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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政府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多边外交能力，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一、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 政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实践：1、建国的第一年，与苏联、东欧等17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用：为恢复 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积极参与国际活动：（1）1953年，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2）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三国总理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影响：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3、1954年4——7月，参加日内瓦会议（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打开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发挥积极了作用。 4、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印度尼西亚）。影响：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首脑会议。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形成“万隆精神”。 影响：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理解和信任，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二、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 背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实践：1、中美关系的改善：（1）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谈。（2）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意义：中美两国对抗结束，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3、与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 4、1971年10月25日，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 影响：我国外交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 背景：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 实践：1、1996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2、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它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3、2001年，中国成功承办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海APEC会议）会议主题：“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通过了《上海共识》。影响：上海APEC会议是中国迄今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 4、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这个组织的决定。影响：中国终于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性贸易组织的成员。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影响：我国外交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资料：新课标高中
中国历来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但从来没有提出要走大国外交之路。这一身份定位与政策定位的错位迫使我们必须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持续快速发展，并且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解释清楚它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外奉行什么样的政策，的确会引起外界的高度疑虑。但是，如果我们的外交政策定位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身份不相符合，那么外界对中国的疑虑将会更加严重。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可以解决外交政策与国际身份不匹配的矛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指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外交应以服务于国家发展为中心，更加积极有效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两个基本点是指中国外交要维护中国在世界上的正当利益和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 外交服务于国家发展是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升级版。国家发展比经济建设的含义更加丰富，除经济建设外，还包含社会建设、国民素质、环境质量等内容，这也与小康社会需要用综合指标评价相一致。两个基本点也是互不矛盾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在更深程度上相互依存，在更广范围内相互影响。这就要求中国外交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时候不能干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而是要综合考虑本国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设法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之源反映出“三个自信”，即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实践自信。这三个自信将中国的大国外交与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大国外交（特别是美国的大国外交）区别开来。 首先，在世界所有大国当中，只有中国是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理念对中国外交提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要求。比如，它明确要求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和搞政权更迭。其次，中国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可以为外交提供不竭的文化资源。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短六十余年的外交实践中提出许多堪称国际关系典范的政策主张和战略思想，它们将继续是中国外交前进的动力和指南。 我们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并不是要蓄意忽视世界大势而“另起炉灶”。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以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就应让中国投身于国际体系的变革，以开拓创新的精神，推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变，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唐朝是一个繁荣的朝代他们的外交也是非常有名的。就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西游记里面的玄奘。在现实生活中，他虽没有经历过九九八十一难，但是也经历过许多磨难，才到天竺（也就是我们说的印度）。我们现在的佛教就是从印度发源来的。当时印度的佛教比我们高深的多。玄奘在那里受到了很多的欢迎他最后也在那里成为一个有名的僧人。再比如说东渡日本6次的鉴真他双目失明也要到日本去讲学。当时政府也是不用许出海的.他到日本为日本的发展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为日本群众尝试百草，被尊称为药王,也为日本修建了有名的唐招提寺。
曾经的那头雄狮已经苏醒了。我国在不是那种弱国无外交的年代了。也不是那种落后就挨打的年代了，我们已经屹立在世界之巅。
毕业论文是教学科研过程的一个环节，也是学业成绩考核和评定的一种重要方式。毕业论文的目的在于总结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果，培养学生具有综合地创造性地运用所学的全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较为复杂问题的能力并使他们受到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标题标题是文章的眉目。各类文章的标题，样式繁多，但无论是何种形式，总要以全部或不同的侧面体现作者的写作意图、文章的主旨。毕业论文的标题一般分为总标题、副标题、分标题几种。总标题总标题是文章总体内容的体现。常见的写法有：①揭示课题的实质。这种形式的标题，高度概括全文内容，往往就是文章的中心论点。它具有高度的明确性，便于读者把握全文内容的核心。诸如此类的标题很多，也很普遍。如《关于经济体制的模式问题》、《经济中心论》、《县级行政机构改革之我见》等。②提问式。这类标题用设问句的方式，隐去要回答的内容，实际上作者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只不过语意婉转，需要读者加以思考罢了。这种形式的标题因其观点含蓄，轻易激起读者的注重。如《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单干吗?》、《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吗?》等。③交代内容范围。这种形式的标题，从其本身的角度看，看不出作者所指的观点，只是对文章内容的范围做出限定。拟定这种标题，一方面是文章的主要论点难以用一句简短的话加以归纳；另一方面，交代文章内容的范围，可引起同仁读者的注重，以求引起共鸣。这种形式的标题也较普遍。如《试论我国农村的双层经营体制》、《正确处理中心和地方、条条与块块的关系》、《战后西方贸易自由化剖析》等。④用判定句式。这种形式的标题给予全文内容的限定，可伸可缩，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文章研究对象是具体的，面较小，但引申的思想又须有很强的概括性，面较宽。这种从小处着眼，大处着手的标题，有利于科学思维和科学研究的拓展。如《从乡镇企业的兴起看中国农村的希望之光》、《科技进步与农业经济》、《从“劳动创造了美”看美的本质》等。⑤用形象化的语句。如《激励人心的治理体制》、《科技史上的曙光》、《普照之光的理论》等。标题的样式还有多种，作者可以在实践中大胆创新。副标题和分标题为了点明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对总标题加以补充、解说，有的论文还可以加副标题。非凡是一些商榷性的论文，一般都有一个副标题，如在总标题下方，添上“与××商榷”之类的副标题。另外，为了强调论文所研究的某个侧重面，也可以加副标题。如《如何看待现阶段劳动报酬的差别——也谈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开发蛋白质资源，提高蛋白质利用效率——探讨解决吃饭问题的一种发展战略》等。设置分标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清楚地显示文章的层次。有的用文字，一般都把本层次的中心内容昭然其上；也有的用数码，仅标明“一、二、三”等的顺序，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需要注重的是：无论采用哪种形式，都要紧扣所属层次的内容，以及上文与下文的联系紧密性。目录一般说来，篇幅较长的毕业论文，都没有分标题。设置分标题的论文，因其内容的层次较多，整个理论体系较庞大、复杂，故通常设目录。设置目录的目的主要是：1．使读者能够在阅读该论文之前对全文的内容、结构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读者决定是读还是不读，是精读还是略读等。2．为读者选读论文中的某个分论点时提供方便。长篇论文，除中心论点外，还有许多分论点。当读者需要进一步了解某个分论点时，就可以依靠目录而节省时间。目录一般放置在论文正文的前面，因而是论文的导读图。要使目录真正起到导读图的作用，必须注重：1．准确。目录必须与全文的纲目相一致。也就是说，本文的标题、分标题与目录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2．清楚无误。目录应逐一标注该行目录在正文中的页码。标注页码必须清楚无误。3．完整。目录既然是论文的导读图，因而必然要求具有完整性。也就是要求文章的各项内容，都应在目录中反映出来，不得遗漏。目录有两种基本类型：1．用文字表示的目录。2．用数码表示的目录。这种目录较少见。但长篇大论，便于读者阅读，也有采用这种方式的。内容提要内容提要是全文内容的缩影。在这里，作者以极经济的笔墨，勾画出全文的整体面目；提出主要论点、揭示论文的研究成果、简要叙述全文的框架结构。内容提要是正文的附属部分，一般放置在论文的篇首。写作内容提要的目的在于：1．为了使指导老师在未审阅论文全文时，先对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个大体上的了解，知道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研究的主要逻辑顺序。2．为了使其他读者通过阅读内容提要，就能大略了解作者所研究的问题，假如产生共鸣，则再进一步阅读全文。在这里，内容提要成了把论文推荐给众多读者的“广告”。因此，内容提要应把论文的主要观点提示出来，便于读者一看就能了解论文内容的要点。论文提要要求写得简明而又全面，不要啰哩啰嗦抓不住要点或者只是干巴巴的几条筋，缺乏说明观点的材料。内容提要可分为报道性提要和指示性提要。报道性提要，主要介绍研究的主要方法与成果以及成果分析等，对文章内容的提示较全面。指示性提要，只简要地叙述研究的成果(数据、看法、意见、结论等)，对研究手段、方法、过程等均不涉及。毕业论文一般使用指示性提要。关键词关键词是标示文献关键主题内容，但未经规范处理的主题词。它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一篇论文可选取3～8个词作为关键词。正文一般来说，学术论文主题的内容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事实根据（通过本人实际考察所得到的语言、文化、文学、教育、社会、思想等事例或现象）。提出的事实根据要客观、真实，必要时要注明出处；2.前人的相关论述（包括前人的考察方法、考察过程、所得结论等）。理论分析中，应将他人的意见、观点与本人的意见、观点明确区分。无论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他人的成果，都应该注明出处；3.本人的分析、论述和结论等。做到使事实根据、前人的成果和本人的分析论述有机地结合，注意其间的逻辑关系。结论结论应是毕业论文的最终的、总体的结论，换句话说，结论应是整篇论文的结局、是整篇论文的归宿，而不是某一局部问题或某一分支问题的结论，也不是正文中各段的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是该论文结论应当体现作者更深层的认识，且是从全篇论文的全部材料出发，经过推理、判断、归纳等逻辑分析过程而得到的新的学术总观念、总见解。结论可采“结论”等字样，要求精炼、准确地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或新的见解及其意义和作用，还可提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和建议。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练。
分类: 教育/科学 >> 学习帮助 问题描述: 在线等！！！最好有范文！！！ 解析: 先给你一份范文：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 *** 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 *** 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hotlw/2006-5-22/1246-12 sofw/txtl/ShowArticle?ArticleID=66571 cc98/2005/0713/97250
从鼎盛到衰败（可以以西方的一步步兴起对比中国在和平与思想的落后中慢慢衰弱）
想要什么类型的呢？
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之比较 文章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文章作者：李增洪 中国和欧洲古代史上，在经过长期的战乱和纷争后，都曾经建立过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大帝国不仅给后来的政治家以无限幻想的空间，也给了军事家们以驰骋疆场的追求目标。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美丽的“大一统”光环之下，欧洲人也不时地为欧洲的一体化而构思。各自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大一统”的光环所带来的结果也迥然不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理念到现实，经过无数次的政治上的锻造，早已是深入人心。而在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大一统”的思想一直处于理念思维的阶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直到现在欧洲联盟的产生和发展才使我们看到“大一统”的欧洲的现实可能性。一 中国的“大一统”观念可谓源远流长，自国家形成初期就萌芽，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日臻完善，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王权的政统和法统观起源于我国的夏商周三代。自夏启继其父禹为帝建立国家，到周朝的君统与宗统的合一，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国家管理体制，王统观念日趋成型。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原始社会的氏族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王朝世系，即在某一王朝内王统是靠父子相继的嫡长子继承制来延续的，“当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王室成员手中的时候，人们可以、也才会认为这个最高权力是合法的；反之，人们便可以指责它为非法。”[1]()而且整个国家的管理也都纳入到血缘关系极为浓厚的宗法关系之中。例如周人通过分封制将他们的宗族组织扩大为政治组织。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而兼天下的共主，诸侯以一国的大宗兼一国的共主，卿大夫在其封土内也是如此。“血缘上称‘宗’，地缘上称‘君’，一身二任，既是族长又是君主，恰好体现了族权与政权的合一”[2] 二是王朝更替时的有德者得天下的王统理论。如果说夏启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夺取政权的话，那么商汤灭夏时，人们对王则作了德行方面的规定。即王的行为不合理时，人们有权推翻他另立新王。商汤起兵反夏时就是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相号召的，而且历数夏王罪行“率遏众力，率割夏邑”，以至“有众率怠弗协”，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商汤才振臂高呼“夏德若兹，今朕必往。”[3](汤誓,P. 78)周朝的建立也如同商朝代夏一样，商王帝辛（即商纣王）的“暴虐”成为其失去帝位的原因。对地方势力商纣王滥加杀戮，如醢鬼侯、脯鄂侯、禁文王；对王室成员和贵族也肆意迫害，如杀比干、囚箕子、废商容。这一切的倒行逆施致使商纣王众判亲离，如纣王的庶兄微子在周武王灭商时便降周了，太师疵、少师强、内史向挚则直接投奔了周人。“这再次表明，关于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观念，在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已经融进了关于统治者德行的评价内容。”[1](P. 400)三是与特定地域相联系的国家正统观。夏朝建国后，由它所控制的地域逐渐成了标志国家主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在我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建立一个真正的、被承认的国家，就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并有相应的中央权力。[1]()这一特定地域便是“中国”即中原地区。占据中原地区便获得一种强烈的自尊意识，就可以向四周发号施令，进行征伐；未取得中原居住权的，千方百计跻身中原，希望得到中原文化的认同。只要中原统治势力稍弱，四周势力强者就会相继侵入，攫取中原主宰权。商代夏、周替商都是在取得了中原之后才赢得正统地位的。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便是“大一统”。但是，三代时期的“大一统”观念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所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卷第十三之一，)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的夸大。其天下的概念是有时代局限的。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动乱，却造就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时代。诸子百家身处乱世却在规划着未来的“一统”天下。他们不仅将原有的“大一统”观念系统化理论化，而且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上述三方面的基础上诸子百家更加强调国内政治秩序的统一问题。春秋末年，孔子针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和“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提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此后，孟子说：君仁臣义，君民同乐，风尚淳朴，百姓亲睦，天下“定于一”，[5](梁惠王章句上,) “天无二日，民无二王”。[5](万章章句上,) 荀子道：“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6](王制篇第九,)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吕氏春秋》言：“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7](执一，)管仲说：“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尧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纣之民非生而乱也，故治乱在上也。”[8]() 管仲甚至还提出了具体制度上的大一统，即“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8]()墨子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9](尚同上第十一，－69)显然这都是对国内政治秩序的“大一统”观念的不同表述，强调自上而下的政令统一。 这一理念最终由“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0](秦始皇本纪)的秦朝变成了现实。从秦始皇开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10](秦始皇本纪)直至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这一传统从未断绝。[11]() 大一统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最终表现为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即使在分裂时期，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也多视统一为己任而为之作不懈的努力。农民起义军在建立政权后，其领袖也同样志在统一全国。“大一统”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竟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凝聚力，至今还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起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二 西方的“大一统”观念，萌芽于古希腊城邦制衰落时期的公元前四世纪，是作为挽救城邦危机的理想提出来的，昙花一现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将其变为现实，罗马帝国将其打造成挥之不去的长期萦绕欧洲人的观念。但是，这一理念在欧洲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众多的希腊人被逐出了传统城邦。“过去，在旧城邦，生活比较简单。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腊化城市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12]() 在新的生活环境中人们感到不知所措。面对乱世，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济世良方。伊壁鸠鲁提出真正的幸福在于避免一切痛苦、烦恼和忧虑，使心身安宁；西诺普的第欧根尼则认为明智的人应当是完全自我满足的，除了道德品质以外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显然，伊壁鸠鲁和第欧根尼的哲学都是放弃一切，只是后者是禁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这可视为在动乱中无奈的人们的叹息。亚里斯多德则极力宣传城邦制的优越性，要求人们回到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很明显，这是一种倒退。 在思想家们争论不休的时候，政治家却在行动。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将希腊人重新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后，立刻挥师东进，志在建立一个希腊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彼此不分的“联合的共同体”。[13](上册,)尽管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帝国是短暂的，但是，“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文化融洽和民族的混同，完成了把希腊人在公元前5至4世纪黄金时代许多的理想推翻掉的任务。一种以合希腊和东方因素为基础的新型的文明出现了。”[14](第一卷,)正象英国著名作家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所说的：“亚历山大去世以前，尤其是在他去世以后，人们有时间对他进行考虑时，关于一个世界性的法律和组织的想法在人们心目中已是一个切实可行而可以吸收的概念了。” [15]()斯多噶学派的“大一统”思想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斯多噶学派是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该学派认为，宇宙间本来不存在人们之间的等级差别。任何人（不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野蛮人还是文明人）只要顺从天命，安于自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淡然处之，那么他就能够得到幸福。国家能够为行善的智者保证幸福的到来。······既然人类是一个整体，那么就应该只有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只有一种公民，即宇宙公民。而这个国家应当由智慧的君主即各族人民的牧师来统率。[16]()这种超越城邦和民族界限的世界主义适合帝国统治的需要，在罗马帝国时期颇为流行。[13](上册,) “从斯奇比奥经西塞罗、凯撒、奥古斯都一直到图拉真以后诸帝，都或多或少按斯多葛派的哲理阐述其统御万民的理想。”[17]() 在欧洲历史上，随着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建立所确立的“大一统”观念，即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人们仍不愿离它而去。每当一个强有力者登上欧洲政治舞台，几乎都要抬出罗马帝国的亡灵来为己正名。 首先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始终以罗马帝国皇帝自居，到查士丁尼统治时期(527-565年在位)，试图铲除西罗马帝国版图上日耳曼人所建各国，实现真正的一统。其次是罗马教皇，千方百计争取罗马帝国的世俗统治权。罗马教皇为此采取了两方面措施： 一是从理论上大造舆论，将自己塑造成西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拉丁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年）在其《上帝之城》中提出：天地间有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并存，地上之城是不完善的、暂时的、会毁灭的，由于魔鬼撒旦之故，充满罪恶；上帝之城则是完善的、永恒的，教会是上帝之城在世上的体现。只有通过基督建立的教会才能得救，获得永生。世俗国家只有在宗教上服从教会，为教会服务，才能成为上帝之城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教权是至高无上的。第一任罗马教皇格雷戈里一世（Gregory I 约540－604），虽然本人对基督教神学缺少创见，但却把奥古斯丁的教义传遍西方。尤其是他坚持教皇是上帝指派的全部教会的首脑，在西方大胆行使皇帝的职责和世俗君主的权力，与东罗马帝国皇帝分庭抗礼。到9世纪时，教皇更是不惜盗用君士坦丁一世皇帝（306－337年在位）的名义伪造《君士坦丁的赠礼》这样一份文件，声称：远在四世纪时，君士坦丁一世就把西罗马帝国的统治权转交给了罗马主教。此时，教皇权力的维护者还编造了“伊西多尔教令集”，从这本伪教令集中人们仿佛觉得从基督教的最初纪元开始，帝王就隶属于教皇，而教皇则是基督和使徒彼得的继承者。 二是与法兰克王国相勾结，利用法兰克人的力量对付不断入侵罗马的伦巴德人的同时，展开与东罗马帝国的抗衡。751年在法兰克王国握有实权的矮子丕平，在教皇的支持下顺利完成了政权的交接，建立加洛林王朝。为报答教皇，丕平率军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伦巴德人，并将获得的土地献给了教皇，为日后教皇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754年教皇斯蒂芬亲往高卢为丕平行涂油礼并授予罗马贵族称号，而这一称号的授予当时只能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799年，教皇利奥三世受其政敌迫害逃往法兰克，第二年查理亲自护送其回国复位。为报答查理并取得进一步的保护，800年圣诞节利奥三世趁罗马人聚集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之子路易一世加冕之机，为查理加冕为“奥古斯古”和“罗马人的皇帝”。皇帝与教皇联手从东罗马帝国皇帝手中夺回了罗马帝国的继承权，作为日耳曼人国家的法兰克由此也纳入到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之列。从当时的欧洲形势看，教皇是将自己难以获得的权力或者是自己难以维持的权力授予了查理。这是一箭双雕的做法，一是将西欧范围内势力最为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与自己紧紧绑在一起共同对抗东罗马帝国；二是为自己日后的权力扩张留有了余地，因为这次加冕越来越被解释为天上的权力高于世俗的权力的象征，是教皇运用他的神权把帝国从拜占廷人手中收回，授予了法兰克的国王。罗马教皇俨然成了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世俗国王的合法地位必须视教皇的认可而定。 此后，法兰克人的查理大帝在罗马加冕称“罗马人的皇帝”；德意志国王在罗马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以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131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君临意大利时，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最后的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8](第一卷)的但丁，出于维护和加强帝国在意大利的地位这一动机，以极大的热情写了《论世界帝国》一书。全书从古罗马历史论证了帝国存在的自然合理性，主张用“罗马皇帝”作为君主的尊号，把首都设在罗马。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所灭，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与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的侄女索菲亚结婚，自认为是东罗马帝国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每逢举行隆重仪式，伊凡三世总是身着象征皇权的披肩，头戴东罗马帝国皇帝遗留下来的皇冠，坐在玉石宝座上。而且，伊凡三世还将先是古罗马、继而是东罗马帝国的双头鹰国徽作为莫斯科公国的国徽。到伊凡四世时，更以“凯撒”自称，遂有“沙皇”之名。直到欧洲中世纪后期，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新的“欧洲观”逐渐取代了以罗马帝国为号召的大一统观念。 所不同的是，欧洲历史上的这些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们都没有遂其心愿，真正建立起如同中国一样的大一统国家。反倒是，谁获得了这一称号，便为其民族和国家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如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为建立统一的罗马帝国耗废了一生的精力，到头来搞得国库空虚难以为继。他死后，帝国的统一梦便烟消云散了。查理曼帝国也是昙花一现，查理曼死后不久便一分为三。神圣罗马帝国就更加不幸了，其历代皇帝不仅没有建立过真正的罗马帝国，连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都没有实现过。当伊凡四世称“沙皇”时，欧洲已进入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新时代，罗马帝国的号召力已趋衰落。三 通过粗略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中西方“大一统”理念的发展结果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两者的政治实践上的差别。中国历史上，自秦帝国建立之后，虽经无数次的分裂、割据，但政治统一一直是发展的主流。即使按照葛健雄先生的计算，中国在历史上真正统一的时间并不比实际分裂的时间长，甚至分裂的时间更长一些，但与欧洲相比，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次数和统一的时间长度也要比欧洲多得多和长得多。这种政治实践上的差别反过来又严重影响着各自文化的发展，致使中国文化发展呈现不间断的、稳定的连续性（即Continuous），而欧洲文化发展明显地表现为间断的、不稳定的连续性（Continual）。 按照刘家和先生的观点，文化的连续性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其重要表现形式的连续性；一是学术本身（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哲学和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19] 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从未发生断裂现象，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发展状态，而且在应用范围上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从甲骨文到现代简化汉字之间，是一个循序见进的过程，而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变化，新字的构造和旧字字义的拓展，其基本原则是相对不变的，即所谓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19] 而且在世界文明的古典时代（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中国人便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12](上,) 之后，汉语和汉字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影响也日益深远，直到今天。 与此相比，古希腊文、拉丁文在西方世界虽没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但其影响却是日渐削弱，没有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共同语言。亚历山大东征建立亚历山大帝国及其以后其部将建立的希腊化国家，使得从亚得里亚海到印度河的广大地区，只要懂希腊语就可以畅通无阻，但希腊语却没有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的通用语。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罗马人的拉丁语成为地中海世界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语言，但也没有发展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通用语。希腊语发展至今只限于为数不多的希腊人使用，而拉丁语到中世纪的西欧已经不是人们口头的活生生的语言文字了，仅在宗教和学术领域里保存着。15、16世纪，随着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语言日益发达，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更谈不上什么通用语言了，尽管西欧各国的民族语言都是拉丁语系，但其间的差别还是主要的。所以，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这种间断性和不稳定性使西方政治发展史上的“大一统”失去了文化上的底蕴。反之，政治统一的迟迟得不到实现，也使西方文化的发展没有了依托。
《试论科举制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参考文献】 1.《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 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0.黄炎培与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比较研究参考文献:[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2]邢昺，何晏(疏).论语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3]孙希旦(辑).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要做一篇十分重要的论文了，其重要程度等同于毕业论文。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历史学就是研究政治史和经济史，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我的思路可以说是开阔了一些。历史，从广义上说，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因此无论是什么问题，其实都可以纳入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只是“术业有专攻”，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科分类越来越精细，因此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和历史，主要由理工科类去研究，而“历史”作为一个学科，主要或是说完全转向了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 除了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其他的诸如服装、各种文化现象、思想发展潮流等等都可以成为历史学科的研究范围。我个人现在更对文化史感兴趣。这部分历史和问题，与社会学、心态学、哲学、思想潮流都有极其紧密的联系。而且研究的问题也都更有趣，更轻松。但要做成学术论文的样子还是很难。 这次要做的论文，我想写写“八大胡同与娼妓文化”的相关事情，想把自己从政治史和经济史中解放出来。这个题目挺变态，但老师没说存在什么道德上的问题。这只是正常的学术讨论和写作，只是了解我们不知道的历史。老师还说让我实地考查。但我现在对历史非常的排斥，论文也许写起来会很痛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心情翻阅资料和书籍…… 对历史研究认识的狭隘，也是现行中学教育的一个的弊病。迫于各种考试，我们的历史课几乎是只将政治、经济和军事，这就给学生造成了极大的误区。而孰知，历史也许就隐藏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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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是教学科研过程的一个环节，也是学业成绩考核和评定的一种重要方式。毕业论文的目的在于总结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果，培养学生具有综合地创造性地运用所学的全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较为复杂问题的能力并使他们受到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标题标题是文章的眉目。各类文章的标题，样式繁多，但无论是何种形式，总要以全部或不同的侧面体现作者的写作意图、文章的主旨。毕业论文的标题一般分为总标题、副标题、分标题几种。总标题总标题是文章总体内容的体现。常见的写法有：①揭示课题的实质。这种形式的标题，高度概括全文内容，往往就是文章的中心论点。它具有高度的明确性，便于读者把握全文内容的核心。诸如此类的标题很多，也很普遍。如《关于经济体制的模式问题》、《经济中心论》、《县级行政机构改革之我见》等。②提问式。这类标题用设问句的方式，隐去要回答的内容，实际上作者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只不过语意婉转，需要读者加以思考罢了。这种形式的标题因其观点含蓄，轻易激起读者的注重。如《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单干吗?》、《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吗?》等。③交代内容范围。这种形式的标题，从其本身的角度看，看不出作者所指的观点，只是对文章内容的范围做出限定。拟定这种标题，一方面是文章的主要论点难以用一句简短的话加以归纳；另一方面，交代文章内容的范围，可引起同仁读者的注重，以求引起共鸣。这种形式的标题也较普遍。如《试论我国农村的双层经营体制》、《正确处理中心和地方、条条与块块的关系》、《战后西方贸易自由化剖析》等。④用判定句式。这种形式的标题给予全文内容的限定，可伸可缩，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文章研究对象是具体的，面较小，但引申的思想又须有很强的概括性，面较宽。这种从小处着眼，大处着手的标题，有利于科学思维和科学研究的拓展。如《从乡镇企业的兴起看中国农村的希望之光》、《科技进步与农业经济》、《从“劳动创造了美”看美的本质》等。⑤用形象化的语句。如《激励人心的治理体制》、《科技史上的曙光》、《普照之光的理论》等。标题的样式还有多种，作者可以在实践中大胆创新。副标题和分标题为了点明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对总标题加以补充、解说，有的论文还可以加副标题。非凡是一些商榷性的论文，一般都有一个副标题，如在总标题下方，添上“与××商榷”之类的副标题。另外，为了强调论文所研究的某个侧重面，也可以加副标题。如《如何看待现阶段劳动报酬的差别——也谈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开发蛋白质资源，提高蛋白质利用效率——探讨解决吃饭问题的一种发展战略》等。设置分标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清楚地显示文章的层次。有的用文字，一般都把本层次的中心内容昭然其上；也有的用数码，仅标明“一、二、三”等的顺序，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需要注重的是：无论采用哪种形式，都要紧扣所属层次的内容，以及上文与下文的联系紧密性。目录一般说来，篇幅较长的毕业论文，都没有分标题。设置分标题的论文，因其内容的层次较多，整个理论体系较庞大、复杂，故通常设目录。设置目录的目的主要是：1．使读者能够在阅读该论文之前对全文的内容、结构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读者决定是读还是不读，是精读还是略读等。2．为读者选读论文中的某个分论点时提供方便。长篇论文，除中心论点外，还有许多分论点。当读者需要进一步了解某个分论点时，就可以依靠目录而节省时间。目录一般放置在论文正文的前面，因而是论文的导读图。要使目录真正起到导读图的作用，必须注重：1．准确。目录必须与全文的纲目相一致。也就是说，本文的标题、分标题与目录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2．清楚无误。目录应逐一标注该行目录在正文中的页码。标注页码必须清楚无误。3．完整。目录既然是论文的导读图，因而必然要求具有完整性。也就是要求文章的各项内容，都应在目录中反映出来，不得遗漏。目录有两种基本类型：1．用文字表示的目录。2．用数码表示的目录。这种目录较少见。但长篇大论，便于读者阅读，也有采用这种方式的。内容提要内容提要是全文内容的缩影。在这里，作者以极经济的笔墨，勾画出全文的整体面目；提出主要论点、揭示论文的研究成果、简要叙述全文的框架结构。内容提要是正文的附属部分，一般放置在论文的篇首。写作内容提要的目的在于：1．为了使指导老师在未审阅论文全文时，先对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个大体上的了解，知道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研究的主要逻辑顺序。2．为了使其他读者通过阅读内容提要，就能大略了解作者所研究的问题，假如产生共鸣，则再进一步阅读全文。在这里，内容提要成了把论文推荐给众多读者的“广告”。因此，内容提要应把论文的主要观点提示出来，便于读者一看就能了解论文内容的要点。论文提要要求写得简明而又全面，不要啰哩啰嗦抓不住要点或者只是干巴巴的几条筋，缺乏说明观点的材料。内容提要可分为报道性提要和指示性提要。报道性提要，主要介绍研究的主要方法与成果以及成果分析等，对文章内容的提示较全面。指示性提要，只简要地叙述研究的成果(数据、看法、意见、结论等)，对研究手段、方法、过程等均不涉及。毕业论文一般使用指示性提要。关键词关键词是标示文献关键主题内容，但未经规范处理的主题词。它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一篇论文可选取3～8个词作为关键词。正文一般来说，学术论文主题的内容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事实根据（通过本人实际考察所得到的语言、文化、文学、教育、社会、思想等事例或现象）。提出的事实根据要客观、真实，必要时要注明出处；2.前人的相关论述（包括前人的考察方法、考察过程、所得结论等）。理论分析中，应将他人的意见、观点与本人的意见、观点明确区分。无论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他人的成果，都应该注明出处；3.本人的分析、论述和结论等。做到使事实根据、前人的成果和本人的分析论述有机地结合，注意其间的逻辑关系。结论结论应是毕业论文的最终的、总体的结论，换句话说，结论应是整篇论文的结局、是整篇论文的归宿，而不是某一局部问题或某一分支问题的结论，也不是正文中各段的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是该论文结论应当体现作者更深层的认识，且是从全篇论文的全部材料出发，经过推理、判断、归纳等逻辑分析过程而得到的新的学术总观念、总见解。结论可采“结论”等字样，要求精炼、准确地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或新的见解及其意义和作用，还可提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和建议。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练。
清朝末年，腐朽清政，鸦片战争失败，苟且偷安，签署卖国条约，经历工业革命的英国伙同法国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沦陷，再度签署卖国条约……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签署中法新约，刺激列强侵略野心，中日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侵华，中国落入双半社会深渊，一战结束，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提出合理要求却遭拒绝，是弱国无外交的最好体现。雅尔塔体系是大国强权的体现，亦可侧面论证弱国无外交。 请采纳，亲
弱小的国家没有资格和本钱谈外交。这在战争时期体现得淋漓尽致。 其实很简单，外交成功是要看双方地位是否平等，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你手上有多少筹码就代表你有多少本钱，谈判的本钱。因为在战争时期谁的实力强就是谁说了算，不管你有理没理，打你一顿就得听话了。 这就像是你跟人家说道理，如果你一个人跑到哪个黑帮帮会跟人家说大道理的话，可能就会马上没命了。所以在没有本钱没有筹码的情况下，跟人家说什么正义就是空谈，是草包。至少双方要在平等的情况下才会有说理的时候。 不过现在是和平时期，外交对每一个国家都是有效的，虽然有例外，但也确切的说明了，和平时期强弱之间不一定有平等的外交，但在战争时期就绝对没有平等的外交，完全是弱肉强食。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应该辩证地看这个命题！弱国不一定没有外交，相反弱国的外交官知道自己国家的实力，因此他们明白得靠自己的努力去为了国家的利益最大化而奋斗，这样弱国就会出现“强势外交”，像顾维军等人在华盛顿会议上的表现，以及他在巴黎和会对日本外交官员的无视和他的发言。 当然这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的啦，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就像以上两位的分析一样，弱国差不多都要听从强国或者是大国的话，国家利益得不到保障，得靠他国的“施舍”和同情。这正应了丘吉尔说的那样“当你的安全要依靠别人来保证时，这时你是最不安全的”！ 发表这个百科词条，正值“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我刚刚在电影频道重温了《我的一九一九》。这是一位中国外交官讲述的一段屈辱的外交史，当我在写这些的时候电影中的一幕幕又呈现在我的脑海里。愤怒！当日本无耻地要求占领山东的时候，当顾维钧正义的呼声遭到拒绝的时候，当中国人民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我们自动么能不愤怒？当中国人民展开拒签和约斗争的时候，当顾维钧、陆征祥不顾北洋政府的命令拒签和约的时候，我们又怎能不感动呢?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困，相对于日本国，俨然是个孱弱之国。然而，顾维均却顽强拼搏，与列强斗智斗勇，运用外交投入手段为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作了最大的努力，最终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弱国无外交！非也！强国以物质力量外交，弱国以精神力量外交。
额，外交才是弱国的生死线。
“弱国无外交”是一条重要原则，不是说弱小国家不能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是说，在外交事务中没有重要作用。在国民党时期，外交部长蒋廷黻的英语讲得非常好，发言理直气壮，但是没有人听。日本外交部长英语很蹩脚，言辞粗鲁，大家十分关注。美国总统罗斯福很欣赏蒋廷黻，对他说：“你的英语讲得很好，发言很有道理，但是你的国家太贫弱，弱国无外交。”简单点说吧,弱国无外交.可以很好的理解为:你手中没有谈判的筹码,我想在你哪里做什么动作都没问题,因为你很软弱,你在别的地方不能牵制我.我可以无视你的存在,不给你面子.举个例子:我是个逃犯,身上没有任何武器,这时候我就相当于弱国,没有军事力量,警察可以轻松抓我.不需要跟我谈判.也就是没有外交了.而我见这种局面很被动,于是乎我找了把刀,并劫持了一个人质.哎,我现在有筹码了,警察不能乱来了,需要跟我谈判了.也就是我们得建立外交平台去谈判抓捕问题了清朝末期，无论别人打上门来（如鸦片战争），或者自己向别人宣战（如八国联军），中国都只有一个“败”字可言。独裁者便只好割地赔款，以保自己的统治得以延续。然而外交还是有的，否则李鸿章便不能称之为“外交家”。他的外交即是努力使国家和民族的损失降到最低地步。所谓外交，定义很多。无论西方的、前苏联的仰或我们自己的，都离不开“和平手段”四个字。也就是不必战争解决问题，却要维护国家利益。如果“弱国无外交”，那么弱国也就死路一条了！就好象一个人一样，如果地位低下，那人人就会远离你。不屑与你交朋友。同样一个国家如果弱小，那就会在国际上没有地位。而受到大国的凌辱。没有发言权。国力弱，在国际事务中，处处受制于人，收到大国的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