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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 按照时期进行规划就可以的上古前期 苏美尔人和闪米特人的崛起席卷了整个世界的中心 两河流域 可以围绕着阿卡德 乌尔第三王朝 古巴比伦的三次一统两河流域展开论述 上古中期 随着埃及反喜克索斯人的入侵和赫梯的崛起 以埃及 赫梯 亚述 米坦尼 埃兰等国的战争为中心展开论述上古后期 随着赫梯 亚述等国随着征服扩张与衰落 波斯人趁势一统整个西亚 可以围绕波斯人的崛起展开论述古典时期 随着中东列国争霸而逐步走向衰落 而波斯人也在远征希腊中遭到毁灭性打击 世界文明的中心由中东逐步转移到地中海沿岸 围绕希腊罗马的盛衰展开讨论即可中古时期 一方面是阿拉伯人爆炸般的崛起席卷了整个阿拉伯半岛 随着欧迈尔 阿里 哈立德等人的远征在极短时期内进而扩展到了整个中东为中心的三大洲交界区域 另一方面则是东欧与保加尔斯拉夫人的崛起以及拜占庭千年文明的持续为中心展开讨论 另一方面 在西欧随着克洛维建立独立的封建庄园制经济为起始 此后围绕着法兰克人的崛起 法兰克人与不列颠人的战争为中心展开讨论在东亚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崛起影响了大半个亚欧大陆 并毁灭了拜占庭与中西亚列国文明 此时期围绕蒙古人与突厥人的扩张为中心展开讨论 至于东亚列国则在长期文明的碰撞中处于较为封闭的位置 可以单独列出近代前期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 以及西班牙人 英国人 法国人先后的殖民扩张 世界的根本格局发生变化 可以围绕欧洲列国围绕教会的战争以及对亚非拉的殖民扩张为基础展开 而亚非拉同时也在掀起反殖民起义斗争近代后期 随着法国 普鲁士的先后崛起 欧洲列国的局势更加复杂化再来是当代前后 随着两次世界战争与欧洲列国的角逐 世界格局呈现两级碰撞 随着苏联解体 日本 亚非拉 欧洲的地域性联盟 世界呈现的多极化趋势为中心展开讨论 欢迎喜爱世界史的朋友加QQ327665149
世界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展没有绝对独立的物质文明，也没有绝对独立的精神文明，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二者的区别是相对的。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说法：...
文明，是历史以来沉淀下来的，有益增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认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精神财富、发明创造。智慧生物为更好地认识世界而团结协作，就构成了文明的物质基础。也就是文明存在的前提是智慧生物。其余由智慧生物创造出的各种现象只是文明的附属品。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 文化 研究论文 范文 ：文明来自西亚和北非。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文明来自西亚和北非 全文如下：
古希腊的科学文化源远流长，其灿烂的文化成就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近代欧洲科学文化起源的基础。然而，起步就生机蓬勃的古希腊科学文化却不是奥林匹克山上诸神创造出来赐予欧洲人的。现代美国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曾这样说过：“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与其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1]因此，讨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必须首先从西亚和北非的文明中去寻找答案。
一、时空渊源
从空间看，古希腊文化的发育离不开爱琴海的哺育。“爱琴海区域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它恰处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伟大文化的交汇处。这里海陆交错，山峦重叠，它东通阿拉伯半岛，南望埃及，西对亚平宁半岛，北通黑海，因而成为融通亚非欧不同文明的加工场。”[2]因此，在爱琴海区域中孕育出的古希腊科学文化正是在吸纳和借鉴了东方的先进文化，结合本民族特点基础上的伟大产物。
从时间上看，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克里特文明与埃及文明的接触。希腊文明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那里翻开了它的第一页。克里特岛和埃及的来往始于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在此后的一千年里，克里特岛凭借其地处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的有利地理位置，成为埃及和希腊的贸易通道，使克里特文化吸取了许多古埃及文化的成分，“克里特岛的刻印、壁画、石器，更主要的是它的在文字中都可以感受到古埃及人对其的影响。”[3]与此同时，克里特文化还与其东边的古巴比伦、特洛伊、塞浦路斯、北叙利亚文化有密切的来往。
从范围看，相当多的系统性科学知识远在古希腊科学文化产生之前就已经在西亚、北非等地区存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名著不可能是古希腊文明的最初成果。“像所有辉煌的开端一样，这不仅是一次进化的序幕，而且是另一次进化的终结和顶点。”[4]即无论是古希腊人的数学、天文学或医学都是在从北非的埃及和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借用了大量观察和原始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进的东方文化为古希腊科学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利条件，才使起步较晚的古希腊科学文化迅速产生与发展起来。
古希腊科学文化是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其他东方文化与希腊科学文化相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不仅首次沟通了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还揭开了欧亚非大陆的人类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古希腊科学文化又将借来的东西重新整合，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复合体，进而奠定了欧洲文化的根基。
二、形式渊源
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三个阶段，无论是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字与艺术，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还是希腊化时期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无一不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可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具体形式上找到其渊源所在。
(一)文字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腓尼基人对古代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所创造的文字字母。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简化成24个单辅音符号的基础上，腓尼基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字母，共22个，为线性符号，只有辅音而无元音。“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希腊人原本没有字母，是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了他们。”[5]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元音，便形成希腊字母，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二)艺术
每一种古老文明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埃及艺术也不例外。
古风时代的希腊，改变了早期建筑材料——木头和泥石，而学习埃及人采用大理石作为其建筑的主要材料。公元前7世纪中期，希腊人就开始采用大理石 雕刻 巨大的人像，他们制作这种直立人像的灵感直接来自古埃及，同时还从古埃及人那里学到了雕刻技术。对比一下古埃及与古希腊雕刻作品，便知用石头雕出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像并非易事，任何无系统的策划都将导致失败。因此，古希腊人不仅采用了古埃及的雕刻艺术，还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埃及的比例系统。
同时，伴随着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航海和海上贸易，古希腊人不断带回西亚的金属制品、珠宝、象牙等。对古希腊工匠的制作风格影响最深的是彩陶制作工艺，从东方传来的动物图案也出现在古希腊的彩陶上，如用在古希腊自然环境中未曾有过的狮子来作装饰就是最好的证据。此外，象牙雕刻则完全是西亚的工艺，它使古希腊工匠们从几何图案的风格中解脱出来。
(三)宗教
在宗教方面，古希腊是开放的多神教宗教体系，在古希腊人所崇拜的神中，只有少数属印欧语系。古希腊众神中的阿波罗和阿佛洛忒可能都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只不过它们传到古希腊的时间要大大早于古风时代。“在东西方宗教的联系中，对阿多尼斯神的崇拜又从西亚传入了希腊，腓尼基神话中的浦昂神(锤子神)也被希腊人接受，改称‘皮格梅’，即‘拳头大的神’”。[6]可以说，虽然在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独特宗教体系，但其中也折射出一部分西亚宗教的影子。
(四)文学
古希腊文学也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 故事 和希腊神话中的笛卡利翁的 传说 相似，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古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相似的题材，希腊史诗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以找到原型。《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在苏美尔也有原型，同时，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首次创造了神权更替的神话，其结构和细节都同西亚的一些神权更替的故事相近，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交流与借鉴的结果。
(五)哲学
“希腊哲学的根源在埃及，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是明显有误的。早在希腊人之前，埃及人就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提出了他们的哲学思考。”[7]同时，希腊人又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科学知识，带回了天文学和发达的数学原理，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也因此而大大拓宽。在此基础上，加之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与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萌芽。
(六)自然科学
严密的自然科学始于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是希腊自然科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也是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汇合尚未开始之时，亚历山大对亚非广大地区的征服以及地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建立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也就是吸收系统的东方文化的过程，他死后，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三大希腊化王国，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促使各国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兴办文化事业，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因此，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在：
1.医学。自古希腊人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 方法 引入欧洲后，至今还被欧洲一些闭塞的山区和农村地区的村民采用。前3世纪初，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作研究的希腊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的。此外，他还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认为脉搏的轻重缓急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健康程度。毫无疑问，他的医学成就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埃及人的医学之上的。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所举行的孵育仪式也可能源于埃及人的模式。埃及著名神庙中都 收藏 有大量临床观察的病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也说明了希腊医学继承并延续了埃及人的医学成果。
2.地理学。亚历山大军队的远征可谓是一次异国探秘，远征军中有一批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和测绘师等专门人才，他们随军收集资料，绘制地图，在地理学上取得辉煌成就，大大丰富了古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前3世纪中叶，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担任馆长的希腊学者埃拉托斯提尼利用古埃及地理测绘资料及希腊各地航海信息完成了地理学专著《地理概论》。
3.天文学。古希腊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巴比伦，同时也受到古埃及人的影响。古希腊天文学奠基人泰勒斯精心研究古埃及人、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后，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预测出了日食和月食的发生时间。此外，希腊学者亚里斯托库斯根据巴比伦人的天文观测资料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前1世纪中期，希腊学者尤利乌斯·凯撒引进埃及的太阳历，稍加改变后，成为用凯撒名字命名的“儒略历”。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太阳历，也可以说是承袭了6000多年前埃及人的遗产。
4.数学。古希腊的泰勒斯还是一位数学家，他研究埃及的土地测量法后，制定出测量公式。毕达哥拉斯曾游历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吸取了许多先进的东方科学文化思想。相传他和他的弟子 总结 了当时的数学知识，发现许多数学定理，如“勾股定律”等。其实在他之前，两河流域等地的数学家早已懂得勾股定律，毕达哥拉斯可能只是作了验证和普及一类的工作。前3世纪初，长期执教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根据公理、定义制定了一系列计算公式，创立了欧氏几何，成就卓越。
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各种形式都以东方文明精华为渊源，而并非其首创。
三、途径渊源
1.商贸。随着希腊历史进入古风时代，希腊人同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加深。“早在公元前9世纪，优卑亚和爱琴海上的希腊商人同冒险家就已经航海到西亚的西部沿海。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奥隆提斯河口建立起一个贸易点，开始同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不久，这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8]与此同时，由于这时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产出口到希腊，也有相当数量的工匠为寻找生路，到克里特岛建立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的加工和青铜器制作。
古希腊人还在埃及尼罗河的支流卡络色斯河岸建立了诺克拉底斯城。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其士兵大多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城就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法老拉美西斯还答应希腊人把这里建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按自己的意愿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
此外，雅典的皮里优斯港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商港。在频繁的陆路和海上贸易中，古希腊人不仅带回了必需的消费品，还带回了精神产品，即东方的科学与文化。
2.殖民运动。对早期希腊科学文化有影响的还有殖民运动。早在迈锡尼文化时期就曾在爱琴海区域建立起了许多殖民地。随后，崛起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北非、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建立殖民地。迈锡尼和腓尼基都是以西亚、北非繁荣的文化为基础，以商业、殖民活动为手段传播文明，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对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科学文化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后，由于古希腊本土人口日渐饱和，耕地不足，出现经济、政治混乱时期。有航海传统的古希腊人迅速熟悉了气候、土壤与本土相似、而人口稀少的其他地区，他们沿爱琴海岸建立殖民地，甚至远达意大利和西西里，并在埃及地中海沿岸和东方的巴比伦建立起贸易中心。最终，希腊的扩张和殖民地使它在这一过程中更多地吸收和融合了东方文明精髓。
3.战争。古代东西方之间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战争，影响深远的有前5世纪的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东征。在希、波战争中，波斯向西传播了东方文明，使东方文明影响到多瑙河流域和希腊半岛。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文化沿着著名的波斯大道不断传向西方，直达希腊的各个城邦。亚历山大东征时，因其老师亚里士多德对印度哲学极感兴趣，便把一些印度人带回希腊，使希腊人更多地了解到印度哲学。此外，亚历山大还在各地搜集科学标本，送回希腊研究，其军队曾用过印度医生。而印度僧人也曾去过雅典传教布道。亚历山大死后，东方文明向西的传播有增无减，范围也更广阔，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当时东方文明向西方输出的最大港口。同时，战争又需要越来越复杂的攻守器械，这便增添了对新科学和新技术的需求，促进了文化的流动。这些无疑都说明战争也是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
4.旅行。古代西亚、北非的东方文明对欧洲人极具吸引力，促使他们到东方猎奇、探险和学习。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们每到一处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同行接触。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游遍波斯、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等地，他的力作《历史》中描写了他在东方旅行时的见闻，把东方古国的风俗习惯、文化成果、科学技术等详细介绍到西方，对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5.宗教传播。宗教是传播文明的特殊载体。犹太人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创立了犹太教，其经典有《摩西五经》与《旧约》。公元前后，____在东方犹太教的基础上兴起，并首先进入欧洲希腊语地区。随着基督____进，希伯来人的《旧约》被译成希腊文。《旧约》连同东方的宗教思想一起传入西方，使希伯来的文化得以在欧洲传播，成为欧洲文化的又一源头。
综上所述，可知古希腊科学文化固然是古希腊人的杰作，然而它也是西亚、北非等东方科学文化基础上的产物，离开了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与东地中海特别是爱琴海区域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古希腊科学文化的起源便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不仅说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其高度发展的时空、形式、途径渊源，也有力地说明了“文明来自东方”[9]。
【参考文献】
[1][5][6]商昭印：《世界文化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91、94页。
[2]郑敬高：《欧洲文化的奥秘》，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页。
[3]兹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三联书店，第100页。
[4][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第61页。
[7][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第23页。
[8]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8页。
[9][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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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概念是从《反杜林论》哲学篇里恩格斯的一个著名论断中概括出来的。恩格斯的论断汉译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
在哲学史上，世界的统一性和世界的物质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统一性（Unity）是相对于多样性（Variety）而言的，物质性（Materiality）是相对于精神性（Spirituallity）而言的。
在辨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世界的物质性和世界的统一性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世界的物质性（Materiality of World）是指在物质和意识两大类现象的关系中，物质决定精神，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世界的统一性（Unity of World）绝不仅仅是肯定“精神统一于物质”，而且进一步强调世界上无限多样的事物通过具体的相互联系而构成统一的整体。世界的物质性决定了世界的统一性，世界的统一性反映了世界的物质性。“世界的物质统一性（Material unity of World）”是综合反映世界的物质性、统一性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唯物辨证法范畴，它具有双重涵义：
①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世界；
②物质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第一重涵义侧重于世界的物质性，是关于世界统一性问题的唯物论。它既同断定物质和精神是各自独立的两个实体从而认为在物质世界之外单独存在一个精神世界的二元论划清了界限；也同断定精神决定物质、物质是精神的产物从而认为世界是单一的精神世界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
第二重涵义侧重于世界的统一性，是关于世界统一问题的辨证法。它同认为物质世界是孤立、静止的事物的集合体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
这两重涵义既各有侧重又紧密相联，简洁完整地表达了辨证唯物主义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
（根据本人已经发表的论文缩写）
1.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世界的本质是物质，世界上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方法论] 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在想问题、办事情的时候，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2、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正确意识对事物发展促进作用,错误意识对事物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方法论] 一方面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另一方面，要重视意识的作用，重视精神的力量，自觉地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克服错误的思想意识。
原理： 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物质是不依赖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存在。物质的统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方法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论文摘要： 生态文明是相对于工业文明导致的种种弊端而提出的新的文明观，我国严重的生态危机需要生态文明的化解，它要求我们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和谐发展中。生态文明是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
论文论文关键词： 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关系；生态伦理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生态文明是相对于工业文明导致的种种弊端而提出的新的文明观，它要求我们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和谐发展中。它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构建和谐社会不仅仅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还要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良性循环。
一、基于生态危机的反思要求人类做出新的文明选择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程度
文明本身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它表征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整体面貌。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程度。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人类依赖自然→畏惧自然→征服自然的变化，相应地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诸阶段。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它是人类历经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所要建立的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反思人类发展史，虽然社会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但是文明的脚步却是以自然为人类工具进而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
在远古时期，人是自然的弱者，必须匍匐在苍穹之下，在自然的风雨中寻找最起码的生活条件。人对自然物的图腾崇拜，是对不可战胜的大自然的顶礼膜拜。在农耕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和谐的。虽然人类也不断向自然索取，但在整个农耕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在总体上还没有超出自然界自我调节和再生的能力，自然的秩序没有发生紊乱，生态环境也没有失去平衡。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标志着人类步入工业文明时代。在这个时代，工业文明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工业文明人们所崇尚的世界观与核心理念是培根、笛卡儿提出的“人要驾驭自然作自然的主人”的机械论思想。其误导人类认为大自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应运用各门科学去发现、认识、研究以至征服它们，以期向它们无限索取来满足人类日益扩大的物欲。于是，人类大量地毫无顾忌地开采资源，排出有毒有害物质，以追求利润而不考虑后果和长远影响。在工业社会，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显著提高，人类活动范围已扩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并且不再局限于地球表层，已拓展到地球深部及外层空间，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并极大地提高了认识自然和改变自然的能力，但是，全球性的人口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当前大规模的、无序的人类活动已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结构，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地球生态系统的演变路径和方向，对人类生存安全构成了极其严峻的挑战。可见，传统的工业文明是一种物质至上、经济活动高于一切的文明。
（二）全球化的生态危机要求人类做出新的文明?选择?
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大规模的征服自然的时代，对自然认识的深化，在加快了人类对自然索取的同时，也使人类产生了主宰自然、奴役自然、支配自然的行为哲学，人类俨然成了自然的主人。诚然，工业文明的兴起，使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仅仅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超过了以往社会生产力的总和，但是，工业化在给世界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物种每日都在减少，许多城市的空气质量恶化，保护地球的臭氧层变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在整个地球的大气层形成温室效应……正如日本著名思想家堺屋太一指出：“自从中世纪末期起，全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历史是追求物质财富的历史，它的价值观念及美学意识和伦理观念都是和增加物质财富联在一起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先哲们开始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省，20世纪6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广泛兴起与蓬勃发展，可以说是人类发展观的一次质的飞跃，它既是划时代的发展观，又是崭新的世界观、文明观和自然观，它深刻地揭示了经济社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冲突，对传统的“征服自然”等不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了挑战。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102位国家首脑出席了这次“地球高峰会议”，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它标志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规矩所普遍认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人类的共同使命。在可持续发展思想产生的同时，生态伦理也应运而生了。
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这是工业文明人统治自然的哲学基础。而生态伦理强调的却是自然与人相等同的地位和权利，强调人在地球这样一个巨大的有机生态系统中，人和自然物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传统道德相比，这是一种全新的道德观念，利奥波德在其《沙乡年鉴》中提出，必须重新确定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人类不是自然界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不是自然界的主人，而是大自然家庭中的一员。194自然是包孕万有、化生万物的无限存在，人类永远都是一种有限的存在者，尽管人类追求无限，也就是说有限性是人类的本体论特征，而追求无限是人类的价值论特征。在本体论上有限的存在者却想凌驾于本体论上无限的自然之上，这是人类狂妄的根源。地球是人类的生存家园，但大自然才是人类的生存之根。本体论上有限的人类必须重回大自然的怀抱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之根，才能保住自己的生存家园。人类虽是地球生物共同体的最高存在者，但不是宇宙中的最高存在者，自然之剑永远高悬于人类的头顶之上。“为走出生态危机，人类必须根本改变文明的发展方向，即改变资本主义方向和工业主义方向。资本主义物欲的无止境膨胀推动着人们无止境的追求经济增长，无止境的经济增长要求无止境的榨取地球。所以，抑制贪欲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人类不应再一味地追求征服自然的力量，而应追求正确使用自己力量的智慧。”如今，环境恶化和人的精神失落明显地表明了工业文明的局限性，迫切要求人类做出新的文明选择。
二、我国严重的生态危机需要生态文明的化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满足人们必要的物质要求，便成了当时最紧迫、最重要的中心任务。我国改革开放29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相对过剩的经济替代了过去的短缺经济，全国人民总体上过上了小康的生活水平。为此，基于物质短缺而引发的社会问题相对减少，而由其他因素引发的社会问题则相对较多，特别是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尤为突出。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能源消耗较高、生态环境破坏较大的基础之上的。无论是维系人们基本生存的耕地、淡水，还是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能源和矿产资源都相对短缺，如人均矿物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淡水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耕地资源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且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据记载，我国的环境问题已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由于长江两岸植被遭破坏，水土流失严重，1998年，我国长江中下游洪水泛滥，损失巨大。我国西北、华北地区的沙尘暴天气，几十年来愈演愈烈，20世纪60年代出现8次，70年代13次，90年代20多次，从2000年春天起，我国西北东部、东北西南部、华北北部多次出现大风扬尘和沙尘暴天气。 2011年1月至4月，我国共出现11次沙尘天气过程，涉及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江淮和长江中下游共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给农业生产、交通运输、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些都源于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北方一些地区过度开垦荒地，草原地带过度放牧，农灌区过度引用江河水，超采地下水，直接导致大面积的草场沙化，大量的农田被沙漠吞蚀，防风林带枯萎死亡而失去涵养水分、保护表土的功能。在资源方面，我国的过度消耗是惊人的。2003年，中国GDP占全球的4%，但消耗了全球55%的水泥，36%的钢铁，30%的煤炭，25%的铝。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耗能源，是美国的 倍，是日本的倍。
同时，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3，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速度还在加剧，每年沙漠化土地达到3460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损失掉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大江大河输沙量增加，河水变浑，河床抬高，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我国生态建设要求更加迫切。生存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这一矛盾在今后一个时期将会更加突出。无数事实证明，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健康和谐的社会生活，更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所以，我们不能继续走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而必须重新审视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而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文明，就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和首要任务。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宁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存在问题，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认识社会的发展水平，认识人类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因此，xx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是当代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相结合的理念，使我们更明确了人类的现实困境和摆脱困境的出路，以弥合并化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三、生态文明是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
（一）科学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在地球上耕耘劳作，自然界的博大富饶养育了人类文明。然而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人类社会开始了恶性发展。从18世纪初到20世纪末，工业革命在200多年的突飞猛进中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工农业的发展早已突破了增长的极限，科技的进步也基本上达到了极大放飞人类想象力的地步，但是它并没有始终给人类社会带来福音，它如同一柄“达摩克利斯利剑”正高悬在人类的头顶。人类一方面竭尽全力地攫取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人类在拼命地制造种类日益繁多、成分日益复杂的各种废弃物。人类的活动已经破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使整个地球陷入了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危机。F?卡特在《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写道：“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这些文明的故乡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们糟蹋或者毁坏了帮助人类发展文明的环境”。根据著名的“罗马俱乐部”预测，如果人类找不到可替代能源，并固守现有的生活方式，地球将会在21世纪中后期的某一天，耗尽最后一滴石油，经济增长将戛然而止，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
马克思、恩格斯是较早反思并科学认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圣者，他们一方面欢呼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另一方面又把批判这个制度的腐朽性、不合理性，建立理想社会和新的文明形态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恩格斯毫不客气地抨击人类的幼稚和狂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和谐的统一，即提倡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的自然观。人类发展到今天，应该而且已有能力主动调整自身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从深层次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看到，虽然现代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但人始终是自然环境的产物，人的生存、繁衍、发展，要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与能量。人与自然应始终保持共存共荣关系。
（二）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
人是生命的存在体，自然生态也是作为“生命存在体”而存在的。一方面，自然生态具有自身不断进化的生命过程；另一方面，人作为客观现实世界的一员，其生命状态与自然生态的生命状态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自然生态的死亡必然导致人类生命的衰竭。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首先应当是一种生命维系的关系。基于这种认识，著名学者施韦兹和莱昂波特创立了“生态伦理学”，他们认为生命是自然界的伟大创造，对人类和自然的生命都要给予极大尊重，那种“将生命分为价值高的（人的生命价值）和价值低的（自然生物的生命价值）的做法”是片面的。因此，应该将“善”的观念加以扩展，应当从自然界而不是局限于人类来认知人们行为的正误，把善的观念扩充到自然界中去，“凡是有助于维护生物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的行为，就应是正当的、善良的、美好的”。一种伦理理论如果不包括人影响自然的行为规范，不确认人和生态是一种特别亲密、生死攸关的关系，就不能算是完善的伦理理论。因此，应当用生命的纽带把人与自然有机联系起来，把生命的完善和正常运转视做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内在要求。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或“统治者”，而是大自然家庭中的一员；人类应该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善良公民。大自然中的生物，并不是人类的奴隶，不是为人类而诞生的，它们理应是大自然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只注意人类自然利益而关心生态平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确立一种新型的伦理体系，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坚持反对“人类沙文主义”。不仅承认人的价值，而且要承认生物的和一切自然物的价值；不仅承认人类的权利，而且要承认生物的乃至一切自然物的权利。看似没有感觉的树木、花草、河流、海洋，都有自己的需要和生存权利。它们的价值和权利不是根据对人类有用无用确定的，而是作为一种自然界的平衡链所固有的。自然生物同人的基本需要乃是相类似的，都需要水分、氧气和营养，因此，人类决不应凌驾于自然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互为依存。如果一味只想“主宰”、 “统治”自然，势必人为破坏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瓦解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人类与生态都将遭受灭顶之灾。
（三）生态文明是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
自然是人类之本、人类之根，是人类的起点与归宿。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的发展相和谐的思想，表达了对人与自然的本原性和谐的向往和追求。15生态文明所提供的基本观念是全球生态环境系统整体观念和系统中诸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观念。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以损害自然界的生物种群来满足人类无节制的需求，只能导致整个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枯竭，最终危害人类自身。因此，生态文明要求人类重新认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从自然的角度说，人与自然是平等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更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与工业文明相比，生态文明所体现的是一种更广泛更具有深远意义的平等，即人与自然的平等、当代人之间的平等、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平等。人与自然的平等意味着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人类不仅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还要遵循大自然的发展规律。因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必然受自然界的约束和反作用。所以人类必须摒弃过去那种“人类在自然之上”、“人类可以任意主宰自然”的观念，保护好大自然，使人与自然平等相处。当代人之间的平等、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平等就是指自然界的资源和环境是属于全人类的，当代人以及后代人都平等地享有自然界的资源和环境。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以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为代价维持其经济发展。并且当代人也不能肆意挥霍资源、践踏环境，必须留给子孙后代一个生态良好、可持续发展的地球。也就是说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应该既关心人，又关注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携手，生物与非生物的共进，过去与现在的统一，现在与未来的对话，时间与空间的协调。在维护人类自身发展的同时，又维护自然的平衡，确保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协调发展。所以，生态文明是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
中西文化都讲人性，尤其中国讲得多。中国传统文化把人性看作纯真、纯善，与道相通的形而上的东西。《周易.系传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善，道义之门。”《中庸》开宗明义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右经一章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程颐诠解：明德就是人的天性，它通晓一切道理，能够应对万物，但却受气禀的蒙蔽，有时昏昧，但它本体的灵明一直存在，学者应该去掉外物对本性的污染，以恢复人们本来的明德。（原文经过作者翻译）不仅儒家，佛教也讲“佛性”、“觉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道教讲“性命双修”；都是把人的本性看作纯真、纯善的生命之源，人的本质。 不过，儒家对人性的看法并不一致。孔子未说性善或性恶，而是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同孟子辩论的告子，看法同孔子差不多。告子认为人的天性无善无不善，好比流水，你从东方开口子，它就向东流；你从西方开口子，它就向西流。告子还说：“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就是说：人性就是人的欲望和知觉运动。孟子用诡辩论批判告子，实际上批判了他的太太老师孔夫子。后于孟子的荀子提出“人性本恶”。西汉的杨雄提出“善恶混”，就是人性有善有恶。唐代的韩愈提出“性三品”，就是人性分上、中、下三等。宋儒程颐、程颢和朱熹又把人性分为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气质、才、情均有不善，只有天命之性有善无恶。宋明两代的儒者把心性之学搞得繁锁不堪，矛盾百出，越说越玄虚，越说越糊涂。还是那些并非正统儒学大师的学者能够讲出一些常识性的道理。中唐诗人杜牧在《三事立性辩》中说：喜、怒、哀、惧、欲、爱、恶等七情就是人性；而在七情之中，喜、怒二者生而有之，是性之根。婴儿见了奶就爱，就要拿起来吃，求之不得就要哭，要发脾气，可见，爱和怒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孩子长大后，喜、哀、惧、恶、欲这五种欲望才逐渐产生。至于善恶的观念，那是孩子受了教育、有了社会阅历以后才会有的。北宋文学家和政治家王安石在《原性》中，也从常识方面提出异议。他说：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我都不赞成。事实上，人既有恻隐之心，又有怨毒愤恨之心。如果性善说正确，怨毒忿恨之心从哪里来？如果性恶说正确，恻隐之心又从哪里来？晚清最后一个大文人王国维运用从西方引进的经验论批判了从《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到孟子、荀子再到宋明理学家的先验的人性论。他说：“善恶之对立，吾人经验上之事实也。自生民以来至于今，世界之事变，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乎？故世界之宗教，无不著二神教之色彩。野蛮之种，虽多至不可稽，然不外一种，即有爱而祀之者，有畏而祀之者，即善神与恶神是己。” 西方的人性论，也是发展变化，各有不同的。基督教的“人性论”认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同上帝有相似之处，包括心灵、良知、自由意志、道德观念，等等。但是，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以后，人们所具有的上帝形象是否完全丧失，在神学上存在不同观点。奥古斯丁 ? 马丁路德、加尔文等认为：人类完全丧失了“原始的公义”，因此，人性仅有作恶的自由。新教自由主义学派则认为：亚当堕落之后，人性中的上帝形象受到缺损，但未完全丧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伦理原则，把人性从神授转移到自然形成的基础上，认为人是自然的中心，人的欲望就是人性，人们追求个人利益、个人幸福、快乐是合理的。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者也强调理性；不过，他们强调的理性是从现实生活中引出理性，而不是从抽象的自然人中引出抽象的不变的人性，再从这种抽象的人性中引出道德规范来。 近代经验主义思想家洛克、亚当.斯密、休谟提出另一种人生论。洛克把人的心灵看作一张白纸，没有与生俱来的观念和理性，好比一块洁净的石板，人通过对外界的感觉和内在的反省得到的观念写在石板上面。洛克认为人的一切意志、感情和理性活动，都是由人的欲望决定的，而人的欲望又取决于外物同人的心身的相互作用。人总是追求使自己身心快乐的事物，逃避使身心痛苦的事物，人的这种趋向决定了道德上的善恶区分。 亚当? 斯密和休谟与洛克的观点还有一点不同。他认为人性是利己的，但是，人们之间还存在着心灵的交感与共鸣，人与人之间依靠联想的作用能够使自己感受到他人所感受到的苦或乐。别人快乐，自己也快乐；别人痛苦，自己也痛苦。因此，亚当.斯密把道德的起源归之于人类本身的同情心。 我把中国和西方关于人性论的种种看法加以选择、归纳和梳理，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人的精神活动要素是欲望、情感、意念和思维。欲、情、意都来自人的肉体感官对外界事物的直接感觉，它们是与生俱来的，并随着人的生理机能的成长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佛家把人的情感概括为：喜、怒、哀、惧、爱、恶、欲，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佛家把人的欲望概括为：从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器官产生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六欲”，却是很不完全的。 20 世纪60 年代，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欲望和需要分为七个层次：第一层是生理需要，即：维持个体生存和种系发展的基本需要，例如：对食物、水、阳光、空气、性生活、穿着、栖息以至睡眠、排泄的需要；第二层是安全需要，即，对威胁、伤害的恐惧，寻求保护的需要；第三层是归属与爱的需要，即：人对家庭、民族、国家和对爱情、亲情、友情的需要；第四层是尊重的需要，即：人对尊严和价值的追求；第五层是认知的需要，即：追求知识、理解的需要；第六层是爱美的需要，即追求赏心、悦目、好听、好闻、好玩的需要；第七层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表现欲、创造欲、成就感等等。 人的意念和思维，都是人脑的活动和功能。不过，意念是直观的、零碎的、稍纵即逝的。那些直观、零碎的意念必须通过概念进行反思、联想、判断、推理的功夫。才能变成理性的思维。从理性思维中还可以分析出知性思维，前者以是非、善恶、美丑为价值判断；后者以真伪和科学非科学为价值判断。 二、人的欲望、需求和情感是与生俱来，人人都有的本性，没有善恶、美丑之分。但是，人的欲望和情感却不能无倾向、无节制地发展和发泄。比如：爱和恨，是人的自然感情，但是，爱自己也爱他人，这是善；爱自己恨他人，这是恶，爱恶人恶行恨好人善行这是大恶。再如：喜欢美食、美衣、美屋、美色和追求幸福、快乐，这是正常人的合理欲望。不过，这种欲望要有限度，一是不能防害自己的身心健康；二是不能妨害他人的利益与合理需求；三是，要采用优美的形式和方法。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这是善；利己损人，损害社会，这是恶；用丑恶的形式和方法追求欲望、发泄感情，这是丑。认识欲望和情感发展和发泄的倾向和限度，判断是善是恶、是美是丑，都要靠人的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而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都不是先验的，不是人的天赋本性，而是人们经过教育和阅历、实践，使自己的主观功能认知、适应和同化客观事物的结果。 三、人的欲望、情感、意念和思维，都不是一次形成和永远不变的，而是有一个逐渐成长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就人的欲望和情感来说，婴儿只有饱、暖、呼吸、睡眠、排泄等生理需要，只能用哭和笑来宣泄喜和怒的情感；婴儿长大一点，有了恐惧的感情和追求安全、追求庇护的需要；再长大一点，才产生爱、恶、悲哀、羞耻的情感，才有了喜欢所爱的人和物，反感厌恶的人和物的好恶感，自尊也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尊严感；继续成长，又有了求知欲、爱美欲和追求自我表现、自我创造、自我成功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至于性欲，虽然是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但却要到青春期才会觉醒和外现。 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的形成和发展，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它随着人的生理、心理机能的逐步成熟而循序渐进。瑞士儿童心理学家L.皮亚杰通过“临床法”发现：3 －8 岁的儿童思维的主要范畴可以表示为解释功能、混合功能和推理功能；7 、8 岁以上的儿童才会有同成人真正理解的谈话。不过，也有早熟的儿童，皮亚杰发现，有一个6 岁儿童提出了1000 多个问题。 第二：人的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既不是先验的“生而知之”，又不仅仅是外界环境造成的，而是人的心理机能同外界环境互相作用的结果；人既要适应外界环境，又能同化外界环境，而且在适应和同化外界环境的过程中产生一定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完善或是自我扭曲、自我异化的作用。 第三：由于人们天赋的生理、心理机能和思维能力，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而人们所接触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影响有所不同，所以，人的素质有善恶之分、智愚之分、美丑之分。不仅不同的人有上述的差别，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兼具善性和恶性、明智和愚蠢、优美和丑恶的因素。所谓贤者、智者、美者，不过是善大于恶、智大于愚、美大于丑而已。 就一般人和一般情况来说，智和愚、善和恶、美和丑，是可以易位的。就特殊的人和特殊的情况来说，有些人是不可改变的。不可改变的愚昧和丑陋，大多是先天素质决定的；不可改变的大奸大恶，大多是后天形成的。作出这种判断的根据，是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经验的事实。天生的白痴、弱智和形体上的丑陋，是不能改变的。中国历史上的殷纣王、秦始皇、隋炀帝、金海陵王、慈禧太后、袁世凯、汪精卫以至秦桧等等，外国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斯大林等等大奸大恶，都是至死不变，而且至死没有忏悔的。他们之所以至死不变，既有坚持反人道、反人类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至死不放弃生前的专制特权和淫威，也不放弃身后的威权和面子的因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于大奸大恶是不适用的。孔子说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还是有道理的。 第四：人性，人的本质，是一个不断塑造、不断发展和不断认知的过程。 德国的人类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人论》中说：“人是一种文化的动物，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永远是一个动态创造和发展的过程，它只存在于人类不断创造的辛勤劳动之中，人性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类自我塑造的过程。” 我赞同恩斯特.卡西尔的上述观点。人必须不断地认识自我，塑造自我、改善自我、超越自我；同时又要不断地认识他人、认识人类，并且推进人类的自我认识、自我改善、自我超越。就个别人来说，死亡是自我认识和自我塑造的结束，盖棺就可以论定。就整个人类来说，人类自我塑造的过程是没有终结的，所以，对人性和人的本质的认识也难以有最后完成的时候。 三、人的善恶是怎样形成的？ 首先要确定一个善和恶的标准。 按照人类通行的道德准则：利己是人的本性；既利己又利人是人的善性；损人利己是人的恶性。那么，既利己又利他的善性是怎么来的呢？ 第一：来自人类的同情心 在西方，亚当.斯密和休谟都提出同情心之说。他们认为：人和人是同类，所有人的形象和生理、心理结构都是相同的。人们之间心灵交感，情感相通，同类的喜、怒、哀、乐会引起自己的共鸣，他人的苦乐好像自己亲身感受到一样。亚当? 斯密把人类道德的起源归之于本能的同情心，他反对道德本源来自神或是理性，也不赞成休谟以效果的功利来判断道德。 亚当.斯密和休谟关于道德来源于人类的同情心的学说，同孔子“推己及人”的仁恕之道，是一致的。推己及人就是移位思维，把自己放在他人的地位上，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处境，将心比心地忧他人之所忧，急他人之所急，受他人之所爱，恶他人之所恶。孔子用推己及人的移位思维法，得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结论。基督教的《圣经》，也用这种方法得出：“己所欲，施于人”的信条。可见，中外的人性和文化是相通的。 人类同情心的范围，随着人类社会化的进程而逐步扩大。最初，人们只能体悟到同自己命运相关、祸福与共的近亲。随着人类社会交往的增加，使同情心的范围，从近亲扩大到他人，正像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社会再向前发展，人类又把同情心扩展到一个民族、全体人类以至整个有生命的生物界。人类同情心扩展的过程，正是人类自身发展进化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从蒙昧到开化、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对每一个人来说，有无同情心和同情心的大小，是衡量其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二：人们为了利己必须利他。 人类是社会的动物。个体的人，只有同他人一起，同整个社会一起去争取生存、自由和幸福，人能够得到个人的生存、自由和幸福。所以，人们为了利己也必须利他。 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学者威尔逊在《论人的天性》中，把人类的利他行为分为两大类：无条件利他主义和有条件利他主义。对于无条件利他主义，威尔逊解释说：“在少数人可以升华成有自我牺牲行为并为我们大多数人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激情，是否源于千百年来由亲属关系植根于我们身上的遗传单位？”他还引证弥尔屯.戈登的一个结论：“人保卫他自己亲族的荣誉和利益，也就是保卫他自身。”对于有条件的利他行为，威尔逊解读说：利他行为是为了取得他人的回报。威尔逊的第一个观点，我们在蜜蜂、蚂蚁和其他动物身上就能够得到证明。威尔逊的第二个观点，我们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世界流行的格言中可以得到证实。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易经》就说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佛教也常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中国人还把“积福行善”联系起来，就是说：对他人做善事，可以为自己积累福祉。还有什么“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等等。 我们找到了人的善性的来源、良心、良知，也就容易解释了。 人的道德约束力，一种来自外界，主要是法律和舆论；另一种来自内心，就是良心、良知。良心、良知，就是人们内心的道德监督者。法律的功能是有限的，它只能提供最起码的行为规范，有许多管不到的地方；舆论的功能更为有限，舆论只对那些对舆论有所顾忌的人有效；而且，舆论还有许多无法探知的事情。 良心的基本特征是自律，就是用内化了的社会行为规范来约束和调节自己的行为。同外在力量相比较，良心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即使在一个道德沦丧和缺乏法治的社会，一个有良心的人也不会胡作非为。一个人要去做坏事甚至犯罪，不应归咎于他的欲望和大小，而应归咎于他的良心不以约束自己的欲望。进化论的创造者达尔文认为：良心是人类和动物之间一切差异中“最重要的差异”，“是人类所有属性中最为高尚的属性。” 人的良心是从那里来的？有了亚当.斯密和休谟的同情之说，良心、良知就容易解释了。 良心、良知，并不是天赋和神授的，而是来源于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感、情感互通的同情心。一般人都是有良心的，不过，由于人们的心理素质不同，良心对欲望的控制力、调节力也不一样。善良人妨碍他人的欲望也有萌动和滋长的时候，不过，他的自控力、自制力较强或者很强，他能够用良心去控制和战胜不道德、不合法的欲望。有些人在做坏事的时候，良心也曾经发现过，但是，良心没有战胜私欲的诱惑。还有一些人，做过坏事以后，良心才会发现，甚至临死的时候，才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些人，良心和约束力极弱，产生了人格障碍。最严重的人格障碍，是仇视人类、仇视社会、仇视文明的病态人格。这些人的良心和良知已经泯灭，处处同人类作对，同文明社会作对，不惜进行毁灭人类、毁灭文明的罪恶活动。这种人就叫做灭绝人性，丧心病狂。当代的国家和非国家的恐怖主义分子，他们毁灭人类、毁灭文明的思想和行为，已经渗入骨髓，是不可救药的，只有坚决加以打击。 从以上情况看来，良心，是人类道德的底线。
世界农业文明史是非常重要的，关乎到人类的生存。与人类的进步。世界农业文明史。是人类的生存的基础。
中国传统人性假设：性善论（孟子）：人性本善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人之所以会“为不善”，除了外在的环境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就是由于个人对自身内在因有的善的规定性缺乏主动的内求与反省。孟子认为，善端需要不断培养才能启发人的“良知”，使人为“善”而不为“恶”，也就是说，只有重视人性善端的培养，人的善良本性就会像万物一样繁荣生长，如不加培养人的善良本性就会消失。→仁爱管理性恶论（荀子）：荀子否定性善是与生俱来的，肯定性恶是人性所固有的本性。荀子从性恶论观点出发，强调管理者应对人的本能欲求进行严格管理，经过严格管理后的人性才能体现出善，人所谓的善良本性是管理者严格管理的结果，假若管理者放纵人的本能欲求行为时，人本性的恶就会表现出来。正因为人有恶的本性，所以要建立起管理制度，树立起管理权威。→制度管理人性可塑论（孔子、告子）：孔子认为，人所禀受的天性，本来是差不多的，没有多大差别，无所谓善恶，一经后天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拉开了距离，不再相近了。他只是肯定地认为：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对于孔子来说，希望通过习染后的人性是善的，这也正是他的“德治管理思想立论的依据”。→德治管理性善论强调人之为人的社会属性，性恶论强调人之为人的自然属性，而人性可塑论对人性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人性假设的上述三种主要理论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片面到全面，从肤浅到深刻的过程。西方人性假设：经济人假设：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最初思想来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描写，由管理学之父泰勒提炼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表述。在科学管理理论诞生之前，人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稀缺程度以及对生产的贡献远不如土地。人与人之间存在极强的依赖关系，人的生产能力只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发展着，因而工人凭经验操作，工厂主凭感觉和经验进行管理。19世纪第二次科技革命后，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和生产更加集中，劳动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过去那种放任式管理与大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经济效率低下，物质财富不足导致人们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泰罗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建立起科学管理理论，以泰罗制为主体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的诞生标志着科学开始代替经验。其后，法约尔、韦伯等古典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在各自的管理理论中都自觉地遵守了这一人性假设。在他们看来：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机械，人的活动是有经济动机的，管理者和管理对象也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在经济动机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如工人的劳动动机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工资，企业家办企业的动机是获取尽可能高的利润，双方都是看重利益的“经济人”。人性假设的确立直接导致了管理模式的巨大变化。与“经济人”假设相适应，古典管理模式体现出新的特点：一是管理效率至上，经济人假设认为劳资双方都是为自己私利而精打细算的理性人，他们之间的矛盾源于经济上的纷争，所需要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生产率。二是形成了一批专业管理人才，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必须将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这样就形成了一大批专业管理人才。三是确立了标准化的作业方式，理性化的组织结构以及集权制的领导方式，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效率。四是采取了包括工资激励在内的个体激励机制。从这四个特点来看，科学管理阶段管理的首要目的是提高效率，它的管理伦理核心理念是“客体至上的效率管理”。正是在对效率的狂热追求中，制度的专横忽略了人的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因素。随着社会物质文明不断丰富以及人们对理性主义的深刻反思，这种客体至上的效率管理不可避免地被以人际协调、激励为特征的行为科学所取代。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假设：由于科学管理理论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只注重人的物质刺激，忽视人的社会需求的满足，只认识到了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一面。其人性假设的非科学性导致它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毫无办法。企业主感到单纯用科学管理己不能有效地控制工人，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管理思想。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人们开始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精神需要，单纯经济的刺激已不能激发人的最大潜能。梅奥深刻认识到了这种社会生活以及管理环境的变化，通过霍桑实验自觉地提出了社会人的假设。这一假设一提出，就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无论是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还是将人假设为自我实现人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都将工人设想为有各种需求的社会人。他们将这一假设付诸管理实践的多个方面，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行为科学理论，他们认为：经济动机并不是人们唯一的主要动机，主导人们行为的也不仅仅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主义，人性中还有情感、情绪等非理性的内容，而这些情感、情绪等方面的需要，只有当人们处于一个融洽的社会关系中才可能得到满足。行为科学理论极力提倡通过满足工人的安全、友情、受尊重及自我实现上的需要来提高工人的士气，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提高生产率。与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假设相适应的行为科学管理模式也随之出现了新的特征:一是行为科学阶段为了满足工人的感情需求注重对“软件”的改善，如工作环境改善等。二是注重非正式组织的作用。三是注重对被管理者的团体激励。四是强调领导者不但要有技术技能，还要有培养人际关系的技能。五是反对专断的领导方式，主张参与式管理。“社会人”假设与自我实现人假设打开了人的社会性研究的大门，使人性第一次受到较大的尊重，从以物为中心走向以人为中心，代表了一种“主体至上的管理哲学”。然而，行为科学作为科学管理的对峙，必然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方面行为科学把焦点集中于人的小群体特性，而不是自由的个人身上，把组织、群体提高到了淹没人的个体性的程度，使个体的创造力受到严重抑制，另一方面行为科学理论专注组织内部，没有认识到管理的权威与功能是存在于形势和环境之中。正是由于行为科学理论处在“缺少一种我们经济制度的大结构框架的观点，而正是在这种框架之中，这些关系才得以产生并具有意义”的状态，导致了“理性主义的复活”。复杂人假设：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行为科学家沙因提出。美国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沙因在对已有的人性假设做出划分后，针对管理中人性问题的复杂性，提出了自己的复杂人假设。复杂人假设认为:人类的需要是分成许多类的，并且会随着人口发展阶段和整个生活处境而变化，由于需要与动机彼此作用，并组合成复杂的动机模式、价值观与目标，所以人们必须决定自己要在什么样的层次上去理解人的激励。不会有在一切时间对所有人全部起作用的唯一正确的管理策略。“复杂人”假设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前人性假设的缺失，是在充分考虑了人性、工作性质、组织情境等管理过程本身固有的复杂性之后提出的一种权变和发展的人性假设，是较为全面而客观的人性假识。复杂人假设涵盖了“经济人”的财富欲，“社会人”的权利欲，“自我实现人”的发展欲，这种不拘泥一处的复杂假设使管理理论形成了形形色色流派，管理理论进入了“丛林阶段”。丛林阶段的管理理论既是对古典科学管理与行为科学的综合，又是顺应时代需求而发展起来的，由于行为科学暴露出固有的不足，因而丛林理论更多偏重于理性主义倾向。在各种理论中，无论是早期的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还是组织行为学、管理科学学派和权变理论以及其后的系统管理学派，它们都以系统方法作为自己的基础方法来研究管理问题，相信科学的手段、复杂的结构和周密的计划以及有效的控制等理性工具，同时又把人、技术、经济看成是组织的系统构成，强调理性、贬低直觉和热情，理性化、科学化和定量化是其主导。丛林阶段的各种管理模式虽然侧重理性，倒也并未抛弃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而把组织的目标与个人的目标结合起来，强调自我控制和自我激励，但是却把人当作了实现目标的手段。总体而言，复杂人假设促使各种管理模式将人作为系统中活的因素来考虑，实现了管理主客体统一的系统管理形式，但人的个性并未真正在管理过程中体现出来，人的价值观、信念对人的行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经济人假设与性恶论在对人性的认识上具有极为相似的一面，都鲜明地指出了人性中自然属性的一面，主张采取的管理办法也极为相似，强调制度管理，强化指导和控制，强化监督和条件，用物质刺激工作，进行奖励。但不同的是，经济人假设没有对人作出善恶判断，而只是人的行为描述，而性恶论一开始就对人性进行道德判断。经济人假设是对被管理者自然属性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管理工作以制度管理为主的对策和措施，是设定管理模式来适应人性假设;而性恶论是把对人性的研究直接运用于管理行为的选择上，重视“伪”，目的是使管理者塑造人性、影响人性。“性善论”存在简单认识人性的不足，它只注重人的社会属性，而忽视了人的自然属性，忽视了物质利益对人的刺激作用。它与性恶论一样一开始就立足于对人性的表现作出善恶的价值判断，并把这种人性认识直接运用到管理者的行为选择上，要求管理者扩充内心的善而推行仁政。而社会人假设与自我实现人假设也存在过分否定经济物质刺激对人的激励作用，过分关注职工的情绪和完全归属的满足问题，它没有把职工看作具有价值观念、有思想的人，因而难以使职工树立正确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具有片面性。复杂人假设是沙因在对已有人性假设做出划分时自己提出的一个人性假设，复杂人假设的设定导致了形式多样的管理理论与管理学派，这些学派都是基于人性是个复杂系统。与复杂人假设可比较的是中国古代的“人性可塑论”，人性可塑论不同于性善论与性恶论，性善论与性恶论对于人性层面把握上前者侧重于道德属性，而后者侧重于心理属性。人性可塑论对两者兼而有之，人性其善恶分化取决于后天行为，因而需要“存心养性”和“化性起伪”，认为管理是塑造人性、成仁成圣的过程。在复杂人假设和人性可塑论看来，人性复杂，善恶有别，不可一概而论。对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没有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佳管理方法。要想取得好的管理效果，就必须灵活机动，针对不同的复杂环境、人员状况适宜地选择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复杂人假设注重在认识人性复杂的基础上选择适合的管理方法，操作性强;而人性可塑论强调管理对人的影响与塑造，在观念上具有指导意义。中西方人性假设的共同之处:第一，认识到对人的本性的认识是确立管理原则、管理模式与方法的重要前提。第二，对人性认识都经历着从简单到复杂，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第三，都不局限于对人性认识本身，都以管理角度提出了方法、建议。中西人性假设的根本区别:西方人性假设是为管理理论作准备，具体的管理理论是为了适应某种人性假设，是适应论的人性观。而中国的人性假设是指导管理行为，目的在于塑造人性，是塑造论的人性观。中西人性假设的局限性:中国古代人性论都较为注重人的社会属性，而忽视了自然属性，承认人的可教化性，坚持人性是可以塑造的，而西方人性假设更多地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中的认知因素部分。两者都只抓住了人性的某一个侧面并将其绝对化、抽象化，都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来考察人性，虽然，荀子、梅奥都提出了“人能群”、“人是独特的社会动物”观点，但由于他们所理解的社会性主要是指合群性，强调人不能脱离社会共同体而独立生存，个人对群体具有依赖性，因而也是抽象的。上述中西人性假设从世界观上来说均是唯心主义、片面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这是我之前做的笔记，你稍稍整理一下，形成文字就可以了哦。呵呵。希望对你有帮助。 再次声明：这是我自己做的笔记，网上找不到的。字数问题的话你可以进行删减，那应该不是难事哦。希望对你有帮助。
高中政治：我国的政党制度
一、政党、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一)政党的涵义和类型(二)政党政治的涵义和特点(三)政党制度的涵义和类型二、政党制度的地位和作用(一)在当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二)在当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三、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的内容和意义(一)比较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思路(二)比较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第二章 政党制度的演进及特点一、政党的历史演进(一)西方政党的产生和演变(二)中国政党的产生和演变二、政党制度的历史演变(一)西方政党制度的缘起和演变(二)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演进三、政党制度的基本特点(一)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的特点(二)中国当代政党制度的特点第三章 政党与代议机构的关系一、政党在代议机构中的地位及其确定方式(一)西方政党在议会中的地位及其确定方式(二)中国政党在人大中的地位及其确定方式二、政党在代议机构中的组织及其活动方式(一)西方议会党团及其活动(二)中国执政党对人大的领导方式三、政党在代议机构立法程序中的作用(一)西方政党在议会立法程序中的作用(二)中国党派在人大立法活动中的作用第四章 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一、执政党地位的确定及组阁方式(一)西方执政党地位的确定和组阁方式(二)中国执政党地位的确定和政府的组建二、执政党执掌行政权的方式(一)西方执政党对政府的领导方式(二)中国执政党对政府的领导作用三、在野党、参政党对政府的影响和作用(一)西方在野党对政府的制约(二)中国参政党对政府的促进作用第五章 政党与人事、司法及军队的关系一、政党与国家人事制度的关系(一)西方执政党与政务官和文官制度的关联(二)中国执政党的党管干部原则二、政党与司法机构的关系(一)西方执政党对司法机构的影响(二)中国执政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三、政党与军队的关系(一)西方军队对党派保持中立(二)中国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第六章 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一、政党与社会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的关系(一)西方政党与利益集团(二)中国政党与社会利益群体二、政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一)西方政党同一般社会团体的关联(二)中国执政党对社会团体的领导三、政党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一)西方政党的意识形态及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二)中国执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第七章 政党制度的发展前景一、西方政党制度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一)现状及其成因(二)挑战与发展前景二、中国政党制度现状与发展前景(一)现状及其优势(二)完善的任务和发展路向
西方的是富豪高官多，有钱一般都是为了声望。中国的官员终身制，当官前穷，当官后权有了，钱有了
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由该国国情、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各国政党制度的不同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 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一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八个民主党派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基本特征。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文秘杂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