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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少吃，我以前是统一公司的，入职培训的时候参观了方便面和饮料的生产线，看完之后我就再也不吃了。。。
第二人称的作文就是以“你”为人称。可以对某个人的事迹进行歌颂，也可以是对某个历史人物的解析等等，当然也可以写想象类的作文。主要还是点题吧，要注意围绕“你”，可以是你对我的影响，你与我的故事，可以适当的运用一些修辞手法，这样文章分数会适当提高的。
不敢说新闻媒体说的是假的，但至少不是什么事新闻媒体都报道的。羊城晚报讯 记者夏杨、通讯员蒙丽报道：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柳春红6月1日晚证实，其与同事最近刊登在《食品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称，受包装中的塑化剂溶出影响，市售方便面和方便米粉存在不同程度的塑化剂污染。柳春红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连线专访时称，她多年一直在做富脂类食品的安全风险评估研究。去年10月，柳春红及其同事从广州市各大型超市随机采购不同品牌和口味的56份方便面和25份方便米粉食品作为样品。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和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的检出率均超过一半。柳春红解释说，这是方便面类食品塑料包装中最常用的两种塑化剂，在塑料加工时添加，可增加塑料的柔韧性。但添加了这两种塑化剂的塑料，一般不能用来包装富脂类食品，塑料包装材料中的邻苯二甲酸酯类容易从塑料中溶出，污染食品。方便类食品受塑化剂污染将带来多大的危害？柳春红在论文中援引英国农渔食品部规定的DBP、DEHP耐受量，即每千克体重每天摄入分别不超过毫克和毫克。如果一个体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天食用两包方便面(每包含面饼90克和调味料酱包8克)，DBP、DEHP暴露值就有可能超标。柳春红在论文中建议，政府应规范方便面和方便米粉生产，完善或制定相关标准，制定上述塑化剂在食品中的最大允许含量，加强监测，并开展人群暴露的风险评价。
楼主您好，最近塑化剂问题是闹得很大，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以及检测指出统一方便面有问题。处于谨慎的角度考虑，建议楼主不要食用。
男，1964年5月30日生，大专，高级实验师。主要从事建筑材料检测与应用研究。多次主持国家实验室认可三和一评审工作和实验室省部共建工作，参加国家和省级科研课题研究3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编出版教材和专著1部。2004年被评为南华大学“优秀实验教育工作者”，2007年被评为南华大学城市建设学院“优秀共产党员”。
研究生毕业论文盲审是不好过的，盲审就是把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分发给不知道的导师进行审核，研究生和导师都不知道，相比来说比较公平公正，所以现在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确实要写出水平，要有真才实学，否则 盲审真的是不好过的。
宁夏大学研究生毕业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宁夏大学研究生在离校前会有一个毕业典礼，毕业生们在典礼上会发表毕业论文，表达自己的毕业感言，提出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以及毕业之旅的总结。毕业典礼之后，毕业生们会拿到毕业证书，这是宁夏大学研究生毕业的象征。因此，宁夏大学研究生毕业是很好的。
题 目（ 届 ）学 院： 专 业： 年 级： 学生学号：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二〇〇 年 月 日 摘要（小三）关键词（小三）行文格式一、（小三，顶格）（一）（四号，空两格）1.（小四，空两格）（1）（小四，空两格）正文全用小四，空两格。所有文字除封面外均用宋体。 参考文献（小三）致谢（小四）
工学院2015年5月25日时间:5月27日早上8:30(星期三) 答辩委员会主席:杨晋 答辩委员会委员:吴晓红、杨天林、倪刚、李学强、刘万毅、杨金会、顾培明、高作宁、冀永强
对秦始皇的评价对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究竟如何评价？自秦亡后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盛赞他为“千古一帝”（李贽《藏书·卷二目录》）；有的人说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秦政记》）；有人歌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秦主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自《秦王扫六合》）他们都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功绩，肯定其对历史的作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另一些人则咒骂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 “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新书·过秦论》）；“始皇暴虐，至子而亡”（《贞观政要》卷八）；“始皇刚毅戾深，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而亲幸之，海内愁困无聊”（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他们都指斥秦始皇统治的残酷，是暴君。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评论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也都有其片面性。应当历史地看问题，即把秦始皇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他的功过是非，去研究他的贡献和罪恶。而在研究秦始皇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战国末期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尤其要注意秦国自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历史特点，以及它们对秦始皇的影响。这后一点是迄今以来，对秦始皇评价中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问题。当我们系统地研究过秦史以后，再评价秦始皇，则可望避免以往的片面性，得出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根据这样的观察，应当说，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他的功绩是主要方面，但不能因此掩盖罪恶；他的罪恶是深重的，但也不应因此抹煞其巨大的历史功绩。秦始皇的最重要历史功绩，在于完成了统一事业，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当然，秦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客观形势已经为统一造成条件，秦始皇是在统一果实成熟了的时候来到果园中的。但这种历史必然性并非意味个人的作用无足轻重。为什么统一由秦国来实现？完成统一的时间为何在公元前二二一年？在这些方面显示了秦始皇的个人作用。除了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以外，秦始皇对统一的贡献，在于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有些评论家盛赞秦始皇的“军事指挥才能”，这种评价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比起他的先辈，如秦穆公、秦武公等曾多次亲率军队作战的君主，秦始皇几乎可以说没有直接指挥过打仗；但是，秦始皇却取得了比他前辈更辉煌的成就，这除了历史给他造成的机运以外，主要在于他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在统一中国前夕，秦国聚集了几乎是全中国所有的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这里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姚贾、顿弱等等，他们大都并非秦国人，却在尽心地为秦效力。一切克敌制胜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计划，都是由他们制定和实现的。秦始皇的作用在于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 听从他们的劝谏和有错勇于改。如灭楚时，他开始误用李信遭到失败后，马上改过，亲请王翦出征，并倾全国之兵交付与王翦，结果取得胜利。这种情况，若与赵国国君不信李牧，齐国国君轻信谗言，致使国亡的情况相对照，更可看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君主，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对于历史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秦始皇的贡献还在于奠定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基础。秦统一后实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有的不仅影响至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而且及于现在，如文字的统一就是一例。秦始皇采取的各种统一措施和制度，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来说，是一种大胆的革新，他不仅改变割据状态的政治和文化，从而使封建的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 。而且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秦国固有的历史传统，如秦国以前一直被中原诸国视为西方落后地区，秦孝公也曾为此面苦恼，昭王以后虽然秦国势力进入中原，但主要统治地 区、根据地仍不出关中。到秦始皇时期，其国土竟达到空前广大的程度，而临这种局面，秦始皇以秦国制度为基础，创建各种制度，他并未囿于秦国固有的制度和传统，表现其政治眼光较为远大。从秦代制定的一些制度大部分为后来所继承，可以证明：这些制度和措施是适应当时历史形势的。而创建这些制度的秦始皇，其政治视野若不超出地处西陲的秦国的局限，则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在秦国的历史上，继秦穆公、商鞅以后，秦始皇是对秦国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也是开创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但秦始皇还是一个稀世的暴君。秦始皇的残暴不能仅仅用“地主阶级本性”这种一般性的原因去解释。唐甄曾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这种看法是对的。但秦始皇这个“贼”似乎比其他帝王更暴虐，其罪过更大。他不仅穷侈极欲，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就是施行的一些有利于统一的措施，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社会发展，而在当时则成了一场浩劫，如修长城，经年累月征发数十万人进行着极为沉重劳动。这种摇役负担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从下述记载就可看出达到多么可怕的程度。清人杨廷烈著《房县志》记载：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据说他们的祖先乃是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的民夫，由于躲入深山老林，年长日久，全身长出毛，传说当碰到毛人时，他先问你：“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么？”只要回答：“长城未筑完，秦始皇还在！”“毛人”就会吓跑。这个记载当然只能视为人民群众的一种传说，然而如果历史上根本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绝不会出现这种可怕的传说。它反映了秦始皇的作为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榨之上的，而这种剥削和压榨远远超过社会所能承担的程度，致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下去，所以就连对历史发展有利的一些措施，也给当时的人民造成灾难。秦始皇统治的残酷，与秦国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秦是以一游牧民族立国。从立国之日起，秦就处于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秦人耐苦战”是历史造成的，统治者的“酷烈”也是同这种战争的残酷现实相一致的。从秦襄公到商鞅、到秦始皇，其统治手段始终是极为残酷的：“夷三族”、“夷九族”，这在其它诸侯国是极为罕见的，殉人多至上百也仅见于对秦的记载。秦始皇完成了先代国君统一中国的计划，同时也把秦国残酷统治的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强调秦国的传统，决不意味着开脱秦始皇个人的罪责，他个人性格残忍，好大喜功，尤其是统一以后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以及恣意享乐，乃是加重人民灾难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也是由于他把当时的社会经济推到崩溃的地步，使秦王朝又成为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朝代。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既是一个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暴君。
自1974 年以来，经商丘市、柘城县文物部门多次调查，考证该大冢是一处古文化遗址。原来很大的土丘，现已被削小，呈扁圆形。现四面环水，一丘突兀，茂密树木中有白瓷塔，西侧有新修道路通向北门村。该堌堆南北长132 米，东西宽140 米，高约 米，内含两汉墓葬。地表以下灰土层深 3 米。在此发现有方格纹、篮纹、磨光黑陶陶片、甑和手捏附加堆纹陶器。加工的角制狩猎工具、蚌器等文物也出土不少。1978年、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中国历史博物馆先后派人对该遗址做了详细的调查，认为该遗址属龙山文化早期遗址。2000 年，旧北门遗址与柘城故城遗址、邵园汉墓一同被批准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游记》通过神话的形式，表现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曲折地反映出现实的社会矛盾，表现了人民群众惩恶扬善的愿望和要求。在孙悟空身上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反抗专制压迫、战胜黑暗势力和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孙悟空的积极乐观、敢于斗争的精神，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生活的艺术概括，是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作为孙悟空对立面的神佛世界和妖魔，都具有非正义的性质，玉皇的昏庸暴戾正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缩影；而取经路上妖魔的阴险淫恶则反映了社会上黑暗势力的共同特征。正由于有了这样的对立面，孙悟空才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英雄人物。也正是因为书中突出了斩妖除怪的内容，而使取经的目的退居次要地位，甚至仅有象征性意义。对于唐僧这个人物，作者是批评大于肯定。他恪守宗教信条和封建礼仪，迂腐顽固，不分是非，从而由一个被歌颂的人物变成一个被讽刺嘲笑的对象。这也是《西游记》与传统的取经故事的不同之处。此外，书中还刻画了猪八戒这样一个既憨厚纯朴、吃苦耐劳、对敌斗争从不屈服、同时又贪馋好色、不能辨识敌我、以及嫉妒心强、斗争不够坚定的社会小生产者的形象，作者对他给予了戏谑嘲笑和善意的批评。作者正是通过书中不同人物的不同描写，歌颂了正义、无畏和勇敢的斗争精神，鞭笞了黑暗、邪恶势力，劝戒人们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对敌要狠，除恶务尽。从而使这部书具有了深刻的寓意，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论《西游记》中女妖形象的审美意义周 乔(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黑龙江•绥化市 152000)摘要：《西游记》是中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神魔小说，为了衬托唐僧对取经事业的虔诚和坚定，吴承恩特意安排九九八十一难，共有41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有神与魔的对立构成故事的核心。41个故事里出现了众多的神、魔形象，吴承恩在神魔形象塑造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女妖形象的成功塑造更突出了这个特点。关键词：西游记 女妖 形象分析 审美意义《西游记》中的女妖都有“原型”出处，但都是经过加工、改造，与“原型”有很大的不同，比如白骨精的影子见于多种典籍，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就有枯骨幻化成妓女的故事，《集异记》里也载有书生金友章之妻乃枯骨所变之事，这是较早出处;又比如狐狸的影子在多种典籍中出现，《山海经•南山经》记载：“清丘之山有售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人不蛊”;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中记载“九尾白狐造于禹”，这就是金角大王之母“九尾狐狸”，牛魔王爱妾“玉面狐狸”的较早出处;因而《西游记》中的女妖们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一、男权文化下的女妖形象女性，自古都被男性披上“蔑视”的外衣，所谓“自古红颜多祸水”。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申述为“女人是人类罪过的根源”的观点。同样国外女子也处于被歧视的地位，直到今天，信仰穆斯林教的妇女仍要用面纱遮脸……中国，特别是在明朝，妇女受歧视的现象更加严重，男权统治思想根深蒂固：女性为男性所奴役，受到男性的歪曲和歧视。“程朱理学”在明初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推崇，被定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1]。在该理学的专制下，男权主义者对妇女的迫害也越加严重。“贞洁烈妇”是当时男性给女性的最高荣誉，极力推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贞洁观。《西游记》中女妖形象是作者从男权文化背景下的男性视觉塑造出的，结合时代背景特点，她们就是明代妇女被歪曲的真实写照。吴承恩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或多或少受到男权思想的影响。《西游记》里透露出的女性观是作者的女性观，实际上这也是明朝普遍男性对女性的观点。(一)女妖的外貌。《西游记》中的男女妖怪在外貌上有着天壤之别，男妖精们生得面目狰狞，极其丑陋。第二十八回黄袍妖怪的模样“青靛脸，白獠牙，一张大口呵呵。两边乱蓬蓬的鬃毛，却都是些胭脂染色;三四紫巍巍的髭髯，恍疑是那荔枝排芽。鹦嘴般的鼻儿拱拱，曙星的眼儿巴巴，两个拳头，和尚钵盂模样，一双蓝脚，悬崖……而妖精们几乎个个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吴承恩笔下塑造出貌美如花的女妖们主要是为了衬托唐僧取经的虔诚意志和坚定信念，从这里笔者知道吴承恩对女妖刻画得越入木三分，越表现出女性得不到男性的尊重。吴承恩在第二十七回中描述：那女子生得：冰肌藏玉骨，衫领露酥胸。柳眉积翠黛，杏眼闪银星。月样容仪俏，天然性格清。体似燕藏柳，声如莺啭林。这是白骨精幻化成“月貌花容的女儿”时的媚态，是唐僧的第一次美色考验。这里也可以看出女性是为刻画男性形象服务的，女妖们受到的歧视和歪曲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吴承恩通过女妖的美貌来考验唐僧的取经意志，女妖越美也就意味着他们更加受到男性的歧视。(二)女妖的形象。《西游记》中女性形象很少被刻画出女子与身具有的可贵品质，如温柔体贴、宽容大方、善良得体等等，女性处于被辱骂，喝斥、玩弄、歧视的地位，她们都是邪恶的象征，特别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把女妖刻画为具有残酷、恶毒、下流、卑贱、荒淫、狡猾等恶劣品质的女性;另一方面是通过男性对女妖的态度——痛恨之至，随意喝斥和谩骂女妖，可见男性对女性是多么鄙视。第五十五回“色邪淫戏唐三藏，性正修持不坏身”中出现的对蝎子精的粗言粗语：“孽畜、泼贱”，特别是猪八戒骂道：“滥淫贱货!你倒困陷我师父。返敢硬嘴!我师父是你哄将来做老公的，快快送出饶你!敢再说半个‘不’字，老猪一顿钯，连山也筑倒你的!”即使蝎子精已经死了，可是猪八戒还上前，一只脚踏住那怪的胸背道：“孽畜!今番使不得倒马毒了!”俗话说“死者为大”，可猪八戒还不忘旧仇，仍对女妖进行肆意践踏。(三)女妖的“祸水论”。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往往把一些弱不禁风的女子推到历史的前台。中国很早就流传着“红颜多祸水”的观点，女子总是被看作罪恶的根源，她们都充当着悲剧的角色，朝代灭亡的导火线都推到貌美的女性身上。传说中助纣为虐的千古罪人苏妲己、周朝的褒姒、春秋之夏姬、文姜、西施、桃花夫人、唐朝的杨贵妃、明末清初的陈圆圆等。她们的共同点都是貌美如花但又背个祸国怏民的黑锅，因而形成了“祸水论” [2]。《西游记》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如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僧恨逐美猴王”中白骨精三次戏弄唐三藏，只使了点小伎俩，便让唐僧师徒四人出现了分歧。吴承恩塑造白骨精主要是为了证明女妖的狡诈和富有心机，以此贬低和歪曲女性形象，因而吴承恩认为白骨精是一股祸水。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男权社会下的男权文化，男性受到保护，而女性处于被男性控制，任其摆布的地位。通常男性作家会把男对女色的追求歪曲为女性勾引男性，并把可能产生的后果全部推到女性身上，可见男子对女子是多么的仇视。从白面狐狸的下场笔者深深体会到女妖的不幸命运[3]。二、女妖的社会属性《西游记》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奇葩，女妖形象的人情性特点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女妖们主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是在追求自主婚姻，这是不同于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妖们大胆挣开这个束缚女性已久的无形精神枷锁[4]。妇女们在“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腐朽封建思想的束缚下成长，基本上都顺从男性要求，即使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她们都遵守“沉默是金”的要求而不敢言语，但《西游记》第九十三回“给孤园问古谈因天竺国超偶遇”中有提及到玉兔精也就是假的天竺公主，她采用抛绣球的方式择婿，这是种新颖的择婿方式，相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已经比较开明。抛绣球打破了旧时“女子不可抛头露面”的禁锢，有点趋向现代的自由婚姻。女妖的人情人性特点还体现在亲情上，特别是铁扇公主的形象，她对丈夫的爱是包容的，难能可贵的，但也是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她说：“男儿无妇财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这表现出她对丈夫的依赖，因而对丈夫娶妾，导致夫妻俩分居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不满，她也只是在擎杯奉茶道：“大王，燕尔新婚，千万莫忘结发，且吃一杯乡中水”稍露不满。为救丈夫，她宁愿用宝扇换取丈夫的生命，表现出她深受“丈夫至上”伦理思想的禁锢;对儿子表现出的母爱是十足的，她对孙悟空充满愤怒和怨恨，起源于“失子之痛”。红孩儿被观世音菩萨收做善财童子“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与天地同寿，日月同庚”，这对修炼之人来说是个难得的造化，也是他吃唐僧的最终目的——长生不老，此举既不影响取经大事，又是红孩儿的造化，可罗刹女却说：“我那儿虽不伤命，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几时能见一面?”伟大的母爱情流露无疑，使人为之动容。三、女妖的审美意义审美活动是一种独特的人生活动，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感性”的方式最为丰富、全面地触及人生的真相，打动人的心灵;二是不仅如此，它还提升人，在审美活动中，生活在片面性中、异性状态中的人得到了解放，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揭示，随着审美境界的获得与递进，人的生命境界也得到了提高。从上述意义来看审美本身，对于人生就是一种“培育”，美育的价值与根据深深地扎根在这一点上[5]。自古世人评价女子都带有片面性，总认为美女是为了陪衬英雄而诞生，正如吴承恩塑造女妖是为了鉴证唐三藏对取经事业的虔诚和信念的坚定。事实上女妖们具有他们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唐僧是呆板的、木讷的;徒弟三人虽然时常斗嘴，也为作品增添了不少乐趣，但是如果没有女妖的存在，这只是一部男性与男性间吵吵嘴，乏味十足的作品，正是因为有了女性的存在，特别是女妖的生动活泼、古灵精怪等等都让作品打破这种局面，使得作品趣味性十足，富有喜剧色彩。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一种肯定性的价值观念，是一种最本真、深刻、得以充分实现的审美关系。女妖们不全是恶的表现者，她们的美是最真实的美，流露的是最真诚的情，她们也道出了人类最感性的一面，并触及到社会的真相——男性对妇女的极力贬低和压抑的事实。女妖们大胆，毫无顾忌地随性流露自己的真情实感，做些当时妇女不敢做的行为和行动：追求自由爱情，自主婚姻等等[6]。这是一种进步。女妖的审美意义还在于她们体现出来的优良美德，特别是罗刹女铁扇公主伟大的母爱和夫妻之情，蜘蛛精深厚的手足之情……这是一种无形的美，值得称颂的美。吴承恩笔下的女妖富有审美意义还在于她们为后来作家们大胆创作新型女性形象提供模范和基础，同时也有很大的进步和创新。
汉代还多有妇女封侯，得以拥有爵位和封邑的情形。例如，汉高祖刘邦封兄伯妻为阴安侯。吕后当政，封萧何夫人为酂侯，樊哙妻吕媭为临光侯。汉文帝时，赐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汉武帝也曾经尊王皇后母臧儿为平原君，王皇后前夫金氏女为修成君，赐以汤沐邑。汉宣帝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两县户万一千为汤沐邑。王莽母赐号为功显君。王莽又曾建议封王太后的姊妹王君侠为广恩君，王君力为广惠君，王君弟为广施君，皆食汤沐邑。东汉时期，东海王刘强临终上疏曾经说道：“天恩愍哀，以臣无男之故，处臣三女小国侯，此臣宿昔常计。”[7]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刘强因为无子，3个女儿都被封为“小国侯”，刘强以致终生感激。两汉史籍记载女子封侯封君事多至30余例。 汉代贵族妇女在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中占据较高地位，也留下了比较显著的社会历史印痕。《汉书·王吉传》记载，汉宣帝时，王吉曾经上疏评论政治得失，谈到“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国则国人承翁主”的情形，他认为：“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将所谓“女乱”即政治生活中女子专权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生活中女子尊贵现象的影响。“使男事女，夫诎于妇”的情形在民间也有表现。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有些地区甚至成为一种民俗特征。《汉书·地理志下》关于陈国（今河南淮阳附近）地方风习，就有“妇人尊贵”的记述。 汉代妇女对于个人情感生活的体验形式，与后世比较，可能也有值得注意的差异。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寡居，宠幸董偃，一时“名称城中，号曰‘董君’”。他建议馆陶公主以长门园献汉武帝。汉武帝大悦，在探望馆陶公主时尊称董偃为“主人翁”，相见欢饮，一时“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于是，这种“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伤王制”的不合礼法的关系经皇帝的承认而得以合法化。据说“其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自董偃始”。[8]汉昭帝的姐姐鄂邑盖公主“内行不修，近幸河间丁外人”。据《汉书·霍光传》，票骑将军上官桀等甚至依照国家以往“以列侯尚公主”的制度，“欲为外人求封”，遭到拒绝之后，“又为外人求光禄大夫。”丝毫不以为这是一种不光彩的关系。《汉书·胡建传》则称丁外人为“帝姊盖主私夫”。当时上层社会对于这种关系，似乎也没有形成沉重的舆论压力。 汉家公主不讳私夫，天子安之若素，朝野亦司空见惯，贵族重臣甚至上书乞封。皇族妇女的这种行为能够堂而皇之面对社会，是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为条件的。在当时的社会，寡妇再嫁，是自然而合理的事。史书记载的社会上层妇女比较著名的实例，就有薄姬初嫁魏豹，再嫁刘邦；平阳公主初嫁曹时，再嫁卫青；敬武公主初嫁张临，再嫁薛宣；王媪初嫁王更得，再嫁王乃始；许孊初嫁龙頟思侯，再嫁淳于长；汉元帝冯昭仪母初嫁冯昭仪父，再嫁郑翁；臧儿初嫁王仲，再嫁长陵田氏；汉桓帝邓后母初嫁邓香，再嫁梁纪等。 汉光武帝时，帝姊湖阳公主新寡，刘秀与共论群臣，有心微察其意向。公主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表示对大司空宋弘德才与仪表的爱慕。刘秀愿意谋求撮合。据《后汉书·宋弘传》，刘秀后来专意接见宋弘，让公主坐在屏风后面，又对宋弘说：都说人尊贵了就会换朋友，富有了就会换妻子，这也是人之常情吧？宋弘则说：“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刘秀于是对公主说：“事不谐矣。”告诉她事情没有办成。虽然宋弘拒绝了刘秀的暗示，其事最终“不谐”，但是湖阳公主给人们形成深刻印象的敢于主动追求有妇之夫的行为，可以看作反映当时社会风尚的重要信息。 关于平阳公主之再嫁，《史记·外戚世家》褚少孙补述：“是时平阳主寡居，当用列侯尚主。主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皆言大将军可。”公主笑道：此人出自我家，以前常常作为侍卫从我出入的，今天怎么能作丈夫呢？“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将军姊为皇后，三子为侯，富贵振动天下，主何以易之乎？’于是主乃许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焉。”可以看到，平阳公主择定再醮的对象时，非常大方地与“左右侍御者”公开讨论，“主笑曰”云云，也反映其态度的坦然自若。而从公主一方同意，事实上已经使婚姻成为定局，可知妇女在这种婚姻再构过程中往往居主动地位。且先“言之皇后”，后“令白之武帝”的程序，也说明女子在这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汉初丞相陈平的妻子，据说在嫁给陈平之前已曾5次守寡。《史记·陈丞相世家》说，“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陈）平欲得之。”城中有人办丧事，陈平“侍丧”，尽心竭力。张负于是产生良好印象，又随陈平至其家，看到家虽穷弊，然而“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张负对其子张仲曰：我愿意把孙女嫁给陈平。张仲以陈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表示疑虑。张负坚持道：像陈平这样出色的人怎么能长久贫贱呢？决意成就了这一婚姻。吴景超先生在分析汉代女子再嫁情形时曾经写道，“其中嫁人次数最多的，要算陈平娶到的妻子。他的妻子姓张。”他又分析了“这位张女士的历史以及嫁给陈平的经过”。他指出：“这个故事，有好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嫁过五次的女子，不厌再嫁。第二，寡妇的尊长，不但不劝寡妇守节，还时时刻刻在那儿替她物色佳婿。第三，嫁过几次的女子，也有男子喜欢她，要娶她。第四，寡妇的父亲，并不以女儿为寡妇，而降低其择婚的标准。此点从张仲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出来。张负肯把孙女嫁给陈平，并非降低标准，乃是他有知人之明，看清陈平虽然贫困，将来终有发达的一日。”[9]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于“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语后写道：“按即《左传》成公二年巫臣论夏姬所谓‘是不祥人也！’”“人莫敢娶”，是因为有“尅夫”的嫌疑[10]，并非嫌弃她是“嫁过几次的女子”。 汉代寡妇再嫁不受约束、不失体面的风习，至汉末仍然多有史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揭开《三国志》的妃后列传，最令人注目的便是魏、蜀、吴的第一个皇帝，都曾娶过再嫁的寡妇。”[11] 在婚姻离异时也可以采取主动，同样是汉代妇女的权利。著名的朱买臣故事可以作为例证。《汉书·朱买臣传》说，朱买臣家贫，卖柴为生，常担柴道中，诵书歌讴，“妻羞之，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后来前妻与其夫家一同上坟，见朱买臣依然饥寒，还曾经“呼饭炊之”。李白有《妾薄命》诗：“雨落不上天，覆水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后来朱买臣夫妻离异故事在民间传播，以此为主题的戏曲就有元杂剧《渔樵记》、清传奇《烂柯山》、京剧《马前泼水》等。其实朱买臣富贵后重见前妻事，也并没有覆水难收的情节。[12]“马前泼水”的衍化，其实可能也是后世人未能理解汉代人精神风貌的一种反映。我们所注意的，是朱买臣妻主动离婚的事实。女方“求去”，男方“不能留，即听去”，前者要求同意，后者未能挽回，于是勉强应允。这种妇方主动提出协议离婚的情形，在汉代以后的中国正统社会中，是不多见的。 《汉书·张敞传》说，汉宣帝时地位相当于京畿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的京兆尹张敞，据说“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怃”。张敞这样的高级官僚亲自为妻子画眉，眉样媚好，一时传闻京中。于是所谓“京兆画眉”、“京兆眉妩”，成为形容夫妻和美的典实。张敞的这一行为被有关部门举奏，皇帝曾经亲自询问，张敞答对巧妙，又因皇帝爱其才能，所以未受责备。看来，“为妇画眉”，作为高官，似乎是不寻常的举动，然而在一般平民中，则可能未必令人惊异。东汉名士樊英患病，妻子派婢女探问，樊英竟起身下床答拜。有人不免诧异，樊英解释说，“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13]一个“齐”字，一个“共”字，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汉代人在家庭关系中男女平等的意识。 班固在《白虎通·嫁娶》中也曾经强调：“妻，齐也，与夫齐体。”陈登原先生《国史旧闻》卷二八指出，“汉人虽曰已轻妇女，如曰夫为妻纲[14]，如曰二女为奻[15]，如曰不敢仰视[16]，然尚有不讳再嫁之事[17]，尚有以妻为齐之说。”如果我们借用“妻，齐也”的说法总结汉代妇女在若干方面享有与男子大体相当的权利这一事实，可能也是适宜的。当然，这种权利与现代意义上的“女权”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真切地认识中国古代妇女史的全貌，应当是有益的。 汉代妇女生活的上述情形，自然是在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据《汉书·文三王传》，梁荒王刘嘉的妹妹刘园子与梁王刘立有隐情，败露后，刘立惶恐自责，有“渐渍小国之俗”语。所谓“小国之俗”，应当包括与华夏人杂居的其他部族的文化影响。推想在汉文化融合多种文化因素初步形成的时代，儒学礼制尚未能规范所有的社会层面，“夫为妻纲”的性别统治格局也还没有定型，于是存在“妇人尊贵”的现象。鲁迅先生曾经盛赞汉代社会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当时民族精神的所谓“豁达闳大之风”18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当然更是我们在讨论汉代女权时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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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得名，始于西夏平定。公元1227年，元朝灭西夏后，改名“宁夏”，含有平定西夏、稳定西夏、西夏“安宁”之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具有悠久的历史。灵武市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来的石器、骨器和用火痕迹表明，远在距今3万年前后，宁夏境内就有了人类活动，他们创造了旧石器晚期的“水洞沟文化”。解放后，在宁夏境内陆续发现了较多的“细石器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这些遗址表明，距今六七千年到三四千年前，宁夏南北的“居民”已由母系氏族社会进人父系氏族社会、开始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并与中原地区有了密切的联系。商、周时期，境内有称为胡（北狄）、羌（西戎），后又称为鬼戎、猃狁（熏育、荤粥）的游牧部落活动。周宣王时，曾在“太原”（今固原一带）调查户口，表明当时不仅已有较多人口，而且有了行政管理体制。春秋战国时期，固原南部属秦，其余地区分别为义渠戎、朐衍戎等部族的聚居地。 公元前221年，秦兼并六国后，建立中央政权，宁夏属北地郡。 西晋末年，匈奴人赫连勃勃于407—431年建立地方政权，自号夏，以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境）为都城，宁夏属其管辖范围。 唐朝分全国为十道，宁夏属关内道。唐王朝在灵州（今灵武市西南）设大都督府和朔方节度使。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于756年在灵武登基。 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以宁夏为中心，建立大夏国，国号大夏（因其位于宋王朝西面，故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国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抵大漠”，“方二万余里”，形成了和宋、辽、金政权三足鼎立的局面。 元朝灭西夏后，设宁夏府路，开始迁入回回人。 明朝设宁夏卫，大批回回以“屯戍人户”的身份被安置在灵州、固原一带。 清朝建宁夏府。乾隆年间，银川发生大地震，原址受损严重，乾隆帝拨下巨银用于重建家园，在城郊建新城，称新满城。乾隆以后，“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悉回庄”，成为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民国初年设朔方道，1929年改为宁夏省，辖除固原以外的现有市、县及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和磴口县。 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仍沿用宁夏省原称，辖区范围与民国时相同。1954年，撤销宁夏省，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和磴口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地区并入甘肃省。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辖原属甘肃省的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州、西海固回族自治州及泾源、隆德2县。1969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的5个公社并入宁夏。1979年，这些地区又划回内蒙古自治区。黄振华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一个分外陌生的名字，不过这倒也真切地符合先生那种不求闻达的处世精神。他一生与语言文字结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风华正茂之时，在人民大学协助吴玉章先生，为汉字改革工作贡献良多；此后二十多年身为“右派”，在吕叔湘先生关心之下依靠多语种的翻译工作为生；七十年代末重新投入正式工作，虽辗转于多个工作单位之间，仍然在中国北方民族古文字如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的解读方面成果倍出；九十年代初从北京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退下来以后仍然笔耕不辍，在自己书籍匝地的斗室中完成了一篇又一篇立意新颖、论证充分的文章，尤其是对汉字式文字的溯源和汉藏共同语的构拟见解发人深省。可惜的是，他的羸弱身体不允许他本人把这些思想一一付诸身体力行的实践，他的治学经验也因为没有正式的学生继承而难以为人熟识。 黄先生原就学并毕业于民国时期的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这所后来并入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的学校造就了他极为出色的俄语功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疆博物馆推出的《新疆探察史》、《苏联中亚考古》内容翔实准确，文字洗练畅达，即是先生的盛年佳译；而他随即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二期）上的《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一文，就是在彼时西夏研究汉文资料还相当缺乏的国内对西夏学水平遥遥领先的苏联学者工作的一个总体评价。该文全无时下流行评论文章一味追捧的俗气，大量的篇幅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学者虽有1929年沙俄军官科兹洛夫中国西北边陲黑水城西夏书库发掘的巨额收藏之便利，但因汉学功底欠佳和某些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导致了西夏研究中不容忽视的缺憾和疏漏。这些都是主要倚仗黄先生所立足的深湛俄语功底，可称得上是新时期中国西夏研究对国外先进成果的夺胎换骨第一文，同时，这篇文章也体现出黄振华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格——严于律己也严于待人，字里行间的文字火药味随处可见，即便是同当时还颇有痕迹的大小字报作文风格相比也难分轩轾，只是黄文并不针砭个人而完全针对学术建设，并且对他人错漏“一抓一个准儿”的特点使内行的对手看了只有心折的份儿。在他的文章《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刍议》、《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再议》（分别见《民族语文》2002年第五期、2003年第五期）中，老先生对自己参与的《〈文海〉研究》一书中的失误深表忏悔，并毫不留情地指出自己当时急于送交出版社“实际上是整理稿已五易寒暑，正值需要研究成果以资提升职称”之时；现在我们自然理解这种现实的际遇和需要，因而也就更为钦佩先生这种无情解剖自己行为中的心态。 这位老先生，实在也称得上是个学习语言的天才。俄语自不必说，他对英、法、德、日等常用外国语运用也很娴熟；除此之外，他还校译过罗马尼亚某政要在中国发行的罗语文集汉译本。值得一提的是，先生还精通不少稀奇古怪的古代语言和文字：像在中世纪曾享国一个世纪有余、并与当时地处中原的宋王朝对峙过的辽、夏、金政权都创制过自己的官方文字，此即今已湮没不传的契丹文、西夏文和女真文，这是黄先生用力的重点，他对这几种文字的认识自是非同一般的深刻；而另外几种曾经流行于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陲的古文字——记录东伊朗语的粟特文、于阗文和记录印度西北方言的佉卢文，他也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八十年代出版的几种综述中国民族古文字的《图录》和相关期刊、论文集中这方面的文章如《粟特文及其文献》、《于阗文贤劫经千佛名号考证》、《鄯善佉卢文书所见王号考》零零星星，却都显出黄先生在这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据说当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时，别人不认识的古怪语文都找他辨认，他也总是不会令人失望；遥想此情，面对斯人，“活字典”一词忽然显得格外栩栩如生。时至今日，佉卢文在中国据说也只有少之又少的学者认识，而粟特文这种曾经流行于盛唐时期长安城胡商之间的“国际性语文”在黄先生身后几乎又成了一片空白，无人可识呵！ 在当代的国内，一个外语（含民族语）研究者最怵的，恐怕就是对自己母语文字的深刻认识和精湛掌握。黄先生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例外，这尤其有助于他释读与汉字关系密切的中国北方民族古文字。譬如对西夏人自编的《广韵》式字书《文海》的校勘和在此基础上对西夏语音的构拟，他就是完全采用了清代陈澧《切韵考》中系联《广韵》反切上下字总结出中古汉语声纽、韵部、调类的传统方法对西夏文字进行类似的分析处理，这种方法西夏研究前贤从未尝试过，但却又同西夏人袭用汉字小学研究成果的实际轨迹丝丝入扣；这是黄先生熟谙传统国学经典的生动表现。而先生在二十一世纪初连续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汉字的传播及其借用模式》、《纳西哥巴文字源流考》、《古体彝文字源考》）集中论述了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乃至纳西哥巴文、彝文、韩文、日文等汉字式文字的共同点之根本就在于对汉语俗字的大量借用，这体现出他对汉语俗文字文献的熟悉也非常人所及。想象我们自己对其中某一方面的掌握还欠深入，而黄先生却在多方面齐头并进且都不嫌肤浅，我们不得不钦服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同书斋为伴的执著和切实！ 我去过老先生家两次，一踏进门的唯一印象似乎就是四面八方顶天立地的书架和其间满满当当的书。与一般人的收藏多以中文古籍或国内出版物为特色迥异，这里的藏书以外文资料为主，其中覆盖相对常见的俄、英、法、德、日、希腊、拉丁、希伯来、阿拉伯语，也有多数人并不熟悉的粟特语、于阗语、萨莫耶德语（与芬兰语、匈牙利语相近的语言）资料，许多国内根本无法觅见的外语资料，在这里却可以信手而得。所以，据说季羡林先生深为器重的当代俩学人“南徐北黄”，其中之一就是这位老黄先生（另一位是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的徐文堪先生，以东方印欧语如伊朗语、吐火罗语的研究为特长）；而我们都知道，季先生的专业是研治语系归属为所谓印欧语系的梵语、吐火罗语等，而他的这种惺惺相惜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与黄、徐二位都深得印欧语这一语言研究重镇的三昧不无关系吧。 语言学在近现代的巨大飞跃，正是仰仗十九世纪欧洲学者对日耳曼语、罗曼语、波罗的—斯拉夫语以及处于东方的印度—伊朗语的形态比较而归纳、总结出系统、严整的印欧语系理论并由此奠定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学科这一点。虽然从《马氏文通》开始这一套方法论就由我国的语言学先贤源源不断地引进，但是真正切实掌握几种印欧语并及时汲取这套完整理论不断完善成分的艰苦行为，在语言氛围完全不同的中国，时至今日却难以发现，比如我们就很少了解分布位置偏东的阿尔巴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在二十世纪中叶被西方研究者最终划归印欧语系的细节，而阿尔巴尼亚语同巴尔干诸语言的混同、亚美尼亚语长期受伊朗语的浸润，其间的演化模式其实极可比拟于发生在东亚土地上藏缅语和南岛语的相互融合以及汉语对南方壮侗—苗瑶语言的质变影响。当我们在慨叹域外的成功经验常常难以及时有效地促进国内相应研究领域的突破之时，老黄先生通过自我钻研而在印欧语言学这种“枢纽性绝学”方面的深入就尤其令人瞩目——他的努力最终仍未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则是孤掌难鸣的结果呵！ 先生不轻易见客——我也是有幸通过他的一个挚友从中说合才得允进门的，然而他对待后学却颇为热情。在得知我有心研习闪米特语言时，他就赠送我一本国内难觅的便携式希伯来文—英文对照旧约全书；而在给我讲一些问题需要例证时，他不顾自己严重的心脏病，还常常爬上爬下找寻书稿指点我阅读，我于心不忍却又无法阻止，只好看着他一顿忙活后抓起氧气袋猛吸一气。我同先生虽然就只有两次会面，但那两个热情似火、放言恣肆的下午，却令我久久回味不止。记得其时先生谈得最多的，是汉藏语言语源学的突破问题。把握一种语言内具体语汇的来龙去脉，实质上就是在为语言系属的建立和完善奠基，由此才有可能催生出更为一般的学科方法论，前述印欧语系的建立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轨迹正是如此。今天汉藏语系假说在求证道路上进展的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我们又何不安安心心冷静下来、实实在在地研究印欧语系完善的历程呢？黄先生因有多种印欧语研习的切身体验，因而在这方面已有了一些独到的想法。他就认为，散见于卷帙浩繁的汉文古籍中对一个语义要素的多重文字表述，实际上正反映了在不表音的汉字外壳之下隐藏的现今多种民族语言的古代形态，汉字的“书同文”功能远非秦始皇钦定的那么晚近和自觉；而后来辽、夏、金三朝仿汉官方文字的出现，实际上也只是基于政治原因和民族意识的一种暂时性刻意凸显——与党项语言密切吻合的西夏文字在夏亡后仍继续使用于河西走廊直至明代中期这一事实，正从反面表明汉字所具有的这种超语言功能。先生对汉藏共同语的研究，就是得益于这样一把“逢锁必开”的钥匙，他在纳西哥巴文、古彝文等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了个头；只可惜，天不假人呵！就像我们的另一位“国宝级人物”——终身矢志译介希腊文献的罗念生先生那样，“希望老天再给半年时间，用诗体译完《伊利亚特》”——然而，由于住所供暖的提前中断诱发急性肺炎，刚刚挣脱癌症魔爪的罗先生只能带着三分之二事业未竟的遗憾，在1990年怅然离开人世——这种遗憾实际上也就不是他个人的，而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的了。 黄先生对语言的恢宏研习，也并非仅仅停留在个别语言的孤立攻克之上。早在他供职于人民大学语言研究所之时，就编写出《比较文字学讲义》、《西方语言结构介绍》等油印本教授学生。而先生的壮年译作《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科学出版社，1960年）译笔流畅、行文简净，体现出译者对原著理论的深入了解和对原文语言的熟练掌握，既得到了吕叔湘先生的高度赞扬，也成为很多人进入语言学殿堂必经的门槛；清华大学中文系已将此书列入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中并准备再版，然而老黄先生已不能——似乎也无须——对其再作校定并看到它的重新问世了！ 去年冬去拜谒先生时，先生就指点我在处理具体语汇比对时，一要注意所用语词时代可比性与民族文化交融历史一致性的相互吻合，二要牢记历史语音演变时“宁求由繁至简”的不二法门。先生平生所至诚服膺的，似乎只有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他曾亲口对我说：“十个黄振华捆在一起也打不过一个伯希和。”——这话不由得令人想起“反右”时有人提出全国人民一人一条史料从而超越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史籍非凡熟谙程度的“逸闻”来。依我的粗浅体会，伯大师师从法国汉学大家沙畹，通晓多种东西方语言，长于精微考证中准确的感悟，这种悟性——既不拘泥于琐碎材料的完全准确，也与东方哲学精神内核相通——正是建立在大师本人浩博厚实的中西学基础之上、而在大师身后却是吉光难再的了，放眼国内，境况尤艰——或许，这也是老黄先生难得共鸣的真正原因吧。 黄先生在汉藏语研究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在至今普遍成就极为薄弱的语源学领域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方法并对其作了初步的展开应用，他的不少未刊手稿中深刻体现了这一目前尚不为更多人知晓的思想。当时我还接受了一项任务，就是整理先生关于西夏文字结构剖析的一份手稿，这份稿件是用写过的字纸装订起来的，上面用粗粗的毛笔痕迹誊抄了六千多个西夏字，字里行间则是其他细痕笔迹的逐字解剖演示和相应的注释，其篇章的简陋掩饰不住内容的一目了然和发人深省。今日想来，此举既含谶语，又甚有“托孤”之意，我是后学，才智鲜及，唯当尽心竭力，既不辜负老先生拳拳嘱托，亦勿使此思此想从此湮没而真的沉寂下去。 2003年7月20日初稿 2003年11月24日改订 附录：黄振华先生主要论著简目 1．《评王静如先生的西夏学近著》；载《考古》1974年第6期。 2．《评苏联近30年的西夏学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3．《女真文国信牌的发现》（合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4．《契丹文“山”、“山’”考——契丹文字结构新探》；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注：此处第二个“山”字右上角的单引号表明这是一个类似的契丹字，非笔误） 5．《于阗文及其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3期。 6．《粟特文及其文献》；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 7．《于阗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年。 8．《女真文》（合作）；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年。 9．《明代女真文奴儿干永宁寺碑新释》；载《中国地方史志》1983年第2期。 10．《女真字奥屯良弼诗刻石初释》（合作）；载《民族语文》1983年第2期。 11．《〈文海〉研究》（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12．《西夏文字典〈文海〉、〈文海杂类〉及其研究——兼谈从西夏文文献看西夏社会概况》；载《中亚学刊》第一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苏联的乌孙考古》（合作）；载《乌孙史料汇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14．《西夏文卖地文书考释》；载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15．《论西夏语音系统的构拟》；载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16．《日本的西域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载《考古学参考资料》1984年第3、4期合刊。 17．《契丹文〈郎君行记〉新释》；载《宋辽金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8．《契丹文天干名称考》；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 19．《苏联的敦煌学研究》；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1985年第4期。 20．《法国敦煌学研究述略》；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1985年第5期。 21．《吐蕃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载《藏族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22．《西夏文字典“音同”的版本和校勘》（合作）；载《民族古籍》1986年第1期。 23．《契丹文地支名称考》；载《民族古籍》1986年第2期。 24．《黑诚新出西夏文音同初探》；载《文物》1987年第7期。 25．《黑水城出土西夏本类林考辨》；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26．《番汉合时掌中珠》（合作整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27．《明代重刊汉藏合璧西夏译经题记》；载《藏学研究文选》，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28．《西夏本类林译文试释》；载《固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 29．《宁夏新出带梵字密宗器物》；载《文物》1990年第2期。 30．《西夏语词》部分；载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1．《明代〈河西译语〉试释》；载《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 32．《西夏文孙子兵法三家注管窥》；载李范文[主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3．《西夏文音同序跋考释》（合作）；载李范文[主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4．《西夏文天盛律令进律表考释》（合作）；载李范文[主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5．《类林研究》（合作）；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36．《鄯善佉卢文书所见王号考》；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 37．《西夏语词汇》部分；载《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38．《于阗文贤劫经千佛名号考证》；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93年。 39．《契丹文字新释》；载《文史》第卅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40．《佉卢文贵霜王号研究》；载《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41．《清抄明代〈河西译语〉再释》；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96年）。 42．《白狼王远夷乐德歌新解》；载《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43．《岁阴岁阳名义考》（合作）；载《燕京学报》1999年新第6期。 44．《汉字的传播及其借用模式》；载赵丽明、黄国营[主编]《汉字的应用与传播》，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 45．《纳西族哥巴文字源流考》；载《燕京学报》2000年新第9期。 46．《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刍议》；载《民族语文》2002年第5期。 47．《古体彝文字源考》；载《文津学志》2003年第1期。 48．《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再议》；载《民族语文》2003年第5期。
历史方面的期刊分为三个档次好像！好像只有一本是核心期刊，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过有很多地方性的杂志像《西夏研究》等等这些杂志一般好投，对于那些核心期刊一般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