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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展与深入，与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息息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文学研究本科论文 范文 ，供大家参考。
《 现代文学 教育 文本细读的地位与 方法 》
【摘要】文本细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学术能力，是克服现代文学教育中片面注重文学史弊端的重要手段。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应该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学生阅读的直觉 经验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结合，提升学生直觉阅读经验后的理论深度;从外部创新课堂形式，树立学生课题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题形式中培养自觉阅读的习惯。
【关键词】文本细读;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地位与方法
自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至今，现代文学教育走过了近90个春秋，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学术体制和教学体系。文学史教育在建构学生的理论体系、培养学生史的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轻视文本细读，以至于学生文本解读能力下降，文学审美趣味减弱，进而影响到学术研究风气：“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喜欢制造宏大课题”，其害大焉。因此，我们必须 反思 文学史中心论教学体制的弊端，重视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文本细读在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对于文本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陈思和先生曾有这样生动的比喻：二者“类似于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构成天幕下一幅壮丽的星空图”。2试想，我们如果天空没有星星，只有几个符号，说这是月亮、这是太阳，那么估计我们都没有看星空的兴致了。因此，文本是文学史的内核，在以文学史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兴趣是如果我们的课堂，一开始就是大谈文学史关于某段时期的基本概况，谈某位作家的基本特色，举几个老调重弹的例子，那么学生如听天书，不知所云，甚至会轻视现代文学，以为现代文学不过就是反封建，追求自由平之类的枯燥名词。如《狂人 日记 》，按传统讲法，先分析鲁迅生平，揭示其思想是讲“礼教吃人”，艺术成绩，简单枯燥，理论先行。但是，如果我们带着学生去读《狂人日记》让学生去体会，提出问题。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学生也许会问：为何见了月光，就爽快，觉得以前全是发昏?引发思考。接着就是“我怕得有理!”为何?既有对过去的害怕，三十年来一直吃人和被人吃，也有对未来的恐惧，梦醒了，不知路在何方。这恰是一个刚觉醒者的心理写真。接着引导学生读吃人的意象演变，辩证吃人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关系，将抽象的吃人变为丰富的审美的存在，从而引发阅读兴趣，调动他们课后阅读的积极性。其次，文本细读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学术修养的基础。在当今社会，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基础教育。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高雅的趣味、理性的精神是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基本功能，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审美趣味和理性精神呢?阅读是重要手段。陈思和先生曾说：“在大学本科生阶段，甚至是硕士研究生阶段，能够指导学生细读文学名著，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通过文学名著的阅读提高他们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解，要比言目的理论鼓吹或者死记硬背一些文学史知识有益得多。”现代文学是既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也有其特殊性，即现代性，既是语言的现代性，也是“人学”的现代性。如读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夜》。将自我瞬间的感觉融入宇宙中。看似物我相融，其实早不是古典的意境，而是现代人的情怀，人不是自然的附庸，而是理性的存在。情绪的瞬间变化，就在“星”与“宇宙”的意象的关系中得到转化，节奏虽情感而起伏跌宕。如果我们带着学生朗诵体味，一字一句地分析，慢慢地欣赏，在这种体味到人的渺小与伟大，对于我们理性地看待自己，理性地看待社会，不是善莫大焉吗?亦能让他们分辨出诗歌的美学，提高欣赏的趣味，或许可以对网络语言起到净化作用。
二、文本细读的方法
首先，以人为本，注重直觉体验，不断设问，追寻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文学即是人学。文学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交汇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读文学作品时，应该直面作品，注重直觉体现。特别是现代文学，写的是现代人的境遇，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心灵的碰撞，碰撞之后，我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了问题，就有了阅读的起点，也就逐步找到进入作品的切口，进而一步步观照作品，反观自身。譬如说，读鲁迅的《过客》，我们现代读者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人“在路上”，而且坚持“在路上”，那么他为什么要一直在路上。我们也一直在路上，我们会是为鲜花而活吗?抑或是看到坟墓就不走呢?我们是否思考自己是谁?这些直觉体验后的思考，让我们一步步解开他所拒绝的事物的喻指，进一步思考“过客”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哲学，鲜花是希望，放弃，坟墓是绝望，亦放逐，就连我是谁都不思考，只为“我还得走”的绝对命令而活着，这恰恰是最强大的意志力，在反复的疑问和解疑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切近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次，坚持文史结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文本细读，要坚持论从史出，文史相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切记陷入“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的窠臼。具体方法，我比较赞成王卓慈所言的“教师通过文木细读的 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上升到理论思考，再运用相应的文学理论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评论”，“从而使其能够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说来，即先直觉体验，再结合文学史、作者生平及相关的文学理论使学生的阅读理论化，最后再回来文本，加深印象， 总结 方法，积累经验，指导今后的阅读。如徐志摩的诗歌，我们先通过直觉读出《雪花的快乐》的欢快，《再别康桥》中淡淡的哀愁，《火车擒住轨》中发愤，我们在结合徐志摩的生平、思想，联系中国现代诗歌史，加深理解，会发现，这是徐志摩爱情、人生和思想一步步发展的写照，更是徐志摩诗歌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嬗变的轨迹，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理论、知识读徐志摩诗歌，理解即更深刻。最后，打破老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引导，使学生成为作品阅读的主体。老师先示范，带领学生进入阅读的情景，引导学生设问，逐步深入思考，负责解释难点。例如，我们在讲解小说时，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体悟，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改编的过程既是阅读深入以至再创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无论是对思想内蕴，艺术手法，都会作深入的思考，应用到实践中去;排演的过程，既是加深学生阅读理解的过程，又是陶冶学生人格、提升学生审美情趣的过程。此外，还可以让学生来主导课堂，设计问题，分组研讨，集中评点，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实现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也是从外部培养学生文本细读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结语
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为了更好地开展现代文学教育，纠正文学史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我们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重视文本细读中学生的直觉作用，在直接中设疑，建立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需要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阅读方法，培养学生文本细读中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深度;需要通过创新课堂教学形式，打破老师的中心地位，引导学生成为文本细读的主体，自觉地在丰富多样的阅读形式中培养文本细读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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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卓慈.文木细读与名著选木的叠交汇通[J].黑河学刊,2005(05).
《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
摘要：在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大局环境下，众多文学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逐步完善当中。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希望通过文明的重塑来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进而逐步丰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民族精神;人性解放
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它对我国文学事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 文化 等多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精神核心是启蒙，是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它呼吁人性解放、主张张扬个性，同时也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发展潮流。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周树人先生一生从事于国民思想和国民性的探索，他的《祝福》一文充分反映现代文学的启蒙潮流。该文以年关之夜匆匆由外地赶回家中的“我”为引线叙述了整个 故事 ，作为一个“现代化”、拥有全新精神世界及语言体系的“外来者”，面对一个封建守旧的鲁镇，“我”所接受的思想教育完全不能融入其中，甚至会对鲁镇腐朽的思想观念感到无比沉痛和悲哀，而“我”也被长期遵循封建礼教和思想的鲁四老爷所排斥，见面就寒暄“大骂其新党”。从鲁四老爷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沉浸于 传统文化 不能自拔的老者形象，他们对新生事物充满敌对心理。
从勤快迂腐的祥林嫂身上“我”看到一个备受传统礼教和封建宗法所迫害的女性形象，祥林嫂认为“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因此，神神秘秘的来问“我”人死后是否有魂灵，“我”诧异、吃惊、疑惑，为什么一个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关心的不是自身问题，反而是自己死后的情况，可见封建礼教制度对其迫害的程度之深。“我”所看到的有悲哀、失望，对于一个善良朴实的人死后亦然被骂“谬种”时，所发出的各种感叹。从现代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是鲁四老爷还是卫老婆子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其长期受封建礼教浸淫的本性表露无遗。
精神文化才是治疗疾病的良方，沈从文认为西方文化腐蚀着人们的德行，造成民众精神和人格上的病弱，让民族缺乏生机和活力，传统的民族德行和品质仅存在于不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人性之中，只有那里供奉着“人性”和“希望”，《丈夫》就是这样一首人性之歌。青年丈夫让自己的妻子卖身养家在湘西是一项极为寻常的风俗，而它却是现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通过讲述青年进城看望妻子的见闻，展现其麻木、愚昧，进而觉醒的过程。丈夫进城不仅受到老鸨的款待，就是见到妻子的嫖客水保后，也没有现代人眼中的对立和尴尬，两人相处较为平静，最后丈夫带妻子回到乡下。如果硬性将其归于阶级冲突，还不如将其作为风俗旧习上人性感召的转化。在妻子与别人交易时偷偷压抑喘息，他感到羞愧、懊悔，因水保嘱咐而心中不再平静，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斗争和挣扎，最终下定决心带妻子返回乡下，这是人性的最终醒悟。在那艘船上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他甚至无法拥有与妻子的片刻温存，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的破碎让他幡然醒悟，在船上受到的不仅仅是人身体上的侮辱和侵犯，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践踏的是基本的权利，这也是年轻夫妻最终鼓起勇气反抗命运和习俗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水保、老七，还是丈夫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活得都是那么自然、不做作，尽管这个社会存在着种种违背人道主义的陈规旧俗，但是人性会引导其从命运的捉弄和陋习中摆脱出来，会让人们最终步上正轨。正因如此，沈从文认定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符合人性的文化方式才是治愈中国民族的良药，这样人们才不会被现代文明中的各种不幸恶果所侵害。无论鲁迅或是沈从文他们自身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极大影响着其文化取向，正因为鲁迅幼年时期在日本的求学经历，使鲁迅对西方国家价值体系产生了认同感，他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文明且理性的，是值得中国模仿的。而古老的中国封建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是颓废腐朽，需要摒弃。我们不能否认封建思想、制度当中确实存在着不良因素，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扬、去传承。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对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周树人以在铁屋中进行呐喊的方式，意图唤醒正在沉睡中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使我国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然而，沈从文却是背道而驰，他放弃了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希冀的视野，反而以超越性的眼光去触摸历史的暗流，并且运用敏锐的洞悉力，去理性的分解文明。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形式来反思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也正因如此，我们也能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之中了解到其对人性本体的态度。通过以上解析，现代性这个观念在世界史范畴内的品质、特性、作用等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文化里生长出来，它起初是属于西方的，后来变成属于世界的。在各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发展出了此时此地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在漫长的文化行程里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信仰。__文化与继起的人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正题———反题这样的形式逻辑关系。在基督__，构成普遍理解活动之诠释基础的是“彼地彼时”这样一种观念。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世界正好是此前历史的反题，它把基督__诠释成人的自我异化，它主张人要活在当下，一种全新的观念便激发出来。从此，摆脱了自然主义态度下经验主义思想的束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超越性观念。笔者从现代文明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需要以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进行中国现代文明建设，从人性的角度进行民族精神塑造，并不是西方的就都是好的，只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之道，才能够使我国文化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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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勇刚.云间派文学研究[C]//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获奖成果汇编2007-2008年度.2010.
《 中国现代文学传媒发展思路 》
摘要：这些年以来，笔者对我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深入性研究，也将相关的文学现象开展了理论性的探索，通过当代传播媒体层面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不单单将报纸书籍当作研究载体，同时也将文学本体拿来探索。为此，此研究能够推动现代文学探究模式、现代文学理念等方面的发展与完善，构建一个新型的探究局面，以此能够增加我们对现代文学的理解深度，基于文学史研究模式总结了现代“大文学”的探索思路，同时开展实践研究，并进行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现代传媒;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其探索深度也在不断增加。如果人们对社会学的“外在探索”产生了疲倦感，那么西方的一些结构主义、语义理论等“内在探索”也随之出现，文体探索也慢慢代替了那些以政治经济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文学探索。不过通过现代文学的探索历史能够看出，方法并非是全能且唯一的。各类探索方式介绍的系列作品，假如被整合到现代文学的整体框架中，那么就会产生新问题。也可以说，当现代传媒和中国现代文学探索的理论范围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探索模式，以此会全面地论述我国历代文学的理论特征，以此可以增强对理论问题的理解程度。
一、现代传媒和现代文学的常规关系
(一)媒体即为载体
对于信现代传媒而言，它属于古代传媒与传媒模式的创新发展成果，能够为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明确完善的传媒模式及媒体。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媒体即为载体，现代传媒也就是现代文学之载体。无论哪一个文学作品都需要物质载体，比如古时候的竹筒、纸扇、墙壁等，均通过特定物质形式得以展现。现代文学的出现即为现代传媒的出现，没有现代报纸媒体就没有现代文学，此为学术界已达到一致的认同。不过，传播媒体的变化也会带来现代文学的变化，如马拉印刷机时期的期刊与设备印刷机的报纸，它们的出版效率与质量等有明显的差距，文学创作可否随着印刷效率与质量的增强而发生对应的改变呢?不过，此两者并非是正比例关系，文学创作的审美理念与艺术成就的大小不会受到媒体改变而出现明显的变化。
(二)媒体即为中介
现代传媒属于文字载体，也就是说，报纸期刊属于文学创作的传媒工具，相关作品是利用特点的媒体得以发展的，即，媒体也就是所谓的中介。现代传媒能够将作者与读者的内在联系展现出来，同时也离不开对文学创作的引导及其创 作文 学的整体倾向。其实，读者也不是被动性地受影响或者被指引，如果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报刊或书籍的话，读者其实属于此“共同体”构成一部分，同时根据个人想法改变这个“共同体”。但是，由于作家力量及文学创作的不断增强，作家与报刊之间的影响力会减弱，个别报刊邀请有威望的学者撰稿并未是为了发行需要，大部分是为了能够点缀门面而已。反之，编辑部在明确选题、方针方面，也需要体现出高尚品格，通过获得大众称赞的方式得到有识人士的认同。29]
(三)媒体即为语境
现代报刊而已，不单单属于载体，也属于创作作品，属于文化形态的展现内容，报刊的发展能够为文学的出现提供特点的文化氛围，明确话语模式，甚至当作文学素材融入到作品内容中来。其实，对于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而言，其语境的内联包括两点内容，其一是现代传媒具有的时尚特征，能够指导大众生活、艺术理念的改变，对全社会审美观带来一定的影响。梁启超兴建的《新小说》与《新民丛报》和其“新民”理念、《申报》等明确了不同的建报理念，均展现了报刊面对普通市民的启蒙主义思想，在此氛围中出现的现代文学，通过启蒙为关键引导方向，现代文学具有凝重感，其实这和现代报刊更注重社会、政治有一定的联系。其二现代报刊对应的传播手段，能够为现代文学的创作语境的出现构建相应的文体模式。现代报刊大多数是稳定连续出版，考虑到现代交通工具的不断完善，能够让读者第一时间看到，由于此迅速交流的模式与固定持续出版的特征，能够为作家连载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也能够为作家实现一次性创作奠定基础，这和基于手抄与说唱的古典文学相比，此传播手段更能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二、现代传媒视野里的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文化传播视野里我国现代文化史的构建，必须研究“现代性”和我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分析我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发展与其规律。我国现代文学和我国古典文学的关键准则的一个特殊标注即为传播手段与媒体的不同。也就是，文学出现系统的实质改革，是造成文学现代性变化的关键诱因。
(一)重读“现代性”
“现代性”属于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关键定义，不过对此定义的了解，学术界的看法不一。通常来看，学术界普遍提到的“现代性”定义是由西方国家演变过来的。在西方，“现代性”可以理解为“当下”，大部分是被社会学家引用，属于“当代社会或文明发展的缩略语”。不过对于国内学术界而言，它重点是阐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并且也体现出民族观念的现代化状况，体现出理想化、未来化的特点。这些年以来，个别研究学家也慢慢重视文学史变化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并对此过程的现代性开展了深入性探索，并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现象。杨春时总结出“二十世纪我国文学的近代性”，此观念其实说明了“我国现代文学”的特性，是通过“现代文学”还是“近代性文学”来阐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不单单属于材料凭证的文学，也属于理论研究模式的问题。奕梅健编撰了《前工业文明和中国文学》一书，其通过我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原理与社会变化特征的层面，总结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对我国文化带来影响的相关论点。所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不单单要重视现代文学的根本特性，同时也要重视其传媒媒体与传播手段，站在时间角度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可以发现它比我国古典文学或西方文学更具有“现代性”特点。在我们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现代文学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时，就要重视现代传播媒体对我国文学造成的影响。就拿报刊是载体的现代传统媒体来说，我国现代文学也属于我国古典文学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异变的一部分，也就是，随着现代传播媒体的不断改革与发展，我国文学在发展阶段也出现了“断层”，一个新的文化理念与审美意识也在缓慢地形成。
(二)媒体属性和雅俗问题
对于现代文化传统媒体来说，其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缠绕着我国文学数百年的理论问题，即为“雅”“俗”与我国文学的高端化与普及化的问题。这数百年来，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也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内在联系，为此产生了不一样的文学理念。“通俗文学”代表着中性含义，不过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的批驳者而言，却体现出贬义意义，此为“五四”文学特别是文学探讨会的批驳方向，也是之后被文学史家丢弃的一角。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们也慢慢将目光转向了“被丢弃的一角”，一些探索文献也说明了现代文学发展的缺陷。即①，文学作品具有“通俗文学”内容;②个别学者认为，“文学母体包括两类，即‘纯’与‘俗’。由此可以看出，“通俗文学”属于我国现代文学的关键组成内容，其获得了成果即为我国现代文学的成果。不过，怎么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雅”和“俗”，也是缠绕人们的一个难题。
(三)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
通常而言，我国现代文学的理性意识属于我国文学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标识，也属于我国现代文学启蒙思维特点与显著的思想影响力的根本体现。在我们分析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的文化理念的时候，必须重视现代理性和文学的内在联系。但是，对于支持现代理性的科学形态来说，它和现代传播媒体也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通过文化角度来看，基于现代文学与工业社会代表的印刷媒体，由物质理念至语言创作，再至传播的实质形态与消费模式，均展现出现代文学里显著的理性意识。和古典物质文化氛围中的理性对比来看，现代传播媒体支撑下形成的理性即为基于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理性。
三、结语
总之，随着现代传播媒体与传播模式的不断改变，也慢慢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从一个狭小的范围里得以释放，具备了和“世界”直接互动的特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工业文明也慢慢影响着人类形成的文化形态，它属于一种要击垮传统文化的冲击力，以此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的社会地位。同时，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欲望与引导也不断地影响着现代文学，不过新的现代理念也在不断地形成，人们在此也慢慢能够看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即便我们基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来衡量我国现代文学的时候，也无法真正地认识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理念。为此，现代传播媒体从本质上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同时也对现代文学的变化提供了空间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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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教育 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现代教育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教育的各个领域，全方位地冲击着教育的各个方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现代教育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青少年现代教育技术创新能力
一、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激发青少年创新意识
“好奇”是青少年学生的天性，是创新意识的潜能，我们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提供的功能强大的平台，给他们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营造创新氛围，激发他们的创造动机，使他们敢于幻想，大胆创新，培养他们的创造意识。比如，在教学初一几何“角的比较”时，先用CAI将两个角进行叠合，直观地展示叠合的全过程，得出角的大小，使学生掌握叠合法比较角的大小的这一 方法 ;再用CAI在刚才的两个角的图上闪现电子量角器，让学生观察得出这两个角的度数，从而比较出两个角的大小。通过以上的演示，学生很自然地了解了角的比较的过程、方法，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意识。
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发展青少年学生的 创新思维
开放性问题，可提高学生开放性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中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使学生更为开放，让学生充分展开想象，开创性地获取知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教学探究性活动“制作长方体开关的包装盒”时，先让学生观察现有的长方体纸盒产品的各个面的平行、垂直关系;拆开后，观察其展开图的形状;再复原，在复原的过程中，观察它的粘接方法。然后，学生画出草图，再用计算机画出展开图，并在展开图上进行美术设计。最后将设计图用彩色喷墨打印机打印出来。这样，在活动中，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动性，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大胆地设计、勇于创新、勇于实践。
三、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在潜移默化中培养青少年的创新能力
现代教育技术提供的优美的语言、美观的书写、新颖的形式、清晰的解题步骤，都会给学生愉悦的感情体验，使学生在愉悦的环境中学到创新的知识，从而激发学生创造灵感。如在教学几何证明题的格式时，先让学生自学，找出几何证明题的格式，然后，选取一道题，将它的解题过程用动画的形式展示出来，学生通过活动，更加深了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这样，在解决了数学问题的同时，又给学生创造的机会，同时也给学生以美的享受。这就打破了数学教学沉闷的常规，将数学趣味性、美学性和创造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现，而一扫数学的枯燥。
四、结语
实践证明，数学教学虽然是严谨的，但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教学中大胆使用现代教育技术，对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创新精神，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现代教育技术纸质教材所面临挑战和策略研究
一、前言
近十年来现代教育技术发展迅猛，教育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被开发引入到课堂教学中。本世纪初，多媒体技术开始被引入到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PPt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黑板+粉笔+课本”的课堂教学模式，课堂上教师更多的借助于多媒体技术手段开展教学。通过使用课件，教师可以将教学内容更为直观的展现给学生;通过使用多媒体播放器(MediaPlayer，RealPlayer，暴风影音等)，教师在教学中可以直接播放音频视频文件，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网络技术 的快速发展帮助教师实现了在教室内直接点击链接上网，为学生展示和提供更多的学习内容。近年来，无线Wifi逐渐覆盖校园，MOOCs，微课、“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被广泛的应用到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弹幕”等新型交流方式也开始被引入，教学过程中师生实时交流得以实现。越来越多的学生可以通过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来获取知识，随时随地 学习英语 (learnanytime，learnanywhere)。然而，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广泛使用也导致了教学中一些“诟病”的出现，例如:教师过分依赖多媒体课件，离开课件不会讲课或上课就是带领学生浏览课件;学生课上忙于浏览课件，不做笔记，被动学习等现象。最令人担忧的是:在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教材的角色变得十分尴尬。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学英语类教材不断更新，教材种类不断增多，教材内容极大丰富，但是对于教师而言，教材似乎已成为“鸡肋”，很多教师抱怨教学时间紧，教学任务太多、教材框架设计不合理，“越来越不知该讲什么内容了”。学生觉得外语教材“花架子”太多，没有内容，他们从中学不到什么有用的知识，教材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这种现状不得不令人担忧。外语类教材如何能在现代教育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得以生存和发展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因此，本文将从大学英语教师的角度探究如何将教材使用和新教育技术手段的应用相结合，更好的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和教师授课水平。
二、大学英语教材使用现状调查研究
《大学英语课教学指南》(修订稿，2015，以下简称《指南》)提出“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 文化 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使他们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工作中能够有效地使用英语，满足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发展的需要。”为了配合实现这一教学目标，各大出版社纷纷邀请外语教学专家和名师编写新教材，出版社之间的教材大战愈演愈烈，教材门类不断增多，从最初的一本英语教材发展到现在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综合教程，拓展教程、阅读教程、听力教程、视听说教程、写作教程以及各种配有网络学习卡的大学英语教材)。面对如此种类繁多的教材，教师和学生都一时无法适应，不知如何有效使用，进而出现了有的教材过度使用却效果不好，有的教材学生购买后从未使用过甚至全套退回教材科的现象。以内蒙古 财经 大学大学英语教材使用情况为例，本学年我们为大一新生订购了英语综合教程，视听说教程和 快速阅读 三类教材以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按照最新修订的《2015年内蒙古财经大学人才培养方案》(简称《2015教学方案》)，大学英语课程应在三个学期完成，每学期4学分，共计12学分。学分较《2014教学方案》减少了4个学分，68学时。那么如何在学分压缩、学时减少的现状下实现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有效将实体纸质教材和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相结合是广大外语教师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三、现代教育技术使用环境下教师教材使用策略探究
《指南》提出“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学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就其人文性而言，大学英语课程重要任务之一是进行跨文化教育。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学生学习和掌握英语这一交流工具，除了学习、交流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专业信息之外，还要了解国外的社会与文化，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意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就工具性而言，大学英语课程是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学的提升和拓展，主要目的是在高中英语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大学英语的工具性也体现在专门用途英语上，学生可以通过学习和专业或未来工作有关的学术英语或职业英语，获得在学术或职业领域进行学术交流的相关能力。”
(一)慎重选择单元教学主题
如上所述，当今时代网络技术高度发展，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源。课本上所出现的素材以及相关主题内容都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到海量的相关信息。推特(Twitter)、微信(Wechat)、QQ等网络实时交流工具的使用加速了信息更新的速度，信息传播瞬息万变，很可能今天的话题就会淹没在明天的信息海洋中，因此，每本教材前言中所提到的所谓“选题新颖“、“具有很强的实时性、时代性”的说法是不妥当的，这样的选题定位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现实，或无深度可循，不能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笔者认为，大学英语教材采用主题模式开展单元教学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主题选择需慎重对待。笔者认为，在大学英语教材中引入一些经久不衰的主题(爱情、亲情、战争、和平等)，再配之以经典的文学作品(节选、改写过的英美文学作品)或是一些能引人深思的美文、诗歌等，都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感受到语言之美，引导他们去探究主题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久而久之他们会主动阅读一些好的文学作品，逐渐养成自主阅读的习惯。
(二)合理设计每个单元内容框架
通过对大学英语类教材内容框架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尽管叫法不一，目前所有大学英语教材都将每个单元的教学内容划分为课文导入(lead-in); 文章 阅读(readandexplore)，这部分由两篇课文组成(textAandtextB，课文A为该单元的主课文，课文B为辅读课文，往往不被列入课堂教学时间内);每篇课文后配有相应的词汇练习和阅读理解问题;最后一部分是写作练习(writingpractice)。教师在安排教学时间时，往往设定2周完成1个单元的学习内容，如何在2周内完成如此多的教学内容的确是一个令教师们很头痛的问题。因此，为了按时完成教学任务，每个单元的教学往往是流于形式，教师匆匆赶课，教学重点不明确，学生对于所学的内容知之甚少，往往是学后一单元时就已经把前面学得知识忘在了脑后。针对这种现状，笔者建议教材编写者在设计每个单元内容框架时，不一定非要面面俱到，既提供课文又设计练习。而是要充分考虑到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应用。在每个单元主题下，通过互联网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文章链接、内容简介或导读，并设计相应的启发性练习和活动，鼓励教师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呈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思路，引导学生自主的开展探究性学习。例如，教材编写者可以将部分教学内容、文化背景知识等制作成微课，网络公开课程，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各类资源和辅助。课上教师可以借助于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引导学生充分理解学习内容，引发他们自主探究的兴趣，进而实现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中的人文性要求。
(三)根据教学目标编写分层次、个性化教材
当今时代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革新日新月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教材编写和使用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教材编写的综合性。即，目前大学英语教材种类过于细化，重复内容较多，应合理使用多媒体技术和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微课、MOOCs以及云技术等)将教材分类进行整合，要充分体现教材内容的综合性，尽可能为学生提供纸质教材之外的更多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资源，这样既有利于学生开展自主探究性学习，拓宽知识视野;更避免了教材的重复性浪费，减少了学生用于购买大学英语类教材的费用。同时，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可以编写适用于不同层次、满足不同学习需求的教材。针对大学英语课程的工具性需求，可以编写通用学术英语类教材和专门用途英语类教材;针对大学英语的人文性需求，可以编写通用英语教材或阅读教材来实现增进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四、结束语
未来，随着互联网宽带网速的提速和资费的下降，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距离将不断缩短，各国间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必将更为密切;无线Wifi将逐渐覆盖校园，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也将会更多的在课堂教学中得以应用。英语的重要性在未来将更为凸显，未来的大学英语教学必将面临新的挑战和变革。其中如何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科学合理的使用教材拓宽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语言的能力依然是我们未来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现代教育技术下的小学教学装备应用
一、加强教学实践研究，探索教学新模式
1.加强教学实践研究，多样性创设学习情境。
我们应遵循教育规律、特性，充分利用多种教育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例如，依托常规实验仪器设备设计实验;借助实物材料设计实验;运用多媒体演示虚拟实验;开展小发明、小创造、小制作、自制玩教具等形式的评选活动。这些教学活动能引导学生开展探究性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创造学习的能力，进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探索教学新模式。
我们应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装备，为多样的教学模式创造条件，以达成课程目标。
(1)动态演示模式。
在教学中，教师应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装备以直观、动态的演示效果创设有趣逼真的教学情境，既能调动学生的感官，又能促使学生积极思考，自然能提高其接受知识的能力。如在讲授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一文时，教师可利用交互式电子白板实景展示月夜的荷塘景色，其鲜艳的色彩、生动的实景、真实的效果让学生身临其境。这种直观形象地再现文字描写的表现模式，让学生思维从感性升华为理性，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想像能力和思维能力。
(2)自主探究模式。
运用多媒体和网络的强大资源，就能变教为导，达成学生自我探究的教学效果。以人教版《物理》九年级“变阻器”一节为例，教师通过多媒体课件让学生了解了变阻器的原理，再展示变阻器实物，并引导学生利用网络了解变阻器在生活中的应用;鼓励学生运用“电脑”中的虚拟仿真实验平台进行实验，以探究不同方案的效果。这样，就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行探究学习，既发挥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又培养了学生用科学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3)协作学习模式。
教师可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利用网络搜集学习资料，互相协作，实地调查，写成研究 报告 ，并利用网络与校外专家、学者和教师进行交流，以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
二、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在教学实践中的作用
在教学实践中，现代教育技术装备促进了教育教学模式的改变，优化了教学手段，改进了 教学方法 ，体现了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应有的作用。1.发展学生的素质。
(1)改变 学习方法 。
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可创设有趣的教学环境，使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思考，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其提高获取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2)增强学习的主动性。
现代教育技术装备能为学生提供相互交流的平台，学生可利用多媒体相互交流学习信息，研究学习方法，拓宽学习 渠道 ，增强学习的主动性、能动性。
(3)提高信息接受能力。
学生以多媒体为媒介，拓宽获取知识的范围，并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自然能提高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4)提高学习效果。
现代教育技术装备能创建真实的教学环境，促使学生带着任务学习。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提高自身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接收处理信息的能力。
2.提高教师的素质。
(1)转变教学方法。
在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装备的过程中，教师由传统“灌输式”教学中的主导者转变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帮助者，变“教”为“导”，能根据具体教学内容选择多样的教学方法以引导学生学习，很容易达成课程目标。
(2)教学手段的多样性。
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可实现直观教学，能轻易呈现教学重难点。同时，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制作的课件能补充相关知识，拓宽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消化和理解知识。
(3)提高教学科研能力。
现代教育技术装备能让教师通过网络快速获取资料，提高教学效率，改善备课方式等。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制作的课件可以提高教学质量，调动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并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
三、 总结
实践证明，在教学中巧妙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可突破时空的限制，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可突破教学难点，突出教学重点;可扩大课堂教学的信息量，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潜能，进而充分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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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增加农业经济效益提高现代农业水平论文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成本的降低会引起相关产业成本的降低;农产品质量的提高会带动相关产品质量的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引起一系列复杂的滚动效应，使得相关产业和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也不同程度的得到了提高。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农业经济效益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业成本中物质资料消耗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大幅度提高，物质资料的质量和价值水平影响农业生产成本的高低，从而影响到经济效益的高低。农业经济效益受许多因素影响，发展农业现代化必须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1制约因素
自然环境
在农业生产中，自然因素是作为生产要素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生物资源等自然资源的贫乏或丰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劳动的自然生产率的高低，从而决定着农业产量的高低，最终决定着经济效益的高低。
农业生产投入
成本和经济效益构成农产品商品的价值，成本与经济效益在价值中处于此增彼减的矛盾之中，成本低则经济效益高，成本高则经济效益低。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要提高经济效益就要努力降低单位农产品的成本。单位农产品的成本与农业集约化程度有着直接因果关系。不同的农业集约化程度，会带来农业生产力的递增、递减或不变三种状态。最佳的农业集约度，能实现单位农产品成本最小，经济效益最大。
农业经营规模
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不同的农业经营规模表现出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不同的结合度。它们的有效结合程度越高，各生产力要素的利用越充分，经济效益就越高。相反，三者之间的有效结合程度越低，其中有些生产力要素的利用就不充分，经济效益就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农业企业和农户既是农业劳动者又是农业经营者，他们既要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又要销售农产品，两方面的价格直接决定着经济效益的高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高低同农业生产经济效益成反比;农产品价格的高低同农业生产经济效益成正比。
2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措施
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
农业先进技术包括生物技术现代化和物质技术现代化。两者对实现农业高产、高品质、高效率及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有着重要作用。在推广先进农业技术时，要正确处理农业高产、优质、高效三者关系，尽量实现三者的高度统一。在三者难以兼顾的条件下，要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在优先位置;在一般情况下，不能采用增产减收的农业技术。
实行保护性耕作
传统耕作作业环节多，成本高，有机质还田量低，耕层结构变差，资源能源双消耗。保护性耕作与传统耕作比较有如下优点：降低地表径流60%左右，减少水土流失80%;减少大风沙60%左右;提高水分利用率17%～25%;增加土壤肥力，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节约人畜用工50%～60%;提高经济效益，收入增加20%～30%。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优化整合农业资源，是等量投入获得更多产出的有效途径。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应根据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实际情况，把各种农作物和畜群布局在自然条件最适宜的区域，充分利用各地的生产实际，提高农作物和畜群的物质和能量的'转化效率，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优化专业区域结构，把农产品的生产相对集中在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适宜区域，实现农业生产专业化、社会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对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开发农副产品资源，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有重要的作用。
发展农村教育科技事业
发展农村教育科技事业，既是发展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也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途径。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最终要依靠农业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在我国广大农村，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和农业科技推广事业，使广大农民的文化科技水平得到普遍提高，成为科学种田和科学养殖的能手。
建立健全农业市场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是农业经营者在市场竞争中实现的。建立健全农业市场体系才能为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市场保障。
加强对农民利益的保护
在市场竞争中，农民得到公正的待遇，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最基本的条件。国家对农业的合理保护，使农业经济效益在农业与国民经济之间，农民与国家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增强农民经营农业的积极性和发展农业的经济实力。当前，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支持农民实行自我保护等，并使主要的农业保护政策法制化，为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积极加强对农业现代化最新知识学习，努力探索适合在本地区使用的各项农业推广服务模式和方法，更好的发挥推广农业先进技术、不断促进生产、传播农业科技知识的作用，切实做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你们导师有没有跟你定论题呢？或者说是论题的范围~你要不看下（农业科学）期刊里面别人已经发表的论文~看下参考下也是可以的~
不管什么样的论文，首先要确定一个课题，也就是研究对象，然后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顺序来确定你的论文提纲，进而收集资料和数据，在导师的指导下，不断修改，完成论文的写作。实在不懂写不好也没有关系，我可以告诉你如何进行。
我肯定可以农村好的
（一）主题的写法[2]毕业论文只能有一个主题（不能是几块工作拼凑在一起），这个主题要具体到问题的基层（即此问题基本再也无法向更低的层次细分为子问题），而不是问题所属的领域，更不是问题所在的学科，换言之，研究的主题切忌过大。因为涉及的问题范围太广，很难在一本硕士学位论文中完全研究透彻。通常，硕士学位论文应针对某学科领域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并得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二）题目的写法毕业论文题目应简明扼要地反映论文工作的主要内容，切忌笼统。由于别人要通过你论文题目中的关键词来检索你的论文，所以用语精确是非常重要的。论文题目应该是对研究对象的精确具体的描述，这种描述一般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研究结论，因此，我们的论文题目不仅应告诉读者这本论文研究了什么问题，更要告诉读者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三）摘要的写法毕业论文的摘要，是对论文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其他人会根据摘要检索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因此摘要应包括：对问题及研究目的的描述、对使用的方法和研究过程进行的简要介绍、对研究结论的简要概括等内容。摘要应具有独立性、自明性，应是一篇完整的论文。（四）引言的写法一篇毕业论文的引言，大致包含如下几个部分：1、问题的提出;2、选题背景及意义;3、文献综述;4、研究方法;5、论文结构安排。问题的提出：讲清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选题背景及意义：讲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对国计民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文献综述：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的同时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讲出自己的改进思路。研究方法：讲清论文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安排：介绍本论文的写作结构安排。“第2章，第3章，……，结论前的一章”的写法是论文作者的研究内容，不能将他人研究成果不加区分地掺和进来。已经在引言的文献综述部分讲过的内容，这里不需要再重复。（五）结论的写法结论是对论文主要研究结果、论点的提炼与概括，应准确、简明，完整，有条理，使人看后就能全面了解论文的意义、目的和工作内容。主要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本学术领域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同时，要严格区分自己取得的成果与导师及他人的科研工作成果。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变迁的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探讨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的文化内核：柔性文化，而阐述了面对国际社会变迁的大背景，秉性文化需要植根入更多刚性文化的因素以适应社会变迁。因此要以柔性文化为本源，挖掘本民族刚性文化因子，一方面继承 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呼唤刚性文化，以适应主流社会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民族精神;文化内核;柔性文化;刚性文化
1 柔性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精神与时代息息相关，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总是烙上了这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但是悉数世界各民族“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似乎可以从各种文明中找到一种跨越了时代背景、源于地缘经济特征同时又决定了民族性格、民族制度、民族精神的特有民族文化主线，在伊斯兰世界里，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神权至上的伊斯兰教义中，忠贞的服从以及为和平的圣战意识性文化支配着整个民族，因此伊斯兰世界各民族表现得异常团结与排外，无论是仇恨还是友好都不偏不倚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是任何时代都未曾改变的。
而中华民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核，它是“内敛含蓄”、“左右逢源”的，因此曾有学者形象的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核形容成“太极”，也正是如此，林语堂在《中国人》中给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贴上老成温厚、消极避世、知足常乐、因循守教、中庸之道的标签，在这种文化内核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历来就具有“积极的人世态度、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注重‘中和’的思想特色以及兼容性与主导性并存的特点”。
究其原因，我们似乎可以从费孝通先生那里找到答案。费老先生笔下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中国人是与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生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乡土社会下的中国人分外的“土气”，成员们更愿意生于斯死于斯，于是终老是乡土社会的常态，这种不流动注定了社会中成员间相同的生活环境、相似的生命归属、大体一致的生活方式。于是差序格局成为人与人交往的关系纽带，一方面由于这种横向弹性结构的“差”，中国人的 人际交往 总是“左右逢源”遵循“中庸之道”且“厚实而老成”的;另一方面，这种差序格局所锻造出的纵向刚性等级化的序列社会结构更是形成中国人宗族制度分明、强调伦理道德等等，因此在纵向等级结构的主导下，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又会表现的或者积极人世，或者消极避世……
如果将上述一切看成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普遍的文化内核，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怎样的时代特征、怎样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怎样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一定有着这样一支希翼和平、友好待客、中庸之道、左右逢源、尊长护幼的不变力量，这是中华民族得以自立自强、积淀文化、传承文明的优良民族性情，是我们始终应该恪守的古老训诫。
2 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变迁需求
按照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所阐述的理论逻辑，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正在从传统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朝向以工业为主导甚至以信息、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的快速变迁，这种变迁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显而易见的背景。我们的传统文化所穿插其中的民族精神是否足够完美到可以跟得上世界社会格局的变迁步伐，而不被甩出世界主流格局之外?费孝通先生阐述的是“乡土中国”的社会格局，既然冠以“乡土”之名，那么乡土社会结构的适用范围至少需要局限到中国的乡村，更何况此书的写作时间是在解放前。然而就在2003年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庆典上的讲话中，形容中国的社会结构时仍然采用“差序格局”一概念，且概念内涵没变，笔者赞同费孝通先生的阐释，因为有意无意间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印证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无论时代变迁、城乡变迁、制度变迁，人与人交往的网络结构始终未变，传统宗族观念仍然影响深远，如果按照上述“太极”的比喻，那么，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太极”的部分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
那么这种近似“太极”的柔性文化是否能够适应当今时代的变化，应对当今世界的竞争呢?显而易见，根植于“乡土”的中国中土文化所形成的差序格局是适应农耕民族的乡土社会的。因此在世界大同的农耕社会，中华民族的历史往往可以成为世界性历史，隋唐盛世、明清盛世便是最好的例证，原因可以理解成是我们植根于民族灵魂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文明是与当时世界主流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了的，在那样的时刻，我们民族的精神体现了世界主流文明的精神，因此当时我国的历史同时也被写人世界的主流历史部分，然而，随着西方工业经济的异军崛起，世界主流文明为工业文明所取代，伴随工业文明而来的是世界一体化的高速变迁。空间、时间距离不再是国与国、洲与洲的隔阂，掌握着主流经济技术的西方文明开始主宰世界，无论是____教义中的“原罪”、“救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还是西方民族中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抑或是大和民族对天皇绝对忠诚的武士道精神，都体现着一种不同于“太极”柔性文化的刚性文化，当世界主流经济告别了农耕时代。刚性文化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扬弃保留、锻造更为坚实的民族精神?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世界一体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国家的状况却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科技文明三次浪潮并存。即“同一社会的不同部分处于不同的时代中”，属于各种时代的文化理念相互激荡，似乎传统的农耕文明在中国内陆乡村还没“过时”，工业文明的理念已经跟不上东部发达城市的步伐，需要做出改变去适应信息科技文明时代的文化了。这就造成在精神上民族情感很难统一，社会失范现象严重。
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做出相应抉择，那么究竟是恪守柔性“太极”文化，继续维持“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还是选择一种刚性文化来锻造民族精神?诚如上面的论述，民族精神承载了厚重的地缘文化，其最精髓的部分是民族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民族文化内核，也是民族得以存在之基、立足之本，这是我们无法改变也决不能改变的。然而现实要求我们在文化中注入刚性的血液，失范的社会情智急需重新整合民族情绪，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继承中华传统的民族精神，并根据时代特色，挖掘和向社会呼唤属于本民族的刚性文化。 3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刚性因素
事实上，如果按照中华大一统的说法，我们的民族并不缺乏刚性文化。2005年姜戎的《狼图腾》一经问世，就引发了国内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等诸多学科领域针对“狼性”的广泛探讨与研究，“狼性文化”便是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刚性文化，狼是游牧民族顶礼膜拜的图腾，也是与牧民们在草原上争斗了几千年几万年，教导牧民智慧、为牧民积聚力量、有胆识有组织的强大集团军。游牧民族因此英勇善战、睿智过人，说游牧民族在狼图腾的教导下“雄韬伟略”一点也不为过，元朝无边无尽的疆土便是最好的例证，其实也正是中华民族这一支铿锵豪迈的力量令世界各民族心存敬畏。也正是这一支力量如我肤色者依然被世界称为蒙古人种，一时间相见恨晚，对狼性的呼唤一度成为学界呼唤民族精神的主流，笔者赞同这种对于植根于民族文化中的刚性文化的呼唤。但是反对完全否定对传统主流文化的做法，对于民族中源于地缘文化的文化内核，是我们始终应该坚守的民族习性，而我们现阶段呼唤刚性文化、呼唤狼文化的作用在于适应社会变迁，适应时代发展，这正如同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民族精神必须要适应时代发展、烙上时代烙印一样。
4 总结
综上所述，民族精神有着自身不变的文化内核特质，这种特质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内核中表现为“太极式”的柔性文化，同时这种特质有着深厚的地缘文化因素，是一个民族区别他民族的分野特征，也是一个民族的立足之本，生存之基。但是放眼当今世界，主流民族精神中刚性文化大行其道，依然严格恪守柔性文化就会面临着被甩出主流文明结构之外的危险，因此，应该在恪守传统民族精神的同时，挖掘本民族的刚性文化，使得民族精神适应主流、适应竞争、立于不败之地。
摘要：在现代化的视阈下，从社会结构的变迁考察近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变化，能够增强我们对社会发展变化宏观主题的把握和认识;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变迁的背景差异，得出实现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背景条件，从而更好地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会变迁;现代化;社会结构;背景差异
对西方社会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变化，社会学家们都试着用某一典型性词语去概括和总结。许多西方学者用“现代化”或者说“从传统到现代”来概括和描述，也有人从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角度将其总结为“进步”和“发展”。或许，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和把握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当前，我们往往看到的是西方社会充分发展，而非西方社会展现的则是亟待完善，很少去探究西方社会实现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或者背景因素。若将社会变迁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相结合，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实现变迁的背景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清醒认识西方社会迅速实现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进而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和实现社会变迁提供借鉴和启迪。
一、社会变迁及现代化视阈下的社会变迁
社会是人为了达到单个人所无法实现的需求满足水平而有目的地形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又可以看作是价值联结的生存单位。而变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涵盖了世界历史发展和变化的方方面面。那么，什么是社会变迁呢?
从广义上讲，社会变迁指的是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这一概念比社会发展、社会进化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一切方面和各种意义上的变化。因此，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如社会变迁的规模、方向、性质、人们参与和控制的程度等，社会变迁类型就会呈现多样性。罗荣渠先生就将社会变迁的方式划分为微变和巨变，并将其阐述为渐进性微变、突发性微变、传导性巨变和创新性巨变。
我们所讲的社会变迁主要是从社会结构的变迁出发的。所谓社会结构，它指的是“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间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使社会系统具有形态特征(它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它不是对现实的复制，而是根据认识和思考而抽象出来的)，是对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实在侧面的相对静止的形态或者说状态的特性的描述。”简单说来，社会结构就是指在社会变迁中长期保持不变而带有一定方向性变动的那部分。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分化和组合;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社会成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职业、 教育 水平、权力、社会声望等的不同和变化，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
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假设的前提，即社会可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部分，并且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现代”的部分逐渐膨胀、“传统”的部分逐渐萎缩的过程。许多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学家都曾详细讨论过“传统”和“现代”的特征或差异。他们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个人人格与行为特征等方面去对比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典型差异，当然也有许多学者从社会结构出发去研究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美国学者C·E·布莱克将关于伴随现代化进程而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内容和走势归结为：人口分布走向城市化，地理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提高;社会的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文化教育趋向普及，机会趋向平等;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水平的提高，个人主义愈来愈强，责任中心由社区转向社会，由地方转向国家等。丁建弘认为布莱克的概括“并非十分全面和合理”，他认为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从地方共同体到整合的社会的变化。尽管将传统和现代的概念引入现代化研究会带来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对于我们研究现代化背景下的东西方社会变迁问题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现代化一词可以说是对“世界历史”开始以来至今对人类社会发展主题较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概括之一。从逻辑上讲，社会变迁理论从宏观上就包含了现代化理论，因而我们将范围限定在现代化视野下。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我们也主要是从现代化这个历史发展的主题出发，着重考察在现代化视域下社会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变迁。
二、东西方社会变迁的不同背景及其差异
为了更好地对比东西方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同之处，我们选择社会结构变迁中比较突出和代表性的五组变量进行比较。
(一)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程度不同
许多学者从西欧与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比较中探索西欧率先迈入工业社会的原因。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就从非西方国家的自身条件出发，他认为东方国家古代文明太发达以至于难以产生新的文明。钱乘旦则直接将原因归结为社会结构的不同。他认为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种金字塔的等级结构，形成以贵族集团共同分享权利为特征的等级君主制，并且在这金字塔外面，还有一个异己的力量存在即“市民社会”。而东方的封建社会则是一个“大屋顶”结构，它笼罩一切，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极大地阻止了资本主义的自发产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谈到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在构成上有“三大骨架”，即土地贵族、“中间阶层”和工资劳动者。17～18世纪英国“三层式”社会结构为英国启动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除了这个主体性力量外，英国还具备了使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充分发挥的两个社会特征：社会的开放性和社会的流动性。英国社会的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界限趋向重叠，个人在社会的区域流动、职业流动和经济地位的流动也是相对自由的。当然，法国和德国各阶级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与同时代的英国进行比较时，显示出了相互隔绝的状态，但是他们在19世纪后期都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如法国在19世纪最大的社会变化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角色的转变。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从权势的巅峰上跌落了下来。在1950年代，德国的统治阶级的大部分容克开始分化、资产阶级化。通过改革，普鲁士一德意志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基本上是封建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从而迅速地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而在东方国家，村社和类似于原始社会的村落制度将人们紧紧地捆绑到了一起，个人完全依赖于他所处的村社和村庄。村社体现的是一种类的、集体的主体意识，个人主体性丧失。村社培育着人们的集体意识，他们往往聚族而居，一个村庄的居民相互血缘关系盘根错节，拥有共同的祖先，因而村庄成为由宗法关系联结在一起的集体，这点俄国、中国、印度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俄国，村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被称为“米尔”的村民大会，负责和决定村长及其他公职人员的选举、土地的重新分配、村社成员的迁徙及新成员的接纳、赋税徭役的分配等重要事务。此外，还有为保证服役完税而建立了连环保制度。这样，个人的一切都离不开集体，取决于集体，只有作为集体的一员，个人方能生存。而在印度由于村社和种姓制度的严密性，人们也被死死地束缚在他所在的村落和种姓阶层里。在以上的社会里，人们之间除了和村社内部人员的交流外，基本上不需要也不能与其他村落和人员进行交往，人们彼此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社会流动性和开放的程度极低。
(二)角色和地位分配的原则不同
现代化的所谓合理化倾向要求的水平不过是机会均等，以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找到最适合于自己能力和兴趣的角色。帕森斯提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整套“角色期待”，它规定了社会中每个成员彼此期待着要充当的社会角色，进而形成了“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对比东西方社会，我们就会发现，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的社会结构是稳态、封闭和静止的。东方社会特有的社会等级制度使人们习惯于承袭而来的地位和角色，几乎从不考虑改变职业和居所。如印度的村落统治机构是依据传统习惯进行活动的，缺乏明确的法律以及关于权利、义务的契约，统治者的资格基本上是以先天条件(如出身、年龄等)为优先，并且是世袭的，财富、受教育程度以及个人能力等后天因素居次要地位：俄国的村社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内部的简单协作传统，如劳动改组、公耕地等等，在价值观念上轻视自由个性，强调整体和谐，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附属物而否定其独立人格。这样，人们对于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就有了先天性并且自然的逆来顺受;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也是如此，虽说中国有士大夫精神，但出发点还是想一劳永逸，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个人几乎不期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并且相信以往的社会秩序是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地位和爵位的世袭成了中国古代社会角色和地位分配的重要原则。
而在西方社会，虽说也是封建社会，但它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分封建邦”的社会，各封建邦国之间相互独立。并且西方社会是一种阶级制度。等级与阶级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前者的成员资格基于出生机会，后者则基于职业和经济地位。西方发达国家则在生存斗争中创造出具有强烈经济追求的新教精神，将崇尚个人才能和力主个人权益的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他们的价值取向。这样，决定他们地位和角色的不再是先天的出生条件了，而是要靠自己的职业和经济地位了。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在社会结构中诞生了具有主体性力量的中间力量(市民社会)并逐步发展成为强大的资产阶级。如在19世纪下半叶，法国由于文官制度的推行，社会升迁又多了两条途径：学历和成就。整个19世纪，法国人的社会地位变迁大致以一种渐进方式实现的：最底层的工人首先改变工种，一般工人经过几代努力，也许可进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升入更上一层的社会集团。英国的“三层式”社会结构形成特有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生产力要素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影响到角色地位分配原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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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课是高职院校文秘专业和新闻采编专业的一门基础课。苏培成先生在其文章中曾经说过：一个人不能使用规范的语言、高尚的语言进行交际，就是语言残疾人。这样的人，在社会中将很难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现代汉语课程自身的工具性和理论性，使得这门课一直以来不为高职学生所喜欢，教学效果欠佳。虽然，笔者从事这一课程教学的时间不长，却深感有必要在实施素质教育、转变教育观念的背景下，重新探讨高职院校现代汉语课程教与学的诸多问题。现将一些思考与实践就教于同人，以期能抛砖引玉。 一、更新教学观念，全面培养学生的能力 素质教育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基本素质为目的，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的主体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基本特征的教育。现代汉语是我国各民族的主要交际工具，也就决定了现代汉语课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课、工具课，其主要教学目标是通过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提高学生的语言素质，使他们具有较强的驾驭和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社会的到来，注重知识传授的传统教育模式已不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人们应该学会创造性地学习，主动地获取知识、运用知识，提高创新能力。因此，在高职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中，我们应该积极更新教学观念，变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为以学生为主体、突出和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重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以提高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独立思考能力及终身学习能力，这也成为我们实施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关键。教学实践中，笔者这方面的具体做法有如下几种。 1.社会用字调查。学习了“现代汉字”一章后，笔者建议学生到公共场所开展“社会用字状况”的调查。调查过程中，学生一方面要运用已学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要学会整理资料并撰写调查报告。 2.学做文字编辑。目前，许多报刊、书籍错字频频出现，语病百出。笔者平时十分注重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并有选择地打印出来，让学生学当文字编辑，要求他们根据所学的语文知识，进行文字校对、病句修改、语言润色等。对此，很多学生深有感触地说：“想不到现代汉语这门课还真管用，以后要是到新闻广播行业工作，现在学的可派上用场了。” 3.开展多种形式的语言实践活动，如演讲、辩论、朗诵、话剧表演等。在指导开展这类语言实践活动时，笔者强调要运用所学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努力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学生认识到自己所学理论不是无用的，而是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 4.进行融会贯通的考试。在检测学生学习情况的考试手段上，为避免背笔记、考笔记现象的出现，试题设计强调在理解基础上的灵活运用以及对知识的创造性理解，促使学生在复习时真正做到把知识融会贯通。 二、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设置教学内容 现代汉语是我们的母语，学生从孩提时代就开始接触它，并在初、高中阶段积累了一定的汉语知识。因此，大学阶段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重点不应是现代汉语理论知识的传授，而是如何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使他们从零碎的、不完备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系统、完整的理性认识，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思维能力、创新能力。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在学生原有的语言基础上进行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延展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它既能使学生了解到现代汉语的实用性，也可以使学生了解到现代汉语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从而为有志于此的学生进一步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向学生介绍基本概念与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学科发展深化教学内容。比如，关于现代汉语词类，学生依据语感和中学阶段所学的汉语知识，已大致了解汉语有多少种词类，然而对于什么是词、词类划分究竟依据什么标准进行、怎样辨别各个具体词的词性、词类划分与词性辨别的关系等问题，他们往往并不十分了解。因此，就有必要先详细介绍这方面的基本概念、理论与方法，使学生对汉语的词及词类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系统的把握，进而把汉语词类问题怎样与中文处理的自动分词发生关系、研究后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等前沿知识介绍给学生。这样，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探索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他们感受到现代汉语与当今信息科学、高新技术的密切关系。
你要是能给点分，我会多给一些 中古汉语语音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的关系 普通话语音是对中古汉语语音的继承和发展，这与中古音对上古音的继承一样，都是汉语语音发展的必然结果。 1、中古音与普通话语音声母的关系 从中古音到普通话语音，声母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变化： 1)中古全浊声母一律清化，变成同部位的清声母，平声变为送气清声母，仄声变为不送气清声母。 2)中古禅、邪二母为擦音，禅母为舌尖后擦音，邪母为舌尖前擦音，到现代汉语普通话，禅、邪二母各有一部分变成同部位的塞擦音。 3)影、喻、疑、微合流，除个别字外，都变成零声母。 4)见、溪、群三母分为两类，开口呼、合口呼变成现代汉语普通话的［］、［］、［］，齐齿呼、撮口呼变成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同样原因，精、清、从、心、邪也分为两类，一类为［］、［］、［］，一类为［］、［］、［］。就是说，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声母［］、［］、［］来源于中古的见、溪、群和精、清、从、心、邪两组声母。 5)知、彻、澄与照、穿、神、审、禅合流，变成现代汉语普通话的［Ƨ］、［Ƨ］、［Ƨ］。 2、中古汉语语音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韵母的关系 从中古音到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韵母的演变主要表现为简化。许多韵尾相同、韵腹相近的韵母都合并为一个韵母了。当然，也有中古一个韵母分裂为现代汉语普通话几个韵母的情况。中古有61个四声相承的韵类，90个韵母(入声不另立，与相配的阳声合而为一) ，现代汉语普通话为39个韵母，由此可知从中古到现代，韵母总数减少了近三分之二。粗略地说，从中古汉语语音到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韵母最明显的变化有以下五点： 1)中古入声韵尾［］、［］、［］全部消失，变成相应的阴声韵。 2)中古收［］韵尾的韵母，全部变成收［］韵尾的韵母。 普通话［］韵母是中古音没有的，它来自中古歌、戈、麻、齐、微等韵的一部分字。 普通话［］韵母来自中古支、脂、之韵的一部分字。 5)中古音只有开、合两呼，普通话有开、齐、合、撮四呼。大致说来，中古开口洪音字，普通话仍为开口呼；中古开口细音字，普通话为齐齿呼；中古合口洪音字，普通话为合口呼；中古合口细音字，普通话为撮口呼。 3、中古汉语语音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声调的关系 普通话四声也是直接从中古四声演变而来。从中古到现代，声调的继承与发展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中古去声仍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去声，这一类字声调古今没有变化。 2)中古平声字分化为阴平、阳平两类，分化原则是声母的清浊，中古清声母字为阴平，中古浊声母字为阳平。 3)中古上声字变成上声、去声两类，演变的条件是声母的清浊，中古全浊声母变成去声，其余字仍为上声。 4)入声消失，入声字分别归到相对应的阴声韵的平、上、去三声里去，人们称这种变化叫“入派三声”。入派三声是就平声不分阴阳而言，如果按普通话阴、阳、上、去四声说，也可叫“入派四声”。 中古四声演变成普通话四声的情况，可以画成下表： 中古调类 普通话调类 中古调类 阴平(诗、飞) 阴平 阴入(黑、击) 阳平(人、才) 阳平 阴入(竹、急) 阴上(古、袄) 上声 阴入(尺、乞) 阳上(你、武) 阴入(切、设) 阳上(坐、社) 阴去(变、世) 去声 阳入(食、服) 阳去(阵、用) 阳入(入、药) 上表括号内是例字，从中可以看出，只有入声变化复杂。入声分阴阳，清声母为阴入，浊声母为阳入。阳入只派入阳平、去声，多数变成去声，少数变成阳平；阴入派入阴、阳、上、去四声都有，其中二分之一派入去声，三分之一派入阳平，二者合计占阴入声字的六分之五，剩下的六分之一派入阴平和上声，其中派入上声最少。
现代汉语课程中的实践性教学论文
摘要：现代汉语课程作为一门重要的语言基础性科目，其对于学生的汉语言教学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情况下，必须按照要求积极的规划好相关的教学管理，重点做好实践性的教学。本文就从这一问题出发，同时结合现代汉语课程教学的相关特点展开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实践性分析
对于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来说，它是一门生活性较强的学科，其教学的重点在于有效的运用。但是在当前的课程教学中，很多的教师单纯的注重对知识点的教学和讲授，偏重的是理论层面的教学和管理，而忽视了具体的、实践性的教学开发和管理。所以，必须转变教学方式和教学思维，要在实践性的教学上加强研究和探讨，从而掌握相关的教学要点，开拓学生的思维，进而实现学生能力和素质的提高。
一、现代汉语课程实践性教学的现状
现代汉语的教学是一项重在应用的学科，重要的就是学生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在实际生活中进行应用。这样一来，对于课堂的教学也就有着一系列的要求，如何实现高效的教学管理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但是在当前的现代汉语的课堂教学中我们看到，很多教育工作者在进行教学的时候，仅仅是对相关知识的讲解，而对于学生实际把握和应用的问题涉及的较少。其中，一些学生的学习过程也是对相关理论知识的死记硬背，整个课堂的教学缺乏一定的互动性和探讨性。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汉语教学远离了生活基础，进而变得枯燥和乏味，这样一来，无论理论知识讲解的多么细致，有效的应用依然成了问题。
因此，必须大力的加强对现代汉语课程的改革，需要更加注重对于实践教学的管理。这也是理论联系实际重要理念的渗透和贯彻，对于现代汉语的教学来说更要如此。在这方面，传统的课堂教学要积极的进行改变，更加注重课堂知识和生活的联系，与此同时需要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生活实践、探究实践。对于汉语课程的教学来说，一个重点就是在现代需求的基础之上进行知识教学，进而使得所交知识具有时效性和实用性。而在当前的一些课堂教学中，由于对这些问题的忽视，一些课堂教学的知识相对落后，不能够满足当前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尤其是在进行操作和应用的层面还有所欠缺。这样一来，也就更加要求我们做好转变，做好相关的调查和分析，从实践应用的角度来组织课堂教学，或者是进行相关的课程编排。
二、现代汉语开展实践性教学的方法和策略
1、在课堂内容编排上做好规划和管理，重点就是要精选教学的内容，把适用于生活实际的语言内容作为教学重点。通过我们的调查和研究发现，在当前的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中，一些教学的内容出现了和其他课程的重复。
比如语音、语法、词汇的部分内容与语言学概论重复。这样一来，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就会引起学生而对学习激情。这就要求我们在课堂内容选取的时候进行相关的.分析和探讨，重点就是要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加强分析和选择，把握有效的知识点进行教学。与此同时，更要注重从实践应用的角度来进行教学内容的管理，对于一些需要教学的知识，我们可以和实际生活中的应用问题联系起来，进而开展互动教学和管理。例如我们对于词义的教学，就可以和生活中的广告或者是应用文写作联系起来，可以让学生去写作一些广告语或者是应用性的文章，这样一来也就可以很好的应用，巧妙的把教学知识和实践应用问题联系起来。 例如，对于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中语音部分，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语音知识的学习使学生能掌握汉语声韵调的拼读、音变的规律等，从而提高他们的语言组织水平，特别是最提高普通话水平。针对这一现实需求，我们就可以在相关的教学过程中，理论知识可以只作针对性地精讲，要留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去开口讲话。还应该结合小学拼音教学增加拼读与拼写的实践性训练内容，为学生将来的从教奠定扎实的基础。
2、创新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对于现代汉语课程的实践应用教学来说，主要的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在课堂中实现所学知识的活学活用，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授完相关的知识和要点之后，开展有效的巩固和应用，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设定一些情景，或者是设计一些语言情景，设计形式多样且有意义的语言交际活动，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另一方面，也就是要求我们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真正让学生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中去实现良好的应用，真正把自己投入到社会化的这个大舞台中去进行应用，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加一些课外活动，例如辩论赛或者是演讲比赛，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实践应用的机会。通过这些灵活多样的教育教学方式，我们也能够更好的实现教学的应用，发挥所学知识的作用。
3、做好课堂的组织管理和教学。对于汉语课程的教学来说，重点就是要进行有效的、规范性的课堂教学，主要的就是应该以启发式、答疑式、讨论式为主，同时能够增强课堂教学的互动性和启发性。汉语课程的教学不是单纯的传输，所以教师不能只是单向的进行知识的讲解，而要充分的发挥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要让学生积极的参与进来，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实现管理和应用。例如在讲语言理论时，教师可提前收集大量的语言运用的例子，课上利用幻灯片等多媒体设备展示给学生，而更要鼓励学生参与其中，进行相关的谈论或者是联系生活实际谈谈自身的体会和感悟，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交流和管理方式。
其次，我们在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还要把学习空间由课堂扩展到课外，进而来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体现语言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鼓励学生开展规范报业语言活动，通过科学有效的指导，来组织举办一些汉语沙龙，或者是调查社会上现代汉字的使用情况，尤其是对当前汉字应用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归纳一些比较常见错别字和不规范字出现的类型和规律等。通过这些有意义的语言实践活动，学生既可以在生活中学习语言，规范地运用语言，获得用语言做事的成功感，从而获得一些切身的体会，感受到所学知识的实用性，从而更加有针对性的进行学习和探索。
参考文献：
[1]刘显农现代汉语课程教学管理问题探讨[J]教育论坛，2010,8
[2]邹向可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中的实践应用问题探讨[J]科教管理，
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意境以佛老思想的典型表现而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在西方文论中尚难找到一个与之相当的概念或术语。 所谓意境，传统的理解是指作者（有时也包括读者）的主观情意和作品反映的客观物境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情、景是构成意境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谢榛《四溟诗话?卷三》），“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触景生情，以情状景。王国维认为：真景物、真感情融合形成的意境，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所在。 因此，在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教学中，不深入体味意境，是绝难理解诗歌的内涵，领略诗歌的艺术魅力的。 然而遗憾的是，当前的诗歌教学往往流于形式和片面，只注重对字、词的解释和诗句的简单对译或表面理解，而恰恰忽视了诗人所创设的艺术境界的体味，致使课堂教学单调乏味，难以培养学生的阅读、思维能力和审美情趣。 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如何教会学生体味诗歌意境，培养审美能力呢？我以为，把握诗歌的独特性语言，是深入诗歌意境、领略深层内涵的前提。 一、研究语言，把握跳跃 大家知道，诗歌是诗人形象思维的产物，无论是摹景状物，还是叙事抒情，诗人总是把自己深切的感受和激昂的情绪，借助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倾吐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同时，好的诗歌要求在短短的篇幅中高度集中、高度概括的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变迁。因此特别讲究炼字炼句炼意，注重凝炼、含蓄、形象、生动，由此使诗歌在意象和诗句、章节上呈现出明显的跳跃现象，其间有意省略的过渡和关联的字句，便成了留给读者想象、思索、补充的“空白”。 这种语言的跳跃性是诗歌语言的一大特色。所谓跳跃，是指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不同意象的组合：或是利用词语的多义性和含蓄特征，有意识地将所要表达的内蕴、意境委婉的隐藏在字词背后，让读者透过字里行间的空隙去发现并加以领略。这种在其他文体中难以想象的跳跃是实现诗歌语言精炼含蓄、形象生动及意境塑造的重要的艺术手法。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现代诗歌的处境极其尴尬，完全成了鸡肋，而新课程标准对诗歌教学的要求是明确的，提出了“培养鉴赏诗歌和散文作品的浓厚兴趣，丰富自己的情感世界，养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提高文学修养”的教育目标，但是在实际教学中为什么会出现现代诗歌教学的失位呢？
一、高考导向的失位
在高考中，诗歌鉴赏文本是古典诗歌，现代文阅读文本是散文或小说；作文的比重是最重的，也是学生最为看重的，但是学生面临的要求却是“文体不限（诗歌除外）”。好一个诗歌除外，这样的指挥棒，可以说直接将现代诗歌踢出了高中语文课堂。有的人可能会说，教材选了现代诗歌呀，并没有让现代诗歌在课堂上销声匿迹呀，可是，这样的想法在现实面前无疑太“乌托邦”了。陆九渊曾经说过“读书切忌太匆忙”“未晓不妨权放过，涵泳功夫意味长”，但学生的课业负担之重，想必很多人都有所感受，至少都有所耳闻。在惜时如金的高中教学过程中，既然高考不考，学生又怎么会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学习呢？在以升学为重的高考体制下，教师又怎么能够放下包袱进行诗歌的教学呢？
也有的人会说，学习现代诗歌不能仅仅为了高考呀，它对于学生学习语文，提高语文素养有着不可低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呀。此言不虚，可是，如果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足够的时间，没有足够的研读，没有足够的实践这样的影响又会存留多少呢？现代诗歌可以提高素养，其他高考涉及到的内容同样也有这样的功效呀，“两利相权择其重，两弊相权择其轻”，面对这样的现实，学生与教师又会怎样去选择呢？答案自然不言而喻了。
二、教师引导的失位
课堂是师生情感交流的场所，而在更多的时间内是学生接受教师引导的场所。教师引导的失位也致使现代诗歌在学生心目中的影响力逐步削弱。具体来讲，教师引导的失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诗歌阅读体验的失位
教师对于现代诗歌的阅读体验无非是来自于两个途径。一是作为学生时期，从教师那里获取的诗歌阅读体验；一是生活中或教学过程中独立获取的诗歌阅读体验。而由于高考的现状致使教师在教学中也无太多的时间来进行诗歌的研读，在此过程中获取的诗歌阅读体验自然也是不多的；工作的繁忙和压力，也使更多的教师无暇凭借自己的兴趣对诗歌进行再阅读。所以，教师获取的诗歌阅读体验其实就是从自己的老师那里延承过来的，这是一种单纯的没有进行过深加工的知识传授，没有个人的情感体验，没有时代内容的渗透。知识的陈旧，观念的落伍，都会让教师与学生陷入到教与学的负重之中。虽然部分教师也学习过诗歌鉴赏的理论，也有自己某种个性化的阅读体验，但是当他突然面对学生的时候，他最先的想法，就是想去模仿自己的老师。这也许就是教学的“前科学化”，这个过程距离教学的“艺术化”还有很长的路程，这样的诗歌教学，距离引导学生产生个性化的诗歌阅读体验自然也有很长的路程。
2、诗歌写作实践和指导的失位
言教不如身教，“训育”不如“教育”。而在诗歌教学中，教师只是教材阅读的引导者（何况有时连引导也没有），但并不是诗歌阅读的倡导者，更鲜有诗歌创作的前导者。屈原大声疾呼“来吾导夫先路”，希望以此来引导楚王走向治国之正途，相应的在教学上教师的引领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亲自写作现代诗歌，将自己创作过程中的欢乐与痛苦与学生分享，让其明白“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以自己的实践心得作为指导学生创作现代诗歌的经验，让自己的指导更加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这无疑应该是激发学生阅读诗歌，进而指导现代诗歌创作的最好方式之一，但是更多的时候教师在现代诗歌写作实践和指导上是失位的。没有切身的体会，就没有深入的感受；没有具体的操作，就没有独特的经验。这必然会导致讲授浮光掠影，人云亦云；指导隔靴搔痒，徒劳无益。
三、诗歌美感的失位
美的事物是让人沉醉的，是容易让人亲近的。而现代诗歌之所以遭遇到现在如此的尴尬，和其本身美感的缺失也是分不开的。
诗歌本身的美感缺失首先表现在现代诗歌越来越缺失想象力。现代诗歌由于在表达感情上更加的自由和随性，在语言的推敲与锤炼上，在诗歌意象的选择与使用上，没有了古代诗歌的规范性，没有了古典诗歌的意境之美，没有古典诗歌的意蕴之深，成了单纯的事件的记录，成了单纯的感情宣泄。正如韩寒对当代诗人与诗歌冷嘲热讽“现代诗人所唯一要掌握的技能就是回车”，“诗人本身就有点神经质，再玩下去就要变成神经病了”，此话虽不免有些过激，但确实也反映出了现代诗歌存在的问题。当诗歌没有了想象力，成了“流水账”“白开水”时，自然在阅读时就没有了情感的共鸣，没有了思想的顿悟。当“与我心有戚戚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阅读愉悦感觉不复存在时，这样的诗歌自然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自然也就无法调动其学习诗歌、创作诗歌的积极性了。
不仅如此，现代诗歌还越来越缺失现实性。白居易曾经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当诗歌脱离开生活，“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时，这样的诗歌自然就会失去应有的生命力，就会失去现实的新鲜感，成为了“无病呻吟”式的自得其乐，自然就会遭到人们的唾弃。
其次是现代诗歌教学的美感缺失。这反映在课堂教学的机械性和教学评价的单一性上。
现在的教育体制、考试命题机制都决定了现在的课堂教学更多的是“训育”而非“教育”。教师以机械固定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单纯的技能训练，忽视了学生客观存在的个体差异性，以训斥的语气，以训诫的方法来对学生进行千篇一律的训练势必造成个人兴趣点的消解。肖川教授曾经说过，“完美的教学必定有两个不可或缺的要件，那就是深刻与真诚”，所谓深刻，就意味着“能够给予学生匠心独运、别有洞天之感，能够唤起学生的惊异感和想象力”；“完美的教学，在性质上应是富有想象力的，能唤起人们意外与惊讶的感觉，给身临其境者一种认识能力上的解放感”。然而，现在的现代诗歌课堂上，教师由于种种的原因，在讲授诗歌时，或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诗歌所承载的内涵，所抒发的情感，所反映的问题，没有挖掘、体悟和理解。在这样的课堂环境中，学生一无所感，二无所获，那肖川教授所设想的“让学生感受到人性之美、人伦之美、人道之美；感受到理性之美、科学之美、智慧之美；感受到人类心灵的博大与深邃……能够唤起学生对于生活的挚爱与柔情；唤起学生对未来生活的.热烈憧憬和乐观、光明、正直的期待；能够以新的眼光审视生活、洞察人性物理”“洋溢着生命温暖”的完美课堂又将从何而来呢？列 宁也说过：“缺失情感的认识便失去了认识的深入，人的思想只有被浓厚的情感渗透时，才能得到力量，引起积极的注意，记忆和思考。”
另外，单一形式的考查评价形式也影响了现代诗歌的存在。《走进高中新课程》明确提出“考试≠笔试”“评价≠考试”，但是在最有多元解读可能性的诗歌教学评价中，却仍然是“只能给一个分数”，“评价方式的窄化与评价结果的简化”仍然存在。此外有些命题也是机械性的，正如山东师范大学潘庆玉教授所言，现在的命题是缺乏想象力的，“如果命题设计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只是在考查那些凭借记忆、训练和模仿就能习得的知识和技能，教师也就没有必要在教学上下大工夫了”，而这样的考试必然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学生的思考与想象力的生成和表达，它要的不是兴之所至的“涂鸦”式答案，它不要“得失寸心知”！它只要答案的标准与规范，而不是想象力的新奇与美妙；它要的更多的是“脸谱”式答案，它需要“举世而皆然”；王荣生先生曾言及一首诗，最值得学习的就是其自身所体现出来的艺术美感，而这就需要个性化的阅读和解读，这就需要个性化的判断与评断，而这都在“训育”“训练”中抹杀了。因此，在诗歌教学中更加迫切的需要改变传统的评价方式，要使评价“多元化”“动态化”“互动化”，要全方位、多渠道反映出学生对现代诗歌的掌握和理解，这才能促进和推动现代诗歌的教学。
总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代诗歌在高中教学中缺席已非一日，只有真正找到其深层原因，才能有的放矢，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还现代诗歌与课堂，还现代诗歌与学生。
参考文献
《叩问课堂》周彬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4月第一版
《教师的诗意生活与专业成长》 肖川著 新华出版社 2009年9月第一版
《走进高中新课程》《走进高中新课程》编写组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1月第一版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区培民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3年9月第一版
《语文科课程论基础》王荣生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年6月第一版
《富有想象力的课堂教学》潘庆玉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9年9月第一版
诗歌的大道是生活诗从自然和个人生活元素出发，也从时代特征和精神经验出发，诗歌中有一种东西叫穿透力，它穿透人生、现实、时代。这种穿透力的东西非常重要，那些能够穿透社会时代、历史时空总和的作品，是诗人所梦想的，它具有博大的力量，但这种穿透力建立在整个人生与时代光亮的跳动之上，所以需要博大的人格与丰富的阅历，否则，就是虚假的视野，难以实现对巨大时空的征服。于我而言，我仅能努力的是返回到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存环境中生活的直观面目、本来面目，让自己努力去获得关于当下的生命力的更为清晰的体验。个人生活是唯一真实的体验，写作不能贬低当下的直接生存体验，它保存或者说汇聚了可以领悟的现存时刻。接近于诗的本质只有一种，理解自己的生活，植根于生活的直接真切感受，而在这个层面上，我一直以为诗歌的写作是有边界的，时间的边界和空间的边界，也就是人生的边界，人生等同于体验“我在”的时间和空间的某种方式。很多时候，我对自己写作行为的认可只能在我生存的时间之内，在我存在的历史状态之内，前在的历史和生活与我无关。我有时非常强烈的感到，我的诗歌无法传达在我人生之前的信息，我觉得那会让我失去“我”的本真性。我尚未拥有感知的资质去配合无限的时空，所以，我无法挑战无限性，我的诗歌视域仅仅在这里，现世、现在、现存。人生而被赋予了时间上的短暂性和空间上的有限性，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困境，从这个实际的困境出发，在当下的世界环境中去寻找自我，去体验人生的种种可能性与风险，去达到体验的极值，这可能就是人生的最大可能。而写作的视域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视域，一个人的最大可能只能就他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而言，这是最客观、最可靠也是最诚实的。基于此，我认可诗歌写作的最大视域是个人史的写作，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范畴最终支配了我们的人生，也支配了我们的写作。我以为，当那些写下的作品永恒的时候，并不是说作品的时空获得了无限外延，而仅仅是这个作品的震撼力非常强大，它强大得足以使那个时空状态停滞了。把诗歌落实到自己的人生之中，把自己的身份回归或者说降低到自我的真实存在上来，诗就成为我们处于正常状态的视觉、听觉、触觉、感觉，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本来的样子，或者，就是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接受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才能回应现代生活加之于我们的各种各样新的多样性体验，才能传达我们对于当下世界的感受能力，我以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抵达当下生活的本质，又怎能抵达今日诗歌的本质。当然，诗歌的写作不在任何文学范式之下，我这样说也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