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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与中国现代文学初论【内容提要】 普通话写作建构了现代文学的特定语言模式和思维方式，方言作为规范之外的文学话语形式，具备特殊的审美品质，是对汉语写作特定性和普遍性的消解。它从非意识形态的、经验的、生命的角度与世界对话，更强调存在的本真性和个体性。然而随着民族共同语的普及和“全球化”趋势的深入，方言可能终将会蜕变为民族“共语”而不是“独语”。 “五四”白话文运动及20世纪50年代普通话的确立，使汉语的现代化写作被纳入特定的轨道，同时也反射出言说方式与汉语写作可能性的彼此限定又互相丰富的联系。方言作为此种规范之外的话语形式和文学语言资源，是对汉语写作特定性和普遍性的消解。它以语言的自由态势对逻辑语法权势及各种语言定规以冲击，为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审美感觉；同时它作为人类最鲜活最本己的声音，是对遮蔽存在本真的所谓“文明之音”的解蔽。以方言为语言形式，无疑是文学倾听大地、回到本原的一条便捷之径。 一 海德格尔把“因地而异的说话方式称为方言”①。方言作为文学语言形式具备特殊的审美品质，已有众多学者作家对此有明确认识，如胡适就认为它是最自然的语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②；刘半农认为它有“地域的神味”③，张爱玲认为它有“语气的神韵”④。但这些都仅是从方言的外部特质来说的，就其本质而言，方言不加修饰，最接近人类存在之本真。经由政治、伦理、逻辑、技术严密修整过的书面语，即所谓的“文明”“文化”之音，容易造成对生存本真的遮蔽，而方言作为自然之声音，是解构“文明之音”的赤裸之声，它与地域、时间、人贯通于一。 方言是人类直接面对大地、山川的语言。在德语中，表示方言的词是mundarden，字面意思是“口型”，而口以及我们整个的有机体，都联系着大地，方言是来自大地的自然原始之声。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在方言中各各不同地说话的是地方，也就是大地。而口不光是在某个被表象为有机体的身体上的一个器官，倒是身体和口都归属于大地的涌动与生长——我们终有一死的人就成长于这大地的涌动和生长中，我们从大地那里获得了我们的根基的稳靠性。”⑤大地、地母是西方哲学中常见的意象，大地的语言就是生存的语言，是自然涌现的语言，是呈现存在本身的语言，是对技术架构的批判语言，是对于一切非存在的消解，对一切非本真的解蔽。方言是地域、大地上开出的口之花朵，方言的大地之音让世界显现，并随之生长而互相协调。方言还是终有一死者的人的生命与大地的自然联系，地域以方言直达人的血脉灵魂之中，渗透到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以方言为文学语言形式，地域在文学作品中就不再是普通话文学中的背景要素，而是决定性的因子。它以一种强大的地域文化力量影响着文学的主题和灵魂，决定着文学的讲述方式、叙述腔调，它全面渗透到人物的行为、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中，它召唤出形象、思想、氛围与色调，是使一切生长并丰富起来的催化剂。反过来，地域如果不以方言的形式呈现，它的形色声音就要逊色许多。因而可以说，地域及方言共同携带着一个文学主题，如川籍作家沙汀用四川方言展现四川西北情状而一举成名。老舍也主要以北京方言描述老北平风貌，而当他写一个年轻女人的内心独白如《月牙儿》时，他就不好再使用北京方言而运用普通话。 一方面，地域通过方言说话，地域在语言里传达自身，呈现风土人情；另一方面，方言诉说着土地、地方，而且每一次都以不同的方式诉说着。地域在这里不完全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人类文化空间意义的组合，它带有鲜明的历史时间意义。这里的时间具备双重指向性。首先是一种即时性时间，是人物、社会、民族在其中浸沉、在其中变易的时间。方言是如此紧密地与人群之口相联，而人群之口归属于大地的流动和生长，因而方言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具有即时性、当下性的特点。研究者往往可以借助小说中的方言，来考证作者的地域和年代，如《金瓶梅》。又如在沙汀小说中，大量特殊的方言词汇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定社会的产物。其次，方言又与特定地区、特定民族的根生即原生性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方言联系着人古老的传统性以及当下时代的遥远历史，在方言的深处沉淀着时间，居留不前的时间。正如海德格尔所宣称，真实的时间乃是曾在者之到达，曾在者并不是过去之物，而是本质现身者的聚集。人类对世界的原初体验、认识通达无数时光经由方言而至，更能深刻揭示人的本质性的存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就记录了方言的这种特征，如马桥方言中的“醒”指的是“蠢”，而“醒”字源于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举世独醒的屈原作为楚的忠臣，却在曾被楚国无情杀戮的汩罗江地区投水自杀，他是“醒者”还是“觉者”?当地人的智慧创造了这个独特的“醒”的含义，并延用至今。可见由于方言语词在不同时间中的重叠和延用，地域封闭性的沉静不变，人类便仿似在时间和历史中占有了一种无限度延续的影子，而这正是沉潜着的人性，由地域文化和历史所书写出的所谓民族根性就沉淀在语言和时间之中。语言、地域、时间都离不开人，语言的创造与人的生存体验应该是一回事，方言本质论最终归结于人的生存本体论。标志着意识形态统一的普通话使人生活在按标准秩序严格编码的符号世界中，具有某种抽象性和一般性。方言以其对语言规范的破坏彰显人的本真自由，恢复人的生存常态；方言作为日常语言形式，呈现出语言的多种可能性和极其多样性，它与人类日常感性的或经验的生活形态紧密相连，因而能表达人的具体性、自然性及个体性。最经常被引用的维特根斯坦的话是：想象一种语言就等于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任何特定的人生总会有特定的语言表现，方言正是以特定的语言形式呈现出具体的人的存在，而认识人类正是从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人群开始的。在方言文学中，人物不仅没有失掉普遍意义，而且能长久地刻在读者的心扉。譬如提起《海上花列传》，我们就会想起那些持着吴侬软语、能言善辩的上海倌人如沈小红、黄翠凤、周双珠、周双玉；提起老舍会令我们想到京腔京韵的落魄旗人和下层百姓，如《正红旗下》的大姐婆婆、二哥福海；而提到沙汀则令人想起那些操着川腔辣语，开着粗鲁的玩笑，隐身于社会阴暗角落的小人物如丁跛公、龚老法团等。 二 我国在周代就出现了方言的概念，即“殊方异语”。西周的金文铜器铭辞是我国最早的正式的文学语言，周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周以王畿一带方言为标准，确定“雅言”，其铭辞作为官方史录用的是“雅言”。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典籍中开始有方言词汇的出现，但并不多，主要还是以北方周秦洛通语为主，如《诗经》和《楚辞》。秦代形成文言文，以秦小篆和秦语词汇来取代六国的东土文字和各地方言，做到了书面语的统一，文学语言就开始与口语分开。今《史记》载李斯的《谏逐客书》和《上二世书》，以及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都是当时文言文的范例，当时的方言作品却很少记载和留存。汉代刘向《说苑?善说》中记载的《越人歌》，是用当时越地方言所唱的民歌，可能是最早的方言作品，但已有论者指出《越人歌》也可能是非汉民族语言，并不是方言。随着唐宋变文、说唱、平话小说等民间通俗文学的发展，方言于明清之际开始大量进入文学创作中，如《醒世姻缘传》用了鲁东方言，《水浒传》、《金瓶梅》人物对话杂用山东方言，《西游记》和《儒林外史》分别有淮安方言和安徽全椒方言，《红楼梦》则主要是下江官话（南京方言）和北京话的综合，《何典》、《海上花列传》和《九尾龟》大量运用吴语方言和民间谣谚。清末还产生了方言《圣经》以及方言白话报。 明清白话小说多用方言土语这个传统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随着传统文学形式的取消而中断了，经过欧化改革的白话和以北方方言为主的语言共同体的确立，使文学语言形式有了一种共同的标准。这种标准一方面给文学带来新气象，另一方面又无形中压抑了文学语言的创造与生长。虽然新文学伊始，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的“言文一致”的文学语言观也从理论上着重于民间口语的发掘，胡适因注意到黄遵宪对民间文学的关注而竭力想提倡方言文学，要求作家在使用白话时不避俗字俗语，充分采纳各地的土话以及大胆的方言化，周作人1923年提出“乡土艺术”也倡导把土气息泥滋味表现在文字上，但新文学的理论倡导与实际创作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以方言为语言形式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方言俗语只是点缀式的出现在部分乡土小说的对话语言中。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方言从古代文学中的自然使用到新文学有意识地提倡，它作为一种文学语言的特殊审美性和合理性已得到充分的理论铺垫，方言写作成为正式的书写方式得到认可。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不仅仅作为一种语言形态与写作策略，更是作为思维方式与文学精神被强调的。这种理论倡导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得到呼应，并在中国文坛烙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创作思维方式和语言模式。它是以老北京方言、四川方言文学为代表的，其成就卓著的作家有老舍、沙汀、李人等。这些作家对方言的运用不再是原声原字不加修改的记录如《海上花列传》中的吴地方言，令外地读者一筹莫展，也不是新文学伊始为增添小说乡土气息或增强人物乡土性的语言点缀；而是以方言来思维并贯穿整个文学叙事结构，方言经过书面语的加工却又不失原味，保留了方言原有的语法规则和思维逻辑，收拢地域的声色气味化为某种独特的“腔调”，成为不单单是字词语法排列的特定方言模式。这一文学样式成果显著，有《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淘金记》、《死水微澜》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这种成绩的鼓舞下，各地方言创作不断得到提倡。如1947年华南地区兴起方言文学运动，1948年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方言文学研究会，次年模仿“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样式发起关于方言文学的讨论与推广的运动，并发表了一些粤语小说及诗歌、杂文。此时方言的意识形态功能被茅盾、郭沫若等人空前强调，方言上升为文学大众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⑥。 建国后文坛以方言入文者不乏其人，较著名的有京味文学的后继者邓友梅、刘绍棠、王朔，及带有山西方言的赵树理。方言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一般的文学作品中都能寻出几个方言词汇来。但语言不仅仅是语言，它还是一种思维方式。以方言来思维，以方言来作为文学作品特定“腔调”的作家作品却愈来愈不多见。80年代中后期的作家大都将方言作为一种寻根的语言和文化的语言，他们对大众语包括方言土语的运用有这样的自觉，即“试图从大众的语言中寻找到中国文化的原始面貌和发展过程，怀有人类史社会学意义上的用心，并力图将此反映出来”⑦。但他们似乎更愿意在作品文化品格的内涵上下功夫，却很少能从语言本身着手，将一种语言深入骨髓并自由地表达出来。一直致力于发掘民族性和民间精神的莫言、贾平凹等声称能将所谓的民间“声音”与现代形式相结合，如莫言自称《檀香刑》采用秦地“猫腔”的形式，颠覆了“五四”对民间话本小说、戏曲语言的拒绝，但实际上《檀香刑》在语言内容上都不能表达“猫腔”的内涵。在这一点上我们赞同郜元宝先生的意见，他认为《檀香刑》刻意依赖一种非欧化非启蒙的语言，以牺牲文字来简单化的模仿所谓的“民间声音”，因而它所标榜的“民间气息”和“纯粹中国风格”是有某种误区的⑧。贾平凹的《秦腔》也同样如此。相比较而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出色地转化了传统方言小说的形式，方言成为韩少功进入个体内心世界和讲解社会变迁图景的维度，通过对湖南马桥方言的阐释，透射出语言、历史、人的一体化。诗人于坚也曾撰文提倡口语或方言写作，他认为当代诗歌分为两个向度即普通话写作和受方言影响的口语写作，只有后者才能够真正实现陈独秀的“三推倒三建设”的主张和胡适的文学“八议”，以方言为血脉的口语复苏了以普通话为中心的现代汉语与传统相连接的灵活性、人间性及个体性，恢复了汉语与日常事物的本真联系，使文学作为特殊的语言艺术具有自在的本体地位。但这种真知灼见在时下文坛由于种种因素难以得到呼应⑨。三 《圣经?创世纪》讲述道：挪亚的后代形成了人类的三大支系，他们决定在巴比伦建一座通天塔，因为语言、口音相通所以进展很快。但上帝认为语言一致使人类有了接近自己的狂妄，于是变乱了人们的语言。人类因而分裂成不同的部族，通天塔因为纷争而停止。巴比伦在希伯来语中即“变乱”的意思。这个故事似乎昭示了某种潜在的寓意，即作为一种言语动物，人本身的宿命是具有各各不同的个体性和特殊性的，人类的语言也只能是种族性和区域性的，似乎这样才是人和语言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方言正是以其永不消竭的内在生命力捍卫着文学语言的某种独特性和个体性。如果说普通话创作能体现文学的公共性、广泛性及流通性，那么方言创作则倾向于文学创作的独特个性（包括区域个性、文化个性、主题个性、形象个性、思维及行为个性等）。方言的“私密性”令特定地域的人对之感到亲切与甜蜜，将之应用得丰韵传神，对此外的人群而言，又会带来陌生的惊喜和意外的生动。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方言作为语言形式与文学的现代性意义背道而驰。现代文学是要体现人性的永恒，表达人生的抽象意义，而方言所要提倡与强调的正是人生的特定性、民族性。这似乎表明方言也具有某种局限性，例如它在增加文本意蕴及鲜活性的同时，限制了文本的现代性内涵。其实二者并不矛盾，殊途同归，因为文学的最终本质就是以其个体性和不可复制性来实现恒久性目的。因而方言作为一种鲜活的文学语言形式，是文学个体化、民族化和本土化的体现。 在地域性和民族性文化逐渐走向大一统的整合性文化的趋势中，这种极端个性化、民族化的方言创作如果不刻意为之，就有渐趋消亡的威胁。方言在一定历史时间内是不会消亡的，方言作为一种对话语也会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文学作品为增强其生动及生活性会常常采用方言），但整体性的方言叙述在现在看来，是有生产的危机。民族共同语的普及和“全球化”趋势的深入，使文化和文学逐渐走向一种一体化的大同世界。从“五四”至今的中国现代语文运动，目的就是要创造和规范一种“普遍的民族共同语”，文言和方言土语都是要被超越的对象，所谓的“言文一致”的语言乌托邦最终只是以建立欧化普通语的主体地位了事。同时方言作为一种文学语言形式的纯粹意义在文学理论界从未被真正理解过，它受到意识形态的理论包装，承载了较多的政治、文化内涵。而建国以来，普通话的强制推广，无形中又挤压了方言的话语空间。胡适曾指出：“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⑩但事实恰恰相反，目前吴语文学遭到了最为严重的打击。上海除了允许沪剧、越剧等戏曲存在外，报刊不准刊登上海方言文章，上海方言的广播、电影电视、话剧、歌曲磁带一度也不获允许，因此上海方言还停留在不见书面语的状态。遭受这种待遇的方言还有很多。这种人为的强制措施必然使方言文学和地方文化同时萎缩。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而来也使方言以及整个民族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地界的消失及民族国家单一性和完整性的丧失、新的电子通讯的发展以及超空间的团体如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一个消除差异性、个体性和民族性的“地球村”在逐渐形成，这对于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化、扎根于一片特殊的文化土壤的方言创作有着极大的威胁。但一个引人惊奇的现象是：在方言文学衰落的同时，方言艺术如方言影视、小品、戏曲说唱之类却频频出现，例如赵本山的方言小品和影视的流行几乎使得东北话成为一种时髦。这一方面证实了方言能表达地域和人物的神韵，另一方面在文化商业大潮中对方言的浅尝辄止的运用某种程度上也使方言艺术成为一种噱头，使之因为陌生化、乡土化而成为都市文化的参照物，并由于这两种文化间潜在的互相嘲讽而增添了某种喜剧化效果，方言因为“奇货可居”而成为卖点。 除开外界的冲击和影响，方言文学自身也面临着操作的困难和创作者自身条件的不足。如何以一种“乡气”、“土气”的方言形式来达到文学性的审美效果，如何将随意性较强的方言转化成一种有序的文学形式，如何将不具备广泛流传性的地方语言转化为大众都能读懂的文学语言，需要的是一种熟练驾驭语言的能力。在方言的个性与文学的流通性和审美普泛性之间，会产生一个鱼与熊掌难以兼得的悖论，如何解决这个悖论，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皖籍作家吴组缃就在《文字永远追不上语言》一文中列举了方言作为文学语言的诸多困难。同时，经过严格的普通话教育和熏染的个人，已经离方言的故乡很遥远了。方言的气息、韵味对所有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带着泥浆的梦。因而在这个时代要求作家深味某一种方言的内蕴并出色地表达出来，是一件过于奢侈的事情。一般来说，文学语言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无论语言风格还是遣词造句，文学语言都可以被成批地“仿制”与借鉴，但方言却较难复制。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使外省人几难卒读，张爱玲将书中苏白全部译成普通话，却使小说韵味尽失，台湾导演侯孝贤根据译本把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但他还是不得不让所有演员都说苏白，以呈现原著的原味。 可以说，与普通话相比，方言更强调存在的本真性和个体性。然而在飞速前行的时代列车面前，方言最终将蜕变为一个时代的“共语”，而不是“独语”，时下的方言创作与理论研究也正是在这种趋势的压迫下处于一种极度匮乏的状态。卡夫卡曾无比忧心地说过：“建造巴比伦之塔，但不爬上去， 那么也许会得到允许的。”11具有无穷欲望的人类能否做得到这一点，却是个大大的疑问，因而方言作为文学语言形式在将来能否存在，也就成了一个真问题。 注释： ①⑤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99、200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9月版。 ②⑩胡适：《〈海上花列传〉序》，《国语海上花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③刘半农：《读〈海上花列传〉》，《半农杂文》，第15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 ④张爱玲：《〈国语海上花列传〉译者识》，《国语海上花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⑥见茅盾：《杂谈方言文学》，郭沫若：《当前的文艺诸问题》，转引自静闻《方言文学运动的新阶段》，《方言文学》，新民主出版社（香港）1949年版。 ⑦王安忆：《我读我看?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第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⑧郜元宝、葛红兵：《语言、声音、方块字与小说——从莫言、贾平凹、阎连科、李锐等说开去》，《大家》2002年第4期。 ⑨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诗歌研究草案：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于坚集卷5?拒绝隐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1卡夫卡：《箴言——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卡夫卡文集3》，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我这儿有很多地方方言的论文，随便一篇就可以吗？
只要别人能听懂就没有不接受的道理,
现存的论文基本没有，给你相关资料，你可以把这些作为论据等整理合成一下就可以了，方言的害处 1。 不利于团结， 不利于沟通，严重影响中国凝聚力。各种方言把中国人分成了山东人、东北人、上海人、福建人、广东人等等，强化了地域观念， 弱化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观念。对地域观念的认同一旦超出了国家民族意识，就会发展到危险的分裂主义倾向。有时在同一场合和自己的同乡讲方言，而和其他人讲国语，造成人与人之间隔阂(其他人被剥夺了听的权利)。使人感到明显的亲疏有别。就这样还有人说方言亲切。亲切了同乡，疏远了其他人。结果是不同地区之间严重不团结，现在中国人大多数能听懂普通话，却只有一半能说普通话。方言是缺乏团体性，不善合作，是中国国民严重弱点的体现。有效的沟通是团结的基础。语言不通，怎么能团结？没有统一的语言，怎能有统一的意志！同是中国人，何分南方北方；同心要同语，莫讲南腔北调! 2。 降低了效率，在许多公共场所带来极大的不便。上海公交车上，售票员报站用方言，经常有人坐过站。最可恨的是某些上海人自己不说普通话，别人一说就反感，甚至恶语相向。农村人讲得少还有情可原，上海这样的国际大城市里银行不讲，学校不讲（中小学一下课就不讲，大学上课还讲上海话，外地学生越来越少，上海人越来越多，有人声明没有上海人的复旦就不是复旦，最好都是上海人），政府机关也不讲，医院也不讲（除了长征长海军队医院），公交车上司机和售票员也不讲，本地报纸上有上海话，学生家长要求学校用上海话（已上报纸见2005年5月上海某本地报纸），上海的领导这样做到底要干什么？！ 同样的还有广东！（广东顺德有人打出谁讲国语就不卖给他东西） 3。 不利于平等观念的培养，不利于建立和谐社会，更不利于发扬民主与法制。经济发达地区以讲本地方言为荣，看不起落后地区，一听口音，欺生、歧视、故意卖给高价等行为就来了。加大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仇视心态。现在许多农民能讲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到了上海，仍有语言歧视，而言语不通，常常难以在短期内相互理解；出现争执，有时会出现中国各地常有的见什么人用什么处理办法，不是用法律，而是用潜规则；导致外地人常常吃亏。心态的失衡加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和谐的社会需要良好的沟通，更需要平等互利的交往。方言的使用，不利于各地方文化交流，加大了各地区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加重了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蔑视，反过来不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更加不满。沟通不畅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相互对立的地区，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语言不通，民主成空。沟通不畅，平等无望！ 4。 不利于建立统一的全国市场，更不利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公民工业化素质提高。词语差异各地很大，有的已到了写出来相互看不懂的地步。没有能让90%以上人能进行语言的顺利沟通，就无法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大市场。就无法消除在各地方人民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甚至有越拉越大的趋势。方言对科技转化成生产力也有巨大的破坏作用；上海某厂的工艺图纸用沪语写，结果博士看不懂，浪费了多少时间，错过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好良机。有的地方用方言拍戏，只能在本地发行，无法向全国推广，结果浪费时多少财力物力。做生意时有时名称双方不统一、难理解、误解，买卖双方的损失算下来是惊人的。IT行业的输入法，就因为方言问题，刚开始非要搞什么客家话，广东话、上海话输入法，结果是方言内部也是五花八门，标准无法统一，结果输入法只留下拼音和五笔，没人再用方言版了。可是多少开发费扔到水里了。企业信息化喊了多少年，一个方言问题，能让企业信息化只是镜中月，水中花。发展经济需要招商引资，发达地区要投资，不发达区要引资，要是坚持用方言，只能是两败俱伤，最后让鬼子和老外钻了空子! 5。 助长地方保护主义的风气。助长了腐败现象和官官相护。张口认老乡，认完老乡拉成帮，拉成帮来立山头，坑害国家坑害党；坑起百姓没商量。大量造成集体腐败。有些地方人大和政府，按口音形成了派系，有外来的一律打压，想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地方派系利益。对下曲解政策，对上遮掩民意；对中央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对抗中央。这就是地方保护主义由来已久的重要原因。历代中国当地人不得到当地做官，已是不成文的规矩。这也是中国省级一把手难以直选的重要原因。 6。 不利于汉语的发展。不利于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一旦被破坏，就会造成语言的分裂和混乱。从而影响汉语的普及。更进一步会影响义务教育的实施。最严重的会变成文化的分裂，文化的分裂离国家的分裂还会远吗？ 我国很多地方文化特色其他地方人都不了解，最重要的就是缺乏语言的沟通。试想，导游用方言给大家解说，地方特色产品用方言做广告，岂不是自断财路，拒人于千里之外？可是，傲慢的上海人却用上海话做广告“为阿拉人民服务！”最终还是灰溜溜的撤了。用方言只能在自己的小胡同里坐井观天，狭隘的心胸只会排外。 7。 无法发挥汉语思维速度快、造词迅速的优势。削弱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方言词汇太多太杂，光妻子就有N 种说法，专业词汇要是也有这么多叫法，非把学子们累死不可。外国人学汉语，方言会严重阻碍他们学习的兴趣，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误解。给鬼子以可乘之机，会导致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孤立。大大影响中国的软实力。试想，老外们辛辛苦苦学会了国语，却听不懂南腔北调，怎么让人家做你的知心朋友！英语内部虽说也有分歧，但相互可以听懂是没有一点问题的。而汉语，相互听不懂的方言，恐怕就有几百种。虽说讲汉语的有13亿，可只有一半会讲普通话。本来是语言优势，却因为方言变成了劣势。让中华文化成为影响世界的力量，没有统一的语言，怎能凝聚起统一的力量！ 8。 会造成对国家认同的迷茫，我是**人，还是中国人？更不利于培养公民精神。很多地方的人，认同家乡比国家更强烈。这种倾向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敌。（连鬼子都知道，不信去找中岛端的著作）许多人出国，就是缺乏强烈的国家观念和坚强的民族意识。 倭寇中岛端认为在他看来，对中国人而言，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都不可能。原因是，“支那人有省份观念而无国家观念”—— 盖支那人之爱国心，不如爱省心，爱省心不如爱乡心，爱乡心不如爱家心，爱家心更不如爱己心之深而痛切也。非谓其全无一份爱国心，全无国家之观念，虽曰有之，然不过仅一分而已。（《〈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上编第84页）鬼子就要根据方言想把中国分割成七大块，可见其阴险毒辣之至。有省份观念而无国家观念的原因之一就是方言。不少人打着保护文化的名义搞地方保护主义，在政策上对抗中央。到了国外，好多人不说自己是中国人，是某某地方人。更有甚者如陈水扁之流借推广闽南方言搞台独。国家(nation-state)意识与国语(national language)意识是有紧密关系的nation-state formation之前只有官话(koine)没有国语(national language)。语言、民族和文化是三位一体的等同关系，你否定了汉语的统一性，实际上就是否定汉族的统一性，这在政治立场和民族感情上是绝对不允许的。提议推广方言者与陈水扁之流是一丘之貉！ 9。 不利于统一大业，不利于反文化台独。人家爱国台胞国语讲得中规中矩，你却嘴上流脓，肚里阿拉，脚下捣浆糊，人家能认同你吗？统一大业不仅要靠武力，更要用文化，用中华文化统战，要让世界认同中国是真正的中华文明的传承者，才能让相当多的台湾同胞产生认同。要警惕有人用语言文化搞台独，典型的例子就去中国化。最常见的手法就是用闽南话方言代替国语。同样我们也要警惕有人用其他方言搞其他地区分裂。近代历史多次出现军阀割据，就是以省份方言区别的，导致中国长期不统一，使鬼子侵华有可乘之机。 10。 不利于改革教育。上海人把沪语写进课本，如果其他地方也要求也这么做，那么我们的孩子将来说的，写的是一种什么语言？这已违反了国家关于语言文字的相关法律。如此胡作非为，我国本来脆弱的教育体系会面临崩溃的危险！现在的普通话依靠教育、媒体在苦苦支撑，一旦打破这个体系，普通话岌岌可危！试想让穷人的子弟上大学本来就不容易，用本地方言考试把人家路堵死了，教育残存的一点公平也荡然无存！上海等地已出现了普通话的生存危机，学校下了课，很多学生在讲方言。讲方言成思维定势后对于复杂的逻辑思考不利。很多新词汇用方言无法表达，很多新概念用方言解释只能是如坠云雾。
你们猜“玉皇大帝”和“观世音菩萨”，谁贵谁轻呢？答:观世音菩萨贵。因玉皇大帝(也叫天帝，即是天，还在六道轮回之内，尚未跳脱三界)，而观世音菩萨(很至高无上的果位，是在六道轮回之外，已超越三界的)所以观世音菩萨更贵，是天帝(天人道的帝释天，与基督教上帝在同一个级别上，即是玉皇大帝)的上级。天帝见观世音菩萨，皆要诚心礼拜，叩头顶礼。(你不信的话，去找阴律无情书上查，可是写得清楚楚的)。要知道天帝(即是天，天乃六道轮回内)虽是三界之内的王帝，三界之内的老大。但终究尚未跳脱三界，也有堕入无间地狱的可能性。因地藏经记载，无间地狱之所以叫做无间地狱，之四原因:无伦男女、种族、年龄、贵贱、或龙、或神、或天(天指的是玉皇大帝，也叫天帝)、或鬼，一旦堕入这地狱，都是同样的受苦，所以叫做无间。你仔细看，有说过佛、菩萨也堕入无间地狱的可能性吗？因佛、菩萨是很至高无上的果位，在三界之外，命亦是极贵无比，又不会造作任何罪业，即永不打入无间地狱的。要知道不但观世音菩萨比天帝命贵的，连三界之外的一切佛、一切菩萨，皆都比天帝命贵的。如:观世音、文殊、普贤、地藏菩萨及其他所有佛，所有菩萨，皆都比天帝大的，知道吗？
一、东方的主要为道、佛二教结合产生的多神体系。比如中国、日本等，其鬼神文化中都有两教的影子，而且是相互结合产生的影子。而另一方面，东方一般认为有多个神。而就连代表最高唯一的天地也是多个的，但只是同时只有一个存在。东方中的神，一般是指鬼神，是指由其他生灵修炼而成的神，掌管一中职能。是属于某一代天地的。而大神，则是天然产生，有属于某一代天地的，而更多则是超然于天地而外的。其能力往往是能毁天灭地并重新再开创新的天地，也就是创造每一代天地的神。按东方神话来说，现在的天地是盘古创造的。但上一代天地，有留下一部分的神仙。比如道教的三清的师父，就是上一代天地前就已存在的神仙。而三清也是超越这一代天地，可以活到下一代或者更多代天地的神仙。而东方的鬼，严格来说与神没有可抗衡的能力，虽然有分很多种不同的鬼。在鬼上更多受到佛教伦回的影响，六道、十八狱的划分都可以在佛教中找到依据。而东方主要能与神相抗衡的有妖，更多的应该是散仙。妖主要还是有各种特点，也主要害人。而散仙，虽有仙名，却不一定走正道，听诸神的话。二、西方的神鬼文化与东方比，并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主导体系。西方鬼神文化主要有两个，一是多神系的鬼神文化，比如北欧神话、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另一是，单一神的犹太神鬼文化，也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十字架之类的文化。单一神的神鬼文化中，只有上帝耶和华是神，而耶稣是圣子非神，属天天使的层级。神之下有多层的天使，从没有实体的最高级天使，到我们在画中经常看到的有实体的最低的天使，之后是圣灵。圣灵主要来源于天地万物中尊守上帝法则的生灵的灵魂。它的对立面就是魔，如撒旦。撒旦是魔王之王，他之下还有诸魔王和堕落天使，魔王之下还有群魔。但魔界主力还是当年随撒旦一起成魔的诸堕落天使。撒旦原本是天界诸天使之长，位居上帝之下，诸天使之上，统领天界诸天使。后圣子出生，上帝把圣子按排处于撒旦之上的位置，使得撒旦从一神之下，变为二圣之下。撒旦不服，统领亲信叛落魔界，并统领诸魔及诸堕落天使与天界大战。他能战败圣子耶稣，只有上帝耶和华亲自参战才能把他打败，但也无法完全消灭。之一神魔之战可以参看《失乐园》，是一本西方的油画本，国内有中译本，有相应的画与描述。
话传说是普遍存在于各文明发展初期的现象。在现代人看来，神话传说是荒谬可笑和非理性的象征，但在古代人眼里，它却曾经是真理的象征。“神话”一词发源于古希腊，①它在古希腊地位的变化也最能说明问题。1940年，德国古典学家涅斯特尔在《从神话到逻各斯》一书中指出，代表神话的mythos和代表理性的logos都指“说”和“话”。只不过， mythos为“讲故事”，是具体的，有情节的；而logos为“讲道理”，是直接表达的，理论性的。在形式上，mythos一般以“诗”的形式出现，它们往往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播；而logos则一般以“散文”形式存在，更易于以文字形式流传。从mythos到logos的转变，大约发生在公元前6一前5世纪。当时，寓言、拟人故事、诗歌和宗教逐步让位于逻辑学、抽象概念、雄辩术和哲学。这正是西方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②英国历史语言学家缪勒指出，神话传说的荒谬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中国虽然也有神话，但“神话”一词最初却是通过日本而从西方引进的。1903年留日学生蒋观云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是中国的第一篇神话学论文。此后，王国维、梁启超、夏曾佑、鲁迅、周作人、章太炎等相继把“神话”概念作为启蒙新工具引入到文学和历史研究领域。马昌仪：《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 ②Wilhelm Nestle，Vom Mythos zu Logos：die Selbstentfaltung des Greichischen Denkens von Homer bis auf die Sophistik und Socrates，Stuttgart：Kr�0�2ner．1940． 性是“不可回避的事实”。①不仅如此，我们今天翻开词典仍然可以看到，神话不仅指“远古人类公认集体创作的神异故事”，还用来指“不真实，荒谬的言论”。②然而1996年，美国宗教史学家林肯却对这种将神话与代表理性的逻辑对立的关系提出了质疑。从mythos到logos的转变不应该简单地被看作从迷信的故事向理性的命题的转变。mythos与logos只是两种言说的“策略”，是表达真理之不同方面的手段。③ 那么，从历史学的研究需要出发，神话传说中是否包含着历史的真实?为了方便讨论，本文设定两个前提，旨在使问题简化而清晰。前提一，我们区分“真理”和“历史真实”，并且只讨论“历史真实”。虚假的故事也可以反映真理。换句话说，“神话传说中是否包含着真理”与“神话传说中是否包含着历史的真实”是两个需要独立回答的问题，本文只试图讨论后者。④前提二，我们暂且把“神话”、“传说”看作“未知项”，而把“历史”看作“已知项”，即只有“信史”才被视作“历史”。在这两个前提下，对神话传说与历史的关系，以往的回答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类观点认为，神话和传说就是历史。例如，意大利宗教史学家贝塔佐尼就认为，神话讲述的是“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创造过程”，诸如事物的起源、世界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生与死的起源、动物和植物(含蔬菜)的起源等。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极为远古的时代，但人们现在生活的源头和基础都是由此而来，整个社会的结构也是以此为基础的。⑤近年来，研究《山海经》的中国学者刘宗迪也主张在传说故事和历史之间划上等号。⑥ 另一类观点认为，神话传说中包含着历史事实，或者历史记载中包含着神话传说。早在大约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欧赫墨鲁斯就提出，希腊神话其实都有史可寻。在至今仅存残篇的《圣史》中，他对诸神和英雄做了索引式的考证，指出每个神祗都可以落实到远古时代曾经存在过的某个人物。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在论述五帝所处的时代时也指出，虽然由于年代久远，很多流传下来的记载显得很不合理，但它们并非完全凭空捏造。他对这些神话传说的态度是：一方面，将前人的各种记载进行比较；另一方面，又实地调查五帝活动过的区域，发现了很多风俗习惯与文献记载有相近之处，从而证明了前人的记载并非完全捏造。于是，他选择那些较为可信的记载，编纂成了《五帝本纪》。⑦当然，也有很多神话学家认为，流传至今的历史记载中包含着神话传说。这一类观点与前一类观点很接近，但它强调的是，很多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很大程度上是神话传说的一种表现形式。总之，对于夹杂着神话传说与历史事实的古代文献，历史学家们倾向于将它们看作包含着神话传说的历史，神话学家们则倾向于将它们看作包含着历史的神话传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麦克斯·缪勒：《比较神话学》，金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②《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5页。 ③Bruce Lincoln，“Gendered Discourses；the Early History of‘Mythos’and‘Logos’”，inHistory of Religions，Vol．36， ，1996，PP．1—12． ④因此本文不直接讨论神话传说是否包含真理，不过我们的结论是肯定的。 ⑤拉费尔·贝塔佐尼：《神话的真实性》，阿兰·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论文选》，朝戈金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37页。 ⑥刘宗迪：《古史、故事、瞽史》，《读书》2003年第1期，第15页。 ⑦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页。 第三类观点认为，神话传说并非历史或完全与历史无关。美国民俗学家拉格兰主张，神话来源于仪式，与真实的历史完全无关。拉格兰根据自己的经验指出，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任何事实都不可能在发生150年后还为人们所记住。换句话说，口头传统无法保存历史，历史只能依赖于文字记载。原始人没有文字，因而也就没有历史。“当然，大部分没有文字的共同体都有传统故事，而且这些故事也许貌似对历史事件的记忆。……但这些故事实际上却是神话。”①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也认为，先秦典籍中有关三皇五帝的记载，实际上并非历史，而是战国至两汉的人们编造的神话和传说。古史辨派历史学家顾颉刚极力倡导“用故事的眼光看古史”。② 认为“神话传说并非历史”的看法虽然仍旧影响巨大，但大部分学者还是承认神话传说与历史有一定的关系。只不过怎样具体看待这种关系，则往往只存在一些经验性的习惯做法，很少有学者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总结和归纳，尤其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提出系统的看法。因此，这个问题仍旧有探讨的必要。 然而，由于神话传说的形态纷繁复杂，如何界定“神话”就成为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的问题。美国人类学家巴斯科姆从情节发生的时空、可信性、神圣性和角色性质等方面出发，对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进行了区分，他的看法为大多数民俗学家所接受。他的区分方法虽然针对的是民俗学研究，但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也具有借鉴意义。首先，相对于虚构的故事而言，神话和传说“最初”都被视作真实的(这里的“最初”，不太准确地说，是指创作和传颂神话传说的时代)。③其次，相对于虚构的故事而言，神话和传说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当中，主要的角色也都是人类。换句话说，以上两点表明，神话传说与历史似乎没有根本的区别，即它们讲述的都是“‘真地’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人类活动”。当然，巴斯科姆主张，神话与传说的区别在于它们所发生的时间和空间不同。不过由于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如何看待神话、传说的信实性问题，因此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将神话与传说相提并论而不加以区分。但在讨论到神话时代时，我们会发现这一区分也是具有借鉴意义的。④ 除了巴斯科姆之外，尚有许多学者从各自的角度给“神话”下过定义或对神话进行过研究。缪勒首先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着手解读神话，对各文明的神话起源做了研究。他认为，只有通过语言分析的方法，才可以揭示当时的历史面纱，证明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个充斥着神话的时代，而这种研究却不是通过历史研究即文明史能够揭示的。⑤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对世界各文化中的原始祭祀和神话做了考察，提出了交感巫术在印欧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Lord Raglan，The Hero，London，1949，，8．转引自William Bascom，“The Myth-Ritual Theory”，i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Vol．70，No．276，1957，PP．103—114。 ②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③提出这点对本文讨论至关重要。因为在现代人看来，神话传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虚构的、不真实的，这意味着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按照当代历史研究的标准看来，神话传说是否具有信实性。因为对于原始人相信神话传说的真实性这一点，我们接受巴斯科姆的看法，认为早已是毋庸置疑的。 ④参见本文后面有关“神话时代”与“历史时代”的讨论。如果说神话所讲述的内容发生在神话时代，则传说所讲述的内容往往并不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可以称之为“传说时代”的时空。相反，传说往往发生在“历史时代”，许多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成为这些传说的背景和要素。 ⑤麦克斯·缪勒：《比较神话学》，第23页。 族神话起源中的重要作用。①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把神话看作与梦境类似的心理反常现象，认为它们都是人类意识和潜意识互相作用的结果。②弗洛伊德的学生德国心理学家容格发展了导师的研究，提出神话是集体无意识的反映。例如，他认为《启示录》中的基督形象是某种英雄生活的原型，反映的是个人无意识的集体生活。③此外，尚有许多人类学家将神话与仪式联系在一起，通过研究仪式来解释神话，这就是所谓的“神话一仪式论”。例如，英国学者哈里森女士主张，神话与仪式是一组平行的表达方式，神话的意义或功能都源于它的社会性，与仪式密切相关。④相反的是，法国人类学家列维一斯特劳斯并不关注各类神话动机或主题，而是注意那些将各类因素联合在一起的结构。1955年，他发表了《神话的结构主义研究》一文，指出所有的神话都可以还原为一些对立的关系，如自然／文化，自我／他者等。他在结论中甚至指出，“神话的目的就是为解释情节矛盾提供一种逻辑模式”，“用于神话思维的那种逻辑与用于现代科学的逻辑一样精确严密，神话的逻辑与现代科学的逻辑在思想过程上并没有质的区别，它们的区别只在于这种逻辑所应用的对象不同罢了。”⑤这篇论文后来成为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神话的理论指导。此外，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思想家罗兰·巴尔特以符号学的基本概念来分析现代事物及其表现媒介中所包含的信息，创造出一种新的神话学理论。⑥他认为，“神话是一种言说”。我们可以讨论任何事物，因此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成为神话。巴尔特大大扩展了神话概念在现代的含义，神话不再仅仅被原始人创造和传颂，而是充斥在现代社会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⑦至于我们所关心的神话与历史的关系，巴尔特认为，现代神话无非“是一种去政治化的言说”。所谓“去政治化”，也就是历史记忆或现实事件在表述过程中被简单化、意义复杂性被抽空的过程。因此，人们不关心神话是真是假，而是关心它有用无用，换句话说，人们只不过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创造神话罢了。⑧ 从上述神话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神话或传说进行了研究或阐释，但他们对神话传说与历史的关系大都抱着消极的态度。有的不主张用历史学的方法研究神话，认为这样只能无功而返。有的认为神话本身就是对历史的抽空，研究神话无助于获取历史真实。有的认为神话对于制造和传播的人而言，其真实性问题是无足轻重的。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类神话传说包含着部分信史，并且可以找到确切的年代证据。例如，司马迁记载的中国夏商帝王世系，长期以来只是被看作传说，不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然而20世纪上半叶以来，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和识别，《史记》中商代帝王的世系很多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王国维在《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中经过考证得出，《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帝喾是确有其人，《史记》记载的商朝世袭也是可信的。①这样，被古史辨派一度推翻的夏商世系传说，自此重新获得了可信的证据。可以说，此后很少再有学者怀疑商朝存在的真实性了。钱穆先生因此指出，既然司马迁关于商朝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夏朝的世系也很有可能是真实的。②另外，古本《竹书纪年》中曾记载着这样一则神话：“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意即“一天之内太阳升起了两次”。根据文献考证，“郑”的地望在西周都城(今西安)附近的华县或凤翔。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天文学家通过理论研究，建立了描述日出时日食所造成天再旦现象的地面区域，并对公元前1000年—前840年问的日食进行全面计算，得出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日食可以在西周郑地造成天再旦现象。1997年3月9日，在新疆北部实际观测到了天再旦现象，理论上的假设得到了实际的印证。③上述两个有关中国神话的例子表明，古代文献中确实包含着这样一类神话传说，它们或许表现为历史的样貌，或许披着神话的外衣，但其中都包含着可靠的信息。我们运用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等方法，就可能将历史事实从原本半真半假或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中还原出来。 第二类神话传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包含着历史事实，我们无法为它们在历史上找到直接对应的年代或事件，但却可以找到多少与之有关的物证或古文字记载。众所周知，在世界很多地区都流传着“大洪水”的传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考古学家伍利在两河流域对苏美尔王国都城乌尔的王族墓地进行挖掘时，发现了厚约十英尺的淤积层，一度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证实“大洪水”存在的一处考古遗迹。然而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乌尔的“洪水坑”由于遍布的时间和范围都相对有限，并不能直接对应于《圣经》中记载的洪水，但它却为洪水神话的由来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19世纪中期，英国考古学家在尼尼微挖掘出了记载着苏美尔人史诗《吉尔伽美什》的泥板文书，其中记载着巴比伦人的洪水故事。19世纪末，考古学家又在巴比伦古城锡帕尔所在地发现了有关洪水的残片，并根据文末日期将其断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苏美尔人古城尼普尔出土了更早的洪水故事残片，时间至少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④时至今日，“大洪水”的存在虽然没有得到直接的证明，但越来越多的证据却日益揭示出这一传说的形成和传播过程。总之，由于利用了“洪水”的神话进行考古和历史研究，我们对这一神话产生时代的人类生存状况也了解得更加深入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王国维：《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页、282—283页。 ②顾颉刚：《崔东壁遗书·附录·钱穆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第1048页。 ③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版。 ④John Bright，“Has Archaeology Found Evidence of the Flood?”，in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Vol．5，No．4，1942，PP．55—62，72． 第三类神话传说由于现有证据的缺乏，尚不能被当作信史接受下来，但即便如此，它们还是能够为年代相近或文化范畴相当的考古文化提供某种程度的参照。以中国古史中的夏朝记载为例，早在1960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就提出对夏文化可以做两种解释。一是可以指史书中记载的夏代的文化，其地域范围较广，时间跨度则比较确定，起自禹而终于桀。二是指夏族文化，其地域范围相对有限，时间还应包括禹以前、桀以后。中原地区有两个地域与夏的关系特别密切，一是豫西地区伊、洛、颖水流域；二是晋南地区汾、浍、涑水流域。①为了弥补考古学上夏文化这一大空白点，20世纪60年代，他根据文献中有关夏代地名的资料亲自到豫西传说的“夏墟”实地勘察，调查了二里头等几处重要的遗址，在他的影响下，以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得到了挖掘。②尽管目前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是否就是夏文化还存在争议，但正如考古学家朱凤瀚所说，由于二里头文化所覆盖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都与夏文化有重合之处，在材料不足的前提下，完全否定二者的关系也是十分武断的。今后随着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有关的猜想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成立的。③ 第四类神话传说以现代人的理性眼光来看，可以认为大部分是由荒诞臆造的情节构成的。这类神话传说虽然在直接证明史实方面缺乏可靠性，却可能包含着对原始时代风俗习惯的记述，或以某种方式反映了原始人的思维观念或生活状态。它们同样有助于我们了解创作、传颂以及记载它们的时代。例如，日本上古史学家津田左右吉为了反对把日本建国神话当作历史事实的传统“皇国史观”，对最早记载日本神话传说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德川时代的学者们或者抱着一种肤浅的理性主义，将实际上不存在的或不合理的记载都当作虚假的、荒唐的，认为没有任何价值；而另外又有人抱着一种崇古的态度，对上述记载充满了崇敬，认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荒唐的成分。④津田左右吉则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出，日本历史上有关高天原的神话世界和邪马台定都的传说“并不是实际上的事实，而是思想上或心理上的事实”，它们反映的是这些观念形成时代的人的想法。他强调，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不会以为高天原是海外的某个地方了。⑤同样地，美国科学家斯托塞斯对广泛流传于中世纪的“巨龙”的传说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认为它们是由生活在古典时代的真实动物蟒蛇和鲸鱼与原始时代的神话相结合而产生的形象。他尤其发现，公元前327—前325年亚历山大远征印度和公元前256年罗马军队在北非巴格拉达斯河流域遭遇巨型爬行动物的事件对“巨龙”传说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动物学方面的证据既证明了“巨龙”的传说并非完全属实，又揭示了传说产生的集体心理过程。⑥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有些神话传说与历史关系密切，有些则相距历史较远，但这种联系或多或少地是存在的。首先，在这种关系中，信史位于中心，被不同层次的神话传说所包围。这表明，我们是从历史学角度考察神话传说与历史的关系，信史是我们考察的出发点和目的所在。同时也表明，我们主张任何神话传说都包含着历史的内核。其次，以信史为中心，离真实历史的范畴越近的神话传说，其信实性也就越高，反之，离真实历史的范畴越远，神话传说在历史考证上的可信度也就越低。这表明，我们认为信实性是衡量神话传说与历史关系的准绳。第三，从外向内，神话传说与历史构成了一种包含的关系。这就是说，我们认为大部分神话传说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历史的真实。随着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研究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证据会不断被发现，位于外圈的神话传说有可能向内圈移动，一步一步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这正是作者对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徐旭生：《略谈研究夏文化的问题》，《新建设》1960年第3期。 ②黄石林：《徐旭生先生传略》，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序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③朱凤瀚：《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④津田左右吉：《古事记及ぴ日本书纪の新研究》，洛阳堂1919年版，第7—9页。 ⑤津田左右吉：《古事记及ぴ日本书纪の新研究》，第7、14、19页。 ⑥Richard B．Stothers，“Ancient Scientific Basis of the‘Great Serpent’from Historical Evidence”，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Society，Vol 95，Issue 2，2004，PP．22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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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和国内的春秋航空为例，通过分析其竞争战略、成本结构和经营决策要素，说明低成本航空公司经营成功的 经验 ，结合发展低成本航空公司的瓶颈进行分析，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的低成本航空市场和增强国内民航业整体竞争力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低成本航空公司;差异;成本结构;经营决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民航业保持了两位数平均增长率，堪称世界民航发展史上的奇迹。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的变化、民航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春秋航空、吉祥航空、祥鹏航空、乌鲁木齐航空等一批民营航空应运而生。
目前，全球共有170余家低成本航空公司，占据全球航空市场28%的市场份额，在北美和欧洲的占比更是分别高达30%和40%[1]。作为国内低成本航空发展的典范，春秋航空的发展模式一直受到业界的严密关注，春秋航空2015中报披露其净利润亿，同比增长[2]。笔者将结合国内外低成本航空发展的概况就我国低成本航空的发展模式作初浅探讨。
一、国外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发展
低成本航空公司(LowCostAirline)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航空管制的放松，在美国起源的一种新类型航空公司，这类公司采用降低成本为核心的经营发展模式，以低票价吸引旅客，目标市场定位是为普通大众提供廉价、快捷、安全的航空运输服务，所以这类公司又被成为廉价航空公司。
低成本航空公司在国外的主要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七十年代在美国起源，八、九十年代被欧洲接受，二十一世纪初在亚洲和大洋洲盛行，继而在全球遍地开花。
1971年建立的美国西南航空公司(SouthwestAirlines)，被业界称之为低成本航空公司的“鼻祖”，公司坚持“快乐和家庭化”的服务理念和战略，倡导“员工利益第一”，得益于员工的高效率工作、相对行业较低的人力成本以及在飞行途中给乘客创造轻松愉快环境的服务方式，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实现连续36年盈利，成为世界民航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标杆。继西南航空之后，欧洲大陆相继出现了一批低成本航空公司，主要包括瑞安航空公司(Ryanair)、便捷航空公司(Easyjet)和柏林航空公司(AirBerlin)等。总部设在爱尔兰的瑞安航空公司成立于1985年，是目前欧洲最大的低成本航空公司，拥有209条廉价航线，逐步发展成世界上最赚钱的航空公司。
便捷航空公司是仅次于瑞安航空公司的欧洲第二大低成本航空公司，便捷航空公司90%以上的机票通过互联网和电话中心销售，在153条欧洲城市对间的航线上为旅客服务。柏林航空是欧洲第三大低成本航空公司，以密集的航线网络和提供高性价比的服务吸引商务出行乘客和观光旅游乘客。
21世纪初，在亚洲和大洋洲地区涌现一大批低成本航空公司，主要包括亚洲航空(AirAsia)、老虎航空(TigerAirways)、宿雾太平洋航空(CebuPacific)、捷星航空(JetstarAustralia)、维珍蓝航空(VirginBlue)等。总部位于马来西亚的亚洲航空成立于2001年，通过低廉的机票价格、优质的服务、高标准的安全飞行保障在东南亚创立的自己的品牌，航线网络已覆盖所有东盟国家，中国、印度和孟加拉国能122个航点，在中国的南方开通了包括香港、澳门、深圳、广州、海口、桂林以及杭州在内的多条航线，最近荣获了由全球航空运输研究专业监测咨询机构――英国SkytraxResearch公司颁发的2009年度“世界最佳低成本航空公司”奖项。
2004年成立的捷星航空是澳洲航空旗下的一家廉价航空公司，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该公司通过战略投资成立了位于新加坡的捷星亚洲航空公司和位于越南的捷星太平洋航空公司，主要面向亚太地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3]。
二、低成本航空公司与传统航空公司的差异
传统航空公司为客户提供选择自由度较大的各类服务，提供诸如贵宾通道、专业餐饮、空中休闲活动、移动通讯等多种“奢侈”服务，一般都拥有自己的机票代理机构、销售网点、公司网站和呼叫中心。而低成本航空公司以低成本策略为特征，采用简单的商务模式控制营运成本，不提供奢华型服务，其发展受到市场需求、信息技术及航空管制与反垄断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而低成本航空公司在各国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纵观各国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发展模式，可以发现低成本航空公司和传统航空公司在航线开辟、机场选择、售票方式、机型选择、配套服务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低成本航空不约而同地选用低成本策略以使票价降到一个较低水平仍能保持一定的盈利水平。
下表揭示低成本航空公司和传统航空公司间的差异
低成本航空公司 传统航空公司
航线网络结构 点对点或离散型结构 中枢辐射结构
使用机场 二类或支线机场 枢纽机场
销售模式 电话和网络订票 代理商、营业部、网络和电话
机型选择 单一机型 多种机型
舱位等级 单一舱位 两种或三种舱位
配套服务 非奢侈服务或收费服务 全方位服务
市场定位 大众消费群体 高端消费群体、大众消费群体
三、国外低成本航空发展的成功模式
低成本航空公司通常采用非传统的方式实施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运行模式，最大限度地削减可避免的运行成本和管理费用，控制较低的成本结构使得其在票价竞争上获得一定优势，并不断通过超低票价的销售策略刺激市场中的潜在需求。通常，航空公司成本结构分为系统成本、飞行成本和地面服务成本三部分。
国外低成本航空公司中运营模式比较成功的包括：美国西南航空公司(SWA)和捷蓝航空公司(JetBlue);欧洲瑞安航空公司(Ryanair)和轻松喷气航空公司(EasyJet);亚洲航空(AirAsia)等，笔者以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为例研究国外低成本航空公司运营的成功模式。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通过实施有效的成本控制和积极的价格竞争策略来构建和谐的战略发展体系，可以将其在激烈的航空市场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经营决策特质归纳如下：
1.全部选用单一B737机型
选用单一机型有利于实施批量采购，降低飞机的原始成本来减少飞机的折旧成本;采用单一机型降低飞行员和维修人员的培训成本，提高飞行员和飞机维修的质量;单一机型有利于降低飞机零部件的储存成本。
2.提高飞机的使用率
不设商务舱，改进舱位布局，提高飞机的空间使用率;实施精益管理，增加航班密度，提高飞机的日使用率。
3.飞行点到点中短途国内航线
由于B737机型受巡航高度、速度、结构等因素制约，不适合飞长航线，但其在中短程航线飞行中性能优越，飞机油耗低，经济性好。
4.使用二级机场
选用较小的或离城市较远、繁忙程度相对较低的机场运行，二级机场通常费用较便宜且进出境客运大楼布局简洁。
5.保持精简的人机比
通过控制机队规模、机型，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规范管理流程，保持精简的人机比。
6.限量餐食供应
基本不提供餐饮服务，一方面降低运营成本，另一方面由于机上卫生干净带来的清洁时间减少，有利于飞机的快速过站，实现可靠的离港率。
7.采用直销模式
通过电话和网站订票，以信用卡方式支付，不提供免费上门送票服务，不通过旅行社和代理机构售票，减少中间环节费用支出。
四、春秋航空的发展之路
春秋航空有限公司由春秋旅行社创办，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2005年7月开飞，经营国内(含港澳)、上海或其他指定地区始发至周边国家的航空客、货运输业务和航空相关业务，是首个由中国民营资本独资经营的低成本航空公司。2015年上半年，春秋航空平均票价元/客公里，上座率93%，成为国内民航最高客座率的航空公司，实现连续10年盈利的骄人成绩。
中国是一个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大国，在 政策法规 、经济状况、运行环境、社会因素和科学技术水平方面有别于欧美和 其它 亚洲国家，因此完全照抄照搬国外低成本航空的 商业模式 ，注定会以失败告终。春秋航空公司汲取国外低成本航空公司发展的成功经验，创新服务和产品，发挥自身优势，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低成本发展之路。
春秋航空的发展与国外低成本航空公司的类似之处：
1.全部选用单一A320机型，节省运行成本。
2.提高了飞机的利用率，每架飞机日飞行时间达到11小时左右;
3.飞行点到点中短途国内航线，最大限度发挥飞机的性能优势和油耗优势;
4.采用网上直销模式，节省销售成本;
5.控制精简的人机比，春秋航空的人机比将为60：1左右;
6.机上限量餐食供应，降低运营成本，利于快速过站;
7.使用二线机场，降低飞行和地面成本。
由于发展环境的不同，春秋航空实施了一系列有自身特色的低成本发展策略：
1.免费行李额
春秋航空的最高免费行李额为15公斤，而国内其他航空公司最低免费额为20公斤，降低飞机的载重依次来减少飞机的耗油量;
2.机上商品销售
机上仅向每位旅客免费提供1瓶300毫升的矿泉水，不提供免费餐食，备有付费的食品和饮料，在飞机上出售一些特色商品、飞机模型、丝巾等，为公司增加收入;
3.机票销售
春秋航空不进入中国民航售票系统售票，可到春秋旅行社网点或登录春秋航空的官方网站订票。
4.机舱改造
飞机没有设置头等舱和商务舱而只有180座经济舱，大量单一舱位的设置增加了客运量;
5.延误处理
不管是由于天气原因还是航空公司的自身原因造成航班延误，春秋航空都不向旅客免费提供餐食。
五、中国低成本航空发展的瓶颈与前景
近年来，国家对民营投资主体投资组建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的市场准入有所放松，民航业的大门逐渐向民营资本开启。但由于我国民营航空目前处于寡头垄断的竞争结构之中，民营航空的生存环境依然堪忧：
1.森严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壁垒
民营航空遭遇的发展瓶颈不得不让人深思，一方面，《国内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试行)》、“非公经济36条”和2014年初发布的《民航局关于促进低成本航空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宏观政策都鼓励民营资本投资民用航空业，但在航线审批、空中交通管制、航空燃油等配套 措施 未跟上;另一方面，低成本航空在飞机引进、飞行员流动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
2.严重的寡头垄断格局
国航、南航、东航三大航空集团占据了国内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三大航为了维护垄断格局以赢得高额垄断利润，不惜扼杀新兴的低成本航空企业，三大航按照他们的意愿促成民航当局和国家行政机关出台飞行员流动、机票价格制定等方面的交易规则，实现寡头垄断的局面。
3.扩展资金短缺
作为低成本航空投资主体的民营资本自身资金有限和融资 渠道 不畅造成低成本航空发展资金短缺，机队扩展速度缓慢，难以在短时期内形成规模效益，因而无法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要彻底打破国有航空公司主导的民用航空市场沉闷局面，真正帮助低成本航空公司突破发展瓶颈，笔者认为管理当局和航空公司自身应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1.政府主管部门尤其是民航当局应当及早制定低成本航空发展的法规和政策，切实出台一系列鼓励、支持低成本航空发展的配套措施，在飞机的自主引进、飞行员的合理流动、空中交通管制、航线的选择等方面有条件、有步骤地向低成本航空公司开放，降低购机和航材的关税，使低成本航空能够发挥在成本控制等方面的长处。
2.逐步开放大城市附近的二、三类机场，学习新加坡、吉隆坡等民航当局为低成本航空发展提供的便捷条件，在大机场附近建立低成本候机楼或在军民合用机场新建低成本候机楼。
3.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投资和融资模式，处理好低成本航空公司和国有航空公司的竞争与合作，在民航业内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利用国有经济在民航业中的主体地位和控股优势，保证低成本航空在正确的发展方向上健康发展。
4.低成本航空公司加强内部建设，通过员工持股和参与，创造了一种“家庭企业”的氛围和 文化 ，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航空服务产品的质量和工作效率。
5.深度挖掘“差异化”服务方式，在市场开发、机上服务和机票销售等方面制定差异化战略，利用国家政策补助开辟边远地区的支线航空，开发有利于增加公司收入的机上服务模式，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降低机票销售费用。
6.行业主管部门尽早 总结 和评估广州白云机场、上海浦东机场航班时刻改革方案实施成果，建立航班时刻分配长效改革机制，深入推进国内航班时刻分配模式改革。
低成本航空公司是国内航空业的新生事物，尽管其发展面临诸多不利因素，但已搭上国内民航业迅速发展的列车，低成本航空公司发展所需的管制条件正逐步放松，加上国内巨大的市场拓展空间，低成本航空在国内的发展前景必将十分广阔。
参考文献：
[1]赵巍.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双核战略模式[J]空运商务，2014(7)：26-32.
[2]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 报告 摘要，P1-2.
[3]彭君文军.国外低成本航空公司给我们的思考[J]改革与管理，2010(7)：173-177.
[4]李莉.国际低成本航空公司成功模式对我国的启示[J].空运商务，2010(15)：44-48.
浅谈我国航空公司竞争优势评价与分析
摘要：在航空公司竞争优势内涵界定基础上，构建出航空公司竞争优势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高级统计学中的主成分分析 方法 ，对国内外航空公司竞争优势进行评价分析，从而根据航空公司竞争优势各维度重要性程度，提出合理化建议。结果表明，航空公司竞争优势的提升的核心关注点是，提升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提升营销管理和运营管理水平，增强资金应用能力，提高资产获利水平。
关键词：航空公司;竞争优势;主成分分析;评价指标
一、引言
“十二五”期间，在“民航强国”战略支持下，我国航空运输业迈入黄金发展期。2011-2014年，我国民航旅客运输量从亿人大幅增长至亿人，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10%。当前，中国民航的总周转量已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同欧美发达国家的航空巨头相比，我国航空公司市场竞争力不强，航班正常率不高，顾客满意度较低，国际航空运输市场份额普遍偏低。近年来，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高铁发展和航权开放对航空市场冲击加剧。在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我国航空公司面临着改善经营管理，提升竞争优势的关键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一)航空公司竞争优势界定
关于企业竞争优势的概念，迈克尔・波特(1985)中指出，竞争优势有两种基本形式，即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戴维・贝赞可(DavBesanko)(1999)认为，当公司的表现超出该行业平均水平，就说它获得了竞争优势;乔.皮尔斯()(1998)指出，竞争优势是指能使一个公司在行业中抓住机遇、克服困难，从而能长期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资源、关系以及决策。然而，就航空公司竞争优势内涵而言，当前学术界对其并未有确切的界定。
本文认为，航空公司作为航空器运营的特殊企业，既有作为企业的一般性，又有特殊服务行业的特性。例如，航空公司具有一般服务性企业的基本特征，它需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也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加强产品创新和优化航班服务才能赢得市场并获得利润。同时，航空公司与一般服务性企业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其独特的经济特征(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经济)以及独特的安全、完整性、多样性等产品特征。
在“竞争优势”和“卓越绩效”互为充分必要条件的假设前提下，参考“属+种差”的定义方法，同时出于“可衡量”的目的，认为航空公司竞争优势可以界定为：航空公司在一定的竞争市场中，获得的相对于竞争对手所拥有的优越条件和地位，其结果表征于获得高于行业平均获利水平或者高于竞争对手获利水平的持续性。
(二)我国航空公司竞争优势研究综述
阮和兴，宋小芬(2005)提出采用差异化竞争策略可以构建我国航空公司的竞争优势，并提出了实施目标市场、形象、产品差异化策略、参与竞争的具体策略。吴桐水和褚衍昌(2006)对航空公司营销成本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通过代码共享、电子客票、品牌战略、常旅客计划等手段来控制公司的营销成本，进而获得竞争优势;曹美芸(2010)对高铁时代基于顾客价值的航空公司竞争优势进行了分析，并对上海春秋航空公司进行了实证研究。但是，现有的针对我国航空公司竞争优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航空公司竞争优势的某一方面的定性研究，对我国航空公司竞争优势地位进行系统定量评价和分析方面的论述非常缺乏。
三、评价方法
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是利用降维的思想，将选取的多个变量通过线性变换的方式选出几个较少重要变量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主成分分析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减少数据集的维数，同时保持数据集对方差最大的贡献率。航空公司竞争优势的形成是航空公司环境、战略、资源、能力、内部运营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但是，不同的因素对航空公司竞争优势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哪些因素才是影响航空公司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利用主成分分析，可以通过降维技术把多个变量化为少数几个主成分，进而找到影响我国航空公司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进而指导我国航空公司竞争优势实践。
四、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一)评价体系
作为一种持续的市场表现，航空公司竞争优势评价至少要包括结构性指标(企业规模、业务规模)、盈利性指标(盈利能力)、发展性指标(成长能力)等基本维度指标。同时，航空公司属于典型的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其融资能力是获取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优势评价应该包括负债能力指标。此外，作为典型的现代服务业，必须对其服务能力进行定量化测度和关注。综合分析， 文章 构建出包括7个维度一级指标，23项二级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具体而言：企业规模维度包括可用客公里、资产总额、收入总额、员工数量、机队规模5个指标，运营效率维度包括客座率、平均载运率、人机比、飞机日利用率、总资产周转次数5个指标，业务规模维度包括货邮运输量、旅客运输量、人均旅客运输量等3个指标，服务能力维度包括SKYTRAX服务评级、航班正点率2个指标，盈利水平维度包括人均收入、人均利润、总资产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成本费用利润率等5个指标，负债能力包括流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2个指标，此外用近三年主营收入复合增长率指标衡量成长能力维度。
(二)数据来源
出于评价目的及相关指标数据可获性，选择5家国内外上市航空公司作为评价样本。分别是：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国泰航空和汉莎集团。样本数据来自年各航空上市公司对外公布的2013年年报和国家民航局公布的2013年运营数据，个别数据经过作者整理而得。数据分析主要使用软件。
五、评价结果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结果
主成分的确立一般根据各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而定，一般情况下，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要达到85%以上。方差分析可知，提取3个主成分，可满足覆盖原有变量全部信息的要求，所以采用三个新变量来代替原来的23个变量。结合指标的实际意义，可以将F1命名为“内部运营和服务”公因子，F2命名为“航空公司的规模”公因子，F3命名为“净资产收益水平”因子。由于公因子F1对全部原始指标的方差贡献率高达，因此该公因子是提升航空公司综合竞争优势时需要优先考虑的方面。其次，公因子F2对全部原始指标的方差贡献率也高达，因此该公因子是航空公司竞争优势获取的重要考虑方面。 (二)各公司主成分得分
用主成分载荷矩阵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值开平方根便得到三个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将得到的特征向量与标准化后的数据相乘，然后就可以得出每个主成分表达式：F1、F2、F3。
F1=
F2、F3表达式参照上表同理可得。进一步，以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主成分综合得分。
(三)评价结果分析
1.综合竞争优势分析。国泰航空和中国国航综合得分排名靠前，处于整个航空公司领域的第一层次。同时，国内各航空公司差异较大，其中国航表现较好，东航表现较差，且国内航空公司都与香港国泰航空有一定差距。
主成分分析。从F1得分来看，得分位居榜首的是国泰航空，其次是国航、南航、汉莎，东方航空排名靠后。由于第一主成分的影响最大，因此我国航空公司要增强竞争优势，尤其需要对第一主成分较高荷载的因素进行分析管理。
3.其他主成分分析。F2主成分得分国航和汉莎航空居前，东航和国泰航空靠后。这一主成分上反映出航空竞争优势的培养和获得还需要关注资产收入规模和运力规模的扩大，以获取较大市场份额。F3主成分说明规模优势较弱的航空公司还可以通过提升净资产收益水平抵御市场领先者带来的竞争压力。
六、结论与启示
航空公司竞争优势各维度重要性不同，各层面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程度也是不同的，有的需要重点关注，有的只需要一般关注。航空公司竞争优势的提升需要抓住主要影响因素，有针对性的实施改进。根据以上分析，需要重点关注的有三个方面：提高服务能力，提升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提升营销管理和运营管理水平，提高客座率、平均运载率、飞机日利用率;增强整体资金应用能力，提高资产获利水平。需要一般关注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合理的资本结构，实现运载能力和资产规模的扩大;二是降低运营成本和费用，构建价格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2]阮和兴，宋小芬.以差异化竞争策略构筑我国航空公司的竞争优势[J].江苏商论，2005(03)：71-73.
[3]伊楠，霍国庆.我国航空公司核心竞争力研究[J].管理现代化，2007(6)：21-23.
[4]吴桐水，褚衍昌.航空公司营销成本分析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06(07).
[5]曹美芸.高铁时代基于顾客价值的航空公司竞争优势研究[D].东华大学，2011.
[6]帅家盛.航空公司通过服务营销如何取得竞争优势?[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1.
2015年8月5日讯 由省委宣传部、省军区政治部联合举办的“长白山讲坛·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专题报告会，今天上午在省宾馆大礼堂召开。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焰少将为参会人员作报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崔少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高福平，省政协副主席刘丽娟，省军区司令员苗雨丰、政治委员邵忠海、副政治委员洪伟出席报告会。省直机关部分党员干部、省国资委党委系统企业部分干部职工及驻长部队部分官兵等100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报告会上，徐焰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度，以中国抗战与中日关系为主线，以大量珍贵的史料史实为支撑，全方位、多维度对中国抗联与日本侵略者14年的斗争历史进行了全景回顾。参会人员纷纷表示，报告以一个军事史专家的宽广视野、敏锐的洞察力和卓有建树的研究成果，使大家对东北抗战历史有了更加详尽的了解，对东北抗联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听后很受启发、很受教育。报告对于大家进一步弘扬传承抗联精神、进一步投身强国强军伟大实践、进一步强化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进一步为推进吉林振兴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民用航空是高科技、高风险的资本密集型服务性行业，在当代社会中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然而，航空灾害犹如挥之不去的幽灵，所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和无形的危害，在人们的心灵上投下了阴影。航空安全不仅关系到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关系到国计民生。目前，我国民航的安全形势相当严峻，面对加入WTO后面临的竞争与挑战，中国民航亟待改善安全管理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进一步降低事故率，提高防灾减灾水平，促进民航业的健康持续发展。航空灾害预警管理系统的建立，具有迫切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行性。航空灾害的内涵及基本特征航空灾害是指一切危及民航正常航空运营活动、运营秩序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事故或事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包括航空事故灾害，如飞行事故、地面事故、严重差错等造成的有形和无形损失；环境灾害，如飞机噪音和尾气污染、有毒和放射性物品泄露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空中航行传播疫病等;自然灾害，如雷暴、沙尘暴、冰雹等自然变故造成的损失；其它灾害，如威胁民航运营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危害等等。航空事故灾害的危害性大且具有一定的可控性，因此是最主要的预警管理对象。航空灾害具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1.生成的突发性航空灾害往往是当事人无法预见的突发性的灾难。笔者2000年在武汉、石家庄等省会城市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其中的居民认为最不安全的交通方式是乘坐飞机，在各种交通方式中占居首位。实际上，空难的发生概率较小，然而空难一旦发生则死亡率极高，其突发性和无可逃避性对人们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影响。由于航空灾害的发生是众多诱发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某些因素本身包含随机性和突发性，必然影响到灾害的发生具有偶然性、突发性、不确定性及随机性。2.成因的综合性民航的地面——空中立体生产服务体系，是一个人造的社会技术系统，主要由航空公司、空中交通服务和机场服务三大子系统组成，涉及飞行、机务、地面保障和空中服务等多方面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指挥，工作场地分散，组织协调的难度大，同时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较大。中国民航总局根据事故调查报告，对近5年来国内29起飞行事故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占第一位的是机组操纵不当()，第二位的是机务维护工作失误、航空公司组织管理缺陷(各为)，第三位的是机组违反飞行程序和规章、机组成员配合不好(各为)，第四位是天气()，第五位是机组判断错误、机组不能正确使用设备(各为)，其中人为因素累计高达80%以上。可见航空事故是由许多因素引发的，其中人为失误是最主要的因素，包括操纵者对环境变化及飞机故障的不良应对。航空灾害的发生，通常是民航运输过程中外部环境的突变、人为失误与飞机失控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成因具有综合性。3.后果的双重性航空灾害的后果，一是灾害本身对人和社会造成的破坏，二是灾害发生后的社会心理影响。航空灾害的双重性表现在：伤害范围比较小，而造成的社会影响却很大。一次飞机失事死亡数百人，但造成的却是世界性的影响，引起许多人对乘坐飞机产生不安甚至恐惧心理。笔者的抽样调查表明，关于武汉6·22空难事故的影响，被调查者中的人感到悲伤或不安，的人表示不愿坐飞机，的人表示不愿坐“运七”飞机，只有的人表示自己或家人没有受到影响。虽然只有的人表示不愿坐“武航”的飞机，但反映出航空事故对航空企业的形象和声誉是有负面影响的。总体来看，这次空难事故使大约七成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可见航空事故对社会心理的消极影响相当广泛。4.一定的可防性航空灾害的发生存在微观上的可避免性与宏观上的不可避免性。从理论上讲，随机事件有随机的规律，灾害的发生是事出有因的，那么预先控制了成因，就能预防灾害发生的结果。通过监测、识别、诊断和预控，及时纠正人为失误和机械故障，则可以防范灾害。但从宏观上分析，系统处在不断地演变、发展、完善过程之中，灾害又是不能绝对避免的。因此，航空灾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至少能使灾害的发生及损失降到现有技术和管理水平所能控制的最低限度。以民航机场为例，事实表明，一些航空灾害的发生与机场管理不当是相关的。例如，由于疏于管理，没能及时发现机场跑道上有金属物件，使“协和”超音速客机起飞时轮胎受损而导致机毁人亡；由于安检不力，使歹徒可能携凶器混上飞机，导致多起劫机事件发生。如果民航机场在完善检测等硬件设备的基础上，加强系统化的安全预警管理，就能有效预防此类灾害的发生。航空灾害预警管理系统的目的和功能航空灾害预警管理系统的研究，是以预警管理理论为指导，在行业管理层面的应用研究。通过综合运用复杂系统理论、安全科学、人素科学、灾害学等学科领域的最新成果，对航空灾害的可控制诱因进行监测、识别、诊断及预先控制的一种管理制度和手段，旨在防止和矫正航空事故和事件诱发因素的萌生与发展，预防和减少航空灾害造成的有形或无形危害，并保证民航运营系统处于有序的安全状态。具体地说，航空灾害预警管理系统的目的在于解决航空行为人的内在局限性或失误的可能性；航空环境和飞机故障异常变化的成因和过程，以及它们与人为失误之间的联系；飞机在不同因素和条件下发生事故和灾害的概率；民航安全管理在什么条件作用下可能出现管理失误；如何识别和诊断航空事故征候或灾害征兆；如何预测和控制其发展趋势；如何运用有效的预控方法等问题。实践证明，采用单项措施是难以预防航空灾害的，只有在法规、管理、技术、教育诸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综合防治和预控，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建立航空灾害预警管理系统，就是要在航空公司、机场与空中管制机构中，构建一种能对同质性航空事故具有免疫功能，并对各种航空灾害现象具有预防和矫正功能的“自组织”机制。建立航空灾害预警管理系统的必要性国际航空安全网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00-2001两年内，全球共发生航空安全事故349起，仅我国有96起；全球空难达227起。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不仅造成机毁人亡的惨剧，而且随着纽约世贸大楼的坍塌，几千人刹那间灰飞烟灭，美国民航业乃至全美经济遭受重创，对全球航空安全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导致现有的航空安全体系遭到质疑。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自1955年以来，创造了世界民航运输企业连续安全飞行四十年的罕见记录，并被国际民航组织授予荣誉奖章。然而今年发生在韩国釜山机场附近的“4·15”空难，使这个“全国安全飞行标兵单位”在经济和声誉方面遭受了不良的影响；中国北方航空公司“5·7”大连空难不仅损失惨重，而且引发了此后旅客集体罢乘与失事飞机同型号客机的严重事件。如果说“9·11”恐怖事件具有从行业或企业管理层面难以预防的不可控因素，但大多数航空灾害并非是不可能预警和防范的。加强航空灾害的防范，已不仅是一家航空公司、机场或空中管制机构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国家民航业的问题，令整个世界关注的问题。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已经提出到2004年为止，要把事故率降到1995年的一半的计划。飞行安全基金会(FSF)也提出到2006年将现有事故率降低50%的目标。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民航在深化改革和不断前进的过程中潜伏的灾害隐患不容忽视。根据波音公司2001年的预测报告，到2020年，中国拥有的客机数量将超过2209架，机队规模几乎是现在的四倍，现有机队中一半以上的飞机届时仍在服役。国内市场运输量将以的速度增长，国内航班频率迅速增加；国际市场运输量和国际航班频率也将有大幅度增长。假设事故率不变，灾害损失将放大数倍。同时，我国正在深化的民航体制改革和航空公司重组过程中，难免出现法规不够完善、监察机制不够健全的现象，可能导致基层安全责任不落实而留下安全管理漏洞。例如，我国有的地方航空公司安全基础较薄弱，安全工作忙于“亡羊补牢”，在安全管理理念、机制、模式和体系方面，在预防控制技术以及紧急救援系统等方面，仍有许多实际问题尚待解决。因此，建立航空灾害预警管理系统，有效降低事故率和灾害率，减少航空灾害损失，具有迫切的必要性。建立航空灾害预警管理系统的可行性1.建立航空灾害预警系统的理论准备在民用航空领域，美国和欧洲航空业率先加强了机载环境的预警系统研究，开发了交通警戒和防撞系统、近地警告系统、风切变预警系统；法国加强了航空事故调查和预防的对策研究，如法国航空公司应用里森的因果模式理论建立法航飞行安全组织开展事故预防等。以波音公司为代表的各国航空公司，进一步加强了基于人素工程的人-机系统研究等等。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航空技术、航空法规、标准制订方面。我国在航空安全技术、航空安全管理、航空安全法规、航空安全心理学、人为差错、事故调查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近两年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交通灾害预警系统研究”课题组，在航空、公路、水运、铁路等交通灾害的预警管理研究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航空灾害预警管理方面，提出了航空灾害预警管理系统模型和组织方式，包括该系统的构建思路、工作内容、运转模式与工作流程。通过调查分析我国民航飞行品质监控的管理模式和措施，提出了利用民航飞行品质监控进行航空灾害预警管理的新思路，探讨了预测超限事件发生趋势的方法，为航空灾害预警管理提供对策依据。探讨了社会心理品质、动机、情绪等心理因素与民航机组行为失误之间的联系；对机组行为失误的心理背景进行了分析；分析了机组管理不善对群体行为失误的影响，提出了改善机组管理的对策思路。这些研究，共同奠定了建立航空灾害预警管理系统的理论基础。2.建立航空灾害预警系统的现实条件80年代，国际民航界加强了CRM的研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同时世界各国加强了可靠性管理。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推出了许多重大的鼓励性措施提高航空安全标准，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建立全球安全标准系统。如1998年，35个欧洲民航联合会参加国建立了违反安全惯例或适航规则的飞机和航空公司数据库；1999年，国际航空运输为其成员航空公司制定了运营质量标准。美国联邦航空局(FAA)于1989年规定在商用飞机上安装风切变预警系统(RWS)；从70年代起，欧洲和亚洲的主要航空公司着手开发应用飞行品质监控软件，以检测在飞机运行、飞机维修和发动机性能监控方面的超限事件及发展趋势。澳大利亚快达公司与飞行数据分析公司合作研发的软件最早投入商业使用。一些机场针对停机坪事故，专门成立停机坪安全委员会，制定和执行相关的保障安全的措施；加强硬件设备的配备。迄今为止，我国民航安全管理工作取得了重大进步，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运用预警思想加强事故防范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于1995年建立了“南方可靠性控制闭环系统”，设立了数据可靠性标准，并加强了可靠性分析；1995年，我国民航开发了针对B737、B757的飞行操纵品质监控软件。1997年，民航总局要求所有运输机加装QAR设备，并对每个航班实施监控，为保证飞行安全，加快培养新飞行员提供了有效的科学手段，有利于事前的安全管理。一些航空公司已开始重视人为因素的管理，如进行驾驶舱资源管理(CRM)，开展安全分析与评估，通过了解航空运输系统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采取安全措施。航空灾害预警管理系统的建立，是以现有航空安全技术和航空安全管理体系为基础的。例如，对航空环境的监测，可与航空气象部门的气象预报服务、机场安检工作相匹配；对飞机运行状态的监测、评价及预先控制，可与可靠性管理中的统计评估体系相结合，并与先进民航飞机的机载环境预警系统(包括交通警戒防撞系统、近地警告系统和风切变探测系统)和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的二次监控雷达系统配合使用；对飞机操纵人行为的监测、评价和优化，是驾驶舱资源管理工作的深化和完善；对安全管理活动的监测、评价和预警预控，是航空公司、机场、空中管制安全评估工作的补充、修正和强化。总之，建立航空灾害预警管理系统，是一项势在必行的系统工程，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安全是民用航空的生命线和不懈追求的永恒主题。航空灾害预警管理系统的建立，是航空安全“预防为主”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安全第一”方针的深化和发展，对于不断提高我国航空安全管理的科学性、可靠性以及防灾减灾水平，促进当前深入开展的“企业负责，行业管理，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的民航体制改革，促进航空安全体系建设和民航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眼中的东北人论肯定知道的，了解
给你个建议吧第一百度东北地区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状况，百度百科很全。第二把这些自然和人文地理状况加以整理，注意期间的因果关系 ，比如东北温带季风气候条件下发育针阔混交林和落叶阔叶林，黑土等；有这样的自然地理状况才有了农业、工业等人文地理状况等等
东三省经济必将逐步萎缩，未来祖龙之地还将封关，逐步让东北农村空心化是中央利用政治经济手段对国家进行大布局的做法之一，黑龙江适合做农场，随着土地政策的调整，土地集中到少数大户或农业经营公司手中，逐步进行统一化、规模化经营，黑龙江三江平原未来将是大农场式的粮食基地，这必须以消灭中小散户和村落为前提，逐步将其土地经营权收上来，不然会增加土地集约化的不可控因素，这与关内很多撤村并居的做法相似，关内无法疏散移民，只能撤村并居，以空出大片连贯土地。对东北地区则是诱导移民，吉林辽东北地区将发展林业基地，最后东三省工业将收缩于辽中和半岛地区，东北这么多年不怎么发展，就是北京方面的政策导向，即让一地发展缓慢自动疏散人口，几千万东北人被迫南下。我在东北呆过多年，深刻研究了东北地区风土人情，环境是造就动物行为的最主要因素，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北人族群身上有一些关内无法容忍的因素，这导致南下的东北人与关内各省人士产生冲突。一、东北的冬天白山黑水，一抬头到处白雪茫茫，室外温度低，村落稀疏，几乎全是小村，冬天农闲时间太长，精神文化生活空虚，呆在东北的那些同事每天无聊的要死，这就造成东北人喜凑热闹，喜欢求刺激，我在通化、桓仁一代的时候就发现偏僻的村落里居然有人吸毒“溜冰”K粉，有村里的妇女玩SM被勒死，这令人瞠目结舌。二、东北基础设施落后，尤其是辽北、辽西北、吉林（除长春附近以外）地区和黑龙江（除哈尔滨外）广大地区，医疗、交通、教育设施普遍落后，日常生产、生活诸多不便，村子里的人必须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互相帮助，加上环境闭塞，通婚情况不容乐观，一村所有住户几乎都能攀上亲戚，只是亲缘关系远近不同，这就造成东北人喜欢攀亲戚，拉关系并最终利用的特性，东北地区农村普遍贫困，贫乏的物质生活也使东北人内心小气，但是为了维护关系，外表却喜欢装大方，充大个，讲排场的虚伪特性。三、东北农村男女私生活混乱“跑破鞋”现象普遍，男人出去跑，女人往家招，有的两口子各玩各的，彼此两不相欠，倒也相安无事，对性的开放，好吃懒做的个性（长期猫冬导致），空虚的娱乐生活，对中国贞操等传统道德的不讲究，这也造成大量东北女孩充斥娱乐场所的现象，甚至有很多老公给老婆拉皮条的做法，这令关内男人嗤之以鼻。四、在公共场合经常看到两个东北人旁若无人的大声交谈，所谈内容经常涉及个人隐私也毫无顾忌，有时人越多越起劲，比较不要脸，泛“人来疯”，这一点是其不讲究的典型表现之一。五、东北地区冬季寒冷，不管农业生产还是普通生活都大受影响，这使东北人形成“猫冬”的特性，导致东北人好吃懒做。六、东北人脾气火爆，个性冲动，经常为一点小事大打出手，由于心眼小，导致性格极端，不计后果，很多坎过不去，经常出现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局面。七、农村的人情关系、慢节奏生活使东北人缺乏现代都市市民的“社会契约精神”，缺乏遵守规则的行事方式和严格的工作态度，使东北人在制造业方面不善经营，只能云集在地摊，小吃，美发及其他娱乐场，甚至是坑蒙拐等来钱快的行业。，使名声地位更加低下。八、东北人在个人享受消费方面无人能及，这与其经济地位很不相称，痛快一会是一会，今天花明天的钱，加上讲排场，不计后果的包装自己，经常导致经济问题而走向犯罪。总而言之，东北人个性虚伪，讲排场好显摆，性格极端，脾气暴躁，做事不计后果，好吃懒做，可谓烟赌有道，实业无方，做事缺乏准则和和严格的工作态度，对细化的管理持抵触态度，差不多就行，马马虎虎。反观关内各省，虽然中国人有很多缺点，关内各省也各有不同，但是几千年的封建集权统一，使关内各省有着共同的传统道德底线和社会准则，关内各省以和为贵，出现问题，大家先谈，不能半句话不来就动手，关内各省老百姓基本上是生活节约，艰苦朴素，过日子精打细算，这导致与东北人结成的婚姻很容易因为消费观念差异而解体。东北人对传统性道德的背弃，对笑贫不笑娼的推崇，为大多数关内人所不齿。东北人对人拉关系的虚伪，建立在利用的基础之上，这背弃传统的江湖道义，既不同于北方侠义文化也不同于南方的亲兄弟明算账的契约准则，往往用着你的时候进行不计后果的巨额投入（包括感情和金钱方面），一旦没达到目的立刻翻脸，功利主义使其它各省难以望其项背。东北人由于以上缺点综合导致整个群体的高刑事犯罪率和高犯罪后果的严重程度，同样的案件凶残程度更高，当然以上几点总结基本上是集中各省同事的统一意见，大家基本赞同，这只是一个群体特征分析，不能和每一个具体个人对号入座，总之，东北人是一个有着严重性格缺陷的族群，根据社会人口学家的分析，这与东北族群的形成过程，即在清末社会严重混乱动荡、道德滑坡、人民困苦的条件下，由闯关东的乱民短时间内聚集而成有莫大关系，虽然人是山东河北过去的，但过去的都是当时在当地混不下去了，或者是充军发配的首先，闯过去的群体就是特殊族群，再者水土不同，环境不同，即使是曾经从某地迁过去，毕竟山水相隔，两百多年时间的演变，与曾经发源地的人也早已天壤之别，比如中国的客家人，美国、澳大利亚的移民，他们还和曾经移民的地方的居民一样吗？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宗教、观念方面就差异巨大。发这篇帖子并没有攻击的意思，只是希望东北同胞看到后不要冲冠一怒，应该坐下来反思，中国二十三个省，为何单单歧视河南东北？为何这中歧视能获得中国大多省份的统一赞同，是不是我们应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