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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篇关于周易管理的思想颇合现代意义，你可以借鉴下稍稍变通一下可以以《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为题。希望对你有帮助！论《周易》中的管理哲学思想前言：《周易》虽然是远古的著作，但后来经过周文王、孔子的修订，使它从一本占卜书成为了哲学书。到今天，《周易》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思想的一部分，很多日常用语都是从《周易》而来，这些思想影响了我们每个中国人，而我们平常没有察觉，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做为“百姓”不知道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高层管理人员，就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管理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因为他们的基础都是对人性的了解，对于现代的管理者尤其重要。怎么样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把“变易”的、“不易”的事情，变成“简易”的事情呢？这是我们研究的主要问题，也是管理者的职责。因此本人站在管理的角度来看《周易》，希望能给管理者一些新的角度和启示。 一、变易协调——《周易》的管理方法论 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周易》十分重视管理方法，而其管理方法概而言之主要有二类，一是变易，二是协调。正是通过变易和协调来实现管理，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 (一)变易 “易”就是变化，孔颖达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周易正义•序》)，《易传》也讲“生生之谓易”(《系辞》)，认为易就是变化、变易。变易亦即变化、变通、改革之意。这成为其管理的主要方法。为什么要变易、变通、改革呢?首先，在社会发展中要成就盛德大业就不能墨守成规，或者永远处在一种停滞不前的“稳定”水平上，只有变易、改革，才是社会发展的出路，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前进，即“通变之谓事”，因此说变易、变通、改革是事业成功、社会进步的基础。其次，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只有通过变化、改革才能通畅，只有通畅了才能使社会得到进步与发展，并使社会统治得以长久地存在下去，所以《周易》主张对于过时的方针、政策、制度要进行改革，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传•系辞》” (二)协调 无论哪种管理，都是对人财物的管理，实际上，管理就是协调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这其中尤其是要处理好人际关系，这是现代管理学的要旨，也是《周易》所推崇的管理方法。《周易》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要求协调好人们之间的关系，防止各种矛盾激化，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它反对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出现“太过”和“失中”两种情况。并指出太过则反，即物极必反，人就会走向反面。而失中则致于凶，会使自己(指统治阶级)处于凶险的境地，故而它提出协调的中和、平衡思想，认为“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彖》），这同孔子的和为贵以及《中庸》的致中和思想极其相似。它的协调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中正 《周易》认为中正是管理中追求的较为理想的协调结果。它指出“刚柔分而刚得中”，“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易传•彖》），认为中正可以观天下得吉利，有利于上下级关系的协调。从《易传》对经文的解释看，经文中六十四卦每一卦的二爻、五爻为得其中。因为二爻、五爻分居下、上卦之中，而传统的理解认为得其中则为吉，即使不得位的阴爻阳爻也可因其得中而吉。如《易传•彖•节卦》“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刚指上坎为阳卦，柔指下兑为阴卦，刚得中指九二、九五分居下，上卦之中。王弼注云；“坎阳而兑阴也，阳上而阴下，刚柔分也；刚柔分而不乱，刚得中为制主，节之义也。”故“节，亨”。 2．当位 《周易》之爻有当位不当位之说。一般说来，当位则吉，不当位则凶。实际上位是指每个人所处的地位或代表的身份。当位指地位的恰当，说到底，当位是统治阶级强调尊卑关系，让百姓民众安于现状的一种理论，因为它把阳、阴、君子、小人的关系及君臣、父子间的主从关系看作是自然赋予的一种不可移易的本性。《易传》指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因此可见，《易传》的作者把人们之间的那种尊卑、主从、依附、上下的关系当作是当位的东西。这些当位的东西不能随意变化，若变化则为不当位，就要受到惩罚。所以，《周易》把当位看作是协调的另一重要内容。 3．相应 协调也指上下相应，对立统一。因为对立本身也是一种协调，并且是事物发展变化不可缺少的协调；统一相应也是协调。所以《周易》除追求中正、当位外还强调相应与对立统一。从《易经》六十四卦看，乾坤二卦是父母卦，其它六十二卦皆由此而生，这些卦中有许多是对立统一的，如泰否、损益、既济未济等都是完全对立的卦象。这成了六十四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周易》强调对立更重视相应、相交、和谐、统一，如《易传》讲“泰：小往大来。吉，亨”，指的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彖》’，把上下相交当成事物亨通的条件。并对否卦的上‘下不交而带来的“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后果深感不安。所以它反对上下不应上下不交，要求上下相亲，指出“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易传•文言》）。在它看来上下相亲即是相应，相应则社会上下团结一致，从而“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传•系辞》）。 总之，《周易》是要通过变易、协调等管理方法以实现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从而为社会的良性运行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民为邦本——《周易》的管理主体论 现代管理学在把人、财、物当成管理对象的同时，也把人当成管理的主体。《周易》在这个问题上更看重人是管理的主体，把人看成是社会稳定、发展，使社会得以良性运行的根本之所在。它的主体论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民为邦本，重视圣人的作用。《周易》认为易有三道即天道、地道、人道。三道又称为三才。其中，天道、地道只有通过人道才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它认为圣人是人类的杰出代表，正是“圣人设卦，观象系辞”才“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传•系辞》)，而设卦观象系辞主要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同上)，从而“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气”以便达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同上)，通过圣人而通天、地之道，察百姓之情，即“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为民用”(同上)，把天地、自然界中规律性的东西总结给天下百姓，让老百姓运用它。像包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黄、尧、舜则“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又“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同上)。正是圣人能通天地之道并效法“天地变化”而治理百姓，“穷理致性以至于明”，从而使人能利用自然开发自然以发展社会。除此外，圣人还通晓人道，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易传•彖》)，能“通天下之志”而“民从之”(同上)，从而，“知进退之道，而不失其正”(《易传•文言》)，化成天下，使百姓安于现状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因为“进以正，可以正邦也”(《易传•彖》)。 2．重视管理者的道德修养。由于圣人、君子是社会的管理者的代表，其道德品行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对百姓的教化、管理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所以《周易》十分重视他们的道德修养，要求他们崇德，并能坚持不懈加强修养。特别是《易传》对此问题的认识更高，如前所提它曾对近20个卦用道德来解释，并把“履”卦当成树立道德的基础，以“谦”卦为施行道德的柯柄，以“恒”为巩固道德的前提，把“损”卦当成修养道德的途径，把“益”卦当成充裕道德的方法，把“困”卦当成检验道德的标准，把“井”卦当成居守道德的处所。《周易》正是以此为基础对道德的修养与维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3．要求爱民。由于《周易》认识到民既是管理的对象，又是管理的主体，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它要求在管理的过程中要有爱民的思想，《易传》讲“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认为仁与义是人道的根本，是实现领导与社会管理的核心问题。仁就是仁爱，《易传》之《文言》讲“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彖》则要求“容民蓄众”，主要是主张管理者体恤民情，并有“交相爱”的思想。为达到爱民的目的，《周易》要求首先要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认为这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和前提，其次，要求不劳民伤财，《易传》讲“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彖》)，认为不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不违背农时是爱民的重要内容，这样，百姓就会安心于生产，满足于现状。它的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现象，实际上，这是要求百姓手中也有一点财富而能维持其基本的生活需要。 综上所述，《周易》有丰富的管理哲学思想，特别是其科层制管理思想是它的精华。如果史料记载不错，我们的分析无误的话，那么，科层制管理可以提前到公元前2000余年前，这比西方资本主义科层制管理的出现早了1800余年，可以说，这是我国对管理学的杰出贡献。另外，其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论，变易协调的管理方法论，阴阳之道的管理决策论及民为邦本的管理主体论，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张善文，《周易入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版 王军云，《周易与人生智慧》，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张其成，《易经》感悟，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黄玉顺，《周易》及其哲学——《周易人生智慧》丛书“主编闲话” 张其成《周易》管理哲学，张其成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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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易学转轨之前奏（1900－1919）20世纪开初20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镇的易学，亦随之发生新旧交替，进入易学研究转轨的前奏期。清末易学名流俞樾于1906年逝世，他所著的《易贯》、《艮宦易说》、《邵易补原》、《易旁通变化论》、《周易互体徵》、《卦气值日考》等九种著作，很快就被人们置诸脑后，传统经学，曾经辉煌百代，而今己成为过眼云烟。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对《易经》的评论，代表清代学者对易学的权威定论，很快就被疑古派推翻，而代之以崭新的易学观。唐海宗《医易通说》（1910）继承发展明代医学家张介宾的医易思想，开拓易学研究新领域，在医易会通研究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们对易学认识不清，常把易学和封建迷信、卜筮算卦等同起来，甚至视为禁区，很少有人深入研究。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易学研究逐渐兴起。1984年全国第一次周易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促进了易学研究的发展。之后，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为易学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0年8月，中国第一个易学研究会——安阳周易研究会成立，标志中国易学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易学研究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并影响和震撼了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易学已经被许多有识之士所认同，研究易学更是不乏其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80后90后，甚至国外的一些中国文化爱好者，均对易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据2012年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发起和编撰的《中国传统文化名家大典--易学卷》收录，当代知名易学学者、爱好者就有二百二十七位，也系统地展示了当代易学研究成果，介绍了中国当代易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象邵伟华，唐明邦，廖墨香，李书有，张志春，曾仕强等老一辈学者，同时也收录了象梁惟朝，裴翁，谢金龙，毛杰，周汉辉、侯典民等一大批青年学者，是当代易学研究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人物辞书，更是易学研究的时代鉴证。易学这一时期突出的易学家，无疑首推杭辛斋。他在狱中得名家指点，对《周易》有特殊领悟。他先后撰写了《学易笔谈》初集、二集，《读易条识》、《易楔》、《易数偶得》等七种著作，融会象数、义理，开拓新的象数易学理论，成为科学易的先驱者。他广泛引用当时中国人所理解的西方近代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知识，论述传统易学中的卦气、纳甲、爻辰、先、后天八卦，河图、洛书等，力图贯通古今哲学、科学、乃至宗教思想。杭辛斋易学思想充分体现了易学研究转轨过程中的博杂现象，既反映了中西文化的浅层会通，亦反映古代文化的蜕变过程。清末民初，展现清代易学余绪者尚有刘师培、马其昶、廖平等。他们的易学思想，在文化巨变中大都缺乏新意而为时代呼声所湮没。20世纪最初20年，易学同其他经学一样，面临历史批判的命运。“五四”新文化运动，易学转轨之初步（1919－1949）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严峻挑战，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新文化，迅速普及。易学研究转轨，体现在四个方面。人文易学脱颖而出。易学家们受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抛弃封建时代“以传解经”的经学注疏传统，开始用西方近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令人耳目一新。当时的易学哲学大体分两支。用近代西方哲学观点研究《周易》的，首推冯友兰及其《中国哲学史》（1930-1933），他以实证主义方法分析《周易》哲学，把易学哲学引进高等学府课堂，《周易》哲学令人刮目相看。朱谦之《周易哲学》（1923），用周易阴阳学说，论述宇宙生命的运动变化独具一格。吴康《周易大纲》（1938）、贾丰臻《易之哲学》（1941），都用《周易》原理及象数，论述宇宙运动的永恒性。揭示《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坚持西方学术观点，看重《周易》蕴涵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五四”以后成为新方向，实为以科学方法研《易》的拓荒期。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1927）、《周易之制作时代》（写于1935年），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周易》的开山之作，在学术界颇具影响。他最先揭示《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中国奴隶社会中渔猎、牧畜、商旅、耕种、工艺等方面的社会生活。苏渊雷《周易会通》（1934）、金景芳《易通》（1941）亦相继以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分析《周易》哲学思想。宣扬民主精神与社会革新思想。由于他们的努力，《周易》理论研究同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相适应。 以史证易，开拓易学研究新视野。是《周易》研究的又一新方向。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1926）、《论周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1930）以考古学方法研究《周易》，论证《周易》的作者及其产生的时代，将千百年来的经学研究方法远远抛在后面；胡朴安《周易古史观》（1942）、徐世大《周易阐微》（1947），力图从《周易》卦交辞中捕捉史影，以史事证明《周易》卦爻辞的文化内涵，思路开阔，但不乏牵附之处。易学训诂，别开生面。《周易》一书，文字大奥，向你难读。于省吾、闻一多、高亨等，力图结合甲骨文、金文、古文字学知识，对《周易》卦爻辞所涉及的名物、民俗作考释，还《周易》以本人而目。于省吾《周易新证》（1937）、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1941）、高亨《周易古经通说》《1943）、对《周易》的名称，性质；生产时代，卦爻辞所反映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古代风俗习惯，—一根据古文字、古文献作了考证、注释。他们既不重象数，亦不专谈义理，只在训诂释名、钧沉史事上下功夫，为后学者铺平前进道路。科学易破块启蒙。乃20世纪易学的新发展。受国外莱布尼兹、玻尔等著名科学家对《周易》象数青睐的影响，中国少近代科学家，独开新风，用近代自然科学成果阐述易学思想，亦以易学象数解释近代科学的某些原理，从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易著作，为易学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领域。沈仲涛《易卦与代数之定律》）（1924）、《易卦与科学》（1934），成为科学易的拓荒之作。他认为《周易》的每一卦，如同代数几何中的公式，在物理学、天文学中都有妙用。他的著作以英文发表，国内影响不大。造成较大影响的是薜学潜《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1937）、《超相对论》（为前书之普及本，1964年在台湾重版时改名《易经数理科学新解》）。此书将易学原理归结为易卦方阵演变定律。认为爱因斯坦相对论，狄拉克方阵算学，以及物质波、量子力学诸定律，都可同易方阵定律契合，此书一出，在易学界和科学界产生极大反响。他主张：“吾愿今之学者治《易》求诸物理，而治物理者求诸八卦。”治科学易者蔚然成风，盖由此时开端。二十世纪中叶，易学沉寂三十年（1949－1979）1949年后，对传统思想文化实行批判继承。直到60年代初，才在学术界掀起关于《周易》的一次学术讨论。北京大学哲学系冯友兰教授。率先发表易学论文，《易传的哲学思想》（1960）、《易经的哲学思想》（1961）。接着任继愈、李镜池、李景春、高亨、繁星等纷纷响应，掀起了关于《周易》成书的年代。《周易》的性质，《周易》的哲学思想等学术讨论。1961年李景春发表了《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接着发表续篇（1963），高亨亦发表《周易杂论》（1962）、新版《周易古经今注》（1962）。自1963年起。易学讨论转向《周易》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个别人物借口反对将《周易》思想现代化，着意把学术讨论引向政治思想批判，传布极左思潮，使这场易学讨论迅速陷于夭折，留下极坏的思想影响。本来在易学讨论中，学者们正准备整理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如尚秉和《周易尚氏学》1963年编成，李锐地《周易探源》，亦于1963年编定，都未来得及出版，就被压下，直到80年代才得以问世。1975年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出版，可谓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由于学术界极左思潮作祟，学者们坚持“潜龙勿用”原则，易学研究实际上形成三十年沉寂的局面。个别学者仍在辛勤耕耘，熊十力的《乾坤衍》，是在1961年问世的，但在学术界并未造成影响。这一时期值得重视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的出土。不过关于《帛书周易》的校释及研究成果，直到12年后才公之于世，当时并未形成研究热潮。20世纪晚期，易学空前兴盛（1979-1999）20世纪80年代，易学研究出乎意料地迎来了空前兴盛的局面。1984年在武汉召开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1987年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同时掀起了“周易热”。易学队伍不断扩大，周易学会和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迅速建立，易学著作、易学刊物纷纷出版，学术研讨会年年举办，甚至一年多次举行，易学研究不断开拓新领域。易学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周易》今译今注，百花齐放。近十余年来，《周易》今译、今注，不断翻新。李镜池《周易通义》（1981）、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1984）、高亨《周易古经今注》（1984年重版）是第一批注译著作，为易学研究提供了急需读物。1987年，同时有两部新注本出版：宋祚胤《周易注释与考辨》、沙少海《易卦浅释》。此后，随着“周易热”的发展，陆续有新注译本问世，黄寿棋、张善文的《周易译注》（1989）、金景芳的《周易全解》（1989）、周振甫的《周易译注》（1991）、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1996）。这批注译本，其注释的深度和精度都大有进步，反映了《周易》研究的新水平。刘大钧、林忠军的《周易古经白话解》（1989）、高占全的《周易与风水》、《周易传文白话解》（1993），徐于宏《周易全译》（1991）、邓球柏《白话易经》（1993），陈德达、杨树帆的《周易入门》（1999），为广大易学爱好者提供了入门读本。对易学普及工作作出重要贡献。新涌现了各种《周易》经传注译本，有的长于文字考订，有的长于训诂诠释，有的长于理论评析，创立了《周易》注释的新体例，对《周易》的思想文化内涵，作出多学科、多角度的诠释。二、人文易空前繁荣。 《周易》的哲学思想，自“五四”以来，就深受重视。冯友兰在致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的《代祝辞》中，称周易哲学为富有辩证思维的“字宙代数学”。“周易热”中首先突出的是《周易》哲学思想。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1980）、吕绍纲《周易阅微》（1991），张祥平《易与人类思维》（1992），罗炽主编的《易文化传统与民族思维方式》（1994）、张吉良《周易哲学和古代社会思想》（1996）、唐明邦《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1999），都着力于剖析《周易》哲学，特别看重其以象数思维为特征的民族思维方式。李廉《周易的思维与逻辑》（1994）着力探讨《周易》理论体系的逻辑问题。人们不再满足于对《周易》哲学作唯心或唯物的性质判定，而深入探讨《周易》所启示的民族思维方法及其特色，探讨其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和逻辑思维的固有特征。《周易》美学思想受到重视，刘纲纪《周易美学》（1992）、王振复《周易的美学智慧》（1997），刘纲纪、范明华《易学与美学》（1997），对《周易》美学思想的掘发，填补了易学中的空白。关于《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侧面的审视和分析。刘大钧《周易概论》（1986），宋柞胤《周易新论》（1982），王振复《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1990），郭树森、张吉良主编《大道之源——周易与中国文化》（1993），罗炽主编《中华易文化传统导论》（1995），翟廷*《周易与华夏文明》（1995），周山《周易文化论》（1994），胡道静、戚文主编《周易十日谈》（1992），从不同角度阐述《周易》的文化内涵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贡献。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1995），发掘了周易卦爻辞中蕴涵的古代诗歌。程振清、何成正《太极思维与现代管理》（1993），周豹荣《周易与现代经济科学》（1989），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管理科学）（1991），余敦康主编《易学与管理》（1997），对《周易》的经世思想、管理思想作了全面阐述，突显了《周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周易》和易学研究对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价值，成为新时期易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安阳、庐山、西安等地多次学术研讨会上，对此进行了深入深讨。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1991）、《大易集要》（1994），《大易集述》（1998），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化》第一辑（1992）、第二辑（1993），《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1994），朱伯主编《易学基础教程》（1993）唐明邦主编《周易纵横录》（1986），郑万耕、赵建功《周易与现代文化》（1999），张吉良《周易通演》（1999），王炎升《周易经世学新论》（1999），都论述了《周易》和历代易学思想，对新时期人们营建进步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着古为今用的启迪作用，对提高民族文化思想素质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姜国柱《周易与兵法》（1997），为易学与现代化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尤其是北师大易学文化研究中心对于易学的传播与弘扬起到了巨大作用，令人瞩目。易学1973年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出土，1984年在《文物》上公开发表六十四卦经文，同时发表张政*《帛书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帛书周易》（1984），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帛书周易》研究，成为热潮。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1987）、张立文《帛书周易注释》（1992），韩仲民《帛易略说》（1997），是第一批学术研究成果。事隔10年之后，帛书周易传文开始发表，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1993）、第六辑（1995），朱伯昆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1995），公开发表《帛书易传释文》，共有《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六篇。从此，张岱年、饶宗颐、严灵峰、朱伯*、张政*、李学勤、余敦康、张立文、陈鼓应、廖名春、张涛等纷纷发表论文，掀起《帛书周易》研究新高潮。邵国轩《邵氏易数》（1998）对《梅花易数》的内容、结构、成书年代、卦序特点、学术渊源等问题都作了论述。1994年发现了楚竹书《周易》，经整理，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相关校注，参看丁四新著《楚竹简与汉帛书〈周易〉校注》等书。20世纪80年代。1980年《考古学报》上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1984年为武汉召开的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提供论文《易辨—一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首次提出“数字卦”问题，主张八卦符号沿于上古占篮记录的数字符号。徐锡台、韩仲民等办发表论文阐述此观点。为八卦起源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三、科学易巽军突起《周易》同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系，不少当代科学家作了深入探讨，力图从易学思维中找到现代科学方法的微妙启示。董光壁《易图的数学结构》（1987）、李树菁主编《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1990）、丘亮辉主编《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1993）、徐道一《周易科学观》（1992）、顾明《周易象数图说）（1994），焦蔚芳《周易宇宙代数学》（1995）、董光壁《易学与科技》（1997）、韩增禄《易学与建筑》（1997）、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1989）、商桂的《易索》（1998）、邵国轩的《邵氏易数》（1998）、何世强《易学与数学》（1999），罗翊重《易经象数学概论》（1999）等著作。剖析了《周易》及其象数模式同现代数学、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天文、地震等方面的关系，着重论述了《周易》的太极思维，阴阳观念。对称法则，互补原理等对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启迪作用，显示了《周易》这一“宇宙代数学”的科学价值。与此同时，江国梁《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1990），邬恩溥《周易——中国古代的世界图式》（1988），黄寿棋、张善文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集（1990），刘振修《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1993）等著作，着重论述了《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周易》同中国传统医学、养生学关系尤为密切。召开过多次关于周易与中医学学术研讨会。邹学嘉、邹成永《中国医易学》（1987）、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刘杰、袁峻《中国八卦医学》（1995）、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刘长林《易学与养生》（1997）等著作，对医易会通思想、易学与养生法则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周易》与中国传统风水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多次举办关于周易与风水文化学术研讨会，邵国轩《时尚健康人居堪舆法》（1999）、《邵氏易数》（1998）、《传统风水与现代建筑》等著作，对易学思想与现代建筑风水规划做了全面的论述。易学科学易的巽军突起，支持者、参与者大有人在，持批评态度者亦不乏其人。董光壁《易学科学史纲》（1993）对科学易与易科学作了正确介定，论述了易学与中国科学的三次高峰，分析了易科学的困境，提出了易学的科学再造等新思路。四、象数易复苏、易学史开卷。80年代以前，象数易一直处于冷落局面。除尚秉和对易象有专门研究外，不少易学家表明他们的研究不及象数。义理易得到弘扬，象数易无人问津。80年代以后，情况逐步改观，研究周易象数者，除一些科学家外，已有学者专门从事。钱世明《易象通说》（1989）、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集（1994）、第二集（1996）、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一集（1996）等，对象数易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探讨，象数易同科学易的关系作了分析与展望。易图亦随之受到特别重视。欧阳红《易图新辨》（1996）、李申《易学与易图》（1997）对易国作了深入研究，正确评述易图在易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在人文易、科学易、象数易大为兴盛的学术氛围里，易学史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可喜成就。朱伯*《易学哲学史》一至四卷（1986－1989），对易学哲学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剖析，为易学史研究开辟道路，作出典范。廖名春等编著的《周易研究史》（1991），郑万耕《易学源流》（1997），亦对易学发展历程作了简明论述。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991）、王兴业《三坟易探微》（1998），对易学前史的评析，予人以深刻启迪。易学史上著名人物的研究，亦已初步开展。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1987）、梁绍辉《周敦颐评传》（1994）、卢央《京房评传》（1998）、邵国轩《邵雍评传》（1998）、《邵雍全书注释》（1999），是对古代著名易学家进行个案研究的第一批成果，为今后易学名家个案研究，开辟了广阔领域，积累了初步经验。五、《周易》辞书蔚为大观。中国易学史上，80年代以前，没有一部《周易》辞典。随着“周易热”的高涨，《周易》爱好者日益增多，人们普遍要求编撰可靠的《周易》辞典，以应初学及研究之急需。多种《周易》辞书应运而生。几部辞典几乎同时问世。萧元主编《周易大辞典》、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张其成主编《易学大辞典》、张善文编《周易辞典》，均于1992年出版。任华主编、卢叔度审定《周易大辞典》（1993）、朱伯主编《易学知识通览》（1993）、张其成主编《易经应用大百科》（1994），为易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易学知识，填补了辞书和易学史上的一大空白。新世纪初河北承德袁东峰老师对易学更是大力探索，用数学、哲学、国学等综合自行研究，著述了《袁东峰讲国学易学》等书籍，其中大部分将传统文化和易学相互地结合了起来。
感悟《易经》 《易经》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据说最早由伏羲氏创立先天八卦，到周朝周文王改变了伏羲氏的坐标系，创立了后天八卦，推演出六十四卦，并写了每一封的卦辞，历史上称为《易经》。《易经》一书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易经》是十三经第一本，四全书第一本。《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演绎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心理结构。它是群经之首，是大道之源，是民俗之根，是白家之脉，是万法之宗。在儒家，它是群经之首；在道教，它是三玄之一。它深入到了每个中国人思想的没一寸土地，扎根在那里。它“总万教于一本，约千训于一义。”它是华夏思想与哲学的源头，是文学的鼻祖。 当我走进《易经》的世界后，我发现我一下子就爱上了里面的东西：警句，哲思，教化„„惊叹于它一整套庞大的系统：河图、卦象，六十四卦的演绎，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对应，与天干地支的对应，与中医中人体器官的联系，与家庭中父母子女的对应，“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像，四像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它似乎是在称述世界的“道”，它似乎是在演绎宇宙的规律，它似乎就是世间万物的联系。无处不透着神秘，无处不让我为之着迷。同时我惊奇地发现它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高到了令我叹为观止的地步。 《易经》并不只是译本占卜之书这么简单，它的精髓，或者说，它的实质，是一种对人生和世界的哲理性的思考，它赋予人们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它可以说是影响中国人最深最广的一本哲学著作，是它成就了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正因为如此，我在学习过程中，我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易经》中的人生哲学，世界观。 一、《易经》中的人生态度 《易经》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这里《易经》首先强调的是知天，即认识、掌握自然界变化的规律。《易经》用一整套特有的卦象系统，把自然界复杂的变化概括地予以表现，然后让人根据自然界变化的规律去认识自己目前的处境，设计自己应该采取的行动。更为深刻的是六十四卦的整体排列所体现的宇宙变化，特别是伏羲六十四卦的排列，这个排列可以用来表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阴阳递转，显示春夏秋冬，二十四个节气；也可以用来描述天象的变化，把斗转星移囊括其中。掌握这些，我们才能知天，但知天并不是目的。知天的目的是顺天。《易经》除提出知天、顺天等处理人天关系的重要原则外，还提出“乐天”的思想。乐天就是对人生抱种达观的态度，超越具体功利的审美的态度。 从《易经》中，我们可以学到正确的人生态度。人在世界上不能做到事事都如意乙一方面人应该努力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不要把一次的成败、一事的成败看得过重。如若自己的理想、愿望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未能达到，也不应因此而颓废。就算这种不成功是“天意”吧，也应对“天”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人生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难道除了不断地办事业就投有别的吗?人当然第一要义是谋生，但最高境界却是“乐生”。因为人生之苦，大多在过于执着于功利诸如金钱、名誉、地位之类。有了这些东西缠身，人就超脱不起来了，自由不起来了，快乐不起来子。 二、《易经》中的人际关系处理 天人关系虽然是《易经》哲学的主题，但《易经》探讨天人关系目的还是为人处世建立原则。《易经》于这方面的讨论是宏观的，而于人际关系的讨论是微观的。 《易经》认为，人之处世，第一要义是要找到自己应处的位置。“守正”这是《易经》推崇的为人处世的第一法宝。按照《易经》的观点，天地万物各有其位，人不例外。每个人都应在世界上找准自己应处的位置，如若这样，世界就是有序的了，就不会有祸乱产生了。 《易经》推崇的处世法宝第二当是“中孚”。“孚”，诚信的意思，“中”，在这里表示出自内心的意思。因为只有真情才能换取真情：只有挚信才能换取挚信。这个世界的维系并不完全靠金钱、权势，也要靠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同情、信赖和相互帮助。而这些属于人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东西又往往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得，用权势可以掠取的。 《易经》推崇的处世第三法宝是“和”。“和”在《易经》中是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和”与“中”常常联：在一起，号称“中和”。“中”要求做事不走极端，要适度，“和”则要求与他人关系要谐调，要顺畅。“中’是讲个体所处的位置，“和”则是讲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和”的思想体现在《易经》的整个体系之中，而整个《易经》体系就是一个生命通达、循环不息的和顺的整体。 守正，中孚，尚和－－这是《易经》作者从其对生活的深刻体察中所总结出来的处理人事关系的三个基本法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去实践的人生哲学。。 三、《易经》中的处事原则 人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种种不同韵处境，要处理种种不同的事务。要怎样才能把事情办好，在可能的条件下取得最好的结果呢?《易经》通过六十四个卦的解析为我们提供了极为具体的指导。概括起来，《易经》认为处事的基本态度是果决、审慎、适变。 我们应该深刻体会到世界上的事，顺顺当当的当然有，但也有好一些是并不顺当的，有些事真要去办，还要冒些风险。当然，不去冒险，自然较为平安，但也必然是平庸； 无大成就。世上凡干大事者，无不历经风险，没有风险意识，没有敢闯难关的勇气，没有临事果决的魄力，怎能取得超乎寻常的业绩呢?在战争中两军对垒，战局风云莫测，取胜者，大多是指挥果决、敢出奇兵、敢冒风险的一方。不过，话又要说回来，果决、勇敢必须以科学的分析作基础，必须以审慎粗辅佐，否则就会走到愿望的反面。《易经》就是这样教人将勇与谋，果决与审慎很好地结合起来。但这些都要在适变的基础下，要适变，也就要我们事物变化的规律。了解这些，我们就不必为自己目前淹蹇的处境而灰心、颓丧：，你可以创造条件，改变这种处境，争取光明的前途。同样，你处在极为顺利处境，并正在飞黄腾达的时候，也不要为幸运喜昏头脑，要当心物极必反，要为自己留下余地，留出退步，否则则可能后悔莫及。 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我知道《易经》不仅认识到宇宙万物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易经》认识到人在规律面前不是完全无能的，它强调人可以认识、掌握这种变化的规律，以变应变，唯变所适。这就非常了不起。更了不起的是《易经》中所包含的人生哲理，让人觉得它本质上就是一本哲学著作，是一把把握人生的金钥匙。
论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历史文化语境弥 沙1,李育红2(1.东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2.渤海大学中文系,辽宁 锦州 121013)[摘 要]审美主义是中国当代文艺的主潮,它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和本质,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的文艺观。不仅如此,它还将审美主义从一种文学观念提升为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它既是我国当代文艺潮流的一种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它带来的文艺转型和文化转型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一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对极左文艺思潮的反拨,一是改革开放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制导。这两种历史文化语境深深嵌入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机体,使它表现出巨大的历史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较为严重的历史局限。[关键词]审美主义;文学工具论;文学审美论;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08) 03-0034-05On the Historical Culture Context of the Ideological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of Modern AestheticismMI Sha, LI Yu-hong(1. College ofHumanities,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2. Department of Chinese, Bohai University, Liaoning, Jizhou 121013, China)Abstract: Aestheticism is the main stream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art, and it takes aesthetic as highest value and substance ofliterature and art. Furthermore it improves the viewof literature toworld view, the viewof value and philosophy. Itwas not only the changeof Chinese modern 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but also the part and important signal of Chines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t bring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literary context: one isthe criticismto extreme left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ideas; two isreferringtowest aesthetic the-ory. The two historical cultural contexts inset the body of modern aestheticism deeply, and showed great historical rationality, but it has theserious limitation of words: aestheticism; the theory of tools of literature; literary aestheticism; modernity; aesthetic modernity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我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出现较早,渗透面较广,影响力较大的一种文艺思潮。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压倒了政治化的革命文学,成为我国当代文艺领域中的主流。这种文艺思潮的核心观念,强调文艺的审美独立性、自律性,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最高本质。这种文艺观念渗透于当代文艺活动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唯一标准。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不仅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文学观,还将审美主义从文学观上升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因此,它既是当代中国文艺潮流的一次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因此,深入分析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产生的语境,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文艺思潮的性质。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最直接的文化语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极左思潮的拨乱反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是作为对我国文艺极端政治化、泛政治化的极左文艺思潮的强有力反弹而出现的。而从更大的范围和长远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看,它受到了西方现代性的深刻影响,与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息息相关。西方的现代性思想和实践,作为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他者”,深深地介入了我国当代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这在文艺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反拨新中国的文学长期以来是以“为工农兵服务”,特别是“为政治的文艺”为宗旨的,它秉承和延续着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的文艺与政治相统一的新型革命文学传统。因此,新中国的文学一直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在建国之初,是完全必要的,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随着“左倾”思潮的逐步膨胀和极端发展,文学的政治性因素不断被强化、被体制化,导致思想领域中的带有专制色彩的非人化,造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扭曲和畸变。在这种语境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被“文艺为政治服务”所取代。文艺沦为政治的奴仆,沦为表现政治思想的图解,沦为描写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工具。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以拨乱反正为目的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了打破人们的精神枷锁,求得与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相一致的社会和文学的新发展,开展对极左政治思潮的批判,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是非常及时和完全必要的。新时期文学就在这种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语境中形成,开始了对政治挤压、剥夺文学的反拨。这种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准确地找到了极左文艺思潮的思想核心和基础———“政治工具论”,相继展开了对“政治工具论”的批判和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批判,进而转向了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性扬弃。但是,文学界也把政治确定为文艺的“外部规律”,以隔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而切断文学与政治的一切联系。至此,对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否定经历了一个越来越激进的道路:从反对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推进到以文学立法的方式确定政治属于文学的“外部规律”,最后发展为文学“远离政治”、要求文学具有“非功利性”、“非政治性”和“非社会性”。就在对文学“政治工具论”拨乱反正过程当中,一些学者发出了“文学回归本位”的呼声,认为文学“政治工具论”抹杀了文学本身的特征,泯灭了文学的审美品格、忽视了文学的“内部规律”。这种“文学回归本位”的学术要求在批判极左文艺思潮的过程中越来越强烈,最后终于以傲然独立的面貌出现,变成新时期之初最有感召力的文学主张。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正是在对文艺政治工具论的反拨的基础上,循着“文艺回复自身”的道路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对我国文学从被政治的束缚和扭曲状态中解放出来,恢复文学的自身活力,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作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一翼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力地批判了“左倾”文艺思潮,使文学的审美特性得到重视,使文学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从理论到实践,包括文艺创作、文艺评论到文学史的书写都取得了突出的实绩。这是必须充分加以肯定的。然而,这种正义的批判和清算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同时,始终存在着问题的另一面。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重要吗?难道没有好的肯定人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吗?我们在拒斥文艺与不好的、非人的、危害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同时,又怎样处理文艺与好的、宜人的、有利于社会的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关系呢?克服文艺与政治的不正确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上的矫枉。矫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过正。但真的一定要矫枉必须过正,只有过正才能矫枉吗?事实上,这种矫枉过正的理论与实践,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误解,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偏见,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学说和意识形态理论的遮蔽,造成了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狭隘理解和冷漠态度,造成了文学内部的政治、审美、道德等因素的失衡。当然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既保证文学与政治各自的独立力量,又使二者在有机关联中达到互相推动,至今仍然是个尚待解决、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更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回避的任务。审美与政治的关系,并没有因时代的演进而消失,所改变的只是这个问题的存在方式和提问方式。其实,政治具有不同的形态:政治的思想形态和观念形态、政治的制度形态和体制形态,政治的生活形态和实践形态等等。同时,政治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时代的政治的质态和表现形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狭隘地理解政治,就可能会导致狭隘地理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然而,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政治对社会关系和国家群体意志的重要性,对文学的制导作用的内在机制是不会改变的,所改变的只是影响文学创作和审美活动的形式。中国的当代文学应该以此调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此,王杰说:“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来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仍具有现实意义。其一,文艺、审美必然具有政治性。这个命题所揭示的是政治性只是审美、文艺的一个属性,但它决不等于文艺、审美必须为政治服务。文艺不被规定为‘为政治服务’时,文艺仍然具有政治性或者意识形态性。其二是什么是‘政治’?政治不能被简单地界定为‘党派政治’,政治并不狭隘地局限于政党之间的争权夺利。相反,当代社会直接的政治斗争具体、广泛地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在作品文本中得到曲折表现。其三,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看来,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界、个体与社会、人的内在要求与外在现实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性在于,它要求我们在正视现实矛盾的前提下,把生产力的巨大力量以及个体的心理内驱力转化为与人类幸福生活这个目的相一致的建设性力量。美学通过对艺术和审美现象的分析而把握现实关系,通过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而实现对现实的改造。”[1]因此,一概不加分析地、笼统地忽视、轻视或漠视文学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的观点都是不妥当的。二、西方的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明确以实现现代化为发展目标,预示着我们已经自觉地加入到世界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之中,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在此进程中,西方现代性的范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一方面是西方现代性本土化的必然结果。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为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复杂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反映着西方社会历史自身内部的一种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现在已席卷全球,变成了世界性的社会历史过程。社会历史现代性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表现为两个具体的现代性层面,即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主要指社会的物质层面和经济、政治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而文化现代性则主要指社会的思想文化层面。这种文化现代性,从精神性质上说,可以划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前者倡导一种以培育和弘扬启蒙理性为宗旨的启蒙精神,后者则往往表现为对启蒙精神的反思和批判,特别关注和追求人们对社会现代性的负面因素的感受和体验,宣扬一种与社会历史现代化进程不相协调的审美现代性精神。历史现代性是以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开端的。启蒙理性和启蒙精神是历史现代性的主导的和重要的精神意向和思想内涵。正如康德所指明的:“人从自我蒙蔽的状态中走出来”。为此,必须“强烈地意识到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开发心智”“成为启蒙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之一”。[2]()在这种精神指引下,现代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思想文化等精神领域,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实现“理性的塑造生活”,“坚定不移地推进客观化的科学、道德与法律的广泛基础以及独立的艺术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把如此积累的认知潜能从其深奥的阳春白雪形式中解放出来,将其运用到实践。”[3]()“那是一个拥有原理和世界观的时代,对人类的精神解决它的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它力图理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和整个宇宙。”[4]()。这种现代性与主体构型连接起来,使现代人摆脱外在权威的辖制,赋予主体以一种改变自己和批判自己的气质。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经济政治制度领域中的变革,促进了物质生产的飞跃发展,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形成了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同时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需要、才能、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5]()但是,以启蒙现代性为主导的历史现代性同时存在着严重的负面因素,诸如社会层面的资本主义和技术主义,制度层面的工具理性,精神层面的感性与理性的不平衡。最严重的是由于资本和雇佣劳动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当时的一些学者对以理性为依托的历史现代性进程中的负面因素进行过种种批判。法国思想家卢梭较早地对西方现代文明提出了质疑。黑格尔、马克思、尼采、阿多诺、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都这样那样地对历史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加以反省,寄予忧思。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的异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斯·韦伯称现代合理化和官僚化的社会制度已使现代生活成为“铁笼”。斯宾格勒觉察到西方文化开始“日落西山”,走向“文化悲剧”的时代。海德格尔把破坏了人的完整性的技术统治一切的时代指称为“贫困的时代”,指出“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6]()。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说:“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了巨大的不幸。”[7]()马尔库塞提出“单面人”的概念,指出“技术解放的力量”不仅导致“物的工具化”,而且造成“人的工具化”[8]()。审美现代性在批判启蒙现代性,克服社会现代性的负面作用中,功不可没。当时的西方社会,用审美现代性来批判历史理性和启蒙现代性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它反对工具化、科学化的目的理性的思想,反对体制和制度的一体化、总体化和绝对的完美化,赞美和追求个性、差异、分化和多元,关注“内在的自然”和“灵性的抒发”,倡导“不纯粹性”。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将审美现代性表述为“背离传统”,“通过否定的思维方法建立一种肯定的东西”,“在不缺少规定性的情况下把辩证法从这种肯定的本质中解放出来”。反对主张“理性与现实和解”的黑格尔的保守的辩证法,把黑格尔宣扬的绝对统一性的哲学本体论说成是戕杀事物的差异、矛盾和运动的根源。强调艺术“对个体进行更高层次的全面塑造”,“必须抛弃那种靠再现正面的东西来帮助社会干欺买卖的现实主义”[9]()。他批判“文化工业”生产的“大众文化”是以丧失艺术的自律为代价,通过制造“虚假的同一性”导致公众意识的“物化”,削弱了批判能力和超越意识。海德格尔提出只有艺术才是守护“亲在”和自身的“诗意地栖居”的护法神。然而,审美现代性批判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审美乌托邦的倾向。席勒主张审美能弥合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分裂,是人类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和理想境界,审美教育是改变社会零散化的唯一途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则认为艺术是现代社会负面作用的解毒剂,是被理性高度抑制、高度异化的现代人的解放之路。阿多诺认为“艺术救赎”是一剂消除理性控制的良药,因为艺术具有形式上的颠覆能力,可以消除统治阶级行使意识形态的理性条件。马尔库塞主张通过“文化心理本能革命”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人的解放。海德格尔则认为,人的本真生存是诗性生存,艺术是存在的家园。这些理论都陷入了不切合实际的审美乌托邦。马克思指出:“意识的一切形成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批判来消灭的……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10]()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现代性的阻碍。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主义文化扰乱了文化的一统天下,动乱来自三个方向:对艺术和道德分治的坚持以及把自我(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奉为鉴定文化的准绳。”[11]()伯林一语中的地道破了催生了审美现代性的浪漫主义的局限:“整个运动,事实上,是一种要将审美模式强加于现实的企图,……对于艺术家,事实上,浪漫主义的一些主张是非常合适的。但他们企图将生活转变成艺术假设在我看来是荒谬的。”[12]()卢卡契批评处于异化状态下的艺术家往往企图以谋取内心的自由来对抗现实的异化,他说:“自由便缩小为一种灵魂的实际,缩小为个人行动的一种特有的方式”。[13]()通过以上地分析我们看到,历史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历史现代性内部更存在着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西方学者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但大多把现代性所带来的弊病归结为启蒙理性,倾向于认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倾向于从精神方面解决二者的对立,建构二者的和谐,或用审美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这种审美现代性的精神价值取向在文化现代性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它一方面夸大了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最主要的这些学者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精神层面,试图通过审美现代性来战胜工具理性,克服启蒙现代性的弊端,解决社会现代性的问题,表现出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的人的异化,人性的分裂,艺术与社会的敌对,但并不认为这只是精神的问题,他不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归结为精神矛盾。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私人占有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冲突,因此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出路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解放生产力;归根结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力要求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人的异化。西方大多数反思现代性的学者,虽然也看到了制度与人的矛盾,但把这种矛盾的本源理解为精神之间的冲突。因此,他们不去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物质关系和政治关系,而试图从精神上反对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加剧了审美现代性批判精神的紧张;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提出的用审美现代性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方法的乌托邦性质,所以他们看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真正出路和历史发展的光明前途,从而感到悲观和绝望。这种理论、思想的偏失诱发出历史与人文的对立,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对立,造成西方文学艺术及其理论对审美的批判性的过度强调。三、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的文艺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西方的审美现代性作为“他者”,遮蔽了中国的现代性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的诸多差异,导致对中国现实的误解,导致我们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缺乏必要的反思,使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走上了批判社会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的道路。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是存在着诸多差异的。一是时间上的差异。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现代性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水平,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推进现代化进程,走向现代性的历史深处;二是制度上的差异。我们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们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途径不能全盘照搬西方。人们思想中对我国这两个关键性现实还存在着极大的误解,或急于改变我们的不发达状况,主张走向资本主义;或忽视了我国现有的制度基础,误认为通过改革走向资本主义,把实行的商品经济误当作实现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对中国当代基本现实的这两种误解,一方面,使我们忽略了对西方现代性、特别是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另一方面,限制了我们具有而且应该创造新型社会制度、新型审美现代性的勇气和创造性智慧的发挥。当代中国既有现代性发展不充分和不成熟之处,又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的“和谐社会”。这既是人类的理想,又是现实的运动,绝不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为了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西方的现代性经验,尤其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对我们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审美现代性的限度。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深受西方审美现代性影响的。其核心理念“审美”及其理论基础“美学”主要是通过吸收西方审美现代性而建构起来的。在较为匆忙地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过程中,不可能会对西方审美现代性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现在看来这种反思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目前学界也已展开了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周宪运用社会批判理论对“审美现代性”进行了全面地反思。他着重指出了审美现代性的悖论性质,尤其是审美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他指出这种内在矛盾有三种:第一,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于,审美现代性并非只是单纯地批判否定现存社会,它同时也承担了肯定现存社会的功能,但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否定之后的重建,审美用它自身感性的或“身体的话语”对抗理性的绝对命令,这种张扬感性的路径同时产生两个后果,一种是对现存社会生存状态的反叛,一种是提供工具理性无法达成的另类体验或欲望的满足,这又是对现存社会的一种补充或弥合。这两个后果之间是矛盾的。第二,是精英与民粹的矛盾。它指的是,现代艺术自律性包含着精英主义和贵族立场,它往往把艺术退守到很小的专业圈子范围内,因而呈现出某种“自恋”特征。而自律性艺术又采取一种社会批判路径,社会批判是要通过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来实现的,既然自律的现代艺术并不以广大社会公众为目标,那么它的颠覆力量从何谈起呢?第三,普遍人类学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矛盾。审美趣味、天才、艺术自律性、审美价值等本是资产阶级为了更有效地施行统治而设置的意识形态观念,但是它们又被提升为人类的普遍要求和价值,资产阶级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使自身成为普遍的人类主体,但在资本社会的现实中,他们又只代表自己的利益,因而,这种意识形态策略是不能服人的。这就是自律那么软弱无力的原因[14]()。在西方,查尔斯·泰勒对审美现代性的思考在众多的对现代性的反思中独树一帜。他不仅描述现代性精神的两个方面———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和紧张,而且,在历史的追索和分析中,他恢复了这两者各自给现代性、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带来的精神滋养和道德力量,并指出人们应该宏观、客观的看待两者。在泰勒看来,审美现代性从其来源———浪漫主义对现代自我的支撑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它保证了我们的自由和自主。但这种取向却有一个过于狭窄的道德容量,它排斥、无视其他的同样是道德的自我构成因素,尤其是启蒙运动的分解式理性带来的自我构成因素———自负其责、自我控制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由于这种排斥和忽视,致使它混淆了自由和自主或自我实现的两个不同层面———行动的方式和行动的质料。前者是指真实的理想是自我指示的,它必须是我的取向,这是对的,但这不意味着我的目标或自由、自主的内容也是自我指示的,也是由自我决定的。相反,这种内容应该是以某个外在于我的东西为背景。否则,自我实现可能会滑入肤浅和主观主义。简单地说,审美主义与理性主义是冲突的,但两者并不是不相容的,它们带给我们的都是有效的道德价值理念。在现代,由于没有了前定的、统一的意义秩序背景,于是,它们变成了探索性的东西,因而会给人带来不确定的误解,使现代人无所适从。而一旦我们知道他们虽然是可探索的,但他们都已成了支撑我们的道德力量,我们应当恢复他们的道德效力,而不是使他们你死我活的斗争。面对西方现代性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化发展程度作出比较准确的科学定位,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情和文情出发,追求和探讨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学的现代性。当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推进启蒙现代性。我们的审美现代性应当受到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的规定和制约。一切反对和不利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现代性,特别是阻碍当代中国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都应当加以检视和反思。
额，同学，我们估计是一个老师交的，资源共享啊
1、亚当·斯密与人力资本理论,《教育研究》, 1985年第7期。独立完成。2、微观经济学教学中的问题解答,《西方经济学教学通讯》, 1992年第2期。独立完成。3、微观经济学的教学难点和重点, 《西方经济学教学通讯》, 1996年1/2期。独立完成。4、新凯恩斯主义的信贷配给理论, 《商业经济和管理》, 1997年第5期。独立完成。5、新凯恩斯主义工资粘性的微观理论基础, 《生产力研究》，1997年第5期。独立完成。6、新凯恩斯主义的价格刚性的微观理论基础,《经济科学》, 1997年第5期。独立完成。7、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财经科学》,1997年第6期。独立完成。8、关系型融资制度初探,载《外国经济学的新进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9月。作者：刘文忻 兰莹。9、“资本结构研究中的控制权理论评述”，《经济学动态》2003年10月。作者：刘文忻 胡涛10、“货币主义”，载《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独立完成。11、“失业救济金与中国城镇人口失业持续时间”，《经济科学》2005年4期。作者：杜凤莲 刘文忻12、“中国城镇再就业者的性别职业分割和收入差异”，《经济学家》2005年第5期。作者：刘文忻杜凤莲13、“我国理论经济学教学中的案例教学问题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10月。作者：张元鹏刘文忻14、“加快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构想与政策研究”商务部研究项目（内部报告），2006、5。 项目主持人。15、“要素积累、政府政策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年第4期。作者：刘文忻 陆云航16、“制度变革与省区经济增长――基于内生视角的实证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11期。作者：刘文忻 陆云航17、“集权和分散经济与预算软约束理论：一个文献综述”《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作者：胡涛 刘文忻18、“失业与中国城镇人口收入差距”《经济评论》2008年1期。作者：刘文忻 杜凤莲19、“失业与中国城镇人口收入差距“《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 复印报刊资料F103<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2008年第3期。作者：刘文忻 杜凤莲20、“农村小额信贷的激励机制评述“《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年10期。作者：董志勇 董迈 刘文忻21、“民营制造业中的企业规模—工资效应”《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6期。作者：陆云航 刘文忻22、“公共品私人自愿提供决策的实验研究”《中南财政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作者：龚欣 刘文忻 张元鹏23、“中国慈善捐献有效提供实证研究”《财经研究》2010年底7期。 作者：胡翠 张元鹏 刘文忻24、“社会偏好的异质性、个人理性与合作捐献行为“——基于公共品自愿捐献机制的实验研究《经济评论》2010年第5期。 作者：刘文忻 龚欣 张元鹏25、 研究报告：“北京市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和定价机制度的实验研究”此项目为北京市“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此研究报告是结项成果。此项目2006年立项，2010年结项。 本人为项目主持人。
1956年，弗里德曼在《货币数量论——一个重新表述》一文中发展了货币需求理论。弗里德曼探讨人们持有货币的原因采取了与凯恩斯不同的方法，他不再具体研究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而将货币作为构成财富资产的一种，通过影响人们选择资产的种类来保存财富的因素来研究货币需求的，实际上是资产需求理论在货币需求理论上的应用 。弗里德曼看来，货币是债券，股票，商品的替代品，货币需求是个人拥有的财富及其他资产相对于货币预期回报率的函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凯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以与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法则相对，后者认为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试图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联系起来的努力成了凯恩斯《通论》以后经济学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一方面微观经济学家试图找他他们思想的宏观表达，另一方面，例如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为凯恩斯经济理论找到扎实的微观基础。二战以后，这一趋势发展成为新古典主义综合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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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制作为都市功能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支撑性条件,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将起到或促进或阻碍的显著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服务业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现代服务业概念界定
现代服务业管理论文摘要
提要自我国加入WTO以来,现代服务业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分类列举了几种有代表性的定义,并对它们加以提炼,希望对后续研究者有所帮助。
现代服务业管理论文内容
关键词: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概念
中图分类号:F719文献标识码:A
“现代服务业”的概念是我国的提法,在国外没有“现代服务业”这一提法。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 报告 中首次出现“现代服务业”的提法,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发展现代服务业,改组和改造传统服务业”的发展目标,在以后的历届会议中都沿用这一提法。但是,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在我国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中也没有确认现代服务业的界定范围。有代表性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强调“现代服务业”是依赖于现代高新科技发展起来的
刘志彪等(2001)认为:“现代服务行业是从传统制造业的部分环节分化形成的,是伴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而发展起来的。”
刘有章、肖腊珍(2004)认为:“现代服务业是与传统服务业相区别的,内涵极广的概念。它主要是指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而发展起来的,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生活服务和生产服务的国民经济新兴领域。”
邱立新、周田君(2005)将现代服务业定义为:“在工业化比较发达的阶段产生的,主要依托信息技术密集的服务业。”
李江龙(2007)则认为:“现代服务业是指那些显著依赖现代科技手段和组织方式,向社会、企业、政府和最终消费者提供服务产品的公司与组织的总称”。
谭仲池(2007)认为:现代服务业是在工业化比较发达的阶段产生的,是指工业产品的大规模消费阶段以后出现快速增长的服务业。主要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手段发展起来的、信息和知识相对密集的服务业,包括那些不生产商品和货物的产业,主要有信息、物流、金融、会计、咨询、法律服务等行业。与传统服务业相比,更突出了高科技含量与技术密集型的特点。
以上概念基本上都强调了“现代服务业”是依赖现代高新科技发展起来的,但是也并不是没有区别的,笔者比较同意谭仲池对“现代服务业”的界定。
二、强调“现代服务业”是为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
朱春明(2004)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服务业是指与现代技术密集、产业分工深化和经社会发展相伴的信息服务、研发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现代物流、 市场营销 服务等,但主要是为生产者服务的商业服务业。”
来有为、苏爱珍(2004)认为:“现代服务业又称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指为生产、商务活动和政府管理而非直接为最终消费提供的服务。”
郑吉昌等(2004)认为:“现代服务业指为生产、商务活动和政府管理而非直接为最终消费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金融业、 保险 业、房地产业、咨询业、信息服务、科技开发、商务服务、 教育 培训等行业。”
晁钢令(2004)认为:“现代服务业是为了满足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商务活动(公务活动)的功能强化与职能外化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要为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商务活动(公务活动)降低成本、扩展功能、提升效率而提供服务的相关产业部门。”
以上概念,前两个是着重强调现代服务业是为生产者服务的,后面的两个阐述的比较全面,强调了现代服务业是为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服务的。以上含义的界定仅仅是指出了现代服务业的服务对象,并没有指出现代服务业的主要特点。所以笔者并不同意以上对“现代服务业”的界定。
三、强调“现代服务业”分为新崛起的和对传统服务业改造后的两类
常修泽(2005)认为:“现代服务业不同于原有状态的传统服务业”。笔者对其内涵界定为两个方面:一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新兴的或新崛起的服务业;二是指“传统服务业”当中经过用新技术、新流程、新业态和新的服务方式改造提升后的那部分服务业。
夏杰长、霍景东(2006)则认为:“现代服务业是指其需求主要受工业化进程、社会生产分工的深入影响而加速发展的服务业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新型服务方式及新型经营形态对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的服务业。”
以上对现代服务业的界定,也是现今比较典型的一种,为许多人所接受,其论述还是比较贴切现实的。
四、强调“现代服务业”分为现代生产性服务和现代消费性服务
黄繁华(2002)在《经济全球化与现代服务业》一书中对现代服务业的内涵界定为两部分:现代生产性服务和现代消费性服务。现代生产性服务是指应用现代科技和满足生产中间需求的各项服务;现代消费性服务是指主要满足个人提高生活质量和能力扩展所需要的服务。这位学者的定义,虽然在国内很少有学者支持,但是他对现代服务业的界定也不是不无道理的。不过究竟该如何区分生产性服务和消费性服务?其实很难区分,比如说房地产行业,笔者认为既有生产性服务又有消费性服务。
以上对现代服务业的界定,学者们对现代服务业的理解越来越接近其本质。为了能很好地理解现代服务业的本质,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现代服务业的特征。从现有理论归纳的角度分析,现代服务业一般具有五大基本特征:1、高技术性,即现代服务业科技含量高;2、知识性,即现代服务业为消费者提供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服务,使知识在服务过程中实现增值;3、高增加值性和集群性,即现代服务业不仅可以使服务过程产生知识的增值,而且可以产生服务的规模效应和各种服务相互融合的聚集效应,引起服务的大幅度增值;4、从业人员高素质性,即现代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大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专业知识基础和技术、管理的能力,从而构成了现代服务业的核心能力和“白领”、“灰领”阶层的聚集区;5、新兴性,即在时间上是现代兴起的或从过去演变而来的。
对于现代服务业的五大特点的描述,是针对现代服务业整体而言的,但具体到某一实际的服务行业,它可能同时具有五大特点,也可能只具有一两个特点。例如,旅游业的整体行业具有知识性和高增加值性,但缺乏高技术性、高素质性和新兴性,只有诸如航天中心游和未来的太空游之类的科技旅游,才同时具有五大特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现代服务业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主要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手段发展起来的、信息和知识相对密集的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管理论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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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的研究
现代服务业管理论文摘要
摘要：研究现代服务业的含义与特征;分析嘉兴服务业发展现状和特点;剖析嘉兴现代服务业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为嘉兴现代服务业发展提出建议。
现代服务业管理论文内容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 服务经济
随着社会的发展，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引领经济发展的主角地位，成为衡量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面对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嘉兴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提出了 “服务业优先发展战略”。因此研究嘉兴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为“十二五”的战略目标更好的实现做铺垫，也为嘉兴现代服务业监管与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1 现代服务业的基本内涵
对于现代服务业的含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觉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归纳起来就是：与传统服务业相对的具有高技术性、知识密集型、动态性、生产性的、新起的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主要分为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及农村服务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是指那些为进一步生产或者最终消费而提供服务的中间投入，主要包括金融保险业、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节能环保服务业及服务外包产业等;生活性服务业主要是指直接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服务行业，主要包括旅游业、批零住宿餐饮业、房地产业、社区及家庭服务业等;农村服务业主要包括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农村物流服务体系及农村社区服务体系等。
2 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意义
发展现代服务业能改善环境缓解资源短缺 嘉兴已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制造业已经相当成熟，但也面临资源匮乏和环境瓶颈的制约，如果加快发展金融、物流、批发、各类专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不仅可以是服务业本身得到升级，而且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减少传统工业产业等带来的环境污染，有利于直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实现经济持续发展[1]。
发展现代服务业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美国经济学家R·K·谢尔普指出：农业、采掘业和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砖块”(bricks)，而服务业则是把它们黏合起来的“泥灰”(mortar)[2]。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和制造业有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这表明服务业经济具有较强的渗透性，能加快传统服务业的产业升级，促进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
发展现代服务业能提高区域竞争力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强力驱动下，世界产业发展在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后，已经迈向服务经济时代[3]。目前国内一些先进城市的服务业发展较好，服务业占GDP比重较高，北京达到71%，广州为58%，上海为52%。可见发展现代服务业对于城市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有着重大意义。嘉兴处于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面对长三角地区中城市群的激烈竞争，只有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其在GDP中的比重和质量，才能提高综合竞争力。
3 嘉兴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嘉兴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2012年嘉兴服务业增加值为亿元，同比增长。服务业增加值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同比提高个百分点。全市服务业占GDP比重为，占比增幅达个百分点，进一步提升了服务业在全市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十二五”期间嘉兴市大力实施服务业优先发展战略和服务业“倍增”计划，同时为促进服务业提速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求进”，出台了《2012年度嘉兴市服务业发展工作要点》和《嘉兴市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管理办法》标志着嘉兴市服务业开始迈向标准化时代，服务业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具体体现在：①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员能力现状。服务业行业具种类多，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于一体的产业优势，可以广泛提供各种就业机会，吸纳从第一、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大批富余劳动力。②服务业龙头行业快速发展。嘉兴港区将新建、续建19个三产服务业重点项目，涉及总投资亿元。嘉兴港区在推进工业转型升级与生产性服务业联动发展这一目标时，以临高物流和大型专业市场这两个为“龙头”，并以此带动科技服务业、酒店餐饮旅游业、房地产业、金融服务业、商贸及社区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此外，港区还将继续推进酒店餐饮业、商业和房地产业建设。③服务业聚集现象突出。随着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战略的提出，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以服务业为主的聚集区不断涌现。目前，嘉兴首批15家省、市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已初步完成规划。在2011年已经有嘉兴现代物流园、嘉兴科技城、平湖九龙山旅游度假区、海宁经编产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4个省服务业集聚区。在2012年又新增了4个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另外10个市级服务业集聚示范点发展也呈现良好态势。
嘉兴现代服务业中存在的问题 ①嘉兴市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比较低。在长三角区域内，由于区域的划分和竞争，各地区部门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嘉兴在金融保险、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科研技术等方面仍有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②新兴行业未形成规模。嘉兴市目前还是以传统行业为主，例如海宁皮革城和桐乡羊毛纱市场，新兴行业例如信息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还未形成规模，信息服务业发展缓慢，并且其发展规模普遍较小;科技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工业设计、节能环保等新兴科技服务业发展不成熟，要依附于传统的工业企业，且规模偏小。③缺乏有影响力的企业。虽然目前服务业企业数目纵多，但大多以小规模的个体户为主，上规模的企业不多，没有品牌效应。方便的交通使得嘉兴的消费者大量流失到了上海和杭州等发达城市，导致嘉兴的消费品市场受到了制约。④宣传力度不够。政府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往往注重生产，轻服务。企业和居民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地位，对新兴服务业的支持程度不大。⑤缺乏专业性人才。嘉兴市政府对服务业的人才培养重视程度不够，同时与当地的高校交流不够，培养出来的人才没有针对性，缺乏创造力。政府对服务业人才的激励机制力度不够。
4 发展嘉兴现代服务业的建议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建议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享受更加优惠政策，建立低门槛的准入制度，提高对外开放的程度，进行招商引资，鼓励和吸引更多资本进入各类服务行业和领域。设立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对影响大、带动作用强、服务业重点项目的补助和奖励，重点扶持现代物流、金融业，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建设。制定和健全各服务行业法律法规。
培养人才，争创有竞争力的服务业区位环境 高速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开发和培养。对于人才，要重新认识人才的概念，突出 “适用即为才”，不以学历，出身论英雄，适当引进外来“淘汰”人群;搞 “人才本土化”，重视内部挖潜培养，充分利用本地高等教育优势带动成人职业教育。[4]通过政府与高校、企业的合作，加强进行各种培训和教育，注重实践，有针对性的培养人才。同时制定完善的人才的奖励机制，减少人才的流失。
确定服务业主导行业 服务业行业具有种类多的特点，如果齐头并进，以同等的资源分配使用，那服务业的发展效率和速度就不具有竞争力。所以可以选取能够对整个现代服务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具有向导性和带动性作用，具有现代化新业态、新技术和新服务方式，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技术创新能力的行业作为主导行业优先发展，重点培养。随着“八大产业”发展战略的提出，加快科技、信息等新型服务业的发展，使其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领头羊。
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近年来嘉兴市市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较快，满足了人们对于日常用品消费的需求，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却相对滞后。要坚持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来提升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重点把握好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创意服务外包和产业、金融服务业等五大行业。
现代服务业管理论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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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搞好企业非业务人员的考核在《管理科学化考核是关键》一文中，我曾说道，企业员工的考核从内容上可分成业绩考核与素质考评两大块；对于二者必须先分后合，综合形成被考核者的考核总分；为了使考核的价值取向趋于积极，引导员工成为积极有为的开拓者而不是谨小慎微的谦谦君子，企业考核必须侧重于业绩方面的考核；由于业绩考核比较客观、准确，而素质考评比较主观、模糊，因而考核侧重于业绩也有利于提高考核结果的客观、准确性。但是，企业中的业务人员固然可以考察其"业绩"，然而企业中还有一些非业务部门，比如行政部门；甚至业务部门中还有些非业务人员，他们?quot;业绩"如何考核？其次，对于非业务人员、特别是管理人员，考核对其"素质"的要求也不应同于业务人员。本文就是要讨论这两个问题。一、如何考核非业务人员的"业绩"事实上，我们所说的"业绩"，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并不只是指企业中的业务人员取得的那些可以用经济指标衡量囊滴袷导ǎ欠褐钙笠抵兴懈谖簧系墓ぷ魅嗽彼〉玫墓ぷ鹘够蛲瓿梢滴袂榭觯黄渲杏行?quot;业绩"是无法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的，至少是无法直接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的。那么，如何考核这些无法直接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的"业绩"？从我们的实践来看，考核制度与计划管理的紧密结合，能够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1、计划管理用一定质量要求下的"工作量"和"工作进度"为指标，把非业务人员的工作转换成可以用比较精确的数字来加以衡量的东西。这里的要素有三：
我心中的白居易9月17日，游览了白居易草堂，当时以为导游说错了，白居易草堂不是在洛阳吗？后来一查才知道，洛阳那个是白园(老白的晚年栖居地)，眼前这个是草堂。看看，做一名人就是好，没事瞎溜达，不但到处留情，而且到处留名。 余秋雨不说嘛：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着声名。 老白来庐山就是这样，当时挺郁闷，本来要替人主持正义，结果招人不待见，被人弹劾了，弹劾的原因也挺搞笑：说老白他妈是掉井里死的，老白不讲究，还做诗写井赏花，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中国人事就是多，吃饱了没事研究什么避讳，避这个，避那个，庐山本来好好的叫匡庐，出一赵匡胤，皇帝那匡着呢，你就不能匡了，改个名吧，结果庐山了，万幸啊，后来没人叫山，扯的有点远了，还说老白，老白到了江州，本来挺不痛快，看见一妓女，凄凄惨惨切切，跟自己差不多，一郁闷，弄出一《长恨歌》，后来到庐山一看，呵，挺好，在这定居吧，农妇，山泉，有点田，没事再做做诗：架岩结茅宇，属壑开茶园。何以洗我耳?屋头飞落泉。何以净我眼?砌下生白莲。左手携一壶，右手挈五弦;傲然意自足，箕踞于其间。兴醛仰天歌，歌中聊寄言：言我本野夫，误为世网牵。时来昔捧日，老去今归山。倦鸟得茂树，涸鱼返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间多艰险!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连皇帝都不想伺候了，大有乐不思蜀的劲头。 老白这辈子活的够潇洒，为文，堪称一代宗师，为官，虽然不太顺，好歹也做了几任地方大员，年纪嘛，活了70好几，人生70古来稀啊，这岁数在当时能申请记录，最重要的，特有桃花运，樱桃樊素嘴，杨柳小蛮腰，一个是着名歌星樊素、一个是舞蹈明星小蛮，左拥右抱的，想想，是个男人都流口水。
中国是诗的国度,其文苑中的诗词奇葩,为千百年来大众所喜爱,且至今不衰,如果我们把它与西方的诗并在一起,“以平情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科学的认识，理智的沉思,去进行比较研究”,也许能得出较多理性的结论。然而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对中西诗歌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番综合的比较,就很难不泛泛而谈且流于肤浅。“与其要肤浅的全面，不如要深刻的片面”，基于这种想法,本文拟就中西爱情诗歌这个题材作一番考察。大家知道,爱情，曾被人们公认为文学中“永恒的主题”，它一经灵心善感的诗人吟咏挥毫，进行精湛的艺术加工，最易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中西爱情诗中那些情真意深，字字出自肺腑的佳句名篇，每每如刀刻石一般铭刻在读者的心扉，因此，研究中西爱情诗歌的理论是很多的。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爱情诗比之于西方的同类题材，要相形见绌得多。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中国与西方爱情诗歌之奇葩各自摇曳着独特的风姿，散发出截然不同的芬芳，闪烁着截然不同的民族色彩。从时间上看，中国爱情诗肇端于三百篇，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其首篇《关雎》便开门见山的道出了男子对窈窕淑女的恋慕与追求。再如《邶风·静女》中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城隅幽会时的情景，并通过那姑娘“爱而不见”致使小伙子“搔首踟蹰”的细节描写，表现了他们爱情生活的甜蜜。《郑风·溱洧>描绘的是春暧花开之时，青年男女嬉戏游乐在河边，反映出他们爱情的和谐与欢悦。《诗三百》不仅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 ,而且还常有女子对男子的爱恋。试读《标有梅》标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土，迨其吉兮！标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土，迨其今兮!标有梅，顷筐暨之。求我庶土，迨其谓之!这首诗，以梅子的黄落比喻青春消逝，年华迟暮，表达了一个姑娘渴望及时成婚的心情。同样内容的在《周南· 卷耳》，《邶风·匏有苦叶》，《邶风·简兮》，《墉风·柏舟》，《郑风·狡童》，《郑风·子衿》这些名篇中也屡屡见到的。从情诗产生的早远，女子对男子的大胆爱恋这点看，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是无法与中国古代的相媲美的。值得遗憾的是，当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发乎情，止乎礼”的中和原则和“诗言志”传统的压制，这种女性直抒胸臆,热情奔放的倾吐和声音。就渐渐减弱了，甚至有的时期是一片沉寂，由此才带来那种中国缺乏爱情诗的读解。西方爱情诗源于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略晚于史诗,而爱情诗史也和中国的一样起源于淳厚质朴的民歌，大都是用来歌唱的，歌唱时往往伴以乐器,并分独唱体与合唱体两大类。独唱体完全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丧失了氏族文学的集体性，被柏拉图称道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萨福，是当时最富盛名的歌手，她的爱情诗多抒发恋人间的激情，悲伤，离别的痛苦，妒嫉的折磨，具有语言朴素，感情真挚，音乐性极强的特点，具有特别感人的世术魅力。以至后来伟大的卢梭在暮年时，希望自已唱着萨福美妙的情歌离开人世。然而历史传给今人的萨福的诗歌很少，且为断章残篇，真不得不令人惋惜。爱情诗在西方臻于完善，由于量多质高给人留下难以忘印象的，当是中世纪的骑士抒情诗。在中世纪，由于骑士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骑士阶层。骑士们有着各自追随的封建领主和崇拜爱慕的贵妇人。为了讨得贵妇人的欢心，他们甘愿昌险，作战，为她服务，虽九死而不悔，万死而不辞。对于卢梭说的“我宁肯为我所爱的人的幸福，而千百次的牺牲自已的幸福。”便有骑士思想的影子。骑士与贵妇的爱恋,和婚姻是两码事的，最终目标不是与其结婚，而是一种畸形的婚外“精神恋爱”，是柏拉图哲学中爱情理论在中世纪的积淀。“为着品德而去眷恋一个人总是很美的事”给人们的心态以很大的影响。以至有的人在心中假设一个女子来为之奋斗。骑士抒情的主要代表作“普罗旺斯抒情”中的《破晓歌》，它描写骑士和贵妇人在黎明破晓之时难分难解之情，不避讳肉欲的描写，这就有对封建道德和教会禁欲主义加以否定的意义，因为在当时封建和教会双重制度下，清规戒律，约束重重，男女合一，每每缺乏爱情基础，而追求自由，具有理想的骑士精神就起了一种变相弥补的作用。十二、三世纪的骑士情诗为以后欧洲的爱情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许思园先生在其遗作《中国诗之特色》中认为，中国诗肇端于三百篇，发皇于建安，极盛于唐，自宋以后，格律题材几无所增益。中国诗生长过程约一千八百年,而西方诗导源于希腊，起于十二三世纪，在文世复兴时期和十九世纪初期，两度极盛，十九世纪末骤衰，前后只有七百余年，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伴随着中西各自诗歌成长的爱情诗的发展轨迹吧。爱情是个诱人的主题，美轮美奂的爱情诗令人目不暇接，常叫人如醉如痴，物我两忘，我们在绚丽多姿的中西爱情诗中探幽揽胜时，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中国诗作者男性假托女性之口写诗的甚多。如：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上部》(朱庆馀)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江南曲》(于鹄)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买卜人。《望夫词》(施肩吾)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无名氏)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杜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杜牧)从理论上讲，西方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男女地位实质上都是男尊女卑的，但是中国的程度要历害得多。如：在中国，夫妻、夫妇、子女、男男女女等词序表明男先女后的原则不可颠倒，过去出嫁的女子要在姓氏之前冠以夫姓；在汉语中，不少坏字眼，也多以“女”字作偏旁部首，如：嫉妒、妖媚、奸淫等等。可见，女子地位低下。同时文人骚客十分看重功名事业，追求“立功、立法、立言”之三不朽。妇人在男人心中不占地位，择偶得命于父母媒妁之言，嫁后须“主中馈”“奉箕帚”，生儿育女，妇女受教育的条件很差很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必然导致女性诗人的甚少。再加上男司外，女司内的分工，妇在家则“入厨下”，夫在外则“寄寒衣”，因而妇女一般内心痛苦，这个内心痛苦复杂情感的领域，自然为男性诗人所发觉，所利用。因此，中国爱情诗诗人常假托女子之口，来唱对男子，丈夫的恩爱情深，抒写远离的相思情苦，渲泄被遗弃的怨和恨。在西方，宗教色彩浓烈，人们对圣母圣婴的传说虔诚痴迷，加上又受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影响。妇女地位比之于中国要高得多。比如在古代希腊传说中，人类本是一种四手四脚，圆脑袋，两张面孔的球状生物。万神之王宙斯害怕人类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及自已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君权统治，便举起雷电，手杖，将人类一劈为二，但分开的一半却拼命扑向另一半,想重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情，因此西方男子传统称自已的妻子为“我那更好的一半”故而，女子的个性理想、智慧、才干，以至学识，常是男子景慕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西方爱情诗多是男性对女性的仰慕。如本琼生的《给西莉亚之歌》：只须用你的眼波向我祝酒，我会报答你用我的眼波，或在杯盏上留下一个吻，我就无须寻找美酒来喝，灵魂深处引起的干渴，只能祈求一杯仙浆润喉，即使天神降下甘露，我也不肯换取你的眼波，我新赠你的玫瑰花冠，并不只为把你仰攀，却只为了给它以希望，叫它此后永不凋残。由于你嗅过的香气，然后把它再给我扔还。从此它成长吐香,就非出自它，而是出于你的,我敢断言。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说：“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少，象人这样的唯妙的却很难找。”作为天地之灵秀，万物之灵长的人。他必定有各种理想和要求，要求“在理性和感性上都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要求生命的完美充盈。在人的诸多要求中，“事业情结”和“爱情情结”是不可忽视的两大点。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男子一生的主导是“事业情结”，而女子则是“爱情情结”。一般说来，在事业与爱情发生矛盾时，西方文化的个体性使西方的男子常常舍弃事业而获得爱情。他们认为爱情是事业的动力，能促使事业成功；他们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爱，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爱，幸福是人生的追求，爱是人生的大事，在伏尔泰看来，人生有两次真正的死亡：“一个是不再爱，一个是不再被爱，这都是难以忍受的死亡，至于冥目咽气，倒没有什么。”“爱情激荡着活跃的情绪，它可以使死亡的人复活，它可以使沙漠有人居住，它可以使爱的人幻影重现。”(大仲马《红屋骑士》)。这些思想在西方是很普遍的。而中国，男子则往往以功名为重，爱情绝不会有与功名抗衡的分量。反之他们认为陷入情网，儿女情长是极不光彩的，会使人堕落沉沦，会使事业失败。正如俗语所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所以夫婿抛妻别子，进京赶考，追求功名，镇守边防，为国为民，效命沙场，宦游南北，离家外出，商贾四方，是极普遍的，两地分居也就理所当然了；加之男子喜新厌旧，移情别恋，三妻四妾等情况。又注定中国爱情诗中以“怨情”诗特别多。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为有》(李商隐)思君如流水，长闻呜咽声。《自君之出矣》(雍裕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李商隐)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怨情》(李白)象这类离情别绪，深宫闺怨的“怨情”诗，触目皆是。西方从中世纪以来，由于骑士风的影响，男子求荣誉骑士功勋竟不是为了自已的擢升，而是为了胜利情敌，赢得情人的青睐。拜伦写的“名声——我对你若有兴趣，并不是爱听你响亮的吹嘘；是为要看她灼灼的目光——她也懂得了：我并非配不上她!”这便是西方男子求得女子垂青时的写照，代表西方男子的群体的意识，所以西方爱情诗对女性的倾慕的表白比比皆是。其中，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雪荣和勃朗宁等人的短诗便是“慕”的胜境。我们读马克思的《致燕妮》，也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东西恋爱观相差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至上”的口号，因此，爱情诗大多写于婚媾之前，又常常是称赞容貌诉申爱慕。彼特拉克对劳拉；斯宾塞对伊丽莎白；拜伦的唐璜对海黛；卢梭对菲尔松、戈登、华伦夫人、戴莱斯；但丁对雅特丽丝；白朗宁对其夫人，简直举不胜举。而中国重视婚姻而轻视爱情，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后。夫妇情爱，士大夫是每每讳言或不屑言的，“随着四婆裙转”在儒家看来是一种耻事，只有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如桀纣与隋炀帝李后主等，但都为世所诟病。中国真正的爱情的诗的精品往往是惜别悼亡。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李清照的“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洗流”以及我们从陆游、李商隐、纳兰容著、陈曾寿等诗作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指“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诗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的确，西方诗宗教色彩很浓,翻开西方诗歌，我们就能感受到那浓浓的气息。在希腊神话中，美与爱的女神阿芙罗狄特主宰着人间的情爱，这情爱，犹如诱惑之酒，使人沉溺迷醉；使人痴迷疯狂,使人活力奔溢；使人心灵燃烧。正是在爱情的大胆追求上再加上一种虔诚痴迷的情感，就构成了广泛意义的宗教。试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第一百一十六首《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哦，决不，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它定睛望着风暴却无不为之动；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星，你可量它多高，它所值却无穷。爱不受时光的播弄，尽管红颜，和皓齿难免不受时光的毒手；爱并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尽头。这首诗它歌颂了爱情的永恒和伟大，具有浓厚的思辩色彩，阐发了一种近似教义的哲理，很耐人玩味和深思。又如斐多菲的：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这样我们就永远能结合在一起。而且，姑娘，如果你是天空，我愿意成为天上的星辰，然而，姑娘你是地狱，我愿意永堕地狱之中。这首诗又表现出西方诗人对爱情的追求的执着和顽强，蕴藉着一种宗教的玄思和遐想，体现着一种哲学的理性。中国思辨哲学不发达，人为宗教观念淡薄，因而中国人重视现实生活米盐琐屑，衣服钱财成为一般夫妻关心最多的事情，不能向较高的地方发玄想，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及。所以中国爱情诗缺乏人生的思考和宗教的情操，这也导致了中诗不如西诗那么深广远大。在西方，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加之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女性是男性附属品的观念很少，她们的“德”、“言”、“容”、“工”不是为男子的贤内助的标准。她们在人格上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尊严。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思想从古至今一直占上风。宁可离婚，而不迁就，因此，西方女子在学问和情趣上可以和男子进行朋友的默契欣合。男女相悦，婚恋合一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方面动人心弦，当首称小葡萄牙人——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组诗，那枯木逢春的喜悦，火焰般的激情，全展现在她那优美的十四行诗里。而中国，由于中国固有的社会情形和伦理思想，妇女无法与男子平起平坐，无法与情人感情交流。同时文人不屑围着女子的“石榴裙”转，与他们相处的不是妇女，而是同僚和文字友，因此，男女恋爱相悦的诗，能盘看来，不及朋友交谊，赠答酬唱的作品多。许多诗人的集子中，关于友谊诗，往往占了半多。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等的友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人中，歌德与席勒、华斯与柯勒律治、济慈与雪莱、魏尔兰与兰波等。虽然也以友谊著称，但他们集中畅叙友朋乐趣的诗却很多。严格说来，文学是人们生命的直接呈现形式。然而从它从产生开始就被套上了政治的桎梏，从那以来，一直有着诗乐政的传统，强调诗乐为政治服务,，加以诗言志，赋诗言志理论的形成，使得“文以载道”，使文学蜕变为“明道”；“征圣”；“宗经”的工具。因此，中国古诗中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之谊，使爱情诗常有政治的色彩。这种情况是为中国古典诗所常有，而这是西方诗所绝无的情形。开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手法先河的，是《楚辞》的《离骚》。如其间的“众嫉余之蛾眉兮，谣汤谓余以善淫。”“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以萧艾也”，“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流。”实际上，这是政治上的失意，被谗见疏，用男女之情之比。到了唐代，这种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请看王昌龄的《长信怨》的“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白居易的《后宫词》的“红颜未老思先断，叙倚熏笼坐到明。”等等。甚至自已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口味，也要用新婚装束合不合公婆的眼来作比：“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因此，有的诗的主题到底与政治有关，还是与爱情有关，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理清。正因为如此，从前注诗注词的人往往在爱情诗上贴上忠君爱国的徽帜。例如毛苌在《诗序》中毫无根椐的把诸如《关睢》《桃夭》等男女相悦的诗说成是赞美“后妃”的作品，又如张惠言把温庭筠的浓艳香软的《菩萨弯》十四章说成是“感士不遇之作”相反的是,近来有的人又走极端，把十足的忠君爱国的诗却贴上爱情的”“商标”。例如，《离骚》《远游》一类早有正确定论的作品，有人又认为是爱情诗，这可以说是乱作郑笺，穿凿解释，强牵附会之举。西方人是不会将政治主题与爱情主题相混淆的，但他们诗中宗教主题与爱情主题交叉渗透却又是常有的。以上笔者从几个方面谈了中西爱情诗思想内容的殊异，下面在浅析一下中西不同的艺术风格。刘勰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涤；可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那么中西爱情诗风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一个具有激进性、个体性、开放性和吸收性的文化，西方各民族的性格是以感情奔放和大胆坦露为其特征，表现在文学上是对英雄史诗的推崇，骑士精神的讴歌，昌险行为的肯定，掀起狂飚突进式的运动；在美学上崇尚阳刚之美；在哲学上不断以片面性的思辩，突破固有观念的平衡，取得新观念的跃进和突变；在艺术上崇尚震人心魄的戏剧冲突，用艺术形象对运动和角力精神加以张扬，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西方爱情诗的手法是开放式的，笔调直率大胆，铺陈。每每带着激浪巨涛似的情感，狂飚闪电似的想象，惊世骇俗的夸张，而且还常用大自然的背景来衬托，那大海怒涛；狂飚暴风；峭壁悬崖；荒谷沙漠在中国诗中很难与爱情诗联系在一起。我们下面来读拜伦写的与海蒂的恋情描写：他俩信步漫游，手儿相携，在闪闪发光的卵石，贝壳上踯躅，踏过平滑坚实的滩头沙砾，这久经剥蚀的,荒凉的藏身之地，由风雨形成,却俨如匠心构筑，他们俩进来歇息,互挨着臂膊，顺从了绛紫暝色的撩人的魅惑。他们仰望天穹,那飘游的彩霞，有如玫瑰色海洋,浩瀚而明艳，他们俯眺那波光粼粼的大海，一轮圆月正盈盈的升上海面；听得见浪花在飞洒,轻风徐来。得见对方黑眸里射来的热焰——觉得四目交窥,他们的双唇，使互相凑近,黏接,合成一吻。提倡情感的宣泄提倡“日神”的崇高和“酒神”的狂欢，以便在情感宣泄中获得心灵的舒畅，在酒神的狂欢中去寻求审美的快感，是西方具有典型性的爱情诗，易使读者惊心动魄而有一泻无余之感。西诗的情调是刚性美，充分体现了爱情是生命的动力的观念。中国文学越礼纵欲，主张“乐而不淫，衰在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因此，虽然中国诗主张抒情言志，但却又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在克制中和，文质彬彬在安贫乐道中走向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中国爱情诗所呤咏的爱情是遮掩的。“千呼万呼始出来，犹抱瑟琶半遮面。”爱情只是生命的潜流。重柔性美，情调含蓄，隐约；绵长；委婉深沉；细腻；讲究“言近而旨远,辞浅而又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人“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外，反三隅于字外。”男女相遇、相识、相见、相爱、相别、相逢,，以大自然的旷野景物为陪衬的极少，而常在小桥边、溪水侧、月光下、柳树旁、孤亭客舟里；四周的清风朗日；鸟语花香；小桥流水；湖光山色；幽谷小径；云霞虹霓给人带来艺术的感觉，情绪的感染，识读的底蕴。中国人的内心很多是锁闭式的，爱情的发生更多是在室内，所发爱情诗中的“小楼”、“锈阁”、“画堂”、“回廊”、“别巷”、“深宫”、“雕栏”以及亭、榭、轩、庙、塔等屡见不鲜，这在读者的生理和心理上不会出现，紧张，急迫和不可遏制的情绪冲动，符合中国人平缓、亲切、轻松随和、舒坦、闲适、宁静、愉快等心旷神怡和审美习惯。试读下面几首诗：惆怅梦馀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红纱，小楼高阁谢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浣溪沙》(韦庄)小山重叠金明灭，鬓欲度香胆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菩萨蛮》(温庭筠)楼上黄昏杏花寒，斜月小栏杆。一双燕子，两行征雁，画角声残。 倚窗人在东风里，洒泪对春闲，也应似旧,盈秋水，读春山。《眼眉儿》(左誉)这些诗，兼有人物，情绪和背景，而意境深远开阔，蕴藉清逸淡远，感情疏淡悠长，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韵致。在中国，从诗歌的体裁上来看，最能表现爱情的浓丽旖旎的透骨艳语的莫过于词，它是比中国的四、五、七言古诗和律诗成就高的精口。缪钺先生在《论词》一文中曾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要眇之情，凄迷之境，诗中或不能尽，而此新体反适于表达”。可见词与诗的内容是有区别的。词主要言“更细美幽约”的“人生情思——爱情”。此为“诗之所不能言也”。孔子在删诗时曾说：“诗三首，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可见无邪之思，是礼教范围内的思想，是诗的主要题材。所以诗具有独特的功能，可以“经夫妇，杨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邪思”的爱情自然不再归入诗之正宗，即使能挤进，也是微乎其微，凤毛麟角了。于是，那诗中所不能言的“要眇之情”，也就在词中找到表现它的一席之地。同时词又具有其它诗体难有的灵活和精巧，它容量虽小，却令人小中见大，神游八方，并且能常以其石破天惊之魄力，冲破卫道者的禁区，大胆表现“正人君子”难以启齿，无人可诉的爱情，将爱情赤裸裸地披露于世人面前，无丝毫的掩饰，因而在言情上，它比诗具独异的生命力，更强的艺术魅力。请读下面两首词：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绵衾寒。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浣溪纱》(韦庄)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韦庄)这些“熏香掬艳，眩目醉心”是“清艳绝伦”的词句，若写入诗中，在一般人眼中便会显得轻薄，而在词中，不仅立意新颖，情真意切，力透低背，荡入魂魄，扣人心弦，而且对封建礼教具有很强反抗意识，表现了政治束缚的减弱，文学自觉时代的深入。西方诗以表达爱情为荣，不论是婚内恋,还是婚外恋。中国诗的主要功能是“言志”，爱情题材不能登大雅之堂，婚外恋尤所讳言，只有词在这个方面最能与西方爱情诗相匹敌。
《长恨歌》的叙事艺术，既有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赓续，又有拓展与突破。《长恨歌》对叙事艺术的创新和发展，表现出与现代审美观念惊人的契合，其叙事策略与叙事话语，穿越千年岁月，具有某种现代品质和价值的美感特征。其美感特征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诗艺之间彰显着“不同之同”、“同而不同”，具有一种“坚奥的美”(［英］鲍桑葵)。这是《长恨歌》研究尚未触及的阐释空间。因此，在现代审美理念的观照下，我们将在重读中收获新的审美感悟和文化信息，作品也会在重读中焕发新的艺术生命和价值。换个角度说，文本在形成中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也会重现在后世的审视中。这种解读所发掘的内涵和价值，对创作和批评都是很有意义的，而不是仅仅印证西方文论、现代文论的有效阈限。 叙事意识的多元性 《长恨歌》被誉为“古今长歌第一”(《四友斋丛说》卷二五)，其引人入胜，令人激赏，不只是故事和人物，还有其叙事态度和叙事方式。而决定其叙事态度和方式的是叙事意识。正是叙事意识的多元性，使得《长恨歌》的创作在审美范畴突破了传统的樊篱。 l、疏远“载道”、“言志”、“明理”的诗学传统，在古代文人最有心理障碍的题材中，挑落了君臣纲纪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在《长恨歌》大胆纵情的书写中，耽入爱河的帝妃与世俗红尘男女没有本质区别。男女主人公情的痴绝乃至性的沉湎，在毁灭中的无可奈何，在心灵创伤中难以自拔，在幻灭无助时憧憬超自然的力量，“生命情调”的体验尽显于诗人笔下。把“生命情调”表现得如此大胆、坦率、执著、真实，这在中国古代叙事诗中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的。“载道”、“言志”、“明理”的诗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古代的文学“工具论”。国人直到20世纪末才算是挣脱了“工具论”的枷锁。白居易竟然在千年之前冲破了“工具论”的桎梏，不能不让人敬佩其文学上的胆气和识见。诗人对历史中的玄宗和杨妃并非没有腹诽和讽喻，我们只要检索《长恨歌》以外的白诗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在以民间传说为素材来塑造新的文学人物时，诗人不但疏远了传统诗道，也否定了惯于讽喻的自我。正是这种疏远和否定，催生了新的文学典型。这里，对美的理想形态的憧憬、想象与追求，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式和创作定式。 2、背离“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圣人之规，在中国封建时代视为文学正统的诗歌领域，将笔触伸入到神灵世界，不仅写了“不见玉颜空死处”的怪异，又写了碧落仙界的神奇。这在诗中不是作为典故偶而涉及，而是建构了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叙事框架。其构思立意从总体上背离了孔子之说。在封建时代的主流文化中，这种叙事意识并不被认可。唐朝孟棨《本事诗�6�1嘲戏》载：“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也?’”可见，从正统中出走需要怎样的胆识和才力。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使《长恨歌》中的李杨故事具备了完整性和传奇性，其“有一定的长度”的完整性正暗合亚里斯多德提出的史诗标准，而故事的传奇性则回应了唐朝新兴的传奇文学的审美诉求，具备舞台表演可能的潜质。 3、走出“红颜祸水论”，颠覆历史本事，使女主人公在人性和情感的坐标中获得正值的定位。《新唐书�6�1玄宗本纪赞》代表了典型的传统看法：“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这里既把安史之乱归罪于杨妃，又对玄宗没有汲取所谓的历史教训充满惋惜。而白居易在《长恨歌》的创作中，则与“红颜祸水论”彻底划清了界限。纵观白居易诗作中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对女性才德的激赏所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我们就不难理解白居易为什么摈弃了祸水论，不难理解诗作为什么对玄宗夺媳秽行、杨妃因忌悍出宫以及与安禄山关系暧昧之类的闱壶之玷一律芟刈，不难理解杨妃为什么在诗中获得全新的人格定位和情感定位。诗中的杨妃已不是原来的历史人物，而是获得新生的文学形象。白居易以崇高的诗美祭奠杨妃，是因为这位风华绝伦才艺超群的女性，在个人生死存亡家国兴衰续绝的关头，以身殉国，以死殉情，以女性的牺牲换取男性生命的拯救，在神化成仙后又以女性的宽宥实现了对男性心灵的拯救，充满了自我牺牲的圣洁感情和人生选择智慧的痛苦。“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根据审美理想和人物性格逻辑的叙事，表现了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义的真实。 4、接近乃至认同世井传说的价值判断，使得《长恨歌》的叙事具有某种平民化书写的风格。关于李杨故事在民间传说中的原貌，我们只能从零星材料和《长恨歌》、《长恨歌传》的追溯中略知大概。在世人的传唱中，历史远去留下的深刻背影，不是五千年前那场浩劫的罪魁祸首，而是兼具动乱的当事者和受害者双重身份的传奇人物。时过境迁五千年，时空的距离效应蒸发了历史的血腥，过滤了历史的沉重，留下了男女主角的风情和憾恨，并藉此拨响诗人感伤的琴弦。当李杨情史在民间传说、坊间传唱中经过宽宥的洗涤，乃至蜕变之后，白居易则顺应延续这个轨迹，使之脱胎换骨，经过圣洁化、理想化的艺术处理，在中国诗歌史中推出先前不曾出现过、后来也不再出现的文学形象。这种叙事，不仅仅是题材处理的方法问题，而是审美价值在叙事中的一种转向。联系到白居易生平与人民的接近，诗风的平易近人，对民间文学的关注与借鉴等等情况，《长恨歌》叙事的民间立场、民间意识，就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创作的自觉。 5、对文学张力的营构意识。被称之为“诗的共同特点”的文学张力，源于英美新批评理论家艾伦�6�1退特1937年《论诗的张力》一文，随后被用之于包括角色、结构、情节、语言等等在内的文学各个层面的研究。诗的张力被认为具有多义性、情感饱绽、包孕矛盾对立、内在的动感等特征。千年之前的白居易不可能对文学张力作出概念的界定，但是他的创作主张却有相似的论述，并体现在他的诗作中。白居易在述及感伤诗的创作时说：“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谓之感伤诗”。这近似一篇创作过程论，又逼肖诗歌文学张力理论的古代版：在创作过程中，外在的事物与内心的情理及其之间多种对立的文学元素，在感遇(感触、感觉、感悟、体验)中牵、动、随、形(牵连、冲撞、抗衡、比较、映衬、交合、生发)，使受众的思维不断在多极之间往返、游移，在多重观念影响下产生立体感受(张力)。《长恨歌》作为感伤诗的代表作，鲜明地体现了诗人对这种文学张力的营构。《长恨歌》的题旨具有多维向度：它既是民间传唱的意蕴升华，又是历史本事的颠覆文本；既是诗人情感历程的纪事载体，又是对历史、人生、情感去向的诗意追问。诗人对笔下人物一往情深，提供了命运转化的支点，却又不得不残酷地让他们走向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与阅读期待形成巨大的反差，却又反常合道。诗中的玄宗以天下之主却不能庇一妇人，陷入无从消解的悔恨；杨妃太真侧身仙界却心系红尘，坚守誓盟却无力回天，只得溺于绵绵不绝的长恨。诗中互文、叠映、闪回、逆收，使叙事充满了张弛开阖起伏跌宕的动势。这些作为有机整体的文本中相互矛盾因素的组合和相互作用形成巨大的文学张力，不断冲击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考验读者的审美鉴赏能力。应当说，《长恨歌》叙事中的这种“不动之动”的文学张力的生成，只能来自诗人的有意识经营，而其识见才情又足以副之。 叙事意识的复杂多元，镕铸了《长恨歌》叙事艺术众美兼具的品格，既体现出传统诗艺的濡染，又有与现代美感的契合。其审美判断有极大的接受面，由此引发题旨判识的见仁见智，引发审美冲动的多彩多姿，诗作因此成为一部把美和情与广大受众永久分享的文学经典。《长恨歌》中的故事不再是历史的影像，而是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式。这种叙事个性，带来了叙事结构的开放性和叙事形态的复杂性。 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所谓“开放”，与“封闭”相对，指与外界有联系。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与环境有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则为开放系统。叙事结构作为一个系统，其开放性的界定，应指文本形成过程与外界有联系、与环境有信息交流，具有某种有意设置的不确定性和缺失性。《长恨歌》的叙事，与民间传说、历史本事、时代氛围、作者情感历程紧密联系，并产生互动。在叙事中，历史本事不断离散并受到颠覆，民间传说作为基本素材受到过滤和扬弃，时代情绪和呼唤影响叙事的调式并得到体现，诗人的情感历程隐含于叙事之中并烙上鲜明的印记。千百年来，《长恨歌》的叙事艺术给受众带来震撼、愉悦和陶醉，而叙事中的空白处、简略处、存疑处和缺失处则带来了困顿、疑窦、期待的失落和求索的欲望，受众以史书纪事与逸闻、民间传说、诗人情殇之史与相关诗作、同题材创作的作品(如《长恨歌传》《长生殿》)去论证、注释、解读文本，与诗中的男女主角形成对视和交流。文本在形成和阐释中的信息交流互动，使《长恨歌》的叙事结构成为开放系统。其开放性，表现在叙事的诸多节点中，其中又以高潮结局部分为最。 l、恩宠部分的空白处 杨玉环的入宫，诗中以“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一笔带过，而夺媳的复杂过程则成了空白。杨入宫后受到专宠，诗作对惊艳、赐浴、恩幸作了种种渲染，而宫闱中争宠的勾心斗角和因忌悍和不检点而出宫的秽行丑闻则消解得无影无踪，杨氏一族恃宠而骄败坏国政的种种劣迹则置之空缺。渔阳鼙鼓作为叙事的转折出现在背景中，而没有和玄宗沉湎女色构成因果关系。这些空白、间断所遮蔽的历史本事、宫廷秘闻在民间传说甚至在《长恨歌传》中均有生动的陈述，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猜测和征索。叙事在历史本事的间隙和边缘机巧穿行，行文和本事若即若离，不即不离，似乎要指向讽喻，似乎在导向讴歌。其飘忽的叙事形态把要表达的张扬到极致，要规避的轻轻撇过。这些间断和空白是一种有意识的叙事犹豫和游移，富于诱惑，易成误导，所形成的开放性，提出一种无言的邀请，致使千百年来为其主旨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2、马嵬事变的简略处 马嵬事变是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的大关节。天日无辉、风云骤变的场景，急转直下、存亡取决于呼吸之间的情势，生死抉择中百转千回的心态，种种激化的行为冲突、心理冲突，本应形诸文字，何况白居易又是擅长繁复的高手，但在诗中仅简缩为四句：写玄宗的屈服——掩面救不得的无可奈何，写杨妃的屈死——婉转蛾眉马前死。就是这四句，也是为后文张本。玄宗因屈服而受到苦思无期、天人睽别的命运惩罚，杨妃因为屈死而得到神化成仙的命运补偿。叙事把极易出彩、出戏的场面、行动、心理、情感以简笔出之，把偌大的再创作空间留给他人施展身手，也把一个个问题留给读者思索、拷问：承诺和情感为什么如此脆弱易折?君威和智术为什么这样不堪一击?难道是别有隐衷，只得秘而不宣?还是出于叙事策略的考虑，“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 (唐窦弘馀《广谪仙怨》)，真正的幽深本不宜诉诸繁复的文字? 3、“不见玉颜空死处”的千古之谜 明明“婉转蛾眉马前死”，何以改葬时“不见玉颜空死处”?全诗这一真正难解之处，并非疏忽，乃是故意留下的疑窦。首开怀疑杨妃死于马嵬先声的，是俞平伯先生(《小说月报》20卷2期《<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俞氏在详加剖析后认为：当年死于马嵬的蛾眉并非杨妃，而是她的替身，她逃走后当了女道士。“不见玉颜空死处”，实指玄宗回朝改葬，却发现杨妃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临邛道士升天入地，其实是“明皇密遣使者访问太真”。“只是唐之女道士迹近倡家，非佳话也”，“而太真以贵妃之尊仍不免风尘之劫，贻闱壶之玷，可恨孰甚焉……明皇知太真在人间而不能收复水，史乘之势甚明”，终于铸成千古长恨。另一种破解来自后世学者对刘禹锡《马嵬行》的剖析。白居易的诗友刘禹锡提出杨妃服用金屑酒致死而不是缢死的新说法，其本意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要为“平日服杏丹，颜色真如故”张本，因为服用了急救用的杏丹杨妃死而复生，故马嵬坡留下的只是空死处。还有一种破解是杨妃逃脱大劫流亡日本，并以在日本留下种种遗迹和传说为证。而为了破解这一疑案，走得更远的，是直指李白诗集中《寄远十二首》为李杨两地书，杨妃不仅活着，还与玄宗青鸟往返，再续前缘，《寄远十二首》就是他们的秘密通信。“尸解”则是洪异的《长生殿》对“不见玉颜空死处”的解说和演绎，谓杨妃原系蓬莱仙子，因过暂谪人间应劫，尸解后复藉仙班。也许还有更多的破解有待从历史的深处打捞，不知能否找到开启这段尘封往事的钥匙。看来“不见玉颜空死处”不是叙事行文的疏忽和破绽，而是诗人精心设计的文学“黑洞”，以吸纳、包容种种秘闻、传说，给解读的千思万绪留下了巨大的腾挪空间。 4、没有结局的结局 天子使者对蓬莱仙山的拜访是全诗的高潮。玉妃托物致词之后，按叙事的逻辑和惯性承接而下的应是天人相见的盛会。同以民间传说为素材作于《长恨歌》之后的《长恨歌传》就是这样处理的：“复坠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初”。根据《长恨歌》、《长恨歌传》创作的《长生殿》最后一出，则铺排了李杨同登天界，再证前缘，永为夫妇的盛大场面。这种结局亦多为后世戏曲编撰所采用。白居易却在读者延颈眺望之际，让叙事戛然而止，留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绝响，陷翘首以待大团圆结局的读者于惊愕震撼和困惑费解之中。这就在读者心中刻满了问号：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为什么要生生扭断情节，在不该结束的地方截止叙事?为什么置读者乐见大团圆结局的期待心理于不顾呢?这种没有结局的结局，也是意味深长的结局。面对叙事收束与传统期待的反差，读者也许会根据“天上人间会相见”这一渺茫的期愿和无望的慰藉编织一条光明的尾巴，读者也许会根据“昭阳殿里恩爱绝”的提示感悟玫瑰色的结局缺乏情理依据。逆收叙事的非逻辑指向带来的丛丛疑问、种种可能，凸现的正是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长恨歌》叙事结构的开放性扩大了叙事空间，多元的叙事意识获得相应的承载，丰富的叙事资源获得足够的容纳；解放了叙事策略，叙次章法和表现手法因变革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叙事语汇的多义性和陌生化得以生成；优化了叙事形态，使之具有腾挪转合的动势和空明洒脱的意境；强化了叙事效果，诗中的空白处、简略处、谜障处、反常处无一不是无言的邀请，召唤并吸纳解析和演绎。 叙事形态的复杂性 叙事的常规以逻辑关系为据，以时空转移为序，但是多元化的叙事意识和开放式的叙事结构，带来叙事逻辑的变异和叙事手法的变化，使《长恨歌》搜奇记逸的文本呈现出非常而复杂的形态，叙事学中的一些通常法则已不足以描述其叙事形态和特征。这表现在： 1、互文、叠映使意象、叙事单元互相生发 《长恨歌》的意象营构和叙事单元组合在表层上是顺时顺承的，但互文、叠映使得彼此之间互相生发，叙事形态因之具有勾连错综、指涉多向的特点，非设伏、照应、补叙、插叙之说所能涵盖。“六军不发无奈何”，“君王掩面救不得”是“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赓续和印证。正是李杨爱情的过于奢华，才有了聚九州之铁铸此长恨。相思部分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诸多景观，无一不辐射、叠映着昔日承欢待宴的场景，明叙今日之凄楚，暗寓往昔之欢情。高潮部分的“雪肤花貌参差是”，“九华帐里梦魂惊”，“犹似霓裳羽衣舞”，“梨花一枝春带雨”，与恩宠部分的“温泉水滑洗凝脂”，“芙蓉帐暖度春宵”，“缓歌慢舞凝丝竹”，“回眸一笑百媚生”前后绾挽、彼此映发，使当年的繁华隐含沧桑的阴影，使后来的沧桑具有繁华的衬映。女主人公遥寄钗钿重诉密誓，则是昔日欢场的闪回，像一束追光，照亮了逝去的红尘富贵和玄宗的思念追悔，使之具有感情和思想的内涵；又像谜底的浮现，使杨妃的殉难获得理性和情感的支撑。这种互文性构成了叙事形态的多维向度，意象是复合的意象，情感是复合的情感，尽显欢情、离情、悲情的彼此倚伏和互相生发。对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把握，不仅存在创作的整体过程中，也存在叙事单元之间。随着物象转移和意识的流动，读者的情感和思维不断在悲欢两极之间往返、游移，产生复杂多向的立体感受。 2、情节陡转带来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 马嵬事变是情节的第一次陡转。在情感的摧折和爱情的灾难中，首当其冲牺牲的却是女性。其后的诗情和文字亦为之一变，浸透了伤心月色的苍白和梨花泪雨的晶莹。曲折的叙事和凄美的情思交织在一起，带来情节的两分和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相思部分明写玄宗实则处处写杨妃。终日泪垂，长夜漫漫，秋夜梧桐寒雨点点滴滴彻夜连宵敲打玄宗悔恨煎熬的灵台，玄宗的深悔正是杨妃深情的反衬。苦思无梦方士寻觅是情节的再次陡转，叙事之舟由生之此岸驶向灵之彼岸，使故事绝处逢生，玉妃太真成为叙事的聚焦人物，玄宗则成为叙事中的影子人物。这种转换表现了情爱本体超越时空的力量和情爱主体执著追求的精神，展现了另一种境界另一种风流。 3、纵笔入幻，以幻写真 作为世俗世界的人物，李杨故事当终结于玄宗无望的相思，像白朴的《梧桐雨》那样结撰故事。既然生离死别尚不足以一申长恨，那末绮情传奇便突破时空，演绎到碧落仙界。突破时空界限，改变叙事逻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虽早已有之，但白居易的创造性在于：①设置灵界作为一种精神彼岸的象征和存在，诗人借此表达对历史、生命、情感去向的追问和关怀。②虚构中类象的精确描写实现了审美超越。如果揭去神话的外衣，玉妃哀婉的形象、情深的致词、凄美情愫，很难使人相信这一切发生在奇幻的神仙世界而不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过去我们认为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显例，现在看来，诗人是以奇幻玄想解构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又借精确的虚拟创造了另一种真实性。天子使者的到来，玉妃再次面临抉择。马嵬之变，杨妃选择殉难拯救了玄宗的生命，表现了女性的牺牲精神。如果说第一次抉择是出于被动的话，再次抉择则处于居高临下的主动。既然“昭阳殿里恩爱绝”，玉妃就有充分的理由选择规避和拒绝。玉妃却以中国女性的宽容大度，原宥了玄宗的动摇和失误，以情盟的坚守拯救了玄宗的灵魂。为情而牺牲，又为情而永生，玉妃也因此成为唐诗中的爱情女神，成为歌德所说的“引导我们走”的“永恒之女性”(郭沫若译《浮士德》)。韩愈以文为诗，而白居易以传奇为诗，虽被时人讥之为传奇体，却自有其文体创新价值。这不禁使我们想起陈寅恪先生的判识：李杨故事由世俗延伸到灵界，始自白居易、陈鸿，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构思，说明白、陈“洵为天才之文士。” 4、逆向收局生成的悲剧价值 《长恨歌》无视阅读期待，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卒章显志应对题中明旨，形成惊心动魄的审美冲击力。诗人悲天悯人，为欲望和追求构建了诸多人性的支点，但善意的初衷却无可奈何地走向感伤归宿。神灵无所不能的法力，文学虚拟无所不达的笔力，都没有给男女主人公带来情缘再续的团圆，而是永无绝期的长恨。人力和天力都无法挽回的悲剧结局，充满了玄关因果的神秘，让读者百思难得其解作出是耶非耶的明确判识，使我们联想到希腊悲剧的宿命主题——命运是不可逆转的。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分裂和对立，是各种哲学的基础，人天分裂对立也是人类悲剧地位形成的根本原因，悲哀也就成了所有文化的底色。长恨的哲学内涵正是人天分裂对立的不可改变，成为诗作现代美感特征的基本核心，感伤正是对人类悲剧地位的敏锐感受和表达，形成笼罩全篇叙事的情感基调。玉妃在天堂对爱的无望坚守比死亡更残酷，但这种坚守表达的正是对命运的抗争，表现的正是悲剧精神。古典的“中和”之美，被绵绵不绝的感伤所冲击、所改变、所遮掩，诗作便逾越了“哀而不伤”的诗教，弥满感伤、凄美的悲剧氛围。《长恨歌》演绎的爱情悲剧、命运悲剧、时代悲剧、美的悲剧蕴含的审美价值，不仅指向个体而且指向普遍，不仅指向历史而且指向未来。 5、叙事形态的对象自我化 《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带有诗人情感历程和体验的鲜明印记。白居易早年与邻女湘灵恋爱，青梅竹马、赠物寄情而红线难牵。诗人为了寻找流落河北的恋人，远涉北上终因难觅芳踪，留下《冀城北原作》。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而饮恨终身，不时形诸忆念并散发为贯穿一生的伤情歌咏。从青年时代的诗作《潜别离》、《寄湘灵》，到40岁作的《夜雨》、46岁作的《感情》、50岁作的《紫袖红弦月明中》，吐露的正是生离死别永无后期的情殇长恨，比肩连理的青春誓约，赠物表情永结始终的情语，念兹在兹魂牵梦绕的相思，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伤痛，心共花发无人解惜的哀婉，“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的凄清……如果将这些连绵不绝的诗章与《长恨歌》对照读来，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两者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以及情深不永的结局是何其相似相通。《长恨歌》的诗行，栖伏着诗人青春初萌的悸动，明灭着诗人梦断情殇的泪光。玄宗的思念追悔就是诗人的思念追悔，对杨妃精魂的寻觅就是诗人对失落的青春感情的寻觅。诗人与笔下的人物泪眼相对，椎心沥血，渐行渐近，融为一体。从对象自我化的意义上说，《长恨歌》就是诗人青春感情之旅的豪华版。“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感知到自己，就同时感知到一个独特的宇宙。”通过对李杨情殇之史的吟唱，诗人完成了对自我的寻找、对自我的审视、与自我的对话。同时，诗中的虚拟因生命情感的真切体验而获得真实的品质。 《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具有复杂性的特征，但并没有失去内在逻辑和节奏控制，意象营构、单元组织、情节安排的顺逆、奇正、张弛、起伏、虚实、繁简、疏密、抑扬、开阖，“收纵得宜，调度合拍”(《养一斋诗话》卷一)而不落痕迹。叙事通过风华掩映、异彩纷呈的复杂性实现了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人物形象的生动性。 结 束 语 《长恨歌》的横空出世，使中国古代诗歌缺少叙事巨构杰作的说法成为偏颇。叙事经典的缺席，对于唐代诗歌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长恨歌》使诗歌黄金时代的唐朝获得全面成就而雄视百代。作为经典，其文学性是穿越文化性的，是超越历史和时代的。“虽然这一切并不一定那么有意识和自觉，然而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个体的非自觉活动来展现。文化史也不例外”。作为叙事诗的经典之作，《长恨歌》的诗艺精灵像不倦的舞者，穿越广袤的空间，历经千年岁月，仍活跃在审美舞台，其“坚奥的美”从古典出发却情动现代，产生于一个时代却拥有所有的世纪，属于一位诗人所创造却认同于整个人类。作为经典文本检验时，中国与西方文论、古典与现代文论都可以对其进行有效阐释，又都不能完成终极阐释，继续阐释也就成了必要。
要是彻底不会写，建议你找个论文网站去档一份，如果会一点点的话，还是自己写得比较有成就感一点。就《西方经济史》方面，我没有什么好建议你的，微观部分占个30%，宏观部分50%，剩下的写结语。。
你可以去维普，万方数据，超星什么的去下载专业的论文吧，这边贴的都不专业。
浅谈西方侵略者对中国的影响 有人认为“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先进文明”“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 ， 现代化进程” ， “中国只有像香港那样 300 年殖民地才能发展” ， “租界是中国大漠中的一块绿 洲”“没有租界，哪有中国共产党”等。 ， 在 1840 年,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由于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发展,英国极需要对外进行商 品输出,和掠夺原材料.也由于当时,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英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阻碍重 重,和林则徐在虎门进行虎门销烟,因此为英国进鸦片战争制造了借口. 由此可见,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是,打开中国的大门,对中国进行商品输 出和掠夺工业生产的原材料,而为了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只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林 则徐的虎门销烟则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线. 即使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但它却在客观上使中国打开近代化 的大门.所以说鸦片战争对中国来说,有利也有弊. 鸦片战争的炮声，把当时较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他们忧国忧 民， 寻找救国救民之路， 产生了从抵抗侵略出发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从而发出 “外抗强敌， 内求改革”的呼声，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这股新思 潮的核心内容是要求学习西方、 “师夷长技以制夷” ，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寻求强国御海之 道，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实现民族振兴。客观地说，鸦片战争对新思想的萌发是具有积极 的意义的。 客观上来讲，西方殖民者的确把中国从一个封闭自大的状态带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 圈，但是，这是否加速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有待斟酌。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的，低效 率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条件下，中国当时的经济具有强烈的封建性质，而这种性质 与资本主义经济可谓是格格不入。在当时的条件下，西方殖民者没有半点过渡，没有半点缓 冲，而是把中国硬生生地拽入那个经济圈，导致了中国经济更加畸形，严重破坏了中国经济 环境，使中国人民的苦难更加加深，社会经济更加难以调整。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进入资 本主义世界，是以一种被剥削的身份，自然没有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而是通过商品输出， 资本输出的方式被残酷压榨， 何以见得西方殖民者在加速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方面有什么特殊 的贡献呢？ 有一种观点是：如果列强不侵略中国，中国会进入新一轮的改朝换代，而新统治者将会 采取更加有力的手段来保护小农经济。那么，我想问的是：如何断定中国的新一轮改朝换代 一定又是一个封建朝代呢？这很显然是没有理由的。我承认，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清王 朝正在走着一条急速的下坡路，清王朝的覆灭也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明朝末 期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新一代手工业主和新兴的贵族整形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雏形。 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一定时期内并不是 不可能的。而且，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在经过雍正乾隆时期的巅峰之后，也在急剧的衰落，封 建制度从一种历史潮流的角度来讲，正走在一条一去不复返的道路上。 西方殖民者纵使对中国的经济有所刺激帮助， 但是走什么样的路， 怎样来走这条路这都 是中华民族自己的选择，轮不到西方国家蛮横无理的介入。实际上，这剥夺了中华民族对自 己道路的选择权。如今，西方国家张口闭口都是人权，而他们近百年来为发展资本主义而对 亚非国家做出的种种侵略行为则是对人权的蔑视。 按照人类人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进入资本 主义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且，在 19 世纪的中国，其实自身就具 备了许多打破封建主义的因素。所以，从社会自然进化的角度看，中国完全可以自己进入新 的社会阶段，这仅仅只是时间问题。并且我们相信，如果没有殖民者的入侵，这个阶段的到来也并不遥远。同时，殖民者的到来给一些中国人民带来了价值观上的偏差。1895 年清政 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 台湾人成为法律上的 “日本人” 1930 年代的日本教科书描述 。 “大 日本帝国”时说： “大日本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了主体的大和族以外，还有朝鲜族， 汉族等少数民族。 ”日本对台湾的统治，给台湾灌输了大量的属于日本的价值观念，而且造 成了台湾归属于日本的认识。如今，台湾地区的部分皇民化现象和亲日现象，不可以说和当 年殖民统治没有关系。 从主观上看，殖民者对中国的政策终极目的是为了剥削中国，从而增强他们自身的资本 积累，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只不过把中国当作一种工具，而非真正的为中国着想。 历史的发展不会因为某一件事物而改变的,就算没有鸦片战争,也会有另一个事物顶替他 的位置来完成历史的使命.没有鸦片战争,中国还是会革新,还是会强大,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周 期性,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任何事物到了一个极端都会向另一个极端走的. 在中国社 会在清朝积贫积弱到了极致的情况下， 急需变革， 而这场变革的导火索恰恰是鸦片战争而已。 而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红色思想传到了中国，没有租界，中国共产党就不就不能存在了吗？ 共产党面对并克服的困难，又何止是没有租界那么简单！而所谓的中国需要变成殖民地 300 年才能发展的观点，更是大谬。观美国，是欧洲殖民者入侵的结果吧？在殖民者入侵后，非 但没有让印第安人发展，反而造成了种族灭绝。是不是说中国也该成为下一个美国，中华民 族要成为下一个印第安民族，中国才叫发展起来了？ 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耻辱，一种对中国主权的践踏。对于一个国家来 说， 主权永远是构成国家的核心要素。 如果连主权都不完整， 何以谈中国， 何以谈中华民族， 如果连主权都不完整， 就算经济发展了又怎样？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一 国的理由。抛弃了国家的概念来谈任何东西都是肤浅可笑的。
这个不适合你写，如果你只是本科生，博士论文也会嫌这个题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