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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小论文的格式：论文名称：论文名称亦即研究课题名称。它必须能反映你的研究的主要情况，切忌名不符实或戴“大帽子”。在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前提下，表现出较好的文学性，简短明确而有吸引力。摘要：论文必须要写摘要。摘要的作用是让阅读者先简要了解一下研究的主要情况，看看有无必要看全文。所以摘要写得不好，别人就不会看全文。好的摘要能简明清楚地表述你的研究的创新点和成果，一般字数在300字左右，它是整个研究的高度浓缩，需要有相当的概括和表达能力。关键词：能反映研究主要信息归类的几个词语，主要为文献分类编排提供信息。 课题由来：简要表述研究课题最初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是如何引发的，反映这一课题确立的一些背景情况。这一要素能自然地引出了你的后续部分，同时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创新研究的真实性。 正文部分： 一、 研究目的：写明开展这一研究的具体目的意义。目的必须相当明确具体，二、三行字的表达就够了。有较多的小论文把研究目的写得很空、很模糊、很长，这是目的不明确的表现。 二、 研究方法与过程：这部分要讲清研究用的是什么科学方法？用到了哪些器材，一些特殊的器材还要说明来处。研究过程的表述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要详细而有条理地进行阐述，要具体到别人照阐述重复做一遍也能得到研究结果。这一要素有很多小论文写得很短，甚至空缺，这样的小论文就不可能有说服力，连真实性都成问题。 三、 研究结果：这部分表述的是研究所获得的原始数据的整理情况，应该用图表结合文字说明来表达。这里要强调的是必须是对原始数据的整理结果，而不是原始数据的简单罗列。文字说明是对图表中数据进行简要而有重点的阐述或概括。 四、 结论和分析：它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研究成果即结论，二是对这个结论的简要推论。有较多的论文用研究结果代替结论和分析，这样的论文是不完整的，缺失了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 五、 收获与体会：这是青少年科学小论文参加创新成果竞赛特有的一个要素，同样不可或缺。这里主要表达通过这样一个研究过程，在提升个人科学素养和其它方面所取得的提高和感想，在这一部分，还不要忘了对完成这一课题研究及其论文撰写指导帮助的老师或其它人员的感谢。 六、 参考文献：罗列所参考的书籍、杂志等文献的名称、出版年份、作者姓名以及重点参阅过网站的名称、网址等主要信息。一则表达对作者的尊重，二也反映了你的研究的起点。 以上十大要素是相辅相成的，是缺一不可的。科学类论文用词造句要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尽量要用科学俗语，并且客观地表达，切忌感情化、情绪化用语。文章总的篇幅，一般控制在2千到3千字左右为合适。另外，多看看一些优秀的青少年科学小论文对提高撰写水平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第3个题目可以考虑。原因如下： 1、先否定2、3两个。唐代帝陵已有很多研究，你再搞初步就是画蛇添足；非中原是什么概念？这么大的范围怕是搞不了吧。除非是一个遗址的，或者说是个别的几个或一组青铜器。 2、再说第1个，已有的夏商遗存怕是发掘报告和调查报告都发了，你若做个综合性的研究，难以写出新意，也是初写文章的大忌。 3、做第3个题目因为地域限制可以有所突破，但同时要掌握整个陶瓷发展的历史和占有已有的发掘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已有研究成果作出自己的推断。
杨根先生的《论宋代八大窑系》，跟你这个论文应该是一类的，那篇文章应该算作对宋代陶瓷考古的一篇简单综述，何况那里面也有一些错误，比如他认为定窑白瓷的釉有化装土的遮盖作用，其实后来根据实验发现那是一种特殊烧成条件下的莫来石析晶现象。所以，希望楼主做这篇论文不必太紧张。既然是写论文，而且是考古学论文，那么我想再补充一下，以便让楼主的论文写得更方便，楼主既然学考古，应该知道在论述考古学意义上的某类器物的时候，要交代清楚这类器物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所以我要补充的是：唐代玉器体现了之前器物的哪些东西，又影响到之后的什么，从器型上说，唐代继承之前玉器的器型，除了常见的礼器，佩饰，容器外，还出现了玉册这样的新器型，原来传统的一些器型，比如射（不是这个字，我字库没有那个字，意思是扳指）型佩，这类东西从战国开始流行，两汉最盛，南北朝继续沿用，但是到了唐，这类东西在关中地区目前尚未有发现，可见这类东西应该是在北周时期在关中消亡的，相对的，南北朝佛教的盛行，影响到唐朝玉器出现新品种，比如飞天这样的佛教题材玉器，这类是唐代人物造型圆雕玉器的代表作，我们可以注意到，唐以前的圆雕人物玉器非常少，但是唐以后这类东西陡然增加，而且宋明两代的圆雕玉人物的风格，基本和唐代的没什么太大差别，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从加工工艺上来说，唐代玉器一方面继续沿用传统的砣具碾琢技法，另一方面，曾经在秦国玉器上出现的连点成线的錾刻工艺又出现了，并且有了创新，应该是和同时期流行的金银器錾刻工艺有关，如果具体分析唐代琢玉所呈现的短粗阴刻线对艺术表现的帮助，则不难发现，在何家村和长安薛氏墓出土的玉带饰上，这种阴线很好的表现出了浮雕人物或者动物遒劲的肌肉，这与唐朝以肥为美的审美观吻合，还有金银细工与玉器的结合，在唐朝发展到一个高峰，这种装饰手法在先秦就出现了，但是金银用于玉器装饰最多的还是唐朝，应该注意到，在玉器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符号意味的先秦两汉时期，玉器在中原华夏文化圈常见，而金银则很少，相反，金银多见于北方游牧民族。唐代金银如此之多，且金玉结合，应该是唐代开放，民族融合的一种体现，另外唐代的玉料种类较之以前也极大丰富，先秦秦汉时期，我国的传统玉石器原料，主要是软玉，玛瑙，水晶，车蕖，松石，岫玉这几种，但是唐代开始有了宝石类的东西。以上就是我要补充的东西，另外，给你一点建议，唐朝玉器出土的情形说明，除了陈设玉器外，随身佩带的玉器种类非常单一，从工艺水平上说，甚至还不如先秦时期的一些精品，虽然说这与六朝以来汉人对玉器观念的转变从而影响了玉器制作有关，但是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如果你的论文能够从对唐朝玉器的形态描述中透视出唐朝对玉的一些意识形态层次的东西，应该是很有深度的，如果能够把全国各地出土的唐代玉器进行分期，分区排比研究，从而能够说明唐在安史之乱前后，从开放到闭锁的文化心态变化在玉器上的表现，就更完美了
考古的不懂，但其他方面可以帮助
考古小论文的格式：论文名称：论文名称亦即研究课题名称。它必须能反映你的研究的主要情况，切忌名不符实或戴“大帽子”。在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前提下，表现出较好的文学性，简短明确而有吸引力。摘要：论文必须要写摘要。摘要的作用是让阅读者先简要了解一下研究的主要情况，看看有无必要看全文。所以摘要写得不好，别人就不会看全文。好的摘要能简明清楚地表述你的研究的创新点和成果，一般字数在300字左右，它是整个研究的高度浓缩，需要有相当的概括和表达能力。关键词：能反映研究主要信息归类的几个词语，主要为文献分类编排提供信息。 课题由来：简要表述研究课题最初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是如何引发的，反映这一课题确立的一些背景情况。这一要素能自然地引出了你的后续部分，同时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创新研究的真实性。 正文部分： 一、 研究目的：写明开展这一研究的具体目的意义。目的必须相当明确具体，二、三行字的表达就够了。有较多的小论文把研究目的写得很空、很模糊、很长，这是目的不明确的表现。 二、 研究方法与过程：这部分要讲清研究用的是什么科学方法？用到了哪些器材，一些特殊的器材还要说明来处。研究过程的表述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要详细而有条理地进行阐述，要具体到别人照阐述重复做一遍也能得到研究结果。这一要素有很多小论文写得很短，甚至空缺，这样的小论文就不可能有说服力，连真实性都成问题。 三、 研究结果：这部分表述的是研究所获得的原始数据的整理情况，应该用图表结合文字说明来表达。这里要强调的是必须是对原始数据的整理结果，而不是原始数据的简单罗列。文字说明是对图表中数据进行简要而有重点的阐述或概括。 四、 结论和分析：它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研究成果即结论，二是对这个结论的简要推论。有较多的论文用研究结果代替结论和分析，这样的论文是不完整的，缺失了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 五、 收获与体会：这是青少年科学小论文参加创新成果竞赛特有的一个要素，同样不可或缺。这里主要表达通过这样一个研究过程，在提升个人科学素养和其它方面所取得的提高和感想，在这一部分，还不要忘了对完成这一课题研究及其论文撰写指导帮助的老师或其它人员的感谢。 六、 参考文献：罗列所参考的书籍、杂志等文献的名称、出版年份、作者姓名以及重点参阅过网站的名称、网址等主要信息。一则表达对作者的尊重，二也反映了你的研究的起点。 以上十大要素是相辅相成的，是缺一不可的。科学类论文用词造句要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尽量要用科学俗语，并且客观地表达，切忌感情化、情绪化用语。文章总的篇幅，一般控制在2千到3千字左右为合适。另外，多看看一些优秀的青少年科学小论文对提高撰写水平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是考古的研究生，不过很惭愧，对文物摄影不是很关注，这个选题有点太过于偏向摄影方向，技术性很强，怕你难以把握，最好还是偏考古之类更好一点。选题不要太大也不要太窄，大了不好把握控制，范围小了收集资料也是个问题。
帮您找到了以下几篇：谈谈培养高一学生辨析史料的能力1 历史文化名镇——寨市旅游开发初探 2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历史分析3 收入分配理论的历史变迁及演进趋势 4 高学术起点,入国际主流——谈《知识产权》杂志的历史责任5 馆史研究中口述历史的几个问题6 浅谈高中历史教育在培养中学生人文素质中的作用 7 新课改下农村高中历史教学的困境及对策——对湖南省衡南县新课改的调查与反思 8 多维视野中的“身体转向”及其历史轨迹9 国家应对犯罪策略转变的历史选择——解读刑事和解的探索实践 10 我国商标评审法律制度的历史、现状与制度完善11 论历史比较法中的规律与例外 12 美国商业管制司法政策的历史发展和启示 13 苏区精神历史地位探微 14 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价值 15 汤黎路 把握历史方位提升工作能力 16 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制约因素 17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历史探索18 建党九十年来党的全球化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19 正确评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20 中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理论超越的历史分析 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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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毕业论文题目一、论文说明本团队长期从事论文写作与论文发表服务，擅长案例分析、编程仿真、图表绘制、理论分析等，专科本科论文300起，具体信息联系二、论文参考题目基于GIS的秦陵考古信息系统实现研究从考古发现看伊犁河谷塞种人文化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考古遗址公园特征与规划设计研究“海峡两岸——中原两周列国考古与文化研讨会”纪要 考古GIS数据组织与存储模型研究基于.Net平台的田野数字考古信息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GIS支持下的考古探测综合解释系统从考古遗址马骨分辨马衔证据的新方法关于《中国考古主题诃表》的编纂基于地域文化的薛家岗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研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模式研究基于WebGIS的秦陵考古信息系统实现研究基于.Net平台的田野数字考古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GIS考古研究综述与前景展望考古项目的电视新闻表达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概念设计考古遗址公园保护规划研究
考古勘探是指使用探铲及各种科技手段对一支表面进行勘察，发现和了解地下埋藏的古代遗存状况的科学行为。考古勘探的主要形式有常规勘探、地球物理勘（简称物探）和地球化学勘探（简称化探）等。常规勘探考古勘探基本技能是正确辨识探铲带上来的土样，用洛阳铲，钻探的过程中通过对同样的土质土色和结构的判别，这样可以判断地下各种遗迹和地层堆积的性质及分布状况。“土质辨识指南”生土是未经人类扰动过的自然土层，一般比较纯净，结构紧密、颜色均匀、不含人类活动痕迹和遗物。灰土是人类居住和集中活动的地方，活动中往往有较多的有机腐殖质和生活垃圾及灰烬等，使土色呈现黑灰、褐绿等不同颜色，土质相对松软，往往包含各种遗物。夯土、路土和居住面因为人类的长期活动或有意为之，土质比灰头要坚硬，夯土和路土都会分层，但夯土较厚较硬，包含物较少；路土则由若干薄层构成类似千层饼，包含遗物略多；居住面是人类直接居住所为，有多种人工迹象，其上的抹泥面、白灰面等很容易辨识，单纯踩踏形成的硬面也分层，但往往不易识别。红烧土和草木灰。人类用火行为会将泥土烧烤成红色并产生大量黑灰色的草木灰烬，比较容易辨识，有红烧土和草木灰的地方可能是灶或窑址、房子或者灰坑。墓葬五花土。人们在营造墓穴时往往会挖出若干质地颜色不同的土层堆积，下葬后又会把先前挖出来的土无序地回填进墓葬之中。经过挖出和回填的混合过程，墓葬填土就呈现出五颜六色的特点，俗称“五花土”。五花土堆积往往是判断墓葬存在与否的重要线索。
有关中国壁画、绘画等美术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中涉及较多的专题。中国壁画艺术起自北朝，隋唐走上峰顶，至晚清、民初濒临谷底，壁画画种从美术史记载、论述领域完全消失，壁画家从画家行列除名，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断层。李化吉《中国壁画的衰落与复兴》论述了盛唐时期是中国壁画顶峰期，宋以后，山水画、卷轴画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一直延续到近代。壁画退出主流地位，逐渐跌落末位，至明以后竟然“了无痕迹”。究其原因一是“灭佛运动”，“灭佛”封杀了壁画客观生存环境的发展空间；二是对画工的歧视，唐以前画家画工同作壁画还是正常的，到北宋，壁画是“众工”贱役范畴，画家参与是可耻的事，到南宋，画院也被概括在“画工”之列。其结果，壁画完全失去生存空间。有关中国绘画艺术的精髓线描研究方面和论文有夏朗云《从文献和石窟等文物上看吴道子莼菜条及陁子头道子脚的历史形态和意义》和刘韬《关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屈铁盘丝”式线条的研究》。陈瑞林和谭曙珍《敦煌与中国现代壁画——本土传统与外来影响的再选择》论述了中国近现代基督教壁画、商业壁画、政治宣传壁画、艺术壁画的发展，勾勒了壁画在近现代的演变轨迹。毛建波和陈永怡《敦煌壁画临摹与现代中国画——以“浙派人物画”为中心》论述浙江画家临摹、学习敦煌壁画，成为“浙派人物画”形成和成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推力，说明敦煌壁画临摹对现代中国画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 还有不少论文对敦煌艺术本身的制作方法、艺术语言、表现手法展开论述。关晋文《敦煌石窟早期壁画绘制方法小议》、马玉华《敦煌北凉北魏时期石窟壁画的制作》都基于作者多年临摹敦煌壁画的经验和认识，论述了敦煌石窟早期洞窟壁面地仗的制作、洞窟壁画绘制方法、制作工序。张建山《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故事画色彩的表现手法》论述了作者对九色鹿本生故事壁画的色彩表现手法的认识。徐艺《莫高窟419窟彩塑之艺术语言研究》从塑形、绘色两个方面论述了作者对敦煌隋代雕塑艺术造型语言的理解。谢振瓯《敦煌壁画中经变故事的图式观与造型观回望》认为敦煌经变画的图式观、造型观是“本自心源，想成形迹”的意象手法，敦煌壁画直至今日仍然是解答当下中国现代绘画发展诸多疑问的的一部无可替代之经典。 五、古代壁画考古研究 古代壁画考古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石窟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次会议中有许多论文从多方面、多角度涉及这一研究领域。 有关龟兹石窟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考古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多篇论文涉及。龟兹石窟中保存有大量的裸体人物画，引起学者们关注。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在龟兹石窟壁画裸体问题研究中存在资料不确、论说偏颇的现象。霍旭初《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形象问题辩真》对此现象进行澄清辨析，认为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的出现，在一定的时期范围和特定的题材范围里，符合佛教造像的“表法”原则，有的是进行戒定慧教育达到“弃贪离欲”的反面视觉教材，还有许多裸体形象属于“禅观”的内容。通过对比研究，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与印度笈多王朝时期佛教艺术造型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些壁画可能采用的就是笈多佛教艺术传来的“样本”。 龟兹石窟壁画艺术的代表图案“菱形格”图案形式，是学界长期以来探讨的问题。史晓明《克孜尔菱格画的形态学类型与艺术风格——以菱格画的本体语言为契机》认为菱格画的形式语言是点、线、面和色彩，在形态学上属于装饰性写实风格。王文杰《形视于目，手会于心——克孜尔壁画菱形格图案形成机制与结构》在以往学者关于菱形格图案多种单一来源观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它是菱形格山岳图案、音乐歌舞、纺织美术、犍陀罗艺术启发、龟兹地理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王征《龟兹石窟壁画美术风格类型和年代研究》在调查龟兹石窟壁画的基础上，分析壁画表现技法中的用线、用色、形体动态等表现形式，将美术风格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研究，确定壁画风格类型，进而讨论其年代分期。吕明明《克孜尔壁画中的王族供养人》通过对克孜尔约35个有供养人的洞窟中的11个洞窟的王族供养人画像进行对比研究，证明龟兹地区的佛教是受王族保护并大力扶持的。 壁画艺术可谓是利用塑造形式和图画形式表达人类情感或思想的一个艺术领域。如同所有艺术皆源于娱乐的本能，壁画艺术也不例外。壁画艺术乃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一种艺术，是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中诞生，生活环境的影响不仅在人类之间，在所有生物的相互关系中皆会产生影响。人类的生活环境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影响，人类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方方面面的启发而创作出相应的艺术作品，即不同的环境会塑造出不同的创意作品。如今这样的艺术作品会为现代人枯燥无味的生活提供可以休闲放松的地方，而这就是艺术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也就是作为艺术家应尽的义务。这样的艺术随着时光的流逝发展成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大体上分为个人艺术和大众艺术，而壁画艺术则从古至今以大众艺术行为的代表性艺术形态发展到今日。尤其像洞穴壁画，作为绘画的实用性最突出的一种佛教美术，由古代印度从教化角度创造出炉并传播到中国之后被赋予教化方面的装饰意义，为强调寺院的庄严性而被塑造得更加华丽、细腻。对于颜色采用而言，从最初的基本色调逐渐变得多种多样，并为了满足需要，开发并引进丰富的天然矿物颜料，从而促进了调色方法的发展。从东方概念上的“色”则超越了单纯的视觉方面的意义，随着其时代的价值观和美观等诸多条件而展现得异彩纷层、变化无数。尤其就绘画而言，从色彩的作用上，对比和协调等塑造领域和对象注入感情而加以美化。这样的色彩从东方的审美意识即美的意识上启始于礼乐，所谓礼乐与人类感情的适度开放具有密切关系。早在东方壁画中出现的色彩，将与阴阳五行思想相融合的五色视为神圣色彩，所采用的色彩会随着思想境界以及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了绘画的样式，随之出现的色彩从表现上由象征性发展到感性的表达。“敦煌”通过丝绸之路，容纳、反映了西域绘画样式和技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通道，从地理上也占重要位置。除了其地区的特点，敦煌壁画历经上千年的漫长岁月，在同一个地方经历不同的时代被持续创作，于是本论文将通过敦煌壁画所采用的颜料的分析和研究，推测各个时代所采用的颜料特性以及其变迁过程。为研究壁画材料，本论文对出现在古文献里的颜料相关记录和敦煌石窟壁画所采用颜料的调查分析，以从阴阳五行中相当于阴阳五行的五方色(白、赤、青、黄、黑)和五间色(绿、碧、红、蛾黄、紫)等10种基本颜色为中心，阐明其特点，观察不同时代从其色感和颜色上有何发展变化，为将来研究开发现代壁画材料和寺院壁画制作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
一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二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三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四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 莫高窟》 余秋雨（一）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于三危”。可见它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与神话分不清界线。那场战斗怎么个打法，现在已很难想像，但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该是来过的。当时整个地球还人迹稀少，哒哒的马蹄声显得空廓而响亮。让这么一座三危山来做莫高窟的映壁，气概之大，人力莫及，只能是造化的安排。公元三六六年，一个和尚来到这里。他叫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一枝锡杖，云游四野。到此已是傍晚时分，他想找个地方栖宿。正在峰头四顾，突然看到奇景：三危山金光灿烂，烈烈扬扬，像有千佛在跃动。是晚霞吗？不对，晚霞就在西边，与三危山的金光遥遥相对应。三危金光之迹，后人解释颇多，在此我不想议论。反正当时的乐樽和尚，刹那时激动万分。他怔怔地站着，眼前是腾燃的金光，背后是五彩的晚霞，他浑身被照得通红，手上的锡杖也变得水晶般透明。他怔怔地站着，天地间没有一点声息，只有光的流溢，色的笼罩。他有所憬悟，把锡杖插在地上，庄重地跪下身来，朗声发愿，从今要广为化缘，在这里筑窟造像，使它真正成为圣地。和尚发愿完毕，两方光焰俱黯，苍然暮色压着茫茫沙原。不久，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他在化缘之时广为播扬自己的奇遇，远近信士也就纷纷来朝拜胜景。年长日久，新的洞窟也一一挖出来了，上自王公，下至平民，或者独筑，或者合资，把自己的信仰和祝祈，全向这座陡坡凿进。从此，这个山峦的历史，就离不开工匠斧凿的叮当声。工匠中隐潜着许多真正的艺术家。前代艺术家的遗留，又给后代艺术家以默默的滋养。于是，这个沙漠深处的陡坡，浓浓地吸纳了无量度的才情，空灵灵又胀鼓鼓地站着，变得神秘而又安详。（二）从哪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到这里，都非常遥远。在可以想像的将来，还只能是这样。它因华美而矜持，它因富有而远藏。它执意要让每一个朝圣者，用长途的艰辛来换取报偿。我来这里时刚过中秋，但朔风已是铺天盖地。一路上都见鼻子冻得通红的外国人在问路，他们不懂中文，只是一叠连声地喊着：“莫高！莫高！”声调圆润，如呼亲人。国内游客更是拥挤，傍晚闭馆时分，还有一批刚刚赶到的游客，在苦苦央求门卫，开方便之门。我在莫高窟一连呆了好几天。第一天入暮，游客都已走完了，我沿着莫高窟的山脚来回徘徊。试着想把白天观看的感受在心头整理一下，很难；只得一次次对着这堵山坡傻想，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迹，中国的许多文化遗迹常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着，让人瞻仰。中国的长城就不是如此，总是代代修建、代代拓抻。长城，作为一种空间蜿蜒，竟与时间的蜿蜒紧紧对应。中国历史太长、战乱太多、苦难太深，没有哪一种纯粹的遗迹能够长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在坟里，躲在不为常人注意的秘处。阿房宫烧了，滕王阁坍了，黄鹤楼则是新近重修。成都的都江堰所以能长久保留，是因为它始终发挥着水利功能。因此，大凡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向我们走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这里举行着横跨千年的游行。纷杂的衣饰使我们眼花撩乱，呼呼的旌旗使我们满耳轰鸣。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来细细玩索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在这儿，一个人的感官很不够用，那干脆就丢弃自己，让无数双艺术巨手把你碎成轻尘。因此，我不能不在这暮色压顶的时刻，在山脚前来回徘徊，一点点地找回自己，定一定被震撼了的惊魂。晚风起了，夹着细沙，吹得脸颊发疼。沙漠的月亮，也特别清冷。山脚前有一泓泉流，汩汩有声。抬头看看，侧耳听听，总算，我的思路稍见头绪。白天看了些什么，还是记不大清。只记得开头看到的是青褐浑厚的色流，那应该是北魏的遗存。色泽浓沉着得如同立体，笔触奔放豪迈得如同剑戟。那个年代战事频繁，驰骋沙场的又多北方骠壮之士，强悍与苦难汇合，流泻到了石窟的洞壁。当工匠们正在这洞窟描绘的时候，南方的陶渊明，在破残的家园里喝着闷酒。陶渊明喝的不知是什么酒，这里流荡着的无疑是烈酒，没有什么芬芳的香味，只是一派力、一股劲，能让人疯了一般，拔剑而起。这里有点冷、有点野，甚至有点残忍；色流开始畅快柔美了，那一定是到了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后。衣服和图案都变得华丽，有了香气，有了暖意，有了笑声。这是自然的，隋炀帝正乐呵呵地坐在御船中南下，新竣的运河碧波荡漾，通向扬州名贵的奇花。隋炀帝太凶狠，工匠们不会去追随他的笑声，但他们已经变得大气、精细，处处预示着，他们手下将会奔泻出一些更惊人的东西；色流猛地一下涡漩卷涌，当然是到了唐代。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但又喷得一点儿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纳入细密流利的线条，幻化为壮丽无比的交响乐章。这里不再仅仅是初春的气温，而已是春风浩荡，万物苏醒，人们的每一缕筋肉都想跳腾。这里连禽鸟都在歌舞，连繁花都裹卷成图案，为这个天地欢呼。这里的雕塑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娇嗔。这里的每一个场面，都非双眼能够看尽，而每一个角落，都够你留连长久。这里没有重复，真正的欢乐从不重复。这里不存在刻板，刻板容不下真正的人性。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人的生命在蒸腾。一到别的还能思忖片刻，而这里，一进入就让你燥热，让你失态，让你只想双足腾空。不管它画的是什么内容，一看就让你在心底惊呼，这才是人，这才是生命。人世间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一群活得很自在的人发出的生命信号。这种信号是磁，是蜜，是涡卷方圆的魔井。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这种涡卷，没有一个人能够面对着它们而保持平静。唐代就该这样，这样才算唐代。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驾驭哪些瑰丽的色流，而竟能指挥若定；色流更趋精细，这应是五代。唐代的雄风余威未息，只是由炽热走向温煦，由狂放渐趋沉着。头顶的蓝天好像小了一点，野外的清风也不再鼓荡胸襟；终于有点灰黯了，舞蹈者仰首到变化了的天色，舞姿也开始变得拘谨。仍然不乏雅丽，仍然时见妙笔，但欢快的整体气氛，已难于找寻。洞窟外面，辛弃疾、陆游仍在握剑长歌，美妙的音色已显得孤单，苏东坡则以绝世天才，与陶渊明呼应。大宋的国土，被下坡的颓势，被理学的层云，被重重的僵持，遮得有点阴沉；色流中很难再找到红色了，那该是到了元代；……这些朦胧的印象，稍一梳理，已颇觉劳累，像是赶了一次长途的旅人。据说把莫高窟的壁画连起来，整整长达六十华里。我只不信，六十华里的路途对我轻而易举，哪有这般劳累？夜已深了，莫高窟已经完全沉睡。就像端详一个壮汉的睡姿一般，看它睡着了，也没有什么奇特，低低的，静静的，荒秃秃的，与别处的小山一样。（三）第三天一早，我又一次投入人流，去探寻莫高窟的底蕴，尽管毫无自信。游客各种各样。有的排着队，在静听讲解员讲述佛教故事；有的捧着画具，在洞窟里临摹；有的不时拿出笔记写上几句，与身旁的伙伴轻声讨论着学术课题。他们就像焦距不一的镜头，对着同一个拍摄对象，选择着自己所需要的清楚和模糊。莫高窟确实有着层次丰富的景深，让不同的游客摄取。听故事，学艺术，探历史，寻文化，都未尝不可。一切伟大的艺术，都不会只是呈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它们为观看都存在，它们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一堵壁画，加上壁画前的唏嘘和叹息，才是这堵壁画的立体生命。游客们在观看壁画，也在观看自己。于是，我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也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如果仅仅为了听佛教故事，那么它多姿的神貌和色泽就显得有点浪费。如果仅仅为了学绘画技法，那么它就吸引不了那么多普通的游客。如果仅仅为了历史和文化，那么它至多只能成为厚厚著述中的插图。它似乎还要深得多，复杂得多，也神奇得多。它是一种聚会，一种感召。它把人性神化，付诸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于是，它成了民族心底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它是一种狂欢，一种释放。在它的怀抱里神人交融，时空飞腾，于是，它让人走进神话、走进寓言，走进宇宙意识的霓虹。在这里，狂欢是天然秩序，释放是天赋人格，艺术的天国是自由的殿堂。它是一种仪式、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佛教理义已被美的火焰蒸馏，剩下了仪式应有的玄秘、洁净和高超。只要知闻它的人，都会以一生来投奔这种仪式，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这个仪式如此宏大，如此广。甚至，没有沙漠，也没有莫高窟，没有敦煌。仪式从海港的起点已经开始，在沙窝中一串串深深的脚印间，在一个个夜风中的账篷里，在一具具洁白的遗骨中，在长毛飘飘的骆驼背上。流过太多眼泪的眼睛，已被风沙磨钝，但是不要紧，迎面走来从那里回来的朝拜者，双眼是如此晶亮。我相信，一切为宗教而来的人，一定能带走超越宗教的感受，在一生的潜意识中蕴藏。蕴藏又变作遗传，下一代的苦旅者又浩浩荡荡。为什么甘肃艺术家只是在这里撷取了一个舞姿，就能引起全国性的狂热？为什么张大千举着油灯从这里带走一些线条，就能风靡世界画坛？只是仪式，只是人性，只是深层的蕴藏。过多地捉摸他们的技法没有多大用处，全心全意的成功只在于全身心地朝拜过敦煌。蔡元培在本世纪初提出过以美育代宗教，我在这里分明看见，最高的美育也有宗教的风貌。或许，人类的将来，就是要在这颗星球上建立一种有关美的宗教？（四）离开敦煌后，我又到别处旅行。我到过另一个佛教艺术胜地，那里山清水秀，交通便利。思维机敏的讲解员把佛教故事与今天的新闻、行为规范联系起来，讲了一门古怪的道德课程。听讲者会心微笑，时露愧色。我还到过一个山水胜处，奇峰竞秀，美不胜收。一个导游指着几座略似人体的山峰，讲着一个个贞节故事，如画的山水立时成了一座座道德造型。听讲者满怀兴趣，扑于船头，细细指认。我真怕，怕这块土地到处是善的堆垒，挤走了美的踪影。为此，我更加思念莫高窟。什么时候，哪一位大手笔的艺术家，能告诉我莫高窟的真正奥秘？日本井上靖的《敦煌》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也许应该有中国的赫尔曼黑塞，写一部《纳尔齐斯与歌德蒙，把宗教艺术的产生，刻划得如此激动人心，富有现代精神。不管怎么说，这块土地上应该重新会聚那场人马喧腾、载歌载舞的游行。我们，是飞天的后人。
余秋雨 的 《文化苦旅》这本书里有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考古勘探是指使用探铲及各种科技手段对一支表面进行勘察，发现和了解地下埋藏的古代遗存状况的科学行为。考古勘探的主要形式有常规勘探、地球物理勘（简称物探）和地球化学勘探（简称化探）等。常规勘探考古勘探基本技能是正确辨识探铲带上来的土样，用洛阳铲，钻探的过程中通过对同样的土质土色和结构的判别，这样可以判断地下各种遗迹和地层堆积的性质及分布状况。“土质辨识指南”生土是未经人类扰动过的自然土层，一般比较纯净，结构紧密、颜色均匀、不含人类活动痕迹和遗物。灰土是人类居住和集中活动的地方，活动中往往有较多的有机腐殖质和生活垃圾及灰烬等，使土色呈现黑灰、褐绿等不同颜色，土质相对松软，往往包含各种遗物。夯土、路土和居住面因为人类的长期活动或有意为之，土质比灰头要坚硬，夯土和路土都会分层，但夯土较厚较硬，包含物较少；路土则由若干薄层构成类似千层饼，包含遗物略多；居住面是人类直接居住所为，有多种人工迹象，其上的抹泥面、白灰面等很容易辨识，单纯踩踏形成的硬面也分层，但往往不易识别。红烧土和草木灰。人类用火行为会将泥土烧烤成红色并产生大量黑灰色的草木灰烬，比较容易辨识，有红烧土和草木灰的地方可能是灶或窑址、房子或者灰坑。墓葬五花土。人们在营造墓穴时往往会挖出若干质地颜色不同的土层堆积，下葬后又会把先前挖出来的土无序地回填进墓葬之中。经过挖出和回填的混合过程，墓葬填土就呈现出五颜六色的特点，俗称“五花土”。五花土堆积往往是判断墓葬存在与否的重要线索。
论文：以秦汉之交的环境革命为例论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注意：用A4纸抄写，2000+字前交到社会学系老师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