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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求一篇古代文化常识的作文 800字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 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 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 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身在其中的湖南人，都无不深受她的影响，接受她的洗礼，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打上她的烙印。对于许多湖南人来说，他们都因有这一文化的深厚底蕴而骄傲，而自豪。正是有了这一文化的熏陶，那些走南闯北的湖南人，才能演绎出自己光芒的人生，并为世人所敬仰，从这一意义上说，湖湘文化又超出了她的地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所关注的文化。 " 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 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 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 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学的学术思想总是透露出湘人那种刚劲、务实、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而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使我们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他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 三重演进与湖湘文化的因缘。湖湘文化形成于两宋以后。 历史上，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是一块"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荆蛮之地。那么，在这块"四塞之地"上如何会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要源泉的湖湘文化呢？ 两宋之时，中国文化发生了三项重大演进，这三重演进对湖湘文化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继先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文化思潮。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理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 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学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辩方法，将其补充到儒家学说中去，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 由于理学能够振兴儒学，发展儒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故很快成为了一种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直至延续到晚清时期。 魏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北方。 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中原文化本来产生于北方，自东晋以后到两宋之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而文化也随之南移。特别是由于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不断地骚忧，出现了两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乱，致使中原地区战火不绝，这迫使中原人士纷纷南下。 于是，向来居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方的地位开始下降，而南方在经济、文化方面逐步崛起。到两宋之时，南方的经济、文化十分发达，已经超过了北方。 尤其是到了靖康之乱以后的南宋，有名的文人均在南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派、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书院。 两宋时期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即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这便是所谓的"儒学地域化"。 两汉时期儒学亦很鼎盛，但兴盛的契机是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根本上来说，汉代儒学是一种统一的儒学。 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它不是通过中央或地方官学，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 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时期，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到了。 2. 写古人的文化作文 遥思李白当年 李白是一个狂人，也只有李白的狂放能举起诗歌的火炬来照亮辉煌壮丽的唐代文明；李白是一个诗人，也只有诗歌的国度能缔造李白的不凡来灌溉茫茫无边的诗歌之土。时势造“英雄”，也只有唐代，这个空气中也弥漫着诗香，土地里也耕耘着自由的时代。缔造了超然的李白；缔造了狂放的李白，更吸引着我走近李白。 唐代是中国诗坛的珠穆朗玛峰，李白则是峰顶的一块坚石，伟岸而不可动摇。唐代是中国诗坛的长江与黄河，李白则是浪尖的一股劲流，凶猛而不可阻挠。失去了巨峰基垫的坚石，拥有不了自身的伟岸；失去了巨浪烘托的劲流，拥有不了自身的凶猛。于是我们了然失去了时势后盾的“英雄”拥有不了自身的不凡。 唐代的历史环境缔造了超然的李白。“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自认为是老子李茸后裔的李世民来了，骑着那昭陵六骏，如一阵风，兴盛了“站在九天绝顶看人间”的老庄道家，兴盛了自魏晋至南北朝便勃兴的佛教。没有过往的思想芥蒂，没有过往的言论束缚。于是，李白也插上了梦想的羽翼在自由的天空飞翔。他是“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不屑于做儒家的信徒；他是“双晴曜宿，六翮垂云”的大鹗，昂首观宇宙把视野扩大到最大限度。他是云，必须飞到天顶去探测天空的浩渺；他是水，必须奔何大海去扬起海上的狂涛。于是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用超然物外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哀苦。生活的超然使他耐得住身为百姓的凡，受得住皇帝召见的喜，挺得住无情流放的悲。诗格的超然使他写得出岑参、高适大气磅礴的边塞诗“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使他写得出王维恬静优美的山水诗“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成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使他写得出孟浩然写意田园的田园诗“跪进雕胡饭，月光明专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更使他写得出独绝古今，无人匹敌的《将进酒》等等。宋代诗歌评论家严羽，说别人写诗是用笔一句句写下来，李白则只要把心里那股气一张口喷出来就行了。我想这就是我看到的时代造出的超然李白吧！ 3. 中国古代常识文化心得1000字作文 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构分类，各家学派标准不同，分类也不同：有物质与精神两分法；有物质、制度、精神三分法；有物质、制度、行为、心态四分法；还有物质、社会、精神、艺术、语言、风俗六分法等。 这些划分尽管层次不一，但都是按照人类创造文化的发展进程由物质到精神、由感性到理性的层次划分的，适用于专业人员的学习研究。中学生学习教材中的中国古代文化，应根据教育功能的不同来划分。 中学语文教材中涉及的古代文化知识，它包括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政区历法、军事刑律、阴阳五行、家族礼法、音乐美术、饮食服装、车马冠盖、文化奠基、政治经济制度、明君贤相的治国方略，以及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等等，但由于教材中没有专门论述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课文，这些知识都零散地分布在古文典籍之中，教师教学难，学生学习更难，因此，教学时应将分散的古代文化知识根据教育的功能不同梳理归类，每一类下分若干知识点，以课文中的某一古代文化知识点为突破口作分析，成扇面辐射展开，拓宽范围并向纵深发展。然后再探讨下一个知识点。 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是将课文中零散的知识归类成系统，建立知识链条。二是教师们在传播零散的古代文化知识时可以采用专题讲座的方法。 三是给学生提供一种研究性学习的方法，打开思路，养成良好的治学习惯。《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主要针对古代文化中天文、历法、乐律、地理、职官、科举、姓名、礼俗、宗法等十四个重要方面做了解释和说明，对于当今的读者了解古代文化、扫清阅读古文中的障碍非常有帮助。 4. 写古代文化重要的作文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的申奥成功和顺利入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与世界各国逐渐融合，东西文化逐渐沟通。作为中国人，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对国人的影响，怎样吸收精华去除糟粕？首先就要知晓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中国古代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有利于我们更准确、更深刻、更清醒地认识我们民族的自身。 中国古代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向世界传播中国古代文化，需要一代代的人去努力。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的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政治、经济、法律、婚姻、家庭、文学、艺术等的影响，了解地域文化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就需要我们培养大量的文化人才。 在中国数千年的学校教育中，几乎自古至今贯穿着应试教育的思想，学生接受的教育只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应付考试的文化必修课，二是思想道德课。思想道德课并非着眼于以人为本，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去熏陶学生，而往往是紧跟政治形势，向学生灌输一些空洞的政治口号。因此，这种道德素质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聚沙成塔，根基毫不扎实。一旦到考验人的关键时刻，什么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什么见义勇为、临危不惧、牺牲自己、幸福他人的英雄本色，什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传统美德，什么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等等，都抛到脑后，民族的劣根性便都暴露出来。或损人利己，或逃之夭夭，或变节投敌，或半途而废等等。究其根源，是错误的教育观念造成的。 随着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以人为本的教育教学观念正深入人心。高扬人文精神，培养专业化、个性化的人才成为这个时代教育教学活动的主旋律，培养人的素质成为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内容。中国古代文化中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充满睿智的哲学思想，刚健有为的进取意识，精彩绝伦的文学艺术，影响深远的道德理论，互呈异彩的宗教观念，名扬中外的科技工艺，千姿万态的衣食住行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不仅是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道德素质教育的好教材。 中国古代文化涉及面极为广泛。单就以衣食住行为主构成的物态文化来说，由于时代、地域、民族、风俗的不同又呈现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让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化，从而开挖学生的潜能，有利于发现学生的兴趣爱好、个性特长，从而引导学生养成勤奋好学，独立研究的习惯，并在某一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一步步走向专业化，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专业人才。 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也是文化的创造过程。可以说，文化也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先辈创造了丰厚的古代文化，未来的文化需要我们和后代人来创造。我们没有理由否定过去，也没有理由推卸未来的责任。因此，只有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继承先辈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分析古代文化，变革古代文化，根据新世纪的社会需要，大胆开拓创新，才能开创未来更灿烂的文化。 5. 因为那本书《中国文化古代常识》800字的作文 书，是我的最爱。 俗话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在这里，我想说：“书就像一只小船，载着我们从平缓的小河驶向无边无际的大海。”但是，因为我那样爱书，所以我和书发生的故事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也数不完。 想知道吗？那就和我一起去看看吧！ 我从一年级起，就非常喜欢看书，一有新的书，我便爱不释手地捧着看。我三年级的时候，就非常想拥有一本《小学生作文》。 一天，上课的时候，看见邻桌的小华有，这是我梦寐以求都想得到的，便趁老师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时向他借。他慷慨地借给我，小声地说：“别弄坏了哦！”我说：“恩！”他把书递给我，我的手刚碰到书，突然，老师霎那间地转过来了。 一个响雷猛地就劈到我俩的头上，“干什么，上课不准看课外书，交上来没收了。”老师狠狠地瞪着我们说。 放学后，小华叫我赔他的书。我一副无关紧要的样子说：“是你递给我太慢了，才被老师发现的，这是你的责任，我不赔。” 小华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净说：“你，你，你，好，你不赔，你给我记住，咱们绝交了！”我说：“好啊！绝交就绝交，我也不稀罕你这个朋友！” 从此，我和他绝交了。时光飞逝，转眼间就到下个学期······ 我参加了一个市里面举行的一个朗诵比赛。 比赛那天，我忘记了拿朗诵稿。快要轮到我朗诵了，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忽然见到小华向我走过来，我心想：他又过来干什么，难道知道我没带朗诵稿，故意来看我笑话？还是又叫我赔书啊！小华笑眯眯地对我说：“看你火烧眉毛的样子，肯定是忘带朗诵稿了吧！来，我这本书里面有你要朗诵的文章，给你用吧！你要加油！”我非常感动，想不到他不计前嫌，解囊相助。我连忙拿着朗诵稿上演讲台朗诵。 最后，我不负众望，夺得第一名。事后，我去央求老师让他还小华那本书——《小学生作文》。 并保证上课不看课外书，认真听课。老师说：“那就要看看你的表现喽！”之后，我为了让老师还他那本书，更专心听课了。 老师看我的表现挺好的，便把那本书还给了我。后来，我就把《小学生作文》还给了小华，小华非常高兴。 我们终于又重归于好了！ 书，既让我获得了知识，还拥有了友谊。书是我一生宝贵的财富啊。 6. 《走进传统,传承文化》作文800字 锁 白城一中2007级10班 何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下其柔弱于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古人的天人合一，今人的科学发展；古人的刚柔并济，今人的和平共处；古人的“局力重民”，今人的“以人为本”；古人的天下大同，今人的和谐社会。世间万物无不追求统一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似乎已没有文化的隔阂，时间与空间的枷锁已经被网络和信息技术彻底拆除。再也看不到曲水流觞把酒赋诗的浪漫情怀，看不到九层台上的巫舞摇曳，听不到月下江畔的箫声幽咽，听不到囊萤映雪的琅琅书声。无论高楼林立的学府里，还是竹篱茅舍的乡村中，无论是独居一室的枯坐时，抑或是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有文化良知的人都应扪心自问：我们的文化根基在哪里？我们的文化认同在哪里？我们的文化长河将奔向何方？ 歌舞升平里，为什么就没有一点空间传递文化的火苗？为什么就没有一点点淡雅之心。离开这俗世一会，去感受那渐行渐远的远古绝响？ 传统文化是美的，只是我们没有静心去感受；传承文化是快乐的，只是我们没有用心去参与。《梅花三弄》的曼妙旋律，《清明上河图》的精工妙绘，《空城计》的抑扬顿挫，哪一件不散发着文化的芬芳，你感受到了吗？你体验的是超凡脱俗的美与快乐。 追求时尚与个性是人类的天性，而能与传统文化交心，能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尽一份力，得到的将是永远的时尚与个性。手中紧握住一把打开文化的钥匙，将那把封住文化长河的大锁打开，让文化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阳光、空气和水，让它们成为我们的血液。 打开这把锁住文化的锁的钥匙，其实就在我们心中，只有我们心中这把无形的钥匙才能打开那把无形的锁。纷繁世界有太多的韵华，只要我们保持那颗追求的心，文化的土壤便会滋润着我们。 依稀中，你是否听到洞庭湖畔范仲庵的深沉呼唤，你是否看见李煜在七夕的月下填词赋诗的幽幽哀伤。 （推荐教师 丛连梅） 7. 中国传统文化800字作文, 最低元/天开通百度文库会员，可在文库查看完整内容> 原发布者：阿Q大侠是我 高中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作文800字 篇一：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当时间的沙漏漏下最后一粒沙粒，金子的本色才会如此灿烂；当贝壳的泪痕划过最后一瞬，珍珠的色彩也会如此耀眼。当六年的养分在体内积累，毛竹的生机也会如此蓬勃。 正是由于历史的洗礼，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最终诞生了华夏女儿的独一无二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材料中所说的那个歌星的经历，正是由于时代的进步、e68a84e8a2ade799bee5baa6e997aee7ad94335社会的发展、观念的更新形成的。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现如今，知道重阳节的人越来越少了，知道感恩节的人越来越多了；知道情人节的人越来越多，可知道七夕节的人越来越少了。对于我们先辈留下来的许多传统节日，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几乎全都置于脑后了，这难道不是一种崇洋 *** 吗？这难道是我们口口声声说到的责任感吗？然而，我们身边其实有许多人在为我们做榜样，他们能坚守自己的信念，鼓励人们学习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著名学者马寅初不就是吗？他积极提倡我们青少年应当多多学习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虽然世界正在多元化，但是，我们传统的中化文化不能丢！因此，我们是否想过，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否会被他国文化所取代？这个答案须靠我们用行动来回答。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继续发展的基石，是我们共同保护，共同继承的使命。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让我们坚定信念，共创美好未来！忆往昔，若不是司马迁的沥尽心血，怎会有《史记》的鸿篇警后人， 8. 古代文化常识 大计3年一考，小计一年一考。 西周考绩法分大计与小计两种，大计法由家宰和小宰大官负责，考核的内容包括廉能、廉政、廉法等，主要是对官府官员实行六计考核，审查他们政务、严格推行政令、执行法令的能力和表现。 三年为大计，分月计、岁计、大计三种形式。 小计法又叫大比法，由乡师负责，考察在教育、政事、法纪、户籍六畜及所有兵器方面的能力和表现，每年一次，成绩呈报上级，到三年大比之际，乡师再负责考核官吏的教育政绩和报告的真实性和确定性，以此作为赏罚依据。
这学期选了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原本选他是因为好奇，好奇到底会学些什么，可上了几节课后就深深的被他的魅力所迷住。通过这课，越发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引人折服。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华文化蕴藏了他独有的风格。且都具有各自的特点，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我选择几点简单谈下我的认识。 文字：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表情达意的工具。中国文字的创造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传说中的文字神是仓颉，《淮南子 本经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栗，夜鬼哭”。迄今为止，一直流传的最早的文字世上带的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之后依序大致是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与行书。（1）、金文，是住在铜器上的铭文。我国夏朝时期进入青铜时代，在出土的铜器中就铸了文字称为“金文”，又因这类文字在钟鼎上字数最多，所以又称其为“钟鼎文”。（2）、篆，专家都认为是战国晚期秦国的文字，是官定的标准文字。战国末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废除了六国的文字，形成新的文字“小篆”。（3）、隶书，因小篆整齐又是长方形，结构是由均匀圆滑，各组成不方便书写。其特点是将圆滑转变取得线条，写成带方折的字形。（4）、草书，是一种特定的文字，是从民间隶书发端萌芽来的。草书不但笔画勾连，字间勾连，而且形体高度简化，后来又出现了草书的变体，称“狂”。
那你们看看（世界文学研究）吧，学习参考参考
中华古代诗词文化，源于祭辞，萌于民谣，兴于咏志。可惜，现存最早文字辑录诗集仅有《诗经》。继春秋至战国衍为骚体，古雅深邃，乃先秦诗文化独秀一枝。秦亡而汉，乐府兴，诗苑万象更新。入于魏，五言腾踊，尤见“三曹父子”“建安七子”创建辉煌。魏晋之交，有“竹林七贤”；西晋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东晋更有陶翁。此期间诗歌境界与视野得以拓宽，咏唱愈加脍炙人口。沧海桑田，岁月交至南北朝之宋齐，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已不一而足，“大小谢”“七言之祖”“竟陵八友”脱颖而出，田园诗、山水 诗，清逸峻秀，齐梁体堪称独占唐前春色。大唐盛世，亦为诗之盛世；诗律之工，音韵之秀，炼句之缜密，意境之旷远，实为登峰造极！然虽有“诗圣”冠于李杜，犹有群星灿然于千古！诗余有词，南北朝时已见其零星草色，晚唐兴于教坊，至于大宋，竟逐渐跳脱弦指之间而成跌宕之咏，可谓独领诗史风骚！词较于诗，其伸展转承有余，更见抒情遣怀之酣畅。两宋之时，词人千家，而晏柳苏辛，拔高耸之标。另谈及词牌格律千余，实乃前人不古，后人每每作茧自缚，遂成填词之风。诗词演绎于元明，日益迎合民间文娱需求，于是，“街市小令”“村坊小调”勃然而兴，终绽放出一代曲赋奇葩。有云：唐后无诗，宋后无词。概以为，此乃诗词境界广义之论；就其狭义而论，未必尽然。明代高启诗，上有汉魏之高亢，下有唐宋之俊秀，颇具承前启后之范。叹青丘，文惹忌讳，险人弄谗，值壮年时罹患腰斩。与其说“唐后无诗”，毋宁说“文字狱”兴焉，而后无诗。至于清代，诗人也众，诗卷也浩繁，但多熏于附庸浮滑之气而欠失品格，故精品传遗者不啻凤毛麟角。乾隆诗万余，未见一二传咏，夫何足论哉！然 风韵气节可景仰者，还属龚自珍、板桥诸人。
1、“四书”、“五经”：“四书”指四部儒家经典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五经”是五部儒家经典，即《诗经》、《书经》、《礼》（《周礼》、《仪礼》、《礼记》）、《易经》、《春秋》。
2、《诗经》：《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作品。《诗经》通称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儒家把它奉为经典才称《诗经》，共305篇。
3、《左传》：《左传》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原名《左氏春秋》，又称《春秋左氏传》，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着。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前后记叙了春秋时期250多年的史事。《左传》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影响很大。
4、《国语》：《国语》是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共21卷。传为左丘明所着。全书按不同国家记载了从周穆王到周贞定王前后500余年的史事。《国语》和《左传》明显的区别是《国语》分别写不同国家，以记言见胜；《左传》则按年代编写，长于记事。
5、《楚辞》：《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为“骚体”。
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楚辞》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
6、二十四史：指从《史记》到《明史》的24部史书。其中中学课本涉及到的有：《史记》（汉 司马迁）；《汉书》（东汉 班固）；《后汉书》（南朝宋 范晔）；《三国志》，（晋 陈寿）；《新唐书》（宋 欧阳修）；《新五代史》（宋 欧阳修）；《明史》（清 张廷玉等）。
7、四史：指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总称。《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官修的荟萃古代典籍的大型综合丛书。
共辑录清代乾隆以前历代重要典籍3461种，79309卷，分装为36000多册，按经（被儒家列为经典和注释经典的着作）、史（记述历史史实、地理疆域、官职等书）、子（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着作及工农、医等各种科学技术着作）、集（历代作家诗文集）四大部分分别编列。
8、唐宋八大家：唐代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人的合称。八人在散文创作上皆有较高的文学成就。
1、《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采自15个地区的诗，其中大多数是民歌；“雅”有《大雅》、《小雅》，是产生地王都附近的诗；“颂”有《周颂》、《鲁颂》、《商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诗。
2、《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
3、《战国策》记载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洲说各国或互相辩难的言论和行动。
4、《左传》记叙了春秋时期250多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历史事实。
5、《史记》记叙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6、《西厢记》写书生张生与崔相国之女莺莺追求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故事。
7、《世说新语》记载了东汉末年至东晋年间许多贵族、名人的言谈逸事。
8、《三国演义》以蜀汉与曹魏的斗争为主线，描写了自汉末群雄逐鹿至西晋统一历史进程。
9、《西游记》以孙悟空为中心，写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寄寓了广大人民反抗黑暗势力，要求战胜自然、克服困难的精神，曲折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现实。
10、《红楼梦》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篱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着重描写了贾家荣、宁二府由盛到衰的过程。
11、《聊斋志异》描写歌颂爱情。抨击科举制度的腐败。揭露现实政治的腐败和政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热情地歌颂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
12、《桃花扇》以候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写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13、《长生殿》一方面颂扬李、杨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表达了作者的爱情理想；另一方面又谴责他们荒淫祸国，企图达到“垂戒来世”的目的。
14、《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离死合的爱情故事，提示了反封建礼教的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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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性”，各位都认为中国人不屑谈性，是个清心寡欲的民族。然而当我看了刘达临先生的《中国古代性文化》一书后，才真正明白了许多。那就是中国人同样是一个好性的民族，因为性是根本、是本性、是生存、是延续、是高雅的本能的艺术。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的解放进步，我不知如今的中国人对性的认知是不是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但起码从铺天盖地的性药广告中可以看出，如今的中国人对性的态度正逐渐的变得坦然了..
春宫画是中国古代性文化的一朵奇葩，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唐寅就是这方面的顶尖级的代表人物。现代人多以古代春宫画为黄色淫秽，其实这是不对的。古代春宫画不仅有欣赏功能、教育功能、医疗功能，还有研究功能，具有很大的文化价值。现代的医生要治疗性冷淡，利用这些画来刺激、唤起患者的性欲，是主要手段之一。
对于生活在中国古代的人来说，性是一个从不能谈论的话题。然而每个人都有欲望，俗话说的好：食色性也。因此性爱对于古人来说同样是必不可少的问题。然而由于社会的保守，古人对于性总是十分避讳的。可是古人也要进行性爱，因此衍生了一种独特的性文化
上古时期的先民并未建立后世所谓的伦理道德，或者从另一方面说有那个时代独特的性伦理道德。他们毫不讳言性交，甚至崇拜与性相关的事物。先民对待生殖神，或者看见生殖器官崇拜物，如同西方人看见上帝，要顶礼膜拜。他们的观念里，“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庄严的、不可亵渎的。它深刻地表达了一个庄严的群体意志，无涉色情，更不是淫荡。性关系较少涉及个人情感，是集体意志。
随着春宫图的诞生，解决了古人对于性的困扰。而且女子出嫁春宫图更是成为了女子的嫁妆。每当圆房的时候结婚的双方就会拿出来一起学习研究，避免了男女双方性经验不足造成不能圆房的尴尬。
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环境形成了独特的性文化，房中术和春宫图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精华所在，也可以说是古人必学的性教育。虽然这种学习都是私底下暗地进行，但是大家知道，只是心照不宣而已。毕竟性在古代是个让人避讳的话题。
中国古代性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中形成的性观念、习俗、行为，以及有关于性的知识、文艺、道德规范和诸般社会体制等。中国属大陆性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由50多个民族所组成，受不同地域、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有着各具民族特色的性文化。中国各民族的发展极不平衡，虽然随着交通的发达，人员交往（包括通婚、商贸往来和争战）等民族之间的交融，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相对落后民族的文化发展，但始终不能达到同步，因而表现出一定的性文化差异。另一方面，性文化又有其特殊性，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地区之中性文化便可有相当的差异，例如游牧地区一般较农业地区对性更为宽容。而即便在一时代同一地区中也还存在着阶层上的区别，例如“士大夫——市民——乡民”之间的区别，但见于经传的通常只是士大夫的性文化观，市民的性文化观或可见于小说和野史，而乡民的性文化观却较难考查。在朝代更迭战乱饥荒时期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下，性关系常变得松散，而在农业定居已稳定若干世代的情况下，宗族和宗教等传统势力就会给性关系带来种种难以逾越的限制。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汉族先民曾经历漫长的原始公社时代，经过“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部落阶段。至黄帝以后，转为父系氏族部落，并进入部落联盟时期。历史传说反映出，汉族远古先民包括来自羌、夷、苗、黎等不同氏族部落集团的人，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的接近、交往和斗争，逐步融合为同一族体。这一融合过程延至春秋战国时期，分布区域也扩展至东北辽河中、下游，西北洮河流域，西南巴蜀黔中，东南湖湘吴越等广大地区，在秦朝汉代国家统一的条件下，形成为汉族。自秦汉至今的2000多年间，历代都有不少汉族人民通过屯垦、移民、掳掠、流亡等方式移居边疆各地，与边疆少数民族交错杂处，共同开发边疆，其中不少从而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之中。另一方面，边疆各民族内迁，与汉族杂处，往往大都融入汉族之中。由于汉族历代均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故在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发展中，起了主导作用。古代汉族社会伦理道德和立法的基础是“三纲”和“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这是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根据“天人相与”的神学观点、发挥春秋时期孔、孟儒家学说总结而来，其后一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观念。与此相联系的是中国古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汉族通行一夫一妻制婚姻，但封建士绅阶层普遍存在纳妾现象，在亲属的亲疏观上，以父系为中心。父系家族的延续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故汉族古代的人口观主张“多子多福”。在此基础上，子对父应尽忠尽孝，其中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最高体现。这种宗法制度的扩大，则表现为“子民”对最高统治者“天子”的道德规范。所以神权、政权、族权、夫权成为禁锢人们思想，尤其是禁锢和压迫女性的工具。在高度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古代中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政治、军事、哲学、经济、史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都拥有众多影响深远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其中在诸如汉文史学、文学和艺术的文献中，保存有不少性文化内容。古代科学技术如天文、数学、农学、医药学、建筑学和冶炼术等方面，都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属于古代医学分支之一的中国古代房中术，远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前后即已基本成型，其学科内容已相当于今日的性学。中国性文化博物馆中国性文化博物馆目前收藏了2000多件罕见的性文物，陶瓷、春宫图、青铜器等等。这些性文物都是过去深藏不露、秘不示人、难得一见的，而且形式千姿百态，雕塑、绘画、雕刻、书法、诗词等济济一堂，有不少展品已经是国家的孤品和珍品，全国罕见。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的民族，其社会、风俗、生活习惯有着浓厚的东方色彩，与西方各国有着显著的文化差异。孟子曰：“食、色性也”。说明我们的祖先对性文化持有非常开明的态度。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今天的我们更会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性文化。
上古时代，人们一直对生殖、生殖器与性行为的崇拜直言不讳。这通过一些汉子的衍生，文物的图案，岩石上的壁画及宗教建筑等体现出来。汉字中有很多是由生殖器和性行为的形象衍生出来的。如：且、母、比、冥等字。且 代指男根；祖 其形旁示意指天上的神祗；因此，祖字有以男根祭祖之意。我国出土的很多文物上都刻有女性生殖器崇拜的图形，如西安半坡突出的大量陶器上的鱼状花纹，浙江余杭反山墓葬出土的白玉鱼等。此外，佛教的塔、西方的方尖碑、还有宗教的哥特式建筑，其中一定程度上为男性阳具完全裸露的一种表现形式。可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以性崇拜为基础是传统性文化的特征。这些崇拜意识对人们的生活各方面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如：风俗、祭祀、哲学、法制、文学与语言文字等。以至于古人把过夫妻性生活称为“行周公之礼”“敦伦”即敦伦人之大伦，认为这是很神圣，隆重的事。而所谓“御田祖”主要是在田地播种时，以男女交合为祭，以田地象征女阴，以种子象征男精。将男女性交称作“播种”“耕耨”。如聊斋志异中，林氏要求丈夫与她同房，笔语曰：“凡农家者流，苗与秀不可知，播种常例不可违，晚间耕耨之期至矣。”初民把性交、生殖和土地扩大为天和地、阴和阳、男和女的关系。儒家认为：天和地，阴和阳，要交合才是事物的生机。如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种看法还影响到后世一些政策措施，阴阳学说的问世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在文艺作品中，人们常用桃花、佛手表示阴道，此外有时也用牡丹花、蝴蝶和凰表示。阳用雄马和公羊之类的有角动物，公鸡、传说的凤以及巨龙等表示。在美术作品中，常可见到用龙的精液与云交配来表示性交。性文化密切关联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是因为，创造文化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繁衍，人的生理和心理状态，两性的和谐和合作。现在看来，性文化几乎和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密切关系。性爱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凡音乐、舞蹈、雕塑、绘画、诗词、戏曲、小说等，都包括一定数量的含有性内容的作品，这些作品或反应当时社会的性习俗，或追求性关系中的男女平等，或宣扬性享乐。在表现方式上有的含蓄，有的露骨，从而构成中国性文化中一个丰富多彩的重要侧面。其中明显表现与人们生活中的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出现于人们的庆典祭祀活动中，裸舞，性舞蹈等，以及史料中记载的桑林之舞、万舞等。另一类则是追求性享乐，人们追求美色，享受性带来的快乐，其中最为表现为历代帝王的后宫，例如：历史上有名的元帝，元帝继位后则下令招全国的美女用来行乐，还要求画工把每个美女描绘出来，供其挑选。后宫都想得到皇帝的恩泽，纷纷贿赂画工，只求把自己画的跟美丽一些。唯独只有王昭君没有贿赂画工，于是画工怀恨在心，导致画工把王昭君画的很难看，自然元帝不会挑选上他。后来匈奴入侵，元帝找了这个最难看的送给匈奴，让王昭君嫁到匈奴，去充当王妃。在王昭君即将随匈奴而去，向元帝辞行时，元帝突然发现，他温文尔雅，气质非凡，压倒后宫所有人。当推后宫第一美人，元帝为此十分后悔，但是国家之事不能反悔，只能忍痛割爱。后来元帝彻查是由，将画师毛延寿等人统统杀掉示众。后世有人讨论，认为毛延寿画王昭君像的事不可信，但至少说明了当时的皇帝后宫佳丽太多，已经人不过来了，非要借助画像不可了。
古代关于磁学的知识相当丰富。我们祖先对磁的认识，最初是从冶铁业开始的。古籍中记载了很多有关磁学知识。磁与电有本质上的联系。古代对于某些静电现象的记载，如摩擦起电、地光与极光的电磁现象等，这恰恰是和磁现象相并列的。在我国古代，大约在春秋末期成书的《管子•地教篇》、战国时期的《鬼谷子》、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等，都曾记述了天然磁石及其吸铁现象，还记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指南针“司南”。
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自觉功绩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比。他嫌都城咸阳的宫室太小，不足以展现自己君临天下的威仪，就在公元前212年，下令在王家园囿上林苑所在的渭河之南、皂河之西，建造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阿房宫。
相传当年秦始皇在建造阿房宫北阙门时，令能工巧匠们“累磁石为之”，故称“磁石门”。磁石门运用了“磁石召铁”的原理，类似现代的安全检查门。
磁石门的作用，一是为了防止行刺者，在入门时以磁石的吸铁性能使隐甲怀刃者不能通过；二是为了向“四夷朝者”显示神奇，使其惊恐却步，不敢有异心，故也称“却胡门”。
磁石门的营造，反映了秦国高超的科学技术水平。这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尚属首创，可以算得上是世界科技史上的一大创举。
其实远在2000多年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就开始同磁打交道。人们在同磁石不断接触中，逐渐了解到它的某些特性，并且利用这些特性来为人类服务。
古人在寻找铁矿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磁铁矿，就是磁石。我国古籍中关于磁石的最早记载，是在《管子•地教篇》中：“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古代人把磁石的吸铁特性比作母子相恋，认为“石，铁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因此，汉代初期，都是把“磁石”写成“慈石”。对于磁石吸铁这一问题，宋代道士陈显微和道教学者俞琰曾经作过探讨，认为磁石所以吸铁，是有它们本身内部的原因，是由铁和磁石之间内在的“气”的联系决定的，是“神与气合”使然。
明代末期地理学家刘献廷在他的《广阳杂记》一书中也认为，磁石吸铁是由于它们之间具有“隔碍潜通”的特性。刘献廷还把铁的磁屏蔽作用理解为“自然之理”。
这种力图用自然界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也只能作出这样解释。
我国古代还把磁石吸铁性应用于生产上。清代乾隆年间进士朱琰著的《A说》记有古代烧白瓷器的时候，用磁石过滤釉水中的铁屑。因为素瓷如果沾有铁屑，烧成后就会有黑斑。
磁石也应用于医疗上，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宋代的人用磁石吸铁作用来进行某种外科手术，如在眼里或口里吸收某些细小的铁质异物。这在现代已经发展为一种专门的磁性疗法，对关节炎等疾病显示出良好的疗效。
我国关于地球磁场可以磁化铁物的记载，也见于一些著作中。如明代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卷8《指南说》的注中引滕揖的话：“铁条长而均者，悬之亦指南。”
磁偏角、磁倾角和地磁场的水平分量称作“地磁三要素”。欧洲人对磁偏角的发现是在哥伦布海上探险途中的1492年，磁倾角的发现还要晚一些。而我国对磁偏角、磁倾角的发现都要早得多。
北宋时期官修军事著作《武经总要》所记述的制指南针法，是包含有一定的地磁学知识的。甚至有关磁倾角的知识也反映在这种磁化法中。既然指南针在磁化过程中要北端向下倾斜，这就隐含着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有个倾角的存在。
至今所发现的有关磁偏角的比较权威的文献记载，是北宋时期沈括的《梦溪笔谈》。
沈括在磁学上的贡献有如下3点：一是给出了人工磁化方法，二是在历史上第一次指出了地磁场存在磁偏角，三是讨论了指南针的4种装置方法，为航海用指南针的制造奠定了基础。另外，沈括对大气中的光、电现象也进行了研究。
从后来的地磁学发展知道，磁偏角是随地点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同一地点的磁偏角大小又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这些变化是由于地磁极不断变动所致。
至南宋时期，磁偏角因地而异的情况有了更明确的记载，并且被应用到堪舆罗盘上。
至元明清时期，堪舆罗盘也都设有缝针，而且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所制的罗盘的缝针方位也都不一致。这可以看成是我国古代关于偏角因时、地而变化的原始记录。
在物理学上，磁与电有着本质上的联系。我国古人把磁现象与静电现象联系在一起，并且统一地归结为“气”，是有意义的。后来人们对于静电吸力的观察更加深入了，发现了一些特别的情况。
比如三国时期，人们已经知道“琥珀不取腐芥”。“琥珀”是一种树脂化石，绝缘性能很好，经过摩擦后就能吸引轻小物品。这个现象，汉代以来就为人们所熟知。
“腐芥”是指腐烂了的芥籽，必定满含水分，因而具有黏性，容易粘着别的物体上，难以吸动。
另外，腐芥上蒸发出水气使周围空气以及和它接触的桌面都潮湿，以致易于导电。当腐芥接近带电体，因感应而产生的电荷，容易为周围的潮湿空气传走，所以静电吸力一定很小。
可见“琥珀不取腐芥”不但是事实，而且是符合电学原理的，也是人们深入观察研究摩擦起电现象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古人认为，琥珀经过人手的摩擦，容易起电，才是真的琥珀。可见，古人已经知道以是否具有明显的静电性质，作为鉴别真假琥珀的标准，这是初步的电学知识的实际应用。
摩擦起电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生火星，并伴随轻微的声响。这种称为“电致发光”的现象，在古代也时有发现与记录。
晋代张华《博物志》记载：“今人梳头、脱着衣时，有随梳、解结有光者，也有咤声。”这里记载了两个现象，一个是梳子和头发摩擦起电，另一个是外衣和不同原料的内衣摩擦起电。
古代的梳子，有漆木、骨质或角质的，它们和头发摩擦是很容易起电的；丝绸、毛皮之类的衣料，互相摩擦也容易起电。当天气干燥，摩擦强烈时，确实能有火星与声响。
当然这火星与声响是十分微弱的，古人能觉察到，说明十分仔细、认真。
古代观察到的电磁现象，比较有代表性的除了雷电以外就是地光与极光。
我国古代关于地光的记载，以各地方志里为最多，例如：《成都志》记载，293年2月4日，成都发生地震之前，“有火光入地”；《正德实录》记载，1513年12月30日，四川“有火轮见空中，声如雷，次日戊戌地震”；《颍上县志》记载，1652年3月24日，安徽颍上地震发生时，“红光遍邑”等。
所有这些文字里的“火光”、“火轮”、“红光”等都是古人形容地光的名词。
上述这些记载是如此确切、生动，它们是科学史上极其珍贵的资料。它们的意义在于地光能够反映岩层的活动，和地震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尤其是有助于临震预报。
极光分为北极光和南极光。我国地处北半球，故只能看到北极光。高纬度地区看到极光的机会比较多，但在中低纬度地区偶尔也可以看到，不过亮度要弱得多。
一般认为极光的原因在于：太阳发射出来的无数带电粒子受到地球磁场的作用，运动方向发生改变，它们沿着地球磁力线降落到南、北磁极附近的高空层，并以高速钻入大气层，这些带电粒子跟大气中的分子、原子碰撞，致使大气处于电离并发光，这就是极光。
各种原子发出不同的色光，所以极光呈现五彩缤纷的颜色，一般为黄绿色，但也有白色、红色、蓝色、灰紫色，或者兼而有之。
我国古代关于极光的记载很早。远在几千年前传说的黄帝时期曾出现过“大电光绕北斗枢星”。
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记录了大约发生在公元前950年的一次极光：“周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描述了极光的时刻、方位和光色，是我国最早而翔实的极光记载，比西方早了600多年。我国古代关于极光的记载是很丰富的。当时没有极光的名称，而是根据各种极光现象的形状、大小、动静、变化、颜色等分别加以称谓。
这种分类命名法，最早见于《史记•天官书》，可见至少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极光是研究日地关系的一项重要课题，它跟天体物理学和地球物理学都有密切的关系。古代记载下来的极光史料，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过去太阳活动、地磁、电离层等变动的规律，还可以探讨古地磁极位置的变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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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物理概念之一，是物质所表现的电性和磁性的统称。如电磁感应、电磁波等等。电磁是丹麦科学家奥斯特发现的。电磁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电荷运动产生波动，形成磁场，因此所有的电磁现象都离不开磁场。电磁学是研究电磁和电磁的相互作用现象，及其规律和应用的物理学分支学科。麦克斯韦关于变化电场产生磁场的假设，奠定了电磁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发展了对现代文明起重大影响的电工和电子技术，深刻地影响着人们认识物质世界的思想。电磁是能量的反应是物质所表现的电性和磁性的统称，如电磁感应、电磁波、电磁场等等。所有的电磁现象都离不开磁场；而磁场是由运动电荷产生的。运动电荷可以产生波动。其波动机理为：运动电荷e运动时，必然受到其毗邻e地阻碍，表现为运动电荷带动其毗邻1向上运动，即毗邻随同运动电荷e一起向上运动；当毗邻1向上运动时，必然受到其自身毗邻1地阻碍，表现为毗邻1带动其自身毗邻向上运动，即毗邻2随同毗邻1一起向上运动。这样以此向前传播，形成波动。显然，真空中这种波动的传播速度为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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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中国传统节日内涵文化学认为，文化的结构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然也不例外。（1）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物质层面①传统节日中的饮食文化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节日里蕴藏着丰厚的“吃”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节日就是一路“吃”过来的。如：春节吃饺子，正月十五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等等。而且，绝大多数传统节日都是在古老祭祀仪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伴随着祭神、祭祖以及节日饮食而逐渐形成一种习俗的食物，都负载着一种深厚的民俗情感。它们不仅为后来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节日食品的献祭、馈赠与集体分享，构成了中国节日物质生活的重要传统，体现着中国人处理天人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表达方式。②传统节日中的服饰文化每逢节日来临，人们都会穿上节日的盛装，这在春节时候体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节日是一个民族的特色盛装的展示舞台。与便装相比，盛装雍容、典雅、庄重、讲究、繁琐，它更注重节日文化内涵的表达与展示，是我们研究一个民族历史、文化、艺术、工艺的重要参照，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比如唐装的演变和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③传统节日中的节日仪式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最早起源于祭祀。发展到今天的节日庆典活动大多都与古老的祭祀仪式、迎神赛会、驱邪免灾等活动有密切关系。保留到现在的民俗活动，如安塞腰鼓、端午龙舟、上元花灯等，不仅增添了中华民众的节日乐趣，也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独特的一部分。另外，作为与节日仪式相关的民间文艺，如祭神神词、神话、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样式，祭神歌舞、戏剧等表演艺术以及搭建神棚、扎纸结彩等民间工艺，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宝库。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精神层面①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美满：贵和尚美贵和尚美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传统节日中常有流露，传统节日是人们期盼和谐思想的具体体现。如：通过团拜、探亲等仪式活动密切了与周围人的关系；通过节日化装的巡游、节日锣鼓的敲打、节日竞赛的开展，释放内心的情感、期望，加强村落社区成员之间的情感依赖和精神交流，从而使这里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秩序更加安定。节日也调节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通过节日，一个民族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向其他民族展示自己的强大，弘扬本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不同民族的人聚在一起庆祝节日，能增进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此外，元宵吃汤圆，中秋吃月饼等，这些都表达了人们希望生活团团圆圆、和谐美好的愿望。清明折柳，端午采艾叶，重阳遍插茱萸，这些驱恶辟邪的习俗也显露出尚美的意愿。②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节日根植于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文明。几乎每个节日都是一个节气，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而逐渐产生的。在节日的选择上体现了人顺应自然的理念，让民众依照自然节奏、适应气候周期的规律进行农业生产，而对节日的庆祝体现了人们祈盼农业生产的风调雨顺。这一点很好地阐释了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另外，在节日中，人们非常注重人与自然的亲近。如：在春天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在清明踏青娱乐，端午节划船竞赛，中秋节仰望天空中的明月等等。这些节日活动都可以让人们亲近大自然，感觉到“天人合一”的氛围，使人们更加注重自身与大自然的和谐。③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贵人伦“伦理本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传统节日都有贵人伦、重亲情的特点，显著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伦理和礼俗，成为维系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感情纽带。比如合家团聚是春节和中秋节最显著的特点。另外，贵人伦还体现在对孝道的重视。每个节日几乎都有对祖先的祭祀仪式，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孝思之情。重阳节注重敬老孝亲；端午节又称“女儿节”，妇女回娘家，女婿看望岳父母等。这些都体现了对长辈的关心和孝道。还有不可不提的是，中国传统节日还具有协调人际、增强成员凝聚力的道德功能。传统节日中包含着各种礼仪、仪式，这些礼仪、仪式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约束。而这些约束又会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生活中伦理道德的一部分。所有的人都要遵循此种伦理关系，遵守其内含的道德要求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百度上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