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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就此传为神话，继而相传至县府知事，令度尚为之立碑，让他的弟子邯郸淳作诔辞颂扬。孝女曹娥之墓，在今浙江绍兴，后传曹娥碑为晋王义所书。后人为纪念曹娥的孝节，在曹娥投江之处兴建曹娥庙，她所居住的村镇改名为曹娥镇，曹娥殉父之处定名为曹娥江。（端午节第三个意义是为纪念东汉孝女曹娥救父投江而死。)
这个嘛，你要去找古书记载的了，现在很难找，楼上各位的回答大都是蒙的，但是韩国人确实是声请了端午节的专利，但端午节的习俗全是起源于中国的，但不过就是中国人没声请专利。希望您能满意，赏我积分，那我就太感谢了!
赛龙舟、祭江、包粽子，在我国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民间节日端午节，在去年却被韩国抢先申报“端午节”为本国文化遗产。不仅如此，就在联合国即将于今年11月份公布申遗结果的前夕，“端午节．CN”又突然遭到韩国公司的抢注。
端午节由来】 关于端午节的来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诸说： 纪念屈原，此说最早出自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和北周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据说，屈原于五月初五自投汨罗江，死后为蛟龙所困，世人哀之，每于此日投五色丝粽子于水中，以驱蛟龙。又传，屈原投汨罗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千直行至洞庭湖，终不见屈原的尸体。那时，恰逢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汇集在岸边的亭子旁。当人们得知是打捞贤臣屈大夫时，再次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此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看来，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与纪念屈原相关，有唐代文秀《端午》诗为证：“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迎涛神，此说出自东汉《曹娥碑》。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春秋时吴国忠臣伍子胥含冤而死之后，化为涛神，世人哀而祭之，故有端午节。 龙的节日，这种说法来自闻一多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他认为，五月初五是古代吴越地区“龙”的部落举行图腾祭祀的日子。其主要理由是；(一)端午节两个最主要的活动吃粽子和竞渡，都与龙相关。粽子投入水里常被蚊龙所窃，而竞渡则用的是龙舟。(二)竞渡与古代吴越地方的关系尤深，况且吴越百姓还有断发纹身“以像龙子”的习俗。(三)古代五月初五日有用“五彩丝系臂”的民间风俗，这应当是“像龙子”的纹身习俗的遗迹。 恶日，在先秦时代，普遍认为五月是个毒月，五日是恶日。据《礼记》载，端午源于周代的蓄兰沐浴。《吕氏春秋》中《仲夏记》一章规定人们在五月要禁欲、斋戒。《夏小正》中记：“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大戴礼》中记，“五月五日畜兰为沐浴”以浴驱邪认为重五是死亡之日的传说也很多。《史记·孟尝君列传》记历史上有名的孟尝君，在五月五日出生。其父要其母不要生下他，认为“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风俗通》佚文，“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论衡》的作者王充也记述：“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 东晋大将王镇恶五月初五生，其祖父便给他取名为“镇恶”。宋徽宗赵佶五月初五生，从小寄养在宫外。可见，古代以五月初五为恶日，是普遍现象。可见从先秦以后，此日均为不吉之日。这样，在此日插菖蒲、艾叶以驱鬼，薰苍术、白芷和喝雄黄酒以避疫，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夏至，持这一看法的刘德谦在《“端午”始源又一说》和《中国传统节日趣谈》中，提出三个主要理由：(一)权威性的岁时著作《荆楚岁时记》并未提到五月初五日要吃粽子的节日风俗，却把吃粽子写在夏至节中。至于竟渡，隋代杜台卿所作的《玉烛宝典》把它划人夏至日的娱乐活动，可见不一定就是为了打捞投江的伟大诗人屈原。(二)端午节风俗中的一些内容，如“踏百草”、“斗百草”、“采杂药”等，实际上与屈原无关。(三)《岁时风物华纪丽》对端午节的第一个解释是：“日叶正阳，时当中即端午节正是夏季之中，故端午节又可称为天中节。由此端午节的最早起源当系夏至。兑纷出，而以纪念屈原说影响最为广泛。由于屈原的人格艺超群，人们也愿意把这一纪念日归之于他。 纪念女诗人秋瑾：秋瑾字睿卿竞雄，号鉴湖女侠，小字玉姑，浙江绍兴人，幼年擅长诗、词、歌、赋，并且喜欢骑马、击剑，有花木兰、秦良玉在世之称。28岁时参加革命，影响极大，在策划起义时为清兵所捕，至死不屈，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五日在绍兴轩亨口英勇就义。后人为敬仰她的诗，哀悼她的忠勇事迹，于是，与诗人节合并来纪念她，而诗人节又是因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定为端午节。回答者：逍遥消遣 - 试用期 一级 6-8 19:37牛！回答者：z1100aa - 兵卒 一级 6-8 19:43中国：赛龙舟.往江里投食物 韩国：吃粽子.包粽子回答者：可爱★棒棒★樱 - 魔法学徒 一级 6-8 19:44我认为全来自中国回答者：AS你好SA - 试用期 一级 6-8 23:44奇怪，我明明记得是韩国申请文化遗产得是江陵道的端午祭，这个和我们中国传统得端午节不是一样得啊。他申请得使自己得文化祭祀活动为世界文化遗产，不是端午节这个节日是世界文化遗产啊。怎么好像大家都以为是把端午节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了呢？这两个是有本质的区别得啊回答者：pureevil - 秀才 二级 6-9 03:29这个嘛，你要去找古书记载的了，现在很难找，楼上各位的回答大都是蒙的，但是韩国人确实是声请了端午节的专利，但端午节的习俗全是起源于中国的，但不过就是中国人没声请专利。希望您能满意，赏我积分，那我就太感谢了!回答者：漩涡鸣人小屁孩 - 秀才 二级 6-9 10:03赛龙舟,吃粽子......差不多全是我们的.回答者：来了么哈哈 - 试用期 一级 6-9 10:20中国回答者：wozhu7410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6-9 10:26我在端午节吃棕子，看赛龙舟，这是中国的习俗!回答者：刘惠强YES - 试用期 一级 6-9 10:28lihai回答者：626120786 - 初入江湖 二级 6-9 10:44纪念屈原，此说最早出自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和北周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据说，屈原于五月初五自投汨罗江，死后为蛟龙所困，世人哀之，每于此日投五色丝粽子于水中，以驱蛟龙。又传，屈原投汨罗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千直行至洞庭湖，终不见屈原的尸体。那时，恰逢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汇集在岸边的亭子旁。当人们得知是打捞贤臣屈大夫时，再次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此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看来，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与纪念屈原相关，有唐代文秀《端午》诗为证：“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有些网友觉得白鹿原学术论文难写，可能是因为没有思路，所以我为大家带来了相关的例文，希望能帮到大家! 白鹿原学术论文篇一 《白鹿原》中田小娥人物形象浅析 摘要：陈忠实的白鹿原自称“民族的秘史”。然而能够吸引我的并不是所谓的“秘史”，而是作品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在众多的人物形象当中，田小娥始终是一个“淫妇”，然而能震撼人灵魂的正是这个“淫妇”。她对美好生活的大胆追求，对爱情的执着，对人性的捍卫以及对时代的控诉，无不让我们看到这位旧式女性身上闪烁的独特人格魅力。其实她不是淫荡，生存的困境让她陷入了道德的漩涡，死亡的绝境。 关键词：《白鹿原》;女性形象;田小娥;生存困境;女性魅力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成功塑造了一个耕读传家、光明磊落、有着夺目人格形象的族长——白嘉轩，同时也成功塑造了在浓重男权压制下的一系列鲜活的女性形象，她们在男权高于一切的社会中屈辱卑微的活着，她们是男人的附属品，是男人的性玩物，更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在男权高于一切的社会领域中，她们大多数处于蒙昧状态，她们不懂得追求自由，不懂得人格尊严，认为依附于男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田小娥是一个刚刚脱离蒙昧状态的女性，她向往美好的生活，追求幸福的婚姻，然而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现实的土壤里，她的做法只能被看做是异类，理想只能一个个毁灭，死亡只能是她最终的归宿，以下从几个方面对田小娥这个女性形象进行分析。 一、“淫妇”不淫 田小娥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个穷秀才，她不仅知书达理而且颇有几分姿色，正是所谓小家碧玉。她和所有的花季少女一样，心中拨动着青春的梦想，怀揣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然而命运捉弄了这个天生丽质、如花似玉的女子，因为父亲的虚荣和家庭的贫困，她被迫嫁给了六十多岁的郭举人，纳为他的小妾，这一桩非人性的婚姻完全击碎了这个天真烂漫少女的青春之梦，她杯具的一生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郭家，小娥的一切都由大夫人安排，甚至与郭举人的同房时间都由大夫人掌控。更可恶的是把她作为郭举人养生的工具——为郭举人泡枣。这种非人性的变态做法，不仅是对这个年轻妩媚女子身体上的凌辱，更摧毁了她的人格尊严与一个女子的价值。长工黑娃的出现，让这位年轻的女子怦然心动，她大胆的示爱，并与黑娃发生关系，进而在性爱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这位备受奴役的女性在爱情的滋润下“走路的步子轻盈了，两只秀溜的小脚麻利地扭着，胸脯上的那两团诱人的奶子就颤悠悠弹着，眼睛像雨后的青山一样明澈，往日里那种死气沓沓的神色已经扫荡殆尽。”可见是黑娃的出现，唤起了这位女性的渴望。所以说从人性的角度看，站在一个女性的立场看，田小娥对黑娃的殷勤不是一个女性对男性的挑逗，而是对爱的呼唤，对自己中意之人的追求，是对于千百年来封建礼教的大胆反叛。由于她的不守妇道，郭举人休了她，对她来说这是一种解脱，她和黑娃可以放心地过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然而当她被黑娃领回村，他们进不了祠堂，拜不成祖宗，得不到公公鹿三的认可，也为原上乡邻所不齿，她只能和黑娃在村外的破窑洞里过日子。日子过得尽管有些辛酸，但只要和黑娃在一起，小娥的心总是美滋滋的，这就是小娥的幸福，一个普通女人的正常生活，但小娥心满意足了，这就是她所要的生活。 在无牵无挂、举目无亲的状况下，她把可以解救黑娃的希望寄托在鹿子霖身上。在鹿子霖的诱惑下，她突然发现，原来性也可以成为一种交换的工具，所以她欣然接受了鹿子霖对她身体的占有，这个无知的少妇从此就走向了堕落的深渊。可谁知这根本就是一场，鹿子霖根本没有能力救出黑娃。当田小娥有所醒悟时，发现她已经离不开对鹿子霖的依赖，至此她的道德也一下子跌进了无可挽回的境地。 然而，如果设身处地地想，田小娥并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所说的淫荡之妇，她与黑娃的结合是为爱而歌，是爱情碰撞的火花，是合乎人性的，只是她的做法违背了伦理，触犯了时代， 所以她的淫妇之名是时代强加给她的，她与鹿子霖的私情，也并不是她的本意，真正了解本文的人，会为这个孤苦伶仃女子的真挚而感动，设身处地想一下，在那个乱世之中，作为一个女人，她拥有的东西实在太少了，除了那口破窑洞和黑娃以外，最有诱惑力的就是她那年轻的身体了。但无论如何她的出发点是纯粹的、真诚的，只不过她把性、把自己年轻的身体当成了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了。作为一个女人，能用自己仅有的东西来做交换，我们姑且不论交易有多肮脏，性质有多恶劣，但至少她的出发点是感人的，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女人精神世界的善良之处，为了爱情，为了幸福的生活，她付出了一个女人的全部。所以说她并不淫荡，“淫妇”之名的得来，只能说是她追求幸福生活的代价。 二、“淫妇”对人性的捍卫 随着一个阴谋的出现，小娥又一次跌入了痛苦的深渊。自从黑娃逃走以后，有点“淫疯式”的狗蛋就对小娥的姿色十分痴迷，可一次次都未得逞。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狗蛋发现了鹿子霖和小娥的奸情，为了掩人之口，鹿子霖设下陷害狗蛋的圈套，没想到连小娥也一起出卖了。“仁义白鹿村”是容不下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发生的，族长白嘉轩当即作出了严惩小娥和狗蛋的办法，用刺刷将小娥和狗蛋各打四十下。小娥打得血肉模糊，其中也有鹿子霖对她的抽打。小娥恨透了鹿子霖，可她对白嘉轩对自己的惩罚也怀恨在心，所以伤刚愈合，她经不住鹿子霖的诱，又一次用性充当了白鹿两家斗争的工具，鹿子霖的意图是让小娥引诱族长的长子白孝文，致使其败家，以达到“尿到族长脸上”的卑鄙目的，然而小娥终究是一个善良的女性，看着白孝文一天天的与她一起堕落，内心激起了悔恨之情。否则，当她和白孝文的奸情被白嘉轩揭穿后，白嘉轩气晕在窑门后，小娥怎么会有“达到报复的目的却没有产生报复后的欢悦”呢?她的良心一次次受到谴责，“她努力回想孝文领着族人把她打得血肉模糊的情景，以期重新燃起仇恨，用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复仇行为的合理性来稳定心态，其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在心里呻吟着：‘我这是真正的害了一回人啦!’”可见小娥内心的复杂与悔恨，这种同情心和罪恶感如果出现在白嘉轩或朱先生身上，我们会觉得不足为奇，因为他们是“仁义白鹿村”的代言人，他们的身份规定了他们的人格。但这种人性的光芒被白鹿原人冷眼相看，在被称为“婊子”与“淫妇”的小娥身上，我们看到这才是人发自灵魂深处最真实的善良与温情。鹿子霖利用了她，她也没让其心安理得地得逞，这个具有人性的女人，在那个和鹿乡约有过无数个快活的夜晚的窑洞里，给乡约尿了一脸，这是一个有道德有良知的人才会有的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忏悔与人性的复苏，在小娥的道德观照下，我们看到白鹿原上那些道貌岸然的所谓头面人物内心的肮脏与人性的卑微。 小娥受尽了折磨。在利用人与被人利用的夹缝中处于生死的边缘，然而她尽力了，她内心的善良与温情让我们感动，这位被称为“淫妇”的女人对人性的捍卫令人肃然起敬。 三、“淫妇”对时代的控诉 当小娥与白孝文不光彩的事在白鹿原上传的沸沸扬扬时，公公鹿三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激愤，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随着鹿三从小娥腰后抽出钢刀，小娥凄婉地叫了一声：“啊，„„大呀„„”小娥屈辱的一生就此结束了，这个女人从遭到郭举人的遗弃，遭到家里人的驱逐，遭遇了爱情的毁灭，理想的破碎，承受了白鹿原族规的惩罚到被公公鹿三害死，在命运的无常摆布中，尝遍了人间的辛酸与痛苦。小娥冤屈的死了，但她发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呐喊与控诉，让我们从心底萌生出一种叫做撕心裂肺的痛，她说：“我到白鹿村惹了谁?我没偷过旁人一朵棉花，我没偷过旁人一把麦秸柴火，我没骂过一个长辈，我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人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认，俺出你门没拿你一把米，也没分你一根蒿子棒棒儿，你咋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她的控诉直插人的心底，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为之泪流满面，实际上，小娥满足于有吃有喝的生活理想是极其合理与卑微的，她只是以一个女人的本能与本性去争取普通人的生活。 如果说窦娥仅仅以六月飞雪、大旱三年来为自己洗刷冤屈，那么小娥在痛恨中走向了复仇的道路，她死后用席卷整个白鹿原的大瘟疫来为自己冤屈的一生讨个说法，控诉那个让她屈辱一生的白鹿原，那些男人，那个时代，后来在白嘉轩的坚持下，在朱先生的设计下，在白孝武的操作下，一座六楼镇邪砖塔终于竖立起来，小娥冤屈的灵魂也就此平息了。白嘉轩乃至朱先生完美的圣人形象，随着塔的建立也就此崩溃了，他们的虚伪性与施虐性也暴露无遗。是小娥粉碎了他们的圣人形象。至此，小娥报复的目的达到了，她的亡灵终于可以安息了。 四、结语 田小娥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女性形象，她用最原始的手段——“性”谋求生存的权利，然而“性”又把她推向了道德的深渊，乃至死亡的绝境。我们看到这位女性在爱与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挣扎着，以求生的权利。在被称为“淫妇”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她人性的善良与温情，我们不能否定这个死于非命的女子，否定的只能是那个时代，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白鹿原学术论文篇二 《白鹿原》中两位女主人公形象 与白鹿意象之间的关系 [摘要]：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规模较大而又集中地探讨儒家 文化 的经典文本。文中描写了一个儒家文化氛围浓郁的白鹿村，“白鹿”是《白鹿原》的中心意象，作为民间传统的守护神，是作品中人物的神灵化身，具有传统民神的神兆效应，无论从创作思维还是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白鹿 意象 民族精神 正文： 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著名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发表以后，许多人从儒家文化、长篇叙事风格、人物形象、象征意象等方面对此作品进行了研究，其中田小娥形象是一个研究重点，有人认为她是一个“善良而真实”的女人;有人认为她是一个“性欲狂”;还有人认为她是封建宗族制度和家族斗争中的牺牲品。笔者认为小说通过对田小娥一生悲惨命运的分析，展现了女性原始追求与复杂人类社会环境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对女性原始本性的毁灭作用。 一、田小娥 1、田小娥，美女也多舛 田小娥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中一个耐人寻味的女性。她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中平原上年轻美貌的农村妇女。她的性格中有着善良、多情、柔弱的一面，也有着叛逆、勇敢、大胆的一面，她生活在社会环境的桎梏中，却有着对女性欲望本能的追求。田小娥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特点——温柔善良，她的愿望是守着自己的丈夫过一种平静的日子。这样的女性在生活中 理应是受大家欢迎的，可是在她所生活的环境中，她却成了一个被人们耻于提及 的女人。一个年轻漂亮的秀才之女却嫁给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头做小妾。白天她过着婢女的生活，一家人的生活起居由她来料理，而且还受正室的欺压，晚上还得在正室的逼迫下充当给郭举人“泡枣”的工具，并且还要尽她作为小妾的义务。这纯属病态的婚姻，但是她的遭遇并没有得到周围人的同情，也没有人认为她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而为她觉得不值，反而这种现象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被人们视为非常正常的事，甚至被人们拿来逗乐，这种现象在旧社会较为普遍，这是封建思想、封建社会对女性的一种无情的折磨、戕害。 2、田小娥，反抗也可怕 在黑娃出现之前，田小娥就已经开始反抗了。她采用的方式是让郭举人吃尿泡的枣。黑娃的出现，更进一步激发了她对自己屈辱命运反抗的意志和愿望。黑娃的出现让她看到了一线生机，她做出了大胆的举动，用“婚外情”对郭举人进行报复。她挑逗黑娃继而与黑娃真心相爱，这些已由一种生命的本能的需要上升为一种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田小娥与黑娃的恋情最终被发现，她向黑娃提出私奔的建议“跑到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为了真爱，她宁愿抛弃目前尚属宽裕平和的生活，这实是一个青年女子对美好爱情大胆追求的肺腑之言。但是事情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田小娥的父亲田秀才知道后竟“气得病倒在炕上”，决定“尽快把这个丢脸丧德的女子打发出门”，像铲除庭院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小娥与黑娃的婚姻是得不到封建家族的承认，入不得祠堂，拜不得祖宗，见不得父老乡亲的面，永远被公公拒之门外。封建家族文化的横蛮再次体现。小娥与黑娃被迫在一孔破塌的窑洞经营他们历尽艰辛的爱情。 然而大革命失败之后，黑娃投奔习旅，之后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田小娥不得不营救黑娃。无奈之下，她只能屈服于鹿子霖的淫威。为了取得点利益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之后又在鹿子霖的唆使下勾引白孝文。在黑娃出逃的这段日子，小娥迫于生活的困境，与狗蛋、鹿子霖、白孝文交往，诚然，小娥这种生存方式是其自我意识、自我觉醒尚未升华到一定高度的局限，因此她的抗争方式不太高尚，但是其中她对生命不息的追求正是她对自我的尊重! 环境让她丧失了人格，失去自我让她变得危险，不安全感让她选择了反抗，她的反抗是报复。她给整个白鹿原带来了一场瘟疫，她此时的做法就像中国传统 故事 中的女鬼复仇一样。同时她还附在鹿三身上诉说出自己心中的不平，向人 们发问。因为她不明白，她到白鹿村之后对村民一直都是充满着善意，没有伤害过谁，也没有偷拿过别人的任何东西，为什么他们却容不下她?她用浅薄的意识去追求深层的原欲，这种矛盾也使她丧失自我的内力。其外，她还以与白嘉轩斗 法来反抗 传统文化 加在她身上的种种枷锁;她抗议着封建礼教的摧残;诉说着自己的冤屈，向全社会发出控诉，并以变态的心理报复男权社会。然而最终她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与支持，还遭到更严厉的压迫。 在这样复杂阴森的环境里，我们又怎能对一个倍受凌辱的女子处处苛求呢? 尽管命运多舛，她依旧顽强地生活着，这种对现实生活的不妥协更进一步凸现了其性格的叛逆性。 二、白灵 宗法之家的叛逆灵魂 白灵是个极富个性的人物，她的出现，从一开始出场就注定了不平凡。按陈忠实的解释，“白鹿”是儒家思想所孕育出的精灵，作者选取白灵做为了白鹿精灵的化身。她勇于追求真理和爱情，身上总有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她把自己看作是属于自己的，并不是他人的附属品，所以她理直气壮地敢于和鹿兆海私定终身，当她后来发现鹿兆海与她志不同道不合时就毅然决定分手，大胆地与志同道合的鹿兆鹏结成患难夫妻。在爱与不爱、嫁与不嫁的生重大问题上，白灵毫不含糊，清醒地加以把握与抉择，决不接受强加于她的无爱的婚姻，哪怕这种强加的意志来自于自己的父亲、昔日的恋人，也是拒不接受。在对传统婚姻的反抗上，白灵甚至比鹿兆鹏都要果敢、坚定，鹿兆鹏是以逃避的方式来反抗父亲强加于他的婚姻，而白灵是以坚定拒绝的方式来反抗父亲强加于她的婚姻，把婚姻的自主选择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部以男性为主体的作品中，这个极具个性的女子，虽然是封建家长按照男权文化的思想标准一手塑造出来的“接班人”，但她骨子里却有着抗争男权社会的反叛精神。在以男性人物精神为主导的社会中凸显了女性的主体性。她宁可与家庭决裂，也不让封建家长来左右自己的命运。她要勇敢地追求自身幸福和人格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但这种叛逆举止大大触动了男性至上的中心集团的权益，使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权社会受到震动，但最终她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剧的结局———牺牲于政治斗争漩涡中。 三、白鹿 1、“白鹿”为图腾崇拜的对象 陈忠实小说《白鹿原》的中心意象，“白鹿”意象的运用贯穿了故事的始终，小说的情节也是围绕着这一意象展开和收拢，起到了结构全篇的重要作用。也正因此，“白鹿”意象的研究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象。在对诸多论文细心地分析之后发现，概括起来主要观点有三：一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象征;二为认为“白鹿”是关中的图腾形象;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如果把“白鹿”意象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则可解读朱先生，然而却无法解读白灵。如果按第二种说法，“白鹿”是关中的图腾形象，从“图腾”的概念、起源、表现形式上细加分析就会发现，实则是因为对“图腾”的认识错误而导致的一种误读现象。 2、“白鹿”为祥瑞的象征 神兆是指中国传统民间民神信仰中人们认为神的现身会给人以一定的启示或暗示。在《白鹿原》中有两次是“白鹿”带给人们的吉祥兆示。第一次是在“白鹿书院”的 传说 中，“宋朝年间，一位河南地方小吏调任关中”，宋朝一位调任关中的小吏途经白鹿原，见到了一只雪白的小鹿，得知此地叫“白鹿原”之后，便认定了自己看见的白鹿是此地的神灵，于是在此盖房修院，后来他的四个孙子皆成进士，成为了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四吕，之后也就有了白鹿书院。白鹿书院的传说出现在全文的第二章，在此谈到历史确凿可考的吕氏的发达史给“白鹿”崇拜填充了切实可信的内容，使得百姓更加相信“白鹿”就守护在他们身边，信仰“白鹿”是正确的，它确实能带来吉祥，为以后的叙述铺路。而且后来的“白鹿书院成了神人朱先生的居所，对白鹿书院的介绍也为朱先生添了几分神秘和神圣。说到这里，似乎白鹿这个意象和神灵有莫大的关系，其实不然，仔细阅读下作品，便会发现，在作品中，尤其是到了后面，战乱频发，生灵涂炭，又加上瘟疫，小娥死后的复仇，等等，白鹿原上的人口数量一度逼近最低点，但是，不管怎么艰险，最后还是人民取得了胜利。正如尼采所说：“所有我们的希望都集中于一个事实之上，即，在我们之文明的狂热的运动底下实际上隐潜着一股奇妙的古老的力量。”我想，这里所说的“古老的力量”在《白鹿原》中就是指白鹿这个意象，代表的是一种坚持不懈的民族精神。 四、联系 1、田小娥与白鹿 下面再 说说 这两位女主公与白鹿这个意象之间的关系。前面说过白鹿象征着民族精神，而田小娥这个形象，虽然在作品中，白鹿原上的村民认为她是淫妇，是入不得祠堂的，但是当我们联系她一生坎坷的经历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田小娥也是一个为了自己的梦想孜孜追求的人，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她和白灵是有共通之处的。她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努力的，田小娥的梦想是“跑到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她的梦想很简单，就是和黑娃相守到老，即使受到村民的白眼也无所谓，为了救出黑娃，她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诚然，表面上看来，这种行为似乎和精神无法挂钩，但这难道不是一种坚持不懈的民族精神吗? 2、白灵与白鹿 在《白鹿原》中，与白鹿这个意象最能让读者联想起来的就是白灵了。白鹿神灵似乎对她特别的关注，她的某些行为也显现出一种通灵性。她从小就显示出与不同常人的聪灵，成为了村中白嘉轩唯一不能左右命运的人。她第一次在女子教会学校听到上帝的名字时，认定“上帝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当她立志要跟着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她又感觉共产主义就是“白鹿”，她的革命活动就具有了与“白鹿”信仰同质的理想追求的性质。在白灵身上，有许多民族精神的体现，在革命中，她不屈不饶，视死如归，在感情上，她坚持自己所爱的，至死不渝，她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毅然与鹿兆鹏结合，诸如此类的，都说明了一点，白鹿这个意象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在白灵身上也有体现。 所以说，这两位女主人公都与白鹿这个意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都是白鹿这个意象的一个寄托，一种外在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陈忠实. 白鹿原，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11.
相关范文：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探析[摘 要] 21世纪社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已呈多元化趋势。本文从课程设置、实践教学、教学评价体系、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论述了培养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商务英语 人才培养 模式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国际贸易和商务活动日益频繁。21世纪社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已呈多元化趋势，如何培养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成为目前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构建合理课程设置 1.人才培养目标合理。商务英语专业，作为职业外语应用型专业，其人才培养旨在培养掌握并能熟练运用现代商务英语和贸易技能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因此，其专业设置必须遵循英语和商务两个知识领域内各自学科设置的系统性，体现语言技能与商务知识的平衡；把有关学科最新成果、理论引入课程，使教学内容紧跟并超越时代发展的步伐，突显人才培养定位原则。 2.课程设置合理。课程设置应根据21世纪国际商务英语外贸交流面临的新任务、新形势，依托英语语言类课程为基础，突出商务英语听、说、读、写、译的应用型训练，合理增设《商务英语口笔译》、《剑桥商务英语考试》、《全国国际商务英语考试》等专业类商务英语课程。同时，依据国际国内外贸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以实现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为目的，将商务知识类课程和职业技能培训类课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开设《商务函电》、《国际贸易单证实务》、《国际金融》等基础课的同时，加大实践课教学力度，聘请国内外知名企业经验丰富的外贸人员或高校专家以具体案例形式，开设一系列讲座，重点传授商务英语实践中所须掌握的《商务谈判技巧》、《报关实务操作》等相关课程。这样，不仅能使学生进一步了解社会，获得切身实践经验，增强对社会的感性认识，还能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使课本与实践活动接轨,提高他们日后成为贸易人才的可能性。 二、 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1.开展商务模拟实训。为适应外贸企业对应用型商务人才“工作适应周期短，工作效率高”的具体要求，就必须加强商务实践能力的培养，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加大资金投入,利用高科技和网络资源建立商务模拟实验室开展模拟实训，组建仿真模拟公司，明确工作章程、流程及各部门职责分工，让学生轮流担任进出口商、商务代理,公司老板、秘书、部门经理等角色,对不同角色进行实践训练，能有效地挖掘学生潜力，加强学生商务技能训练，如询、极盘、完单、包装、标记信函等的撰写。 2.培养学生创业设计能力。鼓励学生自己动手设计创业计划参加创业设计大赛，邀请外贸行业专家学者对创业设计进行评估、指导，分析创业设计可行性及操作上可能存在的问题，为学生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提供客观有效的参照体系。 3.加强商务实训基地建设。开展积极有效的创业见习，组织学生到相关外贸公司、企事业单位实地考察,了解商务流程和商品产出环节,增强学生对岗位的感性认识；同时让学生到企业公司等教育实习基地进行实践或外贸公司顶岗实训，身临其境开展业务,检验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让学生切身体会自身专业技能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为以后从事实际工作积累经验。 三、创建科学教学评价体系 1.商务理论和商务实践评价相结合。人才培养应结合社会需求，注重培养人才实用性、创新性和交际性，改变传统考试制度，创建考核学生综合素质的科学教学评价体系。除掌握商务理论外，要求学生熟悉并掌握商务实践操作技能，如各种进出口单证、外销合同等的制作；在模拟商务谈判中，制定学生自我评价、小组互相评价以及教师对学生实训评价的效果评价体系，检测学生自主学习、解决实际问题、小组协作与组织策划等能力。 2.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评价相结合。建立学生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并举的就业制度，鼓励学生参与各种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如《全国国际商务单证考试》、《全国国际商务英语考试》、《全国外贸跟单员考试》等，进一步检测学生商务技能，促进学生早日与社会接轨，成为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1.加强英语语言教学和商务技能教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务英语教学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目前开设商务英语专业的高校已达600多家。面对学习者众多而教师匮乏，部分教师语言功底强但商务知识不足, 缺乏实践经验的现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显得尤为必要。当前我国急需高水平且能熟练运用商务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将英语语言教学与商务技能教学结合起来，便成为商务教学的主要任务。 2.加强师资商务技能培训。除英语语言能力外，还应加强教师商务理论、外贸操作技能及行业知识培训, 派教师进修国内外最新商务课程，参加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外贸业务员、单证员，报关员所开设的寒暑假讲座培训等。 3.加强师资课堂教学技能指导。教学中应以培养学生就业为主导，商务技能为特色开展教学，善于运用鲜活具体商务案例进行情景教学，确立学生为中心，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即启发式互动式的教学模式，锻炼创造性思维和创业能力，将商务英语教学与英语商务教学相结合，采用边实践、边改革、边完善、边总结的实践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商务活动中人际交往与沟通、协调与共事合作的能力。 总之，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具有较高商务英语技能的应用型人才,我们只有积极探索和实践创新商务英语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才能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和市场的需求。 参考文献： [1]曾 湘:变革中的就业环境与中国大学生就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陈 益 赵应吉:应用型本科商务英语教学改革之思考[J].商场现代化，2008，（2）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摘 要：地人关系即环境伦理对文学具有深刻的构成性影响。陕西三大代表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其人其文在气质个性、创作理念、叙述主题、人物形象、文本风格等方面所凸显的种种歧异性，均可从他们所成长的不同微观文化环境，即自然地理分野与精神气候差异两方面找到原因。相反地，各具地域特色的文学文本又证明了乡土文学文化构成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并使它与都市叙事中千篇一律的西化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键词：自然地理；精神气候；生存文化；礼俗文化；多元文化Abstract：Environmental ethics，namely，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land，has deep formative effects on literature. Lu Yao，Chen Zhongshi and Jia Pingwa，the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Shaanxi writers，differ prominently in personality，idea of writing，narrative theme，image of literary character and textual style，which can all be accounted for from the different micro-cultural environments in which they grew up，that is，division of physical geography and difference in spiritual climate. Accordingly，various literary texts of regional features demonstrat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of literary culture，which stands out as a striking contrast against the stereotypical westernized experience of urban Words：physical geography；spiritual climate；culture of existence；customary culture；diverse culture19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家泰纳在其《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于作家所属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力量，这就是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三元素”说。其中，“时代”特征，被用来从宏观的角度解释一些文学现象的“整体变化”是颇为有效的，但生活于不同微观文化环境中的人们，其文化心理结构和行为规范带有明显的歧异性，这种差别性给出生于不同地域的作家及其文本打上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因此，在我国也有不少评论家提倡文学创作的地域特色和文学批评的地域文化视角。比如“五四”时期，周作人便最早注意到文学的地域特征：“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譬如法国的南方有洛凡斯的文人作品，与北法兰西便有不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当然更是如此。”[1]在当代，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从地域文化的视野对文学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阐释，特别是由严家炎任主编，王富仁、钱理群、凌宇任副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大型系列研究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以集束炸弹的形式，呈现了当代学人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所达到的较高学术水准。这样的研究方法，有人称为文学地理说，有人称为文学地缘说，还有人称为作家地理说的，但不管名号如何变化，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即关注地人关系即环境伦理对文学的构成性影响。凡此种种，均为笔者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批评实践方面的借鉴。在这个前提下，用种族、环境的不同来解释一些整体文学格局中明显带有地域色彩和独特文化内涵的文学现象及其成因，应该说是比较可靠和科学的方法。陕西境内从北向南由横贯东西的两大山脉乔山和秦岭分为三大地理板块，这三大地理板块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人文伦理，分别孕育了三位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从而也使陕西的文学地理呈现出清晰的三大板块结构。三作家中，路遥和贾平凹分别来自陕北黄土高原和陕南山区，陈忠实则是关中人。自然地理分野不仅给他们提供了迥异的山川风物、四时景致，也先天地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的生理和遗传因素。但原生质的第一自然元素，给人们的精神影响只是浅表层次的，而生发于这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的“第二自然”(文化景观)如风俗习尚、心理定势、思维习惯以及道德标准、审美趋向等这些意识评价性元素，才是更为根本、潜隐的制约因素。“第二自然”也被称为某一地域的“精神气质”，泰纳在《艺术哲学》中称之为“精神气候”，认为精神气候由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构成(社会环境包含“时代”因素)，也即环境和气候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两个层面，笔者对此深表赞同，而这正是本文所有分析论证的出发点。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陕北黄土高原位于黄河中游，西部是陇东、宁夏，东部为黄河、晋西大峡谷，北接毛乌素大沙漠和蒙古草原，处于黄土高原向蒙古草原过渡地带，再加上年降水量极少，属中温带半干旱气候类型，因此，人们选择了适宜生存的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处于这种过渡地带，使陕北“既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争夺的‘前沿阵地’，又成为华族(汉代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2]历史上，由于战争的作用，陕北曾出现过几次大的民族融合高潮，经考证，“对塑造陕北群体人格影响较大的民族应有三支：商周时的戎狄，秦汉、魏晋时的匈奴，唐宋时的党项羌”[3]。这种多民族的杂居和交融，使陕北文化在其构成上，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和丰富性。陕北在历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时期如周、秦、汉、唐时代，一直作为都城的屏障和军事要地而被统治者经略，但在战争结束失去边关作用后，统治者便无心治理与经营了。宋明以后，大规模的砍伐森林使这里的土地水土流失严重，日益荒漠化，形成了黄土高原山荒岭秃，沟壑纵横的地表特征，这种地表特征使得陕北道路崎岖，交通不便，成为封闭的块状结构，很难与外界及时沟通信息，因此“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儒家文化在这里的禁锢相对松弛。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冲突、碰撞与重组，儒家文化渗透力的相对轻浅，使这里的原初文化具有古老性、浪漫精神和诗性气质。我们从陕北剪纸和年画的用色(强烈、饱和、艳丽、明快)、安塞腰鼓的惊天动地、信天游的悠远抒情中均不难感受到这点。这种过渡地带的精神气候使陕北的民性具有一种二律背反式的性格特征：既充满了自由、勇毅、野性、剽悍等外向型特点，又有由地缘位置所导致的保守、内向、封闭等质素。这种性格中的矛盾在路遥的个性中有突出的表现：路遥的性格中，既有理性、保守的一面，也有浪漫、奔放的特质，因此，评论界公认路遥是个主观性很强的客观型作家。从总体上讲，路遥能够对叙事进行理性运思，但那种热烈的感情还是会时时按捺不住地胀破理性框架，流溢出来，极大地影响着路遥在文本中对爱情关系的处理和情节的设计。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让省委副书记兼省会所在地的市委书记的女儿、省报记者田晓霞以及医学院大学生金秀先后爱上了煤矿工人孙少平；让金波长久地痴心等待一个只有短暂的精神关联的藏族姑娘。这些对爱情故事的设计，很难使我们轻易信服，因为它不太符合生活的真实逻辑，经不起理性的推敲，是天真的梦幻和一厢情愿，但是却充满了浪漫气息和诗性气质。再就是，路遥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以柳青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进行一定的突破，但总体上在创作手法、创作理念和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方面的保守性，是很明显的。草原文化中张扬、率性的一面，使路遥的潜意识中形成了“英雄崇拜”的情结，外化为文本中一系列坚强、阳刚、百折不挠的“硬汉”形象。这种冒险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品格，在路遥作为一个作家，为自己树立高远的文学理想，甚至以身殉梦的人生历程中也可看出。同时草原文化不像儒家文化那样歧视和压迫女性，女人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很高，也影响到路遥笔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人生》中的刘巧珍、《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润叶，都带有“母亲”这一情感和形象原型，使路遥的爱情描写包含着母性爱的文化心理内涵。追溯原因，当与游牧文化对女性的尊重与推崇有关。当然，对这一现象进行原因探寻，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比如，有人认为这种现象与儒家文化心理积淀有关：“在长期封建意识因袭之下，中国广大妇女处于重重压抑之下，尤其在爱情心理上缺乏舒展的自由，……而文学终究要受到民族文化传统的制约，我国旧小说、戏曲中很少对女性性爱心理的坦率描摹，却常常以仁义道德为思想背景，表现母性的所思所爱，即为证明”[4]；也有人认为这与陕北生存文化和路遥由童年不幸经历导致的特殊心理需求有关：“陕北农村贫穷落后，生存是第一需要。在陕北农民的婚姻观念中，女性应该是一个忍辱负重的角色，在田间地头是一个好帮手，在家中要承担抚养孩子、做饭、缝衣服等家务活。而且由于丈夫在体力劳动中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任务，所以妻子们总是把自己的男人像娃娃一样疼爱……在路遥深层意识世界中，也多少受到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进而影响了他笔下爱情描写的整体面貌。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家庭出身、生活遭际对路遥心理的影响。路遥是一个天生情感极其丰富的人，但他心灵深处强烈的感情要求和现实的感情亏欠又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在他七岁那年，由于家里十分贫穷，孩子太多，父母无奈把他过继给延川的伯父，没能充分享受母爱、兄妹爱。……他所描写的那些充满母爱色彩的美好温馨的爱情，或许就是为了求得心灵的慰藉。”[5]也许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因为一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在此聊备一说。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的自由、随意的生活方式对陕北人的生活观念也产生了深层的影响。陕北人不像关中人那样安土恋家，而是对土地有一种叛离的心理倾向(这与陕北自魏晋以降战火连绵、灾害频仍，自然环境格外严酷，当地居民生存超常艰难这一现实处境有很大关系)，这在信天游对“出走”与“寻梦”这一族群的集体冲动的反复吟唱中已得到清晰的呈现。这种“出走”与“寻梦”意识同样也在路遥的意识深处有所积淀，由此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高加林那颗欲挣脱土地而不得的痛苦心灵以及为逃离土地而不惜牺牲爱情的决绝心态；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抱着闯荡世界的雄心壮志，历尽艰难，对命运不屈地进行抗争，宁肯当揽工汉和煤矿工人，过飘泊不定的生活，承当繁重的体力劳动也不肯回家，在哥哥的砖场过较为容易的生活，也与这种族群的“出走”与“寻梦”冲动不无关系。此外，陕北的地力对陕北人的文学创作和陕北的原初文化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面，它孕育了陕北独特的民间艺术：信天游、唢呐、秧歌和腰鼓。这些民间艺术的共同特色是极富抒情性和力度。这些对路遥小说的民俗描写、取材习惯、甚至叙述风格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信天游的两大主题：生之艰难和爱之痛苦也是路遥小说一以贯之的两大主题；信天游的精神姿态：对生存苦难的正视和面对苦难的豁达态度也转化为路遥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文化姿态；在作品的叙述过程中，路遥常常情不自禁地站出来，对笔下所涉人事进行坦诚和毫无保留的议论，使他的叙述声音充满激情。即使在景物描写中，也不像陈忠实那样不动声色，理性客观，而是情景交融，夹叙夹议。这种粗犷奔放的风格，与陈忠实所体现出来的温柔敦厚的汉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非常鲜明的，路遥小说的雄阔大气和诚挚、浪漫，极富感染力的审美效果，均能在这些民间艺术的特质中得到相当的说明。另一方面，土地的贫瘠、气候的干旱、生活的苦焦，使陕北原初文化带有鲜明的生存文化、民间世俗文化特征，这种特征使路遥的创作无法超越对现实生存苦难的专一关注。陈忠实的出生地关中平原西起宝鸡，东迄潼关，东北有黄河、渭河蜿蜒于中部，南有秦岭山脉阻隔，位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又称渭河平原。这里土地肥沃，降雨丰沛，自然条件相当优越，适于农耕生产；从宏观地理条件来说，关中处于四关之内，东西南北分别有潼关、散关、武关和萧关，四塞强固，被山带河，一马平川，既利耕作，也便交通，因此“秦中自古帝王都”，历史上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曾先后在这里建都，长期处于政治文化核心区域，农耕文化积淀深厚。在农耕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占主流地位，尤其是在帝王之都，这种主流文化具有极强的整合功能和渗透力。在漫长的历史迁延中儒家文化逐渐发育成熟，对整个民族文化都有深远的辐射性和统摄性，相当长时期作为中华文化的标志和主体而存在，带有根性文化特色，同时其宫廷式的贵族文化、官方文化、经典文化的特色也相当鲜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地域的精神气质也包括地域日常生活的格调和品质，而官方文化、贵族文化如果不能民间化、日常化，是无法传之久远的，因此，在关中地区，官方文化经过充分民间化和日常化之后，以宗法家族文化和礼俗文化的面目、乡约、族规的具现形式出现，并且渗透于关中人的深层文化心理之中，制约着他们的风俗习尚和日常生活，形成了民性之中礼让、淳朴、厚道而又不失古板、僵硬的特质。陈忠实的《白鹿原》对此进行了非常到位和详尽的描写，其中，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便是典型的宗法家族文化陶养出来的理想人格的具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乡约、族规起着无处不在的规范和威慑作用，并常常对生活于白鹿原上的人们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既保障着一方的稳定与秩序，又不时露出它残酷和戕杀人性的一面。关中文化从周秦时代开始便洋溢着一种务实、进取的精神气质。周人和秦人作为弱小部落，能够最终完成政治大业，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依凭的是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实干精神，这使关中人形成了重功利、崇实效的实用型价值取向模式。北宋时哲学家张载和其弟子创立了“关学”，探讨了一些理学命题，提出了“气本论”学说。但“关学”并不以理学思辨见长，而是以其重视实际、躬行礼数的朴实学风著称，在关中民间素有“家遵东鲁百代训，世守西铭一卷书”的家训，将张载和孔子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张载在关中民间的地位之高。“关学”的广受欢迎和深刻渗透，加剧了关中文化务实、功利的特点。陈忠实自从走上文坛以来，一直致力于书写他所熟悉的关中农民及其乡土生活，面对文坛各种思潮、主义波起云涌、眩人眼目的热闹景象，不追逐时髦，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甘于寂寞，终于写就巨著，这种稳健、成熟的创作心态，极其显著地体现了关中文化的这种务实特点。此外，在陈忠实的文学观念中，非常看重文学的社会意义，他前期的创作自不待言，就其表面看，超越了阶级和历史局限的《白鹿原》，其史诗追求、宏大叙事以及作家对本文“死后可以当枕头”这种接受效果的预期，都带有不言自明的功利性。关中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和务实的文化精神传承，使关中人形成了以农为本的“重农”和“土地崇拜”意识。“重农”意识对陈忠实影响很大，多年以来，他一直以关注农民，以书写农民的遭际、命运与心态为己任，创作题材始终没有宕开土地和生活于土地之上的农民，而“土地崇拜”在《白鹿原》中的白嘉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白嘉轩生活的目标和乐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尽量多地占有土地。为了巧妙地以劣地换取鹿子霖家的几亩水田，白嘉轩用尽心机。对土地的崇拜和相对殷实的生活，使关中人形成了安土恋家、重在守成的心理倾向，与陕北人“出走”与“寻梦”的集体冲动形成强烈对比，这种心理倾向同样在《白鹿原》中有细致入微的展示。关中文化由于长期存在于政治中心区域而带有权威性和正统性，因此儒家文化对人的控制也比较有力。儒家文化的理性色彩、秩序感和对现世的关注给生活于此一地域的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处世方式以极大的影响：陈忠实属于理性——感情型作家，性格特征明显地带有关中文化的印记。他不似路遥那么热烈、直率甚至一览无余，他含蓄蕴藉、内敛深沉，能够极有分寸地以理性统驭自己的感情流动，在叙述风格上，客观沉稳，全知全能。陕西民间戏曲“秦腔”，因为曲调舒朗，唱腔高亢粗放而被称为“高腔”。秦腔作为生发于秦川沃土的戏曲，最能充分体现秦人性格，其道德伦理化叙事，说教劝诫、扬善惩恶的功能模式，对陈忠实《白鹿原》中的人物塑造、情节建构均有明显影响。《白鹿原》中花费了不少笔墨写到麦收后各个村庄轮流请秦腔戏班演出的风习，文本中不仅有对秦腔曲目的熟稔介绍和人们争相观看秦腔的热烈气氛的渲染，而且白孝文观看秦腔还直接为鹿子霖策划、田小娥实施的圈套得以实现提供了绝佳的契机，由此使观看秦腔这一风习成为文本情节得以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和推动力量。秦腔中有相当部分是历史故事，对陈忠实的历史关注和历史思考也有一定的影响。贾平凹来自陕南商州山地。商州居于关中和陕南之间，属过渡地带，也是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之地。纵贯商县、丹凤、商南的丹江经荆紫关流入汉水，再流入长江，属长江水系，亚热带湿润气候，雨量充足，年均气温较高。这种特殊的地缘位置使商州兼具四方风脉，又别有气韵。山岭拔地而起，湾湾有奇崖，崖崖有清流，春夏秋冬分明，山川地形、朝夕阴晴变化极大。商州的山水结聚精光灵气，虽然没有关中的淳厚、朴拙和陕北的粗犷、辽远，却自有一种清奇和钟灵毓秀。山水的灵秀最能培养人的灵气，因而贾平凹在三作家中最有灵气，悟性最高。这种环境能够激发人的想象力，贾平凹在三作家中想象力最为丰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在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如《高老庄》、《怀念狼》中表现最为明显，虽然有不少批评者认为这是贾平凹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学习的结果，但地缘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这里很多地方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而这里的人们野性未泯，性意识比较自由、坦荡，这在贾平凹不少作品中都有体现。这种过渡地带使商州的民性既有关中人的质朴、淳厚，又比较灵活、通脱，潇洒、浪漫。正如贾平凹研究者费秉勋先生对贾平凹的性格、气质的评价：“贾平凹有着文秀温雅的南国气质，也具备关中人厚道的一面。商山丹水培育了他诗人的气质，经黑龙口流入的关中民俗也制约着他的情思。”[6]9实际上，这种婉约派词人的才情，究其地缘上的原因，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商州属南方文化圈，因此商州人更多南人的阴柔之气，男人较细弱，与北方人的刚健、质朴不同。这样的群体性格特质，折射到贾平凹身上，便是他比较擅长、也更有兴趣书写一己的喜怒哀乐，艺术感觉细腻生动，情感丰富柔婉，属主观型、表现型作家。当然，我们说，路遥是主观性很强的客观型作家，陈忠实是理性——感情型作家，贾平凹是主观型、表现型作家，也许有些失之于简单。比如，李建军认为，陈忠实的性格特征是“宁静”[7]；费秉勋认为，贾平凹的心理特征是孤独内向，性格特征是羞怯与执拗的统一：“……这样说来，他该是怯懦而少刚气的了，其实不然，他有着内在的顽强和坚韧，有极强的自我意识。他的性格是外柔内刚，并善于以柔克刚”[6]11。是的，每个人的心理和性格都是复杂的，有着多面性和多重性，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归纳都有可能流于简单，挂一漏万，我们如此评说，也同样不能避免这样的局限。贾平凹曾对川端康成作出剀切的评价，其中不乏夫子自道的况味，用来说明他自己的特点反倒是最为准确的：“拿手的是写日常生活中微妙的感情的东西，靠的是感觉，靠的是体验，而不是靠横的即知识面广赢人”[8]。且不说他那些真诚倾诉自己的人生感悟、命运遭际和心灵起伏的散文，就是极力追求客观性的小说这一文学种类，在他的笔下也成了以实写虚的载体，极具象征性、写意性、表现性和寓言性。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确如此，这种较多柔性的气质，使贾平凹的小说和前期散文以妩媚、清丽、细腻为人称道(贾平凹后期散文超越前期散文的唯美幼稚，走向憨拙大气，追求“汉唐气象”和浑然天成，与他在关中长期生活，受汉唐文学艺术精神浸润与启发有关)。商州的地形与气候特征似乎培养了人的善变。与路遥的固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陈忠实对现实主义的有限度的改进与调整不同的是，贾平凹始终活跃在当代文坛的风口浪尖，意欲穷尽一切可能地进行形式探索，他的多变，被一些批评家概括为多转移、多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尽管这种形式探索的幅度还不够大，但与路遥、陈忠实相比，还是更具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由于在铁路开通之前，商州是关中通往东与南的主要通道，贾平凹家乡的县城龙驹寨是个水旱大码头，很早沿丹江河人民就有商贸往来，因此较之关中、陕北“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百姓较有商业意识，善于经营。这种商业意识在贾平凹文化心理的根子上种下了胚胎，一旦时机适宜，就会破土而出。这也是贾平凹的《废都》之所以开中国当代文学商业化写作先河的族群文化原因所在。三省交界之地，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在商州的交汇，实质上意味着中原文化、秦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融，因而商州文化具有多元性与复杂性，直接导致了贾平凹文本中文化成分的驳杂。文本中多元文化的交织、并存，既给他的作品景观带来多重维度和丰富内涵，也使文本意蕴和作家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暧昧不明、游移不决，这说明贾平凹还缺乏对各种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消化，从一个超越的角度来批判、质疑、审视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自觉意识和气度。楚文化中道家的老庄思想、浪漫奇诡的屈骚传统、阴阳家的五行术数思想等对贾平凹影响极大。老庄思想对贾平凹的影响非常之大：“庄周梦蝶”的典故不仅直接化作了《废都》中主人公的名字，其颓废、虚无的心理感受更是打上了道家的思想底色。贾平凹在90年代以后，非常注意创作前心境的澄澈、空明，反复强调“虚静”、“坐忘”等养气和体道方式，并有意识地以此作为自己的审美观照方式，从中不难看出他对道家思想的浸染之深。庄子哲学中的“齐物论”使贾平凹能够以万物平等的观念来看待万事万物。在《怀念狼》中，这种平等观念化作了叙事视角的多重出入与变化，打破了人与动物、自然界之间的畛域，使得文本中人物的活动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种万物平等观念引申到哲学层次，便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伦理，与路遥、陈忠实所信奉的本质主义有明显差异。此外，道家的淡泊精神用来解释贾平凹后期创作的边缘化态势和文学观的非功利特质应该是相当有效的。楚文化中的崇巫尚鬼之风，表现在民间，便是这里迷信鬼神之风甚炽，人们普遍相信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感应，神秘文化盛行。贾平凹曾自述：“我从小就听见过和经历过相当多的奇人奇事，比如看风水、卜卦、驱鬼、祭神、出煞、通说、气功、禳治、求雨、观星、再生人呀等等，培养了我的胆怯、敏感、想入非非、不安生的性情。”[9]这种民间风习不仅培养了贾平凹的一些上述性格特点，而且为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题材来源，强化了他作品中的地域文化色彩，也直接影响到他小说的氛围与风格。这种心—物�交互感应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超常认知的思维方式，它根源于原始巫术思维，又与现代民间信仰思维的灵—实(心—物)交互感应相互联系，它使思维主体能够敏锐感受和直观把握认知对象，减略无需认识的概念、推理和判断过程。”[10]贾平凹的思维方式也有这种特色，这使他对蒲松龄“谈狐说鬼”类故事容易产生情感契合，并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文本中一再描写各种超自然现象，使文本极具神秘色彩和诡魅格调。李建军先生曾经分析过陕西三大地域板块的精神气质差异：“黄土高原型精神气质具有雄浑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难感、纯朴的道德感和浪漫的诗意感。它与陈忠实受其影响的关中平原型的精神气质不同，后者具有宽平中正的气度、沉稳舒缓的从容，但在道德上却显得僵硬板滞，缺乏必要的宽容和亲切感；它与贾平凹等陕南作家受其影响的山地型精神气质迥然相异，后者属于这样一种气质类型：轻灵、通脱、善变，但也每显迷乱、淫丽、狂放，有鬼巫气和浪子气，缺乏精神上的力量感及价值上的稳定感和重心感。”[11]笔者以为这样的论述基本上是准确的，有助于我们更加到位地把握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其人其文的神髓。这三大地域板块造就了风格迥异的三大乡土文学作家，反过来，各具地域色彩的文学文本又证明了乡土文学其文化构成的丰富性与多元性，这使它与都市叙事中千篇一律的西化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成为乡土文学大放光芒的重要魅力源泉。[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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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田小娥饰演者李沁个人资料
李沁，中国大陆女演员，1990年9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巴城镇，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是北京荣信达影视艺术公司旗下艺人。2008年凭借出演《新版红楼梦》中少年“薛宝钗”被观众熟知。2010年出演建党90周年献礼片《建党伟业》中的“杨开慧”一角，凭借该片入围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2012年在电视剧《守望的天空》中担任女一号，饰演“葡萄”，2013年该剧荣获优秀中国电视剧“金天使奖”。2013年又陆续出演都市情感电视剧《花开半夏》《璀璨人生》以及现代都市女性励志复仇剧《千金归来》。2014年，李沁获得“2014年国剧盛典”最具潜力女演员奖。2015年，李沁参演青春爱情电影《致青春2：原来你还在这里》与吴亦凡、刘亦菲合作，饰演孟雪一角。同年，参演《白鹿原》，饰演“田小娥”。2016年，李沁参加江苏卫视综艺节目“我们相爱吧”，搭档魏大勋并客串由angelababy、井柏然主演的电影微微一笑很倾城，饰演“孟逸然”。
《窦娥冤》是元代戏曲家关汉卿创作的杂剧。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
1、作品通过窦娥一生的遭遇，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人民共同的不幸，尤其是妇女的不幸。窦娥在短短的一生中，遭到种种不幸和灾难，吞噬了她的青春和生命，交织成了“惊天动地”、悲惨无比的大悲剧。
2、窦娥的悲剧有着双重结构。一方面是社会政治悲剧，另一方面是窦娥内在的信念与社会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一个满脑子孝道的善良女子，被一个大力提倡孝道、贞节的社会所迫害致死，即使蒙受天大的冤屈也不愿放弃这种信念，这才是窦娥悲剧的深层原因。
3、在艺术特色上，作品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设计了三桩誓愿的超现实情节，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显示正义抗争的强大力量，寄托了作者鲜明的爱憎，反映了人民伸张正义、惩治邪恶的愿望也反衬出社会的黑暗。
4、这是全剧刻画主人公形象最着力的一笔，是作品艺术性的集中体现，使悲剧气氛更浓烈，人物形象更突出，故事情节更生动，主题思想更深刻，既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又充满奇异的浪漫色彩，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扩展资料：
《窦娥冤》的创作背景
1、元朝时，为了满足蒙古贵族穷奢极欲的生活和军事的需要，一些蒙古大臣勾结地方官吏，贪赃枉法，无所不为。
2、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下，各族劳动人民都过着悲惨的日子，尤其是受到歧视的汉人和南人，冤案多得数也数不清。
3、一些有正义感的读书人，不满官府的黑暗统治，便利用杂剧的形式来揭露官场的罪恶和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关汉卿就是其中之一。
4、关汉卿把看到的、听到的百姓悲惨的遭遇，写进他的剧本——《感天动地窦娥冤》。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感天动地窦娥冤
思想内容：在封建社会，人民不仅在人身权利及政治经济上受压迫，而且在思想上受毒害。按当时观念，天地鬼神明察世上是非，主持人间公道。封建官吏为了愚民，也每每以青天自比。窦娥开始也受神权思想影响，相信“青天大老爷”能主持正义，赏善罚恶。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觉醒过来，看清了“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的社会真相。在《滚绣球》一曲中，她猛烈地指责天地鬼神不分清浊，混淆是非，致使恶人横行，良善衔冤。窦娥对神权的大胆谴责，实质上是对封建统治的强烈控诉和根本否定。她那似岩浆迸射如山洪决堤般的愤激之词，反映了女主人公的觉醒意识和反抗精神，也折射出当时广大人民的反抗精神。窦娥临刑前的三桩誓愿，正是作家世界观矛盾的一种反映。一方面关汉卿关心民情，洞察现实，通过窦娥指斥天地、发下的三桩誓愿应验等情节表明自己对封建官吏的憎恨，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反映人民仇视封建统治，要求变革现实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作者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剧作家，他尽管关心人民的疾苦，却不能意识到人民自身的力量；他虽然憎恶封建统治，却又找不到变革现实的出路，所以最终还是让天地动容清官平冤来解决问题，这也反映了作家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当然，上天被窦娥感动，也说明窦娥冤大恨深。艺术特色：作品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设计了三桩誓愿的超现实情节，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显示正义抗争的强大力量，寄托了作者鲜明的爱憎，反映了人民伸张正义、惩治邪恶的愿望也反衬出社会的黑暗。这是本折也是全剧刻画主人公形象最着力的一笔，是作品艺术性的集中体现，使悲剧气氛更浓烈，人物形象更突出，故事情节更生动，主题思想更深刻，既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又充满奇异的浪漫色彩，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窦娥冤》的艺术特点 简单概括： 1、从人物的形象塑造看，他在杂剧里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为元杂剧的人物画廊增添了色彩。 2、关汉卿善于通过尖锐矛盾冲突，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道德情操。 3、关汉卿善于扣紧人物的身份、地位、遭遇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并在突出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的同时，注意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4、从结构布局看，关汉卿善于紧扣作品的主题，采用环环紧扣和步步进逼的结构手法设计场面和安排人物。如《救风尘》 5、从语言运用看，语言大都从有利于演出和观赏着眼，追求自然质朴、真切美听的风格。 ======================================== 详细分析： （一）《窦娥冤》的语言特点 《窦娥冤》一剧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窦娥冤》语言艺术特点表现在其凝练而又明白如话的说白，优美而又有节奏的的唱词，深刻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集中表现了窦娥的“怨”与“愤”。不少古代白话，如“只合”（只应该）、“怎生”（怎么）等都表述得十分生动。科白等辅助手段运用的也很好，配合唱词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的复杂心情，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1、通俗生动的戏剧语言 关汉卿是元杂剧“本色派”的代表。近代著名戏曲理论家王国维称赞他“一无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为元人第一。”（《宋元戏曲史》）所谓曲尽人情，字字本色当行，这就是关汉卿戏剧语言的自然，准确精炼，“不工而工”，如《滚绣球》《叨叨令》都汲取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生动的口语质朴明快，富有音乐节奏之美。说白部分，对话多而独白少，曲白部分偏重于叙事说理 。这一折的曲词“激烈而少蕴籍“（明•何良俊《曲论》），作者不是间接含蓄委曲婉转地抒发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直截了当慷慨激昂地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使人物思想性格得到淋漓痛快的表现。 如《窦娥冤》全戏的高峰第三折，是一场唱工戏。开始的[正宫端正好][滚绣球]等几支曲子，把窦娥的满腔怨恨如火山爆发般倾泻了出来。窦娥胸中的激愤之情汹涌澎湃，犹如山呼海啸，震撼人心！ “【正宫·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 2、具有个性化的特征。 《鲍老儿》一曲唱词，把窦娥和唯一亲人婆婆生死离别的痛苦心情，表达得准确入微，既反映出几年来两代寡妇相依为命的苦难生活，也写出窦娥对亡夫的深切怀念。只有这种生活和这种心情，窦娥的宁死不肯嫁给张驴儿和甘心替婆婆承担全部苦难的行为才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关汉卿的戏剧语言“本色当行，作品真实感人，”快者掀鬓，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臧懋循《元曲选序》），很好地表达了作品的思想内容。 “【倘秀才】则被这枷纽的我左侧右偏，人拥的我前合后偃。我窦娥向哥哥行有句言。 【叨叨令】可怜我孤身只影无亲眷，则落的吞声忍气空嗟怨。 【快活三】念窦娥葫芦提当罪愆，念窦娥身首不完全，念窦娥从前已往干家缘；婆婆也，你只看窦娥少爷无娘面。 【鲍老儿】念窦娥服侍婆婆这几年，遇时节将碗凉浆奠；你去那受刑法尸骸上烈些纸钱，只当把你亡化的孩儿荐。 ”等曲情绪陡然转化，从另一侧面表现了窦娥深沉细腻、忠厚善良的性格。 剧中通过正旦的唱词 【快活三】、【鲍老儿】对窦娥与婆婆生离死别的描写，情绪低回深沉，场面凄楚哀怨，深深地叩动着人们的心扉。而“[正旦唱] 婆婆也，再也不要啼啼哭哭，烦烦恼恼，怨气冲天。这都是我做窦娥的没时没运，不明不暗，负屈衔冤。”则反映了窦娥对含冤的不甘心而由无可奈何的愤恨心情，亦为最后发出三桩誓愿作出铺垫。 古典戏曲发展到元代，可以说是迈上了一个高峰，唐诗宋词元曲，世人皆言，说明元曲与唐诗宋词一样，都是代表一个朝代的珍品，这与其语言艺术的成就是分不开的。元杂剧分为本色派、文采派两派。本色派以朴素无华，自然流畅为语言特色；文采派则以词句华丽、文采璀灿为特点，并十分注意修饰词语，有很好的修辞技巧。 （二）《窦娥冤》的剧场效果 1、自然分明的艺术结构。 《窦娥冤》在节奏安排上，紧凑集中，巧妙自然，虽然只是短短的四折戏，但由于作者匠心独用巧妙构思，因而，把剧情组织的繁简得体，疏密相间，使人读来既感到严守绳墨，两峰夹一谷无隙可击，又觉得节奏鲜明，摇曳多姿，在剪裁上，该简略处惜墨如金，一笔带过，如窦娥七岁到蔡家，一直到悲剧发生，中间十三年，许多情节只在第一折作了极简单的交代，从楔子到第一折，一跨十三年，用笔极为简练，需要突出描写时，作者又毫不吝啬笔墨，着力铺陈，如对第三折的安排，作者没有按照审案紧接判决的一般规律处理，不是把公堂审问放在第三折，而是把张驴儿告状，窦蛾受刑等所有的事件都放在前两折，交代清楚，然后腾出笔来，用第三折整一折戏来写窦娥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形成“两峰夹一谷的形势，从而把他的反抗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2、现实主义烘托出的浪漫主义。 关汉卿“不是爬行的现实主义者，而是有思想、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他为了抒发被压迫妇女感天动地的冤屈，表现被压迫人民宁死不屈的性格和有冤必伸的理想，按照自己对元代的深刻认识和窦娥性格发展的必然趋势，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让窦娥临死前发出气壮山河的三桩誓愿，即六月飞雪、血飞白练、三年大旱，这虽然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幻想产物，但却反映了人民群众伸冤复仇的愿望，和真理不可战胜的力量。三桩誓愿的实现，不是上天对窦娥的怜悯，而是人民力量的取大胜利。通过这三桩震撼人心的誓愿，人们心中怒火为之燃烧，精神为之振奋，斗志为之昂扬。最后，“天从人愿”的安排，预示窦婚后斗争的胜利，而且是冤气大清，正义大伸，人心大快，而且告诉人们，不是封建主义的天地神权主宰着人民的命运，而是人民不可屈服的斗争精神，支配天地的意志。最后窦娥发出三桩誓愿，这是作者一种大胆的艺术处理，其精神是浪漫主义的。这大有利于昭示这出悲剧深刻的思想内容，传达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精神。剧终时窦天章的出现，窦天章对案情的重新审理，表现了作者对窦娥的深切同情，也体现了古代人民善恶有报的良好愿望。这一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下层群众惩恶扬善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以精神的安慰，反映了人民群众报仇雪恨的决心。 3、强烈的悲剧气氛。 《窦娥冤》是我国杂剧中著名的悲剧 ，作品通过刻画窦娥的悲剧性格，展示悲剧性的矛盾冲突，描写了封建制度给被压迫人民造成的社会悲剧，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论雷锋塔的倒掉》）窦娥高尚的品格和悲苦的命运，构成她性格的特征，她的遭遇是悲苦的，抗争是坚强的，结局是悲惨的。窦娥具有美好高尚的品质，首先表现在她的坚贞不屈的性格，然而，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和反抗势力的相对弱小，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冲突。（恩格斯《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这种矛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解决，作者不甘心让被压迫人民无声无息地死去，不肯让真，善，美的东西被无辜毁灭。这折戏里运用独特的构思，创造了独特的悲剧美，窦娥一出声，阴风飕飕，杀气腾腾，气氛凄烈悲壮，使窦娥的形象更加光彩照人，构成一种悲剧的壮烈美。最后，三桩誓愿实现，冤案平反昭雪。悲剧性矛盾，处处化为喜剧性的结局，体现了中国古典悲剧的特征 。作为悲剧的主人公，窦娥形象的真正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窦娥的悲惨遭遇，揭示了千万悲剧的真正社会原因，并且激励人民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窦娥不仅是贪官屠刀下的屈死鬼，而且是封建社会的控诉者，抗争者。窦娥的悲剧不仅是一个善良者被毁灭的悲剧，而且是一个抗争者被毁灭的悲剧。它不仅使人产生悲哀之情，更令人激起悲壮之气。因此，这是胜利的悲剧，是中国式的悲剧，《窦娥冤》列入世界古典悲剧之中而毫无逊色。
关汉卿是我国戏曲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窦娥冤>是关汉卿公案剧中最杰出的作品,也是元杂剧中最著名的悲剧.作品通过窦娥和黑暗社会现实的冲突,表现了封建社会里妇女的悲惨命运、勤劳善良的高尚品质和她们的反抗精神.戏剧开场便写了窦娥的苦难身世,三岁丧母,七岁又离开了父亲.窦娥因为父亲窦天章借高利贷被抵债卖给蔡婆做"童养媳",这是窦娥悲剧命运的开始.好不容易熬到十七岁与丈夫成婚,生活刚刚有了一线希望,可不久丈夫偏偏又死了,她从此跌进了漫长无边的痛苦生涯.她开始对命运产生怀疑.残酷的现实使得窦娥放弃了对今生今世幸福生活的追求,把脱离苦海的希望寄托于来世,默默地忍受着一切.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于是不为今世为来世便成为她忍受痛苦的精神支柱.她把精神的痛苦埋在心底,对年迈的婆婆关心体贴,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体现出她心灵的善良.
可以从其出身，成就，家庭等多方面写。还可以借鉴历史评价和名人评价来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评价。总之，按你的自身感受去写，如果你反对他，你可以围绕他的残暴写。你支持他，就多写他的成功，少写过失，并加上功大于过之类的话。
愚意以为三国中能称得上真英雄的领袖人物，唯有曹操曹孟德一人而已。何谓英雄，如吕布徒逞武力，妄加杀戮。不过一勇之夫。如刘备，为求权欲，至国家安危人民疾苦于不顾，不过一枭雄。想那曹操，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所求全为国家统一，人民安泰。自黄巾之乱起，一生为朝廷征南荡北，扫除无数隐忧大患。位极人臣时，九五之坐近在咫尺却从不伸手，真英雄之名,舍他其谁！刘备,不过一面厚心黑的无耻小人.孙权,不过一承父兄余荫的公子哥儿.如何能与曹公相比！若非赤壁之战时运气太差碰上了传染病和东南风.曹操早就统一全国了.那时以中国人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只会有赞誉之美言,那还会有奸雄之骂名.那一句"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正是他一生最佳写照. 曹魏之奠基者，魏国之武帝者，曹操 功劳之最高者，争议之最多者，孟德 曹操，文武具备且双全者，上能治军下能治民者 孟德，文臣武将以鲫数之，战场胜败以乐观之 杀人如盗匪，求贤如文王，打仗如孙吴，其心如野狼。
试析罗贯中塑造曹操形象【内容摘要】：曹操形象一直颇受关注，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是写得非常成功的。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集民间、历史、个人因素于一身，从而将一个光辉典范的艺术形象永远留在了人间……【关 键 词】：曹操形象 民间性 正统思想 历史因素《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它同《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齐名，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小说名著。其四书各有所长，单就人物塑造上说，我偏爱于《三国演义》。书中人物颇多，像曹操、诸葛亮、周瑜、刘备、关羽、张飞之辈；吕布、张辽、赵云、于禁、李典之流。哪个不是英雄，有谁不是毫杰。有的是治世能臣，有的义气云天，有的智勇双全，有的忠贞不渝，当真是永放春秋，流芳百世。这些人物中，或忠或奸，或美或丑。其中，曹操、诸葛亮两个人物是全书塑造最成功、最中心的人物。曹操是粉脸奸臣，诸葛亮是治世能臣。一正一反，形成鲜明对比。诸葛亮流传千古，曹操遗臭万年。这好像有些不公平，但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它，也不讨论诸葛亮，专门讨论曹操。关于曹操的形象，近来争议颇多，特别是建国初期，兴起了一股为曹操翻案的热潮。一些在文学上颇有建树的同志也被卷入其中，像郭沫若就是其中之一。他说：“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一大歪曲”。1但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我们应该要区别对待，且不说曹操是否是历史上的歪曲，只说罗贯中是如何塑造曹操的，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为什么是个否定典型，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近来论争中涉及极少的，在这里，我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以便大家参考。一、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我国历史上的“三国”，本身就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各色人物闪亮登场，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就记载了许多生动的三国故事，三国过后，在民间不断流传和丰富着三国故事。据杜宝《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看水上杂戏，就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故事，晚唐诗人李商隐有《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可能是最早的记载之一，到宋代的“说话”艺术中，已经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可把“说三分”当作职业来做，说明三国故事在民间是非常流行的，人民也十分喜欢。还有，宋代苏轼《林志》曰：“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的“说话”已经有了尊刘抑曹的倾向。到元代，有三国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也记载了三国故事。其事故已粗具《三国演义》的轮廓，并以蜀汉为主线，还串以大量的民间传说，为后来罗贯中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素材。2在金元时期的戏曲舞台上也出现了大量的“三国戏”，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就有《赤壁鏖兵》等剧目，使三国故事得以更加丰富。再后来，元明之际的剧目中，以“三国”为题材的就有六十多种，并且有半数以上是以蜀汉人物为中心，颂扬刘、关、张的义气，而贬斥曹操的奸狡。具有明显的反曹倾向。罗贯中就是在这些民间传说，戏剧舞台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作《三国演义》的。作为任何一个作者，他在创作前，都会考虑作品的可读性，要使作品流传千古，就必需符合人民的胃口，即符合人民的思想感情。罗贯中也不例个，在创作《三国演义》时，采用民间传说来迎合人民，而三国故事在经过隋唐宋以后，就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尊刘抑曹倾向，他在创作时也就自觉与不自觉地保留了尊汉抑曹的观点。也就是在塑造曹操这个人物形象时，自觉与不自觉地把他归为否定形象的一面，并加以夸张的艺术手法，使一个粉脸奸臣、狡诈枭雄，玩弄权术于一身的曹操出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罗贯中在塑造曹操这一形象上，民间传说中的尊刘抑曹的倾向，差不多起了决定性作用。3他只能将曹操写成一个老谋深算、阴险狡诈的形象，而不能把曹操写成一个像刘备、关羽、张飞式的人物。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塑造的最中心、最成功的人物——诸葛亮、曹操两个人物都流传千古，诸葛亮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超人的才智，冷静的头脑，在他身上，集中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才情和智慧，以及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而曹操则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他的身上代表了封建统治者的诡诈、残忍、多疑、机变等一系列特征，是封建统治者的典型。关于这点，黄立新老先生说得较清楚：“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确实是个有作为的人，他代表了当时寒族地主阶级利益，……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存在着阶级的残酷，狡诈的恶德。”4这两个人物一正一反，开成鲜明对比。而这两个人物都是在民间深受人民喜爱的，但具有明显的偏重倾向，总是将诸葛亮归为正义，而把曹操当成灾星，是人民的大敌。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很可能也是出于无耐，才把他写成这个样子的。在这里还要注意一下《三国演义》的版本，目前，学术界认为最可靠的有两种本子，一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是《三国志演义》。前者全书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回，明代嘉靖年间刊刻，较接近罗贯中的原本，但文字粗朴，内容平易。后者全书一百二十回，是经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增删评点的本子，毛氏父子主要在回目、文辞、论赞、诗文等方面进行了整理，修改，使全书更加紧凑完整，大约成书于康熙年间，是目前最为流行的本子，我们能看到的大多是毛氏修订本。在书中，有明显的尊刘抑曹倾向，对我们了解曹操的本来面目有些困难。所以有许多人对曹操这个形象产生了怀疑，书中的艺术形象与历史上的政治家有了一大段的距离，这就是罗贯中的民间性原因所致。二、罗氏的时代正统思想的射映作为历史人物，承担后人的是是非非，好像是不可推托的责任，不管他对历史有多重大的作用，只要后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就会有天壤之别。就曹操而言，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没理由否认，但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确实是个被否定的典型。却也有颂扬的地方，如曹操大破袁绍于官渡，以不足敌方十分之一的军力而把敌方打得一败涂地，使其一掘不振，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罗在《三国演义》中，对曹操有褒有贬，有扬有抑，这不能说不与罗氏的生活时代，价值取向无关。关于罗贯中，我们知之甚少，据明人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竞不知其所终”。由此可知，罗贯中大略生活于元末明初。5作为生活于两朝之交的时代，目睹了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建立。历经了元末农民大起义，有可能他还参加过农民起义，因明人说罗贯中“有志图王”，6从这点看，他应是元明间人。鲁迅也说罗贯中为“元明间人”。（见《中国小说史略》）。对于生活于这样一个动荡年代的作家，他的创作肯定会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当时的起义以恢复汉族政权为号召的，把北方元朝政权比做三国时的曹魏政权，这在当时是符合人民的思想感情的。从宋起，汉族政权就屡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掠，退居偏安江南，就早也把北方政权比做曹魏了，罗贯中也是当时人民之一，对北方政权（元朝政权）当然有一定的否定因素。这根本不足为怪，完全可以理解，他的《三国演义》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写成的。元朝政权眼看就要崩溃，他不可能还要对元朝政权大加赞赏，而把曹操写成一个有德之士吧！他反对元朝政权，也就是反对曹魏，即曹操，为了符合人民的思想感情，把曹操塑造成一个否定性形象，也是无可厚非的。在这里，还存在一个时代价值取向和正统思想的问题。所谓“正统”，不过是统治者为其统治的合法性而控制人民的思想武器。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找借口，以让人民承认政治权力之合法性。7或说政权的来源承接尧、舜的禅让，或说统治区域是中原——黄河流域，或说自己乃皇室后裔，最终却是一个目的：巩固统治，与人民的利益关系并不大。三国以后，各朝统治者有各自的正统观念，晋朝是承魏而建，它就以魏为正统，以蜀汉为非正统。陈寿著《三国志》就以曹魏为正统，以蜀汉为偏霸的，到宋代，又出现了民族并存政权，金、辽、宋并存，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都把自己说为合法政治权力，金、辽在北方，自比曹魏，地统中原，是正统；宋地处南方，偏安江南，势如蜀汉，以蜀为正统思想。而罗贯中的时代，起义以恢复汉族政权为号，也就是和宋的正统观一致，因而，就得否定曹魏的正统，既否定曹魏，也就是否定曹操，在作品中，曹操就不能堂而皇之了。也就是说，罗贯中不可能在作品里给曹操脸上添光，而是有些加黑。三、抹不掉的历史前面，我们以作品的民间性和时代性两个方面论述了罗贯中在塑造曹操的形象时，有意无意地将曹操写成一个反面人物，使封建地主阶级的本质特性能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以作为作者的一个借托。但就这两方面的影响，还不足以说明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曹操形象的塑造。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书中的曹操不止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还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有好，也有坏，坏中有好，好中有坏，让人捉摸不透。要不然也不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从这点说，我们不得不承认罗贯中的高超绝技，既然是好坏兼备，而前面我们都说的是影响罗氏塑造曹操坏形象的方面的因素，那么，又是什么影响罗贯中在写曹操时大加赞赏的呢？《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它就必得尊循历史，受历史的影响较大，往往是实多虚少。生活于三国时代的曹操，罗贯中固然不能了如指掌，只能通过“小说”、史书等材料来对其了解，而最权威的史料莫过于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陈寿《三国志》中，曹操是三国时期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现在，我们还应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8他在当时文学领域独领风骚，在他的昌导下，“建安文学“得以发扬光大，他自身也很有成就，诗文并茂，独树一帜，现今还有多篇文章流行于世，《嵩里行》大家想来不会不知道吧，这就是曹的佳作之一。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说他是一位文学家一点不过分。在《曹操集》的出版说明中，开篇就说：“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人，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9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曹操的确是我国三国时期一位杰出的统治者。在他出生的前后，社会矛盾加剧、阶级矛盾激化，世家贵族地主阶级控制的东汉政权开始瓦解，并面临崩溃。在公元一百八十四年，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形成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地方割据势力集团。曹操也是其中之一，他推行法家治国思想，使自己的实力逐渐加强，通过二十多年的争斗，终于统一了北方。曹操认为要进行统一战争，就必需得效法于秦汉，实行法家的耕战政策，大兴屯田，用各种办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的《置屯田令》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10这段文字足可见其屯田强兵之策，还有《败军令》、《孙子注》中，都反映了他主张法治的观念，反对礼治的尊法反儒思想。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可取之处，我们今天不是在高喊“依法治国”吗？不就是效法于古吗？陈寿《三国志》这样评价曹操：“汉末，天下大乱，雄毫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擥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权，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好一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可能算是对曹操较为公平的评价。历史上的曹操，系统看来，他有五大优点：11第一，生机勃发，勇于进取的政治家风度。这在《三国演义》中也颇为显眼，从曹操一出场开始，便有所反映。当董卓作乱，群臣措手无策，只是痛哭时，曹操站出来说：从早哭到晚，从夜哭到明，就能将董卓哭死吗？群臣异样，操便出了个刺杀董卓的主意，并由他自己去执行，但刺卓未获成功，他却来个跪地献刀，瞒过董卓，潜逃乡里，但各诸侯争势夺利，迟迟不肯进兵，曹操便问：“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又曰：“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却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矣。”12这是何等精妙的分析，可惜，各诸侯各怀异心，否则，这段历史又将是另一种写法，这里，也可看出曹操的勇于进取的政治家风度。第二，唯才是举，随能任使的博大胸襟。关于曹操唯才是举，历来受人称赞，他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文史天地》写到：“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堪称曹操的文胆，阮瑀被曹操网罗的过程，颇有戏剧色彩，当初，曹操雅闻其名，征召他出来做官，不应，连连逼促，阮瑀乃遁入山中，不料，曹操有一颗火热的心，不肯罢休，使人放火烧山，阮瑀招架不住如此热情，只得出山。13投其门下，这是说他求才不择手段，却可看出他“求贤若渴”。不止如此，像敌方的徐庶、周瑜、关羽他都想聘用。他曾以强力将徐庶聘归营帐，而徐庶却不献一策。他对周瑜的聘任：“曹闻听周瑜年少有美才，乃秘密下扬州，遗蒋于往说周瑜，可惜周瑜不为所动，否则，‘亦壁之战’这一页将是另一种写法。”第三，赏功罚罪，严正不苟的法治观念。曹操能统领百万雄师，靠的是什么，是严正不苟的法治。古者有云：“法不加于尊”，而操则不然，他的战马受惊，误入麦田，按曹操自制的军法，践麦者斩首，而自制法又自犯法，他觉得不加法于已，将无法服众，于是想出了“割发代道”之计。既打破了“法不加于尊”的古训，又维护了军法的权威。两全齐美的事，何乐而不为？况且，割掉几根头发，也不是什么大碍。曹操在《败军令》中说：“司马法”“将军死绥”，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可见他赏功罚罪，正大光明。举个实例：淯水兵败后，夏侯敦部下乘乱掳掠，受到于禁严历制裁，被制者不满，反污于禁造反，而于禁不加申辩，仍全力整兵迎击张绣，义无反顾。战后，操当即表彰于禁：“淯水之难吾甚狼狈，将军在乱中能整兵讨暴，有不可动之节，虽古之名将，何以加之。”封于禁益寿亭侯，同时责夏侯敦治军不严之过。这可算是做到了赏罚公平。第四，体恤百姓，保持农业生产，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在征张绣时，号令三军，不准作践麦田，不准掳掠百姓，违者“斩首”。在征袁绍时，重申军纪：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罪。攻克冀州后，便急令宣布：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难，尽免今年租赋。这些都是他民本思想的具体表现，以民为本，实乃俊杰。第五，不畏人言，不惮风险的精神。在汉末，“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吞八荒，权势越大，各公卿，士大夫便群起而攻之，对其大加猜忌，谤议，而曹操则无所谓，无意激流勇退。以上几点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也是历代英雄的志气，曹操具有这几个优点，也算不枉为英雄了，而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这些优点都是有迹可寻的，说明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还是采纳了历史因素的。不光如此，有时还加以夸张。这就是历史演义小说源于历史又高于历史的缘故。四、我的一些说法综上所述，罗贯中在民间传说的影响下，对曹操采取了抑制的办法，作品反映出来的就只能是一个否定形象；而罗贯中的时代背景，也不容许他对曹大加赞扬；受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曹操在罗贯中笔下不能翻飞为“诸葛亮”式的人物，诸葛亮要他来衬托。就这两方面来说，曹操的形象被塑造成否定人物，也势在必然。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曹操虽是奸诈，却也善良，并且，还为老百姓作了不少好事，对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功不可没。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就应该以实为本，以虚为补充。罗贯中在塑造时也没忘了这一点，将曹操写成了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人物，说他简单，是说他可用一个字概括——奸；说他复杂，是说他丑中有美，美中有丑，恶中有善，善中有恶，让人捉摸不透。我们在读《三国演义》时，就只读到了简单的一面，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喊为曹操翻案，看来，我们还需再读一遍，去体会罗贯中写曹操这个人物的苦衷。注释：1见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6版2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卷四，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3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奉“蜀以宗室为正”。由此，在明间开始了尊刘抑曹的传说。4见黄立新《关于<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真实问题》（《古典文学论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版）5贾仲明《书录鬼簿后》写于永乐二十年（1422），时80岁，据此，可知元至甲辰（1364）时，他22岁，罗贯中与他为“忘年交”，则当属1315年左右生人。6见明人王圻《稗史汇编》7参见汪文学《正统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8袁行霈编《中国文学史》卷二第2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9见《曹操集》上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10见《曹操集》上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11参见刘敬圻《<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12见《三国志·武帝纪》13见姜洪、姜海《曹操爱才》（《文史天地》2004年第3期）参考书目：1《三国志集解》（卢弼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2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校辑）中华书局1958年3 《南村辍耕录》（陶宗仪著）四部丛刊本4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著）中华书局1985年5 《三曹资料汇编》（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中华书局1980年6 《曹操集》（上、下册）中华书局1974年7 《古典文学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8 《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9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0 《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出版社1983年11 《三国演义纵横谈》12 《另古代文学史问答》（曹基础、陈新璋、罗东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13《文学评论丛刊》（古典文学专号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分三面。他的功，他的过，他的诗歌。反正你别把他好色爱人妻这方面些进去就行了。曹操统一了中国北方，结束了北方的战乱，是个英雄。而且抵抗外族匈奴等入侵，确实功劳很大。曹操因为好大喜功，一意孤行错过了统一天下的时机，也错杀了吧少人，为成大事不择手段，确实是他的过。另外他的文采风流，很多名篇，短歌行和观沧海，是他的文学方面造诣。最后还要评价下，世人对曹操的误解等等，其实也不难。
试论曹操的多面人生-高中议论文800字(来自网络)“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如果说三国是一段不得不读、扑朔迷离的历史，那么曹操则是一位不得不提、褒贬不一的人物。“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因为多疑，误杀了吕伯奢一家九口。因为多疑，赤壁大战前，周瑜使反间计，令曹操疑心大起，立斩蔡、张二将，导致赤壁之战大败。因为多疑，曹操率大军与刘备军队隔汉水对峙，因刘备一方将士夜夜击鼓鸣炮，竟使其怀疑诸葛亮可能有诡计，马上将部队后撤三十里。因为多疑，他以为华佗为其治病是替关羽报仇，一代名医因此死得不明不白。多疑而不明断，一意孤行，害人害己，真是应了诸葛亮那句话：多疑多败。然而，不要忘了，曹操生在一个群雄并起的乱世。战争中的多疑，可以看作谨慎，更是一种无奈。面对像刘关张三兄弟的生死同心，想来曹操从内心而言也是羡慕的吧。作为一代枭雄，面对战火纷飞，群雄并起，如果没有曹操多疑的性子，何以步步为营，成就霸业?所谓成也多疑败也多疑，多疑让曹操赢得了许多，也失去了许多。曹操残忍，却并不暴虐;冷酷，却并非无情。郭嘉英年早逝，曹操悲痛得死去活来。陈宫死后，曹操赡养其老母……他的残忍和冷酷并非本性，若他不残忍，别人就要对他残忍;他不冷酷，就战胜不了一个又一个凶险的敌人。他面对的，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曹操虽然多疑、奸诈、残忍，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位能臣，一位有着雄心抱负的明主。曹操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曹操爱才，他明明知道关羽不会背弃刘备，却不忍杀之，亲送关羽千里走单骑，任他过五关斩六将;他可以让赵子龙在军队中七进七出;他可以重金厚待曾经写过讨贼檄文辱骂自己的陈琳。正因如此，其手下将领文臣无论是桀骜不驯，还是倔强执著，甚至是奸诈狡猾，都无不心悦诚服于曹操之下，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曹操有才。他精于兵法，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他擅长诗词歌赋，留下《短歌行》、《观沧海》等千古名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若不是心怀壮志、才华超群，又怎能写出如此气魄雄伟、慷慨悲凉的文字?难怪世人言曹孟德乃“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统天下”是曹操的雄心壮志，“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些看似过分的做法和孤傲自夸之语，饱含着曹操一生的梦想与霸气。然而，事与愿违，曹操最终还是没来得及实现自己一生的宏愿，他不得不带着遗憾离开……曹操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更是时代将他推向了最前线。孙权评价曹操：“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裴松之评价曹操：“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唐太宗说曹操：“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个英雄。”毛泽东说：“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有些^、厌恶曹操，厌恶曹操的多疑奸诈，厌恶曹操的残忍狂妄……有些人喜欢曹操，喜欢曹操不拘世俗的真性情，喜欢曹操不惧失败的真豪情……。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或许对与错已经不重要了。“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历史长流中，纷纷扰扰只是沧海一粟，曹操却用他匆匆一生，画出了惊鸿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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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之客观评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曹操是谈三国的时候不得不说的一个人物。 在大家的眼中，十有八九都会认为他是奸雄，狡猾奸诈，谋朝篡位，而最令人发指的是他那句名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其实这基本上只是曹操的民间形象和文学形象，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的时候是褒刘贬曹的，夸大了刘备及其众将领的人物形象，作为反面衬托的曹操自然而然就成了奸猾之辈。民间的艺术表演又基本取材于《演义》，于是这些人物也就在老百姓的心中以《演义》的形象根深蒂固下来。 在了解上述两种人物形象之外，其实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下另一种史实的形象，即历史形象。 刚才那句话句话是曹操在杀了吕伯奢一家之后说的。首先，杀，确实是杀了，但是是误杀，在《三国志》、《三国演义》里面都有记载，所以应该是史实。其次，但两个版本中曹操说这句话时的语气是不一样的，《演义》中描述的是理直气壮，杀了就是杀了，这是无可救药的奸；但在《三国志》中曹操是叹息着说的，木已成舟，已无法挽回，只能自我安慰，因为他是将，他需要服众，就必须为自己找个合理的理由，何况还得考虑当时的时势...同时，这里也表现出了曹操的坦诚，他是真小人，想象世界上还有多少伪君子... 上述解释并不能完全掩盖曹操奸诈的一面，我也并不想反驳这一点，他是奸雄，我同意。但从客观上来说，曹操并不仅仅是奸雄，而是一个统一的矛盾体。 曹操有奸诈凶狠的一面，杀许攸，斩边让...可见一斑；但他又有真诚豁达的一面，放魏种，释陈琳...也很能说明问题。 曹操有时是阎王脾气，有时又表现得儿女情长。他的临终遗嘱就充分表现了这一点。他一生好事坏事都干了不少，影响时势甚至历史的事业不少，却都一笔带过，尽是唠唠叨叨了一堆的家务事，分香卖履不说，还记挂着前妻丁夫人，怕无颜去见长子曹昂。苏东坡说：“奸伪一生，死见真性。”。其实是体现了曹操的大气，正所谓：“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不再多说，总而言之，从曹操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脸，既矛盾，又统一，可以说是： 既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 既狡猾奸诈，又坦率真诚 既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 既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 大家风范，小人嘴脸 英雄气概，儿女情怀 阎王脾气，菩萨心肠
可以从他的治世之忠和乱世之奸考虑或者是世人对他的褒贬评价来写，在网上抄作文是没有意义的，我只能告诉你思路，内容自己去构思。↖(^ω^)↗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