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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转一个（供参考）：一个社会要起码满足两点，一，社会稳定，二，社会发展。任何社会文化都基于这样两种状况，一，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二，人有千差万别。一个稳定的社会要求：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就要设法尽量消除内部冲突和矛盾，成员之间和谐相处。人有千差万别，就要设法把社会成员之间差别造成的冲突化解到最低程度。儒学为此做了两点：一，提出泛义的“仁爱”，以符合第一种状况。二，为解决第二种状况的矛盾，采取了承认等级的合理性，并自觉遵守社会等级。为此儒家选择了涉及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几个最主要的等级体系------以官职尊卑、以长幼为序，后来又增加了男女主次的三大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谐的实质就成了，一，对待不同的等级要安分守己；二，对相同等级要谦让和睦。儒学符合历代统治者社会、政权稳定的需要，经过几千年固化，“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对社会、政治产生着深刻影响。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民众对压迫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为了“和”民众不轻易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社会矛盾要积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会突然爆发，造成中国社会一次次毁灭性巨大震荡。二，丧失了社会正确发展方向。是非标准不是以实际情况决定，而是由“君、父、夫”等权威来决定，无论对错，“臣、子、妇”都要无条件服从。而中国历史几千年，根本不了解民情的“君”决策错误层出不穷，几千年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三，人情泛滥，丧失社会正常评价体系。和为贵使人们丧失了判断社会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人情可以替代制度乃至法律。其结果裁判吹黑哨，垃圾论文堂而皇之被通过，毒奶粉配方可以获得国家科技奖，提干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人情院士、人情教授滥竽充数，十三亿人，竞拿不到一个诺贝尔奖。人情执法、人情评判使一切社会行为事非不分。四，腐败严重。承认上级的绝对权威，同时奉行和为贵争为耻的道德标准，地位越高的人越没有约束机制,民众无权干预也无理干预，眼睁睁看着官员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导致严重腐败。严重腐败又导致政权更替，社会动荡。以上弊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封建徘徊数千年之久！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纲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于寻求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以摆脱“五四”以来的极端性看法。他们的努力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但从学理层面来看，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在理论上的建构仍然十分薄弱。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对儒学与自由观念的关系进行深度的理论分析以促进二者的现代连接？我以为，区分自由概念的意义内涵、范畴性质和文化特征将是问题讨论的前提。 在西语语境中，自由概念的意涵虽然复杂，但英国著名思想家互·伯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为把握自由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根据伯林的论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与两组不同的问题有关：前者涉及控制的范围问题，后者涉及控制的来源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两组不同问题的回答，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消极自由的内涵是；个人拥有不受他人控制独立地作出选择和活动的范围；自由本身不能不受到法律的限制，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同等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必须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因而公共权力对自由的限制本身不能不受到限制。在此意义上，消极自由概念的实质是，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元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因而应当在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的公共权威之间，划定一条边际界限。这也就是严复所说的“群已权界”之意。积极自由概念则与之不同，它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它的内涵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要做一个主动者，能为自己作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上述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相互区别，而且属于不同的范畴系统。消极自由涉及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威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是社会政治问题，属于社会政治理论的范畴；它基本上不涉及意志自由的问题，不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因此，J·S·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便指出其所要讨论的自由“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①积极自由涉及个体“以自由意志追寻人生中道德的尊严与创造的意义问题，”②它以意志自由为根据，导出道德自由之结论，并由此引入政治社会自由的讨论。因而，积极自由主要是个人伦理和道德哲学的范畴。 本文作者看来，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和范畴性质相互区别，而且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消极自由作为社会政治概念，它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确认与维护，对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警惕与防范，体现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历史要求，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积极自由作为道德哲学范畴，则有所不同。就其强调道德意志的自由、自主、自律而言，显然不能视为西方文明所独有的思想资源。 基干上述两种自由概念的解析，以下将从两个层面检讨儒学与自由概念的关系。 二 早在189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那篇著名的《论世变之亟》》里比较中西文化的区别时，就已经点出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思想资源匮缺的事实：“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③谙熟西方自由思想传统、翻译过密尔《论自由》的严复，其立论的基本理论参照正是上述社会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概念。问题是，从这一概念出发，判断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从价值系统来看，儒学传统重视的是人伦秩序，如《礼记·礼运篇》》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就被称为十义，孟子也有所谓五伦之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人伦秩序强化的是伦理规范、道德义务，不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儒家人伦秩序的笼罩中，义务是第一次序的概念，人的权利意识则始终被压缩、消解在义务观念之下。随着人的权利意识的压缩与消解，自由的范围也就无从确认，因为自由的范围实质是人的权利范围。 就政治思维而言，儒学视野下的政治与伦理并无边界区分，政治生活不过是入伦秩序的延长。“在政治领域内，王或皇帝自然是人伦秩序的中心点。因此，任何政治方面的改善都必须从这个中心点的价值自觉开始。这便是‘内圣外王’的理论基础”①所谓“格君心之非”、“仁心仁政”、“正心诚意”，都只是对权力掌握者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规范。这一思想基调使儒学传统内部始终无法形成一套系统运用法律、制度对于政治权力加以约束、制衡的观念。缺乏这一观念是儒学传统不具备消极自由概念的另一重要标志，因为消极自由概念的基本要义之一即是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范围的侵犯。 以社会功能来说，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学的社会功能逐渐定位于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论证。董氏以“王道之三纲，可求干天”（《春秋繁露·基义》）揭开了合法性论证的序幕，儒学也由此开始了经学化的历史进程。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到宋学，经学形态的演变并未改变经学化的儒学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的经验表明，承担合法性论证的儒学支撑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体。于是，在社会政治功能层面，儒学与消极自由的精神理念形成高度紧张和尖锐冲突，因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理念恰好是专制政体的对立面。这也是五四时期儒学传统受到政治自由主义者否定、批判的基本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主要不是价值评判，而是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历史事实描述。陈述这一历史事实旨在表明，古老的儒学传统与现代性社会政治理念毕竟相隔甚远。因此，既不能从儒学传统内部单向地直接开出消极自由观念，也不能在二者之间进行简单的双向对接。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必须走出思想理论演绎的思维误区，建构于社会土壤条件的培育。这意味着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需要构筑相应的社会前提，而消极自由观念之精神落实干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是根本性的两个方面。这是因为，消极自由不仅是一套观念体系，更重要的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框架、防止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制衡机制。同时，消极自由无论作为思想理念还是体制结构，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换言之，市场经济是消极自由的观念和体制根本性的支撑条件。在非市场的经济条件下，由于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是社会资源的主要垄断者，是各种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唯一提供者，它“拥有无限的强制权力”，消极自由根本就无从谈起。只有随着体制结构和市场机制这些相应的社会土壤条件的建构和培育，消极自由观念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儒学与这一现代观念的对话、勾通。 连接才能找到现实的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确实不是观念层两点一线的理论推演所能解决的，它本身是三点（市场经济及相应的社会政治机制一消极自由观念一儒学）之间逐渐调适的社会演化过程。 儒学传统虽然匮乏社会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的思想观念，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这一思想资源集中体现为“为仁由己”的命题表达，其实质是对个体道德意志自由的确认与凸现。“发现道德意志的自由，并自觉到它的重要性，中国自孔子已然。这在中国史上，的确是一次极重大的发现。经此发现以后，人才有真实的自我，人的尊严和做自己的主人这些重要的人理才能讲。”⑤ 从儒学传统的历史来看，确认、强化个体道德意志选择的自主、自由，是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孔子就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以论语·述而》）、“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孟子把对“仁”的自我寻求扩展为对“义”的主动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皆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宋代理学家则进一步把仁确认为“天理”，使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强调对天理即仁的自觉体验、践履以及对私欲的自我舍弃、抑制：“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卷颜渊》）从先秦到宋代，高扬主体的道德自律，树立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构成了儒学传统中宝贵的精神资源。 儒学突出主体的道德自主、道德自律不仅在道德伦理层面展示出普遍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社会政治层面发挥着特殊的规范功能。如果说前者的普遍意义指向的是每个个体，主张人人皆为尧舜，成为君子、成为道德人；那么后者的特殊功能主要针对的是统治者，要求他们自我道德完善、道德自律，成为圣人。因而，一方面，成圣成德者方可为王，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构成获取、掌握权力者的规范模式S另一方面，“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朱子语类》卷一0八页），统治者要严于律己，正人正己。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统治者应当经常反省自身，检讨自己：“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这样才能“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显然，高度强调权力掌握者的道德自律，“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层境界。”③从这一角度来看，儒学传统中丰厚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确有其正面的功能和意义，因为道德自律始终是约束权力掌握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然而，如上所说，儒学传统始终混淆伦理道德与政治的边际界限，并把政治伦理道德化，由此却导致了其积极自由的道德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具有双重后果：一方面，积极自由所体现的内在的道德自律，在缺乏对权力的外在制度制衡条件下，作为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它在政治领域的功能发挥会遭到软化并最终归于无效。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经验表明，对暴君昏君贪官污吏讲正心修身、道德自律事实上完全无用。另一方面，作为积极自由之体现的道德自主，在儒学话语系统中意味着克己无我、成仁成德，即成为圣人。但问题是圣人不仅要立己而且要立人，不仅要成己也要成物。立己、成已是存心养性、立修身之德，立人、成物则是事天济众、施教化之功。从立己到立人、从成己到成物，便是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赋予了圣王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宰、道德教化的功能，即宋儒所说的“启众生之蒙，去众生之昏”。在圣王的道德主宰之下，个体完全丧失了作出任何道德选择的自由，只有“存天理，灭人欲”，只有彻底服从的义务。为了确保个体的服从和圣王的绝对主宰、统治，刑法与教化成为圣王不可或缺的两大统治手段：“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二程集·河南程氏遣书》卷二）前者是以刑杀人、硬性控制，后者是以理杀人、软性约束。这样，从圣人到圣王的转化实际上是圣人的道德自主异化为道德（教化）与政治（刑罚）双重专制的过程：道德层面的积极自由终于在社会政治领域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由此可见，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伦理道德层面，它高扬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强化主体的道德自律、道德完善，具有政治伦理的规范功能；然而，在社会政治层面，它却最终导向道德与政治专制，走向自由的反面。笔者认为，化解这一双刃性的关键在干，设置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的边际界限，即把积极自由的意义功能定位于个体、定位于伦理道德领域。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个体道德选择的自由，从而也有利于发挥道德自律的政治伦理功能。在此条件下，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诸如自我节制、严于律己、正心修身、讲究气节等等，将在现代生活中包括对政治人格的塑造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是避免个人道德意志的选择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混淆，从而为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赢得独立的空间。因为上述概念分析表明，消极自由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其指向是社会政治领域，涉及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政治法律体制的保障，与积极自由所指的个体意志自由、道德选择无关。套用儒家的话说，消极自由是“治人”的范围，积极自由是“修己”的领域。把“修己”混同于“治人”，不仅会削弱、损害“修己”的伦理道德意义，更重要的是将妨碍对“治人”（政治法律）的制度性设计。总之，只有通过边界划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功能定位（个体与社会），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才能获得现代意义，上述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才能赢得独立的发育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在社会政治层面，儒学传统之社会必须外引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使其精神落实于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在此条件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才能获得现实的支撑；在伦理道德层面，儒学传统之文化需要内接其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将其定位于个人，并为之设置伦理道德的边界范围，发挥其政治伦理的意义功能。这是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者的有机结合将导向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政治与伦理、现代与（儒学）传统的相互支撑和双向互补。 注： [1]【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页． ②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申73页． [3]]《严复集》第1册，王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④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入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⑤韦政通：《属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6]李锦全：《中国儒学与退溪学论人际关系的思想特点》《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
大家对我国的先秦儒家孝道思想感兴趣吗，下面我为大家整理了一篇关于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的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 先秦儒家孝道思想辩证分析现代价值
论文摘要： 孝道被先秦儒家视为“诸德之首”，是先秦儒 家人文伦理的基石。本文首先阐述了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接着又对孝道思想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指出孝是一个优弊共存的“杂糅体”，即有其适应时代发展的合理性因素，又有其阻碍社会发展的局限性，最后指出弘扬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对于当今社会仍有重要意义。
先秦儒家开创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构建的孝道观，则是这一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是儒家人文理论的基石。注重孝道，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道德传统，是中国人个人道德的根源。它不但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民众产生了广泛的思想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
一、 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都是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具有浓厚的血缘宗法成分。一般说来，同一血缘关系的人，为了本氏族的安定和繁荣，需要相互关心 、帮助。父母有责任抚养、教育子女，子女应该尊敬、赡养父母。这样，就有了同一血缘关系的孝。
“孝”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到了私有财产的出现，一夫一妻制使得父子关系确实可靠，且导致承认并确定子女对其先父财产的独占权利的情况下才开始产生的。“孝”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要求子女奉养、尊敬和服从。到西周时期，随着父权家长制的确立，“孝”和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最终确立并完善起来。由于周代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分封制，建立了以“立子立嫡”的君位传统世袭制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孝”的观念及其作用进一步升华，并与政治相结合成为调整和维护政治关系的行为准则。“有孝有德”就成为了西周的“道德纲领”。周代的“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奉养、恭敬父母;第二，祭祀先祖。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之学勃兴，学者们对“孝”有了更深的见解。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孝”观念，并把它系统化，确定为普遍的伦理模式。
在《论语 ·学而》中，“孝”被作为“仁”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孔子认为“孝”不仅体现在父母生前，最难的是保持到最终。“父母既没，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孟子对孝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和发挥，认为“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懒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亦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 ，五不孝也”(《孟子 ·离娄下》)。战国后期的墨家认为：以爱亲利亲为己任，就是孝，孝不必图回报。此外，《韩非子》《吕氏春秋》都有专篇论“孝”，战国时还产生了《孝经》，这些文献表明孝道的框架在先秦已经完成。《孝经》把孝与治理国家的政治手段相结合，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孝的道德观念也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有影响、最富特色的规范之一。
二、对先秦儒家“孝道”的辩证分析
先秦儒家孝道思想有其丰富的内涵，几千年来，它已经成为指导我国人民家庭生活的行为准则。先秦儒家孝道有其合理性因素也有其不合理性因素，对此我们应作辩证分析。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赡养父母。赡养父母的规定表明在以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状况下，子女对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这种道德义务是人类种族繁衍的需要，也是人生 自然规律发展的要求。当子女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时，父母有抚养他们的义务;而当父母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时，子女则应尽赡养扶助的义务。传统孝道中赡养双亲的这一规定符合人类社会延续发展的要求，反映了人生从小到老的自然规律性，是积极合理的内容，应该继承弘扬。
2.爱亲、敬亲。每个人生下来都离不开父母亲人的养育，在这种养育的亲密关系中，必会自然地形成子辈对养育自己的父母亲人的爱戴尊敬之情 ，但这种感情害怕时间一长，由于受到多种干扰而被丢弃，因而儒家提倡孝这一文化道德规范，以维护人类的这种美好感情。父母是自己生命所由，也是一切人际关系中最自然、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因此很难想像一个人连给予 自己的生命的父母或者养育自己的人都不爱不敬，他怎么能生发对他人、社会、国家、民族的爱呢?怎么会有健全的人格结构和良好品质呢?因此，爱敬父母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永恒价值。
3.尊老敬老。儒家把孝不仅仅限于父子关系，而且要求尊重家族中的一切老者尊者。根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他们由尊养家庭老者再扩大到尊养社会上所有长者和老人，要求人们不但孝敬 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尊老的确是中华 民族的独特传统，它已经以言语、警句的形式，积淀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潜意识之中，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先秦儒家孝道又有其不合理因素，先秦儒家把“孝”作为仁之本，把“孝”看成“诸德之首”，使“孝”这一伦理范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强化，其影响是非常大的，其消极作用也十分明显。
1.“无违”之孝道。使家庭伦理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专制色彩，父子之间存在着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产生了权威人格倾向传统孝道讲究“父慈子孝”，但一向讲“子孝”的场合多，讲“父慈”地方少。“子孝”要求儿子对父母尽义务，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无条件地绝对顺从父母，父亲死后还要尽三年之丧，三年之内“无改于父之道”，这一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封建社会家长制的意识，父子之间人格上具有明显的隶属关系。这“无违”之孝道，是建立在无条件的服从的基础上，这样的孝道，对维护家庭制度是有功的，却不容易培养出独立的人格。
2.“忠孝合一”的观念，使孝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基本道德力量。“孝亲”本是家庭中的道德规范，最初与忠君并无直接关系。到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以宗法式家庭形式组织社会，建立了以皇帝绝对权威为基础的封建家天下。在这种封建等级制社会里，父亲是一家之长，皇帝是一国之尊。对封建家长的绝对尽孝，扩大到国家就是对君主的绝对尽忠。这样，孝亲与忠君便密切联系起来。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也大力宣扬“忠孝合一，移孝忠君”的思想，还提出：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结果。为了忠，必须讲孝，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则要求人们“舍孝尽忠”。在当代民主社会，封建皇权统治已不复存在，但对孝具有服务于专制统治特性与历史应保持清晰的理智，防止其流毒影响。还有一些观点，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这些封建性糟粕，不管当时还是其后，都应予批判与否定。
三、先秦儒家孝道的现代意义
孝作为家庭伦理规范，有维持家庭稳定的功能和作用。人们用孝来调节家庭关系，使之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成为人们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古代，中华民族有着敬老孝亲的良好风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弘扬养老敬老的孝道德传统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弘扬孝道思想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保证
我国是世界上人IZl总数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老年人绝对数最大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面对这种形势，如何安排和解决好亿万老人的养老问题，将是我国21世纪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其实 ，家庭养老是迄今为止最古老、最基本和最富有生命力的养老方式，而家庭养老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就是传统的孝文化。传统孝文化中养老敬老的规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即传统伦理的“孝”成为处理亲子关系的规范和最高准则，成为支撑家庭养老功能的文化价值机制。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出现了日益弱化的趋势，突出的表现就是小辈不养老不敬老。有些子女只顾自己和小家庭的利益，拒不赡养甚至虐待 自己的父母，迫使一些老人和子女对簿公堂，家庭赡养纠纷日益增多，有的甚至发展成刑事案件。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积极寻求社会采取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呼唤人们的真情良知。因此，弘扬中国传统孝文化，积极倡导尊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弘扬孝道思想有助于解决当前家庭代际矛盾
孝，其基本含义就是家庭亲子关系间的'道德规范。孝观念最初是基于对人们家庭生活的维护，以一种家庭伦常的形态而出现的。从现代家庭来看，家庭结构和亲子关系较之古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家庭这种组织形式依然存在，家庭依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中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依然需要调节，所以说孝依然具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和天然基础。
从现实情况来看 ，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尊老、敬老、养老观念在淡化，个人利益观念逐渐增强，许多青年人的伦理道德意识丧失，不孝敬父母、不赡养父母、无视老年人权益，不少老年人不仅得不到子女必要的尊重和理解，甚至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受到子女的侵犯。一些与儿女同住的老人更是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他们生活上得不到照顾，情感上缺乏关爱，不少的老人倍感孤独与绝望。以上种种不孝的现象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代际关系的困境，说明许多家庭尚未真正树立起尊老养老的观念和赡养老人的责任感。因此，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孝观念就显得非常必要。它不仅能维护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是维护家庭和睦稳定、建设和谐平等的现代亲子关系所必需的。
(三)弘扬孝道思想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起点
“孝”是亲情之爱 ，是生生不息的爱心 ，是形成个人品德之根源，“道由孝生”，孝乃“德之本”，是“立人之本”、“人伦之本”。先秦儒家强调“百善孝为先”，认为孝是实现一切善行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奉行孝道是追求各种美德的起点。人世间诸多美德，都是以“孝行”为基础衍生出来的。孝行源于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人生之初，最初感知的必是父母之爱，面对的是家庭内成员之间关系，对人的爱心也就首先应该施加于家庭成员的身上，这便是孑L子所倡导的“孝悌”之道，“弟子，人则孝，出则悌”。子女最先从父母那里感受到人间的爱，这种爱必然培养出子女对父母的爱。因此，施爱施敬当从亲始，这是有一定的天然的合理性的。那些提出以家庭道德为起点强化孝道教育，使子女爱父母、爱家庭而逐步发展为爱学校、爱家乡、爱祖国的观点，是合乎道德教育规律的，它是培养个人道德素质的起点，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切人点，它也是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在对少年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时，注重培养他们的孝道，以使他们从小具有爱心，形成社会责任感，这对培养“四有新人”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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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妹珍.《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J].《龙岩学院学报》，2006(4)
[4]杨彦辉.《试论我国传统孝道的现代涵义》[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2)
人生价值问题是中国儒学所论述的中心问题，这也是中国 传统 文化 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特色所在。然而我们该如何写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论文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思修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思修论文篇一 《用儒家思想培育人生价值观》 关键词：儒家思想;治国;新加坡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8-4428(2012)11-22 -03 初来新加坡时带着很多疑惑。一个地域面积只有682平方公里的国家，在马来半岛的地图上不过是一个小红点。四面环海，没有任何资源，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用水都要靠从马来西亚进口，然而在它的土地上竟有500万常居人口。就是这样一个拥挤的弹丸之地，创造出一个不可能的奇迹——从全球排名第五的最繁忙港口及新兴的金融、高科技产业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中，孕育了东南亚的“瑞士”。 李光耀是怎样使一个多民族多语系国家的人们和谐共处，团结一致，是通过什么样的价值观来统领多元文化?在研究之后才得以认清，他是从文化、伦理层面的儒家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升华为新加坡的国家意识，把儒学作为整个新加坡的统治思想和指导思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就将“仁、智、勇、义、礼、信”确定为中学《儒家伦理》课的重要内容，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贯彻的治国纲领。忠，就是忠于国家，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由此产生的群体意识也使人们获得归属感;孝、仁、爱、礼、义、廉、耻则是家庭社会伦理基本的要求，形成了人民统一的价值观。 儒家思想能够传承数千年而不衰，必然有其独到之处，儒家经典文献里的许多概念警句包含着精辟的义理。新加坡治国有道受益于儒学思想，今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样可向这一宝库中去寻求智慧。 何为儒家思想?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即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带有普遍性的。只是由于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行为的各种差异，导致了“善”的背离现象。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 教育 。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治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 经验 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不止过去，现在和将来也都会发挥作用。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作为治国理念，对任何阶层的领导者都有用。 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 规章制度 。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 人类文化所具有的继承性是人类得以以“人”的方式存在而区别于一般动物的一个基本原因。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华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之内在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追求“普遍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文化生态模式可以为我们今天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借鉴： 其一，从注重普遍和谐的要求出发，应当高度重视对“和谐”的系统追求。儒家文化生态模式注重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的基本运行机理应当对我们今天寻求和谐之道提供某种程度的警示作用。同时儒家思想所看重的“和谐”与“生生”内在统一价值取向，有助于消除追求和谐过程中的片面性。建构和谐社会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对其内在的精神动力的探讨自然而然地关涉到中国现代化之精神动力这一重要的理论课题。 其二，强调了民族精神的极端重要性：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民族精神堪称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因而，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儒家思想的精华可以说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有理由把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华看作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之内在动力元素。 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儒家思想和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几千年来指引我们民族团结、奋斗。目前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在哪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从哪里体现?温家宝近日感叹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强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力量的约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人民网发表文章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相继在社会道德领域通过推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发布《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举措，但与之相背离的是，学校为了分数，将道德教化抛置一边;医院为了效益，让医德和救死扶伤统统走开。而在中国极其脆弱的道德生态中，且有越演越烈之势，渗透各行各业、各部门，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但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改变，道德缺失以致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现象司空见惯;假药，毒食品不断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2010年调查评比中，中国人的幸福感在世界155个国家中名列125位，在精神生活水平方面有幸福感的只占39%。三十年人们经济条件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提升，绝大多数人已衣食无忧，但与此相对的是幸福指数的下降。问题的核心还在于价值观——让欲望占据支配地位，缺乏信念，除了赚钱，不知道人生的目标与追求到底是什么，不善于发现阳光面，只看到自己的不幸，忽略了自己的幸福，更不懂得奉献。乐于无私奉献的人越来越少，有统计我国私营企业老板愿意花大把的钱去赌(新加坡赌场营业额竟然有70%是中国大陆人送去的)，去娱乐，却不会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去做慈善。斤斤计较的人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相互不信任。 在公共行政学中提到，一核心三面对，任何政治体制，司法体系，行政管理都不能代替伦理教育。学而 反思 ，面向21世纪的未来，我们应该探索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儒家文化与时代的结合，取其精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首先是诚信，难以想象缺少诚信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而诚信是发自内心的并且要随时约束的。每日自我反省，铲除不良的思想，正心诚意，从善如流;见贤思齐，闻恶厌之等等无不彰显出儒家思想的纯正端方与源远流长。借鉴和运用儒家思想是历史上每个时代共同产生的认识，是经历验证的正确选择，是符合中国人国情的理想座标，不光在今天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即使在将来也会产生深远的教育意义，因此值得思考学习新加坡儒家治国理念。 培育核心伦理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决策。伦理之于政府，有如灵魂之于人。它主要是按照社会的要求规定人们的行为方向，生活目标，设定人生理想，解决人们应该如何的规范。再先进的政治制度，管理技术，法律规范，没有伦理，犹如一个空壳。孔子用“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个字简单明了地指明了伦理取向。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需从教育入手，用儒家伦理解决人们的价值取向问题。 首先教育应从孩子入手。从青少年抓起，从学校做起，新加坡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同的 方法 ，小学生通过漫画、图示等，进入中学大学就会开设必修的儒家伦理学，当然这不能是简单的说教，是渗透，是积极地影响规范。现在应试教育使我们的学校只会教书不会育人，本末倒置。我们培养一个优秀的人必须是先会做人才会做事。 其次从公职人员入手，懂得仁爱、礼仪、廉耻。儒家思想强调民为根本。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把人民的一切需要勇敢地摆在个人利益之上。最重要是拥有大仁爱之心，仁在孔子看来，既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和应当达到的理想境界，又是为人处世最高的道德行为规范。它的核心是爱人，要泛爱众。一方面尊重人的人格，一方面为人民谋利益，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以人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思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的责任是让人民快乐地生活，而不是从人民的苦难中获利”，这是李光耀在1965年讲的话，他确实做到了，用了46年便把一个非国家的小岛建设成为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富强的强国。务实的作风贯穿新加坡整个治理过程，政策落在实地。要诚信，教育人们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孔子说敬事而信，信而成之。国家取信于民才能立国，人民信赖国家，才能安家。人而无信，不可其可也。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面向21世纪，面向改革开放五光十色的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崇尚诚信的美德，仍是应付挑战的立国之本。公职人员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要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知廉耻。李光耀强调，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是要有一个人民尊重的廉洁政府。新加坡的生存靠的是官员的廉政高效。我国目前反腐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日前温答记者问时候说道：“目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所以大力提升公职人员素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为人民创造一个务实、公平、廉洁、高效的政府。 三是从公共媒体入手。媒体是社会宣传的工具，是引领社会文化的航向标，人们会用媒体思维来度视社会，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真假新闻让人们无法辩别是非，目前我国新闻负面报道的多，正面引导的少，大家会从特例以偏盖全，看不到政府积极的一面，看不到经济繁荣，看不到中国已经引起全世界的瞩目，看不到日益丰富的生活，看不到国家前进的步伐。新加坡政府擅于向社会传达信息，始终让国民意识到处在危机中，让国家的利益至上。“公交上，先下车后上车，避免人挤人，主动让座方为人上”人等简短的提醒语使尊老爱幼的影子随处可见，给人深刻印象。要让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媒介广泛的覆盖，时刻提醒人们日常的 言行举止 ，做诚实守信之人。诚实乃是道德高尚的品德。 四是从严管重罚入手。对涉及危害公共利益，丧失伦理道德的事件要从严从重处罚。毒奶粉、假药品都是危及人们生命安全的生活要素，对玩忽职守不能尽到监管职能的公职人员必须严办。提升官员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首要规范公权力，将官员放进“金鱼缸”里。对官员种种不诚信行为予以公开曝光和问责，对懈怠公务、冷漠民生的失职渎职行为以零容忍态势严惩不贷。 参考文献： [1]许凌云，许强.中国儒学通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 [2]曾光存.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借鉴研究[D].西南大学.2010. [3]向海英.动力还是助力：儒家传统文化与新加坡的现代化[J].东南亚研究，2011，(03). 作者简介： 徐琳，女，江苏金湖人，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思修论文
现代化视域中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摘要:现代化是西方文明的标志,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等诸多方面起着强大的精神支柱作用,形成传统的华夏民族精神,这是中国人民的社会文化地平线(视界)。现代中国人处于传统与现代双重思想的作用和影响下,在两难选之中进行文化的整合和重构,传统必须现代化,现代化又面临着许多负面问题,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中,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本文试图从治国文化、理性精神和人的现代化来阐述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中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扬弃和选择。关键词:传统儒家文化;现代化建设;比较和选择]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法家的文献流传至今的主要有《管子》（作者不只一人，系战国至汉代间人托管仲之名而编撰）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商君书》（为商鞅及其后学者的著述合编）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韩非子》（为韩非所著，或有少部分他人的著作混入）五十五篇，今俱存。
从夫之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看儒文化子贡曰：“孔子文章，可得而闻之，夫子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儒文化的精华，不是它的三纲五常和道德说教，也不是它的礼仪典章和社会规范。它之所以长兴不衰，被广大人民所接受，是它对“天道”的把握和对“人性”的深刻认识。“道”，是我们终极关怀的对象，它“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这个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讲不明的本体存在，它是世界的根基，是万物运动和必然性的原因。它在物质中表现为特性，在生命中表现为本性，在人类中表现为个性，在社会中表现为伦理，在世界中表现为国家。一切个体只是它特有阶段的表现，顺其者昌，逆其者亡。“人性”，它包含了精神性和物质性，他寻找自我，他追求真理，他以道的规范身体力行，这是他精神性的一面；他适应环境，他追求利益，他被肉体的欲望拖着走，这是他的物质性的一面。每个人都在两极之间运动，这就是儒文化要求人们克己复礼，“灭人欲，存天理”道德说教。人不是他的身体，肉体的欲望干扰着人的意志的实行。人也不是他的思想和行动，思想和行动是服从他的理念的。人的本性和“道”是同一个东西，他能和“道”交往，他交往越深，得“道”越多，人格就越独立，主体性就越大。如果他少交往或不交往，他就缺乏人格，缺少主体性，只能随自然必然性驱使。孔子的文章，教导人们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人们看了就明白，如果能身体力行，就能成君子，成圣人。而为什么要这样做？孔子不是凭经验知识得来的，他是根据“道”的自我运动和“人性”的归真得出的结论。“天道”和“人性”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人们只能自己去领悟、去体验，所以说“夫之言性和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没有对真理的执着，没有人生的痛苦磨难，“道”是不可能与你相遇的。董仲舒、二程、朱熹之所以是大儒，他们对“大道”的毫不动摇和“人性”三品的一致认识上。儒文化关键是“天道”和“人性”，至于三纲五常、礼仪规范，只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一些有效规定。得“道”者一通百通，孔子称自己不是多学而识之，“吾一以贯之”。所以能达到“随心所欲，不越规。”理性的人只能“学而知之”，他们不能融会贯通，不能理解“道”和“性”。感性的人学也不知，他们的悟性和理性被利欲所遮蔽了，他们要不犯错误，只有老老实实听理性的人和悟性的人，用外力来抑制感性的冲动。儒文化是“道”的学问，是本体论学问。人性只有达到“仁”，才能与“天道”沟通，与“天道”交往。“道”包容了世界万物，它爱万物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人要达到“仁”这个境界，心胸就像“道”一样宽广，行动就像“道”一样公正。“道”是本体，是自由意志，人要达到“道”的德，他的认识就像“道”一样明晰，他的行动就会像“道”一样自然，他能像“道”一样自信，无往而不胜。“人性”有趋向“道”的一面，但人毕竟是自然的产物，他要在大地上生存，他有喜怒哀乐，他有七情六欲，“人性”又有趋向利的一面。谁不追求快乐？谁不追求幸福？谁不想占有财富？谁不想有权说了算。这种竞争势必造成社会的无序状态，国家的诞生就是“道”在社会中实行德的统治。国家的使命不是适应人们的自然欲望，国家是比人更高的伦理有机体，是“道”的现实化。人们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得“道”者，有堕落者，得道者对堕落者的统治，有德的人对无德的人的教育，这是天经地利的，这是秩序，是伦理。只有按照儒文化的社会秩序，社会才能和谐，人们才能各尽其才。所谓“君子”，他们是“学而知之者”，我们现在把他们称做理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是人道主义者，是文明的创造者。所谓圣人，他们是生而知之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循道而行，不越规”，他们独往独来，是国家的决策者，因为“道”在他们心中。所谓的“小人”，就是学而不知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惟利是图”，这样的人越得势，国家越混乱，人性越堕落。董仲舒的性三品就是人性中的精神运动中悟出来的。“道”是隐蔽的、超越的，它始终如一，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通过圣人、英雄来实现它的目的。“性“是内在的、先天的，它是理念，是规定性，是人们一切言行的根据。见性才能知天命，修身养性能使一个人的天赋充分得到发挥。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纲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于寻求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以摆脱“五四”以来的极端性看法。他们的努力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但从学理层面来看，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在理论上的建构仍然十分薄弱。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对儒学与自由观念的关系进行深度的理论分析以促进二者的现代连接？我以为，区分自由概念的意义内涵、范畴性质和文化特征将是问题讨论的前提。 在西语语境中，自由概念的意涵虽然复杂，但英国著名思想家互·伯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为把握自由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根据伯林的论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与两组不同的问题有关：前者涉及控制的范围问题，后者涉及控制的来源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两组不同问题的回答，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消极自由的内涵是；个人拥有不受他人控制独立地作出选择和活动的范围；自由本身不能不受到法律的限制，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同等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必须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因而公共权力对自由的限制本身不能不受到限制。在此意义上，消极自由概念的实质是，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元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因而应当在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的公共权威之间，划定一条边际界限。这也就是严复所说的“群已权界”之意。积极自由概念则与之不同，它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它的内涵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要做一个主动者，能为自己作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上述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相互区别，而且属于不同的范畴系统。消极自由涉及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威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是社会政治问题，属于社会政治理论的范畴；它基本上不涉及意志自由的问题，不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因此，J·S·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便指出其所要讨论的自由“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①积极自由涉及个体“以自由意志追寻人生中道德的尊严与创造的意义问题，”②它以意志自由为根据，导出道德自由之结论，并由此引入政治社会自由的讨论。因而，积极自由主要是个人伦理和道德哲学的范畴。 本文作者看来，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和范畴性质相互区别，而且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消极自由作为社会政治概念，它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确认与维护，对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警惕与防范，体现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历史要求，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积极自由作为道德哲学范畴，则有所不同。就其强调道德意志的自由、自主、自律而言，显然不能视为西方文明所独有的思想资源。 基干上述两种自由概念的解析，以下将从两个层面检讨儒学与自由概念的关系。 二 早在189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那篇著名的《论世变之亟》》里比较中西文化的区别时，就已经点出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思想资源匮缺的事实：“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③谙熟西方自由思想传统、翻译过密尔《论自由》的严复，其立论的基本理论参照正是上述社会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概念。问题是，从这一概念出发，判断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从价值系统来看，儒学传统重视的是人伦秩序，如《礼记·礼运篇》》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就被称为十义，孟子也有所谓五伦之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人伦秩序强化的是伦理规范、道德义务，不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儒家人伦秩序的笼罩中，义务是第一次序的概念，人的权利意识则始终被压缩、消解在义务观念之下。随着人的权利意识的压缩与消解，自由的范围也就无从确认，因为自由的范围实质是人的权利范围。 就政治思维而言，儒学视野下的政治与伦理并无边界区分，政治生活不过是入伦秩序的延长。“在政治领域内，王或皇帝自然是人伦秩序的中心点。因此，任何政治方面的改善都必须从这个中心点的价值自觉开始。这便是‘内圣外王’的理论基础”①所谓“格君心之非”、“仁心仁政”、“正心诚意”，都只是对权力掌握者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规范。这一思想基调使儒学传统内部始终无法形成一套系统运用法律、制度对于政治权力加以约束、制衡的观念。缺乏这一观念是儒学传统不具备消极自由概念的另一重要标志，因为消极自由概念的基本要义之一即是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范围的侵犯。 以社会功能来说，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学的社会功能逐渐定位于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论证。董氏以“王道之三纲，可求干天”（《春秋繁露·基义》）揭开了合法性论证的序幕，儒学也由此开始了经学化的历史进程。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到宋学，经学形态的演变并未改变经学化的儒学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的经验表明，承担合法性论证的儒学支撑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体。于是，在社会政治功能层面，儒学与消极自由的精神理念形成高度紧张和尖锐冲突，因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理念恰好是专制政体的对立面。这也是五四时期儒学传统受到政治自由主义者否定、批判的基本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主要不是价值评判，而是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历史事实描述。陈述这一历史事实旨在表明，古老的儒学传统与现代性社会政治理念毕竟相隔甚远。因此，既不能从儒学传统内部单向地直接开出消极自由观念，也不能在二者之间进行简单的双向对接。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必须走出思想理论演绎的思维误区，建构于社会土壤条件的培育。这意味着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需要构筑相应的社会前提，而消极自由观念之精神落实干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是根本性的两个方面。这是因为，消极自由不仅是一套观念体系，更重要的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框架、防止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制衡机制。同时，消极自由无论作为思想理念还是体制结构，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换言之，市场经济是消极自由的观念和体制根本性的支撑条件。在非市场的经济条件下，由于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是社会资源的主要垄断者，是各种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唯一提供者，它“拥有无限的强制权力”，消极自由根本就无从谈起。只有随着体制结构和市场机制这些相应的社会土壤条件的建构和培育，消极自由观念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儒学与这一现代观念的对话、勾通。 连接才能找到现实的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确实不是观念层两点一线的理论推演所能解决的，它本身是三点（市场经济及相应的社会政治机制一消极自由观念一儒学）之间逐渐调适的社会演化过程。 儒学传统虽然匮乏社会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的思想观念，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这一思想资源集中体现为“为仁由己”的命题表达，其实质是对个体道德意志自由的确认与凸现。“发现道德意志的自由，并自觉到它的重要性，中国自孔子已然。这在中国史上，的确是一次极重大的发现。经此发现以后，人才有真实的自我，人的尊严和做自己的主人这些重要的人理才能讲。”⑤ 从儒学传统的历史来看，确认、强化个体道德意志选择的自主、自由，是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孔子就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以论语·述而》）、“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孟子把对“仁”的自我寻求扩展为对“义”的主动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皆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宋代理学家则进一步把仁确认为“天理”，使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强调对天理即仁的自觉体验、践履以及对私欲的自我舍弃、抑制：“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卷颜渊》）从先秦到宋代，高扬主体的道德自律，树立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构成了儒学传统中宝贵的精神资源。 儒学突出主体的道德自主、道德自律不仅在道德伦理层面展示出普遍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社会政治层面发挥着特殊的规范功能。如果说前者的普遍意义指向的是每个个体，主张人人皆为尧舜，成为君子、成为道德人；那么后者的特殊功能主要针对的是统治者，要求他们自我道德完善、道德自律，成为圣人。因而，一方面，成圣成德者方可为王，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构成获取、掌握权力者的规范模式S另一方面，“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朱子语类》卷一0八页），统治者要严于律己，正人正己。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统治者应当经常反省自身，检讨自己：“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这样才能“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显然，高度强调权力掌握者的道德自律，“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层境界。”③从这一角度来看，儒学传统中丰厚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确有其正面的功能和意义，因为道德自律始终是约束权力掌握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然而，如上所说，儒学传统始终混淆伦理道德与政治的边际界限，并把政治伦理道德化，由此却导致了其积极自由的道德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具有双重后果：一方面，积极自由所体现的内在的道德自律，在缺乏对权力的外在制度制衡条件下，作为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它在政治领域的功能发挥会遭到软化并最终归于无效。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经验表明，对暴君昏君贪官污吏讲正心修身、道德自律事实上完全无用。另一方面，作为积极自由之体现的道德自主，在儒学话语系统中意味着克己无我、成仁成德，即成为圣人。但问题是圣人不仅要立己而且要立人，不仅要成己也要成物。立己、成已是存心养性、立修身之德，立人、成物则是事天济众、施教化之功。从立己到立人、从成己到成物，便是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赋予了圣王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宰、道德教化的功能，即宋儒所说的“启众生之蒙，去众生之昏”。在圣王的道德主宰之下，个体完全丧失了作出任何道德选择的自由，只有“存天理，灭人欲”，只有彻底服从的义务。为了确保个体的服从和圣王的绝对主宰、统治，刑法与教化成为圣王不可或缺的两大统治手段：“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二程集·河南程氏遣书》卷二）前者是以刑杀人、硬性控制，后者是以理杀人、软性约束。这样，从圣人到圣王的转化实际上是圣人的道德自主异化为道德（教化）与政治（刑罚）双重专制的过程：道德层面的积极自由终于在社会政治领域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由此可见，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伦理道德层面，它高扬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强化主体的道德自律、道德完善，具有政治伦理的规范功能；然而，在社会政治层面，它却最终导向道德与政治专制，走向自由的反面。笔者认为，化解这一双刃性的关键在干，设置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的边际界限，即把积极自由的意义功能定位于个体、定位于伦理道德领域。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个体道德选择的自由，从而也有利于发挥道德自律的政治伦理功能。在此条件下，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诸如自我节制、严于律己、正心修身、讲究气节等等，将在现代生活中包括对政治人格的塑造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是避免个人道德意志的选择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混淆，从而为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赢得独立的空间。因为上述概念分析表明，消极自由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其指向是社会政治领域，涉及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政治法律体制的保障，与积极自由所指的个体意志自由、道德选择无关。套用儒家的话说，消极自由是“治人”的范围，积极自由是“修己”的领域。把“修己”混同于“治人”，不仅会削弱、损害“修己”的伦理道德意义，更重要的是将妨碍对“治人”（政治法律）的制度性设计。总之，只有通过边界划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功能定位（个体与社会），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才能获得现代意义，上述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才能赢得独立的发育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在社会政治层面，儒学传统之社会必须外引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使其精神落实于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在此条件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才能获得现实的支撑；在伦理道德层面，儒学传统之文化需要内接其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将其定位于个人，并为之设置伦理道德的边界范围，发挥其政治伦理的意义功能。这是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者的有机结合将导向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政治与伦理、现代与（儒学）传统的相互支撑和双向互补。 注： [1]【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页． ②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申73页． [3]]《严复集》第1册，王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④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入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⑤韦政通：《属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6]李锦全：《中国儒学与退溪学论人际关系的思想特点》《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
儒家历史小论文
导语：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在两汉时期进入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在宋、明、清时期，儒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性；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成为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儒学博大精深，下面是我搜集的一篇关于儒家历史的小论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我认为中国儒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
提及儒学，首先想到的便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 春秋末年，孔子创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同时主张“为政以德”，创立儒学。儒学提倡“仁”、“义”、“忠”、”恕”，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一种主张，主张待人接物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但是由于当时奴隶制度趋于瓦解，各国君主无暇顾及孔子提倡的“以礼治国”的思想，儒学在当时并未受到太多重视。
战国时期，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孟子提出“性善论”，在政治上实行仁政，并提出在当时颇受争议的“民贵君轻”的主张。现实主义流派的荀子也从性善论出发，强调理的规范与教化作用。战国时期，儒学成为显学，却因为诸侯纷争，其主张不能满足地主阶级的要求而受到冷落。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么，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便是两汉时期，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的思想，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学逐渐成为了正统思想。董仲舒的理论是阴阳家与儒
家的合流。我认为，“天人三策”是体现董仲舒和西汉时期儒学政治以及思想特点的最好体现。“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董仲舒在儒学中增加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内容，并且提出了如后归纳为三纲五常的学说。这一切都适应了君主专制的.需要。
在宋、明、清时期，儒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性理之学的儒学, 宋朝儒学历史发展的背景是独特而鲜明的：动荡衰弱的历史背景，三教合一的文化趋势以及传统儒学的陷入困境。由此，新的儒学必然产生。新儒学产生后第一个关心的问题是宇宙论，这与传统儒学只关心社会以及政治的角度不同。周敦颐发明“太极图”，并提出精神修养的方法即成圣之方——无欲：静虚之心，动直之心。邵雍、张载等人也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观点，如太极即是气的观点等。朱熹的理学，强调的是“形而上者，无形无影即是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熹认为，太极包含万般之理，又是一切理的概括。在宋代，程朱理学曾经被斥为伪学，几次被查禁。到了元代才被确立为正统思想以此持续到明清时代。宋朝时期的儒学逐渐被官方化，是因为当时理学以儒学为宗吸收道教佛教之长补儒学之短，把天理、仁政、人欲内在的统一为一体，是儒学更加完整和哲理化，因此更有效的维护了封建统治等级特权制度，适应了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
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成为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逐渐失去了寻求圣贤学文的精神。陆王心学与理学相对。他们认为并不存在“理的世界”，宇宙是一个自身完整的精神实体。而这个世界即是我们经验中的世界。有心才有理。朱熹强调做学问，而阳明强调行动。阳明创的王学的内在结构是由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构成的。在这一结构中，阳明以心(良知)立言，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就构成了王学的基石。而“致良知”是如何为圣的过程。
明清时期，儒学体系较为活跃。活跃的儒学思想对传统儒学体系的批判和继承促使我国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但并未占据思想主流，性质上也并非是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尽管这种思想与明清之际的商品经济相适应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其产生的原因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由此可见，儒学的历史地位也与当时国家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
近现代的新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下产生了新儒学。在新儒学的准备和发展阶段，儒家学者曾经有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被动接受西方文化的思想。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动荡，包括新中国建国前和建国后，儒学都不再有太大的发展和变化，当然也说不上有很高的历史地位。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再次产生的“儒学热”又是国人重新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化感兴趣的表现。儒家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这正对应了现在中国人对生活和社会的期待。同时还有在经济发展的副作用中蓬勃起来的道德的沦陷和社会形态的复杂，这些都促使人们开始把目光重新放到中国传统经典思想上去。
儒家思想是我们中华文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当今我国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社会西化很严重，但传统思想在国民意识形态中仍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行为会不知不觉的以儒家规范为准则，受到儒家规范的约束.我们要好好学习儒学，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引导语：“国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以下是我整理的国学智慧经典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人生智慧的关注和思考。中国人生智慧极富特色，究其根底是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对此，儒、道、佛三家从不同角度给予了阐释，为中国传统人生智慧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图景。“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修行处世之道。
中国传统人生智慧融儒、道、释为一体，互补相融。儒家讲入世，强调刚健有为，以天下为己任;道家讲忘世，强调清静无为，精神超脱，以柔克刚，安时处顺;佛家讲出世，强调万物皆空，排除烦恼，自度度人。儒、道、释三家在人生智慧问题上虽然有所差异，但各有特色，又互相融合，凝炼出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取向，人与人关系的定位取舍，人与自我的精神境界的深邃追索。
21世纪人类面临着一项共同的挑战和冲突，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危机、人文危机和精神危机。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视角投向博大深邃的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认为发掘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瑰宝，寻求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冲突和危机是十分有益的。当前，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发展，也要从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中汲取 营养 ，特别是知天、知人、知己之道。
中国人生智慧关注的第一个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古以来，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也称为天人之学，与义理之学、会通之学并称为三大学问。天人关系是研究知天的问题，也是探索人生意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一致，以及由此而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若从历史的跨度进行比较：人类的历史约有300万年，人类的文明史约有6000年，科学技术的历史约有2500年，近代科学的历史约400年，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还不到100年，然而有学者估计，今天社会在3年内所发生的变化相当于上世纪初30年内的变化、牛顿以前时代的300年内的变化、石器时代的3000年内的变化。
科技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也随之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次世界性能源危机，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反思。1972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强调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迫切性。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正式提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学者们从不同的认识角度提出了改进的对策。戴利(H·Daly)等经济学家提出了“稳态经济”理论，他们把传统的不考虑生态影响的经济模式称为“增长经济”，而把根据生态和社会相结合观念而形成的经济称为“稳态经济”，主张在必要时应该不惜放弃短期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以维持整个社会的长期生存和稳定，能够为全社会提供一个无限期保持下去的较高的生活水平。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Boulding)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指出，地球就像一艘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要靠不断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开发资源，肆意破坏环境，就会走向毁灭。英国经济学家史密斯(G·Simith)及一些自然科学家提出了“生态蓝图”理论，他们指出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带来的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无穷的灾难，必须控制人口、保护资源、压缩生产，提倡一种新的生存方式。
关注天人关系是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显著特点。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我国大多数思想家、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天人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观，一是老子的“见素抱朴”、“回归自然”的“顺天说”，二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制天说”，三是《易传》提出的天人和谐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观点各有差异，但主张天人和谐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是可以统一的。
摘要：“国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幼儿园阶段诵读优秀国学经典，学习前人在修身养性，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方面的智慧和 经验 ，可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幼儿的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
关键词：国学 经典 传承 文化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讲话中说道：“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
但是在各种文化交融贯通的现代社会，我们大多数人逐渐摒弃了汇集中国很多思想精粹和美德的国学文化，片面地认为我们的“国学文化”是落后的、带有封建残余的文化，而去追求所谓先进的西方文化。
事实上对于各国文化，如果我们用辩证的眼光来看的话，在其积淀传承的过程中都会有精华也有糟粕，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都是不可取的。
我们的“国学文化” 有很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东西，比如：提倡修身齐家、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等，我们如果将国学中的精华挖掘出来，在幼儿园里，从儿童时期对孩子进行熏陶、浸润，就能达到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教育效果。
据调查发现，在中国，由于大部分孩子是独生子女，“四二一”式的家庭模式使越来越多的孩子存在着普遍的社会性问题：缺乏爱心，不尊敬长辈，蛮横，自私，合作与分享能力差。
面对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如果我们在幼儿园适当导入国学与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在培养儿童品德、修行等方面起到非常良好的效果。俗话说得好，“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事实上成年人的很多行为习惯、人格思想在7岁以前就已经形成并影响伴随我们的一生。因此，笔者认为在幼儿园阶段开设国学经典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幼儿园开设“国学”经典教育，以《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经典文章为教材基础，通过诵读原文、模仿动作、再现情境等教学手段有效地将“国学文化”传递给儿童。
那么，怎样在幼儿园有效地开展国学文化教育，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呢?
1 通过多种手段与途径，培养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对于幼儿来说，如果只是枯燥的读书，时间一长难免失去兴趣。教师应根据幼儿的这一特点，合理运用多种手段来辅助经典诵读，为幼儿提供更多的刺激来激发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讲述故事法
讲故事是幼儿十分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将国学经典中的小典故，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讲给幼儿听，揭示传统文化经典中的道理，幼儿感兴趣，容易听得进去，学得也轻松。
图画法
古诗文经典比较难记，将枯燥的文字转化为图画、动画等形式，可以使古诗文经典更加容易理解，同时还能有助于记忆。幼儿形象思维占优势，在引导他们背诵一些文字艰深的古诗文经典时，如果能利用Flash动画将枯燥艰涩的文字转化成图像，不但能加深理解和记忆，而且有助于增强他们对古诗文经典的学习兴趣。在活动开展得比较好的基础上，还可以组织幼儿自己给文字配上图画，不断加深幼儿的理解。
趣味游戏法
将诵读的内容融入到幼儿最感兴趣的锻炼与游戏中，是增加儿童学习兴趣的好办法。伴随经典的唱诵，孩子们做着创编的扇操、拉手操、 武术 操、椅子操，气势磅礴，直击儿童心灵。在孩子们户外的器械活动中，把孩子们熟记的《三字经》、《弟子规》等内容编成橡皮筋、长绳、“跳房子”的新跳法，让孩子玩起来不念就不行，快乐地念唱巩固;在“翻胶线”、猜拳、手指戏等小游戏中，经典诗词的念诵也成了完成游戏的规则背景。将“经典”教育巧妙移植到多种活动中，使活动富有“趣味性”。
多种感官训练法
在指导幼儿开展诵读的过程中，还可以借鉴多种艺术手段，如组织开展吟咏、朗诵、唱歌、跳舞等活动，提高幼儿的学习兴趣，调动幼儿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提高对古诗文经典的感受力。
情境表演法
大多数国学经典都是比较深奥难懂的，是幼儿难以理解的。为了让孩子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含义，教师可以为幼儿创设适当的情境，通过情境表演的方式，把深奥难懂的经典变为直观形象的表演，让幼儿在玩中学，学以致用，让孩子做到“知行合一”。
比赛竞争法
幼儿园还可以组织举办以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为主要内容的文艺汇演和各种比赛，形式包括朗诵、吟唱、讲故事、背诵比赛、合唱、相声小品、游戏等，以此检验诵读活动的成效，激发幼儿更大的兴趣。
2 家园互动，合力培养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
幼儿园与家庭的教育重在“合力”。我们力求实现“双边互动”，用参与性最强、最生动的方式让家长始终“和孩子一起”。比如在班级中建立了“流动麦克风”制度，让小小的录音笔在每个儿童的家庭中流动，录下亲子共同诵读的章节，在全班播放并领诵，每月评比“金话筒”;以“经典长廊”为载体让家园同行，我们在幼儿园长廊以“活动夹”悬挂可自由取放的国学经典诵读卡，家长每天都可以与孩子一道取一张卡片回家，根据内容或与孩子共同诵读，或讲述给孩子听，或朗读给孩子欣赏。每天，要求家长安排5-10分钟与孩子共同诵读此内容，并由孩子记录下自己的心情和对家长参与的评价。
“滴水能穿石”、“积少能成多”，国学教育贵在坚持。努力把握好长时期“一滴水”的份量，始终保持孩子们“乐学”的状态是国学教育的根本。滴水会累积起穿石的力量，滴水能汇集成江河的丰富，从孩童开始，从小蓄积起来的民族的美德与智慧终将厚积薄发。
幼儿园的国学文化教育旨在让孩子常常耳濡目染于光明正大的智慧思想之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孩子纯洁无暇的心灵里，播撒下真、善、美的种子。我们相信，“国学文化”的价值将会伴随儿童一生，传统文化的精髓滋润将扶持他们克服人生的逆境难题，扬帆启航。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作文吧，借助作文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起作文来就毫无头绪？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国学作文10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小时，总是觉得国学就是没用的，古人写的话，我们还需要背，每次老师教给我们时，我总是会让思想开一会小差，现在呢，长大了，我现在体会到了，国学那种独特的美，它就如茶，只要细细地品味，就会品尝出它的奇妙之处。而这种奇妙之处也正是其他没有的。
国学是我国古人博大精深的见证，古人把自己的智慧全部利用书，传授了下来。来到中国，不得不看看长城，体会它的雄伟壮丽，我认为，也不得不读一读国学，国学，是我国所固有的学术，里面包含着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这不是如长城一样吗，正是中国独一无二的见证。
当然，国学的文章有时是几句话，有时是一片文章记得读课外老师讲《孔雀东南飞》一文，文章并不算太长，我们学了一个星期，却一点不感到累。在这一周里我们被故事的内容深深吸引着，古人的文笔是那样的流畅、优美，用词是那样的精辟，凄美的情节让我们为之而动容。
国学的道理清晰，透彻，充满哲理，真令人十分佩服，当然，国学的道理不仅实用于古代，也实用于现代，我相信，国学的道理一定会永远的都实用的。
国学，适用的范围十分大，例如在写作文上，在结尾上写上几句国学，一下子就令文章充满诗意，令整篇文章充满生机，说话时说上几句国学，既可以清晰的表达意思，还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修养。
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从书包里拿出国学这本书，静静地打开，看着古人智慧的结晶，一丝骄傲涌上心头，不禁，拿起了国学这本书，一边摇头晃脑，有声有调地读开了国学。一种轻松的感觉充满了全身，脑子里越来越充实了……
诵读国学既使我们这些小学生了解了我国的经典文化，又弘扬了民族精神，所以我们学校，在每一学期的寒、暑假，都会举行“国学诵读活动”
我们五年级，诵读的是《国学》（又称《老子》、《道德经》）学校要求诵读到第12课就可以当上“小状元”我为了想名副其实的当上小状元。在假期，我看着原文与译文慢慢的背诵与理解，终于在这假期的一个月中诵读完了这12篇课文……
我经过好几个学期的背诵与理解，终于一次又一次的当上了小状元，大家知道吗？当上小状元是多么的光荣！也是多么的有收获，既背诵了国学，又得到了这个荣誉的称号，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诵读《国学》能知我国经典文化、能扬民族精神常识、能品《国学》妙韵味！
真是受益匪浅，所以，大家在寒、暑假期间，要多背诵国学哟！
有一种深奥的学科叫国学，它包含了我们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现在我在研读《论语》，因为其他的国学知识有的对我来说太深奥了刚好适合小学高年级的就是《论语》了。《论语》，语录体文集，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称为“语”。《论语》主分为二十篇，其名字不过是开头的几个字而已。《论语》当中有的是人人皆知的经典语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则其善者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其中我最喜欢这一句“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译文为：孔子说：“年轻人，在家要孝顺父母，出门在外就要尊进兄长，行为谨慎，言语有信，博爱众人，亲近仁者。这些做到之后还有余力的话，就去学习文化。”我觉得这句话，很适合我们这些小学生，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行为谨慎，言而有信，博爱，亲近仁者，有余力还要好好学习，这些就是我么因该做好的。
国学就是经典，作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我们就因该学习，它遵循其中的教诲。
“雨从季节的深处淋过，带走尘埃的灰暗时光。”
芳草碧连天，知交半零落，悄带起风的一些微凉，撩动着日光下的树影，动征铎，踏着国学的脚步走。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平野尽，汇入大荒流。
临岸的河水涓涓流过的声音，似是能淌进人的心底，却洗不走那景。残阳如血，沧海如幕，摭拾脚步，山拔石立，高高低低，连绵起伏，沿着水，绕出了山。清澈见底，树影倒映在水面上，蔚蓝的天填充着颜色，淡汝素裹，通幽处，绿叶舒展着懒腰，抖擞着精神，在风的引领下，摇摇摆摆。一旁的岩石，潜在草丛里，经历风雨，沟壑般的细纹布满了脸颊，勾勒出山涧，勾勒出停驻的步伐，国学的身影。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没有硝烟的战场在上演，不闻窗外事，全神贯注地投入战事。奋发向上的精神滋养着我们，挤出海绵里的水，汇成通向彼岸的航道。
人闲，花落，夜静春山空。
惜春，开早，奈落红无数。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更能消几番风雨，春匆匆舍归去。山隐水迢，云蒸霞蔚，乘物以游心，飘飘散散，一片一片，一片接一片，洒在小径上，拼凑前进的脚步，一步连一步，花开花落，化作春泥，归程何期？春散飞花，记住了，留下了，姹紫嫣红，拉过帷幕。在树下，国学好像点点滴滴的浓郁的树胶，顺着树的边沿流下夹杂着花瓣，我、兜兜转志，素描着最美的花，晶莹剔透的琥珀在犄角一处点缀着行程的每一个脚印。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闪烁着希望的星星，在孕育的摇篮里茁壮成长。星汉灿烂，若出其中，人才将在这里起步，在这里闪光。
遥看，近却无。
碧落，青竹霭。
风飏飏，若隐或现，提起脚跟，踩着泥泞的土壤，竹叶湿漉漉的；时不时地穿过一串串珠子，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嘀嗒，颤动周围的气流，叶子沙沙作响。绿竹下，慢慢地，悄悄地，在枯叶的掩护下，竹笋的小脑袋开始冲破土壤的夹层，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晴日初开，一寸阳光射过缝间，双手合握，体验着最初的国学，本是同根生，一切都重新来过。
《诗》云：“高山仰止，景行仰止。”鸟鸣叽叽喳喳，书声朗朗入耳，坠入知识的殿堂，享受这清新的空气，是何乐？
归期未有期，踏着国学的脚步走。悠长回转：“节彼南山，维石岩岩；桃之夭夭，其叶蓁蓁；瞻波淇澳，绿竹猗猗。”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小时，总是觉得国学就是没用的，古人写的话，我们还需要背，每次老师教给我们时，我总是会让思想开一会小差，现在呢，长大了，我现在体会到了，国学那种独特的美，它就如茶，只要细细地品味，就会品尝出它的奇妙之处。而这种奇妙之处也正是其他没有的。
国学是我国古人博大精深的见证，古人将自己的智慧全部利用书，传授了下来。来到中国，不得不看看长城，体会它的雄伟壮丽，我认为，也不得不读一读国学，国学，是我国所固有的学术，里面包含着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这不是如长城一样吗，正是中国独一无二的见证。
国学，适用的范围十分大，比如在写作文上，在结尾上写上几句国学，一下子就令文章充满诗意，令整篇文章充满生机，说话时说上几句国学，既可以清晰的表达意思，还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修养。
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从书包里拿出国学这本书，静静地打开，看着古人智慧的结晶，一丝骄傲涌上心头，不禁，拿起了国学这本书，一边摇头晃脑，有声有调地读开了国学。一种轻松的感觉充满了全身，脑子里越来越充实了……
十三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她们已经步入社会，她们是校长亿月和司徒老师心中最好的学生，她们离开学校时，校长和司徒老师还把她们送到校门口。孟爽当了律师，孟凝当了医生，孟情准备当老师赚钱好继续读研。一天，她们三姐妹难得一次全部放假，出去逛街了。路上，细心地孟凝在人山人海中发现了一个很像孟情的女孩，无意中，她碰到了那个女孩，这个女孩就是与她们失散多年的姐妹紫凝，但紫凝不知道，她现在是法兰的人，她接受使命来到闹市找三公主，正好，让她歪打正着碰着了三位公主，她狠狠地瞪了一眼孟凝，走了。孟凝感到很奇怪，想：怎么会有一个长的那么像孟情的女孩，难不成——她是妈妈曾经说过的紫凝？她急忙把这个发现告诉她的妹妹们，孟爽说：“你说，她狠狠地瞪了你一眼？”孟凝点点头，“糟了，她肯定是被法兰控制了！”孟爽焦急的说道，“你怎么知道？”孟情和孟凝异口同声地说，“你们忘了吗？她是在十岁的时候失踪的，到现在，她应该是十八岁，在八年时间里，她不可能忘了我们的，现在她对你有仇恨，那还有谁对我们有仇恨呢？是法兰，这样一推理，她就是法兰的手下。”那她们该怎么办呢？，看下集——《姐妹开战》
记得初读《论语》和《孟子》时，是16岁，还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从老师嘴里得知，“四书五经”那玩意儿是相当有份量的东西。出于某种需要，大体看了遍《孟子》和《论语》。
读完《论语》，闭目细思，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一些大话，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自己那几个学生老挂在嘴边，说这个能干啥，那个能干啥，像个老太太数落孙子一样，很亲切。总得说来，我喜欢他，要是生在春秋，一定想尽一切办法去他那里读书，因为那里有一种“匹克威克俱乐部”的气氛。
《孟子》，我觉得孟子很偏执，表面上体面，其实心底有那股邪火。比方说，他提到墨子“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如此立论，已然不是一个君子的作为。至于他的思想，我不赞成。有评论家说他思想缜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的基本方法是推己及人，有时候及不了人了，就说人家是禽兽、小人，这股凶巴巴、恶狠狠的劲儿实在不讨人喜欢。至于说到修辞，我承认他是一个好手，别的方面就没什么。
我就这么读过了孔孟。我的这些看法也只是惹得老师生气。用老师的话来说，就如“春风过驴耳”，因为我只是晚生。
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我是很佩服的，用阴阳五行就可以格尽天下万物，包罗万象。朱熹说，往井底一看，就能看到一团阴森森的白气。他老人家解释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此乃太极图之象。出于好奇，晚生我也往井里看了看，却看到的是我的人头。我想可能是由于宋朝的井太深了，看不见人头。当然，用阴阳五行来解释肯定是行不通的，要用到一定的几何光学。当然，要朱熹一下子推出几何光学，这也是不可能的。可怪的是咱们民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不容易出自然科学家。
《百家讲坛》捧红了刘心武，承认了他红学家的身份。而研究《红楼梦》的人也比比皆是，但是我觉得这不甚妥当。等到层层揭开了她的面纱后，她的神秘光环也就消失了。红学热把她逼进了死胡同，不给她任何喘息的机会。
晚生看国学便是如此，不知您意下如何？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办公室丁丽娜老师是个女诸葛，听其言，经常令我脑洞大开。这不，本次的“舌尖体”就是从她那里获知。
很喜欢玩文字游戏。带着一帮学生，玩文字游戏更是不亦乐乎。以前玩过“说明书”、玩过“剧本”、玩过“控告信”、玩过“宝塔诗”。这次，一听可以玩“舌尖体”，全身细胞顿时活跃起来，这个学生一定喜欢玩，也一定能玩得得心应手。
“舌尖上的中国”也看过几集，其语言很有特色，也很风趣。往俗了说，就是“有话偏不好好说”，偏要“折腾着说”……
适逢本单元介绍民风民俗，可以结合这个写法介绍民间小吃，就这么定了！
从网上找了一些“舌尖体”语言，读给大家听，引来一阵笑声：“老师，这‘舌尖体’不难，不就是把蔬菜当作人来写吗”？
孺子可教也！
挑选自己熟悉的一道菜，动笔开始涂鸦，不一会儿便交上来片段若干，读罢，顿觉赧然：六年级学生，已然情窦初开，感情生活貌似比成人还丰富。所有的蔬菜，但凡是A炒B或炒C的，一律谈起了恋爱。其语言之俏皮之老练，令我惊讶。只是在描写的时候，一味夸张地写它们之间的相遇，倒把制作方法和口味给遗漏了。
拿了学生习作，再度讲评，夸张要有度，描写要结合材料介绍、制作过程、佐料、菜品的色香味……讲完，继续修改。
少顷，学生习作基本完成。一读，口水狂飙。虽介绍的均是下沙本地家常菜，然，在它们的笔下，却成了一出出充满感情色彩的艳遇，且色香味俱全。读之，令人捧腹。
“舌尖体”文字游戏结束，欲罢不能，心里不禁浮想联翩，接下去我们该玩什么呢？三国体？甄嬛体？古文体？红楼体？对，一个个玩过去，玩它个天翻地覆。让他们看看，六年级学生，玩文字游戏，一样能玩得风生水起。
国学经典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国学经典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我内心的关系等内容都有着十分系统的记载。在国学各个学术流派存在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充满人文智慧和道出人生真谛的记述。其蕴含的哲理，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本，还是一国安邦济世之基。
孔子的精神和文化正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把它称之为“国学”譬如《三字经》是启蒙的范本。它最重要的特点是条理清楚，文理明畅，概括精辟地传授历史文化知识，伦理道德知识，团结友爱的重要性，被誉为“袖里通鉴”《百家姓》可使我们了解到中华民族姓氏的起源。《千字文》是世界上流行年代的最久远，运用人数最多的儿童国学启蒙读本，是中国文化的小百科全书。至于《弟子规》所包含了中国文化所提倡的忠，孝，仁，义，礼，智，信等品德修养，在这些优秀的书籍忠，我们可以回溯源文化传承的命脉，吸取中华民族博大的文化。
在国学的经典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领略“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聆听圣贤的教诲对我们来讲是件莫大的幸事，对我们的工作，学习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以国学为基础的教育培养了一代一代的文化巨人与治世之臣。然而“五四”之后，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德尔科学知识，摒弃中国祖先自己留下的国学。中国也开始逐渐西化，一切都以物质为基础。现代的教育只是对人的智力与技能方面的开发加大重视。然而对于人的德育与做人做事方面却不管不顾，1个再有才能的额外你如果没有德行也会在社会上处处碰壁，不会得到幸福的人生，而我们的祖先都早已教会我们，这些道理都写在国学里面。现今如果我们重读国学，用心去读，认真品味，能够涤荡内心深处的污垢。
我国历史悠久，留下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传世名篇。国学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国粹，它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内涵，所以，作为新世纪的我们要多加学习国学，让“国学经典”中的'智慧之光，引领自己走出迷茫，使自己的人生轻松而洒脱。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以此为骄傲，继续并发扬中国传统关系文化，使其在历史的舞台上熠熠生辉，永不衰竭。有很多人不知道人生到底要最追求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白白的浪费了大好的青春年华，夺走了许多的冤枉路。而国学著作中阐述的人生哲理是人们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标，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在迷茫。
既然国学经典中蕴藏着这么多中华民族的瑰宝，那就让我们一起勤勉，共同学习国学！
——09园艺1 张新圣
国学，乃中华民族“一国之学问”。而学问又是多样化的，即中国传统文化亦是丰富多彩的。但是，现在的人似乎将‘儒学’等同于国学了，这便使得国学文化趋向单一化了。因此，我们要将国学文化变得多样化和现代化。
当今以“国学”之名出版的各类书籍纷沓而至，这其实是在放大了儒学罢了。儒学是有积极影响的，但消极影响亦是存在的。譬如儒家的‘厚葬’文化，现代有些人却是将其发扬光大了，商家们亦是看准商机将地皮早早地建起一座又一座的坟墓，这些坟墓有大有小，而价格却都是好几万起价的。但是，有些人却一眼都不闪地将它买下，有些人还买了好几座。你想想，有些活着的人连房子都租不起，而死去的人却比他们“活”得更舒适恰意。这小小的坟墓埋葬的不仅是逝去的人，更是埋葬了中华优秀文化的崛起。儒学的那些好的文化当然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但盲目地跟从却是在上演着一场文化的悲剧。传统文化固然是要继承和发扬的，但创新和与时俱进亦是必不可少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国学文化现代化急需的做法。
除了儒学，我们更需要多种文化来好好充实下国学文化。古代的百家争鸣便是我们现如今乐于见其成的，只有文化的进步，这民族和国家才会更快更好地发展下去。古代墨子主张的“兼爱”或“相爱”，即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爱所有的人，这一思想是非常值得现代人学习的。由于社会的复杂，导致人心越来越冷漠了，“小悦悦的悲剧”正是因为当代的人忽视了兼爱的思想文化所导致的。当然，除去这文化，更有其他文化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继承。中华五千年来所沉淀的文化无不在孕育着中国的成长，文化的力量更是带领中国向前飞腾。因此，将国学文化多样化是我们的任务。
可惜的是，近年来，国学文化的脚步越发缓重了，文化流失已成了国耻。在面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滞慢，我们应该立即清醒多来，否则文化危机将造成民族危机了。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继承和创新的重要性，亦要将国学文化实现多元化。其实，国学文化要的不仅是专家们的研究和探索，更重要的是需要人民群众的配合和发扬。固然，古人留下了珍宝，但若现代的人没有继承、创新和发扬。那么，文化将走向灭亡的道路。
国学并不是某一类文化，而是多样文化的集成。他所传递的是古文化的继承和新文化的开端！我想，将国学文化发扬光大是我们当代青少年的使命啊！
国学，是国家的根本，是中华文明的灵魂，是连接炎黄子孙的心灵之桥。譬如风雅精神融会贯通的《诗经》、彰明较着的文化经典《论语》、洞察人生百态且词藻优美的《菜根谭》，都是国学，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它如一杯茶，淡雅幽香，细细品味之中，便潜移默化、醍醐灌顶了。而中国两千多年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厚重的国学，思想主导几乎一直是以一种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的学派——儒学为主。那么儒家思想是如何在中国的国学经典中体现的？它的精华与糟粕又有哪些呢？作为新时代文明继承人的我们，又应如何面对呢？
众所周知，在那动荡不安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学派林立。儒家之所以能在众多学派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时代的思想主流，除了一些儒学之士的推广——如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在学术价值。儒学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学派，它关注于人类的生命、伦理，对人类的生命存在进行思考，而这也决定了它的基本精神是人文主义。它不似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也不似阴阳家，重视阴阳现象的发生及规律，将数术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它有如墨家，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相互相爱，反对侵略战争，重视礼乐、文化的传承，又如农家，顺民心、忠爱民。儒家以仁爱为怀，注重以和为贵，关注民生百态。
以《论语》为例。作为记录儒学之祖、“至圣先师”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古典书籍，它的思想核心便是儒家思想。譬如：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里，孔子提出了管理一个泱泱大国的基本方针，即“敬事”“节用”“爱人”“使民以时”，这也是对国家统治者如何治理国家提出的建议和要求。“敬事”，便是要求统治者严谨认真地办理国家大事，尊崇敬仰，怀着一颗崇敬的心去做事，规规矩矩的做自己的本分工作。这不仅是要统治者去如此行事，便是一位普通人也要如此，而这便是党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敬业”一词；“节用”，旨在强调节约国家的经济、自然资源，重视国资的使用与流通。在我看来，孔子之所以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国家资源是维持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因素，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必不可缺的一点；“爱人”和“使民以时”是相互关联的，“爱人”便要“使民以时”，而“使民以时”便也是“爱民”了。这要求统治者要关心民生疾苦，胸怀天下苍生之心，以民为本，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保障人民群众有幸福美好的生活。如此一句，即涵盖了儒家思想中对于国家管理的建议。
而诸如其他国家儒学经典，《诗经》描写了人民的生活，反映了人民的劳动耕种、男女间的情爱，贴近于现实生活，十分真实；《菜根谭》囊括了中国的处世智慧，“云中世界，镜里乾坤；冷静观人，理智处事；水滴石穿，瓜熟蒂落”，人生便是如此，要能在普通的生活中找寻快乐的因子，也要做到“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上云卷云舒”，充满哲学的气息，洞察人生百态。
而儒学并不只有优点，它的弊端也是存在的。儒学的兴盛时期是在封建时代，而对于新时代的中国，一些理论是不实用的。我认为，儒学思想的弊端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于人格讲求过度忍让，不到最后关头、不痛到骨髓里不会反抗，这便造成了封建时代一些中国人的怯懦与妥协，并且墨守成规，以致于中国在清末遭外族践踏、蹂躏，甚至人民群众无法拧成一股绳，阻碍了人民的进取和创新意识；二是对于封建时期妇女的过度歧视，女子也有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论语》中提到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将儒家思想中对于妇女的歧视暴露无遗，体现出儒学将男权主义捧上最高点，而将女子的地位一再降低；三是对于法治的轻视，忽略了法律的存在及它对于国家安定、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儒学认为在法与孝中，孝更为重要，“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倘若如此，做错了事、犯了罪互相包庇，互相开脱，那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如何能好呢？我国坚持实行依法治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真是因为它能为国家治安提供了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也提出了”法治“一词。
国学在中国这片净土之上发芽生根，开花结果。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继承人，对于国学，我们不仅要读，还要讲究读时对于它内在学术价值、思想文化的思考与认知；而对于国学中存在的儒学思想，我们则要取其精华，领悟它对于人生价值取向、建立大同社会这一崇高的思想，学习它为人处世的准则，同时亦要去其糟粕，将对于新时代的人文主义价值观有所冲突且不适用于社会主义时代文明的封建思想予以摒弃，是自己的人文素养有所完备和提升，为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道路积蓄并贡献力量。
初三:薛嘉雯
气质与风度比较。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这是屑于整体的综合性的无形的精神风貌上助差异。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再具体点说，就是道德高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惧得、从容中道、和而不同、以权行经等等，如贺鳞先生所说：“凡事皆能棺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便可谓为‘曲践乎仁义’、6A容手中道’，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了。”(《文化与人生》13页)古者有“儒风”、“儒士”、“捕雅”、“儒吏”、“儒臣”、“儒将”、“儒医”等称谓，皆寓道德学问有根抵、风度湿文尔雅之意。道家高士的气象似可用“涵虚脱俗”四字表示，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内敛 不露、少私寡欲、清静自守、质朴无华、虚杯若谷、超然自得、从容深沉、高举远幕、留恋山水等，如贺龋先生所说：“我们发现老庄思想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逞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宾返朴，羡慕赤子曼儿式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绍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用语不多，生动勾画出道家人物的风貌。古者有道人、道真、道眼、道貌、道学、道体等称谓，皆寓不同凡俗、领悟至道、风度超选之意。儒家是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家是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立的两极，因而可以互通有无、双向吸收，两家又是在中国这块共同的文化土壤上发育生长，有着相依沟通的基础。儒道之间的统一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思想观点上的共同性。儒道皆认为天人是一体的，人类来源于自然，又以自然为生存的依托，两者息息相关连，人应当爱护自然环境和资源．不可破坏天人的合谐，还要“资天地之化育”(儒)，‘辅万构之自然”(道)。在人际关系上，格道皆反对纷争对抗，主张和睦共处，“和为贵”(儒)，“安其居”(道)，“善战者跟上刑”(儒)，“夫兵者不祥之器”(道)。在人生态度上，儒道皆注重精神生活的充实和提高，反对沉缅于物欲私利之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儒)，“圣人被褐而钎玉”(道)。在治国问题上，儒道都反对君主专制独裁，反对暴政，重视民心的向背，“民为贵”、“保民而王”〔儒)，“以百姓心为心”(道)。在真善美的追求上，懦道都希望达到三者的高度统一，并特别强调要格求真知的过程变成人生乐趣，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儒)，疤丁解牛“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午，乃中经首之会”(道)。在辩证思维方面，儒疽都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与转化，主张随时调整矛盾关系，以保持统一体的适中和谐，避免向极端偏落，“时中”、“过犹不及”(儒)，“守中”、“去甚去奢去泰”(道)。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儒道都不热心于鬼神祭艳，而与之保持距离，“敬鬼神而远之”(桶)，“以道苍天下，其鬼不神”(道)。在对待阴阳五行学说的态度上，儒道皆借取之而为宇宙论的基石，o一阴一阳之为道”(儒)，“阴阳合而万物生”(道)。等等。上述共同点说明儒道两家并非处处对立，它们有着共同的性格，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共性。 第二，学说内容上的互渗性。筋道两家皆以“我”为主，同时吸收改造对方若干成分，纳入自己体系之中。早期满学中期已经渗入道家成分，如孔子称赞舜“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对于自己的前途，作了伸卷随时的打算，“用之则行，舍之则蘸”(《论语·述而》)，“隐居以求其志”(8论语·季氏》)。汉代格学开始大量吸收道家学说，如扬雄的太玄之学借置于老学，王充的古文经学融治了黄者之学。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和南方的儒家经学有以考庄注解五经的风尚，何县的《论语集注》和皇侃的《论语义疏》便是代表。唐初《五经正义》中，魏晋玄学家何县的《论语》注本，王拐、韩康伯的《周易》注本，都铰镇定为标准本。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推祟形而上之迟，防王心学推祟自然本心，皆以本体与功夫的合一为目越，其受启于道家哲学亦不为少。再看道家，先案老庄之学排击儒学．然 而老学之“爱民治国”，庄学之“安然顺命”，末始不接受格学的影响。秦汉以后，道家主流派转而肯定宗法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不改变自身基调的前提下，对于儒学公开予以接纳，如《淮南于》就是以老庄之学为哲学基础，博采桶、法、阴阳各家思想而成书的．书中大量引证儒典，《主术训》、《犯论训》、《泰族训》数篇，宣扬以仁为经，以义为纪．以礼乐化民成俗。魏晋玄学更兼综道儒，以孔子为圣人，王田郭象皆以扶树名教为己任。在宗法等级社会的中国，道家不与纲常名教作必要的妥协和贯通，简直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因而它与宗法夫义学说一一儒学携手并进即不足为怪。可以说，道家补充了儒学短于形而上本体之学的缺陷，儒学补足了道家漠视现实社会人生问题的偏失。我们说“儒家精神”、“道家精神”是就各自的主要、独特成分而言，是一种理论的抽象概括，若说到具体的儒家学撅， 都多少有着道家精神，具体的道家学派则多少具有儒家精神，都不那么纯粹。玄学使道家更接近于儒家，道学使儒家更接近于道家。越到后朔，儒道的互渗性越强。儒迟合流，彼此推扬．推动着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展。 第三，文化全局上的共建性。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有三大箱神支柱，即儒、释、道(道家和道教)。三者之中，儒学是主于，释、道是辅翼。释道情形又有不同；道家是儒家的主要对立面，同时又是历家的主要补益者，与儒家相表里，相始终；佛教和道教是儒家在一定阶段和某些领域中的辅翼者与竞争对手，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和普渗性比不上道家。中国传统文化暂时离开佛教道教，可以不失其本色，离开儒家或道家就不成其为中国传统文化。捕学在人生哲学、社会政治学、社会经济学、伦理道德规范、教育学、典制礼仪、历史学、文献学等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贡献，为古代社会所不可缺少。道家在宇宙论、理性方法、美学、自然哲学、批判精神、军事辩证法等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员献。缺少了道家，中国传统文化就要失衡，倾斜，变成狭随的层次极不完备的文化。中国封建社会能够长期稳定发展，从思想文化上说，固然有赖于儒家对纲常名教的扶树，同时也得益于道家对社会矛盾的调节，使得社会机体有较大的弹性和韧性，再加上佛教和道教，形成文化的多元结构相丰富多采，人们可以在因迟时有多种选择的人生之路，以宽容的氛围缓解专制主义淫威对矛盾的激化。从而减少社会的大展动大毁坏。 第四，修习信仰上的兼容性。儒道两窄各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统和严守门户的本派学者，但两家并不禁止本摄学者祟信对方学说，所以历史上儒道兼修的学者是很多的。儒家主张“和而不同”(孔子)，“殊途同归”(《周易大传》)，道家主张“容乃公”[老子)、“百家众技皆有所长”(庄子)，在信仰上都颇为宽厚。由此之故，汉以后儒道合流末受大阻，汉末魏晋以后儒释道合流更成风气。前已提到，扬维、王充兼修儒道，王两、郭象共祟儒经老庄。南北朝时期三教兼修之风更盛，南齐张融兼信三教，死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9(《南齐书·张融传》)；梁武帝深通儒道佛，主张三教会同；北魏孝文帝于“《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善谈庄老，尤秸释义”(《魏书·高祖纪》)，大儒沈重入北用后．讲三教义，各教人士都前来听讲(《局书·桶林》)。唐代的文化政策是三教并奖，士大夫纷起响应，或兼修儒佛，或俱信佛老，僧人亦同此风。华严五祖宗密说：“孔；老、择边，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原人论》)。有些儒者和佛憎排击道教，但倩通道家。宋元明时期，倡导三教会同最得力者为佛教道教。宋孤山智圆说；“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望乃通”(《闲居编》)，明释祖清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 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大师梦游全集》)。金元之际在北方形成的全真道，高唱三教归一。t性命圭旨》把三教归纳为心性之学，儒曰存心养性，道曰修心炼性，佛曰明心见性，其义理是相通的。在儒、释、道三家四学之中，儒家、佛教、道教的门户意识较为强烈，讲师承，论世系，相比而言，道家的心胸更为博大宏远一些，包容精神更强烈一些，在文化上一贯主张兼容并包、博采众长，e8氏春秋·不二》、《庄子·天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淮南子》可作为代表。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许多士大夫随着境遇的变化其信仰重心在格道两家中摆动；得意时信儒家、失意时倍道家，在朗时信儒家，在野时信道家。达则兼善天下，救世治国需要儒家学问；穷则独善其身，远祸求慰需要道家学问。顾境里从儒学吸取舅进的力量，逆境里从道家寻找安抚心灵的妙药，精神皆有所归拢和寄托，因而增强了知识分子对挫拆、迫害的承受能力。道家的清静，再加上佛教的破执，使人在人事的纠纷和现实的利害面前看得开放得下，减少了许多烦恼和痛苦，遇到惨烈事变，精神不容易崩溃。这大概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追随孔盂的同时不愿放弃者庄和释迎的原因。 道家和道教在称呼上不同于债家墨家：后者在创立初期即自称儒自称墨；而道家的名称始自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已在者学庄学发达之后；道教的名称首见于汉末《者子想尔注》，但在习调上人们泛称道教为“黄老道”，或者具体地称五斗米道、太平道、天师道等等。汉代刘欺《七赂》，道家和神仙家分列为录，那时道教尚未正式诞生。道教出现以后，由于它托于老子和《道德经》，不仅神仙家合于道家，符策科教亦归于道家。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后，统称“道”、“老”、“仙道”、“道家”者居多，如葛洪称“道家”、“仙道”，《魏书》称佛道为“释老”。唐以后直到清代，道教内外人士既时称“道教”，又时称“道家”、“老学”，并不对道教与道家作认真的区分。韩愈批判‘佛老”，所谓“者”，既指“去仁与义”的老学与庄学，(见《原道》)，又指神仙道教(见《谁氏子》)。朱熏辟“佛老”，所谓“老”亦是含混不清，清代学者濒元评论朱熹说；‘其(指朱熹)辟佛考，皆所自犯不觉，如半日静坐，双喜怒哀乐未发气象是也，好议人非，而不自反如此”(《存学编》)，此处指朱窥主貉、澄心之学皆与佛道相通，可见朱烹所反的佛老是其宗教出世性，并不反对其心性之学。明代学者焦蛇在《国史经籍志》中将‘道家”分为“清静无为”，“炼养股食”，“符簇”，“经典科教”几种类型，悉宗考氏以托于道家名下。情形确是如此，史家习称之“儒、释、道”三教，其中的“道”包括道家与道教。(《唐书·经籍志》、《明史·艺文志》与《渭史稿·艺文志》皆混称道家。道教经籍总汇——《道藏》更是包罗万象，看不出道教与教外典籍的界限。 对老庄之学相后来形成的神仙符策作区分的，是南北朝时期佛道互细中的佛教学者。明僧绍抨击道教长生之说背离老庄之旨：“道家之旨，其在者氏二经，敷玄之妙，备乎庄生七章。而得一尽灵，无闻形变之奇，彭荡均寿，末睹无死之唱”，者学之贵，在“修身治国，绝弃贵尚，事止其分，虚无为本，柔弱为用”，诸长生道术“大乖者庄立盲本理”，不过尚有“损欲越善”之功用，“至若张(陵)葛(洪)之徒，又皆离以神变化俗，怪诞惑世，符咒章动，成托老君所传，而随稍增广，遂复远引佛教，证成其伪”(《正二教论》，《弘明集》卷六)。刘韶作《灭惑论》将道家分为“三品”：“案道家立法，跃品有三：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谊安作《二教论》认为道家内部，道(指老庄之学＞优仙劣，鬼道届最下等。这些学者对者庄、神仙、符哭三者加以辨异的目的是保护老庄，距低道教，尤其要 丑化民间符经派道教，表现出宗派偏见和贵族意识．但他们指明老庄之学与后来道术的差别，不能说不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后来历代关于这个问题约认识，大致停留在上述水平上。《新唐书‘艺文志》与《宋史·艺文志》分列为道家与神仙家，《元史》则有择老传，对于道家与道教有所区别。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箱考》中说； 道家之术，杂而多端。盖清净一说也，炼养一说也，厌 食又一说也，待菜又一说也，经典科教又一说也。黄帝、老 子、列掏寇、庄周之书，所言者情净无为而已，而略及炼养之事，服合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阳之徒，则言炼养而不吉清静；卢生、李少君、架大之徒，则言服合而不言炼养，张道陵、寇漾之之徒，则言特策而俱不言炼养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黄冠师之徒，则专言经典科教。所谓符菜者，特其教中一事，于是不惟猾净无为· 之说，略不能知其旨趣，虽所谓嫁养服食之书，亦未尝过而问焉矣。 马端临的思路是顺着明僧绍、刘韶等人而下来的，不过他分得豆细，看到托名为道家者，实则流源很多，差异极大，并认为从老庄之学到炼养服食，再到符策科教，是道家水准降低的过程，越后越失其本来面目。但马端临仍然没有认识到老庄之学，与炼养服食而下，是世俗学问与出世宗教之间的差别，他用种种细小区别模糊了这个根本性的大区别。 直到现代，学者们在经受了西方宗教学的洗礼，有了初步的现代宗教概念之后．才开始从理论上正式区分道家与道教，把以往道家名义下关于神仙符咒科仪等内容作为宗教来处理，剔除属于诸子范围的老庄及其后学，于是真正意义上的道教史才被人们发现和研究。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的《道教栖说》，妻木真良的《道教之研究》，常盘大定的《道教发达史概说》，都以宗教意义上的道教作为研究对象。我国学者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1937年出版)是国内第一部道教通史，他在结论中说：“盖道家之言，足以清心寡欲，有益修养”’“道教独欲长生不老，变化飞升”，寥寥数语已揭明道家和道教的本质区别，故其书主讲道教，连及道家而不混包道家。最近十余年，道教研究突飞猛进，有关论著日益增多，而道家与道教的关系问题仙仍未获满意的解决。人们纠正丁古人混同道家与道教的偏矢，力辨两者之异，指明道教对道家的使用是歪曲利用、重新塑造，大失道家本真，这当然是对的。但道家与道教的关系似乎还不止如此简单与明确，还有很复杂的纠缠不清的一面。如果说古人混一道家道教是认识上的一次肯定，那么现代学者严格区分道家与道教就是肯定之后的一次否定，下一步还需要作一次否定之否定，对两者的同异互含作出更全面更合乎实际的说明。尝试为之。 道家与道教在根本理论上血脉相通。这是往更深一层说的。道教的理论越趋向于高级和成熟，就越接近老庄之学，所以后期道教(主要是全真通)的教义，神学的成分减少了，哲学的成分增多了，比起唐宋道教来，更具有道家的学术面貌，或者说更象道家。道家与道教的相通主要在宇宙论和养生论两部分。道教的所谓大道，有至上神的
孔夫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恐怕谁都无法给出个确切的答案，因为毕竟那是两千年前的事情了，再加上孔子在中华文化圈中的显赫地位，以及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使得这个题材比之于其他传记作品的拍摄更有难度。本片把夫子塑造得文武双全，甚至刻意突出了他的武力和军事指挥才能，虽有夸大之嫌，但是作为电影作品，这种适当的夸张从娱乐性的角度去看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没有做得很过分，这和目前某些涉及到历史人物的影视作品中不负责任的夸张和演绎相比高明了很多。更何况，史载夫子身材高大、膂力过人且酒量不俗，因此这种艺术加工也算不无根据。至于片中的颜回之死，虽然进行了“乾坤大挪移”式的改编，但是考虑到是为了增加影片的观赏性而且并没有影响历史事件的整体面貌，因此也是可以理解的。
请从《弟子规》《朱子治家格言》《三字经》《增广贤文》《孝经》等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儒家经典入手。先熟悉书中的内容：弟子规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生活中奉行五伦八德，其中的108件生活标准是非常基础的。这是古时候儿童的蒙训文，是基础教育和根本教育，是做人的底线。《朱子治家格言》是教给我们如果持家过日子的。从节俭、持家等方面，是说给成年人的。《三字经》是教孩子历史和生活基础常识的，《增广贤文》是教给人们的生活哲理。《孝经》是教给我们如果做个才是孝子。孝的具体行为有哪些。这些都是适合我们生活的，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是儒家思想在我们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希望你能认真学习，然后就会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
儒家历史小论文
导语：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在两汉时期进入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在宋、明、清时期，儒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性；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成为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儒学博大精深，下面是我搜集的一篇关于儒家历史的小论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我认为中国儒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
提及儒学，首先想到的便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 春秋末年，孔子创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同时主张“为政以德”，创立儒学。儒学提倡“仁”、“义”、“忠”、”恕”，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一种主张，主张待人接物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但是由于当时奴隶制度趋于瓦解，各国君主无暇顾及孔子提倡的“以礼治国”的思想，儒学在当时并未受到太多重视。
战国时期，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孟子提出“性善论”，在政治上实行仁政，并提出在当时颇受争议的“民贵君轻”的主张。现实主义流派的荀子也从性善论出发，强调理的规范与教化作用。战国时期，儒学成为显学，却因为诸侯纷争，其主张不能满足地主阶级的要求而受到冷落。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么，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便是两汉时期，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的思想，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学逐渐成为了正统思想。董仲舒的理论是阴阳家与儒
家的合流。我认为，“天人三策”是体现董仲舒和西汉时期儒学政治以及思想特点的最好体现。“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董仲舒在儒学中增加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内容，并且提出了如后归纳为三纲五常的学说。这一切都适应了君主专制的.需要。
在宋、明、清时期，儒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性理之学的儒学, 宋朝儒学历史发展的背景是独特而鲜明的：动荡衰弱的历史背景，三教合一的文化趋势以及传统儒学的陷入困境。由此，新的儒学必然产生。新儒学产生后第一个关心的问题是宇宙论，这与传统儒学只关心社会以及政治的角度不同。周敦颐发明“太极图”，并提出精神修养的方法即成圣之方——无欲：静虚之心，动直之心。邵雍、张载等人也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观点，如太极即是气的观点等。朱熹的理学，强调的是“形而上者，无形无影即是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熹认为，太极包含万般之理，又是一切理的概括。在宋代，程朱理学曾经被斥为伪学，几次被查禁。到了元代才被确立为正统思想以此持续到明清时代。宋朝时期的儒学逐渐被官方化，是因为当时理学以儒学为宗吸收道教佛教之长补儒学之短，把天理、仁政、人欲内在的统一为一体，是儒学更加完整和哲理化，因此更有效的维护了封建统治等级特权制度，适应了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
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成为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逐渐失去了寻求圣贤学文的精神。陆王心学与理学相对。他们认为并不存在“理的世界”，宇宙是一个自身完整的精神实体。而这个世界即是我们经验中的世界。有心才有理。朱熹强调做学问，而阳明强调行动。阳明创的王学的内在结构是由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构成的。在这一结构中，阳明以心(良知)立言，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就构成了王学的基石。而“致良知”是如何为圣的过程。
明清时期，儒学体系较为活跃。活跃的儒学思想对传统儒学体系的批判和继承促使我国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但并未占据思想主流，性质上也并非是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尽管这种思想与明清之际的商品经济相适应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其产生的原因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由此可见，儒学的历史地位也与当时国家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
近现代的新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下产生了新儒学。在新儒学的准备和发展阶段，儒家学者曾经有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被动接受西方文化的思想。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动荡，包括新中国建国前和建国后，儒学都不再有太大的发展和变化，当然也说不上有很高的历史地位。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再次产生的“儒学热”又是国人重新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化感兴趣的表现。儒家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这正对应了现在中国人对生活和社会的期待。同时还有在经济发展的副作用中蓬勃起来的道德的沦陷和社会形态的复杂，这些都促使人们开始把目光重新放到中国传统经典思想上去。
儒家思想是我们中华文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当今我国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社会西化很严重，但传统思想在国民意识形态中仍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行为会不知不觉的以儒家规范为准则，受到儒家规范的约束.我们要好好学习儒学，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