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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封建社会自秦朝始直到清朝，有着一套自中央到地方的比较完整的监察机制， 这套机制一般随着皇权的加强而不断强化，它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是用于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稳定和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机器。 我的认识：它有时可以起到提高整体的行政管理水平的作用，有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秩序，但是往往是起到加强皇权的重要，这个在明清时期尤为明显，由于它的根本性质所在，它必然会随着整个封建社会而崩溃的。
中国封建社会自秦始皇建立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开始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历时两千余年。尽管封建政权频繁更迭，但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监察制度的完善，它对防腐肃贪、整顿吏治、清明政治、稳定政权等方面都曾经发挥过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也给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本文拟从封建监察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运行机制入手，通过考察它的创立、发展、成熟到逐步衰落的全过程，以期对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察制度有所裨益。 一、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历史发展 中国封建监察制度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萌芽与确立阶段——战国、秦、汉 伴随着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的建立，“已产生了许多属于行政监察范畴的因素”。⑴春秋战国时期，掌监察的御史也已出现。但这个时期还没有形成专门的监察机构，因此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得到确立。从秦、汉时期开始，国家机构开始建立并不断完善，由此也形成了一套颇具规模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秦时在中央，设置御史大夫，执掌全国监察大权。其下设御史中丞，监察殿中违法官员。在地方，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一郡置守、尉、监三人，“郡守掌治其郡，郡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监御史掌监郡”。⑵汉时又略有改动，西汉初期在中央设御史府，中央监察大权由御史大夫执掌。其下设御史丞或中丞。西汉末年开始设御史台，作为中央监察机关，其长官为御史中丞。东汉延续此制，御史中丞掌“监督百官，纠察不法”，汉武帝时设司隶校尉，不仅监督京畿地区的官吏，而且还可以奏劾中央统治机构乃至皇亲国戚。在地方，西汉初年，罢监御史，增设丞相司直监察数郡，“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⑶汉武帝将全国划分为十三部州，“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每州派刺史一人，监察吏不廉、吏苛刻等事项。汉时已出现言谏官，初步形成了御史制度和言谏制度相互配合的监察制度的格局。郡一级设有监察官员——督邮。负责监督所属县官吏的违法行为。 （二）封建监察制度的缓慢发展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大**时期，监察制度在这一时期也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获得巩固和缓慢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在中央，魏晋的御史台脱离了少府的管辖，完全**，成为由皇帝直接控制的**中央最高监察机构。西晋时，御史弹劾对象的层次有所提高。南朝时，中央监察官得到重视，地位提高，集中省从门下省彻底分离，开始掌封驳之任。在地方，三国地方监察体制多沿袭东汉之制。西晋置司隶校尉。东晋开始，罢司隶校尉，其职权由扬州刺史掌领，主要监督京畿官吏。在州一级仍置刺史作监察之职。郡置督邮。县级出现监察官员——廷椽，以监察县属的乡级官员。南朝在沿袭东晋地方监察制度的基础上，创置典签一职，作为地方的监察官吏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南朝扬州刺史的职能基本沿袭东晋，郡一级仍设督邮未变。北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融合时期，战争频发，因此统治者一般不太重视地方监察制度，地方监察体制比较简略，基本沿袭南朝。 （三）封建监察制度的快速发展阶段——隋、唐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与此相系，监察体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隋朝除御史台之外增设司隶台和谒者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合称“三台”，御史台负责监察中央官吏，司隶台与谒者台监察地方。唐初，废除了司隶台和谒者台，创立了御史台“三院”制度，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台院执掌纠弹百官。殿院执掌纠察百官违反朝仪的失礼行为。察院执掌纠察州县地方官吏的违法行为。察院又设六察御史，以加强对六部的监察。唐朝的谏官也已形成制度，并设置谏院，谏官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⑷形成了台谏并立的局面。在地方上，唐代将全国分为十道， （后增为十五道），每道设监察御史一名，称巡按史，监察御史“掌分察巡按郡县”处理重大刑事案件和官吏不法贪赃案件。道一级行政体制的确立为宋代所继承，并有所变化。 （四）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强化阶段——宋、元 中国封建社会从宋朝开始进入后期。谏官从中书和门下省**出来，与御史合称“台谏”，出现了御史和谏官合一之势。北宋初期，御史台依然沿袭唐朝的“三院”制度，但神宗元丰改制后，“三院”出现了合并的趋势，台院的纠察百僚之职已被殿院和察院所取代。此外，御史台还设置了六察司，监督京师的统治机构。在地方实行路、府（州、军、监）二级行政管理体制，路级设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统称为“监司”。主要纠察地方官吏贪赃枉法，不尽职、不尽责等事项。府（州、军、监）的监察机构是通判厅，监察州县官吏。宋代路级监察体制除设监司外，某些时期还设走马承受，职责主要是探察边事。元朝时期，御史制度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成为与中书，枢密院相抗衡的机构。此时御史台只设察院，殿院降为殿中司，“一台三院”制向“一院”制过渡。同时，罢谏院，不设谏官，实现了御史和谏官制度的合一。在地方，元朝创置了行御史台、提刑按察司与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庞大而周密的监察网络。 （五）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完备阶段——明、清 明清时期是中国**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监察体系也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非常严密而完备的程度。主要表现，明朝初期，中央御史台的台、殿、察三院的职能并归于察院，三院合一。洪武十三年罢御史台，设置都察院，设立六科给事中制度，由皇帝直接统领六部，作为**的监察机构，加强对六部的监察，科道并立。在地方上设提刑按察使司，掌司法与监察。按察使司下分十三道，由中央派遣十三道监察御史到各省巡回监察，同时设有巡抚与总督都御史，共掌地方监察。清朝的中央监察制度在明朝的基础上也获得了高度的发展。雍正元年，清世宗把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科道合一。在军机处设置了“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在宗人府设置了“稽察内务府衙门”，从而丰富了清朝的中央监察体制。在地方上，省级设提刑按察司为一省最高司法监察机关。行省之下，又设道、府、县三级行政机构，将全国分为十五道（后改为二十二道），并设十五道监察御史，同时，以京师地区为特别行政区，设置了五城察院系统等。至此，中国封建监察制度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完备。 二、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历史借鉴 从以上简要的概括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监察制度体系的严密和具体，它作为封建国家机器上的平衡、调节装置，在封建吏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对于当今的政治改革与法治完善，特别是反腐败斗争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等，无疑具有许多启示和可供借鉴之处。 （一）赋予监察机关及其官员以相对**的地位，以保证监察官员能**的行使监察权 中国封建时期监察的**性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是监察机关本身的**。为了维护皇权，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的同时，不断调整、完善监察机构。自东汉开始，御史台便成为**的监察机关。此后虽然各朝代监察机关的名称略有改动，但监察机关地位的**性却始终未变。其二是监察机关内部官员的**。中国封建统治自宋朝开始，就陆继的制定了宰相和执政不得染指中央监察官员选任的回避法规，因为统治者意识到，由宰相控制监察官员的选任权力，明显不利于监察官员对宰相权力的制约，容易造成“宰相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的弊端，这就从法律制度上保证了监察官员的**。监察机关及其官员的相对**，是中国封建监察运作机制上的一项重要措施，它为监察官行使职权不受行政长官干预提供了制度保障，免除了监察官对行政长官的报复可能会影响自己前程的顾虑，敢于大胆地行使监察职权，有利于监察效能的更好发挥。 （二）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方式，以增强监察官员的职业成就感和责任心 在中国的封建**君主统治下，监察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非常严密的监察网络，但历朝监察官在整个监察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却十分微妙，这种微妙体现在监察官员虽然品秩都比较低，但却可以弹劾自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吏。比如，西汉的御史大夫与丞相、太尉合称“三公”，但丞相、太尉秩万石，而御史大夫仅为二千石，御史中丞不过千石，侍御史、御史及刺史都只有六百石。隋朝时，司隶台的司隶丞从六品，司隶主薄从八品，司隶录事从九品。在唐朝，除御史大夫秩三品，中丞秩五品外，台院侍御史秩从六品下，殿院侍御史从七品下，而监察御史仅正八品。到宋、元、明、清直至清雍正年间，监察御史均为七品。但就是品秩只有六百石的侍御史却可以弹劾大司马、大将军，刺史则可纠察比他大的二千石的郡守，监察御史还可以监督六部尚书。封建时期的这种以卑察尊的监督方式，一方面有利于监察官员大胆工作，淡薄仕途观念，恪尽职守。另一方面，由于监察官权力颇大，使得各级官吏有所敬畏，也有利于排除政府部门和地方官对监察工作的干扰，可以及时发现和揭露官员的违失行为，增强了监察官员的职业成就感和对监察工作的责任心。 （三）重视监察立法，从制度上规范监察机关及其官员的监察行为 封建君主为了有效地控制国家和社会，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从秦汉开始就非常重视监察工作的法律化，制度化，并且不断通过制定监察法规，使监察机关能够依法监督各级官吏的行政工作。汉惠帝时就专门为御史行使监察权规定了九条之法。汉武帝时期诏颁六条，使之察巡郡县。隋唐时期监察法规更为具体，隋朝规定了司隶六部察郡。唐朝规定了州郡六察法和风俗廉察四十八条，重在纠察官员的劣风败俗、惩治贪官污吏。宋朝时期，监察法规建设又有所发展，制定了御史台仪制、御史台令、监司互察法及监察御史夫察法等。元、明、清时期统治者更加重视监察之法，相继颁布了专门性的中央监察法规。如元朝制定了《设立宪台格例》、明朝制定了《宪纲》、清朝制定了《钦定台规》、还制定了《都察院则例》、《互察法》等。这些历代封建监察法规为监察官员的巡察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对于提高监察的准确性和减少随意性，防止监察官的活动超越自身权限而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关注监察官的选任标准，以提高监察机关的整体素质 封建王朝的历代统治者十分关注监察官的选任标准。从秦朝开始，在选任官吏方面就逐渐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其后到隋朝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并且其作用影响到宋、元、明、清各代。虽然各个朝代的选任标准不可能完全一样，但都有一些通行的基本条件和原则。主要体现为：（1）强调官吏的道德与作风标准。《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曾说“吏有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2）博学多识、明于礼法。从唐代开始，把科举与监察官选任紧密结合在一起，对监察官文化素质的要求明显提高。（3）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由于监察对象涉及行政、司法、经济、文化等很多领域，工作面很大，所以要求监察官要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古代封建社会，监察官多从县级官吏中选用，宋朝时期就有这样的规定，凡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为御史。中国古代时期的官吏选任制度为封建官僚队伍的补充提供了丰富的来源，也为监察官勇于尽职和善于尽职提供了基本保证。对于削弱封建裙带关系的影响，避免被监察者控制监察者，保证监察部门行使职权具有积极作用。 （五）建立健全封建监察官员的考核制度 封建时期的考核制度，也称“考课”、“考察”等。是对在职官吏的工作、政绩进行评价，以确定等级和升迁的制度。由于这种制度可以加强对监察官自身的管理，因此颇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历史上也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关于官吏的考核制度。战国、秦朝时期，最早的考核制度——“上计制度”便已出现，实行定期对官吏进行考核。到了汉代，开始注意考核制度的法律化，《功令》、《上计律》、《考功课吏法》相继出台，并设置了固定的考核机构，初步形成了考核制度。考核制度发展到了唐、宋时期趋于完善，一整套严格的考课体系开始形成，唐代颁布了一系列考课法令和法规，如《旧唐书·职官》具体描述唐代的考核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同时还有考课方式、期限等的规定。宋代在继承唐代考课制度成果的基础上，增设审官院和考课院，专门负责对官吏的考课，考课的职权也不再属于吏部。到了明清时期，官吏的考课制度，已趋于完备。官吏考课制度的不断完善，说明了统治者对监察官员自身廉洁守法的重要性有了很清楚的认识，这些有力的举措对于纠正官邪，促进官僚队伍的尽忠职守，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官的主要职责。 沿革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甚早。战国时，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秦代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备。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创建了监察制度。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 汉承秦制，但较秦制更严密。在西汉，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兼掌皇帝机要秘书和中央监察之职。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废监御史，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分刺诸州。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丞相府设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朝官如谏大夫加官给事中，皆有监察劾举之权。郡一级有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帝时，会侍御史二人掌法律文书，也有评断决狱是非之权。因特别使命而设的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绣衣御史（亦称绣衣直指）等，分别行使御史的职权。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监察事务。东汉时，御史台称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但职权有所扩大。御史台名义上转属少府，实为最高的专门监察机关。它与地位显要的尚书台、掌管宫廷传达的谒者台，同称“三台”。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包括1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和12个州。司隶设司隶校尉1人,地位极为显赫，朝会时，与尚书台、御史中丞一样平起平坐，号曰“三独坐”。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每州置1刺史，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由于事权混杂，后来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失去监察作用，故改称州牧，州也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地方监察制度便基本瓦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亦有部分变化。魏晋时，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而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亦称南台）和后周的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北魏称御史中尉。由于监察长官权势日大，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纠，也要罢官。魏晋以后，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以发挥其监察效能，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晋以后，御史中丞下设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之权。此时，地方上不再设置固定的监察机构，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隋唐时期隋代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设三院：①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③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同前）。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唐代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 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 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如设通判，与知州平列，号称监州，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为保证监察御史具有较多的从政经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从此开御史滥用职权之例。御史可以直接弹劾宰相，亦有劝谏之责。御史台还有权分派御史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 元代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秩高从一品，“非国姓（蒙古贵族）不以授”（《元史·太平传》）。还在江南和陕西特设行御史台，其组织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这是元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各设肃政廉访使（即监察御史）常驻地方，监察各道所属地方官吏。 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 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礼、户、吏、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明史·职官志》）。 清代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在中央，仍设都察院。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即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倘知情蒙弊,以误国论”（《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各级官吏均置于都察院监督之下。清代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他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都察院下设15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专司纠察之事。雍正年间，专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共同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唐代的台、谏并列，明代的科、道分设，清代的科、道则在组织上完全统一。监察权的集中，是清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 清代，一方面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直言不讳；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察官权力过大，规定御史对百官弹劾要经皇帝裁决。到宣统年间，新内阁成立，都察院被撤销。作用与特点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监察制度，对加强政府对官吏的监督,清□除害,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成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是皇权的附属品，它能否发挥正常作用，与皇帝的明昏有密切关系。同时，由于封建政权和封建官吏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监官本身因贪赃枉法而获罪者也不乏其人。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①组织独立，自成系统。自两汉后，监察机构基本上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体系。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②历代对官吏的监察渗透于考核、奖惩制度之中，并实行重奖重罚。③以轻制重，对监官采用秩卑、权重、厚赏、重罚的政策，给级别低的监官以监察级别高的官吏的权力。④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如元代的监察制度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元史》卷十,《世祖纪》）,但蒙古人不在此限。明代除了公开的监察机构六科和都察院外，厂卫等秘密的特务机构也成为监察网的组成部分。
积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监督官员和规范执政，防止官员贪污腐败。消极：它的本质决定了监察体制的实际效能必然是有限的。
行政体制和机构改革，不仅仅是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更深层次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又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研究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应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一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第二，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应是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体制。综合这三方面的要求，改革的我国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建立和强化以下运行机制，即:强化效率效益机制、强化规范约束机制、强化协调指导机制、强化廉政监督机制。(一)强化效率效益机制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需强化效率机制，一方面是由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所决定的，同时，又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当前，需要着重从市场经济要求的角度去认识强化行政管理效率机制的必要，险。效率观念是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作为市场中的商品生产者，不但其生产的产品对人们要有用，而且其生产该种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要低于同类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其产品在市场上才具有竞争力，才能实现其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才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所以，商品生产者都非常重视其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和社会逐步建立和发展起了一系列调控和管理经济活动的机构，这些机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商品生产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因而必然会影响其经济效益。市场经济的运行，不但要求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必须讲求效率，也同样要求政府和社会的经济调控和管理部门以及一切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有关的行政部门都要讲求效率。市场经济社会奉行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信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的。我国当前为了吸引外资，改善投资环境，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提高行政办事机构的工作效率。我国新的行政管理体制需强化的效率机制包括以下几种具体的效率机制:1、社会效益与成本效率相结合的效率机制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体制，因而，我们的行政管理中的效率和效益，首先要求对人民要具有有益性，对社会要具有有益性，要讲求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和时效性。我们的行政管理系统面对着广大的城乡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大量问题的解决，往往带有很强的时间性，要求及时得到妥善处理和优质服务，不容拖延。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必然要求这种体制注意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和时效，首先要求这种社会效益。行政行为又是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是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的。这就必然存在一个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问题，也就是对行政的投入与行政行为效果之间的比率题。我国政府部门重投入不重产出的现象相当普遍，不少部门争编制，争预算，争拨款，而高编制、高预算往往带来的是机构林立，冗员增多，经费浪费，最终是产出率低，效率低下。因此，强化成本效益观念与机制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运行应该用最少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尽可能少的投入，尽可能低的行政成本，取得最佳的效果。把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应形成并强化社会效益与成本效益相结合的效率机制。2、机构效率机制我国行政管理的组织机构就应具有效率机制，机构设置不叠床架屋，不重复交*;机构之间各自职能的界定科学明确，责权分明，避免相互之间扯皮、推i}、争权等现象;人员编制合理精干，每个岗位都有各自的科学的设置依据，有其岗位职责，人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这样，行政管理体制就具有一种机构效率机制。3、决策效率机制行政机关要依据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要求，做到作出的决策应是最佳的决策，避免决策上的失误。决策上的失误，往往会造成物质财富的重大损失，带来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的严重困难，而正确决策带来的效益往往是最大的效益。强化决策效率机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向。4、程序效率机制当前在行政效率方面，行政程序不科学、不合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一件事往往由于环节过多，手续繁复，职责不清，久久不能得到及时妥善处理。公文旅行、推拖扯皮成了行政管理运行中的公害。行政程序合理、科学，会极大地提高整个行政管理体制的效率。针对现存行政管理程序的状况，强化程序效率机制，政府和各部门需制定科学的行政程序，严格杜绝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使行政管理程序符合高效的原则。 5、素质效率机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由行政人员个体形成的集体协作完成的。行政人员个体的素质水平以及由个体形成的集体素质水平，对行政工作的质量、效率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很难设想一支政治、业务素质不高的行政人员队伍能高效地完成行政任务。行政人员的素质主要包括政治思想素质、行政管理知识能力素质和专业管理业务素质。在政治思想素质方面，要求行政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倡奉献精神，树立艰苦奋斗作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和群众路线，勤政廉政，遵纪守法。在行政管理能力方面，要求行政人员具有行政管理的科学知识，‘懂得并把握行政管理的特点和规律，具备较高的行政管理能力。在专业管理业务素质方面，要求行政人员具有所从事的专业管理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精通所管理的业务，能胜任其专业管理工作。行政人员有了这些方面的较高的素质，就具有明确的方向、高度的责任感，能够做出高效工作和优质服务，出色地完成各项行政工作。(二)强化规范约束机制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运行应该按照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精神文明所要求的规范运行，强化以下几种规范约束机制:1、法制规范约束机制行政机关本身就是执法机关，必须依法行政，其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范。法律这一国家强制力实行的社会行为规范，同样规范和约束各级政府和一切行政部门以及全体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影响，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的法制观念相当薄弱，“政府要守法”、“民可告官”这些观念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吏治观念大相径庭。①因而，应该强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法制规范约束机制，既要强化这方面的“硬件”建设，又要强化这方面的“软件”建设。“硬件”建设主要是指制定并完善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使行政行为有法可依。同时要加大对己颁布实施的有关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做到对行政机关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当前在《行政诉讼法》的执行中，就存在着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民要告官仍存在着重重阻力和困难。“软件”建设主要是指强化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强化依法行政意识，明确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表现，对于任何政党机关、团体和个人，都具有同等的规范约束力，而且行政机关更应模范地依法行政，起表率作用。2、监督规范约束机制行政管理体制的监督规范约束机制，首先来自各级权力机关的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受人民的委托，代表人民群众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监督各级一府两院，听取和审查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对一府两院的工作提出质询，组织人大代表视察工作。加强各级权力机关对各级政府和执法部门的监督规范约束机制，会有力推动行政机关和执法部门在法制的轨道上有序地规范地运行，促进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防止行政机关和执法部门出现不符合法律规范的行为以及侵犯、妨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监督规范约束机制还包括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行政监察是指对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法律、法规、政策和决定、指令的情况及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监察，严肃政纪，搞好政风，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对各级政府及行政执法部门的审计监督是整个审计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审计监督主要包括对各级政府的财政审计，对财政预算执行的审计，对国家各种专项资金的审计，对各级政府的固定资金投资的审计，对行政机关财务收支的审计，对财税部门理财行为的监督，以及对领导干部离任的审计等，以维护国家财经纪律，改进财政预算的客观调控和管理，提高各类资金的使用效率，规范政府和行政执法机关的财经行为，防止侵占挪用、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以及为小团体和个人谋私利等现象的发生。我国审计制度和机构是在改革开放中新建的，时间不长，需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监督规范约束机制的基础，还是要归结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规范约束机制。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监察监督、审计监督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代表人民监督，但毕竟是人民通过中介进行的间接监督。这里讲的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则指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监督权的直接监督。这种直接民主监督，一是群众的社会舆论监督，人民群众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报刊、广播、电视等)，对政府及其各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工作中的失误提出批评，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曝光。二是人民来信来访，向各级政府的信访部门，对政府及其部门和工作人员以来信或直接来访的形式，提出意见、检举、申诉等。各级领导干部也可建立接待日制度，直接接待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三是群众举报，群众利用各级政府和部门设立的举报站、举报箱、举报电话，对行政机关、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问题，进行揭发、检举。人民群众的直接的民主监督形成了对我国管理体制的最广泛的监督规范约束机制，督促行政管理遵照法律规范，依照国家的方针、政策，按照行政纪律，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有序而规范地运行。3、信用规范约束机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信用不但成为经济关系中的一种普遍的规范约束机制，而且也拓展到行政行为规范运行之中。我国在过去一段时间，由于排斥商品经.济，市场机制受到限制，信用机制也未发展起来，社会缺乏系统化的信用管理体系，人们的信用意识淡薄，契约、合同等信用形式未被很好运用，信用的规范约束不强。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人们在经济交往中的信用意识逐渐强化，契约、合同等信用形式逐步发展了起来，经济运行中的信用规范约束机制正在形成，并产生越来越广泛和重要的作用。与经济运行中的这种机制相适应，行政管轰体制中也开始采用信用规范约束手段，女口对政府和各部门的领导人实行目标责任管理，签订目标责任书，在到期时由上级检查验收，实现目标任务者给予奖励，未实现目标任务者给予惩罚。在专业管理如科技管理中，也可采取合同信用形式，如农业科技承包合同等。由于我国未经历社会经济信用关系普通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行政管理行为中，信用规范约束极为薄弱，需强化行政管理的信用规范约束机制。(三)强化廉政监督机制本来行政管理规范约束机制中应包括廉政机制，但考虑到反腐倡廉是当前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社会热点，关系到党群关系、政群关系、干群关系，关系到民心的向背，故而专题进行研究。一个廉洁的政府，是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是我国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本来是顺理成章之事，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必然具备的根本特征和运行机制。而今天特别强调需强化廉洁机制，是由于我国历史传统背景与当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的历史条件这些因素的作用。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腐败作风，对社会影响甚深。加之，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产生货币拜物教，货币在人们心目中似乎成了无所不能的崇拜偶像，拜金主义思想逐渐滋生起来，我国近年来向市场经济转轨，货币拜物教、拜金主义思想的滋生，腐败之风的侵袭，是不争的事实。因而，今大强调强化行政管理体制的廉政机制，就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强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廉政机制。需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1、强化他律康政机制 所谓“他律”廉政机制，是指在行政行为主体外部以强制性的方式或者以其他社会主体施加的方式，促使行政行为主体按廉政规范运作。他律廉政机制中也同样包含了前述规范约束机制中的法律机制、监督机制等，不再赘述。这里，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他律廉政机制中的治标机制与治本机制两个方面探讨强化他律廉政机制的措施。反腐倡廉应该标本廉治，综合治理。治标主要是运用法制和政纪手段，严厉责处腐败，惩治腐败，遏制腐败;治本，主要是在体制、机制、政策、制度、教育方面加以完善，从源头上堵塞腐败发生的漏洞，减少和消除腐败滋生的条件，预防腐败的发生。当前在治标廉政机制方面，主要需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又在于首先解决好执法部门存在的不秉公执法、循私枉法、以执法权谋私等腐败问题，首先要搞好执法部门的自身廉政建设。这样才能真正运用法制手段，严肃惩处各种腐败分子。廉政的治标机制固属重要，可以对腐败分子发挥法制的威慑作用。但是，强化他律廉政机制中的治本机制，则尤为重要。为什么有些腐败现象惩而复生，反复性很大，就是治本机制还不完善。需要从制度建设等方面强化治本的他律机制，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如中央制定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等制度，都着眼于从源头上堵塞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产生的漏洞，从治本方面强化对领导干部廉政的他律机制，防患于未然。又如中央最近决定，政法机关部门一律不得再从事经商活动，这些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认真进行清理，这些公司与政法机关要尽快脱钩。这是保证政法机关廉洁奉公、公正执法的一项重大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政法机关肩负着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重大职责。而政法机关经营办企业，是政法机关发生种种腐败现象的一个根源，会在经商谋利与公平执法之间发生矛盾。如有的利用政法部门的权力，违反公平交易、正当竞争的原则，搞垄断性经营，与民争利;有的违反国家经济法规，走私贩私，牟取非法暴利等，不但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严重损伤了政法部门的形象。又如决定在公检法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行“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也是从体制和制度方面防止执法机关腐败现象滋生、强化廉政的他律治本机制的重要举措。应该看出，我们在反腐倡廉的治本方面，在强化廉政他律治本机制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2、强化自律廉政机制所谓“自律”廉政机制，是指行政行为主体自觉、主动、积极地按廉政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在自律廉政机制方面，最重要的是培育行政机关和公务员的职业伦理道德，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行政管理伦理道德，而且首先应形成和培育廉政伦理道德。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廉政伦理道德规范。第一、要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应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与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把为人民服务、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廉政伦理道德的核心。这样，才能摆正政府、公务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才能摆正小团体利益、个人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的关系。只有摆正了这种关系，才会具有人民公仆的意识，才能不滥用人民赋予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权力，才一能不会在个人合法收入之外去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资财。这是一种建立在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基础之上的廉政伦理道德，是一种高境界的廉政伦理道德。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下廉政伦理道德的最重要的准则。第二、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谈义利观，首先得弄清“义”这一道德内涵。“义”是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虽然诸子百家以及各个朝代对“义”有不同的解说，但一般而言，“义”的内涵可概括为公正无私、行为端正、扬善耻恶、处事合乎理。义与利的关系是中国伦理道德史上长期讨论的话题，我们在这里不去赘述。总的来说，占主导地位的义利观是:先义而后利，将“义”作为取舍利的标准，如“义然后取”(《论语》);“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如果个人私利违背了“义”的规范，则提倡舍利取义，以至“舍生而取义”(《孟子》)。我们今天要的新的义利观在继承传统义利观的精华的基础上，应具备新的时代内涵。今天我们讲“义”，除了吸取传统“义”的内涵的积极意义之外，应该将“义”提到社会主义道德的高度去认识，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做人的标准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把是否有益于人民作为我们做人处事的最高标准，有益于人民的事就干，不利于人民的事就不干。古代也把“义”作为处事的标准，所谓“义者，宜也”(《礼记》)，也就是说，义就是应当的、合理的。但那时候不可能把是否有益于人民作为衡量适宜不适宜、合理不合理的最高标准。当然，马克思主义的义利观，并不排斥个人应该获得的合理的利益，不能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应该是义利统一观。但这种统一关系，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的基础之上，应该在维护人民的权益、为人民谋福利之中去实现个人的合理的利益。第三、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今天之所以要强调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屡见不鲜，有的己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权力成了谋取私利的最有力的工具，如果说他们认为“钱能通神”，那么，在他们手中，“权又通钱”，因而认为“权更能通神”。无怪乎登门买官者有之，买官到手后，大搞权钱交易者更有之。当今中国社会最富的群体中，有不少是用权取得非法收入而暴富的。有无正确的权力观，己成为关系到能否坚持廉政的关键。不论是我国的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执法机关，其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是执行人民的意志，而且行使职能与权力的目的是维护人民的权益，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将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损害人民利益、谋取私利的工具，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人民应该而且必然要从这些人手中剥夺其权力，让权力的运行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而以权谋私、滥用权力者，也必然要受到反映人民意志的法律的制裁。第四、应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的廉政美德。在这方面有着值得借鉴、吸取和发扬的丰富的遗产。我国传统廉政伦理道德有如下一些主要的内涵:第一，对“廉”的界定。认为廉是轻淡资财、重视道义的大节问题，如“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韩非子》);“故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吕氏春秋》)。还认为廉是从政的根本，是考察官吏的最高标准，如晏子认为“廉者，政之本也。”又如《周礼·天官》判断官吏的六条标准是:廉善(即清廉而政绩优异)、廉能(即廉洁而有才能)、廉敬(即清廉而敬业)、廉正(即廉洁正直)、廉法(即清廉守法)和廉辨(即廉正而明辨是非)，六条标准都冠之以“廉”，也就是说，廉是判断官吏的六条标准的核心、灵魂。有的著述中还对廉提出了具体的规范要求，如“尚廉，谓甘一心淡薄，绝意纷华，不纳苞直，不受贿赂，门无请渴，身远嫌疑，饮食宴会，稍以非义，皆谢却之。”(徐元瑞:《史学指南》)第二，将廉政提到关系国家安危、政令能否贯彻执行的高度去认识。如管子认为廉政是立国的“四维”之一，四维绝则国覆灭。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这些关于廉政伦理道德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廉政伦理道德规范都有借鉴、继承的价值。(四)强化协调指导机制我国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应该是运转协调的体制，防止和消除政令不畅、各自为政、扯皮推诱等妨碍协调运转的现象。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协调指导机制。第一、强化纵向协调指导机制纵向协调机制，是指上下级之间、上下级对口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要强化纵向协调指导机制，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首要的是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将集权与适度分权结合起来，一方面又必须贯彻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的原则，保证政令的统一、通畅的执行，保证国家规划、计划、政策以及各项宏观决策的实现:一方面又要充调动和发挥各个地区、下级部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高度集中统一、过分集权的状况，使各地区、各下级部门在自己职责范围之内，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计划、政策，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处理本地区、本部门所管理的事宜。这就需要根据各级地方政府、各下级部门的职责，下放相应的权力，改变职责与权力不符、有职无权、有责无权的状况，以减少和消除事无巨细都向上级请示、依赖上级、上交矛盾等现象，使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工作都具有活力和创造性，使得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各对口的上下级部门之间处于协调运转的状态。第二、强化横向协调指导机制横向协调指导机制，是指同级政府之间、同级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指导机制。强化横向协调指导机制，首要的则是科学合理地界定各级政府、各部门的职能与相应的权限，做到职能界线分明，责权分工明确，相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同一个部门承担，克服职权不清、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互相推i}扯皮或互争权力等弊端，以免导致横向关系之间经常出现摩擦、不能协调运转的现象发生。第三，强化各方协同运作机制。以现代化信息手段，及时调节上下左右各行政行为主体之间的协同运作机制。行政管理是一个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中，系统整体与系统各要素之间、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都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行政管理系统的整体功能，依存于整体中各个要素合乎规律的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这就要求从系统整体功能的角度经常观察系统与各要素之间以及各个要素相互之间的运行状况与关系，在动态中协调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运作与关系。要在动态中及时调节行政管理系统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化解各种影响协调运转的因素，需要充分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特别在今天知识经济社会条件下，办公信息化、办公家庭化正在成为现实，就是一个部门之内的行政活动，也离不开信息网络。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从决策到执行以至执行结果的反馈，都得*信息的收集、储存、处理、传输和应用。特别在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行使行政职能过程中，上下左右之间更需经常交流信息，及时协调处理在相互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消化解决妨碍各行政行为主体之间协调运转的因素，调节各行政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行政行为，使整个行政管理系统经常处于协调运转的最佳状态。参考文献1.李贵鲜、陈福今、张德信:《公共行政概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2.黄达强、刘怡昌:《行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3.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4.王健刚、楼宇生、孙荣:《行政机关学》，上海交通大学1987年出版。5.陈祖耀、张宗尧、严家明;《行政管理知识手册》，劳动人事出版社1986出版。6.韩云水、林孝诚:《军队后勤管理学》，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出版。7.夏书章:《行政管理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8.李方:《行政管理学纲要》，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年再版。9.唐代望:《现代行政管理学教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出版。10.周世述:《行政管理通论》，劳动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11.张金鉴:《行政学典范》〔台]，行政学会1979年出版。12.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出版。13.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3年出版。14.****:《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15.****:《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五大报告》，1997年9月16.朱铭基:《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2001年3月17.胡锦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求是》，1997年第6期18.季允石:《加强行政管理研究提高政府工作水平》《，求是》，1999年3期19.刘东汉:《在改革中研究借鉴外国行政管理经验学术论坛》，《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10期20.顾家麒:面向21世纪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1期2I.马力宏:《体制转轨与政府管理的高效廉洁》，《紫光阁》，2000年第6期
摘要：集合共有是在按份共有、共同共有之外的另一种共有形式。它是为公有制经济的实现服务的。集合共有既不同于日耳曼法上的总有，也不同于合作社法人所有，与有些国家的群体共有也有不同。集合共有理论具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和制度弹性，对于中国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改革推进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关键词：集合共有；集体所有权；国有企业一、集合共有概念的提出一般认为，大陆法系的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有来自于罗马法的共有，表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共同共有来自于日耳曼法的合有，与日耳曼法的团体主义相适应。日耳曼土地法中还有一种总有制度，但“在当代各国民法中，已基本上不存在着作为一项独立的财产权的总有权制度。”[1]学者认为，现代的共有观念确立于近代法国大革命所奠定的个人主义法律原则[2]。现代共有观念是以肯定每个人拥有平等独立的人格为前提的。因为，共有是财产归属状态的一种形式，是两个以上的多数主体对同一客体物拥有所有权的一种状态。这就意味着现代共有观念，首先是以承认每个人都享有所有权为前提的，而这就意味着对每个共有人人格的确认。在英国法上，也存在着两种形式的“共有”，它们分别被称为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在谈及土地时，则使用共同租佃和按份租佃这样的术语，但这是用来指自由保有地产所有人，与租赁法毫不相干。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倘若一个按份共有人或佃户死亡，他的份额由其继承人继承，而不问有无遗嘱存在；而共同共有佃户死亡后，其份额自然地添加到其他的共同共有佃户的份额中，这样，当所有的共同共有佃户都死去而只剩下一人时，最后一个活着的人就成为唯一的所有人或佃户。共同租佃关系或共同共有适宜于管理，而按份共有租佃或按份共有则适宜于受取财产利益。基于这种原因和其他原因，立法机关在1925年将对土地的按份共有租佃严格限制在衡平法权益之内[3]。《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在所有权项下规定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法典第二编“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第十六章“共有”第244条指出：归两人或几人所有的财产，属于他们共有。共有可以分为确定每个共有人份额的共有（按份共有）和不确定这种份额的共有（共同共有）；财产的共有是按份共有，但法律规定了形成该财产共同共有的情况除外[4]。这一类型的共有具有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第一，群体的共同财产是不可分割的共有财产。第二，由于成员人数众多，不可能每个人都参与财产的经营管理，根据法律或者合同对共有财产实行委托经营和管理。第三，全体成员对共有的整体财产不分份额的享有所有权，任何成员对于共有财产不存在明确的抑或潜在的份额。第四，权利的享有以某种身份为前提，该种身份依法律规定直接取得，丧失该种身份即丧失权利，不能主张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成员的死亡不导致对共有财产继承权的产生。第五，成员的权利主要表现为两种：一是通过民主方式参与共同体的决策；二是最终享受共有财产利益。由此可见，该类型的共有不同于按份共有的地方主要在于，按份共有主要针对的是单一物，共有人对公有物享有明确的份额，该种份额可以继承可以转让；而该种共有针对的是集合财产，共有人对于集合财产不具有明确的份额，成员身份不可继承和转让。集合共有的基本内涵是数人基于某种特定的身份，平等、永不分割地对财产整体所享有的所有权，其中若有共有人脱退或死亡,其权利便丧失并自然地添加于其他共有人的一种共有权制度[5]。二、集合共有概念提出的意义（一）完善了中国共有制度长期以来，民法学中的共有理论研究只局限于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甚至有人认为是“共有是纠纷之源”，建议在立法政策上尽可能地鼓励单独所有，尽可能性地避免共有的发生。然而，现代化的大生产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联合多人的财力举办企业是经济生活中的主流。用传统的共有理论来解释私有经济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对于解释公有制经济则力不从心。集体共有概念的提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借鉴法制史上的类似制度，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创造性的改造，对公有制实现的法律开展的探讨开了一条新路。（二）集合共有概念的提出，体现了成员与共有财产之间的联系集“体”所有的概念强调的是整体，不是个体，从而给人以“只有整体才是重要的，成员只能被动地服从集体的安排”的印象。在客观上也会导致国家权力对于集体组织的过度干预，不利于培育社会的民主精神和自治理念。三、集合共有的比较法参照（一）集合共有与越南民法典中的群体共有《越南民法典》第234条规定：“群体共有的宗族、村、邑、乡、宗教群众和其他居民群体对用于满足整个群体的合法共同利益目的按习惯形成的财产、群体成员贡献、捐献的财产、接受的赠给、整个群体的财产和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来源的财产的所有。”“群体的各个成员根据协议或习惯,为了本群体的共同利益共同管理、使用、处分本群体的共同财产，但不得违反法律和社会道德。”“群体的共同财产是不可分割的共有财产。[6]”（二）集合共有与总有总有“乃多数人所结合，但尚未形成法律人格之共同体，以团体组成员之资格而所有之形态。”其特征如下：第一，为所有权质的分割。第二，所有权之管理权能，属于村落团体，其管理或处分应得团体组成员会议之同意，或基于共同体规约多数决之。第三，所有权之用益权能，分属团体组成中员（村落住民）。第四，基于团体组成员之资格而享有之权利，不得离开组成员资格而存在，其得丧变更与组成员之资格同其命运，故不具独立财产权之性质，自不能让与。第五，所有物无应有部分存在，不能请求分割。是日耳曼法上土地管理与利用的一种法律形式[7]。近来有学者参照总有的权利结构，提出了集体所有权实现形式的总同共有说。该种学说的大意是：总同共有是指村、村民小组、乡等社区范围的居民全体为实现其共同利益对属于其集体所有的财产，共同为全面支配的权利。总同共有主体对总同共有财产享有管理、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总同共有权之实现，须依赖相关的权力组织、管理组织、监察组织及其职责分工与制衡机制[8]。本文认为，所谓总同共有理论的目标是要确立集体成员在集体经济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但是在上面的表述中我们看不到集体成员的作用。该作者也想利用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决策权与执行权、监察权相分离的机制来重塑集体所有权实现的组织结构，其良苦用心可想而知。然而，中国集体所有权不是单纯的财产权利，多数乡村并不存在所谓的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权的代表多数由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来行使。这些机构负有行政职责，同时是个公法上的组织，其人员的任免虽然以基础群众自治为原则，但不能不受到上级政府的多重干预，要进行标准的私法人改组是很困难的。（三）集合共有与合作社所有有人曾经提出，要用合作社的法律框架来改造现行集体所有权制度[9]。我们的集体经济最初的目标模式确实是西方的合作社经济。后来，因为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加上以俄为师，合作社经济的目标改变为苏联式的集体农庄经济。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情况千姿百态，怎么可能用单一的合作社法来加以规范呢？更重要的是，合作社本质上私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集体所有权是公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二者在具体的方面还存在一些重要差异。除非我们放弃集体所有权的一些固有的特质，否则合作社不能作为集体所有权改革的目标模式。
学术堂整理了六个方向好写的法学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一）宪法方向1.以宪法修改为契机全面推进依宪治国2.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的重大意义3.论我国宪法序言的价值4.宪法宣誓制度评析5.推进合宪性审查6.论道路自信7.论制度自信（二）法律伦理方向1.论德法兼修2.论法律人的自律与他律3.大法官蜕变为大贪官的警示4.论法律人的美德培养5.法律职业伦理建设的主要路径（三）物权法方向1.物权期待权与抵押权冲突的适用规则2.不动产买受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3.不动产事实物权4.让与担保的制度思考5.论流质契约的相对禁止6.商铺租赁权担保的体系定位与法律效力7.融资租赁（或售后回租）中租赁物之善意取得8.民法典编纂视角下动产担保物权对抗规则之重构（四）物权法相关方向1.论夫妻财产的潜在共有2.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约定的物权效力及救济3.夫妻财产制契约的效力与不动产物权变动4.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有房产的规则适用（五）民法1.论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2.人工智能的风险与法律规制3.无人驾驶汽车的侵权归责制度探讨4.数据的民法定位5.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6.个人信用权保护的法律问题（六）房地产法1.宅基地收回的制度困境与破解2.三权分置下的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我写的是法制史的题目其实不是好不好写的问题，是有没有兴趣的问题选一个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写起来自然也就轻松很多一般的本科论文不难 ，多找点资料，截取精华，自己编个提纲，写起来就得心应手了还有，选题目不如选老师，因为论文的负责老师不同，选一个好的老师更重要。
你好。本人收集的建筑类文献如下，愿能有对你帮助的。 [1] 王宇. 浅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工程监理质量行为的管理[J]. 林业科技情报, 2007, (01) [2] 钟小北. 浅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工程监理质量行为的管理[J]. 建材与装饰(中旬刊), 2008, (07) [3] 侯志明. 探讨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实施措施[J]. 建材与装饰(下旬刊), 2007, (08) [4] 王润云. 浅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J]. 山西建筑, 2008, (02) [5] 唐奋强. 对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分析[J]. 科技信息, 2009, (15) [6] 徐恒. 浅谈水利工程质量监督与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科技资讯, 2007, (09) [7] 李炳东. 谈如何在新形势下提高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水平[J]. 山西建筑, 2010, (24) [8] 巴瑞苹. 目前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8, (15) [9] 肖芳. 浅谈工程建设监理中亟待完善的问题[J]. 科技信息(学术版), 2006, (11) [10] 刘俊清, 杨璇, 龚瑞梅, 潘兰凤. 浅论水务工程质量监督管理[J]. 内蒙古水利, 2007, (04) [1] 徐燕丽. 浅析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理[J].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01) . [2] 徐燕丽. 浅析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理[J]. 中国建设教育, 2009, (09) . [3] 牛志明. 浅析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理[J]. 经营管理者, 2009, (17) . [4] 周开玲. 冬季施工技术特点分析[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 2009, (04) . [5] 张江明,范泽伟. 基层稳定土冬季施工措施[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 2009, (02) . [6] 郑科. 浅谈建筑工程施工阶段质量监理控制要点[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 2009, (05) . [7] 洪开茂. 浅谈建筑工程中钢筋施工的质量监理[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 2009, (02) . [8] 农斌. 工程建设安全监理的控制[J]. 企业科技与发展, 2009, (18) . [9] 赵儒春.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的监理与验收[J]. 科技资讯, 2009, (10) . [10] 潘桥民. 浅论建筑工程在赶工状态下的质量监理[J]. 科技资讯, 2009, (08) . [1] 沈志军. 规范招标投标 确保工程质量[J]城乡建设, 2002,(05) . [2] 朱美云. 工程质量问题的概览与思索[J]工程质量, 1999,(05) . [3] 林奕禧. 论设计质量通病的危害及防治[J]工程质量, 2003,(05) . [4] 徐波,赵宏彦,高小旺,李中锡. 法国建筑工程质量保险体系和实施情况[J]工程质量, 2004,(04) . [5] 萧利民,高显义. 关于工程担保和工程质量保险的比较研究[J]广西金融研究, 2004,(09) . [6] 朱宏亮,曹新宇. 建设工程质量责任的公平原则[J]建筑, 2001,(03) . [7] 周盛世. 工程质量的各方问题与对策[J]建筑管理现代化, 1999,(04) . [8] 孟庆钧. 竣工工程的质量责任[J]建筑经济, 2004,(08) . [9] 韩同银,王淑雨. 完善我国工程质量保修制度的思考[J]建筑经济, 2004,(09) . [10] 李德全. 建设工程质量问题探源[J]建筑经济, 1996,(10) . [1] 孙蕾. 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 2008 . [2] 梁威. 建筑工程质量责任的法律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 2008 . [3] 余浩宇. 建筑工程质量保险中购房者利益的维护问题[D]北京大学, 2008 . [4] 张爽. 我国开展住宅质量保险的形式选择与建议[D]清华大学, 2008 . [5] 宋斌. 房屋质量保险制度下质量检查机构运行机制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 2009 . [6] 孙宪阁. 建筑工程质量保险运行机制探讨[D]中国海洋大学, 2008 . [7] 袁园. 我国强制责任保险探析[D]西南财经大学, 2009 . [8] 朱晓婷. 住宅质量保证保险费率厘定体系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0 . [9] 孙伟诺. 大型工程项目质量保证制度体系研究[D]中南大学, 2010 . [1] 柴改珍. 浅谈建筑工程的质量检查[J]山西建筑, 2007,(14) . [2] 王菁.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体制的初探[J]山西建筑, 2007,(14) . [3] 孙敬东. 浅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控制[J]山西建筑, 2007,(22) . [4] 郭养才. 抓好公路路面工程管理与质量管理的体会[J]山西建筑, 2008,(04) . [5] 孙永林. 高层建筑安装工程预留预埋阶段的质量控制[J]山西建筑, 2008,(05) . [6] 杨春芳,王志辉. 砖基础质量通病原因分析及预防措施[J]山西建筑, 2008,(06) . [7] 车永红. 浅论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的全过程控制[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2008,(02) .
[1] GB50319-2000建设工程监理规范\x0d\x0a[2] JGJ80-1991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x0d\x0a[3] JGJ46-2005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x0d\x0a[4] JGJ59-1999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x0d\x0a[5] 林立.建筑工程项目管理[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9.\x0d\x0a[6] 余景良，胡先国.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控制[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x0d\x0a[7] 徐帆.监理工程师手册[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x0d\x0a[8] 邓铁军.土木工程建设监理[M].第2版.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x0d\x0a[9] 斯庆.建设工程监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x0d\x0a[10] 李清立.工程建设监理[M].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x0d\x0a[11] 胡志根.工程项目管理学[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不可忽视对市政工程质量的监督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不仅仅是城市化的人口水平，还取决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水平，而且现有的城市还有提高生活质量、环境质量的要求。要城市化，首先是城市所提供的市政基础设施要配套完善。城市的道路、桥梁、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等等必须是质量优良、运转良好、效率很高的基础设施。 市政基础设施具有投资额大、涉及面广、带动作用强等特点，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与广大城市人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对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这些工程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进一步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市政工程有其独有的特点：一是市政工程是由政府投资的公益性项目，其产品为公众使用；二是市政工程的投资效益不是在项目本身发挥，也不是短期内能产生效益。正是由于市政工程具有这些特点，长期以来，市政工程的建设与管理体制存在缺陷，行为不规范，法规滞后和执法不严等问题普遍存在，导致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的管理和素质与城市建设要求不相适应，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不尽人意。 一、市政工程质量管理现状 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政府行为，建设资金大多来源于政府的财税收入。实质上市政基础设施是纳税人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是社会公益性项目，工程主要服务于城市区域。由于受到环境、场地、交通等各种因素制约，市政工程的工期一般不会太长，属于“短、平、快”的建设性质。市政工程又要承受献礼、形象、政绩的考验。工程实施后，重政治、轻技术；重工期，轻质量的现象应运而生。 当前工程质量监督工作中，普遍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注重房屋建筑质量的监管，忽视市政工程质量的监管，市政工程建设无论从工程建设质量各方责任主体的质量行为，还是工程实体质量都远远落后于房屋建筑工程。正是这样的忽视，给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质量埋下了一定的质量隐患。 2005年8月，在省建设厅组织的市政工程质量检查中，抽查9个在建的市政工程项目，45项法定建设程序有20项不符合规定要求，占44.4%.其中未办理建设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占2.2%，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占6.7%，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的占20%，未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占4.4%，未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占11.1%.在市政工程建设中，有相当一部分工程项目在工程竣工后，仍然没有办理好相关的法定手续，使得工程无法竣工验收。抽查的三项桥梁工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影响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市政工程因质量问题带来的社会危害案例不只一个，其社会危害性一点也不亚于房屋建筑工程。因此，作为政府履行职责，要“两手硬”、“两手抓”，不能只注重对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的监督，同样要高度重视市政基础设施的质量监督工作。 二、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努力实现对市政工程质量的全面监管 提高市政工程质量，首先要理顺、规范市政工程建设市场。加强对质量责任主体执行法律、法规的监督，堵住不符合规定的单位、设施、材料进入市政工程建设市场。各级质量监督机构要把加强市政工程质量监管工作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在抓实、抓好市政工程主体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质量的同时，努力解决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的“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严格市政工程法定建设程序，规范工程建设各方行为。各级市政工程主管部门应从自身做起，按照法定建设程序办事。 （一）全面开展市政工程质量专项整治工作，查找和消除工程实体质量隐患。 开展专项整治工作，通过重点检查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工程质量管理法律法规的情况；检查各项工程建设程序执行情况；检查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的落实情况；检查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的质量行为，检查各相关单位、相关工程执行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技术标准的情况；检查工程实体质量，特别是在建工程主体结构的质量安全。清理和纠正市政工程建设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消除质量隐患，保证工程质量安全。 通过专项整治工作，使我省的市政工程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使建设各方主体的质量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使法定的基本建设程序得到进一步保证；使政府对工程质量的监督和管理发挥最大作用。近期，省质监总站组织全省各省辖市质监站进行市政工程质量互查，各地区也已陆续开展监督检查，确保专项整治工作的有效性。实践证明，这项工作很有必要，应该将其作为长效机制长抓不懈。 （二）加强市政公用工程实体质量监督，确保工程主体的结构安全。 各级质量监督站要按照《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实施细则》和市政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编制有针对性的质量监督方案，切实加强工程实体质量监督，特别是市政桥梁工程的重要部位、关键工序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和现场抽测频次，对工程质量控制资料要进行认真核查。对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等涉及结构安全的重要部位的施工技术管理、质量控制进行监督跟踪、加强预控和指导。同时，要深入调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工程质量通病。 （三）切实强化市政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作。 目前，尽管各地都有施工图审查机构，但是有的机构缺乏市政公用工程勘察设计的专业人才；有的审查机构没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图审查的资质；另一方面，市政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图审查意识淡薄，大部分建设单位虽然能够按照国家要求办理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但大都存在办理手续滞后，甚至有些建设单位在工程主体结构即将完成仍未办理有关手续。有的将施工图交由没有市政工程审查资质的机构进行审查，有的采用将施工图委托相关咨询机构进行复核，有的项目没有经过施工图审查即进行施工。有些建设单位施工图审查意识不强，跳过施工图审查这一法定程序；有些市、县（市）的施工图审查机构不设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图审查内容。 市政工程施工图审查是保证公共利益和公众安全的重要手段，是工程质量监管的关口。各有关部门应认真贯彻《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配齐市政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强化市政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作。 （四）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各方质量行为，重点是施工企业和监理企业质量行为。 目前，工程建设中质量行为的不规范依然存在，特别是施工企业和监理企业，表现在市政工程中尤其突出。有的施工企业不按图纸施工；有的在施工过程中，不能严格执行工程技术规范，偷工减料，埋下质量安全隐患。有的监理企业责任意识淡薄，不能起到“三控制”的实际作用；旁站、巡视、平行检验制度不落实，使现场工程质量处于失控状态。因此，加大对施工企业和监理企业质量行为的监管力度显得尤为重要。 （五）加强市政公用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建设和队伍建设，保证政府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市政工程涉及的范围广，施工干扰大，影响因素多，专业技术性强，技术要求高。按照省建设厅的要求，除南京、无锡有专门的市政工程质监站外，各市质监站应尽快设立专门的市政工程监督科室，有条件的市、县（市）可以成立市政公用质监分站，配备能够满足开展市政公用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的技术人员。 从事市政工程的质量监督人员应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的技术和方法，体现技术权威性；要提高思想政治素质，要从政治的高度，树立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责任感；要提高监督执法能力，质监人员要学法、懂法、守法，严格按程序执法，体现政府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科学、公正、权威”。 三、结语 工程质量监督是政府在工程建设活动中的一项重要职责。作为市政工程建设的组织者、建设者的各级政府，对市政基础设施的工程质量责无旁贷，市政工程质量是关系国家财产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告诉我们，工程质量马虎不得。市政工程是民心工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作为政府工程质量监督部门，有责任、有义务履行好职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模式不断变化是必然的，这就要求质量监督部门和质量监督人员及时掌握新情况、了解新问题、领会新精神，主动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以下简称《监察法（草案）》，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笔者认为，国家监察法立法应力争实现两大目的：一是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机制，为加大反腐败力度，提高反腐败效率和质量提供法律支撑；二是规范反腐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履行监察职责和行使监察权力的行为，防止其滥用职权，为保障人权、保护被监察人员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
审视目前公布的《监察法（草案）》的整个条文，应该说，这两个目的都得到了立法者的重视，在“草案”中都有比较好的体现。但是，“草案”在兼顾这两个目的上也有不足之处，有加以进一步改进、完善的较大空间。
就“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机制，加大反腐败力度，提高反腐败效率和质量”的目的而言，《监察法（草案）》主要设计和规定了下述五个方面的规范和制度：
其一，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进行全面和直接的领导，保障国家监察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见“草案”第2条）。比较现行反腐体制，追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反贪、反渎和预防职务犯罪机构均直接隶属于检察机关。依《监察法（草案）》，这些机构将转隶监察机关，与党的纪检机关合署办公。这无疑将提高监察机关的权威性。
其二，各级监察委员会均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县级以上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同时对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和接受其监督（见“草案”第六、七条）。比较现行行政监察体制，监察部直接隶属于国务院，县级以上地方行政监察机关隶属于各级政府。很显然，《监察法（草案）》所设计的监察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将高于现在的行政监察机关。
其三，监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或者干涉监察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不得对其打击报复（见“草案”第10条）。比较现行三个诉讼法，均规定的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和个人（而非“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如此看来，《监察法（草案）》对监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力度甚至高于司法机关。
其四，监察机关实行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监察对象包括党和国家机关、民主党派、国有企事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公共管理的六类公职人员（见“草案”第12条）。比较现行行政监察制度，监察对象仅限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范围大为扩张。
其五，监察机关可行使查封、扣押、冻结、搜查、留置等15项监察权限和手段（见“草案”第4、5章）。比较现行行政监察制度，监察措施主要限于查询、复制、冻结、扣留、封存5 项，《监察法（草案）》赋予监察机关的权限手段大为增加。与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关于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比，这些权限和手段又增加了技术调查、通缉、限制出境（分别见“草案”第29、30、31条）等3项。
以上五个方面，对于实现监察法立法“构建集中统一和权威高效的反腐体制、机制”的目的，其力度无疑是既大且实的。
意思是10分要重新给你写篇论文?我这有篇,你看看吧,凑合着用吧对会计监督的再思考关键字：会计监督 再思考 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是会计的基本职能，两者相辅相成。会计核算是会计监督的基础，而会计监督又是会计核算的质量保障，只有核算就没有监督，就难以保证核算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本文拟在分析目前我国会计监督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会计监督的建议。 会计监督，是指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凭借经授权的特殊地位和职权，依照特定主体制定各种合法制度，对特定主体经济活动过程及其引起的资金运行进行综合地、全面地、连续地、及时地监察和督促，以确保各项经济活动的合规性、合理性，保障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从而达到提高特定主体工作效益的目的。 一 会计监督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使得经济活动日趋复杂，从而对会计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然而目前的会计监督现状却令人堪忧，大量会计信息失真、国有资产流失、单位内部职务犯罪的案例等充分表明当前会计监督弱化的不利现状和加强会计监督紧迫性。会计监督的地位越来越微妙化，因为会计监督和审计监督不同，审计监督是对会计监督的再监督，是建立在会计监督之上的。会计监督的地位决定了其必须从本企业经济利益出发，对每项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事前、事中的控制、分析和审查。而审计监督往往是在企业外部，利用抽样等方法，来检查企业的会计信息资料是否客观公允，并出具意见书。会计监督和行政管理监督也不同，同样道理，会计监督也不等同于财政监督、税务监督等，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要么把会计监督放大化，替代了上述的种种监督，有越俎代庖之嫌；要么完全放弃了监督，有名无实。 二 企业会计监督的现状企业不规范经济行为大量出现，经济违法犯罪方式多样；会计信息失真，侵害广大投资者、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会计控制方面，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不健全和执行不得力是导致会计监督弱化的重要原因。在会计人员自身素质方面，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修养和专业胜任能力的整体水平不高是会计监督弱化的内在原因；在外部监督方面，国家监督的乏力与社会监督的不到位是导致会计监督弱化的直接原因；对企业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监督不到位，也是导致会计监督弱化的一项重要因素。（一）我国会计监督法律约束机制不全，使得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不能有效地行使其监督职能，导致企业会计监督不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的经营机制、经营方式等在不断更新。在整个经济工作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的新情况、新问题，而与之配套的机制还未能建立和健全，针对所出现的经济活动，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和办法。比如，新的《会计法》业已颁布，但相关配套法规没有跟上。在我国证券市场发生的诸多事件，严重损害了公众股东的利益。但却没有法律条款对当事责任人进行制裁，使会计监督形成虚设。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如果有针对性的会计制度和核算体系还不健全，也就难以适应复杂多样的经济活动。（二）企业会计监督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已难以协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矛盾。改革使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要求按自己的意志支配其资产，决定其财务收支范围和标准；而企业会计监督只承认按国家财政利益制定的财务制度标准。当企业财务自主权要求下的行为与国家的规定差异较大时，原有监督体系在协调双方利益矛盾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三）企业会计监督已不能有效保护所有者权益不受侵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情况下，会计监督作为企业财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主要听从经营者的指令，当经营者的指令与所有者的权益发生背离时，会计人员通常以经营者的指令为主，因而常常损害所有者的权益。（四） 内部控制制度失调。主要体现在有的单位是根本就缺乏内部监督和控制制度，以致会计制度混乱，循私舞弊现象经常发生。（五） 会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观念有待加强。企业虚假的会计信息也是出自于会计人员之手，因此，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及职业道德观念在会计监督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应有赖以运行的游戏规则，但仅仅有法律制度约束是不够的，当巨大的经济利益与严肃的道德规则发生碰撞时，只有进行诚信教育，才有助于使天平倾向于道德规范。前些年我国会计人员奇缺，而现阶段业解决了量方面的问题，但会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知识结构、学历结构和业务水平偏低，多数没有经过专业培训，而目有的还是无证上岗。再者，会计人员的监督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缺乏职业风险意识、职业判断能力弱、自我管制能力差、惟名是从，在权大于法的思想支配下有意造假，使得会计信息失真在所难免。三 健全会计监督体系的建议（一）健全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会计人员不能归属于多元利益主体，即投资者、经营者、债权人以及劳动者任何一方，也不能处于多元利益的边缘，只能以第三者的独立身份出现。他们只能受会计法律法规的约束，真正摆脱会计人员与单位之间的依附关系。从而使会计人员可以排除干扰，依法办事，正确履行会计职能，更好的发挥会计的监督职能。（二）必须给单位内部会计监督以准确的定位。由于会计人员不具备独立地位，从而使其监督软弱无力。从单位内部会计监督的机能和实际效用看，准确的定位应当是内部控制。以企业单位而言，会计监督应当是由会计人员行使的、对投资人负责的、以保证本单位经营管理活动符合既定政策和目标的内部控制。从这一定位出发，单位内部会计监督的基本形式和要求应当是：一般单位由会计人员行使的会计监督主要对投资人负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经营者有制衡作用。对国有单位，政府部门可以投资者身份赋予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即由政府部门直接委派国有单位的会计负责人，以使会计人员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更好的起到控制作用。政府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对各经济单位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主要由各单位负责人来承担。会计人员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三）政府监督要明确职责、合理分工。从现实情况看，对基层单位监督检查重复较多。财政、税务、审计部门要合理分工，建立责任感制，各负其责。税务监督应当是政府部门对各单位会计工作监督的主要手段。税务监督的对象是纳税人依法纳税情况，财务会计资料是其监督的基本内容之一。因此，如果税务监督的职能到位，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财务工作中的违法违纪问题。财政监督应当以会计信息质量为主要对象。各单位会计信息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秩序。财政部门做为管理会计工作的职能部门，应当担当起管理和监督的职责。审计监督主要承担国家投资项目的监督。在具体操作上，审计监督应当与财政部门有明确的分工，避免重复；财政、税务、审计监督应当加大处罚力度，树立监督权威。（四）加强管理，督促注册会计师的社会监督职责到位。近几年，财政部门在理顺注册会计师管理体制、培训会计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我认为对我国注册会计师执业的监管，关键是靠规则和约束力。注册会计师再多，水平再高，执业中不守规则，只会起负作用。因此，要发挥注册会计师在社会监督中的作用，必须从注册会计师的执业监管抓起，刹住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的歪风。在操作上，可以由财政部门会同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对上市公司的会计报表和审计报告逐一进行审查，一经发现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报告的，即予以重罚，以树立注册会计师执业的信誉。（五）改善会计监督的外部环境。从健全会计监督体系的要求来说，需要改进的外部环境主要有：1、应当完善地区、部门和国有单位的干部考核制度。2、加强发票管理。3、加强法制教育，树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律意识。（六）加强对会计人员的法律保护，对敢于坚持原则，坚持制度秉公办事的财会人员应给予工作上的支持和法制上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