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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深 1928年创意将drama译为话剧，中国话剧从此定名
洪深(1894～1955)现代剧作家、戏剧理论家、电影编导。字伯骏，又名浅哉。江苏武进人。自幼喜爱文艺。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校期间经常参加业余戏剧活动。1915年创作处女作《卖梨人》，1916年又创作多幕话剧《贫民惨剧》并参加演出，初步显露出编剧和表演才能。1916年夏留学美国，就读于俄亥俄州大学，攻读烧磁工程专业，同时选修文科课程。因爱好戏剧，接受友人建议，于1919年转学哈佛大学，专攻戏剧，并在波士顿表演学校学习表演艺术。留美期间，曾用英文写作《为之有室》、《虹》等剧。洪深在戏剧理论方面，造诣很深，成绩卓著，是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戏剧理论家。他强调戏剧为人民，表现时代精神，提倡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并能从中国社会生活和民族心理习惯出发，从戏剧创作实践出发，不断发展和充实自己的理论论述，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主要论著有《洪深戏剧论文集》、《编剧二十八问》、《电影戏剧表演术》、《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现代戏剧导论》(即《〈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戏剧导演的初步知识》、《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抗战十年来中国的戏剧运动与教育》等，内容包括编剧理论、导演、表演、发声学、朗诵学、灯光布景、舞台美术、世界戏剧史、中国话剧运动史以及剧作评论等各个领域，不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而且包蕴着作者的真知灼见，是我国现代戏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洪深1924年写的《申屠氏》是中国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接着又创作了《冯大少爷》、《早生贵子》、《爱情与黄金》、《歌女红牡丹》、《旧时京华》、《劫后桃花》、 《新旧上海》、 《女权》、《社会之花》、《夜长梦多》、《乱世美人》、《风雨同舟》、《鸡鸣早看天》（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等30余部电影剧本，为电影文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孙庆升）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看看上面的内容合适吧。
洪深的剧作《农村三部曲》包含：《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
《农村三部曲》是洪深在30年代初参加左翼戏剧运动后创作的三部主要反映江南农村生活面貌的剧作。
因这三部剧作的思想性与艺术成就的不同,所以作品发表后,一直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人们对这三部剧作的研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有新的成果与进展。本文试图分前后两个时期来探讨《农村三部曲》的研究成果,以期能够不断地挖掘出《农村三部曲》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所蕴藏的独特价值。
作者简介
洪深（1894—1955），字浅哉，号伯骏。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人，清朝文学家洪亮吉第六世孙。剧作家、导演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中国电影、话剧的开拓者，抗战文艺先锋战士。
1900年入私塾。1906年至1907年，先后在上海徐汇公学、南洋公学就读。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在校期间热心新剧活动。1913年，因“宋教仁事件”，举家避难于青岛。1915年开始创作剧本，《卖梨人》是受崂山梨启发而成就的处女作，此后便长期从事话剧活动。
1916年夏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工系学习陶瓷工程，同时继续编戏、演戏。1919年考入哈佛大学戏剧训练班，成为中国第一个专习戏剧的留学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习文学与戏剧，并在波士顿声音表现学校学习，又在考柏莱剧院附设戏剧学校学习表演、导演、舞台技术、剧场管理等课程，获硕士学位。1920年学习结业后到纽约参加职业剧团演出，翌年与张彭春合写英文剧《木兰从军》。
洪深是中国现代话剧和电影的奠基人之一。抗战爆发后，洪深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随之辗转徐州、开封、洛阳、郑州、武汉等城市，以唇为枪、以舌为剑，将舞台变成战场，用戏剧支援前线。
洪深是集编剧、导演、表演于一身，是我国影剧界罕见的全才。一生创作电影剧本38部，创作与翻译话剧剧本55部，导演电影9部，导演话剧55部，著有影剧理论专著《洪深戏剧理论文集》、《电影戏剧表演术》等12部。
洪深的农村三部曲是《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
洪深（1894年12月31日—1955年8月29日），学名洪达，字伯骏，号潜斋，别号浅哉，江苏武进人，中国电影戏剧理论家、剧作家、导演。他从中国话剧和电影的草创时期开始，就进行了编剧、导演、表演等全面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是中国现代话剧和电影的奠基人之一。生平1894年12月31日，洪深出生在江苏武进。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在校期间热心新剧活动。1915年，他写了第一个有对白的剧本《卖梨人》，接着又创作了《贫民悲剧》，从此走上戏剧创作的道路，成为我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之一。1916年夏天，洪深赴美国留学，先学陶瓷工程，后来专攻戏剧。1919年考入哈佛大学戏剧训练班，成为中国第一个专习戏剧的留学生。1920年学习结业后到纽约参加职业剧团演出，翌年与张彭春合写英文剧《木兰从军》。1922年回国后，除先后在复旦、暨南、山东、中山、厦门、北师大等大学任教外，他主要从事戏剧和电影编导工作。1923年，他加入了戏剧协会，上演第一部剧作《赵阎王》，自饰主角。其后又参加并领导过复旦剧社、南国社，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形成和剧场艺术水平的提高有较大的贡献。他建立了正规的导演制，实行了严格的排练，并实现男女合演，将舞台布景也由原来的平面景改为立体布景，这些做法在当时国内尚属首创，使正处于由文明戏向现代话剧过渡的中国话剧完成了历史性转化。1930年洪深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至1932年，相继写出了反映江南农村农民生活与斗争的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这些是洪深的代表作，也是“五·四”以来第一次较全面反映农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英勇斗争的优秀剧本，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意义。“七·七”事变之前，洪深积极从事国防戏剧活动，写出了一些以抗战为主题的独幕话剧，如：《走私》、《钨》、《咸鱼主义》(与沈起予合作)等，并和夏衍创办了《光明》半月刊，使之成为宣传抗战的重要阵地之一。1938年洪深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军委会政治部任戏剧科长，组织了十几个抗敌演剧队深入内地农村鼓动抗日。其间，他以旺盛的革命热情，写了《飞将军》、《米》、《包得利》等剧本，对推动抗日运动起了积极作用。1941年皖南事变后，洪深先后在桂林、重庆、昆明等地导演了《再见吧香港》、《法西斯细菌》、《祖国在呼唤》、《草莽英雄》等剧，有力地配合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斗争。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除在复旦、上海剧专任教外，还编导了《丽人行》、《关不住的春光》等剧目。1948年冬到解放区，翌年2月抵北平，5月赴苏联参加第一届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主要从事对外文化联络工作，先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剧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洪深因肺癌在北京逝世，时年61岁。电影成就1925年，洪深发表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剧本《申屠氏》，尽管剧本最后因为电影公司资金问题没能投拍，但它的出现把中国电影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年，明星影片公司聘请洪深为导演，拍摄了《冯大少爷》、《四月里底的蔷薇处处开》、《爱情与黄金》等影片。到1937年“抗战爆发”，洪深一直但任明星影片公司编导，期间他曾编导过10多部影片，并引进了有声电影技术，他编导的《歌女红牡丹》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电影。最初，洪深编导电影并未取得特别成就。《冯大少爷》、《早生贵子》、《四月里的蔷薇处处开》等影片延续了郑正秋的《孤儿救祖记》的路子，还是在传统的道德训诫的框架里展开叙述。但在具体的艺术处理上，他仍然展现了自己的特色。从细小动作的运用和内心状态的刻画，到情节结构和人物个性的处理，洪深的编导技巧都得到了同时代影人的推崇。30年代初，洪深四十岁左右，这是他的创造力巅峰期。他写出了自己代表作《劫后桃花》。《劫后桃花》讲清朝遗老祝有为在青岛置办了房产用于养老，但青岛先后被德国和日本占领下发生的种种。1935年，当时最著名的电影导演张石川率胡蝶、舒绣文等明星来青岛开机拍摄，洪深帮他们在沙子口附近选了一处外景地。胡蝶在回忆录上说：“洪深是美国留学生，中外文学造诣都很深，他丰富的生活阅历熟练的创作技巧，使这部电影里的人物刻画入木三分。”而《劫后桃花》也确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洪深一生创作了38个电影剧本，其中有26个剧本被电影公司摄制成影片，导演过9部电影，还撰写了大量电影理论著作，如《现代戏剧导论》、《洪深戏剧论文集》、《编剧二十八问》、《电影戏剧表演术》、《电影术语词典》、《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等，为我国现代电影艺术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电影作品1925年：冯大少爷（编剧，导演）1926年：爱情与黄金（编剧，与张石川合导）、四月里的蔷薇处处开（导演）、早生贵子（导演）1927年: 卫女士的职业（编剧）1928年：少奶奶的扇子（编剧，与张石川合导）、一脚踢出去（编剧，与张石川合导）1929年：爸爸爱妈妈（编剧）1931年：旧时京华（编剧）、歌女红牡丹（编剧）1932年：如此天堂（编剧）1933年：铁板红泪录（导演）、压迫（编剧）、香草美人（编剧）1934年：女儿经（与夏衍、郑正秋等合编）1935年：时势英雄（编剧）、劫后桃花（编剧）1936年：新旧上海（编剧）、女权（编剧）、花花草草（编剧）1937年：梦里乾坤（编剧）、四千金（编剧）、压岁钱（与夏衍合编）、镀金的城（编剧）、社会之花（编剧）1948年：姊妹劫（导演）、鸡鸣早看天（编剧）1949年：几番风雨（编剧）
如果楼主觉得多，可以自己删。戏剧起源关于戏剧起源，有九种说法。在此，我们只详细讨论各种关于戏剧起源的歌舞说的观点。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三种：（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在这里叙述了歌舞说的观点，希望关于戏剧起源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
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黄梅戏，旧称"黄梅调"，是十八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毗领的安庆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在其漫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了青阳腔、徽剧等和当地民歌及其他戏曲的音乐精华，逐渐形成了今天自己独特的风格。黄梅戏用安庆语言念唱，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黄梅戏的表演质朴细致，以真实活泼著称。黄梅戏来自于民间，雅俗共赏、怡情悦性，她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乡土风味感染观众。 早期黄梅戏的演出剧目，大多为老艺人自编自演的反映底层民间生活的小戏。本世纪50年代，一大批有志于戏曲事业的知识分子加入黄梅戏传统剧目的发掘与再创造的行列，他们的加入，大大丰富了黄梅戏的表现形式，加强了黄梅戏的文学性，发展了唱腔和伴奏，使其原来的民俗性和通俗性得到质的升华，旋律更为优美，影响更为扩大，黄梅戏真正迎来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艺术春天。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张云风等一大批优秀表演人才，《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就是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代表性作品。随着众多优秀剧目的不断推出，国内外的观众，认识并接受了黄梅戏，使黄梅戏从乡村草台登上了都市的大雅之堂，最终成为驰名海内外的著名剧种。本剧院的剧目和演员曾获得众多奖项，多次赴香港、澳门、新加坡、德国、台湾、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演出，获得文泛的好评，被外国友人誉为"中国的乡村音乐"。 骄傲和光荣已成为历史，新世纪已经找开希望之门，如今的安徽黄梅戏又涌现出如马兰、黄新德等为代表的众多新人。面对新世纪，我们寄希望于新一代黄梅戏传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用青春、美丽和智慧，创造新的灿烂…… 黄梅戏的发展历史 黄梅戏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在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台湾等省以及香港地区亦有黄梅戏的专业或业余的演出团体，受到广泛的欢迎。黄梅戏原名“黄梅调”，是十八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其中一支逐渐东移到安徽省怀宁县为中心的安庆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相结合，用当地语言歌唱、说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被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今日黄梅戏的前身。 黄梅戏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从清乾隆未期到辛亥革命前后。产生和流传到皖、鄂、赣三省间的采茶调、江西调、桐城调、凤阳歌，受当地戏曲(青阳腔、徽调)演出的影响，与莲湘、高跷、旱船等民间艺术形成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些小戏。进一步发展，又从一种叫“罗汉桩”的曲艺形式和青阳腔与徽调吸收了演出内容与表现形式，于是产生了故事完整的本戏。从小戏到本戏还有一种过渡形式，老艺人称之为“串戏”。所谓“串戏”就是各自独立而又彼此关连着的一组小戏，有的以事“串”，有的则以人“串”。“串戏”的情节比小戏丰富，出场的人物也突破了小丑、小旦、小生的三小范围。其中一些年龄大的人物需要用正旦、老生、老丑来扮演。这就为本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是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这一阶段，黄梅戏演出活动渐渐职业化，并从农村草台走上了城市舞台。黄梅戏入城后，曾与京剧合班，并在上海受到越剧、扬剧、淮剧和从北方来的评剧(时称“蹦蹦戏”)的影响，在演出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编排、移植了一批新剧目，其中有连台本戏《文素臣》、《宏碧缘》、《华丽缘》、《蜜蜂记》等。音乐方面，对传统唱腔进行初步改革，减少了老腔中的虚声衬字，使之明快、流畅，观众易于听懂所唱的内容。取消了帮腔，试用胡琴伴奏。表演方面，吸收融化了京剧和其他兄弟剧种的程式动作，丰富了表现手段。其它如服装、化妆和舞台设置，亦较农村草台时有所发展。 第三阶段，是1949至今。1952年，安庆黄梅戏艺人带着《打猪草》、《蓝桥会》等剧目到上海演出。几十年来造就了一大批演员，除对黄梅戏演唱艺术有突出成就的严凤英、王少舫等老一辈艺术家外，中青年演员马兰、韩再芬等相继在舞台上、银幕上和电视屏幕上展现了各自的英姿，引起了观众的注视。严凤英、王少航合演的《天仙配》，曾二度摄制成影片，轰动海内外。 黄梅戏的艺术特色 在剧目方面，号称“大戏三十六本，小戏七十二折”。大戏主要表现的是当时人民对阶级压迫、贫富悬殊的现实不满和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如《荞麦记》、《告粮官》、《天仙配》等。小戏大都表现的是农村劳动者的生活片段，如《点大麦》、《纺棉纱》、《卖斗箩》。 解放以后，先后整理改编了《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赵桂英》、《慈母泪》、《三搜国丈府》等一批大小传统剧目，创作了神话剧《牛郎织女》、历史剧《失刑斩》、现代戏《春暖花开》、《小店春早》、《蓓蕾初开》。其中《天仙配》、《女驸马》和《牛郎织女》相继搬上银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严凤英、王少舫、吴琼、马兰是黄梅戏的著名演员。 黄梅戏的类别主要有花腔和平词。花腔以演小戏为主，富生活气息和民歌风味。平词，正本戏中的主要唱腔，常用大段的叙述、抒情，韵味丰富，如行云流水。 黄梅戏的优秀剧目有《天仙配》、《牛郎织女》、《槐荫记》、《女驸马》、《夫妻观灯》、《打猪草》、《柳树井》、《蓝桥会》、《路遇》等等。黄梅戏的定名与源头 (引自著名的黄梅戏理论家吴功敏先生的研究文章) 黄梅戏有两大声腔体系———花腔体系、平词体系。花腔体系脱胎于民歌小调，属曲牌体；平词体系渊源于高腔、弹词、罗汉桩、道情、吹腔、徽调、京剧等声腔，属板腔体。这两大声腔体系，都植根于安庆地区的声腔土壤。黄梅戏表演形式，在学习借鉴昆曲、京剧、徽剧等大剧种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早期黄梅戏从业人员中，有成就、且有史料记载的黄梅戏老艺人，绝大部分都是安庆地区的人。例如蔡仲贤（已知最早黄梅戏演员，生于1821年，望江县人），胡普伢（最早黄梅戏女演员，生于1821 年，太湖县人）、洪海波（潜山县人）、叶炳池（东至县人）、咎双印（怀宁县人）、胡玉亭（望江县人）、龙昆玉（望江县人）、程积善（贵池县人）、查文艳（怀宁县人）、丁永泉（怀宁县人）、潘泽海（安庆市人）、严凤英（桐城罗岭人）等，他们之间都有师承关系。 建国前，黄梅戏没有文人介入，演出的百余本大小传统剧目，绝大部分都是移植于青阳腔、岳西高腔、京剧和徽剧。 通过以上对黄梅戏声腔形成的探讨，剧目积淀的溯源，演员师承关系的觅踪以及黄梅戏历史沿革发展的总体把握，我们对黄梅戏剧种的发展概貌，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黄梅戏的源头就在安庆地区，黄梅戏诞生于安庆地区，成长于安庆地区，兴盛于安庆地区。声腔系统是一个剧种的重要标志，任何一个剧种和隶属于这个剧种的声腔系统的形成，都有一个不断吸纳、借鉴、融会、扬弃、改造、流传、不断适应观众审美需求、艰难复杂的积累创造的过程。在这个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与本剧种在文化背景、人文环境、审美趋向、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着渊源关系的某一种或某几种音乐素材，是本剧种的重要养分，从而加速了这个剧种的形成。如果我们将一个剧种比喻成一条江河，那么，对于催生这一剧种成熟的某一种或某几种音乐素材，只能算是沿途汇入那条江河的支流。黄梅戏之于黄梅采茶调的关系，就如同江河与支流的关系，黄梅采茶调是促成黄梅戏成熟的重要因素，但决不是黄梅戏的源头。 黄梅戏源头的历史记载陆洪非先生在《黄梅戏源流》一书中，对黄梅戏的源头列举了几种传说。 传说之—∶“黄梅戏是在‘怀宁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每当春种秋收之时，农民们惯唱‘怀调山歌’来歌颂自己劳动的丰收。这种民间优美抒情的山歌小调，统称为‘怀宁调’。” 传说之二∶“……黄梅戏起源于安徽安庆地区。从前每逢黄梅季节，常常洪水成灾，四乡农民为了祈求丰年，就在这个时候举办迎神赛会，会上出现各种歌舞演唱，在这种歌舞演唱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戏曲形式，因与黄梅季节有关，故名曰‘黄梅调’。” 传说之三∶“黄梅戏源于湖北黄梅县的民歌小调即黄梅采茶调。”以上三种传说，我认为前两种传说较为符合历史真实，后一种传说就显得牵强附会，很多人因为黄梅戏和黄梅县同字同音而趋同黄梅戏源于黄梅县的说法。当然，一些专家也曾从音乐、剧目、师承的层面进行分析、推论，认为黄梅戏源于黄梅采茶调，但提出的论据、论点不具有说服力，他们也坦承由于可供借鉴的资料匮乏，所以，无法最终形成定论。至于黄梅戏到底源于何处，很少人有兴趣去探讨研究。这既有年代久远，原本就缺少文字资料，一些了解情况的老艺人也相继去世，又无经费支持的原因，也与人们普遍对黄梅戏起源持漠视态度有关。性 黄梅戏经过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创造发展，已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小戏，一跃成为全国著名剧种，且在戏曲整体萎缩的形势下，依然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这得益于黄梅戏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品格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我们不能只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今日的成绩上，而漠视黄梅戏风雨兼程的来时路。如果连一直以黄梅戏为家乡戏的安庆人，都无法说清黄梅戏的源头,岂不有数典忘祖之嫌？再者，厘清剧种的源头，找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唤起人们对黄梅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正本清源，进一步凝心聚力开拓进取，也是黄梅戏在新世纪的持续发展. 主题开掘上更具深刻性 黄梅戏的再度繁荣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相互交融的时代，是多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也是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迅速提高的时代。黄梅戏《红楼梦》所走过的戏曲主题深化道路，在20世纪末的时代氛围中得到更加广阔的延伸。例如，《徽州女人》把一种等待升华为一种信念和人格力量，剧中的女人曾因等待不得而失望乃至绝望过，终因信念不倒而在绝望中获得洗礼和升华。《风雨丽人行》把3个知识女性的人格升华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讴歌了她们在反抗非人道的斗争中“从人道主义走向英雄主义”。黄梅戏电视剧《秋》在改编中，也把历史对年轻一代的选择和年轻人对历史的选择作为表达的重点。这些剧目的演出和播映，能动人音容，撼人心魄，撩人情肠，无不在作品主题的开掘过程中显示出深厚的思想文化含量。 风格追求上更具多样性 受到应接不暇的当代艺术风格的启迪，踏着二度繁荣的艺术足迹，世纪之交黄梅戏的再度繁荣在风格追求方面显现出强烈的多样化意识。例如：《秋千架》的舞台上荟萃了多种艺术形态，意在尝试黄梅音乐剧的风格，把古装题材表现成为一个现代童话，比较适合青年观众的口味；《风雨丽人行》把视角聚焦在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深处，用较多的篇幅进行诗意盎然的情感描述，使黄梅戏舞台上展示出一种儒雅风范，赢得了知识界的观众；《徽州女人》把形体语言作为重要舞台手段，实验一种风格化的表现方式，令许多观众耳目一新；《木瓜上市》和《柳暗花明》不同程度地对传统写意风格做了现代诠释，从而更接近时下观众的审美情趣；《斛擂》和《乾隆辨画》完全是一派风云际会、豪情冲天的舞台景象，为原本轻柔的黄梅戏输入了阳刚之气。经由这些剧作的努力追求，黄梅戏的艺术风格真正呈现为多姿多彩的景观。 近年来，优秀的黄梅戏剧目被搬上荧屏和银幕，已经不再是对舞台景象的简单复制。黄梅戏剧目得以用“音乐电视剧”和“电影故事片”的身份走向观众。而且，黄梅戏电影和电视剧在影视美学追求上努力突出画面的多义性，尽量强化唱腔的唱歌性和表演的平实性，当这些追求受到充分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渗入舞台时，使得黄梅艺苑更是“万紫千红总是春”。 从艺术角度对黄梅戏的再度繁荣做出归纳和梳理之后，需要立即提出黄梅戏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黄梅戏今后的发展任务将会更重，也更加艰巨。回顾黄梅戏几度繁荣的历程，有一条基本经验值得我们牢记，那就是充分发挥可塑性较大的艺术个性，充分展示轻灵飘逸的艺术魅力，坚持不懈地走艺术变革之路，坚持不懈地追求艺术创新的目标。回首50年代，《天仙配》和《女驸马》中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唱段，就是在当时的传统唱腔基础上，经过增加曲调种类和重新组合各种曲调，并且引进西洋乐器及其配器手法后形成的，就是艺术变革的成果。到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红楼梦》和《无事生非》的艺术变革主要表现在，用轻灵见长的黄梅戏来接纳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的博大精深，深化了剧种的思想内涵，拓展了剧种的承载容量。再看近年来的黄梅戏，《徽州女人》的高雅风度，《秋千架》的童话色彩，《风雨丽人行》的诗化结构，《柳暗花明》和《木瓜上市》的质朴趣味，《斛擂》和《乾隆辨画》的阳刚气概，无不显示出黄梅戏的艺术变革精神。因此，我们要认真总结半个世纪以来黄梅戏几度繁荣的经验，积极提倡黄梅戏的艺术变革和创新。黄梅戏的可塑性较强，具备了腾挪转换的剧种优势，但要把这种客观优势转化为主观追求，还需要黄梅戏艺术家们更加敏锐和更加灵活，不断强化剧种里适应时代变化的艺术因素，保持与社会审美趋向的同步。 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进行艺术创新，不仅要改造艺术形式，也要在艺术内容上体现时代精神。作为传统艺术样式的黄梅戏，演起古装戏来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创作现代戏的数量较少，质量上总是差一把火，这种状况需要改变。黄梅戏不能满足于古代题材，不能满足于改编和移植，要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社会实践，把形式的创新和内容的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 摸索雅俗共赏的路子，应当研究当今流行的各种艺术样式。这些年的实践证明，从现代媒体的丰富多彩出发，把黄梅戏舞台向荧屏和银幕延伸，就是扩大观赏面的一种有效手段。黄梅戏能够流传得这样广泛，唱腔旋律好听是主要原因。热爱黄梅戏的观众来到剧场，往往就是来欣赏黄梅戏的优美旋律，很怕在听觉感受上变味。因此，唱腔看来是最能显示戏曲本质特征的部位，也是创新的过程中最讲究继承的部位，应当谨慎从事。总起来说，黄梅戏要坚持艺术创新，但创新中要把握好“度”，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 黄梅戏语言以安庆地方语言为基础，属北方方言语系的江淮方言。其特点为----唱词结构在整本戏多为七字句和十字句式。七字句大多是二、二、三结构，十字句大多是三、三、四结构。有时可根据需要以七字、十字句为框架，字数可压缩或增扩，曲调则常使用垛句。花腔小戏的唱词灵活多变，有三至七字不等，中间常夹杂多种口语化无词意的字。句数不一定为偶数有时奇数句重复最后一句便成偶数。唱念方法均用接近普通话的安庆官话唱念。整本戏中用韵母念、官话唱，小戏说白则用安庆地方的乡音土语，唱腔仍用官话唱。 若说到黄梅戏语言在塑造艺术形象，渲染艺术情境，迁移默化的“寓教于乐”的艺术功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 其一，黄梅戏的语言具有“山歌”体的内在韵律美。 黄梅戏从抒情、嬉谑的小戏基础上发展起来，它的前身就是山歌时调，小旦、小丑舞台对唱，在此过程中，它吸引了各种时代的、地方的、人文的文化养料，发展为今天的黄梅戏剧种，而其主要的“灵魂”——山歌时调的美学特质却不变。因此，黄梅戏的语言与它所依赖的音乐美质相辅相成，从而形成黄梅戏剧本语言的内在韵律美。 其二，黄梅戏的语言语近情遥，脍炙人口。 黄梅戏语言从表面上看，是比较土气的，句句都是大实话，但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它其实内蕴丰富，极富有弹性，在点染戏剧情境、表现矛盾冲突、突出人物此时此境上，有恰倒好处之功妙。 由于黄梅戏语言及唱词同时汲取了古诗、古词、民间口语、民谚、民歌的所长，摈弃其太雅，以至令人听不懂、不好入戏的弊端，发挥了语近情遥、明白如话的特点，因而成为一种雅俗共赏、文野合流、情浓语淡的剧本文学。 其三，黄梅戏语言的乐天夸张化倾向。 黄梅戏的语言犹如戏谑的外衣，覆盖在大多数传统剧目之上，从而形成特有风采。这些语言基本出于劳动人民和下层社会人士的口头创作，到了黄梅戏里，经过艺人的加工提炼，使其更具有个性化，更能结合戏剧情境，引发观众的笑声，所以黄梅戏能给人以愉悦、朝气蓬勃之感。 第四，黄梅戏语言充满了当时现实社会的哲理经验之谈。 由于很多黄梅戏传统剧目都直接来自于传唱当时当地的真人真事的民间文学，因而它的语言和唱词就不可避免地渗透着那个时代的生活哲理及经验之谈，而且对下层社会生活民众的刻画及表述尤其细腻、独到，丰满。 第五，黄梅戏语言中的一些独特用法。 黄梅戏的语言及唱词有些特殊用法。一是根据调式变化而加的衬词、垫词，如“呀嗬啥，依嗬呀”之类。这种衬字垫词乍看不起眼，但将它们去掉，只唱实词就会索然无味。衬字垫词是民歌韵味的体现，离开了它们，就等于好花离了泥土，无根无底了。黄梅戏中对歌队舞的形式极普遍，小旦、小丑或猜谜，或对花，或报地名，或讲古，既热闹好看，也抒情有趣，它所要求的唱词一般都有形式上的同一格律。 此外，利用歇后语来猜药名，"用一二三……十“的数目字来串唱词，都起到演唱活泼、生动抒情的效果。 可以用轻快、平易、幽默、风采四个词来概括黄梅戏的语言。轻快，指它的深入浅出，明白如话；幽默，指它的风格与情趣落落大方，机智嬉谑；风采，指它不断汲取民间口头文学创作的养料，丰富自己，常有新鲜独到之处。 黄梅戏最初只有打击乐器伴奏，即所谓"三打七唱"。抗日战争时期，曾尝试用京胡托腔；后又试用二胡伴奏，但都未能推广。到建国初期，才逐渐确定用高胡作主要伴奏乐器，并逐步建立起以民族乐器为主、西洋乐器为辅的混合乐队，以增强音乐表现力。 伴奏锣鼓最初只有大锣、小锣、扁形圆鼓，被称作"三打七唱"，即3人演奏打击乐器并参加帮腔、7人演唱。以后执堂鼓者又兼奏竹根节和钹，3名伴奏者分别坐在上场门内外侧和草台正中（奏鼓者）。30年代后，因受徽班和京剧影响，逐渐移至下场的台侧。传统的锣鼓点质朴、洗练，常用的有一、二、三、四、五、六、九槌，和十三槌半、四不粘（又名"一字锣"）、蛤蟆跳缺、凤点头、三条箭、推公车等。配合身段表演的有起板锣鼓、十三槌半、七字锣、叫锣等。建国后，又陆续吸收京剧技艺，编创了一些新锣点，以适应表演和声腔伴奏的需要。 起初，黄梅戏无伴奏曲牌，抗日战争前后因与徽调、京戏同台演出，才吸收了京剧中的《三枪》、《大开门》、《小开门》、《枯皇天》等曲牌。建国初期，艺人又吸收了一些民间吹打及道教音乐中的《游春》、《琵琶词》等曲牌，使黄梅戏伴奏音乐逐步丰富起来。 黄梅戏是由山歌、秧歌、茶歌、采茶灯、花鼓调，先于农村，后入城市，逐步形成发展起来一个剧种。他的起源，大约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但形成一个完整的剧种，那还是近代的事。在这段时间内，他吸收了汉剧、楚剧、高腔、采茶戏、京剧等众多姐妹艺术的精华，使自己逐渐完善起来而成为一个名剧。在谈说这个名剧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表演这个剧种的团体，同样经历了这么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他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完善起来的。也可以说，黄梅戏的形成发展和他的表演团体的形成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1．在剧场里，作者不以自己的身份说话，而把各种各样交谈的人物引上场来。话不过是形式的最初的外在基础。 2．戏剧的魅力，来源于“行动”。 3．只有剧中人物在对话中互相较量、互相影响，而导致各自的心情和相互关系的变化，才是有“戏剧性”的。 4．在日常用语中，“戏剧性的”这个词的意思有三种：①戏剧的材料；②能产生感情反应的；③在剧场条件下完全可以上演的。 5．把人物性格用明确洗练的舞台动作（性格的动作性）表现出来，就产生了区别于其他文字形式的“戏”的因素。 6．剧本的基本的构成因素是语言，绝大部分篇幅都是人物的对话，或语言。 7．在剧本中，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段，仅仅是依靠人物自身的语言台词。 8．作家对人物形象的构思，只能通过人物自身的语言（对话、独白、旁白）体现出来。 9．剧本的语言要更富有动作性。动作性是语言首要的、基本的特征，是关系到“戏剧性”的首要问题。 10．恩格斯：要使人物的“动机”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说自然地表现出来，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 11．戏剧，就其本质来说，是动作的艺术。动作是表演艺术的基础。“以动作为中心的艺术，是雅俗共赏的” 12．能把个人的性格、思想和目的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是动作，人的最深刻方面只有通过动作才能见诸现实。 13．动作和语言是人物内心、性格、教养的外化表现。 14．通过演员的表演，把人物的动作在舞台上直观再现出来，使观众获得直接、具体的感受，是戏剧区别于小说的最基本的界限。戏剧根本排斥叙述。 15．剧本是供演出用的。剧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只有通过演员的表演才能变成生动、鲜明的舞台形象；只有通过演员的表演，才能把人物的生活、斗争在观众面前直观地再现出来，产生特殊的艺术力量。 16．演员扮演角色，使剧本塑造的人物形象在舞台上活起来，主要靠的是人物自身的动作。 17．中国戏曲中的程式化动作，不仅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也是创造舞台环境的手段。就连舞台的时间与空间，也不依靠舞台美术的效能，而是依靠演员的程式化动作，启发观众的联想，形成具体的舞台环境。（比如摇浆便是划船，挥舞马鞭便是骑马） 18．戏剧的主要之点就是避免冗长的对话，使每句话都从动作中表现出来。 19．动作，应该是构成剧情发展的一个有机部分，又推动剧情的发展；观众能够通过可见的外部动作洞察人物隐秘的内心活动。 20．舞台上的心理描写方式：剧本的“舞台指示”中所说的“沉默”，或曰“停顿”。 21．独白和旁白都是用以揭示人物内心“隐秘”的手段，两者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是人物独处时内心活动的披露；后者则是某个人物在同其他人物交往时的“自语”。 22．舞台法则在很多方面却允许违反“物理的可能性”（物理的可能性就是指现实中真是存在的事物）。 23．戏剧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方式：将人物的心理活动内容（如回忆、幻象、梦境等等）化为直观的视觉画面，这是被普遍运用的主观表现方式；在现代和当代电影中，展现人物心理活动内容的重要手段还有“内心独白”——“画外音”。 24．对话作为戏剧动作的一种方式，不仅应该体现出人物潜在的意愿，而且应该对谈话的另一方具有一定的冲击力或影像力。“对话”本身就意味着双方的交往，两颗心灵的交往及相互影响。 25．如果争论的双方彼此都想占上风，努力刺痛对方性格的某个方面，或者触伤对方脆弱的心弦，如果通过这个，在争论中暴露了他们的性格，争论的结果又使他们产生新的关系，这就已经是一种戏了。 26．两颗心灵的交往，可以是由意愿抵触而构成的内心冲突，也可以是意愿共同时内心情感的交流。 27．话剧，对于作家来说，是语言的艺术，对于导演来说，却是行动的艺术。 28．在舞台上，塑造人物形象、揭示剧作主题的唯一手段，是舞台动作。包括外部动作、静止动作和语言动作，都可能具有戏剧性。语言动作（台词）对塑造人物形象是更重要的。台词包括对话、独白和旁白，是展示内心动作的基本手段。 29．从演员的表演艺术来说，台词和形体动作，是话剧表演艺术的两根支柱。 30．台词是体现人物内心动作的形式，也是戏剧动作的基本形式。 31．“音响效果”可以为人物创造一种客观环境的气氛。音响效果还可以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情调，用以烘托剧中人物的主观情绪。（如奥尼尔的《琼斯皇》） 32．把那些似乎是某人确实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记录下来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一种象征的语言和表演，加上布景和灯光，把他的思想，他的下意识的心灵、他的行动简括地表现出来。 33．戏剧动作地本性，首先在于它具有直观性。外部动作是可以直接看到的，语言动作是观众可以直接听到的。在戏剧艺术中，只有当直观的动作包容着非直观的心理内容时，这样的动作才是戏剧性的。 34．就人的动作的全过程来看，它总是沿着从外到内、从内到外的轨道发展的。 35．动作乃是动机的产物及其外观方式。对戏剧艺术来说，它要求通过具有直观性的动作揭示出人物的这种心理过程。 36．在高度精练的动作中寄寓着丰富的心理内涵。所谓“内涵”正是戏剧性的一个重要属性。 37．台词是内心活动的体现形式。对话、独白，必须具体体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但并不是说，人物必须在台词中把内心活动无保留地通通讲出来，使观众一览无余。真正具有戏剧性的语言，恰恰是寄寓着丰富的潜在的内心活动的对话。 38．太露必浅。“露”和“浅”也是一切文艺作品的大毛病。 39．形象是文艺特有的反映生活的方法。含蓄则是形象的属性之一。 40．戏剧性是剧作主题的体现者，它使冲突成为客观实在，它使情节得以具体展开，它又是戏剧结构的内容。 " 3．只有剧中人物在对话中互相较量、互相影响，而导致各自的心情和相互关系的变化，才是有“戏剧性”的。" 这就是ACTION的几种表现方式。 “6．剧本的基本的构成因素是语言，绝大部分篇幅都是人物的对话，或语言。” 剧本的构成因素是语言所暗示的ACTION（相互推动的事件和故事情节），是情节，不是语言。 “7．在剧本中，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段，仅仅是依靠人物自身的语言台词。” 语言，潜台词和ACTION是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人物的性格往往是通过同别人相互作用（ACTION），和这个人在矛盾冲突中的表现体现出来。比如我扔石头砸了你的窗子，你慢悠悠走出来，四处观看。或者你一下子从窗子跳出来，就体现出不同的性格。 “27．话剧，对于作家来说，是语言的艺术，对于导演来说，却是行动的艺术。’ “话剧”是没有翻字典就给英语“play”做翻译。 作家用“语言艺术”写出来的剧本，应该很适合于电台广播，或印出来读，在舞台上就会显得废话连篇。 演剧是通过所有的舞台表现艺术来通过ACTION 呈现一个感人的故事。 语言和行动是舞台语言的一部分，用于通过ACTION 体现故事情节。
论文的题目基本就是这篇论文的观点的总和~最终怎么定~还是要看你的立论了~再有~你所说的这么题目有些宽泛~不如就其一点一人~去深入剖析~当然还要看你是那个系的~老师如何要求了~
之前也是为论文苦恼了半天，网上的范文和能搜到的资料，大都不全面，一般能有个正文就不错了，而且抄袭的东西肯定不行的，关键是没有数据和分析部分，我好不容易搞出来一篇，结果还过不了审。 还好后来找到文方网，直接让专业人士帮忙，效率很高，核心的部分帮我搞定了，也给了很多参考文献资料。哎，专业的事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做啊，建议有问题参考下文方网吧 下面是之前文方网王老师发给我的题目，分享给大家： 中国当代小剧场话剧的文学性与剧场性 空间表演：全球化时代舞台图形转换和空间剧场化 中国话剧演员文化研究(1977年-2014年) 《红楼梦》戏曲、曲艺、话剧研究 戏曲舞台现代叙述方式的导演探索与建构 维吾尔戏剧研究 民营剧社的品牌化运营研究——以民营剧社“开心麻花”为例 高等院校音乐剧人才培养（本科）课程设置与实施研究 产业融合背景下话剧IP影视化开发研究 《桃花扇》接受史研究 肢体语言在话剧表演中的运用——以校园戏剧实践为例 样板戏的发生与改编研究 新编历史剧生产体制研究 开心麻花喜剧创作中台词的二度创作应用研究 市场化经营下我国剧场的设计思路更新研究 中国话剧演员文化研究 二十世纪末叶戏曲现代戏研究 舞蹈元素在话剧表演中的应用——以《洒满月光的荒原》为例 高中语文戏剧教学策略研究 政治化与世俗化的合流与悖反—上海剧艺社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西高校话剧社团调查研究 林兆华戏剧舞台叙事观念与方法研究 古代学人戏曲观的生成与演进 舞台艺术中武术表演形式研究 中国话剧（2000-2015）舞台多媒体运用研究 论现代话剧艺术民族化的生命力 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论 近代中国歌剧文学创作特性历史审视 中国当代话剧舞台叙事形式的演变 天津民营小剧场话剧运营研究——以美域话剧团为例 中国现代话剧：民族表演体系的探索和建构 延安戏剧运动研究（1937-1947） 兰州市小剧场——大河剧场调查报告 从苏区到延安：李伯钊与根据地戏剧发展研究 中国话剧的民族特色与诗化精神 论林兆华话剧对戏曲假定性的借鉴和发展 王延松关于曹禺经典剧作的诗意解读与美学建构 《分手大师》从话剧到电影的叙事转换 西方话剧对海派京剧的影响 市场细分背景下小型舞台演艺产业化运营研究——以我国二线城市小型歌舞剧、话剧等表演艺术为典型 声有情，词有味—台词二度创作探析 长沙小剧场话剧传播研究 “破”与“立”视域中的五四话剧新论 异态时空中的展演与观看—伪满洲国女作家杨絮的生存与写作 “译者登场”——英若诚戏剧翻译系统研究 以舞剧《原野》为例谈话剧元素在舞剧中的运用 中国当代小剧场校园话剧艺术研究 中国儿童戏剧发展史（1919-2010） “开心麻花”话剧改编电影的策略研究 黄河流域道情戏研究 戏曲表演程式研究 异化和归化策略在音乐文献翻译中的初步实践——以《文革文化史》的翻译为例 中国剧院管理经营研究——以上海为例 用戏曲搭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 传统美学与现代美学的融合——田沁鑫话剧艺术探析 1872-1919年近代报刊剧评研究 话剧表演与声乐的融合 十七年“戏改”过程中的民间与国家——以福建地方戏为考察中心 二十世纪前期（1904-1949）戏曲期刊与戏曲理论批评 新中国话剧演员文化生态研究（1949-1966） 中国戏曲剧本语言研究 新中国舞台美术研究 伪满洲国戏剧研究 双生与互动的美学历程——中国戏剧与电影的关系研究 赖声川即兴创作研究 试论中国话剧对民族传统戏剧的学习借鉴——兼及戏剧教育汲取戏曲养分的问题 论朱琳的话剧表演艺术 基于戏改背景的样板戏版本考察与美学分析——以《智取威虎山》为例 当代国内电影改编话剧作品的艺术方法及美学特征研究——以“表演工作坊”和“开心麻花”为例 韩国学生中文话剧表演教学设计与指导实践 英语表演式教学研究——以江西某高中英语教学为例 基于话剧表演式教学法的韩国小学汉语口语课教学设计——以《务安五味》的教学为例 演员话剧表演创作中的节奏研究 高中语文戏剧类文本教学研究 传统戏曲的经典化与再生产——以《赵氏孤儿》为中心 新时期以来中国话剧观众期待视野问题研究 直面戏剧在中国的接受 复合性观演空间设计研究 从先锋到大众——论中国小剧场话剧的发展 论我国经典话剧中的性格化表演——以《雷雨》人物周萍的角色塑造为例 投影艺术介入舞台戏剧的应用研究 新中国初期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研究 “十七年”戏剧与电影的互动研究——以戏剧对电影的影响为中心 表演艺术的肢体语言再探索 当代台湾戏剧在中国大陆的接受研究 近年来中国IP话剧电影改编的研究 《樊粹庭文集》整理与研究 非营利艺术表演团体社会导向研究 论“赖声川模式”对内地话剧产业的启示意义 浅谈话剧与戏曲在角色塑造上的差异 山西戏剧文化创意及其产业发展研究 建国后老舍的多重身份“表演”与话剧实践 斯坦尼体系与中国话剧演剧 话剧舞台表演节奏之总体观 近代戏曲改良运动研究 中等艺术学校戏剧（话剧）表演专业发展研究——以石家庄市艺术学校为例 电子音乐制作技术在话剧舞台表演声音呈现中的若干应用——以话剧《白露为霜》为例 戏逍堂商业戏剧运作模式研究 现代性理论视角下的新时期话剧发展与艺术特点研究
1、以人为本的个性化教育--浅谈高校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教学改革2、反思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3、传统戏剧在师范院校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教学中的定位4、漫谈我国高校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5、拨开"烟雾弹"--戏剧学与戏剧影视文学辨析6、一种戏剧影视文学教学参展架7、非艺术院校戏剧影视文学本科办学的问题与建议8、非中心地区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研究9、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实践性课程学习评价改革的探索10、戏剧影视文学的特点与欣赏11、艺术升级背景下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拓展型教改探索12、娱乐由你制造--戏剧影视文学专业13、武汉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优秀剧作选14、戏剧影视文学与文化产业管理15、用心灵敲开音乐殿堂的大门--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音乐欣赏课(学术堂提供更多论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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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戏剧教育教学的概述
在当前, 有关戏剧的说法有多个不同版本。一些人认为戏剧主要源自于原始社会宗教, 巫术是一种原始形态下发展过来的艺术形态。还有一些人认为, 戏剧主要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劳动过程中为了庆祝丰收喜悦心情表演出来舞蹈。戏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戏剧, 常常包含有多种不同的元素, 例如演员、故事、舞台等等。在这些元素中, 演员作为最为核心的元素, 演员必须拥有良好的扮演能力, 可以将人物的角色表演得活灵活现。在现代社会, 根据戏剧的划分标准不同, 我们可以将戏剧划分成多种不同种类。例如通过分类标准不同, 我们可以将戏剧分成歌剧、话舞台剧。根据题材的不同, 我们可以将戏剧分成神戏剧、家庭剧和科幻剧。
二、幼儿园戏剧教育教学的价值
在幼儿教育中, 戏剧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教育方式, 通过戏剧可以更好的让幼儿对外部世界进行探索。例如, 通过模仿游戏或者角色扮演可以更好的使用幼儿对于社会上的人物进行敢, 这样可以不断激发幼儿的潜能, 帮助我更好的去欣赏戏剧艺术。一般而言, 幼儿圆戏剧教育具有以下几方面重要价值。
第一, 可以有效激发幼儿学习兴趣。戏剧教育具有具体性和目标性特点, 可以为幼儿提供良好活动方式。在进行戏剧教育活动中, 幼儿可以获得良好表达方式技巧, 可以创造性的对身体动作进行模仿, 可以将外在活动和内心进行有效结合, 这样可以使得幼儿更有兴趣的参与到相关的社会活动之中。
第二, 可以学会了良好的社会技巧。在进行戏剧教育过程中, 为了更好进行角色表演, 很多幼儿首先会对角色进行观察思考, 从不同角度分析角色心情和行为状况。通过戏剧活动可以帮助幼儿在模仿他人的同时也可以培养幼儿分享和沟通技巧, 使得幼儿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更好学习他人的先进做法。
第三, 可以启发幼儿思考能力。在幼儿园内部, 玩是幼儿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活动。戏剧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幼儿表演来更好激发幼儿的特长, 就是在玩耍过程中来锻炼幼儿各方面能力。戏剧是一个激发幼儿想象力和人格形成的重要方法, 因为戏剧活动可以给予我提供多种多样人物体验, 使得幼儿可以将抽象知识转化成自身具体经验, 这样可以更好的引导幼儿进行想象, 使得幼儿可以获得更多的自发性经验, 培养幼儿独立办事信心。
三、幼儿园戏剧教育教学
(一) 幼儿园戏剧教育教学原则
第一, 提高幼儿自主性, 增加幼儿参与表演机会。当前, 一些幼儿园过度依赖教材和灌输式教学方法来进行教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幼儿很少能够参与到戏剧活动设置之中。为了更好进行戏剧教育, 教师就必须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 可以创造性地采用其他教学方法, 例如使幼儿成为戏剧教育活动主导者, 让幼儿更好的设计自身教学活动, 教师只是一个引导者角色。
第二, 加强过程管控。戏剧教学重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培养学生们拥有高超演技, 学生们也并不需要非常专业表演, 戏剧教学的重要目的是让幼儿可以全神贯注参与到戏剧表演之中, 在轻松愉快氛围下更好的了解活动内容, 可以从活动中去探讨自己所获得经验, 通过这种独立思考独立学习过程可以更好的使幼儿健康成长。
第三, 通过多种不同形式来进行教学。戏剧教学本身类型就非常繁杂, 可以进行角色扮演也可以进行歌剧表演, 教师可以灵活根据幼儿兴趣来引导幼儿进行学习, 使得整个课程变得更加有趣。
(二) 幼儿园戏剧教育教学的建议
为了可以更好的进行戏剧教学, 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也可以采取以下几方面的做法。
第一, 幼儿角色扮演。在幼儿园戏剧教育活动中, 幼儿教育工作者应当积极引导幼儿进行角色扮演。例如, 教师可以以太空作为主题进行戏剧活动, 教师可以按照多媒体中有关神舟飞船宇航员的信息, 让所有的幼儿都进行角色扮演, 通过角色扮演可以让幼儿对宇航员在太空中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解, 从而使得幼儿可以乐在其中体验宇航员的喜乐。值得一提的是, 在进行戏剧表演的'过程中, 首先必须对活动空间进行分配, 为幼儿的活动画纸专门的区间, 在具体操作知识可以标示出戏剧活动的范围, 也可以提示幼儿戏剧活动的范畴等等。
第二, 教师的入戏和出戏。教师的陆续主要是指教师本人在戏剧活动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教师出戏主要是指从戏剧的某一角色中又回归到教师的本职。例如, 在进行小鸟与大树的戏剧表演活动中, 可以在一开始是指由教师来扮演大树, 教师可以问幼儿我现在非常伤心,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如此伤心吗?通过这句话可以巧妙的使幼儿迅速进入到了戏剧教育活动的状态, 有助于激发幼儿的戏剧表演欲望, 使得幼儿可以乐在其中。
综上所述, 为了更好的做好幼儿园戏剧教育, 我们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形式来进行, 这样可以更好的提高幼儿参与的自主性, 同时教师也需要对过程进行管控, 以便推动幼儿戏剧教育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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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春丹.自由成长过程中的儿童戏剧教育研究[D].2016.
如果楼主觉得多，可以自己删。戏剧起源关于戏剧起源，有九种说法。在此，我们只详细讨论各种关于戏剧起源的歌舞说的观点。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三种：（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在这里叙述了歌舞说的观点，希望关于戏剧起源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
如果楼主觉得多，可以自己删。戏剧起源关于戏剧起源，有九种说法。在此，我们只详细讨论各种关于戏剧起源的歌舞说的观点。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三种：（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在这里叙述了歌舞说的观点，希望关于戏剧起源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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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儿童文学文本中，“顽童”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人物形象，该形象并不是常人眼中那种调皮捣蛋的问题儿童，而是那种富有游戏精神、活泼好动的儿童形象，他们会基于生活游戏去寻求内心深处的自由，是一种内在个性的张扬释放，能够展现出属于个人的无与伦比魅力。文章将进一步对儿童文学中顽童形象展开分析与探讨。关键词：儿童文学；顽童形象；游戏精神20世纪被人们称之为“儿童的世界”，该时期的文学顽童形象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作者在文学创作中对于儿童世界的丰富性、独特性表达明显上升了一个层次。顽童在“顽”与“玩”中打破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限制，充分表达了新时期童年生活所富有的想象与激情，让人们体验感受到属于儿童群体的那种游戏世界、自由张扬的天性。顽童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天生就是游戏的主角，是游戏精神的核心代言人，他们在游戏中将个人充足的心理能量与独特行为展现出来。一、儿童文学中顽童形象的具体演变发展1.被忽略的顽童形象文学中顽童形象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传统文本样式中，比如，在1170-1250年间成形发展的法国列那狐的故事，其主要讲述了代表社会新兴市民阶级的列那狐，在面对不同动物不同生存状态时，列那狐往往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机智灵敏来化解矛盾。在传统文学作品中，绝大多数的顽童形象发展还不够成熟完善，大多数都是在民间传说与故事基础上展开二次创作。比如，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就具有顽童形象那种天性追求自由、桀骜不驯的顽童本性。在最开始孙悟空是作为普普通通的一只石猴到菩提老祖那边拜师学艺，作者对于孙悟空行为的描述概括为“追随本心、自由自在”，将其塑造成一个个性不受拘束、天生乐观自信的顽童形象[1]。社会大量研究专家学者对早期文学作品中的顽童形象考察分析发现，无论是让人津津乐道的神话传说故事，还是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儿童群体都会得到人们的忽视，早期社会真正以儿童为核心主题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品少之又少。在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中世纪之前的儿童不会被人们当作独立的个体看待，那个时期西方作家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小红帽》《莴苣姑娘》等，在这其中的儿童形象虽然能够体现出各自鲜明的良好精神品质，但是大多数都是跨过少年阶段进入到成年人的世界。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儿童群体更是被大人看作成“缩小的成年人”，普遍认为他们不具备个体意识，因此很难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主体。像《西游记》中的“顽童”孙悟空，更多只是代表传统社会环境下的儿童之气，会受制于观音、唐僧等人的条条框框之中，无法得到个性的长期充分释放。2.被改造的顽童形象真正相对独立的顽童形象塑造出现还要追溯于19世纪末，由于所处社会背景环境、阶层等级的不同，不同创作者会有着不同的教育理念与社会发展观念，这也促使他们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塑造出来的顽童形象特点会有着明显差异。在这期间，最为让人记忆深刻的经典顽童形象主要包括了“被人们改造的顽童”木偶匹诺曹、“不愿意长大的顽童”彼得潘。前者《木偶奇遇记》中的匹诺曹顽童形象是经过作者改造的，在19世纪意大利儿童文学作品中，所有的主角儿童都是以正面形象示人的，而《木偶奇遇记》则是第一次用一个有缺点的小孩来当主人公，一反传统[2]。匹诺曹作为一个天生任性、贪玩淘气的小孩，在一次次撒谎下鼻子变得越来越长，最后变成了一头驴，在大鲸鱼的腹部中经历了一场冒险，成功解救困在其中的木匠父亲，并成长为一位努力勤奋、诚实好学以及孝敬的好孩子。匹诺曹的顽童形象体现了那个时期作者所推崇的“教训主义”儿童教育观念，即将社会儿童当作成未完成的作品，需要经过成人的教育改造，让孩子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好孩子形象。在社会发展中，一部分顽童会接受来自大人的教育管教转变为好孩子，而有一部分顽童则是不愿意接受来自大人的管教改造。苏格兰小说家及剧作家詹姆斯•马修•巴利创作的长篇小说《彼得•潘》中的彼得潘就是这样一位顽童，在作者笔下他始终顽强地与来自成人世界的改造力量所抗争，为了一直留在天真无邪、无拘无束的童年世界，他选择放弃长大，手中牢牢握着与成人拼命抵抗的力量。而这种顽童形象就是作者极力推崇的儿童游戏精神，是儿童内心那种追求无忧无虑生活的象征，是自身“童心主义”儿童观念的直接体现。3.解放了的顽童当时间来到了20世纪末，儿童文学创作中的顽童形象出现终于不再依附于成人文学，而是自成一派。在人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量文学作者开始以儿童作为文学创作的核心，充分凸显出了尊重孩子本位的社会教育观念。在中西方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个性张扬、自由开放的顽童形象，这些顽童形象与小读者们的心理特征、游戏精神经验有着高度契合，能够有效引发他们的内心情感共鸣[3]。比如，中国儿童文学中的皮皮鲁和鲁西西顽童形象、德国小水精顽童形象等，这些顽童形象并不是作者完全虚拟构造的，而是与人们实际生活有着密切联系，它们通过利用自身能力对周遭社会生活发展产生了巨大改变作用，一定程度摆脱了传统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教育羁绊，充分展现出该时期顽童形象的解放革命性与反叛性。长袜子皮皮作为儿童文学史上最具有革命性与颠覆性意义的经典顽童形象，是由瑞典著名儿童文学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在《长袜子皮皮》作品创作中塑造出来的一个顽童形象。作者推崇的是自由天性的儿童教育思想，她所描绘出来的反传统儿童形象长袜子皮皮，常常能够想出各种奇妙的鬼点子主意，创造出一个个让人感叹的奇迹。长袜子皮皮乐观善良、淘气热情、热爱冒险，她在生活中用其异于常人的思维与举止对传统教育规范与道德标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作者借用该顽童形象充分展现出了儿童时期顽童所会具有的顽皮任性性格，该顽童形象是所有儿童被成人世界压抑的最亟待爆发与狂野的象征。与始终顽强地与来自成人世界的改造力量所抗争的彼得潘不同，长袜子皮皮并没有拒绝长大，她本身就是具有一个独立自强性格的儿童，受压抑、受限制的内心情感在长袜子皮皮身上得到了充分张扬体现，这也是大多数儿童所崇拜、梦寐以求的，能够不再遵守各种乱七八糟的规矩，始终做自己想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