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于连成 现为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副总。 张 飙 现为中国科技日报社总编辑。 徐汉京 1973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英语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 闫铁昌 现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二所所长。 李胜年 现为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十二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 贾同金 1974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通信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司长。 唐刚斗 1966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计算装置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航天二院长峰集团总经理。 谢良贵 199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为航天部二院院长。 宇仁录 现为民航总局人事教育司司长。 郭福华 1966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通讯设备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信息产业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智文广 现为广联集团（中国）总裁。 杨义先 现为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李云山 1986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激光技术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朗迅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朗讯全球服务中国区光网络。 杨国安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半导体器件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四川省科技厅厅长、省委委员。 郝康理 1988年毕业于我校电子工程专业（硕士），现任成都市委常委、成都市宣传部部长，同时担任中国雷达协会理事、中国电子学会四川学会副理事长、成都市青年名誉主席。 陈 伟 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副司长。 朱志宏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真空器件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陈润生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雷达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信息产业部电子第29所所长。 陈 浩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磁性材料与器件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信息产业部电子第9研究所所长。 曾 利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雷达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信息产业部电子第十研究所所长。 彭泽忠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半导体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美国凯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世六 现为信息产业部电子第24所所长。 王俊波 1996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光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为西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吴旭峰 1968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专业，获学士学位。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26所所长。 蓝 戈 现为中国兵器工业209所所长。 曾贤麟 1961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四零一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成都中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 荣 1983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应用数学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欧阳茂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微波技术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成都锦江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晋蜀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计算机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校长。 邬 江 现为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执行副总裁。 张华生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雷达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四川广元081总厂厂长。 王 凌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通信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中物院九院院长助理。 蒋世杰 现为成都国光电气总公司总经理。 何一平 1990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物理与器件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为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宋 帆 1986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真空电子技术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广东福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胡志宏 1995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路与系统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为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副总裁。 周春林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雷达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3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 张冬辰 现为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宋绍华 现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胡先发 1968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微电子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信息产业部电子第58研究所所长。 赵建坤 1986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固体器件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无锡华晶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正茂 1985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副总裁。 曹国民 现为贵州省信息产业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 陈营官 1965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长途通信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福建省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唐 俊 1989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信号、电路与系统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为宏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水从容 现为电子部38所副所长 陈亚平 1985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计算机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四川鼎天（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谭宜成 1984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材料与元件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钢 现为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郑超 1990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物理与器件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郭爱平 1983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计算机工程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TCL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EO。 黄章勇 1968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真空）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深圳飞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李平 1990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工业管理工程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 林永平 现为广州世纪华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董事长 李山林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雷达专业，获学士学位。 现为广东湛江中国人民解放军91388部队总工程师． 刘建新 1991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路与信号系统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深圳市天昊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肖庆 1993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计算机通信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深圳世强电讯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英儒 1989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材料与元器件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环球电子导报主编． 申志强 现为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公司副总裁，董事局成员． 高德铭 1969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0六一基地党委书记，常务副主任。 陆剑侠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固体器件专业，获学士学位。 现为东北微电子研究所副所长 高工． 陈永俊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雷达专业，获学士学位。 现为信息产业部电子第53研究所所长． 孙涛 1970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陕西凌云电器总公司(国营第七六五厂) 党委书记． 沈长河 1966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雷达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西安飞机设计所党委书记． 周建波 现为天津光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陈荣水 1969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福州海关党组成员，副关长 邹自立 1991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物理与器件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信息产业部第34研究所副所长． 陈倜嵘 现为亚康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教授． 曾黄麟 1991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路系统专业，获博士学位，四川轻化工学院院长。 李晋德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微波技术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四川省广播电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柏华 王柏华：1986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自动控制专业，获学士学位。 现为优网通联合资讯有限公司中国区业务副总 王庆宗 1983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真空技术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北京总装计划部预研局局长。 葛卫平 1987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光电子技术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南京华日液晶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晓林 1987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光电子技术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子学 现为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司长。 张占勇 现为中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邓长儒 现为总装备部电子信息部总经理。 高福安 现为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 葛程远 1986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物理与器件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信息产业部机关第二服务局局长。 刘新华 现为国家计委外经贸司副司长。 林仲闽 1985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福州卫通联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贺中春 1996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精密机械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厦门爱声音响有限公司（厦新电子集团）董事长、总经理。 梁敏强 现为深圳市中房房地产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 飞 1987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TCL阿尔卡特有限公司CEO。 尹子琴 现为昆明爱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余江 1996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云南大学信息学院院长。 杨永 现为昆明浩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漆联邦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通讯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北京三九佳和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田长江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通讯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北京拜迪克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吉来 现为国家计量局副局长。 梁鸣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通讯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所长 万永乐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雷达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信息产业部电子七所副所长、广州市弘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樊均洪 1987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物理与器件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珠海邦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东宏 现为深圳市创远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谢红星 1986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真空电子技术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深圳市世纪大吉网络通讯有限公司集团总裁。 田进 1977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短波与超短波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深圳京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进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真空器件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深圳合力顺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伍荣生 1966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测量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深圳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 瞿洪桂 1990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工业管理工程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刘济东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研究所副所长。 干益民 1988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技术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上海天成宏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戴克勤 1987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秘书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总裁助理。 周万幸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雷达侦察与干扰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中电科技集团14所副所长。 邱培曦 1967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长途通讯设备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南京富士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芬平 现为深圳市钻石商业广场总经理。 李晓白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半导体器件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深圳集成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Integroth Canada Co.,、加拿大中国商会常务理事兼IT分会会长。 彭正能 原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党委书记。 王远辉 现为四川省德阳市副市长。 杨伟 现为成都市教育局局长。 蒲含友 1970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中国兵器工业第58研究所党委书记。 罗天文 1984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信息产业部电子第三十研究所董事长、研究员。 何健 1993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通信工程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中国共产党乐山市委员会常委、乐山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补建 现为成都三泰电子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邵立肃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哲学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四川记者站站长。 张安弟 197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半导体器件与材料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四川电视台副台长。 姚军 1977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短波与超短波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电子工程研究所所长。 王彬 1988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北京新雷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孙伟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计算机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威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 剑 1989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获学士学位．现为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公司总裁。 李结义 1989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公司副总裁。 马晓健 1989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机械制造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金光涛 现为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任 江 1999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北京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唐小我 现为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 张 浩 长沙浩博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电子精密机械专业,第四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长沙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总裁 陈 可 1985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激光技术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上海晓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华东区销售总监。 季宗棠 现为上海校友会会长。 徐伟国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真空器件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上海菲力克斯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白建川 1984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视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南京熊猫集团总工程师。 胡波 1984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视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美国安科特纳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 李开芹 1969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武汉校友会会长。 朱世平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仪器及测量技术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长沙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同伟 1990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物理电子技术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西安新浪数码有限公司总经理。 燕林豹 1988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设备结构设计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为陕西黄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智勇 现为贵州华城实业（集团）执行总裁、贵州华城楼宇科技董事长、贵州华城大酒店总经理。 胡爱民 现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26所所长。 廖建新 廖建新:1965年生于四川宜宾。1996年在电子科技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东信北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智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87年毕业的，默默地奋斗着！
我就是那里毕业的。。。可惜不算名人。。。
根据我的了解，2017年科学技术通报的总编辑是何新安先生。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普利策。约瑟夫·普利策，1847年4月10日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人家庭。1867年加入美国籍。1868年当了德文《西部邮报》记者。他凭借强烈的求知欲和充沛的精力，不知疲倦地挖掘各种新闻，后成为该报的全资经营者。 到1878年，普利策熟练地掌握了英语，于当年12月9日出价2500美元买下了圣路易斯的《电讯报》，后与当地《邮报》合并为《圣路易斯邮讯报》。1883年，他以34. 6万美元买下《纽约世界报》。他创造了编辑写作制——即记者采写的材料由编辑润色、整理、综合成稿件见报。这种写作规则，至今仍是整个新闻界的普遍原则。 普利策对报纸的经营与编辑独树一帜。他强调报纸发表新闻要真实和准确，文字要简洁和通俗，要花力气写好社论。 普利策于1911年去世。他生前立下遗嘱，将财产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普利策奖，该奖后成为美国新闻最高奖。 普利策1868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他的一生对美国报纸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被人们誉为创办现代美国报纸的先驱者和示范者。1903年，普利策写下遗嘱，决定出资兴办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和建立普利策奖金，由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掌管他遗赠的基金。1911年10月29日普利策逝世。根据他的遗嘱，1912年开办了哥伦比亚新闻学院，1917年起设立了普利策奖。所有当过记者的，不论他多出名，在他心里，只有一个最出名的记者：普利策，只有一个新闻业最高荣誉：普利策奖。普利策多有名呢？你说他多有名，他就多有名！
分类: 文化/艺术 >> 文学 >> 小说 问题描述: 《京报》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如何？ 解析: 历史上的京报由著名进步报人、 *** 的老师邵飘萍创办于1918年10月5日,停刊于1937年“七七事变”。 一、新京报是全国首家得到中宣部同意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具有合法地位和受法律保护的、真正意义上的媒体集团跨地区合作经营管理的报纸。 新京报是中国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迈出的艰难一步和取得的重要成果。新京报一小步，中国报业一大步。我国长期以来媒体行业划区经营和地方利益保护主义盛行的落后局面，有可能因此开始改善。 我国一段时间以来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只听雷声大，不见雨点小，只听过门浅唱低吟，不见正曲引亢高歌。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京报是一个时代大合唱的开腔。新京报是新京报人的光荣与梦想，也将会是中国报人的光荣与梦想。 每一个新京报人，无论在社内从事何种工作，从现在起就要牢牢记住自己所肩负的重任：新京报成功与否，不仅影响个人的声誉和前途，更影响我国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声誉和前途。历史的责任，落在我们肩上。我们既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历史负责。我们只能成功。除了成功，我们别无选择。 二、新京报从一开始就承载了无与伦比的关注与重视，一开始就成为时代演进的风向标，成为外界判断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一项不容忽视的指标。 新京报在刊号申请和报名拟定阶段就得到了传媒业界和有关领导前所未有的关心和支持。在多次听取光明日报报业集团领导关于新京报管理模式和经营体制方面改革创新的设想之后，中宣部领导指出，两大党报集团合作办报符合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需要，有利于党报集团发挥优势、互补互利、做大做强，是一件大好事；并在有关汇报请示材料上作出明确批示，表示赞成和支持。国家新闻出版署领导也批示同意把新京报作为跨地区合作办报的试点，要求有关部门注意跟踪调研，及时总结经验。新京报得到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正式消息发布之后，全国传媒业界人士无不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他们似乎看到传媒产业的春天来了。 北京市几位官员也多次亲自过问及动用行政力量干预新京报报名及审批事宜。这真是破天荒的事情。这件事情很不一般。新京报一定是审批过程中受到最多相干和不相干领导过问的报纸。一张小报更名改版这样的小事，都演变成翻云覆雨、明争暗斗的行政事件，这充分说明改革有多难，推动改革的人有多难。所有的新京报人都要打醒精神，新京报一定要好好办，一定要办好。要给推动改革的人争光添彩，不能给推动改革的人添乱添麻烦，更不能给有的人找到攻击改革的借口。 作为现代开放社会的 *** 官员都认识这样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处理和媒体的关系是考量 *** 自信心、承受能力、透明程度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勇气的一项重要指标； *** 对媒体的宽容度与 *** 的自信心成正比，而 *** 的自信心与 *** 的成绩大小和工作好坏成正比；要警惕极少数官员拿政治正确的挡箭牌为自己遮羞，为官不做亏心事，不怕狗仔队敲门；干得好的、有成绩的官员通常都会把媒体当作舆论阵地和喉舌耳目，而干得不好的、甚至有问题的官员则通常把媒体视为洪水猛兽；在干得好的官员眼里，媒体可能是喜鹊，在干得不好的官员眼里，媒体则可能是乌鸦。 三、从胎死腹中的北京时报，到一落地就遭到扼杀的京报，再到浴火重生的新京报，我们一出生就历尽沧桑，我们一出生就风华正茂。 多年以后，当我们蓦然回首，我们将无限感慨，我们的内心将无比丰饶。报名千差万别，理想殊途同归。从根本上讲，叫什么报名其实是不重要的！时间马上就要证明，所有针对我们的不友好主动都是多此一举。正像电影《终结者3》片头第一句台词所说的那样：“我还没出生，就有人要杀死我。”所有针对我们的不友好主动，其实都是枉费心机。如果有人非要逼我们做他们的终结者，那我们就要像终结者那样对他们说：“我一定会回来的！”终结者终结被终结者，命该如此，事实如此，逃无可逃。 由于历史上旧中国曾经有过一代名报京报，我们这张浴火重生的新中国新时代新北京的新京报，就义不容辞地承载了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我们，新京报人，义不容辞地要担当起中国报业领跑者的角色，要为饱经风霜的中国报业跑出一片新天地。 历史上的京报由著名进步报人、 *** 的老师邵飘萍创办于1918年10月5日，停刊于1937年“七七事变”。邵飘萍的京报以“必使 *** 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为宗旨，以监督 *** 、教育民众、唤醒民众为方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那时侯的中国，政治黑暗， *** 腐败，战乱连绵，民不聊生。京报几经停复，风雨飘摇，邵飘萍几度流亡，并于1926年4月26日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但京报依然名动天下，风云际会，沈从文、鲁迅、孙伏园、石评梅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成为京报主笔或主编。京报就像不断扩大光明范围的探照灯，成为照亮一个时代的良心，成为与申报双峰并峙的旧中国两大名报之一。 外界一般把新京报的创办解读为一次伟大的复刊行动。这实在是一个善意的、富有创造性的误解。我们尽管不敢掠人之美，但也不能数典忘祖。作为有理想的当代中国报人，我们在向 *** 这样的国外报业巅峰仰望的同时，也要向本国史上难能可贵的报业传统致敬。知识分子的良心，从来就是奠定报业大厦的基石；知识分子的风骨，从来就是支撑报业大厦的脊梁。 *** 如此，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行政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暴露——这是超越国别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这也是我国执政党一贯倡导的价值，那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有责任感的大人物和政治家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报业乃是社会生态链条中的一环，不能薄弱不可或缺的一环，社会生态链条中如果缺了报业这一环，就好像林子中没有了鸟唱，田野上没有了蛙鸣，屋子里没有了猫叫，耳根倒是清净了，可那是死一般的寂静；一个地区报业兴旺发达与否，乃是判定这个地区社会生活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务必警惕贪官污吏和准贪官污吏假“政治正确”之名打压媒体，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腐败和丑行裹上一层又一层遮羞布；资本主义有天灾人祸，社会主义也有天灾人祸，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矛盾危机和突发灾害，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发生，也绝对不会因为媒体的沉默而消弭或稍减，相反只会因为媒体的沉默而越演越烈。 四、解读目前以整顿报刊为先导的新闻出版改革的重大意义，有三种思路： 第一，制止报刊乱摊派，减轻农村和基层负担。这是目前宣传最多的一个说法，也是最能被大多数人接受和最不被争议的说法。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文件和报道中广泛使用这一说法。关于这个说法，有两个未经证实的小故事很有意思。一个故事说，一位领导人去南方某市邮政发行部门视察，发现成捆成捆过期的报刊堆在仓库里，就问为什么。邮政发行部门的头头说，这些都是强制征订和摊派发行的报刊，被强制和被摊派的单位和部门都不愿意认领属于他们的报刊，说发给大家也没人要、没人看，就建议邮政发行部门就别白费那个工夫了，直接拉到废品收购站岂不是两全其美。另外一个故事说，一位领导人最近去西北某省视察，表示新闻舆论也要支持西部大开发。陪同的省领导就见机提出要求说，那就给我们省多保几家报刊，不要砍那么多。这位领导人说，砍得还不够多！多砍几家强制发行和行政摊派的报刊，就是对西部大开发最大的支持！ 第二，让行政权力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还报业经营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其实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在行政操作的时候掌握的一条原则，其实也是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一条清晰的思路，是此次报刊整顿的理论依据。充满深思熟虑和远见卓识。 第三，新闻出版改革实际上通常是政治文明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意义特别重大。但鉴于政治体制改革十分敏感，非常复杂，困难很多，阻力较大，所以作为政治文明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先声的新闻出版改革也是只做不说，甚至有意矮化它的意义。最多只说到第二点意义，即权力逐步退出报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甚至只说第一点意义，即制止报刊乱摊派，减轻农村和基层负担。 新京报的确是应运而生，它表明新闻出版改革有了实质性成果。新京报必将成为标志性的政治事件，必将成为下一阶段新闻出版改革的试验田，也必将对中国的政治文明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产生积极影响。
邵飘萍从小接受了“子曰诗云”的中国传统教育，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才气，13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随后来到浙江高等学堂师范科，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就读，接受了西方科学、政治文化的教育，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由于晚清动荡的局势，使邵飘萍热衷于了解时事，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各种报纸。其中，梁启超的文章深深地吸引了邵飘萍和他的同学们。从小接受八股文写作的邵飘萍对梁启超恣意奔放的文体以及点评时事的勇气敬佩不已，还刻意模仿梁启超的文体进行写作。当时报纸上经常讨论救国之道，热血的知识分子各抒己见，主张“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或者“教育救国”，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用现代文明拯救中国。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邵飘萍萌发了“新闻救国”的思想，立志献身新闻事业，依靠报纸舆论，干预政局，改变祖国悲惨的命运。于是，“新闻救国”也成为他一生追求的理想。邵飘萍的一生既做过记者，又做过新闻讲师，还自己办过报，自己办过通讯社，在每个岗位上都有着突出的成就。 邵飘萍从1912年去《汉民日报》供职，到1926年4月26日被执行枪决，从事记者工作共15年。初到《汉民日报》不久，邵飘萍就开始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主张，揭露贪官污吏的丑行，抨击封建军阀的暴政，与杭州的权贵结下了深仇大恨。为了扼杀舆论，他们多次企图加害于邵飘萍，但是邵飘萍却以“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杀”的大无畏精神，仗义执言，写下了“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这样的言论以及大量的新闻和评论。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有预见性地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当局立即以“扰害治安罪”查封了《汉民日报》，并逮捕了邵飘萍。邵飘萍自己回忆起这段经历是这么说，“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邵飘萍出狱后不得不到日本避难，一边在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还一边组织了“东京新闻社”，为国内报纸供稿。1915年，邵飘萍在反袁声浪高涨的局势下返回上海，同时为《申报》等三家报纸执笔。大家回忆一下我们上节课讲到的，黄远生遭到暗杀也正是在1915年，所以，当时，许多新闻记者因此而不敢谈论当时的时政，但是邵飘萍却锋芒不减，他用“阿平”作笔名，在上海方言中，“阿”有疑问的意思，“阿平”也就含有“平不平？”的意思。邵飘萍就用这个带着怒气质问的词，来讥讽和揭露袁世凯的罪行，而且不露痕迹，让袁世凯无可奈何。袁世凯死后，邵飘萍被聘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受聘《申报》期间，他每日发电二三千字，间日写“北京特别通讯”。由于这些报道大多揭露北洋政府的黑暗与丑闻，一时风靡全国。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他在当时最有影响的《申报》做过特派记者。他的名字“邵飘萍”就是作为笔名而在那个时候誉满全国舆论界的。 在北京的两年中，邵飘萍看到，当时北京的报纸几乎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操纵，很少有背后无政治关系的。报纸不尊重事实，而是以一党一派的私利和津贴为向背，朝秦慕楚、捕风捉影的现象并不少见。这样的状况让邵飘萍深感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把真实情况告诉民众的重要性，于是决定自己出资办一份报纸。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的职务，创办了《京报》。《京报》创刊时，邵飘萍特意写了四个大字“铁肩辣手”挂在编辑室正面的墙上，以自勉和激励同事。“铁肩辣手”取自明朝杨椒（jiao）山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邵飘萍将“妙手”改为“辣手”，一字之改，反映了邵飘萍胸怀真理、不畏强暴的倔强性格和办报宗旨。《京报》是邵飘萍自己投资创办的，无党无派，不受军阀操纵，主张言论自由，成为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京报》以新闻为主，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邵飘萍既是社长，又要搞经营管理，同时继续他的记者生涯，坚持采访。1919年因发动和宣传“五四”运动，《京报》被查封，邵飘萍再次流亡日本。时隔一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飘萍返回北京复活《京报》。复刊后的《京报》一仍其旧，不改初衷，尤其是对北洋政府丧权辱国，大小官员贪残横暴的揭露更是不遗余力。1925年底，邵飘萍利用《京报》的一个特刊，历数了张作霖的恶迹，张作霖随即拿出30万元贿赂邵飘萍，希望《京报》能够替他说话。没想到邵飘萍立即将款退回，并一如既往地揭露“大帅”。据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女士回忆，收到钱后，他曾对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这种软硬不吃、义无反顾的勇气让张作霖十分恼火，他发誓，打进北京城要活捉邵飘萍。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的密令到了北京。邵飘萍在家人的劝说下，不得已躲到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4月22日，他在《京报》上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这篇文章简短明了（422字），笑逐言开，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告白。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予定） ，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各方师友，知之甚悉，无待声明。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邮寄传单，对鄙人横加攻击者。究竟此类机关何在？主持何人？会员几许？恐彼等自思亦将哑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实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于社会。鄙人之罪，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之惨杀多数民众（被屠杀者大多数为无辜学生，段命令已自承认）；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四不该人云亦云承认国民第一军纪律之不错（鄙人从未参与任何一派之机密，所以赞成国民军者，只在纪律一点，即枪毙亦不否认，故该军退去以后尚发表一篇欢送之文）；五不该说章士钊自己嫖赌，不配言整顿学风（鄙人若为教育总长亦不配言整顿学风）。有此数罪，私仇公敌，早伺在旁，今即机会到来，则被诬为赤化布党，岂不宜哉！横逆之来源，亦可以了然而不待查考矣。承各界友人以传单见告，特此答陈，借博一粲。4月24日，邵飘萍被一名叫做“张瀚举”的人出卖而被捕，于1926年4月26日凌晨秘密执行枪决，刑场上，邵飘萍表现得非常从容和镇定，传说当时他对现场进行监督的官兵说了句：“诸位免送。”然后就仰天大笑，从容就义。邵飘萍时年40岁，一个著名记者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邵飘萍的《京报》可谓影响深远。不知道大家听说过北京的《新京报》没有，这是我国当今比较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咱们这儿市面上是没有卖的，但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北京，一定要买来看一看，或者上网去看看它的电子版。这份报纸办得很有特色，也很有文化，有自己的见解，有独立的判断，这张报纸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邵飘萍所办的《京报》的继承。在这家报纸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权力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鞭挞———这是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 在北京创办《京报》的同时，1918年，邵飘萍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揭开了我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序幕。他作为新闻学会的导师，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包括毛泽东、邓中夏。1936年的夏天，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接着摇曳的烛光，毛泽东向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自己成长的历史，说到：“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毛泽东作为新闻学会的会员，除听课外还多次去邵飘萍家拜访，聆听老师的教诲。毛泽东曾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中国名记者传略与名篇赏析》）邵飘萍还为后世留下了两本新闻学的开山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其中，《实际应用新闻学》主要整理了他的新闻学教学讲义的内容，以他自己的采访实践经历为主要内容，融合了一些他去欧美日本考察后的认识，是对新闻采访和写作，记者修养等新闻实践进行理论的概括，这本书立足于实际应用，力求指导记者进行实际采访。《新闻学总论》则论述了报业的性质、任务、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新闻法制观点等内容，还简要地介绍了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如果能够找到这些书，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认真地去读一读，因为这是一个名记者用自己毕生的经验而写成的，而且应该说，这些书至今为止都很有指导意义。这就是邵飘萍的一生，始终在记者的岗位上秉笔直书，不畏强暴，“铁肩辣手”中所包含的铁骨铮铮、辛辣无情的意义，成为邵飘萍的写照。邵飘萍的命运也成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像他一样能够如实报道新闻的记者的共同命运。比如我们上节课讲到的黄远生，比如与邵飘萍同称为“萍水相逢”的林白水，等等。他们都是我们国家历史上记者的典范。 我们知道，你去采访别人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可能就是遭到拒绝。被采访的对象往往因为没时间或者对你存在戒备之心而不愿意接受你的采访，或者是由于你所要了解的事情和他有利害冲突时他也不愿意接受采访。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邵飘萍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这种方法叫做“做戏”。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字面意思上也可以看出来，所谓“做戏”，实际上就是表演，就像是在戏剧中扮演一种角色似的，要用这种表演出来的角色打动人，促使采访顺利进行。邵飘萍在自己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中的“电话”一节中说：遇不肯接电话之官僚，如有特别必要时，亦可用非常之手段，而此非常手段中半面又有极正当之理由。非常手段者，即谓私宅中人请彼说话，或言某机关请彼说话是也……俟其接谈，则告以‘我乃某某’，并告以‘恐与新闻记者接坐中有人闻之不便，故不得已出此’……1917年3月，引起国内震动的中德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在正式公布以前，新闻界首先探知这一消息的就是邵飘萍。邵飘萍关于这次事件的采访，正是运用了虚虚实实的做戏的方式。事件发生前的某一天，邵飘萍正在国务院某秘书的办公室办事，隔壁恰好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办公重地。无意之中听到秘书打电话通知美国公使，说段祺瑞总理下午三点将要到美国使馆去访晤。电话立即触动了邵飘萍的神经，他马上联想到当时正值美国与德国断交，为了孤立德国并且取代德国在中国的地位，美国拉拢中国，希望两国采取一致行动。段祺瑞这时会晤美国公使，无疑是与中德关系问题有关。邵飘萍这时候并没有急着去找段祺瑞和他的秘书，而是抢先来到了美国使馆，以一个事内人的身份向一参赞询问两国要人会见的目的和内容。邵飘萍一再表示自己不是局外人，只不过想通过使馆使消息得到证实。在虚虚实实的采访中，邵飘萍又探听到美国政府对驻京使馆的有关训令。之后，他立即赶回国务院采访段祺瑞，同样向段表示自己是知情人，要了解中德断交的确切日期。邵飘萍的采访圆满结束，政界要人不知不觉就被邵飘萍钻了空子，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内幕新闻。还有一次，内阁讨论金佛郎案，所谓佛郎，就是法郎在当时的译名，庚子赔款中法国部分本来可以用纸币来赔偿，但是法国国内通货膨胀使纸币贬值，于是法国要求中国用黄金代替纸币，于是中国因此而多支付了八千万元。在这次事件中，是严禁记者列席的，但是邵飘萍不甘罢休，守候在会场门侧。法国公使进入会场时，邵飘萍立即尾随。使门卫以为是公使的随从，没有阻拦。第二天，关于金佛郎案的讨论内容便见诸于报纸，引起民众的激愤。在这两次采访中，邵飘萍分别化装成知情人和随从，而得以获得信任，取得采访成功，这种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做戏”。这种方式在现在看来，有点类似于暗访。这种方式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我们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这种采访方式。它常用于揭露黑幕的批评性报道中，比如某个地方贩卖盗版碟，记者就会化装成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对他们的地下行径予以揭露。这种方式使事件本身更接近真实。但是现在有不少对于暗访这种采访形式的质疑，有些人认为 ，暗访，以及随之而运用的偷拍、偷录等手段，让人有“鸡鸣狗盗”的嫌疑，新闻像是偷来的，而记者也更像是特务，采访就成为一种见不得人的活动。他们认为，这种方式使新闻获得的手段不够真实，因此也有损于新闻界的可信度。1997年，《芝加哥太阳报》得到举报，说一些政府的巡检员勒索小旅店。为了查清真伪，报社训练了两名记者，装扮成一对从小镇出来的夫妇，在当地买了一家小旅店，取名“幻景”。装修过程中，他们的水管和配电方面留下了显而易见的纰漏。半年时间里，两名乔装打扮的记者对付了一批批市政府和州政府的检查员，尽管旅店在消防、卫生、建筑等方面存在着违规、违章之处，但检查员们都忽略不计，因为他们接受了从1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的贿赂。而这一切都有被巧妙隐藏的摄影记者一一记录在案。“幻景”旅店结束营业之后，《芝加哥太阳时报》的揭露文章连载了4个星期，那些激动人心的戏剧化的报道和照片不仅使芝加哥为之震惊，也使全美行为不检的政府官员大为惊恐。几十个电气和建筑巡检员因索贿而遭到起诉。但在普利策的评选中，这组报道先是入围，后来又被取消了评奖资格。当时在《圣彼得斯堡时报》任首席执行编辑的尤金·帕特森是1979和1982年普利策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说，评委中出现了争论，许多人认为把奖项授予隐身采访的作品就等于支持这种报道的方式。”尤金说：“我不愿意看到有人鼓励其成为一种时髦趋势。”他认为：“如果报纸以编辑的身份要求政府坦白、公开，而自己又隐瞒真相或掩饰动机，新闻界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在可信性方面付出代价。”《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布莱德里也是当年的评委之一，他认为：“报纸获取新闻的手段不够诚实，又怎能为诚实和尊严奋斗！”所以这种采访方式的使用是需要有限制的，邵飘萍对此提出过两条记者所应当遵循的原则：一是要有正当之理由——即在道德行为或目的上应是高尚的；二是事后一定要给当事人解释清楚原委。否则的话，将会授人以话柄，有作伪、说谎、假扮之嫌。由此可见，邵飘萍在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是非常小心谨慎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邵飘萍本人正直的个性。这只是一种迂回的技巧，而不是欺的手段。在与人交谈的过程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对于不同的人我们需要寻找不同的话题，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心情状态下也需要有不同的谈话内容。如果这个人不喜欢篮球，那么你和他探讨NBA则很可能冷场；如果有人正在为某个事伤心，我们一定是要暂时避开谈论这件事的。这种技巧就是对被采访者心理的把握。说到对被采访者心理的把握和控制，应该算是邵飘萍新闻采写艺术中最大的一个亮点。邵飘萍非常善于捕捉被采访者的心理特征，顺应受访者的心理状态，达到使访问顺利进行的目的。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政府起初还是举棋不定的，有人主张参战，也有人主张中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闹得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在国务会议上作出了决定，那就是：决定参加协约国(英、美、法方面)，对同盟国(德、意、奥方面)宣战。不过这项决定，还须要保守秘密。因此中枢各重要机关全部挂出了“停止会客三天”的牌子，国务院当然不会例外。可是大家都希望知道这项消息，街头巷尾，茶馆酒肆，三三两两交头接耳，都是在互相打听“咱们到底是参战还是中立”这个问题。然而谁也说不上来究竟怎么样。这是邵飘萍却不仅见到了段祺瑞，而且获得了自己想要的新闻。他是怎么做的呢？邵飘萍先借了一辆挂着总统府牌子的汽车，坐上一直开进了国务院大门。在内传达室下了车，掏出了“京报社长”的名片，要求传达长给他回禀一下。传达长说：“您老不要难为我吧，这些日子不但段总理绝对不会客，就连他的秘书、侍从都不见客。”这时邵飘萍掏出了一千块钱，数出了五百元递给了传达长，说：“总理见不见没关系，只要您给回禀一声，这五百元送给您买包茶叶喝。万一要是接见了我。那我再送给您五百，您看怎么样?”传达长一想，给他碰一碰也没什么，不是白得五百元吗。于是这位传达长就拿着他的名片走进去了。不多时，传达长笑吟吟地走出来了，高举着名片，嘴里大声说出一个“请”字来。邵飘萍听了这个“请”字喜出望外，便大摇大摆地随着传达长走进了总理的小客厅。不是说三天内不见客吗?为什么段祺瑞竞接见了这位无孔不入的邵记者呢?这里面是有一个缘故的。段祺瑞当时心想拉拢舆论界为自己吹嘘，而他知道邵飘萍在当时是新闻界了不起的权威人士。当他看到来客的名片是邵飘萍时，他虽然明知此来是采访关于参战与中立的新闻来的，可是若不对他谈这个问题只会会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使他碰了壁，得罪了这位大记者，对自己多少是有些不利的。因此他才叫传达长把邵记者请进来。虽然段祺瑞绝口不谈和战问题，架不住邵记者再三、再四地恳求，并且提出了“三天内如果北京城走漏了这项机密，愿受泄露国家秘密的处分，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作担保”的保证。老段不得不谈了，要他先立保证书，他便即时抽出自来水笔把军令状当场立下了。这时，段祺瑞才一五一十告诉了他。内容不过是中华民国决定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细节也说了说，首先调动在法兰西的十五万华工，协助协约国修筑工事等等。邵飘萍得了这项消息，辞别了段祺瑞，又给了传达长五百元，就坐着汽车开到电报局去了。他把这项消息用密码拍到上海新、申两报。上海报馆接到这项重大新闻，立时就印行了几十万份“号外”在上海滩上喧嚷开了。在当时津浦路还没有通车，报纸号外由上海到北京必须由轮船运，要走四天路。因之当上海的号外运到北京时，已经超过“三天内北京城里不得走漏消息”的约期了。老段知道了这件事，也是莫可奈何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邵飘萍对于被采访对象的心理是把握得非常准的。仔细揣摩被采访者的心理，准确把握住他的心理变化，是采访获得成功的要素，同时也是我们日常交往过程中应当注意的。 我们知道，记者大多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的交际圈很广泛，能够与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交际广泛，才会获得更多的新闻线索，也才能够采访到更多的人和事。邵飘萍就是这样一个左右逢源的人，他能够在各派军阀中游刃有余，又能和普通民众打成一片，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都愿意和他交朋友。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新闻学研究会。在“五四”运动前那段时间里，邵飘萍每星期天上午都去主讲新闻学。当时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馆员的毛泽东同志，就是在那里与邵飘萍相识的。日后，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不无深情地回忆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邵飘萍与鲁迅先生也过从甚密。他们之间不仅是一般的文字之交，更可称为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一起创办了《京报副刊》、《莽原》等周刊，鲁迅许多著名的杂文和小说都是在这些报刊中发表的。特别是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们同声怒斥横暴凶残的军阀政府。此后，二人同被军阀政府纳入缉捕的黑名单中。与邵飘萍结为挚友的还有冯玉祥将军。冯玉祥曾这样形容邵飘萍的文字，他说：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它，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于是“飘萍一枝笔，抵过十万军”的美名就由此而传出。除结交一些社会名人之外，对处在社会下层的各等人物，贫寒之士，邵飘萍也从不嫌弃。梨园界的杨小楼、马连良、荀慧生、韩世昌等人，都是他家的座上客。每逢新学期开学，常有一些青年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面临失学危险。飘萍知道后总是主动代他们交费。其中一些人还定期领取他给的补助。如到时未领，他则在《京报》上刊登启事催领。对于被他经常痛骂的政界要人，邵飘萍也非常重视和他们的交情。他这个人出手大方，又讲排场，经常宴请一些官僚政客。边吃饭、边喝酒、边高谈阔论，往往酒意正酣的时候，机密也就不经意地吐露出来了。一次，邵飘萍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内阁成员、府院秘书长。就在他们兴致勃勃、海阔天空的时候，邵飘萍却在隔壁房间安排了人，准备好电报纸，又让两辆自行车在门外等候，消息随写随发，宴会还没有终止，消息就已经到达上海。邵飘萍就是凭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凭着自己与各层人士多年的交情，挖到自己想要的新闻的。这主要源于邵飘萍认为新闻应该独立、无阶级性的观念，他说，在采访中，要既无敌友概念，也不以道德为交际标准，只看对方是否与新闻有关。但是，这样一种没有是非的交友标准很容易使人随波逐流。我们从小学到的交友标准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邵飘萍却既近朱、又近墨，而且做到了四面为友，会不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是个圆滑而没有原则性的人呢？实际上，邵飘萍有自己的一套原则，虽然与各阶层的人都来往，但是他认为应该保持思想、品德的独立，使人人视为可亲，而又视为不可侵犯，他很懂得把握分寸。据说邵飘萍这个人很奢侈，客厅摆设豪华的令人吃惊，香烟都是特制的，上面印着他的名字“振青”，出入是小汽车，而且是赌场、青楼的常客。因此，办报的收入无法应付他的支出，所以他也接受权贵的“馈赠”，只不过他拿了人家的却并不手短，他只是把这些视为私交，而与报纸无关，因此在报纸上仍然辛辣的揭露各种丑恶现象。正如他自己在临死前的那篇文章中写的，他的一生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连毛泽东都说他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是作为记者所应该坚持的最高贵的品格。
范长江，男，1909年10月16日生于四川内江。原名：希天。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家，社会活动家。他生前写过大量的出色的新闻报道，担任过新闻机构的领导工作，为全国的新闻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该奖项于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
北京商报讯 （记者 李铎 王运）凭借航空优势占得国内快递市场发展先机的顺丰速运进一步扩大航空优势。对于日前有消息称顺丰速运正在选址建机场一事，北京商报记者昨日从顺丰方面得到确认，顺丰速运确实在进行机场建设的前期考察工作，但目前具体地点并未确认。顺丰拟建机场的消息已流传多时。日前有消息称，顺丰速运正在组织国内机场建设专家在武汉周边100公里以内选址，拟建自己的机场。根据消息透露，仙桃、鄂州、黄冈、武汉都有可能。对此，顺丰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明确表示，顺丰确实已开始自建机场工作，不过目前仍处于前期调研、规划阶段，具体选址目前尚未确定，不过与“一带一路”等国家政策有关，同时也会借鉴其他机场建设的经验。其实，参照联邦快递、UPS、DHL等国际快递巨头发展经验，当快递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打造自建机场已是必然。在快递专家赵小敏看来，快递公司打造自建机场后将对提高时效、降低成本等方面起到较大帮助，“快递企业能够更为灵活便捷地规划邮路”。赵小敏表示，拥有中信、招商局投资背景，以及政府对快递行业的政策支持，顺丰在资金和政策方面打造自己机场并不存在困难，但顺丰想要打造机场也并非易事，“顺丰必须前期对机场的选址、规划等工作做到位，这样才能发挥最好优势”。在赵小敏看来，顺丰能在2022年建成机场已属不易，“顺丰在规划自建机场的同时，还要大力发展机队规模”。作为国内最早采用航空运输的民营快递企业，顺丰借此成功坐上了快递行业的头把交椅。根据顺丰航空官方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顺丰自有的全货机机队规模扩充至19架。
这个印章是：庞、希泉。
庞希泉，1941年1月生于山东潍坊市。1966年毕业于中央美院。1969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系。曾任山东潍坊市第二印涤厂美术设计，北京报社美术编辑。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日报社主任编辑。作品曾在法国、日本、美国、荷兰、加拿大、新加坡、 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展出。作品《猫》入选1988年中国画展;中国画《晴雨》、《福到了》先后参加了1988年由苏富比国际拍卖行首次在北京举办的"中外名画和艺术品展览"及大型艺术拍卖会和1989年由法国都奥拍卖行在法国巴黎和北京两地举办的"现代艺术大展"及拍卖会。
朋友好！这是个不错的职位，待遇高且有保障，如果有机会请你不要错过。祝你成功！
待遇不好。编辑平均工资为16146元/月，其中40%的工资收入位于区间8000-12000元/月，20%的工资收入位于区间8000元/月以下。据分享数据统计，北京日报编辑平均年终奖为46666元。
赵靖云。赵靖云曾任北京日报财贸部记者、北京日报总编室编辑、北京日报特别报道部主任等职务，现任北京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北京日报》创刊于1952年10月1日，是首都地区日报类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身边存在“以耻为荣”的现象有：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奢侈消费荣耻不分。 例子一：4月1日中午12时，位于北京市北四环边上的某海鲜酒楼已人满为患。领位小姐告诉记者：“大厅散客早已满位，只有包间了！”尽管北京市明文规定，餐饮业 不得有最低消费，可这里的包间最低消费为3000元，好像约定俗成，从没人提出过异议。说话间，服务员小姐递过了菜单。记者翻了翻，3000元的消费还真 点不了什么菜，因为这里的菜价比一般餐馆贵好多，一个蔬菜也要30多元。至于那些所谓招牌菜，价格之高令人咂舌。极品鱼翅：干捞鲍丝天九翅，每位638元；瑶柱干捞海虎翅，每位480元；招牌窝烧鲍鱼：四头南非鲍鱼，每位688元；六头南非鲍鱼，每位588元；一头南非鲜鲍，每位618元……在京城阜石路上某海鲜酒楼，不到晚6点，门口车位全满，店内包间客满。1000多平方米的大厅内金碧辉煌，流光溢彩，假山水池、装饰豪华。当然，与豪华气派相对应的还有其昂贵菜单：六头日本大网鲍6800元一只、八头日本大网鲍4800元一只、十头日本大网鲍2800元一只、十七头日本极品鲍1380元一只；花胶：耗黄原只花胶公，1880元一只，每盘至少8—10只。如此昂贵的鲍鱼、鱼翅果真有人吃吗？年轻的女服务员说话了：“大家都冲高档菜来的，不然谁来这种地方呢？！”当然，光有美味佳肴还不够，还得有美酒佳酿 佐餐、营造气氛，这里的酒水单足以吊起你的胃口，并显示你的“尊贵”身份：50年茅台6800元、30年茅台3800元、15年茅台1980元；洋酒更是 令人眼花缭乱，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白兰地应有尽有，其中，路易十三每瓶价格高达11888元！在咫尺之遥的马路对过，还有另一家知名海鲜酒楼，百姓称其为京城“三把刀”之一，顾名思义就是下手狠、特“宰”人。菜价自然也不含糊：两头网鲍每只8800元、太极官燕每位1068元。酒店现有包间36个，可容纳600～800人用餐，车位120个。 例子二： 春节期间，南方一家高档酒楼推出了高价的年夜饭，“特价”还要万元；在西南，年夜饭报价也一路走高，一家菜馆天价宴席标价推到了万元。天价宴席中的一道“长白山百年老人参炖土鸡”就值16万元。最具爆炸性新闻的还要数杭州，一家酒楼竟推出了198000元的超豪华年夜饭！据说，这顿饭有2万元一只的日本极品网鲍、吕宋黄胶鱼翅王等美味珍品。即使是茶，也是存放了50年以上的普洱……为满足一下口福,花198000元人民币吃一顿天价年夜饭,相当于吃掉了一辆中档汽车、一个职员20年的薪酬收入、贫困地区1000个学生一年的学费。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够改善一下生活,所以总是把最好的食物留在除夕夜全家团圆之际来享受。人们更看重的是气氛和亲情,图个团圆喜庆。而前边所说的这些年夜饭似乎已经变了味。亲情被异化,看不见的感情正被看得见的奢侈所包围。
6、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一个社会要和谐发展，必须依靠法律和制度来规范，也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来引导。而在人类的道德规范体系中，诚信的理念是最重要的基本理念之一。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生活中的摩擦，降低社会生活的风险和代价，降低社会运行成本。诚信是立身之本、发展之道。构建和谐社会，个人需要诚信，集体、社会需要诚信，国家更需要诚信。只有人人讲诚信，取信于他人，给他人以信任，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一位中年妇女带着她一位五六岁的小男孩来水果摊前挑选台湾青枣。一边挑选，一边把一个青枣送进自己的嘴里，再把一个青枣递给的小男孩，说“儿子，尝尝”。在我们县城，每市斤青枣卖5元人民币，果贩目睹两个青枣瞬间“报损”，面有不悦，但看到小朋友“狼吞虎咽”的吃相，就没说什么，并把一个青枣送给小朋友吃。精挑细选完毕，中年妇女终于开始付钱。谁曾想，她还趁果贩不注意时再把一个青枣握在手心里，笔者看不下去，就对她说，这不好吧！她灵机一动，把那一个青枣转移到她儿子的兜里，然后离去。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有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父母是孩子的终身教师，会产生源头性和持久性的影响，身教应重于言教。那位妇女表面上得了不少实惠，实际上是捡了“三个青枣，丢了诚信‘大金瓜’”，在孩子心灵上投下的是怎样的底片呢？三个青枣和孩子的一生比较，谁重？不言而喻。在春秋战国时代，鲁哀公的身边有一个重臣叫孟武伯，他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说话不算数。鲁哀公对他很不满。有一天鲁哀公举行宴会招待群臣，孟武伯和鲁哀公另一个重臣郑重也参加了这次宴会。孟武伯向来不喜欢郑重，在宴会上借机出郑重的洋相，便问道：“郑大人怎么越长越胖了？” 鲁哀公听道，便插嘴道：“一个人常常吃掉自己的诺言，当然会长肥呀！”在座的大臣一听便知道鲁哀公并不是批评郑重，而是暗中在职责孟武伯不信守承诺。“食言而肥”的说法即由此而来。经济学家吴敬琏、厉以宁在痛斥诚信缺失的社会现状时大声疾呼：一个国家诚信体系的崩溃不仅会给国民经济和国民消费带来损害，还将对整个社会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必将造成人情的淡漠，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丧！历史证明：不讲诚信的民族是堕落的民族，不讲诚信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国家，不讲诚信的社会是混乱的社会，不讲诚信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人。7、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法治和责任理念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遵纪守法是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遵纪守法，就要树立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还要树立党章意识和纪律观念，严格遵守党章和党纪。要在全社会营造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和依法办事的良好氛围，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能力，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日前参加一个评论会，会议开始前，组织者还专门要求与会者要将手机调到震动状态，可是会议开始还不到五分钟，肃静的会场上就响起了煞是刺耳的手机铃声，而且直至会议结束，各式各样的铃声好像“比武”一样，不断地在会场中响起，使得会议主持人不得不两次强调会场纪律。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随着通讯网络的发达，大部分国家公职人员及企事业单位的职工都拥有了手机，于是新的“会场噪声”就出现了，而且成为了会议主持者越来越感到头疼的问题。不少企事业单位都专门出台了会场秩序的惩罚措施，来遏制“会场噪声”的出现，但手机铃声还是不时在各类会场上空飞扬。“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遵守各类规章制度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会场上响起手机铃声、接电话的事情虽然看似很小，但它能体现出一个人素质的高低，反映出一个人的敬业心、责任心。因此，从小事做起，从细微处做起，逐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在实践中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知是盗版光碟，你买不买？无人监督，这个“红灯”你闯不闯？生活中类似这样的选择我们几乎天天遇到，看似无足轻重，其实每一次选择都是荣辱观正确与否的真实写照。荣辱观渗透在人生的方方面面，贯穿于生命的始终。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人，每一次选择都在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他人或社会的利益，因此，不要小看每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它正是社会风气之源。如果每个人都能正确选择，就会形成一股公平正义的强大社会力量。知荣辱，正风气，要从生活中的每一次正确选择开始。原无锡市江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童锡霖挪用公款、受贿大案在江阴法院公开审理，童锡霖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2年，没收财产15万元。 当法官宣布将“被告人带上法庭”后好几分钟，51岁的童锡霖才在法警的押送下出现。记者看到，步入法庭的他脸上面带微笑，似乎仍不愿意失去昔日呼风唤雨的药监局长应有的“风度”。我们不难发现，受审贪官面带微笑，“风度”依旧的远非童锡霖一人。河南省原卢氏县委书记杜保乾因受贿、报复陷害出庭受审时，竟在庭上做起了“报告”，还引得旁听的一位下属情不自禁鼓起掌来；广东省扶贫经济开发总公司原“一把手”薛长春，涉嫌侵吞2699多万元，挪用公款356万，在庭审时仍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地与亲朋好友一一打招呼；原广州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老总许智因受贿14万港元和失职造成2000万元国资损失在广州中院受审时，竟然神色自若地在法庭上给法官和旁听人员“拜早年”，令在场之人无不为之捧腹。不知耻，焉知荣？荣辱观不仅体现着社会的价值导向，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而且还直接影响着社会风气。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士皆知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法庭之上耀武扬威、“恬不知耻”的落马贪官“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危害自然也不容小觑。8、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苦奋斗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艰苦奋斗也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和政治本色。每一位公民，都要把艰苦奋斗精神体现在工作和生活之中；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牢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树立为党和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曾有人惊呼，奢侈之风盛行，各方扑面而来的信息表明，一股天价豪奢卷土而来：150元一个的“天价苹果”、10万元一两的“天价茶叶”。春节期间，南方一家高档酒楼推出了高价的年夜饭，“特价”还要万元；在西南，年夜饭报价也一路走高，一家菜馆天价宴席标价推到了万元。天价宴席中的一道“长白山百年老人参炖土鸡”就值16万元。最具爆炸性新闻的还要数杭州，一家酒楼竟推出了198000元的超豪华年夜饭！据说，这顿饭有2万元一只的日本极品网鲍、吕宋黄胶鱼翅王等美味珍品。即使是茶，也是存放了50年以上的普洱……为满足一下口福,花198000元人民币吃一顿天价年夜饭,相当于吃掉了一辆中档汽车、一个职员20年的薪酬收入、贫困地区1000个学生一年的学费。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够改善一下生活,所以总是把最好的食物留在除夕夜全家团圆之际来享受。人们更看重的是气氛和亲情,图个团圆喜庆。而前边所说的这些年夜饭似乎已经变了味。亲情被异化,看不见的感情正被看得见的奢侈所包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是一句流传至今的古训,可是,畸形消费奢靡之风已对全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黎明认为,平静的校园也出现了攀比邪风和斗富恶习。小学生比学习用具品牌的 优劣,玩具档次的高低,口袋里零用钱有多少。到了中学,同学间则比吃比穿更比用,比手机、比电脑、比私家车、比居家楼盘、比父母的官阶和钱包。到了大学, 攀比更加升级,极少数大学生更喜欢用“实力”说话。对于畸形消费和奢靡之风盛行,对于经济尚不独立的学生们早早加入“摆阔斗富”的行 列,许多有识之士深表忧虑。校园内的“攀比”之风与时下社会上这种奢侈恶习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学生们的行为只是大人们炫耀财富的一个缩影。在采访 中,许多人提出,要彻底扭转这股不良社会风气,当务之急是要追根溯源,建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净化社会大环境，杜绝形形色色的奢侈和奢靡。其他的
现在国家正在做的精准扶贫，本来是帮助贫困人口脱贫的项目，但是由于某些官员以权谋私，肥了亲朋好友，这些人住着豪宅，开着豪车，得着低保金，处处炫耀着和主管干部的关系好，这种人是典型的以耻为荣。
有关权威部门最新统计和预测，2005年我国餐饮消费高达8800多亿元，人均餐饮消费677元；2006年餐饮业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有望突破一万亿元。可在好消息的背后，也有不少人担心，少数人以耻为荣的奢靡，甚至暴殄天物，畸形的消费正加速物欲横流的泛滥。有些人把饮食需求之外的奢侈视为财富、地位的象征，不仅与建设节约型社会背道而驰，更是败坏社会风气、滋生腐败的温床。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奢侈消费荣耻不分4月1日中午12时，位于北京市北四环边上的某海鲜酒楼已人满为患。领位小姐告诉记者：“大厅散客早已满位，只有包间了！”尽管北京市明文规定，餐饮业 不得有最低消费，可这里的包间最低消费为3000元，好像约定俗成，从没人提出过异议。说话间，服务员小姐递过了菜单。记者翻了翻，3000元的消费还真 点不了什么菜，因为这里的菜价比一般餐馆贵好多，一个蔬菜也要30多元。至于那些所谓招牌菜，价格之高令人咂舌。极品鱼翅：干捞鲍丝天九翅，每位638元；瑶柱干捞海虎翅，每位480元；招牌窝烧鲍鱼：四头南非鲍鱼，每位688元；六头南非鲍鱼，每位588元；一头南非鲜鲍，每位618元……在京城阜石路上某海鲜酒楼，不到晚6点，门口车位全满，店内包间客满。1000多平方米的大厅内金碧辉煌，流光溢彩，假山水池、装饰豪华。当然，与豪华气派相对应的还有其昂贵菜单：六头日本大网鲍6800元一只、八头日本大网鲍4800元一只、十头日本大网鲍2800元一只、十七头日本极品鲍1380元一只；花胶：耗黄原只花胶公，1880元一只，每盘至少8—10只。如此昂贵的鲍鱼、鱼翅果真有人吃吗？年轻的女服务员说话了：“大家都冲高档菜来的，不然谁来这种地方呢？！”当然，光有美味佳肴还不够，还得有美酒佳酿 佐餐、营造气氛，这里的酒水单足以吊起你的胃口，并显示你的“尊贵”身份：50年茅台6800元、30年茅台3800元、15年茅台1980元；洋酒更是 令人眼花缭乱，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白兰地应有尽有，其中，路易十三每瓶价格高达11888元！在咫尺之遥的马路对过，还有另一家知名海鲜酒楼，百姓称其为京城“三把刀”之一，顾名思义就是下手狠、特“宰”人。菜价自然也不含糊：两头网鲍每只8800元、太极官燕每位1068元。酒店现有包间36个，可容纳600～800人用餐，车位120个。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鲍鱼是一种对身体十分有益的滋补食物，说鲍鱼能滋阴、润肺、补虚、清热，养肝明目，故有“明目鱼”之称。但今天的营养学家们认为包括鲍鱼在内的很多价格极高的食物里并没有超出常规的营养价值。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马冠生教授介绍，鲍鱼和鸡蛋所含的蛋白质相差不大，其他营养含量成分如钙、铁、锌、硒、维生素也没有独特的优势。在提供营养方面，鲍鱼和其他普通海产品相差也不多。所以，这些名贵之物在营养上并无“名贵”之处。尽管如此，燕窝，这最贵的“唾液”，鲍鱼，这美味中的至味，仍是许多食客梦寐以求的美食，更是一些人应酬社交的重要筹码和“实力”体现。这就难怪鲍鱼身 价百倍，一些鲍鱼做成的干鲍在香港甚至可以成为黄金的象征，人称“一口鲍鱼，一口金”。至于鱼翅、燕窝和鲍鱼是否真正物有所值，是否富含营养价值，完全可 以忽略不计。当然，除了社交应酬之外，酒楼还是比富斗阔的场所。某海鲜酒楼的一位服务员至今还觉得委屈，有一次，她好心劝一位客人， 菜差不多了。不料想竟遭大声训斥：“我花钱高兴，你管得着嘛？”这位从西北来京打工的女孩子眼泪夺眶而出，她的眼前，除了客人粗脖子上的超粗金链以及不断 挥舞着的套着绿宝石的胖手外，什么都看不见了。一位姓黄的老板说话直截了当，请客要的就是面子，干吗不找个高档次的地方。不仅请客要讲究，自己吃饭也讲享受。不要说菜品了，就连桌巾的洁白与否，都会引发他的剧烈反应。要的就是奢侈美食，要的就是豪奢和气派。正如人们经常调侃这些人奢侈：“不求最好，但求最贵”。没有最贵只有更贵 豪宴奢靡以耻为荣曾有人惊呼，奢侈之风盛行，各方扑面而来的信息表明，一股天价豪奢卷土而来：150元一个的“天价苹果”、10万元一两的“天价茶叶”。春节期间，南方一家高档酒楼推出了高价的年夜饭，“特价”还要万元；在西南，年夜饭报价也一路走高，一家菜馆天价宴席标价推到了万元。天价宴席中的一道“长白山百年老人参炖土鸡”就值16万元。最具爆炸性新闻的还要数杭州，一家酒楼竟推出了198000元的超豪华年夜饭！据说，这顿饭有2万元一只的日本极品网鲍、吕宋黄胶鱼翅王等美味珍品。即使是茶，也是存放了50年以上的普洱……为满足一下口福,花198000元人民币吃一顿天价年夜饭,相当于吃掉了一辆中档汽车、一个职员20年的薪酬收入、贫困地区1000个学生一年的学费。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够改善一下生活,所以总是把最好的食物留在除夕夜全家团圆之际来享受。人们更看重的是气氛和亲情,图个团圆喜庆。而前边所说的这些年夜饭似乎已经变了味。亲情被异化,看不见的感情正被看得见的奢侈所包围。有关媒体在京、吉、鲁、冀进行了调查,结论是天价年夜饭与腐败有关。据业内人士透露,高价年夜饭多为企业消费、集团消费、变相送礼。其中,东北某市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一次性就订购10桌价位在16800元的年夜饭套餐。北京某著名餐馆的一位高级技师说,“真正属于豪宴的多是一些大企业、大集团的饭局,一桌饭菜至少几千元、几万元,十几万元一桌的也很平常,甚至还有几十万一桌的。”曾经营过餐饮业的马先生告诉记者,“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可是,不管是今天还是在历史上,鲍鱼更深层的意味都超越了美食和文化而连带奢侈之风……”前些时候,一位从南方来的朋友深有感触地和记者说,过去都说广东人钱多,南方人钱多,没有想到在北京有钱的人更多。在北京,你可以品尝到古今中外的任何美味。你不仅可以坐“皇上龙椅”就餐,享受到宫殿式的豪华,领略雍容华贵的皇家风范;也可以步入拥有168个豪华包 间的罗马式建筑“万人餐厅”,欣赏被称为“亚洲第一大”、面积高达3万平方米阳光天井;更可以在入会费高达10万元、绝对保证个人私密空间的大会所里,进 行不受任何人干扰的宴请和聚会。其实,对近年来日渐奢靡的腐败风气,百姓早有微词:“一支烟,二两油;一顿饭,一头牛”。时至今日,一顿饭已上涨到十头牛、百头牛。大吃大喝之风不仅对畸形消费起到错误的导向,还对整个社会的奢靡产生推波助澜作用。2003年,西北传出天价满汉全席,当年这顿“天龙御宴”竟吃掉万元!按当时上海黄金市场开盘的交易价钱,一桌饭菜大概等于吃了四公斤的黄金。这顿极品饭菜中,有一道叫龙须凤卷的,是用上百条鲤鱼的须子做出的一盘菜!2005年,某地一家酒楼推出了乾隆御宴。这场高达25万元的盛宴要吃整整9个小时,分午餐和晚餐两场,午餐从早9点吃到下午1点,休整4个小时后进行晚餐,从5点再吃到晚上10点。其奢靡由此可见一斑。……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宴,只能用暴殄天物来解释。不仅与美食本身意义相去甚远,也对今天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至于近年来出现的“人乳 宴”、“人体盛”等等,则是极少数人沉湎纸醉金迷生活,追求奢靡的又一新嗜好。对此,曾长期在国外生活和工作的莆田学院副院长陈文金痛心疾首。他说,我们 国家还不富裕,还有数千万贫困人口,可是,少数人挥金如土,过上骄奢、糜烂的生活。“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是一句流传至今的古 训,可是,畸形消费奢靡之风已对全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黎明认为,平静的校园也出现了攀比邪风和斗富恶习。小学生比学习用具品牌的 优劣,玩具档次的高低,口袋里零用钱有多少。到了中学,同学间则比吃比穿更比用,比手机、比电脑、比私家车、比居家楼盘、比父母的官阶和钱包。到了大学, 攀比更加升级,极少数大学生更喜欢用“实力”说话。对于畸形消费和奢靡之风盛行,对于经济尚不独立的学生们早早加入“摆阔斗富”的行 列,许多有识之士深表忧虑。校园内的“攀比”之风与时下社会上这种奢侈恶习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学生们的行为只是大人们炫耀财富的一个缩影。在采访 中,许多人提出,要彻底扭转这股不良社会风气,当务之急是要追根溯源,建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净化社会大环境，杜绝形形色 色的奢侈和奢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