达到成本与利益的均衡?因此,下一步的努力将集中在如何论证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 性?同时 文章 的还将继续论证政策的实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看来,制 度从建立到实行过程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任何一个过程都将导致“政策微效”问题的出现?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
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同志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11月14日，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发表的《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重要讲话中，再次倡导“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理念的形成，与21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权利贫困理论以及关于社会排斥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21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增长理念也从单纯强调增长向更深层面演进。世界银行于1990年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其后进一步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的理念，并以此制定世界银行的贫困减除政策以及指导各国相关实践。“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理念强调要形成一种使穷人能参与经济增长并从中获益，以及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良性循环机制。“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的理念吸收了能力贫困理论要素，开始重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培育和能力的提升，强调将贫困人口吸收到增长过程中，确保贫困人口能参与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做出贡献，并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其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基本核心是追求机会公平和权利公平。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概念，“包容性增长”有着不同的诠释，但综合来看，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描述，并且这种状态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包容;三是平等的机会利用。“包容性增长”理念强调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广泛的机会，而不是将增长政策和具体旨在实现公平的政策割裂开来;强调通过维持长期及包容性的增长，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在政策层面，以“包容性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包括三个相辅相成的支柱：一是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二是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机会，提倡公平参与;三是确保人们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
二、深刻理解中国式“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与时下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胡锦涛同志的这一论述，阐明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意义，赋予了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更深更新的内涵。从国际的发展和平两个主题看，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与国应互惠互利、携手共进、包容发展。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每个公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看，“包容性增长”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在增长上的集中体现，它明确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步性，揭示了经济增长的落脚点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 文化 生活的需要。准确理解“包容性增长”的内涵，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包容性增长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不仅是量的容纳，也是质的提升，二者同等重要。包容性增长首先是一种“增长”，这就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但是，仅有经济增长的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贫困人口的减少。因此，还必须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使增长成为基础广泛且包容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大多数人口的增长。在一个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社会里，不论种族、肤色、性别、年龄、体力、智力，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人人都有用武之地，人人都得到保护，免于被歧视和被排斥。
其次，包容性增长应该以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充分就业为基础。包容性增长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为个人创造工作岗位，使其不断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不是直接通过收入再分配使个人被动地摆脱贫困。要实现充分就业，就要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
再次，包容性增长应当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提倡包容性，并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择手段，而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公平正义的方式，让发展的成果普惠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并由此构筑新的发展基础。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要着力促进人人获得平等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三、重塑经济增长模式的政策选择
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对“中国模式”的重大考验，也给了我们一次深刻 反思 经济增长模式的机会。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势能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包容性增长”为解决这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打开了一扇大门。
(一)推进人才强国，优先开发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对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了人的富裕;另一方面体现了发展的主体是人，是投资于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主导思想，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人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与真正的受益者。
从中国国情和发展条件看，人力资源优势是最需培育、最有潜力、最可依靠的优势。我们应该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理念，加快形成人力资源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要优先调整人力资源结构，优先投资人力资源开发，创新人力资源制度，建立政府、社会、用人单位、个人共同投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积极谋划和调整人力资源专业结构、层级结构、分布结构，大力激发各类人力资源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智慧。要突出加强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大规模培养培育人才，施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搞联动”，在科学发展中引才育才用才，进一步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以人才优势构筑发展优势。
(二)实施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任务，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创新驱动转变、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变。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建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主体，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发展动力包容，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新格局。坚持市场主体包容，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发展壮大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大力培育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断扩大市场主体数量和规模，提高发展主体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区域发展包容，加大统筹城乡力度，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加强整体谋划、板块开发，推动各类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合理配置。
(三)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基本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有必要落实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在医疗、 教育 等领域，在城乡之间逐渐实现机会平等。
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社会实业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真正做到政府保“基本”、社会和市场管“非基本”，逐步完善符合省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指导方针和目标设立上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大幅提升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福利救助服务的供给和均等化水平为主要任务，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体制改革，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
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不断扩大社会保障面，让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成果，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分配具有社会公平功能。要完善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制度，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法缩小其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距;另一方面，要扶持低收入和困难人群，探索建立城乡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和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动态补贴机制。对于高收入群体，则是规范其收入，尤其是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要制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约束性指标，调整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提高“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可持续增长，确保让广大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国民经济进入“GDP增长-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增长-内需扩大-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五)构建合理保障体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网，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包容度”。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加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衔接和协调，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要加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扩大各类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不断在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取得新成效。推行益贫式保障政策，使贫困人群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增长。把握基本社会保障的普惠性与适度性，既借助公共财政补助等措施，做到“应保则尽保”，还应防止过度的社会保障引发对劳动者的负面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避免损害包容性增长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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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惠农政策失效的思考
一、惠农政策失效的表现
(一)惠农政策僵化，不能有效结合实际。惠农政策反映了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意志，具有坚定的原则性。但农村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其发展变化存在多样性，上级政策不可能涵盖农业生产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规定得具体详尽。因此，要灵活变通惠农政策，探索惠农政策的有效实施形式。但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却呈现出上下一般粗，硬性照搬上级政策的现象。基层政府和职能部门为了规避政治风险，照本宣科传达贯彻上级政策，减少甚至从不对变通执行政策，机械主义倾向严重。过分强调原则性，会导致照抄、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一切等待上级政策，不敢试、不敢闯，造成工作进度缓慢，效果不佳，甚至工作无法开展。但在考核压力和利益关系牵动下，基层政府经常会动用行政力量完成目标任务，弄虚作假现象随之产生。
(二)政策之间界限分明，无法形成合力。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并非是单一性质，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根本原因隐藏得很深，受诸多因素限制，不同问题往往一环扣一环，连锁反应强烈。惠农政策执行单位非常广泛，关联到林业、农业、渔业、国土、气象等多个部门，它们往往各司其职。首先，由于条块分割，各职能部门之间沟通 渠道 有限，没有或者无法进行有效沟通，执行部门分散，协调难度大，联合执行政策成本高;其次，各职能部门受自身职能范围限制，在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下，各项惠农政策，尤其是项目建设类政策，在项目实施之前已经以文件等书面形式规定了政策实施范围、资金使用范围。跨越政策界限一步就意味着违规违纪的危险。因此，相关涉农部门无权，也很少主动将本部门的惠农政策与其他部门整合;最后，出于部门利益和政治、经济成本考虑，部分职能部门从自身角度出发，只顾及自己的工作业绩，对上级负责，而非对农民负责。
然而，由于没有从根源上找出引发问题的原因，相关联的问题仍然侵扰着农村发展，眼前的政策实施效果可能会在未来被侵蚀，同类问题甚至会反复出现。如此出力不讨好，好心办不了好事的现象在惠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一而足，政策的实施只能暂时性、浅层次地解决问题，无法从根本解除难题。惠农政策不仅仅要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面临的当前问题，更要立足长远，挖掘问题产生的根源，考虑如何应对以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三)惠农政策公共利益取向偏离。惠农政策是政府提供给社会的重要公共产品，农民利益是惠农政策的本质属性和伦理诉求，为农民增加福利是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而惠农政策的制定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动态过程，是制定者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和价值取向中制定的，理性的有限性和价值冲突性决定了政策制定并非会自觉地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在国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面临着很大的发展压力。上级政府为了完成任务，会将压力分解转移给下级政府。对于基层党政领导干部而言，自己的直接上级是最重要、往往也是最权威的利益相关者，官员提升与评优、奖励与惩罚的主动权完全集中在上级手中。在缺乏必要的伦理素质与适当的权力约束机制下，惠农政策沦为少数人谋求政治、经济资本的工具。
二、惠农政策失效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充满利益博弈。调整与确立社会经济利益结构，促使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是惠农政策的目的，惠农政策的实施自然有利于国家利益。但整体有益性并不一定存在于每一个地区、部门。惠农政策的执行主要集中于基层政府，它们可能代表着部门、地区乃至小集团的利益。惠农政策的执行主体在面临自利价值取向、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时，为了尽可能地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甚至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可能会以惠农政策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政治、经济利益损益值作为执行参数，做出执行偏差行为，造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间出现断层。当惠农政策在整体上无益于，或对本地区、本部门包括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益处不大，无法满足其要求时，执行中就会调查研究少，科学决策少，凭 经验 和习惯决策多，或者消极怠工，执行随意性大，对上级政策的细化操作少之又少，或者勉强完成任务，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
(二)激励机制不科学。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以党委、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为唯一组织形式，执行过程垄断现象凸出。基层公务员不辞辛劳地执行政策，不能得到现时的物质激励，也不会因为政策执行效果不佳而受到责任追究，执行有效程度如何也难有明确标准。公务员薪酬制度中级别工资所体现的工作数量与质量的差异并不大，激励作用并不显著，考评结果与职务晋升和薪酬奖励脱钩。在一线执行政策的村级干部也无可观的政治、经济可图，引发懒惰执行、敷衍执行、选择执行和附加执行行为产生。
“在每一个群体中，都有不顾道德规范，一有可能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人;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其潜在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极守信用的人也会违反规范，有了行为规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在“理性经济人”思想的左右下，当执行者的目标和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机率就会增高。
(三)监督机制不健全。现阶段制约我国惠农政策执行监督工作有效开展的因素很多，监督法制不健全、监督 方法 不恰当、监督机构无权威、监督渠道不畅通，并且存在预算管理不严、投资效益评估欠缺、法律监督不够健全、审计监督难以到位、财政监督方式落后、社会监督渠道较少等缺陷，导致对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缺位与乏力，不能对执行者的行为与结果进行有效的责任追究，影响惠农政策效益的发挥。
三、防范惠农政策失效的机制
(一)以执行需求为导向建立组织体系，提高农业服务社会化程度。一是强化统一领导作用，实现资源整合。为了有效协调各涉农部门之间的工作，需要减少政策执行的行政层级，精简审批程序和环节。各涉农部门应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和安排部署下，统一思想，积极投身到惠农政策整合工作中，以强农惠农资金整合为载体，以惠农政策整合为工具，通过对整合政策和调控资金，科学、合理配置资源，统筹规划、调整生产发展布局，实现地区与地区、地区与部门、部门与部门之间生产要素合理组合。二是突破传统观念束缚，提供多元化服务方式。在实行惠农政策时，政府承担着多样化的职能和服务，而承担具体职能的机构未必一定是政府机构，在村一级也不一定是村委会等组织。职能和服务内容的多样性决定了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应多样化。执行机构改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结构的单一性，“各个部门应该根据职能和任务来组织工作，其体制和内部结构必须有利于高效率地执行政策，提供服务”。在某些层级和领域，执行组织模式和机构类型要打破执行垄断，只要是有利于政策有效执行的组织形式都可以采用。
(二)建全激励机制，提高执行机构与执行者的积极性。以农民、农村发展需求为导向，建立激励机制。各级政府和相关执行者应从农民的角度而非政府的角度来评价实施结果，并由关注实施结果、自身利益转为关注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各执行机构急需科学设置惠农政策执行中申请检验、审查、审批、执行等环节的时间，确定工作岗位的执行效率指标。同时，必须逐步健全考评目标和体系，将考评结果与公务员级别工资的发放相结合，以工作任务或项目绩效考核结果为发放标准，以完成工作任务或执行项目的多少、好坏、快慢等决定公务员级别工资的高低，严格以评价结果给予执行者相应待遇。
(三)加强农民需求调查研究，发动农民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提高惠农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农民本身比任何人都要了解自己的需求偏好和政策诉求，任何局外人都不可能代替农民表述他们的利益需求。因此，惠农政策的制定最应该聆听农民的心声，把握农民对政策的需求。
参与惠农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前提是充分了解政策的内容。但目前，农民了解惠农政策的渠道比较单一，村委会连接政府与农民的桥梁作用未能显现出来，信息自上而下传递不够顺畅，农民的需求与意愿也不能及时反馈给上级政府。现实的紧迫性要求村委会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加强政策信息传播，县级政府应对村委会宣传惠农政策的实际效果严格考核，将辖区内农民对惠农政策的知晓程度作为考核乡镇、村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之一。当然，“人们学习成为有能力的话语参与者要经过一个成长过程，这需要时间和充分实践的机会。”
民初烟酒政策思想(1912-1926年)
一、民初烟酒税改革的背景
民初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实业的政策法令，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民族运动，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西方税制思想为民初烟酒税改革做了思想铺垫。
为维持脆弱的政局，北洋政府基本靠借债度日。曹汝霖曾说：“其时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各省应解之款，都为督军扣留;发行国内公债，则旧公债尚未整理，续募为难。”
北洋政府年度借款额超过一亿银元的有七年，占借款总额超过5%的年份正好也是这几年，最高年份是最低年份借款的3.7倍之多。大量的借债刺激了北洋政府对国内财政的调整，烟酒税逐渐“崭露头角”，上升为国家税,甚至在对外借款中充当抵押品。
二、民初烟酒税改革的经过
中华民国成立后，各地征税情况比较混乱，北洋政府积极筹划整理烟酒税。1914年，北洋政府财政部设立了杂税整理处，专门从事包括烟酒税在内的各项杂税整理工作。1915年3月，公布整理烟税、酒税两项章程，章程要求各省将原有的烟酒税捐合并征收，提高税率，并统一用银元计算，但仍旧无法达到全国烟酒税法的统一;同年4月，推行烟酒公卖制度，拟将烟酒税、捐、厘等并入专卖利益中逐步解决。但原有的烟酒税、厘捐等仍然保留，继续按各省原有规定征收，出现重复课征现象。1917年，全国烟酒事务署设置烟酒税费统一征收筹备处，后因政局动荡未曾实行。
政府对烟酒税的重视，烟酒税地位随之提升，烟酒税丰厚的利润，为北洋政府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撑着北洋政府内政外交，北洋政府更以烟酒税作抵押，换取外国侵略者现银的支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利益面前明争暗斗，截留现象一直存在，中央政府为了扩大税源，更是巧立新税，沉重的负担转移到广大群众身上，引发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唇枪舌战，更有实际性的“税收保卫战”。
三、民初烟酒税改革之社会动议
在烟酒税率上，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强调重征烟酒税，1915年4月26日，在给袁世凯的呈文中说：“窃查烟酒为消费品中近于奢侈品，各国皆课重税……注重公卖办法不可……各省烟酒两项并办，以节经费。”梁士诒也提出增加烟酒税率，尤于严禁奢侈之中，可增加收入之效。
在烟酒御侮上，熊希龄于1912年5月向参议院 报告 财政施政意见中认为“烟草专卖，虽有外交上之关系，然亦可逐渐设法，以为抵制之计”。熊希龄注意到烟叶税被外国侵略者把持，但考略到烟叶税的高额利润，还是尽力采取挽救 措施 ，竭力与外国人争利。民族烟草企业代表简照南主张取消外商烟厂享受的特权，给予国产卷烟以一定的优惠税制。他指出：“纸烟一业……虽由时势人情所致，实缘税率不平之一大关系也”，“查外来纸烟于进口时完纳正税一次，以后无论至何通商之埠均不重征，此舶来品之权利也。”简照南主张卷烟统税，以便取得与外商产品对抗的相同竞争权。
四、民初烟酒担保的社会抗争
1916年11月21、22日，美国芝加哥大陆产务银行借款500万美元，借期3年、并批准 借款合同 ,以政府烟酒公卖费税为担保。1919年，北洋政府拟向美国续借美金2500万元，仍以烟酒税全数作为抵押。为支付到期的还款，财政部改向美国太平洋拓业公司借款550万美元，以烟酒税为担保，条件是聘美国人兰庆为烟酒署稽核。
中国烟酒联合会1919年10月31日致电大总统及国务院相关部门云：“烟酒借款，主权丧失，授人以柄，万民嗟怨，迭次争阻。”12月13日再致电云：“烟酒借款一事，迭电呼吁……顷报载此项借款现已成立，仿盐税抵押办法，用外人为稽核，全国震恐，罔知所措。”
1920年1月6日，上海总商会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全国烟酒事务署及参众两院，指出烟酒借款“辱国病民”，授稽核之权于外人，“垄断凭凌，势所必至”，外国烟酒将更加充斥国内市场，故敦促政府“迅予设法取消。”
1921年9月，财政部提出第三次向美国借款，其借款金额3000万美元，限期10年，利息8厘，以烟酒税收入及陕西、福建、河南、安徽4省之货物税为抵押品。此项借款一开始就遭到北京银行公会等反对，继而4省督军、省长均要求取消以4省货物税为抵押品，此续借款方予终止。
北洋政府统治的十几年期间，中国烟草税赋体制经历过一个动荡与变革的阶段。
结束语:民国初期烟酒税改革，不仅对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今天的烟酒税改革依然有不小的参考价值。后期的南京国民政府烟酒税改革，基本沿袭了民国初期关于烟酒税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挽回烟酒税主权的斗争，也在局部小范围推动了中国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大势。对于烟酒税的探讨，绝不仅仅是财政问题，也不仅仅止步于思想领域，更在于广阔的现实实践，对烟酒税的摸索，必然随不同的实践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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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6-0000-01摘要：文章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内涵入手，分析了公共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性及应承担的社会职责，探讨了图书馆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应采取的措施。关键词：公共图书馆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职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在政府加强公共服务职能的背景下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要实现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必须做到深化文化 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环境。由此可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繁荣发 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 文化素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那么，作为公共文化基础 设施和公益性文化服务机构的公共图书馆，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是什么?又如何发挥其自身作用? 服务于社会公众，这些是本文将要探讨的几个问题。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涵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现代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以公共财政为主、其他社会 资本为辅，公共文化机构为主、其他文化机构和社会组织为辅，为全体国民提供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提供精神 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各种 公益性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总和。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包括公共文化政策法规体系、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体系、公共文化生产供给体系、公共文化资金保障体系、公共文化人才保障体系、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监督体系等内容。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具有公平性、便利性、多样性、公益性和公共文化服务基 本性的五方面基本功能。在我国，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文化事 业单位、非政府组织和企业构成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其中，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主体，担负着组 织并监督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的职能，而作为文化事业单位 的公共图书馆，仍然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中坚力量。二、公共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1.保存人类文化遗产 文献是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在各种社会机构中，只有作为中介性机构的图书馆，承担着保存人类文化典 籍的重任。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献保存对象的形式，从最初的龟甲兽骨、纸草泥版，发展到近代的印刷型图书，再到如今的磁盘、光盘、胶片等等，只要是人类社会所留下的文化遗产，都可以成为图书馆保存的对象。为此，从古代典籍，到现代数字化信息，丰富而多元化的馆藏资源，成为先进文 化理论研究、传授文化知识、传承优秀文化以及开展文化娱 乐不可或缺的资源支持。2.传递科学情报信息传递科学情报，是现代图书馆的一个重要职能。图书馆 作为社会文献信息收藏中心，存储着大量的社会文献信息。 图书馆通过向社会公众开展各项服务，使存储的知识和信息 得以广泛传播，并通过社会公众充分有效的利用，使其转化 为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物化为直接的生产力，从而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3.开展社会教育 图书馆作为重要的文化科学教育机构，是社会公众进行 终身学习和教育的重要基地。这种教育是通过社会公众阅 读的方式，来传递文化科学知识的社会活动，使社会公众自 由地利用图书馆学习知识和更新知识，这是任何学校教育都 无法比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 老化异常迅速，图书馆的这种教育职能将更加得以显现。图书馆为读者提供最新的知识和信息，使他们更新知识，适应 信息化社会的需要，从而促使人的全面发展，提升全民族的 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养。如此大范围的全民教育和普及 教育，也只有图书馆才能担当得起。4.提供文化娱乐活动 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文化空间，可以利 用存储的社会文献信息资源，为社会公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 化产品，使其拓宽文化视野，从中享受学习知识的乐趣。还可以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公共文化活动，向社会公众提供文 化展览、学术会议、大型展示会、报告会和举办知识讲座等形 式多样的服务，以满足社会大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文化需求。通过向社会大众提供阅读资源与环境，图书馆成为传播 和活跃社会大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 中心之一。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三、公共图书馆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时的应对措施1.抓住机遇，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指出，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运用公共财政来保障公共文化服务，在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在论述文化发展战略中则强调，要坚持文化的公 益性，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这就为公共图书 馆事业指明了方向，也为公共图书馆带来了发展的空间。因此，公共图书馆要以此为契机，抓住机遇，在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覆盖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宏观政策背景下，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一方面，要积极组织图书馆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十七大报告，深刻领会加快构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意义，明确自身的社会职责和任务。另一方面，要大力宣传公共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增强社会公众对图 书馆的认同感和亲近感。增强各级政府对图书馆的意识，力争公共财政的大力支持，完善办馆条件，改善服务设施，提升公共文化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让更多的社会公众能在公 共图书馆制度的保障下，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阳光。2.提高认识，创新服务理念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化环境下个人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并把注重社会公平作为和谐社会 构建的重要特征。这就要求公共图书馆制度在保证公平的同时，贯彻以人为本意识，倡导人文关怀，其实质就是要全面提 倡自由、平等、开放、免费的图书馆精神和服务。为此，公共图书馆必须创新服务理念。一是树立人文关怀的服务理念，在硬件设施上，要符合人性化要求，为读者提供宽敞的借阅环境;在软件环境上，要营造尊重读者、理解读者的良好氛围。在图书采购，图书分类编目，图书馆制度等方面以读者为中心，调整不合理的开放时间和繁琐的借阅制度，取消对读者年龄的限制和公共图书馆的准入限制，保障和实现社会公众对 知识和信息的需要。二是树立“藏用结合，以用为主”的服务 理念。传统图书馆在文献资料的管理上是重收藏，轻使用，以藏为主，藏书量是衡量一个图书馆的重要标准。在信息社会，无论馆藏信息资源是纸质形式，还是电子形式，只有被读者充分利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效益，而且被利用的次 数越多，发挥出来的效益就越大。因此，图书馆在行使收藏功能的同时，更应注重流通功能的发挥，以适应信息时代社会大 众对公共文化服务多样化的需求。3.改善服务，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 公共文化服务的目标是实现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文化权 利，而文化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同样也是人民群众最基 本的权利。为社会公众提供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和实现社会公众的文化权益，满足社会公众的基本文化需求，是公共图书馆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1)创新图书馆服务模式。构建一个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营高效、服务优质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立足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完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一是构建“一卡通”借书还书的运行体系。通过实现联机检索，联合编目，馆际互借，使“一卡通”服务网点遍及城乡，为公共 图书馆向社会提供普遍均等服务创造了条件。二是整合资 源，构建网络信息服务体系。如，由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实施 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立了以省图书馆为中心，区(县、市) 图书馆为分中心，社区和乡镇(村)服务点为基础的互通互联的三级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将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和整合，把中华民族优秀的 文化信息资源输送到基层服务网点，使社会公众可以就近便 捷地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成果。(2)推行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免费服务是图书馆公共责任的价值导向，也是民众对图书馆责任的价值诉求。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图联共同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宣 言》，公共、免费和无障碍是公共图书馆应该具有的属性，公共 图书馆应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 向所有人免费提供服务。以此为理念，公共图书馆应当向公 众免费开放，而且这种免费也应当是全方位的。在我国，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大多数公共图书馆尚没有做到免费的开放服务，但我国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公共图书馆已逐步实行了读者免费服务。尽管全面推行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任重而道远，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经 济实力的增强，政府对公共财政投入的加大，公共图书馆实现 完全免费的公共文化服务将成为现实。这是图书馆职业自律的要求，也是图书馆人应尽的一份社会责任。(3)构建弱势群体知识援助服务。民主政治倡导社会公正和平等，倡导关心和救助弱势群体。国际图联于1999年颁发的《图书馆与智力自由宣言》中宣称:每个人都有了解、表达、传播、创造知识的自由权利，而保障这些权利就成为图 书馆和信息机构的核心职责。作为公共服务机构的公共图书馆，对弱势群体实施知识援助，是图书馆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一方面，要营造关爱弱势群体的良好环境，消除弱势群体获取信息的障碍，开辟服务渠道，丰富服务内容，保障和实现城市低收入居民、农民工和残疾人等群体的基本文化生 活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弱势群体的生存技能，开展自 主学习，进而使他们摆脱困境，促使其有能力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以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参考文献：[1]仲晓凤.公益性讲座与图书馆服务功能的强化.图书馆学刊，2007（6）：113-115.[2]缪建新.公共图书馆的讲座品牌构筑.图书馆杂志，2005（8）：38-39.[3]王宇.探析公共图书馆讲座集群模式的构建.图书馆论坛，2007（5）：51-53.
几点认识：1，硬是要把村级个体基层性的问题，戴上一个高屋建瓴的宏观问题的大帽子，反倒是让人感觉华而不实。2，对于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谈及的是乡镇一级？还是村一级？如果是指村一级，能够符合系统建设规范的有多少？代表意义有多大？3，工作中的策略问题，通常是带有全局性、宏观性的全方位构思和谋划，仅就一个村而言，定位在探索实践的具体对策更为谦虚得体。4，这样看起来气势宏伟的论文，更像是博士级的论文或是国家级专家就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发表的学者专述。5，如果是仅仅采用一个典型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来探讨和表述观点，反倒不如《政治引导、经济辅助，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日新月异》更为贴切，这样更容易把握立论准确、依据充实，更能够畅论自己的观点。
广泛的公民参与可以充实公共管理的内容和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它是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促使公共部门实现其公共责任和良好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公共管理硕士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公共管理硕士毕业论文 范文 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强化问题分析
实验研究作为较成熟的研究 方法 ，可以引入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创造的方法，其本身也需要结合所应用的学科特征被研究而发展。基于这两个层面的考虑，借助于本期的两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报告 ，这里对实验研究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概要性讨论，以图引起公共管理学者的深度关注。
一、公共管理学科应加强的实验研究
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对自然、社会、人文、科学技术等现象进行描述、解释及其应用。其中，关键和困难的环节是对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机制的解析，而这，在现代科学研究范式意义上，体现为对其因果关系及其机理的分析与验证。由于自然，尤其是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自然情形下的观察是被动的、表面的。因此，如何主动地、深度地、操控性地进行因果关系机理研究，就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论的追求目的。基于西方____宗教信仰中的理性学派传统，萌芽于文艺复兴后期，成形于近代资本主义早期，完善于科学理性昌盛的20世纪中期的实验研究方法，目前已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其影响力如此之强，以致如哲学这样高度抽象的学科，也出现了如“实验哲学”这样的研究方式(Knobe，2012)。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进展较为滞后。有人对《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所发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估，发现该刊所发表的真正实验研究论文出现于1992年以后。1950—1992年，美国政治科学三大主流刊物《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JPS)、《政治学杂志》(JOP)共发表实验方法类论文58篇，但之后的1993—1997年5年间，却发表了实验 文章 28篇，占到1950—1992年所发表的实验类论文的33%。21世纪头5年，政治学实验论文更是快速发展，三大刊物所发论文47篇，这还不包括14篇问卷实验(SurveyExperiments)论文。政治科学的实验研究已从偶尔为之，发展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和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实验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有不少应用(Hyde，2015)。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LinOstrom)之所以能够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实验方法的娴熟应用不无关联(Morton&Williams，2010)。至于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较为滞后，直到近期，才有意识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Jilke，etal.，2014)。由此可见，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是值得大力推动的、有巨大学术潜力的研究方式和领域。基于实验研究的优势，《公共行政评论》本期推出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实验方法为手段的专栏。之所以推出以实验研究方法为主题的专栏，旨在凸显本刊的学术意图———推进实验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尤其是推动具有中国学术气息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二、实验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与问题
如今，实验研究方法已成为成熟的学科，全面介绍其状况、学理是本导语不能胜任的，然而，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提纲挈领式的核心思想介绍又是必要的。实验研究方法的含义有诸多种界定，一般是指理论驱动(即理论判断验证为研究目标)下，在典型或人为特定的条件下，采用科学仪器、设备，主动干预和控制研究对象，获取因果关系科学事实，验证理论假设的研究方式(Webster&Sell，2007)。实验法的基本逻辑是:①确定研究问题，构建理论框架;②理论操作化，包括理论命题变量指标化，因果规律的自变量、因变量操作化，指标数据化，统计方法适应性选择等;③实验操作与监控;④分析、解释实验结果，形成理论结论。这是一个从理论意图到变量操作，因果关系解释，形成理论的多阶段过程。其不同阶段的具体方法、方式(如理论构建、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等)，构成了实验研究的方法论知识体系。随着自然和社会科学实验研究的发展，如今已成为包括诸多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庞大、复杂学科体系。实验法之所以被视为科学研究的经典方式，在于其人为性、随机性(Randomization)和操控性(Manipulation)的特征。人为性指实验研究往往是通过人为设定环境或条件，构造“纯”理想的事件环境，并在此环境下观察、测量被试的行为变量;操控性指对理论的变量关系进行呈现、控制、强化等，使所研究的因果关系得以重复展现，以发现其内在因果机制;随机性则是以随机原则控制被试、条件，保证因果关系不是偶然的、内生的或外在系统误差带来的，保证因果变量的普遍性。正是运用这些方式的综合应用，使科学研究最为关注的因果关系可以从复杂的社会 文化 背景下被抽离出来，以操控的方式进行验证，从而对不确定世界的内在机制给出确定的解释(Palfrey，2009)。实验研究最为人所诟病的问题是外部效度问题。外部效度指科学研究中的实验结果类推到真实社会情境中的其他母体或环境的有效性(Webster&Sell，2007)。用更通俗的话说，即人为实验条件下的研究发现推论到现实情境所产生的失效现象。对于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问题，学术界有不少争论或解释(Webster&Sell，2007)。
作者认为，应这样理解:一是，实验研究的优势是内部效度而非外部效度。应当承认，实验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实验研究，外部效度困境确实存在，但不能因此而对实验研究的价值完全否定。实验研究的根本特质是以操控的方式对所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因果关系呈现、验证，从而对事物的规律进行理论解释。所罗门•阿希(SolomonE.Asch)的从众实验情境在真实生活几乎不会发生，但恰恰是实验室的从众研究给出了如此令人震惊的从众现象(Asch，1955)。二是，实验研究的结论有特定的逻辑界限。每一种研究方法的结论在推论上均有其逻辑依据，如果说问卷调查法的结果适合分布式推论，个案研究方法的结论适合结构式推论，实验研究方法的理论发现则只适合因果关系性推论。因此，实验方法做出的结论不应是分布式推论或结构式推论。而这一点，不要说刚刚从事实验研究的学者，甚至是有 经验 的学者，也可能无意识地把因果推论逻辑转变为分布式推论逻辑，从而带来外在效度的严重误差。此外，实验研究还有一个常常为人批评的问题，即研究结果发现往往是“不过如此”的常识验证。对此，人们可能会说:“我感觉就是如此，还需要做实验吗?”实验研究的确有这种现象，即通过细致、严格、大量的实验，证实了常识。对于这一似乎费时费力、似无必要的现象，学术的理解应这样:一是，生活常识的证实即是科学活动的一部分。人类是有智慧的动物，即使一个资质一般的人，通过对生活经验的深度 反思 ，对某一现象的分析、解释也可能是对的，但在科学的因果关系验证标准看来，这是不可靠的，对其检验乃是人类理解自身的学术任务;二是，对于生活常识的判断，学术的研究往往能够给出常识之外的新理解。如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知道，人有服从性。这是对的。但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Milgram)经典服从实验不仅证实了这个生活经验判断，还给出了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兰姆曾就被试的服从比例对其心理学家同事进行了调查，他的同事判断，只有少数几个人，甚至只有1%的被试会完全服从实验指令，直到使用最大伏特电力进行惩罚。但结果却是，在第一次实验中，就有65%(40人中超过27人)被试完全服从惩罚指令，直到450伏特的最大惩罚度。尽管被试在服从命令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不太舒服，甚至说想退回实验的报酬，但没有被试在到达使用300伏特电击之前拒绝服从指令(Milgram，1963)。该类实验的元分析(Meta-analysis)发现，被试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的比例约在61%至66%之间(Blass，1999)。由此可见，实验研究能够对常识判断有深度的补充。
三、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应有自己的学科特征
如今，实验研究已成为成熟的研究方法，甚至不少学科已形成了有自己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体系。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性、政治科学等。公共管理科学开展实验研究，虽然存在汲取与追赶这些学科的任务，但也要注意形成自己的实验研究特色:首先，应依据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使用实验方法。实验研究虽然涉及大量的技术甚至技巧问题，但根本看，是以理论构建为驱动的，而理论构建，不同学科的逻辑基础是不同的。就公共管理而言，即使从最直接、简单的定义理解，公共管理的特征是政治—文化—社会性的。显然，这不同于个体性的心理学研究，也不同于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研究。由此，简单借用心理学或经济学的实验理论或方法就可能出现底层的的不契合问题。那么，该如何以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进行理论构建?不同学者会有自己不同的选择。如果要在这里给出具体的建议，笔者的建议是，采用“问题中心，公共管理 思维方式 ”的研究策略，即从公共管理的真实社会情境中，发现研究问题，以其总体性状态和内在逻辑为基础，以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来构建理论框架。现代学科有分别和界限，但“问题”总是在“那里”，“问题”是不分学科的，故而，若简单地以某一学科或某种理论为解释框架，有可能肢解“问题”，使研究“问题”失真。但是，现代学科毕竟有自己学科立场，而学科立场突出体现在学科的思维方式上。如心理学的思维方式突出表现在以还原分析的方式研究心理活动的因素及其机制。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虽然有不同理解，但大概可以理解为，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检视公共管理活动与政策的恰当性，以此为内在依据，构成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框架”。至于具体的构建方式，因素—结构—功能的此为策略是可资借鉴的方式(景怀斌，2011)，即从公共管理的视野看，所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是什么?要素间的结构是什么?结构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其功能在合法性与有效性方面的表现如何?等等。进而，采用实验方法验证理论判断。其次，公共管理也应注意形成自己学科特有的实验方法。不少社会科学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实验方法。如，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成熟，与其早期心理物理学的实验研究历程分不开。而且，心理学不断汲取新的技术方法扩充实验方式，如心理学汲取了脑神经研究手段，形成了脑认知研究实验技术。类似地，公共管理能否结合自己的学科特征形成自己的实验方法?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需要艰苦的学术努力才能实现。第三，同任何方法都有局限一样，实验研究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实验研究虽然需要大力推进，但它不是“包打天下”的唯一“法宝”，应根据研究任务与问题“采用”，而不是为显示“高大上”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套用”。本期的两篇实验报告是这方面的尝试。其中，《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即体现了“问题中心，公共管理思维方式”的研究策略。
所谓“问题中心”，既是以中国社会出现的观念形态争论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人们为何以掌握真理的感觉有偏见地认知”社会现象的理论机理，形成了观念形态如何扭曲公共问题决策的研究议题，“公共管理思维方式”即以把此问题置于合法性与有效性检视来设计具体研究问题，而不是借用已有的心理学理论来研究。在这一思维方式下，采用3(“左”“中”“右”观念形态)×2(激活、未激活)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观念形态激活控制，验证了观念形态激活后对公共问题决策的扭曲现象，进而分析了其机制，为公共问题决策提供了若干建议。另一篇实验论文《如何有效征税:来自纳税遵从实验的启发》则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税率对人们纳税遵从以及国家税收收入的影响。实验分析，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法定税率越高，纳税人逃税越多，但纳税额却越高的结论。作者针对A-S模型或者道德—契约模型的解释局限，以“前景理论”来解释这一发现，将纳税决策过程看成纳税者受到“逃税利益”和“心理机制”双重影响的结果，纳税人会以“法定税负”为其决策参考点，逃税可以带来额外心理收益，纳税人又对这部分收益表现出敏感递减的趋势。这就说明其为何在较高税率时，即便逃税更多、自愿纳税却也更多，从而为如何有效征税提供了实验理论依据。总之，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已成趋势，需要跟进，但公共管理又如何在此趋势中形成自己的方法论特征，更是学科任务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面临着引进与创新的双重挑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公共管理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二：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分析
1文化与公共管理的关系
在内容方面，文化必然会给公共管理活动带来一些作用，比如针对社会成员建立行动规范，将其观念限制在一定范围或是方向上，构建社会文化环境等，也就是说它让公共管理系统的思维和动作能够和文化环境匹配在一起，达到平衡的状态，否则就会失衡。拿行政活动来说，这种活动的最终效果，大大受到行政人员综合能力的影响，比如其知识技能、思想观念、做事态度等。也就是说，在公共管理活动这一领域，文化环境和行政系统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管理主体方面，而且还会对其客体产生作用。考虑到管理主体的一切活动都处于文化环境下，所以，要确保主体所进行的公共管理工作在质量和效率方面有所保障，必须确保主体本身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也就是说要让主体和文化彼此间能够变换，让文化催生主体的改变。文化对客体所产生的作用力是通过社会传递给客体的。在社会环境下，文化倾向是决定物质转换关系的原因之一。在社会中占据主流优势的文化，会让其他文化朝着自身倾斜和发展。比如，市场经济理念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和竞争，因此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共管理活动越来越提倡民主、公正、服务。由此可见，文化观念确实会对公共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形式方面，由于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多样化，这一性质的存在使得公共管理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文化环境对公共管理系统提出了正面的要求的话，就会让系统的思维和动作逐渐向前者靠拢，公共管理系统要实现综合绩效的全面提升，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文化所拥有的正面价值和要求纳入进来。文化之所以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和很多因素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比如历史、政治、民族等。比如，国内很多政府机构和部门作为一种实体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政府部门人员在其中兼任某些职务。又或者是政府部门合法地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获取一些经济收入，比如售卖公共服务等。这些现象都是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因此，如果要提升政府管理部门体系的效能，并使其拥有更高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必须在文化决定公共管理精神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重点塑造文化环境。纵观中华民族政治变迁历史，一些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所提出的“洋为中用”、“托古改制”等改革理念，其本质就是以文化环境的革新为切入点，实现行政框架的改变。另外，在进行变革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它们彼此之间不断冲撞，结果或是继续排斥，或是融合在一起，因此会给公共管理系统造成多样化的影响。如今，我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各种符合时代特征的改革 措施 得到执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新思想不断涌现，无法避免地和历史遗留下的老思想、老观念产生冲突。比如勇于创新和墨守成规等，这些现象的存在就是我国文化具有多样化特征的最有力的佐证，它们揭示了文化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向民众传达了政府公共管理的特征受到文化影响的认识。文化对公共管理活动所产生的作用会一直存在，因此对文化的利用以及研究也必须得到重视，不能中断。
2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公共管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公共文化以及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
2.1公共管理理论行政文化创新的核心是市场理念与公共理念的融合：
根据公共管理理论可知，从本质上看，市场文化和公共文化融合即为对政府公共管理效率的要求，这是政府公共管理市场效率理念的重要基础。在以往的公共行政观念中，政府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公平、公正方面，以将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为追求，忽视了自身所制定的政策在市场的执行效率，忽视了资金的市场价值。公共管理理论没有否定公平、公正、预算的作用，而是将部分政府注意力转移到资金市场效率方面，也就是在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前提下，将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所以，在进行公共管理革新时，政府会将更多的关注倾向于服务质量方面。
2.2公共管理理论的行政价值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对公共行政内部所包含的关系进行审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构建和更新自身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等多种关系认识的过程，这是对以往公共行政理论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进一步延伸。公共管理认为，公共行政应该追求公共价值以及市场价值，而且努力将两种价值归于一个方向上。公共管理理论是由“公共理论”和“管理理论”所构成的。前者突出显示公共管理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认为公共行政的需要承担起对政治和公民的责任。后者的理论来源于现代经济学以及 企业管理 理论，它将企业这种经济主体的管理经验应用到公共部门中来。过去的行政学理论，往往都是在“公共”和“管理”二者中择其一，这种问题在公共管理理论中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把公共管理理论引入到行政学中来，有效地将“公共”和“管理”同时纳入到行政学范畴内。公共管理所追求的价值即为提升行政民主政治责任意识，它以议会和行政、政党和行政等多种关系为切入点，全面研究在既定的政治背景下，行政所表现出的适应性以及敏感性。以往的行政管理在寻找将行政和政治分隔开来的方法，该怎么样确保行政不受政治的影响;而公共管理理论却提倡让行政去主动适应政治，同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管理理论十分重视政府外部的正式生态环境因素，对公共管理产生的复杂的作用。“公共理论”从管理人员面对的公共生态环境入手，强调公共管理者必须不断提高自身对环境的敏感性，特别是当政治中混有多元民主时，公共管理人员必须能够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并据此调整策略方向。“公共理论”一直在尝试寻找一条实现行政官僚体系和民主共存的途径。对于欧美国家所实施的民主体制而言，文官的选拔并没有采取选举制或任命制，不过他们被法律赋予了行政和政治权力，这是他们执行社会价值分配的必备基础。在实践中权力的度是很难把握的，这一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存在很多矛盾的地方，他们希望政府在社会经济建设方面有所作为的同时，又希望政府将重点精力放在革除弊病方面。因此才会构建很多程序来对政府进行约束。在民主政治体制背景下，官僚行政组织对民主的控制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赋予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监控权;第二种为政务领导，也就是构建政务官和常任文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2.3公共管理的行政组织文化创新：
利用公共管理理论作为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指导，具体措施为将决策权和执行权赋予不同的机关。成立在人事和财务方面能够自我管理的行政执行局，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实施行政执行管理。执行机构体制或执行局制作为一种行政执行体制，其主要的特征在于对决策和执行实施分权而治，具体来说，将位于现行科层制中的中下层组织单独抽离出来，让其实现独立经营，并将编制、人事、财务等权限赋予掌控经营大权的经理。也就是说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从上下级变成了合同关系。行政执行局的成立有法律作为依据和保障，其主要职能在于执行政府政策以及向公众提供服务，在技术、专业、监管等方面表现出自身的特性，业务之间的关联更小，不再具有政府职能部门的性质和属性，但必须接受政府部门的管理。执行机构不能制定政策。执行机构的正式成立，说明政府组织机构已经转向执行机构包裹核心政策司的形式，其中核心政策司的主要作用是制定政策，执行结构的职责为确保政策能够落实，并提供服务，这和以往作为下级单位直接听命于上级部门和领导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从行政角度来看，执行机构和政策核心司不是前者隶属于后者。后者对前者的领导是通过合同实现的。将决策权和执行权分离开来的思想，实际上是公共管理中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后产生的。在进行这种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组织内部就的行政组织文化也会慢慢发生改变，主要特征在于让行政组织更加重视绩效、服务质量以及商业价值。绩效指的是在承担行政责任的前提下，行政管理必须追求更高的绩效，通过各种措施的实施，比如合同管理、组织结构简化等，促进行政组织理性和灵活性的全面提升，最终实现组织效率的大幅提高;服务指的是行政组织要转变对公民的看法，将公民当做顾客一样为其提供服务。只有服务质量得到了提高，公民满意度才会相应地提高;商业指的是要将公共服务当做一种商品，然后再推向市场。让更多的政府部门甚至是私人部门参与到公共服务建设中来，实现市场竞争目的。
2.4公共管理的行政治理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使得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并将二者引入到行政改革建设领域，在政府内外部展开改革。内部改革即为执行局的成立和实施，外部改革即为号召公民参与进来，充分利用公民和社会的作用。后者体现了公共管理对行政治理的颠覆性认识。在公共管理领域，有两种思想是极力推崇这一点的，即“重塑政府理论”以及“治理与善治理理论”。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管理理论就是“重塑政府理论”。该理论认为，政府改革的主导者必须拥有企业家的精神，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和力量。具体来说：首先，在改革过程中对政府进行重新定位，政府不应该成为改革的执行方，而是应该把握改革方向。通过购买的方式，将改革执行任务交由其他组织，实际上这一过程就是公共服务产生和提供的过程。其次，对于改革中的资源来说，政府要做的事即为穿针引线，充分调动各种稀缺资源，完成改革。政府利用民主程序，为社会需要指定目标。同时，发挥私人部门的优势，不断进行商品和劳务的制造，引入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加全面的公共服务。这里提到的非政府组织指的是第三部门，即志愿或非营利性组织(不包括以往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这些组织的所有者或控制者往往都是个人，它们能够提供能够满足公众需求的服务或产品，但目的不在于赚取经济利润。最后，政府服务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呈现出来：传统形式，比如制定并实施的法律法规、税费收缴、发放经济补助等;创新形式，比如和民间组织构建合作关系等;先锋派形式：成立基金、市场重构、号召志愿者为公众利益服务等。公共管理理论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很多具体的理论成果。上世纪九十年代，治理与善治理论开始崭露头角。在该理论框架下，公共事务管理的措施有：合作、协商、整合目标等。从本质上看就是构建符合市场规律、满足公众利益的合作关系。它所构建的管理机制用合作网路的权威取代了政府的权威。该理论所倡导的观点为：第一，除了政府之外，其他公共和民间机构也扮演着公共管理主体的角色。它否定了国家权力中心即为政府的观点，如果公共和民间机构对合法权力的应用受到民众的肯定，那么它们也会因此成为权力中心，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所属层面的差异。第二，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国家开始和公民、社会共同承担责任，这就会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彼此间权力和责任慢慢混为一谈。第三，对于集体行为而言，其所包含的所有社会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为了促进彼此目标的实现，这些机构和部门往往都会进行资源的交换，并通过交流寻找目标的共性，这样所有的参与者就会和政府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帮助政府处理一部分行政事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善治模式实际上是非常理想的。善治指的是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不断促进公共利益的提升。从本质上看就是由政府和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共同管理。为了能够让公民肯定公共管理活动质量和成果，管理机构和活动必须尽最大努力解决公民和政府、公民内部的利益矛盾。要达到善治这一目标，政府和公民都必须进行奋斗并且开展合作，公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权利，和政府构成公共权威并共同构建和维护公共秩序。
公共事业管理的最终目的主要是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公共事业管理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些年来，我国民间群众在党的号召下创立了具有多种形式的公共事业单位。这些单位已经积极的参与到公共事业的管理和实施当中，其为有效的弥补了当代政府能力的不足，充分承担起为人民服务的公共管理职能。但是由于起步晚、发展快造就了当代公共事业管理体制并完善，其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迫切解决。
1 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概念和特点
1.1 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概念
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是由国家政府主导，通过利用国家政府的公共服务机制吸引非政府部门、社会公益机关、个人团体等广泛参与、共同合作的一种具有层次多样性、范围广泛性、参与密切性特点，并将管理环节同实施环节相互结合的一种具有综合管理性质的庞大系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教育 问题、居民生活质量问题等一系列有关民生、民策的以人为本思想逐渐根植人心，并被我国有关部门给予高度重视。在党十八会议当中，也不断强调要将改善公共设置、道路交通、居民生活环境等问题的改善作为新时代我国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目标。这些单位的创立和有效管理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公共管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增添了强大的推动力。
1.2 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特点
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是一种属于我国所规定的行政管理范畴的，其是行政管理的分支体系。虽然最终都是为了让我国行政管理更好的达到其目标，但是对于公共事业管理也有属于其真身的特点，具体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公共事业管理体制与国家行政管理部门所肩负的责任、职责不同。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是隶属于、仅次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的。国家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主要是指由国家政府机关、权力机构所制定的有关管理国家整体事务、社会整体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单位内部事务等等与建立行政管理机制、行政管理规范准则等有关内容的集合。而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实则是隶属于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是其发挥作用的重要一环。可以说，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是上层建筑，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是经济基础，其发挥的作用是为了更好的帮助上层建筑的构建，通过整合民间非政府部门、机关力量而帮助我国政府机关更好的实现其职责，通过有效借助第三方公益机构、非盈利机构、具有高社会道德素质企业的功能充分将这种管理根植于广泛的社会和人民群众当中。
第二，公共事业管理体制与企业所具备的行政管理体制不同。根据亚当斯密的《财富论》当中所引述的观点可以看出企业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给其所有者创造更多的价值。企业所具备的行政管理体制就是为了控制人、控制政府帮助其完成利润计划，提高盈利额度。而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是一种偏向非盈利、社会化的体制，其更加强调对消费者、供应商等一系列社会利益相关者的道德责任。与企业相反，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是为了让广大群众的投资、消费、捐赠更好的进行二次分配，达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良好循环。
2 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存在的现状及问题
国家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构建更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良好风尚 文化 的塑造、以人为本大众道德素质的提高。
2.1 民间公共事业管理的薄弱
我国政府政策环境和资源背景为当代民间的公共管理事业管理体制构建提供良好的保障。最近几年来，随着以个人、集体名义开办的学校、医院、养老院、救济所等社会福利机构不断涌现，其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也不断扩大。从而，让我国民间创立和组建的公共事业管理格局更加明朗。这些优秀的以社会福利导向为准则的企事业单位也已经成为了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不断走向完善的核心力量。虽然近年来发展速度过快，范围扩展很广，但是却并没有赶上人民对物质文化、精神道德改善的事实需求，这些事实的背后出现一些隐形问题。由于公共事业管理体制在民间的准入标准过高、聚集行为严重，让更多的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和偏远地区并没有充分的享受公共事业成长的硕果。
2.2 公共事业网络化进度缓慢
传统的公共事业管理制度影响下我国公共事业管理的方式大多局限于医院、学校、救济单位等形式建筑基础设施的建造，而忽略了社会公益宣传、公益影响力、人民收益程度的问题。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居民生活状况日益改善，让我国人民对政府设施、交通出行、空气质量改善等有关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愈发重视。那么，一些传统管理制度所构建的设施由于技术落后、修缮缺失，让人民群众的使用效率大大折扣，而丧失了这些公益事业设置建立的初始目的。而优秀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势在必行，网上挂号、网上搭车、网上预订健身器材等由于公众健康、身心发展的良好项目应当成为今后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构建的重点。通过利用先进的技术，弥补中国人口快速增长而造成公共事业成功均摊的劣势将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2.3 公共事业规范化程度偏低
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由于起步较晚，在其规范化程度较低。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互联网监控的问题。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让整个世界都步入了网络时代，中国居民每天上网时间也达到了4个小时，网络、网络不真实行为也成为了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构建的拦路虎，而缺少对网络合理监控的规范化制度、没有对公众日常防范欺诈行为进行良好教育是主要原因所在。另一方面，是我国政府机关、领导干部的自控能力不足。除了网络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规范之外，对于我国政府当中频繁出现的道德败坏、贪污状况也应当引起重视。很多号称慈善机构的公共事业单位假借 儿童 、妇女等弱势群体利益在网络上为自身勾揽钱财行为频繁发生。
3 构建我国公共事业创新 管理体制的对策
3.1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结构创新
我国公共事业单位非常多，但是受到我国 经济体制的固有限制，大多数都是由国家政府投资打造，其内部被注入大量国有资金和资产。与国外相比，我国公共事业单位内部结构层次单一，集权程度较高，对决策战略传递速度偏慢，单位内部官僚制度、徇私舞弊现象严重。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整体结构是整个体系的框架，所以要改变现状就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实行 组织结构创新。扁平式的组织结构能够使组织结构信息传递更有效率，与此同时也大大减少了组织运行的风险，能够帮助基层服务人员免去开展活动层层签字的困境，非常有利于公共事业管理单位与基层民众交流，让其发挥真正的效用。创新式的组织结构还有更加有利于公共事业单位的管理，能够将国家赋予其职能发挥到最大，在充分整合 社会、国家资源情况下让公共事业体系构建更加科学。我国可以采用这样的做法，例如：对于公共管理事业单位组织结构的设置可以采用多项事业部合一的形式，将之前复杂的组织分支进行优化，完善现有服务形式、宣传形式，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与此同时也能够让公众享受到公共事业管理的多元化服务。
3.2 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制度创新
对于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制度创新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领导决策制度创新。政府部门是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核心，领导是每一项公共事业项目实施的关键。科学的领导决策制度要求领导在对项目开发、实施过程中要敢于下放职权、为才适用;第二，人才制度的创新。优秀的准则、规定需要人来实行，而我国现有公共事业管理体制当中 工作人员素质偏低，性格多样。要想更好的为人服务，从事非公益性事业，就需要拥有具有管理、经济、服务、公关等各个方面的人才;第三，财务制度的创新。非公益事业 发展、民间公益事业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特别是民众对互联网高效办公需求与日俱增的状况下，拥有高度监管的财务制度将能够将从社会募集、政府划拨的资金用到实处，从而为当前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构建注入发展的动力。
3.3 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 方法 创新
公共事业管理体制需要创新的方法。在构建公共事业管理体制中不仅需要引入科学的方法，还需要完善多元化的管理手段。科学的多元化管理方法能够促进组织结构运行效率，并且能够通过创新方法进行动态预算、动态决策，从而让公共事业管理体制与时俱进，不断与时代和世界接轨。科学的多元化管理方法需要相应软件和系统的支持，我国政府和民间非公益事业团体单位应当做好投资、筹资、融资决策和规划，充分改善现有互联 网络建设现状。公共事业管理的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要改善现有方法，用创新的方法解决问题就应当更多的关注人民的需要，从大众生活中、工作中寻找公共事业管理体制问题，从公众的切身感受中了解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构建的效果。
4 结语
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动下，我国又相继出台了“小政府与大社会”等一系列改革方针、实施政策，政府职能也发生了转变。在这种背景下，作者相信我国公共事业管理制度将会越来越完善。
一、引言
世界各国都把培养优秀的创新型高素质人才作为教育改革的方向和突破口，本科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主体和基础，强化本科生的创新能力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培养和提升本科生的创新能力也是我国高校持续在探索的重要课题之一，虽然国内众多高校对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在加强，也配套出台了一系列提高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方案和 措施 ，但是还没有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路径，尤其是人才培养没有很好地与专业建设有效的对接。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是教育部1998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新设立的本科专业，但是发展非常迅速，到2012年，全国开办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高校已经突破了500所。由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成立的背景不同，在专业面广而综合的目标定位下，大多数高校在该专业的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专业特色，使得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定位与社会经济对人才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偏差。面对迅速变化的知识环境和社会现实，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高效地掌握日新月异的各类知识和技能是前提，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创新机会则是确立其事业发展的基础。这就要求每位大学生既要拥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同样要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因此，在本文在介绍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该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完善模式，以实现创新型、实践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对促进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水平的提升，强化专业设置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二、专业设置目的与现状
(一)专业设置的目的。教育部对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定位是“培养具有现代管理理论、技术与方法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能在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 保险 等公共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开设的目的在于顺应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满足社会对公共事务管理人才需求。
(二)专业设置现状。从全国范围来看，设置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高等院校广泛涉及到医学类、体育类、师范类、农林类及 财经 类等各种高校。大多数的高校都是依托本校原有的学科基础来举办该专业的，所以各个学校在专业方向的设定上各有侧重，形成了文化教育、艺术、卫生、环保、农业、社会保障等专业方向，授予的学位也涉及到文学、法学、医学、农学、工学、管理学等。但是，以“事业单位”和以培养进入“公务员队伍”为就业目标的课程设置，在凡进必考的政策体系下，限制了学生的就业区间;加之，传统的事业单位正处于不断的改革之中，对相关人才需求的数量较小。在双重的就业压力之下，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毕业生面临极其严峻的困难，地方高校尤为突出。目前，国内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发展相对较好的大都是依托原有优势专业的相关院校，而那些既无专业依托又无学校名气支撑的地方院校，正经历着培养目标模糊、毕业学生就业困难、招生难以保障等系列尴尬处境。
三、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定位宽泛，就业竞争激烈。培养目标的定位是人才培养的“灵魂”，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规格和类型。由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是借鉴国外“第三管理部门”，而移植到国内的新型专业，所以不仅社会大众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不甚了解，甚至个别办学者对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的定位也不够科学，在“准公务员”培养路径受阻的背景之下，逐渐向“泛管理人才论”的培养方向转变。
在培养目标模糊的情况之下，加之专业深度有限，造成学生在管理领域与行政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土地资源管理等专业领域存在竞争，尤其困惑的是在该专业所涉及的领域都有相应专业培养专门学生的背景下，使得专业的目标定位与就业方向存在较大偏差，“通”而不“专”的培养模式使该专业学生始终处于竞争的劣势。
随着用人单位学历门槛的不断提高，加之社会对人才需求的不确定因素增加，该专业本科生选择继续深造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是由于没有相应的硕士学位点，加之深造对口不明，也为跨专业报考带来不小的难度。
(二)培养模式单一，缺乏专业特色。高校的专业是根据社会分工的需要而设置的学业门类，专业与专业之间应该有较为明显的分工与区别，这是高校专业特色培养课程设置时必须遵循的基本逻辑。
虽然开办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广泛涉及到多种类型的院校，但各相关院校并没有根据自身优势在办学模式上体现出特色。雷同的目标定位，造成培养模式单一，办学理念不明，学科优势不明显，且与市场需求不紧密。该专业的设置大都依托于原有专业，或与传统行政管理专业相似，受师资、学时的限制，沿袭了传统教学中大而宽的课程设置，导致多数院校多偏向于理论教学，轻实践技能的培养，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对应用性人才的需要。
(三)实践环节薄弱，教学方式单一。作为偏重管理的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教师基本上都是根据该专业的理论知识，对学生按部就班地进行授业，单一化的教学模式培养出的学生，往往是继承了过时的观点，缺乏知识的创新。
另外，由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设立时间较短，在实习基地建设方面，缺乏整体的规划和系统的设计。专业学生大多是为了完成实践任务，各自分散联系实践单位，这其中又以企业居多，而且实践内容和该专业要求相差甚远，严重影响了实践效果，不能与公共管理学科特点紧密结合，限制了公共事业管理本科生专业特长的发挥。
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发展方向
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任务，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既是人才质量的重要标志也是人才竞争的重要因素。但目前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办学实践来看，却与这一理念相去甚远。为此，要深化教育模式改革，鼓励学生实践与创新，有针对性发掘每一位学生的潜能，才能进一步提高该专业学生的培养质量。为此，需要根据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基础上，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革新，以实现创新型、实践型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
(一)重组教学模式，提升 教育质量。大学本科教育是通识教育，应以基础理论教学和全面素质培养为主，所以公共事业 管理专业的培养模式既要反映出“宽口径、厚基础、强 实践、重创新”的教育特点，也要体现出因材施教，尊重个性的素质型教育方式。为此，需要构建“两段式”的培养模式：即在基础段按照专业大类，打通基础课，同一专业类的各专业设置同样的基础课;在专业段主要进行专业理论课与实践课教学，并以实践课教学为主线，强调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2003年起我国各高校陆续实行“按大类招生和培养”，所谓“按类招生”是指学生在入学时按专业大类学习基础性课程，通过对大类学科内各专业的了解，结合学生自己的兴趣、 爱好 和特长，充分发挥主动性和自觉性，自主选择专业的过程。
通过大类招生，可以在一、二年级阶段安排有一定通用性基础课的同时，仍为不同专业方向的学生提供可选择的管理类、 经济类等基础课。在对各专业有初步了解的基础上，通过选专业、强化专业课程、参加创新实践等多种教育形势，促进学生的个性 发展与全面素质的提升。推行这种先宽后窄的教育模式有利于形成适合学生自己特点的知识结构，为学生的个性养成和创新能力的提升造就了合适的土壤。
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需要拓宽知识面，但同时要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为满足不同基础、不同发展意向学生的需求，可充分考虑学生的成才倾向，在三、四年级阶段设置不同“模块”的专业方向课程，提升某一领域知识的深度，为特定方向的发展奠定基础，供不同需求( 考研 、专业就业、跨专业就业等)的学生选修。从优化 社会管理出发，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本科生同样需要加强社会调查、分析技术和规划技能的培养，学生还应具备熟练 应用信息管理技术的能力。
(二)创新 教学方法 ，建立创新导向。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是一个新兴专业，更突出灵活性和时代性，按照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目标定位，去适应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形势。因此，该专业的本科生教育，不应该只限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应该更注重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此，需要掌握公共事业 组织的运作模式，并能够结合中国改革进程现状，科学预测本组织的发展趋势，从而为创造性地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提供技术基础。
因此，鼓励和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学科竞赛，推动学生课外学术活动的开展，既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重要途径，也是锻炼学生的 创新思维 、培育科学精神，促进科技后备人才成长的有效方式。目前，多所高校开展了本科生科研训练的实践与探索，如中国 农业大学启动的“URP” 计划(Undergraduate Research Program)，福州大学开展的“SRTP”计划(Student Research Training Program)。科研计划的执行改变了过去教师有效指导的状态缺位，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也系统地培养了本科生科研能力，对本科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在此，可采取多样式的途径和方法给予科学培训的机会，增强对专业技能的锻炼，最大限度地提升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 经验 。学生在专业定位以后，根据自己的爱好遴选专业导师，并进入导师的课题组，在导师、研究生的帮助下开展学习和研究 工作，并将毕业 论文的(设计)选题结合科研项目、社会经济与生产实际，达到综合训练的目的。这种创新性人才的教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助于学生在实践中去确立和拓展自己的知识视域，发现并建构自己独有的知识、经验体系和认知框架，通过科研训练不仅是把知识局限在书本和专业理论之中，还给学生提供持续学习和探究的动力与勇气。
(三)突出专业特色，强化自身优势。各相关专业院校应充分依托原有学科，结合社会需求和办学条件，寻找与社会经济 联系的切入点，制定具有学校特色的专业培养目标，突出不同院校间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不同院校要依据区域情况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专业建设与城乡经济发展的紧密结合，既体现出专业特色，也避免了专业的同质化竞争。例如，综合性院校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一般都放在公共管 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或政 法学院等院系，这些院校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可以充分依托所在院系的学科优势来设置特色培养方向，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在经济管理、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等方面给予强化;地方院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具有其他高校所不具备的地域优势，从而其可以基于地域优势形成一定的学科优势，可将专业的建设与城市产业、城市公共事业发展紧密结合，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以及自身特有的学科优势来设置特色培养方向。
五、结语
要实现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必须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培养模式要根据培养目标、培养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以实现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人才的目标。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个学校应当根据本校的学科背景、师资力量、学科优势、教学设备与设施条件，特别是要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置不同的具有本校特色的专业方向，以及相应的专业模块，办出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具有明显特色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为此，在充分利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借助于其他学科的师资力量，加快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发展。专业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及国家对管理工作的重视，也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方向的凝练，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
2012年7月出台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从实践操作层面制定了基本公共服务国家基本标准，明确了四个主要目标：供给有效扩大、发展较为均衡、服务方便可及、群众比较满意，最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有效供给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从经济上来看，这既包括扩大供给，需要大幅度增加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总量和比例），又包括有效供 给，需要优化和调整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目标在于政府最大化地实现代表性、回应性和责任的价值。随着社会的转 型和发展，政府通过各项制度或者公共政策更大程度地实现其代表性和责任，回应多元利益主体日益增加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需要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来完善 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体系，不断健全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从管理视角来看，扩大有效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从管理社会向社会管理转变的基本措施和重要途径，从 整体上看，社会管理的焦点在于扩大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这一结果上。为获得预期效果，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可以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可以通过政 府、市场、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通过多种途径来提供，即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多元化，实现提供主体与提供方式多元化。为了实现有效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政府既应 该强调民众需求导向的观念，又应该扮演“掌舵者”而非“划桨者”的角色，还应该关注服务对象民众的回应即社会满意度。发展较为均衡是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包括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优化，最直接的因素是公共服务需方与供方的匹配。基本公共服务均衡的实质在于政府兑 现保障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权利的承诺，通过深化改革，建立与完善教育、住房、就业、卫生医疗等领域内的制度建设，通过具有普遍可接受或可容忍的基本公共 服务结果和机会均等来限制社会的不平等。从宏观层面来看，发展较为均衡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布局人、财、物等各种资源，各地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实现基本公 共服务的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达到相对的均衡。从中观层面来看，发展较为均衡是指要基本实现城乡间、地区间在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 业、卫生医疗、养老服务等各种公共资源配置的均衡，尤其要实现各县域内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从微观层面来看，发展较为均衡包括服务领域内资源配置的均 衡、服务结果的均衡以及服务评价的均衡，尤其要明显地提高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公正平等分配能力以及服务评价能力，以解决公众的住房 难、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等问题，使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均等地享有住房、教育、医疗、劳动的权利与机会。服务方便可及是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具体方向。随着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探讨从理论上升到实践层面，它的可获得性和方便性是国家基本标准得以落实的重要衡量因素。首先，要健全服务网络。目 前，低收入和贫困群体有较高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但服务网络延伸得不够长，对基本公共服务利用率比较低，导致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方便性相对不足，又由 于他们的支付能力有限，尤其在灾难性事件出现以后，容易因病致贫或者因灾致贫。因此，实现国家基本标准有赖于全面建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服务网络。其次，要提 高针对特定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设施标准化水平，使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者能方便地获得相应的服务。比如，提高教育机构、培训机构设施的标准化设施是受教育 者、劳动者获得便捷的教育、信息、培训服务的基础。再如，要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规范化、专业化和信息化。最后，要保障城乡居民就近获得服务。基本公共服务 国家标准的第一个阶段性目标是通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规划一体化与服务制度衔接、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支持力度等方式，逐渐消除在二元社会结构中基本公共服 务获取的差异性，使城乡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可及性和方便性。
关键词： 公共财政，公共服务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
2005年10月11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租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要“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2006年1Q月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壬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 热点 问题。
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若干理论问题
(一)公共服务的涵义与分类：
1.公共服务的涵义。在研究公共服务的涵义时，主要应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分析：(1)公共服务属于服务范畴，因此，首先要弄清何为服务？从经济学角度看，服务是相对于生产来说的。根据产业结构的划分，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是农业，第二产业是工业和建筑业，这两个产业是物质资料的生产部门，生产出来的产品具有实物形态。笫三产业属，于服务行业，不生产物质产品，只提供劳务服务。因此，服务也称劳务，即不以实物形式而以提供活劳动的形式满足人们的某种特殊需要。在我国，第三产业即服务行业又可分为4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等；第二层次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 保险 、房地产、公用和居民服务业等；第三层次是为提高科学 文化 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 教育 、文化、科学、卫生等；第四层次是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等。(2)公共服务属于公共物品范畴。公共物品和服务与私人物品和服务相对应。公共物品具有两个基本特征：消费的非竞争性与受益的非排他性。这里的公共物品，包含着公共服务的内容，区别只在于，生产领域的公共物品是有形的，而服务领域的公共物品—则是无形的。因此，有关公共物品的分析担适用于公共服务。与公共服务相对应的是私人服务，私人服务通过市场来提供，公共服务则主要由政府来提供。有些服务是介于公共服务与私人服务之间的准公共服务，既可以私人通过市场提供，也可以由政府提供，还可以由私人和政府共同提供。这里所讲的“提供”，是指“掏钱”，由谁掏钱就是由谁提供。政府提供，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来实现的。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公共服务的内容，既包括第三产业中的第四层次，即国家机关通过直接提供劳务，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也包括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向居民提供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服务。
2.公共服务的分类：基本公共服务和一般公共服务。什么是基本公共服务？这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基本公共服务，是指直接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把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列为基本公共服务，就属于这种情况。另一种观点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应是指纯公共服务，因此不能笼统地讲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社会保障等是基本公共服务，只能提其中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科学研究、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社会救济等，属于基本公共服务。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是一定发展阶段上最低范围的公共服务。笔者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应该是指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纯公共服务。除去基本公共服务以外的服务，都属于一般公共服务，如行政、国防、高等教育、一般应用性研究等。
(二)均等化的涵义与标准
1.均等化的涵义。“均等化”，就字面理解包含均衡、相等的意思，而均衡有着调节、平衡的过程，最后达到相等。当然，这里的相等，只能是大体相等，不可能绝对相等。均等的内容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如公民都有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二是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结果均等，如每一个公民无论住在什么地方，城市或是乡村，享受的义务教育和医疗救助等的公共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应大体相等。相比之下，结果均等更重要。
2.均等化的标准。有3种理解：一是最低标准，即要保底。“一个国家的公民无论居住在哪个地区，都有平等享受国家最低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这个均等化我们理解就是要托一个底，是政府应该提供的诸如普及义务教育、实施社会救济与基本社会保障这类东西，对其应该保证的最低限度的公共供给，必须由政府托起来。”二是平均标准。即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应达到中等的平均水平。三是相等的标准，即结果均等。这3个标准并不完全矛盾，实际上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水平还不够高的情况下，一开始首先是低水平的保底，然后提高到中等水平，最后的目标是实现结果均等。当然，要做到结果大体均等，政府的供给成本就不能是均等的。
公共服务均等化，或者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终极目标是应当使人与人之间所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由于个人总是处于某个地区或城市和乡村之间，为了实现这一终极目标，可以阶段性地通过实现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目前，学术界关于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的文献，大多都是从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角度来谈的，因此，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当包括地区之间的均等，城乡之间的均等和人与人之间的均等。
(三)均等化的理论基础：福利经济学和公共财政的重要特征
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开创了福利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为实现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庇古考虑到两个问题：一是个人实际收入的增加会使其满足程度增大，二是转移富人的货币收入给穷人会使社会总体满足程度增大。据此，他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也就越大。庇古的这项贡献对公共服务均等化起到了基础性的影响。由于公共服务也是由国民收入形成，对公共服务的分配能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起到重要作用，能够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特别是政府财政收入占CDP 比例较高的时候。公共服务资源一般由政府掌握，主要由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等手段予以配置，如果出现配置失当的情况仍然要由政府自身来纠正。庇古的国民收入均等化思想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启示性意义，政府应当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来实现全社会福利最大化。
公共性是公共财政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政府是整个社会的代表，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自于全体社会成员，因而，公共财政支出也必须用于全体社会成员，即要求政府必须对所有经济主体和社会成员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在“一视同仁”的政策下，政府及其公共财政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对所有的社会成员应该是公平对待的。而在“区别对待”的政策下，政府及其公共财政实际上只着眼于和偏重某些经济成分、某些社会集团和少数乃至个别社会成员的利益。政府为社会提供服务时的“一视同仁”，是具体通过公共收入、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制度来实现的。
二、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存在的问题
在分税制的条件下，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机制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关系；建立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制度。目前，我国在这些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
(一)公共服务型政府仍未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尚不完善
1.政府用于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不足。目前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型滞后，尚未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政府的“缺位” 与“越位”状况并存，突出表现在用于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科研和公益性文化事业是公共服务最典型的项目，政府最应该担负起提供这部分公共服务的责任。而从1993年以来的政府支出情况来看，政府对这方面投入的力度不够大。表1的一组数据较能体现这种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基本建设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始终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这部分支出大量地反映在预算外)，没有呈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行政管理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1978年为4.71%，1993年为11.54%，21304年上升到14.25%；文教科卫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不仅没有增大，反而从1993年的20.63%下降至21)04年的18.06%。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对基本的公共服务的投入比重过低。
2.地区间和城乡间公共服务差距悬殊。严格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向全国各地的居民提供在使用价值形态上大体相同水平的公共服务。我国地区差距较大，提供同样使用价值的公共服务，其所面临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尤其对于我国西部地区，提供与东部地区同样的公共服务，其所需要的成本往往是更多的。因此，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为使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当使西部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比东部更大才能满足均等化的要求。下面选取1995—2004年全国各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数据来看地区间的差距情况，同时选取变异系数这个指标来对差距情况加以衡量，变异系数的值越大，则全国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 (或支出)差距越大；反之，则全国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或支出)差距越小。
图1描述了1995—2004年全国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异系数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后，全国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的差距不仅没有呈现减小的趋势，反而地区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也就是说，如果考虑到提供同样使用价值的公共服务所面临的成本问题，实际的公共服务差距比人均财政支出反映的差距还要大得多。
事实上，通过选取部分公共服务项目的人均支出额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公共服务的水平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还有扩大的趋势。这里选取生均教育费用支出的指标来看这一趋势。
1998年，我国普通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平均为625.36元，最高的为上海2621.16元，最低的为贵州296.44元，最高额与最低额的比值(即极差率)为8.84。2003年，我国普通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平均为1295.39元，最高的为上海7030.12元，最低的为河南 677.43元，最高额与最低额的比值为10.38。可见，从1998年至2003年，就最高额和最低额的差距来看，全国各地区普通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差距呈扩大趋势。就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而言，这种差距已经成为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失衡，使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贫困群体难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并由此导致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不到保障，直接限制了农村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
有学者估计，城乡间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差距将2004年我国名义城乡收入差距3.2:1的比例扩大至5:1到6:1的水平，公共服务因素在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中的比例大概为30%～40%。也有学者估计，在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因素大概占20%。
(二)各级政府间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划分不清，基层政府财政相当困难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清，不规范，即事权不清。在此情况下，各级政府间事权层层下放，而财权和财力却层层上收。目前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主要由县乡基层财政来承担，像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救济等支出大都由基层财政负担，例如，据调查，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省负担11%，中央财政负担不足 2%；又如，预算内公共卫生支出，中央政府仅占卫生预算支出的2%，其他均为地方政府支出，而在地方政府，县、乡共支出了预算的55%～60%。而在许多国家，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大多由中央和省级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从财权和财力来看，基层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没有举债权，也没有独立的主体税种，收入主要依靠共享税，使其掌控的收入极其有限，而转移支付又不到位。据统计，目前拥有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县乡财政组织的收入仅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0%左右。可见，财力与事权的不匹配是基层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也是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关键。
(三)转移支付制度总体设计存在缺陷，形式过多，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及体制补助4种方式。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又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和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方式。此外，按照转移支付形式的性质划分，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
1.税收返还、体制补助和结算补助，这几部分是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性质是维护既得利益，是旧体制的延续，不具有均等化功能。
2.一般性转移支付，是在支付过程中按规范和均等化的原则进行，这是国际上通常称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
3.专项转移支付，服务于中央宏观政策目标，用于增加农业、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扶贫等方面的专项拨款，目前这些重点项目主要用于中西部地区。但其核定并不规范，加之往往被层层截留和被挤占、挪用，其性质属于非均等化转移支付。
4.其他转移支付，包括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三奖一补”转移支付等，其性质属于专项转移支付，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均等化的性质。目前，财政部门将这部分转移支付连同上面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合在一起，称作“财力性转移支付”。
以2005年为例，对上述4种性质的转移支付加以分析，如表2和图2所示：
1994年后转移支付的方案设计对分税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平衡各地区财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总体来看，仍存在着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转移支付形式过多，相互之间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将转移支付也分为均等化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万形式，且一般性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的绝大部分。而我国转移支付形式过多，且各种形式的转移支付在均衡化的过程中有所交叉，管理混乱。
第二，税收返还的制度设计不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行。新体制下采取的税收返还制度，是在保证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对1994年的“分税制”的改革起子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央对.地方上划的税收按基期年如数返还，并逐年递增，税收额多的地区得到的返还额多，其财力充裕，而税收额少的地区得到的返还额少，财力依旧不足。税收返还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比例较大，2002年税收返还占到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规模的41%，2005年税收返还也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规模的33%。这种对所有地区无差别的基数税收返还，不仅未解决因历史原因所造成的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大的问题，反而在新体制下肯定了这一差距，这也不利于缓解地方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
第三，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过小。在转移支付形式中，真正属于均等化转移支付形式的实际上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其所占比重很小，目前只占转移支付总额的10%，因此，均等化作用有限。
第四，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过大，且运行不规范。专项转移支付是着眼于解决地区间具有外溢性的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提供问题，着眼于国家宏观调控、促进各地协调发展和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的政策目标。但是，目前对专项转移支付的准人不甚明确，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过大。2005年，专项转移支付的数额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数额的31%。此外，部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设置交叉重复，分配制度不够完善，资金投向较为分散。
三、对我国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建议
(一)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财政制度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的作用。政府应该对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政府要继续推进政企、政资、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杜绝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干预，把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政府不能以牺牲提供公共服务为代价专注发展经济，更不能介入市场能够配置资源的领域与民争利。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二)完善财政体制
应当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在提供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由于各类公共服务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各级政府承担的事权责任，也应有所区别。例如，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由于涉及面广和具有更大的外部性，主要应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提供，由县级政府管理；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应由中央、省和县三级政府共同承担，各级政府承担的比例，应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而定。在经济贫困地区，应全部由中央与省级政府承担，通常情况下，以省级政府为主；在经济中等发展地区，应由三级政府共同承担，但中央和省级政府应负担50%以上；在经济发达地区，应由三级政府共同承担，但以县级政府承担为主。总之，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划分上，应改变过去传统的按事务的隶属关系划分的办法，以便使财力与事权能够相匹配。明确事权划分后，应通过法律制度固定下来。
(三)完善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制度
1.试行纵向转移与横向转移相结合的模式。世界各国大都实行单一的纵向转移模式，即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只有德国、瑞典和比利时等少数国家实行纵向与横向混合的转移模式。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距过大，中央财力又十分有限，单靠中央对地方的纵向转移，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会旷日持久，遥望无期，难以实现。我国东部发达省区支援西部不发达省区已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基础，如发达省区与西藏、青海等省区之间的对口支援，只是尚未形成制度，更何况目前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已接近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有条件、也有义务从财力上支持不发达地区的发展。东部发达地区支援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有利于加快地区间的协调发展，提高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最终也有利于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可以在目前以纵向转移模式为主的同时，试行横向转移支付。
2.完善转移支付形式
第一，取消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税收返还的制度设计为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是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制度维护了地方的既得利益，是旧体制的延续，同时税收返还的数量巨大，不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因此，不能将其永久化和固定化，甚至扩大化。目前已经具备了取消税收返还的条件。为了减少阻力，可以规定一个过渡期(如3～5年)，分步实施，逐步到位。
体制补助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从旧的财政分级包干体制中延续下来的转移支付形式，属性和政策目标不明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形式的均衡化效果进一步减弱。建议尽快取消体制补助，将其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
第二，调整财力性转移支付。现行财力性转移支付主要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这里，除一般性转移支付外的其他类型的财力性转移支付都是因为中央出台某项政策导致地方财力不足引起的，或者用于某些专门事项的。这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性 措施 ，而不能使其制度化，否则，如果每出台一项政策，就增加一项财力性转移支付，势必会造成财力性转移支付的混乱和不规范。因此，应当将财力性转移支付整合为一项统一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第三，科学界定专项转移支付标准，控制准人条件和规模。首先，要科学界定专项转移支付的标准，即要明确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列入专项转移支付。通常来看，列入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应是具有外溢性、突发性、特殊性、非固定性等特征的项目。根据专项转移支付应具备的上述特征，像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一般性的扶贫等支出都不应列入专项转移支付的范畴。其次，要控制专项转移支付规模。专项转移支付，只能是次要的、辅助的形式，因此，规模不能过大。此外，要加强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防止被截留、挪用，提高其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