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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是前端技术领域的一个语言标准，是HTML的第五版标准。它并不是外界各行各业所说的什么花里胡哨的效果，也不是什么特别厉害的技术栈，更不是什么用于营销的手段，但他总是被很多人说，H5、H5、H5，它其实本质上，对于行内人来说，就是一个语言的标准版本。
HTML是前端中必不可少的一门语言，他是网页的结构和内容的体现。在HTML第五版本中有很多的新的语言特性。比如本地存储、比如能画斜线的Canvas，再比如可以向网页中引入各种各样的多媒体文件，等等。总之H5对于网站的增益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学习了H5便可以完成效果非常绚丽的网站的编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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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H5，学习CSS3以及JavaScript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需要掌握一些库和框架，比如Jquery、Vue、React。学习了这些，就可以非常轻松地在市场上找前端相关的工作了，目前这些技术是十分受欢迎的。
对于需要客户端体验的企业，以及一些需要做数据可视化的企业。对前端的岗位的依赖程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前端目前的情况是供不应求。
最后说下薪资。拿成都来说，初级水平差不多在4~6k，中级的话再6~10，高级的话10K+。如果特别特别优秀，还会更高，所以薪资这块已经算行业中较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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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官员腐败与社会诚信在中国越来越成问题，为社会各界所深恶痛绝，但是关于这方面的很多报道在中国往往还要受到限制。主管媒体工作的宣传部门经常会下发一些文件或者通过电话口头“打招呼”，要求媒体不准报道某些“敏感”的或者“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事件。新闻审查的加强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换句话说，我们能从新闻自由中获得什么经济好处新闻自由值几个钱当然，在我们都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可能很难让人听得进“开放新闻媒体对中国经济是多么多么重要”的话。的确，几百年来，新闻自由一直被看成是一项纯粹的政治制度，只是对当权者的监督、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能够起到关键作用；一提新闻自由就让人感觉又要谈政治了，等等。其实，不用这么怕，新闻自由对中国经济的深化发展、矫正经济腐败、促进市场交易具有同样关键的作用，开放新闻媒体也恰恰是为了增加中国的就业机会所必需迈开的一步。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还被人们所忽视。 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故事从许多方面都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按真实购买力算）从338 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约5000美元，超过两亿人口因而脱离了贫困线。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也从1978年的16％上升到目前的41.8％。就在全球经济因互联网泡沫破灭而放慢增长的这几年里，中国经济不但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而且也带动了许多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这样的成就不胜枚举。 中国的非凡经历也令众多学者和评论家迷惑不解：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广泛接受“法律对发展至关重要”和“制度对发展至关重要”这两项命题，而且制度经济学的这些结论也是“华盛顿共识”所依赖的核心理念基础。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虽然缺乏一个可靠的市场制度架构，既没有可靠的法治又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可是其经济却仍在继续快速增长。特别是与印度或新近转型后的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现象更显得像个悖论。与中国不同，印度拥有相对齐备的现代制度，既有民主与法治又有新闻自由，但其人均GDP却仅从1978年的560美元（当年中国为338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2358美元（那年中国为3976美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在产业结构里 原因是中国这些年快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制造业和住房基建业，这种产业结构对制度的依赖度较低。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来自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和建筑业（住房与高速公路建设）。虽然这些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服务业的繁荣，但后者并没能充分发挥工业增长所提供的发展潜力。以2004年为例，中国 GDP有15.4％来自农业，51.1％来自工业，33.5％来自服务业。而印度的服务业占GDP之比为51％，美国的服务业则更是高达79.4％。实际上，在所有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中，中国的服务业水平最低，位于最不发达的行列。由于中国经济严重依赖“重型”工业，其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这种产业结构也当然让中国经济可以在不作政治改革、不开放媒体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增长。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将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作一下比较。以玩具制造业为例，它用来交易的产品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购买者可以检查玩具车的样式、风格和颜色，从而确定其质量和价值。买者还可以在购买之前进行多次试车检验。制造商（或销售商）与购买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虽然存在，但却是很有限，买方较不容易。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增强产品责任的法律保护与司法独立是合乎人们需要的。然而，即使没有这种可靠的司法制度， 可能也还行，购买方顶多是在买之前多花些时间检查、多试该产品几次，由此来克服法律上的缺陷。除此之外，就算买者在买货之后发现产品有瑕疵，或许只要该产品“还能用”，他也可能就接受了，就“将就将就了”。因此，制造品的“看得见摸得着”这一特点足以帮助购买方规避其在信息方面的不利局面，从而降低他的交易风险。这样一来，即使在不可靠的市场制度下，制造业也能发展，只要有很多很便宜的劳动力即行。 相比之下，在股票等证券交易中交易的则是金融契约，或说对未来现金流的收益权。第一，契约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构建的“东西”或说概念，如果没有相应的证券法以及独立有效的司法制度，这种金融契约就没有任何意义，就一文不值。第二，恰恰由于金融契约“看不见摸不着”这一隐蔽性特点，使其购买者在信息方面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不利：被交易的金融契约无色无味、也无形状，购买方无从检验它。他们不得不依靠证券发行方披露的数据和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来评估证券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畅通无阻的媒体信息流动、自由的新闻调查报道以及有关证券发行人和其相关实体的评价意见就变得非常关键，这些独立的信息和评价可大大增加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培养市场交易中的诚信基础。 与无形的“服务”市场相比，“实物”市场对法治环境和新闻制度的依赖性要小得多，特别跟金融服务业比更是如此。因此，那些不具备“对市场发展友善的制度”的国家也许只能集中精力发展其制造业和其它实物业，当然也可侧重农业，但不能对服务业有太多指望。而那些有新闻自由以及可靠法治制度的国家则既可选择专注于工业，也可发展服务业，专挑在价值链中利润最高、最赚钱的行业去做，把“苦力活”留给那些制度欠缺的国家去做。 我们也可从跨国数据中看看这一结论是否离谱。为了证明这一点，根据 Freedom House在1990年对106个国家新闻自由程度的评分，我把这些国家分为三等份组，然后计算出每组国家中服务业占GDP的份额。结果显示，在2002 年，服务业份额在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平均为62.4％，在中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为57.1％，在新闻不自由的国家中为48.5％。当我用各国的人均服务业经济增加值来取代服务业占GDP份额，以此来衡量一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那么得出的结论基本不变。看来，新闻自由确实可减少市场交易两方间的信息不对称， 增加参与者对市场交易的对象——“服务品”的信心，减少“服务”市场上的交易风险，从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公正、完整的信息和知识可以增加市场交易中的诚信，而诚信又更是服务业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基础。 在理解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制度机制有着不同的依赖度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故事并不能否定制度经济学的命题，而是跟后者非常一致。中国的故事是：在不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凭借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重点发展其制造业、建筑业等“重型”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对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依赖度低，所以到目前为止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还可以成功。然而，这一“重型”发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今天的中国经济现实实际上已在挑战这一模式。 新闻自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必要基础 对这种“重型”发展模式的挑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种以高能耗、高自然资源消耗为特征的发展模式不但抬升了世界能源价格，促使许多人预言地球能源供应危机即将到来，而且已经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是有代价的，环境与资源遭受重大损耗，河流与湖泊也遭到重度污染。 第二，作为纺织品、服装、机械和电子产品的出口大国，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贸易壁垒挑战，这会使中国难以进一步扩大其在众多制造品市场中的份额。贸易问题已是近几个月来报纸头版报道最多的问题。 第三，制造业已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中国只能靠服务业来增加新的就业。举例来说，虽然制造业产值自1978年以来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长，但在 1995年时制造业从业人数达到9800万的顶峰，到2002年制造业就业数已减少到8300万人。随着效率的提高和技术革新，制造业的生产力将得到提高 ，而这只会进一步减少其从业人数。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中国农村有大约两亿闲置农民，他们都需要工作。官方的城市人口失业率多年来维持在3.6％左右 ，真实的失业率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每年新增的可就业人数为1500万（包括350万大学毕业生），但每年新增的就业机会目前是800万，这就意味着每年新增的失业人口是700万（这还不包括新的失业人数）。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最后，中国长期以来希望改进在价值链的产业地位，慢慢减少对低经济增加值的制造业的依赖度，而服务业的经济增加值普遍较高，可取得更多的利润。 从上述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中国必须进一步发展其服务业。确实，既然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份额是世界最低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它蕴涵着最大的发展潜力。在有13亿人需要服务的情况下，这种潜力尤其巨大。但是，正如上面讲到的，发展服务业需要法治，需要独立的司法，需要新闻自由。在近些年里 ，这些制度机制已经得到了改进，但还是远远不够。 以上海为例，在1949年前，上海是中国甚至亚洲的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其服务业十分兴隆。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决定将上海重新塑造为未来亚洲的金融中心。十多年来，政府把相当多的金融业务都安排到上海，以此来重点把上海发展为服务业中心。比如，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1990年12月在上海建立的。过去几年里， 证监会把新公司股票上市都安排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而不放到深圳证交所。在官方的鼓励下，外国银行和金融公司也陆续落户上海。然而，虽然这只“看得见的手” 多么偏重上海，给它提供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但结果如何上海服务业在其2004年GDP中所占份额只有47.5％。而且，服务业份额在过去两年里每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实际上，过去几年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红火给了其服务业不少推动，但它的服务业还是连续两年在衰退。1995年，上海金融服务业的经济附加值占其GDP的10％。在2000年，这一份额创下15％的新高。但在2004年，金融服务业的份额又降回到10％。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是自 2001年夏天以来股价一直在下跌。因此，在未能改进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情况下，连具备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的上海也无法提高其服务业水平，其 47.5％的服务业GDP份额甚至低于印度全国的水平。 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过去多年，政府将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分开。政治性的刊物受到严格审查，而财经类报刊则“在一定的模糊范围之内”享受一定的自由。但是，在一个以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为主导的经济社会里，其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管制又不受到民选议会的制约，那么经济和政治实际上很难分开，因此财经类报刊实际上难以有真正的自由空间。 比如说，国有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都是由中央组织部任命的副部级干部，对他们的工作言行的追踪报道常常就与政治性新闻沾边，因而属于政治新闻审查的范围。虽然关于金融风险和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多年来讨论得非常热烈，各界也一再呼唤着加强金融风险管理，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量到底有多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机密。在“安然事件”发生之后，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开始受到重视。但是，1300多家上市公司又多数为国有控股，其最高管理层又大部分由相关行政部门任命。因此，如果记者敢于调查报道这些公司的负面消息，他们将面临着工作被炒甚或吃到官司的危险。在股市价格走低之时，财经新闻编辑会受命只刊登正面报道，不登负面新闻，以此塑造出一个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景象。新闻审查限制了有用信息的供应，扭曲了市场中的真实信息，从而阻碍了市场尤其是对信息依赖度极高的金融市场的发展。 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同，中国现在有了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网络，这些运输网将各个地区整合成了一个全国统一市场。货物和服务的交易已跨越了地域的界限。股票、债券、保险和其它金融产品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交易。在这么广泛的市场经济里，如果公司管理层行害，或者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商行害、行，那么他们对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潜在损害都会是极为广泛和深远的。这种复杂市场里，信息的自由流通涉及到太大的公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政府能雇佣足够多的管理员、监督员来监督、揭露并矫正市场中的不良行为，即使政府能雇佣很多很多的市场与企业监察员，他们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激励把监督做好，或许由此带来的反而是新的寻租与腐败机会。一个自由的、不加审查的新闻媒体则不仅可以独立地提供完整的、公正的市场信息，而且他们能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纠错机制，我们知道“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由媒体将公司作假与商业腐败曝光，这本身就可起到对商业和市场纠错的效果，也是一种最自然的规避金融风险的手段。因此，新闻自由不仅对政治民主十分必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闻自由就是在不动摇政党统治，不危害政党安全的情况下的自由。自由永远是相对的，即使是在欧美等发达地区。国内新闻自由的进情在进入信息时代后得到了很大的飞跃。比起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在的中国人民在信息的接收上已经得到了广义的自由。
新闻传播业既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又与社会大系统、其他社会子系统相依相存，因此，考虑新闻控制的根据，应该从这些关系出发，从新闻自身相对的独立性出发。 首先，社会大系统运行的统一性，要求对作为子系统的新闻传播业进行必要的控制。“任何社会都要运用社会控制体系来推行统治阶级所确定的社会价值观，维系现存的社会秩序，使其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社会大系统对社会每一个子系统的控制就是必然的。况且，新闻传播业作为社会有机体的神经系统、敏感部位，作为既有经济基础属性又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特殊领域，在社会大系统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它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它的运行秩序如何，对社会系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对它的控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新闻传播业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相互依赖性，特别是新闻传播业相对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的被支配性，决定了它受控制的必然性。相互依赖性是社会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基本关系，而相互依赖的内涵，就是相互支持和相互制约，即互相提供资源和互相索取资源。因此，在普遍意义上说，社会子系统之间都有相互控制的关系。然而，不同的社会子系统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有些子系统的地位与作用更根本一些、更基础一些、更重要一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作为上层建筑一个子系统的新闻传播业，其性质、功能必然受制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即使从产业的角度将新闻传播业看作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它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要受制于社会整体的经济基础，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子系统，新闻传播业更是受制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因此，“从各系统之间的关系看，新闻事业又往往要受到政治、经济系统的支配。由此，在新闻事业中出现社会控制，乃至于新闻事业成为某一阶段、政党或经济集团的工具，自是势所必然”，这也使我们又一次感到我国著名新闻学家甘惜分先生当年把新闻界定为“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的深刻。 再次，新闻传播业自身的健康发展，特别是新闻自由的合理运用与实现，要求必须进行一定的新闻控制。拥有一定的新闻自由是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但是，新闻传播史证明，建立在天赋人权思想基础之上的传统新闻自由理念与实践，将新闻业看成与立法、司法、行政平行的“第四权力”的思想，尽管充满了召唤力，也确实在人类发展史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但那种“不加任何限制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了解别人的情况的做法，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新闻自由的滥用”，必然导致媒体权力的滥用，最终也必然造成新闻传播业的畸形发展，这正是20世纪初在西方新闻界上演过的一幕，也是社会责任理论得以产生的重要根源。因此，作一个全面的考虑，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判断：“没有自由的传播是不正常的，同样，传播如果失去适当的有益的控制也是不可想象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控制也就没有自由。”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化报刊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 新闻纸略论---我国中文报刊史上刊载的第一篇新闻学专文 蜜蜂华报----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 广州记录报(广东记事报)---第一份英文报纸 遐迩贯珍---最早使用铅印的中文报刊,香港最早出版的中文刊物 遐迩贯珍的布告篇---最早在中国报刊上推出广告收费举措 香港船头货价纸--我国历史上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 申报---在国内报纸上出现第一条国内新闻电讯,最早发布号外 民报--我国最早使用白话文和标点符号的报纸 消闲报---我国报纸的第一个副刊 德臣抱--香港出版时间最长的英文报纸 读开元杂抱--最早有关唐代官报的文字记载 小报---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非官方报纸 急选报---世界上最早称为报的印刷品
我国最早的报纸是古代的“邸报”。“邸报”最早出现于汉朝。当时西汉实行郡县制，全国分成若干个郡，郡下再分若干个县。各郡在京城长安都设有办事处，这个住处叫做“邸”，派有常驻代表，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皇帝和各郡首长之间做联络工作，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写在竹简上或绢帛上，然后由信使骑着快马，通过秦朝建立起来的驿道，传送到各郡长官。有史可查的中国最早的报纸是起源于唐朝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的邸报。邸报是中国古代报纸的统称，但这个称呼出现，是从宋朝开始的。因此《邸报》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现代的第一份官方报纸是民国时出版的《北洋官报》（1902年，天津设立总局全国发行）。早于《北洋官报》的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并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另外还有香港出版的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香港中外新报》（1858年，）
07年自考“新闻学概论”知识点（2）
，一般来说现在流行在网上操作，如果手机上相对方便一些，因为在手机上只需要网页或者软件APP就可以完成了。
1827年传教士又在广州办《广东纪录报》,是在中国土地上第一份中文报纸,距现在也有180年了。
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自2022年4月起，《科协论坛》更名为《科技与健康》，主管单位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变更为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单位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变更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与我部不存在任何管理关系。经与《科技与健康》编辑部核实，《科协论坛》于2018年12月起已长期休刊，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进行有偿征稿活动，也未在任何网络平台上发布征稿信息。
写论文是每个科研汪的必修课，而一篇完整的论文后面都有一长串的参考文献。但是据笔者多年来的观察，「引用参考文献」这一工作似乎并不被很多人所重视，因为大家都觉得会有审稿人帮自己检查。大人，时代变了！ 不好好引用参考文献，小心你的论文翻车！近期，一篇发表在 Advances in Medical Education and Practice 杂志上的题为 Medical students’ perception of thei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cope with future market trends 惨遭撤稿。图片来源：论文截图一本平平无奇的期刊，一篇平平无奇的论文，这也本该是一次平平无奇的撤稿。但是，该论文的撤稿原因却有点「独特」：论文所引用的一些参考文献内容并不符合该论文中的描述。 说直白些就是胡乱引用参考文献。该论文引用的三篇文献与论文中所描述的数据毫无关联，那三篇文献分别是：19. Policy Politics. 2014;42(4):597–614.20. BMJ. 2004;329(7469):770–773.21. Br J Educ Psychol. 2005;75(4): 645-660.而与这些参考文献无关的数据似乎来自另一项未被引用的研究：Adv Med Educ Pract. 2018;9:119–124.说实话，因为「不当引用」问题而被撤稿真的挺少见的，完全可以用「屈指可数」来形容。那些因为「不当引用」而被撤稿的论文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绝大部分因为「不当引用」而被撤稿的论文，都是因为 引用了「已被撤稿的论文」。一篇有问题的论文从发表到被正式撤销，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这个时间被称为「撤销时滞」，平均为 3.5 年。在这 3 年多的时间里，这类论文难免会被后续研究者所引用，个别文章甚至在被撤稿之后还有人引用。一般情况下，假如你引用的论文正好被撤稿了，大概率你的文章是不会因此被撤稿的。（也许吧.....）但总会有那么一些「幸运儿」不幸中招，著名的学术网站 retraction watch 就曾经统计过这类文章：撤稿原因包含 Cites Prior Retracted Work 的 15 篇论文这个数字还是挺让人意外的，仅仅 15 篇被撤稿了。因为很难被精确找到，绝大多数存在不当引用的论文依旧躲藏在学术圈的阴暗角落里未被制裁。为什么「不当引用」很难被发现？本次撤稿事件中，Retraction Watch 网站收到了该期刊如下的回复：该论文在发表前由两名审稿人进行评审。仅通过同行评审是无法识别参考文献问题的，该案例是一起孤立事件。我们不认为立即需要更改政策...你品，你细品一下。这其实是当下同行审议工作中的无奈之处：在生物医学这样的领域，一篇论文引用 30、40 篇文章简直不要太常见， 逐个检查引用文献无疑是异常繁琐的工作。在 Retraction Watch 的新闻下，很多担任过审稿人的学者都发出类似的共鸣。图片来源：Retraction Watch不是大家不想去找，工作量实在过大，仅依靠同行审议就想把涉嫌不当引用的论文给揪出来太困难了，这也直接导致不当引用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2016 年一项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文章在引用已被撤稿的文献时，作者会选择性不谈该引用的文献已被撤稿。（反正也没人发现）高引用的被撤稿文章，图片来源：医咖会曾有网站统计过那些高引用的被撤稿文章，排在首位的文章甚至撤稿后的被引次数是撤稿前的 3 倍多！即使是较为近期的撤稿（有 4 篇是在 2015 年撤稿），撤稿后仍然在不停地被引用，例如 Voinnet et al.(2003) 这篇文章，在 2015 年被撤稿之后，仍被引用多达 80 次。论文不当引用现象之严重可见一斑。虽然不当引用行为很难被发现，也很少被制裁，但你可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地引用了。2019 年 5 月 29 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发布了《学术出版规范 期刊学术不端行文界定》行业标准，规定于 2019 年 7 月 1 日开始正式实施。该标准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了明确的分类和界定，其中就指出「不当引用」属于学术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