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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有了30余年的历史，但启蒙在中国仍然是个热点话题。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紧迫，启蒙也成为一个既敏感又必须面对的问题。从历史视角认识启蒙从历史上看，中国遭遇“启蒙”问题，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也是民族自觉的标志。一般来说，发端于《新青年》创刊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鲜明地举起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鼓吹个人自由，反对君主专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主张新文化，反对旧文化。而且，从实践上来看，新文化运动也确实在沉闷、黑暗的中国掀起了一阵旋风，起到了启蒙的效果。在新文化运动中，代表封建专制势力的孔子及其学说受到了严峻的批判，民主与自由也成为中国发展的潮流，个体的权利意识有了很大的增长，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白话文也替代了晦涩难懂的文言文。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启蒙和西方的启蒙是完全一样的？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启蒙为什么会转向？换言之，西方的启蒙之路是不是中国的必经之途？这个问题的核心实质是启蒙与救亡的关系问题。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指出“救亡又一次压倒启蒙”，一度成为对这一问题的经典回答。很明显，这一回答是以启蒙和救亡的区别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这一回答承认启蒙有着独立的、外在于救亡的价值和意义。按照这一逻辑推论，在“救亡”不再成为问题之后，中国理应再来一次启蒙运动进行“补课”。自新中国以来，民族危亡不再，“救亡”也随之成为一个历史问题。但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相当成的一段时间里，不用说全民式的运动，单就一种学界的思潮而言，“补课”式的启蒙也没有成就什么气候。或许尚有待于将来？其实，在此不妨从历史中找到些许蛛丝马迹来释疑。纵观中国近代史，我们就可以发现，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中华民族救亡历程中“自然”的产物。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揭示的是中华儿女探索救国救民的心路历程，其主题始终是“救亡”。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中有启蒙的元素，那也只能是“副产品”。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对民族振兴的憧憬，是大多新文化运动领袖拥有的共同情感。陈独秀《敬告青年》一文到处洋溢着“救亡”的气息，正所谓“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青年”正是为了“新社会”；而孤独苦闷彷徨的鲁迅“不得不”在黑暗中大声呐喊，与其早年“弃医从文”理想一脉相承，最终也是为了刷新民族与社会；胡适以鼓吹“全盘西化”而闻名，但其初衷何尝不是以“矫枉过正”的方式改造国人？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启蒙始终是为救亡服务的，也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当启蒙不能解决救亡问题时，或者是人们发现了解决救亡问题的捷径时，启蒙只能被“压倒”，被抛弃。中国由“启蒙”转入“救亡”，决不是偶然的。早在新文化运动以前，严复、孙中山等人已经对西方的社会问题有了轮廓性的认知，早已在思想上破除了对西方文化的迷信。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西方文化危机的总爆发，即便说这种“爆发”还只是处于调整和过程中，处于完成中，但是西方文化内在的缺陷已经昭然若揭。因此，当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时，长期受实用思维影响的中国人很快就转移了视线。罩着“救亡”的“启蒙”外衣被毫不留情地扒掉了，“德先生”也只好沦为一种历史资源以备来日发掘和使用。在中国文化的大视野中审视启蒙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启蒙精神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基石。但这种精神在遭遇中华文化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在“救亡”的主题下，很多先进的中国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涉及中西文化关系及取舍的问题。中国文化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前者寄予了中国人的集体和族群情结，后者则意味着中国人对个体价值的体认。这也构成了处理个人和集体矛盾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而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会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文化。据此视角来看，西方式的启蒙在中国难免不发生变形、变种，倒是附和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句，得以迅速传播并发展。因此，启蒙在中国总是摆脱不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具体地说，启蒙总是与民族的救亡联系在一起，启蒙所倡导的个人自由和个体觉醒从根本上也摆脱不了“天下情怀”的束缚。正如前文提到的鲁迅，被誉为反传统的斗士，然而其最终却又淹没于传统中。那种直面现实、勇往直前的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正是蕴藏在几千年中国文化底层的东西，而这种情形也适用于其他很多致力于启蒙救国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启蒙的实践就要处理一个核心问题：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传统文化中，个体价值必须通过集体才能体现出来，而没有独立的、自在的意义。然而，启蒙的本意却是彰显个体独立的价值和主张个体自在的权利。这种矛盾既是中西文化交锋的一种缩影，也是中国在近代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之于中国文化的特性和近代中国的实际，对该问题的解决又必将直接诉诸于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实践中。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的实现都有赖于政治这一平台。在传统社会政治几乎是唯一的平台。而说到政治，启蒙的最高理想就是实施宪政。孙中山不仅对西方社会有着直切的了解，对中国社会也有着深刻的观察，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五权宪法”就不乏中西合璧的设想，而后来提出的“知难行易”学说更是基于中国国情的考量。在此基础上，孙中山设计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路线图。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的《中国革命史》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简言之，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的暴力革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在“救亡”大背景下，这种设计尽管难免带有一些功利色彩，甚至由此而出现一些急功近利、无视客观实际的人为因素，但其基本路径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长期受“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文化滋润的中国人需要被训练成“个体的理性人”；而要实现启蒙救国（强国），实现宪政，就必须解决“知难”的问题。当民众对“启蒙”达到彻底地“知”时，“行”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同样，带着“救亡”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后才能爆发出理论的伟力。从对人民力量的肯定，对群众智慧的尊重，到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就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相融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封建积弊和西方现代文明缺陷“双重超越”的尝试。鸦片战争以来，为了实现强国梦，宪政一直是先进的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但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上，朝向这一目标的路径却反复曲折，从君主专制到一党专政，最后以“一党执政和多党参政”的模式相对稳定下来。中国启蒙的现实选择中国需要启蒙，因为中国需要自由和民主，中国离宪政目标还有距离。那么，中国的启蒙之路在哪里？首先，启蒙离不开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即便以西方文化为参考系，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也绝不是启蒙的对立面。特别是担当意识，作为个体价值的一种判断标准，更与启蒙精神鼓励个性和个人价值的一面相通。不可否认，启蒙还有重视个体自由的一面，这也是中国文化中比较缺少的。但过度重视个人自由，特别在当前这样一个没有充分受到启蒙“训练”的中国，其隐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有过这样的教训。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的理念迅速风靡全国，并为全社会所认可，就是中国式启蒙的一种表现。可以说，如何在个体与集体之间构建合适的张力，既保证充分的个人空间以鼓励个人创造力和积极性，又照顾到集体的关切以实现大众的公平，仍将是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其次，启蒙不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启蒙虽然鼓吹自由平等，但也同样需要领袖和鼓手。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洛克、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些精神领袖的鼓与呼，启蒙能发展成为一种全民性的运动？而在中国，这一责任由谁担当？非知识分子莫属。一方面，相对于大众而言知识分子更容易承继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更容易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和营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往往视野开阔，总是处于时代的前沿，容易接触新事物。就传统与现代的整合和对接而言，知识分子最有发言权，也最有资格。在启蒙的路上，这些知识分子就和西方启蒙运动中的精神导师一样，担负着传承文明、启迪大众的使命。当然，当下“救亡”问题已经远去，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启蒙运动完全可以从容一些、淡定一些。因此，当下的启蒙重点在于“知难”而不是“行易”，其目的不是为了“救亡”（也就不存在孙中山由“知难行易”学说中推出的把先知先觉者之知强加于普罗大众的必要），而是从根本上解决“知难”的问题，以使普罗大众明白“个人”之意义与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改造社会，刷新民族。从文化建设到政治实践。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高，其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无论是执政者，还是部分社会大众，对政治体制改革诱发社会不稳定的疑虑尚存，改革共识难以凝聚。如何处理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不妨从普及启蒙理念开始，首先在思想领域放开搞活，在思想层面“模拟”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应该把当前的启蒙纳入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在营建宽容、理性的文化氛围，促进公民文明文化素质提升方面下功夫。也就是说，我们要优先在观念上为启蒙扫除障碍，理顺社会和大众的观念。当然这个观念是知识分子们“深思熟虑”的产物，这一“深思熟虑”应当得益于开放的舆论，得益于不同观点的交锋，得益于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与普罗大众的打成一片。在未来，文化建设必须替代经济建设在推动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地位，从而成为改革的主要动力。
立论是对一定的事件或问题从正面阐述作者的见解和主张的论证方法。写立论性的文章，必须做到：①论点要正确、鲜明。正确就是论点本身要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符合客观实际，并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鲜明就是说作者必须旗帜鲜明地表示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决不可含含糊糊，模棱两可。②论据要真实、充分。就是说，必须举出足够的事实或公认正确的道理，证明论点的正确性。作为论据的事实，包括有代表性的确凿的事例或史实，以及统计数字等。用事实作论据，有很强的说服力。用科学道理作为论据，也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如用自然科学的原理、定律和公式等作为论据，也能有力的起到证明论点的作用。③论证必须符合正确的推理形式。写立论性的文章，要言之成理，合乎逻辑。论点统帅论据，论据证明论点。论据必须足以证明论点，论点必须是从论据中推断出来的必然结论。（2）驳论驳论是就一定的事件和问题发表议论，揭露和驳斥错误的、反动的见解或主张。驳斥错误的、反动的论点有三种形式：①直接驳斥对方的论点。先举出对方的荒谬论点，然后用正确的道理和确凿的事实直接加以驳斥，揭示出谎言同事实、谬论与真理之间的矛盾。有的文章，首先证明与论敌的论点相对立的论点是正确的，以此来证明论敌的论点是错误的。②通过批驳对方的论据来驳倒对方的论点。论据是论点的根据，是证明论点的。错误和反动的论点，往往是建立在虚假的论据之上的，论据驳倒了，论点也就站不住脚了。③通过批驳对方的论证过程的谬误（驳其论证）来驳倒对方的论点。驳倒了它的论证中关键问题，也就把谬论驳倒了。驳论文的驳法有三种：反驳论点、反驳论据、反驳论证。反驳论证相对于前两者更高了一个层次。议论虽有立论、驳论两种方式，但两者不是完全分开的。驳和立是辨证的统一。在立论性的文章中，有时也要批驳错误论点；在驳论性的文章中，一般也要在批驳错误论点的同时，阐明正确的观点。因此，立论和驳论在议论文中常常是结合起来使用的。直接驳和间接驳的差别①如果直接以论点出发，那就算是直接驳论②如果通过各种论据来反驳论点的算间接驳论③如果从始至终都通过论点论据来论证中心的，就是典型的驳论文，如鲁迅先生的《友邦惊诧论》就是典型的驳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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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处于国民教育的基础地位。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小学教育本科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自新课改之后，为适应基础教育阶段对小学英语教师的新要求，作为培养未来小学英语教师的地方本科院校，其小学教育专业英语口语课程必须进行改革。本文以地方本科院校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英语口语课程为研究对象，找出影响学生英语口语提高的因素，提出相应的策略，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提高师范生的英语口语水平，以满足小学英语课堂教学的需求，适应基础教育教学的改革。
关键词：新课改;小学教育专业;英语口语;课程改革
2004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新课程师资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师范院校和教师培训机构要进一步树立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指导思想，……根据新课程改革对师资的要求，改革教师教育培养模式，更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提高办学质量。要注重加强综合课程师资的培养，努力为中小学输送适应新课程要求的新型师资。”[1]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小学英语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承担小学英语课程的小学英语教师的要求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由于种种现实因素，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小学英语教师的英语口语水平令人担忧。在小学英语课堂中，英语教师的英语口语水平对课堂教学效果影响深远，为了满足师范教育的需求，现行的小学教育专业英语口语课程的教学内容必须进行改革，因此，探讨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英语口语课程改革对提高未来小学英语教师英语口语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如何适应基础教育阶段对小学英语教师的新要求，找出符合目前英语口语课堂教学实际情况并且具有鲜明特色的英语口语课堂的教学方法与策略，提高小学英语教师的英语口语水平已成为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一、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英语口语课程的现状
从2001年到目前为止，我国小学已经开设英语课程长达十四年。然而，各地区小学英语教学还处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小学英语教学存在诸多不足，一是教师紧缺，二是师资英语水平低，特别是英语口语较差，三是师资配备结构不合理，这些都是小学英语教育中无法避免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状况下如何提高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师范生们的英语口语便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目前高校中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只能通过公共必修课程《大学英语》的学习才能接触到英语知识，虽然《大学英语》课程里设置了对学生英语听说读写方面要求的标准，但是在不少高校中，大学英语基础课程分为精读(或读写译)和听力(或听说)两大类。精读课占课程总学时的3/4，而所谓的听力课由于受师资、班级规模等制约，大都只是进行集中听力训练。此外，大学英语课程考试中普遍没有口语测试，这也使习惯于应试教育的学生忽略口语学习。[2]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是培养具备小学教育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一定的教育研究能力，能够胜任并创造性从事小学教育教学工作的小学英语教师。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的学生属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因此该专业的学生想要单纯通过《大学英语》课程的学习来提高自己的英语口语水平是比较难的。而英语口语的掌握和运用是学生们成为未来合格小学英语教师所必须具备的技能之一。因此，《英语口语》课程对该专业师范生们来说非常重要。英语口语是一门口头表达型课程，是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学生主要的专业基础课，也是专业方向必修课，旨在通过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英语口语训练，使学生具有较流利正确的英语口头表达能力，养成良好的语言运用习惯，保证他们使用英语语言时的正确性和准确性。笔者所在二级学院的小学教育专业开设的《英语口语》课程有6个学分，共96学时，分3个学期授课，每个学期32课时，每周2个课时(一学期按16周授课)。选用的教材是《英语口语教程》(1、2册)，由姚保慧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授课使用的教室是配备多媒体设备和蓝鸽教学系统的教师语言实训室。
二、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英语口语课程存在的问题
虽然上了三个学期《英语口语》课程，通过一系列口语技能训练，师范们的英语口语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基本达到课程目标的要求，但是笔者在不间断地授课之中还发现当前英语口语课程存在着一些不足。
1.课程中三维目标落实不够到位。新课程目标的三个维度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要求学生在过程中掌握方法，获取知识，形成能力，培养情感态度。但是在《英语口语》课程的课程目标中，三维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不够到位，主要表现在：过于注重学生对学科知识的掌握，对学生能力的要求、学生学习过程与采用的学习方法、学生学习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形成的关注度不够;较为偏重学生英语口语技能的培养和训练，而学生使用英语进行教学方面的培养和训练则相对薄弱。比如学生英语语感好，发音正确，会话流利，能针对某一主题侃侃而谈，却不一定能发挥好自己的口语优势去上好一堂优质英语课。
2.缺乏语言交际环境。克拉申在输入假设中提出英语口语的流利程度是随时间的累积自然而然地达到的，不能直接通过教学就学会。[3]而英语口语能力的提高则依赖于在一个真实的语言交际环境，学习者通过接收大量的语言输入后转化为语言输出来实现。事实上，学生每周只有2个课时固定的英语口语学习时间，课堂成为他们学习和训练口语的主要阵地，很难实现大量英语语言输入和输出这样的目标。而且在课堂的学习中，很多时候是按照各样的专题活动来模拟真实的语言场景，学生想要获得身临其境感觉比较困难，加上掌握的语言知识没有得到经常性的使用，学生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甚至会出现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用英语交流的情况。
3.课堂中学生主体地位意识不足。新课改之后，各个学科的教学都强调要改变以往教师一言堂的授课模式，采用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引导的教学模式，但是在英语口语的课堂教学之中，教师的讲授式教学仍旧成为主导模式，学生的学习方式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学生的主体地位意识不足。由于英语基础知识不够扎实，语音语调不够标准，许多学生对自己的英语口语没有自信，害怕出错，羞于在课堂之中开口练习，处于一种学习上的被动态，没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发挥自己在学习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课程评价方式过于简单。当前英语口语课程的评价方式还是过于单一。考核采用期末口试的方式，选用教师语言实训室的录音设备进行录音，成绩评定由期末口试成绩和平时课堂表现成绩相结合决定，其中期末口试成绩占总分的70%，平时成绩占总分的30%，以百分制计算。评价的内容、方法、主体等还是有些单一，还不能做到真正全面地评价学生。[4]终结性评价在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总体评价中占据主要地位，形成性评价未能体现出其特点和优势，不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进步和收获，反而考试过程中一些不确定因素影响了学生考试成绩，进而干扰到对学生最终学习效果的评价，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英语口语课程改革的对策
1.建构和落实三维目标。新课改提出的“三维”课程目标，体现了素质教育的要求，体现了全人发展的新时代要求。[5]在英语口语课程中，首先应该提出对专业知识和能力要求更明确更详细的要求，把小学教育专业中师范性的特点融入到学科知识教学之中，如把小学英语课堂中教师正确课堂用语、与学生交流用语等教学技能训练加入到课程内容学习里。让学生增强自身英语口语水平的同时锻炼自己作为师范生教书育人的能力。再次是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变被动态为主动态，创新获得知识的过程和方法。古语有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英语口语的学习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过程，因此英语口语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每个学生英语基础不同，掌握知识能力有高低，但是不同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采用不一样的学习方法，经过自己的努力之后可以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最后在课程的学习中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帮助学生了解西方文化、习俗和礼仪，同时也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能让学生受到西方一些不良思想的影响。
2.创设语言交际环境。一个好的语言环境对学习语言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课堂是师范生们接触英语最密集的场所，教师要牢牢抓住这一重要场所。通过语音视频的播放，帮助他们纠正发音和语调;学习英语歌曲和绕口令可以帮助他们消除内心学习外语的紧张感，培养出英语语感;英语电台和新闻可以帮助他们“磨耳朵”———掌握英语发音节奏和语速;而英文原版电视剧和电影则可以让他们模仿英语国家人士地道的说话方式，进一步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单纯地依靠课堂的时间创设语言交际环境是不够的，教师还要利用课外的时间开设英语角、英语演讲比赛和各项英语专题活动等各种方式来拓宽学生练习英语口语的渠道。还可以邀请外教和外国留学生参与到上述活动之中，让学生有机会真正使用到英语，在真实的交际活动中锻炼自己的口语交际能力。
3.创新英语口语教学方式。高校自扩招以来，学生人数不断地增多，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人数也日趋增多，每个班级的人数都在40人左右。对于英语口语课程而言，大班化的教学非常不利于学生英语口语的学习。因为课堂时间有限，教师没有办法兼顾到众多的学生，每个学生得到课堂练习口语的机会就更少了，极易出现教师由课堂中的引导者变主导者，学生由主动学习者变被动学习者的情况。教师容易顾此失彼，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被挫伤，因此口语教学必须创新教学方式，符合高校教学的特点。因为高校教学的主要特点应该是：由教师直接控制转变为师生共同控制信息的传递;教师教的成分逐渐减少，学生自学的成分逐渐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递增;教学方法与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和结合。[6]针对班级人数众多，而口语教学又需要小班化教学才能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这一实际情况，教师应该采用分任务式的小组化教学。口语学习中最需要伙伴合作，因此学生可以先自由找到一位练习的伙伴，再跟另一组同学组成4人小组，教师给每组布置具体的学习任务(分为基础任务和提高任务)，由组长负责监督组内基本任务完成情况，提高任务可以由组员在完成基础任务之后根据自身学习情况选择是否完成，最后教师对每组的学习成果做点评。教师还要鼓励学生大胆开口练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在课堂中适当的“留白”———留出学生自我学习的机会。
4.建构多元化的课程评价体系。当前英语口语课程考核评价体系不够健全，对学生学习效果评价太过单一，往往侧重于把他们平时课堂上的表现和期末时的考试成绩作为评价的依据。然而英语口语课堂教学的学应着眼于促进学生发展，侧重于观察和衡量学生的表现;着眼于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激励教师转变观念，进行课堂教学的改革。[7]因此要建构多元化的课程评价体系，采用多元化、过程性的评价方式来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首先要确定出评价的标准，由检验学生真实学习成果的具体量化指标组成。学生可以对照标准先做自我评价，然后学习小组成员之间开展互相评价，最后教师也给出相应的评价。最终的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本人，让其充分了解到这一阶段自己的口语水平，发扬学习中的闪光点，弥补不足之处。这样既让学生了解到自己的学习成果增强学习的自信心，又能让他们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为今后的学习找出努力的方向和树立清晰的学习目标。提高小学英语教师的英语口语水平已成为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迫切的需要，而小学教育专业英语口语课程改革是培养服务地方应用型人才的重要环节，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基础教育阶段的新型小学英语教师，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新课程师资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04，(03).
[2]林兰.大学英语口语教学刍议[J].中国高教研究，2006，(05).
[3]冯颖妍.小学英语口语有效教学设计研究[D].广州大学，2012.
[4][5]姚锦莲.面向新课改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课程改革之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1.
[6]教育部人事司.高等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66-267.
[7]王贵彬.论英语口语课程评价系统[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9).
摘要：90年代逐渐开展起来的“国学热”遇上了21世纪的全球化背景，保存本土国学教育的内容，结合西方的思维训练和现代化学习方法，使之融入语文教学尤其是小学启蒙教育中来，才能够保护好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传承传统文化，迎接全球化趋势影响下文化领域的挑战。
关键词：全球化;国学;小学教育
随着“地球村”的建立，全球化的潮流不光发生在政治、经济领域，也发生在教育领域。西方教育思想和教育内容在带给我们全新启示的同时，也带给我们一些担忧，比如西方的文化影响力是否会高于本土?它的流行是否会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传承?笔者认为，我们需要从教育入手，从教育着眼，以小学教育为切入点，弘扬传统文化。“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一方面，增加文化软实力靠的是人才，而良好的国学启蒙教育对从小形成传统文化信念、培养爱国情感有帮助。另一方面，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理应随环境而变，不断修正，以达到教育目标。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更需要多元、有竞争力同时又有传统文化功底和现代技术运用能力的人才。因此，国学启蒙教育进入小学教育意义重大。通常意义上的国学启蒙教育，是指用国学经典来启蒙孩子的教育方式。包括《论语》《大学》《诗经》《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经典书籍，影响孩子的年龄层可以从幼儿到少儿。本文研究的主要是在小学教育中的应用，举例书籍为《三字经》。
一、道德教育的启蒙角色
国学启蒙教育应用到小学教育中应该是一种德育实践，也就是一种“做人的教育”，对小学时期的孩子品德具有奠基作用。比如《三字经》中会教孩子怎么对待家人、师长、朋友、上司，比如“融四岁，能让梨，香九龄，能温席”告诉孩子们要孝敬亲人、恭敬兄长、友爱兄弟姐妹，通过讲故事、讲道理这样循循善诱的方式，规范孩子的品行，健全孩子的人格。小学时期学生的思维和心理特点是好奇心强，内心纯真，接受力和想象力特别强。比如在教学实践课给孩子们讲《三字经》时“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这一段的时候，提问孩子们“夏代为什么会灭亡呀?”会听到“因为他们朝代的君主不好，所以就下岗了”这样孩子气又成熟的答案。然后追问“那什么样的君主才算好君王呢?”有的孩子就抢答说“受人们爱戴的，德才兼备的人就是好君王。”这说明，孩子们的思想和理解潜力都超过成人想象。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国学经典读物可以引发孩子们的思考，并且是修正他们道德观的好机会。比如“首孝悌、次见闻”强调“百善也要孝为先”，“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写出了应该遵守的道德顺序，在这样的讲解中，把好的道德价值观树立起来，让孩子们在朗读和思考中潜移默化的习得，就会起非常大的作用。从上面的实践案例可以看到，开展国学启蒙教育，从近处说，可以帮助孩子们读书识字，提高记忆能力和文学接受能力;从长远看，可以协助他们培养福德，增长智慧，求取人生幸福，进而肩负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神圣使命。这种国学经典的熏陶能“养正气，养心”，启发孩子心里“真善美”的本性，使他们成为道德价值观端正、知识广博、行为优雅的人。通过几千字的精炼概述来“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
二、通识教育的传递角色
国学启蒙教育从知识的层面上看是一种通识教育。因为《三字经》写于宋代，历经了数个朝代的更替，帝王君主的治国兴衰，囊括了很多内容，人文自然都有，深入浅出的介绍了很多知识和故事;对其他学科比如历史、地理都有铺垫，同时也没有遗漏地渗透了生活常识，如五色五味五行、六谷六畜、七情……首先是典故多，比如孟母三迁的故事———“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把孟母为了教导儿子，三次搬迁，为了督促儿子学习，用剪刀剪断机杼上的织布的例子，用十二个字概括，简洁明了，好理解，也让孩子们能够意识到母亲劝学的用心良苦，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武王伐纣的故事“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刻苦学习的囊萤读书，程门立雪的典故———“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诸多典故的作用，一是传递知识，告诉孩子们历史上出现过的经典人物;二是说理授课，让孩子们了解历史故事背后的道理。上到为人处事“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下到朝代更迭，“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从天地到人到四时到万物，按照时间顺序排列，都是怎么发展变化的。其次是地理知识的讲述。比如“曰春夏，曰秋冬”，让孩子们知道四季是什么，“此四时，运无穷”进一步说了，四季是循环往复的，“曰南北，曰西东”展示了地理方位。
三、语言能力的培养角色
语言功底是进行所有学习的基石，包括积累和表达两个部分。根据科学实验，孩子的语言能力养成，14岁前是关键时期，也就是小学毕业之前的时期。那么这个阶段培养语感就显得非常重要。《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这样的国学经典启蒙读物大多是三五成组，易诵读易记忆，朗朗上口。经常听到和朗读“融四岁，能让梨”的孩子自然能够潜移默化地形成谦让的意识，而语言词汇和故事积累的丰富，也会使孩子在向他人讲述时能够“引经据典”，博学多识。
四、思维能力的训练角色
通过诵读传统文化典籍，不光是可以亲近我们的祖先，了解他们的故事，同时也是锻炼思考能力的一种途径。比如夏是怎么由“禅让制”变成“世袭制”的?商纣王为什么成了亡国君?他的贡献又是什么?周武王是怎么维护八百载的统治的?被任用的贤才譬如姜尚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提倡“从做中学”，结合到思维领域就是从思考中成长。通常思维的理解习惯是按顺序，按逻辑，由少到多，由浅入深，层层递进。从《三字经》这样朗朗上口的浅近教材入手，感受语言的优美，了解生活习俗、传统礼仪、待人接物的基本礼节，进而理解作品大意，体会其意境情感，思考事情发展的线索和变迁规律，对小学阶段的学生思维建构，确是一种有效的锻炼。以上几种角色体现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学启蒙教育在小学教育中的应用。过去就有的、好的德育启蒙功能和通识教育传递功能应该保留，新的多媒体形式也可以适当采用，诸如听书、PPT文档展示、电子书等形式……也就是说，传统国学的内容+现代科技的手段。当然我们也要辩证的考虑问题，比如不能过度扩大化国学启蒙教育的德育功能，不能忽视先进设备把有温度的文化变得冰冷，失去它原本的韵味……
参考文献：
[1]王应麟.三字经[M].气象出版社，2005.
[2]张雪琳,施肩吾撰，李竦编.西山群仙会真记[M].
[3]龚伟.义务教育阶段(7～9年级)科学学科能力测评框架构建及应用研究[J].学科教育,2014(3).
儿童 文学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其早期的表现形式往往为寓言和民间 传说 。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儿童文学研究 毕业 论文 范文 ，供大家参考。
《 儿童文学作品的幽默艺术 教育 价值研究 》
摘要:我国儿童文学作品起步晚，由于时代背景的特殊性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很长一段时期内，儿童文学作品都同我国政治命脉密切相关，具有十分浓重的时代特色，因而这也导致我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幽默艺术发展缓慢。但在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所提出的“真实即幽默”理念的影响之下，我国儿童文学创作者开始赋予作品更多的幽默艺术与教育意义。本文从儿童文学作品出发，解读了其中所蕴涵的幽默艺术，并就其所具有的深刻教育价值进行了探析。
关键词:儿童文学作品;幽默艺术;教育价值
幽默可以定义在美学范围内，它是文学作品应当兼具的美学品质之一。儿童文学属于中国文学的有机构成部分之一，其中不可缺乏幽默的审美价值观。真实是幽默最宝贵的品格，典型代表作有张天翼的小说和童话，它们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幽默样本，幽默之中夹带苦涩与讽刺。相对其他文学作品而言，儿童文学作品的幽默基础为现实的儿童校园生活，幽默依据为儿童特有的生命感受和真实的内心世界。既保证了儿童快乐成长的幽默，又满足了儿童最基本的欲求，同时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幽默内涵，即作者对儿童教育的思索与探究，充分体现了教育家的深远智慧。真正具有高级幽默的儿童文学作品，就形式而言，必须是不虚伪、不造作的幽默，是无修饰、不刻意的幽默。“能够使你在一段中，指不出究竟哪句惹你发笑，只是继续读下去，启发心灵，抒发胸怀而已”，这才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幽默。之所以借助于文本向孩子们传达此种幽默，作家的本意在于展现自我幽默的气质与未泯的童心，树立其儿童观及其文学观，同时，发挥作品应用的幽默艺术与教育价值。
一、儿童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幽默艺术
下文以张天翼儿童文学作品为例，就我国儿童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幽默艺术加以深刻挖掘。
(一)批判性的幽默
作为20世纪中期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所著作品都带有浓重而独特的幽默艺术特点，即批判性的幽默。张天翼站在成人的角度，“要将世界上一些鬼脸子揭露”，他认为幽默是较讽刺而言，更讽刺的一种东西。正是这种批判性的存在，使得很多小读者阅读过程中，既被其诙谐而幽默的语言所逗笑，又被其中所描绘的黑暗社会所刺痛。例如，在其发表的童话作品《大林和小林》中，所展现出的奇幻色彩与夸张描述一时掀起了巨大反响，其涵盖了张天翼几乎所有作品的精华，他采用夸张得惹人发笑的语言，一反传统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模式，结合现实生活，打造了两款具有不同思想、性格的角色———大林、小林。对于大林而言，他好吃懒做，呆滞而愚蠢;而小林却勤劳、勇敢、机智、聪明。在两大人物的对比之下，为主人公创设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同时，将其同国王、四四格等角色相联系，将这两大截然不同的世界奇幻地联系起来，利用夸张的笔调描述了由于好吃懒做，最终不幸饿死在富翁岛的大林，并以大林为对比，赞扬了勤劳而勇敢的小林。
(二)温暖的幽默
在张天翼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并非只有批判性的幽默艺术，也有亲切、温暖的幽默艺术。作者从儿童视角出发，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创作了大批优秀的作品，饱含对孩子们的关爱。如《罗文应的 故事 》虽然同样受到“真实即幽默”理念的指导，但是，与其前期所著作品存在很大差别。一方面，张天翼将叙事的角度由成人成功地转向了儿童，开始站在孩子的视野对其童趣、情怀加以抒发，语言也更亲切、活泼，就像春光温柔地浮在每个孩子的头上，温暖着孩子的心灵。另一方面，其更关注 编织 不同的情节利用生动的情节彰显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发展，打造加以丰富性格特点的人物群。
在作品《罗文应的故事》中，张天翼试图从一系列极具生活气息的情节出发，采用活泼、诙谐的语言，描述了六年级学生罗文应一系列惹人发笑的表现。若非生动的情节和幽默的艺术特点，很难将罗文应的性格真实而形象地呈现在小读者面前，孩子在阅读时会感到乏味、无趣，更不会带来亲切之感。而《罗文应的故事》一经刊登，在小读者领域迅速掀起了一阵阅读热潮，这无疑离不开作者对现实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也离不开其极具表现力的温暖幽默情结。例如，在小主人公准备应同学之邀前去温习功课之时，接到了爸爸所邮寄的画报，他难以克制自己的好奇心，一而再、再而三地翻看，最终耽误了时间。一个简单而真实的情节，即塑造了小主人公贪玩、富有好奇心、约束力有限的性格特点，虽然描述的是虚拟的人物，却也像是我们身边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形象。
不仅如此，在张天翼作品中，幽默的语言艺术处处显露，不仅反映了儿童真实的特点，还蕴涵着滑稽、幽默元素，极具童真和趣味性。作者善于采用儿童语言，从儿童思维出发，采用直观、具体的文学创作语言，赋予作品真实的生活气息与趣味性。依然是亲切、自然、通俗的幽默，却真实而不失活泼，传达了人物的心理、性格，使读者有如闻其声、见其人。如《宝葫芦的秘密》中的主人公土葆，他虽然是个好孩子，但却总是幻想不劳而获，当其获得宝葫芦后，张天翼采用细腻、通俗、幽默的语言，描述了他的内心、言谈及所表现的惊喜:“什么!”我将钓竿一扔，跳了起来:“宝葫芦?”，我跳了跳、捏了捏鼻子。在自己腮巴上使劲拧了一把，嗯，真疼!“这么看来，这不是在做梦。”当他知道自己真的获得了一个宝葫芦之后，就开始满地打滚，恨不得告诉奶奶、妈妈、爸爸，还说自己就像“得到了幸福”，这些诙谐语言突出了土葆得到宝葫芦之后的狂喜心态。当孩子读到此时，也不由拍手欣喜。
二、儿童文学作品幽默艺术中所流露的教育价值
建国以来，中国儿童文学逐渐成为肩比成人文学的重要教学之一，目的在于培养新一代的儿童，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儿童文学逐渐步入“工具”时代，成为理论家评论作品好坏的主要标准之一，也是儿童文学作家最基本的创作指导思想，过于放大了儿童文学的功能与作用。与建国以前相比，中国儿童文学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处的环境和时代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儿童真实的幽默与情趣正随着时代发展进入作家们的视野范围。“当其和谐地融入故事之中，就会展现出独特的力量，让孩子们不自禁沉浸其中，心悦诚服地接受作品所流露出的教育思想。”对于儿童文学作品而言，其必须具备足够的趣味性，但趣味性必须健康向上，是有益的。幽默并非一种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严重吸引孩子充分发挥自我 想象力 ，到达教育目的的途径。
猪八戒新传系列作品《猪八戒吃西瓜》《猪八戒回家》《猪八戒学本领》以及《猪八戒探山》是儿童文学作家包蕾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短篇童话，成功地将教育意义融合在幽默文学中，起到了传达的作用。在上述系列作品中，主人公选择的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儿童们个个都十分熟悉的角色，题材借鉴原著的相关情节，增添了许多新颖事件，糅合了现代化的知识理念，使作品既保持原著的幻想特色，又不缺乏现代的儿童幽默生活，在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具有非常高的幽默艺术教育价值，对儿童的吸引力也很强。
懒惰、贪吃、自以为是以及爱吹嘘等是作品里猪八戒典型的人物性格，这些性格特征与儿童的某些特点相一致，作者从猪八戒不爱劳动、贪吃西瓜和懒惰不学艺的角度入手，着重描写生活细节，紧扣儿童的思维和想法。整个作品都充满了喜剧成分，题材的选择也非常贴近儿童的日常生活。
细致的心理描写是作者擅长的手法，例如在《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里，他手中有四块西瓜，将自己那块吃掉以后，又将其他三块陆续吃掉，过程中心理矛盾和内心想法被作者描述得十分精彩，先是因为仍然口渴吃掉了猴哥的那块西瓜，打算把剩下的两块西瓜留给师父与沙僧，有个交代;后来忍不住诱惑把沙僧那块西瓜也吃掉了，只给师父留下了一块，不怕猴哥再说自己;最后又说:“师父，不是俺老猪不给你留西瓜，实在是口渴难忍，反正已经多吃了两块西瓜，没有办法交代，最后一块俺也替你吃了吧”。剧中简洁的台词就将猪八戒贪吃、怕被猴哥骂、担心吃了西瓜对不起师父的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在对猪八戒心理活动加以描写之时，采取的是自言自语的方式，生动表现出了孩子生活中明知不该做却忍不住做时内心的挣扎与对我对话，不仅生动地传达了猪八戒师徒的性格特点，还赋予了夸张的情节和诙谐的语言。但读过《猪八戒新传》的人几乎都可以看出，包蕾生动地塑造了老猪的形象，但也将孙悟空这一形象写活了，却是站在猪八戒对立面所塑造的，正如洞察儿童一举一动的成人。例如，为了揭穿八戒好吃、懒做、假学的嘴脸，孙悟空一次次“站在暗处”，看着八戒出各种洋相，在每个故事结尾，总有诸如“凡事多向他人请教，多查、多问、多思、多想，总是好的”等谆谆教导，如此兼具幽默艺术与教育价值方为作品的宗旨。
三、结语
正如贺宜在其所著的一篇 文章 中所提到的那样:“丰富的想象力、优美的文字、高尚的情操、惊险而夸张的故事、会使人发出会心一笑的幽默、生动而活泼的语言、脱离俗套的结尾，如此种种都是吸引小读者沉浸在文字中的魅力。”对于儿童文学作品而言，单纯的儿童情趣、幽默并不存在，其注定只能同教育意旨相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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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道林.童话中的扁形和圆形人物———论张天翼的童话[J].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2).
《 小学 语文教材 儿童文学化的价值意义 》
【摘要】语文是一门基础教育科目，语言 文化 是它教学的内容。学习语文，可以使自己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人，因此，将语文称之为吸收文明结晶的工具一点都不为过。教育学习，要从小抓起，在所有学习阶段当中，筑基的小学是特别重要的，此阶段的语文教育是尤为关键的，作为小学语文教育的载体，小学语文教材内容的选择与编排就必须要适应教育对象的特征，而小学阶段的教育对象是小学生，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们所属的群体——儿童。由此，儿童文学化可以说是小学语文教材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
【关键词】语文;教材;儿童文学;价值意义
语文，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门基础和必修的学科，因为，语文是人类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甚至说它是学习一切的基础，也丝毫不算夸张。人类的交流，生存的技能，乃至文明的传承，完成这些全都是离不开语文的。小学教育是人们接受正规教育的最初阶段，也是基础教育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小学语文就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学作品是语文教材的极大组成部分，其内容涵盖的语言、文字、思想等都是具有教学意义的，小学语文教材也大部分是由文学作品编排而成的。文学作品很多，但不是所有的都适合作为教材，更不要说作为小学教材。文学作品都是面向一定受众的，男性文学、女性文学、成人文学、儿童文学，这些分类的依据就是受众，“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这一点。在我国，一般处在小学阶段的学生都是6-12岁的适龄儿童，人生在各个阶段，都会具有与其对应的思想特点和心理需求，儿童阶段也不例外。更加符合儿童受众的文学作品，自然就是儿童文学了。
一、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化的价值意义
顾名思义，儿童文学，就是专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从根本的创作角度来说，儿童文学作品相较于其他任何类型的作品，都会更加符合儿童的特点和需求，因为这些作品创作时的出发点就早已确定，无论是主题精神、视角定位，甚至语言文字，都是为儿童这个特定人群量身打造，如此的“先天优势”，对于儿童的文字理解、语言学习、思维开拓、想象激发、精神愉悦等各方面，都具有其他作品无法相比的重要价值。既然有这般重要的意义，那么在最为基础和重要的小学教育处于基础地位语文教育，儿童文学化必须被重视起来。
1.儿童文学的道德观念价值。黑白善恶分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像成年文学那样思辨性太强，是非难断，惩恶扬善，培养美德对于处于明净单纯的儿童阶段的小学生来说，正是塑造确立道德是非观念的启蒙阶段，很大程度的培养需要外界环境的激发和引导，而儿童文学当中，这一点往往是非常鲜明的，在结构简单的故事中，将深刻的人生哲理与美好的品德全部呈现具体，美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黑与白，好与坏，这些从来都是分的清清楚楚，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赞美和唾弃，可取不可取，简单明了，这些对于儿童心理和品德培养方面的积极作用是极其突出的。
2.开阔眼界，拓展思维。在教授学生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要培养提高其能力素质，儿童文学也是符合这一要求的。首先，儿童文学作品中，往往是具备许多基础常识的，受众在享受其带来的愉悦乐趣之外，也很容易被带入到作品的特定环境中，感受不同人物的人生经历，进而产生一些生活 经验 感悟;其次，儿童文学通常是会涵盖许多想象成分的，如童话、 寓言故事 等，这些能够激发受众的想象力，随之拓展儿童的思维模式，对于他们的创造力会有很大的提升意义。
二、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化的注意问题
由于创作背景的不同，或者创作者能力水平的差异等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再加上教材容量的限制，如何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选择和编排，也是需要慎重对待的。
1.符合现阶段的儿童需求。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一切都在时刻发生着变化，社会生活越加的丰富多姿，学前教育的不断发展完善，这些影响作用到儿童身上，就表现在其智力的发展速度提高，儿童越来越早熟，接触了解的东西也越来越多，相应的心理需求也自然会发生变化，因此，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作品的选择上，应该与时俱进，不能以旧的固有眼光一成不变地对待他们，不要低估了儿童的思维学习能力发展速度，在教材的选编上一定要符合时代的特征需求，才能发挥恰当的作用。
2.选材多样性，采编多方面。教材的编纂和修订，并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项庞大冗杂的工程，是需要许多方面共同努力才可以做好的。现阶段，在我国，参与教材编修的人员主要是一些教育专家和研究工作者，恰缺少一些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参与，而这些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教学经验也应当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方面，而所有的事物，都是需要经过全方位多角度补充糅合，才可能真正做到完善。
三、结语
当然，儿童文学有其本身的优势和特点，但也不能否认其他体裁、作品的重要性，“兼容并蓄”教育理念的提出，是非常睿智和伟大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之中，要以人为本，通过教育，让更多的人受到更好的文化熏陶和精神修养，是极其重要的。自从产生教育以来，教材的选用和编排就是一个从未停止过被讨论的话题，众口难调，尽善尽美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追求，但是，要做到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选择，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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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文学促进语文教育有效教学提升 》
一、在语文教学中充分发掘儿童文学的魅力
首先，教师可以创新阅读课的形式和 方法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积极注重儿童阅读的渗透，实现“读———唱、读———思、读———疑、读———写”相结合，使儿童文学的魅力展现在学生面前，引发学生阅读的动机。在读唱结合法中，教师要创设丰富多彩的情境，充分发挥歌唱的作用，把儿歌、 绕口令 、经典歌曲、情境对话等引进课堂，不断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在读思结合法中，指导学生一边阅读一边思考，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大脑思维，让学生在阅读与思考中主动进行知识的意义建构。在读疑结合法中，要想方设法引导学生对已有材料提出问题，并加以解决，引导学生个性化的表达、自主的表达、真实表达、创意表达。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通过“以读促写”、“读写互动”，将学生的写作与阅读融为一体，同时，通过营造适合学生进行儿童文学阅读的最佳教育环境，通过“教育生态”的改变，来形成一个自由、民主、交流的教学氛围，充分对每个学生的特点进行挖掘，摒弃传统灌输式教学带来的“花盆效应”，积极优化教育生态价值链条，最大限度地使学生的阅读需求获得“解放”。例如:在指导学生阅读过程中，可对传统的“秧田式”学生座位分布，变为“双翼式”和“半圆式”，即将课桌椅排成二行，像一只鸟飞行的翅膀，或以教室的讲台为中心，学生的桌椅摆成一个半圆形，使学生在宽松的环境中，自由互动，为学生的合作探究搭建平台。
教师可将儿童文学作为素材，组织课堂游戏深化学生对 语文知识 和语言艺术的理解。也可通过召开和举行“读书汇报大会”，“故事大奖赛”;通过举行“角色游戏扮演”、“ 辩论 会”等形式，为学生提供交流的平台。其次，改善对学生阅读的评价。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成功的欢乐是一种巨大的情绪力量。”传统的阅读评价片面性较强，较多的定性评价，一切以学生的分数为纲，指导学生进行儿童文学阅读也是以“摘抄 名言 警句、完成老师布置的 读后感 任务”为主，严重打消了学生阅读的积极性，从而失去了指导学生阅读的宗旨，使得学生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而在新课标的要求下，必须注重学生的成功体验，要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感受成功、感受喜悦，从而增强学生进行阅读的动机。
要通过儿童文学的阅读来提高小学生的综合语文能力，就必须对传统的单一教学评价方式进行改革，改变传统的“以分为本”为“以生为本”。要由“目标性”转变为“体验性”评价。教师在评价过程中，不再以“ 总结 段意”、“写读后感”为重要的评价方式，而要能够使学生在阅读中主动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促使学生主动的应用各种工具去搜集、整理信息，想方设法解决自己在阅读中的疑问。
要由“数量评价法”转变为“质量评价法”。在对学生的评价过程中，应将学生的阅读的情感体验、心理发展、价值观的形成作为评价的目标，最终促使学生养成“终身阅读”的习惯。“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体验成功，才能更好的激发自己阅读的积极性。学生在阅读中受到了教师的表扬时，就会从情感上激发学生读书的欲望，从而引导学生主动地涉猎知识，最终使学生把儿童文学的阅读作为课余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科学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儿童文学
首先，教师要帮助学生选择课外儿童文学读物。一般来说，指导低年级的学生进行儿童文学读物的阅读时，必须以拼音课外读物为基础;指导小学中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阅读时，要循序渐进的选择纯文字读物。选择读物内容要健康、符合儿童各方面特点。课外读物要能符合学生的兴趣，要选择与学生兴趣相符合的书。小学生年龄小，好奇心很强，对感兴趣的事物会愉快地去探究，对于不感兴趣的事物就会视而不见。因此，帮助小学生选择感兴趣的课外读物就特别重要，学生只有对教师所选的读物感兴趣，才会主动去阅读，主动去思考。
大多数儿童喜欢读一些探险和科幻的书籍，就是因为其好奇心的驱使。可向学生推荐《海底两万里》、《吹牛大王历险记》等书籍。如低年级学生适宜读一些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等;中高年级的小学生知识面较广，阅历也较丰富，教师可引导他们读一些游记、传记、 散文 、探险、科幻类的儿童文学读物。其次，教师要指导学生正确的阅读方法。要通过指导学生正确的阅读方法使学生形成阅读的“元认知”，授学生以“渔”，为学生的自主阅读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根据学生特点、阅读习惯的不同，为学生进行“量身定做”的指导。在实践中，可以指导学生以下几种方法:一是选读法。根据学生的心理需要，有选择地阅读儿童文学。
大多男生喜欢看科幻、笑话类的儿童文学，女生喜欢看校园类的作品，这时可以为男生推荐校园类的作品，使其增加对生活的情感感悟，为女生选择科普类的书，扩大知识面，从而达到调整知识结构的作用。二是精读法。精读是培养学生阅读能力最重要的手段。教师可以利用一些经典儿童文学读物，指导学生全身心投入，调动多种感官进行阅读和思考。
三是速读法。教师可采用限时的方法，为学生指定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阅读内容。通过速度的训练，则能够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涉猎更多的知识，有利于增加学生的阅读量，使学生在短时间内处理更多的信息。四是摘录法。教师要指导学生在儿童文学阅读过程中将文章中精彩词语、段落摘抄下来，摘录到自己的书本上，利用摘录增强学生的记忆和理解，为以后的 作文 准备丰富的语言积累。摘录后教师及时检查，并向学生提问，如:“你选择这句话进行摘录的理由是什么?”、“这句话(或这个词语)有哪些特点?”等，通过这种方式加深学生对 好词好句 的理解。
总之，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密切联系，儿童文学始终贯穿于学生课内、课外 语文学习 过程中，教师应从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互相依存的关系中，寻找如何通过儿童文学促进语文教育有效教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儿童文学对语文有效教学的作用，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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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问的好多啊，地球科学前沿，气候变化研究快报，农业科学，这几个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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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很有深度的，我很喜欢看。（现在貌似还分男士和女士两种版本的了）还有《语文世界》（看这个需要一定的语文深度）
都挺好的，侧重点不一样。台湾由于大众媒体竞争激烈，媒体乱象一直广受各界恶评，《天下杂志》对此也曾多次探讨。该杂志并不认同尖酸刻薄的报道模式和狗仔队的采访手法，也鲜少出现严重错误，得奖甚多。由于报道深入浅出、观念领先，连续赢得国际及国内大奖，包括亚洲最具权威的新闻大奖“SOPA”、国家级的优良出版品奖项“金鼎奖”与奖励新闻专业的“吴舜文新闻奖”。除此，重度投资的“天下网站”更常获得“金手指网络金奖”及APA亚洲出版经营大奖等，是台湾获奖最多、品质最受专业肯定的杂志媒体。杂志的成功模式常被效法，但部分人士也不满《天下杂志》之人物专访偏重报道企业正面消息，且内容过度公式化。《海外文摘》是一本贴近生活、透视海外的综合性中文月刊。它专门介绍国外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的社会万象和风土人情，以传播知识、开阔眼界、陶冶情操为宗旨。
散文主要分叙事性散文，抒情散文和哲理散文。 殷商时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这部书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炼，富于形象。 《国语》是国别史，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各国（BC990——BC353）之事，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 《战国策》作者不可考，现版本为西汉刘向辑成。同《国语》一样，也是分国记事，记载了西、东周及秦、齐、楚、赵等诸国之事，内容是谋臣策士的种种活动及辞说。《战国策》文章的特点是长于说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极为生动。 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的历史文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家和古文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之交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学术流派纷纷著书立说，争论不休，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代表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家的著作，促进了说理散文的发展。这些思想家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记载他们言论的书流传到现在的有《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 《论语》和《孟子》是儒家诠释“仁”的著作。《论语》是记录孔丘及其弟子言行的，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孟子》是记载孟轲言论的。孟轲长于辩论，因此书中语言明快，富于鼓动性。 《墨子》代表墨翟“喜爱”的主张，语言朴素，说理明确，逻辑性很强，《兼爱》、《非攻》等篇极有代表性。 《庄子》代表道家庄周“无为而治”的主张。庄子散文在诸子中独具魅力。这表现在作者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善用民间寓言，长于譬喻，使文章富于文学趣味。 《韩非子》代表法家“因时制宜”的主张。韩非散文结构严谨，锋芒锐利，说理深刻。 《荀子》代表荀况的学说，现有32篇，多长篇。荀子散文特点：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整练、词汇丰富。 《吕氏春秋》是秦丞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创作。它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兼有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书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事。它是一种系统化的、集合许多单篇的说理文，层层深入，最见条理。和诸子散文一样，它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因而文章富于形象性。 先秦诸子的说理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汉初，政论散文有所发展。贾谊（西元前200——前168）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过秦论》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语言富于形象性。 除贾谊外，汉初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大多或论秦之得失，或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其中以晁错和邹阳成就较高。晁错以主张募民备塞的《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两篇散文最为著名。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王朝迫切需求总结古代文化，给予大一统的统治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司马迁的《史记》应运而生。它的出现将先秦历史散文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汉书》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汉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赋”。赋的名称始于战国赵人荀卿的《赋篇》，到后代形成了特定的体制。讲究文采、韵节，兼具诗歌和散文的双重性质。接近散文的称“文赋”，接近于骈文的称“骈赋”。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司马相如（前118--前179）的《子虚》、《上林》，西汉末年杨雄（公元前53--18）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班固的《两都赋》，东汉张衡（78——139）的《二京赋》，都是汉赋的名篇。 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散文衰落。但在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衡之的《洛阳伽蓝记》等学术著作中仍有一些质朴的叙事、抒情、写景的优美文字。 唐朝韩愈大力反对浮华的骈俪文，提倡作古文，一时从者甚众，后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创作业绩大增，影响更大，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文学史上称其为古文运动。以韩柳为首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 中唐以后，古文运动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欧阳修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此后的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等人都在古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后人将他们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北宋的历史文学家司马光编有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它除具有史学价值外，还非常具有文学价值。 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诸位大家影响下，产生了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古文运动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实用，南宋时大量出现的笔记杂文便是一个明证。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尘录》是笔记杂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1130--1200)的古文长于说理，造诣非浅。 明初的宋濂(1310--1381)是“开国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传记文很有现实意义，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明中叶以后，针对程朱理学、八股文的束缚，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发起“复古运动”，倡导文必秦汉。他们在对扫荡八股文风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走上了盲目模拟古人的路子。后来的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复古运动，也再一次重复了他们的错误。 归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进而是万历年间的公安派也加入猛烈抨击拟古主义的队伍。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时称“三袁”，袁宏道(1568--1610)最为著名。他们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因此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袁宏道更出于作家的主观要求提出了“性灵说”。公安派的散文创作特点是：冲破传统古文的陈规旧律，自然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 与公安派存在的同时还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也主张独抒性灵。 公安派与竟陵派革新的直接产物是晚明大量出现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张岱(1597--?)是小品散文作者中比较有成就的一位。他的小品散文题材较广，山水名胜、风俗世情、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等都可以入他的文。他的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广览简取，《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 明末清初，晚节不保的侯方域(1618--1654)的散文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代表作有《李姬传》、《马伶传》、《任源邃传》等。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流派，主要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而得名。方苞(1668--1749)继承归有光的传统，提出“义法”主张，并使之成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桐城派古文作品选材用语只重阐明立意，而不期堆砌材料，因而文章一般简洁自然，但缺乏生气，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与桐城派对立存在的是提倡“骈文”的复社作家，汪中(1744--1794)是其中成就最大者。 清初有不少成绩突出的散文家，如王猷定、魏禧。王猷定(1599--约1661)的传奇性散文以小说传奇体打破了传统古文写法，代表作有《李一足传》、《汤琵琶记》、《义虎记》等。魏禧(1624--1680)以人物传记最为突出，代表作是《大铁椎传》。 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为清末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学术上改良派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散文无视传统古文的程式，直抒己见，畅所欲言，是政治斗争的有效工具。梁启超的新体散文更是对一切传统古文的猛烈冲击，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他的《少年中国说》即是这样一篇典型作品。 伴随着对封建主义文学和文言文的批判，最早的一批现代新文学作品诞生了，议论性散文便是其中之一，它是现代散文的源头。 新文学诞生的初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议论散文影响最大的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他们的作品以随感录为主要形式，内容包罗广泛，重点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上。鲁迅是写作议论散文成就最高的作家。 诞生期的议论性散文担任了反封建的先锋，它所议论的对象紧贴生活，具体而且细微；它的形式自由，可长可短；它的语言可刚烈悲壮，也可幽默讽喻。议论散文之后，记叙性散文、小品文也相继问世，现代散文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发展期的散文风格各异、样式不一，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就形式而言，有记叙、写景、抒怀、言志、评述；风格上形成了鲁迅的峻冷峭拔，周作人的平和冲淡、朱自清、冰心等的清新雅致，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豪迈挥洒，叶圣陶、许地山的朴素平直，徐志摩的浓艳绚丽等。 语丝社周作人是小品文的开拓者之一，代表作《故乡的野菜》、《乌篷船》、《菱角》、《夏之梦》等多以小题材为描述对象，笔调从容、闲逸，于趣味性、知识性中潜移默化地培育着对生活的热爱。他的议论性散文在当时也占有重要地位。与周作人艺术风格相近的是同为语丝社的林语堂。他的代表作《翦拂集》着力讽刺时弊，批判传统的中庸哲学，强调与旧世界的斗争。俞平伯的《杂拌儿》、《燕知草》等集子也带有与周作人类似的雅致，但同时又多了些晦涩的味道。 郭沫若与郁达夫同属奔放潇洒一派。郭沫若的散文诗集《小品六章》文笔精美，语言雕饰，设景味道深长；郁达夫的游记散文中《屐痕处处》和《钓台的春昼》是代表他风格的作品，尤其是后一篇，写出了富春江秀丽的景色，于凭古怀悼之间，抒发了对现实的愤懑之情。 何其芳的抒情散文在30年代别有风姿，被称为“诗人的散文”。做为现代派诗人，他将现代派的一些方法渗入散文创作，以达抒写情感之目的，代表作为《画梦录》。何其芳散文的语言同他的诗一样，精雕细琢，有很强的可感性。 记叙性散文中，李广田(1906--1968)记人的篇章很有代表性。他笔下的人物描写没有故事情节，只截取一些生活片断，加以抒情的寥寥几笔，以达传神之效。 抗战爆发，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发出时代的最强音。郭沫若的《新缪司九神礼赞》、《斥反动文艺》等文成为国统区思想战线、文化战线的重要文献；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表现了一个坚强的民主战士面对手枪的英勇气概；冯雪峰的杂文侧重于人的心灵剖析，表现出较强的理论力量；聂绀弩(1900--1986)的杂文在艺术上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他善用令人兴趣盎然的古代故事巧妙抨击现实。此外，丰子恺(1898--1975)、林默涵(1909-- )等许多作家也都写了大量杂文。 记叙与抒情相结合的散文在国统区成绩突出。茅盾的《白杨礼赞》、《风景谈》，巴金的《废园外》、《灯》、《龙》都是名篇，沈从文的《湘西散记》是记叙自然与人文状况的美文。 建国初期，作家和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业余作者们，运用散文自觉地高唱反映新时代、新人物、新事物、新风貌的赞歌。因为作者队伍庞大，所以反映的生活面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宽广程度。作品所呈现出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巴金的热烈凝重，冰心的细腻柔婉，靳以的热情澎湃，刘白羽的激越高亢，华山的幽默气派，风格虽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以真实纯朴的感情涂抹着新生活的绚丽色彩。 这时期散文创作一大特色是，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两项内容交相辉映。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影响较大的是：刘白羽的《朝鲜在战斗中前进》、靳以的《祖国枣我的母亲》、菡子的《和平博物馆》、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名篇有：柳青的《1955年在皇甫村》、秦兆阳的《王永淮》、沙汀的《卢家秀》、靳以的《到佛子岭去》、华山的《童话的时代》、李若冰的《在柴达木盆地》、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杨朔的《石油城》等。 形式多样也是本时期散文创作的收获之一。游记、小品、随笔和杂文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它们在新时代的作用，不少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游记有贺敬之的《重回延安枣母亲的怀抱》，方纪的《歌声与笛声》，杨朔的《香山红叶》，碧野的《天山景物记》，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茅盾的《斯德哥尔摩杂记》，峻青的《欧行书简》等；随笔有菡子的《小牛秧子》，何为的《两姊妹》；杂文有茅盾的《剥落蒙面强盗们的嘴脸》，巴人的《况钟的笔》，任晦的《“废名论”存疑》以及马铁丁的《思想杂谈》等。 虽然本时期散文创作收获丰厚，但从整个文学领域来看，散文相比其他文学体裁受重视不够，尤其杂文显得更为薄弱。另外，有时由于受到不正常政治生活的影响，整个文艺界普遍存在着不敢大胆揭露现实矛盾冲突的现象，散文创作也不例外。 1957年以后，散文创作受到各界重视，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超过了上一时期，名家俊作竞相涌现。老作家叶圣陶发表的《记金华的两个洞》是继《游了三个湖》之后又一篇耐看的游记作品；冰心的《樱花赞》和巴金的《从镰仓带回的照片》是两支国际主义友情的赞歌；吴伯箫的《歌声》、《记一辆纺车》，是对延安艰苦岁月的追忆；方纪的《挥手之间》记录了历史的紧要关头，伟人毛泽东从容不迫的风采；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咏物抒怀，意味深长；碧野的《雪路云程》、《武当山记》在葱山丽水雪路云程之间洋溢着浓情画意；陈残云的《珠江岸边》、《沙田水秀》描绘了珠江岸边人民的变化；于敏的《西湖即景》、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将人带入迷朦的画境，诗意盎然；翦伯赞的《内蒙访古》以历史学家丰厚的文化底蕴将游记散文写得充实而辞采飞扬；沈从文的《新湘行记》中一如往日的山水焕发出了新生活的新气象；韩少华的《序曲》和徐开垒的《雕塑家传奇》是描写人物散文中的优秀篇章。此外，菡子的《黄山小记》，严阵的《牡丹园记》、冯牧的《沿着澜沧江的激流》、宗璞的《西湖漫笔》、峻青的《秋色赋》、李若冰的《祁连雪纷纷》都是游记和抒情散文中的上乘之作。 这一时期的散文园地进入成熟的收获期，冰心、巴金、叶圣陶等老作家以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更为可喜的是，以杨朔、刘白羽和秦牧为代表的中青年散文家日渐成熟，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杨朔的散文似轻风抚柳般清新优美、婉转动人，刘白羽散文如同熔岩爆发般恣肆汪洋、炽热如火，秦牧的散文则将知识性、趣味性融合起来，如数家常、娓娓道来。其他的散文家也各具特色，个性鲜明，如碧野的明艳动人，陈残云的轻盈秀丽，邓拓的深刻犀利，吴伯箫的简炼真诚，曹靖华的平易朴素，峻青的高远深阔，李若冰的豪迈冷峻，陶铸的坦率峭拔，菡子的温婉细腻，宗璞的娟雅清秀……家家都亮出了写作散文的真功夫。 文化革命中，文化遭到浩劫，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散文。 文革后，天开云霁，人们被压抑了十年的情感喷涌而出，在散文创作领域，首先汇成的是一曲哀挽的悼歌。这支歌以高亢的旋律、悲壮的色彩、朴素的风格，开拓了一代文风。 怀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散文有何为的《临江楼记》、毛岸青、邵华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刘白羽的《巍巍太行》，袁鹰的《飞》，张长的《泼水节的怀念》，菡子的《长江横渡》，薛明的《向党和人民的报告》，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等；追忆缅怀被迫害致死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其它民族精英的优秀作品有：丁宁的悼念杨朔的《幽燕诗魂》，黄宗英悼念上官云珠的《星》，金山悼念戏剧家孙维世的《莫将血恨付秋风》，丁一岚的《忆邓拓》，荒煤的《忆何其芳》，巴金追念爱妻的《怀念萧珊》，楼适夷的《庸悼傅雪》和悼念柳青的《创业诗篇犹待续，千秋遗恨在人间》等。 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是人们所熟悉和敬仰的，他们的事迹都是鲜为人知的，作品所抒发的情感不仅感人肺腑，而且催人警醒，促人奋进。 新时期的散文，如同一只报春的燕子，灵巧、敏捷地最先带着时代的气息飞进人们的心里。改革开放后，全社会沸腾的生活首先在散文中得以体现。此外，反映生活各方面，如回顾个人经历和情怀、揭示生活哲理的散文亦重展笑颜，绽放光彩。这类作品中的优秀之作有丁玲的记叙与丈夫的牛棚生活的《牛棚小品》，严阵追忆女教授高风亮节的《水仙》，张抗抗的歌颂群众中蕴藉的无穷力量的《地下森林断想》，管桦和丁宁托物言志，寄托气节与向往的《竹》和《仙女开花》等。 游记散文也日渐繁荣，它们大多继承古典散文中寄情于景的传统手法，于一山一水中寄托自己的情怀。这当中，国际题材的作品风采独具，丁玲的《我看到的美国》、萧乾的《美国之行》、王蒙的《德美两国纪行》、穆青的《在斜塔下》、刘白羽的《一曲清清塞纳河》、韦君宜的《故国情》等都是鼎力之作。 进入世纪之交与新世纪之后，散文也出现了多样化、多极化的趋势，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刘亮程、王充闾、王剑冰、周涛等人的散文，从历史入手，开始了时代与文化的反思。为民族、为思想浓墨重彩。 青春派散文家接过老一辈人的散文创作风骨，刘卫东的历史散文、韩晗的游记散文别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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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生力军,必备的法律素养是其立足社会的核心条件。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法律方面论文，供大家参考。
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汽车消费贷款后，由借款人作为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因借款人不履行贷款合同给贷款人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该业务自1997年开办，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蓬勃发展，并带动了机动车辆保险市场的繁荣。但是，由于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保险期限较长，不仅客观上风险要在经营中逐步释放，而且随着保险事故的不断发生和理赔调查的日趋深入，该业务在管理上遗留的问题和导致的纠纷也越来越多。笔者将理论研究和业务实践相结合，就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中可能涉及的三类纠纷进行法律分析。
一、购车人发生欠款后、保险人赔付银行损失之前，银行或者保险人以银行名义起诉购车人、担保人的案件
当购车人发生欠款并构成保险事故后，银行有权选择依据贷款合同向购车人、担保人主张权利，也有权依据保险合同向保险人索赔。这种情况下，除非保险条款或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保险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否则保险人没有权利要求银行先起诉购车人、担保人。同时，在没有赋予保险人先诉抗辩权的情况下，为防止银行在购车人发生欠款后滥用诉权，即便银行自愿选择起诉购车人、担保人，在未经与保险人协商一致时，该诉讼费一般是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的。
因此，银行和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后，首先应关注共同利益、从实际出发，对于购车人恶意欠款或无力还款、确已无法通过催收或协议处分抵押物等方式收回欠款，并且购车人或担保人具有可执行财产能够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尽快协商一致，由保险人承担诉讼等经费并以银行名义起诉购车人、担保人，以及尽早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二、银行起诉保险人的案件
银行起诉保险人的案件是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纠纷中最为常见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保险人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实践中争议较大、较难处理的主要有以下二种类型：
(一)涉嫌的案件
涉嫌贷款的，一般是借款人、汽车经销商单独或串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提供虚假材料以虚构汽车买卖关系、同一车辆向多家银行贷款、非法提取贷款现金挪作他用等方式套取银行贷款。此类案件中，有的是购车人伪造、变造或收购、借用他人身份证购车，有的是提供虚假财产状况证明、虚增车价，有的则是虚拟购车主体、担保人或抵押财产等情况。因此，判断保险人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应根据实际，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保险利益问题。《保险法》第12条规定了“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因此，对于涉嫌的业务，如果贷款人并未实施购车行为，保险人可根据新《保险法》第四十八条“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规定而拒绝赔偿。
2.银行审贷和投保人如实告知的义务。针对涉嫌的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保险人通常基于《贷款通则》、《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的规定和保险条款的约定，以银行疏于履行审贷义务、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作为不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笔者认为，尽管《贷款通则》和《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等明确规定了银行的审贷义务是独立的，并且银行有审慎地进行资信调查的义务，条款中也通常约定了保险人在因被保险人过错导致贷款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时、在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时，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在实务中，仍然应该根据银行疏于审贷和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具体情形区别判断其法律后果。
如前所述，涉嫌的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具体情形千差万别，但无论是空车套贷、虚增价款或者其他情形，其基本特征均是申请贷款的材料中存在虚假信息。既然存在虚假信息，则必然说明银行在审贷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疏忽、投保人在投保过程中隐瞒了真实情况。
针对保险人关于银行审贷疏忽的抗辩，保险人不承担责任的条件应以银行的过错为限，不宜包括轻微的疏忽、更不应以虚假信息推定银行存在过错。特别是购车人收购、借用他人身份证件的情形，笔者认为应构成表见代理，贷款合同成立，保险人不能以银行未尽到资信调查义务或当事人之间没有一致意思表示为由而不承担保险责任。
针对保险人关于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抗辩，笔者认为尽管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对“最大诚信”的要求更高，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仍然应以“有限告知”为原则，同时应逐步确立书面询问的有限告知方式。在有限告知的前提下，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有权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此外，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中，由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分离的，被保险人是进行保险索赔的权利人，因此，投保人告知义务的履行以及对投保人有关情况的调查直接关系到被保险人权益的风险。
根据《保险法》规定，对投保人的选择和有关情况的调查是保险人的法定义务，其该义务的履行也关系到保险合同的履行，因此有人提出要通过双方协议将保险人的审查义务和银行的信贷资产审查结合在一起，或者以银行的资信审查代替保险人的承保审查。笔者认为，银行的资信调查和保险人的承保审查义务的法律依据不同，前者是依据《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后者是依据《保险法》，其侧重的专业重点亦有所不同，因此不能混为一谈或相互替代，相反，应分别予以强化。
(二)由于银行未履行作为被保险人的催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未代投保人连续投保车辆险等而引发保险责任争议的案件
1.根据《贷款通则》第32条规定，“贷款人在短期贷款到期1个星期之前、中长期贷款到期1个月之前，应当向借款人发送还本付息通知单”，贷款人对逾期的贷款要及时发出催收通知单，做好逾期贷款本息的催收工作。保险条款通常约定被保险人有做好欠款的催收工作和催收记录的义务。
2.根据《保险法》关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时应及时通知保险人的规定，保险条款通常也在被保险人义务中约定被保险人发现投保人有潜在的不还款风险或任何可能导致保险合同风险增加的情况，应通知保险人并协助减少或消除风险。
3.为避免投保人因贷款所购车辆自身发生事故损失而产生的不还款风险，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一般要求投保人一并投保贷款所购车辆的损失险、盗抢险等车辆保险，且保险条款通常约定投保人未按时续保上述车辆保险的，被保险人应代投保人投保。银行违反上述保险法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义务，保险人有权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减小赔偿责任。
三、保险人赔付银行损失后，向购车人、担保人进行追偿的案件
保险人在履行了保险赔偿责任之后，有权向购车人、担保人进行追偿，但笔者认为该追偿不等同于保险代位求偿。保险代位求偿权，是“基于保险利益原则，为防止被保险人获得双重利益而公认的一种债权转移制度”，通常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实质是民法清偿代位制度在保险法领域的具体运用;该制度设立的目的是既不能让被保险人因投保而取得额外的利益，也不能让有过错的第三者逃避其在法律上的赔偿责任。
新《保险法》第60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由此可见，保险代位求偿权是代位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行使权利;因此有观点认为，由于保证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即是债务人，其是否还款、是否按约定履行义务直接决定了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与第三人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一般不存在第三人过错致使保险事故发生的情况，当然也不存在保险代位求偿权。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就是没有区分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形，将保险人的追偿权等同于代位求偿权的错误认识。
(一)投保人因主观意愿而发生恶意违约
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承保的风险具有信用性，与投保人对债务履行的主观愿望具有一定的联系。对于保险人而言，其在依赖投保人的诚信态度的基础上为其信用承保，无法通过一般的询问和告知来了解投保人的主观世界，况且投保人的主观意愿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一旦因投保人主观恶意造成保险事故发生，即出现了保险人承保的不确定性危险的必然发生，保险人得为该射幸率的发生而给付保险金，并将因为缺乏第三方责任因素而不享有代位求偿权。但是，保险人不享有对第三方的代位求偿权，并不等于其不能向投保人(债务人)或担保人追偿;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履行了保险赔偿责任之后，被保险人对投保人不再享有赔偿金额范围内的债权，该债权及相应的担保权一并转移至保险人，实务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也会就权益转让问题签署权益转让书。
(二)因受第三方侵害影响履约能力而发生善意违约
投保人因第三方的侵权或合同违约行为而遭受侵害，降低或损害了投保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能力，造成保险事故发生，一般称为善意违约。这种情况下，由于投保人最终可以从第三方获得损失的救济，而保险代位权的本质是“一个为了防止被保险人获得超过全额补偿，有利于承保人或保险人的原则”(语出1883年Castellainv.Preston案中的布莱特法官)，故笔者认为此时保险人既可以向投保人(债务人)、担保人追偿，也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向有责任的第三人追偿。
(三)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而发生违约
除了主观因素以外，某些客观上的事件，例如地震、台风、洪水、海啸等以及战争、武装冲突等不能预见、不能克服、不能避免的不可抗力以及非因当事人故意或过失而偶然发生的意外事件，也可能导致投保人(债务人)不履行、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履行清偿责任。对于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导致的保险事故，保险合同从保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角度出发，立足于减轻并合理分配风险，一般约定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且不向投保人追偿。同时，此类情形下因无特定第三方的过错，亦不存在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一、法律文化的内涵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我国文化理论的发展，“法律文化”从西方引入我国，开始引起我国法理学、比较法学和法律史学领域学者的关注，“颇有言必称法律文化之势”。但由于学界对法律文化的内涵缺乏明确的界定和深入的研究，使得法律文化现在仍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更遑论一门独立的学科。“法律文化”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在《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提出的，指的是“与法律体系密切关联的价值与态度,这种价值与态度决定法律体系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地位”。而法念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最先英国法学家科特雷尔则认为“法律文化”仅适用于观察法律与文化一体化的初民社会和小型社区以及特定职业人群的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形态”等同。也有学者把法律文化视为法律传统或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概括而言，法律文化是指植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长期共同生活的历史文化过程中公认的、稳定的法律价值、观念以及学说的统称，是人们进行法律活动的行为模式和指导规范。
二、当前我国法律文化研究现状与问题
首先，我国法律文化侧重与其他法学学科结合来研究某一问题，而缺少对宏观理论的研究。从我国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当前研究法律文化，主要集中在：(1)与法制史结合来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包括礼法、无讼、自然法、律等，这部分研究占绝大部分;(2)与比较法结合来研究法律文化;(3)进行地方性研究，来研究少数民族如藏族、彝族、瑶族等的法律文化。而对法律文化本身的理论基础、体系的研究却明显不足。其次，法律文化没有厘清与一些学科尤其是法学学科的关系，从而影响了自身学科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学科交叉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重要。这种跨学科的发展前提是相应学科之间的合作关系，而非简单的包含关系。而且我国法律文化的跨学科研究仅着眼于法社会学和法制史，对于其他学科不够重视。而当前世界中关于法与数据、数字时代、工程学、戏剧、数学、人工智能的研究已经变成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最后，对我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路径这一理论基础问题，我国学者存在认识偏差。不少学者认为打破法律文化区分的制度性法律文化与观念性法律文化这种二元结构并进行整合，使观念性法律文化向制度性转变，是我国法律现代化的路径。然而，深入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观念背后体系的是一种法律的一元观，即“趋向于附和占据支配地位的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观点”，是“现代科学主义驱动下型构而成的以立法统合整个法律定义”，是“唯法律的”、“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型的”。但就转型期的我国现代化进程而言，我们更多的恰恰是对“现代性”的反思，更关注的是“后现代的”“地方性知识”这样多元格局的存在。我们的出发点不再是看“冲突”，而是看“存在”，不再是进行统一的“整合”，而是研究各自独立的前提下互动的融合来起作用，来满足转型的中国社会现实需要。
三、法律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法律多元主义
马克•维恩•霍克在第23届世界法哲学大会的基调报告中曾讨论了欧洲统合过程中法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在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相互影响愈益强烈的过程中，强势的文化传统往往处于支配地位，并且时常会驱逐、消磨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的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素”，因此努力保护本地区部分的传统和经济，“提升后发国家的法律地位”，建立国家法和国家内部多元的、部分社会的法规范、以及欧盟法的三元法律构造这一多元体制至关重要。事实上，这种法律文化的多元化正如我们前文所述，是现代社会下，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这种法律文化多元主义正是我国研究法律文化的理论基础。提倡法律文化多元主义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一位是日本的千叶正士。其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对于作为国家法的正式法与非正式法之间具有复杂的交互关系，应当将包涵多元价值、理念的法前提予以概念化，并运用构成多元法体制的各种概念进行分析。千叶正士针对亚洲不同地域多元法体制下的国家法和移植法、固有法，进行法人类学、法社会学、以及法哲学上的分析论证，提出了法文化上的独创概念——“法文化的操作性定义”。其多元法体制的法文化理论内核可以概况为是三种二元区分下二项对立，具体是指“正式法•非正式法”，“移植法•固有法”，“法规则•法前提”这三方面的二项对立。
城乡二元中国的法治背景和前景用意识流式样的文学语言恣意叙述关于法治和法律的学术，似乎是朱苏力教授的一个爱好和习惯。这一点，在他最新出版的作品《道路通向城市》再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使我不得不相信他在考入北大法学院的时候原本就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文学青年了。这本书于2004年5月由中国法律出版社出版，洋洋洒洒写了30万字左右，除去引论以外，大部分是作者近几年来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或者讲演稿的汇集。但是，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尽管这些论文是分别撰写和发表的，却大致是按照我的统一规划进行的，并且在最后编辑本书的时候，为了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也对许多论文做了文字修改，增补了部分文献。”①这表明了作者的一种负责的学术态度以及该著作学术思想的形成与集中过程——所谓“统一规划”也罢“统一整体”也罢，都是作者对中国法治进路和法社会学问题的以往思维瓷片的一种“考古式”粘合。首先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该书的书名，很有意思地与苏力过去的一部作品《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的书名形成了高调的反差。关于这个书名，作者解释说它是来自凡尔哈伦②的一句诗，是一个关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隐喻，同时也作为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背景和基本制约。我倒是从中看到了隐喻中的隐喻，表明作者对中国法治实践所进行的考虑已经从农村折返到了城市，也许还意味着苏力本人学术思想和立场的折返与转型。因为在前一个书名中，比较明显地反映出苏力把中国法治实践的主要战场设想到了农村，而现在则设想到了城市。这种设想的转移，我认为是科学的与合理的，理由在于，传统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正在发生变革和解构。在过去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的青壮年农民被先进的农业生产力所解放成为了新兴的和现代的中国体力工人阶级，并逐步在数量上和法律权利需求的不满程度上呈正比例地增长着，相对于原来的市民阶级而言，他们对于法治产品的供给有更多的诉求和渴望，他们将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战略性推进力量或者成为战术性破坏力量。中国的乡村被从城市中发射过来的无线电波所包裹和诱惑，也被章鱼般的城市日益吞噬或者压迫，从而对二元中国发出了要求社会平等的城市化或者城镇化诉求，这将导致法律上的地方自治权利要求的增大乃至于联邦主义法律思想的萌芽。中国的农业已经从自给自足型经济转向对城市的资源供给型经济，使得中国辽阔乡土社会中的田园牧歌被契约和货币的嘈杂所哽咽或者替代，这也在不断地提醒着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和苏力等法学家们：大家族式的宗法社会已经彻底雪融，城乡一体化趋势导致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正在占四分之一地球人口的商土中国开始进行，这将使中国的城市（镇）化的乡村和“乡村化的城市”③产生大致相同的法律供给需要。如此，便是城乡二元中国法治实践的切实背景，起码现在越来越清晰和明朗。这样一来，如果苏力的学术视场不及时伴随社会的转型而转型，就要落后于时代了。而后引起我注意和阅读的，是该书的目录。如果说一本书的名字是“龙的眼睛“，那么书的目录一般就是“龙的骨架”了。分析龙睛看到的是作品的重心所在，而领略目录则可以窥探作者学术思想的脉络和间架结构。该书从目录上看，主要由四个板块组成，第一板块由《你看到了什么？（代序）》、《致谢》和《引论——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三篇文章组成，其中《你看到了什么？》是作者以第二人称方式为自己这本书所写的一个“段落大意”，也是一个“他我批判自我” 式样的书评，比较中肯和客观，尤其是对于喜欢文学的法律学术人而言，看完了这个代序，除非你继续对苏力观点后面的论据和语言过程依然很感兴趣，否则，该书其余的文字基本上就用不着看了。当然，法律职业人和非法律专业的普通读者可以在好奇心或者求知欲的驱动下，到后面那些具体的书页里去浏览浏览作者的论据和行云流水般的法（文）学笔触。至于《引论——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是作者已出版过的作品的再次复写，这篇文章也许是作者终生学术思想的灵感之源，它主要探讨了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法治实践的互动和交叉，建立了作者“任何法律的合法性都要从社会中取得”的法治理念。这种理念被作者一再声张与喧哗的目的，是要对中国现在的法治实践进行不断地提醒，让法治回应或者满足社会生活的种种需求；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苏力一直想对主流法学派别也就是规范性法学研究进行“纠偏”，或者是争夺中国当代法学的话语权与公共传播的制高点。第二板块，是该书的第一编，被作者命题为《宪政与立法》，其中第一章的标题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第二章的标题是《当代中国立法中的习惯》， 第三章的标题是《最高法院、公共政策和知识需求》。第三板块被命名为《司法制度》则是第二板块中第三章的自然延续或者说深入细致论证，作者用长达四章文字的篇幅谈论了中国的法院、法官、司法考试等似乎是琐碎和细小的问题
你好，法律方面的论文大部分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写的：1.选题，你在生活中发现存在哪些法律问题，你对这个法律问题有看法。比如：论保险代位求偿行使中的若干法律问题。2.选好你要写的论题后，就开始查找有关论题方面的资料，比如现行规定，学者们对这方面的定义，主流的观点，这方面的案例等。3.大概熟悉在你论题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对问题的认识后，就可以开始着手正文了。4.各个学校都有对论文格式的要求，一定要严格按照学校要求的格式来完成论文。多和同学交流，不懂就问老师。5.跟你说说正文怎么写。本科论文可以分成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中文摘要，引言，相关概念特征，立法现状等；第二部分，重点是第二部分，这一部分要求你提出在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问题给出解决的办法。第三部分就是把你的参考文献列出，再致谢就可以了。谢谢，请采纳！
请写手帮你写吧，非常不错，加为好友就行：四九三零九二五二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