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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诗人。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有22首被收录，位列第4。李商隐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从此，李商隐便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6]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7]，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施蛰存认为，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2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个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
李商隐又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有《李义山诗集》。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与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3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二位。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到了宋代，学习李商隐的诗人就更多了。据叶燮说：“宋人七绝，大概学杜甫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原诗》）北宋初期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隐，经常互相唱和，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称为西昆体。
在当时颇有影响，但是未学到李商隐诗歌精髓，成就非常有限，影响力也随着欧阳修等人走上文坛而消失。此外，王安石对李商隐也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一些诗作“虽老杜无以过也”（《蔡宽夫诗话》）。王安石本人的诗歌风格也明显受到李商隐的影响。
明朝的诗人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都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明清二朝喜欢写艳情诗的人更是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例如明末诗人王彦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注：《疑云集》是否为王彦泓作品集，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香艳诗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对后世的影响：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2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
在北宋时期，学习李商隐诗歌的显然有两个作风：早先是西昆体的生搬硬套，扩大了李诗的糟粕；后来是王安石、黄庭坚，在善于创新的前提下汲取了李诗的营养。到了南宋，由于民族矛盾尖锐，发抒悲凉沉痛的哀国之思的诗歌一时成为主流，这距离李商隐的风格较远，故李诗的余波一时消歇。
李商隐诗派经历了明代的中衰，进入清代以后，在诗坛的影响扩大了，特别在清初和清末两个时期，更加呈现出余波绮丽的局面。文章比较详细探讨了李商隐诗歌对清代诗人钱谦益、吴伟业、王闿运，以及光宣之际的湘鄂诗人、江南诗人的影响。
李商隐无题诗的形成原因首先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共鸣情感为原材料的，并经过创作过程的加工与再创造决定了共鸣情感的不同存在方式，当作者运用语言组织把它凝结于诗歌时，它就具有了共鸣情感的内容并表现出各自的性质：1.共鸣情感，它具有清晰兼朦胧与多义的性质。2.一类情感>共鸣情感，这时的共鸣情感是一种后缀，它会产生一种余震的效应，因而它会表现出一种多义前指的性质。3.共鸣情感<一类情感,这时的共鸣情感是一种前缀，它会产生一种前震的效应，因而它会表现出一种多义后指的性质。另外，在即兴方式创作中，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作者是以一种游戏的方式进行创作的，这类诗的创作意旨具有不确定性，这就使得共鸣情感以一种随机性的方式而存在，这就会产生出一类“有名而实无”的诗”，这类诗大多是有环境引发而产生的。为此，就可以根据其表现的性质与界说，把李商隐的无题诗大致划分成四类：1. 朦胧有韵，含而意远，故为无题；2. 相思无极，以题合意，故为无题；3. 以此连类，达起所意，故为无题；4. 随遇而感，感而生发，无需为题。
文献综述就是以往的人对此主题（无题诗的朦胧美）的研究的概述总结嘛。你可以在图书馆借研究李商隐的文献，在CNKI上找期刊等等方式，写的话板块我觉得可以分为朦胧的原因，如何朦胧美，产生的影响等等，或者分研究的时间：从古到今地将研究的观点提炼出来，点明你的研究价值，最后说你现在论文的准备情况。 他的诗这方面研究得很多，资料应该很好找。如果要好好做的话建议找找李商隐的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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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递高城白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悲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李商隐《安定城楼》此诗用了四个典故。1.贾谊，2，王粲，3，范蠡泛五湖，4，庄子与师惠
人生价值的悲剧式拷问----李商隐《锦瑟》赏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锦瑟》一诗的创作意旨历来众说纷纭，莫终一是，有怀人、咏物、悼亡、自伤身世、寄托君臣遇合、诗集自序开宗明义……等诸说，但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不管诗人当时怎样谋篇创句，潜行于心的人生价值思考（“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活着有什么用？人怎样活才有用？”），都会自觉不自觉的倾注于笔端，只不过他更善于用诗化的形象和语言来表达。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看到眼前锦瑟上的一弦一柱，就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有过的灿烂岁月、花样年华，这些可都是真情的付出，热血的凝铸。可恨可叹的是这些辉煌已成为过去，并且是如此短暂——单单是“五十弦”，为什么单单是“五十弦”呢？难道就没有别的什么可以选择了吗？诗人以“锦瑟”喻美好的“华年”，以“思”引发“无端”之问，一上来就开门见山，点出自己对人生价值的深深思考。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对人生终极价值的思考不唯我独有：有着“鲲展翅九万里”远大志向的庄子，在梦中也不忘记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以致于梦生蝶翅，己蝶难辩；贵为人主的望帝死后仍化作嗓子出血也要叫个不停的杜鹃鸟，来诉说自己心中的疑惑。“蝴蝶梦迷”着“晓”字指明，使原本自迷自恋或徘徊彷徨之意转为富于幻想之境，是盼望旭日东升照亮自己的人生之路；“杜鹃心托”依“春”字点破，使旧有的怨恨怅惘之情化出勃勃生机之感，是希望春光永驻激励自己向前搏击奋斗。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沧海中的珍珠只有在明月之夜，才能流下晶莹的泪花；蓝田下的美玉只有在日暖之时，才能升腾飘逸的烟霞。物犹如此，人当如是。“沧海月明”与“蓝田日暖”优美意境的创设，不仅仅是诗人精妙绝伦艺术素养的表现和挥洒，更是诗人回答人生价值的标准和尺度。诗人以物推人，拓展深化了诗作的主题，整篇的闪光点在此，魂亦在此。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追忆过去，尽管自己以一颗浸满血泪的真诚之心，付出巨大的努力，去追求美好的人生理想，可“五十弦”如玉的岁月、如珠的年华，值得珍惜之时却等闲而过；面对现实：恋人生离、爱妻死别、盛年已逝、抱负难展、功业未建……，幡醒悟之日已风光不再。如泣如诉的悲剧式结问，又让诗人重新回到对“人生价值到底是什么？到底该怎样实现？”深深的思考和迷惑之中，大大增强了诗作的震撼力。也正是因为这种人生的悲剧色彩和诗作的悲剧氛围，本诗才能“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赏析二:《锦瑟》题旨索隐并赏析锦瑟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锦瑟》《锦瑟》是中国诗歌史上争议最大的诗作之一。此诗以含意的隐晦、意境的朦胧而著称，也以其特有的朦胧美和丰富的暗示性，吸引历代诗评家和注家一次又一次地试图了开她神秘的面纱。 李商隐之诗大都不易解，而诸诗之中以《锦瑟》为首。李商隐之诗之所以难解，典故的运用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因为李商隐之诗往往是逐句用典，而且用典时又“常常是暗用、借用或活用。”（1）乃至一典多用。故诗句的意义往往已与原典故所表现的意义有所不同。《锦瑟》一诗所引用的典故更不只一个，而这些典故经诗人加以融合，“经过主观想象的创造，而具现一个全新的意象。它已脱离原典的历史时空湖概念而存在，而独立为一种当下赶法的意象了。”（2）本文将归纳分析历代诗论家对该诗的评析，并通过分析典故在该诗中的运用试图作出解读和赏析。 一、历代论说 从北宋的刘攽、苏轼直到现在，解者不下百人，历代诗论家对该诗的解说可谓洋洋大观，但意见却莫衷一是甚至相互抵牾。若将其略加归纳分类，大体可分作如下七项：（3） 1、乐志说 该说注重《锦瑟》这一题目，认为这首诗是描写瑟这种乐器的。《缃素杂记》中说：“锦瑟只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案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尽其意。”（4）宋许觊《彦周诗话》及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也持此说。笔者以为此论过于偏重题目，而忽略诗文本来之意蕴。（5） 2、悼亡说 何焯在《义山诗集》中说“此悼亡之诗也。首联借童女鼓五十弦之瑟而悲，帝不可止以发端，言悲思之情，有不可得止者；次联则悲其巨化为异物；腹联又悲其不能复起之九泉，曰‘思华年’，曰‘追忆’，旨趣晓然。”（6）清冯浩、朱鹤龄、朱彝尊亦主此说。（7）近人孟心史更从李商隐的生平考证其为悼亡诗。（8）此说有一定的理论根据，可惜论及哀悼对象时往往是穿凿附会。 3、恋情说 从锦瑟二字着眼或说此为一女子之名，或说此为定情之物。如刘就认攽为其是令狐楚家的青衣。宋计敏夫《唐诗记事》则云“锦瑟，令狐之妾。”（9）苏雪林认为“锦瑟是商隐的爱情纪念物”。（10）郑绪平认为这是李商隐为其小姨所写。（11）此说纯粹为妄断，不足为信。 4、自伤说 清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认为李商隐是借锦瑟以自伤。（12）此外，近人王福民亦主此说。（13）此说论据较为合理，但在解颔联时却有问题。如王福民说“‘沧海’为官场，‘月’为权臣，‘日’为君主，因而得出了‘权臣无方、’‘帝恩难得’的结论”，（14）这明显是曲意比附。 5、寄喻说 清张采田在《玉溪生年谱会笺》中认为此诗抒发了诗人对李德裕的怀念。（15）而柳文英则认为此诗“通篇的意思则是因对令狐淘居启陈情不省，感叹身世沦落不遇。”（16）此说亦过于牵强附会。 6、论诗说 因见宋代李义山诗集的课本列此诗于卷首，故主张此乃诗人综述平生之诗作。清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就持此说。（17）钱钟书与邵德润则从形象思维的理论来说明此诗为论诗之作。（18） 7、其他 有人认为若穷尽诗意则无味，主张不要深究。如明王世贞在《全唐诗说》就说“不解则涉无谓，既解则意味都尽。”（19）梁启超也认为此诗“拆开一句句叫我解释，我连本义也解不出来，我觉得它很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到一种新鲜的愉快。”（20）此说过于强调知觉印象，只可作欣赏札记。 综观诸论，其中不乏客观言论，只是诸多诗评家在以意逆志时往往加入过多的妄断臆测以至穿凿附会；在知人论世时又往往将此诗实系一事，不惜曲解诗意，而不考虑诗歌的叙事与历史事实的区别。 二、解 题 汉魏六朝以前的诗歌，诗与题的关系较为松散，但自唐起，诗与题的关系开始紧密结合，诗句不仅“将题目字字写到”，“且诗意的理解往往仰赖题目提供线索”。（21）反过来说，由于唐宋之际的制题多半明确，于是“题目空泛者，往往暗示了该诗诗意反而别有所指。”（22） 《锦瑟》一诗的诗题亦引起了不少的争论，不少论者认为“锦瑟”此题只取此诗句首二字为名，实同于无题诗。如《澹周诗话》：“义山好为无题或失题之诗以寓意，非必实有所指，《锦瑟》特其一曲。其做法与《碧城》三首相同……同取首二字以为题，实亦无题。”（23）喻守真和施蛰存也同意此说。（24）此说虽有理，但也有破绽。既然李商隐有意为一种无题的诗体，为何不将风格与做法和无题诗相若的诗篇也定名为“无题”呢？故此，《锦瑟》虽似乎只取二字为题，实应有其含意。此诗确实不同于一般的咏物诗，可也并非只是单纯“截取首二字”以发端比兴而与字面毫无交涉的无题诗。虽所写的事情与瑟相关，但却有所寄托。 三、索 隐 面对珠圆玉润而又扑朔迷离的诗歌境界和一大堆纷纭的臆说，开始时不免眼花缭乱，但细加寻绎，却可发现在迷离中自有线索可循，在纷纭中也不无相通之处。不少臆说，实际上是诗歌本身的吩咐的意蕴和按时在不同的读者中引起的不同感受与联想。它们往往各得其一体而未窥全豹，但不必相互排斥，如果我们根据诗人提供的线索找到它的主旨和基调，融会各种原可相通、相容或相并行的学说，也许可以做到比较接近这首诗的本来面目而不致严格其丰富的内涵，对它的艺术特点也会有比较切实的体察和认识。 律诗的首尾二联，在一般情况下较多叙事和直接抒情成分，全篇的主意也往往寓含其中，有时甚至棉百点出。而颔、腹两联往往敷衍主意，意象密度较大。此诗首联以“五十弦”的形制和“一弦一柱”所发的悲声引出“思华年”，尾联以“成追忆”回应“思”字，以“惘然”点醒华年之思的感受，已多少告诉我们：这首诗是诗人追忆华年往事，不胜惘然之作。当然这种枉然的华年身世之感，内容非常宽泛，既可以兼包诗人的悼亡之痛乃至爱情生活悲剧，也和诗人抒写诗人不幸身世、充满感伤情调的诗歌创作有关。我个人认为，伤身世、咏悼亡、述创作，对李商隐这样一位绅士凄凉、处境孤羁，“可以伤春复伤别”的诗人来说，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锦瑟既可看作是诗人凄凉身世的一种象征，也不妨看作感伤身世诗歌创作的一种比喻，正像他在《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诗中所说：“声名佳句在，身世玉琴张。”当然根据《寓目》、《房中曲》、《西溪》等诗句，认为与怀念其妻王氏有关，其实这是互相并行的，因为在悲音之中就包括悼亡之音。 首句以锦瑟起兴。诗人面对锦瑟兴悲，发为痴语，以寄怨悼，锦瑟有多少跟弦，本无关人事，而发为人语，责以“无端”，一片痴怨之情立现。所以薛雪在《一飘诗话》里说：“此诗全在起句‘无端’二字，通体妙出，俱从此来。”（25）锦瑟本来就有那么多条弦，这并无“不是”或“过错”，而诗人偏要来埋怨它：锦瑟啊，你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条弦？锦瑟而言“五十弦”，本属诗人诗中通例，如《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梦作》：“雨打湘灵五十弦”，又如“因令五十丝，中道分宫徵”，这都说明此在诗中原无特殊用意。有人说诗人因华年近五十（按年谱，此时诗人时年四十五）而感慨年华之流逝，不禁忆起往昔的岁月。其实不然，所设“五十弦”正为制造气氛，以见往事之千重，情肠之九曲。诗人写此决不是让人去死扣数字。因此要领会此诗，先宜领会斯旨，正不可胶柱而鼓瑟也。宋词人贺铸《青玉案》：“锦瑟华年谁与度？”，但此联绝非写作者之华年。因为“华年”与“年华”是不同的。此“华年”不可解为年龄，而是指“少年”，正所谓青春也。“一弦一柱思华年”，意谓：诗人听锦瑟之繁弦，思华年之往事；音繁而绪乱，怅惘以难言。我们斗志到华年往事是非常之宽泛的，因此诗人不会仅仅只是感慨自己已流逝的青春岁月。他此时应当是“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他此时也许在怀念着已故的旗子，也许在会议生平的创作，但这一切思绪都是由鼓瑟所发出的悲声而引发的。诗人正是听到“一弦一柱”所鸣奏的悲声，不禁触动自己的身世之感而沉浸在对华年的流逝的回忆中。威廉·詹姆斯曾说过：“人的意识在它自己看来并非是许多截成一段段的碎片。乍看起来，似乎可以用‘链条’或者‘系列’之类的字眼来描述它，其实是不恰当的。意识并不是一节节地拼起来的。”（26）由此可知，诗人的思绪此时不可能只是一种历时性的活动，即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同时应该是共时的，许多画面同时涌现在诗人眼前。诗人睹物思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以往笺家一般只注意此句“逗下四句”，其实妙处还在“一弦一柱”四字。首联由“五十弦”而“一弦一柱”，是辞相续，二句由“一弦一柱”而“思华年”则是意相承，另外，此联对颔联、颈联的内容和表现是一种概括的提示，说明它们所描绘的既是瑟声，亦是诗人“思华年”是流露的心声。“乐志说”，虽不尽切合各句所写的情景，但它看出中间四句直接描绘音乐境界，还是蛮有一番鉴赏功力的。 起联用意既明，且看下文如何承接。颔联的上句，用“庄周梦蝶”之典。此句关键在一“迷”字，“迷”字既形容梦境的迷离恍惚，梦中的如痴入迷，也写出梦醒后的空虚幻灭，惘然若迷。这迷离之境、迷离之情，从描绘音乐境界来说，是形容瑟声的如梦似幻，令人迷惘；从表现诗人的华年所历与身世之感来说，则正是一种象征。诗人曾在其他诗篇多次用梦幻来形容身世的变幻莫测，有时还直接用梦蝶之典。如“神女生涯原是梦”、“顾我有怀如大梦”、“怜我秋斋梦蝴蝶”、“枕寒庄蝶去”等。都可和此句互相参引。说“晓梦”正是极言幻灭之速。晓梦蝴蝶虽语出庄周，但一经诗人运用，已经不止是一个“栩栩然”的问题了。此联下句中的望帝是传说中的杜宇亦即杜鹃。“伤春”在李商隐诗中，多指忧国伤时，感伤身世，所谓“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刻意伤春复伤别”、“华年无一事，只是自伤春”。此一方面表现瑟声的哀怨凄迷，如杜鹃啼血；另一方面又象喻自己的春心春恨却托之于如杜鹃啼血的诗歌。用禽鸟之鸣以比喻自己的诗歌，诗人的诗中多有其例，如“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五更凄欲断，一书碧无情”都是显例。 由于伤身世、咏悼亡、述创作是三位一体的，故此联中也包含着诗人对亡妻的怀念。此句不刚这样理解，诗人当青春华年之时，热恋于妻子，而今妻子亡故，自己有如“春蚕到死”而且即便死后，也将如望帝把伤春之心托杜鹃而日夜哀鸣。 律诗一过颔联，“起”、“承”之后，已到“转”笔之时，笔到此间，大抵前面已达到一顿之处，似结非结，含义待申。这时，在一切幻灭的一向中，“某中潜在的细节会突然唤起他的注意，这细节打破了他构图的平衡。”（27）那么潜在的细节是什么？当然是诗人所描绘的五色斑斓的神话传说。于是便抖出了腹联。 “沧海”之句，既有南海鲛人哭泣时眼泪话化珠的传说，也有“沧海遗珠”之典。它既是对锦瑟清寥悲苦音乐境界的描摹，又是对诗人沉沦废弃，才能不为世用的寂寞身世的一种象征。“沧海有泪”实际上也是诗人拟想亡妻还会于月明之下思念自己而夜夜哭泣流泪。诗人用换日映照下蓝田玉山上升起的丝丝轻烟远望若有近之却无开形容锦瑟鸣奏出的音乐意境飘渺朦胧，也象征自己平生的追求象“蓝田日暖玉生烟”一样可望而不可及。类似的境界或感受在诗人的其他诗篇之中也经常出现。如“浦外传光远，烟中结响微”、“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名十二层”等。钱钟书曾指出：“今不曰‘珠是泪’，而曰‘珠有泪’，以见虽化珠圆，仍含累泪热；已成珍玩，尚带酸辛，见实质而不失人气。”（28）让我们再来看诗人怎样把自己对亡妻的思念寓于其中的。相传伏羲氏之母的陵墓在蓝田玉山，唐时士女多葬于此。李商隐的旗子也葬在玉山之上。此句言玉山上，王氏的灵魂在名月下精气氤氲，如紫玉化烟，再无可寻觅。诗人在《谒山》中写到自己去蓝田玉山祭妻。“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饿冰。”妻子之逝，如水之东流，故有不胜之恨。 尾联拢束全片，明白提出此情二字，与开端的“华年”相呼应。“此情”统指颔联、腹联所概括抒写的情事，即自己的悲剧身世的多种境界。诗句意谓：如此情怀，岂待今朝回忆始感怅惘，即在当时早已是令人不胜枉然了。“惘然”二字概括“思华年”的全部感受，举凡迷惘、哀伤、寂寞、虚幻之情，统于二字之中。当时已然的感喟则不但强调了华年往事的可悲，而且以昔衬今，加倍渲染了今日追忆时难以禁受的怅惘和悲凉。如果说，颔联、腹联是听到瑟声涌现于脑海的岁华年情境的联翩浮想和发自心底的与瑟声相应的悲凉心声，呢么尾联就是鼓瑟结束后如梦初醒的怅惘和沉思。锦瑟的悲声停止了，在静默中却依然笼罩 着一片无边的惆怅，回荡着悠长的凄凉余韵——“繁丝何似绝言语，惆怅人间万古情！” 四、赏 析 纪晓岚评说：“以‘思华年’领起，以‘此情’二字总承，盖始有所欢，中有所阻，故追忆之而作。”（29） 这是一位富于抱负和才华的诗人在追忆悲剧性的话您时所奏出的一曲人生悲歌。全篇笼罩着一层浓重的哀伤低徊，凄迷朦胧的情调氛围，反映出一个衰颓的时代中正直而又不免于软弱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心理；既不满于环境的压抑，又无力反抗环境；既有所追求想象，又时感空虚幻灭；既为自己的悲剧命运而深沉哀伤，又对造成悲剧的原因感到惘然。 从通体看，这首诗和诗人托物自寓的篇章性质是相近的。但由于他在回顾华年流逝时并没有采用通常的历叙平生的表现方式，而是将自己的悲剧身世境遇和悲剧心理幻化为一幅幅各自独立的显证性图景。这些图景具有形象的鲜明性、丰富性，又有内涵的虚泛、抽象 和朦胧等特点。这就使得他们既缺乏通常抒情方式所具有的明确性，又具有较之通常抒情方式更为丰富的暗示性，能引起读者多方面的联想。但这些含义朦胧的象征性图景，又是被约束在“思华年”和“惘然”这个范围内，因此读者在感受和理解上的某些具体差异并不影响从总体上去把握诗人的悲剧身世境遇个悲剧心理。这种总体含义的明确性和局部含义的隐约性，象征性图景的鲜明和象征性含义的朦胧构成了该诗的最大特点，同时，该诗的优点和缺点也都寓于其中。 纪晓岚所谓“中间四句迷离惝恍，所谓‘惘然’也。”（30）的确，该诗最让人捉摸不透、把握不定的就是中间四句。如果我们仔细一想，不难发现这四句所展示的象征性图景在形象的构成和意蕴的暗示方面，具有诗、画、乐三位一体的特点，它们都是借助诗歌的语言和一向，将锦瑟的各种艺术意境化为一幅幅鲜明的画面，以概括抒写其华年所历的各种人生境界和人生感受，传达他在华年时迷惘、哀伤、寂寞、怅惘的心声。这和西方的立体主义画家毕加索（PICASSO）的名作《格尔尼卡》（GUERNICA）表达手法相近。我们都知道《格尔尼卡》是一幅关于战争经验的画，“这幅画的内容是要用象征的手法来反映普遍性的暴力，当然也要反映格尔尼卡的惨剧，而这幅画的形式，我们已经看到，是要打破里和外的对立，要建立起一种不确定性、模糊性”（31）画家在表达战争给人们所带来的痛苦时，经理了“从极度的痛苦到表达的困难这样一个过程。画上有很多张开的嘴似乎都在呼喊，表示出极大的痛苦，但这却是一幅画，是没有声音的。通过这些张开的嘴和伸出的舌头，毕加索似乎在说，我要表达，表达这种恐惧，但艺术不能达到这一目的，我能做的只是‘我要表达’。绘画不能发出声音来，不能说话，因此艺术家要做的就是展示没有声音的呼喊。毕加索想使他的艺术达到呢感直接说出来的强烈程度，使艺术充满力量，但绘画却做不到，因此他只能表现这种没有声音的呼喊。”（32）那么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诗人要表达自己的迷惘、哀伤、落寞和惆怅，但是诗人不可能大叫“我迷惘”、“我内心痛苦”。因为诗贵于含蓄，歇斯底里的呼叫和呐喊是成其为诗歌的。于是诗人须把自己内心的痛苦通过物象外化出来，即形成意象。当然诗人对所需的物象是有所选择的。由于诗人此时意续万千，因此诗人也就不可能用一种具体的五香来转达自己的内心感受，这便使得其所选择的物象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诗人要让其诗歌能把其内心的痛苦达到能直接说主来的程度，这样便和毕加索一样遇到了“从极度的痛苦到表达的困难”这个难题，诗人选择那些含意朦胧 的象征性图景来表达自己内心所遭受的痛苦。照样，诗歌是凝滞的语言，她被写在纸上是没有声音的。诗人所能做的只是“我要表达”，通过锦瑟来表现这种没有声音的呼喊，因而这些画面具有音乐意境、画面形象和诗歌意象的三重暗示性。这多重暗示的融会统一，一方面使得它们的意蕴显得特别丰富复杂，里一方面又使它们具有三者之美。可以说，诗、画、乐三位一体的象征暗示是该诗整体构思的根本特点。如果读者不能把握这一特点，单纯从诗歌方面去探索，势必造成误读。 中间二联所展示的象征性图景在时间、空间、情感方面尽管没有固定的次序和逻辑关系，但它们都带有悲怆、迷惘的情调，再加上工整的对仗，凄清的声韵和相关意象等多种因素的映带关系，全诗仍然具有明显的整体感，而悲怆的情感是与珠圆玉润、精丽典雅的诗歌语言和谐结合，更使这首诗体现了一种凄婉的美感。
李商隐无题诗的形成原因首先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共鸣情感为原材料的，并经过创作过程的加工与再创造决定了共鸣情感的不同存在方式，当作者运用语言组织把它凝结于诗歌时，它就具有了共鸣情感的内容并表现出各自的性质：1.共鸣情感，它具有清晰兼朦胧与多义的性质。2.一类情感>共鸣情感，这时的共鸣情感是一种后缀，它会产生一种余震的效应，因而它会表现出一种多义前指的性质。3.共鸣情感<一类情感,这时的共鸣情感是一种前缀，它会产生一种前震的效应，因而它会表现出一种多义后指的性质。另外，在即兴方式创作中，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作者是以一种游戏的方式进行创作的，这类诗的创作意旨具有不确定性，这就使得共鸣情感以一种随机性的方式而存在，这就会产生出一类“有名而实无”的诗”，这类诗大多是有环境引发而产生的。为此，就可以根据其表现的性质与界说，把李商隐的无题诗大致划分成四类：1. 朦胧有韵，含而意远，故为无题；2. 相思无极，以题合意，故为无题；3. 以此连类，达起所意，故为无题；4. 随遇而感，感而生发，无需为题。
李商隐毫无疑问是中国诗史中最有诗性魅力的诗人之一。新时期以来，李商隐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据统计，二十馀年间，大陆出版了各种李商隐研究专著共四十馀部，各个方面都有极为优秀的论著出现，每年也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发表，而且，李商隐研究会自1992年成立以来，在王蒙、刘学锴、董乃斌等历任会长的指导下，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整个李商隐研究呈现出全面推进的态势。张明非指出，高教版《中国文学史》“改变了以往文学史的写法，辟出专章介绍李商隐，这意味着李商隐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已经进入了以李白、杜甫、韩愈等为代表的大家的行列，这是新时期出现的‘李商隐热’以及由此带来的李商隐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新时期李商隐研究的突破与期待》，《中国诗学研究·李商隐研究专辑》）。这也正是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应该说，正是研究者的共同努力，终于使李商隐走出了历史的尘埃，焕发出其最为独特的诗性光芒。新时期以来的李商隐研究不仅拥有众多成果，而且，与其他唐代诗人相比，其论著亦极全面而整齐。陶文鹏指出，就唐诗的艺术研究而言，新时期以来，以“李商隐研究收获最大”（《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与思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年号），此语若移以评价整个李商隐研究，亦并无不当。吴调公的《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认为李商隐的诗歌“得‘变化无方’之趣”、“得‘乱辞无绪’之趣”、“得‘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之趣”，故形成了朦胧美的美学特征。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第七章“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认为，李商隐诗作“具有寄托遥深、构思细密、意境含蓄、情韵优美、语言清丽、韵律铿锵、工于比兴、巧于用典等特点，表现出他特有的深婉精丽，富于象征暗示色彩的艺术风格。”又如《李商隐诗歌集解》，刘学锴、余恕诚集解，此书是李商隐诗歌的会校、会注、会评、会笺本，对前代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总结，具有集大成的意义
早年生活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李商隐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4]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忧郁、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编辑本段应举之路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李商隐画像。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有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文宗开成二年（837），李商隐考取了进士资格。在此之前，他已经失败过多次。李商隐初次应举的年份难以考证，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李商隐就开始了他漫长而艰苦的应举之路[5]。与大多数缺乏权势背景的考生一样，李商隐并不指望一举成功。他目前流传下来的诗文中没有提及当时的情形，这多少说明他对于初试的失败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随着失败次数的增多，他渐渐开始不满。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诗中，他将没有录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挠他成功的小人：“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 应举的失败不会让李商隐反省自己学识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经与他一起游学的令狐绹就考中进士。这显然不是因为令狐绹的学识才华比李商隐优秀，而是由于他父亲令狐楚的影响力。权贵们互相提携，大量录取上流社会关系网中的考生，在唐代科举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许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会在考试之前就去刻意结交关系，或者想出种种办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据李商隐自述，他在这方面是比较低调的（《与陶进士书》），但如果说他不曾对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从李商隐在开成元年写给令狐绹的一封信中“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固不动”之类的话，可以看出他的情绪已经相当烦躁了。而他于开成二年的中举，也正是令狐父子对当值考官施加影响的结果。[6]编辑本段步入仕途李商隐考中进士的当年（开成二年，837）年末，令狐楚病逝。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今甘肃泾县北部）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甚至将女儿嫁给了他。从李商隐后来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桩婚姻将其拖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李商隐的尴尬处境在于：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的成员；而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因此，他的行为就被很轻易地被解读为对刚刚去世的老师和恩主的背叛。李商隐很快就为此付出了代价。[7][8]在唐代，取得进士资格一般并不会立即授予官职，还需要再通过由吏部举办的考试。开成三年（838）春天，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结果在复审中被除名。这件事对李商隐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得他获得朝廷正式官职的时间推迟了一年。不过，他并没有后悔娶了王茂元的女儿王晏媄。他们婚后的感情很好，在李商隐的眼中，王氏是一位秀丽温和体贴的妻子。 开成四年（839），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顺利通过，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这是一个低级的官职，但有一定的发展机会。没过多久，被调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尉。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差不多，但远离权力的中心，显然会使以后发展受到影响。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他因为替死囚减刑（“活狱”）而受到上司陕虢观察使孙简的责难。孙简很可能以某种不留情面的态度对待李商隐，使他感到非常屈辱，难以忍受，最终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凑巧的是，在此前后孙简正好被调走，接任的姚合设法缓和了紧张的局面，在他的劝慰下，李商隐勉强留了下来。但他此刻显然已经没有心情继续工作，不久（开成五年，839）就再次辞职并得到获准。编辑本段闲居时期辞去了弘农县尉，李商隐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于武宗会昌二年（842）设法又回到秘书省任职。这一次，他的职位（“正字”）品阶比三年前（“校书郎”）还低。即便如此，李商隐毕竟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在唐代，大家普遍认为在京城里的任职会比外派的官员有更多的机会升迁，而李商隐所在的秘书省，又比较容易受到高层的关注。对李商隐而言，另一个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获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这位精干的政治家几乎被授予全权处理朝政。李商隐积极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张，他踌躇满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机会。 然而，命运似乎与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李商隐重入秘书省不到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他必须遵循惯例，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这意味着年届而立的李商隐不得不放弃跻身权力阶层的最好的机会。这次变故对李商隐政治生涯的打击是致命的。他闲居在家的三年（会昌二年末至会昌四年末），是李德裕执政最辉煌的时期。错过了这个时期，随着不久之后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团骤然失势，李商隐已经难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会昌三年（843），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讨伐藩镇叛乱时病故。王茂元生前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李商隐的升迁，但他的去世无疑使李商隐的处境更加困难。 李商隐在闲居的几年里处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将一些亲属的墓葬迁回了故乡的家族墓园。这种维护家族荣誉的努力多少使他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从现存的部分诗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隐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淡化对政治生涯的兴趣和期待。他有时从事农耕，声称自己“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模仿陶渊明的风格写作田园诗歌。不过，纷乱的时局始终吸引着李商隐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倾向，几乎无法隐藏。编辑本段幕府游历会昌五年（845）十月，李商隐结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秘书省。此时，武宗与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关系已经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传言他是由于长期服用道士进献的长生药而中毒身亡。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斗争，宣宗李忱即位，他反对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厌恶李德裕。因此，几乎整个会昌六年（846），都持续新一轮政治清洗，曾经权倾一时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为首的牛党新势力逐渐占据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这一年，李商隐在秘书省任正字。35岁的李商隐终于有了儿子（李衮师），他的堂弟李羲叟也在这一年中了进士，这两个好消息大概只能让他兴奋一时。由于支持李德裕的政治纲领以及之前就被令狐绹等人视为背叛，他不大可能分享牛党的胜利。尽管他的职位几乎低得不值得在权力斗争中被排挤，但仍然可以想象他的郁闷心情。因此，当大中元年（847）桂管观察使郑亚邀请他往赴桂林任职时，他几乎没有犹豫。[8]从太和三年（829）受聘于当时的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开始，李商隐多次进入地方官员的运作机构中担任幕僚的角色。事实上，他身为幕僚的经历比正式任职于朝廷的时间更长。不过，在宣宗大中元年（847）之前，他似乎一直将这样的经历作为过渡。对于在政治上颇有抱负的李商隐来说，这种经验非常重要，既是他历练工作能力的过程，也是积累社会关系的途径。不过，毕竟只是为日后的大展宏图而进行的准备活动。从时间上看，以往每一次的工作经验几乎都在数月之内，变动频繁，而且一旦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就会立即辞去幕府的工作。而这一次，李商隐作为郑亚的幕僚前往桂林时，他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已近末路。在之后的10年间，他将在幕府游历中逐渐耗尽所有的政治热情。 大中元年三月，李商隐告别家人，随郑亚出发，经过两个月左右的行程，来到距京城大约5000里以外的南方。郑亚的这次南迁，是牛党清洗计划的一部分。李商隐愿意主动跟从一位被贬斥的官员，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党。另一方面，也显示对自己的升迁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郑亚就再次被贬官为循州刺史，李商隐也随之失去了工作。大中二年秋，他回到京城长安。据说，他在潦倒之际，写信给故友令狐绹（他已经进入权力的核心）请求帮助，但遭到拒绝，结果只能通过自己考试得到一个盩厔县尉的小职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年前，他正好也是一个相当的职位（弘农县尉）。 李商隐担任盩厔尉时间不长，又被调回京城。此时，与大中元年他在秘书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职，渺茫的前途，落寞之余，期盼着出现变化。大中三年九月，李商隐得到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止的邀请，前往徐州任职。卢弘止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员，对李商隐也非常欣赏。如果他的仕途顺利，李商隐可能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隐追随卢弘止仅仅一年多后，后者就于大中五年春天病故。这样，李商隐不得不再一次另谋生路。编辑本段夕阳晚景大中五年，李商隐经历的另一次重大打击，是他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间病逝。从李商隐的诗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这位出身于富贵家庭的女性，多年来一直尽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于李商隐多年在外游历，夫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聚少离多。可以想象，李商隐对于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他仕途上的坎坷，无疑增强了这份歉疚的感情。家庭的巨大变故并没有给李商隐很长的时间去体验痛苦。 这年秋天，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随自己去西南边境的四川任职。李商隐接受了参军的职位，他在简单地安排了家里的事情之后，于十一月入川赴职。他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了四年，大部分时间都郁郁寡欢。他曾一度对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与当地的僧人交往，并捐钱刊印佛经，甚至想过出家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隐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稳定的时期，他已经再也无心无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了。 大中九年，柳仲郢被调回京城任职。出于照顾，他给李商隐安排了一个盐铁推官的职位，虽然品阶低，待遇却比较丰厚。李商隐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两到三年，罢职后回到故乡闲居。大中十三年秋冬，李商隐在家乡病故。
文章很长,里面有艺术特色和成就,请自己删选.成就可以写,而且是无法避免地会提到.一个有名的文人,他的作品和成就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他的作品出名,我们才要研究他的作品的不是吗,所以可以稍带提要成就,但要为主题艺术特色服务.另外要注意详略,比如抓住他的爱情诗的艺术特色来写,其他可以稍微提一下.最后可以研究什么,不妨看文章的最后一段,去弊兴利,是我们做每件事的目的.
李商隐与晚唐政治
李商隐??的中国第六届大会暨国际研讨会于2002年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60多名专家和学者参加双方的协商和探索的意义，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李商隐诗歌。 与会者认为，李商隐研究的突破和卓越的性能，为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李商隐??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其真实面目，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丰富的文学史。更重要的是带来启发和思考李商隐研究实践的古典文学研究的概念和方法。王蒙李商隐现象“的文学传统是一个挑战，第一个挑战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主流意识，思想，封建社会和文学的狭窄和诗学文艺美学的概念和符号系统也是一个的挑战。他建议，李商隐的研究为契机，推进到一个新的位置，的整个理论水平，文学史，诗歌水平。 主持会议安徽师范大学是我们的李殷商，阴研究“城市”，如刘薛启和俞舒程的“李殷商，阴诗歌集解”“李殷商，阴文按时间顺序校注”李殷商，阴数据编译以及其他著作，为更多的深入研究李商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校学术团体的研究论文很多精辟的组成部分，继续这一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2006年5月16日至18日在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广西师范学院主办的“中国李商隐第7届年度会议”在广西南宁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和日本的30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李商隐研究会名誉会长，著名作家王蒙李商隐研究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补充李商隐研究的前总裁刘薛凯，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做学术报告。其他学者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李商隐诗歌，阴阳艺术特色领域的开拓。张明飞教授（前排左到右？D
李商隐与晚唐政治
1.用，不算。2.振兴古诗文化
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6]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7]，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李诗广纳前人所长，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顿挫，融齐梁诗的华丽浓艳，学李贺诗的鬼异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缠绵、绮丽、精巧的风格。李诗还善于用典，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隐秘难言的意思得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