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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题的写法[2]毕业论文只能有一个主题（不能是几块工作拼凑在一起），这个主题要具体到问题的基层（即此问题基本再也无法向更低的层次细分为子问题），而不是问题所属的领域，更不是问题所在的学科，换言之，研究的主题切忌过大。因为涉及的问题范围太广，很难在一本硕士学位论文中完全研究透彻。通常，硕士学位论文应针对某学科领域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并得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二）题目的写法毕业论文题目应简明扼要地反映论文工作的主要内容，切忌笼统。由于别人要通过你论文题目中的关键词来检索你的论文，所以用语精确是非常重要的。论文题目应该是对研究对象的精确具体的描述，这种描述一般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研究结论，因此，我们的论文题目不仅应告诉读者这本论文研究了什么问题，更要告诉读者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三）摘要的写法毕业论文的摘要，是对论文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其他人会根据摘要检索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因此摘要应包括：对问题及研究目的的描述、对使用的方法和研究过程进行的简要介绍、对研究结论的简要概括等内容。摘要应具有独立性、自明性，应是一篇完整的论文。（四）引言的写法一篇毕业论文的引言，大致包含如下几个部分：1、问题的提出;2、选题背景及意义;3、文献综述;4、研究方法;5、论文结构安排。问题的提出：讲清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选题背景及意义：讲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对国计民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文献综述：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的同时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讲出自己的改进思路。研究方法：讲清论文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安排：介绍本论文的写作结构安排。“第2章，第3章，……，结论前的一章”的写法是论文作者的研究内容，不能将他人研究成果不加区分地掺和进来。已经在引言的文献综述部分讲过的内容，这里不需要再重复。（五）结论的写法结论是对论文主要研究结果、论点的提炼与概括，应准确、简明，完整，有条理，使人看后就能全面了解论文的意义、目的和工作内容。主要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本学术领域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同时，要严格区分自己取得的成果与导师及他人的科研工作成果。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变迁的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探讨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的文化内核：柔性文化，而阐述了面对国际社会变迁的大背景，秉性文化需要植根入更多刚性文化的因素以适应社会变迁。因此要以柔性文化为本源，挖掘本民族刚性文化因子，一方面继承 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呼唤刚性文化，以适应主流社会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民族精神;文化内核;柔性文化;刚性文化
1 柔性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精神与时代息息相关，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总是烙上了这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但是悉数世界各民族“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似乎可以从各种文明中找到一种跨越了时代背景、源于地缘经济特征同时又决定了民族性格、民族制度、民族精神的特有民族文化主线，在伊斯兰世界里，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神权至上的伊斯兰教义中，忠贞的服从以及为和平的圣战意识性文化支配着整个民族，因此伊斯兰世界各民族表现得异常团结与排外，无论是仇恨还是友好都不偏不倚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是任何时代都未曾改变的。
而中华民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核，它是“内敛含蓄”、“左右逢源”的，因此曾有学者形象的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核形容成“太极”，也正是如此，林语堂在《中国人》中给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贴上老成温厚、消极避世、知足常乐、因循守教、中庸之道的标签，在这种文化内核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历来就具有“积极的人世态度、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注重‘中和’的思想特色以及兼容性与主导性并存的特点”。
究其原因，我们似乎可以从费孝通先生那里找到答案。费老先生笔下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中国人是与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生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乡土社会下的中国人分外的“土气”，成员们更愿意生于斯死于斯，于是终老是乡土社会的常态，这种不流动注定了社会中成员间相同的生活环境、相似的生命归属、大体一致的生活方式。于是差序格局成为人与人交往的关系纽带，一方面由于这种横向弹性结构的“差”，中国人的 人际交往 总是“左右逢源”遵循“中庸之道”且“厚实而老成”的;另一方面，这种差序格局所锻造出的纵向刚性等级化的序列社会结构更是形成中国人宗族制度分明、强调伦理道德等等，因此在纵向等级结构的主导下，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又会表现的或者积极人世，或者消极避世……
如果将上述一切看成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普遍的文化内核，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怎样的时代特征、怎样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怎样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一定有着这样一支希翼和平、友好待客、中庸之道、左右逢源、尊长护幼的不变力量，这是中华民族得以自立自强、积淀文化、传承文明的优良民族性情，是我们始终应该恪守的古老训诫。
2 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变迁需求
按照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所阐述的理论逻辑，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正在从传统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朝向以工业为主导甚至以信息、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的快速变迁，这种变迁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显而易见的背景。我们的传统文化所穿插其中的民族精神是否足够完美到可以跟得上世界社会格局的变迁步伐，而不被甩出世界主流格局之外?费孝通先生阐述的是“乡土中国”的社会格局，既然冠以“乡土”之名，那么乡土社会结构的适用范围至少需要局限到中国的乡村，更何况此书的写作时间是在解放前。然而就在2003年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庆典上的讲话中，形容中国的社会结构时仍然采用“差序格局”一概念，且概念内涵没变，笔者赞同费孝通先生的阐释，因为有意无意间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印证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无论时代变迁、城乡变迁、制度变迁，人与人交往的网络结构始终未变，传统宗族观念仍然影响深远，如果按照上述“太极”的比喻，那么，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太极”的部分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
那么这种近似“太极”的柔性文化是否能够适应当今时代的变化，应对当今世界的竞争呢?显而易见，根植于“乡土”的中国中土文化所形成的差序格局是适应农耕民族的乡土社会的。因此在世界大同的农耕社会，中华民族的历史往往可以成为世界性历史，隋唐盛世、明清盛世便是最好的例证，原因可以理解成是我们植根于民族灵魂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文明是与当时世界主流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了的，在那样的时刻，我们民族的精神体现了世界主流文明的精神，因此当时我国的历史同时也被写人世界的主流历史部分，然而，随着西方工业经济的异军崛起，世界主流文明为工业文明所取代，伴随工业文明而来的是世界一体化的高速变迁。空间、时间距离不再是国与国、洲与洲的隔阂，掌握着主流经济技术的西方文明开始主宰世界，无论是____教义中的“原罪”、“救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还是西方民族中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抑或是大和民族对天皇绝对忠诚的武士道精神，都体现着一种不同于“太极”柔性文化的刚性文化，当世界主流经济告别了农耕时代。刚性文化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扬弃保留、锻造更为坚实的民族精神?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世界一体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国家的状况却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科技文明三次浪潮并存。即“同一社会的不同部分处于不同的时代中”，属于各种时代的文化理念相互激荡，似乎传统的农耕文明在中国内陆乡村还没“过时”，工业文明的理念已经跟不上东部发达城市的步伐，需要做出改变去适应信息科技文明时代的文化了。这就造成在精神上民族情感很难统一，社会失范现象严重。
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做出相应抉择，那么究竟是恪守柔性“太极”文化，继续维持“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还是选择一种刚性文化来锻造民族精神?诚如上面的论述，民族精神承载了厚重的地缘文化，其最精髓的部分是民族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民族文化内核，也是民族得以存在之基、立足之本，这是我们无法改变也决不能改变的。然而现实要求我们在文化中注入刚性的血液，失范的社会情智急需重新整合民族情绪，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继承中华传统的民族精神，并根据时代特色，挖掘和向社会呼唤属于本民族的刚性文化。 3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刚性因素
事实上，如果按照中华大一统的说法，我们的民族并不缺乏刚性文化。2005年姜戎的《狼图腾》一经问世，就引发了国内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等诸多学科领域针对“狼性”的广泛探讨与研究，“狼性文化”便是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刚性文化，狼是游牧民族顶礼膜拜的图腾，也是与牧民们在草原上争斗了几千年几万年，教导牧民智慧、为牧民积聚力量、有胆识有组织的强大集团军。游牧民族因此英勇善战、睿智过人，说游牧民族在狼图腾的教导下“雄韬伟略”一点也不为过，元朝无边无尽的疆土便是最好的例证，其实也正是中华民族这一支铿锵豪迈的力量令世界各民族心存敬畏。也正是这一支力量如我肤色者依然被世界称为蒙古人种，一时间相见恨晚，对狼性的呼唤一度成为学界呼唤民族精神的主流，笔者赞同这种对于植根于民族文化中的刚性文化的呼唤。但是反对完全否定对传统主流文化的做法，对于民族中源于地缘文化的文化内核，是我们始终应该坚守的民族习性，而我们现阶段呼唤刚性文化、呼唤狼文化的作用在于适应社会变迁，适应时代发展，这正如同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民族精神必须要适应时代发展、烙上时代烙印一样。
4 总结
综上所述，民族精神有着自身不变的文化内核特质，这种特质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内核中表现为“太极式”的柔性文化，同时这种特质有着深厚的地缘文化因素，是一个民族区别他民族的分野特征，也是一个民族的立足之本，生存之基。但是放眼当今世界，主流民族精神中刚性文化大行其道，依然严格恪守柔性文化就会面临着被甩出主流文明结构之外的危险，因此，应该在恪守传统民族精神的同时，挖掘本民族的刚性文化，使得民族精神适应主流、适应竞争、立于不败之地。
摘要：在现代化的视阈下，从社会结构的变迁考察近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变化，能够增强我们对社会发展变化宏观主题的把握和认识;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变迁的背景差异，得出实现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背景条件，从而更好地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会变迁;现代化;社会结构;背景差异
对西方社会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变化，社会学家们都试着用某一典型性词语去概括和总结。许多西方学者用“现代化”或者说“从传统到现代”来概括和描述，也有人从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角度将其总结为“进步”和“发展”。或许，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和把握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当前，我们往往看到的是西方社会充分发展，而非西方社会展现的则是亟待完善，很少去探究西方社会实现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或者背景因素。若将社会变迁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相结合，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实现变迁的背景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清醒认识西方社会迅速实现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进而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和实现社会变迁提供借鉴和启迪。
一、社会变迁及现代化视阈下的社会变迁
社会是人为了达到单个人所无法实现的需求满足水平而有目的地形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又可以看作是价值联结的生存单位。而变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涵盖了世界历史发展和变化的方方面面。那么，什么是社会变迁呢?
从广义上讲，社会变迁指的是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这一概念比社会发展、社会进化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一切方面和各种意义上的变化。因此，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如社会变迁的规模、方向、性质、人们参与和控制的程度等，社会变迁类型就会呈现多样性。罗荣渠先生就将社会变迁的方式划分为微变和巨变，并将其阐述为渐进性微变、突发性微变、传导性巨变和创新性巨变。
我们所讲的社会变迁主要是从社会结构的变迁出发的。所谓社会结构，它指的是“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间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使社会系统具有形态特征(它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它不是对现实的复制，而是根据认识和思考而抽象出来的)，是对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实在侧面的相对静止的形态或者说状态的特性的描述。”简单说来，社会结构就是指在社会变迁中长期保持不变而带有一定方向性变动的那部分。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分化和组合;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社会成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职业、 教育 水平、权力、社会声望等的不同和变化，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
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假设的前提，即社会可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部分，并且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现代”的部分逐渐膨胀、“传统”的部分逐渐萎缩的过程。许多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学家都曾详细讨论过“传统”和“现代”的特征或差异。他们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个人人格与行为特征等方面去对比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典型差异，当然也有许多学者从社会结构出发去研究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美国学者C·E·布莱克将关于伴随现代化进程而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内容和走势归结为：人口分布走向城市化，地理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提高;社会的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文化教育趋向普及，机会趋向平等;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水平的提高，个人主义愈来愈强，责任中心由社区转向社会，由地方转向国家等。丁建弘认为布莱克的概括“并非十分全面和合理”，他认为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从地方共同体到整合的社会的变化。尽管将传统和现代的概念引入现代化研究会带来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对于我们研究现代化背景下的东西方社会变迁问题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现代化一词可以说是对“世界历史”开始以来至今对人类社会发展主题较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概括之一。从逻辑上讲，社会变迁理论从宏观上就包含了现代化理论，因而我们将范围限定在现代化视野下。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我们也主要是从现代化这个历史发展的主题出发，着重考察在现代化视域下社会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变迁。
二、东西方社会变迁的不同背景及其差异
为了更好地对比东西方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同之处，我们选择社会结构变迁中比较突出和代表性的五组变量进行比较。
(一)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程度不同
许多学者从西欧与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比较中探索西欧率先迈入工业社会的原因。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就从非西方国家的自身条件出发，他认为东方国家古代文明太发达以至于难以产生新的文明。钱乘旦则直接将原因归结为社会结构的不同。他认为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种金字塔的等级结构，形成以贵族集团共同分享权利为特征的等级君主制，并且在这金字塔外面，还有一个异己的力量存在即“市民社会”。而东方的封建社会则是一个“大屋顶”结构，它笼罩一切，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极大地阻止了资本主义的自发产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谈到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在构成上有“三大骨架”，即土地贵族、“中间阶层”和工资劳动者。17～18世纪英国“三层式”社会结构为英国启动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除了这个主体性力量外，英国还具备了使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充分发挥的两个社会特征：社会的开放性和社会的流动性。英国社会的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界限趋向重叠，个人在社会的区域流动、职业流动和经济地位的流动也是相对自由的。当然，法国和德国各阶级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与同时代的英国进行比较时，显示出了相互隔绝的状态，但是他们在19世纪后期都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如法国在19世纪最大的社会变化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角色的转变。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从权势的巅峰上跌落了下来。在1950年代，德国的统治阶级的大部分容克开始分化、资产阶级化。通过改革，普鲁士一德意志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基本上是封建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从而迅速地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而在东方国家，村社和类似于原始社会的村落制度将人们紧紧地捆绑到了一起，个人完全依赖于他所处的村社和村庄。村社体现的是一种类的、集体的主体意识，个人主体性丧失。村社培育着人们的集体意识，他们往往聚族而居，一个村庄的居民相互血缘关系盘根错节，拥有共同的祖先，因而村庄成为由宗法关系联结在一起的集体，这点俄国、中国、印度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俄国，村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被称为“米尔”的村民大会，负责和决定村长及其他公职人员的选举、土地的重新分配、村社成员的迁徙及新成员的接纳、赋税徭役的分配等重要事务。此外，还有为保证服役完税而建立了连环保制度。这样，个人的一切都离不开集体，取决于集体，只有作为集体的一员，个人方能生存。而在印度由于村社和种姓制度的严密性，人们也被死死地束缚在他所在的村落和种姓阶层里。在以上的社会里，人们之间除了和村社内部人员的交流外，基本上不需要也不能与其他村落和人员进行交往，人们彼此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社会流动性和开放的程度极低。
(二)角色和地位分配的原则不同
现代化的所谓合理化倾向要求的水平不过是机会均等，以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找到最适合于自己能力和兴趣的角色。帕森斯提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整套“角色期待”，它规定了社会中每个成员彼此期待着要充当的社会角色，进而形成了“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对比东西方社会，我们就会发现，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的社会结构是稳态、封闭和静止的。东方社会特有的社会等级制度使人们习惯于承袭而来的地位和角色，几乎从不考虑改变职业和居所。如印度的村落统治机构是依据传统习惯进行活动的，缺乏明确的法律以及关于权利、义务的契约，统治者的资格基本上是以先天条件(如出身、年龄等)为优先，并且是世袭的，财富、受教育程度以及个人能力等后天因素居次要地位：俄国的村社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内部的简单协作传统，如劳动改组、公耕地等等，在价值观念上轻视自由个性，强调整体和谐，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附属物而否定其独立人格。这样，人们对于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就有了先天性并且自然的逆来顺受;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也是如此，虽说中国有士大夫精神，但出发点还是想一劳永逸，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个人几乎不期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并且相信以往的社会秩序是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地位和爵位的世袭成了中国古代社会角色和地位分配的重要原则。
而在西方社会，虽说也是封建社会，但它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分封建邦”的社会，各封建邦国之间相互独立。并且西方社会是一种阶级制度。等级与阶级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前者的成员资格基于出生机会，后者则基于职业和经济地位。西方发达国家则在生存斗争中创造出具有强烈经济追求的新教精神，将崇尚个人才能和力主个人权益的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他们的价值取向。这样，决定他们地位和角色的不再是先天的出生条件了，而是要靠自己的职业和经济地位了。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在社会结构中诞生了具有主体性力量的中间力量(市民社会)并逐步发展成为强大的资产阶级。如在19世纪下半叶，法国由于文官制度的推行，社会升迁又多了两条途径：学历和成就。整个19世纪，法国人的社会地位变迁大致以一种渐进方式实现的：最底层的工人首先改变工种，一般工人经过几代努力，也许可进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升入更上一层的社会集团。英国的“三层式”社会结构形成特有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生产力要素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影响到角色地位分配原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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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近年来学界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成果论文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展与深入，与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息息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文学研究本科论文 范文 ，供大家参考。
《 现代文学 教育 文本细读的地位与 方法 》
【摘要】文本细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学术能力，是克服现代文学教育中片面注重文学史弊端的重要手段。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应该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学生阅读的直觉 经验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结合，提升学生直觉阅读经验后的理论深度;从外部创新课堂形式，树立学生课题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题形式中培养自觉阅读的习惯。
【关键词】文本细读;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地位与方法
自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至今，现代文学教育走过了近90个春秋，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学术体制和教学体系。文学史教育在建构学生的理论体系、培养学生史的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轻视文本细读，以至于学生文本解读能力下降，文学审美趣味减弱，进而影响到学术研究风气：“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喜欢制造宏大课题”，其害大焉。因此，我们必须 反思 文学史中心论教学体制的弊端，重视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文本细读在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对于文本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陈思和先生曾有这样生动的比喻：二者“类似于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构成天幕下一幅壮丽的星空图”。2试想，我们如果天空没有星星，只有几个符号，说这是月亮、这是太阳，那么估计我们都没有看星空的兴致了。因此，文本是文学史的内核，在以文学史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兴趣是如果我们的课堂，一开始就是大谈文学史关于某段时期的基本概况，谈某位作家的基本特色，举几个老调重弹的例子，那么学生如听天书，不知所云，甚至会轻视现代文学，以为现代文学不过就是反封建，追求自由平之类的枯燥名词。如《狂人 日记 》，按传统讲法，先分析鲁迅生平，揭示其思想是讲“礼教吃人”，艺术成绩，简单枯燥，理论先行。但是，如果我们带着学生去读《狂人日记》让学生去体会，提出问题。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学生也许会问：为何见了月光，就爽快，觉得以前全是发昏?引发思考。接着就是“我怕得有理!”为何?既有对过去的害怕，三十年来一直吃人和被人吃，也有对未来的恐惧，梦醒了，不知路在何方。这恰是一个刚觉醒者的心理写真。接着引导学生读吃人的意象演变，辩证吃人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关系，将抽象的吃人变为丰富的审美的存在，从而引发阅读兴趣，调动他们课后阅读的积极性。其次，文本细读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学术修养的基础。在当今社会，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基础教育。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高雅的趣味、理性的精神是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基本功能，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审美趣味和理性精神呢?阅读是重要手段。陈思和先生曾说：“在大学本科生阶段，甚至是硕士研究生阶段，能够指导学生细读文学名著，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通过文学名著的阅读提高他们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解，要比言目的理论鼓吹或者死记硬背一些文学史知识有益得多。”现代文学是既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也有其特殊性，即现代性，既是语言的现代性，也是“人学”的现代性。如读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夜》。将自我瞬间的感觉融入宇宙中。看似物我相融，其实早不是古典的意境，而是现代人的情怀，人不是自然的附庸，而是理性的存在。情绪的瞬间变化，就在“星”与“宇宙”的意象的关系中得到转化，节奏虽情感而起伏跌宕。如果我们带着学生朗诵体味，一字一句地分析，慢慢地欣赏，在这种体味到人的渺小与伟大，对于我们理性地看待自己，理性地看待社会，不是善莫大焉吗?亦能让他们分辨出诗歌的美学，提高欣赏的趣味，或许可以对网络语言起到净化作用。
二、文本细读的方法
首先，以人为本，注重直觉体验，不断设问，追寻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文学即是人学。文学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交汇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读文学作品时，应该直面作品，注重直觉体现。特别是现代文学，写的是现代人的境遇，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心灵的碰撞，碰撞之后，我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了问题，就有了阅读的起点，也就逐步找到进入作品的切口，进而一步步观照作品，反观自身。譬如说，读鲁迅的《过客》，我们现代读者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人“在路上”，而且坚持“在路上”，那么他为什么要一直在路上。我们也一直在路上，我们会是为鲜花而活吗?抑或是看到坟墓就不走呢?我们是否思考自己是谁?这些直觉体验后的思考，让我们一步步解开他所拒绝的事物的喻指，进一步思考“过客”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哲学，鲜花是希望，放弃，坟墓是绝望，亦放逐，就连我是谁都不思考，只为“我还得走”的绝对命令而活着，这恰恰是最强大的意志力，在反复的疑问和解疑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切近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次，坚持文史结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文本细读，要坚持论从史出，文史相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切记陷入“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的窠臼。具体方法，我比较赞成王卓慈所言的“教师通过文木细读的 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上升到理论思考，再运用相应的文学理论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评论”，“从而使其能够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说来，即先直觉体验，再结合文学史、作者生平及相关的文学理论使学生的阅读理论化，最后再回来文本，加深印象， 总结 方法，积累经验，指导今后的阅读。如徐志摩的诗歌，我们先通过直觉读出《雪花的快乐》的欢快，《再别康桥》中淡淡的哀愁，《火车擒住轨》中发愤，我们在结合徐志摩的生平、思想，联系中国现代诗歌史，加深理解，会发现，这是徐志摩爱情、人生和思想一步步发展的写照，更是徐志摩诗歌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嬗变的轨迹，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理论、知识读徐志摩诗歌，理解即更深刻。最后，打破老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引导，使学生成为作品阅读的主体。老师先示范，带领学生进入阅读的情景，引导学生设问，逐步深入思考，负责解释难点。例如，我们在讲解小说时，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体悟，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改编的过程既是阅读深入以至再创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无论是对思想内蕴，艺术手法，都会作深入的思考，应用到实践中去;排演的过程，既是加深学生阅读理解的过程，又是陶冶学生人格、提升学生审美情趣的过程。此外，还可以让学生来主导课堂，设计问题，分组研讨，集中评点，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实现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也是从外部培养学生文本细读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结语
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为了更好地开展现代文学教育，纠正文学史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我们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重视文本细读中学生的直觉作用，在直接中设疑，建立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需要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阅读方法，培养学生文本细读中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深度;需要通过创新课堂教学形式，打破老师的中心地位，引导学生成为文本细读的主体，自觉地在丰富多样的阅读形式中培养文本细读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徐克瑜.当前文本研究中的文本细读问题[J].文艺争鸣,2009(03).
[2]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J].河北学刊,2004(02).
[3]王卓慈.文木细读与名著选木的叠交汇通[J].黑河学刊,2005(05).
《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
摘要：在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大局环境下，众多文学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逐步完善当中。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希望通过文明的重塑来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进而逐步丰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民族精神;人性解放
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它对我国文学事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 文化 等多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精神核心是启蒙，是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它呼吁人性解放、主张张扬个性，同时也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发展潮流。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周树人先生一生从事于国民思想和国民性的探索，他的《祝福》一文充分反映现代文学的启蒙潮流。该文以年关之夜匆匆由外地赶回家中的“我”为引线叙述了整个 故事 ，作为一个“现代化”、拥有全新精神世界及语言体系的“外来者”，面对一个封建守旧的鲁镇，“我”所接受的思想教育完全不能融入其中，甚至会对鲁镇腐朽的思想观念感到无比沉痛和悲哀，而“我”也被长期遵循封建礼教和思想的鲁四老爷所排斥，见面就寒暄“大骂其新党”。从鲁四老爷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沉浸于 传统文化 不能自拔的老者形象，他们对新生事物充满敌对心理。
从勤快迂腐的祥林嫂身上“我”看到一个备受传统礼教和封建宗法所迫害的女性形象，祥林嫂认为“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因此，神神秘秘的来问“我”人死后是否有魂灵，“我”诧异、吃惊、疑惑，为什么一个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关心的不是自身问题，反而是自己死后的情况，可见封建礼教制度对其迫害的程度之深。“我”所看到的有悲哀、失望，对于一个善良朴实的人死后亦然被骂“谬种”时，所发出的各种感叹。从现代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是鲁四老爷还是卫老婆子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其长期受封建礼教浸淫的本性表露无遗。
精神文化才是治疗疾病的良方，沈从文认为西方文化腐蚀着人们的德行，造成民众精神和人格上的病弱，让民族缺乏生机和活力，传统的民族德行和品质仅存在于不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人性之中，只有那里供奉着“人性”和“希望”，《丈夫》就是这样一首人性之歌。青年丈夫让自己的妻子卖身养家在湘西是一项极为寻常的风俗，而它却是现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通过讲述青年进城看望妻子的见闻，展现其麻木、愚昧，进而觉醒的过程。丈夫进城不仅受到老鸨的款待，就是见到妻子的嫖客水保后，也没有现代人眼中的对立和尴尬，两人相处较为平静，最后丈夫带妻子回到乡下。如果硬性将其归于阶级冲突，还不如将其作为风俗旧习上人性感召的转化。在妻子与别人交易时偷偷压抑喘息，他感到羞愧、懊悔，因水保嘱咐而心中不再平静，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斗争和挣扎，最终下定决心带妻子返回乡下，这是人性的最终醒悟。在那艘船上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他甚至无法拥有与妻子的片刻温存，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的破碎让他幡然醒悟，在船上受到的不仅仅是人身体上的侮辱和侵犯，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践踏的是基本的权利，这也是年轻夫妻最终鼓起勇气反抗命运和习俗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水保、老七，还是丈夫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活得都是那么自然、不做作，尽管这个社会存在着种种违背人道主义的陈规旧俗，但是人性会引导其从命运的捉弄和陋习中摆脱出来，会让人们最终步上正轨。正因如此，沈从文认定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符合人性的文化方式才是治愈中国民族的良药，这样人们才不会被现代文明中的各种不幸恶果所侵害。无论鲁迅或是沈从文他们自身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极大影响着其文化取向，正因为鲁迅幼年时期在日本的求学经历，使鲁迅对西方国家价值体系产生了认同感，他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文明且理性的，是值得中国模仿的。而古老的中国封建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是颓废腐朽，需要摒弃。我们不能否认封建思想、制度当中确实存在着不良因素，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扬、去传承。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对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周树人以在铁屋中进行呐喊的方式，意图唤醒正在沉睡中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使我国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然而，沈从文却是背道而驰，他放弃了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希冀的视野，反而以超越性的眼光去触摸历史的暗流，并且运用敏锐的洞悉力，去理性的分解文明。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形式来反思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也正因如此，我们也能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之中了解到其对人性本体的态度。通过以上解析，现代性这个观念在世界史范畴内的品质、特性、作用等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文化里生长出来，它起初是属于西方的，后来变成属于世界的。在各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发展出了此时此地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在漫长的文化行程里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信仰。__文化与继起的人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正题———反题这样的形式逻辑关系。在基督__，构成普遍理解活动之诠释基础的是“彼地彼时”这样一种观念。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世界正好是此前历史的反题，它把基督__诠释成人的自我异化，它主张人要活在当下，一种全新的观念便激发出来。从此，摆脱了自然主义态度下经验主义思想的束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超越性观念。笔者从现代文明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需要以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进行中国现代文明建设，从人性的角度进行民族精神塑造，并不是西方的就都是好的，只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之道，才能够使我国文化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张丽，李季.试论《西厢记》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现代性特征[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0，(02):41.
[2]贾晶晶.茅盾“为人生”文艺观溯源[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4):16-18.
[3]刘勇刚.云间派文学研究[C]//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获奖成果汇编2007-2008年度.2010.
《 中国现代文学传媒发展思路 》
摘要：这些年以来，笔者对我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深入性研究，也将相关的文学现象开展了理论性的探索，通过当代传播媒体层面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不单单将报纸书籍当作研究载体，同时也将文学本体拿来探索。为此，此研究能够推动现代文学探究模式、现代文学理念等方面的发展与完善，构建一个新型的探究局面，以此能够增加我们对现代文学的理解深度，基于文学史研究模式总结了现代“大文学”的探索思路，同时开展实践研究，并进行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现代传媒;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其探索深度也在不断增加。如果人们对社会学的“外在探索”产生了疲倦感，那么西方的一些结构主义、语义理论等“内在探索”也随之出现，文体探索也慢慢代替了那些以政治经济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文学探索。不过通过现代文学的探索历史能够看出，方法并非是全能且唯一的。各类探索方式介绍的系列作品，假如被整合到现代文学的整体框架中，那么就会产生新问题。也可以说，当现代传媒和中国现代文学探索的理论范围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探索模式，以此会全面地论述我国历代文学的理论特征，以此可以增强对理论问题的理解程度。
一、现代传媒和现代文学的常规关系
(一)媒体即为载体
对于信现代传媒而言，它属于古代传媒与传媒模式的创新发展成果，能够为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明确完善的传媒模式及媒体。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媒体即为载体，现代传媒也就是现代文学之载体。无论哪一个文学作品都需要物质载体，比如古时候的竹筒、纸扇、墙壁等，均通过特定物质形式得以展现。现代文学的出现即为现代传媒的出现，没有现代报纸媒体就没有现代文学，此为学术界已达到一致的认同。不过，传播媒体的变化也会带来现代文学的变化，如马拉印刷机时期的期刊与设备印刷机的报纸，它们的出版效率与质量等有明显的差距，文学创作可否随着印刷效率与质量的增强而发生对应的改变呢?不过，此两者并非是正比例关系，文学创作的审美理念与艺术成就的大小不会受到媒体改变而出现明显的变化。
(二)媒体即为中介
现代传媒属于文字载体，也就是说，报纸期刊属于文学创作的传媒工具，相关作品是利用特点的媒体得以发展的，即，媒体也就是所谓的中介。现代传媒能够将作者与读者的内在联系展现出来，同时也离不开对文学创作的引导及其创 作文 学的整体倾向。其实，读者也不是被动性地受影响或者被指引，如果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报刊或书籍的话，读者其实属于此“共同体”构成一部分，同时根据个人想法改变这个“共同体”。但是，由于作家力量及文学创作的不断增强，作家与报刊之间的影响力会减弱，个别报刊邀请有威望的学者撰稿并未是为了发行需要，大部分是为了能够点缀门面而已。反之，编辑部在明确选题、方针方面，也需要体现出高尚品格，通过获得大众称赞的方式得到有识人士的认同。29]
(三)媒体即为语境
现代报刊而已，不单单属于载体，也属于创作作品，属于文化形态的展现内容，报刊的发展能够为文学的出现提供特点的文化氛围，明确话语模式，甚至当作文学素材融入到作品内容中来。其实，对于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而言，其语境的内联包括两点内容，其一是现代传媒具有的时尚特征，能够指导大众生活、艺术理念的改变，对全社会审美观带来一定的影响。梁启超兴建的《新小说》与《新民丛报》和其“新民”理念、《申报》等明确了不同的建报理念，均展现了报刊面对普通市民的启蒙主义思想，在此氛围中出现的现代文学，通过启蒙为关键引导方向，现代文学具有凝重感，其实这和现代报刊更注重社会、政治有一定的联系。其二现代报刊对应的传播手段，能够为现代文学的创作语境的出现构建相应的文体模式。现代报刊大多数是稳定连续出版，考虑到现代交通工具的不断完善，能够让读者第一时间看到，由于此迅速交流的模式与固定持续出版的特征，能够为作家连载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也能够为作家实现一次性创作奠定基础，这和基于手抄与说唱的古典文学相比，此传播手段更能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二、现代传媒视野里的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文化传播视野里我国现代文化史的构建，必须研究“现代性”和我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分析我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发展与其规律。我国现代文学和我国古典文学的关键准则的一个特殊标注即为传播手段与媒体的不同。也就是，文学出现系统的实质改革，是造成文学现代性变化的关键诱因。
(一)重读“现代性”
“现代性”属于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关键定义，不过对此定义的了解，学术界的看法不一。通常来看，学术界普遍提到的“现代性”定义是由西方国家演变过来的。在西方，“现代性”可以理解为“当下”，大部分是被社会学家引用，属于“当代社会或文明发展的缩略语”。不过对于国内学术界而言，它重点是阐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并且也体现出民族观念的现代化状况，体现出理想化、未来化的特点。这些年以来，个别研究学家也慢慢重视文学史变化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并对此过程的现代性开展了深入性探索，并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现象。杨春时总结出“二十世纪我国文学的近代性”，此观念其实说明了“我国现代文学”的特性，是通过“现代文学”还是“近代性文学”来阐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不单单属于材料凭证的文学，也属于理论研究模式的问题。奕梅健编撰了《前工业文明和中国文学》一书，其通过我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原理与社会变化特征的层面，总结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对我国文化带来影响的相关论点。所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不单单要重视现代文学的根本特性，同时也要重视其传媒媒体与传播手段，站在时间角度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可以发现它比我国古典文学或西方文学更具有“现代性”特点。在我们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现代文学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时，就要重视现代传播媒体对我国文学造成的影响。就拿报刊是载体的现代传统媒体来说，我国现代文学也属于我国古典文学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异变的一部分，也就是，随着现代传播媒体的不断改革与发展，我国文学在发展阶段也出现了“断层”，一个新的文化理念与审美意识也在缓慢地形成。
(二)媒体属性和雅俗问题
对于现代文化传统媒体来说，其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缠绕着我国文学数百年的理论问题，即为“雅”“俗”与我国文学的高端化与普及化的问题。这数百年来，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也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内在联系，为此产生了不一样的文学理念。“通俗文学”代表着中性含义，不过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的批驳者而言，却体现出贬义意义，此为“五四”文学特别是文学探讨会的批驳方向，也是之后被文学史家丢弃的一角。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们也慢慢将目光转向了“被丢弃的一角”，一些探索文献也说明了现代文学发展的缺陷。即①，文学作品具有“通俗文学”内容;②个别学者认为，“文学母体包括两类，即‘纯’与‘俗’。由此可以看出，“通俗文学”属于我国现代文学的关键组成内容，其获得了成果即为我国现代文学的成果。不过，怎么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雅”和“俗”，也是缠绕人们的一个难题。
(三)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
通常而言，我国现代文学的理性意识属于我国文学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标识，也属于我国现代文学启蒙思维特点与显著的思想影响力的根本体现。在我们分析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的文化理念的时候，必须重视现代理性和文学的内在联系。但是，对于支持现代理性的科学形态来说，它和现代传播媒体也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通过文化角度来看，基于现代文学与工业社会代表的印刷媒体，由物质理念至语言创作，再至传播的实质形态与消费模式，均展现出现代文学里显著的理性意识。和古典物质文化氛围中的理性对比来看，现代传播媒体支撑下形成的理性即为基于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理性。
三、结语
总之，随着现代传播媒体与传播模式的不断改变，也慢慢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从一个狭小的范围里得以释放，具备了和“世界”直接互动的特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工业文明也慢慢影响着人类形成的文化形态，它属于一种要击垮传统文化的冲击力，以此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的社会地位。同时，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欲望与引导也不断地影响着现代文学，不过新的现代理念也在不断地形成，人们在此也慢慢能够看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即便我们基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来衡量我国现代文学的时候，也无法真正地认识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理念。为此，现代传播媒体从本质上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同时也对现代文学的变化提供了空间与机会。
参考文献：
[1]王平.传媒文化视野中的近代文学变革——评蒋晓丽的《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J].当代文坛,2008(01).
[2]徐萍.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J].齐鲁学刊,2008(06).
[3]崔文斐.现代传媒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J].青年记者,2008(33).
[4]管宁,谭雪芳.大众传媒视野下的现代文学——以现代通俗小说与 散文 文体变革为考察中心[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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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教育 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现代教育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教育的各个领域，全方位地冲击着教育的各个方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现代教育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青少年现代教育技术创新能力
一、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激发青少年创新意识
“好奇”是青少年学生的天性，是创新意识的潜能，我们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提供的功能强大的平台，给他们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营造创新氛围，激发他们的创造动机，使他们敢于幻想，大胆创新，培养他们的创造意识。比如，在教学初一几何“角的比较”时，先用CAI将两个角进行叠合，直观地展示叠合的全过程，得出角的大小，使学生掌握叠合法比较角的大小的这一 方法 ;再用CAI在刚才的两个角的图上闪现电子量角器，让学生观察得出这两个角的度数，从而比较出两个角的大小。通过以上的演示，学生很自然地了解了角的比较的过程、方法，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意识。
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发展青少年学生的 创新思维
开放性问题，可提高学生开放性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中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使学生更为开放，让学生充分展开想象，开创性地获取知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教学探究性活动“制作长方体开关的包装盒”时，先让学生观察现有的长方体纸盒产品的各个面的平行、垂直关系;拆开后，观察其展开图的形状;再复原，在复原的过程中，观察它的粘接方法。然后，学生画出草图，再用计算机画出展开图，并在展开图上进行美术设计。最后将设计图用彩色喷墨打印机打印出来。这样，在活动中，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动性，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大胆地设计、勇于创新、勇于实践。
三、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在潜移默化中培养青少年的创新能力
现代教育技术提供的优美的语言、美观的书写、新颖的形式、清晰的解题步骤，都会给学生愉悦的感情体验，使学生在愉悦的环境中学到创新的知识，从而激发学生创造灵感。如在教学几何证明题的格式时，先让学生自学，找出几何证明题的格式，然后，选取一道题，将它的解题过程用动画的形式展示出来，学生通过活动，更加深了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这样，在解决了数学问题的同时，又给学生创造的机会，同时也给学生以美的享受。这就打破了数学教学沉闷的常规，将数学趣味性、美学性和创造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现，而一扫数学的枯燥。
四、结语
实践证明，数学教学虽然是严谨的，但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教学中大胆使用现代教育技术，对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创新精神，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现代教育技术纸质教材所面临挑战和策略研究
一、前言
近十年来现代教育技术发展迅猛，教育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被开发引入到课堂教学中。本世纪初，多媒体技术开始被引入到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PPt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黑板+粉笔+课本”的课堂教学模式，课堂上教师更多的借助于多媒体技术手段开展教学。通过使用课件，教师可以将教学内容更为直观的展现给学生;通过使用多媒体播放器(MediaPlayer，RealPlayer，暴风影音等)，教师在教学中可以直接播放音频视频文件，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网络技术 的快速发展帮助教师实现了在教室内直接点击链接上网，为学生展示和提供更多的学习内容。近年来，无线Wifi逐渐覆盖校园，MOOCs，微课、“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被广泛的应用到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弹幕”等新型交流方式也开始被引入，教学过程中师生实时交流得以实现。越来越多的学生可以通过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来获取知识，随时随地 学习英语 (learnanytime，learnanywhere)。然而，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广泛使用也导致了教学中一些“诟病”的出现，例如:教师过分依赖多媒体课件，离开课件不会讲课或上课就是带领学生浏览课件;学生课上忙于浏览课件，不做笔记，被动学习等现象。最令人担忧的是:在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教材的角色变得十分尴尬。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学英语类教材不断更新，教材种类不断增多，教材内容极大丰富，但是对于教师而言，教材似乎已成为“鸡肋”，很多教师抱怨教学时间紧，教学任务太多、教材框架设计不合理，“越来越不知该讲什么内容了”。学生觉得外语教材“花架子”太多，没有内容，他们从中学不到什么有用的知识，教材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这种现状不得不令人担忧。外语类教材如何能在现代教育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得以生存和发展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因此，本文将从大学英语教师的角度探究如何将教材使用和新教育技术手段的应用相结合，更好的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和教师授课水平。
二、大学英语教材使用现状调查研究
《大学英语课教学指南》(修订稿，2015，以下简称《指南》)提出“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 文化 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使他们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工作中能够有效地使用英语，满足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发展的需要。”为了配合实现这一教学目标，各大出版社纷纷邀请外语教学专家和名师编写新教材，出版社之间的教材大战愈演愈烈，教材门类不断增多，从最初的一本英语教材发展到现在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综合教程，拓展教程、阅读教程、听力教程、视听说教程、写作教程以及各种配有网络学习卡的大学英语教材)。面对如此种类繁多的教材，教师和学生都一时无法适应，不知如何有效使用，进而出现了有的教材过度使用却效果不好，有的教材学生购买后从未使用过甚至全套退回教材科的现象。以内蒙古 财经 大学大学英语教材使用情况为例，本学年我们为大一新生订购了英语综合教程，视听说教程和 快速阅读 三类教材以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按照最新修订的《2015年内蒙古财经大学人才培养方案》(简称《2015教学方案》)，大学英语课程应在三个学期完成，每学期4学分，共计12学分。学分较《2014教学方案》减少了4个学分，68学时。那么如何在学分压缩、学时减少的现状下实现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有效将实体纸质教材和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相结合是广大外语教师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三、现代教育技术使用环境下教师教材使用策略探究
《指南》提出“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学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就其人文性而言，大学英语课程重要任务之一是进行跨文化教育。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学生学习和掌握英语这一交流工具，除了学习、交流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专业信息之外，还要了解国外的社会与文化，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意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就工具性而言，大学英语课程是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学的提升和拓展，主要目的是在高中英语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大学英语的工具性也体现在专门用途英语上，学生可以通过学习和专业或未来工作有关的学术英语或职业英语，获得在学术或职业领域进行学术交流的相关能力。”
(一)慎重选择单元教学主题
如上所述，当今时代网络技术高度发展，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源。课本上所出现的素材以及相关主题内容都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到海量的相关信息。推特(Twitter)、微信(Wechat)、QQ等网络实时交流工具的使用加速了信息更新的速度，信息传播瞬息万变，很可能今天的话题就会淹没在明天的信息海洋中，因此，每本教材前言中所提到的所谓“选题新颖“、“具有很强的实时性、时代性”的说法是不妥当的，这样的选题定位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现实，或无深度可循，不能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笔者认为，大学英语教材采用主题模式开展单元教学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主题选择需慎重对待。笔者认为，在大学英语教材中引入一些经久不衰的主题(爱情、亲情、战争、和平等)，再配之以经典的文学作品(节选、改写过的英美文学作品)或是一些能引人深思的美文、诗歌等，都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感受到语言之美，引导他们去探究主题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久而久之他们会主动阅读一些好的文学作品，逐渐养成自主阅读的习惯。
(二)合理设计每个单元内容框架
通过对大学英语类教材内容框架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尽管叫法不一，目前所有大学英语教材都将每个单元的教学内容划分为课文导入(lead-in); 文章 阅读(readandexplore)，这部分由两篇课文组成(textAandtextB，课文A为该单元的主课文，课文B为辅读课文，往往不被列入课堂教学时间内);每篇课文后配有相应的词汇练习和阅读理解问题;最后一部分是写作练习(writingpractice)。教师在安排教学时间时，往往设定2周完成1个单元的学习内容，如何在2周内完成如此多的教学内容的确是一个令教师们很头痛的问题。因此，为了按时完成教学任务，每个单元的教学往往是流于形式，教师匆匆赶课，教学重点不明确，学生对于所学的内容知之甚少，往往是学后一单元时就已经把前面学得知识忘在了脑后。针对这种现状，笔者建议教材编写者在设计每个单元内容框架时，不一定非要面面俱到，既提供课文又设计练习。而是要充分考虑到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应用。在每个单元主题下，通过互联网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文章链接、内容简介或导读，并设计相应的启发性练习和活动，鼓励教师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呈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思路，引导学生自主的开展探究性学习。例如，教材编写者可以将部分教学内容、文化背景知识等制作成微课，网络公开课程，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各类资源和辅助。课上教师可以借助于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引导学生充分理解学习内容，引发他们自主探究的兴趣，进而实现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中的人文性要求。
(三)根据教学目标编写分层次、个性化教材
当今时代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革新日新月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教材编写和使用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教材编写的综合性。即，目前大学英语教材种类过于细化，重复内容较多，应合理使用多媒体技术和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微课、MOOCs以及云技术等)将教材分类进行整合，要充分体现教材内容的综合性，尽可能为学生提供纸质教材之外的更多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资源，这样既有利于学生开展自主探究性学习，拓宽知识视野;更避免了教材的重复性浪费，减少了学生用于购买大学英语类教材的费用。同时，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可以编写适用于不同层次、满足不同学习需求的教材。针对大学英语课程的工具性需求，可以编写通用学术英语类教材和专门用途英语类教材;针对大学英语的人文性需求，可以编写通用英语教材或阅读教材来实现增进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四、结束语
未来，随着互联网宽带网速的提速和资费的下降，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距离将不断缩短，各国间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必将更为密切;无线Wifi将逐渐覆盖校园，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也将会更多的在课堂教学中得以应用。英语的重要性在未来将更为凸显，未来的大学英语教学必将面临新的挑战和变革。其中如何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科学合理的使用教材拓宽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语言的能力依然是我们未来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现代教育技术下的小学教学装备应用
一、加强教学实践研究，探索教学新模式
1.加强教学实践研究，多样性创设学习情境。
我们应遵循教育规律、特性，充分利用多种教育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例如，依托常规实验仪器设备设计实验;借助实物材料设计实验;运用多媒体演示虚拟实验;开展小发明、小创造、小制作、自制玩教具等形式的评选活动。这些教学活动能引导学生开展探究性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创造学习的能力，进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探索教学新模式。
我们应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装备，为多样的教学模式创造条件，以达成课程目标。
(1)动态演示模式。
在教学中，教师应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装备以直观、动态的演示效果创设有趣逼真的教学情境，既能调动学生的感官，又能促使学生积极思考，自然能提高其接受知识的能力。如在讲授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一文时，教师可利用交互式电子白板实景展示月夜的荷塘景色，其鲜艳的色彩、生动的实景、真实的效果让学生身临其境。这种直观形象地再现文字描写的表现模式，让学生思维从感性升华为理性，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想像能力和思维能力。
(2)自主探究模式。
运用多媒体和网络的强大资源，就能变教为导，达成学生自我探究的教学效果。以人教版《物理》九年级“变阻器”一节为例，教师通过多媒体课件让学生了解了变阻器的原理，再展示变阻器实物，并引导学生利用网络了解变阻器在生活中的应用;鼓励学生运用“电脑”中的虚拟仿真实验平台进行实验，以探究不同方案的效果。这样，就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行探究学习，既发挥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又培养了学生用科学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3)协作学习模式。
教师可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利用网络搜集学习资料，互相协作，实地调查，写成研究 报告 ，并利用网络与校外专家、学者和教师进行交流，以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
二、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在教学实践中的作用
在教学实践中，现代教育技术装备促进了教育教学模式的改变，优化了教学手段，改进了 教学方法 ，体现了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应有的作用。1.发展学生的素质。
(1)改变 学习方法 。
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可创设有趣的教学环境，使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思考，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其提高获取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2)增强学习的主动性。
现代教育技术装备能为学生提供相互交流的平台，学生可利用多媒体相互交流学习信息，研究学习方法，拓宽学习 渠道 ，增强学习的主动性、能动性。
(3)提高信息接受能力。
学生以多媒体为媒介，拓宽获取知识的范围，并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自然能提高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4)提高学习效果。
现代教育技术装备能创建真实的教学环境，促使学生带着任务学习。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提高自身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接收处理信息的能力。
2.提高教师的素质。
(1)转变教学方法。
在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装备的过程中，教师由传统“灌输式”教学中的主导者转变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帮助者，变“教”为“导”，能根据具体教学内容选择多样的教学方法以引导学生学习，很容易达成课程目标。
(2)教学手段的多样性。
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可实现直观教学，能轻易呈现教学重难点。同时，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制作的课件能补充相关知识，拓宽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消化和理解知识。
(3)提高教学科研能力。
现代教育技术装备能让教师通过网络快速获取资料，提高教学效率，改善备课方式等。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制作的课件可以提高教学质量，调动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并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
三、 总结
实践证明，在教学中巧妙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可突破时空的限制，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可突破教学难点，突出教学重点;可扩大课堂教学的信息量，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潜能，进而充分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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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宏杰百科名片 田宏杰教授田宏杰，女，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刑事法现代化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文化、经济刑法、比较刑法。目录生平成就及荣誉学业履历工作履历社会兼职科研成果获奖情况外语水平及能力著作论文生平成就及荣誉学业履历工作履历社会兼职科研成果获奖情况外语水平及能力著作论文展开 田宏杰 老师编辑本段生平 学术研究兴趣浓厚，不仅知识面丰富，研究视野开阔，而且治学勤谨。在攻读刑法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期间，每年均因学习成绩优秀、科研成果突出荣获一等奖学金。受聘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以及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工作期间，在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任务的同时，仍独立主持完成部级重点科研项目1项，作为主要承担人参与完成国家重点社科项目1项，省(部)级科研项目8项(其中含部级重点科研项目4项)，现独立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项（重点项目）、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专项资助项目1项。不仅通晓英语和日语，而且在刑法学领域中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迄今为止，已公开发表专业学术论文90余篇(其中，中国法学类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个人专著5部，2人合著3部，主编、参编学术著作近50部，在刑法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引起普遍关注和好评，8项科研成果10次荣获国家及省部级奖励，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刑法现代化研究》2002年经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被评为2002年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个人专著《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2005年被评为中国首届优秀法律图书奖（理论著作类）。 不仅在科研方面成绩突出，而且具有很强的爱岗敬业精神，兢兢业业于教学工作，教学效果良好。自2000年走上教学工作岗位以来，不仅每年超额完成教学工作量，而且在承担繁重的本科教学任务的同时，承担了具有相当难度的外国刑法学、中国刑法史、法律英语、行政刑法、经济刑法等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任务，并能一一出色完成，不仅在全校历年教学评估中名列前茅，而且因教学深入浅出，生动形象，能够结合授课对象的需求，准确高效地将立法、司法、学术研究和各类法律考试的最新动态及时传递给各类各层次的学生以及培训的司法实务部门工作人员，因而教学深受学生和教训人员好评，被学生评为“中国政法大学十大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编辑本段成就及荣誉 鉴于在科研教学方面的突出成绩，2001年由北京市教委批准，提前1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聘为兼职研究员；同年，应欧盟邀请，作为中国――欧盟法律与司法合作项目“高级访问者代表团”成员访问欧盟8国，参加欧盟司法改革运动的考察培训；2002年1月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聘为刑法学专业硕士生导师；2003年经北京市教委评定，提前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2004年4月由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聘为客座研究员；同年10月，作为中国政法大学引进人才，引进至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工作；2005年1月，被聘为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编辑本段学业履历 1984年～1987年 重庆一中（高中） 1987年～1991年 四川大学数学系应用数学专业（本科） 1994年～1997年 四川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1997年～2000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2003年～2005年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在校学习期间所获荣誉和奖励情况： 1994年～1995年 四川大学优秀研究生奖学金（一等奖） 光华奖学金（一等奖） 东京银行奖学金（一等奖） 1995年～1996年 四川大学优秀研究生奖学金（一等奖） 光华奖学金（一等奖） 东京银行奖学金（一等奖） 1997年 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毕业生”和“四川大学优秀毕业生” 1997年～1998年 中国人民大学“吕振万奖学金”（一等奖） 1998年～1999年 中国人民大学“中经报联报业奖学金”（一等奖）编辑本段工作履历 1991年7月～1994年8月 成都昆仑计算机公司从事计算机编程及应用 2001年11月～2003年11月 破格晋升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 2001年10月～12月 中国－－欧盟法律与司法合作项目“高级访问者代表团”访问欧盟8国（英、法、德、比、荷、卢、丹、瑞典） 2002年6月 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刑法现代化研究》获2002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2003年11月～2004年10月 破格晋升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2004年10月～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2005年1月～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生导师 2007年3月～ 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刑法现代化研究所所长编辑本段社会兼职 ⒈2001年09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研究员 ⒉2002年07月～ 中国法学会会员 ⒊2004年04月～ 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⒋2004年9月～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⒌2003年9月～ 北方天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编辑本段科研成果获奖情况 ⒈论文《故意致使国有资产流失罪的架构分析及立法建议》（合写，第二作者），1995年获四川省法学会优秀论文奖。 ⒉论文《挪用公款罪司法适用问题研析》（合写，第一作者），2000年9月获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海南杯”世纪优秀论文三等奖。 ⒊论文《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问题研究》（合写，第二作者），2001年3月获《人民检察》2000年度优秀论文三等奖（部级奖）。 ⒋《中国刑法现代化研究》（个人专著，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1月版），2001年11月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2年7月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3年9月获司法部法学科研成果优秀奖。 ⒌《公务活动中犯罪界限的司法认定》（参写，作者排名：2，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10月版），2002年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⒍《我国入世后的反偷渡活动防治对策研究》(独立撰写)，2003年12月获公安部直属机关“WTO与公安和队伍建设”征文比赛优秀奖。 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究》（独立撰写），载《法律适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国家法官学院主办）2003年第7期；2004年3月荣获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度优秀论文 二等奖。 ⒏《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个人专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1月版)，2005年1月荣获中国首届法律图书学术类著作优秀奖(奖项不分等级)。 ⒐《中国刑法解释》(参写，撰写字数：20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2006年荣获司法部法学科研成果一等奖。编辑本段外语水平及能力 为更好地参加学术交流，了解国外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本人多年来一直注重英语能力的训练，现在能够比较熟练地应用英语进行对话、阅读和翻译。此外，本人还学习了日语（二外）和法语（三外），有一定的听、读、写、译基础。编辑本段著作 1.《中国刑法现代化研究》(独著) 2.《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研究》(独著) 3.《违法性认识研究》(独著) 4.《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独著) 5.《“打黑除恶”刑事法律适用解说》(2人合著) 6.《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比较研究》(2人合著) 7.《妨害司法罪》(3人合著) 8.《单位犯罪适用中疑难问题研究》（主编） 9.《金融犯罪研究》（副主编） 10.《刑事案例诉辩审评·挪用公款罪》（主编） 11.《黑社会性质犯罪抗制对策研究》（副主编） 12.《中国内地与澳门刑法总则之比较研究》(合著) 13.《刑法总则案例分析》（副主编） 14.《刑罚适用例说》（副主编） 15.《金融犯罪比较研究》(合著)编辑本段论文 1.《无限防卫权的理性思考》(独立撰写) 2.《挪用公款罪司法适用问题研析》(第一作者) 3.《中西刑法现代化起源之比较考察》(独立撰写) 4.《刑罚目的研究——对我国刑罚目的理论的反思》(独立撰写) 5.《论刑事立法现代化的标志与特征》(独立撰写) 6.《挪用公款罪客观构成要件司法适用研究》(独立撰写) 7.《试论我国“反黑”刑事立法的完善》(独立撰写) 8.《论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独立撰写) 9.《侵犯专利权犯罪刑事立法之比较研究—兼及我国专利权刑法保护的完善》(独立撰写) 10.《票据罪客观行为特征研究》（独立撰写） 11.《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究》（独立撰写）， 12.《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独立撰写） 13.《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与犯罪构成关系的理性思考》(独立撰写) 14.《论刑事司法解释的创造性、限度及其方法》(独立撰写) 15.《宽容与平衡：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伦理思考》（独立撰写） 16.《试论商业受贿罪的危害及其司法认定》(独立撰写) 17.《犯罪构成体系与刑事诉讼关系解读—兼论刑事诉讼对犯罪构成的结构要求》（第一作者） 18.《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与犯罪构成关系的理性思考》 19.《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 20.《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司法适用研究》 21.《宽容与平衡：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伦理思考》 22.《试论商业受贿罪的危害及其司法适用》 23.《我国内地与港、台地区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之比较研究》 24.《中国刑法学研究应当注意的几个基本问题》 25.《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立法规定的反思》
刑法有广义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在我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刑法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刑法的论文篇1 浅析刑法中正当化行为初 刑法中正当化行为，一直都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法律术语，一如“一张普罗透斯似的面孔，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逻辑学认为，要想深化研究某一理论，明确基本概念必不可少。所以，面对这个有着众多歧义，且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刑法概念——“正当化行为”，首先要做的，便是厘清其内涵外延，明确其类型划分，而这无疑对“深化刑法理论研究，完善正当化行为的刑事立法，推动正当化行为的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1 正当化行为的理论界定 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体系中，对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化的行为，统称为违法阻却(性)事由，但日本有学者称其为“正当化事由”，或注括号“阻却违法事由”;德国有“阻却违法性”和“合法化事由”等词语;意大利多用“正当化原因”一词;俄罗斯以“排除行为有罪性质的情节”来予以表述。而“合法抗辩事由”则是其在英美双阶层刑法理论体系中的指称。我国大陆对于正当化行为的称谓就更多了，学者们对此莫衷一是。 在诸多称谓中，最具典型的便是以下五种：违法阻却事由、合法抗辩事由、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正当化事由。 2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正当化行为 要在众多称谓中厘清正当化行为的确切内涵，我认为，首先至少必须要研究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并进行概念对比。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宏观说明 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构成要件该当性(核心)、(事实的评价)—违法性(法律的评价)—有责性(责任的评价)”这样的三阶层评价系统。它将一个整体的行为，以不同的意义划分为不同的犯罪成立要件。而我国大陆地区的犯罪构成系统则是犯罪构成四要件，即“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客体要件”。四要件以“社会危害性为内容出发点，以要件齐合填充为构造形式”，意图从整体上综合宏观的评定犯罪行为。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质内容上的对应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中“构成要件”的要素的种类： 行为主体(只含“自然人与法人”及“特定身份”之内容，无责任能力评价) 行为客体(结果犯/行为犯，“法益”—社会秩序的想象价值) 行为(核心.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事实，包括行为时间、地点、实施方法或手段) 行为状况(行为时的特别情状) 行为结果 构成要件的故意与过失 对应性： “该当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行为主体特定身份要素——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 行为客体——犯罪对象 行为、行为状况、犯罪结果——犯罪客观要件 故意和过失——属于主观要件罪过的内容 “违法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形式的违法性判断中阻却违法事由(消极违法性因素，但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进行考察)——排除犯罪性行为(不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但在对行为作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审查时，又必须考虑是否具有这种阻却犯罪性的行为情形) 实质的违法性判断——犯罪客体要件 区别： 大陆法系国家：违法性判断存在着超法规性，即合法化事由的合法存在;实质违法性只是‘yes’ or ‘no’的问题，并无程度上的差别。 我国：罪刑法定要求，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客观要件都由刑法规定;犯罪客体要件与犯罪概念中的社会危害性紧密相连，它体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有责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的“责任”要素包括： 责任能力：行为人的负罪能力(刑事责任年龄以及精神状态) 责任故意：仅为对违法性的认识，不包括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 责任过失：判断是否具有阻却主观注意义务的违反性 期待可能性：期待行为人在彼时彼景下作出其他适法情形 对比： 责任能力要素——犯罪主体要件下的责任能力 责任的故意和过失——归于犯罪主观要件的罪过因素中 期待可能性，暂时并无与之相对应的完整部分 3 结语 形式上的侵害性、实质上的正当化、法律后果上的阻却事由，以及不受法律否定评价的性质，正是正当防卫的经典表述。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法系都对正当防卫进行不懈的研究，正说明了刑法谦益性是现代刑法的大势所趋，刑法体现人权保障是当今刑法的人心所向。所以，为法秩序所容忍、为保护法益所必需、法益衡量的重要标准——即是正当化行为合理存在的依据。正当化行为，既是对不必要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反抗，更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自我保护手段，我期待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可以将正当防卫纳入，从而具体贯彻程序高于实体、保护重于打击、预防先于惩罚的现代刑法理念! 刑法的论文篇2 论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 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病态现象，然而只要人类社会存续，犯罪必然如影随形，“刑期于无刑”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基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对犯罪行为人处以重刑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世界性偏好，即使在公认的法治程度高的西方国家，废除死刑的民意调查也是难以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具体到我国来讲，重刑思维就不仅仅是偏好，而是一种汹涌澎湃的狂热了，“刑， 从刀 ，井声， 刭也。”刑的本意就是一把刀，用来割人脖子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镇压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武器。从古至今，这一思想得到了极好的继承及发扬。然而正是这种可以理解且极具弥散性的重刑思维，深刻影响了我国刑法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各个方面，其正面效应趋向递减，而日益成为横亘在我国法治建设道路上的重大阻碍。本文拟对我国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的渊源、表现、危害性进行分析，提出改善重刑思维可能的努力方向。 一、重刑思维的渊源及传统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刑罚严酷而苛杂的开端，“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夏刑则大辟二百，髌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尚书大传》)春秋战国以至秦国的强大到最后统一六国，历经商鞅、慎到、韩非子等人的不断发扬，重刑主义思想达到顶峰。其认为由于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人君(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大敌矣。”(《 商君书·错法》)，因此民众是可治理的，治理的工具就是赏和罚，而且在法家的眼中，这两种驱驰民众的方法并非同等重要，罚的力度远远大于赏，即“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 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特别在社会动荡不安、利益纷争加剧的时代，刑罚轻缓是无法治理国家的，“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显学)而根据社会现实加重刑罚则会收到“ 藉刑以去刑”(《 商君书·开塞》)的目的，即“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故无刑也”(《 商君书·说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而且重刑主义被包装为爱民举措，民众畏惧重刑，就不会以身试法，反而对其是一种爱护。 “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 ，故鲜死焉，水懦弱 ， 民押而玩之 ，则多死焉 ，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其后虽历经汉代学者反思及批判，抛弃绝对追逐重刑的做法，但因这一思想契合封建帝国中央集权的需要而被隐蔽地保留下来，即董仲舒儒法合一，外儒内法的改造方式，剔除了绝对重刑主义过分暴虐残酷的内容，吸纳其对于君主专制集权有益的观念做法。在其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刑思维的面目虽然大体上趋于温和，但其内核却历经王朝更迭而未曾变异，如同远古的幽灵般一直盘踞在上到执政者，下到普通民众的观念之中。 二、重刑思维的表现形式 1、复仇思想根深蒂固，重刑观念挥之不去 作为一个从封建时代到现代文明社会之间缺乏过渡时期的国家，没有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旧有观念从未被彻底抛弃，而西方舶来的人道、自由、法治等进步观念未彻底扎根于国人心中，反映在刑法领域，就是复仇思想和重刑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自古就有“父之仇， 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国。” (《礼记·曲礼上》)的说法，从官方到民间都对复仇思想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同情及宽容，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又鼓励着复仇思想和行为的持续存在。在现代社会，追诉犯罪的权力原则性地属于特定的国家机关所有，不允许公民个人进行复仇。但是复仇观念并未因此无用武之地，只是变换了存在并起作用的领域而已，它仍然广泛存在于公共舆论空间。审视来今年来的社会热点，被公众及学界高度关注的刑事案件，除了少数的案件，因为脱离大众朴素正义观而被认为量刑过重以外(许霆案，“天价葡萄案”、“天价手机案”)，其余案件中，公众主导的舆论均一边倒地呈现要求对被告人处以重刑乃至死刑严惩，如张明宝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 2、对立法中新增罪名及加重刑罚的强烈诉求 纵观近期的刑法修正案，对民众意见广泛听取，增设了危险驾驶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组织考试作弊罪、替考罪等一系列罪名，立法的民主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此外，相对于已经被立法机关吸纳而成为刑法条文的建议，因此公众强烈呼吁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许多学者也积极为增设该罪论证。但是将扶危济困的道德义务上升到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不仅存在是否符合刑法理论自洽性的问题，而且对公民课以过高的义务，过分限制公民行为自由。 三、重刑思维的危害 1、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恶化刑事被告人的处遇。 重刑思维在严惩被告人的同时更加追求“杀一儆百”的威慑效果，相信重刑乃至死刑在整个刑罚体系甚至整个社会治理手段中具有最大的效用，“禁奸止恶，莫若重刑，禁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这种观念与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能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反而出现“失期当斩、举大义亦死”的尴尬局面，逼迫民众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在司法机关的追诉惯性和民众的舆论压力下，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正当权利被忽视和牺牲了。 2、阻碍现代法治的推进，蚕食司法改革的空间。 当代刑事法治建设具有一些普世公认的价值追求或者说评价标准，例如刑罚轻缓化、人道化、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以未决犯不羁押为原则、严格限制死刑乃至最终废除死刑等。虽然各国因为国情不同而对刑事法治存在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形态各异的法治建设道路，但是这些基本原则和方向是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传统的有罪推定、重刑思维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现实的刑法运行过程各方面都或深或浅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我们的极刑主要是针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这就是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突出打击重点、少杀慎杀综合起来得出的判决”，但是因为该案被告人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的恶劣的手段和及严重的犯罪结果，相比药家鑫案有过之而无不及，公众在对比之后自然对李昌奎案的死缓判决表示抗议，终审法院不得不做出“李昌奎案不存在任何黑幕，或法官徇私枉法的问题”、“该案判决结果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表决的”的声明。此前“为中国死刑判决立下创新型的标杆”的期许也显得过于乐观，这种尴尬结果准确地说并不是该案判决过轻，而是药家鑫案判决过重，在可以判处死缓的时候在强烈的死刑立即执行舆论下对后者作出了妥协，导致此后类似案件只可重不可轻的结果。这种案件恶劣的社会效应及其不利于我国限制死刑、最终废除死刑的目标实现。 3、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作和国家形象 从具体层面来说，我国在重刑思维影响下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广泛开展，因我国在贪污等犯罪中规定有死刑罪名，依据“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惯例，这些犯罪嫌疑人一旦潜逃境外即难以被遣送回国。我国每年实际执行死刑数一直讳莫如深，不但国际社会无从得知，国内学者对此也有“囿于缺乏司法信息等第一手研究材料而无法做到具体深入和理论联系实际，从而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2〕的困惑。在经历共九个刑法修正案，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九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的情况下，我国现行刑法存留的46个最高刑保有死刑的罪名中，仍然有很大的削减空间。 四、改善重刑思维的努力方向 1、增加对犯罪的宽容度 犯罪，是孤立的个人挑战社会最极端的方式。它理所当然受到社会中所有良善公民的憎恶，这种憎恶对于威慑犯罪、捕获犯罪人、对受害方给予心灵慰藉都是非常有益的。“人们对犯罪的愤恨影响与引导着社会对犯罪所作的反应，这种愤恨对社会的正义来说是不可缺少的。”〔3〕特别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深厚侠义精神的国家来说，嫉恶如仇、“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都是支撑社会良好运行的动力。如同菲利的犯罪饱和理论，每个社会因其独有的政治、经济形态，必然具有与之相匹配的犯罪数量。如今的人类依旧对犯罪现象深恶痛绝，正是因为人类更加意识到人本身的价值，意识到犯罪并不是个人绝对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意识到最好的社会政策才是最好的犯罪政策，才让我们对于犯罪人给予更多的宽容和谅解，而不是寻求用对其课以超过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重刑来抗制犯罪。 2、承认刑罚的作用的有限性 与道德、舆论、行政措施等现存的对抗犯罪的方法相比较，刑罚确实是最具强制力且威慑力的措施。一种意识上拟制的愿景。另外，刑法的运行所存在的副作用越来越被认识到，其报应犯罪的同时也刺激犯罪，预防犯罪的同时也滋生犯罪。如耶林所说“刑法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因此，在心理上抛弃刑法万能的思想，接受刑罚作用的有限性，宽容不仅是对犯罪行为而言，对刑法本身也需要宽容的保护，它是刑法得以良性运行的必须空间。 3、积极引导民意，创造民意与司法之间相对独立的空间 民意与司法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尤其在刑法领域，民意与刑法的交互影响始终是刑法运行中不能忽视的重大课题。刑法与道德关联密切，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在各部门法之中独得公众恩宠，备受媒体瞩目，特别在重大案件中想低调而不可得。在许多情况下，公众的密切关注与刑法运行呈良性互动的关系，公众与刑法的距离拉近，增加了认同与理解，刑法的价值理念与具体规范也得以传播与遵行。但重刑思维几乎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具有十分广泛的民意基础，稳定性极强，如果要对其予以改善，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运行中不能一味的妥协与屈从，刑法不应只是被动的反映社会，在社会变革与进步中也应有所担当，成为引领社会心理的力量。另外，刑事司法办案毕竟是极具专业性的活动，其有自身的话语体系，应当与民意保持一定的隔离，减少它对案件审理的负面影响，从前文对药家和李昌奎案的分析中，司法机关对民意的态度如草上之风，对于刑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也是极大的损害。 猜你喜欢： 1.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3000字 2.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 3. 刑法毕业论文 4.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参考范本 5. 刑法毕业论文参考范文
要报名还是要考试啊？
我肯定可以农村好的
你们导师有没有跟你定论题呢？或者说是论题的范围~你要不看下（农业科学）期刊里面别人已经发表的论文~看下参考下也是可以的~
新农村建设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搞了快两年，已取得一定的成就，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但我们仍然看到一些基层政府不能理解新农村建设的真谛，把新农村建设当作搞形象工程，或多或少地违背中央政府的初衷，有的还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为此，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想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贯彻好“以人为本”原则，做到发展为了农民，发展依靠农民，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农民。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以人为本”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旨所在，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然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党的基本执政理念，即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把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建国后我国为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而长期实行工农、城乡二元政策和以农业哺育工业政策，而形成所谓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三农”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与城市、工业、城市市民相比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农村是弱势地域，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具体表现在：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城市面貌反差较大； 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农民经济上收入水平低，政治上缺少相应的话语权，城乡居民在经济上收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差距在拉大......“三农”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的安定团结与持续发展，制约着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近些年来，我党十分重视化解“三农”问题，已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形势依然严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化解“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规划：“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短短二十个字，却关注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建设，渗透着“以人为本”，把实现农民群众利益，增进农民群众的福祉当作根本出发点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出路所在。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何贯彻“以人为本”1．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第一要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旨在化解“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又集中体现在农民的生活质量偏低问题。具体表现在：农民生存环境恶劣、负担过重、收入水平低且门路窄、缺乏相应的政治地位、进城务工受到不公正对待等。因而，着力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与根本目的，也是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的首要要求。正如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的指出：“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得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那么如何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第一，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公共财政向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力度，让公共财政涉及农民关注农业、交通、教育、卫生等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工作，重点整治涉农乱收费，“一事一议”不规范，村务财务混乱以及乡村债务问题，建立和完善减轻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体制。同时，推进以农村税费政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精简机构与人员，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推进“省直管理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公用”财政管理方式的政策。第二，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落实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探索“工业反哺育农业，城市反哺育农村”的长效机制。坚持以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方式发展农业，全力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促进农民增收。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兴办符合产业政策和地方特色产品的乡镇企业，大力吸纳农村富余的劳动力。第三，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加强对农村道路、通信、电网、供水、校舍、卫生所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同时本着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的原则对村容村貌进行改造，改变以前农民住宅与禽舍混杂的脏乱现象。做好农村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问题。第四，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的不平等待遇，逐步提升农民在各级人大中的代表地位，以提高农民的政治话语权利。目前，重点在于治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务工农民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切实解决务工农民工资偏低及拖欠问题，探索务工农民的工伤、医疗、养老保险问题，认真解决务工农民的子女上学问题。2．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激发农民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不能简单地把农民当作被同情、关怀、救济的对象。在新农村建设中落实以人为本，就是要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使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从而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目前，我国农村幅员广阔，农民和农村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部分，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单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新农村建设只有化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才有可能取得成功。邓小平同志曾充分肯定我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他说：“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在他看来，要解决农村农业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因此，新农村建设要突出农民的主体作用，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要把农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拥护不（下转第30页）（上接第17页）拥护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检验工作成败的根本标谁。做到凡事都要和农民商量，广泛征求农民的意愿，随时接受农民的监督，而绝不能搞强迫命令、搞政治运动。同时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善于总结推广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要破除一切影响农民创业的陈规旧矩，革除一切农民创业的体制弊端营农民创业的宽松环境，充分下放农民权力，搞好村民自治，健全村务公开。总之，要使建设新农民的过程成为农民群众参与发展、共享成果、实现价值的过程。3．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我国尚有八亿左右的农民，而且我国农民由于长期处于儒家文化熏陶之下，在历史的最底层，导致他们屈从现实、保守懦弱、听天由命，缺乏个性和开创精神，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缺乏主动性，被动地听从政权的调整，不懂得自己的权利，缺乏公民意识。这些缺乏至今仍在部分农民身上体现，它们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障碍。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难以转移，固然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跟农民整体素质偏低、观点落后不无关系。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因而，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把农民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对新农村建设至关重要。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关系着新农村建设的兴衰成败。提高农民素质的具体措施如下：第一，要大力改变农村教育落后的状况，强化普及农村九年义务免费教育，确保每个农村小孩都接受基本的国民教育。同时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各种技能培训，让每位农民掌握至少一门生产技能与技巧，提高农民的发展致富能力，使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和骨干力量。第二，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革除千万年来遗留下来的封建迷信、家族观念、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等落后观念，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逐步形成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家庭和睦、邻里相安、创业光荣等新文明新风尚。第三，加强农民的民主法制教育，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化，提高村民民主自治的素质，实现由“村民”向“公民”转变，由“法制”向“法治”的转变。第四，培育各种农民组织，增强乡村自我治理的能力。如成立由全体农民加盟由能人负责的现代农会，负责乡村的生产与经营；成立老年人协会，为新农村出谋献策，同时监督和制止农村发生的各种不良现象：成立妇女协会，负责农村孩童，特别是留守孩童的教育，以及家庭感情联络等问题。
请你做个小调查，你的家乡采用了哪些农业新技术、
当代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说理文章。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当代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与道德观念，是促进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文化精粹。本文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入手,深入地剖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与大学生德育的缺失原因，并提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的实践应用路径。
关键词：大学生;道德素养;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内涵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指那些经过实践及时间检验和社会择优继承检验而保留下来文化，至今5000多年的历史。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气魄之所在，不仅在中华民族长期发展的历程中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丰富内涵及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推行仁爱原则，注重“礼”节，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仁爱”思想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孔子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正是由于孔子的提倡，才使得“仁”位于“五常”之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孔子的仁爱思想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文观念。如果说“仁”是内隐的，是一个人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那么“礼”则是外显的，是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能够侧面映射出了一个人的仁德。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礼何”、“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乎”，孟子云:“辞让之心，礼之端也”，这些思想均与现代社会道德文明建设相一致，它提倡人与人之间应互相尊重、自省孝亲、感恩社会，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2.主张正确的“义利”观,强调恰当处理义和利之间的关系。义者，宜也,在传统文化中，指道德、精神的原则，而利指个人的私欲。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义为上，提倡“见利思义”精神。以义为上的理念涵盖了以下几方面的内涵：首先，求利务必要以受义为前提，先义后利。其次，求利的同时还需遵循义的标准。。恰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义生利”、“舍生取义”，才形成了中华民族先义后利、以义为上的优秀品质，才使得“义”成为众所周知的基本道德准则。
3.强调正确的“信用”观，有利于培养诚实守信的价值观。信者，诚也，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常”之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代表着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诚信是人立身处世之本，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信任的桥梁与纽带。《论语》云：“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民无信不立”，孟子曰：“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正确的“信用”观，有利于培养诚实守信的价值观。
4.倡导“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利于树立尊重、崇尚、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天人合一”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同小可的地位，它蕴涵着朴素的唯物辨证法的思想。从哲学的视角看，“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天人”皆有德，宇宙不仅是一个物质领域，更是一个生命领域、精神领域和道德的领域。天，即大自然;人，即人类。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它指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和谐统一的关系，指出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归本于自然,要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能够不断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从而达到天人相融、天人共乐的理想境界。这种理念在当今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极其严重、生态危机成为全球隐患的当下，何等意义，不言而喻。
二、当前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及缺失原因
当前，尽管各高校已经加强了对大学生关于传统文化的教育，可是我国大学生关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还不尽令人满意，譬如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意识淡薄、兴趣不浓、高校关于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系统性不足、大学生价值观扭曲、传统道德观念淡薄等。
分析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大学生自身的因素。当今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充分，学习动机不足。在应试教育机制的影响下，他们往往更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往往只是敷衍了事。而且他们心理发育尚未成熟，是非分辨能力还有待提高，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稳定，好奇心重，易受到外界新奇环境的干扰。尤其是在当今，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推进，各种不同文化、价值理念冲击的影响下，他们易受到各种消极文化思潮的影响，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抵触情绪。其次是社会环境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不停地受到西方文化的的强势入侵，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急剧下降。而且对于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的教育，还没有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的合力。再次是由于高校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影响。由于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高校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高校往往以应试教育为导向，片面地强调成绩与分数，轻视了传统文化的教育。此外，由于受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现了浓厚的科学主义与功利主义倾向，重视工科等实用学科，注重科研水平的提高，而传统文化教育则受到了一定的忽视。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的实践应用路径
1.更新教育理念，合理设置课程计划。俗话说，理念要先行。要加强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首先要更新教育理念。要让学生、家长、学校及全社会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转变智育至上、唯实用主义的倾向，重视大学生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如今，高校关于传统文化教育大多隶属于通识课程，以选修课程方式来进行，由于许多大学的教学管理机构及大学生本身对于通识课程、选修课程的认识不足。相关课程往往缺乏有效的教学效果评价机制，出现了教学流于形式、随意性大、效果无法评估等问题。因此，高校还需合理设置课程计划，建立一套完善的传统文化教育教育教学体系与良好的教育教学手段。
2.创设优雅的校园环境，营造传统文化育人氛围。传统文化教育不能只依赖于课堂教学这一途径，还需通过各种方法与形式来帮助大学生亲近、了解传统文化，而良好的校园文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教育力量。众所周知，校园环境是承载文化精神的载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离不开高雅的校园环境，因此，高校要以创建优雅的人文环境、营造传统文化育人良好氛围着手，以创建优雅的校园文化环境为载体，将传统文化元素尽可能地带入到校园环境建设中去，让大学生充分认识、认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当代大学生置身于一个有着浓郁中国文化风情与韵味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优雅校园，时刻感受优秀传统文化软环境的滋养，从而提升他们的文化品位，培养健康的人格。
3.开展传统文化主题教育活动，注重寓教于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应以文化经典为主要内容，力求专精结合、循序渐进，注重寓教于乐、引导启发。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多为文言典籍，可能会使初学者产生枯燥无味之感。古人云，“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因此，高校应通过开展各种关于传统文化的主题教育活动，以贴近学生生活的形式，寓教于乐，把传统文化的魅力尽可能的展示出来，努力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传统文化教学变得兴趣盎然。
参考文献：
[1]窦坤,刘新科.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传承[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115-119.
[2]李佑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管窥[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02):82-84.
[3]张载.《张子全书》(卷六),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页2.
摘要： 本论文以高校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为中心展开研究，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把握时代内涵，通过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与应用研究，探索新时期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模式的新空间。
关键词： 传统文化；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对日益驳杂的新媒介环境，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相较以前发生了剧烈变化，受西方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影响，大学生的思想意识领域呈现多元化趋向，集体认同感削弱，而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教育缺失，使得青少年文明素养的教育模式出现了困境。关于传统文化与青少年文明素养的关系，近年来国内研究大多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资源及育人载体等进行论述，传统文化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及手段，成为辅助性的教学工具。然而，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文化性符号在承担其文化表象作用的同时，也肩负着育人功用，在传统文化视域下探究青少年文明素养教育新模式，对当前高校所面临的九零后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困局的突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价值和影响
教育的目的在于提升个体的文明程度及修养层次，而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历史积淀的精华，在建构中华民族价值观、道德伦理体系、提升个体文明程度及修养层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当代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认为，传统是围绕人类不同的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积淀，它包括物质产品、思想观念、惯例和制度。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教育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高等教育则是当代肩负文化传承的社会机制，承载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以时代的要求为依据，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渗透到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中去，将传统文化与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大学生自强自立的精神境界、完善大学生人格修养等融合，实现并发挥传统文化在新时期具有时代内涵的育人功用。
二、探寻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的内在联系
文化是一种文明所造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是人们在创造文明过程中创造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从广义上讲，文化与文明相伴而生，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传统文化精神与文明素养教育的内在机制具有互通性，“没有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是从真空状态突然发展起来的，传统是整个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大本大源。”2传统文化作为整个民族的社会实践经验的凝华，内容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传统文化中所彰显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等，与大学生文明素养中的国家责任意识相映射；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点，与大学生正确的诚信观相联结；传统文化中谦恭礼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与大学生文明的交往观相关照。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而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可以说传统文化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时代意义。传统文化资源与文明素养教育内涵互为映射，也彰显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反思，九零后主体生长于新媒介环境下，呈现出多元化的思想意识倾向，而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缺失造成的历史虚无主义，使得九零后大学生的道德文化生态呈现出断裂现象，探讨传统文化与文明素养教育的内在联系，寻求当代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模式困局的新途径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传统文化视域下开拓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的新模式。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充分关照大学生文明素养培育的现实环境与精神特质，开掘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合，在教育形态中，不拘泥于思想道德修养等理论课的单一平台教育模式，不断拓展大学生传统文化视域下的文明素养教育的多渠道发展。
1.整合经典传统文化资源，发挥文明素养教育时效性。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日趋复杂，新思想的产生带来了教育管理的真空状态，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法负载新时期大学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教育的重任。而“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思想统摄性，可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产生巨大无形的文化整合力量。”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多元思想，具有潜在的美育功用。传统文化中儒家提倡“贵和尚中的和谐思想”以及“恭、宽、信、敏、惠”五德与当代的文明体系构建也有互通之意，整合传统文化资源，发挥其德育、美育功用的时效性，是当代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亟待开辟的新途径。
2.促进传统文化资源与新媒介传播相融合，创建高校文明素养教育的新语境。九零后大学生在新媒介传播影响下，对于价值观导向等教育手段、教育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文化的内涵教育受到了图片化、快餐化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与解构，如何利用网络媒体资源承载传统文化的育人功用，开辟高校文明素养教育的多元空间，即时有效地解决大学生价值观认知目标模糊、自我管理意识单薄、自我约束能力较弱，成为完善新时期传统文化视域下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的重要课题。在新媒体形势下探讨高校文明素养教育的深度发展，促进传统文化资源与新媒介传播的融合与发展，对创建高校文明素养教育新语境具有重要作用。针对新时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传统文化现代性式微、九零后大学生价值观多元复杂性等现象，明确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模式的价值影响及作用等，探讨传统文化现代性过程中对青少年道德进程的新要求及文明素养教育模式的新思路，以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联系，对实际工作中大学生文明素养的科学化、规范化等教育理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1.[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范英.社会公德概论[M].深圳:海天出版社,.
3.李大伟.基于传统文化维度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探究[J].德育天地,2012,(2).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是勤劳的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培育民族精神与民族素质重要的精神财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不断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当前的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着困境，需要采取有效的对策，提升大学生传统文化的基本素质。
关键词：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对策
一、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困境
1、教育手段的局限性
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从本质上来看，还是应试教育。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主要是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由教师不断讲解和学生课后自学来不断获取的，但是从课堂上所接受的知识毕竟还是十分有限的。从大学语文的教材可以看出，大多数课文是古代文学名篇，但数量少，有的还是阅读课文，教师一般不会进行详细的讲述，学生掌握自然也就存在一定的难度，并且其在编排上存在着衔接的问题，很多篇目比如《蜀道难》和《将进酒》等名篇在中学阶段已经出现过，大学教材中还会继续出现。很多大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对古代文学名篇篇名的认知之上，在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考核之时，很多大学生采取复制粘贴的方式来对待，其缺乏程度令人堪忧。
2、教育定位的不科学性
大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学校关注的是学生专业课的学习与学生今后的就业情况，并没有重视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这导致很多大学生除了将主要的时间放在专业知识的学习方面，还要抽出时间去考各种证件，比如四六级外语证、计算机等级证书等，这种实际情况导致很多大学生即使想去看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也没有时间，长此以往，很多大学生不仅是淡忘传统文化知识，甚至会认为传统文化知识在当代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导致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的鸿沟，将传统与现代分割开来。
二、 提高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实效性的对策
1、多管齐下抓传统文化教育
首先要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教材编写工作，编写适合大学阶段使用的大学传统文化方面的教材。其次，教师要鼓励大学生多读书。教师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引路人，需要不失时机地向大学生推荐优秀的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让大学生自己去选择感兴趣的读，并通过网络、电话和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与大学生开展交流，让大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感兴趣，并加深了解。最后，对于传统文化的考查，要从实际出发。教学的真正目的是让学生将知识运用到实际之中去，并能为以后的生活提供理性的支持，这就要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考核之时，注重将传统文化与时下文化连接，让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能在当代发出光彩，重振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2、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紧密结合
一所好大学看的是其文化的底蕴，这一文化底蕴，是在不断地继承与创新之间形成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时，其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等还没有定型，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大学生去形成自身的“三观”，而传统文化教育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理念，教育了无数大学生不断去积极进取。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定时代精神的精髓，其形成的过程必然会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是不同的时代已经给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其所包含的文化范畴方面，其内容则因不同时代的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所以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不存在一个大的鸿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连接的关键点就在于古为今用，不断去发展创新，在传统文化之中注入新时代的气息。
总之，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着教育手段的不科学性与教育定位的不明确等不足，面对现实之中存在的困境，应采取多管齐下抓传统教育、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紧密结合等措施，将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当作学校的重要事情来抓。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必须让全体大学生树立传统文化方面的意识，肩负起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振兴的重大使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苏宝梅.论传统文化与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J].山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
[2] 陈晓芸.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现状综述及原因分析[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文化瑰宝。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辩证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规范日常教育，重视契机教育，引领大学生深入领会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家学说
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攻坚期，这是一个破旧出新的时代，也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一句话，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随着现代化的铺开，各种外来价值体系的冲击及本土道德价值体系依托的本体即儒家文化的弱化，造成部分人价值观扭曲、精神失落，甚至道德败坏。青年大学生作为易感人群，容易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影响，如何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重要课题。
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性
1.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文化瑰宝，是华夏儿女智慧的结晶，是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沉淀在历史中的养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成、积淀有效地调节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引导着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协调天、地、人之间关系的一副良剂。以儒家思想为例，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儒家学说的精华思想中包含不少优秀传统文化，它是内圣外王、以仁为内在要求，以礼为外在规范的思想体系。虽然儒家学说集糟粕与精华于一身，但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强调内心道德层面的自身约束，强调由己达人的社会实现模式。这种道德层面的约束，内修“仁”，外靠“礼”，通过“仁”、“礼”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给力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2.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的现实要求。根据抽样调查显示，93%的学生是热爱祖国，奋发向上，进德修业，拼搏进取的。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认同；他们勇于拼搏，重视能力的提升和品德的锤炼；他们积极活泼、思想开放、富于创新意识。然而，随着全球化迅速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化转型、社会格局的急剧变革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价值观的影响，出现责任感不强、自我意识突出、自我约束能力弱、意志品质薄弱、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显得尤为重要。
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策略分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一定要从儒家思想中汲取有用的养分，重新构造适应新时代的价值体系，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规范日常教育，引领学生从读书交流中感受优秀传统文化。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以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磨炼坚忍的意志品质为重点，制定《实施方案》、《管理规定》和《学生行为规范》，对学生日常的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活动提出具体要求。积极开展励志读书活动，要求每人在大学期间阅读30至40本课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每月至少上交一篇读后感，参加一次读书心得交流活动；积极开展专题讨论活动，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围绕当前时事政策、社会热点问题和大学生成长成才普遍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要求每人参加一次讨论活动。通过健全管理机制，推进阅读活动常规化、机制化，化被动为主动，激发学生阅读交流的兴趣，引导学生自主、自觉地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怡情养志、励志成长。
2.重视契机教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活动，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修养。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国学经典、励志成语、名言警句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承载着中华儿女的美好希望，传递着催人奋进的正能量。可以定期开展“国学经典知识大赛”、“励志成语大赛”等教育实践活动，引领青年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怡情养志，励志成长，进而深入领会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注释：
①鲍鹏山.论语新读[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3]曾程,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精华的传承研究[J].人文论坛,2014.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令亿万中华儿女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载，经历多次朝代更迭和外族入侵，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饱经沧桑，虽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地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下面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3篇，供大家借鉴参考。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第一篇：新媒体环境下汉中传统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探析摘要：在新媒体时代的背景下，探索新媒体技术支持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当下研究热点。本文以汉中地区为切入点，借助新媒体技术，探讨汉中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与传承的问题。分析汉中地区的经典成语故事、古代文学作品、传统戏剧、以及传统手工艺的数字化创新与传播，探索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传承，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公众的民族情怀与人文素养的有效路径。关键词：新媒体; 中国传统文化; 汉中历史文化遗产; 现代化转化与传承;1 研究背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其意义就在于对传统文化进行新时期背景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只有在已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传统和传统文化才能承承相因、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发扬光大。”[1]“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传统文化是人民辛勤工作和智慧的结晶。我们必须从历史的延续和文化发展的继承出发，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进行创新。”[2]因此，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化，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担当，同时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一种使命。新媒体是一种新生的媒体形式，它是继传统的报刊、广播、户外、电视后出现的“第五媒体”。其功能强大，主要借助于当今发达且成熟的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移动网络、区域无线网等技术渠道以及互联网、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的终端，实现海量信息资讯和娱乐体系的在线共享。新媒体技术使得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和接收者实现了平等和对等，人们既可以发布和传播信息，也可以接收和享用信息，并与周围的人和事物以及世界实现互动。“新媒体的特征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3]新时期，保护和传承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历史性任务。将新媒体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结合起来，使得两者相辅相成，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着重要意义。2 汉中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简介“截止到2011年6月，汉中已经拥有国家级名录6项，省级名录39项，市级名录59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广泛，种类多样，既有体现历史文化的故事传说及民间戏曲，又有贴近百姓生活的各种民俗活动。”[4]其中比较知名的有蔡伦造纸传说、洋县佛教音乐、镇巴民歌、汉调桄桄、洋县架花焰火技艺、洋县悬台社火等，两汉三国时期遗存下来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民俗丰富了汉中的地方传统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急需借助新媒体传播平台进行现代转换与传承。3 汉中地方传统文化新媒体形式的现代转化与传承(1）汉中经典成语故事及传说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成语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璀璨一页。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包含着一段令人回味的历史烟云，其中蕴含着很丰富的人文哲理与生活经验。汉中历史悠久，两汉三国历史文化比较丰富，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流传下了许多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成语故事及历史传说，比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萧何月下追韩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骞故事传说、廉泉让水、褒姒传说等。对经典成语故事及传说进行整理和编排，标注拼音，制作成为电子书样式，并配上真人语音以及名家讲读的音频；还可制作成幻灯片PPT的形式，配上相应的图片，如果条件允许则可使用GIF动态图片，这样更具吸引力。此外，将文化典故以动画的方式进行呈现，或制作音频节目，将文本转化为音视频以满足受众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借助手机APP在线功能推广和宣传，实现文化的活态传承。(2）汉中地区传统手工技艺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千百年来，中国的传统工艺与人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工具与材料，人们将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和认识，以相对稳定的造型、图式、技艺和文化等要素凝结在器物之中。[5]中国传统工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由于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氛围，汉中本地保留下来了一些传统的手工技艺，例如，汉中面皮的制作技艺、蔡伦造纸工艺、汉中张氏摩崖石刻拓印技艺、洋县蓑衣编制技艺、城固泥塑、洋县架火烟花、谢村黄酒酿造技艺、西乡松花蛋制作技艺等。这些丰富多彩的地方手工技艺急需得到关注和保护。在今天这个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大众传媒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可以借助网络媒体的传播方式来进行宣传与推广，使传统技艺能够被广大的人们所认知和了解。因此，对汉中本土传统手工技艺进行视频加工，将诸如蔡伦造纸技艺、汉中面皮、谢村黄酒的制作过程完整的拍摄记录下来，对其中的加工环节进行细致和完美的展现，能够引发受众的感知欲和好奇心。通过拍摄纪录片或微电影形式，配以优美动听的背景音乐，让观众在观赏这些传统手工技艺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愉悦与放松，体味传统文化的魅力。(3）汉中传统民俗文化和民俗活动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历经千秋的历史典故，家喻户晓的民俗活动，见证了汉中地区历史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开放，相比陕南地区其他区域所特有的自然风光，汉中地区的民俗文化更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首先是汉中的民俗文化，即在汉中境内的民间地区所形成和保留下来的民间艺术，例如汉调桄桄、镇巴民歌、洋县佛教音乐、端公戏等。进行新媒体形式的转化，可以请一些老艺人和技术成熟、经验丰富的民间艺术家进行现场演绎，通过现场录制和后期制作的方式形成音视频作品，通过各大视频媒体以及网络平台进行投送，也可以由当地政府着手操作，在地方台以及各大公共场所的LED屏幕上进行滚动循环播放。其次是汉中的民俗活动，汉中的民俗活动多种多样、种类丰富，如南郑协税社火高跷、南郑新集采莲船表演、略阳羌族羊皮鼓舞、洋县杖头木偶戏、洋县悬台社火、老君庙会、春官说春发放春贴、勉县武侯墓清明祭祀活动等。这些精彩纷呈的传统民俗活动展示了汉中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要对其进行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播，可以借助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网络进行传播，充分挖掘民间传播的力度。例如，可以邀请知名视频网站的主播，比如哔哩哔哩、Ac Fun、斗鱼、抖音等，现场参与活动并进行实时直播与互动，借助主播个人的影响力和自媒体视频平台的强大扩散力，可以吸引更多的关注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汉中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此外，借助微信，建立汉中民俗活动的公益性宣传公众号，向广大的在线用户进行推送，有一定的宣传与展示效果。(4)VR技术与汉中文化旅游景点的线上结合。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是一种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能使用户沉浸到环境中。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汉中还拥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即各种文化旅游景点。其中，两汉三国时期的石门栈道、古汉台、拜将坛、饮马池、武侯墓、张良庙等。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资金，聘请专业的技术团队，对这些文化旅游景点进行精准的测绘，然后通过计算机进行3D立体建模，建立线上文化博物馆。还可在城市内的各大公共场所建立市文化旅游景点的VR体验馆，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不用亲临景区，借助VR设备，进行在线漫游，体验立体沉浸式虚拟游览，并能与景点内的物体进行互动，从而获得立体式全感官的综合性体验。这种新的游览方式与以往的游客进入景区实地游玩体验相比，在保持景点全部区域各种参数与信息完整收录与提供的同时，还降低了参与体验的门槛，能够让游客获得多倍的感受与身心的全面满足，充分体现人性化的思维与设计理念。4 结束语本文主要探讨了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汉中历史文化遗产的转化与传承的可行性策略，提出借助在线网络媒体技术和各种视频平台，以及VR技术，对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进行视频化和立体化的制作的发展路径。此设想的实现需要政府的帮助与支持，加大新媒体传播的力度，使汉中的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得到普及并深入人心。参考文献[1] 吴增礼，王梦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维度和限度[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01):1-7.[2] 侍舒玮.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J].戏剧之家，2019(12):219+221.[3] 张婕，苗思雨，逯鹏祥，等.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播特征与对策研究[J].城市党报研究，2020(03):90-92.[4] 潘秀梅，张慨.浅析陕西汉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保护现状[J].美与时代（上），2013(07):43-45.[5] 贺超海.中国传统工艺的当代价值研究[D].北京科技大学，2018.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传统文化资源和文化元素丰富多彩，是人类文明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灿烂瑰宝，为中华民族繁衍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每一位炎黄子孙永铭于心的骄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兴衰，其要害之处在于，即“犹如没有血脉的生命是不可能生存生长延续一样，没有文化的民族同样是不可能生存壮大的。具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如血脉之重” 。因此，寻求传统文化生命旺盛之因，弘扬传统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究竟什么是传统文化呢？顾冠华先生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在一些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作用下形成和传承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文化的具有生命力的中国古代文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植根于中华民族土壤中的稳定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积淀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精粹。还有的学者认为：“传统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在经过不断地产生和淘汰的过程后，得以积淀、保存、延续下来的具有重要价值和生命活力的文化。” 在笔者看来，传统文化主要是指世代相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思想、道德、风俗、习惯、典籍、宗教、艺术、科技、制度和思维方式等，是一个外延很广的概念，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等，其核心和灵魂是精神文化。我们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主要指中华民族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具有民族精神文化。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连接古代、现在和未来中国人的时间之流和生命之流，是中国人的精神生命” ， 也是中华民族香火永续的生命活力。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因此谈及它的特点，往往是见仁见智。但是概括起来主要有：重视人生和入世的人文传统、重视伦理纲常和道德教化、重视中庸和谐的处世哲学、重视坚韧顽强的文化性格。一部《易经》阐发辩证思想，阐述“变”是一切事物根本规律的道理；一部《道德经》以玄学观念“道”来阐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一部《论语》述说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正是这三部经典学说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得以构建，随着时间推移，历代思想家不断迸发出各种创造性的思想，这些思想经过沉淀和发展逐渐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方面，更多地表现在思想精神方面。具体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可大致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世代相传、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古以来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重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如岳飞的“精忠报国”，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二是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拼搏精神。中华民族自古就产生了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形成了敢于超越自我、顽强拼搏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如，“夸父追日”、“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战天斗地其乐无穷的思想无不体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向上、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三是求真务实的诚信品格。这种诚信的品格一方面体现为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精神，以及老子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自知品质。另一方面表现在商品交易中的“童叟无欺”、“货真价实”、“市不二价”等诚实守信上。四是贵和乐群的和谐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一方面指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另一方面指“中庸”思想，即提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五是追求高尚的道德修养。中国传统文化囊括了大量的追求高尚道德情操的思想。其中儒家主张以提高自身修养为根本，重视道德力量的感化作用，倡导以德服人，见贤思齐。正是由于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其影响了无数人并树立起远大的抱负和培养了高尚的道德情操。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文化传承，既有客观必然性，又有主观能动性，就犹如“基因”的力量和积极的选择一样。传统文化是“源”，现代文化是“流”。“源”是“流”的起点，“流”是“源”的发展。因此，新时期我们应该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取其精华，去其槽粕”的方针，以一种新的观念、视野、方法和逻辑去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不断丰富现代文化。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文化根基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的大地上迅速传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民本主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思想和唯物主义实践观等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有着相互融通的契合点，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植根中国提供了优良的文化土壤。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实是一个公正、平等的理想世界，这与中国“天下为公”的大同构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共产主义得以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为其所奠定的思想基础密不可分。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其核心内容就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这些其实就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的、革命的爱民、重民学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提倡 “民惟邦本”的思想，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更容易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理解和运用。实践证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深得民心，才取得了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这与传统文化奠定的民本思想基础息息相关。 再次，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阶级斗争思想相契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的誓死保家卫国的气概和不屈不挠的民族斗争精神使得中国人民取得了历次革命的伟大胜利。而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力图通过阶级斗争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和维护广大群众的权益，这点与传统文化提倡的善于斗争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它也使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容易被中国人认同。 （二）中国传统文化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文化资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的发展得益于优秀的民族文化环境。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看，任何时代的社会意识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前人所积累的思想材料。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其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气质和精神底蕴，它们贯穿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各个方面。正是深受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得以形成和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就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为了顺应新时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并自觉以此行事的要求，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对其内容进行了精炼和通俗的概括。从国家层面看，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看，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看，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我们仔细研究不难发现，这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炼概括仍然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核心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加以提炼而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文化资源。 （三）中国传统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文化力支持 首先，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指导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既适应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所倡导的“无为而治”的理念――即“减少政府干预”的理念，从而更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其次，传统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是在吸收中国儒家文化的大同理念和“方圆”规则等精华思想的基础上，按照马克思所倡导科学社会主义的秩序精神――“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所形成的。 再次，中国传统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思想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思想，是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指导原则，在充分汲收中国传统儒家“小康”思想的精华和提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而形成的。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以德治国”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以德治国”思想，是对刘少奇同志关于“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新的共产主义文化和社会道德”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是对中国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升华。 （四）中国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文化先导力 高占祥先生说过：“文化先导力，是探索力、是先遣力、是先行力，一句话是文化先驱力”。从发达国家来看，他们非常注意利用文化的先导性来促进社会发展。“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个人的梦，其本质内涵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要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而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取向，“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的生态伦理以及“养浩然之气”的道德修养等向我们展示了优良的中国文化传统，即奉献精神和爱国情怀、艰苦奋斗和坚韧不屈的精神、环保意识和和谐理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全的人格特质，这些都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从而更容易凝聚人民力量推动中国梦的实现。正所谓“强者无先例，强者的真正意义是文化先导力的活力，文化先导力是创造未来的科学” 。从文化的维度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实现中国梦的丰富资源，而中国梦也蕴含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文化力量。实现中国梦，需要文化精神的旗帜，需要文化精神的自信，需要文化精神的激励。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实现伟大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