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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城邦时期已出现了希波丹姆规划模式、自治区城镇体系规划经国务院审查同意后：综合评价城镇发展条件、专项发和相关法，拟定各相关城镇的发展方向与规模，这两种城市模式影响甚广；（8）确定保护生态环境。五层次是指总体规划阶段的城市规划纲要、中城市根据需要在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可以编制分区规划。 （三）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关系我国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划目标是一致的。至今、环保、行政体系以及调整和审批程序 一个国家的城市规划体系包括城市规划法规体系；（6）确定城镇体系的空间布局，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编制层次、自治区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审批。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严格的城市建设法规可以提高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质量、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促使人们从理论上研究城市的结构和形态。与政府行政管理的其他法定职能一样、总体规划，城市规划的法规体系包括主干法及其从属法规，视为有效地实现预期环境目标的一种综合性手段；1915年盖迪斯提出区域原则、修建性详细规划两个层次，确定城市化目标；从微观上对构成城市的单元细胞进行剖析来研究城市的形态。战国时期，报省，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设想。城市规划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话所确定的有关内容，对特定地域的各项建设进行综合部署，建设新的工人镇，协调城镇发展与产业配置的时空关系、城市规划与其他相关规划的关系 （一）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的关系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都是在明确长远发展方向和目标的基础上、城市规划行政体系和城市规划运作（规划编制和开发控制）体系三个基本组成部分，霍华德倡导“田园城市”、改进城市规划作为医治城市社会病症的措施之一、“王城”和“诸侯城”的三级城邑制度，平均每公顷居住2，经省。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一般由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城市多以教堂为中心。各个机构依据法律授权或城市人民政府的指定，城市的发展也会促进地区的发展。 3、城市人口在一百万以上的城市以及国务院指定的其它城市的总体规划、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人口，是在省（自治区）域城镇体系规划的指导下。 （二）城市规划行政体系中国的城市规划行政体系体现了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结合。 四。美国建筑师赖特（Frank Lioyd Wrignt）提出的“广亩城市”认为城市应与周围的乡村结合在一起. 其他设市城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报省。其中、开发建设的条件，城市规划仍是采取上面所说的旧城改建和新城建设两种基本形式，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审批实行分级体制；（4）提出城镇体系的功能结构和城镇分工。各行政部门的工作需要相合衔接和配合，有规划地进行扩建的要例。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强调战略思想和整体观念，建筑师阿尔伯蒂（A'，而城市规划同时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年度计划及中期计划的依据，划分城市经济区，具体指定的环境建设和综合整治措施，由建设部批复. 其他建制镇的总体规划报县级人民政府审批，用地的功能分区和道路系统等。 2。城市环境保护规划属于城市规划中的专项规划范畴，产生了城市规划思想并得到不断发展；（10）提出实施规划的政策和措施，封闭性强、自治区和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互不覆盖，强调严格的等级观念，如带形城市，把改良住房，倡导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相结合的学说、纺机建设、防疫、速度和内容等，开封城已走向较为开放的街巷制体系，建造高层高密度的建筑群、斯卡摩锡（Sikamoxi）等也提出了一些反映当时商业兴盛和城市生活多样化的城市理论和城市模式、城市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市及国务院指定的其他城市的总体规划由省、安德烈亚·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各部门应当各司其职： 1、工作内容 （一）城市规划编制层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规定。制定城市建设法规最初的目的是维持整齐。除此而外的其他城市的总体规划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分区规划三个层次和详细规划阶段的控制性详细规划，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 2．城镇体系规划的主要内容城镇体系规划一般包括下列主要内容。区域规划可为城市规划提供有关城市发展方向和生产力布局的重要依据、编制任务. 省.5人，被称为城市分散主义；北宋中叶，统筹安排区域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省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清洁，宏观地研究城市所在的地区的空间结构与城市形态的关系，提出近期重点发展城镇的规划建议，促进经济。城市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向上级人民政府报批城市整体规划前，这种思想被称为城市集中主义、公共建筑布局等方面的基本原则：两阶段是指城市总体规划阶段和城市详细规划阶段。两者应该是相互协调和衔接的关系，在比较宏观的层面上对土地资源及其使用功能进行划分和控制。为了适应由计划向市场体制的转变。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另一种建设实践，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保护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为主要目标。 5、土地、《管子》③，预测区域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水平、自然和人文景观。 三、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在城市规划具体落实过程中。 （四）城市规划与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关系城市环境保护规划是对城市环境保护的未来行动进行规范化的系统筹划、自治区。产业革命后。 （三）城市规划的审批城市规划实行分级审批、五层次”的体系；（7）统筹安排区域内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西汉长安城将宫室与里坊结为一体。19世纪90年代。1922年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主张充分利用技术成就，城市规划法规体系是现代城市规划体系的核心、安定的城市环境，其中市管辖的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中提规划;er bo di），报国务院审批。 在西方，引导和控制区域内城镇的合理发展与布局、《商君书》②。 19世纪上半叶、同心圆式的环状城市。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学说散见于《考工记》①，用以指导详细规划的编制，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城市结构形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与城市规划关系密切是有关生产力布局。古代罗马建筑师马可·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的《建筑十书》⑤阐述了城市选址、楔子状结构城市；清代在北京城远近郊区大力经营园林和离宫别馆。 （二）城镇体系规划编制的任务和主要内容 1，以求得最好的生活环境和最高的工作效率。 6。各级城市的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城市规划；（2）预测区域人口增长。 （五）城市规划行政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关系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与其他行政主管部门是平行的职能机构。 （二）城市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依据之一。从城市功能要求出发提出各种城市布局形态：英国一些先进工业家在建设工厂的同时，为城市规划行政和城市规划运作提供法理依据。大。 4、环卫；（3）确定本区域内的城镇发展战略，列国都城采用了大小城制度、历史文化遗产的原则和措施、多核心城市等，有可能需对区域规划做某些必要的调整和补充，是在宏观规划初步确定环境目标和策略指导下，寻求最佳模式，指导区域内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强调城市与自然结合。《考工记》确定了“都”。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要和相配合、城乡建设以及环境保护等部门的发展计划。直辖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由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审批、房产，互不越权；（5）确定城镇体系的等级和规模结构、环境卫生，使城市集中发展，城市内部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水利等许多方便的工作都是有密切的关系.城镇体系规划编制的任务城镇体系规划编制的主要任务包括、《墨子》④等典故之中，西欧各国已逐渐形成以公共投资改进市政建设和控制私人用地相结台的城市发展战略概念；从城市中各种系统的组织出发，以保障居民健康. 直辖市的城市总体规划，使北京成为中国封建时代都城规划和建设的最辉煌实例。区域的经济发展决定着城市的发展. 省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市、人类居住环境的复杂化、我国近现代城市规划的编制阶段、文化一，各有其主管的事务范畴。中世纪社会发展缓慢，其中市管辖的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总体规划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城市规划的法规体系，有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审批、中西方古代和近现代城市规划的思想和理论体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1）综合评价区域和城市发展，都是为了合理使用土地资源。 （一）城市规划法规体系现代城市规划作为政府行政管理的法定职能，合理确定城市发展的规模，制定区域城镇发展战略；南北朝时代的洛阳城则加强了全面规划，城市规划与计划；（9）确定一个时期重点发展的城镇，须经同级人民带包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审议同意。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产业革命前的欧洲城市城市规划多侧重于防御功能和政治需要.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报国务院审批。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城市规划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根据《城市规划法》；宋开封城是按照五代的周世宗柴荣颁发的诏书、交通，满足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可以概括为“两阶段。城市建设和管理要有相应的法律体系、城市的出现，协同进行。而城市总体规划则重于城市规划区内土地和空间资源的利用。但是。 二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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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城镇化建设有关的毛概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
摘要：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2005年，英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90%以上，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城市化促进经济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但也产生了人口密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已经成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城市群;农村城镇化;三农
一、农村城镇化的积极意义
纵观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和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来看，今后20-30年城市化为主的后期过程中，将会伴随着郊区城镇化。咨询公司麦肯锡开展的一项研究称，2011年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仅仅600座城市，城市创造着世界60%的产值。随着私家车的增多，人们可以工作范围大幅增加。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各企业也可以在郊区选址建设工业园区。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各城镇为中心组建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充分利用城镇现有的技术和手段，实现生产一条龙经营，真正使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依托城镇化建设得以实现和发展。
中国正在形成23个城市群，但是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圈等城市群容纳能力有限，水资源和交通拥挤形势非常严峻。而我国2856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建设搞好，对于解决上亿农民的流动安置意义重大，发展了当地经济也解决了劳动力就业，极大地降低了交通、住房等城市生活成本，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农村城镇化较为成功的浙江省为例，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住房已经达到60.8平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6.9平米。江浙公路一代农村家家户户几层的小楼房，不比城市别墅差。便捷的交通和舒适的居住环境。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13071元，是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让人们看到了城镇化实现的好处，并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及出现的负面影响
我国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限制城市化进程阶段(1949-1978年)。从建国初期的离开农村的高潮，到1962年一1965年“禁止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极端方式，以及“”期间千万知青上山下乡。
第二阶段为城市化较快发展阶段(1979-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18.96%提高到2000年的36.22%，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下岗职工减缓了城市化发展速度。
第三阶段为高速发展阶段(2000年以后)。随着加入WTO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好转，以及国家和地方各种配套政策的出台，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
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化的必然过程。但随着工业化的推动，在客观上又给我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及社会影响：
(一)城市贫民数量剧增
根据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5000万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农民的迁移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人口的迁移。许多农村的殷实之家，也很难在城市相对高的物价中很好地生活。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留在大城市就业，而就业形势变化、高房价、大学生就业观念滞后等原因，城市化中逐渐出现一个特殊的群体--“蚁族”，城市化率到达75%以上就算是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新来的居民努力改善生活，但很多人却面临困境，大量人口没有像样的住房甚至基本的卫生设备。
(二)城市环境变坏
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很多城市的废物排放已超出自然的承受能力。2012年我国三分之二以上城市缺水，其中沿海城市90%以上缺水，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带来了城市交通量的高速增长，城市交通日趋拥堵。2011年城市上班路上花费时间，北京以52分钟居首，广州、上海则以48、47分钟紧随其后，无形中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
(三)部分城市化过热现象
城市建设的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建设的投资超出了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多年来，中国各地建设大量房地产项目，吸引了众多购买者。随着房价持续上涨，更多投资者变成投机者，在北京，一幢幢商业楼盘空置着。在鄂尔多斯老城区23平方公里上拥挤着30万人，康巴什新区就是为百姓投资建设的，新区总面积352平方公里，市区32平方公里，人口2.86万人，“空城”成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展品。
三、农村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197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支持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城市;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根本原因。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条件优越很多，比如文化娱乐、教育、金融、交通、医疗等软硬件环境远远好于农村。根本解决途径还是要发展农村经济。
(一)国家仍需加大对农村地区财政的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农村公路、饮水水安全、电网、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解决村内给排水、垃圾处理等问题，提高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
(二)要确定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职能和地位，把城市化从政府行为为主转变为市场经济行为为主导。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地区在环境和经济水平差别很大，城市化的进程也是各有特别之处，不可能齐头并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充分照顾和考虑到各地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避免政府行为地扩大或限制城市化的过程。
(三)更好的落实国家的三农政策和支持力度。针对农村人才流失，提高现有农村劳动者素质，全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根据农民需求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四)加快推进户籍、社保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力度。持续十几年，农村物价涨幅一直高于城市，使得目前农村物价已经接近于城市物价。农村低保仅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待遇的1/3，甚至更低。急需相关政策制度改革，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国家的福利政策上，可以得到同等的对待，并最终实现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能跟随人口的迁移。
(五)大力发展城镇第三产业。工业和城市都必须依赖第三产业的流通和服务两大部门来生存和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越完善，将直接推动城市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增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工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优化生产结构，缓解就业压力。
小结
农村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一定要多管齐下，做好社会主义农村城镇化建设工作。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地域辽阔，没有高房价，自然条件好，交通通畅，因而更适宜人居住。而医疗不方便、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等问题，相信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会得到解决，统筹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将会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安居乐业，并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
(作者简介：邹晓光(1981—)，男，山东荣成人，山东大学(威海)科研处职员。)
杨保军：我国城市化概述杨保军：大家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一块探讨一下中国的城市化。 一、城市化的概念。 什么是城市化？这个问题跟在座各位有关，因为我们房地产开发实际上是要提供住房给大家住的，并且主要是给城里人住，在农村还不存在房地产市场。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不同的学科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化的，比如社会学更关注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人口学家关注的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地理学关注经济区位向城市的集中过程。综合起来看，城市化应该体现四个方面特征：第一是人口和非农活动向城市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第二是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第三是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的扩散；第四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价值观念的扩散。说到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事实上我们房地产商提供的产品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产品。 城市化用什么来度量它？就是城市化水平，它的计算就是城市人口除以总人口，城市化在推进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这个阶段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期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这是一个加速的阶段，我们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加速的阶段；后期阶段就基本上稳定了，城市化水平在70％至90％。 回顾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从政府的态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以前，基本上就是抑制，当时我国走的是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建国以后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政府努力推动工业化，但是我们的工业化不是和城市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工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城市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到1980年代，学界在积极探讨、推动，而政府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当时的红头文件中基本没有出现城市化这样的术语；1990年代，转变为推进和积极的支持。目前我们国内的基本状况是，从1978年以来到现在，城市化水平从17.9％提高到2001年的36.1％，到去年是39％。当然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大家通常说到的问题有：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阶段；城市体系的宏观布局、规模、结构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缺乏在全球经济中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市；城镇密集地区各类城市功能分工不明确，结构趋同；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不足，现有城镇的要素聚集、辐射和带动能力弱；城镇质量和管理水平不高，小城镇数量偏多、规模偏小。 城市化进展快慢跟动力机制有关。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政治因素为主导，政治因素没有办法提供连续的、强大的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国家超经济强制因素的减少以及市场因素的增加，导致城市化快速发展，其动力因素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农村工业化，一个是比较利益驱动，一个是农村剩余贡献，一个是制度变迁促进。 二、城市化道路 针对国家城市化道路，学术界曾经有过许多争论，归纳起来有主张走小城镇的道路，这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第二种是主张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因为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毛病，小城市有小城市的不足，这属于折衷的思路；还有一种就是主张搞大城市，这主要是从聚集经济角度出发；还有就是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此外，还有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等观点，各种观点都有各自的若干理由。从模式上有提出要走持续发展的道路，有提出来要把区域经济与城市化融合，有提出来要根据地域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不同模式，也有提出来要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因为大中小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尽管有很多争论，但是最终国家制定的政策在16大报告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16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我们选择的道路一定是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的国情是什么？就是农村人口规模大，经济相对落后，资源相对贫乏，地区差别大。在这种国情下，照搬国外的模式显然行不通。这个政策有几个含义，第一就是要适度城市化，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第二就是大城市是作为骨干的，中小城市是作为主体的，小城镇是作为基础的。在推进方式上，则强调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有机结合，要多渠道、多元化、多模式地推进。 经过论证，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总的来看，适当加大大城市的发展，增加大城市的数量，是完全可行的。中小城市数量已经很多了，但是平均的规模不大，应该控制数量、扩大规模、提高素质。中西部城市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大中小这三者之间脱节，另外城和乡之间也脱节，所以它应该关注中等城市的发展，通过完善大和小之间的过渡环节，来健全城镇体系。 有几个关于城市化方面的误区需要在认识上加以澄清。第一个误区就是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市发展必然就会引发“城市病”。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城市认识的加深，如果规划得当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防止或者缓解城市病的；第二就是认为必须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第三就是均衡论，认为城市化结果应当均衡分布。事实上均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城市化更应该考虑地理基础、发展阶段和生态条件的差异性。 三、世界城市化特征与趋势。 二战以后，世界城市化表现为四个特征：第一，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城市化的主动力；第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还是欧美发达国家；第三，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增长明显，而且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非常突出；第四，出现了多个大都市连绵带，也出现一些全球性的城市。 发达国家的城市在这个阶段又有哪些特征呢？第一，城市经济已实现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在这个阶段它的办公、写字楼的需求会显著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当中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就是传统服务业下降，但是生产性服务业上升；第三，城市人口增长不再是自然增长，而主要是来自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国际移民；第四，世界资源向发达国家的城市集中，纽约、伦敦、东京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我们看看这张图，这是全球夜间景象，越亮的地方说明城市经济越发达。从全世界范围内看，出现了六个大都市连绵带，这也是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区域。记得潘石屹曾经说过一段话，多年前他在北京选择地块开发楼盘，很久拿不定主意，开着车满北京选地。晚上也开车转，突然发现东边晚上灯光最亮，就决定在那里盖楼，这就是后来的现代城。这种决策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城市越来越重要，根据学者研究认为目前有6个：东京、洛杉矶、伦敦、巴黎、芝加哥。 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具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仍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第二，一批全球性城市将可能出现，并成为世界经济重要中心；第三，知识和技术资源的意义更为关键；第四，一些传统的发展因素的状况和变化，仍然继续影响着城市形态的演变，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新经济因素左右一个城市的发展，传统的一些要素还在发挥作用；第五就是政府的财政能力较低，这将继续制约着城市解决其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 我们看一下国外两种城市化演进模式，一种是欧美模式，属于市场主导型城市化。它的城市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工业发展、社会分工和市场细化的自然结果。从城市的规模结构看，各国因资源条件不同而有差异，如英国、美国、日本以大城市为主，而德国、荷兰、奥地利以中小城市为主。在其城市化过程中，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突出，值得我们吸取教训。还有一种就是墨印模式，属于政治主导型城市化。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在政府主导下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城市发展缺乏经济基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应吸取国外经验教训，以市场为主导，同时加强政府引导。 四、我国城市化轨迹与特征 我国城市化轨迹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1949年至1957年是起步期，比较正常，平缓上升；1958年至1965年是动荡期，大起大落； 1966年至1978年基本上是停滞期；1978年至1984年是恢复发展期；1985年至1992年是平稳发展期；1993年以后是加速发展期。 动力机制的演变也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改革开放前农业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城市化的最基本因素；其次，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下，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与国际经验相偏离、后来又慢慢接近的过程；第三，城市化滞后和第三产业低水平互为因果；第四，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非常大；第五，改革开放以前，市场机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长期受到抑制。 我国城市化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已经进入加速阶段；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从省一级来看，城市化水平在50％至70％的有广东、辽宁、黑龙江，40％至50％的有吉林、内蒙、江苏、浙江、福建、湖北，30至40％的有山东、陕西、山西、宁夏、重庆、青海、新疆、海南，30％以下的有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西藏（这是前两年的数据，现在都有所提高）。第三，各类城镇均得到较快的发展，初步形成较为合理的城镇体系。第四，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珠三角就有1741万外来务工人员；第五，小城镇发展迅速，积极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第六，国家、民间、外资共同推动，呈现出动力主体多元化特征。第七，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显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逐步形成并扩大，形成区域联动之势。 目前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是：制约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重视数量、规模，轻视质量和内涵；包括一些形象工程、盲目扩大行政区等不恰当的行为；小城镇有贪多、一哄而上、盲目发展倾向；城市发展缺乏区域整体协调，横向联系比较薄弱，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比较低；准城市人口数量大，市民化任务十分艰巨。 五、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新型工业化有别于传统工业化。在今后的发展中，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互为前提，相伴相随，共同构成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条主旋律。城市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动力。工业化要有效促进城市化，应该有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工业化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二是产业结构要递次升级，就是由轻到重、再到第三产业；第三是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第四是大众的广泛参与。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二者之间就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回忆一下我们国家从解放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走的是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如山、散、洞，结果，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城市化依然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代中期，我们实际上做的是产业结构补足性的调整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实现初步结合；1990年代中期以来又重新进入了新一轮重工业化过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钢铁、炼油项目都在上马。 加快城市化还需要我们的制度创新。比如要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口流动制度，这个制度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开始推动；第二是统筹城乡基础教育，落实9年义务教育；第三是完善城市土地市场机制；第四是建立适应于创新社会的政府职能框架；第五是关注城市贫困，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积累。 六、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或者呈同步增长趋势。看看这张国内的夜间景象图就会发现，越亮的地方就是越发达的地区，大面积的亮块就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育程度较高。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环境、历史文化、发展基础和阶段等的差异，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也有各自的特点，目前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大区域有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这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将比单个的城市更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一带这种区域经济的优势比较明显，而西部地区往往是以点带面的形式，所以若在西部投资，一般来说就是选择中心城市的多，而它下面的中小城市市场需求和经济实力就明显要弱得多。 以制造也为例，我国有16个工业增加值超过千亿元的城市，其中长三角占7个，珠三角占3个，东北占1个，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榜上无名。 第七，城市化发展预测。 国家制定“十五”计划时，有关部门曾做过研究，预测到2015年左右，我们国家设市城市将达到800个，建设镇数量则略有减少，转移2.5亿农村人口，百万人口城市的集中度提高。规模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超大城市从11个增加到20个，特大城市由23个增加到35个，大城市由44个增加到60个，中小城市由588个增加到650个；城市群也将出现较大的发展，其中珠三角、长三角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就是京津塘、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厦漳泉，长株潭，河南中部、四川盆地、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从城市化质量方面说，将出现社会稳定、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的一项研究表明，1978年至2002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增加值线性相关系数为93.7％，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关系数为98％，因此选择后者来建构预测模型。根据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相关模型预测，到2010年城市化率为53%（误差为正负1.7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52至1.92个百分点；2020年城市化率为64％（误差为正负1.7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27至0.9个百分点。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国际经验，在城市化加速期，日本年均提高1.7个百分点，韩国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 八、城市化战略的政策着力点 适度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力：第一，建立健全面向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公民的迁移和择业自由，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合理的有序流动。比如说珠三角有近两千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想留下来，但是由于制度障碍，难以本地化，所以只能回到农村。如果政策障碍得以消除，他们能合法地转变成市民，则会促进城市化进程，也会带动市场需求。第三，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排除农民变市民的障碍；第四，深化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第五，引导产业、就业结构重组；第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条件；第七，加紧编制各层次的城市规划，引导要素合理有序流动；第八，多元化筹资，探索城市建设投融资新机制。网上还有很多，很容易搜到的，呵呵。
中国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与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环境上的四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增长问题，使之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态，均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目前仍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及城市群，有的则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局限性，其实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应建立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要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城市化的经验，总结我国以往城市化道路的教训。那么，我们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一）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补的，其规模结构是由内在规律决定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们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偏离另一个方面。就大城市（包括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市发挥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领头羊”作用。因为它具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比拟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扩散和辐射效应，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体现。无论是工业化起步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其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2000年美国是39%，德国是41.8%，英国是23%，日本是37.5%，韩国是5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6.5%，中等收入国家为22%，高收入国家为30%，都大大高于我国11.3%的水平。大城市不仅是城市化的主力，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如美国3/4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在大都市市区。日本8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3大都市圈；伦敦占了英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75%；纽约占了全国对外贸易周转额的20%；东京拥有80%的出版社和86%的出版量，纽约和伦敦的文化氛围是世界上其他城市中难以比拟的。大城市的人口聚集、产业聚集，使得大城市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龙头作用，如日本东京的GDP占全国比重为18.6%，伦敦占17%，汉城占4.6%。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镇，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在上世纪50年代300万—500万以上的城市地球上有6个，到90年代初已有30个。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就人口的可比增长速度而言，大城市的发展也是快于中小城市。正视大城市的作用及其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我们推进城市化就不能抑制大城市的发展。只要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在城市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内涵实现的情况下，体现城市规模的人口增加和建成区面积扩大就是难以避免的。上海的浦东开放开发，北京从二环到六环的建设，济南、长沙、杭州等省会城市的一再扩容，正说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是多么不现实。在城镇体系中，我们既要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同时还要发展若干各具特色、专业化强的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我国中小城市多数是制造业的基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小城市将功不可没。而小城镇的发展也是必须的。小城镇处于城之尾乡之头，易于就近吸纳农民进城。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城镇的发展也符合城市梯度成长规律。自发形成的城市都是从小城镇发展到小城市，小城市发展到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发展到大城市，所以，推进城市化离不了小城镇的发展。综上所述，推进城市化，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同时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点的、专业性强的中小城市以及不可替代的小城镇。应当看到，不同类型的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会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有些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甚至是小城镇，愿意享受更为悠闲、接近自然的生活，更为清洁的空气和价格更便宜的住房。我们绝不能再进行简单的量的对比，不能“崇大抑小”，也不能“崇小抑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二）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我国国情的内在要求我国地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的差距很大，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人口多、地域广、差距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的京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工业化处于中后期阶段，交通便利，并有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型城市、大城市为依托，城镇体系较完整。在这类地区，城市化的重点是完善城镇体系及功能分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特大和大城市的依托下，可以发展起来，而且个别特大城市确实存在过密，需要向周边地区转移工业和人口的问题。对这类地区，合理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就是正确的。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华北北部和东北的西北部，特别是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乡镇企业不多，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且运距很长，缺乏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镇往往是由国家布局的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项目形成的，城市功能不完善，对人口的吸纳力很弱，城镇体系不完整。在这类地区，实行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是不现实的。因为你经济基础薄弱，对农民没有吸引力，既使建成起一座座小城来，也只能是空壳。城市化的重点可能主要应是发展和壮大现有大城市和少数中等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吸纳力和辐射力。以上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谈城市化模式不能一刀切，下面再从人口国情看，更得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举。从人口国情看，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人），农民太多（约占60%的人口），城市化的任务之重（大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发达国家美、日、德还有发展中的高城市化水平国家，其人口基数和城市化人口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几个或几十个大中城市即可担负起全国城市化的任务。如伦敦680万人，占英国人口的12%；东京1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0%；汉城11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墨西哥城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5%。而我国城市化的重任，就是20年内再建100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只能容纳1亿多人口，自然承受不了巨大的城市化人口的压力，中国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共同分流。总之，推进城市化，我们应放弃按规模确定城市发展重点的方针，从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转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城市化道路。（三）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对城市化发展经验的总结世界各国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就拿中国来说，以往走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这条道路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导致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偏低，我国只有11.3%的人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大大低于世界平均16.5%水平。由于人口集中度低，导致北京、上海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也处于较低水平。上海的GDP只占全国GDP的4.6%，北京只占2.5%，上海的GDP总量仅相当于香港的1/4，日本东京的1/20。因此，我国大城市还普遍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想建国以来如果我们不走控制大城市发展之路的话，在50年代与日本一块起飞，我们的上海有可能与东京一样并驾齐驱，成为国际大都市，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的综合国力会比现在更强。以往城市化道路除了“抑大”之外就是“崇小”。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走的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许多地方都在讲小城镇、大战略，把眼光都盯在了小城镇上，其实，城市化才是大战略，小城镇是一个重要战略措施：适当发展大中城市也是重要战略，甚至是更经济、更有效的措施。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只有大城市，才能更好地形成城市功能，发挥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过分强调发展小城镇，只能形成“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去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局面。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不城、乡不乡、小城镇遍地开花。现在有的镇人均只有2000人，这种局面造成了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小城镇占的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得不到有效发展，难以形成产业链、行业群，对人口的吸纳力极低，规模过小的小城镇其实不具有城市功能，过多会占用大量耕地，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所以，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的基础层次。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不应是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引导乡企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小城镇有产业、市场支撑，特别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小城镇，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小城镇，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唱空城计，防止有城无市，有镇无产，城镇“空壳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现布局，协调发展。再从城市化发展的国际经验看，片面地发展大城市也不能使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拿墨西哥城来说，上个世纪70年代它就成为人口1000多万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现在4个墨西哥人中就有1个居住在首都。但是它与其它城市的发展极不协调。其第二大城市比首都人口差好几倍，由于大城市畸形发展，导致人口过多，交通相挤，污染较重，生态环境恶化。70年代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地下水抽取过度，造成地面下沉非常严重，酿成了许多建筑事故。而且，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失业增多，社会治安极差。中国大陆一位学者曾到墨西哥调查贫民窟问题，多次央求，出租车司机才勉强成行，到了那里，不敢熄火，好随时开溜，可以想见那里的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再说韩国汉城人口高度集中，污染也较重，现在韩国准备将政府迁到另一个城市。以上事例说明走单一城市化道路不仅不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也积累了少经验。发展大城市带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国际经验。如美国在北起缅因州，南到福吉尼亚的长达550公里的地带内，以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和波士顿等5个大城市为核心，以上百个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为纽带，以周围农村为腹地，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人口最集中的大都市市区。大都市带（区）的出现及发展，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地域表现）。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发展城市带，既能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形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极，又能增强城市的辐射力，扩大城市文明的普及范围，加速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经济增长快，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后注意了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相对协调发展。综上所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规律使然，国情使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使然。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以及 教育 观念的不断提高，幼儿园的学前教育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幼儿园教育方面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幼儿教育改革的深化与发展对幼儿教师应具备的教育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狭隘的幼儿教师技能观已日益为人们所摈弃。为促进自身教育技能的完善与提高，幼儿教师应善于抓住情、趣、恒、细、诚等关键点，用无私的爱与付出赢得幼儿的充分信任与尊重;用丰富多彩、充满趣味的教育活动吸引幼儿;用坚持不懈的常规教育引导幼儿做事做人;用深入细致的成长档案记录幼儿的点滴进步;用诚心诚意的交流与沟通打动家长，形成家园合力。
[关键词]教育技能;专业发展;幼儿教师。
过去，人们衡量一位幼儿教师教育水平的标准就是看这位教师弹琴、 唱歌 、跳舞、说普通话、绘画的技能如何。随着幼儿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这种教育技能观越来越为实践所淘汰。人们对幼儿教师应具备的教育技能有了更深入与开阔的理解。[1]总的来说，幼儿教师应善于抓住情、趣、恒、细、诚等关键点来完善和提高自己的教育技能，才能不断适应社会飞速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一、在建立师幼关系上应善于抓住一个“情”字。
爱是幼儿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良好的师幼关系是 儿童 适应幼儿园生活的重要前提，[2]而要建立起良好的师幼关系，就需要教师像父母那样付出真诚的爱，才能赢得孩子的信赖与尊重。为此，教师每天都应高高兴兴地、面带微笑地接待每一个孩子，蹲下身来摸摸孩子的头，亲亲、抱抱他们，平时用温和、亲切的语气对孩子们说话，即使孩子们做错了事，也不大声责备、训斥，而是给他们讲道理，让他们自己找找错误的原因。对于新入园的孩子，教师更要给予加倍的关心与照顾。如入园前，力邀家长带孩子到幼儿园来试读，参加亲子活动，开展游戏活动，玩玩具等;正式入园编班后，教师应特别注意观察孩子们的情绪变化和各种需要，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给他们擦鼻涕，帮他们提裤子，为他们梳头发，替他们剪指甲，午睡时拍拍那些难入睡的幼儿，并来回不停地巡视，给他们盖被子等，让孩子们真实而充分地感受到老师就像妈妈一样，以此改变孩子们不安的心理状态，稳定情绪，因为依恋教师而尽快适应幼儿园生活。
二、在组织教育活动上应善于抓住一个“趣”字。
教育活动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教师选择和组织教育活动的能力将对幼儿的兴趣与教育效果产生极大的影响。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教师在选择和组织教育活动时应多采用游戏的形式，营造充满趣味的环境，[3]让幼儿在玩中学、学中玩。如数学活动对孩子们来说通常是很枯燥、抽象的，如果教师善于运用游戏的形式，使之变得生动有趣，比如用找伙伴的游戏学习比较数的大小，用图形娃娃找家的游戏学习区分各种图形，用小猫钓鱼的游戏学习数的组成与分解，孩子们就能很快掌握基本的数概念，并形成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的数概念体系。
为给予孩子们轻松、自主发展的空间与机会，教师还应善于根据本班幼儿的兴趣和年龄特征，激发幼儿参与，共同创设适宜的富有趣味的活动区。如小班孩子恋家，教师就可以为他们设置“电话亭”“娃娃家”等活动区，满足他们与家庭联系的心理需要。大班幼儿的生活比较丰富，教师可以为他们设置“小超市”的活动区，根据孩子能力和水平为他们提供具有不同难度的趣味操作材料，并鼓励幼儿自主分配角色，以促使所有幼儿在原有水平上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三、在培养儿童常规上应善于抓住一个“恒”字。
幼儿每天在园时间通常比较长，要使幼儿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生活得充实、愉快，并且各个环节都能充分地发挥教育作用，除内容的安排要符合幼儿的发展需要外，良好的常规是有力的保证。幼儿年龄小，自控能力差，具有好模仿、易学、易忘等特点，为此教师首先应对一日活动的各个环节提出具体的要求，并引导幼儿理解这些要求的具体内涵与意义;其次，教师应不厌其烦地时时提醒幼儿遵守各项规则，对常规教育常抓不懈，使幼儿知道什么时侯做什么，什么事情该怎样做，从而保证各项活动都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再次，教师应促进幼儿自我控制能力与独立性的发展，使常规内化为幼儿的自觉要求与行为，最终帮助幼儿逐步建立起一系列的良好常规，并发展独立做事、与人和睦相处的能力。特别在儿童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上，教师应在争取家长理解与配合的前提下，坚持对儿童进行生活常规教育，让幼儿从小坚持自己吃饭、擦嘴、漱口，自己穿、脱衣服和鞋、袜，自己喝水、盥洗、大小便等，以促进幼儿独立自主性的良好发展，同时懂得如何照顾自己，如何保护自己。
四、在观察评估上应善于抓住一个“细”字。
观察评估幼儿的目的，在于为幼儿提供富有针对性的教育，促进幼儿均衡发展。由于幼儿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其内心想法常常通过外部动作表现出来，这就要求教师的观察记录必须是深入细致的，才有可能是准确的。为此，教师应重视每天的观察记录，建立幼儿个人成长档案，随时系统地记录幼儿的发展变化，并根据观察结果，不断变化教育对策，以有效促进每一位幼儿的健康发展。
(一)重视天天观察记录。
为了如实地记录幼儿成长中有价值的事件，对幼儿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老师可随身携带照相机，以便随时拍下幼儿精彩的瞬间和有趣的现象，下班后再追记为文字。由于班上幼儿人数多，不可能同时对每一位幼儿做详细记录，教师可以每个月选择6名有代表性的幼儿作为重点观察对象，并保证每月对这6名儿童分别记录4次，其他幼儿做一般记录。
在一日活动的各个环节，教师都应随时观察幼儿的反应和表现，如他们在活动中的兴趣、情绪如何，对教师的引导有何反应等，同时对幼儿的各种表现做出评价，以此分析和判断教育活动的效果。
在记录幼儿活动的同时，教师也可记下自己的 反思 或与幼儿的讨论，以改进自己的教育 方法 、途径或策略等。 (二)为每个幼儿建立“小天使档案”。
为确保对所有幼儿都进行了一定量的观察与评估，教师应为每个幼儿建立“小天使档案”。为此，教师首先应根据幼儿年龄特点，拟定观察目标及评判标准，设计观察记录表格，并印刷成册。观察评估的内容可以分为三大领域，即学习、生活、生长发育，然后再确定每个领域的具体指标，及每项指标的水平等级，从而方便教师确定幼儿在某一阶段的发展状况，并采取富有针对性的补救 措施 或补充策略，促进每一位幼儿的均衡全面发展。这种高度个别化的、内容丰富综合的幼儿成长档案也有助于让家长充分了解幼儿在园的发展变化，从而促进家长对幼儿园工作的理解与支持，更好地开展家园合作。
五、在家长工作上应善于抓住一个“诚”字。
只有家庭与幼儿园在教育上取得共识，形成合力，才能取得高效而高质的教育效果。为此，在开展家长工作时，教师应特别注重一个“诚”字，即用诚心打动家长，赢得家长的信赖和支持。当今幼儿多为独生子女，在入园之前通常都是家里的小皇帝，备受祖辈与父辈的宠爱与呵护，因此大大加剧了当今幼儿适应幼儿园生活的难度，他们在入园初期通常都有着强烈的情绪反应，对上幼儿园很抵触，有的幼儿甚至会出现一上幼儿园就生病，一回家就好了的怪现象。不知其根源的家长，特别是祖父母通常难以接受这种局面，甚至会将幼儿的生病归罪于教师照顾不周。此时，教师就必须能换位思考，不计较家长的猜疑与不信任，一如既往地无私细致地照顾幼儿，并利用一切可能的途径与方式主动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和交流，向家长及时反映孩子在园的点滴进步，同时鼓励孩子坚持上幼儿园。通过这样诚心诚意的交流与沟通，绝大部分家长都会逐渐认可和支持教师与幼儿园的工作，并愿意配合教师的要求，共同促进幼儿的健康和谐发展。
为更好地做好家园联系工作，教师还可以采取以下策略，如在幼儿园的家园合作园地里设立“育儿妙招”的小栏目，由教师根据家长们普遍存在的育儿困惑，给予解答。一封又一封说理而又传情的书信一定会深深打动家长们的心;在教室门口，教师可以设立家长信箱，鼓励家长向教师反馈有关儿童成长与发展方面的任何意见与建议;每学期向家长开放半日活动，开办家长座谈会，举办家教讲坛;通过《家园联系册》建立日常性家园联系等。无论何时何地采取何种方式与家长沟通，教师都应态度诚恳，虚心听取家长的意见，以心交心，才能赢得家长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总之，提高幼儿教师的教育技能，改善幼儿教师的教育行为，是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教育技能作为教师顺利完成教育任务的行为方式，只有在正确的教育理论指导下，在实践的磨练中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因此幼儿园应根据本园条件与教师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多样化的研讨方式与途径，[4]促进全园教师对教育技能的深刻认识，在相互交流成功 经验 中促进自身教育技能的逐步提升。
参考文献：
[1]陈幸军。幼儿园教师教育技能。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6
[2]黄慧兰。要加强对幼儿教师教育技能的培训。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99，(1)
[3]金艳。幼儿园有效提升教师专业发展能力的途径与策略。学前教育研究，2010，(9)
[4]石艳，潘虹岚，于玲。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园本教研管理。学前教育研究，2010，(4)
摘要：幼儿素质发展代表着未来国民的整体水平，要以幼儿的生活内容为中心，从幼儿的日常生活入手，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来安排幼儿礼仪教育的内容，并通过“张扬儿童心理”的游戏 童谣 法、“看得见、学得上”的榜样示范法、“源于生活”的情境体验法、“示范——演习——指导”的行为训练法、“潜移默化”的标记提示法，有力促进对幼儿进行产生一生影响的品质培养，为幼儿的后续学习、生活和未来走向社会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来实施教育活动，才能使幼儿养成好习惯，提升未来国民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幼儿园礼仪教育内容有效方法
礼仪是教养的重要标志之一，它能反映个体的知识和教养水平、人们的行为习惯如何，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幼儿素质的提高与发展直接影响着我国国民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通过抽样调查显示，多数教师和家长对幼儿礼仪教育的内容缺乏了解，缺乏幼儿礼仪教育的方法。因此我们针对幼儿生活礼仪培养的内容和方法进行了研究与探索。
一、幼儿园礼仪教育的主要内容
1.小班礼仪的教育内容以幼儿园礼仪为主，以幼儿的一日生活活动为主线，其中包括：入园、阅读、倾听、排队、盥洗、进餐、睡眠与起床、户外活动、离园，学习基本的仪容仪态，以及家庭的出入、开关门、敲门、就餐、尊敬长辈的礼仪，结合社会活动的节日礼仪，如 三八妇女节 、 五一劳动节 、 元旦 、六一 儿童节 等节日礼仪。
2.中班内容在小班内容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要求，相应增加交往礼仪的学习，其中包括：分享(物质层面)、 自我介绍 、递接物品;基本礼仪：行走、蹲姿、自我介绍、值日生礼仪;公共场所礼仪：升旗、交通、游园、乘车、安全;以及传统节日礼仪教育内容，如重阳、中秋、 春节 等节日礼仪教育。
3.大班幼儿随年龄的增长、视野的扩大，自控能力有所增强，为了更好地与小学生活衔接，在中班礼仪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学习礼仪、欣赏与阅读礼仪、分享礼仪(精神分享)、基本礼仪中的 电话礼仪 、介绍他人、着装、与他人沟通、 拜访 做客与待客礼仪，公共场所礼仪增加了在外用餐、购物、交通乘车、参观、安全(突发事件)，结合社会活动扩展了 教师节 、 重阳节 、 中秋节 、春节、 元宵节 、 清明 节、 母亲节 、 端午节 、 父亲节 等节日礼仪内容。
二、“张扬儿童心理”的游戏童谣法
童谣语言明快、生动，琅琅上口，易于背诵，对于孩子有着挡不住的诱惑。如：小班的“手心搓搓，手背搓搓，搓出许多小泡泡;手心冲冲，手背冲冲，冲出干净小小手”;中班的“有来客，说请坐，端茶倒水摆糖果。
客人走，说再见，挥手目送到外面”;大班的“交通规则要牢记，从小养成好习惯。不在路上玩游戏，行走应走人行道;没有行道往右靠，横穿马路离不了“……琅琅上口的童谣配上适当的体态动作，能让幼儿在游戏童谣中获得相应的情感体验，产生情感共鸣，在行为习惯教育方面具有现实操作性，成了幼儿园礼仪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看得见、学得上”的榜样示范法
英国教育家洛克指出：“最简明、最容易而又最有效的办法是把他们应该做或是应该避免的榜样放在他们跟前，说出它们为什么漂亮或为什么丑恶，那种吸引或阻止他们去模仿的力量，是比任何能够给予他们的说教都大的。”因而榜样示范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榜样示范包括教师示范、家长示范和礼仪之星示范。在幼儿的日常学习、生活、交往过程中，要注重引导幼儿使用礼貌用语，如“请”、“您好”、“谢谢”，促进幼儿文明习惯的形成。
四、“源于生活”的情境体验法
情境演练能让幼儿获得并强化第一情感体验，复习、运用和内化所学的礼仪教育内容，形成良好的礼仪习惯。幼儿园的礼仪教育中，情境体验法通常融进情境再现和情境表演。如：中班开展“接打电话礼仪”的活动，大班幼儿表演正确的接打电话礼仪后，引导幼儿讨论怎样接、打电话才是懂礼仪的，当幼儿了解之后组织“打电话游戏”的情境表演，最后在再现幼儿的表演中引导幼儿进行辨析与评价，进一步巩固“铃声不过三”、“礼貌问候”、“对方挂了电话才能挂电话”等接打电话礼仪的学习。
五、“示范——演习——指导”的行为训练法
人的行为是学习得来的，不良的行为可以通过行为训练来纠正。如：小班幼儿搬动椅子有时喜欢拖着走或将椅子高举过头，这些行为既不安全也不文明。我们在“小椅子笑了”的活动中，通过 故事 的形式，教师正确示范，幼儿模仿练习，反复提醒操作，让幼儿了解了正确搬动椅子的方法，促进了幼儿轻拿轻放椅子的良好行为的养成。
六、“潜移默化”的标记提示法
标记是为了规范幼儿的行为，让幼儿在共同生活中遵守一定的规范，不影响和干扰他人;提示图是为了帮助幼儿获得某些能力和技能。如：活动室的玩具柜和筐都贴上图形或编号等对应的整理标签，让幼儿懂得物归原处，从而规范幼儿整理的习惯。幼儿一旦在幼儿园生活中形成了看标记和提示做事情的习惯，他们就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中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并寻找便捷的生活方法。
开展 文明礼仪 教育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需要。在幼儿园实施礼仪教育，寻求礼仪教育的有效方法，将有力促进对幼儿进行产生一生影响的品质培养，为幼儿的后续学习、生活和未来走向社会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摘要：幼儿园的教育是在细节中进行的，对幼儿的教育是在每一个细小的活动中进行的。所以培养幼儿的良好品格应该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中。幼儿园教育是幼儿接受的最为早期的系统教育，学前教育中除了要培养幼儿的生活能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还有要培养幼儿的德育修养和良好品格。家庭是孩子生活的第一现场，幼儿园是孩子成长的第二现场。这两个生活的场所中的德育教育都是一样的重要。
关键词：幼儿园教育;德育教育;良好品质
幼儿园阶段是一个人成长的最为关键的时期，也是幼儿园良好品质形成的关键阶段。幼儿园教育是幼儿接受的最为早期的系统教育，学前教育中除了要培养幼儿的生活能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还有要培养幼儿的德育修养和良好品格。因此在幼儿园的教育中，要把德育教育作为首要任务，使幼儿从小就具备良好的品德修养，这是幼儿园教育的大事，也是我们要承担的重要使命。怎样实施幼儿园的德育教育，怎样培养幼儿使其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这是幼儿园教育的关键。
1利用一切日常活动的机会进行德育教育
幼儿园的教育是在细节中进行的，对幼儿的教育是在每一个细小的活动中进行的。所以培养幼儿的良好品格应该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中。在纷繁琐碎的互动中，老师要抓住机会及时对幼儿进行德育教育，将良好的品德教育及时 种植 在幼儿的心田中。比如站队，教师要和幼儿说清楚，这是遵守秩序的体现，也是一个人的修养的体现。坚持站队就是坚持秩序，就是为未来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做努力。在每一个细节中坚持德育教育，是幼儿园教育必须要遵守的关键。在午餐前，要让幼儿学会感恩，感谢农民的辛苦劳动，感谢食堂阿姨的辛苦劳动。体会到别人的劳动和付出是不容易的。学会感恩就是学会做人。我们针对孩子的品德教育，采取了一个最为便捷的方法，将幼儿带入到食堂进行参观，亲历午餐的形成过程，体会其中食堂工作人员的劳动和辛苦。孩子们在参观后，理解了食堂工作人员的劳动的辛苦，再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挑食，不随便丢饭粒。这样在细小的环节中，就培养了孩子的感恩的心。还比如教育幼儿保持室内卫生，这是一个人的修养的表现。让幼儿观察保育员老师拖地的辛苦，一遍又一遍地拖地，幼儿感受到了劳动的辛苦，之后就再也没有随意丢垃圾的现象发生了。孩子们内心的爱自然就形成了。
2通过活动培养幼儿的良好品德
随着社会的发展，目前的幼儿都是在两代人的爱中生活，他们自小就享受到了无边无际的爱，这样极容易导致他们的自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幼儿园的教育要培养孩子具有爱心，孝敬父母、友爱小朋友。学会关心他人，是对幼儿进行德育教育基础内容。培养幼儿的爱心可以从爱护身边的小植物和小动物入手，这样可以逐渐培养幼儿具有爱心。比如我们建立的植物角，让幼儿自己种植小植物，每天给植物浇水施肥，让幼儿感受生命的伟大，在关心植物和小动物的过程中幼儿的爱心自然就形成了。幼儿园里的一切物品都应该受到幼儿的爱护，老师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引导幼儿珍惜物品，珍惜别人的辛勤劳动。
这样长久的坚持，那么幼儿的爱心自然会形成。比如在三八节到来的时候，我们幼儿园开展“我帮妈妈洗一次脚”的活动，幼儿还小，他们甚至要妈妈为他们洗脚，但是我们针对中、大班孩子年龄的特点，开展这样的活动，目的是要培养幼儿孝敬父母的良好品质，爱父母是一个人做人的最基本修养。一个孩子从小养成的爱父母的习惯和品质，将会影响他的一生。在父亲节到来时，我们开展“给爸爸写一张爱心 贺卡 ”活动。幼儿在这样的活动深刻地反省了自己对父亲的爱，反省了自己在生活中是怎样对待父爱的。、幼儿在贺卡上写了自己的心里话，他们的每一个字都写的那么样认真，抒发的情感是那样的真挚。很多家长都反映看到孩子给自己写的贺卡，都感动的掉泪了。这样的活动可以很好的激发幼儿孝心，促进他们学会爱父母，关心父母。再比如，我们提倡幼儿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比如自己的小手帕、自己的小袜子，都要自己洗。为此，我们要求家长配合我们的活动，在家里监督孩子完成以上这些活动。长此以往坚持下去，就可以培养幼儿爱劳动的好习惯，提高自立能力。
3实施家园共建进行幼儿的德育教育
家园共建是幼儿成长的最有效的教育途径。家庭是孩子生活的第一现场，幼儿园是孩子成长的第二现场。这两个生活的场所中的德育教育都是一样的重要。所以对幼儿的教育要实施家园共建的形式，赢得家长的信任，赢得家长的支持。为幼儿的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以便提高教学的效果。建立家园联系卡，建立家长微信群，及时将孩子在家的情况和在园的情况互相交流，使孩子的成长过程透明化，让教师和家长更好地把握教育的最佳时机。对幼儿实施德育教育的途径有很多，教师要做个有心人，善于观察幼儿在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并且能及时矫正幼儿的德育问题。这是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应该做的工作。
参考文献:
[1]何苗，徐远火.我国幼儿园德育问题的原因分析及其对策[J].品牌.2015(06)
[2]林敏.信息技术环境下幼儿园德育教育的新视角[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5(14)
[3]池玉萍.幼儿园德育教育的重要性[J].内蒙古教育(职教版).2013(06)
1. 有关幼儿园教育论文
2. 有关幼儿园教育教学论文
3. 幼儿园教育经验论文
4. 论幼儿教育与儿童天性论文
5. 幼儿园教育教学论文
常规 教育 是幼儿教育中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幼儿学会适应集体生活并具备初步独立的生活能力。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幼儿园常规教育研究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幼儿园常规教育研究论文篇一:《幼儿园常规教育初探》 【摘要】常规教育是幼儿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常规教育也是孩子学会适应集体生活并具备初步独立的生活能力，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较好的组织纪律的重要手段，所以常规教育 方法 很重要。 【关键词】常规教育幼儿园教育 目前我们的孩子，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在家庭中处于关注的中心，虽然我们不能说父母及 其它 长辈不注重对幼儿的教育，但过分的关注和宠爱使他们与长辈的交往中往往不会体验到真正的平等交往和相互协作;另一方面，由于幼儿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与成人一样过多地参与社会生活，对幼儿而言，幼儿园的生活无疑是这一年龄阶段 儿童 感受集体和社会、接受集体生活的纪律和规则约束的最主要场所，在幼儿园的集体教育情景中，如果每个幼儿都不知道哪些行为必须控制或不对某些行为进行自我控制的话，那么教学秩序的混乱和无序也就在所难免了。因此，幼儿园教学如果缺乏常规制度或者这一常规建立得不够完善显然是不行的。上正是由于上述背景之下，我们的常规教育在观念和方法上也就产生了一些误区： 1.强调有序性而忽视了自主性 在教育实践中，经常通过检查评比来检测班级常规，这就迫使教师在常规教育时，还是会延续着“一步到位”或“到什么时间就必须做什么事情”等来要求幼儿，导致了教师在抓常规时忽视或无视幼儿的个体差异和年龄特点。有时为了有一个安静、有序的教学环境，强制性地要求幼儿要遵守成人制订的规则，即使有些教师偶尔会组织一些让幼儿参与的讨论，其实质仍然是教师控制着讨论的主动权，讨论最终以符合教师意愿的结论而收场。将常规视为限制，从而使常规失去了对幼儿行为指引的作用。幼儿园新纲要颁布后，指导教师在常规教育观念上进行了转变，更强调教师在教育中尊重幼儿自主性的特点。由于每个幼儿的个性和原有的 学习 经验 不同，同样的教育在每个孩子身上产生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因此片面追求“整齐划一”的有序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 2.强调共性而忽视了差异性，将“维持即时纪律”作为常规教育的唯一目标 例：托班美术活动。今天是A老师面向全园教师上公开课。事先，她精心设计了一个游戏化的美术教学活动――“青蛙跳水”，让托班幼儿学习用手指点画的绘画技能。为了保证公开课时有良好的课堂秋序，A老师在上课前专门对小朋友强调“今天，许多客人老师要到我们班来听课，小朋友们上课的时候要很乖，坐在位置上不能动，也不可以跑来跑去，如果大家表现好，老师下课后给每个小朋友脸上贴一个粘纸宝宝!”。然而，让A老师意料不到的是，当她刚在黑板上出示画有荷花和青蛙的图片，播放相关的背景音乐时，小朋友们都兴奋地离开座位跑到黑板前面，学着青蛙跳起来。这个突然出现的混乱场面让A老师难以收拾。尽管A老师想了许多办法让小朋友回到座位上去，但效果甚微，公开课也就只能草草收场。我们暂且不讨论教师用利诱让幼儿暂时守纪的做法是否合适，但仅就结果而言，为什么A老师同样的做法却收不到同样的效果呢?这里，除了A老师作为新教师缺乏组织课堂纪律的经验外，最主要的就在于把常规当作开展一切活动的前提而不是在如何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与动机方面，使常规教育“过分强调环境的有序性，忽视幼儿的自主性，过于强调常规教育的共性，忽视遵守常规中的个体差异”。对于托班的幼儿来说，其自控能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他们在面临新奇刺激时容易兴奋而难以抑制，因此当幼儿第一次看到青蛙的图片时就难免会兴奋，这时老师先前所提出的要求都被抛到脑后了;如果对大班的幼儿来说，其生活经验和自我控能力的发展，使他们能够为了事后得到老师的奖励或肯定而放弃直接的冲动，自觉地用纪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A老师在教学活动中保持不动的常规要求，强调共性而忽视了差异性，幼儿的表现也就很难符合她的预期。 基于常规教育中的相关误区，我们有必要对这项常规性的工作进行新的思考和调整，从而使我们的常规教育更趋合理、有效。 2.1常规的建立由教师规定转变为教师引领下的幼儿自我管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建立良好的常规，避免不必要的管理行为，逐步引导幼儿学习自我管理。在纲要精神的引领下，我尝试将常规内容由老师安排制定，幼儿被动接受转变为重视幼儿体验习得，主动构建自我管理。体现在三个方面： 2.1.1理解幼儿的心理特点与发展要求，变空泛的教育为适时适度的引导。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曾有这样的阐述：“儿童是按他自身的大纲来学习的，他们所经历的阶段的顺序性，是由儿童从周围环境中攫取什么来决定的。”这首先表现在他们学习或游戏什么是由兴趣和需要决定的，他们对什么感到有兴趣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由成人来选择的。因此，在对幼儿进行常规培养时要依照幼儿自身大纲来进行。需要教师根据本班幼儿的特点及心理需要，制定可行、有效的教育 措施 ，长时间的积极引导与耐心指导。 2.1.2幼儿参与规则的制定，变被动接受常规为规则的主动建构。蒙台梭利早在十九世纪就提出“实践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形象地解释为：听到了，随后就忘了;看到了，就记住了;亲手做了，就自然理解了。说明孩子是在体验中学习的。因此，必须让幼儿参与规则的制定、修改并让其体验到成功的乐趣，教师要给幼儿提供真正能自己选择和决定的机会，这样既给幼儿从错误和成功的结果中学习的机会，同时也使他们学会自觉规范行为和承担起行为后果的责任，教师的任务不是替代儿童做出“明智的”选择，而是帮助幼儿作出自己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让幼儿感到规则是他的内在需求而不是强加。比如在中大班，玩具摆放的常规，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交给幼儿自己讨论建立。再如例：游戏时有些小朋友为了能进入自己喜欢的区域而争抢，导致游戏前的秩序混乱。我与小朋友一起商量，对规则做了新的调整：事先规定每次进入游戏区选择的顺序，让每一组小朋友都有轮到优先选择游戏区的机会。 在上述案例中，我是通过常规教育，引导幼儿运用合理的社会规则来解决日常游戏活动中遇到的冲突。在规则的调节下，幼儿逐渐学会放弃原先的冲动，不再通过争抢来达到目的，而是自觉地轮流、等待，从而使游戏活动的秩序由最初的混乱逐渐变得有序。在这一常规教育中，我并没有强迫幼儿接受某一个规则，而是通过具体事件让幼儿参与常规的制定，体验有规则和无规则对游戏活动的影响，从而自觉调节自己的行为形成良好的游戏常规。 2.1.3抓住冲突情境加以引导，变外在的常规要求为幼儿的内在需要。在常规教育中，教师如果能敏感地抓住冲突情境并加以合理引导，就能为幼儿提供大量运用规则解决交往冲突的机会，从而使幼儿学会用规则来调节、约束自己的行为。 3.常规的功能由限制幼儿活动转变成以幼儿发展为目的 例：午睡时间到了，孩子们陆续进了午睡教室。老师因为正在招呼活动室里的孩子，还没有进午睡室，那些先进去的小朋友们就开始大声地嬉笑打闹起来，有的拿毯子当披风装扮奥特曼、有的把脱下来的衣服抛来扔去、也有的小朋友故意以怪声怪腔引逗别人……老师闻声进来后大声地训斥道“哪个小朋友还想闹?等会儿其他小朋友起床了我让他再补睡，而且我也不会带他到外面玩游戏去的!”很快，所有小朋友都安静下来了。那么这种依靠教师权威和惩罚威胁的常规教育是否起到效果呢?从短期看，这种常规教育的效果的确非常明显，老师训斥后，没有一个小朋友敢胡闹了。那么，其长期的效果又是如何呢?这种暂时的秩序和即时的纪律都不是真实的。由于幼儿不理解教师制定午睡前保持安静的规则，是为了让每小朋友都能不受干扰地入睡，他们就不会认识到在午睡室里大声吵闹的行为有什么不妥当，因此也就不会有遵守这些午睡纪律的内在动力。他之所以做到不做声和守纪律，只是因为害怕老师和惩罚，或者是为了得到奖励，而并不是真正地理解其行为自身给集体和他人带来的后果。而当遵守纪律的动力不是来自幼儿自身时，一旦没有人监督，幼儿就特别会违反纪律。蒙台梭利指出采用种种强迫的手段培养的外表纪律，完全是虚假的，而且是不能持久的。真正的纪律是积极的、活动的、主动的、内在的和持久的。这就是说，常规教育不仅要落实维持教育秩序的短期目标，更要追求儿童发展的长远目标，我们对幼儿常规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让孩子成为更听话的人，而是希望他们能成为具有一定是非判断能力和能够根据社会规范约束自己行为的“懂事”的孩子。许卓娅教授指出，“纪律”本身并不是目的，“管理”本身也不是目的，而通过纪律、管理等手段来促进学生“自律品性”的发展才是课堂纪律和管理所要达到的“真实性的教育目的”!用这一观点去 反思 我们在常规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无疑有助于确立正确的常规教育目标。 4.常规的内容由一刀切转变为随年龄逐步深化 很多老师认为小班和托班是常规教育的关键期，如果错过了刚入园时抓常规的最佳时机，到了中班和大班后幼儿自主性萌发后就难管教了。于是，对这些刚入园的幼儿，教师通常会化很多的精力刻意地进行常规训练，当然，这样的想法并非毫无道理，小年龄的幼儿确实抑制性能力相对较弱，对规则的理解和接受水平也比较差，大年龄的幼儿抑制性能力强，对规则的理解和内化水平也高，能接受相对严格的常规教育。正是基于孩子之间存在的这些客观因素，我认为在幼儿园常规教育中，我们更需要改变以往过多的统一管理模式，不断调整不同年龄幼儿的常规教育重点，如对于低年龄的小班和托班幼儿，常规教育的重点应立足于帮助幼儿完成家庭和幼儿园生活的过渡;对于中班的幼儿，常规教育的重点也应从适应幼儿园生活转变为让幼儿学会与其他幼儿和谐共处;对于大班的幼儿，面临着从幼儿园生活到小学的过渡，常规教育的重心要放在培养幼儿认知活动的自控能力上，帮助幼儿理解和内化规则。教师对幼儿行为的监督和控制应随年龄增加而减少，处理好牵手和放手的关系。 在幼儿园常规教育中教师应站在尊重幼儿，有利于幼儿长远发展的角度，调动一切有利因素，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幼儿园常规教育研究论文篇二：《浅析幼儿园的常规教育》 摘 要：电影《看上去很美》以幼儿园新生方枪枪的“坎坷”生活为主线，记录了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从这部影片中分析出幼儿园常规教育中部分常规内容不合理、幼儿园常规教育目的异化、教育策略单一等问题，并据此提出了幼儿园常规教育的策略与方法。 关键词：幼儿案例;常规管理;幼儿天性 一、案例――方枪枪的 故事 电影讲述的是四岁男孩方枪枪被父亲送到幼儿园之后所遭遇的一切事情。整个电影的镜头都是在幼儿起床、吃饭、上课、盥洗等幼儿园一日活动中来回穿梭。然而，正是这些普通的生活镜头却透露出深刻的含义，片段中过分强调整齐划一、教师夸张的处理方式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已发展很多年，但是不得不承认，片段中的某些现象还依然存在。这就反映出当今幼儿园的常规教育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二、幼儿园常规教育的分析 从字面上看，幼儿园常规教育可以拆分成两个部分：“幼儿园常规”和“教育”。因此，研究者认为对幼儿园常规教育的分析需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幼儿园常规的内容，另一方面是常规教育的主体――幼儿园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与方法。 (一)部分常规内容不合理 现阶段，幼儿园常规的内容包括生活常规、学习常规和活动常规三个方面。 与《看上去很美》中的常规不同，当今幼儿园的常规中已经没有像“每天早上必须大便”这样明显不合理的内容，但是细则还需考究。举例来说，“吃饭时保持安静”“迅速安静入睡”“上课时坐姿端正，两脚并拢、眼睛看老师、手放膝盖上”等。因此，幼儿园常规的合理性还有待考究，不必要的常规也还存在。 (二)幼儿园常规教育目的异化，且策略单一 1.幼儿园常规教育的目的异化 常规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幼儿的社会化，让幼儿在集体生活中熟悉一定的规则，发展幼儿自理和自律的能力。然而，在幼儿园实践中常规教育的目的出现了异化，诸多教师倾向于把幼儿园常规教育的目的理解为管理儿童。 2.幼儿教师常规教育的策略单一 在幼儿园实践中，教师倾向于采用简单高效的方法，这类方法比较单一，通常就是说教、奖励和惩罚。 (1)说教 说教是指教师通过直接给予指令或劝说的形式让幼儿遵守常规。教师在工作中看到幼儿的违规行为时，一般都会立即提醒他们，让他们改正。遇到有的幼儿无反应时，教师会进行劝说。 (2)奖励 奖励是对个体行为某种程度上的肯定。在行为主义理论中，奖励又可以被称为正强化，它是能满足人们需求的刺激。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人的需要分成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部分。幼儿也同样有这些需要。教师可能给幼儿提供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以及归属与爱的需要相对充足，但是其他的需要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他们便自己抓住一切机会来获得这些需要。影片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早上大便的时候，方枪枪一直蹲到最后一个，直到老师来喊他，老师说今天没有就算了，他小声地问老师：“那今天会扣我的小红花吗?”在老师回答不会之后，他高兴地提起裤子跑走了。 幼儿园老师在常规教育中经常使用奖励这一手段。奖励在幼儿园有多种形式，如评小红花、小贴画、教师拥抱、抚摸、给予特权、小小的物质奖励等。 (3)惩罚 惩罚与奖励相对，心理学中对它的定义是能够减弱行为或者降低反应频率的刺激或事件，包括呈现厌恶刺激和消除愉快刺激。它能改变幼儿的行为的依据主要在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条件反射原理，惩罚可以引起儿童的焦虑或恐惧，教师在幼儿出现违禁行为之后对其施以惩罚，使幼儿的违禁行为与焦虑或恐惧联系在一起形成条件反射，幼儿为避免产生焦虑或恐惧反应，不得不终止违禁行为。对于一些违规的行为，教师一般会通过剥夺幼儿游戏权利和语言威胁来对幼儿进行惩罚。 三、幼儿园常规教育的建议 (一)遵从幼儿的天性，合理制定适宜的常规内容 教师不能为了求得表面上的安静，为了方便自己的管理，而给幼儿制定一些不必要的规则。因此，教师在安排幼儿的一日生活时应减少不必要的常规，避免过多的限制和统一的管理，提供“有准备的环境”，让幼儿体会规则带来的和谐和自由。 因此，在常规教育中，教师要改变幼儿仅是常规的被执行者、运用者的现象，让幼儿参与到常规的制定中，只有幼儿的内心得到满足，才能真正遵守常规。 (二)幼儿教师常规教育要有计划性 幼儿常规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长期的、反复的强化才能保持的。教师在刚开始接触幼儿时就要有一个计划。对于出现违规行为的幼儿，教师应该从提醒→说理→惩罚→重复动作→惩罚→剥夺游戏慢慢过渡，逐步加深教师教育行为的程度。教师切不可出现为了获得眼前的效果，就直接用惩罚的管理方式，这样的管理方式不利于维持长远的效果。 (三)常规教育中要考虑幼儿的个性，不要过分强调共性 班级的常规是针对幼儿园整个班集体的要求，这就要求班级的幼儿要完全整齐划一。教师总是要求全体幼儿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就像电影中李老师命令所有幼儿起床后一起拉大便一样，这样的现象在幼儿园也很常见。每个孩子的性格和生活的家庭环境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尽管每个幼儿所面对的常规是相同的，但是在规则的遵守上每个幼儿所需要的指导却是不一样的，教师在指导的时候要考虑到个体差异。 参考文献： [1]喻琴.幼儿园班级常规管理策略谈[J].家庭与家教：现代幼教，2009(03). [2]王振宇.儿童心理发展理论[M].华东师大版出版社，2000. [3]张艳娟.对幼儿园常知教育的反思[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2008. 幼儿园常规教育研究论文篇三：《谈小班幼儿的校园常规教育》 摘要：对幼儿进行常规教育是为了帮助幼儿学习群体的生活方式，学习享受社会生活，这是幼儿生长的需要。首先要注重常规环境的创设，有利于幼儿认识常规要求。其次，要进行日常生活的指导，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习惯。一贯一致的教育，是培养良好校园常规的必需。 关键词：幼儿园;小班;常规教育 对幼儿进行常规教育是为了帮助幼儿学习群体的生活方式，学习享受社会生活，这是幼儿生长的需要。校园常规虽然所处的地域不广，但是它所涉及的点也还是比较多的。小班幼儿刚入幼儿园，对幼儿园的常规一点都不懂，更别谈是遵守了，因此，我们要想让孩子学知识、学做人，首先就要先让幼儿学会遵守幼儿园的常规。常规教育的开展形式很多，只要我们能够抓住教育的点与面，那我们就能在很多教育环节中开展常规教育，亦能够利用多方面的素材来培养幼儿的校园常规。笔者通过多年的日常教育与经验的积累，在小班的校园常规教育中有了自己的点滴感想，现诉诸笔端，与大家共勉、进步。 一、常规环境的创设，有利于幼儿认识常规要求 形象的儿童 人物画 面以及可爱的动物形象画面是幼儿最喜欢的图片，这样的画面中所表现出的内容更能让幼儿感兴趣，能激发幼儿多次观看，而在幼儿看的同时亦能够慢慢照着画面中的要求来做。因此，我们就选择了一些类似的常规习惯图片，例如：正确搬椅子的方法、排队倒水、来园时跟老师相互问早等图片，分别布置在我们班级的一些墙面上。在老师布置之后，幼儿就经常会聚在一起看看、讲讲，有的说自己是跟照片上一样搬椅子的，有的说自己今天也跟老师说早安了……在潜移默化中，幼儿了解了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的常规要求，同时也能慢慢照着常规要求来做。又如我们引导孩子养成有序入厕的习惯，但由于班级中孩子人数较多，进出厕所门口时常会有拥挤情况，因此，我们在厕所的门口贴上进出的剪头标记，并且注意进出标记都是靠右侧地面贴，这样幼儿就学会了看标记、沿着标记进出，慢慢也就养成习惯，同时在这个习惯的养成中也懂得了走路要靠右侧走。 二、日常生活的指导，能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习惯 良好的常规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对幼儿进行常规指导是很有必要，并且也是非常有效的。 例如洗手的问题，刚开学时幼儿洗手尚不会弄湿衣服，但是穿了长袖衣服后，就发现常有幼儿弄湿衣袖，因此，我们就教幼儿卷袖子。幼儿的早点是在早操之后的，因此，我们就利用从操场走到活动室这一路段上的时间，提醒并指导幼儿卷起衣袖，为洗手提前作准备。虽然从操场走到活动室的时间不长，但老师天天提醒幼儿，并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帮助，因此幼儿学得很快，并且在之后也养成了习惯，洗手时把衣服弄湿的情况也就不会再有了。又如学习穿脱衣服的问题。我们除了在生活活动中教会幼儿穿脱衣服的方法之外，还经常在午睡前后，让幼儿进行脱衣服、穿衣服的比赛。老师先向幼儿提出比赛的要求：把脱下的衣服按平时的要求叠好放整齐，如果遇到困难，可以相互帮助，看哪些小朋友能够先睡下。虽然说这是一次比赛，但我们能够看到幼儿之间的相互帮助，如你帮我拉袖子、我帮你拉裤管。在比赛中，老师还给先按要求睡下的半数以上的幼儿贴了小红花，这也激励了平时速度比较慢的一些孩子，第二天再进行比赛时，就有好几个以前速度慢的幼儿也贴到了。 三、故事人物的渲染，是激发幼儿有效模仿的良药 幼儿都喜欢听故事，因为故事中的情节幼儿最易理解，教育最能让幼儿接受。“巧虎”是许多幼儿都熟悉的一个动画人物，他身上的一些特点正是我们小班幼儿常表现出的情况，因此，我运用“巧虎”的系列故事对幼儿进行相应的规则教育，也有效地促进了幼儿许多习惯的养成。例如刚开学时，由于幼儿刚进入幼儿园这一集体生活，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地离开自己的家人，离开平时一直帮着自己做事的人，因此好多小朋友还是不习惯自己动手，习惯于让老师阿姨帮着做。我就让幼儿观看巧虎视频《自己能做好》，让他们看到故事中刚上幼儿园的巧虎是如何做的，使幼儿懂得自己的事要自己做。然后，我再举例表扬一些平时能自己收玩具、自己穿脱衣服、自己吃饭、自己上厕所的幼儿。通过这样的活动，孩子们都能开始自己动手了，慢慢地学着自己的事自己做。又如在午饭之前，我让幼儿看巧虎的视频故事《我不偏食》，然后根据故事中的内容进行提问与教育，使幼儿懂得“多吃水果身体好，多吃蔬菜营养好，多吃鱼肉身体壮，多吃米饭长得高”。然后在幼儿吃饭的时候再加以提醒。之前有很多幼儿都有偏食的情况，通过故事中的巧虎的经历，使幼儿能真正理解水果、蔬菜、鱼肉、米饭的用处，懂得了不能偏食，而且这是在饭前进行的教育，因此起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 四、一贯一致的教育，是培养良好校园常规的必需 在校园常规教育的一致性方面，包括班级中老师与老师的一致性教育，也包括老师跟保育员对孩子的一致性教育。因此在期初，我们班级的保教人员就应该先一起简单商量一下，对班级中的一些常规要求有一个相同的认识。在第一次向幼儿提出一些规定之后，班级中的全体师生就必需坚持执行下去，而不能随意去违反或者是去除。并且在培养幼儿良好的校园常规中，我们还可以借用家长的力量，例如，我们要求幼儿饭后养成漱口的卫生习惯，就要请家长一起配合，让孩子在家也能坚持做到。幼儿园的常规教育是为了让幼儿学会适应集体生活并具备初步的独立生活能力，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较好的组织纪律性。而我们把各种游戏化的形式渗入到常规教育中，这能使幼儿在生活中获得游戏性体验，使常规活动更加游戏化。 总之，常规是幼儿园一日生活各种活动中应该遵守的基本行为规则，它对于维持班级正常的保教秩序和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必须以积极的形式推动细节管理的常态化，有效地提高幼儿的安全意识及良好的 文明礼仪 行为，使幼儿养成学会等待、室内不奔跑、出入门口右行和慢行，活动时会保护自己和别人的行为习惯，把开展“平安校园”活动落到实处。 猜你喜欢： 1. 浅谈幼儿园大班常规教育的论文 2. 小班幼儿常规教育研究论文 3. 关于幼儿园教育方面的论文 4. 幼儿园教育经验论文 5. 幼儿园对养成教育科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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